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代表作十篇

白居易的代表作篇1

摘要：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在日本平安时代，白居易是日本人心目中最伟大的中国唐代诗人,当其所著《白氏文集》和《白氏长庆集》传入日本之后，白居易平易流畅的诗风受到了日本人们的很大欢迎和推崇，各个领域的作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分别对其进行了接受。本文试从白诗对日本平安朝文学著作、汉诗文、和歌等产生和发展中的重要性，探讨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平安朝文学的影响及日本平安朝文学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

关键词：白居易；日本平安文学；白氏文集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时白居易是一名多产的诗人，其文集《白氏文集》共收录诗文近4000篇。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闲适、感伤、讽谕、杂律四类。日本人对白诗的喜爱主要体现在他的闲适感伤诗上，并且在平安朝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

一、日本人广泛接受白居易的原因

第一，白诗的通俗性、平民性和现实性决定了它易于理解。白居易善于吸收民间语言，其诗词通俗易懂。汉语对日本人来说在理解运用上有一定难度，但通俗易懂的白诗易于日本人理解，成为日本文人模仿的对象是非常合理的。《冷斋夜话》中曾经提到白居易作诗后都要请老妪来听，并根据老妪的理解程度来对文章进行修改，直到老妪能够理解为止。这种说法虽还不足为凭，但白诗的通俗易懂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白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日本的平安时代非常相似。在日本的平安朝，天皇的权力逐渐减弱而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了其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素来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社会动荡与白居易所处的安史之乱的社会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于是，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 ”、“感伤 ”的佛道思想和审美情趣就会引起文人的共鸣。

第三，白居易的性格与平安时代典型日本人的性格相似，白诗的审美意识也与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有相通之处。白居易的作品中，闲适・感伤诗所占比例很大，在这些诗中，体现出一种追求心物一体、与自然融合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把握细腻，充满了忧郁伤感的情调。这与重视自然美，纤细地感知事物，追究“幽玄”的平安文人的个性相符，也和“物哀”，“风雅”这些平安时代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因此被平安时代的文人广泛接受和模仿。

第四，《白氏文集》是一部大型的文学辞典。当时的日本文坛极其尊崇汉诗文，《白氏文集》的取材范围基本涵盖了唐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与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相似，当时的日本文坛尊崇汉诗文，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参考资料，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流传到《白氏文集》，因而成为模仿的范本是很自然的事。

二、白氏文集的影响

自白居易诗歌开始进入日本，便在当时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曾说过：“诗人文士，靡然凤向，弃齐梁文选之旧，趋清新泼刺之风。”日本著名诗人具平亲王也曾作诗称赞道：“古今词客得名多，白氏拔群足咏歌。思任天然沈极底，心从造化动同波。”白居易的作品不仅在日本的评价极高，而且还引领了日本人学习白诗的热潮。

白氏文集对日本平安时代的影响最应该提及的就是汉诗文。因为在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文学是以汉诗文的繁荣为标志。特别是在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文人集会时，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诗歌。最早进行白诗排律模仿的诗人算是菅原道真，他的《寒早十首》就与白居易的《春深二十首》非常相似。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 》、《源氏物语 》等作品中,也处处可见对白诗的灵活运用。从汉诗的表现手法可知它从白诗中吸取的精华“意象”，“意象”是诗人进行思考与察觉的一种方式,是诗中形象活跃的体现。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白居易的诗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次影响深远的当属和歌了。“和歌”作为最能表现日本民族心声的艺术样式，也孕育了一大批歌人。在以在小野小町、原业平、文屋康秀等为代表的优秀歌人中也将以白诗为主体的中国唐诗的意境和美学加入到和歌创作中。唐诗与和歌结合的代表产物就是“句题和歌”。它是以一句唐诗佳句为题，然后将该句的内容化为和歌。最著名的是大江千里所作的《句题和歌》，在其 所作的句题和歌中，绝大部分以白居易的诗句为题的。可见唐诗为和歌的发展也作出一定贡献。

三、白诗与平安时代诗人及其巨著

平安时代作为日本受汉文学影响最深的时期，也产生了出日本古典巨著。最为著名的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清少纳言（约966~约1025）是平安时代著名的歌人、作家，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与紫式部、和泉式部并称为平安时代的三大才女，曾任一条天皇皇后藤原定子身边之女官。 一条帝时，仕于皇后定子，甚受眷遇。雪后皇后顾左右曰：“香炉峰之雪当如何?”少纳言即起搴帘，大家都很佩服她的敏捷。这种看似机制警敏的对话其实是建立在日本贵族阶级对白居易诗歌的推崇和熟知的基础上的，其依据便是白居易的《香炉峰下新卜山居》中的诗句“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蜂雪拨帘看”。她的著作《枕草子》内容不仅涉及山川草木、人物活动，还有京都的特定的自然环境在一年四季之中的变化，抒发胸臆，缀成感想。

紫式部，自幼熟悉汉文，遍读中国典籍，对白居易十分推崇，其所著的《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歌的关系非常密切，，《源氏物语》深受白诗的启发，写了众多女性的悲惨命运，并借以向社会提出血泪控诉，据统计全书仅引用白居易一人的诗句就达108处之多，除了白诗之外范围还非常广泛，涉及到中国古典名著《史记》、《庄子》、《诗经》、《昭明文选》等。在《源氏物语》全书有近100万字，分54回，以主人公光源氏50余年的仕途道路上的兴衰和置身情海的放荡生活为经线，以数十个与其相连且命运各异的贵族妇女的情感纠葛为纬线，很形象的展现了日本平安王朝时期贵族的生活。紫式部开篇题为《桐壶》，敏锐地觉察时代的真实本质，通过借用白居易《长恨歌》的情节作为全文的开端，引用“安禄山之乱”，曰：“‘唐朝就为了有此等事，弄得天下大乱’……消息渐渐传遍全国，民间怨声载道，认为此乃十分可忧之事，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呢”，用桐壶帝的专宠桐壶更衣来反映专宠必然引出祸事，设下悬念,紫式部就凭自己对于白诗的自由运用为我们成功塑造了桐壶帝这一痴情帝王的形象。

四、白诗与汉诗、和歌

桓武时，为了重建律令制度，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唐风文化受到极为尊崇。到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其盛期时期。很多文人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因此，很多白诗的句子被运用到日本汉诗中。下面分别是白居易和岛田中臣的诗：

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

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

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

宾客暂游无半日，王侯不到便终身。

始知天造空闲境，不为忙人富贵人。――白居易《春日题干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不是山家是释家，危望远眼光斜。

今朝无限风轮动，吹绽三千世界花。――岛田中臣《春日雄山寺上方远望》

胫耩手杖汉难收，得上台山最绝顶。

惆怅贵人无到日，只今犹合傲王侯。――岛田中臣《台山绝顶》

上面的白诗和岛诗分别对应，非常有韵律。岛田把白诗中的若干“意象”进行分解再重新组合，溶入到自己的诗中，构成新的“意象”。这种新的“意象”与原诗的语句并不完全一致，在遣词韵律方面有所调整。由此可见，白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的汉诗诗人不仅直接模仿白诗的形式，而且能巧妙地运用白诗的内容进行创作构思，通过模仿白诗的形式来创作汉诗。在日本，早宫神社上社祭祀的神明――菅原道真，他既是诗人，又是大学寮以及管家廊下的指导者、文学博士，可以说是平安时代无人可与之匹敌的大学儒，更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模仿白诗排律的诗人。下面这两首诗分别是白居易和菅原道真的著作。

何处春深好，春深富贵家。

马为中路鸟，妓作花

何处春深好，春深贫贱家。

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白居易《春深・二十首》

何人寒气早，寒早走还人。

案户无新口，寻名占旧身

何人寒气早，寒早卖盐人。

煮海虽随手，冲烟不顾身 。――菅原道真《寒早・十首》

由此可见白诗在汉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算得上汉诗的源泉所在。

和歌是日本的一种诗歌体，这种日本诗是对汉诗而言的，日本最初的诗使用汉字写成的，有的用汉字的意，有的的用汉字的音。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日本特点的诗。

下面为“六歌仙”之首遍昭的和歌：

天高云翻飞,风吹不停息,可怜少女影,思欲常相见。

――僧正遍昭《五节之时待见日姬》

在这里，歌人把太阳比作少女，表达了在节日之时思欲相见，却由于云遮日，欲见不能的心情。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和自然气氛的烘托手法，很明显是受到白居易《柘枝妓》中的“看罢曲终留不住，云翻雨送向阳台”这一构思的影响，和歌所表现的意境，并没有添加新的内容，但因为它运用了日本独有的31音“音数律”来表达白诗的内容，赋予白诗一个日本化的外壳，算是文学创作。

菅原文草卷三《秋天月》中，有“一生不见三秋月，天下应无断肠人”的诗句。不少学者指出，193首大江千里的和歌是白诗“燕子楼中霜月色，秋来只为一人长”（《白氏文集》卷十五）的翻案。以此看出，平安时期，以白诗为代表的唐诗被吸收运用到和歌中，为和歌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已成为平安朝歌人文学修养的一部分。

五、结束语

从白诗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正迎合了日本平安朝时代背景，为白诗在日本平安朝的宣传做了很好的铺垫，同时其作品的风格，正是平安朝诗人所钟爱的，受到了当时很多著名诗人的推崇，白诗逐渐被你们接受，白诗在汉诗文和和歌的创作和发展过程中，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日文化连接的纽带。

从日本平安朝文学的特质来看，日本古典文学是受到汉学的滋养而破土发芽的，中华文化给予了它丰富的营养和经验。日本古典文学在吸取了汉学养分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白居易热”不是可有可无的偶然存在，白居易的诗歌具有极大的挖掘价值和艺术精神，但是对于平安朝、及以后日本的文学文化的历史发展，白居易诗歌的流行正是当时地方文化裹足不前的最有效的一帖良药，它将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将永远流传下去，我们在另外的国度也会看到它的繁盛和积极影响，中日文化的一衣带水也将以其世界化的广度被整个人类文化所关注。

参考文献：

[1]谢东芹，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文学观察》。

[2]沈文凡、李文玉，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月。

[3]姚亚玲，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学-《日本文学》。

[4]王雅楠， 浅议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影响 -《职业时空》2010。

白居易的代表作篇2

关键词:白居易;日本平安文学;白诗;白氏文集

唐朝时,日本向中国派遣遣唐使,积极摄取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唐朝的文学作品也随之传到日本。日本人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崇拜,对唐朝的文学作品积极模仿吸收,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平安文学受到了唐代文学的很大影响,其中,对平安文学影响最大的,就是白居易的作品。

