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名诗十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白居易的名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白居易的名诗篇1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诗人，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音guī）人。他擅长作诗的名气，很早就传开了。白居易自小聪明，生下来刚六七个月，就能辨认“之”、“无”两个字，五六岁就开始学写诗。大概在他十五六岁那年，他父亲白季庚在徐州做官，让他到京城长安去见世面，结交名人。

那时候，正是朱泚叛乱之后，长安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连年战争，到处闹粮荒，长安米价飞涨，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

当时，长安有一个文学家顾况，很有点才气，但是脾气高傲，遇到后生晚辈，常常倚老卖老。白居易听到顾况的名气，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

顾况听说白居易也是个官家子弟，不好不接待。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

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呢！”

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随手翻着翻着，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卷，轻轻地吟诵起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顾况读到这里，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啊！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刚才跟您开个玩笑，您别见怪。”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孩子怎么了不起。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也就在长安出了名。不到几年，他考取了进士。唐宪宗听说他的名气，马上提拔他做翰林学士，后来又派他担任左拾遗。

白居易可不是那种争名求利、向上级阿谀奉承的官僚。他一面不断地创作新的诗歌，揭露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

一面在宪宗面前多次直谏，特别是反对让宦官掌握兵权。

这一回，白居易谏阻宪宗封宦官做统帅，惹得宪宗很气恼。他跟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我把他提拔上来的，怎么对我这样不敬，我实在忍耐不住啦！”

李绛说：“白居易敢在陛下面前直谏，不怕杀头，正说明他对国家的忠心。如果办他的罪，只怕以后没人敢说真话了。

唐宪宗勉强接受李绛的意见，暂时没有把白居易撤职。但是，过了没有多少天，终于把他左拾遗的职务撤掉，改派别的官职。

白居易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不少是反映现实的，像《秦中吟》和《新乐府》。在这些诗篇中，有的揭露了宦官仗势欺压百姓的罪恶，有的讽刺官僚们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有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他的诗歌通俗好懂，受到当时广大人民的欢迎，街头巷尾，到处都传诵着白居易的诗篇。据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他就修改，一直到能够使她听懂。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但是说明他写的诗歌是比较接近群众的。

正因为他的诗反映现实，触犯了掌权的宦官和大官僚，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咒骂和忌恨。有些人想诬陷白居易，只是一时找不到借口。

过了几年，白居易在太子的东宫里作大夫。有一次，宰相武元衡被人派刺客暗杀了。这次暗杀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朝廷的官僚谁也不想开口。只有白居易站了出来，首先向宪宗上了奏章，要求通缉凶手。宦官和官僚抓住这个机会，说白居易不是谏官，不该对朝廷大事乱主张，狠狠地告了一状。

接着，又有一批一向讨厌白居易的官员，乱哄哄造谣污蔑，向白居易泼污水。有人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掉到井里淹死的，白居易居然还写过《赏花》、《新井》的诗，那不是大不孝吗？

经过这样罗织罪名，谁也没法给白居易辩护，白居易终于被降职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去当司马了。

白居易无辜受到贬谪，到了江州之后，心情十分抑郁。有一天晚上，他在江州的湓浦口送客人，听到江上传来一阵哀怨的琵琶声，叫人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漂泊江湖的老年歌女弹的。白居易见了那歌女，又听她诉说她的可悲身世，十分同情；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引起满腔心事。回来以后，写下了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诗中说：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白居易的名诗篇2

关键词：诗杀；关盼盼；燕子楼三首

说道燕子楼，不免让人想到被白居易“诗杀”的关盼盼。古往今来，关盼盼一直都被认为是被白居易“诗杀”。这位徐州守帅张愔的爱妾，在张死后，不肯改嫁，独自居住在燕子楼十余年。写有《燕子楼三首》（楼上残灯伴晓霜）。而白居易因为她没为张殉情，就作诗讽刺她。最终导致这位才女“为证清白，不食而卒”①是为“诗杀”。事实真是如此吗，笔者研读过白居易的诗，发现白居易诗中对于女性的看法，他是很同情下层女性的。这样的人，怎么是会站在封建礼教的这一面，抨击女性不为亡夫殉情的卫道士呢？笔者始终对这个问题有所怀疑，故有这一考证，希望能够还诗人一个清白。

一切纷争的来源都来自《御定全唐诗》820卷：“ 关盼盼，徐州妓也，张建封纳之。张殁，独居彭城故燕子楼，历十余年，白居易赠诗讽其死。盼盼得诗，泣曰：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从死之妾，站清范耳，乃和白诗，句日不食而卒。存《燕子楼三首》。”

后世人都沿用了这个说法，认为白居易的三首同名诗是为了讽刺关盼盼所做。而《燕子楼三首》（楼上残灯伴晓霜）是关盼盼所做。现在，为了佐证笔者的结论，需要解决两个疑问：其一，关盼盼是否是《燕子楼三首》的作者，其二、白居易所写的同名诗《燕子楼三首》是不是为了讽刺关盼盼不肯殉情？

白居易的《燕子楼三首并序》中说道：“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予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欢而去，迩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缋之）访予，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缋之从事武宁军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予爱缋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

笔者认为《燕子楼》三首并非关盼盼所做。白居易的《燕子楼三首并序》解释的很明白。“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缋之）访予，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燕子楼三首》是张仲素所做。但后世为什么普遍认为是关盼盼所做呢，因为序中提到“诘其由，为盼盼作也”，这个“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词性，也就是这首诗是否是关盼盼所做的最大分歧点。但是我们往后看，“予爱缋之新咏”，这句话清楚明了的交代了三首诗是“缋之”（张仲素）新咏（做）。张仲素为什么要为一个没见过几次面的人作诗三首呢，原因也在序里一并交代清楚了，“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张仲素被她这种长情所感动，所以为她做了这三首诗。第一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而白居易在自己的《燕子楼三首并序》中提到，“予爱缋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可见同名诗是有感于张仲素所做，表达对关盼盼长情而又忠贞不二的钦佩和孤单生活的同情，并非讽刺之作。

我们再通过探讨白居易在诗中流露出的对于女性的看法来佐证这个观点。白居易留下三千首诗歌中，很多与女性有关。在他笔下，出现了贫苦的农妇、沦落的歌妓，守灵的宫女，闺中怨妇等形象，表明她对于女性有着充分的关注。在他的名作《琵琶行》中，他刻画了一个色艺双绝、感情经历坎坷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琵琶女形象，有感于她的经历，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因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诗人十分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从“惟歌生民病”出发，创作出众多反映劳动人民疾苦的优秀诗篇创。他很理解并同情宫女们的悲惨遭遇，并希望通过诗歌呼吁人们引起关注，从而改变这种状况。在著名的《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了一位凄惨的宫女形象。他对下层命运身世悲惨的女性有着丰富的同情心。因此，他对于关盼盼在张死后的寡居孤苦生活怎么可能不心生同情？

