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十篇

白居易长恨歌篇1

关键词：白居易 长恨歌 内容及评价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写景、抒情相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

一、诗歌内容简析

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尽日君王看不足”，主要描写了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相识、享乐及玉环的貌美、得宠。

（一）两人相识

作品中两人是这样相识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即杨玉环到了该出嫁的年龄，然后通过选秀，被李隆基看中。实则两人是这样认识的吗？杨贵妃本是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小名玉环，自幼由叔叔养大。开元二十三年，被封为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被唐玄宗看上后，先出家为道，号太真，至天宝四年纳宫中，册封为贵妃，受到玄宗的极度宠爱。李商隐的《龙池》诗：“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最后两句写夜半后，宴罢归来，宫中的铜壶滴漏声绵绵不绝，心中无事的薛王痛饮后早已睡去，而寿王却彻夜难眠，一个“醒”字非常警策，可见其当时的痛苦情状。所以作者所写与史实是不符的，完全是出于政治的避讳。

（二）贵妃貌美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采用夸张、对比的写作手法，集中描写了贵妃之貌美。无论是白居易的描述，还是其他文人的描述，贵妃的貌美都是比较抽象的。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第一首从空间角度写，以牡丹花比杨贵妃的美艳;第二首从时间角度写，表现杨贵妃的受宠幸;第三首总承一、二两首，把牡丹和杨贵妃与君王糅合，融为一体。但整体看，贵妃貌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丰艳”之美，宋代人在《杨太真外传》书中介绍，玉环与玄宗翻书，翻到《赵飞燕外传》，说汉成帝给赵飞燕造了避风台，玄宗说：“尔则任吹多少”;二是贵妃的皮肤特别白皙，作品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即是描写语句。五代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记载：“贵妃每有汗出，细腻而多香，或试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三）贵妃受宠

首先是自己受宠，“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其实，贵妃与皇帝也是常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磕磕绊绊的时候。史书记载贵妃与玄宗有两次比较大的感情矛盾。第一次是天宝五载，贵妃因“妒悍不逊”，被玄宗赶回了娘家，后因高力士建议，玄宗接回，贵妃“伏地谢罪”，二人合好，从此“后宫莫得进矣”;第二次是天宝九年，因贵妃“复忤旨”，后来贵妃送给玄宗“一缕青丝”，从此玄宗对贵妃“宠待欲深”。其次是兄弟姐妹沾光。“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杨玉环兄弟姊妹全都因她得以分封，家庭显赫，让人羡慕。杨玉环册封为贵妃后，玄宗又追封其父为太尉、齐国公，其叔为光禄卿，堂兄弟杨官鸿胪卿，杨为侍御史，杨钊赐名国忠，封魏国公，丞相;大姐封韩国夫人，三姐封虢国夫人，八姐封秦国夫人。

（四）奢靡享乐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等句，反复渲染玄宗得贵妃以后，如何行乐，如何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即玄宗的迷色误国。事实上，玄宗与贵妃在华清池沐浴之场景确实是比较奢华的，温泉沐浴是有等级差别的，第一级别是御汤―九龙汤、莲花汤，皇帝专用，第二级别是贵妃汤―海棠汤，杨贵妃专用，第三级别是太子汤，第四级别是公共温泉。虽然，玄宗与贵妃过着歌舞升平的奢华生活，但二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却是志同道合之人。据唐人著录的《开天传信记》记载，天宝年间，玄宗上朝听政捂肚子，高力士问其原因，皇帝说昨晚梦见一曲子，没来得及记下，笛子放在肚子处，刚才是一边听政，一边按笛眼，把这首曲子记下来。玄宗还选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子弟”。贵妃则在舞蹈方面造诣极高，她将《霓裳羽衣曲》变为了舞曲，进行领舞。根据唐・李浚《松窗录》的记载，当李白将《清平调词三首》献给皇帝的时候，贵妃则“持玻璃七宝盏，酌西凉州蒲桃酒，笑领歌，意甚厚”;而玄宗则“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

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夜雨闻铃肠断声”，叙述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出逃，马嵬缢妃事件，玄宗与贵妃在马嵬驿生离死别的场面。“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不满情绪高涨，将领陈玄礼代表将士请诛杨贵妃，玄宗无法，只好赐杨贵妃死。“黄埃散漫风萧索”，“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通过环境的描写，写出了玄宗在西南行军的路上及在蜀地时痛苦的心情。

自“天旋地转回龙驭”至“魂魄不曾来入梦”，书写李隆基对杨贵妃的思念。

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群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芙蓉如面柳如眉”的睹物思人及“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少”的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另外，从“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语句中，一方面说明玄宗对贵妃的思念至极、度日如年，一方面也侧面反映出玄宗晚年孤独的生活。

自“临邛道士鸿都客”至结尾，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以行动写人，写出了贵妃内心的焦急与迫切;“云鬓半偏新睡觉”，“风吹仙袂飘飘举”，“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描写见情，描写杨贵妃的外在形态，展示其内心情感;最后当道士即将离开的时候，贵妃“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最后感觉还不能表达自己对玄宗的思念，又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重重誓词：“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一同寄去，叙事见情，把杨贵妃不念旧情，感恩报德，忠于爱情，矢志不渝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二、对李隆基、杨贵妃的历史评价

