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全集十篇

白居易的诗全集篇1

摘要：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在日本平安时代，白居易是日本人心目中最伟大的中国唐代诗人,当其所著《白氏文集》和《白氏长庆集》传入日本之后，白居易平易流畅的诗风受到了日本人们的很大欢迎和推崇，各个领域的作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分别对其进行了接受。本文试从白诗对日本平安朝文学著作、汉诗文、和歌等产生和发展中的重要性，探讨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平安朝文学的影响及日本平安朝文学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

关键词：白居易；日本平安文学；白氏文集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时白居易是一名多产的诗人，其文集《白氏文集》共收录诗文近4000篇。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闲适、感伤、讽谕、杂律四类。日本人对白诗的喜爱主要体现在他的闲适感伤诗上，并且在平安朝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

一、日本人广泛接受白居易的原因

第一，白诗的通俗性、平民性和现实性决定了它易于理解。白居易善于吸收民间语言，其诗词通俗易懂。汉语对日本人来说在理解运用上有一定难度，但通俗易懂的白诗易于日本人理解，成为日本文人模仿的对象是非常合理的。《冷斋夜话》中曾经提到白居易作诗后都要请老妪来听，并根据老妪的理解程度来对文章进行修改，直到老妪能够理解为止。这种说法虽还不足为凭，但白诗的通俗易懂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白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日本的平安时代非常相似。在日本的平安朝，天皇的权力逐渐减弱而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了其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素来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社会动荡与白居易所处的安史之乱的社会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于是，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 ”、“感伤 ”的佛道思想和审美情趣就会引起文人的共鸣。

第三，白居易的性格与平安时代典型日本人的性格相似，白诗的审美意识也与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有相通之处。白居易的作品中，闲适・感伤诗所占比例很大，在这些诗中，体现出一种追求心物一体、与自然融合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把握细腻，充满了忧郁伤感的情调。这与重视自然美，纤细地感知事物，追究“幽玄”的平安文人的个性相符，也和“物哀”，“风雅”这些平安时代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因此被平安时代的文人广泛接受和模仿。

第四，《白氏文集》是一部大型的文学辞典。当时的日本文坛极其尊崇汉诗文，《白氏文集》的取材范围基本涵盖了唐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与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相似，当时的日本文坛尊崇汉诗文，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参考资料，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流传到《白氏文集》，因而成为模仿的范本是很自然的事。

二、白氏文集的影响

自白居易诗歌开始进入日本，便在当时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曾说过：“诗人文士，靡然凤向，弃齐梁文选之旧，趋清新泼刺之风。”日本著名诗人具平亲王也曾作诗称赞道：“古今词客得名多，白氏拔群足咏歌。思任天然沈极底，心从造化动同波。”白居易的作品不仅在日本的评价极高，而且还引领了日本人学习白诗的热潮。

白氏文集对日本平安时代的影响最应该提及的就是汉诗文。因为在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文学是以汉诗文的繁荣为标志。特别是在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文人集会时，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诗歌。最早进行白诗排律模仿的诗人算是菅原道真，他的《寒早十首》就与白居易的《春深二十首》非常相似。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 》、《源氏物语 》等作品中,也处处可见对白诗的灵活运用。从汉诗的表现手法可知它从白诗中吸取的精华“意象”，“意象”是诗人进行思考与察觉的一种方式,是诗中形象活跃的体现。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白居易的诗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次影响深远的当属和歌了。“和歌”作为最能表现日本民族心声的艺术样式，也孕育了一大批歌人。在以在小野小町、原业平、文屋康秀等为代表的优秀歌人中也将以白诗为主体的中国唐诗的意境和美学加入到和歌创作中。唐诗与和歌结合的代表产物就是“句题和歌”。它是以一句唐诗佳句为题，然后将该句的内容化为和歌。最著名的是大江千里所作的《句题和歌》，在其 所作的句题和歌中，绝大部分以白居易的诗句为题的。可见唐诗为和歌的发展也作出一定贡献。

三、白诗与平安时代诗人及其巨著

平安时代作为日本受汉文学影响最深的时期，也产生了出日本古典巨著。最为著名的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清少纳言（约966~约1025）是平安时代著名的歌人、作家，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与紫式部、和泉式部并称为平安时代的三大才女，曾任一条天皇皇后藤原定子身边之女官。 一条帝时，仕于皇后定子，甚受眷遇。雪后皇后顾左右曰：“香炉峰之雪当如何?”少纳言即起搴帘，大家都很佩服她的敏捷。这种看似机制警敏的对话其实是建立在日本贵族阶级对白居易诗歌的推崇和熟知的基础上的，其依据便是白居易的《香炉峰下新卜山居》中的诗句“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蜂雪拨帘看”。她的著作《枕草子》内容不仅涉及山川草木、人物活动，还有京都的特定的自然环境在一年四季之中的变化，抒发胸臆，缀成感想。

紫式部，自幼熟悉汉文，遍读中国典籍，对白居易十分推崇，其所著的《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歌的关系非常密切，，《源氏物语》深受白诗的启发，写了众多女性的悲惨命运，并借以向社会提出血泪控诉，据统计全书仅引用白居易一人的诗句就达108处之多，除了白诗之外范围还非常广泛，涉及到中国古典名著《史记》、《庄子》、《诗经》、《昭明文选》等。在《源氏物语》全书有近100万字，分54回，以主人公光源氏50余年的仕途道路上的兴衰和置身情海的放荡生活为经线，以数十个与其相连且命运各异的贵族妇女的情感纠葛为纬线，很形象的展现了日本平安王朝时期贵族的生活。紫式部开篇题为《桐壶》，敏锐地觉察时代的真实本质，通过借用白居易《长恨歌》的情节作为全文的开端，引用“安禄山之乱”，曰：“‘唐朝就为了有此等事，弄得天下大乱’……消息渐渐传遍全国，民间怨声载道，认为此乃十分可忧之事，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呢”，用桐壶帝的专宠桐壶更衣来反映专宠必然引出祸事，设下悬念,紫式部就凭自己对于白诗的自由运用为我们成功塑造了桐壶帝这一痴情帝王的形象。

四、白诗与汉诗、和歌

桓武时，为了重建律令制度，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唐风文化受到极为尊崇。到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其盛期时期。很多文人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因此，很多白诗的句子被运用到日本汉诗中。下面分别是白居易和岛田中臣的诗：

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

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

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

宾客暂游无半日，王侯不到便终身。

始知天造空闲境，不为忙人富贵人。――白居易《春日题干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不是山家是释家，危望远眼光斜。

今朝无限风轮动，吹绽三千世界花。――岛田中臣《春日雄山寺上方远望》

胫耩手杖汉难收，得上台山最绝顶。

惆怅贵人无到日，只今犹合傲王侯。――岛田中臣《台山绝顶》

上面的白诗和岛诗分别对应，非常有韵律。岛田把白诗中的若干“意象”进行分解再重新组合，溶入到自己的诗中，构成新的“意象”。这种新的“意象”与原诗的语句并不完全一致，在遣词韵律方面有所调整。由此可见，白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的汉诗诗人不仅直接模仿白诗的形式，而且能巧妙地运用白诗的内容进行创作构思，通过模仿白诗的形式来创作汉诗。在日本，早宫神社上社祭祀的神明――菅原道真，他既是诗人，又是大学寮以及管家廊下的指导者、文学博士，可以说是平安时代无人可与之匹敌的大学儒，更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模仿白诗排律的诗人。下面这两首诗分别是白居易和菅原道真的著作。

何处春深好，春深富贵家。

马为中路鸟，妓作花

何处春深好，春深贫贱家。

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白居易《春深・二十首》

何人寒气早，寒早走还人。

案户无新口，寻名占旧身

何人寒气早，寒早卖盐人。

煮海虽随手，冲烟不顾身 。――菅原道真《寒早・十首》

由此可见白诗在汉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算得上汉诗的源泉所在。

和歌是日本的一种诗歌体，这种日本诗是对汉诗而言的，日本最初的诗使用汉字写成的，有的用汉字的意，有的的用汉字的音。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日本特点的诗。

下面为“六歌仙”之首遍昭的和歌：

天高云翻飞,风吹不停息,可怜少女影,思欲常相见。

――僧正遍昭《五节之时待见日姬》

在这里，歌人把太阳比作少女，表达了在节日之时思欲相见，却由于云遮日，欲见不能的心情。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和自然气氛的烘托手法，很明显是受到白居易《柘枝妓》中的“看罢曲终留不住，云翻雨送向阳台”这一构思的影响，和歌所表现的意境，并没有添加新的内容，但因为它运用了日本独有的31音“音数律”来表达白诗的内容，赋予白诗一个日本化的外壳，算是文学创作。

菅原文草卷三《秋天月》中，有“一生不见三秋月，天下应无断肠人”的诗句。不少学者指出，193首大江千里的和歌是白诗“燕子楼中霜月色，秋来只为一人长”（《白氏文集》卷十五）的翻案。以此看出，平安时期，以白诗为代表的唐诗被吸收运用到和歌中，为和歌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已成为平安朝歌人文学修养的一部分。

五、结束语

从白诗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正迎合了日本平安朝时代背景，为白诗在日本平安朝的宣传做了很好的铺垫，同时其作品的风格，正是平安朝诗人所钟爱的，受到了当时很多著名诗人的推崇，白诗逐渐被你们接受，白诗在汉诗文和和歌的创作和发展过程中，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日文化连接的纽带。

从日本平安朝文学的特质来看，日本古典文学是受到汉学的滋养而破土发芽的，中华文化给予了它丰富的营养和经验。日本古典文学在吸取了汉学养分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白居易热”不是可有可无的偶然存在，白居易的诗歌具有极大的挖掘价值和艺术精神，但是对于平安朝、及以后日本的文学文化的历史发展，白居易诗歌的流行正是当时地方文化裹足不前的最有效的一帖良药，它将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将永远流传下去，我们在另外的国度也会看到它的繁盛和积极影响，中日文化的一衣带水也将以其世界化的广度被整个人类文化所关注。

参考文献：

[1]谢东芹，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文学观察》。

[2]沈文凡、李文玉，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月。

[3]姚亚玲，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学-《日本文学》。

[4]王雅楠， 浅议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影响 -《职业时空》2010。

白居易的诗全集篇2

【关键词】白居易；巴渝诗歌；内容；艺术特色

巴渝地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有着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巴，乃古巴国所在地，治所在江州（今重庆）；渝，乃指渝水，为嘉陵江古称。据《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1]P1忠州处于三峡腹地， 虽然荒僻， 但面对气势雄伟的长江， 背靠崇山俊岭，不仅有三峡胜景，还有许多历史遗迹， 更是天然的动植物王国，还有充满异域情调的民情风俗。忠州文化在巴渝文化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历代名人学士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在其地均有翰墨传世，白居易也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忠州任职将近一年多，他前前后后写下了将近120首优秀的诗篇。这些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挚，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以下将主要从两个大方面简单论述：

一、白居易的忠州诗的主要内容

（一）借助巴渝地区的自然景观抒发自己感情

白居易赴任忠州刺史之时恰好是阳春三月，此时的长江两岸，峰峦耸峙，草长莺飞。优美的三峡风光，使白居易惊喜不已。他沿途赋诗，描山绘景，触景生情，表达了自己对巴渝地区自然景观的认识，抒发了自己身处逆境的苦闷情怀。留下了几首动人的诗篇。例如《入峡次巴东》、《初入峡有感》、《夜入瞿塘峡》、《题峡中石上》、《滪滟堆》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例如《初入峡有感》：“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自古飘沉人，岂尽非君子？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长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 [2]P138这首诗是白居易平生第一次目睹了三峡的雄奇壮观写下的，并且将三峡的山高、崖险、水深、滩急、浪翻的雄奇之势，描绘得惟妙惟肖，令人如同身临其境。当诗人观赏到三峡的奇景之后，又联系自己的身世，不免触景生情，发出了“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常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的慨叹。抵达巫山后，白居易下船拜观神女峰，写下了《题峡中石上》：“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了诗人对巫山神女峰景观的赞美之情。接着进入瞿塘峡，正逢晚上坐船，惊涛拍岸，令人惊心动魄，作《夜入瞿塘》。白居易当描绘完峡谷的奇险：“岸似一双屏洽，天如匹练开”之后，接着便发出了“欲识愁多少，高于沌濒堆”的感慨，抒发了自己遭贬谪之后一直积压着的愁苦情怀。

（二）描述了忠州城面貌以及当地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

白居易在听到要从江州调到忠州这个消息后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他在《除忠州寄谢崔相公》一诗中写道：“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他认江州为“鸟笼”，可见在那里的生活是多么郁闷。在他看来，将要去的忠州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解脱烦闷的地方。但是当白居易真正到了忠州，面对如此荒凉之境，不得不让他心里有所落差，更多的是失落之感。所以，在他刚上任时期，他写下了很多关于忠州城面貌的诗歌，并且还反映出当地人民所生活的环境和一些生活习惯，当然，这些诗歌中也夹杂着白居易复杂的情感在里面，但更多的一种厌恶之情。这类诗歌的代表作有《初到忠州赠李六》、《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西楼夜》和《东楼晓》等。

（三）反映当地风俗民情的诗歌

唐代的忠州是以巴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积聚区，巴人的风俗文化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他们都喜欢歌舞。《太平寰宇记》载：巴渠居民“其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为乐”。竹枝歌古称竹枝、竹枝曲、竹枝歌、竹歌，是一种具有乡土气息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民歌，因“《竹枝》本处于巴渝”，故又称之为“巴渝曲”，“巴渝辞”，“巴渝歌”。白居易在忠州从政之余还开始对竹枝歌舞这一风俗感兴趣，并且还注意收集民间歌谣，创作了《竹枝词四首》，对后世文人创作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如《竹枝词》其二：“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和《听竹枝赠李侍御》：“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暂听遣君犹怅望，长闻教我复如何。”这两首诗歌的内容都明显带有巴渝地区文化的特色，既写出了巴人善唱竹枝歌的风俗，同时诗人也将自己作为其中的角色之一，从而表达出一种哀伤的情调。

二、白居易巴渝诗歌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诗歌向来以“诗风俗众，老妪能解，儿童能歌”的俗白而著称，其诗歌语言平易通俗，流畅自然。他还善于将写景和抒情结合起来，显得自然得体。他在忠州期间，善于学习民歌，使诗歌的特点更加清新自然，贴近生活。从整体上来说，白居易在巴渝地区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善于运用比拟手法，语言有含蓄美

