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集十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白居易诗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白居易诗集篇1

关键词：白居易；洛阳；“七老会”；“九老会”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1-0107-06

收稿日期：2011-03-08

作者简介：卢燕新(1967-)，男，陕西柞水人，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会昌五年(845)春、夏，白居易在洛阳发起两次唱和活动，宴集者均为9人，白居易诗文等记载较为简约，清汪立名编《白香山诗集》、《新唐书・白居易传》等典籍关于这两次宴集的记载均有较多的舛误错讹。当代学者顾学颉先生校点《白居易集》(下文简称顾《校》)、朱金城先生校笺《白居易集笺校》(下文简称朱《笺》)、谢思炜先生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下文简称谢《注》)、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下文简称《叙录》)等皆有研究，然仍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如“七老”与“九老”、《七老会诗》与《九老会诗》、“卢真”与“卢贞”等，均有待辨疑。又，白居易《七老会诗》以年齿为序编集，这种方法在唐人编撰唱和诗集中颇有特殊性。又，“九老会”对日本、宋以后文人均有一定的影响，拟考论。

白居易会昌五年三月宴集洛阳，其诗文记载简约。参顾《校》、朱《笺》、谢《注》卷37录白居易诗序曰：

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

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

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

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诗曰：

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手

里无金莫嗟叹，樽中有酒且欢娱。诗吟两句

神还王，酒饮三杯气尚粗。嵬峨狂歌教婢

拍，婆娑醉舞遣孙扶。天年高过二疏傅，人

数多于四皓图。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间此会

更应无。诗无题，诗后录参加宴集的9人的名氏：“前侍御史内供奉官范阳卢贞，年八十二……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据白居易序与诗，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1.本次宴集9人，其姓名书写是否有误?2.9人中有两人“虽与会而不及列”，那么本次宴集是否可称为“九老会”?3.“传好事者”、“四皓图”是否表明本次宴集9人被画图传世?4.本次集会宴饮唱和诗结集与否?如结集，集名是什么?

本次宴会9人中有卢姓二人，诸典籍书写二人人名多有误讹。如汪立名编《白香山诗集》(下文简称汪《编》)前《白文公年谱》“会昌五年”载：“……是会盖有两卢贞也。”顾《校》、朱《笺》、谢《注》、《唐诗纪事校笺》卷39、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白居易传》、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6等均如此记载。而赵翼《瓯北诗话》卷4却曰：“……此未考香山集也。其自序《七老会》诗，谓‘……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卢真……’”如此等等，何者孰是?(“谟”本文考为“”，下文所引典籍，引文字形均遵照参引原貌。)

本次宴集人数、会名等，汪立名编《白香山诗集・补遗》卷下曰：“……秘书监狄兼暮、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故又称九老会……”详察汪立名所记，既谓“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则未足“九”之数，如此，又为什么能称为“九老会”?《新唐书》卷199《白居易传》载：“(白居易)尝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暮、卢贞宴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绘为《九老图》。”《新唐书》这段记载未见于《旧唐书・白居易传》。“皆年高不仕者”，《九老图》所绘是否这9个人?《新唐书・白居易传》等所载是否有误?王应麟《玉海》卷57“唐九老图”条曰：“《白居易传》称香山居士尝与胡杲……狄兼蕃、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仕，人慕之，绘为《九老图》。”《小学绀珠》卷6略同。显然，《新唐书》及王应麟均谓三月宴集9人即“九老”、《九老图》所写即本次宴饮之9人(《九老图》与“九老”，详考待后)，均有误。

宋以后典籍记载白居易三月宴集与会人数、集会称谓等可疑者甚多，拟再举数例。如《唐诗纪事》卷49俱录白、胡等7人诗，并录白氏序文，诗皆曰“九老会”。《唐诗纪事》既录7人之诗，又称“九老”，“七”与“九”不合。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9亦云：“白乐天居洛阳履道里，与胡杲……狄兼谟、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事事者，人慕之，绘为《九老图》。”此会是否可称为“九老会”?《九老图》所绘是否此9人?又如，宋洪迈《容斋四笔》卷8日：“或问狄、卢之说，乃见唐《白乐天集》。今所谓《九老图》者，怀州司马胡杲年八十九……刑部尚书白居易皆七十四。……白公《序》云：‘……秘书监狄兼、河南尹卢正，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这段记载，既言“秘书监狄兼瞢、河南尹卢正(本字犯庙讳，引者注)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缘何又可以称之为“九老图”?元方回《瀛奎律髓》卷9云：“予按：会者九人，狄兼菩、卢贞以年未七十，不著于诗，虽名七老，实九老也，故世传《九老图》云。且一时有同姓名者，亦可谓异矣。”方回考定三月与会唱和者为“七老”，甚是。然而他又说“虽名七老实九老”等，且谓《九老图》即会昌五年三月宴集之9人，这一观点就值得商榷了。其他如《宣和书谱》卷9、《六艺之一录》卷330、清宫梦仁撰《读书纪数略》卷22等，均将白居易会昌五年春、夏两次宴集混淆。类似例子很多，本文不一一列举。

关于卢贞与卢真，宋洪迈《容斋四笔》卷8云：“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卢二贤以示儿辈。但唐两卢正(本字犯庙讳)而又同会，疑文字或误云。”上文引《瀛奎律髓》谓“且一时有同姓名者，亦可谓异矣”，可见，洪迈、方回对此甚为怀疑。明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卷160曰：“洪景卢谓此会有两卢真，盖误以真为贞也。”其后顾起元《说略》卷8等均认同这种说法，甚是。

查白居易序文，洛阳三月宴集与会唱和9人，以70为限，“虽与会而不及列”者有两人：狄兼蓍与卢贞。狄兼与会宴集，诸典籍无分歧，此不赘述。河南尹“卢贞”与会，除两《唐书》的《白居易传》，亦可从野史、笔记小说中找到旁证。南唐张洎《贾氏谭录》云：“白傅葬龙门山，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立于墓侧，至今犹存。洛阳士庶及四方游人过其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泞。”此事宋钱易《南部新书》卷7、宋王谠撰《唐语林》卷4、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55丧事部“冢前奠酒”条、明彭大翼

《山堂肆考》卷30“墓侧作传”条均有相关记载。据张洎、钱易、王谠等文意，诸人当见过《醉吟先生传》，故所言应当可信。白居易葬洛阳龙门，事亦见《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唐有卢贞，其和白居易大约同时代，会昌五年前后曾官河南尹，此职官与《新唐书・白居易传》合。

河南尹卢贞与会，白居易相关的诗文亦可为佐证。《白氏长庆集》卷35、汪《编》卷36皆著录《卢尹贺梦得会中作》，谢《注》颇为具体：“……卢贞当为孙简之后任(河南尹)，简自河南尹迁尚书左丞，亦在会昌元年春……”《白氏长庆集》卷36、汪《编》卷37著录白居易《宴后题府中水堂赠卢尹中丞》，此卢尹为卢贞，朱《笺》曰：“作于会昌二年。”此外，《白氏长庆集》卷37录白居易《杨柳枝词》，附卢贞和诗：“一树依依在永丰，两枝飞去杳无踪。玉皇曾采人间曲，应逐歌声入九重。”诗注卢贞官职亦为河南尹。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81收白居易《杨柳枝》8首、卢贞和诗1首，卢诗即“一树依依在永丰”。于此等可见白、卢二人甚有交往。又，汪《编》之《白文公年谱》考曰：“卢贞为尹，在(会昌)四年七月。”朱《笺》亦略同。又，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考，卢贞尹河南事在会昌四年至会昌五年。纵观诸家所论，卢贞为河南尹和白居易洛阳唱和时间吻合。因此，卢贞参加三月宴集，官河南尹，年龄未及70，其名为“贞”，不可记作“真”。

如上文考，复考之以《新唐书・白居易传》、宋胡仔《渔隐丛话后集》卷22、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83、王应麟《玉海》及《小学绀珠》、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绍兴刻本《白氏长庆集》卷37、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45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著录《白氏长庆集》卷37、《全唐诗》卷463等，本次宴集，未及70的应当称卢贞，年过80称之为老者乃卢真。追溯诸家致误缘由，因为“真”、“贞”二字形状相似，故刻写极易混同，如汪《编》，其在集前《年谱》中日两卢贞，著录诗文却题“前侍御史内供奉范阳卢真”。又如《齐东野语》，津逮秘书本原作“河南尹卢真”，张茂鹏点校改为“河南尹卢贞”。因此，前人所误记，主要是因为文字形状相似而致刻写混淆。

《新唐书・白居易传》记载三月宴集会名有误，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已有怀疑，赵翼《瓯北诗话》卷4考论甚为详切：“香山《九老图》故事，《新唐书》谓……此未考香山集也。其自序《七老会》诗，谓‘……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卢真，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后序》又云：‘其年夏，又有二老李元爽、僧如满……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是七老内无狄、卢二人，增元爽、如满为九老也。今汪立名本并考诸人官位、年寿，及诗附于后……今并载之：‘前怀州司马安定胡呆年八十九……此二人无诗，香山各作一绝句赠之。’”赵氏谓“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甚是；其又云“香山各作一绝句赠之”，有误(详考待后)，据赵氏考，三月宴集应当称为“七老会”。

