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主持词十篇

研讨会主持词篇1

大家上午好!

在阳光明媚、春风送暖的三月，在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相聚在整洁、漂亮的实验中学，相聚在充满活力、幸福洋溢的实验中学，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让中学语文教学更好发展，让我们自己幸福成长。我们是来自一线的优秀教师代表，我们理解着教师们的理解，痛苦着教师们的痛苦，幸福着教师们的幸福。

今天我们会议议程是这样安排的：先请茌平县教研室的靖主任为我们做报告，再是由谭老师和我们大家共同学习《东昌府区绿色读写实施方案》，最后由我在安排本年度的教研工作。

靖主任是全国优秀语文教师、资深教研员。是闻名遐迩的杜郎口教育的发现者、打造者，又是全国“阳光读写”的倡导者、践行者。靖主任的报告可以说有高度，上升到人性、上升到全民，有深度，深入到生活的点点滴滴，深入到师生的内心、触及师生的灵魂，有梯度，把我们领进门，扶上路，送一程。报告凝聚着靖主任的心血、闪耀着靖主任的智慧。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表达我们的真诚敬意!

谭老师和我们一起学习的《方案》，是一个讨论稿，我们回去后要组织教师认真讨论，要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实施》细则。

下面我在安排几项具体工作：

1.认真搞好两项调研工作，一是影响语文课堂教学高效低效的元素，(教学目标、教师行为、学生行为、教学流程、教学资源、教学手段、教学反馈等)二是一堂常态下的好语文课的关键词。(艺术性、科学性;语文味、人情味、书卷味;有深度、有悬念、有创新、有挑战------)

2.加强语文教研组建设。

3.根据各自学校的教学模式，思考每个环节的操作要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措施。

4.从今年开始重启“诗词背诵比赛”。

5.市区两级优质课评选。

研讨会主持词篇2

我们的读书协会成立一个多月以来，在全校师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大家阅读的兴趣日益浓厚，读书的热情日益高涨，校园里的书香气息也日益浓郁。在自习课和课余时间，我们都可以自由的徜徉在优美的诗文中，漫步于广阔的知识殿堂，与古今哲人对话，同中外文豪交心。于是乎，这样一天天中，我们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了，我们的思想越来越深刻了，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芬芳了。总之，我校读书协会的成立，无疑正在逐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改变着我们的精神世界。然而这仅仅如一部戏剧刚刚拉开序幕，一本好书刚刚掀开扉页，其实后面的内容更加精彩，更值得我们期待。

今天的座谈会，其目的就是要进一步了解同学们当前的阅读状况，交流阅读经验，以及听取大家对读书协会工作的建议，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为我们协会今后的工作献言献策。

首先请初一年级的姚影慧同学来谈谈她所作的阅读调查报告及读书体会。

下面再请初二年级的崔健诺同学来谈一谈。

下面再请初三年级的刘凯旋同学来谈一谈。

以上三位同学都谈了他们对周围同学阅读的调查情况和个人的阅读经验，并对我们的读书协会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今后我们将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为大家提高更适宜的读书条件。同时相信有大家的热情支持和参与，我们的读书协会必将开展的越来越有声有色。

下面再请几位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阅读经验和体会。

首先请马桂香老师来谈一谈。

下面再请李天虹老师来谈一谈。

正所谓“读书可以愉情，可以悦性”，以上两位老师的话语，不仅让我们学习了宝贵的阅读经验，而且还让我们领会到了读书乐趣，相信大家恨不能现在就一头扎进好书中饱览一番。不过不用急，就像朱自清的《春》中所说，今后“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好，下面请齐校长给大家讲几句话，大家欢迎。

齐校长的话可谓语重心长，相信大家听了会和我一样受益匪浅，并且深受启发。的确，能和书为伴的日子是充实的，是幸福的。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幸福的读书人，进而去影响和带动自己周围的同学，让更多的同学加入到我们读书的行列，让更多的同学来感受读书的快乐与幸福！

的确，“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我们的校园里，如果人人都喜欢读书，人人都来读好书，那我们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就会更加文明优雅，我们的校园也会更加馨香与和谐，我们的生活也将变成自由快乐的宝藏。

研讨会主持词篇3

参加党史学习教育的有：机关行政在编干部、村（社区）书记、五个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

今天的会议有4项议程：

一是会前自学。重点书目，《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党简史》等四本书籍；重点篇目《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本文选》第3卷)、《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2卷）、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保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在纪念毛泽东河志诞辰一百三年座设会上的讲话》(2013 年 12月26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晨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 年8月 20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见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二是杨运业同志领学《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等文章。

三是杨主任做中心发言《学史增信要做到真学真信真用》。

四是与会人员交流发言；

下面，进行会议第一项议程，会前自学。《毛泽本文菜》第3巷)。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保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深入研读《在纪念毛泽东河志诞辰一百三年座设会上的讲话》(2013 年 12月26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晨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 年8月 20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见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下面，进行会议第二项议程，二是杨运业同志领学《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下面，进行会议第三项议程，

1.请杨运业同志作中心发言；《学史增信要做到真学真信真用》；

下面，进行会议第四项议程，请其他同志作交流发言。

下面，杨运业杨主任结合同志们的发言，讲三点意见。

研讨会主持词篇4

1.组织参观访问和采风学习活动。今年阳春三月，由本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周高洪出面联系，组织学会词作家并吸收部分作曲家共十余人，应江苏省扬中市市委、市府的邀请，由余震副主席带队，赴扬中市进行了参观访问和采风学习。期间，词曲作家们参加了富有地区民间特色的“河鲜节”，听取了市委领导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的介绍，参观了中电电气集团等大型企业。活动中，大家从扬中市的高速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崭新进程里，感受到全国中小型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发展局面，受到极大的鼓舞，激发了创作热情。

2.鼓励会员积极参加各类创作活动。年度内，本市词作家们曾多次面对各类歌词等重要项目的创作任务，学会均尽力鼓励和要求成员踊跃参与。其中包括五月份__之春国际音乐节期间，汤昭智、薛锡祥、贾立夫、王成荣、黄玉燕等都参加了民歌专场的创作活动，共写作20多首歌词在音乐会上演出；在音乐家协会为明年专项准备的“__之春专场音乐会”筹备工作中，陈念祖以创作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积极参加了策划与讨论，热心投入创作工作；从今年年中直至11月份之间，许多会员响应20__年__特殊奥运会组委会的要求，创作了不少“特奥运歌曲”的“海选”应征歌词，迄今为止据了解的结果，已有薛锡祥、张海宁、钱武杰等作品，经隐名评选荣获入围。在全市性的重要音乐评选和策划活动中，学会骨干发挥了骨干作用，如何兆华参加了“世博音乐工作会议”等专题会议，对“世博歌曲”及其他世博音乐的创作、遴选和推出等环节，提出了若干问题，提供了一些建议；在“特奥运”征歌活动中，陈念祖、何兆华、薛锡祥、贾立夫等，都在评选过程中显示了较好的评判和鉴别能力；陈念祖、何兆华还在作品修改环节里作出努力。

3.热忱鼓励会员介入基层歌词研讨活动。本市的各类歌词研讨与创作活动方兴未艾，其中包括闸北、虹口两区，以及一些部队和院校的研讨机构，活动都甚为频繁。学会鼓励本会成员支持此项活动的开展，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紧密联系，其中尤以王成荣、朱积聚等词作家做得较为经常，得到基层文化活动组合的欢迎和尊重。贾立夫、黄玉燕、薛锡祥、何兆华等在社区、军营、校园的辅导及联谊活动，也开展得热烈有效。

4.精心组织青年词作家的作品研讨。经过较长时间的精心准备，学会经过认真选择，于不久前在音协领导的支持下，举行了青年女词作家黄玉燕的歌词作品研讨会，音协副秘书长唐进发代表协会领导机构出席了会议，并做了十分中肯的发言。研讨会结合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全国文代会上关于繁荣文艺创作的指示精神，围绕黄玉燕的歌词和诗歌作品，作了较为深入集中的学术研讨。会议由薛锡祥做中心发言，其他人也都各自敞开言路，踊跃发表见解，从而不仅令黄玉燕本人得益匪浅，也使到会的所有词作家从中联想自己写作中遇到的若干共性问题，展开了讨论，引伸了思考，从而使大家都各有教益。

5.继续坚守《__词刊》的编辑发行工作。尽管《__歌词》在主承关系、权限归属、经费开支等方面均处于困难局面，但在闵行区文化局的支持下，目前仍坚持着正常的工作运转。20__年间，刊物完善地出版了6期，刊发歌词336首，刊登歌曲46首，发表文章15篇。刊物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积极推出新人新作，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受到词曲作者和音乐界人士的普遍欢迎。

关于20__年的设想，我们拟议主要做这样几件事：

1.继续举行词作家的个人作品研讨会，重点将集中在发展势头较好的中青年身上。有些活动可以结合特殊人群或特别项目来进行。比如，结合复旦大学青年讲师钱武杰，以及她所任教的艺术教育中心师生的艺术教育活动等，展开歌词学术探讨议题。

2.在各区县、社区、部队、院校体系，建立与基层歌词活动的紧密联系，首先经过筛选论证，落实“一区一校一军营”的“三落实”挂钩联姻行动，以形成符合实际的合作形式和实体。

研讨会主持词篇5

关键词：汉语方言 “时” “体”