白居易在忠州的不少诗歌很善于运用比拟手法，从而更好地借物抒情。如他写的《鹦鹉》：“竟日语还默， 中宵栖复惊。身囚缘彩翠，心苦为分明。暮起归巢思， 春多忆侣声。谁能坼笼破？从放快飞鸣。”诗人以鹦鹉来比喻自己，表达出一种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同时，白居易的语言一向被认为比较浅显易懂，缺乏意境，但是他写的忠州诗的语言风格中却带有含蓄之美。比如他的《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就对荔枝作了生动形象的描写：“夕讶条悬火，朝惊树点妆。深于红踯躅，大校白槟榔。星缀连心朵，珠排耀眼房。紫罗裁衬壳，白玉裹填瓤。”诗中还以“面白似潘郎”比喻杨使君，暗示自己与杨使君均有荔枝一样的禀赋，而却被贬在遥远的南方，远离京都。全诗描写形象生动、语言含蓄隽永、寓意深远。

（二）抒情和写景紧密结合，情景交融

白居易三峡及忠州诗中有很对诗歌都是在描写外界美丽的自然景色的时候， 他往往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使情与景结合在一起，让人感觉到“一切景语皆情语”。例如《夜入瞿塘峡》：“瞿唐天下险，夜上信难哉。岸似双屏合，天如匹帛开。逆风惊浪起，拔（竹念）暗船来。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诗中“岸似双屏合，天如匹练开”句十分形象地揭示出了瞿塘峡的奇险。由这样的艰难险境诗人不禁联想到了命运的多见多难，因此，由景生情，最后一句，出了“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的感慨。同时本诗还能以屏风、匹练喻山峡之险狭，已颇警拔，而诗人更即景设譬，以滟滪堆之高，喻自己愁绪之多，真可谓妙手天成。前人喻愁，多用水。如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白居易却能匠心独运，跳出窠臼，创造出喻愁的崭新意象，这样使得抒情效果更佳贴切。

总之，白居易在巴渝期间写下的诗歌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诗歌艺术具有特色，值得深一步地探究。

【参考文献】

[1]熊宪光，王广福，宁登国.巴渝诗词歌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2]（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宋）乐史撰，王文楚校点.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白居易的诗全集篇3

关键词：白居易；崇雅；爱俗；音乐美学

一、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是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今存诗文约3700余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孟子・尽心（上）》首次提出，白居易在《卷四十五・书序・与元九书》中引用。这也是白居易一生的写照。

诗人白居易一生也酷好音乐，他的生活时时与音乐相伴，他的众多诗文记述了唐代社会乐舞生活的诸多方面从白居易的自述来看在《七德舞》中白居易有诗句曰“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1从白居易社涉及音乐方面的诗作，在《全唐诗》中载有三百三十首左右，占全部诗作的百分之十左右。他爱听音乐爱看舞蹈，曾写下千古名篇《琵琶行》及《小童薛陶阳吹筚篥歌》等大量听乐诗；喜爱《霓裳羽衣》、《绿腰》、《水调》和《杨柳枝》等歌舞曲；自己也会演奏乐器以及演唱歌曲。他尤喜爱弹琴听琴，对琴乐有很深的心得。在他的诸多诗词中均有体现。

二、白居易的音乐美学思想

白居易的音乐思想正如秦序先生所称是崇雅与爱俗的矛盾组合，这也正是由于多层次的白居易的音乐美学观的发展变化的原因。2

（一）崇雅

首先，白居易肯定音乐的政治作用和音乐内容的重要性。他认为“音声之道，与政通矣”。“臣闻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3他认为（复古）乐、声、情都服务于政，政为第一义。白居易接受儒家的乐论思想，他进一步说明“礼”、“乐”两者的关系。他说：“礼者纳于别，而不能和也，乐者致于和，而不能别也。必待礼以济乐，乐以济礼，然后和而无怨，别而不争。是以先王并建立国，故理天下如指掌耳”。在白居易看来，音乐在于它能调和人情，稳定人心，使人从情感上接受各种等级观念而安分守己，不乱时政。

对于雅乐与郑声：在《复乐古器古曲》中，提出了“正始之音”一词，主张“销郑卫之音，复正始之音”。孔子认为挑动人欲之情的郑声是坏乐，必须放逐。他认为乐器只是发音的工具，乐曲只是音乐思维所藉以表现的形象，音乐的好坏，并不是在于乐器、乐曲之为古代或是现代，改善音乐，并不在于改变乐器，乐曲，而在于改善政治。4同时他认为必须“少抑郑声”这样才能使音乐“合而不流矣”。

白居易对华声与“夷声”（少数民族音乐与外来音乐）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对琴与其他器乐、对古乐与今乐采取不同样的态度。在诗中均有所体现。

（二）爱俗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白居易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响亮口号。我们从白居易大量的适闲诗、感伤诗和律诗的诗中可以清晰看到中唐时期民间音乐的发展。他赞美民歌、新曲，如：“《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5管息弦繁拍渐稠，《绿腰》婉转曲终头。诚知《乐世》声声乐，老病人听未免愁。6

他不仅赋诗赞美，而且为之填词，如《竹枝词四首》、《杨柳枝词八首》即是。《杨柳枝二十韵》有小序云：“《杨柳枝》，洛下新声也。洛之小枝有善歌之者，词章音韵，听可动人，故赋之。”7

同时他对于歌唱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主张“唱歌兼唱情”。其《问杨琼》说：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欲说向君君不会，试将此语问杨琼。8此即主张声情并茂，反对为歌唱而歌唱，对后世唱论有深远影响。又其《竹枝词四首》之四涉及歌曲中的词曲关系，与此意相通：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他的思想矛盾在于他提倡“复正始之音”，又揭露雅乐的腐朽性；他提出“声之邪正，不系于器之今古也”，又反对新声新乐新器；他提出“夷声邪乱华声和”，又对《霓裳羽衣曲》大加赞赏；他留恋“太古声”又喜爱新词新曲；他在言论中反对民间音乐，又在实际中喜爱民间音乐。

（三）原因分析

一方面，从白居易《策林》撰写的前后经过表明，它们本为参加国家科举考试而作，其好坏成败直接关系前途命运。因此他的言论一定是遵循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观念。但是，白居易所处的中唐时期，在经过安史之乱之后，李唐王朝重新恢复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但是内部矛盾重重，政治上中央集权和地方藩镇割据势力的矛盾，文化上儒家传统思想与佛老思想的对抗。作为白居易来说，他一方面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而另一方面他又看到盛唐走向衰落的原因是统治者的无能。所以他的音乐思想在传统和现实中挣扎。而崇雅种种言论可能更多是站在“为邦”的角度。

另一方面，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唐社会状况和白居易自身的两个方面找到答案。从社会方面来说，中唐时期的时局动荡，宫廷中大量优秀的乐伎乐人流落民间，间接促进了音乐的传播和蓬勃发展。从白居易自身来说，他从被贬江州开始了宦游生涯，先后又任职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这样使他有更多机会可以接近民间音乐，感受到民间音乐的魅力。

参考文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12

[2]陈四海.《从白居易的音乐思想谈他的“琵琶行”》.[J].交响.1994年1月

[3]秦序.《崇雅与爱俗的矛盾组合――多层面的白居易音乐美学观及其发展变化》[J].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1期

[4]张淑萍.《白居易音乐美学思想钩沉》.[J].中国音乐.1994年1期

[5]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12月第3版

[6]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8

[7]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12月

[8]白居易.《白氏长庆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白居易的诗全集篇4

关键词：全宋诗；唐诗；误收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2-0092-10

《全宋诗》是规模最大的中国古典诗歌总集，是20世纪古文献整理的代表性成果；《全唐诗》更是诗歌总集整理的典范。但《全宋诗》、《全唐诗》所录诗歌重出叠见，数量相当可观。当代学者佟培基、胡可先、方健、房日晰、吴宗海等曾不同程度地指出、考辨过《全宋诗》、《全唐诗》的重出、误收问题，但都非专论。其后，韩震军的《（全宋诗）误收同姓名唐人诗文举正》（一）、（二）、（三）（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6期、2010年第1期、2010年第2期）列举了《全宋诗》误收的同姓名的唐代诗人作品，是唯一一组论《全宋诗》误收《全唐诗》的专文。

除以上各位学者所论，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全宋诗》、《全唐诗》重出、误收、重见的诗歌有300余组，可粗略分为作者两收诗歌重录、《全唐诗》误收、《全宋诗》误收、诗歌重见不能考订时代等四种情况。这些重出、误收、重见诗歌的考辨对《全宋诗》、《全唐诗》的研究整理及相关作者别集的编纂研究，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今胪列《全宋诗》误收唐诗如下，并缘例释证，甄别真伪，以求教于方家。

一、误收李世民诗

宋高宗赵构《秋日》：“爽气澄兰沼，秋风动桂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丛金。日岫高低影，云空点缀阴。蓬瀛不可望，泉石且娱心。”（《全宋诗》册35卷1982页22216）

又见李世民《秋日二首》其二：“爽气澄兰沼，秋风动桂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丛金。日岫高低影，云空点缀阴。蓬瀛不可望，泉石且娱心。”（《全唐诗》卷1）

赵构作出《新编增广事联诗苑丛珠》卷1。李世民作见《初学记》卷3、《文苑英华》卷158、《锦绣万花谷》后集卷3、《记纂渊海》卷2、《御定渊鉴类函》卷15、《御制诗集》初集卷42、《瀛奎律髓》卷12、《全唐诗录》卷1。此诗既见《初学记》，非赵构作无疑。

二、误收陈叔达诗

陈与行《句》其二：“霜间开紫蒂，露下发金英。”（《全宋诗》册53卷2775页32845）

陈叔达《咏菊》：“霜间开紫蒂，露下发金英。但令逢采摘，宁辞独晚荣。”（《全唐诗》卷30）

陈与行作出《山堂肆考》：“陈叔达诗：‘霜间开紫蒂，露下发金英。”’陈叔达作见《锦绣万花谷》后集卷38、《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50、《御定渊鉴类函》卷409、《石仓历代诗选》卷15、《全唐诗》卷30、《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357、《御选唐诗》卷27。

宋陈与行，字叔达，罗源（今属福建）人。《全宋诗》编者误以《山堂肆考》中的唐陈叔达为宋陈与行。

另陈与行《句》其一：“椒兰平酒酌，簋簋散香箕。”（《全宋诗》册53卷2775页32845），出《群书通要》甲集卷6，又见《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5。此句又见《说郛》卷69下、《御定骈字类编》卷169。《御定渊鉴类函》卷18：“李叔达《祠社诗》曰：‘升坛预结祀，诺皂肃分司。椒兰平酒酌，篮簋撤香萁。’”李叔达又见《全宋诗》册72卷3747页45189，录诗一首《舟中闻木犀》：“地近孤城水合流，天风吹下广寒秋。岩花似喜幽人至，先遣清香到小舟。”《祠社诗》当据《御定渊鉴类函》补入李叔达名下，并注重出。

三、误收徐珩诗

宋徐珩《日暮望泾水》：“导源经陇阪，属油贯赢都。下濑波常急，回圻溜亦纡。毒流秦卒毙，泥粪汉田腴。独有迷津客，怀归轸暮途。”（《全宋诗》册37卷2050页23050）

唐徐珩《日暮望泾水》：“导源径陇阪，属汭贯赢都。下濑波常急，回圻溜亦纡。毒流秦卒毙，泥粪汉田腴。独有迷津客，怀归轸暮途。”（《全唐诗》卷44）

《全宋诗》徐珩作出《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16。唐徐珩作见《文苑英华》卷163、《唐诗纪事》卷5、《全唐诗》卷44。此诗既见《文苑英华》，当属唐徐珩。

四、误收李峤诗

丁谓《柳》其一：“杨柳郁氤氲，金堤总翠氛。庭前花类雪，楼际叶如云。列宿分龙影，芳池写凤文。短箫何以奏，攀折为思君。”（《全宋诗》册2卷102页1153），又见《全唐诗》卷60，题为《柳》，作者李峤。

丁谓作出《诗渊》册1页1149。李峤作见《李峤杂咏》卷上、《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76、《御定渊监类函》卷415、《石仓历代诗选》卷23、《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289、《全唐诗录》卷3。《李峤杂咏》唐写本尚存，此诗为李峤作无疑。

五、误收范朝诗

米芾《诗二首》其一：“水势临阶转，峰形对路开。槎从天上得，石是海边来。瑞草分丛种，祥花间竹栽。旧传辞赋客，唯见有邹枚。”（《全宋诗》册18卷1078页12282）

米芾作见《宝晋英光集补》卷1。

此诗唐范朝作见《国秀集》卷下，题目为《宁王山池》：“水势临阶转，峰形对路开。槎从天上得，石是海边来。瑞草分丛种，祥花间色栽。旧传词赋客，唯见有邹枚。”又见《石仓历代诗选》卷46、《全唐诗》卷145、《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122。此诗既见《国秀集》，非宋人诗无疑。

六、误收孟浩然诗

卢明甫《过檀溪》：“鸟泊随阳雁，鱼藏缩项鳊。停杯问山简，何似习池边。”（《全宋诗》册72卷3741页45127）

孟浩然《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卜筑因自然，檀溪不更穿。园庐二友接，水竹数家连。直与南山对，非关选地偏。草堂时偃曝，兰枻日周旋。外事情都远，中流性所便。闲垂太公钓，兴发自猷船。余亦幽栖者，经过窃慕焉。梅花残腊月，柳色半春天。鸟泊随阳雁，鱼藏缩项鳊。停杯问山简，何似习池边。”（《全唐诗》卷160）

卢明甫作出《舆地纪胜》卷82。孟浩然作见《孟浩然集》卷2、《文苑英华》卷318、《岁时杂咏》卷39、《能改斋漫录》卷6、《剡录》卷6上、《湖广通志》卷86、《滴水集》卷6、《唐诗品汇》卷74、《全唐诗》卷160、《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123、《全唐诗录》卷11、《唐诗纪事》卷23、《历代诗话》卷68。截句重见全诗，此诗为孟浩然作。

七、误收刘慎虚诗

蔡必荐《观葵有感》：“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开。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人生不得长少年，莫负床头沽酒钱。得钱向酒家，君不见，戎葵花。”（《全宋诗》册69卷3613页43276）

岑参《蜀葵花歌》：“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开。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沽酒钱。请君有钱向酒家，君不见，蜀葵花。”（《全唐诗》卷199）

刘慎虚《蕺葵花歌》：“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开；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酤酒钱。请君有钱向酒家，君不见，蕺葵花。”（《全唐诗》卷256）

蔡必荐作出《曲阿诗综》卷7。刘慎虚作又见《文苑英华》卷323：“刘慎虚附见《岑参集》”。岑参作又见《河岳英灵集》卷中、《蜀中广记》卷61、《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46、《全芳备祖集》前集卷14、《御定渊鉴类函》卷409、《唐音》卷3、《唐诗品汇》卷29、《全唐诗》卷199。