因此，自居易会昌五年三月洛阳宴集唱和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前侍御史内供奉)、张浑、白居易、狄兼、卢贞(河南尹)，共计9人，以年龄70为限，可称老者7人，会名为“七老会”。

和白居易“七老会”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本次集会唱和诗什的结集状况。唐人有集会唱和并结集的习尚。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说：“……柳宗元的这篇序文给我们提供了唐代进士们诗酒文会的情况，大致是：霸陵送别，列座宴饮，各人赋诗一首，然后汇为一编，推举一人撰写序文，以记其事。”《叙录》辑考《盛山十二诗》等亦可证之。故白居易三月宴集，唱和诗什已结集。

三月宴集既结集，集名是什么?《通志》卷70《艺文略》8诗总集类、《四库全书》集部8总集类《高氏三宴集》附录、《丛书集成续集》集部、陈尚君《叙录》“唱和诗总集”类等录本次宴集集名，皆题《九老会诗》。然而，据谢《注》卷37等白氏序文，均详细著录三月宴集如会者职官、姓名及年岁：前怀州司马安定胡杲年89、卫尉卿致仕冯翊吉皎年86、前右龙武军长史荥阳郑据年84、前慈州刺史广平刘真年82、前侍御史内供奉官范阳卢真(谢《注》原作卢贞，引者改)年81、前永州刺史清河张浑年74、刑部尚书致仕太原白居易年74。据《白氏长庆集》记载，知白氏“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其纂集选诗以老为标准，录7人诗7首，狄兼著、卢贞因年未70，虽与会而未录其诗，这应当是“虽与会而不及列”的本意。白居易等唱和诗7首，《唐诗纪事》卷49、《全唐诗》卷463皆录存。又，据《唐诗纪事》与《四库全书》，该集7首诗排序依次为胡、吉、郑、刘、卢(真)、张、白，这正好与如会者年龄大小相合。

然而，《唐诗纪事》著录白居易等唱和诗什均题为“九老会”，《四库全书》本《高氏三宴集》后亦附录《香山九老诗》。为凑足“九”之数，《四库全书》附狄兼著诗：“得老加年诚可喜，当春对酒亦宜欢。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卢贞诗：“眼暗头旋耳重听，唯余心口尚醒醒。今朝欢喜缘何事，礼彻佛名百部经。”仅以数字论，《四库全书》附录者确为9首。然而，考察上海涵芬楼借江南图书馆藏日本翻宋大字本影印《白氏长庆集》卷37、汪《编》、顾《校》、朱《笺》、谢《注》、《全唐诗》卷460等，诸典籍皆录这两首诗为白居易所作，题《欢喜二偈》。

《欢喜二偈》非狄、卢三月宴饮所作。这一点，除见于诸典籍记载，还有以下三点可资佐证：其一，《七老会诗》所选7人唱和诗什皆为七言八句，与白居易所言“七言六韵”合。而《高氏三宴集》后所附录二首为七言四句，诗体形式与诸人所吟有别。其二，附录诗云“得老加年”、“眼暗头旋”和诸典籍所载狄、卢二人“未老”的实际情况不符。其三，《七老会诗》内容为抒写宴饮为乐、年高忘忧、闲情雅致及吟赏烟霞等，而附录卢贞诗“今朝欢喜缘何事，礼彻佛名百部经”，和诸作内容、风格不一致。故《四库全书》本附录狄、卢诗，认为这也是会昌五年三月洛阳诗会唱和诗，显然有误。

说该集选7人诗，亦可在7人作品中找到证据。如胡果诗“大抵愚年是出群”与《白氏长庆集》等记载其年89合；卢真诗“今日相逢七老翁”、“在席挥毫像七贤”，白居易诗“七人五百八十四”等皆可知唱和诸人共同持有的观点：老者7人。又，宋孙绍远《声画集》卷1则据白居易“七人五百七十岁”而日《七老图》。孙绍远推定此次唱和者为“七老”，其论甚有可参之处。然《白氏长庆集》等无《七老图》之说，显然，《七老图》为孙氏杜撰。清高宗弘历《御制诗三集》卷16《九老会诗序》日：“九老会防于唐而继于宋，然宋自别名为耆英。而唐亦始以七，后乃成九。且彼或朝野杂厕、文武错参，甚至淄流并预，益无取焉。”甚是。又，《御制诗五集》卷27《题和阗玉会昌九老图用白居易诗韵》曰：“和阗质写会昌宴，雅称皤

然眉与须。七益二来成九数，三山五竺拟多娱。”此所言“七益二来成九数”亦可证白氏会昌五年三月诗酒唱和为“七老”。因此，会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洛阳唱和诗什编纂结集，编纂人为白居易，以年龄合于老为选编标准选诗7首，以年齿为序，集名《七老会诗》。《通志》著录《九老诗》1卷，《唐诗纪事》、《四库全书》等题录为《九老会诗》等，都不精确。

如上文，《新唐书・白居易传》等误以会昌五年三月宴饮为“九老会”、认为《九老图》即本次如会9人图像，这是不准确的。那么，何谓“九老”与“九老会”?《九老图》有哪些人?查汪《编》卷40等均录白居易《九老图诗》，其序曰：

会昌五年三月，胡、吉、刘、郑、卢、张等

六贤，于东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齿之会。其

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

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

右，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仍以一绝赠之。

联系上文所考，可知洛阳集会变更情况：先洛阳三月诗酒、狄兼瞢与卢贞与会，计9人，纂其中“七老”唱和诗什结集。后，又“二老”入会，为宴集之续。本次集会计有9老，写其形貌，即《九老图》，其图附有白香山绝句诗。前引清高宗弘历《九老会诗序》所言“始以七”、“继之以九”，与此论合。后如会之二老为：洛中遗老李元爽(年136)、归洛僧如满(年95)。

“九老”无狄兼菩、卢贞，而有李元爽、释如满，宋以后典籍可证。宋沈括《梦溪笔谈》卷9日：“唐白乐天居洛，与高年者八人游，谓之九老。”宋吕祖谦《宋文鉴》卷87录司马光《洛阳耆英会序》亦日：“昔白乐天在洛，与高年者八人游，时人慕之，为《九老图》。”如前文考论，此“年高者”当不能包括兼、卢贞。元陶宗仪《说郛》卷75下“洛中九老会”亦日：“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贯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右，仍以一绝赠之。”所载同白氏《九老图序》。元唐元撰《筠轩集》卷11《跋乐天九老图》亦日：“同里清父蒋君出家藏《九老图》示余……观唐人衣冠之异，且以浮屠氏虱其间，风韵幽雅令人绝念。”唐氏所言“浮屠氏”，即僧如满。明梁潜《泊庵集》卷16《题香山九老图后》亦日：“……九老之最高者元爽也。”《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65曰：“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于图右，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画谱谓图中9人，并日：“九老图成天下传，有儒有释仍有仙。”画谱编撰者当目见此图，“有儒有释仍有仙”，清楚地表明《九老图》中有李元爽、释如满。清卞永誉《书画汇考》卷44录《刘待诏九老图》注曰：“绢本著色，按：‘后诗与三朝耆社集刻本多异。’是为刘松年本。”其录《唐九老诗》并序：“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右，仍以一绝赠之。”这与汪《编》相同。清高宗弘历《御制诗二集》卷22《题唐人会昌九老图》日：“簪盍车悬乐且康，引年颐志洛之阳，宛教抚迹寻崖口，不异同时睹会昌。九老八百十六岁，一时翰墨几筵香。披图犹忆东都路，惜未曾逢履道坊。”显而易见，“九老”包括李元爽、释如满。前引《御制诗五集》卷27《题和阗玉会昌九老图用白居易诗韵》诗“和阗质写会昌宴”、“七益二来成九数”及同著卷6 6《题和阗玉香山九老图》亦同：“香山嘉会洛之滨，八老同为不速宾。初有二还年未逮，后增继者岁过真。”“八老”合白居易即足“九老”之数，与《梦溪笔谈》等相合。

会昌五年夏，释如满与会，可在史书及相关诗什中找到旁证。除前引《新唐书・白居易传》，《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亦云：“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白氏长庆集》卷35、汪《编》卷36著录《山下留别佛光和尚》，谢《注》考此诗为诗如满作，朱《笺》考佛光和尚即释如满，此诗作于会昌元年(841)。因此，释如满和白居易交往甚密。其他如明杨荣《文敏集》卷15《题香山九老图卷后》、明王世贞《弁州续稿》卷168《宋画香山九老图》等所载皆与汪《编》略同。据文意，唐元、梁潜、卞永誉、弘历等皆当见过此图。故《九老图》所画者胡杲、吉皎、刘真、卢真、郑据、张浑、白居易、李元爽、释如满，这9人为“九老”，本次宴集即“九老会”。《九老图诗》为咏图题诗，事当在夏季宴集之后，非为“九老”唱和诗什。诸人唱和细节未详，诗未结集。

