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明的诗词十篇

关于清明的诗词篇1

关键词：蕉园诗社；女性文学；研究现状

近二十年，W术界与蕉园诗社相关的论文多达五十余篇，主要涉及蕉园诗社考证研究、蕉园诗社的特征及女性意识研究、蕉园诗社成员作品研究、蕉园诗社与《红楼梦》关系研究这四个主要方面。

一、蕉园诗社考证研究

一是对“蕉园五子”“蕉园七子”成员的考证。众所周知，蕉园诗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但是对于“蕉园五子”“蕉园七子”谁是前期代表、谁为后期代表，学术界一直争执不下，对于“蕉园五子”和“蕉园七子”的成员也一直是众说纷纭。靳卫华的《“蕉园诗社”研究》、胡小林的《清代初年的蕉园诗社》、吴晶的《蕉园诗社考论》认为蕉园五子是徐灿、柴静仪、朱柔则、林以宁、钱凤纶；蕉园七子是顾姒、柴静仪、林以宁、钱凤纶、冯娴、张昊、毛q。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靳卫华认为蕉园五子是蕉园诗社前期的代表人物，而胡小林、吴晶认为蕉园五子是蕉园诗社后期的代表人物。更有学者提出无论是蕉园五子、七子，还是蕉园十子，都只是一个概称，她们当中有些人不存在一起唱和的可能性。

二是对蕉园诗社成立时间、成社地点、成社原因的考证。胡小林的《清代初年的蕉园诗社》、吴晶的《蕉园诗社考论》对此问题进行了考证，他们认为诗社始创于康熙四年，顾之琼是首倡者。胡小林根据陈文述的《西泠闺咏》，推测蕉园是西泠的一处名胜之地或是或诗社某位闺秀的私家园林，吴晶在文章中论述了诗社成立原因，他认为诗社缘起于“与顾之琼有亲属关系的杭州闺秀诗人在家庭、家族间的唱和”。

三是对蕉园诗社活动的考证。赵厚均的《留得蕉园遗社在，只今风雅重钱塘--清初钱塘蕉园诗社考》，对诗社的活动进行了考证，他根据蕉园诸子的创作，推测出诗社成员的活动大致分成雅集、送别、哀挽三类。

二、蕉园诗社的特征及女性意识研究

由于种种原因，清代时期以蕉园诗社为代表的女性文学慢慢兴盛起来，而这些原因成为学术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唐群的《清代闺秀诗歌的繁荣及其原因》、段继红的《清代女诗人研究》、王细芝的《清代闺秀诗人的集中分布及其成因》等则分析了包括蕉园诗社在内的清代女性文学兴盛的原因：其一，清代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读书求仕风气较盛，许多有识之士倡导奖掖女子结社作诗；其二，蕉园诗社成员大都处于社会上层，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其三，士人“才貌双全”择偶标准的转变；其四，家族姻亲间的相互唱和；其五，闺阁才女在地域分布上的集中性以及江南妇女冶游风气的盛行。而王萌的《论明清时期女性群体渐趋自觉的创作趋向》、何明，罗麟，王玉新的《“蕉园诗社”看清初女性意识的觉醒》等，则在女性文学繁荣基础上，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清代与蕉园诸子以及其他女诗人女性自主意识觉醒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表现。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到了清代时期女性所受到的来自于时代和社会的排挤，如宋立的《中明清江南妇女“冶游”与封建伦理冲突》、程君的《清代闺秀诗人的“才”“德”之辩》等，分析了封建传统伦理思想对当时女性的压制，这也侧面反映了以蕉园诗社为代表的清代女性文学存在的不易。

三、蕉园诗社成员作品研究

徐燕婷的《清代钱塘闺秀词探论》、张远凤的《“蕉园诸子”诗词的女性特质评述》、吴琳的《清初女性诗歌嬗变研究》等，通过对蕉园诗社诸子诗词作品的研究，总结了清代闺秀诗词的特质，进而概括出清代初期女性文学的特点。张远凤的《论“蕉园诗社”女诗人徐灿诗词情意》、程君，庄国瑞的《清初蕉园“祭酒”柴静仪考》以及邓妙慈的《“蕉园诗社”首倡者顾之琼考论》，则是通过分析徐灿、柴静仪、顾之琼的生平事迹和诗词作品，对三人进行考证。蕉园诸子的作品少是导致此类研究缺乏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学术界大多将她们的作品作为分析清代闺秀诗词或其他女性诗词研究的一个佐证，而鲜少关注蕉园诸子的作品本身。

四、蕉园诗社与《红楼梦》关系研究

俞晓红的《诗社与明清江南闺媛结社小识》认为大观园结社的原因、过程以及诗社活动，在一定程度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才女名媛结社风尚的反映，阳达的《考评式结社与清代小说》、刘展的《明清江南女性文化与女性观解读》也都论证了这一观点，他们都以蕉园诗社为例，反映了以蕉园诗社为代表的明清女性结社风尚与清代小说之间的关系。

而土默热的《大观园诗社与蕉园诗社》、《妙玉与徐灿》虽然研究了蕉园诗社、蕉园诸子的关系以及她们举办过的文学活动，但是他的主要目的是想考证《红楼梦》的作者并非曹雪芹，而是洪升。而马瑜理的《“土默热红学”辩误》则通过“蕉园十二钗”与金陵十二衩关系考辨、大观园与杭州西溪关系考辨，对土默热的观点进行辩误。

参考文献：

关于清明的诗词篇2

关键词：古典诗词；传统节日；节庆文化

诗和词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形式，而同样古老的传统节庆与诗词结缘也已十分久远。早在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年节时人们庆祝丰收、拜贺新岁的诗句。魏晋已降，与诗词艺术进入巅峰时代相同时，传统节庆也日渐发展和完善，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和喜爱。文人墨客参与其中，难免高歌浅唱，瞩笔成句。仅在流传至今的古典诗词之中，以节庆为主题的佳作名诗即层见叠出，许多文字早已成为流传不辍的千古绝句。

1 古典诗词中的春节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称为新正、元日、正旦、三元日等。自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始，新年就定在夏历的正月初一，此后历代相延。春节，在数千年的传承发展中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它负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是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聚合。新春佳节，是辞旧迎新的时刻。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每到此时，总是诗兴大发，赋诗言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这些诗篇，有的描写春节的习俗，有的抒发诗人的情怀，是春节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除夕之夜，人们通宵达旦地守岁，等待天明。南朝诗人徐君倩的《共内人夜坐守岁》，描写了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边饮酒一边等待天明的情景：“欢多情未及，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碳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唐太宗李世民在《守岁》一诗中描绘了皇宫之内除夕守岁的情景：“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其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唐代诗人张说的《钦州守岁》表达了春节辞旧迎新、春回大地的特殊意义：“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日来。悉心随斗柄，东北望春回。”宋代晏殊的《元日》描绘了人们斟满美酒，贴上门神，祈求福寿的情景：“屠苏醴酒盈金校郁垒神符卫紫关。三境上真垂介福，绵绵洪算等南山。”北宋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尤眨总把新桃换旧符。”描绘了一派喜庆吉祥的节日景象：在哔哔啵啵的鞭炮声中，人们送走了旧的一年；春风把温暖吹进屠苏酒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饮着屠苏酒，迎接新年的到来。每天的旭日照耀着千家万户，人们忙着除旧布新，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庆贺新春佳节。

春节有拜会、拜年的习俗。三国曹植的《元会》：“初会元祚，吉日为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衣裳鲜洁，黼黻玄黄。珍膳杂沓，充溢圆方。俯视文轩，仰瞻华梁。愿保兹善，千载为常。欢笑尽娱，乐哉未央。皇室荣贵，寿考无疆。”描绘了皇帝在“元日”这一天朝会群臣的景象，君臣穿着有华美纹饰的礼服，朝堂上陈列着美味佳肴，君臣欢笑喜悦，祈祝皇家荣贵，祝愿皇帝万寿无疆。

普通农家的新春佳节也别有一番风味。唐代孟浩然的《田家元日》：“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此诗风格清新，展现了农家庆祝新年的情形，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清代吴曼云的《压岁钱》：“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萧价，添得娇儿一夜忙。”描写了儿童得到压岁钱，悄悄藏在枕头底下，琢磨着是买爆竹还是买萧吹，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清新自然，十分传神。

春节还是辞旧迎新的时刻，容易让人感到岁月的无情，因此，感慨时序变化和时光流逝，勉励人们珍惜光阴，是春节诗词的另一大主题。北宋文学家梅尧臣的《除夕》诗云：“莫嫌寒漏尽，春色应来早。风开玉砌梅，熏歇金炉草。稚齿喜成人，白头嗟更老。年华日夜催，清镜宁长好。”

2 古典诗词中的元宵节

元宵节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据一般的文献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元宵）在西汉已受到重视，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被后人视为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不过，元宵真正作为民俗节日是在汉魏之后，佛教文化的传入，对于形成元宵节俗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赏月、观灯是元宵节的主要活动，也是历代元宵诗词歌咏的主要内容。唐朝诗人崔液的《上元夜》描绘了元宵之夜家家赏月观灯的盛况：“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夜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唐朝卢照龄的《十五夜观灯》：“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褥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描写了元宵节的各种灯饰，远看如繁星落地，近观如明月高悬，更有少女的笑脸相映成辉，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的情趣。宋代曾巩的《上元》：“金鞍驰骋属儿曹，夜半喧阗意气豪。明月满街流水远，华灯入望众星高。风吹玉漏穿花急，人近朱阑送目劳。自笑低心逐年少，只寻前事铀毛。”诗人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只见月光如水，花灯似星，一群少年骑马驰骋，意气风发。诗人感慨万千，勉励向年轻人学习，焕发生命的活力。

元宵观灯赏灯之际，人们还参与猜灯谜的游戏。清人顾震涛有一首《打灯谜》的诗：“一灯如豆挂门旁，草野能随艺苑忙。欲问还疑终缱绻，有何名利费思量。”除了观灯赏灯，元宵节还有一项传统活动，那就是吃元宵。在历代的元宵诗词中，也有很多歌咏这种节庆美食的篇章。宋朝周必大“”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的诗句，形象地描绘了煮元宵的情景。清代李调元在《元宵》中描绘了元宵节深夜小贩叫卖汤圆的情境：“”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元。”

