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会决议十篇

理事会决议篇1

总经理办公会议由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办公室主任参加。会议由总经理主持。会议主持人可根据会议内容，邀请董事长参加或确定其他人员列席。

二、议事、决策内容

（一）研究、落实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经营方针、发展规划、生产经营计划；

（三）公司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中层和分支机构经理人选；

（五）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

（六）违规违纪人员处理；

（七）大额费用支出；

（八）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的授予；

（九）各项考核办法的制定与修改；

（十）汇报各项规章制度检查情况、各项考核情况；

（十一）每月、季度或全年生产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分析；

（十二）需要提交董事长或董事会研究处理的重大事项；

（十三）需要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处理的其他事项。

三、议题的申请和审定

各部、室、公司提出的事项先向分管副总经理报告，由分管副总经理确定提交总经理办公会议讨论议题；在提交总经理办公会议讨论之前，分管副总经理须向总经理汇报，征得同意后方能在会上正式提出。

四、议题的准备和决策

（一）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应事先搞好调查论证，中心要突出，观点要明确，依据要充分，意见要具体。

（二）时间、地点、参加人员、主要内容等由办公室通知。

（三）参加会议人员，都要对讨论的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表明态度，不得弃权。

（四）会议主持人根据讨论情况，最后做出结论性发言，并以此做为会议决议或会议决定。会议主持人的结论发言，要对决议或议定事项的内容及落实时间、承办单位或人员、办理的程序等作出具体要求和明确表述。

（五）会议记录由办公室主任按规定如实记录，会议结束后，送主持人审阅记录内容并签字。

（六）参加会议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纪律，保密期内不得泄密。

五、会议要求

（一）与会人员要在会议召开前5分钟就座，因事不能参加，必须事先请假。

（二）会议期间，会场上严禁吸烟，与会人员不准会客，不处理其他公务，关闭通讯工具，专心听取有关问题的讨论并认真发表意见。

（三）会议保密。参加会议的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纪律，会议内容严格按照会议主持人的要求进行传达，不得私自泄漏需要保密的会议内容和议定事项。

六、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由会议主持人审定并决定是否印发。会议纪要要写明会名、时间、地点、主持人、参加人、记录人，会议的主要内容和议定的事项、议定事项的承办单位和承办人、完成的时间和原则要求等。

会议纪要的分发范围为出席会议的部门和领导。根据需要，经会议主持人批准，可扩大分发范围。凡是不需要印发的会议纪要，但要求办理的事项由办公室通知承办单位办理。

理事会决议篇2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 法人治理结构 理事会

中图分类号： G2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2-0007-03

Abstract The Shenzhen Library Board is a consultative and policy decision-making body of Shenzhen Library and i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verall strategic direction and planning of Shenzhen Library. It carries out its duty of key matters consult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of the Library. Its board members are consisted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government bodies， social sectors and library field. All board members are selected or appointed by Shenzhen Bureau of Culture， Tourism and Sports. The Board is not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daily operation of Shenzhen Library and it carries out its important duties through the Board mettings. 1 refs.

Keywords public library； corporate governance； library board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在新政策、新制度的探索上历来敢于先行先试，为全国改革破难题、作示范。为推进事业单位体制机制创新，2007年深圳率先在全市选取10个适宜组建理事会的事业单位，开展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工作。深圳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成为首批试点单位。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准备，深圳图书馆理事会于2010年正式成立，实际运行已三年有余。理事会是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当前全国公立医院、公立学校、公共图书馆等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大多以组建理事会为标志，迈出法人治理结构建设的第一步。本文对深圳图书馆理事会三年来的实施运行情况进行梳理，以期为业界提供参考借鉴。

1 理事会的定位与职能

根据《深圳图书馆理事会章程》，深圳图书馆理事会的定位是议事和决策机构，负责确定深圳图书馆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行使重大事项议事权和决策权。理事会对深圳市文体旅游局负责。

理事会的基本职能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业务职能：对图书馆章程与基本管理制度、长期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与年度工作报告，理事会具有审议决定权。

人事职能：对于市文体旅游局提名推荐的馆长（行政执行人）人选、馆长提名推荐的副馆长人选具体审议权；对于理事会专业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组成人员具有聘任和更换权；对于馆长、管理层、专业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的年度工作及图书馆绩效具有评估权。

财务职能：对图书馆财务预算草案、薪酬分配方案具有审议权。

社会职能：促进图书馆与政府、与社会公众的沟通。

2 理事的构成、产生方式与委任程序

深圳图书馆理事从构成上大体分为三类：政府部门代表、社会人士代表和图书馆代表。目前理事暂定11名，其中政府部门代表2名，来自市文体旅游局；社会人士代表7名，其中社会科学界1名，文学艺术界1名，科技界1名，教育界1名，图书情报界2名，读者代表1名；图书馆代表2名，一名是行政执行人，另一名为职工代表。

从理事产生方式上来看，政府部门代表理事由市文体旅游局委派，一名是分管图书馆业务的副局长，一般情况下被委任为理事长；一名是主管业务处室的负责人。政府部门理事如果其工作岗位、工作职责发生变化，通常换由接任其工作的人担任理事。社会人士理事由图书馆行业组织或市文体旅游局认可的其他民间组织推荐。当前理事中有社会科学、教育与国学、图书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亦有科技与产学研方面的管理者、艺术家和律师等，均由其所在行业协会、学会或机构，按照《深圳市事业单位社会人士理事资格条件及推荐程序规则（试行）》（深事改办[2008]1号）的规定推荐产生。图书馆理事中，行政执行人（馆长）是当然理事，亦为执行理事；职工理事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选举产生。

从理事委任程序来看，理事采用选任制或委任制产生，由市文体旅游局履行任免程序。政府部门理事需按规定报组织或人事部门核准；社会组织确定理事人选后，向市文体旅游局推荐并由其委任，市文体旅游局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社会组织推荐的理事。理事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理事空缺时按规定程序补充并委任，新任理事完成当届余下任期。

3 理事的任职资格与权利义务

理事的任职资格主要包括：（1）责任与诚信：热衷社会公益，具有社会责任心及良好的个人诚信；（2）热爱图书馆：热心图书馆事业，维护图书馆的权益和社会声誉；（3）资历与能力：在所属领域拥有一定的资历和声望，能客观、独立地表达专业意见，具备与担任图书馆理事所需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理事的基本权利包括：（1）议事与决策权：出席理事会会议，对图书馆重大事项行使表决权；（2）监督权：监督管理层执行职务行为、图书馆资金有效使用及公益目标实现情况，对违反法律法规、法人章程或理事会决议的人员提出罢免建议；（3）提案权：有权提议召开临时理事会会议，向理事会会议提出提案等。

理事长除享有理事权利外，还负责召集理事会会议，签署理事会重要文件，并享受有一项特别职权，就是当理事会会议的表决票数相同时，有权投决定票。执行理事还行使以下职权：定期向理事会汇报图书馆运行管理状况；提请聘任或解聘副馆长；决定聘任或解聘除应由理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以外的人员；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编制年度报告；组织拟订或建议修改图书馆用人规模、机构设置、图书馆章程和基本管理制度等。

理事的基本义务包括：（1）守法与尽职：遵守法律法规、图书馆章程和理事会章程，在理事职责范围内勤勉履职、谨慎决策，完成理事会委托的任务；（2）关注图书馆：了解图书馆的使命、政策、服务内容，关注图书馆变化与发展，维护图书馆利益；（3）回避义务：不得通过理事会任职获取任何非法利益等。

借鉴国外公立机构或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管理模式，深圳图书馆理事为不授薪的社会公益职位，不能领取薪酬，可获得一定合理的交通费补贴。

4 理事会会议

理事会不直接参与图书馆管理和干预图书馆日常事务，理事会会议是其行使议事权和决策权的重要方式。按照章程规定，理事会会议一般一年不少于两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理事长应在10个工作日内召开临时会议：（1）理事长认为必要时；（2）三分之一以上的理事联名提议时；（3）图书馆馆长提议时。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理事长应当立即召集理事会会议。会议通常由理事长主持。

会前事项：（1）确定会议议题。会议议题主要根据理事会章程确定。理事在职权范围内可提交补充议题，补充议题须在会前以书面方式提出，由理事长决定是否列入当次会议议题。到2013年底深圳图书馆理事会已召开八次会议，会议议题主要涉及审议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重点、馆长与副馆长人选、专业技术岗位晋级方案等。（2）发送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会议通知及有关材料一般应提前以电子邮件、书面或口头形式通知各位理事，并载明会议内容等事项。理事会会议如有变动，须提前通知各位理事。（3）会前调研与咨询。理事在审议理事会各项议题前，应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重大专业事项应向有关专业机构或专家进行咨询。

会中事项：（1）会议人数要求。理事会会议应由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方可举行。（2）会议表决。理事会会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会议决议实行多数表决原则，即必须超过参会理事的二分之一方为通过。表决方式根据具体表决事项由理事长决定。经协商一致，所有参会理事一致同意的，可采用举手或口头表决方式；经协商意见不一致的，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理事因故不能出席理事会会议的，政府部门的理事可书面授权本单位一名代表发表意见和行使表决权；社会人士理事可以书面委托其他理事发表意见和行使表决权。涉及全体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需按照有关规定于理事会会议召开之前提请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或审议，理事会在决策时应充分考虑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3）会议记录及签名。理事会会议记录包括以下内容：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和召集人姓名；出席理事的姓名；会议议程和议题；理事发言要点；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方式和结果。出席会议的理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并承担责任。出席会议的理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说明性记载。

会后事项：理事会决议经理事长签署后生效。决议事项按管理权限须报有关部门批准的，须履行报批手续。理事会决议原则上应在五个工作日之内以文件形式发给图书馆执行。

在理事会闭会期间，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如理事会成员有半数以上表示同意，即具有与理事会会议通过的同等效力。

5 理事会制度运行成效与问题

5.1 理事会制度运行成效

理事会制度一是引进了外部治理机制。社会理事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事业一体化管理体制，在管理层人选、业务发展规划、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公益目标的实现程度等重大事项上，理事均具有重要表决权，有益于促进开门办馆。二是拓宽了工作思路。作为整体的理事会一般具备以下条件，如对图书馆的兴趣、社区服务知识、财务管理经验、法律知识、不同的个人背景、辩论技巧等，相当于引进了“社会外脑”，决策视角更加多元，视野更加开阔。三是强化了资金绩效。图书馆年度报告须经理事会审议，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读者服务统计、公共服务经费使用情况往往是理事们关注的重点，从而要求管理层更加合理地安排资金分配比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四是促进了社会沟通。理事通常是社会贤达之士或业界知名人士，能够借助自身社会影响力，通过与政府高层对话、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等多种方式，推广图书馆的行业价值，支持并促进图书馆发展。

5.2 当前理事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理事会决策地位尚未完全落实。由于早期处于试点阶段，各方条件不太成熟，举办部门与理事会之间的委托关系尚未完全形成，理事会在定位上没能完全确定为决策机构，只能行使有限决策权。二是理事会决策支撑机制有待健全。理事会专业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没有及时建立，在人力、财务、审计等专业领域不能为理事会决策提供专业咨询服务。三是理事培训与社会激励不足。理事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对新任理事颇为必要的履职培训没能有计划开展，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引；诸如理事的社会价值、理事宣誓仪式、社会荣誉机制没有在全社会得到确立和宣扬。四是社会力量参与投入的新型发展格局有待推动。目前，政府资金几乎仍是图书馆的唯一来源，理事构成中亦缺乏大企业代表，没有有效建立起适宜的社会力量、社会资本投入机制，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多元化发展格局还任重道远。

6 结语

理事会决议篇3

内容提要: 股东会依照会议议事规则，将众多个体股东的独立意思转换成为公司意思，形成股东会会议决议。会议决议是针对决议事项形成的、内容确定的公司意思，它有别于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应当客观反映股东会会议的全过程，它应当详细记载股东在股东会会议上发表的各种意见，还要记载会议形成的各项决议。会议决议的形成，要经过会议召集和会议表决两个程序。会议决议在作成时，即产生形式拘束力。但是，会议决议只有送达董事和股东以后，才对董事、股东乃至公司产生实质拘束力。未经送达的会议决议，不产生实质约束力。

四、股东会会议决议的形成：会议表决程序

按照通常的议事程序，主持人在宣布召开股东会会议前，应当首先核对到会股东人数、资格以及表决权数，宣布会议召开。其次，应向到会股东说明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到会股东有权提出质询，也有权要求发表意见，公司不仅应当给予必要的时间，还应做出合理答复并提供合理的资料。再次，应当组织股东投票，并算出同意票在有效表决权数中所占比例，宣布是否形成会议决议。最后，到会股东或董事会等应在会议记录上签字，还可以制作会议决议。在上述程序中，普通决议形成的表决权比例、股东表决权的限制以及会议记录的签字等，都是最容易出现争议的问题。

（一）会议决议形成的表决权比例

会议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殊决议。普通决议是针对股东会职权范围内的一般事项作成的，各国公司法通常采用简单多数决定原则，即经代表二分之一有效表决权以上股东的同意，形成会议决议。特殊决议是针对股东会职权范围内的特殊事项形成的，各国公司法通常采用绝对多数决定原则，即经代表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有效表决权以上的股东同意，才能形成特殊决议。然而，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普通决议，我国没有规定决议形成的表决权比例。

1、有限责任公司普通决议形成的表决权比例

通常认为，普通决议的形成，须经代表二分之一有效表决权以上股东的通过。然而，我国公司法第43条仅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却未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普通决议形成的表决权比例。在理论上，可以参照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决议形成的通过比例，即经代表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的股东通过，可形成股东会普通决议。在公司实务中，就只能依靠公司制定章程填补漏洞。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参照股份有限公司普通决议的通过比例，确定有限责任公司形成普通决议的表决权比例，这只是参考国外法律而提出的理论解决方案。我国公司法并未明确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一般形态与特殊形态的关系，将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决议形成的表决权比例准用于有限责任公司，理论依据是充分的[1]，实证法依据却是不充分的。

任由公司章程自定普通决议通过的表决权比例，这体现了立法者对公司自治的尊重，但在技术规范设计上却有明显缺陷。笔者认为，公司法既要尊重公司自治，又要努力填补公司自治或章程规定的不足。其中，尊重公司自治，主要体现为允许公司章程做出有别于公司法规定的条款，或者允许公司条款排除公司法相关条款的适用，而绝不是单纯授权公司章程自行规定。片面强调公司自治或章程自治，而不提供推定适用的法律条款，就无法有效填补公司自治的不足，必将提高公司运行成本和股东的成本，并将导致公司行为处于无约束状态，从而更容易损害公司股东的合法利益。笔者认为，针对有限责任公司普通决议的通过比例，我国公司法应当明确采用简单多数决定原则，并允许公司章程做出例外规定。