四

考辨“七老”、“七老会”、“《七老会诗》”以及“九老”，不仅可以纠正诸白居易诗文集注本以及宋以后诸典籍记载白居易事迹之舛误，深入研究白居易生平及其诗歌创作活动，亦有利于研究唐代乃至我国文化史，尤其是古籍编纂史。《唐音癸签》卷27《丛谈》3说：“……历朝诸帝与群下赓唱篇目，正史不概具，今从《实录》、《会要》……诸类书抄缀于后备考，用见风之本自上云。”可见，唐人自上至下，唱和之风繁盛。又，唐人有唱和结集习尚，虽然诸载录典籍多已佚失，但可以推测，唐人编纂之唱和集一定为数不少。《叙录》考有唱和集46种@，实际上远不止此数。

在众多的唐人唱和集中，白居易占有重要的地位。依《叙录》所考，白居易编或涉及白居易的有《元白往还诗集》、《三州唱和集》、《杭越寄和集》、《元白唱和集》、《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七老会诗》(《叙录》考为《香山九老会诗》)及《汝洛集》9种，其数已占陈先生所考唱和集五分之一。明杨荣《文敏集》卷15《题香山九老图卷后》曰：“昔唐白乐天以刑部尚书致仕，归洛阳与怀州司马胡杲……洛中遗民李元爽合尚齿之会，且各赋诗以记之，遂传诸好事者，以为美谈。……至于今缙绅尚焉……”可见，白氏唱和活动及相关总集，其对于研究唐人集纂总集、唐人唱和风尚、唐士人心态乃至唐代社会政治对唐诗文创作的影响等，皆有深远意义。

《七老会诗》的编集特点也很有研究的价值。该集特点有三：其一是结集时间与唱和时间合；其二是以“老”为选诗标准；其三是以老年龄为序。白氏唱和结集保留了唱和诸诗人诗作，有助于认识唱和总集的传播意义。唐代诸多唱和集已佚，今天只能在其他文献材料中找到蛛丝马迹。据白氏是集的编撰特点，研究者可以此为鉴，追溯某些唱和集的编纂时间、研考其结集人及其编撰特点。此外，《七老会诗》以年龄为选诗标准并以年岁为序，这在唐人所纂诸类诗歌总结集中亦值得注意。唐人集纂诗文总集有以声律为标准、有以地域为标准、有以时代为标准者，其编排有以官班为序者、有以时代为序者、有以艺术标准为序者、亦有以文体或内容以类相从者。白氏编纂该集，丰富了唐人总集的选诗标准与纂集排序方法。

白居易“七老会”与“九老会”对宋以后的诗坛有很大的影响。《小学绀珠》卷6载宋有“至道九老”、“元丰十老”、“至和五老”等。洪迈《容斋四笔》卷12“至道九老”条：日：“李文正公……至道元年，年七十二矣，思白乐天洛中九老之会，适交游中有此数，日太子中允张好问，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运，年八十……欲继其事为宴集，会蜀冠起而罢……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竞不成，耋老康宁，相与宴嬉于升平之世……”沈括《梦溪笔谈》卷9亦载：“唐白乐天居洛，与高年者八人游，谓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为多，继而为九老之会者再矣。元丰五年文潞公守洛，又为耆年会，人为一诗命画工郑英图于妙觉佛寺……”周密《齐东野语》卷20有“至和五老”、“吴兴六老”等。方回《瀛奎律髓》卷9曰：“香山九老之会，洛阳耆英继之，此盛事也。予尝羡慕近世诗人如曾茶山、陆放翁、赵昌父、滕元秀、刘潜夫，皆年八十以上，而放翁之寿为最高，故多取放翁诗云。”此类例子宋以后甚多，本文不一一列举。

白居易诗集篇2

关键词：白居易 《昭君怨》 艺术特色

王昭君不仅作为促进民族团结的使者对世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自汉以后，昭君出塞的题材，便不断出现在文人的作品中。在中国诗歌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唐朝，更是出现了有关昭君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篇章。作为唐代“四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一生之中就曾写过多首咏昭君的诗作，其中包括两首《王昭君》，一首《昭君怨》和《过昭君村》。《昭君怨》写于作者被贬谪为江州司马（元和十年，即公元八一五年）之后，已过不惑之年而又经过了宦海沉浮的白居易，人生阅历更加丰富，心智也更加成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的则是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理性的人生态度。在对王昭君这一经典文学形象的再创作过程中，作者实现了叙事、抒情、说理的完美融合。现将全诗摘录如下并且加以粗浅的分析。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

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

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概括起来，白居易的这首《昭君怨》主要有以下三个艺术特色：

一、为时为事，反映现实生活

白居易的诗文主张可以用他自己在《与元九书》中所提到的“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来加以概括。其实，“为时为事”也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目的所在。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白居易作为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与透彻理解，同时还可以发现其身处当时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认为，诗歌应该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诗歌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并批判现实。当然，他所说的生活和现实也包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诗歌的基础是事，它是诗人藉以进行再次加工创作的源泉，也是触发诗人内心情感波澜的催化剂；通过作者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艺术加工，传达出一定的思想感情和阐明相应的道理，应该是一首优秀诗作所具备的特点。

白居易适逢中唐，当时的国家藩镇割据，外族入侵，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因此诗歌创作成了他“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强大武器，并试图使诗歌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使命。从这一点来看，说白居易是现实主义的诗人，应该是恰当而公允的。具体到《昭君怨》这首诗，诗中所描述的是一个风流绝代，本该得到重视却被疏远而远嫁大漠的无奈的昭君形象，与之对应的则是一个不辨美丑、薄情寡恩而又不愿承认过失的君王形象。两相比较，妍媸自现，让人自然地联想到当时朝廷内部“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状况，从而达到了比直白陈述更强烈的艺术感染效果。

二、借史咏怀，抒情真挚自然

唐代初期的诗坛，沿袭了梁陈诗风，这时的题咏昭君之作以《昭君怨》为题者最多，基本上都是据题咏事，代昭君写愁，很少涉及作者的个人感受。[1]中唐时期的诗人白居易，虽然仍采用抒写“昭君之怨”这一传统的诗题，但并未仅仅停留在“替古人垂泪”的阶段，而是借助昭君出塞这一题材，来抒写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怀，我们也不妨将诗题“昭君怨”理解为“香山怨”。储大泓在《历代咏史诗选注》中说：“作者历经宦海沉浮，此时心情与写《王昭君》二首时（注：当时白居易只有十七岁）已大不相同”，“显然是借题发挥，别有寄托。”此诗作于白居易仕途失意之时——“安史之乱”的硝烟未尽，大唐帝国开始由盛转衰，作者也正经历着人生的重大转折。痛定思痛，无论是国家的变故还是个人的遭遇，都深深地触动了敏感而又多情的诗人。正如霍松林在《诗的形象及其他》中指出的那样：“白居易那些‘为时而着，为事而作’的诗歌，都不是从概念出发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从被生活事件激起的情绪的根本上培养出来的。”

艺术源于生活，诗歌是情感的载体。我们结合作者当时的经历，就能够深刻地理解他的诗歌。昭君容貌出众，理应得到“椒房应四星”的礼遇，正如作者才华横溢，本该受到朝廷的重用，从而施展平生的抱负。可现实总是和理想相差太远。昭君与乐天，均被疏远——一个远嫁大漠，一个寄身异乡。“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坎坷命运，让作者找到情感的共鸣，精神的皈依。借助于这首诗，白居易向我们传达出了昭君之悲怨，同时间接写出了自己之胸臆——虽为借古咏怀，却是诗人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

三、情理并现——是感伤也是讽喻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是诗之根，义是诗之实，二者指的是诗的情感和义理。在这首《昭君怨》中，白居易正是由情发端，最后归于义理的。从全诗来看，白居易对昭君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同时也借昭君抒发出了压抑于心中的怨恨，但这还不是作者的最终目的，他要通过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来“美刺”时政，以实现自己的诗歌创作理想。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自己的诗作进行了简要的分类，他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谓之‘讽谕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谓之‘感伤诗’。”这首《昭君怨》，作者将其归入“感伤诗”一类。笔者认为，本诗写于作者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后，其人生经历了巨大的转折，内心难免有感时伤事的情绪；同时，除了这种个人的哀怨之外，我们也能看到作者对封建君王薄情寡恩、不辨美丑的指斥，归结起来可以说这首《昭君怨》兼有感伤、讽喻双重特色。感伤，是为抒写一己之怀抱；讽喻，是为达到美刺时政的目的，二者并不矛盾。

相较白居易以前诗人的作品，这首诗的一大亮点是：将造成昭君不幸命运的根本原因归结到最高统治者汉元帝身上——“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蒋方教授在《昭君与唐诗》中指出：“白居易公然表示不同意长期以来对画师的谴责，他指出昭君美而被弃的原因应是君主不识贤庸，又缺恩少义，批判尖锐而词锋锐利。”白居易结合切身经历，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相较于杜甫《咏怀古迹》中的“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的隐晦的批评，白居易不避嫌疑、平白直露的表达是对自己倡导的诗歌“讽喻”功能的大胆实践，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四、结语

白居易利用了昭君出塞这一历史题材，但却不受历史事实本身的局限。他勇于探索，推陈出新，对昭君这一文学形象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发掘，既隐喻了自身怀才不遇的悲愤，同时不忘对统治者加以劝谏，而后者也是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理想的积极践行，从而使这首诗达到了叙事、抒情与说理的完美融合。宋代伟大的改革家和文学家王安石所写的两首《明妃曲》中分别出现了“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以及“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诗句，其中多少是受了白诗的影响吧。

注释：

[1]蒋方:《昭君与唐诗》，《昭君文化高层论坛论文集》，第364页。

霍松林:《诗的形象及其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第108页。

参考文献

[1]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杜甫.杜工部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7.