而且，对于自己的妻子，他也是百般尊重。他的《赠内》认为，夫妻之间应该生同室，死同穴，相守到老。他认为夫妻之间就算没有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只要夫妻和睦就足够了。虽然自己的妻子仅仅是一个“不读书”的女人，但是诗人却没有看不起他，而是称赞她“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并且表明自己要和她相濡以沫，相守到老，“偕老同欣欣”。诗人虽然是古人，但是他的始终表现出了对于女性绝对的尊重和对另一半平等的对待的态度。唐朝虽然民风开放，但封建思想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诗人能够平等看待女性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在另一首《赠内》中，有这么一句“莫对月明思往事，损君颜色减君年”，希望妻子能够保重身体，不要因为过度思念他而变得消减憔悴。他对于女性的尊重和关心可见一斑。清代的张宗泰对于这个问题曾经在自己著的《质疑删存》中为诗人辩白： “ 白公乃最深于情之人，其于樊素则一再遣之必去而后已。若于己之爱妾，则恐其死殉；而于人之爱姬，仍责其偷生，殊非情理之平。”白居易尚且不忍心自己的爱妾为自己殉情，推己及人，怎么会让别人的小妾殉情呢。

最后一点，我们再来看关所做的《和白公诗》，诗中有“舍人不会人深意”一句，“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白居易官拜中书舍人，也就是820年。此时，《燕子楼三首》已经做了有五六年之久了，而《和白公诗》是在白居易的《燕子楼三首》之后不久所做，这时白居易还未成为中书舍人。自然也就说明，《和白公诗》是伪作，至于作者是谁，已不可考，推断为后世所做。

经上述考证，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燕子楼三首》（楼上残灯伴晓霜）并非为关盼盼所做，这三首诗是张仲素所写。第二、白居易所写《燕子楼》三首，其实正是为了对应张仲素所做之诗，表现出对于关盼盼的同情和钦佩，并不是讽关所做。第三、《和白公诗》为伪作。关盼盼被白居易“诗杀”这一观点，就不攻自破了。后世之所以认定白居易“诗杀”关盼盼，实在是以讹传讹。（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白居易的名诗篇3

关键词：白居易制裘诗后期兼济思想

一、引言

白居易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写过三首“制裘诗”，时间相差大约十年，然则无独有偶，三首诗却表达了同一内涵：爱民惜民的“兼济”情怀。白居易后期思想与前期相比，不再锋芒毕露，而是转向了“幽咽泉流冰下难”。其爱民、惜民的“兼济”情怀并未泯灭，而是“时而突破‘闲适’的表象，像电光石火似的闪出光辉”。？譹？訛笔者试图以“制裘诗”为线索，以此来观照白居易晚年的“兼济”思想。

既然我们的研究时限限制在白居易思想的后期，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白居易思想分期的问题。为了分析得清楚，我们先对白居易生平的前后期进行一番梳理。

1.以白居易卸任左拾遗为界

持此种观点的是王谦泰，其论文《论白居易思想转变在卸拾遗任之际》分别从考其行事、读其诗文、听其自述、分析其人生追求四个方面予以论述。？譺？訛此文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争议。有附和者，亦有质疑者。严杰的论文《入仕求禄与退隐——浅议白居易的出处进退》支持了王文。而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傅璇琮先生在《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一文中从翰林学士职能、文士生活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质疑了上述观点。？譻？訛而这一观点也可从前人著述中获取渊源，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认为：“今以其诗考之，则退休之志不唯不始于太和，并不始于元和十年，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是时授拾遗，入翰林，年少气锐，本欲有以自见于世。……然已为当事者侧目，始知仕途险艰，早有林下乐志之想。”？譼？訛

2.以白居易自请任杭州刺史为界

张安祖在其论文《论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中认为王谦泰先生的观点有失于片面，并不符合白居易思想创作的实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这一论点。于元元在《牛李党争对白居易思想创作的影响》一文中支持了张文。

3.以白居易被贬江州为界

文学史普遍认为：从入仕到被贬江州之前为其“兼济天下”的时期，而从被贬江州到死为其“独善其身”的时期。？譽？訛前期积极进取，重在“兼济”；后期消极避世，重在“独善”。

本文所谓“后期”，采用文学史上的普遍观点，即以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

二、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新制布裘》是其前期作品，有着积极的“兼济”意蕴，体现着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倾向，是其人民性的代表作。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桂布是桂管地区产的木棉织成的布，十分珍贵。而吴棉是苏州所产的丝绵，亦是非常著名。用桂布和吴棉这样珍稀的丝织织成的大裘，自然异常温暖，以至作者“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即使室外天寒地冻，作者的身体也是温暖如春。然而，作者并没有沉浸于个人的舒适和快乐当中。“逡巡”意为：因为有所顾虑而徘徊不前或退却，用在此处别有韵味。此诗写于元和九年（814），当时作者正处于丁母忧期间，在老家下■居丧。唐制规定，丁忧期间官员无俸禄。此时的白居易也是异常清贫，生活上靠元稹等几位好友救济。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年冬天关中地区风雪交加，冻馁的饥民随处可见。作者目睹萧野的山村、饥冻的灾民，情不能已，慨然写下了：“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大丈夫应贵在兼济天下，岂能独自专注于个人的享受，而对黎民不管不问。学界往往把此诗的最后两句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联系起来。诚然，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笔者认为白居易的爱民情怀更胜一筹。黄■在《巩溪诗话》中说：“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

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譾？訛身处饥寒，所以能自然而然地体味到黎民的饥寒。然身处饱暖之中，亦能体民众之辛苦，着实难能可贵，体现着“推己及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光辉。且乐天笔下的“寒人”显然要比老杜笔下的“寒士”包含的群体更广阔一些。

自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拜左拾遗至被贬江州，白居易本着“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的职责，政治上屡陈时政，而文学上则提倡现实主义精神，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服务。作于此时期的，有反对宦官专权的《轻肥》，有抨击权豪贪腐的《论于■裴均状》，有体恤生民疾苦的《论和籴状》，有同情民众疾苦的《观■麦》，有怜惜宫人的《上阳白发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又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譿？訛

三、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

经历了江州之贬，量移忠州，而后回朝天子待之忽冷忽热以至心灰意冷之后，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主动请求外任杭州刺史。就在这一年，白居易写下了《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

余杭邑客多羁贫，其间甚者萧与殷：天寒身上犹衣葛，日高甑中未拂尘。江城山寺十一月，北风吹沙雪纷纷。宾客不见绨袍惠，黎庶未沾襦裤恩。此时太守自惭愧，重衣复衾有余温。因命染人与针女，先制两裘赠二君。吴绵细软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云。劳将诗书投赠我，如此小惠何足论。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　白居易在杭州有两个交往密切的穷朋友，一个叫萧悦，一个叫殷尧藩。其职衔是八品的“协律郎”，掌管音律，属于清贫的“寒士”阶层。11月的杭州，大雪纷飞，萧、殷二人却无衣御寒。白居易看到此情此景，就送给他们两件皮袄，并为自己未能为黎庶尽责解困而愧疚。当他们写诗表达谢意时，白居易感叹道：“如此小惠何足论。”由小见大，由点及面，白居易的真正的志向是“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他要把更大的大裘盖裹在杭州人民身上。他所说的“大裘”，用的不是丝织原料，也非刀尺所能裁制，他要用法律制度去剪裁，用仁爱做棉絮。？讀？訛此后不到三年的时间，白居易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勤恤人庶，下苏凋瘵”的誓言。先后筑堤捍湖，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西湖水患问题；疏通六井，方便了城内居民吃水问题；带头歌咏杭州，“开启了歌咏杭州西湖的新时代”？讁？訛，促使诗歌向民间流传，为提高民众谈诗解诗的水平与促进风俗教化的清淳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普及工作；两袖清风，至今仍留有美名。白居易治郡轻徭薄赋，提倡法度，其治下的杭州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

