难忘的岁月十篇

难忘的岁月篇1

在我小学的六年生活中，我获得了宝贵的知识和纯真的友谊。想到我小学生涯将要结束，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在我那记忆的长河中，挤满了小学生涯的轶事。

将要离开母校，我有千言万语想说，可又不知怎么说，教过我的老师，帮过我的同学。在此我要对她们说一声：“谢谢，感谢你们六年来对我的关心与照顾。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变成一个懂事的少年。这难忘的岁月将要过去，或许有的人不在意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可我却永远记在了心头，等我上了初中还希望可以碰到这些友人。

最后我想说，虽然我们在此暂时分别，但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别了，老师；别了，同学……六年级:松涛

难忘的岁月篇2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湘剧艺人，解放后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文艺工作者，光荣的共产党员。随着国家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有很多重要的演出任务我都亲自参与了。因此有幸见过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最难忘的是十多次见到，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觉得激动，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幸福的日子。

我第一次见到是1956年7月9号晚上，当时湖南省湘剧团第一次参加由文化部组织的全国地方戏曲巡回演出，经武汉、郑州、石家庄、保定，6月5号到达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到北京后最大愿望就是能到中南海为党中央和演出，汇报湖南古老的湘剧艺术形式。大家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在我们即将告别北京演出的头一天的7月9号，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团当晚到中南海向首长作汇报演出。听到这个消息，全体同志就像烧开了的热水，顿时沸腾起来。美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天下午五点吃饭，五点半上车，五点四十五到达中南海怀仁堂。所有同志都鸦雀无声、一丝不苟地认真准备着、盼望着……当时钟指向七点半的时候，怀仁堂礼堂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伟大领袖来了！当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地走进礼堂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无比喜悦和激动，内心里都在默默的喊着“万岁！”当时我正站在乐池中热烈鼓掌，恰好走过乐池入座。此时的距离近在咫尺，他老人家边走边向我们挥手打招呼，到第五排的正中间坐下。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见。也是我终身难忘的天大喜事。

时光荏苒。三年后的1958年11月，党中央在湖北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湖南省委和省政府组织湘剧、祁剧和长沙花鼓戏的联合艺术团赴湖北为党的会议服务演出。这次演出中我五次荣幸地见到。分别是1958年11月29号晚、11月31号晚、12月8号晚、12月11号晚在武昌洪山宾馆为演出。12月14号晚，大会即将结束之前，上海京剧院在洪山剧院为大会工作人员慰问演出，开幕前，在敬爱的总理、副总理陪同下在舞台上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和匈牙利军事代表团。

参加八届六中全会时正是期间，为了配合会议，艺术团特别赶排了一批现代题材的节目。湘剧排的是《祝融峰上红旗飘》、《红炉之梦》，花鼓戏排的是《战鼓催春》、《父女争先》等，清一色的现代戏。演出头一晚，看了花鼓戏《父女争先》，看完后他风趣地说：“要搞，觉还是要睡的”，意即要注意宣传劳逸结合。第二天，陪同主席一起看戏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同志来招待所看望湖南艺术团的同志们，他问，除了昨晚的节目，还准备了别的吧？回答说都是宣传的现代戏。小舟同志说：“这些节目平常演出是可以的，这次是为中央会议服务，来的都是中央委员，是专门制定政策的领导人，最好能演点古装戏，让大家放松些好吧！”听了省委书记的意见，艺术团当晚派人回长沙，把传统戏的服装道具全部运到湖北。此后会议期间现代戏就没有演了。

第七次见到是1959年6月27号晚在长沙市中山路省委交际处（今湘江宾馆）为演出《生死牌》。当时正值《生死牌》拍摄舞台艺术电影的初排期间。

第八次见到是1960年3月11号在湖南省委小礼堂演出《打雁回窑》、《辕门斩子》等几个折子戏。两天后，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邀了《打雁回窑》中两个主要演员彭俐侬和杨福鹏去见主席。说：“你们的节目演得不错，表演很逼真。不过其中薛仁贵射死薛丁山一节，缺少了人情味，是不是能够修改一下。唐朝确有薛仁贵其人，是个英雄，但不在正史而是在野史。”主席学识渊博，谈古论今，对历史典故十分熟悉，所以后来就有三看《打雁回窑》而不厌的佳话。

第九次见到是1960年3月14号晚在湖南省委小礼堂演出《尉迟访袍》、《拦马》、《断桥》等几个折子戏。

这期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1960年3月份，湖南省湘剧院原定在衡阳江东岸文化宫演出十天。我们演出所用之服装、道具，演职人员的背包行李刚刚运到衡阳，正准备开包时，突然剧院吴院长接到紧急电话。然后吴院长非常高兴地对大伙说：“好消息，家里来客人了，省委要我们马上返回长沙演出。”就这样，我们上午十点钟才到达衡阳，十一点多又乘火车赶回长沙。下车后谁也没有回家就直接上了省委派来接我们的汽车，送到省委接待处。第二天就在省委小礼堂为演出。

第十次见到是1961年4月，在湖南省军区礼堂为主席演出《追鱼记》。

第十一次见到是1962年3月8号在省委接待处九所小礼堂为举办的舞会和湘剧清唱。清唱中有一段非常特殊的唱段，那就是的著名诗词《沁园春·雪》。这首特具影响力的佳作，吸引了湘剧艺术大师徐绍清先生的目光。他琢磨用湘剧最有特色的高腔来演唱此诗词，并邀我一起为此曲设计音乐。经过多次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此曲的创作。六十年代初用高腔演唱诗词在湖南戏曲史上还是首创。1962年3月8号在省委接待处九所的小礼堂，饶有兴趣的亲聆徐绍清先生演唱此曲。演唱后徐老示意我一起走到主席身边听取意见。主席很高兴，对徐绍清先生赞许道：“谢谢你为我的小作而高唱。”还是一口熟悉的乡音，亲切、随和。我的感觉不是以领袖的身份，而是以普通的词作者平易近人的态度说的这个话。我作为此曲的司鼓者，站在徐老旁边，主席的讲话自然听得十分清晰。这次为清唱，比1956年在中南海怀仁堂第一次见到主席的距离更近了，就在身旁。

第十二次见到，是1962年6月16号晚在省委接待处九所参与为举办的舞会和湘剧清唱。舞会中问彭俐侬：“今晚怎么没有看见小左？”彭俐侬说：“小左感冒了，不方便来陪主席。”当时湖南省湘剧院有两个姓左的女演员，分别称其为大、小左，大的叫左伯翼，小点的叫左大玢。