3 古典诗词中的清明节

清明作为重要传统节日，它是唯一兼节气与节日于一身的时日。在唐宋之前，清明主要为时令的标志，时间在冬至后一百零七日、春分后十五日（即今公历的4月5日左右）。清明时节，天地明净，空气清新，自然万物显出勃勃生机，“清明”节气由此得名。唐宋以后清明逐渐将与自己日期临近的寒食节俗纳入名下，清明由普通节气演变为重要民俗节日。作为清明节文化的载体，清明节诗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人统计，在《全唐诗》和《全宋词》中，与清明节有关的诗词达八百首以上，现存清明节诗词的总数可能几倍于此。

提到清明节抒怀的诗词，就不得不说唐代诗人杜牧的那首千古佳作《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的广为流传不仅在于其意境的深刻，更在于其置“清明”二字于首，描绘了清明时节的物候。在每年清明节的丝丝细雨中，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这首诗。

早在战国时代，介子推的故事就与清明节产生了联系，后世更相传清明节就是起源于介子推，在清明节歌颂介子推就是理所当然了。北宋黄庭坚《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由清明时节百花盛开的景象联想到埋葬在荒郊野外的逝者，进而思考人生的价值。

凄风苦雨再加上离愁别绪，使清明节诗词笼罩在一片愁云惨淡中。如唐代张继《清明日自西午桥至瓜岩村有怀》：“晚霁龙门雨，春生汝穴风。鸟啼官路静，花发毁垣空。鸣玉惭时辈，垂丝学老翁。旧游人不见，惆怅洛城东。”大唐帝国的两座都城长安与洛阳，聚集了无数文人墨客，也饱含了这些人的辛酸血泪，洛阳城东，张继惆怅；长安城内，顾非熊憔悴，其有诗《长安清明言怀》：“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客中下第逢今日，愁里看花厌此生。春色来年谁是主，不堪憔悴更无成。”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在清明节都是愁云惨淡的，比如宋代大文豪坡，一生虽然历经坎坷，但始终保持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平稳心态，一首《南歌子》一扫哀节悲凉，让江南的春意跃然纸上：“日薄花房绽，风和麦浪轻。夜来微雨洗郊垌，正是一年春好近清明。”

人们在清明节扫墓，缅怀逝者，寄托哀思：“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宋代高翳《清明》）；人们怀念亲人和故友：“二年隔绝黄泉下，尽日悲凉曲水头。”（罗隐《清明日曲江怀友》）；人们踏青郊游：“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北宋程颢《郊行即事》）；人们蹴鞠“白打”，强身健体：“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绳拂花去，轻露雀罄础！保ㄌ拼韦应物《寒食》）；人们荡秋千，放纸鸢：“好似隔帘红杏里，女郎缭乱送秋千”（韦庄《丙辰年~州遇寒食城外醉吟》）、“石马当道立，纸鸢鸣半空。”（宋代范成大《清明日狸渡道中》）。节庆活动在古典诗词中生动再现，古典诗词也因为节庆文化而有了更深沉的底蕴和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4 古典诗词中的端午节

古代有以地支记月的习惯，称五月为“午月”。从史籍上看“端午”一词最早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午节为夏季大节，它从夏至节俗演变而来，人们要在仲夏之月（五月）的端午这一天煮粽子吃，人们把这一天当做夏至一样的大节日来对待。唐代以后，端午才用来专指五月初五。

《全唐诗》与《全宋诗》中有95篇作品与端午节有关，这些诗词记述了节日的意绪，描摹了节日的习俗，追忆了节日的源流，寄托了诗人的感遇，成为了端午节庆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屈原与端午节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历代在端午节歌颂屈原的诗词也最多。古典诗词以其特有的魅力弘扬了屈夫子”“好修为常，怀瑾握瑜”的独立不迁的文化人格。如唐代文秀的《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端午节的习俗也会勾起诗人对屈原的感慨，如唐代张耒在观看龙舟竞渡时写了一首《和端午》凭吊屈原：“竞渡深悲千古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端午节纪念屈原这样的爱国先贤，不仅来自民俗社会的朴素情感，“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更应该是国家层面的祭祀，在诗的国度对爱国诗人的纪念，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多难兴邦”，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定会历经磨难与挑战，我们需要培养屈原那样的对国家忠诚、对人民悲悯的家国情怀。

端午节是传承家国情怀的重要节日，端午节在起源时主要是避瘟保健、水上祭祀活动等，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们逐渐在端午节日中加注纪念爱国先贤的内涵。自汉朝以来，屈原成了端午节文化习俗的核心，但我们也发现，各地端午纪念的历史人物不尽相同，除了楚地纪念屈原之外，越地纪念勾践、曹娥，吴地纪念伍子胥、古苍梧郡祭祀陈临等，但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同时由于区域的局限性，歌咏除屈原之外其他爱国先贤的诗词较少，影响也有限。如北齐魏收的《五日诗》：“麦凉殊未毕，蜩鸣早欲闻。喧林尚黄鸟，浮天已白云。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因想苍梧郡，兹日祀陈君。”在这首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时的端午习俗，并且可以感受到当时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背景，处在北方的鲜卑族政权已经知道南海之滨的苍梧郡于五月五日祭祀陈临的风俗。

端午节习俗众多，在古典诗词中多有反映。在这一天，人们吃粽子，插艾枝，储草药，配药方，饮雄黄酒，如南宋陆游的《乙卯重五诗》：“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在这一天，人们龙舟竞渡，百舸争流，如唐代张说《岳州观竞渡》：“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土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在这一天，人们还击球、射柳，如清人饶智元：“簇簇朱衣分两队，百花深处蹴珠隆薄《天启宫词百首》：“飞凤三花逐电流，例逢e柳拜前旒。”在这一天，人们还插石榴花，采药，系五彩线，贴辟兵符，蒋之翘有诗云：“葵榴初缬药阑敷，彩线珍成续命需。遥听三韩烽火急，真人刚进避兵符。”

5 古典诗词中的中秋节

中秋节，是仲秋之节，以仲秋十五月圆为节日标志。中秋起源于古代“秋分夕月”的礼俗，唐朝时期中秋明月为游历之人思乡的物象寄托。唐代还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等神话故事，使仲秋明月充满浪漫色彩。宋朝中秋节开始成为社会民俗节日，明清时期中秋节上升为仅次于春节的民俗大节。古代诗词中关于中秋节的内容有很多，但广为传诵、最为广大世人所熟知的，当属唐朝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和宋代词人苏轼的《水调歌头》。

张九龄在唐玄宗时，当过中书侍郎等大官，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一生写下不少诗歌，但最为著名和广为流传的就是这首《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气象恢弘，意趣不凡。

另一首家喻户晓关于中秋节的诗词，就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是词人在一个中秋之夜，思念弟弟“子由”就是苏辙，感时伤情，大醉，对月抒怀，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吟啸。这一声长啸，成为后世亲友之间忆念、共勉的永恒绝唱。就是在千年后的今天，这些句子依然令人动容，因为这是最接近生命本体的人生情怀，具有千古不灭的普世价值。

古人对于中秋的重视，仅次于春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远胜过年。因为在这个晚上，仰望天上的月亮，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于是想及关于它的传说和故事。早在唐朝，就已经有了月亮上银蟾玉兔的传说。白居易在《中秋月》一诗中说道：“照他几许人肠断，玉兔银蟾远不知。”宋代词人辛弃疾在《满江红・中秋》一诗中也说：“著意登楼瞻玉兔，何人张幕遮银阙？”唐代诗人皮日休在《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中，就认为月亮上是有嫦娥居住的：“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高高在上的那轮明月，成为诗人浪漫、遐想的最好事物。

在很多古人关于中秋的诗词中，不仅仅只是怀念亲人、感怀身世，充盈着惆怅和低沉。也还有很多关于中秋风俗、节庆饮食等方面的描述。有个叫袁景澜的诗人，专门为中秋的月饼写了一首《咏月饼诗》。诗中道：“形殊寒具制，名从食单核。巧出饼师心，貌得婵娟月。入厨光夺霜，蒸釜气流液。揉搓细面尘，点缀胭脂迹。戚里相馈遗，节物无容忽……”这应该是对制作月饼最为详细的诗歌了。

可以这样说，翻开古代文人关于中秋节的诗词歌赋，从中不难窥见那高挂天空的一轮圆月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也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6 古典诗词与传统节庆的关系

古诗有云：“有雪无梅不精神，有梅无诗俗了人。”我们则可以说，有人类活动而无节庆活动则无精神，有节庆而无诗词的点缀则俗不可耐。幸运的是，中国传统节庆不仅与文学艺术早早结缘而行，而且相得益彰、泽被后世。

㈠传统节庆在内容上赋予古典诗词强烈深刻的启发刺激，同时又提供给其以充分展示、不断创新的机缘。

中国的传统节日，从悠远的时空隧道一路走来，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节庆文化。中国的传统节日，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情感和人文精神。

多姿多彩的传统节日，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要，清明节的怀祖情思、端午节的爱国情怀、七夕节的爱情绝唱、中秋节的团圆之盼……饱含了人们多少情感和寄托。传统节日也折射着中国人对“天、地、人”的思考，体现了中国人追求“天、地、人”的和谐统一，讲究顺应天时地宜、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中华民族的节庆文化，体现着一种民俗情结，凝聚着一种民族精神。传统节日，使每一个中国人加强了同家庭、家族、家乡和国家的情感联系，寻找到了个体融入群体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一切，都为古典诗词在内容和气度的提升上增添了丰厚的文化内涵。

㈡古典诗词不仅大大活跃了节庆气氛，扩展了节庆影响，提高了节庆品味，而且它们本身也成为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节庆文化载体。

“诗言志”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可以说诗歌历来便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其文化身份的独特标志。对一个诗歌大国来说，诗歌便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大至忧国忧民的社稷之慨，小至抒怀感悟，迎来送往，起居作息的生活常态，几乎无不成诗。因此，大量以节庆为主题的佳作名诗早已成为流传不辍的千古绝句。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等。这些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佳句，早已成为了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节庆文化的重要载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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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明的诗词篇3