此诗既见《河岳英灵集》、《文苑英华》，非蔡必荐作无疑。另外此诗本刘慎虚作，因附录《岑参集》，误为岑诗。

八、误收李白诗

1 穆修《思边》：“去年何时君别妾，南园绿草飞蝴蝶。今岁何时妾忆君，西山白雪暗秦云。玉关此去三千里，欲寄音书那可闻。”（《全宋诗》册3卷145页1617），又见《全唐诗》卷184，题为《思边（一作春怨）》，作者李白。

此诗《全宋诗》出《穆参军集》卷上，与《全唐诗》李白诗只差一字。李白作见《李太白文集》卷23、《李太白集分类补注》卷25、《李太白集注》卷25、《石仓历代诗选》卷44上、《古诗镜·唐诗镜》卷19、《全唐诗》卷184、《全唐诗录》卷22。当以李白诗为是。

2 米芾《为政》：“美人为政本忘机，服药求仙事不违。叶县已泥丹灶毕，瀛洲当伴赤松归。先师有诀神将助，大圣无心火自飞。九转但能生羽翼，双凫忽去定何依。”（《全宋诗》册18卷1077页12273）

米芾作见《宝晋英光集》补遗。

此诗又见《李太白文集》卷22《题雍丘崔明府丹灶》：“美人为政本忘机，服药求仙事不违。叶县已泥丹灶毕，瀛州当伴赤松归。先师有诀神将助，大圣无心火自飞。九转但能生羽翼，双凫忽去定何依。”又见《李太白集分类补注》卷24、《李太白集注》卷24、《唐诗品汇》卷83、《全唐诗》卷183、《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241。

3 宋高宗赵构《崇恩显义院五首》其五：“海神来过隐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清似连山喷雪来。”（《全宋诗》册35卷1982页22215）

李白《横江词六首》其四：“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

宋高宗赵构作出《淳祐临安志》。李白作见《李太白文集》卷6、《李太白集分类补注》卷7、《李太白集注》卷7、《文苑英华》卷162、《乐府诗集》卷90、《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15、《记纂渊海》卷8、《记纂渊海》卷20、《万首唐人绝句》卷2、《全唐诗》卷166、《全唐诗录》卷23。

九、误收杜甫诗

1 夏倪《句》其三：“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全宋诗》册22卷1318页14969）

杜甫《赤谷》：“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岂但岁月暮，重来未有期。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

夏倪作出《紫薇诗话》：“夏均父倪文词富赡，侪辈少及。尝以‘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为韵，作十诗留别饶德操，不愧前人作也。”可见“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为前人作。夏倪，字均父，蕲州（今湖北蕲春东北）人。

此诗杜甫作见《九家集注杜诗》卷6、《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6、《杜诗详注》卷8、《说郛》卷84上、《唐诗品汇》卷7、《石仓历代诗选》卷45、《古诗镜·唐诗镜》卷22、《全唐诗录》卷25。

2 王秬《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二首》其一：“新亭结构罢，隐见清湖阴。迹籍台观旧，气溟海岳深。圆荷想自昔，遗堞感至今。芳宴此时具，哀丝千古心。主称寿尊客，筵秩宴北林。不阻蓬荜兴，得兼梁甫吟。”（《全宋诗》册37卷2046页22994）

杜甫《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亭对鹊湖）：“新亭结构罢，隐见清湖阴。迹籍台观旧，气溟海岳深。圆荷想自昔，遗堞感至今。芳宴此时具，哀丝千古心。主称寿尊客，筵秩宴北林。不阻蓬荜兴，得兼梁甫吟。”

王秬作出《诗渊》册5页3475。杜甫作见《九家集注杜诗》卷1、《补注杜诗》卷1、《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1、《杜诗详注》卷1、《李北海集》卷1、《全唐诗》卷216、《山东通志》卷35、《御选唐宋诗醇》卷9。

3 释如净《偈颂三十四首》其三四：“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池荷叶叠青钱。两彩一赛，其或未然。竹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全宋诗》册52卷2749页32364）

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七：“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

释如净作出《住建康府清凉寺语录》。杜甫作见《九家集注杜诗》卷22、《补注杜诗》卷22、《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7、《杜诗详注》卷9、《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78、《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23、《记纂渊海》卷95、《全芳备祖集》前集卷18、《全唐诗录》卷33、《竹庄诗话》卷6、《诗林广记》卷2。

一〇、误收陈存诗

宋陈存《丹阳作》：“暂入新丰市，犹闻旧酒香。抱琴沽一醉，尽日卧垂杨。”（《全宋诗》册65卷3432页40850）

唐陈存《丹阳作》：“暂入新丰市，犹闻旧酒香。抱琴沽一醉，尽日卧垂杨。”

宋陈存作出清光绪《丹阳县志》卷34。唐陈存作见《唐诗纪事》卷39、《全唐诗》卷311、《御选唐诗》卷27。

《全宋诗》小传：“陈存，字体仁，号本斋，龙泉（今属浙江）人，徙居安吉州（今浙江湖州）。理宗淳祐七年（1247）进士。”

计有功，字敏夫，大邑安仁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北宋末前后在世。他是张浚的从舅，曾居浚幕府中。（《全宋诗》册65卷3432页40850）

此诗既见计有功《唐诗纪事》，非宋陈存作无疑。

一一、误收韦应物诗

1 晏殊《社日》：“山郡多暇日，社时放吏归。坐阁独成闷，行塘阅清辉。春风动高柳，芳园掩夕扉。遥思里中会，心绪怅微微。”（《全宋诗》册3卷172页1954），又见《全唐诗》卷188，题为《社日寄崔都水及诸弟群属》，作者韦应物。

晏殊作出《古今岁时杂咏》卷10，其前一首为晏殊的《奉和圣制社日》，本首未题作者，按例从前首属晏殊。韦应物作见《韦苏州集》卷3、《方舆胜览》卷47、《石仓历代诗选》卷49、《全唐诗》卷188。《因话录》卷6：“都水使者崔绰……元和初犹在，年九十余卒。苏州刺史韦公集中所赠崔都水诗者是也……崔即苏州之堂妹婿也。”《全宋诗》误收，此当为韦应物诗。

2 宋高宗赵构《题马麟画》：“南望青山满禁闱，晓陪鸳鹭正差池。共爱朝来何处雪，蓬莱宫里拂松枝。”（《全宋诗》册35卷1982页22217）

韦应物《雪夜下朝，呈省中一绝》：“南望青山满禁闱，晓陪鸳鹭正差池。共爱朝来何处雪，蓬莱宫里拂松枝。”

宋高宗赵构作出《珊瑚网》卷43：“瓢印御书”，又见《式古堂书画汇考》卷33：“宋高宗书”，《南宋院画录》卷8：“高宗御书”。韦应物作见《韦苏州集》卷2、《文苑英华》卷154、《万首唐人绝句》卷4、《全唐诗》卷187、《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14、《渔隐丛话》前集卷7、《诗人玉屑》卷2、《竹庄诗话》卷19、《诗林广记》卷2。

一二、误收刘商诗

刘放《题湛上人院画松》：“水墨乍成岩下树，摧残半隐洞中云。猷公曾住天台寺，阴雨猿声何处闻。（铎案：此诗另见唐人刘商诗）”（《全宋诗》册11卷615页7302）

刘攽作出《彭城集》卷18。《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70、《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71诗题作《与湛上人画松》，作者刘商；《万首唐人绝句》卷42、《天台前集》卷中、《全唐诗》卷304题目作《与湛上人院画松》，作者刘商。《全唐诗》卷304：“刘商，字子夏，彭城人。少好学，工文，善画。登大历进士第，官至检校礼部郎中，汴州观察判官。集十卷，今编诗二卷。”

《四库全书总目》：“《天台前集》三卷……宋李庚原本，林师蒇等增修。皆录唐以前诗，成于宁宗嘉定元年戊辰。”

《四库全书总目》卷153：“彭城集四十卷（永乐大典本）……今检《永乐大典》所载，篇章尚富。盖即据《彭城集》收入。谨掇拾排比，厘为四十卷。较之原书，所少不过十之一二。与新编其兄敞《公是集》，巨制鸿裁，旧观几复。在北宋诸家中，可谓超轶三孔，而凭陵两宋者矣。”

可见编订《全唐诗》撰写小传时，刘商集尚存，此诗又入《天台前集》，其文献可靠程度，远过永乐大典辑本《彭城集》，此诗属唐刘商。

一三、误收李翱诗

释道宁《偈六十九首》其三六：“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复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全宋诗》册19卷1143页12894）

释道宁作出《开福寺宁禅师语录》卷上。此为唐李翱诗，《类说》卷20“云在青天水在瓶”条记载本事：“朗州刺史李翱问：‘如何是？’道师曰：‘云在天，水在瓶。’翱作偈曰：‘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话，云在青天水在瓶。’翱问：‘如何是戒定？’慧师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须向高高山顶坐，深深海底行，闺阁中物舍不得，便为渗漏。’师一夜登山大笑。翱赠诗曰：‘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李翱作又见《湖广通志》卷75、《锦绣万花谷》后集卷28、《山堂肆考》卷147、《宋高僧传》卷17、《五灯会元》卷5、《全唐诗》卷369、《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234、《御选唐诗》卷29、《全唐诗录》卷53、《唐诗纪事》卷35、《渔隐丛话》前集卷20。

一四、误收白居易诗

1 刘敞《桐花》：“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亭亭五丈余，高意犹未已。仙僧年九十，清净老不死。自云手种时，一颗青桐子。”（《全宋诗》册9卷474页5743），又见《全唐诗》卷424，题为《云居寺孤桐》：“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亭亭五丈余，高意犹未已。山僧年九十，清净老不死。自云手种时，一颗青桐子。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作者白居易。

此诗刘敞作见《公是集》卷14、《两宋名贤小集》卷64、《全芳备祖集》前集卷19。白居易作见《白氏长庆集》卷1、《白香山诗集》卷1、《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73、《记纂渊海》卷95、《全芳备祖集》后集卷18、《山堂肆考》卷201、《全唐诗》卷424。“白集”为香山自定，既录此诗全诗，必白居易作无疑。

2 曾几《把酒思闲事二首》其一：“把酒思闲事，春愁谁最深。乞钱羁客面，落第举人心。月下低眉立，灯前抱膝吟。凭君劝一醉，胜与万黄金。”（《全宋诗》册29卷1660页18598）

白居易《把酒思闲事二首》其一：“把酒思闲事，春愁谁最深。乞钱羁客面，落第举人心。月下低眉立，灯前抱膝吟。凭君劝一醉，胜与万黄金。”

曾几《把酒思闲事二首》其二：“把酒思闲事，春娇何处多。试鞍新白马，弄镜小青娥。掌上初教舞，花头欲按歌。凭君劝一醉，劝了又如何。”（《全宋诗》册29卷1660页18598）

白居易《把酒思闲事二首》其二：“把酒思闲事，春娇何处多。试鞍新白马，弄镜小青娥。掌上初教舞，花前欲按歌。凭君劝一醉，劝了问如何。”

曾几作出《瀛奎律髓》卷19。白居易作见《白氏长庆集》卷31、《白香山诗集》卷32、《全唐诗》卷454、《全唐诗录》卷63。此为白居易诗。

3 曾几《晚春酒醒寻梦得》：“料合同惆怅，花残酒亦残。醉心忘老易，醒眼别春难。独出虽慵懒，相逢定喜欢。还携小蛮去，试觅老刘看。”（《全宋诗》册29卷1660页18598）

白居易《晚春酒醒寻梦得》：“料合同惆怅，花残酒亦残。醉心忘老易，醒眼别春难。独出虽慵懒，相逢定喜欢。还携小蛮去，试觅老刘看。”

曾几作出《瀛奎律髓》卷19。白居易作见《白氏长庆集》卷33、《白香山诗集》卷34、《古诗镜·唐诗镜》卷44、《全唐诗》卷456。此为白居易诗。

4 仲并《花前有感兼呈崔相公刘郎中》：“落花如雪鬓如霜，醉把花看益自伤。少日为名多检柬，长年无兴可颠狂。四时轮转春常少，百刻支分夜苦长。何事同生壬子岁，老于崔丈及刘郎。”（《全宋诗》册34卷1929页21542）

白居易《花前有感兼呈崔相公刘郎中》：“落花如雪鬓如霜，醉把花看益自伤。少日为名多检束，长年无兴可颠狂。四时轮转春常少，百刻支分夜苦长。何事同生壬子岁，老于崔相及刘郎。”

仲并作出《浮山集》卷2。白居易作见《白氏长庆集》卷25、《白香山诗集》卷28、《文苑英华》卷258、《全唐诗》卷448。

5 宋高宗赵构《崇恩显义院五首》其四：“管妙弦清韵入神，老人合眼醉醺醺。成知不及当来曲，犹觉闻时胜不闻。”（《全宋诗》册35卷1982页22215）

白居易《听歌》：“管妙弦清歌入云，老人合眼醉醺醺。诚知不及当年听，犹觉闻时胜不闻。”

宋高宗赵构作出《淳祐临安志》。白居易作见《白氏长庆集》卷34、《白香山诗集》卷35、《文苑英华》卷213、《万首唐人绝句》卷16、《全唐诗》卷457。

6 宋高宗赵构《诗二首》其一：“随宜饮酒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无妨长福是单贫。老龟岂羡牺牲饱，蟠木宁争桃李春。随分自安心自断，是非何必问闲人。”（《全宋诗》册35卷1982页22219）

白居易《自咏》：“随宜饮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无妨长福是单贫。老龟岂羡牺牲饱，蟠木宁争桃李春。随分自安心自断，是非何用问闲人。”

赵构作出《式古堂书画汇考》卷13：“高宗随宜饮酒诗卷草书”，又见《清河书画舫》卷10上：“思陵草书一卷”。白居易作见《白氏长庆集》卷27、《白香山诗集》卷31、《全唐诗》卷450。

7 宋高宗赵构《题刘松年竹楼说听图》：“小书楼下千竿竹，深火炉前一盏灯。此处与谁相伴宿，烧丹道士坐禅僧。”（《全宋诗》册35卷1982页22220）

白居易《竹楼宿》：“小书楼下千竿竹，深火炉前一盏灯。此处与谁相伴宿，烧丹道士坐禅僧。”

赵构作出《式古堂书画汇考》卷33，又见《南宋院画录》卷4。白居易作见《白氏长庆集》卷20、《白香山诗集》卷25、《万首唐人绝句》卷14、《西溪丛语》卷下、《全唐诗》卷443、《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119、《御选唐诗》卷29、《全唐诗录》卷65。