一、引言

汉语方言时体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方言语法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汉语语法研究中“时”“体”的概念是舶来品，汉语语法学界围绕着“汉语有没有时制”和“时与体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展开长期的争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有意识地开展时体问题的研究，邓守信（1985）、刘勋宁（1988）、陈平（1988）等相继立足于汉语实际，对汉语的时体问题进行反思，着力于理论探索和时体系统的建构。对汉语时体系统的争论也从另一方面客观上促使一些学者把视角投向汉语方言，从方言的考察中来寻找佐证。梅祖麟（1980、1988）、汪平（1984）、施其生（1984、1985）等学者就相继发表了一些论文，来探讨汉语方言中“体”范畴与普通话的异同。经过汉语方言学界众多学者三十多年的努力，新时期以来汉语方言时体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根据作者所掌握的相关资料，对三十年来汉语方言时体研究的状况进行简要的述评。

二、起步期（1979年～1989年）

汉语体貌系统研究是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尚新在《突显理论与汉英时体范畴的类型学差异》（2004）一文中对英、汉语进行了比较，指出“汉语是体突显的语言”，认为“汉语中的时间概念可以在体范畴中得到隐含”。戴耀晶早在1997年就指出：“‘时’研究与事件关联着的时间；‘体’研究与时间关联着的事件”，可见“时”“体”二者之间难割难舍的密切程度。

方言的“体”系统有着较为独特的表达方式，其中蕴藏着许多可以发掘的问题，研究方言的体貌系统可以为汉语体貌问题研究带来新的材料，为汉语体范畴系统的建立提供方言学的真实文本。从本文所搜集到的130余篇关于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期刊文献中可以看出，对“体”的研究成果要远远多于对“时”的研究成果（在为数不多的关于“时”的几篇文章中，“时”还大都是和“体”放在一起讨论的。）

汉语与印欧语等屈折语在语言类型上的主要区别之一是词的形态和构形方式。仅从印欧语的理论出发而不结合汉语的实际，很难对“时”“体”的本质有准确的把握，也难免会产生争论。从现代汉语普通话对时体问题的争论中，一些学者开始将方言纳入到研究当中，这个时期可以看做是起步阶段。梅祖麟《吴语情貌词“仔” 的语源》（1980）、《现代汉语方言里“着”字三种用法的来源》（1988）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研究与体范畴相关的助词，探求它们的语源。汪平《苏州方言的“仔、哉、勒” 》（1984）把江苏方言的“仔、哉”和普通话中的“了”进行对比，指出它们的异同，描写比较细致。施其生在《汕头方言的持续情貌》（1985）一文中，对汕头方言的持续情貌及其表现形式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在《闽、吴方言持续貌形式的共同特点》（1984）一文中考察了闽、吴方言持续貌与普通话不同的一些特点，指出闽、吴方言持续貌的共同特点，并探讨了这些共同特点形成的原因。

这个时期对时体范畴的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描写，并以普通话为参照点进行对比，找出其中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这些文章在共时描写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大都从历时角度对一些助词的语源或者某些特点的成因进行探究，这无疑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使这类研究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虽然这一时期的成果相对较少，但是都非常有价值，对后来者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发展期（1990年～2000年）

汉语方言“体”的现象相当复杂，随着学界对方言语法研究的关注，对它的研究也逐年重视起来。1993年，“中国东南方言语法讨论会”的召开，可以说对以往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讨论，会议从理论层面对汉语的“体”进行了反思，学者们认为汉语的“体”与西方语言的“aspect”并不完全相同，进而基本确定了汉语“体”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对“体”和“貌”进行了区别。此次会议的成果《动词的体》由张双庆主编，并于1996年出版。1994年10月15日～17日“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究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学院召开，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动态范畴问题，与会学者以各自的母语方言对动词的体态范畴进行了初步的描写与分析，并于1996年出版了《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胡明扬在论文集的《序》言中指出：“aspect究竟称为‘动态’好，还是称为‘体’或‘体貌’好？总之，一句话，问题成堆，答案暂时没有！”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先后召开的这两次关于汉语体貌系统问题的重要会议，对汉语“体”的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统一的认识，但是会议中提出的各种问题，给后来学者们研究汉语方言的时体问题带来了诸多启发和帮助。这种对理论探讨的自觉意识标志着汉语方言的时体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研究和前一阶段相比，从广度上看有所扩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方言时体研究的地域扩大。方言的研究成果固然与各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程度大小有关，也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和重视程度有关。虽然这一时期仍然主要集中在南方的一些方言区上（如吴方言，闽方言等），但其他区域的方言时体研究也慢慢出现，如邢向东《神木话表过去时的“来”》（1991）、王艾录《祁县方言动词结果体的内部屈折》（1992）、吕枕甲《运城方言两个表时间的助词》（1993）、伍云姬主编（1996年）《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张成材《商州市方言几个语气词在句末所表示的时制范畴》（1997）、曾毅平《石城（龙岗）方言的起始、接续、经历、已然体》（1998）、徐阳春《南昌方言的体》（1999）等。

2.时体在方言语法系统描写中的比重增强。这一时期，一些汉语方言语法单点的研究著作出现，其中学者们对所描写的代表点都用较大的篇幅进行时体系统的分析与研究：项梦冰《连城客家方言语法研究》（1997）、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1998）都单立章节详细描述了所研究方言点的体貌表现形式。

3.研究对象有所扩大。以往方言中对“时”“体”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体范畴的某个小类进行描写，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对方言区内体范畴进行系统描写与构建的文章。徐阳春《南昌方言的体》（1999）一文先从语法意义着手将南昌方言的“体”分为“完成、持续、进行、经历、重行、依然、尝试、起始、继续”等九类，并还将这些“体”表达的语法手段分为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两类，词汇手段主要是利用虚词（特别是助词）作为“体”的标记，形态手段指以动词的重叠作为“体”的标记。然后系统地分析了上述各种“体”的不同标记形式，细致地探讨了这些“体”标记的句法分布形式。从“语法意义、语法形式、句法分布”三方面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南昌方言体系统的整体面貌。

综观这一时期的成果，从研究方法上看，基本上还是以分析对比为主，视角主要放在共时层面上，局限于对某个方言区进行孤立的研究，或者只与普通话作简单比较，很少有跨方言区的视角，从方言之间的对比中去探寻方言间的共性。这就片面强调了孤立的特点，而忽视了该方言与其他方言的共性和差别，不利于汉语时体系统的建构。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他们超越所处的历史阶段，毕竟学术研究有着不可避免的前后相承的连续性。在这个阶段，孤立的分析也是必要的，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份方言样本。有了材料的积累，才使得之后的对比分析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归纳概括，构建汉语体范畴的理论体系。

四、繁荣期（2001年～2011年）

随着本世纪方言语法研究的热度持续升温，对方言时体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受到不同方言区学者的重视与关注。这一阶段方言时体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活跃。该课题不仅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也让一批博士、硕士生涉猎其中，在研究地域范围上呈现出遍地开花的面貌，出现了大量关于方言时体研究的优秀论文；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多样化，视野也更开阔。概括地说，本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时体研究论文和著作在数量上激增。

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是论文类还是著作类的研究成果都已大大超过以往。据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仅从所收集的单篇论文数量来看：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世纪前十年方言时体研究的论文成果在比例上占压倒优势。

从著作类情况来看，本世纪以来，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专著井喷式持续出现：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2000）、曾毓美《湘潭方言语法研究》（2001）、陈淑梅《鄂东方言语法研究》（2001）、徐慧《益阳方言语法研究》（2001）、张一舟《成都方言语法研究》（2001）、彭兰玉《衡阳方言语法研究》（2005）、李如龙《闽南方言语法研究》（2007）、邢向东《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2006）、卢小群《湘语语法研究》（2007）、阮桂君《宁波方言语法研究》（2009），这些语法研究著作中，都较大篇幅描写了单点或大方言区以及次方言片的体貌现象。此外，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方言研究专著出现，其中语法部分大都涉及到方言时体的描写，本文不再赘述。与此同时，一些专门描写汉语时体问题的著作也陆续出版：伍云姬（1999/2006，中译本）《湘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及其演变》、罗自群（2006）《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比较研究》。其中伍云姬的《湘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及其演变》以一个大区方言的动态助词为研究对象，全面地描写了湘方言动态助词的线性系统及其动态特征，并诠释了该动态系统语法化的历程。这种从共时与历时角度研究汉语方言体貌特征的做法，给我们以方法论上的启示。

第二，理论上开始运用多种方法探讨问题。从历时的层面看，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引入了语法化理论。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纵向角度来考察某个助词（或者说体标记）的语源，但这主要是运用音韵学的知识对助词的考据，与语法化是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如，蔡国妹《吴闽语进行体和持续体的语法化序列分析》（2006）一文，先描写了闽方言莆仙话的进行体和持续体特征，然后结合吴、闽语其他八种方言的资料，分析了进行体和持续体标记的语法化序列，进而勾勒了它们演变发展的过程；庄初升《一百多年前客家新界方言的体标记“开”和“里”》（2007）分析了“开”的虚化轨迹――从表示趋向动词，到作为“唯补词”，再到完成体标记；伍巍、李立林《涟源六亩塘方言进行体和持续体的生成发展――“害嗯哩”“到嗯哩”从处所词语到体标记的虚化研究》（2009）从涟源六亩塘方言中处所词“害嗯哩”“到嗯哩”虚化为动作行为的进行、持续或状态持续等“体”意义的分析中，为“汉语方言中的时体标记成分都是从处所词语虚化而来的”这一规律作了论证。运用语法化理论来研究汉语方言时体问题的文章还有金辉、邓先军的《长江以南汉语方言持续体标记“到”的语法化》（2008）、苏俊波的《丹江方言体标记“在”及其来源》（2010）、《丹江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的”》（2010）、瞿建慧《湘西汉语方言将行体标记“来”》（2011）等。