难忘的岁月篇3

1956年初冬，我被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破格接纳为社员，从此正式厕身于中国书法家们的行列。那年，我刚满19岁，论学识，说资历，哪里够得上什么“家”呢，就是想争取到能够拜识真正的书法家，以便于更好地学习写字，经常得到前辈们教诲的好条件。我被书社收容，应该首先感念曾在那里主事的郑诵先老先生的不弃驽钝和偏爱愚稚，他老人家在当时很赞叹我在《入社申请书》中所写关于申请入社动机的一句话，说是“为了继承和发展祖国的书法艺术事业”。郑老曾说：“单凭这句话，我看这小伙儿就有培养前途。”于是，我便成了年纪最小的社员、书社的神经末梢。

1957年的那场政治运动，使很多文化人都因为说实话而遭了殃，那是灭顶之灾。书社的社员人数由原来的300名锐减到100名。我当时只是个高中学生，幸运地被保留在这紧缩了的数字之中。

我们的母校北京艺术学院，在中国艺术教育史上，有如昙花一现。在幸存的那几年中间，全部教学活动几乎都是在实验当中演进的。上山下乡“艺术实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有兴修水库和大炼钢铁等等，学制规定的几个年头儿一掠而过，直到全凭长官意志，实验到1964年最终被拆毁，拉倒了。所幸还有老师们的认真教学，同学们的刻苦努力。

1959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庆日子，在北京要兴建起10座大型建筑物作为献礼的重要标志。其中有个中国历史博物馆，主体建筑与室内陈设同时进行，但是美工太不够用。就在头一年的冬天，我们班的全体同学被开到紫禁城午门外的西朝房，去支援历史博物馆的美工工作。嘿，正好，又是一次“艺术实践”，这一下又得停课多半年的时间！然而，不料却是个歪打正着。我先是被分配到古代科技室，协助王天木先生绘制浑天仪和地动仪等古代科学仪器的图像，后又被调到书写组去帮助计算、画格、研墨、理纸。

这一调动倒真不错，书写组中有十来位老先生，都是笔下超迈、功力精深的老书法家，绝大部分是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的社员。我只是个学生，虽然够不上什么，却也为此而有一丝单方面的亲近感。又因为彼此陌生，虽然大家都挺客气，我还是觉得有些敬畏。在老先生们中间，有一位戴着深度近视镜的美髯公，对我这个年轻人很是热情，谈话之间还时有几分诙谐，举止非常平易近人。于是，藏在我内心的一点儿紧张，很快就消失了。这位先生姓何，是这一临时书法团体的负责人，掌握并支配着全馆总体设计中所有应该付诸毛笔书写的文字，每天忙个不停，颇为劳累。何先生见我前来帮忙，是个美工，能计算，会画格，还算听话，尤其是个书社的小社员，不由得便产生一种对后辈人的慈爱之心。何先生不仅在工作中给我多方面的耐心指导，得便时还讲述一些书法方面的基本知识。在那多半年的时间里，真使我受益匪浅，并且深深感到先生可敬、可亲、更可依赖。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新馆，终于在第十届国庆节的前夕，于天安门广场东侧正式落成开馆了。任务是已经按照计划基本完成，而佳节过后，对于因时间紧迫而仓促完工所显露出来的欠妥之处，还需要进行多方修改，甚至于有的部分做些返工。到了落木萧萧的时节，我们这班学生算是基本完成任务而行将返校上课，我准备向各位老先生告别。何先生见我怀有恋恋不舍之意，主动给我留下地址，家住西城区西黄城根23号，以便于我在学字过程中遇有疑难问题好来家请教；又顾及天气渐冷，相约几位书法家友人，集资为我增补衣被。何先生对于后学如此热诚关爱，令我十分感激，同时更是为此而深受教育。

我随全班同学辞别中国历史博物馆返回学院之后，就又开始正常上课了。课余时间，每逢拿起毛笔写字，便引起对何先生的一番怀念，于是鼓足勇气去府上拜访先生。从我们北京艺术学院（恭亲王府旧址）到西黄城根，只有几华里远，来回走路无论时间还是体力，都算不了什么，轻而易举。我第一次到府上去打扰，就受到何先生与何师母的热诚接待，使我事先心存的顾虑和拘束顿消。后来，我就时常在周末的晚间到何先生家去拜访求教。难得的是，何师母不但没有感到厌烦，而渐渐地令我感觉到老人那慈母般的心肠，每逢相隔得时间较长一些，总要向先生问起我来。

何先生名炎，字二水，祖籍会稽山阴。先生亲自对我说过，原名曾为何永，却因在早年间某位友人将永字上半部的笔画误写，分开成为二水两个字，于是，恰与炎字的二火相反相成，将计就计，后来多以字行。先生窗前植一桃树，曾经遇到过病虫害，故命书斋名曰“病山桃馆”。品味这四个字，饶有诗意，所以，我迄今记忆犹新。

何先生自己书写的“病山桃馆”四个大字，高悬于书斋的北山墙上，虽未刻匾，那雄浑的汉碑气度之中又敷以自身的开朗性格，更得以充分保持，不致因为剃刻剜凿而受损。先生的书法和篆刻无不精到。篆刻有继承汉印的坚实基础，并融以清代几位篆刻大家之长，强调和表现自身对这门艺术的深邃见解，形成何先生自己独特的铁笔风格；书法博涉真草隶篆，尤以隶楷和行书最精。先生的汉隶基础雄厚，主攻《张迁表颂》，从此出发，更遍抚东汉诸大名碑，遂使书风苍古秀拔，气象浑然，肃穆之中时见清脱倜傥，严整之中不失跌宕腾挪。一般崇碑的书人，往往因追求庙堂气息而囿于呆板；一般宗帖的书人，常常为展现书卷风致而不见沉雄。何先生的书风，正是两般所长兼而有之：既庄重严整又潇洒自如，既倾心继承又注意创新，以积极严肃的态度对待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面对现行简化汉字的具体写法，从间架结构到运笔规律，朝着理想化的境界做了不少的努力探索，毫不保守。先生这种治学精神，也给了我很深的教益。

然而十分可惜，何先生与其他一些优秀的前辈们一样，生未逢时。在那极“左”气氛笼罩全国的年代，先生的学识与书法水平正值全盛时期，竟由于生计所迫和一些条件的局限，没有能够得到较大规模地进行书法艺术创作的机会。时至今日，如果依然健在于世，那等高超的书法艺术造诣，将是多么为社会所渴求！但是先生的遗墨不多，尤其是在社会上较为罕见，这一书法史上的遗憾，只有我和师兄弟们深为理解和无限感叹。

何先生教我学习写字，要求是很严格的。起初也是从楷书入手的，先教我学写魏碑《龙门二十品》中的《卫灵藏》、《始平公》，又教我足足写了一年的《郑羲下碑》，并把自己收藏的石印本上下两册赠给了我。后来又教我学写汉碑的《张迁表颂》、《乙瑛碑》和《石门颂》等，较为深入地学习隶书。要我必须认真而且刻苦地临习，一定要一丝不苟地写下去，只有学得惟妙惟肖，细致入微，才能学得深入。先生时常把我写的两张或三张练习大字重叠起来，对着灯光照看，检查各个字迹是不是都能做到把握准确，基本吻合，如果有误差，都要指出，并且讲明白力求写得能够达到基本要求的要领。告诉我说，这不是要求太苛刻，要学下去就得这样不怕吃苦，孜孜不倦，将来练好基本功，再行展开，随意发挥，怎么样书写都会有好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有继承、有创新、有发展，才能够独树一帜。