2、有限责任公司特殊决议形成的表决机制

两种公司的特殊决议都是针对“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等做出的。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特殊决议须经到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特殊决议须经代表有效表决权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可见，两种公司在修改公司章程的表决机制上是相似的，即须经有效表决权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两种公司初始章程[2]的形成机制不同，在理论上，公司章程的修改也应采用不同程序。但是，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初始章程须经全体股东共同签署，公司章程修却采用多数决定原则并以特别决议做出。这种立法是值得商榷的。股东共同签署的公司章程，在性质上与全体股东签署的合同相似，全体股东享受了公司章程带来的利益，也要承担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采用多数决定原则修改公司章程，相当于认可部分股东有权扩大自己的权利或限制自身义务，这显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在实务上，采用多数决定原则修改全体股东共同签署的章程，对于多数投资者或股东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这种做法很容演变成某种制度陷阱，从实务逻辑来看，公司法要么应当放弃公司章程必须由全体股东共同签署的规则，要么应当采用公司章程修改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规则。

然而，采用修改公司章程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规则，这是难以推行的。一方面，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后，即不再对公司承担义务。股东没有参加股东会会议的义务，更没有自费参加股东会会议的义务，法律也不应强制股东参加股东会会议。另一方面，股东无需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即使股东在公司设立时具备行为能力，在公司存续期间却可能失去行为能力。要求全体股东协商一致修改公司章程，是无法实施的。因此，全体股东协商一致修改章程的做法，不仅没有实施的可行性，还会诱发公司股东会的决策僵局。

相应地，解决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改难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参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形成和修改的做法，允许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也允许按照多数决定原则修改公司章程。在此种新型体系中，初始股东自参与公司设立时起，就确切地知道公司是按照多数决定原则运行的，修改公司章程自应受到多数决定规则的约束。同时，为了满足部分公司和股东的实际需求，可以设定必要的例外条款，即凡是股东共同签署公司章程的，其修改也应采用全体股东协商一致的原则。

（二）表决权的法定限制

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发行普通股，每个普通股只享有一个表决权，这就是所谓的“一股一权”规则。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股权”的术语，公司资本不划分为面额均等的股份，也不存在“一股一权”问题。然而，若以“人民币元”为计量单位，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的是“一元一权”的规则，与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一股一权”在实质上是相似的。然而，“一股一权”和“一元一权”仅为普遍适用的表决权规则，在特殊情况下，公司法可以对股东表决权及其行使做出限制。

1、自有股份和自有股权的表决权问题。股份有限公司的自有股份没有表决权[3]，有限责任公司也存在类似的自有股权问题[4]，然而，公司法并未明确排除自有股权的表决权。笔者认为，参照自有股份限制表决权的规定，也应认定自有股权没有表决权。因为限制或排除自有股权表决权的做法，是对民事权利的重大限制或排除，最好在公司法中做出明确规定。在实务中，如果不排除或不限制自有股权表决权将造成明显的不公平后果，法官可以合理地做出自由裁量。

2、交叉持股中的表决权。对于交叉持股中的表决权，存在两种解决思路：一是禁止交叉持股，即禁止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份。有学者提出，交叉持股的实质，是公司间接持有自己的股份，居于控制地位的公司透过转投资的子公司买回本公司的股份，与公司买回自己的股份无异，有违立法旨意，应为公司法所不许[5]。按照这种观点，既然不允许子公司持有控股母公司的股份，子公司持有的股份自然没有表决权。二是限制交叉持股中的表决权，即认定母公司透过子公司持有母公司的股份没有表决权。相对而言，笔者更倾向于采用限制表决权的做法。因为禁止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份的规定，属于法律规定的行为规范，而不是裁判规范。即使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份的状态不法，却不足以自动产生限制表决权的效果。唯有明确规定子公司持有的母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才能有效约束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份的行为。因此，即使采用禁止说，也应同时引入限制表决权规则。

3、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问题。关联交易主要是股东和公司发生的交易，它在性质上相当于股东自我交易，即股东与公司（另一个自我）之间发生的交易。对于关联交易中的关联担保，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关联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对于其他关联交易，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关联股东必须回避表决。但是，在上市公司中，上市公司章程指引采用了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做法，将关联交易交给非关联股东加以决定[6]。

对于关联担保以外的其他关联交易，笔者认为不宜概括禁止，也不宜全面排除关联股东的表决权。一方面，关联交易属于中性交易，存在形态多种多样。既有直接的关联交易，亦有各种形态的间接关联交易。既有有利于公司的关联交易，也有不利于公司的关联交易。规范关联交易的公司法制度，主要是为了促成公平合理的交易关系，而不是概括地禁止关联交易。另一方面，控制股东在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中，容易出现控制股东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针对此种情况，应当分别做出处理：有时可以采用限制或排除关联股东表决权的措施，有时应当提高股东会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的表决权比例。完全排除关联股东的表决权，或者将关联交易的决定权交给非关联方股东，是不现实和错误的。尤其在一人公司的场合下，排除关联股东的表决权也就是禁止了关联交易，这无疑背离了关联交易的中性特征。

（三）会议记录和决议的签字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会议记录或决议签字不实而引起的诉讼案件很多，各地法院的处理方法差别很大，应当引起足够关注。必须指出，我国公司法规定了会议记录的签署，却没有规定会议决议的签署规则。但因会议决议实为会议记录的组成部分，会议记录的签署规则自应适用于会议决议的签署。

1、股份有限公司会议记录的签署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通常较多，无法要求到会股东在会议记录上签字，在此情况下，公司法规定由会议主持人和到会董事在会议记录上签字，遂成为重要的签字替代方式。然而，会议主持人和到会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或决议，能否准确反映股东会会议和决议的真实状况，在实务上并非没有疑问。

为了确保会议记录或决议的真实性，有些国家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必须办理公证，会议决议和记录也必须办理公证[7]。我国法律未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必须办理公证，但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的，必须聘请律师进行见证[8]。律师见证和办理办理会议公证的实际效果相似，它在提高公司和会议成本的同时，加强了股东会会议的规范运作，有助于保证会议记录和决议的真实性。

对于非上市公司召开的股东会会议，我国公司法既未要求公司办理公证，也未要求聘请律师进行见证，甚至未要求保留股东投票的原始记录，这种做法无法确保会议记录和决议的真实性。笔者认为，公司法至少应当要求公司保留股东投票的原始记录或聘请律师见证，以实现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决议的可验证性。

2、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记录的签署

与股份有限公司会议记录的签署规则不同，公司法第42条第2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制作股东会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在会议记录上签字。问题在于，公司有无权利迫使到会股东签字？到会股东不签字的，是否表明决议程序存在瑕疵？股东未签字的会议记录或决议有无法律效力？

笔者认为，公司有权要求到会股东签署签到册，却无法强制股东签署会议记录和决议。股东拒绝签署签到册的，公司有权拒绝其进入会场或出席会议。然而，到会股东有权对决议事项做出同意、反对或弃权的意思表示，有权在会议的决议票上签字，也有权中途离开会场，不参加会议投票，公司无法强迫到会股东签署会议记录或决议。公司法要求到会股东必须签署会议记录，不仅是不合理和不可能的，也是无法实施的，应当予以删除。

在立法机关删除该条款前，为了合理解释上述签署规则的意义，可将股东签署会议记录或决议的条款解释为法律上的任意性条款。换言之，股东签字不是会议记录或决议的形成条件，会议记录或决议即使未经股东签字，也当然具有法律效力。为了保证股东会会议记录或决议形成的真实性，必须加强配套制度的建设。尤其是在没有强制推行会议记录公证和律师见证制度的现有体系中，只有通过强化董事会等召集人的职责，扩大解释董事的忠实和勤勉义务，尽力保证会议记录或决议的真实性。

对于未经股东签字的会议记录或决议，公司登记机关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登记规则，有权拒绝办理该等决议或记录的登记，使其无法产生已登记会议记录和决议的效力。但是，会议记录或决议不产生登记记录或决议的效力，并不影响决议记录或决议存在的效力，尤其是不影响会议记录或决议在公司内部的效力。

3、假冒股东签字或伪造股东签字

公司法要求到会股东在会议记录上签字，《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提出了会议记录或决议的登记规则，即公司申请办理决议登记时，必须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到会股东签字的会议决议。否则，公司登记机关不予办理登记。然而，公司无法迫使到会股东签字，为了完成法律规定的登记事项，有些公司采用变通方法办理登记，有时出现了行为人假冒或伪造股东签字的情况。因为行为人并未以人的身份签字，事后也无法查明行为人的身份，而公司恰恰凭借假冒或伪造的股东签字，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会议决议备案或登记。受害股东往往是在完成备案或登记后很久，才发现他人伪造或假冒其签字的情况。

笔者认为，对于伪造或假冒股东签字而引发的权利争议，应结合公司法规范的特殊性，本着“欺骗改变了一切”的理念加以处理。首先，公司或董事会有义务核实股东身份，并且保留人的授权委托书，不得受领行为人假冒或伪造签名的投票，从而确保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的真实性。公司或董事受领股东以外的人以股东名义签署的会议记录或决议，应当推定为公司或董事存在过失，并应对受害股东承担责任。其次，对于假冒或伪造股东名义签署的、业已备案或登记的会议记录或决议，属于欺骗手段办理备案或登记的行为。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69条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撤销会议记录或会议决议的备案和登记。最后，只要会议记录或决议存在假冒或伪造股东签字的问题，即使被假冒名义的股东仅持有较少表决权，以至于未发生假冒或伪造也不足以推翻多数派股东同意会议决议的事项，该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和决议程序也属于不合法的，该会议记录或决议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为了纠正伪造或假冒行为造成的违法结果，公司若要形成有效决议，只能另行依法召集新的股东会会议。

五、股东会会议决议的效力要件：会议决议的送达

会议决议的形成，仅说明股东会“已经形成”公司意思，并不说明公司“已经做出”意思表示。股东会作成会议决议，即产生形式拘束力，却不当然产生实质拘束力。会议记录或决议只有送达董事会、公司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后，才产生实质拘束力，才发生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在此意义上，会议决议的送达是股东会会议决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转贴于 （一）会议决议送达的内涵

会议决议的送达，指召集人向相对人告知会议决议及其内容的单方行为。在决议送达中，召集人为送达人，受送达人既可以是董事会和公司，也可以是公司股东或潜在投资者。送达决议是为了让受送达人知晓公司业已形成会议决议的事实，会议召集方式和会议形式不同，受送达人的身份也有所不同。决议送达是具有独特价值的规则，它体现了保护股东知情权的思想，却有别于股东知情权，也不同于公司承担的决议备置义务。

笔者认为，“股东知情权”揭示了股东了解会议决议的事实，却没有表达股东知晓会议决议的手段，也无法揭示与知情权相对应的义务人及其义务状态，其内涵是不确定的，因而不是严谨的法律术语。在实践中，股东知晓会议决议形成的方式多种多样，股东出席会议或与他人交谈、召集人履行告知义务以及出于其他偶然原因，股东都可能知晓会议决议的形成。如果只强调股东知情的事实，很容易忽视召集人或董事会承担的送达义务，从而降低召集人或董事会的义务。同时，会议召集人也可能是董事会以外的监事会或者自行召集会议的股东，如果仅强调保护股东的知情权，就无法表达公司或董事会知晓会议决议的权利。在此意义上，立法者不应只关注股东知情权，更应关注召集人送达决议的义务。

决议送达亦有别于公司或董事会的会议决议备置义务。公司备置会议决议，提供了股东知晓会议决议的事实条件，却不表明股东当然获得了法律保护。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承担的会议决议备置义务[9]。然而，备置会议决议只说明公司在其所在地保存了会议记录或会议决议，甚至表明了股东实现查询权的条件，却无法表达公司应当主动告知会议记录或决议的义务。

必须承认，决议送达、决议备置和股东知情权都是围绕股东知晓会议决议内容而展开的术语，但三者的内涵和侧重点各有不同，选择不同术语，不仅反映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还有助于澄清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会议决议的送达方式

决议送达方式有通知送达和公告送达之分。通知送达，为召集人采用邮寄信函、发送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受送达人告知会议决议形成的事实，它一般适用于公司发行记名股票以及股东人数较少的场合。公司发行不记名股份或股东人数较多的，不宜采用通知送达，而应采用公告送达。公告送达，主要是指通过公共媒体告知会议决议业已形成的事实。公司发出通知或公告后，并未真正知晓决议内容的股东，被推定为业已知晓会议决议的形成。

1、决议送达与决议备案和登记的关系。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会议决议的备案或登记，却未向股东送达该会议决议，在原则上不应视为公司履行了送达义务，不应据此推定股东知晓会议决议的形成和内容。笔者认为，股东没有主动了解决议备案或登记事实的义务，即使公司登记机关接受了决议的备案或登记，也不说明会议决议业已送达股东，也不当然表明会议决议对股东产生实质约束力。公司办理会议决议的备案或登记，是为了确定会议决议的登记效力，它不能替代决议送达规则的价值，不应以备案或登记日期作为履行送达义务的日期。

2、决议送达与会议召集方式关系。必须看到，会议召集人身份不同，会议召集方式也有所不同，而会议召集方式不同，决议送达方式和受送达人身份也有所不同。董事会召集会议的，董事会为送达人，公司及股东或潜在投资者皆为受送达人。监事会召集股东会会议的，监事会为送达人，董事会或公司为受送达人。股东自行召集股东会的，自行召集会议的股东为送达人，董事会或公司为受送达人。在监事会或股东召集会议的情况下，召集人在会议决议形成后，应以通知方式向公司和董事会送达会议决议，再由董事会或公司以通知或公告方式告知股东或潜在投资者，监事会或股东无需直接向股东或潜在投资者发出通知或公告，公司在收到监事会或股东通知后，再以公司成本向股东履行告知义务。

3、决议送达与股东出席会议的关系。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会议，也有权不出席股东会会议。对于到会股东而言，应当推定召集人在会议决议形成时业已履行了决议送达义务。在此情况下，股东仍然有权要求公司提供会议决议的文本，甚至依法查阅会议决议的内容，但公司提供文本或提供查询，只是履行相关法定义务的行为，与履行决议送达义务无关。对于未到会股东而言，公司应当履行决议送达义务。公司或董事会未履行送达义务的，应当推定未到会股东不知晓会议决议的存在和内容。