白居易是一名多产的诗人,其文集《白氏文集》收诗文3800余篇。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从内容上来看,前期以批判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讽喻诗为主;被贬为江州司马后,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诗渐多。由于语言通俗易懂,不仅被旧来的士大夫阶层所喜爱,在下层人民中也广为传唱。

《白氏文集》对日本的平安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白居易成为日本人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尤其是其闲适・感伤诗,在平安朝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颠峰人物。

一、白居易对平安文学的影响

974-1192年是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其文学的特征,可以简单总结为初期汉诗文的隆盛;中期和歌的复兴和女性文学的繁荣;末期贵族文学的变质。本文由于篇幅限制,从汉诗、和歌、女性文学这三个角度来分析白居易对平安朝文学的影响。

1.汉诗

桓武天皇为了再建律令制度,在政治、文化等所有方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唐风文化受到尊崇。在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文人集会时,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而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诗(以下简称“白诗”)。

首先,是模仿白诗的形式来创作汉诗。在日本,最早模仿白诗排律的诗人是菅原道真。下面这两首诗分别是白居易和菅原道真的作品。

何处春深好,春深富贵家。

马为中路鸟,妓作花…

何处春深好,春深贫贱家。

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

――白居易《春深・二十首》

何人寒气早,寒早走还人。

案户无新口,寻名占旧身…

何人寒气早,寒早卖盐人。

煮海虽随手,冲烟不顾身…

――菅原道真《寒早・十首》

白诗20首,菅原诗10首,每一章首句,各自同义重复,二句首词承接前句尾词,每一章分别叙述一个内容,各章互相连缀,形成一个贯通的主题。毫无疑问,菅诗模仿了白诗的形式,是白诗的“仿体诗”。

其次,把白诗的句子运用到日本汉诗中的作品也有很多。下面分别是白居易和岛田中臣的诗:

危亭绝顶四无邻(A),见尽三千世界春(B)。

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

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

宾客暂游无半日(C),王侯不到便终身(D)。

始知天造空闲境(D),不为忙人富贵人(C)。

――白居易《春日题干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不是山家是释家,危望远眼光斜(A)。

今朝无限风轮动,吹绽三千世界花(B)。

――岛田中臣《春日雄山寺上方远望》

胫耩手杖汉难收,得上台山最绝顶。

惆怅贵人无到日(C),只今犹合傲王侯(D)。

――岛田中臣《台山绝顶》

白诗和岛诗的A、B、C、D分别对应。岛田把白诗中的若干“意象”进行分解,通过重新组合,溶入自己的诗中,构成新的“意象”。这种新的“意象”与原诗的语句并不完全一致,在遣词韵律方面有所调整。也就是岛田中臣虽然运用了白诗,却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通过对白诗重新分解组合来创作汉诗。

可见,白诗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的汉诗人不仅直接模仿白诗的形式,还巧妙地运用白诗的内容进行构思,推动了汉诗创作的发展。

2.和歌

公元894年,日本政府停止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中断了和唐朝的文化交流。同时,由于假名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唐风文化出现衰退,和歌取代汉诗文,成为文学的主流。在日本歌坛上,出现了以“六歌仙”(僧正遍昭、在原业平、小野小町、文屋康秀、喜撰、大伴黑主)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歌人。

这一时期,以白诗为主体的中国唐诗的意境和美学意识,逐渐进入到和歌创作中。“六歌仙”中几乎没人不受白居易的影响。下面是“六歌仙”之首遍昭的和歌:

天つの通ひ路吹きとぢよをとめの姿しばしとどめむ

(天高云翻飞风吹不停息可怜少女影思欲常相见)

――僧正遍照《五节之时待见日姬》

在这首和歌中,歌人把太阳比作少女,表达了在节日之时思欲相见,却由于云遮日,欲见不能的心情。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和自然气氛的烘托手法,很明显是受到白居易《柘枝妓》中的“看罢曲终留不住,云翻雨送向阳台”这一构思的影响。同时,由于唐诗的大量引进,和歌与唐诗的碰撞已是无法避免。在这种风气下,歌人们尝试着把唐诗的佳句引入和歌,于是就出现了“句题和歌”,就是以一句唐诗佳句为题,将该句的内容化为和歌。最著名的是大江千里所作的《句题和歌》,在其125首句题和歌中,以白居易的诗句为题的有74首。例如「こづたふにの糸の弱ければとむるよからぞになし(树梢添枝条 吐出新绿丝 莺飞来此歇 弱嫩不胜力)。这首和歌,就是取自白居易《杨柳枝词》中的“绿绦条下不胜莺”一句。

在这里,和歌所表现的意境,就是白诗的一句,并没有添加新的内容。但是,这毫无疑问是文学创作,因为它运用了日本独有的31音“音数律”来表达白诗的内容,赋予白诗一个日本化的外壳。

可以看出,平安时期,以白诗为代表的唐诗被吸收运用到和歌中,为和歌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和歌通过积极吸收中国文学的影响,扩大视野,提高了艺术技巧。

3.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的繁荣是平安文学的一大特征,其中紫式部所著的《源氏物语》,可以称得上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本文试以《源氏物语》为例,来分析白居易对女性文学的影响。

众所周知,《源氏物语》不仅吸收了日本古典文学的精华,也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佛教思想等其他精髓。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者指出:作为在底层影响《源氏物语》的因素,《白氏文集》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引用数字上来看,全篇共有154处引用白诗,对《白氏文集》的引用次数要占汉语典籍引用总数的59%。

《源氏物语》的第一卷《桐壶》中,多次引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以唐玄宗专宠杨贵妃的故事,直讽桐壶帝宠爱桐壶更衣。例如下面这一段:

皇上看了《长恨歌》画册,觉得画中杨贵妃的容貌,虽然出于名画家之手,但笔力有限,到底缺乏生趣。诗中说贵妃的面庞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得确当,唐朝的装束也固然端丽优雅,但是,一回想桐壶更衣的妩媚温柔之姿,便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了。以前晨夕相处,惯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句,共交盟誓,如今都变成了空花泡影。天命如此,抱恨无穷!

“太液芙蓉未央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诗句都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桐壶帝和桐壶更衣这两个人物正是参照了唐明皇和杨贵妃,作者紫式部用迭影的方式对人物进行了日本式的重塑,达到了神似的地步。

在《须磨》卷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源氏公子被流放到须磨时的一个晚上,“此时一轮明月升上天空。源氏公子想起今天是十五之夜,便有无穷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清凉殿上,正在饮酒作乐,令人不胜艳羡,南宫北馆,定有无数愁人,对月长叹。于是凝望月色,冥想京都种种情状。继而朗吟“二千里外故人心”,闻者照例感动流泪。”这句“二千里外古人心”出自白居易的《八月十五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是白居易和被贬的好友元祯的赠答诗。正如白居易在八月十五的晚上思念好友元缜的心情一样,源氏想起了京城的女性们。

二、日本人广泛接受白居易的原因

第一,白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日本的平安时代非常相似。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时代。而日本的平安朝,天皇的权力逐渐减弱,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特别是到平安末期,武士的势力壮大,贵族社会逐渐失去活力。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佛教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于是,白诗中体现出来的老庄享受现世的逍遥观念和佛家追求来世的解脱思想就引起了平安时代贵族们的深切共鸣。

第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模仿。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冷斋夜话》中说白居易作诗后都要请老妪来听,并根据老妪的理解程度来修改,直到老妪能够理解为止。这种说法虽不足为凭,但白诗易懂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日本人来说,汉语毕竟是一种外语,在理解运用上有难度,于是,通俗易懂的白诗自然成了日本文人模仿的对象。

第三,白居易的性格与平安时代典型的日本人相似,白诗的审美情趣也与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有相通之处。白居易的作品中,闲适・感伤诗占很大比例,在这些诗中,体现出一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把握细腻,充满了忧郁伤感的情调。这与重视自然美,纤细地感知事物,追究“幽玄”的平安文人的性格相符,和“物哀”,“风雅”这些平安时代的审美情趣也十分契合,因此被平安时代的文人广泛接受。

第四,无论是质还是量,长达70余卷的《白氏文集》,对平安文人来说,是一部大型的文学事典兼辞典。白居易一生写了3800余首诗,而且其作品的取材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唐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当时的日本文坛尊崇汉诗文,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参考资料,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流传到《白氏文集》,自然成了模仿的范本。

参考文献:

[1] 宋再新.千年唐诗缘―唐诗在日本[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白居易的代表作篇3

一、白居易写有多首筝诗①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今陕西渭南）人。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中进士，历任左拾遗，东宫赞善大夫，江州司马，杭州、苏州刺史，太傅等职。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时年44岁的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惩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其政敌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样的遭遇使他写出了许多“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讽喻诗，并导致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出现。

江州5年，是白居易“疯狂”的创作时期，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他所写的《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当权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其中就有脍炙人口的《琵琶行》。这首诗除感叹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遭遇外，诗中对琵琶乐音的描写可谓承古今一绝。除此之外，他先后还写过多首与古筝相关的诗。

筝，是华夏民族创造的一件具有悠久历史的弹拨类乐器，源于秦而盛于唐。在唐代，筝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发展到了十三弦，不仅应用广泛，而且在弹奏技法与指法上，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浓墨重彩给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辉煌篇章的唐代诗人们，例如李白、岑参、刘禹锡等大诗人，都不吝笔墨，为筝写下了许多佳词丽句，而白居易更是其中的突出者。

在唐代众多的诗人中，白居易对音乐舞蹈的精通，是任何人都无法与其相比的。他在这方面的诗，是诗史，也是史诗。他曾为许多人导演过《霓裳羽衣舞》。在乐器方面，他对许多乐器都很精通，而且达到极高的成就。

唐代是各种乐器盛行的时代，拍扳、笛子、笙、排箫、琵琶、箜篌，多得难以计数，而筝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种乐器。唐代筝乐盛行，非常普及。都城长安，骑马走在大街上随时都能听到筝声。白居易与筝、琵琶、琴等乐器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常听筝消遣，弹筝自娱，在他的不少诗文中流露出对筝的酷爱。在著名的《废琴》诗中，他就写下了“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的名句，而且他把人们不再喜欢听琴的原因，也归咎于筝，所谓“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琴是那样的无奈，筝却是那样的风行。即便是能弹一手好琴的诗人，也绝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于筝乐无动于衷。所以，白居易在他众多的吟诵音乐的诗篇中，除了咏琴，就是咏筝的，比琵琶等其他乐器都多。