从共时的层面看，增加了不同方言之间的横向联系，把语言类型学引入到汉语方言的时体研究中去。由于对方言时体的研究已历时二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汉语方言样本，在客观上为跨方言的比较研究打下了材料基础；另一方面语言类型学的引进及其发力也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所以，这一时期运用语言类型学来研究现代汉语方言的文章也多了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推史有为的《汉语方言“达成”情貌的类型学考察》（2005），文章对汉语中表“达成”貌的语法表现成分在汉语普通话及方言中的不同表现进行重新思考，将它们对比后归类，找出类型上的特点及在地理上的大致分布，使我们对“达成”貌的整体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饶宏泉《汉语方言三种体的共用分布和特征互动》（2011）借鉴语言类型学的动因互动分析思路，解释了汉语方言中进行体、持续体、完成体三种体标记呈现三大类型（位置对立、标记兼用、标记三分）所形成的“五缺二”格局，展示了汉语方言研究与类型学研究可以实现良性的互动。此外还有陈郁芬《粤方言与闽、客方言进行体标记的类型异同》（2011）、《粤方言进行体标记类型的概貌》（2011）等，都展示了语言类型学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生命力。

第三，对时体理论的反思和探讨。郑定欧《说“貌” ――以广州话为例》（2001）指出，汉语在引进西方语法概念并使之汉化的过程中，容易犯生搬硬套的错误：首先是把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语言事实往西方概念的框架里套；其次，中国方言众多，研究方言的时候往往把方言特有的语法往共同语语法里套。这就引发了一些争论。20世纪90年代汉语对“体貌分合”的思考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意见：“体”“貌”不分；“体”“貌”分离，但“貌”从属于“体”；“体”“貌”分离。针对这一现状，笔者以广州话为例，以实证的方式，对“”“落”“过”“开”及中嵌“两”字的动词重叠式进行讨论，指出印欧语中“aspect”的内涵并不全部地适用于汉语广州话的解释，进一步提出以“过程”和“非过程”作为归类标准来区分广州话的“体”和“貌”，从而对整个“体貌系统”的内在机制提出了一个解释模式。这些理论的探索也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谈汉语方言中的“时”“体”。近些年，一些学者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谈汉语方言中的“时”“体”。如钱乃荣（2011）《SOV完成体句和SVO完成体句在吴语中的接触结果》指出，上海话中的两种完成体句式表达――SOV完成体句和SVO完成体句，前者是土语形式，后者是外来形式的叠加；王志敬（2007）《论汉藏语同源持续体标记》根据汉语西北方音中的三个“给”字，论证了西北方言中的“给3”与藏语的持续体标记具有同源关系。

综上所述，此期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方言时体研究的广度，还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不仅有语言事实的比对，还有理论的探索；不仅有共时的描写，还有历时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一个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

当然，关于汉语方言时体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结束，就研究的总体状况来看，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研究受制于共同语语法研究理论水平的发展。由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呈现整体滞后的历史因素，方言语法研究的理论角度一直受制于共同语语法研究的总体研究水平；因此，近些年来，关于时体系统研究的方言类成果大都局限于对单点方言的描写，对大方言区的体貌系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更谈不上进行跨方言的类型学比较研究。如何在描写的层面上加快理论解释的脚步，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2.对时体系统的理论构建上没有大的进展，从上世纪90年代初，方言学界召开了两次大的方言语法时体问题研讨会后，就几乎再没有大型的学术讨论会研究方言时体问题，对方言时体问题的总体理论研究水平没有大的进展，关于“时”与“体”以及“态”的关系、汉语是否存在“时”与“体”、方言时体问题研究中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和手段等等问题和争议，至今仍未有根本解决。

3.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研究时体系统的力度不够。总体来看，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研究汉语的时体问题还是较薄弱的环节，所收集的论文只有寥寥数篇，还需要拓展研究的领域，加大研究的力度。

五、结语

不同的语言或方言都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体现着共性。对汉语来说，我们在关注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共性的同时，也要深入研究汉语本身的个性。汉语缺少形态变化，这与印欧语有着类型上的区别，我们就不能用西方的那些理论来硬套汉语。另外，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也存在着差异，不仅体现在结构上，还体现在功能上。在时体问题上，不仅普通话与各方言之间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各方言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因此，对汉语时体系统的构建必须立足于汉语的实际这个基础之上，不仅要立足于普通话的实际，还要立足于汉语方言的实际。而汉语方言“体”的现象又相当复杂，在目前汉语方言“体”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从外部来说，呈现出方言区之间的不平衡，有些方言区的方言研究比较充分，有些方言区的研究比较滞后，甚至还是空白；从内部来说，“体”范畴的下属小类上也存在着研究不平衡的现象，有些“体”研究得比较成熟，有些“体”的研究还处在发展阶段。因此，方言时体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这不仅仅体现在单个点的研究深度上，还体现在方言之间的横向比对研究上，只有对大量详实的材料找出其内在联系，发掘其背后的一般规律，才能更准确地构建现代汉语的时体系统理论框架。

（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YJA740105]，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WYB02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0910kyzy34]的资助。）

参考文献：

[1]胡明扬.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2]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卢小群.湘语语法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4]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伍云姬.湖南方言语法系列[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6]项梦冰.连城客家方言语法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7]徐慧.益阳方言语法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8]张双庆.动词的“体”[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

研讨会主持词篇6

今天，是中国人民建军79周年的光辉节日，在此，我首先代表市局党组向市局机关全体转业、退伍军人和军属，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祝大家节日快乐！

下面，我就市局机关如何搞好这次以“执政为民、服务发展”为主题的研讨活动讲三点意见。

一、要充分认识开展这次研讨活动的重要意义

这次在全系统开展“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研讨活动，是市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是对我们今年以来开展的“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讨论的继续和深化，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影响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观念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更好地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服务**改革发展的大局，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开展“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研讨活动，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需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的最新理论，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开展“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研讨活动，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自己的头脑，自觉按照党的先进性要求，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意识和服务发展意识，切实把执政为民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监管执法工作当中，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开展“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研讨活动，是贯彻落实市委二届九次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需要。今年6月，市委召开二届九次全委会，专题研究和部署了加快库区产业发展和解决移民就业的问题。书记在会上要求全市上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用思想的大解放，促进**的大发展。开展这次“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研讨活动，就是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冲出心理的“大山”，突破思维的“峡谷”，牢固树立执政为民、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的观念，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二届九次全委会精神上来，将力量和智慧凝聚到加快新兴直辖市新一轮建设和发展的奋斗目标上来，以更强的改革精神、更浓的开放意识、更实的发展举措、更大的工作干劲、更好的和谐氛围，创造性地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加快推进富民兴渝、构建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三）开展“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研讨活动，是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国家工商总局领导重要讲话、批示、题词精神，更好地服务于全市改革发展大局的需要。前不久，市委书记率市级有关部门考察了**洪崖洞民俗风貌区，接着又主持召开了包括市局在内的12个市直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服务民营经济座谈会，就如何为民营经济的突破性发展创造良好氛围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全市要深入开展以“执政为民、服务发展”为主题的研讨活动，切实解决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观念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最近，市委领导对全市工商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国家工商总局王众孚局长又为**工商题词，勉励全市工商干部职工要“执法为民”。领导的讲话、批示和题词，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鼓励，更是对我们的希望和鞭策。开展“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研讨活动，就是要对照领导的讲话、批示和题词，对照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要求，认真查找在履行工商管理职能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使全市工商行政管理更好地服务于全市改革发展的大局。

二、要认真查找思想观念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这次研讨活动不是一般意义上工作研讨，而是又一次解放思想，并要将解放思想落到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实处。关键是要查找执政为民、服务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核心是要牢固树立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观念，根本是要建立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机制措施。因此，必须把查找思想观念和工作中存在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环节来抓。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存在着盲目乐观、骄傲自满的情绪，总感到，近年来通过开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大讨论，通过建设“四型”工商，通过推动由“传统管理型”向“监管执法服务型”转变，通过创新服务经济发展的制度机制，通过实施支持发展的政策措施，思想已经比较解放了，工作已经很不错了，形象已经明显好转了，不少工作还走在了西部乃至全国的前列。去年，市局在重点行评中获得了第一名；今年，全系统又被评为全市“文明行业”；7月，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作出批示，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前不久，又成功承办了全国工商局长会议。等等。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一些同志开始骄傲自满，开始盲目自大，甚至出现了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苗头。事实上远不是那么回事，对照我们的职能，对照上级的要求，对照**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照“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要求，我们的问题还很多，我们的差距还很大。这次市局在研讨活动的方案中，明确了查找问题的“七查七看”。这“七查七看”，从内容上看，既包括政治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又包括工作水平、工作作风、工作实绩、执法行为等；从对象上看，既包括各级领导和机关，又涵盖广大干部和基层。各级都要认真查找，人人都必须认真查找，来不得半点敷衍和懈怠。

在查找问题和差距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在观念方面。一是要重点查看宗旨观念树立得牢不牢，是否正确处理好了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在具体工作中，是否处理好了管理服务对象是“主人”和我们自己是“仆人”的关系。二是要重点查看对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是否认识到位，对待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是否做到一视同仁，有没有重国有经济轻民营经济，甚至歧视民营经济的问题。三是要重点查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树立得牢不牢，在履行职能、开展工作中，是否摆正了部门工作的位置，有没有片面强调部门利益、自身利益，而忽视或影响发展的问题。

第二，在工作方面。一是重点查看是不是很好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有没有唯书、唯上的问题，是否存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现象。二是重点查看各项工作与直辖的标准、要求是否相符，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相适应，与其他3个直辖市和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哪些明显差距。三是重点查在监管执法活动中，是否全面有效地落实了市委、市政府、国家工商总局和市局制定的各项优惠政策，有没有政令不畅或执行政策打折扣的问题。

第三，在工作作风方面。一是重点查看对管理对象和基层有没有态度生硬、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甚至耍威风、搞特权，方法简单、态度粗暴、故意刁难群众的现象。二是重点查看有没有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开会发文件，事前不调查研究，事后不督促检查，只管发号施令，不管是否落实的问题。三是重点查看对所从事的工作有没有缺乏深入思考，对基层的情况缺乏深入了解，业务指导滞后于新形势的问题。