何先生教我做人，也是很严格的，指出作书、做事和做人其道理的一致性，给我举个例子：譬如扫地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桌腿后面有个瓜子皮，鸡零狗碎儿的一点儿小东西不太被人注意到，似乎扫与不扫均在两可之间。那末，你是扫，还是不扫？这里有个做事认真不认真、到位不到位的问题，久而久之，逐渐养成习惯，将来还有可能涉及大事，那就难以想像了。所以，做好学问固然重要，做个好人就更加重要。何先生用小事例讲出大道理，这在我学习写字和处世待人的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我真的就按照何先生所教导的这样做下来的，已经几十年了。现在，我又用这道理在教育我的儿孙和弟子们。

十年浩劫中，何先生不幸身患脑血管疾病，竟失去从事书法事业的那最重要的半壁江山，右半边的上下肢体不能自由支配了，老人家深为再也不能用右手写字而陷入极端的痛苦之中。从生活到精神，便完全依赖于何师母的辛苦和贤德。就这样，先生居然能够坐在沙发上坚持了16年之久。疾患乍起时，病情颇为严重，后来才有所缓解。但是有言：来病如山倒，祛疾若抽丝。先生很不容易地才逐渐适应，便以顽强的意志，在师母的帮助下，开始用左手书写。但是，健康的人试用左手写字，也可以相应维持；已患半身不遂，左手虽然未病，也会受到右边的牵制，不仅不便，而且相当吃力，运笔中的困难和精神上的痛苦则可想见。

我和我的故宫博物院同事们，在一次“一级战备”的紧迫形势之下，被大拨儿轰一同到了湖北咸宁，去围湖造田，去砌墙盖房，对于多上几年学的人来说是去劳动改造。在劳改当中，有一天，正值头上骄阳似火，我突然收到一宗寄自北京的邮件，接过来一看，是何先生托付师母到邮电局邮寄给我的。包装誊写蜡纸的圆筒里，装着大小不一的四支早存上好的毛笔。我知道，何先生一向是有好笔自己舍不得用，却能慷慨赠人。生病之后，就再也不能正常地写字了，就把希望寄托于我，教我虽然身处异地也不要荒废书法，一定要坚持写下去。啊呀，偌大的北京城，本来没有我的亲属寄居，就在那受穷、受累、受苦、受罪还加上受气的恶劣环境中，我实在意想不到会得到两位老人寄自北京的深情关爱，那种难于言表的亲切感倒真的令我挺不住劲儿了，当时我还是个强壮的小伙子，竟大滴大滴的泪水夺眶而出。急忙转身抢出几步，到个左右无人的地方，捧着这宗邮件，朝着北京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个大躬。

第二次进“干校”，是因为去了一趟日本，受了国外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得到那里去劳动改造一年，从而洗脑子。先后两次的干校劳改，我都经过了。别的没什么，只是体质似乎又有所增强，因为我在那里是好劳动力。改造期满，回来看望何先生，只觉得老人家终日离不开那个沙发，而且又是多年如一日，真是太痛苦了。每见我的到来，两位老人都很高兴。

难忘的岁月篇4

1961年6月，我刚读完初一，正值困难时期。可能是国家教育经费困难，有关部门决定农村中学撤销，除极少居民户口的学生转学就读外，凡是农村来的学生一律回乡务农。因此，许多十四五岁的农村青少年只好中断了读书求学梦，悻悻地回到家乡务农。转眼50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情都在淡忘，但那个特殊年代的那些往事却在脑海中却越来越清晰。我想，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艰难，也许会更加珍惜现在。

招生办学

贵阳市跃进中学是1958年在花溪区石板镇隆昌坡建立的一所普通中学。当时，全国正开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故将学校定名为“跃进中学”，当年秋季招生92人。当时各行各业都在，教育也要“”，于是教育主管部门决定各地小学将一些解放后才有机会入学、年龄较大、学习成绩较好，没有读过六年级的四、五年级学生提前毕业升入中学，有的进农中或职中。因此，跃进中学这届学生因学习跟不上或家庭困难自动退学的不少，到初三时只剩48人。学校是利用隆昌坡寨中一座叫“三教寺”的庙宇和借用几间民房办起的，1959年秋季又招生一个班40多人，1960年招生两个班100余人（有的也是提前毕业的小学生），教师十几人。我是1960年秋进校的，学的课程有语文、代数、英语、物理、地理、历史、美术、音乐等。记得入学后学校发给一枚长方形的“贵阳市跃进中学”校徽，我们时时别在胸前，走在石板街上或回到家乡都有一种自豪感，仿佛在说：你看，我是中学生了。那时在文化贫困的农村，能上中学的人很少，一个乡不过十几人，而且往年是没有的。

中学生活

考入跃进中学，国家对中学生很照顾，男生月定量31斤，女生29斤，学校规定男女学生一样都吃30斤，每天1斤，早餐4两米稀饭（十六两制），中晚餐各6两米干饭。食堂工人清早5点起床，按学生人数定量熬制稀饭。7点钟早餐，食堂用能盛一斤左右的搪瓷缸，每人一缸稀饭打给学生。有时学生到食堂而食堂还未开始打饭时，100多名学生将手里的瓷缸或瓷钵敲得叮当响，就像一场闹剧一样嘈杂，让人啼笑皆非。有时稀饭煮得很清，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高声喧哗，有的说这个稀饭太干（稠）、有的说太硬了，要用铁钻打，有的说要用钢钎撬，挖苦以示抗议食堂有人克扣粮食，事实上校方确实发现过几次有工人下米不足定量，偷回家的情况。第二天早餐，稀饭就要稠得多。中晚餐，学校食堂也同农村食堂一样每人每餐都一罐6两米蒸的土陶罐罐饭。菜不是南瓜就是萝卜、白菜，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菜油，菜里除了加点辣椒放点盐，只能看到少许油星子。除了毕业离开学校的那次会餐外，整个学生生活真是三年不知肉滋味。我那时年幼，食量不算大，虽然不能每餐吃饱，常常感到饥饿，但比在家里时吃糠拌饭强多了。