据不完全统计，在白居易的诗中，至少有不少于14篇的咏筝诗，而且篇篇都对筝充满情感。具体作品有《听崔七妓人筝》《夜筝》《听夜筝有感》《筝》《偶于维扬牛相公处觅得筝筝未到先寄诗来走笔戏答》《夜闻筝中弹潇湘送神曲感旧》《戏答思黯》《代谢好妓答崔员外》《云和》《夜宴惜别》《杨柳枝二十韵》《奉酬维扬牛相公思黯见寄二十四韵》以及谈筝诗《废琴》《霓裳羽衣歌》等。

二、白居易对筝有独特感悟

音乐空灵微妙，本身就很难把握，用诗歌形式将它表现出来就更难了。因此，诗人们在诗歌中多是将音乐作为点缀，很少有以音乐本身为描写对象的。而白居易无疑是一个例外。在白居易的诗中，多次出现过类似于他在《听幽兰》诗中所写的“自弹不及听人弹”这样的话，表明他是精通音律的诗人，不仅可以弹奏许多乐器，而且可以说是一位音乐大师。且看他的《夜筝》诗：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低容。

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

此诗前两句中用“紫袖”“明月”不仅扣住了诗题，而且是皓月当空，“紫袖红弦”，彩色搭配之和谐，深蕴其中，滴水不露。“自弹自感低容”，七个字就连用了两个“自”字，写出弹筝者全神倾注于筝乐的情态。“自弹”，是信手弹来，得心应手；“自感”，可见弹奏者完全沉浸在乐曲之中。唯其“自感”，方能感动人。“自弹自感”把演奏者灵感到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写得惟妙惟肖。“”，从构字法来说，为音于门中，《说文解字》说过：“音，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内心的苦处，不为外人所知，把自己的心酸全部寓于筝声中，为此也就水道渠成地有“低容”。前后两句，对比强烈，外表的艳丽与内心的凄苦，景喜情悲。

从“自弹自感低容”来看，与“自弹不及听人弹”一样，表明白居易不仅是一位筝手，而且是一位乐技高超的筝手。

音乐之美本在于声，可此诗中对筝乐除一个笼统的“弹”字外，几乎没有正面描写。但是，在此诗的后两句中，诗人却集中笔力，写出一个无声的顷刻。这无声是“弦凝”，是乐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无声是“指咽”，是如泣如诉的情绪上升到顶点所起的突变；这无声是“声停”，而不是一味地沉寂。正因为与声情攸关，它才不同于真的无声，听者也从这里获得了“别有深情一万重”的感受。此时此刻，音乐虽然停止了，却产生了比有声时还要强烈的效果，达到不可想象的意境。这才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诗人从侧面落笔，收到了“睹影知竿”的效果。不仅引导读者发现了奇妙的无声之美，更通过这一无声的顷刻，让读者去领悟、想象那筝曲的美妙。

再看白居易的《听崔七妓人筝》诗：

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

凭君向道休弹去，白尽江州司马头。

此诗前两句的“花脸”即“花面”，意为如花的脸，形容女子貌美；“云鬟”是指高耸的环形发髻；“玉楼”根据诗题应该是指“妓楼”。全句之意不解自明。“十三弦”指的就是筝。在当时，十三弦的筝广为流行。十三弦寓意颇为深刻，根据一些《唐宋诗词选》 中注疏得知，在十三弦中，其中12条代表12个月，另一条弦则代表闰月。“一时”一词用得非常妙，“一时愁”非筝声愁，而是诗人心愁也。所以就自然有了以下的两句。

此诗的后两句是前两句的自然延续。“凭君”就是托人了，但所托何人，不得而知，也不需要知道。“向”者，朝也。所以整句的意思就是：托你告诉她不要再弹了，还是离去吧！再弹下去，因为“愁”的缘故，我的头发全都要变白了。虽有夸张，但与白居易当时在江州的心情非常相符。

《听崔七妓人筝》全诗二十八字，无一字写筝声，但点缀一“愁”字，意便全出。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说此诗“作计之妙，实与景遇，则语意自别”。确为精当之评。

再看白居易的《听夜筝有感》诗：

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

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

此诗前两句“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显然是在写其任职江州司马期间，夜闻筝声，座中泣下，泪湿青衫的那一幕。其时白居易虽身遭贬谪且华发新生，但雄心犹存。被落寞的筝声感染，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虽是仙音，亦不忍卒闻。

此诗后两句“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说的是如今已是银丝满头，欺霜赛雪，历尽沧桑，壮志消磨殆尽，看透红尘，心如死水，已无波澜，如此情形下，任你的筝声再如何缠绵悱恻，凄婉动人，我早已充耳不闻，就算弹上一整夜，我亦是无动于衷。

读白居易此诗，最大的感受便是，哀莫大于心死。由起初对筝声的不愿闻，到最后的“弹到天明亦任君”，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变化啊。这是两种境界，前者虽遭受挫折，但尚留希望在心中；后者则已忘物忘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如止水，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已漠然。其实我们知道，白居易虽然说他已经看透红尘，心如死水，再无波澜，但是，他并没有颓废，毕竟，还心存憧憬，毕竟，还有喜怒哀乐……所以，应该认为，白居易对筝是有独特的感悟的。

三、白居易与牛僧孺的筝缘

白居易写有一首题为《偶于维扬牛相公处觅得筝，筝未到，先寄诗来，走笔戏答》的五言律诗：

楚匠饶巧思，秦筝多好音。

如能惠一面，何啻直双金。

玉柱调须品，朱弦染要深。

会教魔女弄，不动是禅心。

仅从这首诗的诗题中的“觅得筝”“筝未到”“走笔戏答”这些字眼就可以知道，这首诗中一定包含着一个与筝有情缘的故事。

这首诗作于白居易的晚年，闲居在洛阳的时候。其时，他常与裴度、刘禹锡等人举行诗文酒会、音乐雅集，“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过着潇洒闲适的生活。天性喜好音乐的他，得知他在扬州任淮南节度使的好友牛僧孺“弄”到一张“维扬筝”后，心血来潮给牛僧孺去信，想要这张筝。

牛僧孺与白居易同朝为官多年，且官比他当得大，但是小白居易7岁。白居易在另一首诗中曾经记叙了牛僧孺无论任京官或是“外放”，15年间其所任职务皆“同平章事”，即与宰相相当，所以白居易称他为“牛相公”。

牛僧孺所在的扬州，当时极东南繁华之盛，不仅歌舞管弦盛行，而且能制作良筝。白居易所处的洛阳，是“东都”所在，其文化繁荣应该毋庸置疑，难道就找不到一张好筝？那么，白居易为什么偏偏要到“维扬”去“觅”筝，而且还不怕麻烦地让友人“封寄”给他呢？这在“戏答”的前两句已说得非常清楚了：“楚匠饶巧思，秦筝多好音”即是说，扬州制筝的工匠富有巧妙的构思，制作出来的秦筝大多有美妙的声音。扬州的筝好，“如能惠一面，何啻直双金”，他当然要到“维扬”“觅”筝了。

牛僧孺在“封寄”筝之前的赠诗中有“但愁封寄去，魔物或惊禅”两句，是因为白居易曾在《咏筝》诗中称秦筝为“魔物”，白居易又信佛，常与寺庙高僧论禅，所以就开玩笑说，就怕我将筝“封寄”后，这张筝（魔物）的美妙声音会惊动你的禅心。而白居易在回诗的最后说“会教魔女弄，不动是禅心”。意思是说，你送给我的维扬筝这个“魔物”，我会教“魔女”来弹奏的，但是我的禅心是不会因之而被撼动的。

白居易身处洛阳却要到扬州“觅”筝，而牛僧孺也毫不客气地说他寄赠的“维扬筝”说不定是能惊动白居易禅心的“魔物”。这足以说明，牛僧孺与白居易这对诗友、筝客的友谊不是一般的深厚，而当时扬州筝也的确精妙无比，令人羡慕。

不久，白居易就收到了牛僧孺“封寄”给他的“维扬筝”，他激动无比，于是又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长达48句的《奉酬淮南牛相公思黯见寄二十四韵》诗。诗中称牛僧孺是“济世贤”，说：“白老忘机客，牛公济世贤”，“远讯惊魔物，深情寄酒钱，霜纨一百正，玉柱十三弦。楚醴来尊里，秦声送耳边。何时红烛下，相对一陶然。”接着又写有《因梦得酬牛相公初到洛中小饮见赠》《呈思黯奇章公》《酬思黯戏赠同用狂字》《又戏答绝句》《戏答思黯》《早春忆游思黯南庄因寄长句》《奉和思黯自题南庄见示兼呈梦得》《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等10多篇。

诗中的“思黯”，即是牛僧孺的字。《戏答思黯》诗说：

何时得见十三弦，待取无云有月天。

愿得金波明似镜，镜中照出月中仙。

这种对秦筝的情感，多么深厚，多么独特，多么有趣味，多么感人，确有“筝狂”“筝迷”的味道。所以，说白居易与筝有特殊的情缘，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注释：

白居易的代表作篇4

摘要 白居易前期表现出激进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其政治实践和文学实践中有鲜明的表现。在其倡导新乐府运动期间所作的大量“唯歌生民病”的讽喻诗中,闪烁着激进的民本思想的光辉。

关键词:白居易 讽喻诗 诗歌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白居易的诗歌可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等四大类。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其作谏官(左拾遗)三年中所创作的以《新乐府序》、《秦中吟》为代表的讽喻诗。

他的诗歌理论中,最集中、最有影响的部分,也是关于讽喻诗的论述。主要见于《策林六八・仪文章》、《策林六九・采诗》、《新乐府序》、《新乐府・采诗官》、《寄唐生》、《与元九书》等篇章中。白居易的这些集中而自成体系的关于讽喻诗的论述,是其前期民本思想的反映。他的“唯歌生民病”的主张,是其诗论中最富有民本思想的现实主义精神的部分,是其诗论中的精粹。

“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是其讽喻诗创作的宗旨。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数年后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所写的《与元九书》中的这段话,可算是对其“唯歌生民病”创作宗旨的最好诠释。

白居易深受先秦儒家“贵民”、“保民”的民本思想的影响,其“唯歌生民病”的诗歌主张与儒家正统诗论是一脉相承的。作为儒家诗论总结的《毛诗序》,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性,要求诗歌为现实政治服务。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认为用诗歌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就可以“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这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感情就可以得到统一,一切社会矛盾就可以达到调和,帝王也就可以“垂拱而理”了。