（一）李隆基

纵观历史，由于李隆基晚年的荒淫、迷色，导致唐朝由盛转衰，但对一个人物的评价要一分为二。首先，李隆基是一个有为的皇帝。他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还克己复礼，重用贤相，虚心纳谏，崇尚节俭，“焚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其次，李隆基的时代是一个富裕时代。杜甫《忆昔》：“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最后，李隆基时代还是一个向上的时代。《旧唐书q玄宗本纪》记载，“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但到了天宝时期，尤其是晚年，除任相失误，拒绝纳谏外，自己也变得骄奢淫逸起来。元稹《上阳白发人》：“天宝年间花鸟使，撩花狎鸟含春思。满怀墨敕求嫔御，走上高楼半酣醉。”加之唐代节度使制度，军事重心外重内轻，使得唐朝由盛转衰。

（二）杨贵妃

杨贵妃不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她对政事不关心，也不干政，否定“红颜祸水”说。她是一个悲剧人物。她自己没有选择幸福的权利，只不过是皇家王权的礼物和玩弄品，天生丽质不是自己的错，然而却是酿成悲剧的开端。本来与寿王李瑁是郎才女貌的一对，但却被玄宗看上，再到后来的马嵬缢死，都是自己无法改变的，真所谓“红颜薄命”。正如晚唐诗人罗隐《帝幸蜀》诗评价：“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总之，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写景、抒情相结合，叙事有致，张弛自如;抒情深挚，缠绵细腻;语言优美明丽，自然流畅。

参考文献：

白居易长恨歌篇2

【关键词】长恨歌 伤讽主题 感伤诗

一、艺术的真实：从诗作本身析主题

（一）诗歌的题目

此诗诗题为“长恨歌”，关键点落在“恨”字。“恨”的意义有二：其一是“遗憾”之意。“遗憾”即遗恨，由无法控制的或无力补救的情况所引起的后悔；其二是“痛恨”之意。“痛恨”古义为感到痛心，遗憾。诗人不单是“恨”，而且是“长恨”，由此看来，诗人是带着深深的遗憾和痛恨创作这首诗歌的。诗人感伤而恨，恨而讽。

（二）诗歌的文本特征

诗人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按其本意，感伤诗乃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以《长恨歌》而言，其“牵于外”的“事物”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故事本身包含大量政治因素。《长恨歌》是一首“婉丽多情”的感伤诗，但感伤至深时，诗人亦带着讽喻的意味。“感伤”是表达方式，“讽刺”是内容体现。诗人从主观感受出发，以“感伤”这一十分独特的方式反映他对唐玄宗沉湎于声色淫乐，不理国事而使国家陷入祸乱中的讽刺。诗人的讽是带着感伤的讽，是伤而讽。

（三）诗歌的内容

《长恨歌》在前半部分着力突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私人关系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冲突。开篇两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平平的叙述中点出唐玄宗“重色”形象。“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更进一步指出其贪图美色荒淫误国。杨贵妃达到“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后，一人得宠，恩及全族，杨国忠当上右丞相，势倾朝廷，擅权乱政，埋下了造就安史之乱的恶果。“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杨贵妃得宠甚至还引起社会生育观念的改变，诗句的夸张手法的运用传达了广大人民对唐玄宗宠妃乱政的情绪，诗人嘲讽之意十分鲜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暗含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更有疾讽之意。

后半部分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刻意营造的悲剧结局，与前半部分构成因果关系。“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安史之乱迫使玄宗将杨贵妃赐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玄宗对贵妃死后的思念，渲染烘托、风情流转，一气直下：“峨眉山下少行人，旌旗无光日色薄”写其路上凄凉惨淡，“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状其行宫雨夜之愁绝。

《长恨歌》着力描写了唐玄宗对杨贵妃间的深情，这正利于伤讽主题的表达，因为爱得越真、越深，就越珍贵，失去的就越多，破坏就越重，对帝王的震动就越大，教训就越应被记取。动之以情，感伤而讽，表现真挚的感情，尤其是刻骨铭心的感情，讽劝才更有力度，对帝王才更为有效。

二、历史的真实：由基本史实明主题

（一）创作背景

《长恨歌》创作于元和初期。距安史之乱51年之后，唐王朝百废待兴，民生凋敝，战争的创伤仍未抚平。当时宪宗初立，有志改革弊政，并使社会状况出现一丝转机。但他在生活中骄奢淫逸，宫中多宠。此时，白居易初入仕途，代表着新兴士族踏入政坛，主张革新，反对保守，反对门阀地主世龚先祖权益。白居易看到宪宗的情形，心中既充满希望又清醒地反思、总结历史教训。

中唐时代仍是藩镇跋扈、宦官专权，朝士相争、外患不断，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回观“_元盛世”，整个社会为一股感伤主义思潮所笼罩。白居易与文人间谈起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日：‘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更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值得怀恋的盛世时代已经过去，激起他怀旧感伤的情绪。

以“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写诗主导思想的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的时候是感伤的，他一方面对唐宪宗的改革有所希望，另一方面对其生活的骄奢淫逸深有恐惧。再回想唐玄宗的故事，心中的遗憾更深，动之以情，而不得不讽劝宪宗。

（二）史料记载

首先，从白居易的其他诗作看。《上阳白发人》是白居易创作的一首政治讽喻诗。此诗通过描写一位上阳宫女长达四十余年的幽禁遭遇，揭示了“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同时对封建帝王强制征选民间女子以满足自己淫欲的罪恶行径提出强烈的控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杨妃”指杨贵妃，由此诗可见，白居易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态度是讽刺的，《长恨歌》或多或少也融入诗人自身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讽刺态度。

其次，《长恨歌》讽劝有明确对象，即封建帝王等政治统治者。《唐宋诗醇》记载乾隆皇帝在读《长恨歌》后慨叹“欲不可纵”、“总以为发乎情丽不倦止乎礼义者戒也”。是《长恨歌》表达伤讽主题有效性相当有力、极其关键的可靠证据。