8 宋孝宗赵慎《题周文矩合乐士女图》：“今夜调琴忽有情，欲弹惆怅忆崔卿。何人解爱中徽上，秋思头边八九声。”（《全宋诗》册43卷2337页26869）

白居易《夜调琴忆崔少卿》：“今夜调琴忽有情，欲弹惆怅忆崔卿。何人解爱中徽上，秋思头边八九声。”

宋孝宗赵慎作出《式古堂书画汇考》卷33。白居易作见《白氏长庆集》卷28、《白香山诗集》卷30、《文苑英华》卷212、《万首唐人绝句》卷15、《全唐诗》卷451、《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193。

一五、误收张籍诗

1 李之仪《偶题六绝》其二：“行人犹未有归期，万里初程日暮时。唯爱门前双柳树，枝枝叶叶不相离。”（《全宋诗》册17卷960页11207）

《全唐诗》卷386张籍《忆远》：“行人犹未有归期，万里初程日暮时。唯爱门前双柳树，枝枝叶叶不相离。”

李之仪作见《姑溪居士前集》前集卷11。张籍作见《张司业集》卷7、《万首唐人绝句》卷23、《石仓历代诗选》卷59、《全唐诗》卷386。现存蜀本《张司业集》早于李之仪，此唐张籍诗。

2 李之仪《偶题六绝》其三：“长溪新雨色如泥，野水阴寒尽向西。楚客天南行渐远，山山树里鹧鸪啼。”（《全宋诗》册17卷960页11207）

《全唐诗》卷386张籍《玉仙馆》：“长溪新雨色如泥，野水阴云尽向西。楚客天南行渐远，山山树里鹧鸪啼。”

李之仪作见《姑溪居士前集》前集卷11。张籍作见《张司业集》卷7、《万首唐人绝句》卷23、《唐诗品汇》卷51、《江西通志》卷39、《石仓历代诗选》卷59、《全唐诗》卷386、《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433、《御选唐诗》卷32。此唐张籍诗。

3 李之仪《偶题六绝》其四：“数卷新游蜀苑诗，长安僻巷得相随。草堂雪夜携琴处，况似青城馆里时。”（《全宋诗》册17卷960页11207）

《全唐诗》卷386张籍《弟萧远雪夜同宿》：“数卷新游蜀客诗，长安僻巷得相随。草堂雪夜携琴宿，说是青城馆里时。”

李之仪作见《姑溪居士前集》前集卷11。张籍作见《张司业集》卷7、《万首唐人绝句》卷68、《石仓历代诗选》卷59、《全唐诗》卷386、《唐诗纪事》卷41。此为唐张籍诗。

4 曾致尧《东林寺》（《全宋诗》册1卷54页580），又见《全唐诗》卷384，题为《江南春》，作者张籍。

《全宋诗》曾致尧作出清张豫章《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宋诗》卷35，另《宋元诗会》卷16收录。张籍作见《张司业集》卷3、《瀛奎律髓》卷10、《古诗镜·唐诗镜》卷48、《全唐诗》卷384、《全唐诗录》卷54。因《张司业集》早于曾致尧（947-1012），可见此诗当为张籍诗。

5 林逋《寄孙仲簿公》（《全宋诗》册2卷105页1202），又见《全唐诗》卷384，题为《寄孙冲主簿》，作者张籍。

林逋作见《海录碎事》卷9上、《林和靖集》卷1、《宋诗抄》卷13。张籍作见《张司业集》卷3、《瀛奎律髓》卷42、《全唐诗》卷384。《张司业集》早于林逋，此张籍诗。

6 林逋《赠任懒夫》（《全宋诗》册2卷105页1204），又见《全唐诗》卷384，题为《赠任懒》，作者张籍。

林逋作见《林和靖集》卷1。张籍作见《张司业集》卷3、《瀛奎律髓》卷42、《全唐诗》卷384。《张司业集》早于林逋，此张籍诗。

7 张毂《行路难》：“湘东行人长叹息，十年离家归未得。敝裘羸马苦难行，僮仆尽饥少筋力。君不见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龙蟠泥中未有云，不能生彼升天翼。”（《全宋诗》册31卷1788页19938）

张籍《杂曲歌辞·行路难》：“湘东行人长叹息，十年离家归未得。弊裘羸马苦难行，僮仆饥寒少筋力。君不见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龙蟠泥中未有云，不能生彼升天翼。”

张毂作出明神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前集卷7。张籍作见《张司业集》卷2、《唐文粹》卷12、《乐府诗集》卷71、《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25、《山堂肆考》卷137、《唐诗品汇》卷34、《石仓历代诗选》卷59、《全唐诗》卷25、《全唐诗》卷382、《全唐诗录》卷54。《张司业集》、《唐文粹》早于张毂，此张籍诗，《全宋诗》中此人当删。

一六、误收王建诗

林洪《宫词》：“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全宋诗》册64卷3394页40392）

王建《宫词》：“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迎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林洪作出《后村千家诗》卷16。王建作见《御定渊鉴类函》卷341、《水东日记》卷26、《王司马集》卷8、《唐百家诗选》卷13、《万首唐人绝句》卷31、《三体唐诗》卷1、《唐音》卷7、《唐诗品汇》卷51、《石仓历代诗选》卷60、《三家宫词》卷上、《全唐诗》卷302、《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111、《御选唐诗》卷29、《全唐诗录》卷56、《唐诗纪事》卷44。

此诗见《唐百家诗选》，非南宋林洪作，当属唐王建诗。

一七、误收刘禹锡诗

1 史尧弼《重题湖上》：“林端落照尽，湖上远风清。水榭芝兰室，仙舟鱼鸟情。人琴何寂寞，烟月足平生。一泛钓璜处，再吟锵玉声。”（《全宋诗》册43卷2341页26902）

刘禹锡《和重题》：“林端落照尽，湖上远岚清。水榭芝兰室，仙舟鱼鸟情。人琴久寂寞，烟月若平生。一泛钓璜处，再吟锵玉声。”

史尧弼作出《莲峰集》卷2。刘禹锡作见《刘宾客文集》外集卷7、《会昌一品集》别集卷4、《蜀中广记》卷9、《全唐诗》卷358。

《全蜀艺文志》卷15因此诗附入《会昌一品集》，误为李德裕作。

2 李善美《大堤曲》：“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下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全宋诗》册72卷3741页45127）

刘禹锡《堤上行三首》其一：“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全唐诗》卷365）

李善美作出《舆地纪胜》卷82。刘禹锡作见《刘宾客文集》卷26、《乐府诗集》卷94、《万首唐人绝句》卷5、《唐音》卷11、《唐诗品汇》卷51、《古诗镜·唐诗镜》卷36、《全唐诗》卷365、《御选唐诗》卷32、《唐人万首绝句选》卷4、《全唐诗录》卷40。

一八、误收孟郊诗

曾巩《句》其五：“旷然青霞抱，永矣白云适。”（《全宋诗》册8卷462页5612），又见《全唐诗》卷375，题为《游韦七洞庭别业》：“洞庭如潇湘，叠翠荡浮碧。松桂无赤日，风物饶清激。逍遥展幽韵，参差返良觌。道胜不知疲，冥搜自无斁。旷然青霞抱，永矣白云适。崆峒非凡乡，蓬瀛在仙籍。无言从远尚，还思君子识。波涛漱古岸，铿锵辨奇石。灵响非外求，殊音自中积。人皆走烦浊，君能致虚寂。何以祛扰扰，叩调清淅淅。既惧豪华损，誓从诗书益。一举独往姿，再摇飞遁迹。山深有变异，意惬无惊惕。采翠夺日月，照耀迷昼夕。松斋何用扫，萝院自然涤。业峻谢烦芜，文高追古昔。暂遥朱门恋，终立青史绩。物表易淹留，人间重离析。难随洞庭酌，且醉横塘席。”作者孟郊。

《全宋诗》曾巩作出《韵府群玉》卷19。孟郊作又见《孟东野诗集》卷4，残句与整诗重出，此孟郊诗无疑。

一九、误收贾岛诗

1 释无本《行次汉上》：“习家池沼草萋萋，岚树光中信马蹄。汉主庙前湘水碧，一声风角夕阳低。”（《全宋诗》册72卷3741页45128）

释无本《马嵬》：“长川几处树青青，孤驿危楼对翠屏。一白玉皇惆怅后，至今来往马蹄腥。”（《全宋诗》册72卷3741页45128）

二诗见《才调集》卷9、《万首唐人绝句》卷64、《唐僧弘秀集》卷7、《唐音》卷14、《唐诗品汇》卷55、《古今禅藻集》卷7、《全唐诗》卷574、《唐人万首绝句选》卷7、《全唐诗录》卷98。

此唐贾岛诗。

2 释居简《颂古二十一首》其九：“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又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全宋诗》册53卷2801页33288）

贾岛《渡桑干》：“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释居简作出《北涧居简禅师语录》。贾岛作见《长江集》卷9、《唐百家诗选》卷15、《畿辅通志》卷120、《山西通志》卷226、《墨庄漫录》卷5、《万首唐人绝句》卷24、《唐音》卷13、《唐诗品汇》卷52、《古今诗删》卷22、《石仓历代诗选》卷72、《古诗镜·唐诗镜》卷48、《全唐诗》卷574、《唐人万首绝句选》卷5、《全唐诗录》卷52、《诗话总龟》卷11、《诗话总龟》后集卷20、《对床夜语》卷4、《颐山诗话》。

3 皇甫《句》：“棹穿波底月。”（《全宋诗》册72卷3770页45475）

皇甫作出元佚名《拦江网》已集上卷1。贾岛作见《诗话总龟》后集卷9：“高丽使过海有诗云：‘水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连。’时贾岛诈为梢人，联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丽使嘉叹久之。”又见《渔隐丛话》前集卷19、《诗人玉屑》卷15、《诗林广记》卷7。

另《分门古今类事》卷15引《幕府燕闲录》：“天圣高第天圣五年春，有二举人闲行建隆观中，相与语曰：‘今岁高第是何人？’有二道士棋于庑下，白髭者曰：‘不难知之。’二生曰：‘师岂有异乎？’曰：‘无之。棹穿波底月，寒压水中天。不离乎此也。其年榜首王尧臣小名越哥，次韩琦，次赵塈。月与越同，寒与韩同，天水则赵氏郡号也。再寻道士，不复见矣。”

二〇、误收储嗣宗诗

赵汝睑《朝山》：“犬入五云音信绝，凤楼凝碧悄无声。焚香古洞步虚夜，露湿松花空月明。”（《全宋诗》册60卷3154页37847）

储嗣宗《和茅山高拾遗忆山中杂题五首·胡山》：“犬入五云音信绝，凤楼凝碧悄无声。焚香古洞步虚夜，露湿松花空月明。”

赵汝唫出《诗渊》册3页2069。唐储嗣宗作见《万首唐人绝句》卷36、《石仓历代诗选》卷98、《全唐诗》卷594、《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83。

洪迈（1123-1202），字景卢，号容斋，鄱阳人。

赵汝唫，字仁父，号两山。太宗八世孙。曾知临安县（《咸淳临安志》卷51）。理宗端平元年（1234）知江阴军（明嘉靖《江阴县志》卷12）。今录诗9首。（《全宋诗》册60卷3154页37846）

《万首唐人绝句》作者洪迈早于赵汝唫，此为唐诗。

二一、误收苏郁诗

宋徽宗赵佶《诗一首》：“十二楼藏玉蝶中，凤凰双宿碧梧桐。流霞浅酌留君醉，今夜吹箫第几重。”（《全宋诗》册26卷1495页17078）

唐苏郁《步虚词》：“十二楼藏玉堞中，凤凰双宿碧芙蓉。流霞浅酌谁同醉，今夜笙歌第几重。”

徽宗赵佶作出清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卷上。唐苏郁作见《文苑英华》卷193、《全唐诗》卷472。《文苑英华》成书于雍熙三年（986）。此为赵估题写苏郁诗被误为作者。

二二、误收李廓诗

释法泰《颂古十二首》其九：“商岭东西路不分，两间茅屋一溪云。师年耳聩知师意，人是人非不欲闻。”（《全宋诗》册29卷1649页18465）

李廓《赠商山东于岭僧》：“商岭东西路欲分，两间茅屋一溪云。师言耳重知师意，人是人非不欲闻。”

韦蟾《赠商山僧》：“商岭东西路欲分，两间茅屋一溪云。师言耳重知师意，人是人非不欲闻。”

释法泰作出《嘉泰普灯录》卷28。李廓作见《才调集》卷1、《全唐诗》卷479、《全唐诗录》卷71。韦蟾作见《记纂渊海》卷24、《全唐诗》卷566、《诗话总龟》卷14、《唐诗纪事》卷58。

此诗既见《才调集》，绝非宋法泰作。佟培基先生《全唐诗重出误收考》疑为韦蟾作，当可信从。此补一证：

《诗话总龟》卷14引《雅言杂载》：“韦中宪蟾廉问鄂州，春日除替，祖筵上题《文选》两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毫笺授宾从，请续其句，坐中怅望，皆不属。有酒妓泫然曰：‘某不知，欲口占两句。’乃曰：‘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坐客嘉叹。韦有《赠聋僧》诗云：‘于岭东西烟霭合，两间茅屋一溪云。’师云：‘耳重谁解知师意，人是人非不欲闻。’”

二三、误收王播诗

释道颜《颂古》其五七：“三十年前此寺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全宋诗》册32卷1824页20309）

王播《题木兰院二首》其一：“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

释道颜作出《古尊宿语录》卷47。王播作见《唐摭言》卷7、《锦绣莴花谷》后集卷28、《类说》卷34、《山西通志》卷229、《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38、《绀珠集》卷4、《玉芝堂谈荟》卷6、《太平广记》卷199、《莴首唐人绝句》卷32、《御定全唐诗》卷466、《唐人莴首绝句选》卷4。

《唐摭言》卷7：“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唐摭言》早于释道颜，此唐王播诗。

二四、误收李远诗

1 宋李远《赠写御真李长史》：“玉座烟销砚水清，龙髯不动彩毫轻。乍分隆准山河秀，初点重瞳日月明。宫女卷帘皆暗认，侍臣开殿尽遥惊。六朝天下应无敌，始觉僧繇浪得名。”（《全宋诗》册43卷2339页26885）

唐李远《赠写御容李长史》：“玉座尘消砚水清，龙髯不动彩毫轻。初分隆准山河秀，乍点重瞳日月明。宫女卷帘皆暗认，侍臣开殿尽遥惊。三朝供奉无人敌，始觉僧繇浪得名。”

宋李远作出《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41，题作者李远。李远作又见《才调集》卷1、《唐百家诗选》卷17、《唐诗鼓吹》卷8、《全唐诗》卷519、《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184、《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54、《御选唐诗》卷22、《唐诗纪事》卷56。此诗既见《才调集》、《唐百家诗选》，唐李远作无疑。