储大泓.历代咏史诗选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白居易诗集篇3

【关键词】白居易；巴渝诗歌；内容；艺术特色

巴渝地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有着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巴，乃古巴国所在地，治所在江州（今重庆）；渝，乃指渝水，为嘉陵江古称。据《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1]P1忠州处于三峡腹地， 虽然荒僻， 但面对气势雄伟的长江， 背靠崇山俊岭，不仅有三峡胜景，还有许多历史遗迹， 更是天然的动植物王国，还有充满异域情调的民情风俗。忠州文化在巴渝文化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历代名人学士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在其地均有翰墨传世，白居易也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忠州任职将近一年多，他前前后后写下了将近120首优秀的诗篇。这些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挚，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以下将主要从两个大方面简单论述：

一、白居易的忠州诗的主要内容

（一）借助巴渝地区的自然景观抒发自己感情

白居易赴任忠州刺史之时恰好是阳春三月，此时的长江两岸，峰峦耸峙，草长莺飞。优美的三峡风光，使白居易惊喜不已。他沿途赋诗，描山绘景，触景生情，表达了自己对巴渝地区自然景观的认识，抒发了自己身处逆境的苦闷情怀。留下了几首动人的诗篇。例如《入峡次巴东》、《初入峡有感》、《夜入瞿塘峡》、《题峡中石上》、《滪滟堆》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例如《初入峡有感》：“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自古飘沉人，岂尽非君子？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长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 [2]P138这首诗是白居易平生第一次目睹了三峡的雄奇壮观写下的，并且将三峡的山高、崖险、水深、滩急、浪翻的雄奇之势，描绘得惟妙惟肖，令人如同身临其境。当诗人观赏到三峡的奇景之后，又联系自己的身世，不免触景生情，发出了“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常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的慨叹。抵达巫山后，白居易下船拜观神女峰，写下了《题峡中石上》：“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了诗人对巫山神女峰景观的赞美之情。接着进入瞿塘峡，正逢晚上坐船，惊涛拍岸，令人惊心动魄，作《夜入瞿塘》。白居易当描绘完峡谷的奇险：“岸似一双屏洽，天如匹练开”之后，接着便发出了“欲识愁多少，高于沌濒堆”的感慨，抒发了自己遭贬谪之后一直积压着的愁苦情怀。

（二）描述了忠州城面貌以及当地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

白居易在听到要从江州调到忠州这个消息后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他在《除忠州寄谢崔相公》一诗中写道：“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他认江州为“鸟笼”，可见在那里的生活是多么郁闷。在他看来，将要去的忠州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解脱烦闷的地方。但是当白居易真正到了忠州，面对如此荒凉之境，不得不让他心里有所落差，更多的是失落之感。所以，在他刚上任时期，他写下了很多关于忠州城面貌的诗歌，并且还反映出当地人民所生活的环境和一些生活习惯，当然，这些诗歌中也夹杂着白居易复杂的情感在里面，但更多的一种厌恶之情。这类诗歌的代表作有《初到忠州赠李六》、《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西楼夜》和《东楼晓》等。

（三）反映当地风俗民情的诗歌

唐代的忠州是以巴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积聚区，巴人的风俗文化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他们都喜欢歌舞。《太平寰宇记》载：巴渠居民“其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为乐”。竹枝歌古称竹枝、竹枝曲、竹枝歌、竹歌，是一种具有乡土气息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民歌，因“《竹枝》本处于巴渝”，故又称之为“巴渝曲”，“巴渝辞”，“巴渝歌”。白居易在忠州从政之余还开始对竹枝歌舞这一风俗感兴趣，并且还注意收集民间歌谣，创作了《竹枝词四首》，对后世文人创作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如《竹枝词》其二：“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和《听竹枝赠李侍御》：“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暂听遣君犹怅望，长闻教我复如何。”这两首诗歌的内容都明显带有巴渝地区文化的特色，既写出了巴人善唱竹枝歌的风俗，同时诗人也将自己作为其中的角色之一，从而表达出一种哀伤的情调。

二、白居易巴渝诗歌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诗歌向来以“诗风俗众，老妪能解，儿童能歌”的俗白而著称，其诗歌语言平易通俗，流畅自然。他还善于将写景和抒情结合起来，显得自然得体。他在忠州期间，善于学习民歌，使诗歌的特点更加清新自然，贴近生活。从整体上来说，白居易在巴渝地区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善于运用比拟手法，语言有含蓄美

白居易在忠州的不少诗歌很善于运用比拟手法，从而更好地借物抒情。如他写的《鹦鹉》：“竟日语还默， 中宵栖复惊。身囚缘彩翠，心苦为分明。暮起归巢思， 春多忆侣声。谁能坼笼破？从放快飞鸣。”诗人以鹦鹉来比喻自己，表达出一种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同时，白居易的语言一向被认为比较浅显易懂，缺乏意境，但是他写的忠州诗的语言风格中却带有含蓄之美。比如他的《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就对荔枝作了生动形象的描写：“夕讶条悬火，朝惊树点妆。深于红踯躅，大校白槟榔。星缀连心朵，珠排耀眼房。紫罗裁衬壳，白玉裹填瓤。”诗中还以“面白似潘郎”比喻杨使君，暗示自己与杨使君均有荔枝一样的禀赋，而却被贬在遥远的南方，远离京都。全诗描写形象生动、语言含蓄隽永、寓意深远。

（二）抒情和写景紧密结合，情景交融

白居易三峡及忠州诗中有很对诗歌都是在描写外界美丽的自然景色的时候， 他往往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使情与景结合在一起，让人感觉到“一切景语皆情语”。例如《夜入瞿塘峡》：“瞿唐天下险，夜上信难哉。岸似双屏合，天如匹帛开。逆风惊浪起，拔（竹念）暗船来。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诗中“岸似双屏合，天如匹练开”句十分形象地揭示出了瞿塘峡的奇险。由这样的艰难险境诗人不禁联想到了命运的多见多难，因此，由景生情，最后一句，出了“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的感慨。同时本诗还能以屏风、匹练喻山峡之险狭，已颇警拔，而诗人更即景设譬，以滟滪堆之高，喻自己愁绪之多，真可谓妙手天成。前人喻愁，多用水。如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白居易却能匠心独运，跳出窠臼，创造出喻愁的崭新意象，这样使得抒情效果更佳贴切。

总之，白居易在巴渝期间写下的诗歌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诗歌艺术具有特色，值得深一步地探究。

【参考文献】

[1]熊宪光，王广福，宁登国.巴渝诗词歌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2]（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宋）乐史撰，王文楚校点.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白居易诗集篇4

关键词：刘禹锡 白居易 唱和诗 艺术特色

作为中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刘禹锡、白居易均在诗坛上享有盛名。陈寅恪先生曾说：“乐天一生诗友，前半期为元微之，后半期则为刘梦得。”以唱和诗为例，可见刘白二人的深厚感情。唱和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体裁作品，在传统诗歌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要全面古人的思想世界以及文学创作动态，有必要研究唱和诗，尤其是在中晚唐时期里，刘白二人的唱和诗活动就值得我们去认真探究。本文将从体裁运用、风格互仿等层面浅析刘白唱和诗的艺术特色。

一.体裁运用

刘、白二人作为一代文坛英寸，在唱和作品中，二人自然会运用到多种体裁，诸如古体诗、近体诗均有涉及。尤为特殊的是，二人除了诗歌唱和体裁之外，还有词体的唱和，即《忆江南词》的唱和词。这两首词被后人一致认为是“诗人‘依声填词’的最早自白”i，而笔者以为，这种词体唱和亦是刘、白诗风成熟的标志之一。