秋收劳动

进校读书一个月，大约是9月下旬或10月上旬，全校师生背上背包步行十几公里到湖潮、杨梅、玉贡、两寨帮助秋收。年龄较大的同学分一组参加割谷打谷，年龄较小的和一些女同学一组到地里扯黄豆。黄豆豆角尖非常锥手，没有防护手套，有些同学手被锥浸血了，用手帕包手。我从小除了读书，回家都要劳动，放牛、割草等许多农活都会干，我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13岁），但扯的黄豆比谁都多，多次获得班上表扬。10天的劳动结束回校不久，根据上级要求组织学生小秋收，学校带我们到康寨等地山上采摘青杠籽、红籽、油茶籽，3天时间同学们你追我赶采集回来放在院里，约几千斤。据说油茶籽可以榨食用油，青杠籽可以酿酒，红籽可以做副食，但这些东西最后弄到哪里，我们学生就不得而知了。

扒车

我们在跃进中学读时，每逢星期六中午都要放假回家，星期天返校。那时石板到久安还没有公路，每次回家都要步行20公里山路，往返就是40多公里，吃不饱，营养差，小小年龄走这么长的路，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不久，我们发现离校1公里多的龙治煤矿每天都有运煤车过隆昌经石板、合朋到贵阳。我们返校时走到石板正好桥边有段公路是上坡，货车爬坡很慢，我们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也学那些英雄们扒车。煤车车箱下有个备胎，离地不过40-50厘米，先用手扒在车厢板上，脚正好踩在备胎上，一辆车可扒三四人，而且驾驶员从反光镜里看不到。从石板到隆昌学校四五公里路，10多分钟就走了。到学校时正好也是上坡，车速慢，先让脚着地，向前跑两步再放手下车，就不会被汽车惯性摔倒。我们那时虽然年幼，却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也有仔细观察分析研究事物的智慧，因此，没有哪个同学摔倒过。以至后来，不管是上坡还是平路都可以扒车上下，每次回家往返那段路就不用步行了。

看电影

20世纪60年代初的农村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看电影是非常新奇的。跃进中学办在农村，一年里学校不过放两三次电影，而学校周围的龙治煤矿、菜冲煤矿、石板火车站、石板街上一些单位常常放露天电影。这些地方距学校近的有两三公里，远的有五六公里，但只要有电影看，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徒步去，有时看完电影步行回到学校都是凌晨两点钟了。

1961年6月的一天，全校师生集中开大会。学校宣布：根据上级决定撤销跃进中学，农村很需要有文化的人，同学们要回家乡去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很光荣的。大家听后非常惆怅。会后，初三班学校发给每个学生毕业证书，初二、初一班发给肄业证书。接着是聚餐，当然这餐饭是随便吃的，菜里还有些猪肉，是我们进校以来最好的一餐。聚餐后看电影，教育主管部门可能是考虑到这批农村学生很快将分散各地，趁此多给一点鼓励教育，因此请来花溪电影公司当晚连续放5部电影，记得有《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永不消失的电波》等等，每部影片放两小时左右。我那时年少，瞌睡多，前几部看得津津有味，后面就睡着了，醒来时电影放完了，天也快亮了。这是我一生中一次看电影片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难忘的一次。

离校后

难忘的岁月篇5

【关键词】 青涩；教学时光

中图分类号：G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 （2014） 28-0043-03

我常常会想起这个地方，即使是在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即使是在我离开了很久很久之后。在灯火闪烁的人生路口，我总是记得，我最初的灯盏是在这个地方挂起的。浙江永嘉县桥头中学，你总是会在许多个不刻意安排的时段走进我的回忆里，那里，有我最初的出发……

片段一

怀念一个地方，不只因为它现时的繁荣与鼎盛，更是因为它曾经的寒苦与颠簸。想起“桥头中学”四个字，我记忆最多的是那一段简陋时光里的相濡以沫，幸福的枝头上被我们主动摇曳的还是那曾经孱弱却顽强生存的花蕾。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总愿意微笑着为那一段艰苦温暖的岁月而喝一杯缅怀的酒。

1990年8月，我18岁，和桥头中学一样的年轻。我是带着一脸的稚嫩和满目的陌生回到故乡的，至今我依旧不熟开门推窗之道，可我知道在许多学校对我关上门的时候，桥头中学却为我留下了一扇窗。只是我没想到离家那么远，更没想到在这个每一个角落都能散发商业气息的经济重镇，桥头中学竟是如此的破旧。一幢两层楼，一排低矮房，甚至没有门，没有窗，塑料膜一挂就是我们遮风挡雨的屏障。破败的桌椅，残缺的黑板，不时剥落泥粉的老墙，还有教室顶头坚强支撑岁月的木架……站在这块不成规则的泥土操场上，望着简易旗杆上飘扬的那面国旗，扫视着四周衰草残叶，我的眼里溢着感伤而寂寞的泪。

我无处遁逃，开学分书的时候，我夹在同事当中，稚嫩嫩地给出我要教的每一本语文书。老组长以为我还是个学生，给我一个亲切的微笑，那是我来桥头中学接触到的第一个真实的笑容。我开始注视起这破而不衰的学校，我发现，操场四周的边边角角，总有一两丛野花在星星点点地闪烁，比之于公园里的妖艳惹眼，多了一份朴素，多了一份平和。那一年，新进来的老师近二十人，全是清一色的单纯天真，爽朗的笑声成了我们装点简陋岁月的标签。一起做饭，聚会聊天，讨论学生，日子开始充实了起来，最重要的是我开始找到了沉甸甸的温暖。“来，培东，一起炒粉干吃。”“刚买了点菜，你就别出去找吃的了。”“快，帮我想想教师节班刊什么内容好。”很快的，我就被无数的微笑包围了：和我一样年轻的微笑，慈祥又关切的微笑，沧桑而和气的微笑……这样，陆陆续续的，充满了很多的生气和热情，我不再一到周末就想着回家了，开始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

夜，看着小山坡上的月色，还有月色下幽静空旷的学校，我没觉得这里有多么简陋。夜色中，我常常会推开宿舍的小窗，看着黑黑的学校轮廓，微微一笑……

片段二

铁笔，蜡纸，是我最熟悉的教学工具。桥头中学的记忆里，它们是无法泯灭的存在。我的教学起飞于它们，发迹于它们，刺痛于它们，转身于它们。

看着叶正喜老师工工整整地试卷刻字，我很好奇。我也想自己刻出一张试卷。拿着铁笔，我把蜡纸铺在刻板上，抖抖地写下“桥头中学”四个字，第一笔顺利，第二笔正确，很快，铁笔划开了，一竖一横开花似地生长出长长的藤蔓。望着这不规则的笔划，我尴尬地笑了，可谁知，这藤蔓般的字体竟贯穿了我在桥头中学的六年。六年，我的青春匍匐在刻板上，我的教学踯躅在试卷上。几乎每一天，我都能刻写好一张练习，我把语文承载在蜡纸上，坚硬如铁笔尖头，而我的语文教学也在不知不觉中丧失着文学的温暖。