奈何“皇恩只许住三年”，然则“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经历世事浮沉的白居易，并没有“岂独善一身”，只追求个人的享受。其思想深处的“兼济”思想时时鞭策他有意而为，“在国家的法律范围以内，给人民减轻一些痛苦，这种行为体现了‘兼济天下’的政治思想。”《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折射出他的“兼济”思想尚存，只是不如前期那样明显、外露而已。他已将其转化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据此说其思想走向“独善”，显然有失偏颇。

四、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大和五年（831）白居易六十岁，早已过了天命之年。这一年他担任河南尹，是洛阳最高的长官。且物质充裕、俸禄优厚，与早年的走吏生涯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显然，此时“独善”生活有了再合适不过的条件了，然而其内心的“兼济”思想仍在“发酵”。

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踏雪行。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宴安往往叹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

绫是一种很薄的丝织品，提花软缎，袄内是丝棉絮成。这件丝织品暖且轻的同时，还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诗人自然是喜不自禁。“晨兴好拥向阳坐，晚

出宜披踏雪行”，早上穿着晒太阳舒适无比，晚上穿着踏雪赏月亦不失风雅。与鹤氅、木棉这些高档品相比，诗人的新制绫袄自然优越无比。所以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一夜睡到天亮也就不奇怪了。然而，一想到有众多的黎民生活在饥寒交迫当中，诗人怎能“卧稳昏昏睡到明”。每当此时，心中屡屡泛起愁滋味。一人“稳暖”不是暖，天下黎民皆“稳暖”才算暖。由于诗人时时“心中为念农桑苦”，因此产生了“耳里如闻饥冻声”的错觉。最终诗人是要“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而这恰恰是白居易关心民瘼的真实写照。

无独有偶，这首诗与早年的《新制布裘》相比，在表现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亦可窥到杜诗的思想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且与前文“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一脉相承，体现出白居易思想的连贯性、一致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而对于白居易来说，无论身处何地、何时，心中总是念念不忘黎民百姓。“重裘每念单衣士，兼味尝思旅食人”“洛城士与庶，比屋多饥贫。何处有炉火，谁家甑无尘。如我饱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陈”。我们在解读诗人乐天知命的同时，更多地感受到作者内心与劳苦大众相通的难能可贵。诗人曾为自己“曾不事农桑”，却“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而惭愧不已。

晚年的白居易在慨叹“百姓多寒无可救”的无奈之下，除捐资修缮香山寺，率众开凿八节摊之外，将主要精力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文籍的编纂工作中。正是由于儒家的“立言”思想，使得白居易的大量作品能够传世，为今天我们的白居易研究、唐代研究提供了充裕的史料。白居易在这方面的贡献，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白居易一生都注重文籍的编纂，且越到晚年越是用力。“诗家之好名，未有过于唐白傅者。”（《白香山诗集序三则》）赵翼也说：“才人未有不爱名者，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輥？輮？訛白居易从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开始，陆陆续续地开始了编纂之路，直到生命的尽头。

通过列表，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白居易穷尽一生，前后十一次编纂文籍的过程。尤其是最后一次白居易将文籍分藏于不同的地方，显然是为了避免藏于一处而毁于一旦。而在诗人之前的杜少陵去世时曾留有诗集60卷，小集6卷，估计存诗3330首。但是时至今日，存世杜诗只有1458首了。这不能不说是诗家之大不幸。赵翼认为白居易：“一如杜元凯欲刻二碑，一置砚山之巅，一沉襄江之底，才人名心如此！”？輥？輯？訛好一个才人名心，正是深刻的“立言”意识、强烈的用世精神促使白居易完成了这部可传万世的不朽之作。毕其一生整理文籍，也是白居易思想深处儒家“兼济”之志、积极用世之功的真实体现。

“立言”自古便为文人儒士所钟爱、追寻。“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輥？輰？訛孔颖达疏：“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輥？輱？訛“立言”虽处于“三不朽”之末，然最需坚忍不拔之志。“立言”通俗来说就是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周游列国之后，孔子晚年专心于整理“六经”。屈原在《离骚》云：“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立名者，行之极也。”“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虽受宫刑，终成“一家之言”。

白居易“立言”显然受到前代文人影响，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继承。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在《寄唐生》诗中说：“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坚称自己“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所以白居易“立言”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切合时弊，缘事而作。

五、结语

“白居易虽有意针对不同的政治形势而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但其‘兼济’之志又始终存于胸中，并没有在遭到江州之贬的打击或是长庆二年自请外任以后就此减退。”？輥？輲？訛制裘诗”抒发了他爱民、惜民的浓厚民本主义思想，而“立

言”行为又揭示出他思想中的“名心”观念。这些注定了白居易后期思想不能单单用“独善其身”来概括，而是鲜明地体现了其前后期思想的一致性、同一性。白居易如中国众多封建士大夫一样，思想中矛盾与统一并立，因此客观地看待其后期思想中“兼济”行为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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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张再林：《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唐都学刊》2004年第20卷（总第79期）。

白居易的名诗篇4

诗筒传诗。就是用盛具传递诗作。盛具用竹筒或特制的瓷筒。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墅，与时任地方太守的裴迪写诗唱和。因为该地竹子多，王维常用竹筒盛诗和裴迪互赠诗作。白居易任杭州太守，公余节假时与当地文人饮酒赋诗寄兴。诗人元稹时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白居易常派歌伎高玲珑、谢好好用瓷筒传递双方诗作，白居易为此还写诗记胜：“为向两州邮诗作，高谢来去递诗筒。”

诗板题诗。唐代是诗的王国，普天下崇诗。人们在风景名胜、商业店铺、旅馆驿站等地墙上粉刷出一块诗板，来供过路文人题诗。据传崔颢《黄鹤楼》、王之涣《登鹳雀楼》都是从诗板题诗传开来的。李白游黄鹤楼，被眼前景物陶醉，但却不题诗了，因为“崔颢题诗在上头”。诗人过处，往往有人请求在诗板上留下诗作。李白游报恩寺，寺僧恭敬地捧出诗板要大诗人题诗。诗板多了，精粹却并不多，于是劣诗往往被抽下。诗人薛能游蜀地飞泉亭，见亭上“有诗板百余篇”，薛诗人把诗板全部抽走，只留下文端《巫山高》等诗板。刘禹锡过巫山庙，摘下千余块诗板，只留下数十块而已。

上山乞诗。寺院乃藏龙卧虎之地，寺僧中有不少诗人，因此有人上寺院乞诗。“山僧封诗寄，野客乞诗归。”有人乞诗，寺僧诗作也可以流传于世了。李商隐晚年穷居山林，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向大诗人乞诗。文人昆山带着数十丈布帛通过李商隐的远房亲戚引见向诗人乞诗，这一回让昆山满载而归，他乞得诗人《柳枝》五首。

文人窃诗。有的文人为了邀名声就窃取诗人新作为己有。唐代科举考试，有的文人写不出好诗应试就窃人之作。有一应试者盗得杨衡诗一首参考结果登第。杨衡当即责骂：“‘一一鹤声飞上天’一句，你偷了没有？”那人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杨衡见自己佳句未被偷，笑着说：“犹可恕也。”当时社会看好元、白诗，他们的诗常被人盗取。李商隐“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二句被时人张怀庆“窃为己作”，只在二句之前加上“生情”、“出性”改头换面。当然，偷诗不道德，但也为诗的流传出了力。