我国公司法未明确规定会议决议的送达规则，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应当以公告送达方式，向股东或潜在投资者告知会议决议形成的事实。但是，证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或规定，仅适用于上市公司，它不适用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也不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公司法没有规定决议送达规则，公司章程常常缺乏明确规定，有些股东是在会议决议作出后很久，才知晓会议决议的存在，并引发了与公司或董事会之间的争议。

（三）会议决议送达的法律意义

股东会作成的会议决议，反映了公司的“意思”并产生形式拘束力，却并未包含“表示”的因素，因而未必具有实质拘束力。只有将会议决议送达股东，会议决议的效力才及于公司股东。如果公司未将会议决议的形成告知股东，股东也无从知晓会议决议的存在和内容，也就无法要求股东遵守股东会会议决议。即使会议决议仅仅是赋予了股东以某种权利，如果股东无从知晓其权利的存在，也就无从论及股东主张权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决议赋予股东的权利，不仅无法落实，还将变为公司逃避义务的借口。

明确召集人承担的送达决议义务，是正确适用决议撤销制度的重要前提。公司法第22条第2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其中，如何确定该60日期限的起算点，已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该条款所称“决议作出之日”，有学者认为这是指会议决议的形成日期，笔者认为，“决议作出之日”应当指作成并向股东发出会议决议的日期，而不应指决议的作成日期。换言之，在公司履行送达义务之日起的60日内，股东都有权提起撤销会议决议的诉讼。

首先，公司作成会议决议，仅是公司意思的形成。未送达的会议决议在法律上不发生意思表示的效果，也不对股东产生约束力。当会议主持人宣布决议通过时，可以推定到会股东知晓决议业已作成，甚至可以解释为业已向其送达了决议，会议决议应当对到会股东产生约束力。然而，对于未到会股东而言，主持人宣布决议通过是没有法律意义的，股东只有在获得决议文本时，才知晓决议作成的事实。因此，以决议送达或发出日作为决议撤销之诉的起算日期，更为合理。

其次，以会议记录表现出来的会议决议，涉及事项比较复杂。既可能涉及公司管理事务，也可能涉及股东权利和义务。如果会议决议赋予股东以权利，而该决议未送达股东，股东就无从知晓其权利的存在，也无法谈及是否向公司主张权利的问题。如果会议决议规定了股东义务，若不将决议送达股东，股东无从知晓其义务，也就无所谓股东承担履行义务，更不产生股东违反义务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以公司向股东送达决议的次日，作为决议撤销期限的起算点。如果会议决议自作成之日起超过60日，但自送达之日起尚未超过60日，股东有权提出撤销决议的诉讼。公司未向股东送达决议文件的，在原则上不发生撤销权期限的起算问题。

最后，有的股东是在查阅工商登记文件后，才知晓会议决议的存在和内容。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官认为股东业已失去提起撤销决议之诉的权利。由此，有些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得不放弃提起决议撤销之诉的方案，转而提起确认决议无效之诉。在此情况下，法院为了保护受害股东的权利，难免基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现实考虑，扩张解释决议无效之诉的适用范围。这种做法在客观上解决了部分现实问题，却又诱发了更大的法律问题。它不仅增加了决议无效规则适用的不确定性，还容易诱发司法腐败。笔者认为，确认公司承担会议决议的告知义务，是有效地减少损害股东利益案件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送达决议是会议决议产生实质拘束力的重要制度。会议决议在送达相对人以前，主要具有形式拘束力，而无实质拘束力。会议决议在送达相对人以后，才产生实质拘束力。未送达的会议决议，属于未生效的会议决议，不存在撤销决议或者认定会议决议无效的问题。

六、代结语：公司自治与公司法规范的技术性

我国公司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在实际数量上远超过股份有限公司，本应成为最受重视的公司形态，也应成为我国公司法制度的设计重点。然而，与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相比，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在会议决议的形成和效力方面，存在很多制度漏洞，具体规则也极不完善。

导致如此状况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我国公司法修改中，证券监管机关高度重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制度的完善，致力于将在长期监管形成的成熟经验纳入到公司法中，有效地减少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制度的缺陷。但是，在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方面，证券监管和公司登记等政府机关的关注不够，学术研究有欠深入，学者过早地展开了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存废的争论，在客观上制约了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制度的发展和成熟。另一方面，在我国公司法修改中，扩大和尊重公司自治逐渐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立法者在加强公司自治方面付出巨大努力，大量使用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或类似条款，却忽视了公司法规范的技术性特征。

笔者认为，强调公司自治是重要的，重视公司法规范的技术性也是重要的，两者不应偏废。公司作为法律拟制的产物，其技术性特征不言而喻，公司法也必然更多地展现它的技术性特征。当然，提升公司法规范的技术性，必然增加公司法的立法难度，必将增加公司法修改的立法成本。然而，公司法合理展现其技术性特征，有助于提升公司法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和股东的维权成本。在此意义上，如何实现公司自治与公司法技术性规范的更好结合，避免将立法成本转嫁给公司和股东，将成为评价我国公司法立法质量的重要指标。

注释:

[1] 参见叶林、刘向林：论我国公司法立法结构的变革，第16页，载于《政法论坛》，2010年第3期

[2] 本文所称初始章程，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通过的公司章程，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签署的公司章程。相应地，本文所称初始股东，是指在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上签字的股东或投资者，有别于采用增资扩股或受让股权等方式加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3] 见《公司法第》104条

[4] 根据公司法第75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从而自然形成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权。

[5] 参见王志诚：《论从属公司可否取得控制公司之股份》，载于赖源河主编：《商事法争议问题研究》，第8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6] 见《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79条。该章程指引是证监会的行政性指引文件，上市公司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适当修改。

[7] 在德国、日本和法国等公证拉丁联盟国家的法律中，都有股东会会议办理公证的规定。参见叶林著：《公司法研究》，第409-41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理事会决议篇4

录

一、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二、 职工代表大会职权

三、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议事制度

四、 总经理职责

五、 副总经理职责

六、 报告制度

七、 综合部职责

八、 公司行政管理费用开支规定

九、 安全保卫工作制度

十、 保密制度

十一、 招标保密制度

十二、 微机系统管理办法

十三、 档案管理办法

十四、 车辆和驾驶员管理制度

十五、 打字室工作制度

十六、 医疗经费管理办法

十七、 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有关规定

十八、 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十九、 人事管理制度本资料权属文秘资源网，放上鼠标按照提示查看更多资料

二十、 劳动用工管理制度

二十一、 休息休假管理制度

二十二、 员工薪酬待遇管理制度

二十三、 回避制度

二十四、 公司住房货币化补贴实施方案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组织章程

一、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于1995年9月由市政府批准成立，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独资公司。目前资产总额14·5亿元。主要负责城市污水处理、排水工程建设、运营维护、管理服务、污水处理费收取等工作。

二、公司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严格遵循《公司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实现排水、污水处理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营主体企业化、运行管理市场化，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大力推进企业管理创新，促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三、根据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和相互协调的原则，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

四、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有权选举和更换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审议和批准财务预决算、收益分配方案等重大事项。

因为排水公司现为国有独资公司，故暂未形成股东会，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但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增减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等，必须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来决定。

五、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成员由股东代表和其他方面代表组成，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体负责公司计划、人事、筹融资管理工作。董事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进行决策和聘任经理等。董事会实行集体决策和过半数通过的原则。董事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

六、总经理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最高主管，主持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总经理实行董事会聘任制，依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行使职权，并对董事会负责。

七、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公司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监事会对股东会负责，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对董事和经理行使职权的活动进行监督，防止滥用职权。

八、排水公司下设九个部：综合部、计财部、总工办、拆迁部、运营部、工程一部、工程二部、工程三部、收费部。

职工代表大会职权

第一条 职工代表大会是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它接受企业党的基层委员会的思想政治领导，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二条 定期听取经理会的工作报告，审议公司的经营方针、长远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重大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计划、职工培训计划、财务预决策和自有资金使用分配计划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就上述方案的实施作出决议。

第三条 审议通过经理会提出的经济责任制方案、工资调整计划、奖金分配方案、劳动保护措施方案、奖惩办法及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

第四条 审议决定职工福利基金使用方案、职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方面的重大事项。

第五条 评议、监督公司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并提出奖惩和任免的建议。也可根据上级的布置，民主选举经理，报主管机关审批。

第六条 企业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负责职工代表大会的日常工作。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议事制度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规范决策行为和议事程序，确保高效、统一、科学地进行决策，使公司资产保值增值，特制定本议事制度。

一、公司支部会议

（一）会议讨论决定的内容及职能：

1、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领导机关指示的贯彻执行；

2、公司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精神文明和企业文化建设；

3、加强对职工代表大会的思想政治领导和对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支持这些组织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4、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培养、考察和监督，考察和推荐中层和公司级副职行政干部，对经理会提名的行政干部提出意见和建议，负责对党群干部的任免、考核和管理；

5、对公司经营管理中重大问题的决策、中长期工作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支持经理会依法行使其职权，实行统一领导，协调好经理会与职工代表大会群众组织的关系；

6、研究分析公司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二）会议制度：

1、公司支部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由支部书记主持，支部成员出席。根据需要可通知有关人员列席；

2、除紧急情况外，支部成员不到三分之二，不得开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

3、支部会议议程应提前通知参加会议人员。会议期间，不搞临时动议。

4、支部会议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讨论决定的问题，支部书记应组织大家充分讨论，集思广益，然后根据多数支部成员意见归纳决定。

二、公司经理办公会

（一）公司经理办公会是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议定事项、布置工作、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研讨问题的行政工作会议。

1、公司经理办公会对本公司的工作事项实行会议审议和传阅审议两种方式进行。重要事项采用会议审议形式，一般事项采用传阅审议方式。

2、采用审议传阅方式时，综合部应将相关资料送达分管经理和职能部室，并将审议处理意见汇总，报总经理阅知或审定。

3、公司经理办公会一般每月召开两次，由公司总经理主持可总经理委托副总经理、总工主持，如遇特殊情况，可以临时召集。

4、公司经理办公会的出席人员：公司领导、部门负责人。总经理认为必要时，可扩大会议参加人员。

5、公司经理办公会议议题由综合部在开会前两天收集，并将开会的时间、讨论的主要事项提前通知参加会议人员。各部门提交办公会讨论的议题，要在会前做好调查、论证等准备工作，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否则不予审议讨论。

6、参加会议人员不得无故缺席，不得迟到早退；因故不能出席或中途离会者，须经会议主持人同意。

7、行政例会对所议议题要充分讨论研究，发表意见，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确定有关事项的决议。

理事会决议篇5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是指仲裁机构或仲裁庭依据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约定的某种情况发生时对某一特定的争议享有审理并做出裁决的权利，是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有权对特定的国际商事争议进行审理并做出有拘束力的裁决的依据。

管辖权异议就是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审理案件并做出裁决的权力提出抗辩，以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管辖权问题是仲裁程序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否存在仲裁管辖权，对于仲裁庭和当事人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它是仲裁程序进行的基石和条件。管辖权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没有管辖权，即使做出了裁决书，也可能被法院撤销或者拒绝执行。

对仲裁管辖权的异议，按照异议所针对的对象划分，可分为针对仲裁机构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针对仲裁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前者只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后者既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也可能发生于临时仲裁中。

如果按照所提异议是否涉及仲裁管辖权之根本所在，也可将管辖权异议分为两类：一类是部分异议，一类是完全异议。对提交仲裁庭的仲裁请求或反诉请求中的某些问题是否属于仲裁管辖范围而提出质疑，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部分异议。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进行有关仲裁活动的权力，则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完全异议。

如果按照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内容来划分，可以分为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的异议和仲裁庭行使管辖权不当的异议。第一种情形是指当事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协议无效等原因使得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后一种情况指仲裁庭有管辖权但没有恰当行使，包括仲裁庭超越管辖权和裁决并未解决当事人所提交的全部争议，即通常所说的超裁和漏裁。

二、管辖权异议的依据

（一）裁决程序中

概而言之，仲裁管辖权来自于当事人的协议以及法律规定对该协议效力的限制。从立法和实践来看，仲裁机构或仲裁员以及法院在确定仲裁管辖权时主要考虑下面三个因素：一是当事人之间有无签订有效、可执行的仲裁协议；二是争议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三是提起仲裁的争议事项是否在仲裁机构或仲裁员的受案范围内。而如果一方当事人试图否认仲裁管辖权，理由也主要出在这几方面，使仲裁管辖权足以成立的每一个因素和环节反过来都有可能成为当事人抗辩的理由，即：否认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或可执行性、否认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否认争议事项属于仲裁机构/仲裁员的受案范围。

1，对仲裁协议的异议

仲裁协议是指双方当事人愿意把他们之间将来可能发生或者业已发生的争议交付仲裁的协议。它是确定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被称作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仲裁协议具有法律拘束力，一方面，仲裁协议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依据，一旦发生仲裁协议范围内的争议，当事人不得单方就同一争议向法院；另一方面，仲裁协议也是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受理争议案件的依据，是仲裁机构取得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4条第3款明文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时必须提交仲裁协议；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条规定：申诉人提交的仲裁通知书应包括所根据的仲裁条款或另行规定的单独仲裁协议。可见，仲裁协议的核心作用是确立、保障仲裁管辖权。

对仲裁协议的异议主要是当事人提出仲裁协议是无效的或不可执行的。例如，在申请人东方电力安装股份公司与被申请人辽宁对销贸易公司的案件中，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双方没有约定明确的仲裁条款。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的条款为“一切因执行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可通过被告国对外贸易仲裁机关裁决。”被申请人认为对仲裁机关约定不明确，根据仲裁法第16条，该仲裁条款是无效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于2000年11月做出裁定认为，《仲裁法》第16条关于仲裁协议应当具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不仅包含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写明了仲裁机构的名称这种形式，还包含双方虽未写出仲裁机构的名称，但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合理确定出特定的仲裁委员会这种情况。否则，许多在实践中可操作的仲裁条款将因其措辞不够规范而无效，影响当事人实现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愿望。本案中尽管双方当事人的所在国俄罗斯和中国目前都有多家涉外仲裁机构，但在本案合同签订的时候，即1995年3月和6月，中国的涉外商事仲裁机构只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一家，因此尽管仲裁机构的名称在仲裁条约中没有明示，但通过申请人提起针对中方仲裁的行为已将仲裁机构特定化，从而符合仲裁法第16条关于“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因而仲裁委员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还有对仲裁协议的存在和效力并无异议，但是对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有异议的。申请人共荣火灾海上保险相互会社与被申请人青岛金岛海珍品养殖有限公司一案中，被申请人与三协会社于1996年6月签订了销售合同。后因货物有问题，申请人按照保险合同陪付给三协会社8，087，155日元，并取得代位求偿权。申请人因此依据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从未签订过仲裁协议。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被申请人和三协会社之间存在仲裁条款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的问题是作为保险公司的申请人在取得代位求偿权之后是否有权依据该仲裁条款对被申请人提起仲裁。本案的管辖权问题则转化为已取得代位求偿权的申请人能否享受原债权人所有权利，包括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