然后是油墨印刷，为了不麻烦小叶老师，我硬是学会了油墨推印。从此，黑色的油墨香味就飘进了我在桥头中学的每个日子。一次考试大概要五六张蜡纸，手工的推印，我都是自己独自的完成。很多时候，别的同事吃完午饭，我才带着满手油墨印痕从油印室出来。然后考试，然后批改，计算平均分，计算优秀率，我用数字来计算着语文，大大小小的考试成了我语文课堂的全部内容，而那油墨味道则一直充溢着那段时光。期末成绩上去了，家长好评涌来了，我以为这就是勤奋，这就是语文教学，这就是师者之心。可是，我终于还是错了。我把语文的本真给丢了。

很庆幸，我在走过一段弯路后，醒悟了。“我们注定要失去过去的时光，要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它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望着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眸，我明白，那美丽的语文课，绝不是用试卷来填充的，绝不是用分数来验证的。课堂上，我开始和孩子们一起描画：朱自清笔下美丽柔和的春天，桃花源柳绿桃红的田园，小弗朗士忧伤的眼神……课堂上，我们有了朗朗的书声，有了热闹的讨论，有了沉默中的思考，也有了生命里坚实的成长……

可是，即使如此，每当我想起这段时光，我总会想起案头上那一方刻字的铁板和那支静默里思索的铁笔，因为它们见证了我真心的付出、年轻的追求。我还会刻写，只是少了些浮躁，多了些厚实，我想把真实的语文在笔尖下流泻而出。感谢桥头中学，包容了我年轻时踉跄不稳的行走，给了我一段思索中前行的岁月，而它，奠实了我未来语文教学的基石，成为我生命轨迹中一段无法抹去的记载。

片段三

君自故乡来，却不知故乡事。初到桥头，置身在这个每个呼吸都是商业味道的纽扣城，我有着很深很深的孤独与寂寞。桥头的喧闹，我的落寞，心气颇高的我其实很难填平这样的隔阂。而当我的学生，如蚁般地爬进我孤独的灵魂深处时，我才觉得，这其实是一段绝不贫乏又闪耀光彩的校园生活。

工作后第一个中秋节，我很忧伤地望着对面山坡上的月亮。门，被推开了，女孩子男孩子一起涌了进来。“老师，中秋快乐。”“老师，我们一起去赏月吧。”灿烂的笑容，纯挚的话语，清澈得如同楠溪江的溪水。那晚的月亮很温暖，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是他们，化成了月亮，照耀着我一路寂寞的行走。因为他们，校园外的世界与我无关，我只在自己的城里，纯净着，追梦着，享受着。看，教师节，我的桌上会有许多彩色的卡片，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孩子们的祝福，一些孩子，还喜欢在卡片上涂上一个笑脸，打开一看，仿佛他们就在贺卡里微笑着。听，除夕之夜，他们会争着在辞旧迎新的那一钟点上挤占着我的电话线，为的只是给我说声“新年好”。我的门口，常常有一袋袋的柑橘，你不用去思量是哪个孩子偷偷地放在这里的，只管剥开一只，露出的就是香甜，吃到嘴里，都是甜甜的汁液。还有那次春游，那次野炊，我和学生们一起炒菜一起歌唱，山水间，风吹来的都是欢乐，都是温馨……

我开始歌唱，和孩子们一起扯开青春的嗓子。六年时光，从小虎队的《爱》到孙悦的《祝你平安》，从谭咏麟的《水中花》到田震的《野花》，季节老去了一茬又一茬的歌手，我送出了一批学生，又迎来了更稚嫩的一拨。我们一起唱着罗大佑《光阴的故事》，一起哼着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我们的眼眸里有了哀伤，有了迷茫，也有了憧憬。时光蒙尘了年轻的足迹，可那一份浓浓的校园记忆，却仍是一朵永不凋零的花，每一瓣，都是盈盈感动。

当然，也会有眼泪，会有困惑。比如好心地给孩子补课，却不顾及他们对周六的渴望；比如一次次读着那几篇高分作文，却甚少理会那一双双自卑的眼睛；比如尝试着走进孤独的孩子的心底，却因为急于求成招来叛逆……不成熟的我在意着自己的方向，却忘记了三年时光其实是一条河流，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走向，而分数，其实真的只是其中小小的一叶舟。教育，是一种点燃，而点燃后，又是一种互相的燃烧。感谢我的学生们，用他们的奔跑，陪我一起成长。我开始懂得把眼光停留在每一朵花上，无论它在哪个角落，我都希望能给出这样的一方天空，明净，澄澈。

片段四

几年后，我们搬进了新的校园。

新的校园里有一座假山，静默在浅浅的水池中央。当阳光洒下来的时候，水池就亮亮地闪着光泽。衬之以校园的表情，时光安好。在那个即将毕业的夏天，我总会和我的学生们一次次去惊讶于一座假山的出现，仿佛是在单调的画布上多了一抹鲜艳。有一笔色彩就会有第二笔墨痕，我们在简单的时间里遐想着学校美好的未来。我们越来越努力，为了我们还遥远的未来。

同事和我谈心的时候，会走到这座假山前，看着这池里的小鱼，我很庆幸拥有这样一波温馨。我和学生谈心的时候，会在走廊上俯视这座假山，我常常会拍着孩子们的肩膀，想传递一种大山般真实的信任。学生和学生课余嬉戏的时候，我也总望着他们在水池周围尽情奔跑，我想象着未来的日子里他们是一座座行走的高山……桥头中学，在这繁杂的区域里，我们没有太多的风景，除了爱，还有的就是这样一座简单站立的假山。可是，我真的很留恋这样一种简单朴素的风景。

拍完了最后一张毕业照，我就离开了桥头中学。照片里，我坐在第一排的侧中位置，所有的同学都张开嘴，努力放飞着他们的笑容。而我们背后的风景，就是这座假山，假山上，几簇野花在顽强地绽放着。

走的时候，我在假山前伫立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选择了一个安静的时光让自己与陪伴我六年的桥头中学对话。想起初来时的惶恐与陌生，想起同事们张张友善的笑脸，想起孩子们天真淳朴的声音，所有懂事的或不懂事的片断，都在这柔软的时光里慢慢浮现。贫瘠温暖的老校舍，月色下矮矮的山坡，弄堂里薄薄的菜饼，同事一起夜宵时的老鸭粉干，我的一堂堂语文课，和学生相处的无数个画面，还有冰冷的刻板铁笔和静静开花的绿枝……默默地，我和假山在六年的青春背景中站成一幅剪影。时间在沙漏的轮回中悄然流逝，可因为这样的温暖，渐渐沧桑的心却没有皱纹。

难忘的岁月篇6

整理：张林成

1918年，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双城县（今双城市）西南裕街。1929年父母相继病故，从此我与哥哥姐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九一八事变后，驻防在辽宁北部与吉林境内的东北军部分军队奉不准抵抗的命令沿中长路陆续北撤。由于双城地处交通要道，在此流窜的散兵游勇众多，社会上到处兵荒马乱。1932年春天，日军越过松花江逐渐侵占北满。此时，驻防在哈尔滨的东北军22旅和部分小股抗日义勇军开赴到三岔河一线布防，与北进的日军展开了极其残酷的阻击战。