诗人卖诗。古代没有稿费，但有“润笔”，写诗可以索润笔。中唐后卖诗较普遍，名人诗价值高，最高的要数白居易、元稹了，白居易一首诗索要一百金，白居易《长恨歌》卖给勾栏歌院五百金。白诗值钱，就是能唱《长恨歌》的歌伎身价也倍增。李益诗乐工争买谱曲，卖给歌院，因此李益诗可以作代价券，持有李益诗可以在勾栏歌院喝酒休闲，甚至还可以充当车马费、坐轿费。写诗有了价值，便刺激了诗人的创作热情，也使诗可以大量流传。

白居易的名诗篇5

北宋人最重白居易。在他们看来，国风古奥，乐府平直，屈原愤怒，魏晋感激，有唐一代，李白诗才虽高，为人颇有可议，而且故为高远之辞，不近人情，杜甫太老实，每有屡空之忧，又煞风景，其余或诗或人，或出或处，总有不如意的地方，要说完美，只有一个白居易了。

北宋文人不只推崇白居易的诗，他们真心实意地模仿他的性格和生活。比如白居易七十四岁时，曾在洛阳办七老之会，一时佳话，北宋人纷纷效法，四老五老，七老八老，至于十三老，层出不穷。甚至年纪还轻，就等不及了，先把雅事做了再说，欧阳修初预八老之会，就只有二十五岁。

什么是文人的理想经历?第一要正途出身，且不要太迟，如果四五十岁还下科场，岂不快要和子侄辈同年了?第二，词臣和地方官都要做过。翰林院最是清要，不能不去，而又不能久驻，以免穷死。地方官也要做一做，写起忧怜民瘼的诗文来，才有话可说。第三，要被贬斥过，可落下直言的名声，最好是贬到既荒僻又有山水之胜的地方，悲则猿泣虎啸，喜则竹舞松蹈，再在病中写些信，必可传世。第四，既不能豁出脸来捞钱，又不能坐食清俸，连个园子也造不起。所有的雅好，都得钱来支撑，与其贫而乐，不如富而好礼。第五要长寿，长寿是对德行的报酬，但凡挣扎到七八十岁，都是德行圆满之人。

白居易是十全之人。他的被贬江州，说起来莫名其妙。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刺杀，白居易上了一道奉章，要求缉凶。这本是一时公议，但白居易是宫官，按规矩不能议论朝政，便有人趁机罗织了一些罪名，把他从朝中赶掉。这事很冤枉，自然人人要同情他。白居易到江州，刺史亲率僚属，出城相迎，那是极看重他的名声了。

白居易平生最杰出的诗文，有一半是在江州作的，包括不朽的《琵琶行》和《与元九书》。他在《与元九书中》谈到自己的幸运，说：

“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迪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

他的话说得谦虚，其实他的诗才，不让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他又说自己的诗篇，如何令小人失色，权贵扼腕，如何万人传诵，“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这又说得骄傲了，而他有理由骄傲。自古文章为小道，到白居易这里，一种新的态度成熟了。对他来说，诗就是道，就是信心，就是归宿，用不着什么修齐治平。士人的使命，一直是治国安民，如不遵行这正道，便叫背离，虽然风雅，毕竟不是常规。而唐宋以后，文人与政治，可离可即，清则濯缨，浊则濯足，是谓从容，因为多了一条路。对那些诗才不及白居易万一的人来说，指望诗文名身，是没谱的事，不过信徒不必皆为圣徒，有信心就可以了。

白居易的名诗篇6

唐朝时,日本向中国派遣遣唐使,积极摄取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唐朝的文学作品也随之传到日本。日本人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崇拜,对http://唐朝的文学作品积极模仿吸收,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平安文学受到了唐代文学的很大影响,其中,对平安文学影响最大的,就是白居易的作品。

白居易是一名多产的诗人,其文集《白氏文集》收诗文3800余篇。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从内容上来看,前期以批判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讽喻诗为主;被贬为江州司马后,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诗渐多。由于语言通俗易懂,不仅被旧来的士大夫阶层所喜爱,在下层人民中也广为传唱。

《白氏文集》对日本的平安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白居易成为日本人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尤其是其闲适·感伤诗,在平安朝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颠峰人物。

一、白居易对平安文学的影响

974-1192年是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其文学的特征,可以简单总结为初期汉诗文的隆盛;中期和歌的复兴和女性文学的繁荣;末期贵族文学的变质。本文由于篇幅限制,从汉诗、和歌、女性文学这三个角度来分析白居易对平安朝文学的影响。

1.汉诗

桓武天皇为了再建律令制度,在政治、文化等所有方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唐风文化受到尊崇。在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文人集会时,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而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诗(以下简称“白诗”)。

首先,是模仿白诗的形式来创作汉诗。在日本,最早模仿白诗排律的诗人是菅原道真。下面这两首诗分别是白居易和菅原道真的作品。

何处春深好,春深富贵家。

马为中路鸟,妓作后庭花…

何处春深好,春深贫贱家。

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

——白居易《春深·二十首》

何人寒气早,寒早走还人。

案户无新口,寻名占旧身…

何人寒气早,寒早卖盐人。

煮海虽随手,冲烟不顾身…

——菅原道真《寒早·十首》

白诗20首,菅原诗10首,每一章首句,各自同义重复,二句首词承接前句尾词,每一章分别叙述一个内容,各章互相连缀,形成一个贯通的主题。毫无疑问,菅诗模仿了白诗的形式,是白诗的“仿体诗”。

其次,把白诗的句子运用到日本汉诗中的作品也有很多。下面分别是白居易和岛田中臣的诗:

危亭绝顶四无邻(a),见尽三千世界春(b)。

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

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

宾客暂游无半日(c),王侯不到便终身(d)。

始知天造空闲境(d),不为忙人富贵人(c)。

——白居易《春日题干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不是山家是释家,危峯望远眼光斜(a)。

今朝无限风轮动,吹绽三千世界花(b)。

——岛田中臣《春日雄山寺上方远望》

胫耩手杖汉难收,得上台山最绝顶。

惆怅贵人无到日(c),只今犹合傲王侯(d)。

——岛田中臣《台山绝顶》

白诗和岛诗的a、b、c、d分别对应。岛田把白诗中的若干“意象”进行分解,通过重新组合,溶入自己的诗中,构成新的“意象”。这种新的“意象”与原诗的语句并不完全一致,在遣词韵律方面有所调整。也就是岛田中臣虽然运用了白诗,却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通过对白诗重新分解组合来创作汉诗。

可见,白诗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的汉诗人不仅直接模仿白诗的形式,还巧妙地运用白诗的内容进行构思,推动了汉诗创作的发展。

2.和歌

公元894年,日本政府停止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中断了和唐朝的文化交流。同时,由于假名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唐风文化出现衰退,和歌取代汉诗文,成为文学的主流。在日本歌坛上,出现了以“六歌仙”(僧正遍昭、在原业平、小野小町、文屋康秀、喜撰、大伴黑主)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歌人。

这一时期,以白诗为主体的中国唐诗的意境和美学意识,逐渐进入到和歌创作中。“六歌仙”中几乎没人不受白居易的影响。下面是“六歌仙”之首遍昭的和歌:

天つ風雲の通ひ路吹きとぢよをとめの姿しばしとどめむ

(天高云翻飞风吹不停息可怜少女影思欲常相见)