《忆江南词》所配音乐为燕乐，白居易依声填词，改名为《忆江南词》。后来它又有许多别称，如《望江南》、《春去也》等词调。其名目虽多，但词调依旧为单调，词体形式为二十七字、五句，长短依次为三、五、七、七、五言，平仄层次错落，通首平韵，且三、四句相互对仗。

刘禹锡受此影响，亦作《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附和。由于刘禹锡长期处于贬谪之地，所以他没有白居易那份闲情逸趣，因而，诗人在伤春而兼怀人中，语言虽俏丽，感情却深沉婉转，这使得他的这首词具有婉丽之风韵。因此，况周颐评价刘禹锡词说，其词“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

二.风格互仿

刘白二人唱和时间一长，其诗风必定会在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从总体上看，白诗受到刘禹锡诗风的影响，其诗风趋于凝练含蓄，而刘诗受白居易诗风的影响亦有趋于平易浅近的倾向。

1.白居易仿效刘禹锡的凝练含蓄。清沈德潜在《说诗B语》里就曾说：“大历十子后，刘禹锡骨干气魄，似又高于随州。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唱和集》耳，白之浅易，未可同日语也。”就刘禹锡的具体文学创作而言，其诗风游离在中唐两大诗派之外，他的诗风既不同于元白诗派的通俗平易，也有别于韩孟诗派的奇险怪僻，其诗风大致为骨干气魄、格意奇高。他在《董氏武陵集记》所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片言可以明百意”要求文学创作要凝练且深蕴。基于这种文学理念，刘禹锡认为诗歌“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他的诗歌意境往往因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互相交融，而形成了浑融完美的艺术境界。另外，所谓“境生于象外”，是指作者通过文字刻画的种种物象来表达其在作品中的意旨，其妙处就在于言简义丰中能提供艺术美感，以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从而使诗歌有韵外之致。

刘禹锡的诗多用凝练含蓄的语言表现社会世事，以再现诗歌的现实意义。白居易诗受其艺术感染亦十分明显，如《春词》：“低花树映小妆楼，春入眉心两点愁。”诗歌在凝练传神之中，将诗人一腔幽怨、哀戚之情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2.刘禹锡仿效白居易的平易浅切。刘禹锡在唱和诗中多次赞赏过白居易的才华：“才子声名白侍郎，风流虽老尚难当”。可见，刘禹锡对于白居易的诗歌才华十分欣赏、钦佩。在刘白二人唱和之中，二人经常在谈文说道中，互相学习。白居易“意到笔随，景到意随”的创作手法，对刘禹锡影响亦颇大，如刘禹锡的《秋中暑退赠乐天》：“暑服宜秋著，清琴入夜弹。人情皆向菊，风意欲催兰。岁稔贫心泰，天凉病体安。相逢取次第，却甚少年欢。”全诗因眼前景，而写心中事，景因情而现，情因景而生，将好友之间的相互关切之情，在“意到笔随”之中，自然贴切地融化在诗中。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刘禹锡所创作的带有浓厚民间文学色彩的《杨柳词》、《竹枝词》等诗歌佳作，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受到了白居易主张学习民间歌谣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的影响。

透过刘白的唱和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唐文人的哀恨离愁与情感波动，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唐文人在思想世界里的微妙变化。虽然现代学者多鄙薄此类艺术价值不高的唱和诗，但存在即合理，笔者以为，唱和诗作为文学创作活动，它不仅涉及到诗人文化精神领域的变化，更与古代文学传播以及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要深入研究中唐文人的思想精神世界以及文学发展特点，决不可忽视对刘白唱和诗的艺术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熊飞.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简论[J].湖北大学学报，1990（2）.

注 释

白居易诗集篇5

关键词：白居易 文化人格 文学品格

一

白居易《与元九书》曰：“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可谓是白居易一生的写照。他早年积极上疏，写下七十五篇“对策”，并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作。其为人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唐宪宗对其直言犯上颇为不满，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1]（P4344）通过二人的对话足见白居易敢于直谏，不避刀斧，以天下为己任。

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坠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1]（P4344）受此诬陷被贬江州司马。

白居易切身感受官场的明争暗斗和世情冷暖后，逐渐转向佛道思想，“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在溢城，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尝与人书言之曰：‘予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木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立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1]（P4345）

白居易中年以后，逐渐从政治生活走向个人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在苏州、杭州刺史任职期间，流连于江南的美好风光，写下了《钱塘江春行》等千古流传的诗篇；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其“和陶诗”政治激情已经淡去，悠远平和，宁静淡泊。白居易作诗以自表，其晚年诗作《醉吟先生传》曰：“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2]从中可以窥见白居易晚年生活，流连于山水、歌舞之g。

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和自我追求，在其感伤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感伤诗既有对现实的感发，也有对自我命运的哀叹，“事务牵於外，情性动於内，随感遇而形於叹咏”，融合了白居易诗歌创作的两个方面。《琵琶行》可见白居易由积极进取转向隐世避世的心路历程。人生坎坷，心中苦闷无处诉说。琵琶女发之为声，白居易则发之为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尝尽世间辛酸，看尽世间沧桑，白居易由现实功名转向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沉醉于花前月下的个人生活，“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其文化人格的二重性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的共性特点。孔子周游列国积极入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终生不遇，退而论《诗》《书》，著《春秋》。司马迁忠心事主，而受宫刑，著《太史公书》以明志。杜甫心存天下，却颠沛流离，不受重用，写诗以抒心中之愤。蒲松龄，受尽科举之苦终生不第，退而成孤愤之书以寄托心中愤懑之情。

文化人格决定文学品格，白居易文化人格的风格的二重性，决定了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在《与元九书》曰：

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於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务牵於外，情性动於内，随感遇而形於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短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的诗教观，“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补察时政，抨击社会现实；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诗作《卖炭翁》《买花》等“新乐府”诗作通俗而暗寓讥讽，践行了他志在兼济的人生理想和诗歌主张。在白居易的诗歌理论里，诗可以“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另一方面转身日常生活，吟咏情性，其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其闲适诗“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其讽喻诗、闲适诗，都有尚实、尚俗的风格。但是讽喻诗写得刚健意激、浅易直白，反映民生疾苦；其闲适诗，“皆寄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游乐不暇”；其风格淡泊、闲逸、平和，含蓄蕴藉，充满生活情趣。

白居易的文化人格前期以“兼济天下”为根本特征，故其讽喻诗写得出彩，审美性与实用性兼备；中晚年的文化人格以“独善其身”为根本特征，故其闲适诗、和陶诗写得自然，有韵味。

二

其文化人格的二重性与思想的多元性，决定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文人文化人格的二重性，有其特殊的现实原因和文化传统。

其一，隋唐以来，门阀士族地主的政治垄断地位渐渐被打破，特别是科举取士为庶族地主打开一扇入仕之门。初唐四杰英俊沉下伦的呐喊，“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们要求参与政治。中唐上层统治者力主改革，科举取士大大增加，庶族地主逐渐参与国家政治，“作为庶族文人的杰出代表，元白的参政意识与仕宦热情尤为积极而强烈，政治目标也更为具体而现实”[3]（P263）。白居易、元稹、大历十才子、韦应物、韩愈、柳宗元都以庶族身份进入上层政治。另一方面，庶族地主失去背后强大家族的支撑，其地位并不稳固。庶族地主无力左右朝政，因而中央集权加强，君主的权力增强。庶族地主的仕途，或因党争，或因触犯上层利益，而仕宦颠沛不定。故文人对人生沉浮感受尤为明显，仕途的打击，人生理想的破灭，对人情冷暖的重新认知，都使他们转向心灵的书写和愤懑之情的抒发。白居易的讽喻诗对现实政治的关怀，闲适诗对日常生活的吟咏，实际上反映了仕途受挫前后截然不同的心态。中唐朝政，自长庆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文人集团失去了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白居易逐渐淡漠、逃避政治，“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即多忧患。帷有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其二，中国士人自其诞生起就抱持“以道易天下”的宗教救世情怀。孔子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4]（P109）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一文中谈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5]（P3289）司马迁论《春秋》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顾炎武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6]白居易担负一种救世补正的责任与意识积极从政，希望以自己的政治理念即心中的“道”来改造社会。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传统精神儒道互补。“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人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士人的常规心理”[7]（P32）。从古至今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多次文化整合，士人们形成了一种相互平衡调剂的双重人格――儒道互补之双重人格。