2 宋李远《失鹤》：“秋风吹却九皋禽，一片闲云万里心。碧落有情应怅望，青天无路可追寻。来时白雪翎犹短，去日丹砂顶渐深。华表柱头留语后，不知消息到如今。”（《全宋诗》册43卷2339页26885）

唐李远《失鹤》：“秋风吹却九皋禽，一片闲云万里心。碧落有情应怅望，青天无路可追寻。来时白云翎犹短，去日丹砂顶渐深。华表柱头留语后，更无消息到如今。”

宋李远作出《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42，题作者李远。李远作又见《唐百家诗选》卷17、《山堂肆考》卷211、《唐诗鼓吹》卷8、《瀛奎律髓》卷27、《石仓历代诗选》卷82、《全唐诗》卷519、《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424、《御选唐诗》卷22、《唐诗纪事》卷56。此诗见《唐百家诗选》，唐李远作无疑。

3 宋李远《咏壁鱼》：“鳞细粉光鲜，开书乱眼前。透窗疑漏网，落砚似流泉。潜穴河渊内，吞钩乙字边。莫言髻鬣小，食尽白苹篇。”（《全宋诗》册43卷2339页26885）

唐李远《咏壁鱼》：“鳞细粉光鲜，开书乱眼前。透窗疑漏网，落砚似流泉。潜穴河图内，吞钩乙字边。莫言鬐鬣小，食尽白苹篇。”

宋李远作出《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49，题作者李远。李远作又见《御定渊鉴类函》卷450、《全唐诗》卷519、《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484。此亦唐李远作。

4 宋李远《句》其一：“长日惟消一局棋。”（《全宋诗》册43卷2339页26885）

唐李远《句》：“青山不厌三杯酒，长日惟消一局棋。”

宋李远作出《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42，题作者李远。此句又见《资治通鉴》卷249、《唐语林》卷2、《通鉴总类》卷1下、《咸淳临安志》卷91、《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卷10、《蜀中广记》卷102、《能改斋漫录》卷4、《类说》卷43、《说郛》卷27下、《经济类编》卷23、《同姓名录》卷8、《天中记》卷41、《宋稗类钞》卷21、《全唐诗》卷519、《御选唐宋诗醇》卷25、《诗话总龟》后集卷50、《（巩石）溪诗话》卷7、《渔隐丛话》后集卷17。此句既见《资治通鉴》、《唐语林》，唐李远作无疑。

5 宋李远《句》其二：“红压驿边楼。”（《全宋诗》册43卷2339页26885）

唐李远《送人入蜀》：“蜀客本多愁，君今是胜游。碧藏云外树，红压驿边楼。杜魄呼名语，巴江作字流。不知烟雨夜，何处梦刀州。”

残句与全诗重出。宋李远作出《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卷3，题作者李远。唐李远诗见《文苑英华》卷274、《唐百家诗选》卷17、《御定渊鉴类函》卷339、《成都文类》卷12、《三体唐诗》卷5、《瀛奎律髓》卷4、《全蜀艺文志》卷20、《石仓历代诗选》卷82、《全唐诗》卷519、《全唐诗录》卷81。此诗既见《文苑英华》、《唐百家诗选》，为唐李远作。

6 宋李远《句》其三：“钗斜穿彩燕，罗薄剪春虫。”（《全宋诗》册43卷2339页26885）

唐李远《立春日》：“暖日傍帘晓，浓春开箧红。钗斜穿彩燕，罗薄剪春虫。巧着金刀力，寒侵玉指风。娉婷何处戴，山鬓绿成丛。”

宋李远作出《翰苑新书》卷3，题作者李远。又见《岁时杂咏》卷3、《全唐诗》卷519。残句与全诗重出，此唐李远诗。

白居易的诗全集篇5

我还在念中学的时候，每当心情不好，就靠读诗词来排遣，慢慢读得多了，就发现唐朝诗人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比如杜甫非常喜欢李白，到了做梦都想见李白的地步：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梦李白》）。而李白向孟浩然也表白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赠孟浩然》）。孟浩然的好基友则是王昌龄：数年同笔砚，兹夕间衾n（《送王昌龄之岭南》）。

出于好奇心，我一度想理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全唐诗一共四万多首，再加上诗人之间经常称呼对方的别称，整理起来非常麻烦，慢慢地就绝了这个念头。前不久，又想起来这段15年前的心事。事不宜迟，拖了这么多年的愿望，不能再拖了。这次，我将用编程的方式完成这件事。

要完成这件事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点：全唐诗数量太多，一共四万多首。诗人的别称太多，比如杜甫，按字称为子美，按排行称为杜二，按官职称为杜工部。

至于第一点，我们现在用计算机来做，再多也无所谓。第二点解决起来则稍微费事些，我们使用哈佛大学编纂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CBDB记录了中国历代名人的传记资料，并保存在关系型数据库中。

利用CBDB查找诗人的别名

由于CBDB收罗的历史人物太多，重名现象非常严重。经过一番探索，我们最终设置了如下的排除重名策略。

第一，如果人物生卒年俱全，那么只要生卒区间和唐朝持续时间有交集即可。如果存在这样的诗人，那么直接把这个人作为全唐诗中的作者。第二，如果人物只有生年或者卒年，那么生年或卒年必须在唐朝的持续时间内。将这样的人加入候选人列表。第三，如果人物生卒年都不详，那么舍弃之。

经过这三条判断之后，如果候选人列表为空，那么说明CBDB中没有目标人选，就舍弃这位诗人。如果候选人多于一个，则说明排除重名失败，舍弃这位诗人。这种策略并不完美，可能存在部分著名诗人被舍弃的情况。对此，我就手动添加了他们。还有部分诗人的别称比较尴尬，属于唐诗中的常用词，需要手动去除。

经过这一番筛选，全唐诗中原本的2609位作者，就只剩下了762位。其实这就够了，著名的诗人都在这个列表当中，接下来我们只关心这762位诗人之间的关系。

从引用关系排名看诗人间的互动

利用上面提到的诗人及别称列表，我们在全唐诗中搜索诗人之间的引用关系，规则是：诗的标题和正文中只要提到过对方，那么两者之间的引用关系就加1分。一首诗如果多次提到对方，只算一次引用就可以。经过计算机的一番运转，最终得到了引用关系表。

比如，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引用关系是：杜甫写了12首与李白有关的诗，很多都成为传世名句，比如，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述的李白极具魅力：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则只有3首与杜甫有关的诗。李白这种朋友，确实差劲了一点啊……

我们的程序能够识别出诗人的别名，比如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和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都没有直接提到对方的名字，但在系统中也可以检索出来。

我给诗人之间的引用关系排了下座次，排出了前30位的引用关系。全唐诗中排名第一的好基友绝对是陆龟蒙和皮日休。这两位诗人互相提到对方的次数都在百次以上，这是因为陆龟蒙和皮日休特别喜欢唱和，你写一首送我，我再回一首赠你，跟现在微博大V之间的互动差不多。这两位常年唱和，最后用往来的唱和诗作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唱和诗集：《松陵集》。为了不辜负他们的友谊，文学史上通常将两位合称为“皮陆”。

并列第二的则是白居易和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白居易和刘禹锡同年（772年）出生，从政道路都是各种被贬谪和挫折。两人都很长寿，刘禹锡71岁时去世，白居易则活了75岁。白居易在得知刘禹锡去世的消息后，写下了千古名句：

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

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

白居易和元稹的关系则不必多说，大家只要知道二人在文学史上被合称为“元白”，就可以想见二人的亲密关系了。从排名前30的引用关系来看，白居易绝对是唐朝诗人朋友圈中的明星，是大V中的大V。

引用P系的可视化

在进行这项工作中，我想，如果只做出一个引用关系列表，岂不是有些太干巴巴了。于是，我使用ECharts来可视化诗人之间的引用关系，最终得到诗人们的社交网络。因为我们的统计中一共有762位诗人，为了避免画出的图太拥挤、看不清，我只将其中的前一百位诗人的引用关系进行图示化。

最后，我们得出的图清晰地显示出唐朝诗人最大的两个朋友圈分别是：杜甫-李白朋友圈、白居易朋友圈。他们分别是盛唐和中唐两个时期的核心诗人。

虽然只画出了排名前一百的引用关系，但图片看起来还是很拥挤。文学史上将唐诗根据时间划分为4个阶段：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接下来，我们又分别画出这四个阶段的社交网络图。

初唐诗人中关系最好的是宋之问和沈铨期。这两位是宫廷诗人的代表，他们两位确定了近体诗的格律、对仗等规则。粗略地说，近体诗的规则就是他们俩发明出来的。对了，他们俩在文学史上一般也合称“沈宋”，看来要成为好基友，没有文学史的认证是不行的。

盛唐诗人的核心无疑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中提到的李白和杜甫了。在我们的图上，我们用指向对方的图片表示此诗人在诗句中提到对方的次数，而杜甫指向李白的箭头比李白指向杜甫的箭头要粗得多。盛唐的诗人们明显分为两群，一群以李白-杜甫为核心，一群以皇甫冉和刘长卿为核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我本人也不清楚，对文学史比较了解的朋友欢迎赐教。

白居易的诗全集篇6

关键词： 茶文化 白居易 影响

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在宋代。”到了隋朝，茶业日益繁荣，中国茶文化基本框架形成。到了唐代，我国的茶叶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饮茶的风气也在社会上逐渐普及开来。

唐代的知识分子，常以天下为己任，要求自己有很深的修养和高尚的情操，要经常清醒地看世界，也常需要压抑住自己性格中狂暴的一面。饮茶被人们认为是含蓄、低调、深沉、友好的表现，正是符合文人们这一个性格特征。茶与诗互相促进，诗人们饮茶作诗之风在当时盛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代产生了大量有关茶的诗歌，其中不少是以茶为主题的茶诗。据统计，唐代众多诗歌中，提及“茶”的有500余首，不乏一些著名诗人对茶的独到见解。对茶文化最有研究的当数“茶圣”陆羽，他的《茶经》奠定了我国茶学的基础。陆羽也留传有茶诗。不过唐代茶诗的数量以白居易为首，有50余首。像白居易这样留传有50余首茶诗的一位诗人，透过其茶诗我们不难发现茶文化对其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仅停留在茶的物质功用，更是从处世态度和人生信仰等精神层面对白居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白居易的茶诗作为基础，研究茶文化对白居易的影响。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作为中唐杰出的人民诗人，白居易生前曾自编《白氏文集》，收诗文3800余篇，现存3600余篇。他在此集中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本文研究的50余首茶诗大多数收录在白居易的后期闲适诗中。

在白居易的50余首茶诗中，以茶为主题的有8首，其中有记录收到朋友从远方寄来新茶时的欣喜心情，如《萧员外寄新蜀茶》、《琴茶》等。除这8首以茶为主题的茶诗外，余下的40余首茶诗中只涉及茶但并非以茶为主题，但是这类茶诗对研究茶文化对白居易产生的影响还是有其作用的。

从体裁上看，白居易的茶诗众体皆备。从艺术手法看，白居易的茶诗作为闲适诗的一部分，有着闲适诗“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一般特点。

白居易的50余首茶诗涉及的面很广，写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足以让我们从中了解茶文化对其生活、交友、性情等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茶文化对白居易日常生活的影响

白居易的茶诗大多表现了其后半生的闲适生活，他几乎是一年四季香茗在手，这在其一些茶诗中有所体现。如《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中有“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火前春即是明前茶，说的是春天喝春茶。《吟元郎中白须诗兼饮雪水茶因题壁上》诗中有“吟咏霜毛句，闲尝雪水茶”，雪水融化后用于煮茶，说的就是在寒冷冬天的饮茶。

白居易晚年的生活作息比较有规律，对茶的需要，不仅仅表现在四季皆饮，更是时时刻刻的。其诗《偶作二首》说：

日出起盥栉，振衣入道场。寂然无他念，但对一炉香。

日高始就食，食亦非膏粱。精粗随所有，亦足饱充肠。

日午脱巾，燕息窗下床。清风飒然至，卧可致羲皇。

日西引杖屦，散步游林塘。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

日入多不食，有时唯命觞。何以送闲夜，一曲秋霓裳。

一日分五时，作息率有常。自喜老后健，不嫌闲中忙。

是非一以贯，身世交相忘。若问此何许，此是无何乡。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将一天分为五个时间，分别是日出、日高、日午、日西、日久。这些时辰，他几乎时时需要茶，这在他一些茶诗中被频繁提及。

二、茶文化在白居易日常交往中的作用

我国素有以茶待客的传统，特别是发展到唐代，真正成为全国性的礼俗。特别是唐文人相聚、迎宾待客必以煮茶。茶在白居易生活中同样有拉近与朋友之间的距离之功能。他和朋友间的聚会，话题间总少不了茶。“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诗人描写了以茶待客的礼仪，说明茶在其日常交往过程中是很被看重的。

在杭州任刺史时，西湖的香茗美景使白居易迷恋不已，他还经常出入灵隐寺，与韬光禅师感情甚好。据说“寺中有一眼清泉清洌甘美，特别宜与烹茶”。白居易与禅师经常汲泉而坐，边饮茶边吟诗，很是快乐。有一次，他邀请韬光禅师到城里相见，准备了许多素食，当然也计划好了饭后那一茶，然后郑重其事地写了一首诗――“白屋炊香饭，荤膻不入家。滤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很动人的邀请，只可惜性情高洁的禅师不愿意来到喧嚣的城市与白居易共饮，回诗拒绝了他的邀请。

正是基于“以茶待客”的礼仪，使得白居易在独自品茶时常常睹物思人，怀念昔日一起品茗畅谈的友人，并且作诗寄托对朋友深深的思念。“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在独自喝茶的时候，看着茶人，闻着茶香扑鼻，想起了不在身边的好友杨慕巢，顿时觉得可惜，不能将这美好的感觉与之分享。借茶感叹知音难得，也是暗写彼此的友情非寻常可比。“可怜闲气味，唯欠与君同”，说的也是这样的心情，只是感慨的对象换成了刘同州。

当时，文人之间还很流行“以茶赠友”，生在茶乡或在产茶地为官行事者往往用茶馈赠志同道合的好友，并附以诗歌唱和。白居易与朋友间也是如此，他在不少茶诗中提到“酬赠茶叶”，表达了作者与朋友间高雅的志趣与情感。如《谢杨东川寄衣服》中的“春茶不断寄秋衣”等。茶在诗人的日常交往中扮演的角色，是沟通友情的桥梁，也是升华感情的催化剂。