——僧正遍照《五节之时待见日姬》

在这首和歌中,歌人把太阳比作少女,表达了在节日之时思欲相见,却由于云遮日,欲见不能的心情。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和自然气氛的烘托手法,很明显是受到白居易《柘枝妓》中的“看罢曲终留不住,云翻雨送向阳台”这一构思的影响。同时,由于唐诗的大量引进,和歌与唐诗的碰撞已是无法避免。在这种风气下,歌人们尝试着把唐诗的佳句引入和歌,于是就出现了“句题和歌”,就是以一句唐诗佳句为题,将该句的内容化为和歌。最著名的是大江千里所作的《句题和歌》,在其125首句题和歌中,以白居易的诗句为题的有74首。例如「こづたふに緑の糸の弱ければ鶯とむるよからぞになし(树梢添枝条吐出新绿丝莺飞来此歇弱嫩不胜力)。这首和歌,就是取自白居易《杨柳枝词》中的“绿绦条下不胜莺”一句。

在这里,和歌所表现的意境,就是白诗的一句,并没有添加新的内容。但是,这毫无疑问是文学创作,因为它运用了日本独有的31音“音数律”来表达白诗的内容,赋予白诗一个日本化的外壳。

可以看出,平安时期,以白诗为代表的唐诗被吸收运用到和歌中,为和歌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和歌通过积极吸收中国文学的影响,扩大视野,提高了艺术技巧。

3.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的繁荣是平安文学的一大特征,其中紫式部所著的《源氏物语》,可以称得上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本文试以《源氏物语》为例,来分析白居易对女性文学的影响。

众所周知,《源氏物语》不仅吸收了日本古典文学的精华,也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佛教思想等其他精髓。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者指出:作为在底层影响《源氏物语》的因素,《白氏文集》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引用数字上来看,全篇共有154处引用白诗,对《白氏文集》的引用次数要占汉语典籍引用总数的59%。

《源氏物语》的第一卷《桐壶》中,多次引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以唐玄宗专宠杨贵妃的故事,直讽桐壶帝宠爱桐壶更衣。例如下面这一段:

皇上看了《长恨歌》画册,觉得画中杨贵妃的容貌,虽然出于名画家之手,但笔力有限,到底缺乏生趣。诗中说贵妃的面庞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得确当,唐朝的装束也固然端丽优雅,但是,一回想桐壶更衣的妩媚温柔之姿,便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了。以前晨夕相处,惯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句,共交盟誓,如今都变成了空花泡影。天命如此,抱恨无穷!

“太液芙蓉未央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诗句都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桐壶帝和桐壶更衣这两个人物正是参照了唐明皇和杨贵妃,作者紫式部用迭影的方式对人物进行了日本式的重塑,达到了神似的地步。

在《须磨》卷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源氏公子被流放到须磨时的一个晚上,“此时一轮明月升上天空。源氏公子想起今天是十五之夜,便有无穷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清凉殿上,正在饮酒作乐,令人不胜艳羡,南宫北馆,定有无数愁人,对月长叹。于是凝望月色,冥想京都种种情状。继而朗吟“二千里外故人心”,闻者照例感动流泪。”这句“二千里外古人心”出自白居易的《八月十五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是白居易和被贬的好友元祯的赠答诗。正如白居易在八月十五的晚上思念好友元缜的心情一样,源氏想起了京城的女性们。

二、日本人广泛接受白居易的原因

第一,白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日本的平安时代非常相似。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时代。而日本的平安朝,天皇的权力逐渐减弱,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特别是到平安末期,武士的势力壮大,贵族社会逐渐失去活力。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佛教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于是,白诗中体现出来的老庄享受现世的逍遥观念和佛家追求来世的解脱思想就引起了平安时代贵族们的深切共鸣。

第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模仿。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冷斋夜话》中说白居易作诗后都要请老妪来听,并根据老妪的理解程度来修改,直到老妪能够理解为止。这种说法虽不足为凭,但白诗易懂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日本人来说,汉语毕竟是一种外语,在理解运用上有难度,于是,通俗易懂的白诗自然成了日本文人模仿的对象。

第三,白居易的性格与平安时代典型的日本人相似,白诗的审美情趣也与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有相通之处。白居易的作品中,闲适·感伤诗占很大比例,在这些诗中,体现出一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把握细腻,充满了忧郁伤感的情调。这与重视自然美,纤细地感知事物,追究“幽玄”的平安文人的性格相符,和“物哀”,“风雅”这些平安时代的审美情趣也十分契合,因此被平安时代的文人广泛接受。

白居易的名诗篇7

【关键词】菅原道真日本平安朝文学唐文学

据史书记载，公元7世纪至9世纪日本多次派遣隋史和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唐朝的文化和制度。这些使节将唐时的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先进文化带回日本，经过吸收理解与融合终于形成大和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

作为唐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唐文学，尤其是唐诗对日本汉文学的产生发展影响更为深远。日本的平安朝（794-1192）和唐朝有着频繁的往来，据藤原佐世写的日本最古的汉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记载，遣唐使曾把白居易的诗文集带到了日本。现在，日本的nhk每天都有汉诗的相关节目，内容上几乎都是唐诗。并且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唐诗爱好者。本文主要从日本平安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菅原道真入手，浅显地探讨一下唐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联。

菅原道真（845-903）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政治家和学者，深受宇多、醍醐天皇的赏识。作为政治家能力超群，曾经抵制过藤原氏集团的，当唐朝国势日渐衰微之时，是他上奏天皇，建议停派遣唐使。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不仅和歌写得好，还精通汉文学。“传题伤马送，江尾损船迎”、“驿长莫惊时序改，一荣一落是春秋”这样的诗句放在唐诗中也令人拍案叫绝。其诗文集《菅家文草》、《菅家后集》和他编纂的《类聚国史》《日本三代实录》成为日本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名字在中国可能鲜为人知，但在日本却是家喻户晓，人们都遵奉他为“天神”、“学问之神”。

菅原道真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文学造诣与唐文学有很深的渊源。菅原道真出生在一个世袭的文章博士（日本古代特有官职）家庭，菅原道真的祖父曾于804年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石川道益前来中国，在遣唐使团中任判官职，次年回日本后，他大力提倡引进唐朝的宫廷服饰、礼仪等，向日本人讲读唐文学，参加了《凌云集》、《文化秀丽集》的编纂。菅原道真的伯父菅原善主于838年随遣唐使藤原常嗣到过中国。其父菅原是善的时代是唐文学传入日本的全盛时代，菅原是善的诗被称为“藻思华瞻，声价尤高”。这一切使得菅原道真从小就深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施展文学才华的基础。

菅原道真师从岛田忠臣（828-892），而岛田忠臣受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风影响最大，加之平安朝时期，朗咏诗文是贵族们的风雅，白居易的诗文曾一度受到他们的顶礼膜拜。“日本诗文集锦《和汉朗咏集》（1013）中刊载了26名唐朝诗人的诗，其中白居易的诗达135首之多。”平易的世风，易于理解；从底层上升的生涯；具有百科事典性质的《白氏文集》；白诗中雪月花的题材较多，和日本的诗歌主题基本一致；白居易诗中充满着一种佛教的无常观，符合日本“もののあわれ”的审美观点等因素导致白诗在平安朝的一度流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菅原道真，其汉诗文也就深深打上白诗风格的烙印。