其三，中唐是中国审美意识形态转型的一个时期，庶族地主和市民阶层的审美品位逐渐代替了门阀士族高雅的美学追求和形而上的哲学追求。他们更关注现实，更实际。这一时期，仕进途径由塞外战功逐渐转向诗赋取士，故士人作诗赋以谒进，追求华章和辞藻的华美，追求安乐、奢华的生活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上层的共同倾向，“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绘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一时期的文人，我们发现，与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的元稹，其悼亡诗写的尤为出彩。通过他的悼亡诗足见丧妻对其人生的巨大打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其人生兴趣已经转向个人生活。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其文章嘲讽现实、嬉笑怒骂，表现出对现实强烈的干预精神；与之相对立的是韩诗遁入心灵世界的抒发；韩愈在个人生活方面追求高官厚禄，奢靡的生活。柳宗元的诗冷峭简淡，现实的悲愤与怨艾充斥其间；与之相对的是其山水游记优美、宁静、淡远。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由人生的功业转向了个人日常生活和心境。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所言“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7]（P32）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等中唐文人逐渐淡去对政治的热情，转向对个人家庭生活、个人心境、人生意趣的抒发。故孟郊、李贺、李商隐诗歌转向人的心境的抒写，宋词逐渐转向对个人愁绪等心境的描摹。

总之，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文人文化人格的二重性，蕴含着一个内在趋势，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由社会转向日常生活，由事功D向心境、意趣。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审美情趣、人生意趣逐渐改变。秦汉的社会审美、魏晋的自然审美转向心境的审美，后来宋词对意境特别是心境的把握、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产生足以为证。

注释：

[1][后晋]刘d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2][唐]白居易撰：《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一》，四部部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3]许总：《唐诗史（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4]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6]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四部部景清康熙本。

[7]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白居易诗集篇6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白居易诗集篇7

【摘要】白居易是“讽喻诗”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也是讽喻诗创作的积极践行者。他的讽喻诗中流露出的诗论主张与现当代的传播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传播功能看,白居易的讽喻诗强调诗歌的现实批判功能,这与当代新闻传播具有的社会监视功能相契合;从传播原则看,白居易讽喻诗强调的真实的审美取向与当代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原则相契合;从传播技巧看,白居易的讽喻诗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与技巧同当代新闻传播对传播效果的要求相契合;从传播效果看,白居易具有自觉的传播意识,其讽喻诗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均获得广泛的传播。

【关键词】白居易 讽喻诗 传播思想

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而衰。在危机与革新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一批诗人从现实主义精神出发,以提倡和创作新乐府为己任,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是这次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袖,他不但积极投身于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而且不断发展完善新乐府诗的创作理论,引领新乐府运动走向了成熟和繁荣。特别是其中的讽喻诗《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更是被誉为新乐府发展史上的典范之作。

白居易是“讽喻诗”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所谓讽喻诗,主要是指那些以针砭时弊、反映民生疾苦为主要内容,以警戒当权者、教化民众为主要目的的诗篇。白居易讽喻诗篇中流露出的诗论主张与现当代传播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方面是由于古代诗文与现当代新闻作品不论是从宏观的历史传承角度,还是从微观的现实创作角度,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新乐府运动积极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取向也无疑与现当代传播的指导思想更为贴近。

一、从传播功能看,白居易的讽喻诗强调诗歌的现实批判功能,这与当代新闻传播具有的社会监视功能相契合。

当代新闻传播理论认为,新闻传播具有社会监视功能。作为“社会雷达”的新闻传播机构,一方面为政府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依据,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行动;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的“代言人”,代表民众及时向政府反映社情民意。

新乐府运动兴起以前,诗坛虚美之风极为盛行。白居易认为,自《诗经》后,现实主义的诗风在诗坛沉寂已久,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诗作极为匮乏。在他看来,前代诗人借诗文或抒发怀才不遇的抑郁之情,或纵情于山水田园之间,或附庸风雅吟咏风花雪月之物,就连被誉为现实主义大师的杜甫,其反映批判现实社会的诗篇也不过三四十首。因此,白居易积极倡导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现实主义诗风。(见《新乐府》五十首序)他的讽喻诗取材十分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希望他的讽喻诗通过反映人民疾苦,起到“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的社会作用,(见《策林》六十九《采诗》)给最高统治者和当朝权臣以警戒,引起对社会弊端的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补救,进而达到“上流下通上下泰”的局面。(见《采诗官》)

同当代传播思想相比,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论更加鲜明地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白居易希望协助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固然有其思想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但这种维护绝非盲目地“助纣为虐”,他期望通过对朝廷内上至天子、下至小吏的监督与批判,通过对民情民意的真实反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达到政治清明、国家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和谐局面,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其思想的进步性显而易见。

二、从传播原则看,白居易的讽喻诗强调真实的审美取向与当代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原则相契合。

当代新闻传播理论认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新闻报道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原因)必须真实准确;新闻报道必须公正全面地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做到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的统一;新闻报道中的情节描写、人物的语言心理描写不能渲染夸张,不能以想象代替事实等等。

白居易所倡导的现实主义诗风要求诗歌创作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因为只有真实,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取信于人,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他坚决反对“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皆祥瑞”那种只报喜不报忧以蒙蔽君王耳目的诗歌。(见《采诗官》)他在《新乐府五十首序》中就指出其诗篇“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秦中吟十首序》中也说这些诗篇是“一吟悲一事”,“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

当然,我们在此所说的真实主要是指诗歌素材的真实。白居易的讽喻诗在遵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也采用了艺术化的处理,使其既真实可信,又具有可读性。

三、从传播技巧看,白居易的讽喻诗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与技巧同当代新闻传播理论对传播效果的要求相契合。

当代新闻传播理论认为,新闻作品要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除了遵循新闻传播真实、迅速、新颖等基本原则外,还应在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上下功夫,力求使文章形象生动、通俗易懂。

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对诗歌的本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作了简要的分析论述,并以此作为其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白居易的讽喻诗在表达上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主题明确突出。他的《新乐府》五十首通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方式,每篇题下设小序,标明题旨,篇末通常以简洁有力的议论与题旨相呼应,使读者一目了然。比如,《卖炭翁》是“苦宫市也”,《海漫漫》是“戒求仙也”,《上阳白发人》是“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是“戒边功也”,《太行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等。

其次,他的讽喻诗以叙事为主,夹叙夹议,通过选取典型人物和事件,以高度集中化和具体化的手法,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情节曲折突出,深刻反映了民众的悲惨境遇和贪官污吏的卑劣行径。比如《缚戎人》讲述了一个没蕃四十年的老边民“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弃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的悲惨遭遇;《红线毯》在细致描绘了手工业者的辛勤劳作和高超技巧后,结尾发表议论,对献媚取宠,谄上欺下的地方官吏予以严厉的斥责:“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第三,白居易非常善于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比如,《轻肥》一诗在极力描写了权贵们奔赴军中宴的意气之骄和军中宴上山珍海味的奢侈之后,结句指出“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再如《重赋》一诗中前面描写下层百姓因受繁重赋税的盘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后面则极力渲染了统治者的奢靡浪费:“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进入琼林库,岁旧化为尘!”

第四,白居易的讽喻诗语言直白,音律自然,便于传诵。比如《杜陵叟》就以农夫之口吻对长吏进行了控诉:“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样平易浅俗的语言便于百姓理解传诵,同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四、从传播效果看,白居易具有自觉的传播意识,其讽喻诗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均获得广泛的传播。

白居易是一个具有自觉传播意识的诗人,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和实践中,而且体现在他对自己诗文的整理编纂上,这是他的诗作至今仍保存较为完整,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写道:“恐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他生前曾对自己作品进行过多次整理,编纂成集。

白居易的讽喻诗不论是在朝野,还是在民间,都获得了极高的传播效果。白居易在其自述中写道:“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口中,每每有咏仆诗者。”

白居易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八个朝代,他的讽喻诗,描绘了中唐时期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劳动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和悲惨遭遇,揭露了各级统治者对人民穷凶极恶的剥削和压榨,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予以了激烈的鞭笞和抨击。诗人不畏权贵为民代言的勇气和秉笔直书针砭时弊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值得我们当代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敬佩和学习。■

参考文献

[1]白居易:《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刘建龙:《千古盛传不衰 敢问魅力安在――试论新乐府的新闻性》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2)

白居易诗集篇8

关键词： 睦州诗派 中晚唐诗人 桐庐诗风 继承 新变

一、“睦州诗派”中今之桐庐籍诗人

唐朝统治阶层吸纳寒门士子入仕途，将天下读书人尽网入彀中。这使得读书风气在全国范围内活跃起来，即使远离京城千万里的偏远之地，也不断出现通过读书而获得功名或声名的人物，远离长安的睦州（今浙江钱塘江上游）到中晚唐时期亦如此。从元和到咸通年间，睦州相继出现了一批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宋人谢翱的朋友翁衡将其命名为“睦州诗派”：“惟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间，以诗名凡十人，视他郡为最。施处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频、喻校书凫，世并有集。翁征君洮，有集，藏于家。章协律八元、徐处士凝、周生朴、喻生坦之，并有诗，见唐《间气》及《文苑》诸书。皇甫推官以文章受业韩门。翱客睦，与学为诗者，推唐人以至魏汉，或解或否，无以答。友人翁衡取十先生编为集，名曰睦州诗派。”从这段文字可知，翁衡所云的“睦州诗派”包括晚唐的施肩吾、方干、李频、翁洮、章八元、徐凝、周朴、喻凫、喻坦之、皇甫湜十位睦州诗人。唐代睦州包括建德、寿昌、淳安、遂安、分水、桐庐六县，我们今天所说的桐庐与唐代的桐庐范围不一样，现今的桐庐下辖6镇：富春江镇、横村镇、分水镇、百江镇、瑶琳镇、江南镇，至少含覆唐代的分水与桐庐两地，“睦州诗派”中的十位诗人中有五位出生或居住在今之桐庐：施肩吾与徐凝都是唐睦州分水人，章八元是唐桐庐县常乐乡章邑里（今横村镇）人，方干本清溪人，居家桐江白云源（今桐庐县芦茨乡）；喻凫本为常州人，后寓居桐江。今桐庐这块风水宝地在睦州诗派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二、桐庐诗人追承主流诗风之表现