三、茶文化对白居易性情的影响

茶，因其“清和淡静”的特性，加上融合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被人们赋予了丰富的思想内涵。白居易以茶辅以日常生活和交友，在精神上更是与茶为伴，陶冶性情，修身养性。在白居易的不少茶诗中都记录了茶文化对其性情的影响，无论是他“达则兼济天下”之得志时，还是“穷则独善其身”之无奈时。

白居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敦厚文人，他在茶诗中以“茶”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满足感。他选择与性情高雅的茶终日为伴，久久不腻，是源自他那知足饱和的心态。如《闲眠》中：“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消。尽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一顿饭、两碗茶，再没有更多的需要。这种对于生活的满足是真实的、敦厚的。像他那样有身份的人有很多，但是拥有这样一份知足心的就比较难能可贵了。

白居易作为一个姿态高雅、性情脱俗的官场文人，一生都在官场中起伏历练，加上他生活的时代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他常常感觉心中有愤懑的情绪却无法无人诉说，苦闷之中只能自己寻求消化的方法。“茶能散闷为功浅，萱纵忘忧得力迟。不似社康神用速，十分一盏便开眉”。（《镜换杯》）“杜康”(酒)的确是快速化忧解愁的良药，但是却不是诗人欣赏的宣泄情绪的方法，在诗人眼中，借助茶的功效驱散内心的苦闷仅为一般功力，茶是能够影响人的情绪甚至帮助饮茶人提升一个境界的。暂且不论白居易的功力是浅还是深，他借助茶来摆脱困境是个不争的事实。

白居易在人生的后期离不开茶，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一直坚持着“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茶“清新淡雅”的气质与他修身养性的需要十分吻合。诗歌《何处堪避暑》中“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体现的就是诗人这样休闲的生活感觉。没有了政治斗争的喧嚣，或者说诗人不愿意去触及记忆中那些令人不愉的经历。他选择的是茶，即是放松且惬意的生活。在他迟暮之年，他孤独地生活，虽然不得不坦白自己的寂寞，但还是坚持自己高尚的情操――读书、谈琴，吃不了橘子还是喝茶，与他心灵为伴的依旧是茶。“贫贱亦有乐，乐在身自由”，茶给他的精神洗礼，力量是巨大的。或者说白居易选择了茶，即是认可了它的品质――清贫但高洁。

从白居易众多的茶诗可以看出，茶文化渗透到白居易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为人、为官、为学都受到茶文化的影响。从这些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出，白居易对茶是发自内心地喜爱。作为唐代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茶诗诗人之一，白居易爱茶、懂茶、品茶、歌茶，其中的原因来自方方面面，有唐朝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原因，也有自身的人生态度与性格、生活经历、信仰等原因。

作为中唐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白居易的一生，在官场中波折起伏。无论是在“兼济天下”之前半生，还是“独善其身”的后半生，白居易都保持着与茶为伴的生活习惯，并且创作了大量的茶诗，成为后人研究茶文化的宝贵资料。作为一个大诗人，白居易从茶中体会的不仅是物质功用，而且有诗歌艺术家特别的体味。茶对白居易而言，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解渴饮品，同时品茶也是交际场上体现高雅兴致的一种沟通手段。以诗抒情、与茶为友，是环境的影响，也是性格所趋，淡泊宁静才是他生活的真谛。

白居易的诗全集篇7

他诗歌的影响力不仅在文化圈子里流传，同时也风靡娱乐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流传之广，连小孩及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都在传唱，青楼女子也因会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而身价倍增。

少年成名志在兼济

白居易，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中唐诗人。白居易生于河南新郑一个小官僚家庭。青年时期家境贫困，使他有机会深入地了解和体恤到了百姓的疾苦。他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动乱时代，离乱使他较早地成熟。

白居易家境寒素，无法像豪门贵族的后裔那样，可以借赖祖上的荫庇，过上富足的生活，只能靠勤学苦读去博取功名。

他来到京城长安，这里文化隆盛，人才荟萃，他希望他的才学能得到达官显贵的赏识，能被举荐而取得一官半职，以实现其“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十六岁的白居易在这里遇到了一位有知遇之恩的贵人――大诗人顾况。

顾况擅长诗文，但生性狂傲，后辈的诗文他没有看得上眼的。当他看到眼前是一个年轻人，又听说他的名字，便笑着拿他的名字打趣道：“年轻人‘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白居易的名字取自于《礼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顾况并非不知其姓名的出处，仅仅是和这个年轻人开一个玩笑。白居易将自己的诗篇呈送给顾况，当顾况看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后，不觉一震，接着大加赞赏，说“有句如此，居易何难?”于是不觉迎门礼遇日：“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在顾况的大力推荐下，白居易一举成名。

但仅有文名还不够，尚须获得功名。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主持进士考试，选拔英才，白居易考中，被朝廷授任为校书郎。元和二年十一月，白居易被征召到翰林做学士。三年五月又授予他左拾遗的官职。白居易自认为遇到了开明的君主，因此要用平生所学得的知识，上报君主的恩遇。左拾遗为皇帝跟前的谅官，他屡次上书请革除弊政。为了反对宦官吐突承璀做掌握兵权的“招讨宣慰使”，他当面指责唐宪宗李纯的错误，由此惹怒了皇帝，幸亏有李绛的救护，才免于获罪。白居易写出了许多令“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使“执政者扼腕”，令“握军要者切齿”的讽喻诗。

元和十年六月，两河的藩镇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了当时力主讨伐藩镇的宰相武元衡。时年44岁的白居易，第一个做出快速反应，他上疏请求限期严缉凶手。不料，当朝宰相韦贯之等以白居易身为东宫官，却先于台谏“越职言事”，不免嫌恶。一些素来对白居易没有好感的人又趁机诬告说，白居易的母亲是因为看花坠井而死，他还作《赏花》及《新井》诗，其行为有伤名教。于是，当年八月，奏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又落井下石，说白居易不宜任地方长官，于是又追贬为江州司马。

元和十五年唐穆宗李恒即位，自居易被召回长安。但眼看到皇帝荒于酒色，不管朝政，大官僚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他不愿卷入斗争旋涡。加之他论河北三镇的奏疏不被采纳，于是主动请求外调，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这次放外任，对白居易来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对杭州百姓来说，却是一件幸事。因为他在这里治理了西湖，使得在咸潮、江潮、干旱之患威胁下艰难生存的百姓，得以度过一个个“凶年”。

他在任内对西湖的整治和六井的修建，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杭州经济日渐繁荣。他在杭州写下的30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使西湖风光名声大振，也为以后的西湖开创了一个诗意的范本。

唐文宗即位后，下诏升任白居易为刑部侍郎。会昌初年白居易辞职回家，最后在家中病逝。

外任杭州治湖疏井

有关白居易的评说很多。很多学者认为，在政治上，左迁江州司马对他的打击最为沉重，这一事件，成为白居易一生的重要分界线。从此他由“志在兼济”，迅速而全面地转为“独善其身”，决心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

实际上，这个认识将白居易的思想简单化了。白居易一生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的。他常言：“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

“口不言”，是险恶环境下不得已的选择；而“重享受”是忧国忧民的“苦中作乐”。即使在逆境之中和避祸时期，“兼济天下”是他深植心底始终不渝的理想，兴利惠民仍然是他内心执着的坚持。

他在宦海几经沉浮，待环境宽松、少有羁绊之时，他便开始着手恤民济世的事业。白居易在知天命之年治理西湖和73岁高龄凿通伊河水利工程便是明证：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受命出任杭州刺史，他从长安绕道襄阳南下时，乘船行经无边浩渺的洞庭湖，当见“洞庭与青草，大小两相敌，酉殳酸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时，油然而生治水以供民生的宏愿，写下《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诗，中有“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剑，重来亲指画，疏流如剪纸，决壅如裂帛”之句，抒发了他向往大禹那样治水安邦的宏愿和理想。他如是说，也是如是做的。

白居易来到杭州，这里是他熟悉的地方。幼年时因避战乱，他曾随父母来过江南，江南宜人的气候和四时美景令他难忘。这次来杭州做父母官，身份的改变使他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杭州因水而美，历史上也常常因水而患，江潮之患，湖水之患。因此，治水历来是杭州人的一个情结。做这里的父母官，能治水者必是好官。

杭州的形成是一部“山海经”。钱塘江从上游挟带的大量泥沙在漫长岁月中堆积下来，在钱塘湾大潮的顶托下逐渐形成了冲积平原。但在上古时，这里还是一片，而西湖为江海间一湾，群山环其三面如块形。秦汉时，由海湾变成泻湖，渐成湖泊。直到距今六七千年前，杭州一带有一宽度足以和现今的杭州湾相比拟的河口，大约距今2000年前左右才湮废，西湖正是此河口湮废的结果。

史载当年秦始皇初到钱塘，但见江面辽阔，欲达会稽而不可渡，只得解缆西行120里至富春江横渡而去。汉代以前的西湖仍有海潮出没，处于若有若无之间，汉晋时才有相对固定的湖泊。因地处武林山麓当时称武林水。唐代又因地处钱塘县境而称钱塘湖。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杭州既面临大海咸潮的侵袭，又常遭江湖的水患和旱魔的威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白居易来到杭州正逢大旱。天旱无雨，禾苗枯黄，人畜饮水困难。摆在

他面前最要紧的事就是解决缺水的问题。筑堤蓄水，灌溉农田，成了他抓的头等大事。当时的西湖被称作钱塘湖，也叫上湖。这是因为，它的北部还连接着一个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但那时的西湖年久不治，淤泥堵塞成患。当时西湖湖岸虽有旧堤，但太低矮，又年久失修，下大雨时，湖水横流，难于蓄存；到了天旱时，湖水又不足，难于灌溉。加之豪强占湖为田或擅自泄湖以溉私田，农人的日子更加苦不堪言。

了解到钱塘湖水利情况和民情后，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调集民夫清挖西湖的淤泥，在上下湖的连接处修筑了一条拦湖大堤。他还颁行水量调蓄措施，使千顷良田有充足的水得到灌溉，顺利度过了荒年。为了确保用水的充足与公平，他选定二位“公勤军吏”专管西湖之水，严禁破坏堤坝和盗泄湖水的行为。并设圣塘闸等三闸。闸门每日定时开启和关闭。使湖水循环往复，也让下游的农田得以灌溉。

白居易的这一举措，使西湖的性质从此改变，它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了一个人工湖泊。这项治湖工程确保了千年来西湖灌溉的功能，泽被万代百姓。

此外，白居易还疏浚了杭州城区内的六口老井，并广辟水源，解决民生用水问题。

杭州濒临钱塘江，由于受钱塘江咸潮的长期侵蚀，淤积成的陆地盐碱性很重，地下水咸苦不堪饮用。这座在隋代就已设为郡治的江南名的城中居民却只能饮咸苦的井水，到西湖取水还有一段距离，到四周山中溪涧取水，路途更远。自唐宋至明清，解决饮用水的来源，都是事关城内居民日常生活的重大问题。

第一位全面着手解决杭州居民汲井取水问题的官员当推李泌。李泌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至兴元元年(784年)任杭州刺史期间，开治六井。南宋《乾道临安志》说李泌“为杭州刺史，引湖水入城。为六井以利民，为政有风绩。”

李泌始建的六井，不是从地表向下深挖而取地下水的井，而是引西湖水通过管道到一定位置而蓄水的井，类似于蓄水池。建造六井的工程包括入水口、地下引水管道、出水处与蓄水井等部分。先在西湖东侧地下挖入水口，并设水闸，再在入水口与城内出水口之间的地下开掘深沟作为引水渠道，沟底低于西湖水底，沟内砌石槽，槽内安装竹管为输水管。又在出水处开挖大池，池壁池底砌以砖石，用以蓄积饮用水。这样，只要西湖不干涸，城内井中就淡水不竭。

白居易到杭州做刺史，距李泌建造六井已经四十年。这时，地下引水管道已被淤塞，水流不畅，影响了城内六井的供水。白居易继续李泌这一利民业绩，彻底治理西湖，疏通六井。他在《钱塘湖石记》中写道：“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窦，往往堙塞，宜数察而通理之。”

白居易疏浚六井的工程并不顺利，当时有些人出于自身利益，找出种种理由加以反对。有的人认为，放湖水灌田、抗旱救灾与疏井蓄水供民用两者有矛盾，湖水用于灌田，则会造成“六井无水”；有的认为，湖水浅了，水源不足，影响流量，也会使六井缺水。

对于这些意见，白居易翻查了西湖水域的历史资料，又进行了实地考察，作了合理的分析。他认为灌田与蓄井水供居民饮用，两者完全可以兼顾。西湖的湖堤加高了，蓄水量也增大了，湖水“不啻足矣”，何况“湖中又有泉数十眼，湖耗则泉涌，虽尽竭湖水，则泉用有余”，担心湖中无水是大可不必的。而且“湖底高，井管低”，那种以为水浅会影响管道流量的疑虑也是多余的。

白居易经过细致周密的准备工作，开始在李泌建井的基础上，全面着手进行引湖疏井，耗时约半年左右，完成了这一利民工程。

西湖的整治和六井的修建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杭州经济日渐繁荣，人口也迅速增加。据《乾道临安志》记载：“自陈置钱唐郡，隋废郡为杭州，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唐贞观中，户三万五百七十一，口一十六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开元中，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在一百多年间，杭州户口增加了近五倍。

当时，杭州城北武林门

带，由于大运河的通航，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城东南的江干一带，成为海外贸易的码头。江中海舶云集，市区内商铺众多，所谓“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俨然成为东南一大都市。到宪宗时期(806―820年)，杭州已是“户十万，税钱五十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一千二百万缗的二十四分之一。

永远的西湖永远的白居易

今天在杭州西湖的东北角，圣塘路的北头，有一个圣塘闸，是西湖最早的水闸“石函三闸”之一。年代久远，石函三闸的另两闸都已无迹可寻，只有“圣塘闸”，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不过，今天人们记得“圣塘闸”，却不是因为“闸”，而是因为“圣塘闸亭”亭壁上的那篇《钱唐湖石记》的作者：一千多年前的杭州刺史、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

圣塘闸是白居易当年治理西湖的遗剩。他撰写的《钱塘湖石记》，留记着他治水惠民的拳拳之心。因此人们说，阅读西湖要从“圣塘闸”开始。

在这篇不足千字的《钱塘湖石记》中，他述说了治湖疏井、引水灌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谆谆告示后来者要合理地管理与利用西湖水。灌溉农田在当时是件大事，他计算出，放湖水灌溉农田，湖水“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即一昼夜)，可溉五十余顷”。对湖水有专门机构管理，放水时有专人负责看守'定时间，量水位，“节限而放之”。