白居易的前期作品以体验民间疾苦的题材为主，如《卖炭翁》中的“心忧炭贱愿天寒”，《路遇白头翁》中的“无妻无子独身穷三间茅屋南山下”等。而菅原道真在?岐府任职期间，写下《寒早》十首，分别是咏“走环人”(因困难生活而逃亡他乡，却在他乡也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重新回到故土的人)、“浪来人”(从他乡流浪到?岐来的人)、“老鳏人”、“夙孤人”、“药圃人”、“驿亭入”“赁船人”、“钓鱼人”、“卖盐人”、“采樵人”的，反映了道真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民间疾苦的创作风格。《行春词》一诗中写到：“过雨经营修府库，临烟刻缕辨沟塍。遍开草褥冤囚录，轻举蒲鞭宿恶惩。尊长思教卑幼顺，卑贫恐被富强凌。安存耄迈飧非肉，账恤孤茕饿曲肱。楼家门留门主，耦耕田畔立寻朋。”进一步深入了解民情，诗中处理政务的情形充分体现了他对百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道真还模仿白居易的《路遇白头翁》，“贞观末年元庆始，政无慈爱法多偏。虽有旱实不言上，虽有疫死不哀怜。四万余户生荆棘，十有一县无炊烟。”反映了?岐民生凋敝的状况。

菅原道真除在诗风上具备白诗风格之外，在人生经历上与白居易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815年，白居易因首上书请急捕贼以雪国耻而受到谗毁，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既是他一生仕途的转捩点，也是白居易诗风的转折点。之前白居易的诗多是取材于社会现实的讽喻诗，之后的诗则带有消极避世的色彩。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诗中通过写琵琶女的沦落身世，触发了自己政治上的感慨。琵琶女的形象和诗人的遭遇都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菅原道真在仕途上也有同样的被诬陷被贬的经历，被贬到太宰府后的心境反映在《秋夜》诗中，“黄萎颜色白霜头，况复千余里外投。昔被荣花组缚，今为贬谪草莱囚。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诗中将自己比作萧瑟的秋天，诗人的苍白、愁苦、郁闷无助尽在其中。在收到平安京传来的家信时，写有《读家书》一诗：“消息寂寥三月余，便风吹著一封书。西门树被人移去，北地园教客寄居。纸裹生姜称药种，竹笼昆布记斋储。不言妻子饥寒苦，为是还愁懊恼余。”隐约说出了家中被剥削，生活艰难的凄惨困境。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真和白氏两人在此方面可谓如出一辙。

以上主要从菅原道真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汉文学的主题，内容特色方面探讨了唐文学（以白居易为例）对日本平安文学的意义和影响以及日本平安朝时期如何在接受唐文学的基础上努力确立民族文学风格的特征。在探讨唐文学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关联时，往往容易走入单方面看待或者过分夸大中对日的影响，而看不到日本平安文化是如何摆脱唐文化的影响这一误区。平安前期，汉文学十分盛行，但只限于贵族和僧侣，广大下层民众则很难学习或无条件来学习汉文，假名的出现使得文化知识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随着假名的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文学开始登场了，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创作的诗歌物语等，到了平安后期，日本文学逐渐摆脱了汉文学的影响。日本平安朝从接触唐文化、学习理解唐文化到形成自己的文化过程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对今后在国际化的世界中，如何吸收异民族文化与发展本国特色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姚亚玲.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学.日语知识，2003，01.

[2]川口久雄校注本.菅家文草，菅家后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72册）.岩波书店，1966.

白居易的名诗篇8

中国语言文字之根在哪里？就在古诗词经典中。从《诗经》算起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这期间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诗人，创造出浩如烟海的诗篇。人们可以从这些优秀的诗篇中领略祖国山河的壮美，了解民族历史的演变，感受语言的丰富和美好。

但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注重的往往是物质，而忽视了诗词的陶冶，所以显得很浮躁。

中国诗词还有用吗？这个问题引起了一些国人的思考。

最近，陈力川老师明确提出了他的看法：当然有用！陈力川老师在《萃园》诗刊卷首语《为什么要读诗》中写道：“诗歌有什么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我们都听到过这种质疑。甚至有人质问今天谁还写诗，谁还读诗，谁还懂诗？”陈力川老师的回答十分有力：诗歌似乎不能让我们的银行账户增加一分钱，但诗歌可以点燃我们的生命之火，可以提高我们的生命品质。

其实，绝大多数人并不否认吟诵诗词能陶冶情操，为审美能力的提升打下基础。尤其是古诗词，是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语言，是形式最优美的语言，是最具想象力的语言，是最深刻和最具感染力的语言。学习古诗词，是学习中华民族文化的最佳途径。

诗词是语言的精粹，读诗学诗在表达上会产生特殊的感染力。孔子就曾经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不是说没有读过《诗经》就不会说话，而是说学习过会有更好的表达能力。

诗词推动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启迪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古诗词还成为考证历史的一个重要依据。“出口成章”和“出口成脏”是有区别的。世界上任何一门艺术都是因为“有用”才得以流传的，诗词也不例外。通过诗词的熏陶，可以滋养心灵，增强人文底蕴，提高综合素质。诗词的“有用”，具体体现在对人类灵魂潜移默化的净化上，“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目前，国内有很多因诗词闻名的景点，这里仅举一例。唐代刘禹锡的《乌衣巷》很有名：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怀古诗，凭吊东晋时南京秦淮河上朱雀桥和南岸乌衣巷的繁华鼎盛，而今却野草丛生，荒凉残败。刘禹锡借此感慨沧海桑田，人生多变。以燕栖旧巢唤起人们想象，含而不露;以“野草花”“夕阳斜”渲染背景，美而不俗。语言虽浅显易懂，意味却深厚悠长。今日乌衣巷已是南京夫子庙的一个旅游景点，因诗而闻名的乌衣巷游客每年都络绎不绝。

说起唐朝人对诗词的喜爱，对诗人的崇拜，恐怕都是空前绝后的。

先看看“人体诗板”的故事。在唐朝，白居易的诗是非常流行的。白居易被贬江州后，从长安到江州三四千里的路程，遇到了许多客栈和酒楼，他看到墙上、柱上、船上到处都是他的诗备感欣慰。

在众多白居易的发烧友中，有一个人最为奇特，他的崇拜方式也非常疯狂，这个人叫葛清。葛清是白居易的忠实粉丝，究竟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古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葛清因为崇拜白居易，竟然全身刺字，体无完肤。葛清身上纹的不是青龙白虎，而是诗词。他的前胸后背，手臂大腿，纹的都是白居易的诗，共有三十多首。并且他对这些诗的位置还特别熟悉，别人问起白居易的哪首诗，他都能准确指出其在自己身上的位置。他这样走来走去，很像一块流动的诗板，所以大家就叫他“白舍人行诗图”。

白居易的名诗篇9

琵琶女“十三学得琵琶成，名数教坊第一部”，诗人未及弱冠而《赋得古原草送别》，也曾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备受当时的名士顾况的赞赏。琵琶女“曲罢曾叫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白居易也曾屡屡蒙受皇帝的龙恩。

“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琵琶女“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白居易“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这一贬，对于白居易个人仕途来说是不幸的，但这不幸之中又蕴含着“幸运”的意味。因为不幸“遭贬”，才会偶遇琵琶女，从而促成了他与琵琶女的情感交集，实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情感共鸣。让当时及后来的读者在欣赏诗人优美篇章的同时，更加深体味不同阶层的人们在遭受不幸之时所拥有的相同情感。我们在倾听琵琶女自述身世的悲苦中，同样倾听到了诗人的情感诉求。这一情感诉求，无一不是紧紧围绕“悲”“苦”二字。