这五位中，只有章八元是中唐时人，其他四位皆已是晚唐中人。安史之乱之后中唐诗坛呈现了多元化走向，有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继承传统的京城山水派，有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代表的世俗浅近派，还有以韩愈、贾岛等人为代表的求奇并最终形成了苦吟的一派。在当时属于贬谪之地的偏远的桐庐，这几位地方诗人又如何发展自身的、与功名相挂系的诗歌呢？

这几位中年代最早的是生活在中唐的章八元，章八元是唐桐庐县常乐乡章邑里人，章氏几代人均居于此，后来他的儿子章孝标、孙子章碣都居住在桐庐。章八元少年时曾随由盛唐入中唐的大诗人严维学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云：“会稽严维到驿，问八元曰：‘尔能从我学诗乎？’曰：‘能。’少顷遂发，八元已辞家。维大异之，遂亲指谕。”八元后来高中进士，其集中有《题慈恩寺塔》诗，颇有春风得意之感。师生间的情感应该还不错，八元回老家的时候，刚刚和老师辞别就忍不住寄书信，其集中有《归桐庐旧居寄严长史》一诗。除了严维，八元还和刘长卿交往密切。刘长卿曾贬睦州司马，八元便有了机会与之交往，刘长卿有《月下呈章秀才（八元）》，表达了他被贬谪后的悲凉心情。而八元集中恰有《酬刘员外月下见寄》一诗以应之。严维、刘长卿的诗风正是与当时在诗坛上唱主流的大历十才子的诗风相契合，二人也常与十才子中的皇甫冉、韩翃、李端等人唱和。所以，章八元所采取的策略是追随正统的山水诗风，这一点从其集中的《新安江行》可窥一斑：“江源南去永，野渡暂维梢。古戍悬鱼网，空林露鸟巢。雪晴山脊见，沙浅浪痕交。自笑无媒者，逢人作解嘲。”这是诗人在新安江上所写诗，中间两联写景比较工整，特别是腹联“雪晴山脊见，沙浅浪痕交”，用描写客观景物呈现画面效果的手法，正是王维以来的山水诗所大力追求的。其子章孝标当亦受此家传，其集中《归海上旧居》：“乡路绕蒹葭，萦纡出海涯。人衣披蜃气，马迹印盐花。草没题诗石，潮摧坐钓槎。还归旧窗里，凝思向馀霞。”亦为此种类型，此诗后被韦庄收入《又玄集》中，由此可见，孝标被时人所欣赏的就是这一类型的诗歌。八元追随正统诗风的策略，不仅影响了自己，也带动了儿子。

徐凝，桐庐县分水镇柏山村人。徐凝在诗风上是学元白的，白居易十分欣赏徐凝的诗，唐代范摅的《云溪友议》记载徐凝、张祜曾同作牡丹诗以争高下。白居易判云：“张三作猎诗，以较王右丞，予则未敢优劣也。”又云：“《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奇乎?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白居易的意思是说，从传承王维五言诗的角度，他不去判别谁优谁劣；张祜的《宫词》也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但是徐凝的七言绝句中的“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却是张祜不能及的。意即以徐凝的一首《庐山瀑布》便可分二人诗之优劣。可以说徐凝是以七言诗为白居易等人所赏识而出名的，他在诗中自己也承认：“一生所遇惟元白。”（《自鄂渚至河南将归江外留辞侍郎》）现存徐凝完整的91题102首诗歌中，像大历十才子那样的五言诗只有3首，其他99首都是五七言绝句或七律，而且七言绝句数量占80首。这说明徐凝在当时及后世所认同的诗主要就是与元白流俗浅近诗风的路数，如其《忆扬州》：“萧娘脸下难胜泪，桃叶眉长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扬州在唐代时是文人向往的美景之地，徐凝这首诗将天下月色三分，其中二分归于扬州，成为后世歌咏扬州美景的征引频率极高的一首诗。他将扬州的美景说成是“无赖”，既可爱又拿其毫无办法，充满了世俗趣味。后来宋人苏轼的《水龙吟》：“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正是从徐凝的手法中点化而来。徐凝在其七绝中常常出现民间传说的意象，如其《七夕》：“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此诗是说常年漂泊在外的人，还不如牛郎织女能有一年一度相聚的机会呢，用牛郎织女的故事来反衬人间离别之痛比传说更为凄惨。徐凝还有一首《莫愁曲》：“玳瑁床头刺战袍，碧纱窗外叶骚骚。若为教作辽西梦，月冷如丁风似刀。”莫愁是南朝时流传的民间女子，历代文人歌咏不绝，徐凝此诗想象莫愁独守空房的寂寞和冷清，其末句“月冷如丁风似刀”，连续用了两个孤清冷绝的比喻，画面感极强，虽然在内容上仍是继承前人的思妇主题，却将莫愁女心如刀割般的愁苦比前人更为深刻地刻画出来。

施肩吾是桐庐分水县桐岘乡人，与徐凝是同乡，二人经常在一起唱和，《唐才子传》卷六称徐、施二人“同里闬，日亲声调”。前文已指出，徐凝曾受知白居易，诗风近于元白的世俗浅近的风格，而施肩吾与徐凝“日亲声调”，同声相求，可知施肩吾在诗风上必有与元白相近的一面。观其诗集亦如是，其诗作中抒写男女情思的诗作很多，而且带有很强的世俗之乐的味道，如《戏郑申府》：“年少郑郎那解愁，春来闲卧酒家楼。胡姬若拟邀他宿，挂却金鞭系紫骝。”此诗是写给他的朋友郑申府的，诗人调笑说，如果酒家的胡姬打算邀请郑郎夜宿，那么郑申府一定会将其他大事放在一边而系马于胡姬酒楼之下，充满了文人之间相互戏谑的味道。其《望夫词》云：“手爇寒灯向影频，回文机上暗生尘。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卖卜人。”此诗是传统思妇诗，但诗人却不是写思妇无限高雅的思念与哀愁，而是对思妇的心理解读，该诗刻画出世俗女性的细腻心理：没有丈夫的消息，她不埋怨丈夫也不埋怨老天或官家，而是恨算卦的人没有给她算准，让她又失望了。一个街头巷里之世俗小家妇人的形象呼之欲出。再如《观美人》：“漆点双眸鬓绕蝉，长留白雪占胸前。爱将红袖遮娇笑，往往偷开水上莲。”此诗极写美人之美，但却不是以观仙子的高度仰视，而是以世俗男性眼光观其“长留白雪占胸前”，充满欲望与诱惑。接下来诗人又想象，这样一个美人，她心中也一定是充满情怀，希望能够偷偷地和心上人幽会吧。其诗作在语言上的浅近更是一望可知，如《感遇词》：“一种貌如仙，人情要自偏。罗敷有底好，最得使君怜。”几乎是以口语入诗，而且使用了“底”这样的俗语，生活气息很浓。诗人还用汉乐府中的民间美女罗敷作比，亲切爱怜之情顿出。其《词》云：“才六岁，未知巧与拙。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此诗如话家常：我家六岁的女儿，竟然学着别人的样子拜月呢。铺叙而下，应该达到了白居易的“老妪能解”的水准了。今《全唐诗》及补编中存施肩吾诗作200余首，其中多数为五七言绝句（占到90%以上），可见他的诗歌为后人所称颂的诗歌便是这一类诗作。在张为《诗人主客图》中，施肩吾被列为白居易的及门，可见当时的人喜欢他的这类诗作。本文要强调的是，学元白可能只是施肩吾的风格之一，或者也是他心里极为认同和喜欢的风格；但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是考五律的，施肩吾乃是唐宪宗元和十五年进士，则其在大历诗风模式下的五律想必亦未少下工夫。