为声援和支持前线的抗战，各地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我们双城这时候也来了一部分青年学生，他们在游行中愤怒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坚决抗战”等口号。在双城火车站广场，我亲眼看见一个女学生声泪俱下地向过往行人控诉日军的暴行：“同胞们，我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军在沈阳到处奸淫烧杀，我们的大好河山沦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我们的骨肉同胞被蹂躏在水深火热的亡国奴生活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我们的姐妹不再被奸淫，为了我们的骨肉同胞不再被屠杀，为了我们的财富不再被掠夺，为了我们的家园不再被侵占，我们一定要拿起武器，狠狠地打击那些日本强盗！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只要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中华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在爱国学生的感召下，我开始认识、理解了祖国与民族的深刻内涵，也由此萌发了爱国思想。这年5月初，我和家乡的几百名爱国青年跟随一支支前担架队从双城步行120里来到三岔河，参加了东北军22旅。那时候我刚满14岁，还没有三八步枪高。在22旅招兵处，一位军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小年纪就知道爱国，好！有志气！”

入伍的新兵在三岔河城北进行了几天射击和投弹训练后，就与老兵混编在一起开赴前线参加了战斗。我被编制在22旅66团2营4连3排。第一次上战场，我一点恐惧感也没有，看见日本兵，举起三八步枪就要射击，身旁一位老兵阻止我说：“小兄弟，要节省子弹，等敌人靠近了再开枪。”那时候我们部队的重武器很少，火炮更缺乏，为了阻击日军坦克和装甲车的进攻，我们在阵地的前沿铺上裹着沥青的棉麻，用它缠住日军坦克与装甲车的履带，以便于我们攻击，这个办法效果很好。后期沥青和棉麻没有了，我们就用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来炸敌人的坦克和装甲车。由于日军不断向北增兵，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残酷。22旅的官兵多数都是黑龙江人，守土有责，为了策应马占山将军在西线嫩江江桥组织的防御阻击战，我们打得非常顽强、艰苦，伤亡不断增加。在三岔河阻击战中，我第一次认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保障部队的后勤供给，哈尔滨各界爱国人士与青年学生组织的支前队伍及附近的老百姓都主动为部队运送弹药、给养并及时撤走伤员，否则22旅不可能在三岔河防线坚守近3个月之久。6月初，日军在西线突破了嫩江防线。此时，我们的弹药越来越缺乏，且孤军作战处境越来越艰难。面对严峻的形势，22旅杨旅长忍痛做出决定，命令部队北撤。在撤离阵地的时候，我所在三排的周排长“扑通”一声跪在了阵地的黑土地上放声大哭，他一边哭一边说：“东北的父老乡亲，我们没有为你们守住国土，我们有罪呀！”在场的官兵们都流下了滚滚热泪！

1932年冬天，22旅边战边撤到了哈尔滨北面的绥化。这时，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领导的几路抗日义勇军在中东路的扎兰屯与日军进行了最后一次大战，主力损失殆尽，余部从满洲里撤到了苏联境内。至此，东北各路义勇军与日军在正面战场进行的防御阻击战基本结束。

1933年初，22旅在绥化进行精简整编，全旅在建制上仅保留了两个小团，每个连的官兵都已不足百人了。自从九一八事变后，这些勇敢的官兵便一直与日寇周旋，可惜有消耗无补充，后援不继。“东北易帜”后，东北军在行政建制上已经隶属于南京政府，可不但不准东北军抵抗，还停发了留守东北部队的军饷，致使部队的生存陷入了极大的困境。1933年春天，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全境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部队不宜集中进行正规战和阵地战，为避开敌人的锋芒，22旅采取化整为零、统一协调、相机配合、以连为单位进行分散游击的作战方式。我所在的连队开往阿城、玉泉、苇河一带活动，此时全连的官兵只剩下了80多人。我们连长叫王乐升，山东青岛人，原是青岛纱厂的工人，1925年因为组织工人罢工，被北洋政府通缉，五卅惨案后流亡到哈尔滨参加了东北军。王连长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说话瓮声瓮气的，这位旧式军队的军官有着很强烈的爱国意识，作战非常勇敢。副连长姓张，是黑龙江北安人，也是一位积极抗战的爱国军人。1933年，北满较大的乡村地区基本还在抗日义勇军的控制之下，这种敌我形势为部队的游击活动提供了回旋余地。虽然一个连的战斗力有些单薄，但官兵们作战都非常勇敢，而且人地两熟、情报灵通，我们就利用这些有利因素，经常主动出击，向小股日军和汉奸、警察进行出其不意的袭击和围歼。为解决弹药不足的问题，我们采取以战养战的措施，用缴获敌人的枪支弹药进行补充。在游击作战中，我们虽然没有稳固的根据地，但是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帮助与支持，北满地区的老百姓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主动为我们提供给养、住宿，有的还帮助我们收养伤员。连长王乐升经常对我们说：“弟兄们，我们只有坚持战斗，狠狠地打击日寇，才能对得住老百姓的一片心哪！”

1933年底，我们连与上级指挥机关和其它连队逐渐失去了联系。1934年初，日军在北满的农村地区开始建立傀儡政权，为断绝抗日队伍与老百姓的联系，他们强迫老百姓归屯并户，实行所谓的集中强化治安。敌人的这些手段极大地威胁着抗日队伍的生存与发展，使部队陷入了越来越艰苦的困境。日军还在伪军、汉奸、警察的协助下，经常进山讨伐围剿。为突破敌人的封锁，我们利用北满地广林深的地利条件，经常进行较长距离的战术转移。到1934年秋天，我们连的足迹遍及了阿城、绥化、铁力、木兰、呼兰、依兰、巴彦、拜泉、珠河、三肇等北满地区。在转移途中，几乎处处都能见到日军留下的暴行罪证。在呼兰县的一个山沟里，我们看见在几座只剩下了残垣断壁的农家院落里，二十几个老百姓都被日军残忍地杀害了，几个年轻妇女裤子被扒掉，肚子上遍布刺刀留下的刀口，肠子都流了出来。官兵们在掩埋这些同胞尸体的时候，眼里都喷射着仇恨的怒火！