关键词：吴伟业；以史为词；词学新变

中图分类号： I207.2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1-0086-04

一、吴伟业之诗史与以史为词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南太仓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业。南明弘光朝拜少詹事，后因马士英、阮大铖专权辞官，入清后一度不仕。清顺治十年（1653）授弘文院侍讲，转国子监祭酒，后以母病告归，康熙十年（1671）病逝。吴伟业诗文词俱佳，诗称梅村体，又有诗史之誉，词集为《梅村词》。赵翼《瓯北诗话》卷九：“梅村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如《临江参军》、《南厢园叟》、《永和宫词》、《洛阳行》，……皆极有关系。事本易传，则诗亦易传。梅村一言觑定，遂用全力结撰此数十篇，为不朽计，此诗人慧眼，善于取题处。”[1]131吴伟业诗史观见于其《且朴斋诗稿序》：“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2]1205-1207诗史说源远流长，而词则被视为诗余艳科，因此以史论词较少。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指出，“词亦有史”：“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c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3]4梅村词收于吴伟业作品集《梅村家藏稿》，今人陈继龙有《吴梅村词笺注》[4]，收梅村词107首（《全清词・顺康卷》目录标明收吴梅村词118首，实为107首），其中《满江红》词共14首，仅次于《望江南》18首。

梅村词少作多香艳绮语，中年以后则悲歌慷慨，词风大变。《四库全书总目》评吴伟业曰：“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至於以其馀技度曲倚声，亦复接迹屯田，嗣音淮海。王士祯诗称‘白发填词吴祭酒’，亦非虚美。”（永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集部二十六，“《梅村集》四十卷”条）[5]梅村词虽无梅村体之称，影响远不及其诗，但也是词坛大家。陈廷焯评曰：“吴伟业词，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否则徒为‘难得今宵是乍凉’等语，乃又一马浩澜耳。”[6]59以上引语俱以身世之感、家国之难等为梅村词特色及成就。梅村词中最能表现其词史风格则是其《满江红》词。填词之事，先选词调，词调不同，声情不同。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词调不下数百，有豪放，有婉约，相题选调，贵得其宜，调合则词之声情始合。”[7]4060“满江红”调激越苍凉。吴熊和先生论词调时说：“婉约派常用《诉衷情》、《蝶恋花》、《临江仙》、《雨霖铃》之类宛转缠绵、凄咽清怨之调，豪放派常用《满江红》、《水调歌头》、《贺新郎》之类激越奔放、慷慨悲凉之调。”[8]128吴伟业历明清易代之事，出处之际，悲感莫名，又兼背旧恩事二主，更是痛悔难言。前事后史，满腔心事，以《满江红》词出之，自然有悲凉不平之气在。参以前人之论，称之“词史”，非常贴切。

二、《梅村词》以史为词的特征

《梅村词》词史特征以《满江红》14首表现最为突出。如其《满江红・题画寿总宪龚芝麓》：

楚尾吴头，仅斗大、孤城山县。正遇着、青丝白马，西风传箭。归去秦淮花月好，召登省阁江山换。更风流、党籍总寻常，思量遍。文史富，才名擅。交与盛，声华健。正三公开府，张灯高宴。丝簧功名杯在手，青山景物阁中见，更他年、拣取碧云峰，归来羡。

此寿龚鼎孳之作。龚鼎孳（1616-1673），字孝升，号芝麓，江西临川人，占籍合肥，故又称“龚合肥”。崇祯七年（1634）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崇祯十七年（1644），降李自成大顺政权，授直指使，又降清，累官至礼部尚书。龚鼎孳与钱谦益、吴伟业称江左三大家。三大家均仕清，心态则大为不同。计六奇《明季北略》谓：“（龚鼎孳）每谓人曰：我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顾媚也。”龚氏既降李闯，又仕满清，虽也有过种种矛盾心态，但远没有吴伟业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悔。词题称龚氏“总宪”，古御史台别称宪台，明清都察院左都御史仿古称为总宪。龚芝麓入清“累迁左都御史”，故称。龚氏虽仕清为人诟病，但对当时士人如顾贞观、陈维崧等多有提携襄助，其集唱和之作蔚为大宗，龚词也曾领一时。吴伟业《龚芝麓诗序》评龚集云：“其恻怛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而下读之应为感动，而况于身受之者乎？”[2]665叶恭绰《广箧中词》论清初词坛：“清初词派，承明末余波，丧乱之余，家国文物之感蕴发无端，笑啼非假。”梅村此作可见出当时文人之政治风向或有不同，但这种乱离之下的凄凉情怀却是许多人共有的。“楚尾吴头”，指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带。清厉荃《事物异名录》卷四郡邑部上（清乾隆刻本）：“楚尾吴头，《方舆胜览》：豫章之地为楚尾吴头。”芝麓曾知蕲水，蕲水近豫章，故称。青丝白马，指动乱；西风传箭，指事在秋天。《梁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五十：“（南朝梁）普通中童谣曰青丝白马寿阳来，后景果乘白马，兵皆青衣。”此处青丝白马当指李自成事。吴伟业诗《赠总宪龚公芝麓》可互证：“丈夫四十致卿相，努力公孤方少壮。握手开尊话畴昔，故人一见称无恙。当初海内苦风尘，解褐才名便~伦。官守蕲春家近楚，贼窥江夏路通秦。书生年少非轻敌，擐甲开门便迎击。诗成横槊指黄巾，战定磨崖看赤壁。我同宋玉适来游，多士名贤共校雠。此地异才为乱出，论文高话锁厅秋。”[2]282又可证以文《题龚芝麓寿序》：“乃抚今而追昔，辄即事以兴怀，射策登朝，分符出宰，兵连吴楚，盗逼蕲黄，搦矢登陴，横刀守阵，雪夜发围城之啸，月明起破阵之歌，~壁无粮，横江寡援，力w强悖志决孤城。洎乎召拜G官，而陈条奏，朝憎正论，世目党人。慨国是之纷更，致王途之板荡。飘泊抱黍离之痛，栖（原文缺字）草昧之艰。”（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四部丛刊本，卷三十七，文集十五“序”）[9]

词与诗与文互证，词中所记史实可考。“归去秦淮花月好”句指芝麓与秦淮名妓顾媚事。“召登省阁江山换”句，写芝麓自蕲水回京师，“授兵科给事中”，此时离明覆亡已不远。江山换即指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破北京明亡之事。而“党籍总寻常”一句，则指芝麓弹劾王应熊、陈新甲等，即上文“洎乎召拜G官，而陈条奏，朝憎正论，世目党人”所指。此词上阕重史实，故《国朝名家诗余・梅村词》引孙豹人云：“数十年事，以前半阕数语叙尽。”下阕则写芝麓结交之盛之时事[4]89。“文史富，才名擅。交与盛，声华健。正三公开府，张灯高宴”等，可视为芝麓交往实录。末句“更他年、拣取碧云峰，归来羡”，则极隐约地写出梅村心事。所谓拣取碧云峰，指归隐而言。梅村于出仕清朝，始终芥蒂未忘，悔痛至深。芝麓心情固与其有别，而梅村仍未敢忘此，甚至于题赠芝麓寿词都不忘曲隐其情。所以《国朝名家诗余・梅村词》引白醒庵云：“末二句写出定山先生心事。”[4]89又如《满江红・白门感旧》：

松栝凌寒，挂钟阜、玉龙千尺。记那日、永嘉南渡，蒋陵萧瑟。群帝翱翔骑白凤，江山缟素觚俦獭＼h麻鞋、血泪洒冰天，新亭客。云雾锁，台城戟。风雨送，昭邱柏。把梁园宋寝，烧残赤壁。破衲重游山寺冷，天边万点寒鸦黑。羡渔翁、沽酒一蓑归，扁舟笛。

此感叹故国，兼叹身世之作，白门指金陵。松栝即松桧。永嘉南渡，借晋永嘉五年（311）之乱士大夫南渡建康（金陵）事，喻明王朝覆亡后，士大夫纷赴金陵南明小朝廷之史实。而江山缟素，“血泪洒冰天，新亭客”，则借《世说新语》新亭典故指明崇祯帝亡，众多士子为之悲怆号泣。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卷二：“先生里居，闻信，号痛欲自缢，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儿死，其如老人何！’乃已。”（《梅村家藏稿》四部丛刊本，附年谱，卷二）[9]“云雾锁，台城戟。风雨送，昭邱柏”，感叹明王朝帝王陵寝已是桧柏森森。“把梁园宋寝，烧残赤壁”句借三国火烧赤壁事，指清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攻破金陵，恣意焚烧皇家陵园[4]92。结句则不胜唏嘘，知故明不可复，大势不可回，重游清冷山寺，见寒雅万点，顿生退隐之意。吴伟业一生颠沛流离，遭际丧乱，时有出家之念。顾湄《吴伟业先生行状》载，吴伟业在临终遗嘱中写道：“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伟业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敛以僧装，不题官名，表现了诚挚的悔恨等种种复杂情绪。《国朝名家诗余・梅村词》引杜于皇云：“江山如梦，不减一声《河满》。”[4]93曹尔堪则明确指出：“陇水呜咽，作凄风苦雨之声。少陵称诗史，如祭酒可谓词史矣。”[4]93

其它如《满江红・遇虎邱申文定公祠》：“士女嬉游灯火乱，君臣际会松杉直”， “仿古恨，兴亡迹。白社饮，青门客。叹三公旧事，吾徒萧瑟。歌舞好随时世改，溪山到处还堪忆。”又《赠友》：“烽火静，淮淝垒。甲第起，长安里。尚轻他绛灌，何知程李。挥尘休谈边塞事，封侯拂袖归田里。”《重阳感旧》：“把酒登高，望北固、奔涛中断。还记得、寄奴西伐，彭城高。饮至凌R看马射，秋风落木堪传箭。叹黄花、依旧故宫非，江山换。”《感旧》：“回首处、乱云残叶，几篇青史。昔日儿童俱老大，同时宾客今亡矣。”《感旧・其二》：“暮雨急，寒潮打。苍鼠窜，宫门瓦。看鸡鸣埭下，射雕盘马。庾信哀时惟涕泪，登高却向西风洒。问开皇、将相复何人，亡陈者。”王士G云：“娄东长句驱使南、北史，妥帖流丽，为体中独创，不意填词亦复如是。”

吴伟业《满江红》词内容可分怀古、纪事、交际三类。其怀古实质是借古人酒杯浇己之块垒，纪事亦对故明多有隐约感怀。其交际之词写时事、明仕履，亦不离史实。吴伟业诗文时可见与《满江红》相似记载。如《将至京师寄当事诸老》：“柴门秋色草萧萧，幕府惊传折简招。敢向烟霞坚笑傲，却贪耕凿久逍遥。杨彪病后称遗老，周党归来话圣朝。自是玺书修盛举，此身只合伴渔樵。”[2]401又如《临终诗四首》其一：“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2]531又《自叹・其三》：“胸中恶气久漫漫，触事难平任结蟠。块垒怎消医怎识，惟将痛苦付骼健！[2]531其“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环。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可谓是“一字一泪”（赵翼《瓯北诗话》）。又《遣闷》其三：“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2]260据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曰：诗人吴伟业之墓。”[2]1476