仲裁委员会认为，合同债权转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保证原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的地位不因某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而得到改变。如果允许受让人在接受合同中其他权利的同时排除接受仲裁条款的管辖，则导致被转让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无法行使原合同中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权利，因而改变了其在原合同中的地位，也违背合同法关于权利转移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转让合同其他权利的同时唯独将仲裁条款排除在外是没有道理的。因而仲裁委员会认为，仲裁条款随着根据贸易合同和保险合同转移的追索权而转移，仲裁条款不仅约束原贸易合同的当事人，而且约束代为行使贸易合同中追索权的保险人和原贸易合同中相对于转让方的另一方当事人。在本案中，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同时约束作为保险公司的申请人和销售合同的另一方被申请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有权依据该仲裁条款提出仲裁申请。因而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有管辖权。

2，对可仲裁性的异议

国际商事仲裁只适宜于一定特性的争议，这是各国仲裁法及相关国际立法都认可的原则，也就是说，对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并不见得都可以由仲裁员行使实体管辖权，仲裁员或法院首先必须确定有关争议事项是否在仲裁范围之内，可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这就是所谓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问题。概言之，可仲裁性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对仲裁范围施加的一种限制，即一些争议可以仲裁解决，而另一些争议却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1923年日内瓦《仲裁条款议定书》将仲裁协议事项限制在“商事问题或者其他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的问题”。1958年《纽约公约》则规定有商事保留条款。其缔约国可以声明“本国只对根据本国法属于商事的法律关系，不论是不是契约关系，所引起的争执适用本公约”，从而把非商事争执排除在适用《纽约公约》之外。大约37%的缔约国包括如美国、加拿大、韩国和中国这样主要的贸易国家采用了此项保留。可以看出，这些普遍性条约对可仲裁性与非可仲裁性的界限并未作具体划分，这是由于可仲裁性的背后是一国的公共政策，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概念实际上是对仲裁范围施以的一种公共政策限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出于本国公共政策的考虑，决定哪些问题可以通过仲裁解决，哪些问题不可以通过仲裁解决。根据仲裁制度本身特殊性和目前国际上通行做法，各国在确定仲裁管辖范围时，已形成几项原则：（1）仲裁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必须是平等主体；（2）仲裁事项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实体权利；（3）仲裁事项是民商事争议，一般表述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争议”。

关于可仲裁性问题，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这两条分别以概括和列举排除方式界定了中国商事仲裁的适用范围。

涉及犯罪的刑事案件显然是不可以仲裁的，在CIETAC受理的案件中，就有当事人以此为理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在申请人新博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KindFullLtd.一案中，申请人称其已向被申请人支付了303，000美元货款，但未收到合同项下的货物，因此要求被申请人退还其货款，并赔偿相应损失。被申请人认为，是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伪造提单和品质证书，骗取货款，已以诈骗案向洛杉矶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报案。因此，本案是一刑事案件，不是经济纠纷，不应提交仲裁处理。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所订的是货物买卖合同，双方之间是货物买卖的民事法律关系；被申请人所称的货物装船人、交单人并非本案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并且，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是对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的诈骗行为进行侦讯，而不是对本案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因其货物买卖合同所发生的争议进行审理。因此，这不能成为否定仲裁委员会依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而对他们之间在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产生的本案争议的管辖权的理由。因而仲裁委员会具有管辖权。

另外，《仲裁法》第77条又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也就是说，将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排除在商事仲裁范围之外，不适用仲裁法有关制度和规定，对此类纠纷适用另外的非商事仲裁制度。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类纠纷与一般意义上的商事仲裁相比较具有特殊性，表现在：第一，对劳动争议的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一般都不需要事先签订仲裁协议，只要当事人一方申请，即可进行仲裁。第二，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实行地域管辖原则，而不像商事仲裁当事人可以不按行政区划，任选一个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第三，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实行的是先仲裁后审判制度，当事人不服裁决，还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讼，而不像一般的商事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

3，对仲裁机构受案范围的异议

现代国际商事仲裁主要是机构仲裁，各国的仲裁机构可谓形形，机构林立。所有这些仲裁机构，出于种种原因，有的只受理国际或涉外的案件，有的只受理非国际或涉外的国内案件，有的则受理全部的国内、国际案件；有的把自己的受案范围限制在某一专门领域如专事海事、油脂与咖啡等农产品或工程等方面争议的仲裁，另一些机构则是综合性的，只要是可仲裁的争议均可提交其解决。仲裁机构在决定其对某一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时，必须要考虑到受案范围的问题，法院在决定是否强制执行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个问题。

对这一问题，在仲裁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的国家并不多见，大多数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对本机构的受案范围则有所规定。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条限定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职能是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性的商事争议，但根据仲裁协议，仲裁院也处理非国际性商业争议；1994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未规定受案范围，该中心不仅可受理国际上私人间的知识产权争议，也可以受理其他争议。

仲裁机构应当遵守自己的受案范围，即使该范围是仲裁机构自己划定的，对其仍有强制力。仲裁机构受理了权限以外的争议，对方当事人有可能认为该争议对该机构来说是不可仲裁的，该机构不具有管辖权。根据《纽约公约》第2条、第5条或有类似内容的法律，对这种裁决法院可拒绝承认和执行。

中国曾经是实行双轨制的仲裁制度：CIETAC受理涉外或国际性经贸争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专事处理海事争议，而其他三千多个国内仲裁机构主要受理无涉外因素的国内纠纷。而1996年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96〕22号）打破了仲裁的双轨制。其第3条规定：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受理国内仲裁案件；涉外案件的当事人自愿选择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受理。这意味着新组建的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扩大为综合性的，涵盖民事、经贸、海商等纠纷，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涉外的。在这种情况下，CIETAC也开始谋求成为综合性仲裁机构，在它的2000年仲裁规则中，其受案范围也扩大到“当事人协议由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其他国内争议”。可见，尽管对此褒贬不一，中国仲裁制度的双轨制已在事实上融合。

上述三点是法院或仲裁员确定仲裁管辖权应考虑的主要因素。但这并不是绝对的，确定仲裁管辖权时，根据争议的具体情况，可能还有其它的一些实际因素需要考虑，比如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也是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一个重要依据。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二）裁决做出后

在裁决做出以后，当事人对裁决提出异议要求撤销时，或者要求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时，法院同样要考虑管辖权的问题。这一阶段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依据除了上述理由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仲裁庭没有恰当行使管辖权，出现了超裁或者漏裁的情况。仲裁庭超裁，意味着仲裁庭虽然有权仲裁某一纠纷，却以超越权限的方式对某些事项做出裁决。比如，仲裁庭就当事人未交付仲裁的事项或者虽提交仲裁但在仲裁协议范围之外或仲裁范围之外的事项做出裁决，或者仲裁庭没有按照当事人的授权及法定的权限做出裁决；仲裁庭漏裁意味着仲裁庭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当事人提交的争议，还有部分仲裁请求没有获得解决。

无论是在国内仲裁法中，还是在国际商事仲裁公约中，仲裁庭恰当行使管辖权，不得超裁或漏裁都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在法国，当事人在法国法院可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的不多的几条理由中，有一条即为“仲裁员未依照其任务进行裁决”。中国1994《仲裁法》第58条中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美国联邦仲裁法中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也有一条就是“仲裁员超越权力或者没有充分运用权力”。德国、英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仲裁法均有类似规定。1958年《纽约公约》中也规定，如果证明：“裁决涉及仲裁协议所未曾提到的，或者不包括在仲裁协议规定之内的争议；或者裁决内含有对仲裁协议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拒绝承认和执行该项裁决。公约还进一步规定，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内事项的决定，如果可以和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外的事项的决定分开，则该部分的决定仍可予以承认和执行。

三，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管辖权

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由谁来裁判这一异议呢？这在提起仲裁申请阶段和裁决做出后的阶段都比较好判断，因为这两个阶段都属于司法阶段，当事人通常都是直接向法院提出有关仲裁管辖权的异议。例如，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当事人提起仲裁时，因对仲裁管辖权有异议而拒绝参加仲裁，且直接向法院要求法院对异议做出决定；在裁决做出后，当事人也可能以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为由，向法院提出撤销裁决之诉。在这两个阶段当然只能由法院来行使管辖权。但在裁决进行过程阶段就比较复杂了，是由仲裁庭本身、仲裁机构，还是由管辖法院来判断呢？这就是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管辖权问题。大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都采取了管辖权/管辖权理论，即由仲裁庭来决定自己对特定案件有没有管辖权。在中国，情况就要特殊一些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分两个层次，一是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各自权限的划分问题，二是仲裁庭和仲裁机构各自权限的划分问题。

（一）管辖权/管辖权，司法程序还是仲裁程序

中国仲裁法中的有关规定只有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这个法律规定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中国仲裁法中没有明确提到管辖权异议，而代之以对仲裁协议的异议，这是不全面的。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本身没有异议，但就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或受案仲裁机构的权限而提出管辖权异议，如何处理似乎从《仲裁法》上找不到依据。在这个问题上，CIETAC加以了补救，其仲裁规则关于管辖权抗辩使用了“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的用语，显然是同意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不仅仅是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即使是只谈仲裁协议，仲裁法第二十条也是不完整的，它只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请求就“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决定，而没有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所产生的异议问题做出规定。第二，从这条规定的本身来说，它也规定得过于简单，不具备应有的操作性。它表明，目前中国的法律制度承认仲裁机构有权决定自己对特定仲裁案件是否有管辖权，但同时认为法院的决定具有优先的效力。这实质上是一种折衷方案，而且没有具体表明折衷的结合点和分界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释〔1998〕27号）《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所反映的也是这种折衷的思路，但操作性更强一些。

这一司法解释的第三点规定：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另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已做出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仲裁机构接受申请后尚未做出决定，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同时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

这一司法解释的第四点规定：

“一方当事人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并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人民法院依法做出仲裁协议有效或者无效的裁定后，应当将裁定书副本送达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复仲裁或者撤销仲裁案件。

人民法院依法对仲裁协议做出无效的裁定后，另一方当事人拒不应诉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原受理仲裁申请的仲裁机构在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后仍不撤销其仲裁案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该司法解释的用意是要解决仲裁机构与法院之间可能出现的决定管辖权的管辖权冲突，以及两者就同一管辖权争议的决定的实质性冲突，弥补仲裁法规定之不足。但是，试想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如果仲裁地在外国，且为临时仲裁，但案件被申请人是中国国内公司，该被申请人在国内法院要求确认有关仲裁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将如何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裁定书副本如何送达哪一个仲裁机构？由此可见，该司法解释针对的主要是国内仲裁和机构仲裁。在纷繁复杂的经济贸易交往中，我们不能也不应只考虑到国内的机构仲裁而无视临时仲裁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仲裁业发达国家的国际仲裁。

（二）管辖权/管辖权：仲裁机构还是仲裁庭

在机构仲裁中，出现管辖权纠纷，是由仲裁机构还是由仲裁庭来决定呢？尽管仲裁机构与仲裁员的出发点和利益是一致的，都是要公平合理地解决争议，包括程序问题的争议。在机构仲裁中，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机构解决的争议都最终是由仲裁员来处理，两者之间是同一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两者作为不同的法律主体，又有各自独立之处，比如，仲裁庭独立公正审理案件时，尤其是审理实体问题时，仲裁机构无权干预，因而两者之间也有不完全同步的地方。所以，究竟应由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来对仲裁管辖权争议做出决断，也是存在争论的。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仲裁庭有权调查对自身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其原因是这是仲裁庭固有的权力，是仲裁庭能正常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力。如《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5.3条规定，仲裁庭能够决定仲裁协议是否存在，有权对自己的管辖权做出决定。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可以对其自身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做出决定。”相比之下，中国规定由仲裁机构来决定对管辖权的异议，是比较特殊的。

《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CIETAC2000年规则第4条也规定，仲裁委员会有权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辖权做出决定。

中国的这种独特做法遭到国内外法学界和仲裁界的广泛批评。

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也有其合理的一面：首先，由仲裁委员会来做出管辖权决定，能够保持一个机构内所有的关于管辖权问题的决定的一致性，避免不同的仲裁庭对相同或类似的情形做出不同甚至矛盾的判断和结论；第二，在仲裁庭组庭之前，当事人很可能就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问题。这时候，当然只能由仲裁委员会就这一问题根据表面证据做出决定，以使仲裁程序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第三，组庭之后，实际操作中，都是由仲裁庭对实体问题做出审理，仲裁委员会都是在仲裁庭实体审理的基础上，按照仲裁庭的意见，以仲裁委的名义做出管辖权决定罢了。既不会出现仲裁委“难以或无法”做出决定，也不会出现仲裁委的决定和仲裁庭“自相矛盾”的情况。

四、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提出

（一）管辖权异议提出的主体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由谁来提出？当事人毫无疑问是提出异议的主体。在仲裁程序中，通常是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裁决做出后，在裁决的异议和撤销阶段，通常由撤销申请人提出；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通常由被申请执行人提出。

问题是在双方当事人都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况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可否主动依职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动否定自己的管辖权？

实践中有过这样的案例。在“地球洋”轮定期租船合同争议案中，双方约定在上海提交仲裁，CIETAC上海分会向申诉人说明海事争议应向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申请人坚持在上海分会仲裁，被申请人应诉且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CIETAC还是以租船合同纠纷属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管辖为由指令上海分会撤销该案。中国政府曾规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是受理海事纠纷的专门机构，虽然理论上经济贸易争议包括海事争议，但习惯上CIETAC不受理海事争议。虽然当事人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但争议的可仲裁性及仲裁庭或仲裁员行使管辖权不得违背仲裁地、裁决执行地的公共政策不因当事人无异议而可以改变，上海分会越权管辖所做出的裁决完全有可能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为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劳动，也出于维护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声誉考虑，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应当可以主动提出管辖权异议，中止仲裁程序的进行。