三、领导带头，全员参与，要务求研讨活动取得实效

这次研讨活动是市委直接部署的，标准一定要高，工作一定要实，成效一定要大。市局机关要力争走在全系统的前列，全系统要力争走在市级部门的前列。为此，我提几点要求：

（一）科学安排，精心组织。这次研讨活动是下半的一项重头戏，机关各部门一定要处理好完成年度任务与开展研讨活动的关系，把开展研讨活动与学习贯彻市委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众孚局长的题词和市委、市政府领导近期对工商工作的重要批示结合起来，与各部门业务工作特点和实际结合起来，与今年以来全系统开展的“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讨论结合起来，统筹兼顾，科学安排，精心组织，确保研讨活动的每个阶段、每个步骤都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各处室主要负责人要切实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今天机关进行总体动员后，各部门还要结合部门实际进行再动员、再发动。务必把研讨活动作为是加强机关自身建设、推动各项工作更快更好发展的大事，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领导带头，全员参与。这次大讨论活动，市局是12个先行试点的市直机关之一，8月下旬，按照市委的要求，所有试点单位都要在全市干部大会上汇报开展研讨活动的情况，这既是对我们的信任，更是对我们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市局领导、机关各部门负责人要带头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组织开展好研讨活动。市局领导、各处室负责人一定要起到示范表率作用，带头深入实际调研，带头分析查找问题，带头落实整改措施，带头提交研讨成果，以此带动全体干部职工自觉投入到研讨活动中来，努力营造一个上下共同努力、全员共同参与的浓厚氛围，促进和推动研讨活动的扎实有效开展。

（三）活跃形式，用好平台。为了开展好这次“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研讨活动，市局将专门在市局0A办公系统和红盾内网上开辟研讨活动专栏，设置研讨动态、经验做法、问题分析、意见建议、署名文章等栏目，为大家开展研讨活动搭建平台，各部门要很好地利用。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采取演讲、辩论以及集中座谈、书面发言等形式开展研讨活动。市局已经作出安排，将先后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基层干部职工座谈会，民营企业代表座谈会和区县党政部门座谈会。机关各部门要安排专门的时间，由分管局领导带队，上门到管理相对人中去听取意见和建议，为扎实开展好研讨活动吸取更多“营养”。

（四）边查边改，注重实效。这次研讨活动能不能见到实效，关键在于我们落实整改的态度和力度。各部门要对研讨论活动中查找出来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归类，认真分析原因，在此基础上，落实责任抓整改。是部门的问题由分管领导负责抓整改落实，是个人的问题由直接领导负责抓好整改落实。对整改不认真、不落实、不到位的，要实行责任追究。整改情况要采取适当方式向有关机关、基层单位和服务对象进行通报，自觉接受监督。要把开展研讨活动的过程作为树立新观念、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新发展、创造新业绩的过程，确保研讨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研讨会主持词篇7

中图分类号：N04；X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2-0020-02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是经国务院授权审定公布科技名词的权威机构。为科技概念命名是科技名词规范工作的主要任务，也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受到雾霾天气影响，其中，PM2.5，即悬浮于空气中粒径小于2.5微米的微小颗粒物，由于其物理特性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特性备受关注。但是由于其一直没有统一的中文学名，常以字母词的形式出现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给社会应用和学术交流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鉴于此，全国科技名词委通过“调研名词使用状况――组织多领域专家研讨――广泛征求意见――召开专业委员会名词审定会――征询各相关部门意见――上报全国科技名词委常委会――向社会并推荐使用规范名词”这样一个程序开展了PM2.5的中文定名工作，力争为其确定科学、严谨、便于科技交流和社会接受的中文名。

一PM2.5及其中文名使用状况一般情况下，专业技术领域将能够悬浮在空气中，粒径在0.001～100微米之间的颗粒统称为气溶胶。其中，PM100（粒径小于等于100微米的颗粒物）称为“总悬浮颗粒物”（ total suspended particle，TSP）；PM10（粒径小于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媒体用法也比较统一，即称为“可吸入颗粒物” （inhalable particles）。而对人体危害更大的PM2.5（粒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叫法。据国家语言资源检测语料库（2011、2012年），对于PM2.5，大多数人直接用符号表示；在已有中文名中，“细颗粒物”使用最多，其他中文名有 “可入肺颗粒物”“ 空气细颗粒物”“微小颗粒物”“可吸入细微颗粒物”“细粒子”等。

二PM2.5中文定名研讨会议2013年2月27日，全国科技名词委在北京组织召开了“PM2.5中文定名研讨会议”，邀请了大气、环保、医学、语言和出版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共同研讨PM2.5的中文名称规范问题。出席本次会议的专家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国务院参事刘燕华、中国科学院院士伍荣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北京大学教授胡敏、清华大学教授贺克斌、北京医院教授孙、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所长武雪芳、中国气象局研究员郭亚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王瑞斌、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研究员周明煜等25位专家。

气象出版社王存忠社长在会议上对PM2.5做了详细介绍：1994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将可吸入颗粒物（PM10）分为粗颗粒物（粒径2.5微米至10微米）和细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2.5微米）；学界多使用“细颗粒物”。

专家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针对PM2.5的中文名各抒己见。沈国舫指出PM2.5是个字母词，在社会使用中应该有一个规范的中文名称，以保持中华民族语言的健康发展。伍荣生认为中文名称要有科学性、普及性、应用性，要把PM2.5的特性和科学性描述出来。刘青指出学术名词定名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给PM2.5确立中文名称需要考虑科学性，能够名符其义，把基本概念准确表达出来；同时要考虑到单义性，与其他术语相区别；另外还要考虑系统性等，以后科学研究和监测技术进一步发展，还要给更细的“颗粒物”命名留有余地。

经与会专家热烈讨论，大部分专家赞成PM2.5的中文名称定为“细颗粒物”，认为这一命名更具科学性，并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刘燕华指出PM2.5是在PM100范围内，属于气溶胶；其中，10～100微米的颗粒物可称为“粗悬浮颗粒物”，2.5～10微米可称为“中悬浮颗粒物”，2.5微米以下可称为“细悬浮颗粒物”；建议将PM2.5定名为“细颗粒物”。胡敏建议从来源和英文体系两方面考虑，建议TSP对应的物质可称为“总悬浮颗粒物”，PM10对应的物质可称为“可吸入颗粒物”，PM2.5叫“细颗粒物”，PM0.1以下叫“超细颗粒物”。周洪波用语料库技术进行了统计，调查了2011年至2012年PM2.5中文名称，大部分用“细颗粒物”，也有少部分用“可入肺颗粒物”，这也说明“细颗粒物”的用法具有普及性。

另外，有专家提议用“颗粒物2.5”“悬浮颗粒物2.5”“2.5微米的颗粒物”“可入肺颗粒物”“细飘尘”等名称。也有专家指出“尘”在概念上淡化了二次污染的含义，飘尘、浮尘、烟尘等基本上指的都是一次污染，而颗粒物还包含二次污染，所以“颗粒物”比“尘”等更科学。

三PM2.5中文名审定会议在2013年2月27日召开的研讨会意见和会后进一步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全国科技名词委于2013年3月11日召集环境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与大气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联席审定会议，会议还邀请了相关领域专家与会。

会议充分发扬了科学、民主、严谨、求实的精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委员们依据术语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国际性等原则，围绕给PM2.5确定一个科学恰当的中文名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的专家认为“可吸入细颗粒物”能够体现出PM2.5的特性，并具有警示有害健康的功能；另有专家指出，“可吸入细颗粒物”是一个全新的词，与英文原名无法对应，不利于与国际接轨。也有专家指出，由于10微米及以下的颗粒物都为“可吸入颗粒物”，PM2.5的定名可以不加“可吸入”三个字。并且“可吸入细颗粒物”作为术语过长，在推广上有一定难度，也不太符合术语的“单义性”原则。

经全面综合、严肃认真、细致入微的讨论，专家们依照定名的科学性、单义性、系统性、简明性、国际性、习惯性等原则，最终达成共识，认为定名为“细颗粒物”比较合适。“细颗粒物”较科学地诠释了fine particles的概念；简明扼要；以“颗粒物”命名，与“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保持了较好的系统性；现在社会上“细颗粒物”的用法占主导，易于被社会接受；与已公布国家标准的表述一致；利于与国际接轨。

研讨会主持词篇8

关键词 词汇 语汇 词汇学 语汇学 语词学 语词观

2013年8月，在内蒙古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上，澳门理工学院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周荐先生宣读了《语词分合问题引发的若干思考》一文（以下简称“周文”）。后经修改，发表在《世界汉语教学》2014年第4期上。该文针对笔者提出的“语词分立”的主张，提出了几个质疑性的问题：

1. “语”“词”当分当合？分合各自的理由为何？

2. “语”“词”是对立大于联系，还是联系大于对立？

3. “语”是否不属词汇单位？“语”可不可收进词典？

4. “语”“词”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5. 在“语汇”“词汇”上建立一个“词语学”，从学科体系上看是否可行？

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涉及如何树立正确的语词观这个根本问题。澄清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语词之异同，语汇与词汇之分合，建立与词汇学平行的语汇学，以及在词汇学和语汇学之上建立语词学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语”“词”之异同

树立正确的语词观，首先要客观、全面地认识“语”“词”的异同。

先说“语”“词”之“异”。

“语”“词”之“异”，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一是“语”“词”之间的“全覆盖”的“异”；二是“语”“词”之间“交叉性”的“异”。“全覆盖”的“异”，是指这种“异”适用于全部的“语”和“词”；“交叉性”的“异”，是指这种“异”不覆盖全部的“语”和“词”，而是带有某种错综复杂的情况。