梅村词其它词调，也有类似风格，以《贺新郎》调为突出。《贺新郎》别名《金缕曲》，与吴伟业约同时的顾贞观与纳兰性德即有《金缕曲》赠答名作。《贺新郎》曲调慷慨轩昂，气韵高古，声调常有悲凉不平之意，适于抒发悲愤深沉感情。故《贺新郎》与《满江红》相应，完整诠释了梅村词词史特征。

《贺新郎・病中有感》：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沈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啧鼻，今日须难决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线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赵翼评此词云：“以视夫身仕新朝，弹冠相庆者，固不同；比之自讳失节，反托于遗民故老者，更不可同年语矣。”[1]136陈廷焯评：“千载下读其词，思其人，悲其遇，固与牧斋不同，亦与芝麓辈有别，”[6]60以之为“梅村绝笔”。此《贺新郎》悲歌慷慨，激楚苍凉，与十四首《满江红》，俱为“梅村词史”的最佳例证。范汝受云：“梅村词无一不妙，而《满江红》十三调尤擅胜场，其中具全部史料，兴会相赴，遂成大观。”（《国朝名家诗余》评《满江红・寿顾吏部松交五十》引）[4]126

三、吴伟业以史为词与明清之际词风新变

明清易代之际的大背景促成了吴伟业词风的变化。其少作香艳铎唬《满江红》作于词史观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后期。吴伟业为复社领袖，后又被慎交社、同声社共推为宗主，在顺治十年的苏州虎丘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吴伟业与云间词派领袖陈子龙，柳洲词派领袖曹尔堪，阳羡词派宗主陈维崧，浙西词派盟主朱彝尊年龄相仿，都处于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共同创造了词坛新气象。其中吴伟业对陈维崧词风的影响值得注意。元明以来，词风纤靡，至明天启崇祯间，词学方渐复兴。而以豪健词风著称的陈维崧曾师事陈子龙，且与吴伟业多有交往。陈维崧尚未以词名时，吴伟业曾提携之。陈维崧《酬许元锡》诗：“嘉隆以后论文笔，天下健者陈华亭。梅村先生住娄上，斟酌元化追精灵。忆昔我生十四五，初生黄犊健如虎。华亭叹我骨格奇，教我歌诗作乐府。二十以外出入愁，飘然竟从梅村游。先生呼我老龙子，半醉披我赤霜裘。”[10]217陈维崧、吴兆骞及彭师度并称“江左三凤凰”，此说正出自吴伟业。近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吴兆骞》条载，吴伟业“以（兆骞）与华亭彭师度、宜兴陈维崧共目为‘江左三凤凰’”[11]387。据陆勇强考证，顺治九年（1652）陈维崧“与彭师度、卢元昌游处，吴伟业誉其年、兆骞、师度为‘江左三凤凰’”[12]91。陈维崧对此一度引以为傲。因为陈维崧尚未扬名之际，吴伟业已是文坛宗主。陈维崧《五哀诗・吴汉槎兆q》：“娄东吴梅村，斯世之纪纲。常与宾客言，江左三凤凰。阳羡有陈生，云间有彭郎。松陵吴兆q，才若云锦翔。三人同入门，漏卮填酒浆。……坐中千万人，皆言三人强。”（陈维崧《湖海楼诗集》，乾隆本，卷一）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被迫出仕，北上途中与维崧饮于京口，陈维崧有诗纪之：“白首词臣念遭际，……新恩不羡清漳第。陈生慷慨弹云和，……。横江祖饯明星幔白牙{上乌啼急，君不见枯树谁怜庾信哀。玉关终望班超入。”（陈维崧《湖海楼诗集》，乾隆本，卷四）陈维崧对吴伟业敬重有加，对其境遇也有深切的理解之同情。陈维崧师事陈子龙，早年词风绮丽；后则变婉媚为豪健，吴伟业词对其词风变化影响不容忽视。陈维崧援经史入词，也与吴伟业以史为词有一脉相承之处：

东坡、稼轩诸长调，又VV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盖天下之生才不尽，而文章之体格亦不尽。……鸿文钜轴，固与造化相关；下而谰语卮言，亦以精深自命。要之，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陈维崧《词选序》）[13]54

吴伟业词虽不如其梅村体诗影响大，却与同时的陈子龙、龚鼎孳、曹尔堪、陈维崧等人一起，成为明清之际词学复兴的主体。明清之际词有几种气质，一是承前的柔媚绮丽，一是此时的深沉悲慨，一是此后的典雅醇厚。吴伟业词表现出对前朝的无限追念，对当前难以名状的悲抑深沉。由媚而雅是明清之际词转变的大势，这也直接影响到清词品格，开启了清词中兴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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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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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清]吴伟业.梅村家藏稿[G]//续修四库全书（139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0][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11]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M].台北：明文书局，1985.

关于清明的诗词篇4

关键词：唐宋诗词；节气； 景物；闺怨；思家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对于这些浸润、涵养着中华文化精髓的节气，唐宋诗词中多有记载和描写，“节序词不仅在数量上于词林蔚称大宗，亦为词家创作的重要题材。”[1]节气为诗词创作提供了素材，而诗词创作也为这些节气平添了诗情画意。

一、唐宋诗词中的节气之景

二十四节气与一年四季的变换紧密联系，每一个节气都代表了一段独特的物候。在唐宋诗词中，对每一个节气的景物均有描绘，文人墨客用诗词诠释着节气的独特美景与气质，将一幅幅节气的画卷铺就在我们眼前，展现诗情画意的岁时雅趣。

立春时节，万物复苏，生机初绽的春意散发着活泼的气息。正如罗隐的《京中正月七日立春》：“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芽是今日。远天归雁拂云飞，近水游鱼迸冰出。”整首小诗歌清新活泼，嫩芽、归雁、游鱼都在这天迫不及待地想与春天接触，“游鱼迸冰”展现了冬末立春之时的勃勃生机。立春，是冬春的分界点，“忽对林亭雪，瑶华处处开”（张九龄《立春日晨起对积雪》）冬天还意犹未尽，春天已悄悄到来，冬雪与春花的融合之美在立春时节完美地展现着。春季是生命的初绽之时，而夏季则是万物的繁茂之节。“绿遍山原白满州， 子规声里雨如烟。”（翁卷《乡村四月》）“绿原”、“白川”、“子规”、“烟雨”，寥寥几笔就把水乡初夏时特有的景色勾勒了出来。江南的农历四月已进入“小满”，绿意盎然，烟雨蒙蒙。而到了夏至，“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韦应物《夏至避暑北池》）这时，树木葱翠，绿荫静寂，翠竹和荷花昭示着盛夏的到来。炎热的夏季过去，便是凉爽的秋天了。杜甫《崔氏东山草堂》云：“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 在这秋高气爽的时节里，总会让人感受到“一枕新凉一扇风”、“满阶梧桐月明中。”（刘翰《立秋》）的凉爽与明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江雪》），冬季给人沉寂、萧寒之感，但“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杜甫《小至》），在冷寂的冬日中正孕育着新春的力量。

“客观世界孕育了自然美，又促进诗词作家用饱蘸激情的笔墨创造出色彩纷呈的艺术美。”[2]在唐诗宋词中，节气不再仅仅是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它们已被赋予了审美的情趣与雅致。

二、唐宋诗词中的节气之状

二十四节气是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历法，因此，在唐宋诗词中，对各个节气中的农事生产和生活也有较多的描绘。如梅尧臣《田家四时》：“昨夜春雷作，荷锄理南陂。杏花将及候，农事不可迟。蚕女应自念，牧童仍我随。”“春雷响，惊蛰至”，人们进入了春耕季节。“农事不可迟”表现了节气之于农事的重要性。为不误农时，“农夫”、“蚕女”、“牧童”纷纷投入到自己的劳动中。“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杨万里《插秧歌》）诗歌向我们展现了“小满”时节农事劳动的紧张、繁忙。

在唐宋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各个节气的农事活动，还可以了解到不少有关节气的生活场景。如：？刘辰翁的《鹧鸪天（立春后即事）》：“旧日桃符管送迎。灯球爆竹斗先赢。鹿门乱走团栾久，才到城门有鼓声。梅弄雪，柳窥晴。残年犹自冷如冰。欲知春色招人醉，须是元宵与踏青。”立春，代表着春天的降临，春色虽然未满人间，但人们“换桃符”、点“灯球爆竹”，热烈地迎接新春的到来。

在有关二十四节气的诗词中，“清明”最受文人的青睐，清明时节的活动也总是被写进诗词当中，因为它不但是一个节气，更是一个节日，包含着很多风俗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宋代高菊卿在《清明》诗中曰：“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反映了古人扫墓的情景。宋代程颢的《郊行即事》写出了清明踏青流连忘返的心情：“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兴逐乱红穿柳巷，固因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清明春风拂柳之际，女子三五成群荡秋千于郊野树下，正如韦庄的《长安清明》诗云：“紫陌乱嘶红叱拔，绿杨高映画秋千。”诗歌描绘了一幅“少女秋千图”，着实充满了诗情画意。在唐宋诗词中，扫墓、踏青、荡秋千、蹴鞠、插柳等一系列清明活动都得到了再现。

三、唐诗宋词中的节气之情

借景抒情总会出现于唐宋诗词的创作中，面对各色景物，诗人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二十四节气的变化展现着四时景物的特色与变迁，也总会勾起敏感女子的伤感。春燕秋叶、秋雨冬霜都会引发女子的闺怨情怀。对于情感细腻的女子而言，二十四节气中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都浸润着她们的酸楚孤独。

“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画梁新燕一双双，玉笼鹦鹉愁孤睡。薜荔依墙，莓苔满地。青楼几处歌声丽。蓦然旧事上心来，无言敛皱眉山翠。”（欧阳修《踏莎行》）春分时节，百花齐放，风光旖旎。但女子却无心欣赏这盎然的春意，诗人用“新燕成双”、“薜荔依墙”、“莓苔满地”与女子的孤身一人形成对比，显出了女子的孤独。用“敛皱眉山翠”表现了闺阁女子的蹙眉愁容。春光虽好，但女子心里却有万般孤独，春分时节万物成双的景物不但没有使她感到愉悦，反而更显她的孤寂。