9月下旬，部队转移到小兴安岭边的克山县，由于对敌斗争形势不断恶化，官兵们缺吃少穿，在没有给养的时候，只有靠打猎为生，过着茹毛饮血般的生活。在这样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有些人坚持不住了，离开了队伍，我们到达克山的时候，全连只剩下了50多人。北满地区入秋后夜晚的气温都在零度以下，冬天更是常常降到零下40多度。为了越冬，王连长和张副连长决定带队伍进山里建一处密营。我们联系上当地一位好心的老猎人，老人帮助我们在小兴安岭的林区里找到一处天然洞穴。这个洞穴非常隐蔽，距离山下的居民村镇有一百多里，洞穴的入口很小，但里面却很宽敞，足足容下了我们全连的几十个人。我们在洞穴里面铺上厚厚的干草和树叶，夜晚睡觉的时候，用草捆子严实地堵住洞口。帮助我们建立密营的老猎人还向我们提供了山下敌伪的一些情况，与老人道别的时候，王连长感动得落泪了！为了解决越冬的给养，部队下山到几个汉奸大户家里抢了几次粮食，还带回了一些冻肉、咸菜和食盐。腊月年关的时候，经过侦察我们全连出动，趁夜一举端掉了山下一个镇子里的伪警察分署，击毙了一个日本指导官、一个伪署长和十多个伪警察，缴获两把驳壳枪、一挺歪把子机枪和十多支三八步枪以及两千多发子弹，还把敌人准备过年的细粮和年货都带走了。在回山的路上，我背着用麻袋装的两个猪头和一大块猪肉，趟着齐膝深的积雪，走一步退半步，累得气喘吁吁，但由于打了胜仗，心里特别高兴，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休息的时候，张副连长逗我说：“小梁子真馋，专往肉上盯。”大伙听了哈哈大笑。这次战斗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全连官兵的士气。

1935年春，我们连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为了解山外的斗争形势和寻找其它的抗日队伍，连部派张副连长和一名侦察员，潜入东北腹地了解外界情况。5月春耕时节，张副连长与侦察员经过3个多月的奔波，回到了密营驻地，也带回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张副连长说：“目前在吉林东部山区的通化、临江、浑江、蒙江、柳河一带活跃着一支较大的抗日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领头的人叫杨靖宇。”当时，我们对共产党知悉甚少，在讨论部队应该何去何从时，连长王乐升对大家说：“弟兄们，我们虽然对共产党还不完全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打击日军，只要是抗日的队伍，就一定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孤立无援，在对敌斗争难以开展的情况下，我们投奔共产党，和杨靖宇领导的队伍一起抗日去！”在研究部队该怎样转移时，张副连长说：“我们再等两个月，那时候庄稼已经长起来了，有利于隐蔽行军。部队转移时我们直插三岔河，顺松花江逆流而上，就可以到达吉林东部山区了。”

7月中旬，我们这支原东北军22旅的一个连队，共五十多人，离开小兴安岭林区的密营，走上了投奔共产党、寻找杨靖宇抗日部队的长途转移。8月初的一个夜晚，部队绕过了吉林市城郊。第二天早晨，在松花江西岸的一片林子里，队伍突然与一股日军迎头遭遇，战斗瞬间打响了。这里距离吉林市区不到十几里地，密集的枪声很快就引来了市区里敌人的增援，我们在抢占的一块高地上依托树木的掩护，接连打退了日军的几次冲锋，而我们组织的几次突围也被日军的火力顶住了。战至上午，日军对我们形成的包围圈不断缩小。我们全连共有5挺歪把子机枪，因为是长途转移，弹药准备的也比较充足，连长王乐升和周排长都亲自端着机枪向日军猛烈扫射，日军一排排倒下。但因日军人数多、火力强，我们的伤亡也在持续增多。战至中午时分，王连长、张副连长、周排长及大多数官兵都牺牲了。我在混战中钻进了江边的柳条丛中，躲过了日军的搜捕。

与部队失散后，我想回家，但又担心一旦身份暴露，哥哥和姐姐就会受到牵连。这个时候，我真正到了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的地步了。万般无奈之下，我开始流浪、乞讨……1935年冬天，我流浪到内蒙古博克图时，被日军宪兵和警察抓到了铁路货场的劳工队。在那里，劳工们在日军机枪、刺刀、狼狗、皮鞭的胁迫下，没日没夜地装运着木材、大豆、小麦、矿石、土特产等物资，吃的是谷糠、橡子面、碎米混合的窝头和咸菜疙瘩。日军还把患病不能干活的劳工扔到汽车上拉走残忍地杀害。劳工们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摧残，劳工队就是一座人间地狱！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日，百万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强大攻势。10日，看守劳工的日本宪兵、工头和伪警察都不见了，劳工队自行解散。12日，从海拉尔方向传来了隆隆炮声，西线日军顺着博克图的铁路和公路开始溃败后撤。13日上午，苏军先头部队开进博克图。在火车站广场，一名苏军翻译询问了我的身份后，让我为他们的装甲部队带路，我高兴地坐上了一辆T―34重型坦克。16日，苏军占领了齐齐哈尔。18日，当苏军先头部队进攻到安达（今大庆市）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已经全部停止抵抗，向苏军缴械投降。20日，苏军从东西两线同时开进哈尔滨。在哈尔滨大街上，我看见到处是欢呼的人群，人们像过年一样喜气洋洋。是呀！倍受屈辱、任人宰割的14年亡国奴的血泪与苦难终于结束了！21日，我归心似箭赶回了双城。当我迈进已经离开了整整13年的家里时，哥哥和姐姐仿佛大梦初醒，我们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难忘的岁月篇7

静静的，我听着谁的歌儿，谁听着我的说？

-------题记

辗转于梦里梦外，耳边的絮语让心变得慢慢宁静。夜晚的灯光，朦胧的剪影越发坚毅和挺拔，我疲惫的心愈加感到安慰。生命中谁都曾经来过，是谁又渐渐的走远？不得知，其实心底尚存一点柔情，就在晚饭后，看着孩子刻苦的学习，享受着每一个拥抱和那一句：一天没见，我想你了。

曾几何时，一杯茶，一首歌，一句温暖的话语能都让我感动于心，只是渐渐走远的岁月，鬓角几许白发让我知道。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时候真的不会波澜四起，也不会为一花一世界，一虫一森林所倾慕不已。成熟渐渐的寓于心，世故渐渐的寓于情。多少个无眠的夜晚渐渐的离我远去，一丝牵挂，一丝牵强，一丝丝的伤感涌上心头的时候，我能哽咽着咽下苦涩的泪水，告诉自己：要坚强下去。

风起了，每到深夜，能听到外面的风声。疲惫的心无力感受外面的世界，只是让自己睡去，然后在半梦半醒中不知道谁走进我的世界，然后一首歌，一个故事在耳边喃喃响起。或是在感动中醒来，或是在惊厥中惊醒。睁眼一看，天还未亮。于是看看谁的夜半无眠，写下谁是谁的故事，谁是谁的奇迹。醉于心，心欲碎，无力挽留东方的渐渐发白，铃声响，收回思绪，假面着新的一天。