“语”“词”之间“全覆盖”的“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形式上看，“词”是最小的语言单位，而“语”是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不是最小的语言单位，是比“词”高一级的语言单位。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给词下的定义是：“最小的自由单位。”（郭良夫 1985： 8）《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沿用此说，在“词”的第三个义项里称：“语言里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尽管各家对于“词”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最小”两个字是共同的。例如：

王力（1950）说：“语言的最小意义单位，叫做词。”

孙常叙（1956）说：“词是一个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的语言最小单位。”

熙（1982）说：“我们把词定义为： 最小的能够独立活动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

这些定义的共同点，就是“词”是语言里“最小”的意义单位。但“语”则不同。“语”总是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最短小的“语”也是由两个词组合而成的，如：“碰钉子”是由“碰”和“钉子”两个词组成的；“喝西北风”是由“喝”和“西北风”两个词组成的。

“语”和“词”在结构形式上的这种不同，也可以用“语”“词”生成的先后层次来解释。李如龙（2009）曾说：“在生成的顺序上，很明显，‘词’的生成是原生的，‘语’则是利用词的组合再次合成的，也可以说是再生的。”

这说明“语”和“词”在形式上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二是从结构上看，“词”的结构是固定的，“语”的结构是相对固定的。

说“词”的结构是固定的，这是就总体而言，有的“词”也可能有变体，不过这种变体是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规范的。

说“语”的结构是相对固定的，有两层意思： 一是指“语”的结构有固定的一面，一是指“语”的结构有灵活的一面。有的“语”结构相对比较固定，如“实事求是”“病入膏肓”“拨乱反正”等成语，“走后门”“打落水狗”“八九不离十”等惯用语，结构都比较固定。但不可否认，有许多语存在变体。如成语“不值一钱”，也作“不值一文”“一钱不值”“一文不值”。谚语“打人休打脸，骂人休揭短”，也作“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打人莫打脸，讲话莫揭短”“骂人别揭短，打人别打脸”。惯用语“刀对刀，枪对枪”，也作“刀对刀来枪对枪”“枪对枪，刀对刀”。歇后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作“八仙过海――各使神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八仙过海――各显身手”“八仙过海――各显各的本领”。这种变体，有人主张加以规范，但多数人认为不能规范，或者只能“软规范”。

周文提出“离合词”来反驳，称“离合词，其固定性反比不上成语”。关于离合词，吕叔湘先生（2005： 22）有一段论述：

有些组合只有单一的意义，难于把这个意义分割开来交给这个组合的成分，例如“走路蛳丛瑕蛩觉虺臣堞虼蛘獭保等等，因此有人主张管这种组合叫“离合词”，不分开的时候是词，分开的时候是短语。

这说明，“离合词”分开了就不再是词，而成了短语了。

三是从意义上看，词义和语义的性质不同。简单地说，词义具有概念性，语义则具有叙述性。

我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这样表述：“对于词，特别是实词来说，虽然概念不是词义的惟一成分，但概念是词义的最重要的成分。概念性是词义的基本特征，而语义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叙述性。”（温端政 2005： 11）现在看来，这个表述并无不妥。

说“词义具有概念性”有两层意思： 一是词义和概念有密切的联系，二是词义不等于概念。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的《语言学基础》（1959： 63）谈到这个问题时称：“广义地说，词义就是概念。严格地说，词义和概念有密切的联系，但又不等于概念。”

语义则不同，“语”不是概念性而是叙述性的语言单位。（温端政 2005： 11）语义“主要表现了使用该语言的人群对客观事物的种种描写和表述，在描写和表述中掺入了更多对事物的主观认识甚至加上不同程度的渲染，此外还有对各种观念的分析和论断……惯用语主要是说明某种现象和状态；成语主要是对客观现象、状态和事理的概括、描状和说明；谚语主要是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总结、叙述和论断；歇后语主要也是描述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李如龙 2009： 15）。这是对语义的叙述性的具体表述。

由此可见，“语”和“词”不仅在形式和结构上有明显不同，在意义上也有明显的不同，这是“语”“词”之间最大的“异”。

再从“交叉性”的“异”来看，需要讨论的是“词”和“语”的语法功能问题。

我们曾经说过： 从语法功能上看，“语”和“词”，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一面，“语”和“词”一样都可以充当句子的某个成分；不同的一面，是“语”有成句的功能，有被引用的功能，有被拆开使用分别充当不同成分的功能。（温端政 2005： 13―16）对此，周文一一提出不同意见：

周文称：“‘语具有成句的功能’。词似乎也不好说不具成句功能。”对此，笔者（2005）曾经有过说明：“‘词’有时也可以单独成句，叫做‘独词句’。独词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句式，有许多限制。而‘语’成句是一种常见现象。”语和词虽然都能“成句”，但在量上和质上都有不同。

我们说“语有被引用功能”，并不是说所有的语都有这种功能。成语也可以被引用，但相对来说，概率比较低。惯用语、歇后语也常被引用，但引用概率最高的还是谚语。如“俗话说……”“常言道……”随处可见。词是不是可以被引用呢？有一种类似引用的格式：“××××叫做××”，如“有那么一种深情叫做思念”。其实，这并非是真正的引用。周文说：“词也具有引用功能，毋庸细论。”真的是“毋庸细论”吗？值得商榷。

我们说，“‘语’有被拆开使用，分别充当不同成分的功能”，也不是指所有的“语”都有这种功能，比如成语一般不能拆开使用，像“任重道远”可以说成“任重而道远”，只是少数例子。谚语和非动宾结构的惯用语一般也不能拆开使用。只有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和歇后语可以被拆开使用。周文说：“‘敬礼、鞠躬。念经、拍马’等为数不少的词都是可以拆开来使用的，它们是词，是被称作‘离合词’的词，而不是语。”这种说法，与上文引用的吕叔湘先生的说法不符。吕先生强调，“离合词”分开之后就不再是词，而是短语，这跟“语”拆开之后仍是“语”，是不同的。

“语”“词”之间“交叉性”的“异”，有的是量上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含有某种“质”的成分。它不是“语”“词”之间主要的“异”，而只是“语”“词”之间“全覆盖”的“异”的补充。

正是基于“语”“词”之间在性质上有“异”的一面，特别是有“全覆盖”的“异”的一面，我们才提出“语词分立”的主张，才给“语”下了一个有别于“词”的定义： 由词和词组合成的、结构相对固定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叙述性语言单位。（温端政 2005： 13―16）

当然，我们提出“语词分立”的主张并非无的放矢。主要针对的是“语”是“词的等价物”的说法。据我们所知，在国内的学者中，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可能是张永言先生。他（1982）在《词汇学简论》一书的第六章“熟语”里写道：

语言里的这一类现成的固定词组或句子（主要是固定词组）就叫做熟语。研究熟语的语言学学科叫做熟语学。因为熟语跟词一样是现成的语言材料，而作为熟语的主要部分的固定词组则是词的等价物（equivalent），所以一般都把熟语学当作词汇学的一个分科。

这个观点随着《词汇学简论》的影响而传播开来，有不少论著都支持这个观点。较具代表性的是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该书在论及“词汇和语汇”时进一步详细地阐述了“语”是“词的等价物”的观点（刘叔新 2005： 17）：

这里所说的“语”，就是词的固定组合体。它是词的等价物： 在作为语言建筑材料来构造句子的作用上相当于词。比如“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同“他们专心地听着”相当，“这个人居心叵测”同“这个人阴险”相当。

固然，如周文所说的：“并非整个学界都作如是观。”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学界只见有人支持这种观点，而未见有人对此观点提出质疑的。许多词汇学专著和教材都把“语”作为词汇的附属来处理就是证明。

“语”是“词的等价物”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是我国学者的创造，它来自苏联语言学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A.И.Молотков就认为“熟语是词的等价物”，“它在意义上是词，在形式上是词组”。（转引自吴芳 2006）

破除“语”是“词的等价物”的观点，主张“语词分立”，是树立正确语词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当指出，我们提出“语”“词”之间的“异”，并不否认“语”“词”之间在性质上有“同”的一面。笔者（2010）曾经提出过，“语”和“词”至少有三点是一致的：

1. 都是语言单位。

2. 都是语言的现成的“建筑材料”。

3. 都负载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传统文化。

周文提出“语、词是对立大于联系，还是联系大于对立”的问题。我们认为，“语”“词”之间的“异”和“语”“词”之间的“同”，立足于不同的视角，是“语”“词”性质的两个方面。不能用“语”“词”之间的“异”来否认“语”“词”之间的“同”，同样，也不能用“语”“词”之间的“同”来否认“语”“词”之间的“异”。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是不能用大小来衡量的。

这里不妨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周文提出的“‘语’可不可以收进词典”的问题。正如周文所引用的韩敬体（2009： 98）文中所说的：“辞书作为一种工具，首先要求它有实用性。”从实用性出发，词典除了收词之外，不仅可以收语，还可以收字和词组。《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前言就说：“词典中所收条目，包括字、词、词组、熟语、成语，共约五万六千条。”同样，从实用性出发，字典也可以收词，《康熙字典》《新华字典》就都收了不少词。《新华字典》“麻”字头，就收有“麻烦”“麻痹”“麻醉”等词。我们曾经说过：“让词典集中收词，全力做好词的释义工作，解释好每个词汇单位的意义，使词典真正成为词汇研究的成果”，“‘语’的收集、整理和释义，让给‘语典’去做，让‘语典’成为语汇研究的成果”。（温端政 2002）这是就词典、语典编纂的科学性而言的。我们既不能用辞书编纂的实用性去否定它的科学性，也不能用辞书编纂的科学性去否定它的实用性。