白居易“唯歌生民病”的诗歌主张,强调以诗歌“救济病人,裨补是阙”,将诗歌与政治、人民生活密切结合,是他“文章合为时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诗文理论基础。“生民病”是“为时”、“为事”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时”、“为事”是对“生民病”的概括和升华。白居易不仅用这种主张指导自己的创作,而且也用它来衡量评价他之前的诗人及作品。他认为屈原“‘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只得风人之什二三”。

世称李杜齐名,白居易却认为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不及杜甫的“尽工尽善”。他最钦服的是杜甫,只因杜甫以风雅比兴为主,关切民生疾苦,这才是他最愿意学习并发扬的。杜甫虽写过不少关切民生疾苦的诗,但没有提出“唯歌生民病”诗歌的创作主张,白居易“唯歌生民病”的主张,不仅是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一个贡献,也为后代诗人指出了明确的现实主义方向。

白居易之所以提出“唯歌生民病”的诗歌创作主张,除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深厚的生活基础。

白居易入仕的贞元、元和之际,是一个交织着痛苦与希望的时代。一方面,安史之乱后,均田制被彻底破坏,土地兼并加剧,战祸连年,朋党倾轧,朝政紊乱。白居易的“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伤唐衢二首》之二),是对当时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现状的揭示。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基于对“中兴”的渴望,掀起了从“永贞革新”到元和初期的政治改革。当时的唐宪宗,广开言路,容纳直言,出现了人心思治的宽松的政治局面,从而为白居易的讽喻诗的创作,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和土壤。

白居易出生于中小地主阶级,家贫多故,童年及青少年时期,备尝生活的艰辛及战乱流离之苦。诗人的身世及早年的苦难经历,不仅孕育和深化了他的悯念生民疾苦的民本主义思想,同时也为他后来创作“唯歌生民病”的讽喻诗,打下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基于对下层人民遭受重敛、战乱等深重苦难的亲身体验,以及对造成这些苦难的社会政治原因的深入观察,从而形成了以儒家“仁政”理想为核心的激进民本主义政治思想。他劝谕君主“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切不可“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 百姓以从一人之欲”(《策林・不劳而理》)。在政令的实施方面,他主张抑兼并,薄赋敛,节用爱民,以安百姓。白居易“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的民本思想正是他提出“唯歌生民病”的主张的思想基础。

结合诗人的创作实践来看,白居易“唯歌生民病”的主张包含有再现人民疾苦及揭露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两个目的。白居易在其讽喻诗中,不但带着感同身受的深切同情,描写下层人民饥寒交迫的悲惨处境,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权豪们的残暴与贪婪。

如《秦中吟》中的《重赋》、《轻肥》、《歌舞》、《买花》,《新乐府》中的《道州民》、《红线毯》、《杜陵叟》、《缭绫》、《卖炭翁》、《黑龙潭》,以及早年所作的《观刈麦》、《采地黄者》、《村居苦寒》、《夏旱》等,都是其讽喻诗中反映生民疾苦及贪吏的代表作。在白居易的带动和感召下,同时代的诗人元稹、李绅、张籍、王建等,也都创作了不少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从而形成了一种创作倾向,并对后世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提出的“唯歌生民病”的主张,为这一富有民本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创作倾向树立了一面旗帜。

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喻诗的评价,历代毁誉参半。但白居易的人民性和现实性的诗歌主张,以及他的那些直接写人民疾苦的讽喻诗,都应当给以足够的重视和高度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白居易的代表作篇5

1、“愿作深山木”的意思是：想要变成深山里的木头。此句出自白居易先生的《长相思》。

2、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白居易的代表作篇6

【关键词】诗歌教学； 思想内容； 写作特色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多年来选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的名篇佳作之一，它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奉召回京，同时白居易也从苏州返回洛阳。他们二人途中于扬州相逢。白居易在筵席上写了一首诗相赠：“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赠诗既有对刘禹锡的赞许，也有对刘禹锡的遭遇表示不平。作为对白居易的酬答，刘禹锡写了这首七言律诗。

刘禹锡（772-842），唐朝著名诗人，字梦得，河南洛阳人，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世称“诗豪”，诗风雄浑豪迈，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先后任太子校书、监察御史等职。永贞元年（805）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在贬官期间，在扬州碰到白居易，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答谢白居易。读这首诗，我们似乎听到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时光流逝、人生易老的慨叹，真切地感到一位老而弥坚的斗士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更能领悟到一种发人深省的深刻哲理。

下面从《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思想内容和写作特色两方面简要赏析。

1 本诗的思想内容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的“酬”，答谢，这里是以诗相答的意思。用诗歌赠答。“乐天”，指白居易，字乐天。见赠：送给。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这两句是诗的首联，意思是巴山楚水一片荒远凄凉，二十三年来，我被朝廷抛弃在那里。“巴山楚水”，古时四川东部属于巴国，湖南北部和湖北等地属于楚国。刘禹锡曾被贬到这些地方做官，所以用巴山楚水指诗人被贬到之地。“二十三年”，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到写此诗时，共22个年头，因第二年才能回到京城，所以说23年。“弃置身”，指遭受贬谪的诗人自己。“置”，放置。“弃置”，贬谪。这两句紧紧承接白居易赠诗的最后两句：“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意思是你所以遭此不幸，全是因为你的才太大名气太高，可是二十三年来遭受的折磨太多太甚了。白居易的诗句中既有对刘禹锡的不幸遭遇的感慨不平，又暗含着对刘禹锡的赞颂之情。

白居易的赠诗刚完，刘禹锡马上于筵席上酬答。酬答之诗的首联，又紧紧承接赠诗的尾联。就内容看，同赠诗一样，借概述二十三年的不幸遭遇来抒怀。就此，也足见刘禹锡诗才过人，也难怪有人称他为“诗豪”了。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这两句是诗的颔联，意思是回到家乡熟悉的人都已逝去，只能吟着向秀闻笛时写的《思旧赋》来怀念他们，而自己也成了神话中那个烂掉了斧头的人，已无人相识，真令人恍如隔世啊。“怀旧”，怀念故友。“吟”，吟唱。“闻笛赋”，指西晋向秀的《思旧赋》。三国曹魏末年，向秀的朋友嵇康 、吕安因不满司马氏篡权而被杀害。后来，向秀经过嵇康、吕安的旧居，听到邻人吹笛，勾起了对故人的怀念。 序文中说：自己经过嵇康旧居，因写此赋追念他。刘禹锡借用这个典故怀念已死去的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到”，到达。“翻似”倒好像。“翻”，副词，反而。“烂柯人”，指晋人王质。相传晋人王质上山砍柴，看见两个童子下棋，就停下观看。等棋局终了，手中的斧把已经朽烂。回到村里，才知道已过了一百年。同代人都已经亡故。作者以此典故表达自己遭贬23年的感慨。刘禹锡也借这个故事表达世事沧桑，人事全非，暮年返乡恍如隔世的心情。在这两句诗中作者用了两个典故，比喻自己回到扬州时的无限感慨之情。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句是诗的颈联，意思是我如同一艘沉船，新贵们好比千帆竞渡，飞驰而过，又如一棵病树，眼前都是万木争春，生机盎然。“侧畔”，旁边。“千帆”，无数的船只。“病树”，枯朽的树木。“春”，比喻生机。这一联宕开一笔，诗人以“沉舟”“ 病树”自喻抒发身世之感。“千帆过”“万木春”，以自然景物的变化暗示社会的发展，表现出诗人对世事变迁和宦途谪升的豁达开朗。此联中诗人一改前面伤感低沉的心境，展现出乐观昂扬的精神风貌，使情、景、理得以巧妙融合。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两句是诗的尾联，意思是今天听到你为我歌唱的那一曲，就凭借这杯水酒重新振作起精神吧。“歌一曲”，指白居易的《醉赠刘二十八使君》。“长精神”，振作精神。“长”，增长，振作。从这两句诗中，我们感受到诗人没有一味消沉下去，他笔锋一转，又相互劝慰，相互鼓励了。他对生活并未完全丧失信心。诗中虽然感慨很深，但读来给人的感受并不是消沉，相反却是振奋。

2 本诗的艺术特色

刘禹锡的这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就以它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人耳目一新。读这首诗，我们似乎听到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时光流逝、人生易老的慨叹，真切地感到一位老而弥坚的斗士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更能领悟到一种发人深省的深刻道理。

2.1 世事沧桑的变迁。

这首诗是刘禹锡与唐代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的唱和之作，写于宝历二年（826年）。当时刘禹锡结束了长期的贬谪生涯，奉诏返回洛阳。与因病免苏州刺史返洛阳的白居易相逢于扬州。一对饱经世事沧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故友重逢，白居易感时伤怀，写成《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一诗。刘禹锡遂写《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作为酬作。

诗的前两联追述身世经历，表达出对时光流逝、世事难测、人生易老的深深慨叹。刘禹锡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又学宏词科，任监察御史时，参与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改革失败后，被贬连州刺史，再贬郎州司马。后被诏还，又因作《玄都观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再被贬为扬州、连州等地作刺史，辗转外地二十余年。后奉诏回京，官至太子宾客。从贞元十九年（803年），刘禹锡任监察御史，白居易为校书郎，住常乐里，二人同朝为官，到宝历二年（826年）奉诏回京，刚好二十三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是对自己这二十余年人生经历的概括。一个“凄凉”，一个“弃”，和白居易诗“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把二十三年自己谪居在巴山楚水，看同辈人悉数升迁，只有自己在荒凉地区寂寞地虚度年华的那份苦水委婉地倒了出来。“闻笛赋”，指向秀的《思旧赋》中“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廖亮，追思往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烂柯人”用的是《述异记》的故事，“晋王质入山采樵，见二童子对弈，童子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饥。局终，童子指示日：‘汝柯烂矣！’质还乡里，已及百岁。”当年的刘禹锡和白居易都是三十二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而今他们都已五十五岁，行将步入老年。回首往事，恍如隔世，觉得人事全非，不再是旧日光景。所以有“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的感慨。

2.2 巧妙运用历史典故。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用了向秀《思旧赋》及王质烂柯这两个典故。意思是说自己在外二十三年，如今回来，许多老朋友都已去世，只能徒然地吟诵向秀的《思旧赋》表示悼念而已。此番回来恍如隔世，觉得人事全非，不再是旧日的光景了。这样既表达对当时统治者迫害旧友的不满之情，又暗示自己被贬时间之长，以及回归之后生疏而怅惘的心情，涵义十分丰富。