（二）管辖权异议提出的时限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开始后，无论是申请人还是被申请人，如果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全部或部分管辖权有异议，应及时提出，这是大多数国家仲裁法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所要求的。毫无疑问，当事人及时抗辩管辖权的权利，有助于保证仲裁程序在尊重当事人意愿及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也有助于仲裁庭及时确定自己的管辖权，以免无谓地浪费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概括来说，当事人提出管辖权抗辩的时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第一次实体答辩之前，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86条规定，对仲裁庭管辖权的任何异议必须在任何实体答辩前提出。

2，第一次开庭之前，中国《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如前所述，管辖权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仲裁协议的效力，这一规定缺乏完整性。CIETAC2000年《仲裁规则》有所改进，其第6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提出抗辩，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3，分别异议类型规定不同的时限。以《示范法》为典型，其第16条规定，有关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不得在提出答辩书后提出，但有关仲裁庭超越管辖权的抗辩，应在仲裁过程中知悉出现越权的事情后立即提出。

4，不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限，如国际商会仲裁院1998年仲裁规则中就没有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或范围提出异议的时限。

试观中国仲裁法的规定，“对仲裁协议的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对不开庭的案件怎么办？仲裁法第39条后半段规定，“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可以根据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做出裁决”。对这种不开庭而书面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问题就不能适用仲裁法第20条来解决了。

对这一问题，CIETAC2000年仲裁规则的解决办法是，要求当事人在第一次提出实体答辩前提出管辖权异议。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当事人(被申请人）不提交书面答辩，甚至也不提交任何书面意见的，它是否有权在仲裁程序尚未结束之前任何一个时间点提出管辖权异议呢？已有的明文规定似乎不能阻止他这么做。

笔者认为，关于管辖权的问题只宜一次性解决，不应因为当事人的要求或仲裁员或仲裁机构的原因而得到重新考虑，更不应变更过去的决定。司法程序中，有很多关于程序问题的决定是不允许上诉的，因为有的程序决定是针对程序步骤的时限的，一旦做出，必须立即生效，不可能延后生效，因为时间本身是永不停息前进的，而且允许上诉会使程序的总时间不可避免的延长，而且可能造成程序的混乱。仲裁程序和司法程序作为两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来说，无论选择哪一种，其实体裁判不应该不同，当事人的实体权力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即使少数管辖权决定是值得怀疑的，也不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造成任何损害。相反，如果允许当事人可以不停地找出新理由对管辖权决定提出挑战，要求反复作决定，其后果只能是程序权力被滥用，正常程序被延误，当事人遭受额外经济和时间方面的损失，不合理地增加解决争议的成本。

《仲裁法》第58条、63条、70条和71条规定，没有仲裁协议（仲裁条款），或者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也就是说，没有仲裁管辖权的，仲裁裁决将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这就意味着仲裁程序结束后，当事人（主要是败诉方）还有机会对仲裁管辖权提出异议。这在事实上是抵消了关于管辖权异议的提出的时间上的限制。只要当事人愿意，就能利用这种条款产生拖延实质争议解决的作用。英国法律谚语中由“延误的公正等于不公正”（Justicedelayedisjusticedenied)之说，这种做法似乎和各国民事程序法理论所强调的效率目标是相矛盾的。但是包括纽约公约在内，各国立法都赋予仲裁地法院和仲裁裁决执行地的法院审查仲裁管辖权纠纷的最终权力，无论其他机构或仲裁庭是否审查过这一问题，还得重新再审一次。这种审查，意味着诉讼程序的重开，意味着当事人和有关机构的人力、精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参考书目：

朱克鹏著《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宋连斌著《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宋航著《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赵健著《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韩健著《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版

杨良宜著《国际商务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张艳丽著《中国商事仲裁制度有关问题及透析》，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国际商事仲裁文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版

赵秀文编《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法教学参考资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高菲著《中国海事仲裁的理论与实务》，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谭兵主编《中国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理事会决议篇6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是指仲裁机构或仲裁庭依据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约定的某种情况发生时对某一特定的争议享有审理并做出裁决的权利，是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有权对特定的国际商事争议进行审理并做出有拘束力的裁决的依据。

管辖权异议就是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审理案件并做出裁决的权力提出抗辩，以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管辖权问题是仲裁程序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否存在仲裁管辖权，对于仲裁庭和当事人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它是仲裁程序进行的基石和条件。管辖权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没有管辖权，即使做出了裁决书，也可能被法院撤销或者拒绝执行。

对仲裁管辖权的异议，按照异议所针对的对象划分，可分为针对仲裁机构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针对仲裁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前者只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后者既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也可能发生于临时仲裁中。

如果按照所提异议是否涉及仲裁管辖权之根本所在，也可将管辖权异议分为两类：一类是部分异议，一类是完全异议。对提交仲裁庭的仲裁请求或反诉请求中的某些问题是否属于仲裁管辖范围而提出质疑，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部分异议。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进行有关仲裁活动的权力，则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完全异议。

如果按照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内容来划分，可以分为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的异议和仲裁庭行使管辖权不当的异议。第一种情形是指当事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协议无效等原因使得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后一种情况指仲裁庭有管辖权但没有恰当行使，包括仲裁庭超越管辖权和裁决并未解决当事人所提交的全部争议，即通常所说的超裁和漏裁。

二、管辖权异议的依据

（一）裁决程序中

概而言之，仲裁管辖权来自于当事人的协议以及法律规定对该协议效力的限制。从立法和实践来看，仲裁机构或仲裁员以及法院在确定仲裁管辖权时主要考虑下面三个因素：一是当事人之间有无签订有效、可执行的仲裁协议；二是争议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三是提起仲裁的争议事项是否在仲裁机构或仲裁员的受案范围内。而如果一方当事人试图否认仲裁管辖权，理由也主要出在这几方面，使仲裁管辖权足以成立的每一个因素和环节反过来都有可能成为当事人抗辩的理由，即：否认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或可执行性、否认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否认争议事项属于仲裁机构/仲裁员的受案范围。

1，对仲裁协议的异议

仲裁协议是指双方当事人愿意把他们之间将来可能发生或者业已发生的争议交付仲裁的协议。它是确定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被称作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仲裁协议具有法律拘束力，一方面，仲裁协议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依据，一旦发生仲裁协议范围内的争议，当事人不得单方就同一争议向法院；另一方面，仲裁协议也是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受理争议案件的依据，是仲裁机构取得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4条第3款明文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时必须提交仲裁协议；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条规定：申诉人提交的仲裁通知书应包括所根据的仲裁条款或另行规定的单独仲裁协议。可见，仲裁协议的核心作用是确立、保障仲裁管辖权。

对仲裁协议的异议主要是当事人提出仲裁协议是无效的或不可执行的。例如，在申请人东方电力安装股份公司与被申请人辽宁对销贸易公司的案件中，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双方没有约定明确的仲裁条款。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的条款为“一切因执行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可通过被告国对外贸易仲裁机关裁决。”被申请人认为对仲裁机关约定不明确，根据仲裁法第16条，该仲裁条款是无效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于2000年11月做出裁定认为，《仲裁法》第16条关于仲裁协议应当具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不仅包含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写明了仲裁机构的名称这种形式，还包含双方虽未写出仲裁机构的名称，但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合理确定出特定的仲裁委员会这种情况。否则，许多在实践中可操作的仲裁条款将因其措辞不够规范而无效，影响当事人实现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愿望。本案中尽管双方当事人的所在国俄罗斯和中国目前都有多家涉外仲裁机构，但在本案合同签订的时候，即1995年3月和6月，中国的涉外商事仲裁机构只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一家，因此尽管仲裁机构的名称在仲裁条约中没有明示，但通过申请人提起针对中方仲裁的行为已将仲裁机构特定化，从而符合仲裁法第16条关于“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因而仲裁委员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还有对仲裁协议的存在和效力并无异议，但是对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有异议的。申请人共荣火灾海上保险相互会社与被申请人青岛金岛海珍品养殖有限公司一案中，被申请人与三协会社于1996年6月签订了销售合同。后因货物有问题，申请人按照保险合同陪付给三协会社8，087，155日元，并取得代位求偿权。申请人因此依据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从未签订过仲裁协议。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被申请人和三协会社之间存在仲裁条款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的问题是作为保险公司的申请人在取得代位求偿权之后是否有权依据该仲裁条款对被申请人提起仲裁。本案的管辖权问题则转化为已取得代位求偿权的申请人能否享受原债权人所有权利，包括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

仲裁委员会认为，合同债权转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保证原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的地位不因某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而得到改变。如果允许受让人在接受合同中其他权利的同时排除接受仲裁条款的管辖，则导致被转让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无法行使原合同中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权利，因而改变了其在原合同中的地位，也违背合同法关于权利转移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转让合同其他权利的同时唯独将仲裁条款排除在外是没有道理的。因而仲裁委员会认为，仲裁条款随着根据贸易合同和保险合同转移的追索权而转移，仲裁条款不仅约束原贸易合同的当事人，而且约束代为行使贸易合同中追索权的保险人和原贸易合同中相对于转让方的另一方当事人。在本案中，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同时约束作为保险公司的申请人和销售合同的另一方被申请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有权依据该仲裁条款提出仲裁申请。因而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有管辖权。

2，对可仲裁性的异议

国际商事仲裁只适宜于一定特性的争议，这是各国仲裁法及相关国际立法都认可的原则，也就是说，对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并不见得都可以由仲裁员行使实体管辖权，仲裁员或法院首先必须确定有关争议事项是否在仲裁范围之内，可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这就是所谓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问题。概言之，可仲裁性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对仲裁范围施加的一种限制，即一些争议可以仲裁解决，而另一些争议却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1923年日内瓦《仲裁条款议定书》将仲裁协议事项限制在“商事问题或者其他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的问题”。1958年《纽约公约》则规定有商事保留条款。其缔约国可以声明“本国只对根据本国法属于商事的法律关系，不论是不是契约关系，所引起的争执适用本公约”，从而把非商事争执排除在适用《纽约公约》之外。大约37%的缔约国包括如美国、加拿大、韩国和中国这样主要的贸易国家采用了此项保留。可以看出，这些普遍性条约对可仲裁性与非可仲裁性的界限并未作具体划分，这是由于可仲裁性的背后是一国的公共政策，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概念实际上是对仲裁范围施以的一种公共政策限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出于本国公共政策的考虑，决定哪些问题可以通过仲裁解决，哪些问题不可以通?俨媒饩觥8葜俨弥贫缺旧硖厥庑院湍壳肮噬贤ㄐ凶龇ǎ鞴谌范ㄖ俨霉芟椒段保研纬杉赶钤颍海?）仲裁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必须是平等主体；（2）仲裁事项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实体权利；（3）仲裁事项是民商事争议，一般表述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争议”。

关于可仲裁性问题，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这两条分别以概括和列举排除方式界定了中国商事仲裁的适用范围。

涉及犯罪的刑事案件显然是不可以仲裁的，在CIETAC受理的案件中，就有当事人以此为理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在申请人新博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KindFullLtd.一案中，申请人称其已向被申请人支付了303，000美元货款，但未收到合同项下的货物，因此要求被申请人退还其货款，并赔偿相应损失。被申请人认为，是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伪造提单和品质证书，骗取货款，已以诈骗案向洛杉矶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报案。因此，本案是一刑事案件，不是经济纠纷，不应提交仲裁处理。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所订的是货物买卖合同，双方之间是货物买卖的民事法律关系；被申请人所称的货物装船人、交单人并非本案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并且，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是对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的诈骗行为进行侦讯，而不是对本案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因其货物买卖合同所发生的争议进行审理。因此，这不能成为否定仲裁委员会依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而对他们之间在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产生的本案争议的管辖权的理由。因而仲裁委员会具有管辖权。

另外，《仲裁法》第77条又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也就是说，将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排除在商事仲裁范围之外，不适用仲裁法有关制度和规定，对此类纠纷适用另外的非商事仲裁制度。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类纠纷与一般意义上的商事仲裁相比较具有特殊性，表现在：第一，对劳动争议的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一般都不需要事先签订仲裁协议，只要当事人一方申请，即可进行仲裁。第二，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实行地域管辖原则，而不像商事仲裁当事人可以不按行政区划，任选一个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第三，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实行的是先仲裁后审判制度，当事人不服裁决，还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讼，而不像一般的商事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

3，对仲裁机构受案范围的异议

现代国际商事仲裁主要是机构仲裁，各国的仲裁机构可谓形形，机构林立。所有这些仲裁机构，出于种种原因，有的只受理国际或涉外的案件，有的只受理非国际或涉外的国内案件，有的则受理全部的国内、国际案件；有的把自己的受案范围限制在某一专门领域如专事海事、油脂与咖啡等农产品或工程等方面争议的仲裁，另一些机构则是综合性的，只要是可仲裁的争议均可提交其解决。仲裁机构在决定其对某一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时，必须要考虑到受案范围的问题，法院在决定是否强制执行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个问题。

对这一问题，在仲裁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的国家并不多见，大多数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对本机构的受案范围则有所规定。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条限定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职能是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性的商事争议，但根据仲裁协议，仲裁院也处理非国际性商业争议；1994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未规定受案范围，该中心不仅可受理国际上私人间的知识产权争议，也可以受理其他争议。

仲裁机构应当遵守自己的受案范围，即使该范围是仲裁机构自己划定的，对其仍有强制力。仲裁机构受理了权限以外的争议，对方当事人有可能认为该争议对该机构来说是不可仲裁的，该机构不具有管辖权。根据《纽约公约》第2条、第5条或有类似内容的法律，对这种裁决法院可拒绝承认和执行。

中国曾经是实行双轨制的仲裁制度：CIETAC受理涉外或国际性经贸争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专事处理海事争议，而其他三千多个国内仲裁机构主要受理无涉外因素的国内纠纷。而1996年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96〕22号）打破了仲裁的双轨制。其第3条规定：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受理国内仲裁案件；涉外案件的当事人自愿选择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受理。这意味着新组建的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扩大为综合性的，涵盖民事、经贸、海商等纠纷，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涉外的。在这种情况下，CIETAC也开始谋求成为综合性仲裁机构，在它的2000年仲裁规则中，其受案范围也扩大到“当事人协议由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其他国内争议”。可见，尽管对此褒贬不一，中国仲裁制度的双轨制已在事实上融合。

上述三点是法院或仲裁员确定仲裁管辖权应考虑的主要因素。但这并不是绝对的，确定仲裁管辖权时，根据争议的具体情况，可能还有其它的一些实际因素需要考虑，比如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也是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一个重要依据。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二）裁决做出后