独坐宁静时，忽然想起多年前的故事。有风，田野里的老人，简陋的柴堆搭起的避风的小窝，窝内吃着苹果的我，一个苹果在呜呜叫嚣着的大风中啃完便大哭着要回家的那个春季。那是四五岁的记忆，那是童年时能得到的溺爱和任性。那个时候，无需忍忍，无需隐藏着自己。一毛钱八块糖能满足成整天都在笑声中度过，一瓶山楂罐头是我借口生病最好的良药。春季，漫山的榆钱是最好的零食。而榆钱粥的味道至今萦绕于心，香甜的感觉让如今食什么都无味的我向往。而再过两月，榆钱满树的时候，昔日熬粥的人早已不在。

都说时常怀旧的人看不到身边的风景。而一年的三百多个日日夜夜，没有哪一天我不会不回忆那些小小的片段。我也不知道，童年的往事为什么会那么清澈的记于心里。那个桃子的故事，那份对于桃子的情结。而鲜桃上市时，流连于其间想找到那逝去的感觉的时候，那种情景却永远不在。回忆是甜蜜，更多的却是苦痛。那份深深的失落袭上心头的时候，告诉自己不许哭，可是泪还是忍不住。我知道，深深扎在心底的，不光是那些逝去的美好，而是我知道，每年的这个时候，我又在想起我最亲爱的你。

难忘的岁月篇8

2013年9月9日是个难忘的日子，是个喜庆的日子！50年前的今天，是我们**中学初66级同学入学的日子！

今天原**中学初66级一百余同学从全川各地前来聚会，去追寻那失散的记忆。**“生态园”秋菊怒放，金桂飘香，仿佛它们也为同学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也为因故未能参加活动的同学送去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1969年1月，校园挥泪一别，我们已匆匆走过了人生中最为宝贵的岁月，如今我们已不再年轻，皓首银髯，眼慈眉善，岁月在脸庞上刻下了道道疮桑。但我们始终坚信，有一个阶段始终是我们人生最难以忘怀的时代，那就是1963-1969年，我们的初中生活。

在50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们曾咀嚼过各种艰难困苦，也品尝过成功的喜悦。无论您漂泊在异地，还是回到家乡，无论您事业有成、不同凡响，还是平凡普通、平平淡淡；无论您贫穷还是富贵，都改变不了我们之间一个朴素而真诚的称呼--同学。

今天，我们同学又相聚了！

50年前，我们怀着美好的憧憬，相聚在初66级这个平凡的集体里，开始了同窗生活。同学情深，同窗意浓。回想起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校园里的每一处角落，都令我们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和深深的回忆。校园里曾留下您流连的脚印和欢声笑语，操场的假山旁也留下过您青春的倩影！人生中最清贫、最单纯、最美好、最值得回味的流金岁月，您会轻易忘记？

难忘师恩，师恩难忘。没有老师五十年前的辛勤培育，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今天的这次聚会活动，我们有幸请来了汪老师、杜老师、唐老师和两位曾老师。老师们都动情地讲了话，相隔五十年，我们再一次听到了老师们熟悉的声音。感谢各位老师的谆谆教诲！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定铭记各位老师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的教导，不辜负老师的希望。不论脚下的路有多么坎坷，我们都将会在各自的人生历程中，继续前行。同时，也衷心地祝愿我们的老师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今天，我们相聚一起，心情激动，互相问候，倾诉情感，回忆校园生活，叙说人生感言，倾听生活感想，因为同学聚会是我们倾诉、倾听、交流、沟通的温馨港湾。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无情的岁月染白了我们的青丝。要知道，财富留不住，千金万贯终有散尽的时候；容颜留不住，美女俊男终有迟暮的时候；应景的荣誉、虚妄的名声、是非恩怨的争斗，都会在岁月中渐渐逝去……

尽管夕阳西下，苦日无多。但彩霞满天，绚丽的晚景，光彩照人。已迈过了60岁的我们，定要放宽心胸，调整心态，要学会享受生活，静以养心，动以养身，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快快乐乐的度过每一天每一分钟！有成功愉快开心事，莫忘与同学分享；遇忧愁苦闷烦心事，也不妨找同学倾诉消除。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携手同行，温情相伴，一起打造更加幸福的人生！

这次短暂的相聚，能了却我们一时的惦念，但不能了却我们一生的思念，我们不可能再重复校园时代那些经历过的快乐、幸福、忧伤和痛楚，但我们能以平和、宁静的心来一幕幕回放，重新体会和领略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些美好岁月，让渐渐老去的心注入一些滋润和养分。尽管我们老了，但我们曾经拥有过温中校园那么美好的岁月。生命只是一次短暂的旅程，每个人都是时光的过客，我们将永远记着生命旅程中那段难忘的经历！

难忘的岁月篇9

顾盼往昔，岁月如歌。九十年前泛舟湖上，依稀难忘。岁月何曾割断我们真挚的向往；岁月何曾消融我们深沉的感怀；岁月又何曾泼灭我们心中熊熊追求崇高信仰的烈火。把信仰扛在肩上，循着历史的坎坷来路，我们寻找那“永恒”。

读《光辉的旗帜》我知道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这艰辛的九十年，记录了党的成长，更记录了祖国沧桑巨变。

战争的硝烟弥漫的太久，走进历史，连空气都依然带着火药的味道，耳边依稀响起隆隆的炮声，眼前依稀是革命先烈用血肉之躯捍卫祖国的情景。回想起，号角嘹亮，万马齐鸣，我心驰神往。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走向胜利。不能忘却，中国的铁骨，中国的脊梁。

掩卷沉思，我深深明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靠艰苦奋斗换来的。当我看到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艰苦努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我的心不由自主的沸腾了。对比他们的经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去学习呢？有什么理由说自己吃了很多苦呢？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我们更加愤发图强，更加努力。

不能忘记无数的先烈为了祖国的未来而付出的一切，正是有他们的努力和坚持，才能有今天富强的中国，我们才能在舒适的房子里安心的生活，我们才能在宽敞的教室里学习，我们才能在和平的社会中快乐的成长。我们只能认真学习，报效祖国才无愧于为我们牺牲、奉献的先烈。

难忘的岁月篇10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我的小学生就这么结束了，回忆起难忘的小学生活，还真有点怀念呐！在我的小学生里发生过许许多多的事情，它们就像宝石一样，有的光彩夺目，有的黯然无光。

我已经离开了我那充满回忆的教室，离开了我那可爱的同学们，离开了我敬爱的老师们，离开了我那充满快乐的校园。我来到充满回忆的教室里，仿佛还有我们琅琅的读书声，操场上还有我们嬉戏声，校园里还有我们欢笑的身影。在每个角落，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我忘不了，在运动场上，我们矫健的身影。我忘不了，课堂上，同学们的踊跃发言。我忘不了，在受伤时，总有一大群同学来关心你，安慰你。忘不了，忘不了，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幕生动的画面，那一件件感人的事迹，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时间一去不复返，这六年的小学生活，历历在目的往事，我终身难以忘怀。

初一:涵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