“闻笛赋”，指西晋向秀的《思旧赋》。三国曹魏末年，向秀的朋友嵇康 、吕安因不满司马氏篡权而被杀害。后来，向秀经过嵇康、吕安的旧居，听到邻人吹笛，勾起了对故人的怀念。 序文中说：自己经过嵇康旧居，因写此赋追念他。刘禹锡借用这个典故怀念已死去的王叔文、柳宗元等人。

“烂柯人”，指晋人王质。相传晋人王质上山砍柴，看见两个童子下棋，就停下观看。等棋局终了，手中的斧把已经朽烂。回到村里，才知道已过了一百年。同代人都已经亡故。作者以此典故表达自己遭贬23年的感慨。刘禹锡也借这个故事表达世事沧桑，人事全非，暮年返乡恍如隔世的心情。

刘禹锡这首酬答诗，接过白居易诗的话头，着重抒写这特定环境中自己的感情。白居易的赠诗中，白居易对刘禹锡的遭遇无限感慨，最后两句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一方面感叹刘禹锡的不幸命运，另一方面又称赞了刘禹锡的才气与名望。这两句诗，在同情之中又包含着赞美，显得十分委婉。因为白居易在诗的末尾说到二十三年，所以刘禹锡在诗的开头就接着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自己谪居在巴山楚水这荒凉的地区，算来已经二十三年了。一来一往，显出朋友之间推心置腹的亲切关系。

2.3 积极乐观人生态度。

刘禹锡一生屡遭贬谪，但他积极乐观，虽处逆境也能，表现出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这一点，在这首诗中表现得尤为鲜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描绘出一幅充满生机的景象。“沉舟”“病树”比喻穷困潦倒之人。作者虽以“沉舟”“病树”自比，却没有丝毫自怨自艾之意。沉舟侧畔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万木争春，面对一个蓬蓬勃勃的时代，诗歌传达给我们的是兴奋和喜悦。“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颇有积极意义，比白居易原诗《赠刘二十八使君》“为我引杯添酒饮，为君把筹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更为令人振奋。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刘禹锡不少表现这种积极向上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貌的诗作，如《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人一改人们赋予秋天凄清、肃杀、伤感、悲凉的传统的悲秋情思，代之以美丽、明朗、阔大、高远的意象，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可以说这种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就是刘禹锡诗歌思想意义的精髓，也正是其诗歌的魅力之所在。

2.4 耐人寻味人生哲理：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的诗眼，也是千古传诵的名句。诗句把“沉舟”“病树”理解为衰落的旧事物，把“千帆”“万木”理解为成长的新事物，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机蓬勃的时代景象，而且蕴涵着发人深省的人生哲理，那就是历史的洪流总是滚滚向前的，旧的事物必将被新生事物所取代，新陈代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认识到这一点，面对千帆竞发、万木争春的蓬勃景象，我们应是欣喜和赞美，而不必过多地为“病树”“沉舟”而惋惜、慨叹。这才是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可能遭遇挫折、痛苦，甚至是磨难，我们鳞伤的心需要抚慰。世事沧桑，人生易老，面对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我们常常会感到无奈和茫然，失落的心需要寄托。读刘禹锡的这首诗，能感受到诗情起伏跌宕，沉郁中见豪放，能与诗人进行心灵的交流，获得了旷达和乐观的精神风貌。

参考文献

[1] 出中古诗词鉴赏（全二册）.王敬业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3.3

[2] 初中文言文译注及赏析.吴铜运主编.长春出版社.

[3] 中学文言文全解一点通.人教版七-九年级合订本.朱五书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2

[4] 七-九年级语文学科.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白居易的代表作篇7

本文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对白居易诗歌中的老庄典故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作了简要介绍，其中研究背景从老子和庄子思想形成过程及主要表现，白居易思想形成的过程及主要表现这两方面来阐述。同时，本文还指出研究目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第二部分论述白居易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表达知足保和的思想。第三部分论述白居易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表达明哲保身的思想。第四部分论述白居易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表达随缘任运的思想。第五部分论述白居易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表达淡泊名利的思想。第六部分论述白居易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表达祸福相倚的思想。结语的部分对文章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其中对老庄典故在白居易诗歌中所表达的五大类思想进行了宏观的梳理，并指出其现代意义。

[关键词]：白居易 诗歌 老庄 典故

一、绪论

（一）课题研究背景及目的

老子和庄子生活在春秋战国年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变革的时代。周王室已失去尊严，以及对各国的控制，以致沦为附庸。诸侯、卿大夫的实力却不断的膨胀。一些富有政治野心的人，竞相争权夺位，横征暴敛，给民间也带来恶劣影响，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形势。面对这样的时局，那些有学识，但却在政治上失意的贵族，站在哲学和历史的高度上探讨自然规律，反思社会现象、寻求人生的意义，对生存方式有了深刻的体悟。在这个过程中，老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庄子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天下万物的总源头，也是天下事物发展的一个总规律、总动力。万事万物都应该顺着道来进行，也就是顺其自然。同时，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对立的，一切都在变化，一切皆有利弊，应当辩证地看待事物。好的一方面包含不利的一部分，而有不利的一方面包含着好的一部分，没有单纯的利也没有单纯的弊，祸福相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另外，他们强调无为而治，认为有所作为往往会导致妄为、胡作非为。其实人可以通过无为来达到有为的目的。此外，他们都强调贵生处柔，认为，“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就是要以退为进，你越不争，你得到的东西就越多，在这种状态下，才更容易保全自己。

白居易生活在中唐时代，大唐王朝经历了安史之乱，元气大伤。国力不再强盛，皇权不再集中。藩镇割据相当严重。朝廷为了巩固政权多次平藩，耗费财力物力。而各藩镇为了强化自己的实力维护自己的统治，更加重了赋役的征发和财帛的搜刮。这些做法使人民的负担日益沉重，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这个时代与老庄的时代虽相差千年，却有共同之处。早年的白居易一直致力于“兼济天下”（《孟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革政治，改善人民百姓的生活。但是，由于现实的残酷，政治的险恶，他的愿望并]有实现。以白居易44岁为界，仕途日渐下滑。经历过多次的政治失意和仕途的坎坷，命运多舛使他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抛弃身外之物，关注内心世界。

王拾遗在《白居易传》中认为白居易的思想发展具有阶段性。“白居易最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其次，又接受了佛家思想。再次，道家思想给予白居易的影响，也是不小的。”王拾遗在书中还说，“综观白居易一生，思想大的变化只有一次，谪贬江州是关键性事件。当他从江州往忠州的船上，曾把前半生的生活做过检讨。白居易提出四点：一、避险知足，二、隐于朝师，三、少于全身，四、随俗浮沉。”白居易后半生的闲适生活对老庄思想，特别是对老子知足，庄子随缘遂性表现了由衷的认同。庄子主张以虚静之心体会自然与人生，不重身外之物，无累于功名富贵，淡泊名利。遂性逍遥，主张各适其性，知足保和，追求内心的自我完美，正视无待的境界。祸福相依，乐观的生活态度。

白居易和老庄生活的时代虽相隔千年，但有相同之处，都处在社会动荡，政治变革的大背景下。白居易十分推崇老庄思想，他学习并接受了老庄的许多思想，尤其是老庄无为而治，清静寡欲，贵生处柔和祸福相倚的思想，并且在诗歌中用老庄典故的形式表现出了自己知足保和、明哲保身、随缘任运、淡泊名利和祸福相倚这五大主要思想。

本文研究目的是浅要地分析白居易诗歌中涉及老子和庄子典故的运用，更加准确地了解白居易诗歌的思想表达，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入手，进一步全面和深入地认识白居易的思想情感，并为将来研究白居易诗歌中典故的运用的课题提供可靠材料。另外，研究白居易诗歌中老庄典故的运用，从典故本身的内涵和其表达的思想情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白居易当时身处的社会环境，希望能对未来研究唐代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貌具有积极意义。

（二）研究现状

白居易作为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并留名青史的诗人，几十年来学界对其诗歌创作的研究成果数量可观。半个世纪以来，对白居易的研究总体上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对他的生平和家世的研究，如朱金城的《白居易研究》和王拾遗的《白居易传》；二是对他思想的研究，如褚斌杰的《白居易的人生观》和李红霞的《白居易中隐的社会文化阐释》；三是对他的文学创作的研究，而文学创作的研究又分为白居易诗论研究和作品研究，如吕世媛的《白居易讽喻诗中的用典形式及特点》和朱金城、朱易安的《读白居易诗札记》，四是对他作品版本的研究。白居易的闲适诗研究是近年学界较为重视的，如李寅生的《论白居易的闲适诗》、杜纯梓的《白居易闲适诗新探》、赵荣蔚的《论白居易后期闲适诗歌的创作心态》、毛妍君的《白居易闲适诗研究》。也有学者研究老庄思想对白居易的影响，例如，赵建梅的《试论晚年白居易的自足、闲适思想》。

但是，目前还没有学者从诗歌中的老庄典故的角度出发，研究老庄典故在白居易诗歌中的运用，并分析表写典故所表达的思想，以及所反映的白居易的思想。

（三）研究方法

通过多种途径查找本课题的参考资料。查阅书面和网络中有关白居易生平研究、白居易思想研究、白居易诗歌研究、老子生平及思想研究和庄子生平及思想研究的书刊杂志论文等相关文献材料。

通过分析综合的方法，对参考资料进行阅读，整理，并分析研究。

在白居易诗歌中查找涉及老子和庄子的典故，将其按照一定标准分类，分析其中包含老庄思想，并总结从老庄典故中反应出来的白居易的思想。

（四）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是白居易诗歌中的老庄典故。查阅白居易的诗歌，将白居易诗歌中的涉及老子和庄子的典故，按照所反映出来的白居易的思想这一标准进行分类，并归纳。分析这些典故所反映的老庄的思想，以及白居易借这些老庄典故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情感。最后形成结论。

二、白居易诗歌中老庄典故与知足保和思想的体现

白居易接受了老庄无为、寡欲的思想，他结合自己的生活背景和政治经历，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知足保和思想。他在许多诗歌中都运用老庄典故来表达自己的这一思想。

例如，《高仆射》有两句诗，“富贵人所爱，圣人去其泰”中的“去泰”出自《老子》二十九章：“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意思是圣人要去除那种极端、奢侈的、过度的措施法度。诗句“玄元亦有训，知止则不殆”（《高仆射》）中的“知止则不殆”出自《老子》三十二章：“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意思是名分已经有了，就要有所制约，适可而止，知道制约、适可而止，就没有什么危险了。这两句是都强调要知足，不能没有节制，表达了诗人知足保和的思想。