在裁决做出以后，当事人对裁决提出异议要求撤销时，或者要求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时，法院同样要考虑管辖权的问题。这一阶段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依据除了上述理由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仲裁庭没有恰当行使管辖权，出现了超裁或者漏裁的情况。仲裁庭超裁，意味着仲裁庭虽然有权仲裁某一纠纷，却以超越权限的方式对某些事项做出裁决。比如，仲裁庭就当事人未交付仲裁的事项或者虽提交仲裁但在仲裁协议范围之外或仲裁范围之外的事项做出裁决，或者仲裁庭没有按照当事人的授权及法定的权限做出裁决；仲裁庭漏裁意味着仲裁庭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当事人提交的争议，还有部分仲裁请求没有获得解决。

无论是在国内仲裁法中，还是在国际商事仲裁公约中，仲裁庭恰当行使管辖权，不得超裁或漏裁都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在法国，当事人在法国法院可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的不多的几条理由中，有一条即为“仲裁员未依照其任务进行裁决”。中国1994《仲裁法》第58条中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美国联邦仲裁法中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也有一条就是“仲裁员超越权力或者没有充分运用权力”。德国、英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仲裁法均有类似规定。1958年《纽约公约》中也规定，如果证明：“裁决涉及仲裁协议所未曾提到的，或者不包括在仲裁协议规定之内的争议；或者裁决内含有对仲裁协议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拒绝承认和执行该项裁决。公约还进一步规定，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内事项的决定，如果可以和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外的事项的决定分开，则该部分的决定仍可予以承认和执行。

三，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管辖权

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由谁来裁判这一异议呢？这在提起仲裁申请阶段和裁决做出后的阶段都比较好判断，因为这两个阶段都属于司法阶段，当事人通常都是直接向法院提出有关仲裁管辖权的异议。例如，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当事人提起仲裁时，因对仲裁管辖权有异议而拒绝参加仲裁，且直接向法院要求法院对异议做出决定；在裁决做出后，当事人也可能以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为由，向法院提出撤销裁决之诉。在这两个阶段当然只能由法院来行使管辖权。但在裁决进行过程阶段就比较复杂了，是由仲裁庭本身、仲裁机构，还是由管辖法院来判断呢？这就是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管辖权问题。大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都采取了管辖权/管辖权理论，即由仲裁庭来决定自己对特定案件有没有管辖权。在中国，情况就要特殊一些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分两个层次，一是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各自权限的划分问题，二是仲裁庭和仲裁机构各自权限的划分问题。

（一）管辖权/管辖权，司法程序还是仲裁程序

中国仲裁法中的有关规定只有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这个法律规定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中国仲裁法中没有明确提到管辖权异议，而代之以对仲裁协议的异议，这是不全面的。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本身没有异议，但就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或受案仲裁机构的权限而提出管辖权异议，如何处理似乎从《仲裁法》上找不到依据。在这个问题上，CIETAC加以了补救，其仲裁规则关于管辖权抗辩使用了“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的用语，显然是同意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不仅仅是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即使是只谈仲裁协议，仲裁法第二十条也是不完整的，它只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请求就“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决定，而没有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所产生的异议问题做出规定。第二，从这条规定的本身来说，它也规定得过于简单，不具备应有的操作性。它表明，目前中国的法律制度承认仲裁机构有权决定自己对特定仲裁案件是否有管辖权，但同时认为法院的决定具有优先的效力。这实质上是一种折衷方案，而且没有具体表明折衷的结合点和分界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释〔1998〕27号）《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所反映的也是这种折衷的思路，但操作性更强一些。

这一司法解释的第三点规定：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另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已做出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仲裁机构接受申请后尚未做出决定，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同时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

这一司法解释的第四点规定：

“一方当事人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并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人民法院依法做出仲裁协议有效或者无效的裁定后，应当将裁定书副本送达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复仲裁或者撤销仲裁案件。

人民法院依法对仲裁协议做出无效的裁定后，另一方当事人拒不应诉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原受理仲裁申请的仲裁机构在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后仍不撤销其仲裁案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该司法解释的用意是要解决仲裁机构与法院之间可能出现的决定管辖权的管辖权冲突，以及两者就同一管辖权争议的决定的实质性冲突，弥补仲裁法规定之不足。但是，试想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如果仲裁地在外国，且为临时仲裁，但案件被申请人是中国国内公司，该被申请人在国内法院要求确认有关仲裁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将如何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裁定书副本如何送达哪一个仲裁机构？由此可见，该司法解释针对的主要是国内仲裁和机构仲裁。在纷繁复杂的经济贸易交往中，我们不能也不应只考虑到国内的机构仲裁而无视临时仲裁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仲裁业发达国家的国际仲裁。

（二）管辖权/管辖权：仲裁机构还是仲裁庭

在机构仲裁中，出现管辖权纠纷，是由仲裁机构还是由仲裁庭来决定呢？尽管仲裁机构与仲裁员的出发点和利益是一致的，都是要公平合理地解决争议，包括程序问题的争议。在机构仲裁中，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机构解决的争议都最终是由仲裁员来处理，两者之间是同一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两者作为不同的法律主体，又有各自独立之处，比如，仲裁庭独立公正审理案件时，尤其是审理实体问题时，仲裁机构无权干预，因而两者之间也有不完全同步的地方。所以，究竟应由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来对仲裁管辖权争议做出决断，也是存在争论的。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仲裁庭有权调查对自身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其原因是这是仲裁庭固有的权力，是仲裁庭能正常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力。如《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5.3条规定，仲裁庭能够决定仲裁协议是否存在，有权对自己的管辖权做出决定。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可以对其自身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做出决定。”相比之下，中国规定由仲裁机构来决定对管辖权的异议，是比较特殊的。

《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CIETAC2000年规则第4条也规定，仲裁委员会有权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辖权做出决定。

中国的这种独特做法遭到国内外法学界和仲裁界的广泛批评。

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也有其合理的一面：首先，由仲裁委员会来做出管辖权决定，能够保持一个机构内所有的关于管辖权问题的决定的一致性，避免不同的仲裁庭对相同或类似的情形做出不同甚至矛盾的判断和结论；第二，在仲裁庭组庭之前，当事人很可能就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问题。这时候，当然只能由仲裁委员会就这一问题根据表面证据做出决定，以使仲裁程序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第三，组庭之后，实际操作中，都是由仲裁庭对实体问题做出审理，仲裁委员会都是在仲裁庭实体审理的基础上，按照仲裁庭的意见，以仲裁委的名义做出管辖权决定罢了。既不会出现仲裁委“难以或无法”做出决定，也不会出现仲裁委的决定和仲裁庭“自相矛盾”的情况。

四、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提出

（一）管辖权异议提出的主体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由谁来提出？当事人毫无疑问是提出异议的主体。在仲裁程序中，通常是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裁决做出后，在裁决的异议和撤销阶段，通常由撤销申请人提出；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通常由被申请执行人提出。

问题是在双方当事人都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况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可否主动依职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动否定自己的管辖权？

实践中有过这样的案例。在“地球洋”轮定期租船合同争议案中，双方约定在上海提交仲裁，CIETAC上海分会向申诉人说明海事争议应向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申请人坚持在上海分会仲裁，被申请人应诉且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CIETAC还是以租船合同纠纷属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管辖为由指令上海分会撤销该案。中国政府曾规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是受理海事纠纷的专门机构，虽然理论上经济贸易争议包括海事争议，但习惯上CIETAC不受理海事争议。虽然当事人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但争议的可仲裁性及仲裁庭或仲裁员行使管辖权不得违背仲裁地、裁决执行地的公共政策不因当事人无异议而可以改变，上海分会越权管辖所做出的裁决完全有可能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为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劳动，也出于维护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声誉考虑，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应当可以主动提出管辖权异议，中止仲裁程序的进行。

（二）管辖权异议提出的时限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开始后，无论是申请人还是被申请人，如果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全部或部分管辖权有异议，应及时提出，这是大多数国家仲裁法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所要求的。毫无疑问，当事人及时抗辩管辖权的权利，有助于保证仲裁程序在尊重当事人意愿及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也有助于仲裁庭及时确定自己的管辖权，以免无谓地浪费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概括来说，当事人提出管辖权抗辩的时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第一次实体答辩之前，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86条规定，对仲裁庭管辖权的任何异议必须在任何实体答辩前提出。

2，第一次开庭之前，中国《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如前所述，管辖权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仲裁协议的效力，这一规定缺乏完整性。CIETAC2000年《仲裁规则》有所改进，其第6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提出抗辩，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3，分别异议类型规定不同的时限。以《示范法》为典型，其第16条规定，有关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不得在提出答辩书后提出，但有关仲裁庭超越管辖权的抗辩，应在仲裁过程中知悉出现越权的事情后立即提出。

4，不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限，如国际商会仲裁院1998年仲裁规则中就没有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或范围提出异议的时限。

试观中国仲裁法的规定，“对仲裁协议的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对不开庭的案件怎么办？仲裁法第39条后半段规定，“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可以根据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做出裁决”。对这种不开庭而书面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问题就不能适用仲裁法第20条来解决了。

对这一问题，CIETAC2000年仲裁规则的解决办法是，要求当事人在第一次提出实体答辩前提出管辖权异议。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当事人(被申请人）不提交书面答辩，甚至也不提交任何书面意见的，它是否有权在仲裁程序尚未结束之前任何一个时间点提出管辖权异议呢？已有的明文规定似乎不能阻止他这么做。

笔者认为，关于管辖权的问题只宜一次性解决，不应因为当事人的要求或仲裁员或仲裁机构的原因而得到重新考虑，更不应变更过去的决定。司法程序中，有很多关于程序问题的决定是不允许上诉的，因为有的程序决定是针对程序步骤的时限的，一旦做出，必须立即生效，不可能延后生效，因为时间本身是永不停息前进的，而且允许上诉会使程序的总时间不可避免的延长，而且可能造成程序的混乱。仲裁程序和司法程序作为两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来说，无论选择哪一种，其实体裁判不应该不同，当事人的实体权力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即使少数管辖权决定是值得怀疑的，也不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造成任何损害。相反，如果允许当事人可以不停地找出新理由对管辖权决定提出挑战，要求反复作决定，其后果只能是程序权力被滥用，正常程序被延误，当事人遭受额外经济和时间方面的损失，不合理地增加解决争议的成本。

《仲裁法》第58条、63条、70条和71条规定，没有仲裁协议（仲裁条款），或者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也就是说，没有仲裁管辖权的，仲裁裁决将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这就意味着仲裁程序结束后，当事人（主要是败诉方）还有机会对仲裁管辖权提出异议。这在事实上是抵消了关于管辖权异议的提出的时间上的限制。只要当事人愿意，就能利用这种条款产生拖延实质争议解决的作用。英国法律谚语中由“延误的公正等于不公正”（Justicedelayedisjusticedenied)之说，这种做法似乎和各国民事程序法理论所强调的效率目标是相矛盾的。但是包括纽约公约在内，各国立法都赋予仲裁地法院和仲裁裁决执行地的法院审查仲裁管辖权纠纷的最终权力，无论其他机构或仲裁庭是否审查过这一问题，还得重新再审一次。这种审查，意味着诉讼程序的重开，意味着当事人和有关机构的人力、精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参考书目：

朱克鹏著《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宋连斌著《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宋航著《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赵健著《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韩健著《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版

杨良宜著《国际商务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张艳丽著《中国商事仲裁制度有关问题及透析》，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国际商事仲裁文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版

赵秀文编《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法教学参考资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高菲著《中国海事仲裁的理论与实务》，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谭兵主编《中国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理事会决议篇7

关键词　股东大会决议　决议瑕疵　效力　完善

一、决议瑕疵效力的立法发展

我国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的法律瑕疵虽然做出了原则规定，但存在着“遥看草色近却无”的缺憾。该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小股东似乎可据此形式诉权以纠正资本多数决之滥用，实则不然。众所周知，股东会决议瑕疵包含程序瑕疵以及内容瑕疵，但该条未就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的瑕疵予以分类，亦未明确不同瑕疵的不同救济途径，且该条仅规定了股东可以向法院要求“停止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股东仅有“停止侵害请求权”而其遭受的损失如何获得救济等问题始终处于模糊的状态。对于这些决议瑕疵的效力法律也并未作出任何的评价。

相比而言，修改后的公司法在决议瑕疵类别以及不同类型瑕疵的不同法律效力方面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新《公司法》第22条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该条第2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对于不同的决议瑕疵，公司法从三个层次作出了规范：（一）对于内容违法的决议，公司法对其评价结果为自始、当然无效；（二）就决议内容违反章程的规定而言，法律的评价结果为可撤销；（三）而对于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等程序性瑕疵时，公司法将其认定为可撤销之事由，“股东可以自该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笔者认为，现存公司法相对于旧公司法在决议瑕疵救济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对于决议瑕疵的具体类型以及瑕疵的效力评价上，新公司法体现了从无到有的质的飞跃。不同的效力评价对公司和股东的行为有了更明确具体的规范，也有利于公司的管理与发展。诚然，修改后的公司法有其进步之处，这样的规定不仅为股东的提供了具体的依据，也为法院判决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依据。然而，审视一番后，我们又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1、当公司的发展若以损害整个市场经济秩序为代价，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法律自不必对其保护，但若该决议只是违反法律的任意性及一般性规定呢？从超越经营范围的绝对无效到并不必然无效，已然体现了立法者对于维持已经发生的商事活动的稳定性，从而降低商事活动者的风险的谨慎思考，那么为何不在充分尊重公司自治的前提下能否对决议效力的评价再宽容些呢？2、对于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以及出现程序性瑕疵时，法律为何将其评价为可撤销而不是无效呢？　赋予当事人就该决议效力的选择权立法者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3、若股东（大）会的决议甚至还未成立时，法律应当如何评价呢？直接进行法律评价而忽视事实性的成立与否的问题，是否有欠考虑呢？

二、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理论对瑕疵决议评价的借鉴

对于民商分立与民商分立的争论在近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民法与商法无论在理论还是从实务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作用，这样的发展历程使得二者在许多适用原则上具有相通之处，往往形成借鉴的效果。笔者认为，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可以分为成立与不成立。对于成立之后的民事法律行为又可分为有效、无效、可撤销可变更。对于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笔者认为其非民事行为法律效力的基本分类。由于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在成立时（除附条件外）就已经取得与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一样的效力，但是由于出现了法律规定的事由，而使其生效的持续存在瑕疵，因此对于符合生效持续要件的法律行为，法律将其评价为有效，持续要件无法满足或存在瑕疵的，则由法律评价为无效或是可撤销。