一情感诉求体现出“悲秋”与“离酒”的文化意蕴

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可上溯至《诗经》与《楚辞》。《诗经》《楚辞》皆有“悲秋”情怀。一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所营造的那一幅哀婉凄迷的秋景图，不知迷惑了多少代文人士子，一曲“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所营造的那一幅清冷疏落的秋景图，又好像唤醒士子多情善感的情怀。好像从那以后，大多写秋天的文字，似乎都沾染了“哀”“婉”“凄”“迷”“清”“冷”的色彩。

如果就“悲秋”诗歌做个检索，恐怕真的不会让我们感到失落。曹丕写“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秦观写“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更有欧阳修写“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洌，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的大写意。

《琵琶行》一开篇，就给秋天渲染了同样的色彩。“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江水寒，枫叶艳，荻花飞絮迷漫漫。可谓深得“悲秋”之意味。

如果在如此逼人的清冷秋气中与友人话别，那其中的愁滋味岂是用文字能表述得清楚的？恐怕唯有用江淹的《别赋》中“行子肠断，百感凄恻”来概括，用“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来寄情了。

说到悲愁，又离不开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已经成为了中国古诗词中重要的意象，这一意象，写满了孤独和惆怅。“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难道不是么？

“醉不成欢惨将别”，又有多少的无奈与落寞！

因此，作为一个文人士子，白居易的情感诉求的出发点，必逃不出“悲秋”与“离酒”的文人传统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二 “流落风尘”与“仕途多舛”的契合点

琵琶女未受冷落之前，尽管锦衣玉食，出入乘车，但不能改变她身处下九流的身份（下九流：一流高台二流吹，三流马戏四流推，五流池子六搓背，七修八配九娼妓）。在封建时代，她的身份几乎不会改变。有身份的人是不会迎娶一个欢乐场中的“当红角儿”的，最好的结局恐怕可以做某个贵人的小妾。白居易虽遭贬，但他仍属于上流社会。他是在哪种情感驱动下与琵琶女偶遇，谈心，找到情感的契合点的呢？我们先不妨大胆做个推论：在琵琶女未诉身世之前，遭贬的白居易或许心存仰慕的动机。“忽闻水上琵琶声”后，到“添酒回灯重开宴”，根本就没有想到会不会被人家拒绝，是不是太仓促了点儿？诗人从“循声暗问弹者谁”，到“移船相近邀相见”，再到“千呼万唤始出来”，试想，若是有身份的女子，诗人敢斗胆“步步紧逼”么？“犹抱琵琶半遮面”，既可以理解为琵琶女对陌生诗人邀请的羞涩，也可以理解为琵琶女不欲人知的内心悲楚。

但是，音乐的魅力可以净化一个人的心灵。正如贝多芬所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渗透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自拔的苦难。”琵琶女从弹奏中超脱了自己的苦难，白居易也从倾听中超脱了自己的苦难。正是音乐，使一个遭贬流放的士子与一个流落风尘的女子找到了情感的契合点。高超的技艺弹奏出撼人心魄的曲子，怎能不涤荡诗人的心怀？那音乐所诉说的，不正是自己一路仕途的艰辛么？

白居易的名诗篇10

关键词：洛阳诗都文化旅游中国诗都园

近年来，文化旅游持续升温。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结晶的古典诗词，就是秉承着深远文化内涵的文化旅游资源。目前，学界对旅游诗词已开始重视，李扬等（2009）、张捷等（2007）、尹向东（2004）都有所探讨，但针对旅游开发和规划过程中古典诗词的应用及旅游产品的设计等研究仍被忽视。洛阳对诗词的研究应用，更多的是文献的整理校注，如：李献奇选注的《洛阳龙门诗选》，陈长安选注的《洛阳名胜诗选》，樵客编著的《洛阳古代山水诗选》等，古诗词文化在洛阳旅游开发规划过程中的应用研究几乎空白。通过对洛阳诗词资源的优势、现状以及诗都旅游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打造洛阳诗都文化旅游的建设性对策，希望为洛阳旅游业的发展谋求新的契机。

洛阳打造诗都文化旅游的现状

洛阳以“千年”、“牡丹花城”著称，作为十三朝古都，声显于世。历代文人墨客为洛阳留下来的不朽诗篇，也是洛阳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都曾集聚洛阳；左思的杰作《三都赋》使洛阳纸贵；“诗仙”李白赴洛阳与“诗圣”杜甫相会，珠联璧合，成为诗坛史上一段佳话；白居易幽居履道里，刘禹锡闲住铜驼陌，二人在洛中唱和，再续诗坛佳话……这些才华横溢的诗坛巨匠，都是洛阳的骄傲。其中，描写洛阳景观的诗词旅游资源有以下六类：

都兴废篇。曹植的五言诗《名都篇》，谱写东汉都城洛阳少年斗鸡走马、射猎游戏、饮宴的生活；宋代司马光有感于洛阳经历的人间沧桑，在《过故洛阳城二首》中发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的感慨；唐人钱起的《过故洛城》“故城门外春日斜，故城门里无人家。市朝欲认不知处，漠漠野田空草花”描绘了故都洛阳衰败的景象。

洛轶事篇。西晋文学家张载《七哀诗二首》，回顾洛阳北邙山汉陵被掘的历史事件，描写汉陵荒败之现状，“昔为万乘君，今为丘中土”，抒发盛衰无常的感伤之情；白居易的《魏王堤》“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行到日西”描绘了唐洛阳著名景点魏王堤冬去春来，仍春寒料峭，百花争艳、莺声燕语的春日繁华景象还未出现的画面；唐太宗李世民、宋代张末、明代邱起风曾作诗描写洛水景象。

古览胜篇。唐代骆宾王、孟郊、白居易等人描绘了天津桥的美景，如孟郊的《洛桥晚望》写出了“明月照积雪”的壮丽景象；杜甫、白居易、欧阳修、沈应时等人也曾诗写龙门风景，龙门山色被称为龙门八景之首；吕法曾、范廷弼、吕谦恒、张汉等人作诗对关林进行了描绘，明朝范延弼曾写《谒关帝君墓祠》描写关林翠柏的景色“洛阳城外汉侯林，桧老松风带汉阴”。

寺院宫观篇。唐代张继、清代释如琇及唐太宗等赋诗白马寺，明代沈应时有诗云：“白马归何处？禅宫尚尔存。栋梁仍夙昔，钟梵送晨昏”。孟浩然、韦应物。蔡襄、刘伦等人描写了香山寺的胜景，韦应物的《游龙门香山泉》抒发了诗人“山水本自佳，游人已忘虑”的情感。

园宅地篇。晋代潘岳、唐人杜牧、元代杨维桢等人曾作诗描绘金谷园，杜牧在《金谷怀古》中，描写金谷园今昔对比，发出了“往年人事伤心外，今日风光属梦中”的感叹；描写白居易履道里宅园有白居易的《闲居自题》、《池上闲咏》、《舟中夜坐》等；描写邵雍安乐窝有宋代邵雍的《天津幽居》、《闲适吟》，司马光的《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等。

牡丹篇。“洛阳牡丹甲天下”，唐代刘禹锡通过与芍药、芙蕖的对比，发出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由衷赞美。徐凝的《牡丹》诗：“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盛唐诗人李正封描写牡丹“国色朝酣洒，天香夜染色。”白居易诗“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将洛阳城花如海、人如潮的盛况描绘得淋漓尽致。