再如，白居易在《赠吴丹》中用了四个典故来表达自己的这一思想。诗句“巧者力苦劳，智者心苦忧”中“巧劳智忧”出自《庄子・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意思是灵巧的人感到劳累而聪慧的人觉得忧患，没有能耐的人也就没有什么追求，填饱肚子就能自由自在地遨游，像没有缆索飘忽在水中的小船一样，这才是心境虚无，能够自由遨游的人。诗中用来指急功近利的人劳体费神，无欲无求者逍遥自在。“宦途似风水，君心如虚舟”（《赠吴丹》）中“虚舟”出自《庄子・山木》：“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菩闹人不怒。”意思是两条船并连起来渡河，如果有空船碰撞过来，即使心地最狭隘、性格最火急的人也不会发怒。庄子强调要消除忧虑之心，不统治别人，抛弃权势，摒除欲望。“泛然而不有，进退得自由”（《赠吴丹》）中“不有”出自《老子》第十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意思是虽然让万物生长繁殖，产生并养育万物，但是不占为己有，作为万物之长却不主宰他们，这就叫玄德。这句话在诗中的意思是，涉及而不占有，那么进退仕途就能自由了的意思。“顾我愚且昧，劳生殊为休”（《赠吴丹》）中的“劳生”出自《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意思是说，天地给了我们一个有形的生命，要我们忙忙碌碌，人生总要老，等到老了，就让我们用死去的方式得到休息。该典故诗中指辛苦劳累的生活。诗人通过说明追求名利，图权势的人辛苦而不自由，来表达自己对并不是追求权势名利的“巧劳”者，满足于现在的轻松自由状态，表达自己知足常乐的心态。

诗人在《咏意》的“常闻南华经，巧劳智忧愁”句中，也用了“巧劳智忧”这个典故，它在诗中指急功近利的人劳体费神，无欲无求者逍遥自在。诗人强调，只有知足，而非“巧”或者“智”才能生活的清静自由。

另外，《冬夜》：“不学坐忘心，寂莫安可过”中“坐忘”出自《庄子・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抛弃自己的身体，废除自己的聪明，丢掉形体和才智的束缚，与大道同一，这就是坐忘。在精神方面返璞归真，让自己的心性得到完全解放，使自己的心境得到恬淡、清静、无为，仿佛自己与宇宙融合，升华到物我合一的境界。诗中意为不学习坐忘的心态，怎么能在寂寞中安然度过。因此诗人认为要舍弃功利心，清静无为，知足保和。

诗人在《睡起晏坐》的诗句“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和《送兄弟回雪夜》的诗句“回念入坐忘，转忧作禅悦”中也用“坐忘”这一典故表达自己知足保和的思想。

此外还有，《赠杓直》中有“况兹知足外，别有所安焉”诗句，其中“知足”出自《老子》第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意思是懂要满足，才不会受到屈辱；懂得适可而止，才不会遇到危险。这样才可以保持长久的平安。人需要贵生重己，对待名利要适可而止，知足知乐，这样才可以避免遇到危难。这是老子处世为人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见解。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清醒的准确的认识，凡事不可求全。白居易正是明白了知足这一点，才生活得游刃有余。

“知分”也是白居易用来表达知足保和思想的典故之一，《咏怀》中的“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句就有这个典故。“知分”出自《庄子・秋水》：“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意思是洞悉事物有盈有虚的规律，因此有所得却不喜悦，有所失也不忧愁，这是因为知道得与失是没有常规定理的。诗人在诗中回顾自己的为官生涯，虽然得失是没有定数的，一切顺其自然，满足于自己得到的东西，减少私欲才能心安。得不得志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但是自己对此事的看法，高兴或者悲伤确是不有天定的，是自己能决定的。

老子的功成身退思想也是白居易对自己知足保和思想的一种解释。在白居易的诗《不致仕》中就有体现。诗句“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中“名遂退身”出自《老子》第九章：“功遂身退，天之道。”意思是功成名就，退位收敛，是合于天道，即自然规律的。把握好度，适可而止。老子一方面鼓励人们积极进取，有奋斗精神，没有否定建功立业。但是，在老子眼中，功成名就应当是身退为前提的。他思想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当一个人获得功名利禄之后，如何不为它们所累，也就是如何既能够拿得起，又能够放得下；既能够进得去，又能够出得来；既能够身处高位，又能够适应平凡。强调的是，不做功名利禄的奴隶，要懂得全身而退的哲理。换句话说，就是人应当满足于自己得到，要知足，减少欲望。

白居易推崇老庄无为而治、知足常乐和功成身退的思想，并且在诗歌中运用“去泰”、“知止则不殆”、“巧劳智忧”、“虚舟”、“不有”、“劳生”、“坐忘”、“知足”、“知分”和“名遂退身”等出自《老子》和《庄子》的典故，表达自己知足保和的思想。

三、白居易诗歌中老庄典故与明哲保身思想的体现

白居易对老庄的贵生处柔这一思想十分赞同并且深有同感，身处官场，白居易深知生命的重要性，他认为权势名利都不重要，只有保全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这一明哲保身的思想，在他的诗歌中主要运用“曳尾”（或“尾曳”）和“不才”这两个典故来辅助说明。

例如，《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的诗句“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中“曳尾”出自《庄子・秋水》：“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意思是这只龟，是愿意死去留下骨头而享有尊贵呢，还是宁可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水里爬呢？我都知道，庄子的回答是，要拖着尾巴在泥水里爬。并且以乌龟以泥中拖着尾巴爬行而得以保全自身为楷模，强调明哲保身。这说明庄子是看中生命的，认为生命是最重要的，无论何时都应该先保全生命。白居易同意这一观点，他在诗中用麒麟、龙和乌龟对比，强调麒麟和龙虽然显赫，但被做成了脯和醢，乌龟虽然不起眼，却能因此保住生命。

这首诗作于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宰相李训与郑元济、郑注等，想杀尽掌权的宦官，风声走漏，被宦官仇士良等杀害，并连累城中许多住户，史称“甘露之变”。本诗以此为背景，表现出同情受难者的倾向，对所谓胜利者隐蔽的予以抨击。

经历了多次风浪并曾受到重大打击的诗人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昂扬斗志，明哲保身的思想成为了白居易后期人生的主导思想之一，但他并不以此沾沾自喜。“何似泥中曳尾龟”（《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是作者一种自嘲的语气，借“独善其身”（《孟子》）来表达诗人的无奈，同时显示出其未泯的良知。“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之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所以说，白居易的明哲保身是一种本能的选择。

诗中较多是在诗人这种人生态度与遇难官员之间进行对比，反衬出自己的软弱，而在这种对比后，诗人终没有忘记自己政治追求。诗人的聪明之处在于，运用典故表达其思想感情，既增加了诗歌的含蓄意味，又使诗人避免了文字上的官司。

《昆仑春》的“往年因旱池枯竭，龟尾曳涂鱼煦沫”句，诗人同样是用典故“尾曳”来表达明哲保身的思想。

再如，《春游二林寺》：“独有不才者，山中弄泉石。”典故“不才”出自《庄子・山木》：“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才得以终其天年。”说明树木以其躯干不直，而没有被砍伐当做木材使用，得以保全性命。庄子主张不能一味的批判看似没有用处的事物，有时候这些在别人看起来的缺点，确实能够保全自己的优点。他认为树木是因为它不能被当做木材使用，而避免被砍伐，保全了性命。所以树木虽无用，它用这个“无用”保身。对于诗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正因为诗人不在权力争夺的中心，不受重用，因此也没有收到政治事变的牵连，保全了自己的性命。白居易借这个典故来表达自己明哲保身的思想，并且不断为之努力。

诗人在《养拙》中也运用了典故“不才”，来表达明哲保身之意。

对于白居易来说，退官归隐的生活无疑是更好的，自由而舒心的，不用每天担惊受怕，更不用担心命不保夕。他在《山雉》中，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山雉》：

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饮水。适性遂其生，时哉山梁雉。梁上无罾缴，梁下无鹰r。雌雄与群雏，皆得终天年。嗟嗟笼下鸡，及彼池中雁。既有稻粱恩，必有牺牲患。

诗中“十步一饮”出自《庄子・养生主》：“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意思是生活在沼泽边的野鸡要走上十步才能啄到一口食物，走上百步才能喝到一口水，但它却丝毫不会祈求畜养在笼子里。因为生活在樊笼里虽然不必费力寻食，但精力即使十分旺盛，那也是不快意的。诗中形容山鸡在野外生活的状态。典故“牺牲”出自《庄子・列御寇》：“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意为你见过那准备用作祭祀的牛吗？用织有花纹的锦绣披着，给它吃草料豆子，等到牵着进入太庙杀掉用于祭祀，即使想要做个无人豢养的小牛，难道还可能吗？典故“牺牲”在诗中指祭祀品。意思是说，生活在笼子里的鸡，有足够的，并且容易得到的食物，但同时也有成为祭祀品的担心。因此这样的生活并不快乐。诗人借用山鸡在野外生活和在笼子里生活的状态和结果相比较，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人生的写实。自己在做官期间并不自由，也不快乐，虽然有俸禄名利，在也有成为牺牲品的可能。但辞官退隐后就犹如山鸡生活在野外，自由自在，不用去争名夺利，也不用担心被奸人陷害，或被连坐，从内心来讲是轻松自由的，至少能够保全性命。诗人是喜欢这样的生活的。

白居易的明哲保身思想，是在老庄思想中贵生处柔思想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生活背景和仕途经历，再加上自己对老庄思想和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的情况下提出的。诗人在诗歌中多次运用“曳尾”、“尾曳”、“不才”、“十步一饮”和“牺牲”等老庄典故，来表达这一思想。

四、白居易诗歌中老庄典故与随缘任运思想的体现

老子和庄子都认为道是天下事物发展的一个总规律、总动力，也是天下万物的总源头。万事万物都应该顺着道来进行，也就是顺其自然，顺应天命，不要做违背天意和“道”的事情。白居易对这个思想十分支持，并且发展成为自己随缘任运，顺其自然的思想。

例如，《归田三首（其三）》“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中，白居易用两个典故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境。典故“形骸”出自《庄子・天地》：“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在诗中表示有形的东西，也指外在的，能看得到的东西。典故“委顺”出自《庄子・知北游》：“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概括起来就是，人是天地造化的结果，人的诞生和性命都是天地间的阴阳二气调和在人身上的体现，是自然的安排。诗中表示不要过于注重外在，不要刻意追求名利，要顺其自然，顺从心意，不要做违背自然的事情。