最后，据通行本《长恨歌传》记载，元和元年十二月，白居易从校书郎调T作县尉，当时陈鸿与王质夫住在整匿，闲暇时一起游览仙游寺，谈起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互相感叹不已。“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长恨歌》创作刚完成，白居易即委托陈鸿作《长恨歌传》。《长恨歌传》指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即要借助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惩戒导致惨祸的“尤物”，阻断违背朝纲的乱源，以作为将来的鉴戒。《长恨歌传》虽非专论，但几乎与《长恨歌》的创作同步，有时代的信度，也体现了《长恨歌》的伤讽主题。

【参考文献】

白居易长恨歌篇3

摘 要：白居易《长恨歌》开篇将杨妃塑造成纯洁“处子”， 后世对相关诗句的理解存在一些偏颇。“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被誉为颇得《春秋》笔法。“回眸一笑百媚生”，被指为“形容勾栏之词”。文章对此一一进行了辨正，并指出开篇的杨妃“处子”形象，对诗歌情节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称杨妃以处子入宫，非实。《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册寿王杨妃文》：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册“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长女……为寿王妃”。《新唐书·后妃上》：“玄宗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廷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诏训女，而太真得幸。”《新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十八年，“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寿王李瑁为玄宗第十八子，武惠妃所生。玄宗父夺子妃，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人多认为《长恨歌》的处理是为尊者讳。宋·马永卿《懒真子》卷二：“诗人之言为用固寡。然大有益于世者，若《长恨歌》是也。明皇太真之事，本有新台之恶，而《歌》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不识。’故世人罕知其为寿王瑁之妃也。《春秋》为尊者讳，此歌真得之。”明·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十：“杨妃本出寿邸，而曰‘养在深闺人不识’，为君讳也。”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八：“‘养在深闺人未识’，为尊者讳。”

何谓“为尊者讳”？赵克勤下过一个定义：“为尊者讳，是造成委婉的一个重要原因。古人对于君父尊长的所作所为不敢直说，而要采取拐弯抹角、委婉曲折的方式来表示。”①也就是说，“为尊者讳”重在委婉，而并不改变事实。这里，不妨参考一下其他文献对于杨妃出处的处理：其一，明刻《文苑英华》附《丽情集》本《长恨歌传》：“使搜诸外宫，得弘农杨氏女，既笄矣。”虽然没有明确说出取自寿邸，但是也没有否认得于外宫，并且强调“既笄矣”。《礼记·内则》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郑玄注：“十五而笄，谓应年许嫁者。女子许嫁，笄而字之；其未许嫁，二十则笄。”《长恨歌传》称杨妃已经成人，至于已嫁未嫁，并未说明。这极易使人产生错觉，似乎杨妃入宫前是一个处子。其二，《旧唐书·后妃上》：“（开元）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数千，无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径直称杨妃以女官进见，略去其入宫前曾为寿王妃。

《长恨歌传》作者陈鸿颇具史才。《唐文粹》卷九十五载其《大统记序》：“臣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贞元丁酉岁登太常第，始闲居遂志，乃修《大纪》三十卷。……七年书始就，故绝笔于元和六年辛卯。”丁酉为乙酉之讹。元和元年十二月作《长恨歌传》之时，陈鸿已然在撰写史书《大统记》。《长恨歌传》中，他隐去玄宗父夺子妃的恶行，是本朝史家合乎情理的处理。《旧唐书》虽修于五代，而全用先唐实录国史。清·赵翼《廿二史??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五代修《唐书》，虽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纪传，而庾传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实录，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确，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以本纪而论……杨贵妃本寿王瑁妃，度为女道士，号太真，召入宫，此开元二十八年事也，本纪亦不书，直至天宝四载，始书册太真杨氏为贵妃，而绝不见其来自寿邸之迹。”《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旧唐书》出于回护之目的，或制造错觉，或有意省略，而并没有改变杨妃原为寿王妃的事实，属于“为尊者讳”一类。白居易《长恨歌》言杨妃入宫时为处子，显然不应阑入此列。

二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清·张祖廉《定?先生年谱外纪》卷上云：“（龚自珍）先生谓《长恨歌》‘回头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之词，岂贵妃风度耶？白居易直千古恶诗之祖。”龚自珍理解不确。关于“回眸一笑百媚生”所本，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云：“白乐天《长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盖用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云：‘女伴莫话孤眠，六宫罗绮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游教在谁边。’”宋·王??兑翱痛允椤肪硎?撸骸拔庠?堵?肌肺嚼痔臁?仨?恍Π倜纳??亲胬畎住肚迤酱省贰?恍?陨?倜摹??铩F臀嚼畎字?镉钟兴?浴9劢?堋?厣碜?灏倜纳??寤ㄕ站登Ы砍觥??庥殖龃恕！敝芟嗦既衔?鲎院骸ご摅S《七依》②。《艺文类聚》卷五十七·杂文部三载《七依》：“于是，置酒乎燕游之堂，张乐乎长娱之台。酒酣，乐中美人进以承宴，调观欣以解容，回顾百万，一笑千金，振飞?以长舞袖，袅细腰以务抑扬。”从崔?《七依》到陈·江总诗句、李白《清平乐令》，再到白居易《长恨歌》，转相借鉴。《长恨歌》“回眸一笑”借自《七依》，同时“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及下文“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兼受《清平乐令》影响。崔?、江总、李白所写，或为舞姬、或为美人，或为杨妃，均与“勾栏”无涉。