二、 语汇、词汇之分合

“语”和“词”“分立”后，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称呼“语”的总汇和“词”的总汇。“词”的总汇称为“词汇”，由来已久，没有也不会有什么争议。“语”的总汇叫什么？周文主张采用“熟语”，认为：“学界使用既久的‘熟语’是个相对于‘语’的集合性概念，就如同‘词汇’相对于‘词’一样。”还重申：“将熟语研究从词汇学中切割出来使之独立，再把与‘词汇’异名同实的‘语汇’剥离出来指称那些熟语，殊无必要。”在这里，“剥离”二字颇为费解，似乎是指我们主张用“语汇”替代“熟语”是一种人为的强加的做法。

“熟语”这个术语，一般认为，它是20世纪50年代从俄语译借过来的，已经使用多年。但这个术语有许多不足之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内涵的模糊性和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举三个例子：

一是黄伯荣、廖序东（2011）主编的《现代汉语》，该书第四章“词汇”第七节“熟语”，只包括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三类。

二是周荐（2001）的《熟语分类论》，该文把“熟语”分为七类： 成语、专名语、专门词语、格言（警句）、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其中，成语、专名语、专门词语合称“雅言”，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合称“俗语”，格言（警句）兼属二者。

三是刘叔新（2005）《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该书第四部分第八节“现代汉语的idioms――习用语”，把“熟语”分为十二类： 谚语、名言、格言、警语、套语、成句子的俚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专门用语、专名语、准固定语。其中，格言、警语合称“名言”；谚语、名言、套语、成句子的俚语合称“言语的： 常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专门用语、专名语、准固定语合称“语言的： 固定语”。

同是“熟语”，少则仅含三类，多则包含七或十二类。内涵差异如此之大，这样的术语具有科学性吗？其实“熟语”这个术语的模糊性，语言学界早有察觉。许威汉（2000）曾经指出：“‘熟语’这个术语本身是个模糊概念，而且它同其它固定词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多着眼于‘异’，则‘熟语’与其它固定词组并列；多着眼于‘同’，则‘熟语’包容了其他固定词组。而且彼此同异程度又不尽一致，分合划界也费斟酌。”

科学术语的前提是概念必须明确。“熟语”概念的模糊性，使主张不用这个术语的学者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沈玮（2009）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汉语俗语的文学图像》。该文指出，“熟语”这一术语“自身有诸多不足之处”，并提出四个理由，其中之一就是：“‘熟语’的概念和范畴本身不明确。‘熟语’这一术语引进之初，被用来指称各类型的固定词组的总和，但之后各家又赋予新的理解，有的把它作为种概念，有的把它作为属概念。不论作为种概念还是属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又都有不同，这样势必造成了紊乱。”该文认为：“作为一个后起的术语，‘熟语’在我国语言学界虽然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同，但我们认为它的引进不但无助于研究的深入，反倒徒增出许多无谓的障碍，把本来已经不简单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因此还是取消为妙。”

然而，“取消”二字，并不容易。毕竟“熟语”这一术语的引进和使用，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已经几十年了。以“熟语”为研究对象的，不仅有许多论文，而且有许多专著。许多重要的工具书，都收有“熟语”条。特别是现行的高等学校的《现代汉语》教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用“熟语”这个术语。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取消”它，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们的意见是用“语汇”来逐步代替它。这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是概念对称。词的总汇叫“词汇”，语的总汇叫“语汇”，顺理成章。如果用“熟语”来指称语的总汇，与“词汇”就不对称。与“熟语”对称的应当是“生语”，可是“语”并不存在生、熟问题。

二是内涵明确。“语汇”是语的总汇，概念明确，内涵清晰。“熟语”则不然。已故熟语研究著名学者武占坤对“熟语”的“熟”，有个解释。他说：“熟语姓‘熟’，为人们熟识、熟记、熟知、熟用，总之是以‘熟’为性就是了。”（武占坤 2007： 5）那么，何为“熟识、熟记、熟知、熟用”呢？各人有各人的理解，自然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

三是避免术语浪费。周文称：“为部分学者和机构惯用的‘语汇’，虽然从字面上看更适合于作‘语’的集合性概念，但是它早已作为‘词汇’的异名同实词先期占位，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既然承认“先期占位”是无可奈何，为何不加以改变呢？要知道两个“异名同实”术语的存在，既是术语的浪费，也不符合术语的本质特征。《辞海》第6版“术语”条称：“每个术语都有严格规定的意义。”用“词汇”和“语汇”分别指“词的总汇”和“语的总汇”，既避免术语的浪费，又使“词汇”和“语汇”这两个术语各有“严格规定的意义”，岂不两全其美！

科学研究的精髓在于创新，在于敢于打破旧的、不合理的现象，提出更加合理的主张。

三、 语汇学、语词学之建立

语汇和词汇既然分立，以语汇为研究对象的语汇学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然而，语汇学毕竟是一个新生的学科，存在不同看法，乃是情理之中。

我们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报》在2010年到2011年之间开展的一场关于语汇学的创立是否有学理支撑的讨论。

2010年5月18日，该报发表了周荐《中国词汇学发展需明晰定位》一文。该文对语汇学建立的学理依据提出了质疑。该文认为：“一个学科能否建立起来，是否已经建设完足，主要有两个标尺，一要看它是否已有一套独立而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二要看它是否已具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据此，质疑语汇学的建立是否有学理依据。

同年7月13日，该报发表了郑述谱《从词汇学的辖域说开去》一文，对周荐的上述文章提出了稍有不同的意见，认为“也许有一天，随着研究的不断突破，成果的不断积累，汉语熟语学能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这也未可知”。

2011年3月8日，该报发表的黄忠廉《创立语汇学有学理支撑》一文，则对周荐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该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证： 1. 建立的可能性；2. 建立的可行性；3. 建立的可观性；4. 科学发展的可持续性。该文认为，“语汇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其系统研究完全可以催生语汇学”，“语汇学的建立也符合语言学研究的现实”。

应当指出，该文并非支持汉语语汇学的首创之作。在此之前，支持创建汉语语汇学的文章，正式发表的已有多篇。如李行杰在《语文研究》2006年第1期上发表的《构建中国语言学特有的语汇学――读温端政〈汉语语汇学〉》一文，就认为语汇学的建立，“是语言学中国化的成功案例”。在2007年召开的第一次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张振兴《语汇学之成立》一文和杨蓉蓉《一门新兴的有待完善的学科――读〈汉语语汇学〉〈汉语语汇学教程〉》一文，都是支持建立语汇学的文章。

语汇学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黄忠廉的《创立语汇学有学理支撑》等文所提出的理由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语汇和词汇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对于词汇是否具有系统性，曾经有人提出疑问，对此，王力（1958）曾经指出：“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易体会到的，唯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视了，以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像是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

现在看来，怀疑词汇系统性的人已经不多了。那么，语汇是不是也有系统性呢？其实，“语”也不是一盘散沙，语与语之间也是有密切联系的。语汇之所以和词汇一样具有系统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有着相对独立的分类系统。“词”可以按照语音结构不同，分为单音词、双音词和多音词；按照形态结构分为单纯词、派生词；按照语法特点分为实词和虚词，实词又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虚词又可分为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

“词”的这种分类系统完全不适用于“语”：“语”没有单音、双音、多音之分，也没有单纯、派生之别；“语”没有虚的，都是实的，不可能有名、动、形等之分。“语”的分类，需要另辟蹊径。“语”固然也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但最常见的是分为成语、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四大类。“语”“词”分类系统的不同，是“语”“词”性质不同一面的又一重要体现，是得以建立与词汇学平行的语汇学的重要基础。

第二，语类辞书的大量编纂出版催生了语汇学。

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由来已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出现了类型多样化、规模大型化、品种系列化的趋势。大量编纂出版的语类辞书，为语汇学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也促进了语汇学的建立，反过来指导语类辞书的编纂。

第三，熟语学的研究取得突破，为语汇学的建立提供了借鉴。

尽管熟语的概念存在模糊性，但仍有学者提出比较合理的主张。孙维张（1989）的《汉语熟语学》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虽然他认为熟语学的性质是“词汇学的分支学科”，但他所构建的熟语理论体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词汇学。在熟语的范围和分类上，也突破了前人的主张，认为熟语只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五类。应当说，语汇学是对《汉语熟语学》所开创的熟语研究的继承和发展。

现在看来，语汇学的建立已经不再仅仅是理论上的探讨，而是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全国性的语汇学学术研讨会已经开过五次，宣读论文数百篇。每次会议的纪要都在语言学界重要的刊物上登载；每次会议的论文集都会结集出版，语汇学的影响超过预期。

至于语词学的建立，这还是一个理论上探讨的问题，并未付之于实践。笔者（2010）曾经指出：“语和词、语汇和词汇，是汉语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密不可分的‘孪生’单位。从异的方面考虑，可以建立彼此平行的词汇学和语汇学，而从同的方面考虑，则有必要建立汉语词语学（或称汉语语词学）。”汉语语词学是否有必要建立，如何建立，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周文在这方面提出的质疑，有积极的意义。它促使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

四、 附 论

总的来看，周文的质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善意的，是正常的学术探讨。尽管笔者对周文中的一些说法抱有保留的看法，如说：“‘熟语’是个使用既久的术语，温先生废掉它的三个理由，本身多是比喻性的，不让人感到有很严肃的科学性。”其实，笔者只是主张用“语汇”来逐渐代替“熟语”，并未主张立即“废掉”它；说“熟语”这个术语存在“先天不足”“含义不清”“水土不服”等不足，即使含有“比喻性”，难道学术讨论就不允许用比喻吗？又如说：“在温先生设计的‘语汇学’的架构里，因为有‘词典’而有‘语典’，有‘词性’而有‘语性’，有‘词类’而有‘语类’，有‘构词法’而有‘构语法’，甚至为其‘语汇学’新造‘语步’‘语节’等一系列术语。是不是还要将语言学中原有的‘语气’‘语调’拿到变身后的‘语汇学’中成为其术语，再为瘦身后的‘词汇学’另造‘词气’‘词调’？也未可知。”这种假设性的推论，与严肃的科学讨论似乎不相合。不过，这些都是枝节问题，可以不必去计较。