再如，《和》：“人生百岁内，天地暂寓形。太仓一米，大海一浮萍。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尚达生死观，宁为宠辱惊？中怀苟有主，外物安能萦。任意思归乐，声声啼到明。”其中，典故“宠辱”出自《老子》第十三章：“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诗中说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非常渺小的，学习老子的思想，有豁达的生死观，就能宠辱不惊。强调不能有功利心，不要过份在意个人得失。说明诗人淡泊名利，注重思想层面的提高。

另外，《睡起晏坐》中的诗句“淡寂归一性，虚闲遗万虑”和“本是无有乡，亦名不用处”也运用了老庄典故。典故“淡寂”出自《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表示清静寡欲，不过分追求名利，无为，回归本心之意。典故“无何有之乡”出自《庄子・逍遥游》：“今子有大树，何患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宽旷无人，也没有其他任何事物的地方，就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到的“无何有之乡”。诗中用这两个典故表示诗人辞官归隐，名利就无所谓了。在乡野之地，名利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就不要去追逐它，这个典故表达了诗人淡泊名利的思想。

此外，白居易在《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的“坐输忧恼便，安得形神全”中运用了典故“神形全”。“形神全”出自《庄子・天地》：“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意思是守道的人，德行完备，德行完备的人，身形完整，身形完整的人，精神健全。精神健全，才是圣人遵循的准则。这个典故在诗中代指最高境界，圣人是有德行，精神健全的，具有高尚的情操，只有达到圣人的境界，才是最高境界。诗中指出，如果过分忧虑权势名利这些身外之物，怎么能够德行完备，精神健全呢？这样也就达不到圣人这个最高境界。因此，要淡泊名利，注重内心的升华和自我完善。

白居易在《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中还用“止水”的典故表达自己淡泊名利的思想，诗句“两心如止水，彼此无波澜”，就包含了这个典故。“止水”出自《庄子・德充符》：“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意思是水流动的时候，不能反照到我们自己，当水澄清静止时，才可以做镜子用。只有静止的事物才能使其它事物静止。人的心理状况永远像一股流水一样。心，不能沉静，永远不能悟道，永远不能得道。所以，我们要全面正确地认识自己，就必须把心中的妄想、杂念等摒弃，才可以真正认识自己的内心和性格。诗人认为当自己心无杂念，不再追求权势名利时，才能真正认识自己。

白居易在许多诗歌中，为了表达淡泊名利的思想，运用了老庄典故，借老庄思想中的相关部分来帮助自己显露心境。诗人运用较多的典故有《题赠郑秘书征君石沟溪隐居》中的“自然”、“虚白生”、“冰雪”典故，《和》中的“宠辱”典故，《睡起晏坐》中的“淡寂”、“无何有之乡”典故，《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中的“神形全”典故，《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中的“止水”典故等。

六、白居易诗歌中老庄典故与祸福相倚思想的体现

老庄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一切都在变化，都皆有利弊。好的一方面包含不利的部分，不利的一方面包含着好的成分，没有纯粹的利也没有纯粹的弊，这就是祸福相倚的思想。白居易对老庄的祸福相倚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也有赞同的一面，但是，他在接受这一思想的同时，又注入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人们应该用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生。

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归田三首（其三）》：

三十为近臣，腰间鸣佩玉。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何言十年内，变化如此速？此理固是常，穷通相倚伏。为鱼有深水，为鸟有高木。何必守一方，窘然自牵束。化吾足为马，吾因以行陆。化吾手为弹，吾因以求肉。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幸得且归农，安知不为福？况吾行欲老，瞥若风前烛。孰能俄顷间，将心系荣辱？

这首诗写于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是白居易仕途的一个转折点。元和三年开始，白居易一直受到朝廷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的排挤，不被重用。元和六年其母亲去世，白居易便休官回乡。此时的他冷静下来，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反省，认为兼济天下实在难求，独善其身却不难。于是写成了《归田三首》，以表达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但最终没有实现。从《归田三首（其三）》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人生的探索和田园生活的具体打算，都写得很具体，亦有深意。白居易在诗中用“三十为近臣，腰间鸣佩玉。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归田三首（其三）》）概括了自己的为官生涯，有显赫的时候，也有低落的时候，现在则退官隐居。诗句“此理固是常，穷通相倚伏。”提示人们，从古至今，不得志和通达显贵就如祸福一样是相互依附的。典故“穷通”出自《庄子・让王》：“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意为古时侯得道的人，穷困不得志也快乐，通达也快乐。典故“倚伏”出自《老子》第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祸福相倚。这本来就是常理，政治抱负不能施展或得以实现，就像是祸福一样，是相互依附的。白居易将该典故用在诗歌当中，用来表述自己的心境。白居易认为“何必守一方，窘然自牵束”（《归田三首（其三）》）。在诗人看来，为什么要死守着不好的方面悲伤呢，这样就束缚了自己的思想，使心情低落。现在不得志，看似祸患，但实质上未必不是件好事，可以避免小人算计或者连坐，能够保全性命，就这点来说，的确是件好事。所以说，无论穷或通，都可以感到快乐，关键在于怎么看待这件事请。任何事情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要一分为二地分析，用辩证的观点去认识，用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对待。

再如文章前面提到的诗歌《山雉》。诗句“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饮水”运用典故“十步一饮”（《庄子・养生主》：“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形容了山鸡在野外生活的状态。在野外的山鸡，虽然生活清苦，但是很自由。诗句“既有稻粱恩，必有牺牲患。”包含典故“牺牲”（《庄子・列御寇》：“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描写的是生活在笼子里的鸡，有足够的，并且容易得到的食物，但同时也有成为祭祀品的担心。因此这样的生活虽然富足，却并不快乐。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正如祸福相倚，需要一分为二来看问题。诗人借用山鸡的在不同条件下的生活来比喻自己人生的写实。白居易仕途不顺利，在朝廷不受重用，后来退官归野，这看起来似乎是件祸事，但是从两一方面来讲，他因此获得了别人所没有的幸运，诗人在这个状态下不会收到政治牵连，不用担心朝不保夕，生活自由、舒适。这不得不说是因祸得福。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来看待世间万物，化弊为利，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很轻松。

祸福相倚思想也是白居易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所表达较多的思想。白居易在他的不少诗歌中都用了“穷通”、“十步一饮”和“牺牲”等老庄典故，来表达祸福相倚的思想。

七、结语

综上所述，白居易学习和接受老庄思想，同时，他结合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政治经历来认识和理解老庄思想，并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来解释和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运用老庄典故主要表达了自己知足保和、明哲保身、随缘任运、淡泊名利和祸福相倚这五大类思想。

白居易推崇老庄无为而治、知足常乐和功成身退的思想，并且在许多诗歌中运用“去泰”、“知止则不殆”、“巧劳智忧”、“虚舟”、“不有”、“劳生”、“坐忘”、“知足”、“知分”和“名遂退身”等出自《老子》和《庄子》的典故，表达自己知足保和的思想。

白居易对老庄的贵生处柔这一思想十分赞同并且深有同感，身处官场，白居易深知生命的重要性，他认为权势名利都不重要，只有保全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在诗歌中多次运用“曳尾”、“尾曳”、“不才”、“十步一饮”和“牺牲”等老庄典故，来表达这一思想。

老子和庄子都强调要顺其自然，顺应天命，不要做违背天意和“道”的事情。诗人把老庄的这个思想放在他所生活的政治社会环境中理解应用，然后发展成为自己的随缘任运、顺其自然的思想。白居易在诗歌中用老庄典故的形式将这种思想表达出来。这些典故有“形骸”、“委顺”、“委形”、“穷通”、“不可改性”、“命时”、“长者”和“短者”等。

白居易做官的目的在于实现个人社会价值，造福百姓，而非追求名利，在他退官后对名利看得就更淡了。白居易一直坚持认为人不应该一味的追名逐利，他提倡淡泊名利的思想。在许多诗歌中，白居易借老庄思想中的相关部分来帮助自己显露心境。诗人运用较多的典故有《题赠郑秘书征君石沟溪隐居》中的“自然”、“虚白生”、“冰雪”典故，《和》中的“宠辱”典故，《睡起晏坐》中的“淡寂”、“无何有之乡”典故，《答崔侍郎、X舍人书问，因继以诗》中的“神形全”典故，《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中的“止水”典故等。

白居易赞同老庄的祸福相依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同时，他也认为世人应该用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生。白居易在他的不少诗歌中都用了“穷通”、“十步一饮”和“牺牲”等老庄典故，来表达祸福相倚的思想。

另外，更进一步来讲，白居易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表达的知足保和、明哲保身、随缘任运、淡泊名利和祸福相倚这五大类主要思想，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诗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上他所目睹的社会现实，并辅以先哲的理论精髓，告诫后人切勿私欲泛滥，要学会知足常乐；切勿一味地追名逐利，不要过分在意名利这些身外之物，要注重生命，关注个人精神层面的净化和升华；切勿怨天尤人，态度消极，要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一切顺其自然。在现代社会，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国内国际交流频率增加，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诱惑因素也不断增加，人们浮躁、焦虑的现象日渐显著。无论是着眼于当下，还是个人与社会的长远发展，这种现象都是有害的，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因此，我们要努力改善它。这就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摒弃杂念，不要急功近利，更不要为了名利和地位而走上弯路。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知足，学会感恩，感谢自己得到的，不要觊觎别人的。再者，拥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工作和生活态度，你会从内心层面感觉到压力和焦虑的情绪有所减少，保持身心愉悦，以更佳的精神状态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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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代表作篇8

白居易，生于772年，死于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谷，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白居易的代表作篇9

——周易.系辞上

“社”最初指的是土地神，先秦时期，由“祀社”的群体行为演变为地方行政单位，士人集团以传承道统为旨归，它的民间化直接孕育了后世的社团组织。白莲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明确以“社”命名的组织，中国古代结社意识亦由此觉醒，不过，真正意义的文人社团出现在唐代。中唐时幕府诗人结“诗社”，“大历十才子”是幕府诗人结社的代表。“十才子”相继谢世后，他们的结社活动也趋于衰落，真正对后世文人结社产生影响的当数中唐诗人白居易晚年所结“香山九老会”。