《长恨歌》杨妃离去时对玄宗“回眸一笑”，不但不是“形容勾栏之词”，恰恰相反，它逼真而传神地刻画了纯洁少女初见意中人的娇羞。“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二句，位于“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之后，“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之前。直至与玄宗共度“春宵”，杨妃的“处子”身份方才改变。女性神态因身份不同，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章华大夫回忆自己年少时远游四方，春夏之交偶遇一位美丽的采桑少女，献上妙丽的诗句与芳香的鲜花表达爱意，于是“处子恍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

“处子”羞涩单纯，面对章华大夫的追求，她稍稍有些亢奋，行为闪烁，“含喜微笑”，不好意思正视。这种“羞涩单纯”，其实是少女最为可贵的品质。同样，《长恨歌》“回眸一笑”，刻画出杨妃“初长成”“人未识”初涉爱河的纯洁少女的典型特征。“回眸一笑”是少女羞涩的笑，对意中人深情的笑，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笑。这种笑只存在于爱情生活的起始阶段，尤其是少女初见意中人之时，随着彼此了解的加深，少女转变为，它会渐渐消逝，代之以神态娴静的笑、幸福的笑、满足的笑。

三

《长恨歌》开篇将杨妃塑造成纯洁“处子”，对诗歌情节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与方士寻觅“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一段，存在内在的关联。《庄子·逍遥游》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歌中的“绰约”、“雪肤”，均出自《逍遥游》。如同《逍遥游》居于姑射山的神人“如处子”一样，白居易也将杨妃塑造成了处子，须知一个日后在蓬莱仙山成为仙子的人，身上是不允许染有污点的。《长恨歌》改造杨妃出处，一方面照应前面的“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因为只有“初长成”“人未识”的纯洁处子，才值得汉皇“多年”的寻求；另一方面，为玄宗与杨妃情感的持续发展营造了一个纯洁的开端。

“一朝选在君王侧”之后，白居易以玄宗的视角，描绘了杨妃的三幅美女图：“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神态之美、“温泉水滑洗凝脂”的肌肤之美和“侍儿扶起娇无力”的气质之美。这三幅美女图的总体特征“是能最大限度地展示杨贵妃的美，并且是能够撩动男性的感情的美”③。“回眸一笑百媚生”着意刻画杨妃的“神”，加之发生时间在前，所以被置于三幅美女图之首。《孟子·离娄》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刻画美人眼睛，离不开笑的点染，惟有将二者结合，美人才能光彩照人风神尽出。《诗经·邶风·静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陶渊明《闲情赋》：“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成功，在于它从“回眸”与“笑”的动态描写中去升华美。动态描写即莱辛所说的“化美为媚”：“诗想在描绘物体美时能和艺术争胜，还可用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化美为媚。媚就是在动态中的美”，“它是一种一纵即逝而却令人百看不厌的美。它是飘来忽去的。因为我们回忆一种动态，比起回忆一种单纯的形状或颜色，一般要容易得多，也生动得多，所以在这一点上，媚比起美来，所产生的效果更强烈”④。“回眸一笑百媚生”，是对“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形象阐释；同时，杨妃“回眸一笑”，她的青春、灵动、羞涩、单纯的“处子”之美展露无遗，叫玄宗怎能不心旌摇荡，将爱情进行到底。

总之，《长恨歌》开篇的杨妃“处子”形象，是诗歌谋篇布局的必须，没有这一形象，诗歌就无法向下进展，就不会有杨妃生前玄宗对她的无比宠爱，杨妃死后玄宗的缠绵相思，以及延长出方士寻觅一段浪漫情节。当然，白居易改变杨妃原为寿王妃的史实，将其塑造为纯洁处子，还有更为深层的创作动机的原因⑤，不过那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畴。

① 赵克勤：《古汉语修辞简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6页。

② 周相录：《〈长恨歌〉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195页。

③ 王富仁：《角度和意义，所指和所能：白居易〈长恨歌〉赏析》，《名作欣赏》，1992年第3期。

白居易长恨歌篇4

1、吾家有女初长成意思是:我家有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2、最早出现在白居易《长恨歌》中，原句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3、《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来源：文章屋网 ）

白居易长恨歌篇5

摘要：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渗入了很多为政治服务的因素，因而与人们对文学的期望存在较大的距离。假如将之作为指导创作的理论，无疑不利于文学的发展。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文学价值很高的篇目恰恰是背离其文学观念的。由此可见，文学中的政治应该是情感性、想象性和形象性的，而不是特别指点出来的。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40405

刘淮南：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与政治情怀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0卷作为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因为其《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而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同时，诗人的《与元九书》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篇目，不仅袒露了自己的文学观念，而且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情怀。不过，就广大读者和文学史对其创作的推崇与白居易自己的偏爱来说，中间的距离又是明显存在的。这样说的意思是，广大读者更推崇的是《长恨歌》、《琵琶行》等感伤诗，而白居易本人偏爱的却是《新乐府》等讽喻诗。可以说，这是一个富有意味、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之中涉及到了作家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际所导致的不同倾向，更涉及到了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而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方面来提出问题，以求得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讽喻诗在于美刺比兴、因事立题，闲适诗仅为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而感伤诗则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这三类均是从诗歌内容着眼的分类。至于杂律诗，却是从形式方面着眼的：“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等等。就这四类诗歌来说，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讽喻诗，原因在于这类诗是他“兼济之志”的具体体现，所以也就将之放在第一类的位置。可是，白居易自己所看重的讽喻诗，恰恰又是人们所并不看重的。对之，当时的诗人已经深有察觉：“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1］ 96102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反差呢？白居易囿于自己的局限是说不清楚的。