洛阳诗都文化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归属模糊，重视不足。近年来，旅游界越来越重视对非物质文化的研究，但是与当地文脉紧密联系的古诗词并没有被包含在非物质文化类型中。非景观文化资源（如古诗词文化等）由于归属模糊反而有更加被忽视的倾向（张捷等，2007）。这种情况也直接导致诗词文化旅游被忽视。另外，洛阳市委、市政府没有将诗词文化旅游列入洛阳市旅游规划中，没有将诗都文化旅游提到战略的高度，忽视了洛阳有“中国诗都”这张素雅的名片。

昔日诗都气象难寻。中国诗词在唐宋时期，经历了发展的最高峰，之后便一步步走向衰落。洛阳的诗词文化也未能摆脱衰落的命运，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古诗词的欣赏创作缺乏兴趣，今人学诗词、诵诗词、作诗词的氛围不浓厚。诗词文化未能得到普及，昔日诗都气象难寻。

诗词景观有待修复。部分诗词景观被湮没。昔日刘希夷称赞道“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动摇绿波里”，雍陶则感叹“津桥春水浸红霞，烟柳风丝拂岸斜”，许多诗人游览洛滨，漫步天津桥，写下了颇多赞美诗篇。如今，繁华美丽的天津桥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清波荡漾的洛河水面。不见昔日古人吟咏的天津桥美景，确实是不小的遗憾。同时一些诗词景点故址存在争议。洛阳金谷园内，昔日“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蔽翳”，石崇与当时名士左思、潘岳等二十四人在此结成诗社，称“金谷二十四友”。但如今对金谷园的位置所在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金谷园景观的复原保护。

诗都品牌宣传欠缺。洛阳有着得天独厚的诗词资源优势，却因宣传力度欠缺，影响力不够，导致洛阳诗都品牌至今尚未打响，没有被大众所熟知。再加上扬州、西安等地争先抢占“全国诗词之市”、“诗词之乡”等称号，这在客观上对洛阳诗都品牌的打造和宣传构成一定威胁，影响洛阳诗词文化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诗词景点开发不当。盲目开发不仅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会对景点产生一定的破坏。如20世纪90年代，洛阳市曾投资修建过白居易纪念馆，并已经将地基打好，但由于当时开发项目多、政策顾及不到、资金不足等多方面的原因，中途停建，被撂荒了十多年，境况惨淡。

诗词旅游缺乏创新。洛阳的诗词旅游没有跟上创新的步伐，以白园、香山寺为代表的诗词景观仍以传统的观赏游览方式为主，通过文化性游览，游客仅了解了诗人的生平事迹、学术作品等知识，参与性、体验性不强，没有将娱乐性与文化性相结合，缺乏旅游乐趣。

洛阳打造诗都文化旅游的对策

（一）重视诗词文化旅游

首先，洛阳市委市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国诗都”这张素雅的名片，将诗都文化旅游纳入洛阳旅游发展的整体规划中，从“弘扬中国诗词文化，促进洛阳旅游发展”的战略角度出发，加强对诗词文化旅游的重视。其次，要注重对诗词的深入分析和价值研究。

（二）普及诗词文化知识

从长远来说，洛阳要打造诗都文化旅游品牌，最主要是依赖于广大的社会群众，需要从提高市民的诗词文化修养入手，普及人们的诗词文化知识。具体措施：把诗词文化知识的普及与学校教育结合；鼓励诗词文化进入居民社区；将诗词文化贯穿到导游的培训和导游词的设计中。

（三）修复诗词旅游景观

修复遭到破坏的诗词景点，如修复建设白居易故居等诗词旅游景观。同时发掘新的景观，诠释古诗词中所描写的景观意境，积极建设洛阳诗都旅游的美好形象。

（四）宣传诗都旅游品牌

旅游宣传是旅游规划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建议以“河洛之窗，诗都再现”作为洛阳诗词文化旅游的宣传口号，打响诗都文化旅游品牌，并以诗都文化旅游品牌辐射中原及全国地区，促进洛阳文化旅游新的发展。可以举办“吟诵经典·陶冶心灵”古诗词诵读活动；推出《我爱唱诗词》文化娱乐节目；以洛阳古典诗词为背景，创作洛阳本土原创动画片等。

（五）开发特色旅游项目

古典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对于游客来说，仅仅欣赏和学习诗词的内涵，难以满足游客体验的需求。所以，在开发诗词旅游产品时，要充分考虑游客的参与性和体验性。

1.诗会。每年召开大型规模的诗会，邀请著名的现代诗人或者对诗词颇有研究的学者来洛阳诗会吟诗作赋，挥毫泼墨。每年举办几次诗词竞赛活动、诗词鉴赏大会等，营造诗都文化氛围。

2.诗书。举办诗词书法会展，喜爱诗词或者书法的游客可以现场执笔或吟诵，彰显才华。还可以邀请中国顶级书法家来此挥毫，题写与洛阳有关的名诗美句，这也是对洛阳的一种无形的宣传。

3.诗酒。杜康酒是洛阳本土酒，利用“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耳熟能详的诗句作为宣传语，打造“中国诗酒”品牌。

4.诗菜。水席是洛阳的招牌菜，可以用古诗词来给水席的每一道菜命名。打造诗都特色水席，让游客在餐桌上也能感受到中国诗都的文化底蕴。

（六）创新诗都旅游模式

1.诗乐茶社。“乐以诗为本，诗以乐为用”，音乐和古诗词有着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酒壮英雄胆，茶引文人思”，茶是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载体和题材。将诗词文化、音乐艺术和茶文化相结合，建立诗乐茶社，使品茶、赏诗、听乐融为一体，可谓相得益彰。诗乐茶社应散布在洛阳知名旅游景点附近，便于游客旅游过程中疲劳时，在此歇脚。同时，诗乐茶社可以吸引更多的对诗词感兴趣、对音乐有激情、对茶艺有研究的人们赴洛旅游，或写诗，或谱曲，或饮茶，亲身体验诗乐茶社的乐趣和悠闲。

2.中国诗都园。可以在龙门的香山寺、白园这个区域，打造“中国诗都园”。香山寺和白园有着丰厚的诗词文化底蕴，白园则是以白居易墓地为基础开发的文化性公园。洛阳要打造诗都文化旅游品牌，可以以香山寺和白园为依托，创建“中国诗都园”，将文化性与娱乐性紧密结合。创建诗人诗词学术中心、诗歌展览馆的同时，建设诗词文化游乐园。使游客在凭吊诗人的生平事迹以及欣赏诗人诗词作品的同时，可以到诗词游乐园去体验和参与诗词文化活动，学习传统诗词文化的同时，感受到诗都游的乐趣。

3.诗都文化村。建立以村为载体来呈现诗都洛阳诗词文化的诗词文化村。诗词文化村的选址应该在文化氛围浓厚、客源丰富、交通便利的地方。今洛阳桥南的安乐窝南望关林和龙门石窟，北依洛河，是“安乐居士”邵雍的旧居。这里还有一所省属普通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洛阳师范学院，可谓文脉传承，底蕴丰厚。如今洛阳师范学院要进行整体搬迁。可以考虑以师范学院这块土地为诗都文化村根据地，并辐射着整个安乐窝，利用便利的交通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打造安乐窝诗都文化村。

总之，古诗词秉承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彰显了城市的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古典诗词是洛阳文化的灵脉，将其服务于城市旅游业，能够陶冶游人的心灵，丰富文化内涵。同时，以“中国诗都”作为洛阳城市宣传的一张素雅而有内涵的名片，可以提升洛阳高雅的城市形象。打造诗都文化旅游定能促使洛阳文化旅游焕发新的活力，推动洛阳旅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