文中规定在遇到大旱时，减少百姓申请放水的程序，百姓可直接报告给州里，由州里通知管水所直接取水。他严禁破坏堤坝和盗泄湖水的行为，对违反规定者设了一个今天看来十分环保的惩罚的条例：如果穷人破坏了西湖的堤岸，就罚他去种树；如果富人破坏了堤岸，就要到水里面去捞水草。

据说白居易离开杭州时，把官俸留在州库，作为公家缓急之需。在白居易以后，不少杭州官员仍遵循白居易在那篇《湖石记》中的叮嘱，注意修治六井与两湖，使得西湖的水利工程得以泽被千秋。

公元825年，白居易任满离杭。面对西湖，他一往情深：“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因为这是白居易“志在兼济”思想的真实体现，是他一生最大的慰藉。他走的那天，杭州十万百姓扶老携幼夹道送行。人们提着酒浆，相送十里，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感念之情。

看着这位父母官渐行渐远，风中传来诗人的告别：“耆老遮旧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哪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可见他念兹在兹的，永远是人民的福祉。

读到到这里，你或许会问：阅读西湖为什么要从圣塘闸开始?那个充满诗意画意的白堤呢?那不是白居易当年治理西湖的遗剩吗?但史学家们却无情告白：白堤原称“白沙堤”，并非白居易所筑。白居易修筑的长堤名日白公堤，在沧海桑田的巨变中早已湮没得不见踪迹。现如今的白堤早在白居易筑堤之前就存在了，而白沙堤是何人所筑?这条堤又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已无从知晓。

一条白堤是无迹可寻，而另一条白堤是无史可寻，而杭州人却愿意将这两条堤合二为一，并指着白沙堤言之凿凿：这就是白公所筑之堤，这就是白堤。

其实，这又有何不可?杭州人喜欢这么说，这是民间的认定。要知道“杭州若无白与苏，风光一半减西湖”，杭州最著名的两位治水者，也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大诗人：自居易和坡。因为有了大诗人白居易，有了充满诗意的白堤，西湖才情意绵绵了千余年。

史载白居易主持的水利工程并非仅有西湖，在白居易七十三岁高龄时，还凿通了伊河险滩。当时他眼见洛阳附近的伊河船民，在冬季盹须涉水背纤拉船过险滩，十分辛苦，兴利恤民之心又激发他“誓开险路作通津”，于是抛散家财，领导疏浚，凿通了龙门潭以南的八节滩和九峭石，航道遂大为改观。

白居易的诗全集篇8

在这本书里，唐宋文人士大夫们将私家园林与玩好的收集与珍藏融合为“狭小”的“私人领域”。作者在这本书里主要是着眼于中唐和北宋。私人领域的变形昭示出一种现象，即是那些身在园林之中的人把隐逸作为此园林存在的唯一意义，但其真实的目的则是逃离那纷扰的乱世，一个人独自享受园林的安逸，以此来平定内心的那份喧闹。

在第一章里面，作者借用了很多白居易关于城市私家园林的讽喻诗，借诗来讽刺贵族的那些奢侈浪费的生活。而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表现出他退隐尘世之后，对自己拥有一座园林的骄傲与自豪，认为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园林是实现生活方式必不可少而又充足的的条件，体现出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状态；第二章讨论了“前门”这个诗歌意象，并谈到建构园林的主要调控方式；第三章文章以园林中的“奇石”为线索，写围绕石头收藏而展开的审美、道德、经济和政治的纠葛，讽刺的是，对石癖抨击最猛烈的诗人也往往是最富激情的石头爱好者，从欧阳修、苏轼到司马光，无一免嫌；第四章里聚焦于一系列关于士人文化点缀品交换的趣闻轶事，从而剖析诗歌的交换描写交换的诗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五章则集中在邵雍和司马光的诗歌中对于“乐”与“闲”的表达。

“白鹤之争”主要争论的事白居易该不该把白鹤让给裴度，白居易忍痛割爱，将白鹤赠与裴度，但这一赠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作为禽鸟栖息地两座园林之间的优与劣，也不是禽鸟与主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裴度、白居易和刘禹锡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另外还有“爱妾换马”的故事，亦是有类似的意思。诗歌交换和物质交换之间发生了交叉，带有一定的商品交换的意义。另外，书中描写苏轼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获取砚石，包括作为礼品接收、购买和物物交换，并包括以他似乎信手拈来的诗歌作为交换，一面营造着洒脱不羁的艺术家形象，一面精于商品交换价值的计算，具有一定的讽刺意义。

书中还描述了邵雍在“安乐窝”园林中的“真乐”与司马光在“独乐园”里的“假闲”，虽然司马光退居洛阳十五年，安享晚年，但是他用来“独乐”的园林却充满了各种社会活动的喧闹声，车水马龙、冠盖云集，并不是真正的隐居之士过的真正的闲暇生活，因此并不能脱离政治的平静生活。在我们眼里看来，“乐”与“闲”不过是个姿态罢了。

白居易的诗全集篇9

【关键词】唐宋 制科人才 贡献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7-0-02

1 唐代制科人才贡献

唐宋时期古代文学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尤其以唐诗宋词享誉古今。诗歌在唐朝发展到了顶峰。唐朝著名诗人如王勃、杨炯、贺知章、王翰、王昌龄、高适、白居易、元稹、杜牧等先后考中制科,他们先后为唐代诗歌发展的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各个时期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另外,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是制科出身。他们的应制科目分别是:

王勃——幽素科

杨炯——应制及第

贺知章——超拔群类科

王昌龄——博学宏词科

王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手笔俊拔科

高适—— 有道科

白居易——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元稹——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杜牧——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柳宗元——博学宏词科

王勃、杨炯与卢照邻、骆宾王被誉为“初唐四杰”,虽然二者中制科后,被授予的官职很小,但文才很高,属于才高位卑的类型,王勃和杨炯擅长五言律,他俩的诗中拥有才子所具有的自负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的送别诗与边塞诗中。其次著名诗人贺知章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旧唐书》中记载:“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 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俭……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供其笺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可见贺知章不但擅长诗歌创作,还擅长书法。他的诗文以绝句见长,著名的《回乡偶书》两首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今尚存录入《全唐诗》的诗共19首。他们三人都是唐初诗人的代表。

到了盛唐时期,王翰、高适登上了诗歌的舞台,二者同为制科出生,与王勃、杨炯相比,诗风有很大变化,属于个性鲜明的豪侠诗人。王翰及第较早,为人狂傲放纵,入仕后生活放荡,因纵酒蓄妓被贬。代表作如《凉州词二首》。同一时期,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在唐代极为流行,高适就是这一时期边塞诗的杰出代表。他于天宝八年,试举有道科中举,授封丘尉。他一直想通过立功边塞而封侯,但都未能如愿,正由于他对边塞的一腔热情,使他在对边塞生活的实地体验之后,创作出了著名的边塞诗《燕歌行》、《别董大》等。

中唐时期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元稹(779—831),子微之,洛阳人。贞元九年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两人又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等,授左拾遗,后成为监察御史。元稹性格刚烈,是一位才子型作家,我们所熟知的《莺莺传》传奇便是元稹创作的。元稹于53岁因疾病去世,留下《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三十多首。元稹与白居易友谊很深,常一起谈论诗作。白居易的仕途曲折,但在诗歌领域却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所写的《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统治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其次他的的叙事诗都长盛不衰。著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又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

中唐诗歌高潮到唐穆宗长庆时期逐渐低落,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士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批怀古咏史诗,其中杜牧就是这一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考中进士第,又举贤良方正科。杜牧性格刚直,做事胆大心细。其诗情致豪迈,人称小杜,以区别杜甫。著有《樊川》诗四卷,《外集》诗一卷,《别集》诗一卷,今存诗四百余首,大多是抒写理想抱负关心国民生计,感叹壮志难酬。其中《赤壁》、《山行》、《江南春》都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后世称杜牧与李商隐为小李杜,足见杜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唐朝除了诗歌以外,还有不少的散文、论文、传记等名篇传世。被称为“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他提倡复兴儒学,成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写了很多文学体裁、风格迥异的文章,有哲学论文《天说》、传记文《捕蛇者说》等,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不仅在文学领域,还有众多的名臣贤相也是制科出身,据《

其应制科目分别是:

苏轼——才识兼茂

苏辙——才识兼茂

富弼——茂才异等

吴育——才识兼茂

张方平——茂才异等、贤良方正

三苏同属“唐宋八大家”,在他们的故乡四川眉山三苏祠中有一幅题词写到“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嵋共比高。”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颇喜言兵,著有《六国论》、《论衡》等。苏洵也曾参加过制科考试,但未得中。在父子三人中名气最大的就是苏轼,别号东坡居士,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苏轼从小好学,非常有才华,21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考入三等。他为人坦荡,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苏轼的仕途道路充满了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在他历任地方官以来,关心人民生计,很有政绩。其次,他在文、诗、词方面也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的作品中辞赋有《赤壁赋》、《流侯论》等,以及诗词《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水调歌头》等为后人广为传唱。著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等文集,近存诗2700多首,是我国文学史上璀璨明珠。其弟苏辙与他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据《宋史·苏辙传》中记载:“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且史官论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间严,未必劣于其兄。” 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仁宗时期的宰相富弼同样是制科出身。《宋史》上记载:“弼少年笃于学,提笔能文,胸有大度,范仲淹见而称奇,誉为‘王佐之才’,又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 他于仁宗时举茂才异等科,授将作监丞,至元和二年被任为宰相,富弼克己奉公,为官清正,疾恶如仇,历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

据《宋史》上记载:“自宋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吴育,字春卿,少奇颖博学,仁宗天圣五年进士,后举贤良方正,擢著作郎,进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吴育性格耿直,敢说敢为,刚正不阿,他多年任地方官,兢业守职,积劳成疾,任河南知府时,吴育已重病缠身,还视事如平日,终卒于任上。之后赠吏部尚书,谥号正肃,著有文集五十卷。

张方平是北宋中期的一位文化名臣,仕历三朝。“其少颖悟绝伦,一阅不忘。家贫无书,从人假三史,旬日即还,巳得其详。宋绶、蔡齐以为天下奇才。举茂材异等,为校书郎,知昆山县。又中贤良方正,选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神宗时,累官参知政事,御史中丞。方平慷慨有气节,虽王安石用事,嶷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时。卒,谥文定。” 张方平著有《乐全先生集》四十卷,流传于世。张方平不但有才学,而且为官清廉,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不愧为北宋有名的大臣。

综上所述,唐宋为制科在整理

参考文献

白居易的诗全集篇10

关键词： 中唐文学； 南贬诗人； 屈原情结

abstract: those poets relegated to southern china in the midtang dynasty all showed a qu yuan complex in their poems. for exam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qu yuan's poems, such as li sao and jiu ge, liu yuxi and liu zongyuan expressed primarily a spirit of complaint and fury while the more rational yuan zhen and bai juyi both accepted qu yuan's character of loyalty and uprightness but refused to follow his will of consistence. in contrast, han yu and li shen expressed their complaint about innocent mistreatment by comparing their experience to qu yuan's miserable treatment. the qu yuan complex of the poets relegated in the early and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was the very source of that of the relegated poet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in general, the former was rational while the latter was sentimental but more tragic than the former.

key words: literature in the midtang dynasty; poets relegated to southern china; the qu yuan complex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至少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号称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辽阔，其驾驭臣下，恩威并施，对于犯法忤旨的官员，往往给以贬谪。所贬之地，以岭南、湖南最为残酷。岭南、湖南地区，远在天涯，习俗迥异，加以瘴疠蛮荒，故北方士人视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贬数量甚大的时代，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8中，曾举出历代流贬的士人多达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贬士人之大多数。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诗人贬谪较为集中的时代，著名者就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绅、吕温等。他们多数是具有经世治国抱负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浊的时代因素，或权力角逐的宦海风波，被疏离于权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贬谪蛮荒。政治生命的终结，人生经历的巨大落差，极大地撼动其破碎的心灵，在对政治前途的幻灭中，他们把精力与心智转向了文学创作，以其文学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补偿政治的失意。这种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使他们对屈原产生了特殊的情结。由于每位诗人贬谪经历的不同，其屈原情结，也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差异。本文选取刘禹锡与柳宗元，元稹与白居易，韩愈与李绅6位大约三种类型的贬谪诗人，作为考察对象。

一

刘、柳的贬谪，是由参加王叔文集团达到最高峰而转眼之间跌入命运的谷底而一蹶不振的过程。在贬谪生活中，他们又坚持自己行动的正义性，具有崇高的人格，他们复杂的贬谪生活和贬谪心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贬谪是他们政治命运的终结，同时也是文学命运的发展，贬谪的过程使他们成就为大作家，他们无疑是中唐元和时期贬谪文学的代表。在贬谪过程中，特殊的遭遇使他们与屈原发生了共鸣，特别是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怨愤精神突出。

先看下面资料，《旧唐书·柳宗元传》：

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荒，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1］卷160

《新唐书·柳宗元传》：

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2］卷168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3］卷27

《旧唐书·刘禹锡传》：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1］卷160

《新唐书·刘禹锡传》：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2］卷168

任半塘说：“屈原在沅湘，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九歌》，影响后世文学者颇著，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词》九篇，远近传唱。”［4］4-5可以见出屈原的创作对刘禹锡的影响。

屈原一生坚持理想，坚持正义，九死未悔，为了表现自己高洁的情怀，他在流放潇湘之时，写作《离骚》，以抒发怨愤，为南方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选择居所以招屈亭为邻，其《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时守吴郡》云：“昔日居邻招屈亭，枫林桔树鹧鸪鸣。”［3］319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化，融汇在刘禹锡的创作中，他在《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中说：“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至则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因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3］277朗州自屈原自沉后，形成竞渡的风俗以纪念这位爱国志士，刘禹锡在朗州写了《竞渡曲》，自注称：“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诗云：“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3］341

刘禹锡的很多作品学习屈原。他的《问大钧赋》即模仿《天问》，最后说：“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售。”［3］3他的《何卜赋》则又模仿《卜居》，用问卜的方式抒写内心的愤懑。至于诗文中用《楚辞》典故之处，则更多，如《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醴有兰。”［3］303即用《九歌·湘夫人》典：“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不敢言。”他自己也在《别夔州官吏》中说：“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3］571这是他学习屈原的真实写照。

刘禹锡在朗州，因为特殊的遭遇和处境，他灵心善感，听到南音而心潮起伏。他作了《采菱行》，末尾四句说：“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3］342