春色满园的生机让闺阁女子感到自己的孤独，但待到春意渐消时，她们又对春天的逝去感到悲伤。“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李清照《点绛唇》）清明、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两个节气，雨水打落春花，催促着春天离去。“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更深的情。”[3]李清照借花寓情，表现了女子看到暮春落花时，不禁自伤薄命，感叹青春易逝，芳华不再的悲伤之情。

“自古逢秋悲寂寥”，在夏末秋初之时，闺阁女子已心怀愁绪。处暑在每年八月二十三日左右，《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道：“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此时，“疾风驱急雨，残暑扫除空”，马上就要进入深秋。“因识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嫌有隙，纨扇笑无功。儿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仇远《处暑后风雨》）深秋虽未至，但一场秋雨一场凉，此时暑意已消，纨扇已无用处。窗外的疾风急雨不禁让女子忆起欧阳修笔下凄凄切切的秋声，与心中的悲凉相互唱和，显出几分悲苦与寂寥。

于内心敏弱者，春盛也愁，春逝也怨，夏去也忧，又逢寂寥凋零的秋，更添新愁。“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王维《秋夜曲》）到了“白露”，湿气渐重，露水的寒凉让身着单衣的女子感到冷意，但即便如此，她也不想进屋。一句“心怯空房不忍归”把女子心中对独守空闺的寂寞与胆怯展露无遗。

唐宋的诗人、词人用二十四节气中景物的特色来述说女子的闺怨，或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或景与情对比、或情与景照映。闺阁愁怨在节气之景中得到抒发，也为节气增添了一些细腻、柔软的人文气质。■

参考文献

[1] 黄杰.宋词与民俗[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2] 赵爱平.唐宋诗词中的色彩美[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9，29（03）： 8-9.

关于清明的诗词篇5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方法；诗歌鉴赏

诗歌鉴赏不但能提高人们的文学审美情趣，而且能培养人们的良好文化涵养，所以自1993年诗歌鉴赏在高考试题中出现以来，就深受广大中学语文教师好评。但由于考生文化底蕴薄弱，诗歌鉴赏题的得分率一直偏低。以前诗歌鉴赏的复习，往往强调指导学生认真分辨题型、明确试题选项常见的错误方式、掌握一定的解题技巧等。近年高考的诗歌鉴赏题打破以往客观选择题的命题方式，以主观表述的形式考察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这种命题方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诗歌鉴赏的难度。面对新的题型和要求，怎样才能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根据我诗歌教学的体会，我认为对古典诗歌的阅读与鉴赏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鉴赏诗歌中存在的问题

从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诗歌鉴赏答题情况来看，题目的难度都不算太大，但学生答题屡屡失误，主要原因是：① 考生对诗歌特点认识不足，把握不准；② 综合分析能力不够，思路不清晰；不能用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鉴赏的内容，③ 存在答题的形式不规范等，这样势必导致不是漏项就是言不由衷或者错答。

（一）言不由衷

部分学生因受语言表达能力的限制，在答题时，没有办法将自己所想的内容用恰当的语言加以描述，也许想得很完整，而答题却很糟糕，犯了言不由衷、似是而非的错误。

（二）当作读后感

有的学生误把对诗歌的语言、形象、技巧的初步鉴赏，对诗歌的思想内容进行评价当作读后感来写，进行阐发性的理解和发挥，这也是不符合初步鉴赏和评价的要求的。

何谓鉴赏？鉴赏就是鉴别、赏析。赏析出诗歌意境好坏的原因，关键要把握住诗句本身的含义，结合诗人的生活实际进行分析，或者从诗句本身的语言信息中分析出诗所蕴涵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置诗句于一边，大谈自己的感受，或引申出一个观点进行阐发性的议论。

（三）评定式鉴赏

有学生只根据题目要求，评定式鉴赏，脱离原文，简单一笔，象老师写操行评语一样进行回答，寥寥几句，缺少对原文的准确分析，这样的鉴赏虽紧扣了题目要求，但由于脱离了原文，评定式的句子没有了依据，分析也是不全面的。 这类答题的错误在于没有领悟到诗歌的意境，掌握诗歌鉴赏的本质。

二、鉴赏诗歌的具体解决方法：

（一）反复诵读、激发想象：

古人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韩愈在《进学解》中也写道："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由此可见，大量诵读、反复吟咏是培养语感、提高鉴赏能力的有效途径。在抑扬顿挫、富有感情的诵读中，诗的韵味、诗的意境、诗的情感才能被深刻地品味出。读之同时，还需展开想象。想象是引感的桥梁，在想象中还原诗歌给我们描绘出的形象画面，在感悟中体味作者的诗情，这样，作者就把我们的精神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二）积累、运用鉴赏知识

1、文体知识：

中国的古典诗词博大精深。鉴赏古诗，如果没有掌握一定的诗词文体知识，就有可能盲目而被动。首先，应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流变有相当清晰的认识，不仅要掌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文学源头，还要按照历史的顺序理清诗歌发展的脉络；其次，还应对诗词的格律知识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诸如句法、用韵、对仗、词牌、曲牌等知识。再次，还要充分把握诗词特点：高度的概括性、生动的形象性、强烈的抒情性、鲜明的音乐性。

2、诗歌内容

不同类别的诗歌在表情达意、节奏韵律等方面各有特点，按表达方式，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哲理诗；按格律，可分为古体诗、近体诗；按语言，可分为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按内容，可分为山水田园诗（写景诗）、咏物诗、边塞诗、咏怀诗、咏史诗等。

3、诗人风格

由于作家的生活经历、感情气质、艺术素养等各不相同，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各自独特的格调、气派和趣味，这就形成了作品的不同风格。三曹诗风的苍凉雄健；张九龄诗风的委婉蕴藉；孟浩然诗风的语淡者味重、恬静浑健；王维诗风的恬淡生动；王昌龄诗风的雄健浑厚；李白诗风的飘逸洒脱；杜甫诗风的沉郁顿挫； 高适、岑参诗风的雄浑奇拔；韦应物诗风的清新典雅；韩愈诗风的气势磅礴、奇特新颖；贾岛诗风的萧瑟悲愁；李贺诗风的忧郁激愤；元稹诗风的艳丽浅近；白居易诗风的平白清新；刘禹锡诗风的清峻明朗；李商隐诗风的清丽俊逸；杜牧诗风的含蓄绰约；李煜词风的伤感细腻；欧阳修词风的清丽明媚；范仲淹词风的苍凉悲壮；晏殊词风的明朗疏淡；苏轼的旷达豪迈；柳永词风的缠绵悱恻；黄庭坚词风的自然流畅；秦观词风的情真意切；李清照词风的婉约凄切；杨万里词风的新鲜活泼；陆游诗风的雄浑奔放、明朗流畅；辛弃疾词风的气势雄壮；姜夔词风的精心刻意、清妙秀远等等。我们应通过自己的鉴赏活动，加强对作家作品的感性认识，从而归纳出各个作家的风格。了解诗人的风格，有利于把握他们在诗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4、语言特点

语言是诗歌的载体，分析语言是进行文学鉴赏的重要环节。只有准确地理解了作品的语言，才有可能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评价和鉴赏。（1）清新。其特点是用语新颖，不落俗套。（2）平淡，也称质朴。其特点是选用确切的字眼直接陈述，或用白描，不加修饰，显得真切深刻，平易近人。（3）绚丽。其特点是有富丽的词藻、绚烂的文采，奇幻的情思。（4）明快。其特点是斩钉截铁，一语破的。（5）含蓄。其特点是意在言外，常常不是直接叙述，而是曲曲折折地倾诉，言此而意他，或引而不发，或欲说还休，让读者去体味。（6）简洁。就是干净利落，言简意赅。

（三）灵活运用答题技巧

学生在回答主观鉴赏题时要重视"三注意"：

首先要注意题目，有些题目本身就具提示性：象杨炯的《从军行》、李白的《越中览古》《送孟浩然之广陵》、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杜甫的《春夜喜雨》等等。

其次要注意作者，一般考试出题选取诗文都是能代表作者主要创作风格的诗作，例如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柳永、秦观的婉约词，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王维的" 诗中有画 "等等。注意到这一点，对整体鉴赏很有好处。

再次要注意注释，注释虽短短一二句，却是出题人给你的暗示。有时介绍写作背景，那是在暗示你本诗的思想内容；有时介绍相关诗句，那是在暗示你本诗的用典或意境。有时介绍作者，那是在暗示你本诗的写作风格。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研读注释！

关于清明的诗词篇6

关键词：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情境激趣

在普遍缺乏传统文化的浸淫，缺乏对古典诗文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艺术价值足够认识的今天，我们又如何能在短期内并有效地教学古诗，关键还得从“趣”字入手，并紧扣“趣”字，创设相当的情境，激发广大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和热情，养成一种良好的学习古诗的自觉习惯，自然古诗之韵如诗曰：“水精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一、诗画结合，培养学生理解诗词的能力

王维《山居秋暝》的颔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写的是静景：明亮的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照进了松林，清澈的泉水在石头上静静地流淌。寥寥十个字，勾勒出了一幅清幽、明净、自然、和谐的山水图。为了让学生眼中有此美景，我们可以出示画家为我们准备的教学挂图，或也用寥寥几笔来勾勒夜空的明月、错落有致的松树、清澈见底的流泉、洁净可爱的石头等，再现诗人眼中秋夜的静穆，让孩子们在一幅优美的简笔画前，忘掉尘世的纷争与喧嚣，使心灵得到净化。

二、点化诗词中的音乐美，让学生从听觉上感觉诗意

教学中，借助音乐能调动情感，烘托、渲染诗歌的内容，创设美的氛围，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理解古诗。许多教师在教学古诗时都会选用适当的乐曲让孩子们进行配乐吟诵，或悲或喜，或沉缓或轻快，在乐曲声中去感知诗中之形象，体会作者之情感，感悟诗中之理趣。如教学杜甫的《春夜喜雨》，有的教师配以轻音乐，其中掺有“沙沙”春雨、“咝咝”微风、“丁冬丁冬”的流泉，还伴有几声清脆的蛙鸣声等，把诗中静谧、清新的氛围衬托得很分明，体现了诗人夜居草堂，欣喜惬意的心情。