白居易之所以说不清反差的原因，在于他所理解的诗歌本质是存在偏差的。本来，文学艺术是人类求证其自由本性、想象并创造其美好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特殊就特殊在她是情感的、想象的和形象的。自然，人们所喜爱的也就是那些既突出了情感、想象和形象而又能够予以创新的文学作品，是能够提供给人们不同于生活实际并且有益于人的某些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恨歌》与《琵琶行》确实是“讽喻诗”所远远比不了的。那么，作为诗人的白居易为什么不了解这一点呢？或者说，他为什么看重人们所看轻的对象呢？这显然又与他的文学观念分不开。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应该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目的正如其《新乐府序》所言：在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自然，这是一种政治功利很强的文学观念。由于这样的观念，而讽喻诗恰恰是具体贯彻、体现这一观念的，所以在白居易看来，它也就是最重要也最好的了。换句话说，在白居易那里，诗歌并不是用来以抒发个人情感和体现审美追求为主的，而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1］108109

一

应该说，中国古人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政治意识的干预，往往有着突出的教化色彩，与之相应，政治因素的渗入也就顺理成章。只是，在古代的社会实际中，人们还不可能对政治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因而也就难以很好地解释并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在文化资源并不发达的时代，各个方面都想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自然，统治者也就更不会放过文学能够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从而对之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来。而对于参政热情浓郁的文人和作家来说，也往往响应着、实践着文学的教化功能，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和理论也就成为了一条明显的主线。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作为封建官员且具有高度参政热情的白居易，提出他的诗歌主张，表达他的文学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一代大诗人的白居易，其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以及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生动的案例，客观上倒是有利于我们很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创作中正确对待政治的介入。

白居易长恨歌篇6

译文：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为白玉盘。又怀疑是瑶台仙镜，飞在夜空青云之上。

2、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唐代白居易《长恨歌》。

骊山上华清宫内玉宇琼楼高耸入云，清风过处仙乐飘向四面八方。

3、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唐代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我脚上穿着谢公当年特制的木鞋，攀登直上云霄的山路。

4、君因风送入青云，我被人驱向鸭群。雪颈霜毛红网掌，请看何处不如君？——唐代白居易《鹅赠鹤》。

译文：鹤借助风力飞入青天自由翱翔，鹅却命运不济被迫和鸭子为伍。我鹅长有雪白的脖颈、洁白的羽毛和红红的脚掌，哪一点比不上鹤？

5、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唐代白居易《长恨歌》。

白居易长恨歌篇7

盛唐一个叫魏万的年轻人，为一睹诗仙李白的风采，从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下开始，历时半年，几经周折，狂追三千里，终于在扬州风尘仆仆遇到了偶像—李白。

重量级诗人相当相信“吃啥补啥”这个信条，他将杜甫诗集焚烧成灰烬，像喝补药一样每顿必喝，并发誓；“喝下杜甫的诗啊，让我肝肠寸断！”。

以七绝闻名的王昌龄曾被贬到龙标，日子艰难，经常有人在路边跪拜，向他求诗。

晚唐诗人李洞酷爱贾岛。他头上佩戴刻有贾岛头像的铜片，手中持有为贾岛祈福的佛珠，常将手抄贾岛诗作赠送朋友。

白居易长恨歌篇8

唐代诗人写的“唐诗”，是如何发表的呢？当然不可能像今天如此方便。唐诗的发表在当时有这样几种方式：

赠诗 这是最为普遍的方式。如李白初到长安，便把自己新作《蜀道难》呈献给当时文坛领袖贺知章。贺读完李白诗夸奖说：“先生真是谪仙啊!”由此李白被尊为“谪仙”而名扬天下。白居易16岁游历长安，拿出自己一集诗呈献给诗人顾况，得到他的赏识，由此名扬天下。许多举子文人为了获得名声，攀附高师，就把自己的得意之作献给当时的名流，即所谓“投谒名流”的方式。

卖诗古代没有稿费，但有“润笔”，写诗可以索润笔。中唐后卖诗较普遍。名人诗中价值最高的要数白居易、元稹。白居易一首诗可以索要100金，比如《长恨歌》卖给勾栏歌院就卖了500金。白诗值钱，能唱《长恨歌》的歌伎身价也倍增。受欢迎的诗歌可以作代价券。比如持有李益诗可以在勾栏歌院喝酒休闲，甚至还可以充当车马费、坐轿费。写诗有了价值，诗人便有了创作的热情，诗也可以广泛流传。

传诗就是用盛具传递诗作。盛具一般是竹简或特制的瓷筒。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墅，与时任地方太守的裴迪写诗唱和。因为该地竹子多，王维常用竹筒盛诗和裴迪互赠诗作。白居易任杭州太守，公余节假时与当地文人饮酒赋诗寄兴。诗人元稹时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白居易常派歌伎高玲珑、谢好好用瓷筒传递双方诗作，为此他还写诗记胜：“为向两州邮诗作，高谢来去递诗筒。”

题诗 驿馆、驿亭、寺观等公共场所的墙、柱也是唐代诗人约定俗成的诗歌“发表园地”。据传崔颢《黄鹤楼》、王之涣《登鹳雀楼》都是从诗板题诗传开来的。李白游黄鹤楼，被眼前景物陶醉，却不题诗了，因为“崔颢题诗在上头”。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题诗》中说：“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元稹)诗。”唐代诗人也喜欢在名胜古迹上“发表”诗作，据记载，饶州干越亭上的题诗达上百首，晚唐诗人张祜曾在全国各地几十座著名寺观里题过诗。

乞诗 寺院乃藏龙卧虎之地，寺僧中有不少诗人，因此会有人上寺院乞诗。“山僧封诗寄，野客乞诗归。”有人乞诗，寺僧诗作也可以流传于世。李商隐晚年隐居山林，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向大诗人乞诗。文人昆山曾带着数十丈布帛经由李商隐的远房亲戚引见向他乞诗，结果满载而归，乞得诗人《柳枝》五首。