方干，字雄飞，号玄英。方干本睦州青溪（今淳安）人，后章八元爱其才，招为过门女婿，遂居家桐江白云，也就是今桐庐县芦茨乡。方干年幼的时候大概比较聪明，为徐凝所器重，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方干，桐庐人也。幼有清才，为徐凝所器，诲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新诗草里论。’反语云：‘村里老。’谑凝而已。”徐凝比较赏识方干，还亲自教方干作诗。但是方干好像不太喜欢徐凝的风格，大概是顽皮的方干用夸张的嘴脸做了一句仿徐凝诗歌风格的诗句：“把得新诗草里论”，做完后讥笑这类诗句是“村里老”，犹言“乡巴佬”、“俗不可耐”、“很土气的诗”等。本文在上文已经论及，徐凝在诗歌上是与元白一脉相承的，这一流派虽然在当时影响也很大，但是在正统观念中乃是世俗之曲，登不得大雅之堂，这个故事说明方干从小就不太喜欢元白的浅近风格。方干主动干谒过姚合，孙郃《方玄英先生传》云：“始谒钱塘守姚公合，公视其貌丑，初甚侮之。坐定览卷，骇目变容而叹之。”而姚合的诗风，是追随大力十才子而又融入自我风格。姚合晚年曾编写《极玄集》，他选的诗人是王维、祖咏、李端、耿湋、卢纶、司空曙、钱起、郎士元、畅当、韩翃、皇甫曾、李嘉祐、皇甫冉、朱放、严维、刘长卿、灵一、法振、皎然、清江、戴叔纶等21人，近百首诗，并在自序中夸这些诗人：“此皆诗家射雕手也。”他选这些人的诗是作为正宗的诗歌典范之作：“庶免后来之非”，以免后人为何种为正宗诗歌有所迷惑。方干主动去干谒姚合，说明其对姚合的诗风是比较认可的。章八元因爱方干之才而招其为婿，前文已论及八元之诗乃是学严维和刘长卿的，方干既果为婿，更说明了其在诗风上的价值倾向。观其诗集中诗作有370多首，承继大历十才子的五言诗的数量相当多。其集中亦有许多七言律和七绝，但在诗歌内容上基本上是以表达隐逸主题为主，与徐凝的诗歌的世俗倾向完全不同。

喻凫，本为毘陵（今常州）人，后寓居桐江，大概和方干住的地方不太远，二人常有往来唱和之事，交情颇深。在方干诗集中，写给喻凫的诗有6首之多，其《别喻凫》云：“知心似古人，岁久分弥亲。离别波涛阔，留连槐柳新。蟆陵寒贳酒，渔浦夜垂纶。自此星居后，音书岂厌频？”看样子方干几乎是将喻凫作为知己的，喻凫走了以后，方干还经常到离别的地点怀旧，而且觉得无论多么频繁的书信也无法表达二人的深情。喻凫死后，方干有《哭喻凫先辈》一诗悼念之。喻凫在诗风上是学贾岛的，清代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云：“喻凫效贾岛为诗，人称之‘贾喻’。”生活中的喻凫大概和贾岛的生存状态也差不多，每日搜肠刮肚地苦吟五字句。除却残句，《全唐诗》存其完整的诗作63首，其中类于贾岛的五言格律诗占了54首。方干《赠喻凫》云：“所得非众语，众人那得知。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月阁欹眠夜，霜轩正坐时。沈思心更苦，恐作满头丝。”方干作为好友道出喻凫做出好的诗句绝非偶然，而是冥思苦想、想得满头白发才苦得的。喻凫《献知己》自云：“昏昏过朝夕，应念苦吟人。”一己道明其类矣。

三、章碣在追承主流诗风基础上的新变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章八元的孙子章碣的诗作。八元乃中唐人物，而至章碣，已是晚唐之末，此时正是贾岛似的五言诗与元白浅俗的七言诗流行的时代。虽然章碣的诗作留下的数量很少，但是仍可看出其追随流行诗风的倾向。其现存二十六首诗中有二十五首为七言诗，《城南偶题》：“谁家朱阁道边开，竹拂栏干满壁苔。野水不知何处去，游人却是等闲来。南山气耸分红树，北阙风高隔紫苔。可惜登临好光景，五门须听鼓声回。”似此等诗无需加注解，便可知其义，“不知何处去”、“却是”、“可惜”、“好光景”、“须听”等词皆为日常用语，清白如俗语。五言诗仅存《旅舍早起》一首，诗云：“迹暗心多感，神疲梦不游。惊舟同厌夜，独树对悲秋。晚角和人战，残星入汉流。门前早行子，敲镫唱离忧。”从其中间两联工稳的对仗与练字来看，立即能感觉到其在贾姚诗风的笼罩中。这些说明章碣在时代风气之中，是与诗坛主流相吻合的。除此之外，章碣有一首变体诗：“东南路尽吴江畔，正是穷愁暮雨天。鸥鹭不嫌斜两岸，波涛欺得逆风船。偶逢岛寺停帆看，深羡渔翁下钓眠。今古若论英达算，鸱夷高兴固无边。”蔡宽夫《诗话》云：“碣诗平侧各一韵，自号变体。”此诗的奇数句和偶数句各押不同部韵，为章碣首创。可见章碣在追随主流的同时，亦有新创之变。此后，陆续有诗人相继效仿之。也就是说，章碣的变体诗也引发了一时的潮流。

综上所述，从中唐之后，章八元追随大历继承王维的正统诗风，施肩吾与徐凝追随元白的浅俗诗风，方干、喻凫追随贾姚诗风，这都说明桐庐在当时虽然地处边远，但是桐庐诗人始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自觉追随前沿主流诗风，这是对主流诗风的追承。另一方面，至唐末章碣之时，出现了“变体诗”，一时之间引领时尚，是在追承基础上的新变。晚唐五代的桐庐诗风，在追承之中有新变，未可忽视。

参考文献：

［1］［宋］谢翱.晞发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2］［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清］彭定求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

［4］［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唐］韦庄.极玄集.又玄集.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5］［清］何文焕编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

白居易诗集篇9

2、曹植：三国魏诗人，字子建，曹操第三子，封陈王，谥思，现存诗约80首，其中“七步诗”广有影响。

3、陶渊明：东晋在诗人，名潜，字元亮。所作诗文多描写农村景色，以《归田园居》、《桃花源诗》为代表作。

4、王维：唐朝山水田园诗人，被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5、李白：唐朝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字太白，号青功居士，存诗990余首，有《李太白文集》。

6、杜甫：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字子美，后人称杜工部，其诗歌被称为“诗史”，有《杜少陵集》。

7、白居易：唐朝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有《白氏长庆集》。

8、李商隐：唐末诗人，字义山，以七言律诗见长，有《李义山诗集》。

9、苏轼：北宋文学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其诗清新雄放，诗文有《东坡七集》。

白居易诗集篇10

同样是仰慕,“知音”只能是少数,而“粉丝”必须是多数。

中国古代,一些声名远扬的文人也会有一批“粉丝”,这些“粉丝”的举动不亚于今天,可用“疯狂”来形容。

在大诗人李白的众多“粉丝”中,最有名的当数魏万。他为睹“诗仙”的风采,从河南济源的王屋山出发,锲而不舍地追踪偶像的足迹,历经半年,跋涉三千余里,终于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赶上了大诗人。经人引荐,魏万得以和李白相见。他满面尘土,泪湿衣襟,双手捧上自己耗时一年写成的四十八韵《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请李白指正。李白深为感动,投桃报李,一气呵成了一百二十韵的《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回赠魏万,鼓励这位年轻人。

杜甫也有许多“粉丝”,其中包括著名诗人张籍。据传,张籍相当可笑地相信“吃什么补什么”。他将杜甫的诗集焚烧成灰,加入蜂蜜,像喝补药一样饮用,并且大发感慨:“喝下他的诗,让我的肝肠从此改换。”

以上还都比不上白居易的“粉丝”疯狂。

荆州有一名叫葛清的街卒,有些文化,自称“好白诗”,“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三十余处”,连后背也刻上了白居易的诗句,且有配画,图文并茂。“若人问之,悉能反手指其去处,沾沾自喜。”由于他常袒胸裸臂于街头,且行且歌,人们见了呼为“白舍人行诗图”。如此疯狂怪诞之举,就是在当今社会恐怕也不多见。

“粉丝”们的崇拜并没有使白居易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说起来,他还是李商隐的“粉丝”。《唐才子传》记载,白居易很喜欢李商隐的诗文,他常说,来世能做李商隐的儿子便足矣。白居易仙逝后不过几年,李商隐果然生下一个儿子,他也不客气,很干脆地给儿子取名“白老”。可惜此儿长大后无半点诗情。

到了宋朝,“粉丝”最多的诗人当属坡。他的“粉丝”阶层广泛,甚至他的生活情趣都被人模仿。“东坡肉”、“子瞻帽”、“东坡鱼”,一直流传至今。坡的仰慕者中,也不乏女性。他在杭州任职时,有一天与朋友在西湖喝酒。一位年过三十的女子追慕他,竟置“妇道”与公婆的责怪于不顾,只身雇船拜谒苏轼,为他弹筝,向他求诗。在古代,这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