三、用朗读感悟造就古诗词情境之美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古诗不仅内涵丰富，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短小精悍，词句优美，字字珠玑，韵律和谐，节奏性强，易读易记。

（一） 把握停顿，感受古诗的节奏美。绝句和律诗因其本身的书写规范，蕴涵相对固定的节奏感，因而在教学指导朗读时，要让学生明确并把握停顿。

（二） 熟读成诵，感悟古诗的韵律美。古诗的教学切忌重传授，轻感悟；切忌重讲解，轻朗读。而应让学生充分地读，通过多读，感受诗的艺术感染力，感悟诗的和谐韵律。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决定了古诗文阅读的目的不在于理解内容的深度，而在于积累语言，增强语感，提高文学修养。

（三） 词曲相映，整体感悟。无论是古调还是今曲，无论是通俗还是戏曲，许多优秀古诗词都有相关的曲调相衬，且有当红影视剧明星表演或演唱，这也为孩子们朗读感悟古诗创设了许多条件。如香港歌后王菲演唱的[宋]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内地歌手毛宁演唱的[唐]张继的《枫桥夜泊》的改编曲，以及越剧表演艺术家赵志刚演唱的[唐]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和[唐]自居易的《离离原上草》、[唐]孟郊的《 游子吟》、 [唐]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真是名诗成就名曲，名曲促进古诗的学习。

四、用品味意境提升诗魂，培养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关于清明的诗词篇7

关键词： 高考诗歌鉴赏题 解读诗歌 “五线谱”

回顾2005―2010年江苏高考诗歌鉴赏题，会发现一定的规律：诗歌鉴赏题分值为10分，学生得分普遍偏低。在此题上大多学生觉得花了时间却难以保证分数，原因是鉴赏的术语答题模式记得再熟，一遇到具体分析就不会用了。怎样才能提升解题能力，获得高分？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读懂诗歌。

我们要看诗词难懂在什么地方。一是诗词创作流行的时代距我们很遥远，那么大的时空距离，习惯手机联系、骑车代步的学生要转换思维才能去体味。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坎坷经历也是一大障碍，让十几岁的少年去理解几十岁历经沧桑的人的作品，说没有难度是骗人的。二是诗词语言精粹，表达的情感都有跳跃性。三是手法使用的多样性。四是情感传达的隐蔽性，诗词中直抒胸臆的少，借景、借物、借事、借人抒情的多。这几点是诗歌的魅力所在，却也是诗词的难懂之处。

读懂诗歌，我们可以用好解读的“五线谱”。

一、抓住标题，定好内容情感的“基线”

古人写诗词和今天写作文一样，“扣题”精彩也是艺术成就表现之一。古诗词标题不玩新奇，偶有双关，常见诗词除“无题”诗情感、意象可多重解读外，大多一见则明。以江苏高考为例：2005年《征人怨》，边塞类；2006年《鹧鸪天・室人降日以此奉寄》，思乡怀人类；2007年《鹧鸪天・送人》，送别类；2008年《登金陵凤凰台》，咏史怀古类；2009年《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咏怀类；2010年《送魏二》，送别类。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词牌和标题是不同的，词牌与诗词内容并无必然联系，不能因词牌而影响我们对诗词情感的判断。如苏轼的《阮郎归》（绿槐高柳咽新蝉）词中描写了一位天真可爱的女子初夏时分闲适愉悦的心境，但是很多同学附会为“思念远方的情郎”，问为什么，回答：因为“阮郎”就要回来（归）了啊。闹了笑话。

明确了诗歌的内容分类，常见的情感就可以在心中先画出图谱来了。通过诗歌标题，先行判断诗歌内容并预测其中的情感倾向，形成情感判断的“基准线”，至于诗歌内容情感具体可以怎样解读，还要根据文本加以区分。

二、认清作者，系好分析情感的“安全线”

江苏近年来的高考喜考无名作者的名作和有名气作者未广为流传的作品。对于前者，我们无法直接判断，但可以通过同时代的其他作者相互印证，如我们不清楚杨炎正其人，但是如果知道“杨炎正，南宋词人，与辛弃疾交谊甚厚，多有酬唱”，就可以凭借对辛弃疾的了解来解读杨炎正的思想情感了。

对于后者，我们可以动用积累，对作者生平的了解结合诗歌本身，将会对文中的情感把握更加精准到位。如李清照的“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苏轼的“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辛弃疾的“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三者都含有对时光易逝的叹惋，但是细推敲，原因显然各不相同。李清照更多感叹的是“时光匆匆”“韶华易逝”，苏轼更多感叹的是“怀才不遇”，辛弃疾则更多感叹的是“壮志难酬”“理想难以实现”的苦闷。这种情感的推导，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对作者生平的了解。

因此，对作者的了解越清楚，“安全系数”越高。当然也不能一味依赖“安全线”，否则解读就会陷入机械化，不能够“就诗论诗”，反而使诗歌的情感解读“泛化”，遇到杜甫就是“爱国忧民”，遇到王维就是“闲适安逸”，遇到柳宗元就是“被贬谪之苦闷”，这样就让诗歌鉴赏题的“具体分析”形同虚设了。

三、咀嚼注释，吃准内容情感的“暗线”

诗词中的注释有两种，一种是帮助理解诗词句意的，如《鹧鸪天・室人降日以此奉寄》中“室人降日”很难把握，注释解释为“妻子生日”，理解难度就降低很多。

另一种是介绍典故或作者及创作背景的，理解到位可以帮助我们全面把握诗人情感，理解有偏差则会误入歧途。如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尾联：“惆怅无日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下有注释：范蠡：春秋时越国大夫，曾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功成身退，泛游五湖。很多学生仅仅重视了“功成身退”之语，所以认为作者心生无法如范蠡一样建功立业而报国无门的悲哀。因为读注释的以偏概全加上没有结合诗句具体分析，所以产生了理解的偏差。其实，作者的“惆怅”是无法如范蠡一样五湖泛舟。诗句结合注释，作者的复杂情感是：（1）对隐逸古人的缅怀仰慕之情；（2）厌倦官场，对纵情山水的向往之意；（3）无法如范蠡那样泛舟五湖的惆怅。

所以说借助注释时忌讳“断章取义”。注释如“暗线”，必须仔细结合文本解读才能判断出它真正想透露的意思。但是纵观有注释的鉴赏题，参考答案或多或少都会和注释有关联。

四、分析结构，找出行文的“经线”

前面三条线都是辅助线，解读诗歌主要还需立足文本。对于诗歌的行文顺序，多数同学不甚在意，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知道行文布局，我们就会清楚哪儿是言事，哪儿在写景，哪儿是抒情。答题的区间会分辨得很清楚。

唐诗宋词大多数内容里都是有景、有情。词作中多数上阕写景，下阕抒情。而律诗每一联相当于一个小层次，抓住每一联内容的重点，就等于把握了诗歌的“脉络”。如杜甫的《野望》：“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首联写的是远眺近观之景，颔联、颈联明显是抒怀了，有对亲人不在身边的思念之情，有对自身江海飘摇孤单寂寞并且老病的感慨，有对自己无力报国的遗憾愧疚。尾联“跨马”“出郊”“极目”又回到了题目“野望”上，并以“人事日萧条”的感慨作结。行文脉络清晰可见，围绕标题中的“望”字有层次地展开：所望之景―即景生情―交代“望”的方式、地点、状态，并抒发感慨。

五、品味关键词，拎出行文的“纬线”

要抓诗词中的关键词，进而梳理出诗词的层次。诗词中的关键词包括诗眼、显示感情的词语、显示时间的词语、领字等，另外分清诗词的层次还可以确保答题时不漏点。如2009年《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阅读时，先抓显示时间脉络的关键词：“遥望”――照应标题中“登楼”二字，立足“当前”“眼下”；“想当年”――回忆之景；“到而今”――眼前之景；“何日”――想象之景；“却归来”――想象之景。抓住这些词语就能够很容易分出诗词的层次，进而逐层分析出作者的情感。

关于清明的诗词篇8

关键词：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诗词教学 有效性教学

一

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第二十五课《诗词曲五首》，第四首选的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是咏中秋的杰作，脍炙人口，如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从话》后集卷三十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1］注者众多。如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此词）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后来诸家注者，往往根据李白《月下独酌》诗中的“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去注“起舞”，教材没注是谁在“起舞”，只注“弄清影”为“意思是月光下的身影也跟着做出各种舞姿”，注“何似”为“哪里比得上”。

按教材注者的意思，“起舞”的自然是苏轼，“弄清影”是在月光下，但问题是，为什么“苏轼起舞，在月光下摆出各种舞姿”却“哪里比得上在人间”？那么，究竟是谁在“起舞”，在哪“弄清影”呢？我们先看看此词具体的写作时间和地点。

此词小序说写于“丙辰中秋”，即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苏轼此时41岁，知密州。查《苏轼年谱》：“八月十五日，饮超然台上，和孔宗翰（周翰）题诗，时宗翰乞密，赋《水调歌头》，兼怀弟辙。”［2］可知此词确写于超然台，而“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超然台成）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3］可知“超然台”三字由苏辙命名，苏轼登台，作诗填词，正好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怀念子由，但找不到苏轼“起舞”的记述，按苏轼在《超然台记》上的说法是“饮”而非“舞”，更难找到“在月光下的身影也跟着做出各种舞姿”的依据来。

其次，找注家探个究竟。

据教材出处《东坡乐府笺》的龙榆生引宋人傅干注“不胜寒”三字来看，傅干是用《明皇杂录》中的“八月十五日夜，叶静能邀上游月宫，将行，请上衣裘而往。及至月宫，寒凛特异，上不能禁。静能出丹二粒进，上服之，乃止。”［4］同在“八月十五夜”，与“月相关”，此注历来注家皆无异义，但“弄清影”龙榆生却缺笺。查西北大学教授薛瑞生《东坡编年笺证》，薛教授是同意用《明皇杂录》中的故事去笺注“不胜寒”三字的，但他同时用《龙城录》中开元六年唐玄宗“想素娥风中飞舞袖被，编律成音，制成《霓裳羽衣》舞曲”的故事去注“起舞弄清影”，断定“实则此句乃谓月中素娥起舞弄清影也”。［5］博学的东坡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不是拘泥于一家，而是采百家为我所用，所以，只用李白的《月下独酌》去笺注此词是不够准确的，正如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论苏试时所说：“坡公熟于庄、列诸子及汉魏、晋唐诸史，故随所遇，辄有典故以供其援引，此非临时检书者所能办也。”［6］因此，我们在解读这首词的时候，一定要结合作词的具体时间、地点、再联系上下文的具体语言环境去作具体的推敲，才可能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所以，教材对“弄清影”所作的“注”不够准确，按此注去解读此词，使语义不清，语脉阻梗，诗意不明。