重要的是周文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是李行杰（2009）说得好：“一种新理论或新主张出现之后，应当有支持，有质疑，有反对，有补充。支持的意见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反对和批评的意见更有价值。当今之计，最需要反对的意见，有反对的意见才会有争论，而科学是在争论中产生和发展的。”当然，讨论也好，争论也罢，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要尊重事实。但是，尊重事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里不妨举周文开头讲“语词分立”主张提出后学界反应的一段话为例。周文称：

温先生的“语词分立”对传统的定说具有相当的颠覆性，提出后引起一些反响，是很自然的。正面评价的如温朔彬（2006），按照温先生的思路进一步阐述“语词分立”的主张，说温先生“语词分立”观点的提出是因为学界长期以来将语视为词的等价物，而将语视为词的等价物则是不正确的观点。辛菊（2009）认为“语词分立”观点提出后对传统的语法教学研究造成巨大的冲击。冲击最大的莫如“语素”这个概念，因为在温先生这里“语素”不再是morpheme的汉译，而是构成各类语的要素――语之素。王海静（2011）也对温先生这部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中最深刻的感受有两点： 一是《汉语语汇学》在学术上为汉语的‘语汇’起到正名的作用；二是《汉语语汇学》在汉语语汇类辞书的编纂实践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邹新龙（2012）首先肯定温先生“把‘语’从词汇中分立出来，词汇就是词的总汇，语汇也就成了语的总汇”，又提出动态、静态说，认为：“语义和词义在逻辑上是种属关系，即语义包含词义，而语汇和词汇在动态角度上也是种属关系，而在静态角度上则表现为‘语词分立’。”邹文更进一步评价道：“‘语词分立’为建立完整的‘语词学’科学体系贡献力量。”与上述不同的意见也有一些，例如，韩敬体（2009： 98）指出：“语汇和词汇分立，语汇的语素与词汇的语素，名称相同，内涵参差，在词典、语典中名同实异，如都标注语素会给读者带来麻烦，也必须认真考虑。”……曾昭聪（2012）从明清俗语辞书的“语”“词”兼收提出辞书编纂中的“语”“词”兼收模式是可取的，而且“语”“词”兼收是有其道理的。这就从反面对“语词分立”提出了不同意见。

这一大段叙述，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第一，“语词分立”主张提出后，最早表态支持的，并不是温朔彬等人，而是北京大学的李红印先生。2004年，他在“汉语词汇学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五届全国研讨会”上宣读了题为“《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收‘语’分析”的论文。文章称：

应该说，21世纪汉语词汇学引人注目的动向是“语词分立”新主张的提出。2002年，温端政先生撰文，质疑传统词汇学关于词汇的定义，并探讨词、语的不同性质与分别，首次提出了“语词分立”的主张……总的看，“语词分立”新主张加深了我们对“语”的认识，也加深了我们对“词”“词汇”的认识，其提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很广的应用前景。

该文还运用“语词分立”的观点，分析了国家汉办研制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收“语”情况，提出把“语”从词汇表中提取出来，单列“语表”的建议。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4期上。

接着，青岛大学的李行杰（2006）撰文，设专节评述了“语词分立”的主张，认为它“明确指出了语和词的区别，使语摆脱了词的附庸地位”。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乔永（笔名张星）（2006）撰文指出：“‘语’‘词’分立主张的提出，这对语汇学学科具有开创意义。”又有宁波大学沈怀兴（2006）撰文称：“学界向来把谚语、惯用语、成语、歇后语作为词的等价物，放在词汇中研究，大家习以为常了，似乎没觉得有什么不可。唯温先生认为不可”，“力主‘语词分立’……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语’和‘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语言单位”。

在2007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在宣读的论文中，在论及“语词分立”时也都表示支持，李行杰的论文题目就是《语词分立势在必行》。

第二，韩敬体（2009： 95―98）在第一届全国语汇学学术研讨会宣读的《语词的混同、分立与辞书编纂问题》一文中说：

温端政先生2002年提出语词分立问题，2005年出版了有开创意义的《汉语语汇学》，对语汇的研究更加系统化、理论化。2007年5月，他还在一个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辞书中字典、词典、语典鼎足分立问题，建议把“语典”从词典中分立出来。提出这一问题是有价值的，对促进词和语的研究、词典分类编辑、词典收词范围、更新辞书的某些观念都是有意义的。

该文还提议把词汇和语汇系统的术语整合为： 词素―词―词组；语素―语―语组。这是对“语词分立”的支持，而周文却说它对“语词分立”提出“不同意的意见”。

第三，曾昭聪（2012）的文章《论明清俗语辞书的收词特点――兼论辞书编纂中的“语词分立”观与“语词兼收”观》“摘要”中就强调：“从明清俗语辞书‘语’‘词’兼收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认为辞书编纂中‘语’‘词’兼收与‘语词分立’是可以并存的。”正文又说： 语词分立“这一观点很有道理，对辞书编纂具有指导作用”。可见，该文并不反对语词分立，而周文却说它“从反面对‘语词分立’提出了不同意见”。

事实毕竟是最高的权威。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讨论或争论才有意义，也才有可能得出经得起事实检验的正确的结论。愿以此为勉。

周文在最后说：“有学者对温先生的学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善意地指出一些问题，也值得温先生在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中予以考虑。”这句话，语重心长，令人感动，不能不由衷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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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主持词篇9

洛阳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秦国琛先生，洛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刘玉峰等有关部门领导出席研讨会，洛阳电视台《洛阳日报》、《洛阳晚报》、《洛阳广播电视报》等媒体到现场进行采访报道。

肖建芬是洛阳市实验小学的高级教师，长期致力于牡丹歌曲的创作和演唱，她创作的《我是洛阳牡丹花》等歌曲，已经成为洛阳对外宣传和旅游的精品名片，研讨会上，红色的背景和肖老师的牡丹照片使人们仿佛置身于牡丹花开的时节，《广播歌选》杂志社的运营总监李珍女士，对肖建芬的牡丹歌词给予充分肯定，对歌词的创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洛阳市实验小学的教师也讲述了肖建芬在生活中热爱音乐的感人片段，肖建芬老师创作的三首牡丹歌曲在研讨会上作了展示和演唱，并把创作牡丹歌曲鲜为人知的过程向与会人员作了汇报，洛阳师范学院鲁峡教授从歌曲的美学价值作为切入点，对作品进行了剖析，发现了作品令人感动的两个因素是“热情”和“积累”；声乐教授杜慧老师对作品由衷地赞叹：“她对音乐的情结在牡丹旋律中得到了绽放，她用美妙的音符，动听的歌声把对家乡的爱生活的爱通过她心里流淌出来的旋律，传送到每一个听众的耳朵里，并且流淌到听众的心里。”

肖建芬老师对音乐的痴情，对牡丹，对家乡的挚爱，用美妙的旋律打动了每一位观众。洛阳市中小学教研室主任李玉峰感慨地说：“歌曲与牡丹同香，牡丹与歌曲同声，倾听肖老师的歌曲，可以品格高洁，性情高雅，情趣盎然……”

研讨会主持词篇10

关键词　定向遗忘，提取抑制，听觉通道，语音刺激。

分类号B842.3

1 前　言

定向遗忘是一种典型的有意遗忘，由于它的范式较成熟。当前许多研究者B-31对有意遗忘和定向-遗忘不作严格区分。所谓定向遗忘就是指在意识参与下对要求记住的材料进行有意的遗忘，强调遗忘的指向性和有意性，主要表现为定向遗忘效应，即要求遗忘学习项目的记忆成绩差于要求记忆的项目。定向遗忘范式最先是由Bjork等提出的，主要有单字法和词表法两种范式。单字法是向被试呈现单字，之后随机呈现要求记住或遗忘的指导语(如R-cun,e或F-cue)；而词表法则是向被试呈现两个词表，要求被试学习两个词表，学习完词表1立即呈现遗忘线索，同时呈现记住词表2的指导语，然后继续学习词表2，最后进行检测。为了获得较精确的结果，在词表法范式中除设置实验条件外还会设置一个对照记忆条件，也就是要求被试记住两个词表，指导语呈现方式类同实验条件的呈现过程，即呈现在两个词表的中间。研究发现对照条件的记忆组对两词表的遗忘无显著差异，而实验条件的对照组被试对词表1的记忆明显低于对词表2的记忆。即获得了定向遗忘效应。

目前定向遗忘研究的焦点在其理论解释，主要有编码理论和提取抑制理论。编码理论认为定向遗忘效应是由于被试在实验中对记忆项进行了复述，但没有对遗忘项复述导致的。而提取理论则认为定向遗忘效应是由于遗忘项在提取时被抑制导致的，即遗忘项目在提取时受到抑制造成在回忆测验中更难提取所致。两种理论都得到了支持，前者如Sa，hakyan和Delaney以及SahakvaJl和Kelley等的研究；后者如Basden等以及Zacks、Radvan-sky和Hashe等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和理论都是基于视觉定向遗忘的，对听觉定向遗忘知之甚少。同时，国内外目前关于编码理论和提取抑制理论的定向遗忘实验报告所用因变量指标多为正确率，较少用反应时指标，再加上编码理论又涉及语音编码，如编码理论基于选择性复述的语音编码，提取抑制理论也涉及少量的对遗忘项激活抑制的语音编码。但却少有研究从以语音编码为主的听觉通道来探讨定向遗忘。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反应时和正确率两项因变量评估指标来进行听觉定向遗忘的研究。