刺诗把诗刺在身上，很能引起哄动效应。唐代居要县令捕得一个叫李胜的罪犯，县令判他杖刑一百。临刑时，犯人脱下衣服，只见该犯浑身都刺有时人诗作，县令查看竟有一首自己写的七绝，大为感动，下令免刑。荆州有个叫葛清的人“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等人诗”，有的还自己配上图画，被时人称为“白居易舍人作诗图”。唐代长安人烟阜盛，混混多，五陵年少，多以文诗为时髦，谁身上文有诗人新作，身价就高，很受勾栏歌女青睐。

白居易长恨歌篇9

诗人写诗除了自我欣赏外，都想让自己的诗作传世。唐时没有报纸杂志等媒体供发表，只能靠一些原始简单的方式传播。方法虽拙朴，但却多姿多彩，很有趣。

——诗筒传诗。

就是用盛具传递诗作，盛具用竹筒或特制的瓷筒。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墅，与时任地方太守的裴迪写诗唱和。因为该地竹子多，王维常用竹筒盛诗和裴迪互赠诗作。白居易任杭州太守，公余节假时与当地文人饮酒赋诗寄兴。诗人元稹时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白居易常派歌伎高玲珑、谢好好用瓷筒传递双方诗作，白居易为此还写诗记胜：“为向两州邮诗作，高谢来去递诗筒。”

——诗板题诗。

唐代是诗的王国，普天下崇诗。人们在风景名胜、商业店铺、旅馆驿站等地墙上粉刷出一块诗板，来供过路文人题诗。据传崔颢《黄鹤楼》、王之涣《登鹳雀楼》都是从诗板题诗传开来的。李白游黄鹤楼，被眼前景物陶醉，但却不题诗了，因为“崔颢题诗在墙头”。诗人过处，往往有人请求在诗板上留下诗作。李白游报恩寺，寺僧恭敬地捧出诗板要大诗人题诗。诗板多了，精粹却并不多，于是劣诗往往被抽下。诗人薛能游蜀地飞泉亭，见亭上“有诗板百余篇”，薛诗人把诗板全部抽走，只留下文端《巫山高》等诗板。刘禹锡过巫山庙，摘下千余块诗板，只留下数十块而已。

——上山乞诗。

寺院乃藏龙卧虎之地，寺僧中有不少诗人，因此有人上寺院乞诗。“山僧封诗寄，野客乞诗归。”有人乞诗，寺僧诗作也可以流传于世了。李商隐晚年穷居山林，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向大诗人乞诗。文人昆山带着数十丈布帛通过李商隐的远房亲戚引见向诗人乞诗，这一回让昆山满载而归，他乞得诗人《柳枝》五首。

——文人窃诗。

有的文人为了邀名声就窃取诗人新作为己有。唐代科举考试，有的文人写不出好诗应试就窃人之作。有一应试者盗得杨衡诗一首参考结果登第。杨衡当即责骂：“‘一一鹤声飞上天’一句，你偷了没有？”那人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杨衡见自己佳句未被偷，笑着说：“犹可恕也。”当时社会看好元、白诗，他们的诗常被人盗取。李商隐“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二句被时人张怀庆“窃为己作”，只在二句之前加上“生情”、“出性”改头换面。当然，偷诗不道德，但也为诗的流传出了力。

——诗人卖诗。

古代没有稿费，但有“润笔”，写诗可以索润笔。中唐后卖诗较普遍，名人诗价值高，最高的要数白居易、元稹了，白居易一首诗索要一百金，白居易《长恨歌》卖给勾栏歌院五百金。白诗值钱，就是能唱《长恨歌》的歌伎身价也倍增。李益诗乐工争买谱曲，卖给歌院，因此李益诗可以作代价券，持有李益诗可以在勾栏歌院喝酒休闲，甚至还可以充当车马费、坐轿费。写诗有了价值，便刺激了诗人的创作热情，也使诗可以大量流传。

——文身刺诗。

白居易长恨歌篇10

【关键词】《妖猫传》；盛唐气象；历史想象；课程教学

为什么选择拍摄一个唐朝故事，陈凯歌说：“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只有唐朝才会有这样的风范。”所谓盛唐，是指国域空前广阔、国力空前强盛、文化空前繁荣的唐代中前期，尤其以玄宗李隆基的开元、天宝年间为最。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盛唐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宝藏之一。在千年以后艺术化地再现大唐盛世，是很多影视作品的目标，由此也进行了不少实践。如何用电影视听语言将盛唐气象有效地表达，如何在电影中引发观影者更深厚的文化自信，其中又体现了哪些课程教学内涵，本文试论述之。