结缘香山寺

“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牛李党争”日趋激烈化，著作等身的平民诗人白居易即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一般说来，元和十年以前，白居易秉承“兼济天下”之宏志，指陈时政，反对腐朽势力，创作上也颇活跃，倡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著有《新乐府》《秦中吟》等讽喻诗，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元和十年遭受沉重打击，被贬江州。遂一改早年“兼济之志”而“独善其身”，一边“吏隐”，一边与僧、道交游，以求与世事无忤，知足自保。与此相应，创作了大量的感伤诗、闲适诗。政治仕途上屡次被贬，白居易心情极度抑郁，在他人生的后期便为自己安排了一条“中隐”之路，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洛阳，于香山寺结“九老会”，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八年。《新唐书·白居易传》有记载：“居易初遇宪宗时，事无不言，湔剔抉摩，多见听可，然为当路所忌，遂摈斥，所蕴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复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辄病去，遂无立功名意。与弟行简、从祖弟敏中友爱。东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为之传。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

白居易的暮年与香山结缘深厚，此处所提的“香山”指的是古都洛阳城南的香山，不是北京西郊的“香山”。香山寺是龙门石窟的十寺之一，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唐垂拱三年（公元687年），为安顿印度来华高僧地婆诃罗的遗身重建佛寺。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阳称帝，建立武周王朝，武则天也是信佛之人，梁王武三思深知女皇对佛事信奉。于是，武三思奏请女皇，敕名“香山寺”，并重修该寺。武则天听从了武三思的建议，调拨银两，重修香山寺，重修后的香山寺巍巍壮观，富丽堂皇。

唐太和六年（公元832年），白居易告老还乡，捐资重修香山寺，并撰《修香山寺记》：“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白居易热爱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后来经常住在香山，并与如满和尚等人结成“香山九老会”，吟咏于该寺的堂上林下。会昌六年（846年），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私第去世，家人遵嘱将其葬于香山寺附近如满法师塔之侧。

招邀知己结雅社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的春夏两季，白居易家中先后举行了两次著名的聚会。

第一次聚会是在当年的春三月，与会的加上白居易共计七人，有原怀州司马胡杲（89岁）、原卫尉卿吉皎（88岁）、原滋州刺史刘真（87岁）、原龙武长史郑据（85岁）、原侍御史内供奉卢真（82岁）、原永州刺史张浑（77岁）、原刑部尚书白居易（74岁）。白居易曾作《七老会诗》：“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手里无金莫嗟叹，樽中有酒且欢娱。吟成六韵神还壮，饮到三杯气尚粗。嵬峨犯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孙扶。天年过高二疏传，人数多于四皓图。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间此会更应无。”

当年夏天，白居易在洛阳履道坊中与八位寿星又一次举办逸游文会。与宴者新添两位高寿老人，136岁的李元爽和95岁的僧如满。因白居易晚年号香山居士，故又称之为“香山九老会”。白居易《九老图诗序》记载了这两次聚会：“会昌五年三月，胡（杲）、吉（皎）、刘（真）、郑（据）、卢（真）、张（浑）六贤，于东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齿之会。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右，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仍以一绝赠之。”原注：“二老，谓洛中遗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归洛；僧如满，年九十五岁。”另，《新唐书·白居易传》所载之“九老”有原秘书监狄兼谟和原河南尹卢贞，而无李元爽和僧如满。其实，据《九老会诗序》和《九老图诗序》，狄、卢二人以年未七十，不预“九老”之列，李元爽、僧如满应名列其中，此数人是白居易晚年交游甚密的高年不仕人物。

这群平均年龄约九旬的老人不时游宴于香山龙门寺，诗酒唱酬。为此盛事，白居易写了《九老图诗》，着重描绘李、僧二老的仙姿道骨：“雪作须眉云作衣，辽东华表鹤双归。当时一鹤犹稀有，何况今逢两令威！”

白居易晚年结“九老会”主要为远避党祸，静思谈禅，酌酒赋诗，独善其身以终老，其性质主要是怡老。但是，白居易在唐代毕竟是一位声名仅次于李白和杜甫的重要诗人，其诗歌创作数量在唐代亦首屈一指。对于这样一位著名诗人，如果仅认为他结“九老会”以娱老为主不免过于肤浅。实际上，“九老会”由富有诗才的诗人和僧人组成，白居易与他们在香山寺诗酒唱和，切磋诗艺，创作了大量恬淡静美、富有禅境禅意的“闲适诗”，不少曾积极参与政治，后来退出政坛闲居洛阳的文人们纷纷心向往之，其影响力不可小觑。“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酿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香山寺二绝》），这里所描绘的，正是白居易晚年生活的写照。为保存诗稿，白居易又把自己从大和三年（829年）到开成五年（840年）所作的诗，共800余首，取名《白氏洛中集》，收藏在香山寺藏经堂内。

九老仙去，遗风犹存

香山九老会有诗酒唱和的内容，以谈禅娱为主，是古代怡老诗社之祖，并且对各类文人社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世有很多文人士大夫仿效白居易“香山九老会”晚年结社赋诗相乐。清沈德潜曾点出九老会流延的脉络：“昔白太傅居香山，与胡杲诸人为九老会；李文正罢相，居京师，与张好问诸人亦为九老会；文潞公在洛下，与富郑公诸人为耆英会，史册艳称之。”宋代历任仁、英、神、哲四朝宰相的文彦博，钦慕唐代白居易“九老会”的做法，召集洛阳公卿士大夫中年高德重者12人聚会自娱，时人称“洛阳耆英会”。该会尊重年龄而不重官级，排列了众人的位次，在妙觉寺资胜院内建“耆英堂”，绘像留念。与会者轮流做东，或于家中宴乐，或畅游名园古刹。众位老者须眉皆白，衣冠伟岸，神采奕奕，每次流连于山水竹林亭榭间，都会引得洛城里的人跟随观看，可算得上当时洛阳城的一大盛事。许多文人雅客为此留下笔墨，司马光曾作《洛阳耆英会序》，明人沈自晋还将其人其事演绎出《耆英会》传奇。

北宋元丰初年，徐师闵、元绛、程师孟等人“因相与继会昌洛中故事，作九老会”。明初，林原缙、丘慎余、何东阁等九人“修白香山故事”，结花山九老会；香山九老会之雅事甚至引得清代的乾隆皇帝也想附庸风雅一把。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秋，他下诏举行九老会，选择在朝的王公大臣年龄最长者九人，共六百七十七岁，又选在朝的武臣九人，年龄共七百二十二岁，最后是退休的大臣九人，共七百零四岁，三组老臣共二十七人，也称为九老会，二十七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尽游北京西郊的香山，红叶林中，香炉峰下，也别有一番风味，乾隆曾为香山九老会题诗并作序，其中点明九老会渊源：“九老会源于唐而继于宋，然宋自别名为耆英，而唐亦始以七，后乃成九。”诚然，此香山非彼香山，奉旨游山和无拘无束游山自不可同日而语。从中可见白居易香山结九老会对后世文人结社影响很大，它直接孕育了以后的怡老会，成为后世特别是明末文人社团的一个重要类型。

香山九老也是历代画家作画的题材取处，明代周臣绘《香山九老图》，绘古松耸立，杂树峥嵘，山坳置几，一老抚琴，二老聆听，小童侍立。坡石间二老漫步交谈，峭壁有二老眺望，山路上一老者偕童而来，一群无名利之争的快活老人跃然纸上。相应的观画诗也有很多，明代吴宽在其《为陆全卿题刘松年香山九老图》里夸耀：刘侯此图超俗尘，能与九老俱传神。

明代顾应祥得观一幅《九老图》则说：香山老人避世人，性耽冲淡乐天真。招邀知己结雅社，眇视声利同埃尘。流风已远事若新，兹图无乃传其神。衣冠不异山中叟，抱负俱为席上珍。岁月悠悠几百春，高名千载迥绝伦。庙堂勋业倘来寄，泉石襟期见在身。便欲相从一问津，抚卷令人感慨频。浮玉山前亦堪乐，澄湖碧浪涵秋菱。

白居易的代表作篇10

白居易清贫、高洁、爱民、重养德。在少年时很有志向和抱负。虽然家境贫寒，但读书刻苦，在二十九岁时中第四名进士。步入仕途，在官场不得志，不断遭受贬降，四十岁前一直疾病缠身，未老而先衰。在他与医生、药书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生不满百”是因为“不得长欢乐”的缘故，届来他特别注重培养乐观性格，修德养生。诗人在三十七岁才与夫人杨氏结婚，婚后他写了《赠内》一诗与妻子共勉：“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人生未死问、不能忘其身，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蔬食足充饥，何必膏梁珍?……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皆老同欣欣。”诗文充分表达了白居易的为人正直坦荡和与妻子甘愿风雨同舟，白头到老的乐观情丝以及高尚的情操。他在为官期间，廉洁清正、经常深入民间，了解农桑疾苦，为民办实事。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在西湖为百姓加筑长堤，拦洪蓄水、打井六口，灌溉农田，为农夫解决干旱之苦。

白居易寄情山水，乐以释忧。在唐代的诗人中，白居易创下了“三个新高”。一是寿命高，终年75岁，远远超过了李白、杜甫；二是著作多，现存诗文2800多首(篇)，在唐代当属第一；三是文学成就高，留下的佳作名句最多，千古不朽，在我国古代的文学史上，堪称第一流大诗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他一生乐观情绪的写照。

白居易一生足迹遍布半个中国，浏览祖国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触景生情、尽情抒情托志。例如：“江南好，风景旧曾诸。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他在抒感中欢乐、感悟、作诗、陶冶情操。当诗人在忧愁悲伤或不得志时，就感事作诗、发泄感情。白居易四十岁时，母亲陈氏病世。同年长女金銮子夭折，悲愤之中，以诗托情：“朝哭吾所亲，暮哭吾所爱”。六十一岁时，他的儿子阿崔又病死，又吟撰诗文《哭阿崔》，以抒发自己的伤感和哀思。诗人四十五岁时，因越职上疏，又被贬官任江州司马，连续的打击是十分惨重的。但白居易抹去泪水，又撰写了长诗文《瑟琶行》、《长恨歌》等名著，抒发了他内心痛苦和郁闷，自己排忧解愁，使他在心灵上感到慰藉。他在七十四岁时，因有眼疾，辞官归隐，又组织了六位年过七旬的朋友建立一个“七老会”，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饮酒赋诗、欢度晚年，为后人留下《七老会诗》等诗篇，运用晚霞的灿烂，尽情展示人生的豪气……

白居易戒美味节，主张饮食要素食淡味、要定时适量不多沾肉味。他好道信佛、潜心修养、节制女色之事。白居易有妻妾数人，从不随心所欲，贪迷。他在《赠少尹》写道：“老海心不乱，庄诫形勿劳。生命既可保，死籍亦可逃。嘉肴与旨酒，多为腐肠膏；艳声与丽色，真为伐性刀”。这也是他善于养生、协调身心的长寿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