依据我国《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可知，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是指已经成立且已生效，因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其他法定原因（如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行为人有撤销权的民事行为。撤销权人如行使撤销权，则经撤销其效力溯及民事行为成立时无效；如果撤销权人在法定期限内为行使撤销权，该民事行为原来的效力不变，民事行为效力继续。撤销权的规定，究其法理，实则赋予当事人一个选择权。在本文的情境下，即赋予股东对于瑕疵决议效力的选择权。因而，当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时或是决议的召集方式、表决方式存在瑕疵时，股东有权选择该决议是否继续有效。但是，既然撤销权的行使条件是该行为已经成立且已生效，那么既然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章程或是决议程序存在瑕疵，我们又如何认定该决议已经成立并且生效呢？这些问题都有待法律以及司法解释进一步说明。

笔者认为，现行《公司法》第22条对于决议效力的评价仍是不完整的。当决议甚至还未成立时，如何进行可撤销与无效的评价呢？决议不成立与决议可撤销应当进行严格的区分，前者，股东（大）会根本不具备决议能力、资格或未达到表决书而欠缺成立要件；后者，股东（大）会决议满足成立要件，只是因决议程序或内容上存在较轻微的瑕疵而影响决议的正当性和公正性。只有引入决议不成立的法律评价才是对决议力的完整评价，通过这一形式的评价，对于决议程序瑕疵时，应当认定该决议不成立。

三、决议瑕疵评价之完善——囊括瑕疵决议不成立的效力评价

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股东大会决议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其成立和生效也应与法律行为的理论相吻合。那么何谓决议的不成立呢？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的原因是该决议欠缺成立要件，那么股东（大）会决议的成立要件是什么呢？现行《公司法》并未明确该成立要件。但是从其具体条文的规定中，笔者认为决议不成立的原因要件应当属于程序性要件。如会议的召集和主持的主体不适格，会议及其决议事项通知的方式不合法，会议出席人数不符合法定人数要求等，这些要件都将导致决议的不成立。由于受到股东（大）会决议时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如果股东大会对决议事项的表决同意数未达最低表决权数，则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而其不成立的理由正是由于这些程序性要件的不满足，使得股东（大）会在决议时，无法形成意思决定机关，因而在欠缺这些条件时，我们认为该意思决定机关不存在，因而其违法作出的决议也是不存在的。

而当股东（大）会决议成立的事实已经存在时，法律才能在该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无效或是可撤销的效力评价，这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评价方法也才符合法律的逻辑。那么对于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时，法律对其效力的评价为无效，笔者认为是适合的。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法律对于公司管理及运行做出了不同层次的规定，有些内容必须由法律规定，这些法定条件若不被满足，其最终结果将是自始、当然的无效。这些规定也是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的安全以及公司发展的需要而制定出来的，符合实际需求，也有利于对公司治理形成外部的监督。有些内容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法律还允许各个公司在该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自由约定，这样的规定既发挥了法律的监督作用，又充分发挥了公司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此外，还有些内容是法律规定可以由公司在各自的章程中完全自由的约定。对这些内容，公司法采取不干预的态度。这样分层次的规定是十分合理以及科学的。因而，在这样完整的规范体系下，法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决议内容无效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对于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公司法赋予股东撤销权。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充分尊重了公司自治的原则。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的“宪法”，约束着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股东。因此，当股东（大）会决议违反公司章程时，股东享有保持其效力或使其归于无效的选择权。

而对于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以及决议程序违法的事项，公司法将其评价为可撤销，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决议程序违法的事项，当将其部分认定为可撤销，部分认定为不成立。具体如何区分呢？笔者认为，关于能够促成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程序性事项，都应当属于成立事项。只有在形成了决议机关之后，才可能形成决议。而可撤销中的程序性事项应当是在决议过程中与行使表决权相关的程序性事项。在这里笔者同意钱玉林教授的观点“事实上，决议不成立与撤销的界限在理论上应当能被划清，即决议不成立时，是因欠缺股东（大）会或决议成立的要件；而决议存在撤销原因时，股东（大）会及其决议都满足了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只是因股东（大）决议程序或内容上存在较轻微的瑕疵，影响了决议的公正性或正当性，使该决议处于可撤销的状态。”但遗憾的是，钱教授对于可撤销的程序违法与不成立的程序违法并没有做进一步的更明确的区分。

结论

综上，笔者认为，若要建立完善的决议瑕疵评价体系，应当参照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体系，严格区分股东（大）会决议的成立与生效。对于股东（大）会不具备决议能力或资格以及欠缺成立要件的决议时，因其未形成决议机关，因而其作出的决议也是不成立的。然在满足了决议资格以及决议成立要件的前提下，法律应当进一步进行效力的评价。对于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无效，对于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时，应当充分尊重股东的自主选择权，符合公司自治原则的要求，赋予股东对瑕疵决议的撤销权。对于决议成立后，若存在影响其持续有效的程序性违法事由时，法律也应当赋予当事人以撤销权。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32.

[2]张景霞.论股东会决议瑕疵撤销之诉[J]，法制与社会，2008（7）.

[3]钱玉林.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64.

[4]梁慧星.民法学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10.

[5]高富平.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83.

理事会决议篇8

关键词 Partnering模式 Partnering网络 Partnering研讨会 争议解决

传统项目管理的工程合同，如FIDIC合同、NEC合同中规定争议首先应提交业主聘用的咨询工程师来处理，过去几十年国际工程管理的实践证明，合同双方对业主聘请的工程师解决争议所具有的独立公正性一直持怀疑态度。即使在NEC合同中引入早期警告和补偿事件程序, 由于项目经理对补偿事件有决定权,分歧还是难免的。世界银行和FIDIC引入的争端裁决委员会(Dispute Adjudication Board，以下用DAB)和争端审议委员会(Dispute Review Board，以下用DRB)，以及NEC合同的裁决人制度，由第三方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解决争议，但问题是这些解决争议的委员们一般一年来现场工作三次, 每次两周左右，当出现工程师不能解决的争议时才提交DAB或DRB或裁决人的委员，这样争议不能在其发生的层面及时解决，且委员也没有全程跟踪项目。这就是国际上传统项目管理模式下的建设工程项目一直存在大量的索赔、争议和诉讼的原因。

Partnering模式于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美国，目前已经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欧洲、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的工程项目中得到了广泛使用。Partnering模式可以在项目团队之间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用来解决矛盾，以避免或减少项目参与方之间的争议。业界人士普遍认可Partnering模式的优势，诸如：改善项目参与各方之间的关系、降低费用、减少工程中的纠纷与法律诉讼、更好地达到工程预定目标。关于Partnering 模式的工程项目争议解决方法正是本文研究的问题。

一、工程项目Partnering模式的组织结构关系和工作机理

（一）工程项目Partnering模式的组织结构关系

英国建筑业委员会(CIB)认为Partnering模式是“用以促进团队跨越合同界限工作的一种结构化管理模式。这不能与其他模式，比如杰出项目管理经验、长期持续的合作关系、议价合同，或者优先的分包安排等相混淆”，本文仅研究这种基于项目型的伙伴关系。Partnering 模式不同于其他的项目管理模式，它不能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模式单独使用，而是与其他项目管理模式共同运用，是一种项目管理的方法和技术。

采用Partnering模式的工程项目参与各方之间是合作伙伴关系，但并不影响它们各自间的合同关系，项目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Partnering工作小组来运作，Partnering工作小组由项目参与各方的代表组成, 包括Partnering主持人、高级管理层、项目管理层，这些人员拥有对项目中各自事务的决策权力。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合作伙伴协议，建立项目绩效评价系统和争议处理系统,定期开展Partnering工作研讨会，确保Partnering 模式顺利实施。工程项目Partnering模式的组织结构关系如图1所示：

1.Partnering主持人(Facilitator)

项目参与各方共同选定一名中立的第三方成员主持小组工作。这名成员叫伙伴关系主持人(Facilitator)。主要任务是策划、准备并主持所有的伙伴工作研讨会议，指导形成Partnering协议书，指导建立项目绩效评价系统、争议处理系统和伙伴工作小组,组织Partnering模式的培训工作。在项目的整个运作过程中主持人把握全局，组织、协调和控制合作伙伴关系进程，在处理争议上起着关键的作用。

2.高级管理层

由项目参与各方的高级管理层选出的代表组成，负责订立共同目标、计划与决策、委任工作组成员以及建立争议处理系统和绩效评价系统等工作。

3.项目管理层

由项目参与各方的负责处理该项目具体事务的相关负责人员的代表组成，负责项目实施并反馈项目的工作进展情况，它由不同工作性质、不同管理层次的工作组构成。

合作伙伴工作小组成员并不是在整个项目过程中都始终在一起，他们在项目进展过程中与其他人员一起，处于自己的项目工作岗位上，当有定期Partnering会议时，项目需要伙伴工作小组来处理和解决问题时，伙伴关系工作小组的人员才会聚集在一起。

（二）工程项目Partnering模式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机理

工程项目Partnering模式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机理如图2所示：

1.伙伴关系的准备阶段

项目参与各方首先确定各自参与伙伴关系模式实施的中高层人员， 选出Partnering主持人，准备Partnering工作小组、Partnering协议。

2.伙伴关系的实施阶段

召开首次Partnering研讨会，签订Partnering协议，建立绩效评估系统和争议处理系统，确定Partnering工作小组、争议处理小组、项目评估小组，并指定小组负责人。定期召开周末进度Partnering检讨会和月末正式Partnering研讨会和紧急事件Partnering研讨会。

3.伙伴关系的结束阶段

召开总结Partnering检讨会，总结项目实施的经验，为下一次项目合作打下基础。

工程项目Partnering模式的工作机理依赖于工程项目Partnering模式的三大核心系统和三大保障机制。三大核心系统是指：Partnering协议提供了参与各方的行为准则；绩效评估系统是保证项目进程朝着计划的目标持续进行的管理工具；争议处理系统 能够有效地减少项目过程中的争议，改善参与各方的关系，进而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要保证项目的顺利运转，必须有合理的实施保障机制。三大保障机制是指：良好的沟通是合作的前提；协调是化解冲突的重要途径；激励是行动的主要动力。因此在工程项目Partnering合作伙伴关系网里要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和激励机制。

二、争议解决方法的原则与目标

构成解决争议的要素有三：解决者、解决方案、形成和执行争议解决方案的作用力。“争议解决方式”所指的就是“谁以何种作用力形成和执行解决争议的方案”。

（一）争议解决的公正性。

争议的解决必须以争议事实为基础。就争议解决者而言, 他必须具有中立性、独立性。只有争议解决者立于中立的立场, 不偏不倚地做出裁断,争议才可能被公正地解决。

（二）争议解决的效率性。

人类生活中的资源总是稀缺的，人类用以解决争议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必须在谋求争议解决时追求有限资源的效用最大化。“诉讼的一个重要方面应予指出, 即它们是负值交互行为；也就是说,诉讼具有负价值。 ……尽管个别的原告能获得损害赔偿和其他救济,从而从诉讼中受益,但全面地看,诉讼纯粹是一种损失。因此,从社会的立场或从潜在的原告或被告的立场来看,应避免打官司”。争议解决过程中，我们应该尽早解决争议，尽量避免仲裁和诉讼。

（三）争议解决的自治性和自主性。

争议解决的自治性就是当事人能够充分地参与争议的解决，当事人对争议解决方案的形成能自主地和充分地表达意见,最后的争议解决方案中应包含当事人的意愿。因为争议解决应该最大限度地建立在当事人同意这一基础上，而“同意”几乎被认为是圆满解决争议的结果。这就需要项目争议双方能达到充分有效地沟通。

三、基于Partnering模式的争议处理系统

建立一个快速高效地解决问题的争议处理系统能够保证良好的Partnering合作环境，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该争议处理系统包括基于Partnering研讨会的多层次争议解决小组的建立，争议解决的Partnering网络信息平台的建立和基于Partnering研讨会的递升解决争议程序。争议处理小组的负责人是中立的第三方，能实现争议解决的公正性；争议处理小组中的成员包括项目参与各方，基于Partnering网络的，利用研讨会的形式解决争议，能够充分体现争议解决的自治性和自主性，提高了争议解决的效率。如图3所示。

（一）基于Partnering研讨会的多层次争议解决小组

周末进度partnering研讨会上的争议解决小组：由业主、承包商、主要分包商、咨询工程师等项目主要参与方的中层管理人员代表组成，如各参与方的项目经理或工程师组成。如需要可以推举一名中立的第三方Partnering主持人来当争议处理小组组长。

月度正式partnering研讨会上的争议解决委员会：由业主、承包商、主要分包商、咨询工程师等项目参与各方的高级管理层代表和Partnering主持人组成。

紧急事件partnering研讨会上的紧急处理小组：由业主、承包商、咨询工程师等项目参与各方的中高级管理者中各选派一名代表和Partnering主持人共同组成。

（二）建立争议解决的Partnering网络信息平台

利用Internet为合作伙伴各方搭建一个信息沟通与协调合作的共享平台。各方可在其权限范围内访问统一存放于中央数据库的各种信息，并及时把自己的信息上去，实现统一的在线文件管理，包括各种信息的分类管理、在线公布、传输、视频会议、在线录像、虚拟现实及应用程序共享等功能。

有关争议处理系统中的“早期警告事件”和基于Partnering研讨会处理的递升解决争议的所有信息，都可以通过该Partnering网络进行在线管理。其信息传递的方式为：项目参与方通过自己的网络终端将发现的早期警告事件和有关争议的信息（争议原因和自己建议的解决方案）一起提交到中心服务器，相关利益各方会通过中心服务器访问到这些相关重要信息，然后分析该争议对自己利益的影响，提出针对该争议的解决措施，并将其提交到中心服务器。在解决争议的所有层次的两次研讨会期间都将采取这种方式，因为Partnering研讨会的召开是定期的，而争议随时会发生，为了尽可能地及时解决争议，提高争议解决的效率，给远程协商提供方便，通过计算机网络的实时数据传递和共享来解决争议。

（三）基于Partnering研讨会的多层次递升解决争议程序

一个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应该是问题尽量在来源的层次处理，因为解决争议需要大量关于争议事件本身的信息，首先在争议来源的层次处理，这样才能发现争议的全部相关信息并能较好地理解他们。如果争议不能在最适当的层次解决，则这些信息在向上一级层次流动时难免会发生失真和流失，而这种情况事实上加大了上一层处理问题的难度，也拖延了争议解决的效率。当争议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时，双方态度可能会变得强硬和对立，一些有用的信息被遗忘，还有可能因此引发新的争议，这样就将损害双方的信任关系。Partnering工作小组根据项目的大小来设计层次，对一般项目设计三到四层，大项目可以设计四层或五层。一旦在任一层双方达成协议，就算问题得到解决，然后将结果报告给相关利益方，不需要上一层批准，这些在伙伴关系协议中给予规定。