故是“素娥”在“起舞”，“在月宫上”“弄清影”。结合全词意境，联系“何似在人间”去细读：素娥在月宫上摆弄出各种曼妙的舞姿，但终因寒冷寂寞，哪里比得上在人间（因有兄弟之情彼此牵挂着）而显得温暖动人。上阕问月，既化用诗句，又暗用典故，下阕转到人间，将旷达的情怀与深邃的哲理情趣结合起来，才成就了这首名作不朽的艺术价值。

二

由此去探讨《新课程标准》下初中诗词有效性教学的问题。在新课程开展的过程中，教师诗词教学的观念有所转变，一讲到底的做法有所改变。但随着新课程的深入，一些问题还是不断出现，据笔者在不同场合所听的课来看，目前初中诗词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

1.重应试，轻素养。

考试考什么，教师教什么，诗词仅仅是学生用来应试的工具。教师过多强调哪些诗词是考试的重点，能背诵会默写就达到了教学的目标，学生一味死记，应试完毕，诗词忘光，费时多，效果微。

2.形式多，诵读少。

图片展示，角色表演，个人读，小组读，全班读，花样百出，但更多的是陷入到为形式而形式，教师缺乏必要的诵读指导，更缺少个人结合诗词内容所得出的情感体验的演绎。貌似多样的形式难以掩盖诗词内容传授的苍白。中国传统的声并茂的“诵读法”在诗词教学中变味甚至缺失。

3.概念滥，诗味缺。

在诗词教学中，教师用“意境”“用典”等概念肢解诗词，导致学生视诗词学习为畏途。诗词中饱含的人文素养、诗人高尚的人格操守、跨越时代的审美享受、无穷的“诗味”，教师体会不了，学生更无法体验。

三

笔者认为，下列途径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效方法。

1.教师必须转变诗词教学的观念，提高研读诗词的能力

诗词不只是学生用来应试的工具，更应该是学生的“两个底子――终身学习的底子和精神的底子”，［7］只有学生打好这“两个底子”，真正影响学生一生的语文素养才能形成。而教师研读诗词必须有“独立之精神”，也就是说，只有深入去研读，敢于善于质疑解疑，不迷信注解教参，使诗词化成教师血脉中的生机，学生学起诗词来，才会感受到其中的美与趣，诚如英国著名学者约翰・亨利・纽曼所说：“任何学科的一般原理，大家可以足不出户，通过书本学而知之，可是细节、色彩、口吻、生气，使得一门学科融入我们血脉的那股生机，凡此种种，要从师长那里把握，因为学科已经在他们身上获得了生命。”［8］

2.研读《新课程标准》，梳理出恰当的施教目标和合理的培养途径。

《语文课程标准》对于初中的诗词教学有这样的表述：“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方法是“诵读”，途径是“积累、感悟和运用”，目标是提高学生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诵读”要将诗词的节奏、音韵、情感传达出来，教师要会诵读，才有可能教会学生诵读；教师首先要感动，才有可能感动学生。仍以上文东坡词为例，只有深入去了解、研究东坡的坎坷际遇及其伟大人格，才有可能被此词感动，只有感动了教育者的作品，才能打动被教育者。

3.正确处理好应试与素养的关系。

“应试”只是手段，语文素养的提高才是目的，“应试”是末，素养是本，舍素养重应试是舍本逐末、涸泽而渔的做法。那么，什么是语文素养？“语文素养就是根据学生的特点，经过学习和训练发展起来的语文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探究能力与创造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9］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诗词正是培养学生健康情感和科学价值观的源头活水之一。只有素养得到落实，应试能力才可能提高。初中诗词的有效性教学，应该表现在素养的提高与应试能力提高的和谐统一上。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应该是文化的复兴，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我们应该站在振兴民族的高度，去研读我们的传统文化，去进行有效的诗词教学。

参考文献：

［1］［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21.

［2］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上）：337.

［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3，（1）：351.

［4］龙榆生校笺.东坡乐府笺.商务印书馆，1958：97.

［5］薛瑞生笺证.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9，（1）：164.

［6］［清］赵翼.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1）：59.

［7］潘新和.立言以立人――钱理群语文教育观摭议.语文学习，2009，3.

关于清明的诗词篇9

关键词:清代诗歌;清诗选本;诗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135-05

在经历明代中期以来思想界的浮躁、喧嚣后,明清易代剧烈动荡的时代变革,使士风中的偏执狂躁习气受到了抑制,冷静、包容的理性精神开始悄然兴起,并成为清初的主流文化意识。在此背景下的清初诗坛,通过对此前诗歌发展各方面经验教训的反思总结,使清诗重新走向繁荣,并建立起清诗新的格局。对于清初诗的重振,诗论家们有广泛的共识。严沆《溯洄集序》回顾清朝定鼎以来二十年的诗坛发展,认为:“夫清兴,息马投戈,渐渍于文教。二十年以来,学士大夫,家握灵蛇之珠,人怀隋氏之璧,穷巷掘门之徒,抱膝而行吟歌声,若出金石者众矣。”邓汉仪《诗观三集自序》甚至将清初诗歌的繁荣与汉魏盛世相提并论,“夫汉魏四唐之诗,雄视百代。而我朝人才蔚起,诗学大兴,较之曩时,何多让焉。”客观上讲,这些论说显然并非尽为溢美之词,单从清初诗歌选本数量之多就足以说明。这些清初诗歌选本体现出的理性和自觉的反思意识,对清初诗坛的繁荣客观上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清初诗歌选本中体现的诗学反思,与清初诗坛整体风尚息息相关,借助选诗宗旨和原则的指导,使选诗成为一种具有理论自觉意义的再创作,并对诗风进行直接干预,这比单纯的理论呼吁更有效果。

首先,清初诗选本透露出鲜明的救弊意识,并通过拯救诗风的实践对诗坛进行干预和引领。

与汉魏、唐宋相比,明诗整体成就不高,主要表现为诗歌开拓创新的力量稍显不足。但从诗学理论的探讨上,明代诗坛的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明代不仅诗派众多,且各有明确的理论,这些理论涉及从诗歌外在形式、技巧到艺术规律等各个方面。通过这些讨论,深化了对诗歌深层本质的理解。但同时,这些理论的偏执和狭隘也很突出,明代诗风的弊端多与此有关。如复古派的食古不化,性灵派的俚俗甚至幽僻,都成为明代诗坛的流行病症,并对诗歌创作产生不良影响。直到清初这些问题仍很严重。对此,王士稹深有感触,他说:“四五十年来,浸以衰息,异喙争鸣。或宕易以犯节,或流湎而忘本,君子伤之。夫当末流之会,而称说古昔先王之遗,以移易风俗,荡涤情志,此非有心世道者不能也。”[1](P88《国雅初集序》)当然,作为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稹对诗坛发展的忧虑代表了一种普遍意识,而翁介眉则明确表达了通过选诗干预诗风的诉求,其《清诗初集自序》说:“诗之盛也,莫今日若。诗之滥也,亦莫今日若。惟其盛,故不能无滥;惟其滥,则不得无选,而别其次第之体裁。”

其实,早在此之前,诗坛有志之士就已经开始了通过选诗振起诗风的努力。如黄传祖竭四十年之心力从事编选《扶轮集》系列选本,就明确带有救弊的意图。他在《扶轮新集自序》明言:“兹凡四选《扶轮》,皆四十年内诗。台阁山林,作者彬彬,似可言盛矣。而诗之受患方深,言则触忌受侮,不言则非肩承绝学,上扶《三百》一线之统,畏顾踌躇,仅约略大概而止。恐后世知言者,谓摒除一切是非铺排之习以立宗,而犹不昌言示世,疑自为厚、为人薄也。安敢惜身名,不一争将绝未绝至危之线于当世。”黄传祖毕生从事选本编辑,先后有《扶轮集》十四卷、《扶轮续集》十五卷、《扶轮广集》十四卷补遗一卷、《扶轮新集》十四卷问世,为当时诗坛一大盛举。在《自序》中,黄传祖对清初诗风弊端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诗歌的脱离现实和诗派门户之见上,表达了中肯而切实的意见。

姚俭编选《诗源初集》,也以拯救诗风为职志,他在《凡例》中说:“国史采众诗,必明好恶。彼声能写情,情皆可见。设有言而非志,谓之矫情。情见于声,矫亦可识也。或吴人吴吟,或楚人吴吟,皆当晓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自有选以来,如金针诗格,要式,诗品诗话之类,无不指陈利病,冀诗人之变改。《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诗六义,救药也。……故予是选,救病为多。典型未亡,觊可追改,则箴规之意切耳。”姚俭站在情感本位上论诗,不仅提倡性情的绝对性,而且针对明末诗风尖新求异的倾向,通过提倡诗歌的规范予以纠正,实际上是对格调派与性情诗论的兼收并取。

张缙彦通过重提《诗经》六义,对诗坛偏离正道提出规诫,他将明代以来诗坛弊端的产生归结为《诗经》传统的缺失。其《国门集序》说:“自俭陋芜榛者流,弗明兹义,必谓十室鄙谚,和怿性灵,巴里下曲,允谐奏歌,知有风矣,不知有雅也。捂绅先生,掞文搞藻,郊乐饮酒,赠言赋答,然而义罕指归,词寡奥秘,知有雅矣,不知有颂也。抑或劳愁佗傺,激昂震荡,僳真任气,繁辞自引,然而颓放无制,率尔意尽,知有变矣,不知有正也。更或流连景物,吐词腴润,术阡罕朗,规简峻令,然而比偶矜束,托寄凡迩,知有赋矣,不知有比兴也。夫诗至于颂,而天人之道备。体至于比兴,而风人之义彰。”

此外,钱谦益在《鼓吹新编序》里通过著名的牛乳之喻,对明代格调派与竟陵派进行严厉批评。魏裔介通过编选《溯洄集》,对诗坛“绮靡淫佻之习”,“愤激悠谬之词”进行针砭,借《诗经·蒹葭》溯洄之义表达对理想诗风的向往。魏宪编选《诗持》系列,对“尚才情者不遵法度,论格调者不尚性灵,用浮花而少蕴藉,用工巧而乖风致”的风气进行劝诫。如此等等,都体现了以选本干预诗风的自觉意识。