一、以诗人与诗歌打通文学与电影

唐诗，是中国文化的精粹，是普遍性的共同情怀和共同语言。如果一部以唐代为题材的电影，能够将唐诗的文学内蕴与电影符号紧密结合，这将十分有助于搭建起观众的接受桥梁。正如电影中所说：“那时的长安，遍地是诗人。”《妖猫传》的主角之一是著名的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贯穿全剧的线索就是白居易苦心寻找《长恨歌》的创作素材。诗仙李白又是其中重要的配角，影片屡次用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句，称赞贵妃的美貌。以前很少有电影敢于用诗人为主角，也很少有电影能够致力于展现一首诗歌的创作过程。陈凯歌敢于这样表现，正是看中了家喻户晓的李白、白居易的号召力，看中了人人皆能记诵的《清平调》《长恨歌》的影响力，其实就是看中了诗歌在盛唐的卓越地位。唐诗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闪亮明珠，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等人，早已超越文学，成为耀眼的文化符号。《妖猫传》中的李白，就如史上记载的那样放浪形骸、恃才傲物，酒醉之后竟然令皇帝面前的红人高力士为之脱靴。“片中李白写‘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一诗，这段戏倒是出彩。李白写心目中的美人形象，并非奉旨作诗夸杨贵妃。待见到杨贵妃时，想象的美人与眼前的杨贵妃合一，李白悲喜交集，不由落泪。这个李白形象有诗仙味道。”[1]影片中，他放浪形骸的笑容里，有令人遥不可及的光华，满溢的才气让他的诗作在醉中轻松而就，从而完美地展现盛唐风尚。三十年后的白居易，是当时“长安城里赫赫有名的大诗人”，电影中他鲜衣怒马、意气风发、充满了才华与激情，他“狂得很，无情无义无法无天，只认诗不认人，谁也不见”。把白居易塑造为“狂”，可以充分展现唐代诗人的张扬自信。蒙曼在谈《妖猫传》时说：“少年、美女，是一个时代的气象，洋溢着一种浪漫的诗意。如果把少年心、对美的追求和崇拜、弥漫的诗意表现出来，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大唐。”[2]电影中展示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艰辛过程：他担任起居郎，为的是能够看得见皇帝的一举一动，为的是了解三十年前的帝妃之爱，为的是顺利创作《长恨歌》。最后他毅然辞官，也是为了有时间精力完成《长恨歌》。电影中那间斗室之内，一豆灯光中，杂乱地堆着诗稿，墙壁上贴满了杨玉环的画，诗人为了一首诗的创作已经趋于癫狂，这正是在“寒冬夜里苦苦求一个字的心血”写照。为何如此拼命？因为白居易有用诗歌“让她（杨贵妃）再活一回”的自信，也就是在诗歌国度的唐代，才有这种对诗歌功能的强烈自信。再加上《清平调》和《长恨歌》中熟悉的诗句反复出现，使整部电影洋溢着浪漫的诗意。“如果一定要以‘妖猫传’这样一个近乎‘网红’的名字，来歌颂与纪念我们曾经存在过的伟大诗人与诗歌的话，那我愿意承认《妖猫传》是第一个这样成功的努力——虽然诗歌与商业话语在片中所进行的是艰苦卓绝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厮杀。”[3]《妖猫传》充满了浓厚的诗意和诗的气质，导演正是想要通过诗歌这座桥梁，让人们触摸到那个真实的盛唐。因此，《妖猫传》可以成为打通影视与文学教学的典型案例，在讲授的影视文学课程中引入这部电影，能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同学们可以借此体会到文学语言和电影语言之间的交融和特色。

二、爱与美的传奇性符号传达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于一身”。雍容的杨玉环是大唐盛世繁荣的绝佳代表，正如电影中所说：“大唐有了杨玉环，才有了魂。”《旧唐书》中记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电影中，杨贵妃有倾城的容貌、修长的脖颈、浓密的发髻、华美的霓裳羽衣，她是极乐之宴中万众瞩目的焦点。再有她站在开满绯红鲜花树下的绝世芳华，还有她在秋千之上自由飞翔的场景，都可以引领人们在绝美的欣赏与叹息中，追寻大唐那场盛世繁华。在电影中，杨贵妃是玄宗处心积虑得来的女人，安禄山起兵造反只是为了得到她，连李白也爱上了《清平调》中的美人，而且，她被倭国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爱慕，被少年白龙守护，在死后还被白居易所憧憬。杨贵妃开明大度地接受着众生对她的爱慕，也超脱地同意了玄宗要活埋自己的安排，宽恕地接受了男人们对自己的欺骗与出卖。因为“大唐兴盛时，她代表大唐；当大唐动荡时，便不再需要她了”。她和李隆基之间的爱情，是盛唐传奇中不可或缺的故事，因为其爱得轰轰烈烈、鲜花着锦，所以也成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导火索。李白《清平调》三首不仅仅是文辞华美，更重要的是其中写的是赫赫有名的帝妃之爱。正如电影中所言，这三首绝句“写出了杨玉环的美，李隆基的浪漫”。白居易《长恨歌》不仅是艺术技法的高超，更重要的是其中叙述的是李杨爱情。虽然《妖猫传》用阴谋论来重新阐释了这场爱恋，但无论如何那都是大唐之巅最受人瞩目的爱情。因此《妖猫传》的原著小说和电影，都是在一个李杨爱情故事的流传历程中的环节，这不仅为这部当代的电影作品增加了形象流传变迁的历史底蕴，也提供了电影叙事的传奇色彩和阐释空间。《妖猫传》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的一次有益尝试，电影作为最受欢迎的大众文艺形式之一，能够完成民族性的符号编码，搭建优质的符号传达，是电影的文化建设功能的体现。