柳宗元与刘禹锡一样，他被贬永州不久，就写下了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吊屈原实则是吊自己。“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蘅若以荐芳。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辞而有晃。”其赞美屈原说：“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5］516-517实际上也是自己坚持正义，九死未悔的自白。他又有《惩咎赋》等，也是摹拟屈骚之作。名为“惩咎”，实是述志。对永贞革新中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对受迫害表示深深的感慨和不平。他说：“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尽管有救世济时的抱负，但“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5］54。致使自己被罪废削，贬谪南荒，孤囚无依，神态荒耗。赋的最后写道：“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5］56仍要坚持理想，固守“大中”之道，尽管遭受挫折，仍不屈不挠。清人林纾《柳文研究法》云：“屈原之为《骚》及《九章》，盖伤南夷之不吾知，于是朝廷为不知人，于己为无罪，理直气壮，傅以奇笔壮采，遂为天地间不可漫灭之至文。重言之，不见其沓；昌言之，莫病其狂。后来学者，文既不逮，遇复不同，虽仿楚声，读之不可动人。惟贾长沙身世，庶几近之,故悲亢之声,引之弥长,亦正为忠气所激耳。柳州诸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文巨擘。”［6］64-65

刘、柳贬谪南方，受南方文学精神的薰陶，特别是受屈原骚怨精神的影响，一方面使其作品具有更为深沉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对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命运更增添了悲剧性色彩。刘、柳的文学对于南方文学更有很大的影响。南方的文学，尤其是湖南一带的楚地，春秋战国时期，虽孕育了伟大的诗人屈原，文学上放出了异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一统天下的出现，政权的中心长期坐落在北方，南方地区，则成为蛮荒地带，更是流人的处所。贾谊到了长沙，已深感“地卑湿”，而“寿不得长”。岭南一带更是如此。柳宗元在柳州时，柳州风俗落后，人民愚昧，与中原不同。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说柳宗元“不夷鄙其民，动以礼法。……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以至于当时民谣有“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7］10在柳宗元治柳之前，柳州一带几乎没有文学，此后柳州以至岭南文学的发展，是柳宗元开其风气。刘、柳的文学受南方文学精神的熏陶，他们自己的文学又对南方的文学影响极大，这是相辅相成的。

二

白居易的贬谪，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十年（815）云：“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非谏职言事，恶之，会有恶公者，言其母看花堕井死，而作《赏花》及《新井》诗，贬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复理郡，又改司马。”［8］19白居易贬江州司马，乃王涯落井下石之故。王涯早年与柳宗元为友，后来踪迹渐疏，盖宗元鄙其人品之低下，故疏之。大和九年（835），王涯罹甘露之祸，死于非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诗，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9］2330之语。

白居易有很深的屈原情结，但与刘禹锡、柳宗元的执著精神却截然不同。他在《咏怀》诗中说：“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9］1024又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三中说：“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林下弃刘伶。一人常独醉，一人常独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瓮间卧，憔悴泽畔行。彼忧而此乐，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饮酒，勿思身后名。”［9］306-307其《咏家酝十韵》又云：“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攵伯纶。”［9］1389白居易对于屈原的身世是同情的，对其精神也是赞扬的，但他并非像刘、柳那样，带着满腔的激情，对屈原的身世表现出极大的赞叹，对其作品极力地效法，故而将自己的遭遇与创作融为一体，表现出巨大的忧愤情怀。白居易则非常理智，既对屈原忠直的精神与苦志的追求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执著的意志。“在白居易看来，屈原不能委顺从命，忘怀得失，其结果只能是流落江畔，悲吟自怨，终究于事无补。与其如此忧怨苦闷，损性伤身，倒不如沉溺酒乡，泯灭悲喜，得乐且乐，这样反倒更自由、更洒脱。于是，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与屈原大异其趣的‘独善’之路。”［10］

白居易 “独善”的思想，使其在归趣上与屈原完全不同。他对屈原的经历与精神，更多的是慨叹，而很少效法。为了加强慨叹的力度，他还将屈原与贾谊相提并论。其《读史》五首之一云：“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维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9］102又在《偶然》二首其一中说：“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9］1041从时代环境来看，中唐是治世而非乱世，与贾谊所处的环境极为相似，身处治世而被逐，其情怀就更加悲苦。白居易对屈原的态度，代表了唐代一般世人的心理状态，这也是“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失意诗人心理状态的延伸与发展。中唐前期诗人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诗云：“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后，怜君何事到天涯。”［11］337表现悲苦自伤之情，入木三分。清乔亿《大历诗略》评曰：“极沉挚以澹缓出之，结乃深悲而反咎之也。读此诗须得其言外自伤意，苟非迁客，何以低回如此？”［12］489白居易诗与刘长卿诗一样，也表现出浓厚的自伤之感。

白居易是善于自作解脱的诗人，故而常将屈原与陶渊明比较，前面所引的咏陶诗中提及屈原，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方面，尚永亮先生曾作过专门的研究，认为白居易“要摆脱屈原的影响，超越屈原模式，就必须找到一个足以引导自己走向解脱的范型，这个范型，白居易一眼选中了陶渊明”。“不过，白居易对陶渊明的全身心的拥抱并不在此时，而是在他生命遭受骤然沉沦的贬谪之后”［10］。实际上，我们观察白居易一生，他追求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全身心地拥抱陶渊明，只是将陶渊明的避世作为自己保持心理平衡的一剂良药而已。他虽然有很多诗篇涉及陶渊明，但只是汲取陶渊明精神的一部分。陶渊明具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且到了后期，占据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体现了老庄超越尘世、追求隐逸的最高境界。白居易则一生纠缠于世俗的宦途与浮嚣的名利场中，从没有过彻底坚定的出世思想，也缺乏屈原式的执著的入世精神，因而只能在屈原、贾谊、陶渊明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是中国历代文人的典型状态。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中说：“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蜒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丝，愈缚愈紧。自汉魏以降之诗人，率不出此两种典型，或偏近于庄，或偏近于屈，或兼具庄、屈两种成分。”［13］24-25白居易则为“兼具庄、屈两种成分”之诗人。

元稹的贬谪经历与白居易相似，他在元和五年（810）为劾贪官河南尹房式事，受到内外权臣的嫉恨，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在江陵时曾作《楚歌十首》，其十云：“八荒同日月，万古共山川。生死既由命，兴衰还付天。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然。”［14］卷4诗中既没有怨恨，也没有赞叹，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视角，对楚国的历史及屈原的愤慨与幽恨作理智的评判。故清人黄叔灿《唐诗笺注》卷3云：“此首言山川日月终古不改，人之穷达总由天命，如王粲之赋《登楼》，屈平之作《离骚》，空自结恨，江流宛然而幽恨总难伸也。”又元稹《表夏十首》其十云：“灵均死波后，是节常浴兰。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哀哉徇名士，没命求所难。”［14］76元稹在江陵府士曹参军任，逢端午节，有感于当时纪念屈原的习俗而作此诗。“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评判的意味也非常浓厚。与白居易一样，元稹也崇尚陶渊明，其《归田》诗云：“陶君三十七，挂绶出都门。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冬修方丈室，春种桔槔园。千万人间事，从兹不复言。”［14］163元和十年（815），元稹出为通州司马，这首诗作于贬谪途中。仕途的失意使他萌生了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但这种向往只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补偿，而不是精神世界的追求。元稹在被贬谪的过程中也兼有屈原与陶渊明的情结，表面上与白居易相似，然而他既没有白居易那样的追求，更没有达到白居易的精神境界。

三

韩愈的贬谪共有二次，一是由监察御史贬官阳山令，原因是论宫市事。后改江陵府法曹参军。二是由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原因是批评宪宗迎佛骨的错误。不久量移袁州，很快又回朝任职。韩愈被贬时期的作品，仍然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屈原情结。

韩愈《湘中》诗云：“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15］184贞元末年，韩愈官监察御史。宫市之弊，谏官论之，德宗不听。韩愈则上章数千言极论之，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贞元二十年（804）赴任途中到达湘中而作此诗。诗中暗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莞尔而笑，鼓木世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16］179-181韩愈以屈子自比，以说明贤者遭黜，而又以渔父咏歌，表明隐者得全，抒写自己的愤激之情。屈原已逝，江水自流，祭奠无处，故诗人怅然若失，更闻渔者自歌，徒添惆怅之怀。无端被贬之牢骚，透露于字里行间。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叙其阳山之贬，与《湘中诗》情调一致：“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泪踪染林。山哀浦思，鸟兽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17］313他在贬谪中怀念屈原之诗还有：《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诗云：“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疑灌共谗谄。”［15］288《晚泊江口》：“郡城朝解缆，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泪，孤臣水底魂。双双归蛰燕，一一叫群猿。回首那闻语，空看别袖翻。”［15］330

第二次贬谪是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其量移途中，虽未免罪，亦值庆幸，故作《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诗：“明时远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讵令随塞雁，南迁才免葬江鱼。”［15］1173第四句用屈原《渔父篇》典故：“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16］179-180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拜国子祭酒。十月未离袁州时，又作了《祭湘君夫人文》云：“前岁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惧以谴死，且虞海山之波雾瘴毒为灾以殒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祷于神。神享其衷，赐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启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获位于朝，复其章绶。退思往昔，实发梦寐，凡三年，于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17］324则韩愈无论在贬谪过程中，还是量移或内召的时候，都会想到屈原与屈原作品中描写的神灵。

李绅的贬谪，主要是长庆四年（824）由户部侍郎贬为端州司马。有关南贬时涉及屈原的诗作，只有《涉沅潇》一首，而仅这一首诗就将其贬谪时的屈原情结表现得淋漓尽致：“屈原死处潇湘阴，沧浪淼淼云沉沉。蛟龙长怒虎长啸，山木波浪深。烟横日落惊鸿起，山映余霞杳千里。鸿叫离离入暮天，霞消漠漠深云水。水灵江暗扬波涛，鼋鼍动荡风骚骚。行人愁望待明月，星汉沉浮鬼号。屈原尔为怀王没，水府通天化灵物。何不驱雷击电除奸邪，可怜空作沉泉骨。举杯沥酒招尔魂，月影氵晃漾开乾坤。波白水黑山隐见，汨罗之上遥昏昏。风帆候晓看五两，戍鼓远山响。潮满江津猿鸟啼，荆夫楚语飞蛮桨。潇湘岛浦无人居，风惊水暗惟鲛鱼。行来击棹独长叹，问尔精魄何所如。”［18］5 462-5 463这首诗是回忆自己南贬时经过沅潇之作，前面12句既伤悼屈原，亦以自悼，通过苍茫阴晦的背景烘托，表现了逐臣的悲愤与感伤。自“屈原尔为怀王没”句以下，则对屈原招魂与哀悼，并寄希望于神灵驱除奸邪，实则上也是作者对现实失望后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的流露。结语仍感前途渺茫，不知所之。与韩愈诗相同的是，诗所表现的都是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侧重于个人情怀的抒发。卢燕平对于李绅诗歌的基调曾作过总体的概括：“分析李绅诗歌表现的主要心态，也可见他是一个善于表现一己情怀的主观型诗人。”［19］这个判断大致是不错的。由此可见，李绅与韩愈的屈原情结，既不同于刘禹锡、柳宗元与屈原贯通的骚怨精神，也不同于元稹、白居易的理性审视。

四

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与初盛唐贬谪的诗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南贬的诗人中，初盛唐主要有宋之问、沈亻全期、杜审言、张说、张九龄等，更为重要的是，伟大诗人李白在“安史之乱”后流放夜郎，在其原有屈原情结的基础上，加上了愤激与不平的内涵。沈宋二人本为宫廷诗人，南贬之后，不幸的命运与南方的风物使得他们的诗风有了改变，在诗中注入了真情，回旋着忧伤，也对屈原的贬谪生涯产生了一定的感受。宋之问《送杜审言》诗云：“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20］398

张说在武后时被张昌宗、张易之构陷而贬于岭南，又迁岳州，有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泽一老翁。’则知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宽，贾谊非流窜不能作赋以自安。”［21］卷294虽未见张说直接咏叹屈原的诗作，但他贬谪后的作品多危苦悲切之词，则与屈原、贾谊的遭遇与情怀是相通的。

张九龄本身为南方人，又被贬于始安，“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3］263。他是把屈原的精神作为自己理想人格来追求的。如其《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18］571这首诗是张九龄的代表作品，“主旨是承屈原《离骚》中‘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一句的意思而来。它强调的是诗人品德的自我修养，抒发了诗人对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之情”［22］121。其化用楚辞意象之诗还有《杂诗五首》之三：“酷在兰将蕙，甘与葵与藿。”［18］570

但是中唐贬谪诗人，对于具有同样贬谪命运的盛唐名相张九龄是颇有微词的。因为唐人之贬谪南荒，与张九龄有很大关系，他曾向皇帝提出了“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建议，受到玄宗皇帝的采纳，从此，交通困难，气候恶劣，山川阻隔，有去难归的岭南、湖南地区，就成为罪臣的去所。《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积岁在湘醴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求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1］4211对张九龄的所为，颇为不满。

李白对于屈原，因为具有共同的浪漫情怀，故其一生都处于对屈原的赞叹与向往中。他的作品中涉及屈原者有接近20篇之多。首先是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他的《拟恨赋》云：“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楸。……永埋骨于渌水，怨怀王之不收。”［23］15《古风》其五十一云：“比干谏而死，屈原窜湘源。……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23］148《行路难》其三云：“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23］191《赠汉阳辅录事》云：“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23］582其次是对屈原作品加以仿效。他有《代寄情楚辞体》，就是仿效《楚辞》所作的诗，有“恨独宿兮伤离居”，“横流涕而长嗟，折芳洲之瑶花”［23］1182等句。第三是对屈原景仰与赞赏。《古风》其一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23］87《江上吟》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23］374第四是将屈原引为自己的望中知友，甚至以屈原自比寄托哀怨的情怀。《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云：“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23］1290《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云：“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23］787《同友人舟行》云：“楚臣伤江枫，谢客拾海月。怀沙去潇湘，挂席泛冥渤。”［23］929《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23］685-686《赠别郑判官》：“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23］733

由上面的论述可见，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与他们的前辈诗人有共同之处，但因时代环境及个体的差异，又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初盛唐贬谪诗人对于屈原，重在表现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尽管也以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比拟，但作品中所抒写的哀苦之词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则是其悲苦与愤懑情怀的表现，他们在政治失意之时，通过对屈原遭遇的慨叹来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并以对屈原文学成就的学习与追求，以求得对政治失败的补偿。他们的屈原情结，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 参 考 文 献 ］

［1］ 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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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半塘.唐声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 柳宗元.柳宗元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林纾. 韩柳文研究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14.

［7］ 刘斧.青琐高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 白居易.白香山诗集［m］.清四部备要本.

［9］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 尚永亮.论白居易对屈原陶潜的取舍态度及其意识倾向［j］.中州学刊,1993(2)：.

［11］ 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2］ 陈伯海.唐诗汇评［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13］ 缪钺.诗词散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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