2　实验一

采用语音材料以再认形式考察被试听觉定向遗忘效应，检测听觉通道是否存在定向遗忘效应及可能的解释。基于先前的研究时，本研究假设如果存在听觉通道的定向遗忘效应。应该不支持编码理论，因为本实验中所用的是词表呈现范式。

2.1　方法

2.1.1 被试

采用广告招募安徽某高校本科生45名，男生22名，女生23名。年龄18-24岁。被试听力正常，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以前没有参加过类似实验。

2.1.2　实验设计

采用2(组别)×2(词表)的混合实验设计。组别为组间因素，分为记忆组和遗忘组；词表为组内因素，分为词表1和词表2。两种条件下前半词表内容相同，后半词表的内容也相同，但词表内是随机呈现。

2.1.3　实验材料和仪器

实验材料为词语录音的音频材料。词语选自王还等主编的《现代汉语词频词典》，词频范围在0.00044-0.00084之间。共89个，26个声母均有分布。将其制成89个时长2s的8000HZ，8位立体声，格式为1.5KB/S波形的WAV音频用于练习(9个)和正式测试(词表1、词表2各20个，再认另40个)。材料呈现顺序均随机化。整个实验过程使用Java编程后，在惠普hp520手提电脑上进行。采用spss11.0进行数据分析。

2.1.4　实验程序

被试被随机分成记忆组和遗忘组，记忆组23人，遗忘组22人。在6个记忆项目的练习之后(6个再认项目中包括3个旧词和3个新词)。进行正式实验，包含学习和再认两个环节。 (1)练习开始前呈现指导语：下面是一个记忆实验，实验分为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在学习阶段中，耳机中将会呈现一系列词语录音，有些词语是要求记住的，有些词语是不要求记住的；测验阶段，耳机中也会呈现一系列词语，要求对它们进行判断。如果您认为刚才听过这个词，请按数字键盘上“1”键，如果您认为刚才没有听过这个词。请按数字键盘上“2”键。拿不准的时候也可以猜测，如果明白上述要求请按“确定”进行练习。 (2)练习实验结束，进行正式实验，呈现指导语：这是一个记忆实验，下面耳机中将呈现一系列词语录音。请仔细听下面的词语录音。然后呈现音频材料，共有20个项目，每个2秒钟。完毕后呈现中间指导语。记忆组指导语为：刚才您听到的是前半部分的词语录音，请记住它们，并且记住下面的词语录音；遗忘组指导语为：刚才听到的是前半部分的词语录音，请忘记它们，只要记住下面的词语录音就可以了。接着随机呈现后半词表的20个项目。 (3)学习阶段结束后紧接着进行再认测验。指导语要求被试对再认阶段耳机中呈现的词语进行判断。如果认为是旧词按数字键盘上“1”键进行反应；如果认为是新词，按数字键盘上的“2”键进行反应。共80个项目，40个学过的词语，另加入40个干扰词。

2.2　结果与讨论

不同条件下被试再认成绩见表1。

两种条件下词表1的总反应时要明显高于词表2的总反应时。对反应时进行方差分析发现，词表主效应显著，F(1,86)=9.401，p0.05；组别与词表交互效应不显著。即两种词表总反应时差异并非由组别导致的。遗忘组和记忆组词表1反应时与词表2的比较显示不存在差异。进一步对正确率，即击中项目数进行分析，发现组别的正确率差异显著。F(1,86)=6.348，p0.05；两者交互效应不显著，F(1,86)=0.289，p>0.05。表明记忆组击中项目数明显多于遗忘组。同时记忆组和遗忘组前后词表的配对样本￡检验发现，记忆组词表l反应时明显慢于词表2，t(22)4.050，p0.05。遗忘组的检验发现。词表1反应时明显慢于词表2，t(21)=5.537，p

也不显著，t(21)=-0.326，p>0.05。于是结合这些可初步确定，听觉通道也存在定向遗忘效应，即遗忘组词表1的反应时间明显慢于该条件下词表2(尽管记忆组也存在显著差异，但显著性不及遗忘组)，且根据相应正确率的分析可初步排除编码理论的解释，因为编码理论认为选择性复述的项目进行了更为精致的编码。而加工水平的研究则表明编码和加工水平越高。所需时间越多，应导致反应时增大，外加听觉通道以语音编码和系列加工为主，于是这应导致选择性复述项目的反应时增大。然而与此推断相反，并不存在不同实验条件的反应时差异，故初步排除编码解释，但不能排除提取抑制理论的解释。具体原因有待深入探讨，可能是由记忆组和遗忘组相应的前后词表的差异不同导致的，也可能是由被试的个体差异导致的，因为先前的总体分析发现两组的总反应时存在差异。

实验一的结果初步证明了假设，获得了听觉通道的定向遗忘效应，但这种效应较为模糊，因为这种定向遗忘效应并没有与额外变量――个体差异效应严格分离开来。对提取抑制理论的证明也是初步的，因为遗忘组和记忆组相应的词表1和词表2都存在差异，只是差异显著程度不同，遗忘组的差异更明显。但综合分析，可用不同组别未得到控制的个体差异来解释这两个结果，于是需要进一步控制个体差异。考察听觉通道更清晰的定向遗忘效应和理论解释。基于此，研究者在实验二中将组别(任务类型)从被试问实验处理改成了被试内模式，同时还有效地控制了性别和科系等额外变量。

3 实验二

基于实验一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听觉通道定向遗忘效应的内在机制，检测先前无法排除的提取抑制是否能够解释听觉定向遗忘。在保持原有程序和材料基础上，控制了个体差异。

3.1方法

3.1.1 被试

安徽某高校广告招聘的本科生26名，其中两名中途退出了实验，获得24份有效数据，男女和文理皆各半，年龄为(21.29±1.04)岁。

3.1.2实验设计

采用2(性别)×2(词表)×2(条件)×2(科系)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性别和科系为被试间变量，词表和条件(记忆或遗忘)皆为重复测量变量，其中词表内词语为随机呈现，被试的测试顺序和实验条件的重复测量效应在被试间平衡。

3.2结果与讨论

不同条件下被试的再认成绩见表2。

将条件和词表作为被试内因素，性别和科系作为被试问因素进行混合实验设计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实验条件(记忆组和遗忘组)差异极显著，F(2,19)=48.934，p

由分析可知，词表1反应时明显慢于词表2，差异MD=-90.97，p

综合而言，遗忘条件下记忆词表与遗忘词表的配对检验及记忆控制条件记忆词表1和遗忘条件下遗忘词表1的配对检验都表明存在听觉定向遗忘效应。记忆和遗忘两条件下词表1总反应时显著慢于词表2，表明可能存在定向遗忘效应，也可能是由于记忆条件下词表l反应时极小导致的。进一步发现记忆条件词表1反应时显著低于遗忘条件下词表l反应时，但两词表2的差异不显著，即实验条件词表l反应时低于对照条件词表1，说明有明显的定向遗忘效应。而这两条件击中项目数差异不显著，说明定向遗忘并非编码不同导致的。两条件下分别进行的词表1和词表2正确项目数的组内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两者差异显著，p

4　总讨论

两个实验采用语音材料探讨了听觉通道是否存在定向遗忘效应及听觉定向遗忘的解释机制，是支持编码理论还是提取抑制理论。实验一中，控制了中间指导语呈现的时间，记录了被试反应的击中项目数和虚报项目数等不同指标，有效地排除了时间一准确率权衡等因素，初步证明了听觉通道存在定向遗忘效应，但是这种结果较为模糊，不够充分；同时也并没有清楚地阐明听觉定向遗忘机制。而实验二则将对先前可能解释听觉定向遗忘的个体差异进行了控制，将测验条件由组间设计调整为组内设计。并进一步记录了两条件下各词表更细致的反应指标，如词表1击中数、击中反应时、词表2击中反应时等。加之对性别和科系等被试个体差异的控制，清晰获得了听觉定向遗忘效应及支持提取抑制的依据，证明了实验假设。

长期以来研究者就认为定向遗忘是由于人们在阅读完指导语之后，对要求遗忘的先前呈现项目停止了复述，将更多的注意资源用于进行后续记忆项目的复述导致的，即是说编码理论主要观点认为复述与否导致了编码不同，致使进行复述的记忆项目编码更精细。尽管如此，复述作为一种语音编码的过程或步骤，很少有研究就其本身对定向遗忘的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者就此借助语音刺激就高度依赖语音编码的听觉通道进行了定向遗忘探讨。发现不同条件下项目的编码并无不同，用语音编码的材料证明了定向遗忘的提取抑制假说。

最近Lee从项目水平和词表水平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词表长度会影响定向遗忘机制，以项目方式呈现的词汇更多支持定向遗忘的编码理论解释，而以列表呈现的列表项目较多时就更多支持提取抑制理论。这说明定向遗忘作为一种人类较高级的认知，具有“自适应”性。能够根据认知资源以及任务负荷来“自我”调整。当任务较小。即以项目呈现时，为减少错误记忆会以编码来改变储存和提取。当项目数量增多成为词表时。则进行了提取抑制，由先前严格的“质”的控制转换成“量”的控制。同时本研究中支持提取抑制假说可能也存在这个原因――使用词表形式呈现，且项目数较多。另外，研究者认为不同条件下词表1和词表2的显著差异是练习效应导致的，即表明存在练习效应，但听觉遗忘效应并非练习效应导致的。因为记忆和遗忘四词表的比较均是遗忘词表1反应时显著最大。且记忆条件和遗忘条件下词表1的差异显著，而词表2不显著。今后需在进一步控制练习效应的基础上对听觉定向效应的提取抑制理论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