三、开放包容的社会风尚

电影中，胡人、倭人等形形的异域者纷纷踏入中土，长安城里呈现出万国来朝的盛况。四海的宾朋共赴极乐之宴，就像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所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在唐代，日本对大海这边的繁华仰慕已久。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日本为了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阿倍仲麻吕甚至考中了唐代的进士，当上了唐朝的官员，改汉名为“晁衡”。在《妖猫传》中，三十年前的玄宗盛世，正是通过他的日记来展现的。电影中，他还疯狂地爱上了大唐皇帝的女人——杨贵妃。他的这种爱，并不是无迹可寻，而恰恰是来自于对大唐的爱慕，正如有学人论述的那样：“他爱上的是杨玉环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文化开明。他之所以迫切地想要当面向杨玉环倾诉爱意，是因为他不愿意做这文明的旁观者，他希望参与其中，成为值得夸耀的一部分。”[4]三十年后的大唐，是由另一位东瀛来客空海一步步拉开帘幕的。遣唐使空海想做大青龙寺惠果大师的弟子，因为在大唐，有能够让人不再痛苦超越生死的无上密真经。事实上，空海两年后回国携带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对此后的日本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作家梦枕貘说：“如果有一个可以让时间倒转的机器，可以让人在他最向往的地方停留一个小时，那我选择去大唐时代的长安参加一个特殊的宴会，里面有玄宗皇帝、杨贵妃、李白、杜甫。看杨贵妃起舞，听李龟年伴奏，饮酒作诗。”所以他历时十七年，十几次来中国采风，才写出了《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这就是《妖猫传》的原著小说。这部电影的原始文本，本身就是一场来自异国对盛唐的想象与爱恋。“极乐之宴”宛如一个迷人的万花筒，不论尊卑，不论国别，不论男女，都可以进入花萼相辉之楼。这里的女孩可以画上胡子，男人可以穿上女装，这都是为了展示盛唐兼容开明的思想与风尚。在原著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中，胡人和汉人生下了杨贵妃，父亲为了报仇，把女儿安排在了唐玄宗身边。但在陈凯歌的电影中，却这样安排——“杨贵妃因为胡人的血统，而得到玄宗的喜爱”，以此来突出唐代人开放、包容的人际关系。而且据史书，唐代宫里确实有胡人妃嫔的记载。擅长写诗的白左使，同时也是长安胡玉楼的常客，空海作为和尚，也能在胡玉楼里翩翩起舞，风流得体。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才是大唐风流。”

四、大气瑰丽的城市景观

《妖猫传》中多次用全景镜头，展现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长安城。剧组曾经提前六年在襄阳修筑了一座“唐城”，将盛唐的街道、拱桥、水道、乌篷船、店铺、宫殿、楼宇、佛寺、草木重现，影片用大量实景拍摄的长镜头，跟随着白居易与空海穿街过巷，移步换景，与他们一道，在长安城中体验盛世繁华。该片的美术工作者又设计出整齐绵延的长安城108坊。中轴线上坐落着豪华气派的皇宫，中轴线的两侧是热闹的东市与西市，依次再是东湖与西湖、东山与西山。陈云樵家在西山之顶，东山之巅则是大青龙寺。建筑的造型取自唐代画卷和敦煌壁画，根据考古资料复原而成长安城正南门明德门，美轮美奂。电影中这座城门巍峨屹立，就像盛唐高大的身影。明德门和朱雀门间长达五公里余，宽达一百五十米的街道，是当时唐长安城的南北干道。电影中长长的御道，华灯初上，红色灯笼依次点亮，满城火树银花。白居易和空海竟然是通过小船进入胡玉楼之内的，因为水道直抵楼宇之内，码头正是这座建筑的中心。这一虚构的建筑场景，增加了青楼伎馆的温柔旖旎、曲折复杂。胡玉楼高耸大厅中五彩缤纷的鱼形灯笼，让整个建筑流光溢彩。胡玉楼中的色彩设计，大胆借鉴了敦煌壁画中的色彩基调，以便体现世间百态。还有法相庄严的大青龙寺，用穿殿将山门殿和主殿连接，使建筑内部形成大的纵深空间。其他如大明宫的庞大、皇帝藏书楼的精致、陈云樵庭院的曲径通幽，从宫廷楼宇、官宦府邸到市井民间，各色瑰丽建筑令人应接不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花萼相辉之楼，这是一座用电影来想象的极尽奢华的宫殿。《妖猫传》将《长恨歌》中贵妃死后居所的蓬莱仙山作为花萼相辉之楼的设计蓝本。高大纵深的宫殿好似一个神仙洞府，也似一个现代的影剧院，它的穹顶是天空与星辰，它的底部中间是美酒之池，红波荡漾，肆意。“地面是偏蓝的，地砖在蓝底上设有水波纹的图样，视觉上营造一种动态的水面感和流动的气韵，又让空间有一种山海相连的奇幻性。”[5]这种直通天地的空间感，充分展示了盛唐建筑的宏伟气魄。在色彩设计中，借鉴了浓艳的青绿山水《明皇幸蜀图》，再加上龙灯、鱼灯、孔雀灯纷至沓来，光影流动，宛如七宝楼台。在花萼相辉之楼内的极乐之宴，“它是一场以‘盛世体验’为主题的化装舞会。”[6]综上，《妖猫传》是用当代电影技术和视听语言展现出来的一场盛唐视觉幻境。看得出陈凯歌在努力试图理解那个逝去的美好时代，在当代电影工业的艺术审美方面，做出了探索与贡献。在大国崛起的历史时期，《妖猫传》中努力展示的盛唐图景，既满足了历史想象，也投射了当下的时代趣味。为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了积极的作用。将之用于文学教育和电影教育的课程教学案例，对其中的盛唐气象的表达符号进行编码和解码的分析与训练，也能够发挥这部颇具艺术性的商业电影的典型性的范式功能。

参考文献：

[1]周南焱.〈妖猫传〉:美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N].北京日报,2017-12-28(20).

[2]蒙曼.答疑〈妖猫传〉[N].中国电影报,2017-12-27(5).

[3]任明.〈妖猫传〉:在诗人的意向下[N].21世纪经济报道,2018-01-08(19).

[4]贾舒.大唐艳景中的女性幻象——〈妖猫传〉中的“他者”形象考[J].电影评介,2018,(1):16-18.

[5]易雨潇.东方幻境的形神写照——与屠楠、陆苇谈〈妖猫传〉的美术创作[J].电影艺术,2018,(1):148-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