关于清明的诗词篇10

《艺苑卮言》（卷三）曰：

沈以四声定韵，多可议者。唐人用之，遂足千古。然以沈韵作唐律可耳，以己韵押古选，沈故自失之。

这里，明人王世贞认为沈约所倡导的声韵 问题 ，虽对后代的律诗产生巨大 影响 ，但与当时的文学潮流不相符，故而沈约“自失之”。

当然，我们在这里批评锺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不是因为他没有预见到它的巨大文学史影响，因为他毕竟也是凡人。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当然，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锺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锺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

结论

文章有关《诗品》 内容 的质疑，仅仅是笔者拙见。但笔者以为，在锺嵘的品评之中，确实存在如上所述的偏见或是评论的绝对化和形式化。就拿民间乐府来说，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品评诗歌当不可绕过她。笔者在此文中，就是要让诸位不要忽视两汉南北朝的优秀的民间乐府诗歌。至于锺氏所存在的其他譬如有关“用事”、“用韵”等绝对化的评价，以及有关诗人品第问题的再探，实为续貂之作。WWw.133229.CoM笔者以为，虽然《诗品》自开始流传以来，有誉也有毁，即便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对其提出疑义，但是，瑕不掩瑜，《诗品》在我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堪称历代诗论之祖。

附：评《陈注》所选录的曹植之诗

这里，笔者将结合锺嵘《诗品》之中对陈思王曹植诗歌的评价，简要地对《陈注》中所录曹植之诗予以评说，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弄清楚陈先生所录的曹诗是否符合锺氏之评。经笔者检索，陈注中共选曹诗十余首。其中包括了《公宴诗》、《送应氏》（二首）、《七哀诗》、《箜篌引》、《赠白马王彪》、《赠王粲》以及《杂诗》六首。在评论之前，我们先来锺嵘对曹植诗的评价。

《诗品·上品》“魏陈思王植”条曰：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 音乐 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可以看出，锺嵘对曹植的评价是极其高的。尤其说他“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可以说是一语中的，论之备矣。何焯谓子建诗云：“缱绻有风人之旨”，同时又认为“小雅嗣音”（《义门读书记》语，《陈注》引）。《陈注》中还引用了清人刘熙载语：“子建隐有‘仁义指认其言蔼如’之意，锺氏为人伦周、孔，可谓知言。”陈延杰先生说：“盖子建诗学国风，而有以雅与骚化之，故自成家矣。”当然，在锺嵘的眼里，曹子建无疑是当时诗人之中成就极高的一位。结合锺嵘之评，来看看陈延杰先生所选录的诗歌是否与之符合。

首先，我们得承认，《杂诗》六首是完全符合锺氏之评的，《序》中所引的“高台多悲风”即是起句。笔者以为，这六首诗，真正体现了子建“骨气”、“情兼雅怨”、“词彩华茂”等特征。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其一）、“何意回飙攀，吹我入云中”（其二）、“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其三）、“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其五）等，无不体现出这些特点。由此说来，选录这六首诗是符合锺嵘评价的。

再来看看《赠白马王彪》。历来对该诗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如：许学夷在《诗源辩体》[29]（卷四）中说：“子建《赠白马王诗》，体既端庄，语复雅炼，尽见作者之功，少时读之，了不知其妙也。元美（余按：明人王世贞，字元美，著有《艺苑卮言》）极称之，谓‘悲惋宏壮，情事理境，无所不有’”。何焯在《义门读书记》[30]中评论该诗“小雅嗣音”[31]，盖其“情兼雅怨”。近人顾随先生在《驼庵诗话》[32]中说：“曹子建诗工于发端。诗情不够，只能工于发端。《赠白马王彪》诗情足够，故不露竭蹶之势。《赠白马王彪》好在不工于发端。‘谒帝承明庐’数句如旅行纪程，不是诗，但是诗，徐徐写来，力气不尽。此篇虽不工于发端，而到底不懈，乃曹子建代表作。”这种种评论表明：《陈注》选录该诗是极有理由的。

至于《送应氏诗》二首，“骨力甚健，与后来孙许不同”[33]；《七哀诗》，“情有七而偏主于哀，惟其所遭之穷也”[34]；《赠王粲》，“缱绻得风人之旨”[35]。由此说来，这几首诗被入选，是应该的。我们同意陈延杰先生的观点。

我们以为，《箜篌引》一诗，多忧叹生命之辞，实则“怨”滥于“雅”，虽说立意尚高，但尚不能称“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且该诗亦非“词彩华茂”。可以看看其中的诗句：“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实难以从中看出锺氏之评。后文：“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民谁不死，知命亦何忧。”我们更多是看到了子建的嗟叹，那是对人生短促的嗟怨。诗中流露出的这种“怨”，可以说是“赤裸裸的”，“雅”实则是难以寻觅。再看看入选的《公宴诗》。何义门评曰：“何等兴象”[36]。该诗写的是宴会，“兴”当然不足为奇。“词彩华茂”，亦是当之无愧，如：“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然而，我们以为，锺嵘时期的诗风，对“词彩”的要求都很严，正如他在《序》中所强调的诗歌的做法当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丹彩”即是诗的表层，即词彩。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诗歌多是“词彩华茂”的。那么，为什么单单曹植的成就被认为如此大，诗歌能被列入上品呢？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曹植的品第当不是由其“词彩”来决定的，而是“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而使得他“卓尔不群”、“粲溢今古”的。然而，我们从这首宴会诗中，几乎很难读到“情兼雅怨”的东西，甚至也难感受到奇高的“骨气”。综上所述，我们以为，作为有利于理解锺嵘对曹子建评价的 参考 材料，陈延杰先生选录《箜篌引》和《公宴诗》，不是很妥当的。

笔者认为，虽然《陈注》中在选录曹植之诗作为参考资料时存在如上所述的瑕疵，但总归是瑕不掩瑜，该著作仍然是 研究 《诗品》的必读，对《诗品》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 文献 ：

（1）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商务印书馆1955年

（2）梁·锺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3）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岳麓书社，1995年

（5）梁·沈约撰《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97年

（6）唐·李延寿撰《南史·锺嵘传》中华书局，1978年

（7）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8）宋·叶少蕴著《石林诗话》，《历代诗话》本（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

（9）明·谢榛著《四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10）明·王世贞著《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本（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

（11）明·胡应麟著《诗薮》，中华书局，1962年

（12）明·许学夷著《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13）清·乔亿著《剑豀说诗》，《清诗话续编》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4）清·章学诚著《文史通议》，中华书局，1956年

（15）清·王士禛著《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16）清·何焯著《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2000年

（17）清·方东树著《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18）清·沈德潜著《说诗晬语》，《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9）清·王士禛著《渔洋诗话》，《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20）清·冯班著《钝吟杂录》，《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21）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驼庵诗话》，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22）萧涤非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23）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

（24）张伯伟著《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注释：

[1]本文所依据的版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1年。为文章行文方便起见，后文将其简称为《陈注》，均同，不再注出。

[2]清·乔亿著，《清诗话续编》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清·章学诚著，中华书局，1956年

[4]按：胡应麟此处所引锺氏之言，与原文不尽相同。《诗品》原文言：“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

[5]明·胡应麟著，中华书局，1962年，下文与此同，将不再注出。

[6]清·王士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7]参见张伯伟著《钟嵘诗品研究》第117页至第15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8]本文主要参考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下文凡涉及《文心雕龙》中的内容，所依据的均与此同，将不再注出。

[9]汉·班固著，商务印书馆1955年

[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11]清·冯班著，《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2]明·谢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13]按：冯班在《钝吟杂录》中，首篇便是《古今乐府论》，既包括了文人乐府，当然也包括了民间乐府。而谢榛在《四溟诗话》中，亦有多则关于民间乐府之论述。如：有关《木兰辞》的（见第七则）、有关《紫镏马歌》的（见第十一则）等。此处不能详尽，所引只是为了说明锺嵘在品评诗歌时当不可忽视民间乐府。

[14]应璩（190—252），字休琏，汝南人。世称其“博学好文，善为书记”。其诗文“多切时要，世共传之”。（按：《文选》李善注引，《文章录》语）但应璩的诗大都散佚，今天学者一般认为仅存《百一诗》一首（昭明太子《文选》录）。由于其诗的散佚，很难对其予以确切评说。但考察前人对其评价，当知他的地位。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三处论及应璩，而就有两处提及《百一诗》。（参见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之《应璩诗论略》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5]宋·叶少蕴著，《历代诗话》本（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

[16]按：《陈注》卷中引《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曰：“钟嵘《诗评》（即《诗品》）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藉、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从而《陈注》以为，“陶诗原属上品。迨至宋陈振孙着《直斋书录题解》，则云上品十一人，是又不数陶公矣。”我们认为，《太平御览》乃北宋时期著作，其记录事情的真伪尚待确证。而根据一个没有十分把握的材料来断定其它论述，我们以为不是甚妥。本文依据世所流传的《诗品》之品第，以锺氏列陶诗为中品而论之。

[17]清·王士禛著，《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8]清·沈德潜著，《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9]清·方东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20]按：《诗品》原文“魏武帝魏明帝”条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叡不如丕，亦称三祖。”是将魏武帝与魏明帝放在一起品评的。此处所引的只是有关对曹操的评价，余者舍去。

[21]明·王世贞著，《历代诗话续编》本（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后与此同，不再注出。

[22]岳麓书社，1995年

[23]见《诗品》中品“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条曰：“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24]参见《诗品》上品“魏侍中王粲”条曰：“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

[25]《陈注》曰：“未详所出。”今按：逯钦立辑《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三张华《诗》作：“清晨登陇首，坎壈行山难。岭阪峻阻曲，羊肠独盘桓。”

[2]6参见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7]沈约撰，中华书局，1997年

[28]按：《南史·锺嵘传》曰：“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于范，意浅于江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我们以为，此说当不可轻信。

[29]明·许学夷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30]清·何焯著，中华书局，2000年

[31]按：《陈注》曰：“《史记·屈原传》曰：‘小雅怨诽而不乱’。按子建有忧生之嗟，故乐府赠送杂诗诸什，皆具小雅怨诽之致。”这更加印证了子建诗之“情兼雅怨”。

[3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33]何焯语，《义门读书记》，2000年

[34]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