1.工地现场讨论会

属于第一个层次，即项目操作层，一般产生的矛盾比较多，但是很多争执都是容易解决的，由那些涉及问题的一般项目管理人员在工地现场讨论会上参与讨论和提出解决办法。问题应尽可能在这一层次解决，在层次一不能解决，就进入下面的周末Partnering研讨会上讨论。这些争议解决的过程及相关信息按上文4.2中的信息传递方式通过Partnering网络信息平台实现。

2.周末进度Partnering研讨会

属于第二个层次，即项目管理层，问题已经升级，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第一层次上要少一些，这时把争议提交给争议处理小组，项目参与各方就所发生的争议事件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希望通过相互协商来达成共识。如果一次研讨会不能解决，利益相关方就争议继续基于Partnering网络和周末进度Partnering研讨会来解决，直到满意为止，最多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如仍未能达成共识，就把问题提交上一层次的高级管理层解决，也就是在月度正式的Partnering研讨会上进行讨论。

3.月度正式Partnering研讨会

属于第三个层次，即高级管理层，处理在周末进度或者紧急事件Partnering研讨会上没有解决的争议，这时的争议更为复杂，一般都是比较重大的，需要高级管理层处理，通常由争议解决委员会按照合同解决。Partnering正式研讨会一般每月或者每季召开一次，几乎所有partnering合作团队的成员均会参加，包括业主、承包商、所有的分包商、设计商、工程师、项目建成后的使用者以及环保等利益相关组织，由这些组织的高级管理层和项目管理层的代表参加会议。

4.紧急事件Partnering研讨会

该研讨会是针对紧急且重要的争议而召开的紧急事件Partnering研讨会，由紧急处理小组来处理争议。对于那些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争议将会严重影响工程的成本、质量、进度和安全,或者该争议严重影响partnering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该争议就需要通知紧急处理小组召开紧急事件Partnering研讨会，进行协商解决。一般情况下的争议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处理。

上面层次的所有争议处理信息都可以由Partnering网络的中心服务器来处理汇总提交到月度正式Partnering研讨会，由争议解决委员会组成审判组，由Partnering主持人主持审判，采用小型审理方式，争议双方陈述事实，提供论据，进行辩论，主持人向双方提出意见，依此进行谈判，商讨出最终解决方案。其实质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模拟诉讼的调解活动。

5.DRB、DAB或裁决人的第三方委员。

如果还是不能达到一致的结果，则可选用类似DRB、DAB或裁决人的中立第三方委员进行调解。一般来说，项目参与各方都希望能在partnering研讨会中解决争议问题，避免正式的仲裁或提讼。

四、结语

关于Partnering模式的争议处理的解决者是基于Partnering研讨会的多层次争议解决小组，他们处于中立的立场，能体现争议解决的公正性；Partnering网络信息平台能及时解决争议并保存争议解决的完整记录，能提高争议解决的效率性；基于Partnering研讨会的多层次递升解决争议程序，研讨会的形式能使争议双方充分的沟通交流，实现争议解决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多层次的递升争议解决程序确保争议尽可能在它所发生的那个层次解决，保证争议解决的有效性。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Chan,APC,Chan,DWM, and Ho,KSK.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enefits of construction Partnering in Hongkong .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2003,21(5):523-533.

孟宪海、李誉魁、李小燕：Partnering模式的组织结构与实施流程，《建筑经济》， 2006年8月。

朱翔华、刘伊生：建设项目供应链管理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年6 月。

理事会决议篇9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细则全文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规范上市公 司行为，保证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上市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 、本细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开股东大会，保证股东能够依法行使权利。公司董事会应当切实履行职责 ，认真、按时组织股东大会 。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勤勉尽责 ，确保股东大会正常召开和依法行使职权。

第三条 股东大会应当在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

第四条 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 ，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6个月内举行。临时股东大会不定期召开 ，出现《公司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形时，临时股东大会应当在 2个月内召开。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大会的，应当报告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公司股票挂牌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证券交易所 )，说明原因并公告。

第五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应当聘请律师对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并公告 ：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本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四)应公司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的法律意见。

第二章 股东大会的召集

第六条董事会应当在本细则第四条规定的期限内按时召集股东大会。

第七条 独立董事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对独立董事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公告。

第八条 监事会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通知中对原提议的变更，应当征得监事会的同意。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未作出书面反馈的 ，视为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 ，监事会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九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 普通股 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 ，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 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提出请求。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应在收到请求 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 ，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连续 90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 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十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应当书面通知董事会 ，同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 ，召集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10%。监事会和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 ，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十一条对于监事会或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董事会秘书应予配合。董事会应当提供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董事会未提供股东名册的 ，召集人可以持召集股东大会通知的相关公告 ，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获取 。召集人所获取的股东名册不得用于除召开股东大会以外的其他用途。

第十二条监事会或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会议所必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三章 股东大会的提案与通知

第十三条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并且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 普通股 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除前款规定外 ，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 ，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细则第十三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第十五条召集人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20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 普通股 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15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普通股 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

第十六条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 、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以及为使股东对拟讨论的事项作出合理判断所需的全部资料或解释 。拟讨论的事项需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发出股东大会通知或补充通知时应当同时披露独立董事的意见及理由。

第十七条股东大会拟讨论董事 、监事选举事项的 ，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充分披露董事 、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 ，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二)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披露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四)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 、监事外，每位董事 、监事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

第十八条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列明会议时间 、地点，并确定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7个工作日。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 ，不得变更。

第十九条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 ，无正当理由 ，股东大会不得延期或取消 ，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不得取消 。一旦出现延期或取消的情形 ，召集人应当在原定召开日前至少2个工作日公告并说明原因。

第四章 股东大会的召开

第二十条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第二十一条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 ，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以及表决程序。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30，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第二十二条董事会和其他召集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对于干扰股东大会 、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第二十三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 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或其人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公司和召集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优先股股东不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股份没有表决权，但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应当通知优先股股东，并遵循《公司法》及公司章程通知普通股股东的规定程序。优先股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时，有权与普通股股东分类表决，其所持每一优先股有一表决权 ，但公司持有的本公司优先股没有表决权：

(一)修改公司章程中与优先股相关的内容;

(二)一次或累计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超过百分之十;

(三)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

(四)发行优先股;

(五)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上述事项的决议 ，除须经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之外 ，还须经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 (不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二十四条股东应当持股票账户卡 、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出席股东大会。人还应当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第二十五条召集人和律师应当依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股东名册共同对股东资格的合法性进行验证，并登记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登记应当终止。

第二十六条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全体董事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第二十七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由副董事长主持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由监事会副主席主持 ;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公司应当制定股东大会议事细则 。召开股东大会时 ，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细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 ，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第二十八条在年度股东大会上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 ，每名独立董事也应作出述职报告。

第二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上应就股东的质询作出解释和说明。

第三十条会议主持人应当在表决前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以会议登记为准。

第三十一条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时，应当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三十二条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监事进行表决时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普通股(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第三十三条除累积投票制外 ，股东大会对所有提案应当逐项表决。对同一事项有不同提案的 ，应当按提案提出的时间顺序进行表决 。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股东大会不得对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股东大会就发行优先股进行审议 ，应当就下列事项逐项进行表决：

(一)本次发行优先股的种类和数量;

(二)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三)票面金额、发行价格或定价区间及其确定原则;

(四)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利润的方式 ，包括：股息率及其确定原则、股息发放的条件、股息支付方式、股息是否累积、是否可以参与剩余利润分配等;

(五)回购条款 ，包括回购的条件 、期间、价格及其确定原则、回购选择权的行使主体等(如有 );

(六)募集资金用途;

(七)公司与相应发行对象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八)决议的有效期;

(九)公司章程关于优先股股东和普通股股东利润分配政策相关条款的修订方案;

(十)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十一)其他事项。

第三十四条股东大会审议提案时 ，不得对提案进行修改 ，否则，有关变更应当被视为一个新的提案 ，不得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

第三十五条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第三十六条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同意、反对或弃权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

沪港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 ，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弃权。

第三十七条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 ，应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 ，相关股东及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 ，应当由律师 、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或其人，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查验自己的投票结果。第三十八条股东大会会议现场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网络或其他方式 ，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现场宣布每一提案的表决情况和结果，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提案是否通过。在正式公布表决结果前 ，股东大会现场 、网络及其他表决方式中所涉及的公司 、计票人、监票人、主要股东 、网络服务方等相关各方对表决情况均负有保密义务。

第三十九条股东大会决议应当及时公告 ，公告中应列明出席会议的股东 和人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方式 、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发行优先股的公司就本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所列情形进行表决的，应当对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和

优先股股东(不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出席会议及表决的情况分别统计并公告。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应当对内资股股东和外资股股东出席会议及表决情况分别统计并公告。

第四十条提案未获通过 ，或者本次股东大会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 ，应当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第四十一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负责 ，会议记录应记载以下内容 ：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人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五)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

(六)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七)公司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出席会议的董事 、董事会秘书 、召集人或其代表 、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并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的签名册及出席的委托书、网络及其他方式表决情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 10 年。

第四十二条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大会连续举行 ，直至形成最终决议 。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止本次股东大会 ，并及时公告 。同时，召集人应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报告。

第四十三条股东大会通过有关董事、监事选举提案的，新任董事、监事按公司章程的规定就任。

第四十四条股东大会通过有关派现 、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提案的 ，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结束后2 个月内实施具体方案。

第四十五条公司以减少注册资本为目的回购普通股公开发行优先股 ，以及以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为支付手段向公司特定股

东回购普通股的 ，股东大会就回购普通股作出决议 ，应当经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作出回购普通股决议后的次日公告该决议。

第四十六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无效。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资者依法行使投票权，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 ，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第五章 监管措施

第四十七条 在本细则规定期限内 ，上市公司无正当理由不召开股东大会的 ，证券交易所有权对该公司挂牌交易的股票及衍生品种予以停牌 ，并要求董事会作出解释并公告。

第四十八条 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和相关信息披露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本细则和公司章程要求的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有权责令公司或相关责任人限期改正，并由证券交易所予

以公开谴责。

第四十九条 董事、监事或董事会秘书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本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切实履行职责的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有权责令其改正 ，并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公开谴责 ;对于情节严重或不予改正的 ，中国证监会可对相关人员实施证券市场禁入。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对发行外资股的公司的股东大会 ，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或文件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第五十一条 本细则所称公告或通知 ，是指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刊登有关信息披露内容 。公告或通知篇幅较长的 ，公司可以选择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对有关内容作摘要性披露，但全文应当同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公布。本细则所称的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应当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报刊上公告。

第五十二条 本细则所称 以上、内，含本数 ;过、低于、多于，不含本数。

第五十三条 本细则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细则(20xx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xx〕20 号)同时废止。

股东大会的职权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

3、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4、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审议批推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5、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6、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做出决议。

7、对公司发行债券做出决议。

8、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做出决议(本项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特有的职权)。

理事会决议篇10

目前，下武留村按照“323”工作法的思路，制定并以会议讨论表决的形式通过了《下武留村村级事务管理“323”工作法》、《下武留党支部村务决策民主听证办法》、《下武留村村民自治典章》、《下武留村村民自治议事会工作规则》、《下武留村经联社财务管理规定》等14个规范性制度，对村务管理以及村民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程序、要求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并以票选的方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村民自治议事会的村民代表（148名）、议事员（12名）及其议事长、副议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也以票选的方式选举产生了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统战委员和纪检委员，对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新建立的党支部、议事会连同原行政执行机构的经联社，构成了党务、监督、执行三套村务管理架构。按照既定的规则，下武留村对新农村建设的各项重大事务进行“一事一议”，规范管理、规范运转，民主决策了人饮、通村道路、文化活动中心等三大工程，总投资173万元，其中需要群众筹集资金60万元。“323”工作法自2009年7月诞生以来，催生了村民群众极大的信任和热情，目前，“三大工程会战”已经开工建设人饮工程，通村道路已经划界定线，文化活动中心正在规划设计。已经发动村民群众积极自筹资金30万元，上级补助的人饮工程79万元已经到位，申请上级补助34万元的通村道路工程已经上报横县和*市有关部门。上武留村按照《上武留村村民自治典章》，在2009年7月5日召开了第一届上武留村村民自治代表大会，民主推选了192名村民代表，直接投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村长和经联社成员。2009年8月，又按21个村民小组选区选举产生了21位议事员，并在这21名议事员中投票选举产生议事长、副议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和财务监督小组组长等5位领导成员。上武留村切实实行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注重发挥村议事员作用，仅用10多天的时间，便对沙塘桥建设项目遗留多年的帐目不清、管理混乱的问题进行全面清算，并张榜向群众公布，有效化解了村民之间的猜疑、隔阂和矛盾，干部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也逐步被调动起来了。

村级事务管理“323”工作方式的主要做法是：

“三议”：

一是党支部提议（建议书阶段）：在坚定执行党支部村务（项目）决策听证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下武留党支部听证村务（项目）决策建议书》。村务决策建议思路要正、信息要灵、民意要顺、下手要准、行动要快、效果要好，能够体现出党支部在下武留村的领导核心作用。二是议事会审议（可行性研究阶段）：村民议事会对《党支部听证村务（项目）决策建议书》分成重大事务和特别重大事务两类审议。一般地，所有审议都要举行辩论会，对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合理性进行再论证再深化。对重大事务，进行辩论后投票决议，编制形成《村民议事会重大村务（项目）决议书》。对特别重大事务，如审议通过，还要会同村经联社编制形成《村民议事会特别重大村务（项目）决策报告书》提供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决议。村民议事会如审议某项《党支部听证村务（项目）决策建议书》认为不可行的，可以不执行，但必须提出不执行的理由和意见。三是村民代表大会决议（表决阶段）：议事会将重大村务（项目）决策方案在村民代表和群众中广泛宣传，并择时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村民议事会特别重大村务（项目）决策报告书》进行讨论并投票表决，形成《村民代表大会特别重大村务（项目）决议书》。

“两公开”：

一是经联社公开执行（实施阶段）：村经联社在接到《村民议事会重大村务（项目）决议书》和《村民代表大会特别重大村务（项目）决议书》后，负责编制落实决议的实施细则，明确目标责任、制定工作步骤，落实人财物，向全体村民公布实施方案，尽快组织实施。二是群众公开评价（成就评价阶段）：村务决策方案实施终结后，村经联社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实施结果向村民公开，接受村民的监督与评议。党支部、议事会、经联社要在德、能、勤、绩、廉等各方面考核评价自己的成员，对事项的决策、执行等各环节和效果要及时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三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