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赠十篇

慈善捐赠篇1

关键词： 西南地区； 市民； 捐赠； 慈善捐赠态度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3001208

一、问题与背景

近年来，我国不断有天灾人祸，如汶川地震、鲁甸地震、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以及天津港“8・12”爆炸事故等。这些不幸的事故者和家庭都需要社会的关爱与帮助。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区很难仅凭政府、企业、基金会等的支持度过灾害期。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捐赠情况就突显出社会大众捐赠的巨大社会作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国全年的捐赠总额创历史新高，个人捐赠额首次超过企业捐赠，显示了我国个人慈善捐赠的潜力及可开发性。然而，在2008年个人捐赠出现“井喷”过后，企业捐赠又回归了主体地位，这也说明我国的个人捐赠情况存在不足。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个人捐赠总额不到国内捐赠总额的四分之一，慈善捐赠主要是以企业捐赠为主，而慈善事业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的捐赠却主要来源于社会个人捐赠。以美国为例，2009年美国公民人均捐赠1 940美元，捐赠总额为3 037.5亿美元 。其中个人捐赠占75%，基金会捐赠占13%，遗产捐赠占8%，企业捐赠占4%。[1]我国至2011年，个人捐赠仅为26720亿元，约占捐赠总额的3162%，而企业约占5748% 。[2]从美国慈善捐款现状来看，来自于个人的小额捐款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影响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且这里的个人，指的是普通人，而非富人、名人等。

如何开发中国的个人慈善捐赠资源，如何建构中国常态化的个体日常性捐赠，是政府、社会和慈善组织共同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本文从影响个人捐赠行为的因素入手，从中提取个人捐赠态度的相关部分加以分析，研究我国个人捐赠态度现状及其产生原因。

二、文献回顾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未见专门针对个人慈善捐赠态度的研究，只散见于影响个人捐赠行为的因素、慈善组织公信力和个人慈善意识这三方面的研究当中。

由于慈善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政治体制、教育理念、文化背景、民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西方国家的个人慈善捐赠态度与我国的个人捐赠态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样本来自西南地区，主要探析市民的慈善捐赠态度。（一）关于个人捐赠行为影响因素中捐赠态度的研究在我国已有的关于影响个人捐赠行为的因素研究中，仅少数学者分析了个人捐赠态度对个人捐赠行为的影响。根据计划行为的理论模式，慈善行为最主要是受意向的影响，意向最主要是受行为控制影响，而行为控制最主要又是受控制信念影响。[3]除此之外，蔡燕青的研究则指出了个人具体的捐赠态度对个人捐赠行为的具体影响及态度的成因：一是个人受慈善组织的项目策划、管理与宣传能力的影响，对慈善组织的项目期望值越高越易捐赠；二是个人受自己人生经历的影响，在捐赠中会产生不同的偏好选择。[4]（二）关于个人对慈善组织态度的成因研究已有的研究均表明个人对慈善组织持不信任度态度。多数学者主要从慈善机构本身、政府监督管理机制和法律制度进行成因分析。学者们普遍支持的分析结果有九个方面。第一，慈善组织内部财务管理不健全；第二，慈善组织内部监督机制不健全；第三，专业从业人员少，职业化程度较低；[5]第四，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低；[6]第五，政府的双重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弊端多；第六，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监管不到位；第七，民间的慈善组织受政府限制，得不到认可；[7]第八，法律制度不健全，没有起到良好的监督和规范慈善组织体系的效果；第九，缺少社会监督机制。

除上述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外，学者们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公民对慈善组织的态度还受舆论影响，某些网络谣言和媒体对一些慈善组织丑闻过度或夸张宣传使公众产生逆反心理。[8]另外，吴晶针对西部地区市民做的研究，与上述学者的成因分析不同，他侧重影响因素的分析，认为个人资本、对慈善组织的了解和认知以及组织类型等方面对于慈善组织信任均有一定影响，其中组织类型（官方组织类型、非官方组织类型）因素影响最为重要，市民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慈善组织的信任状况。[9]（三）关于个人慈善意识中捐赠态度的研究在国内已有的研究中，只有少数学者提到了个人慈善意识中的捐赠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并都从慈善意识的角度提出。其中学者们共同提到，多数捐赠者认为，物质和金钱的捐献才属于慈善，慈善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在信任方面，杨明伟的研究指出，在政府政策立法方面，七成人表示赞成；在行为倾向上，大部分人表示会给予陌生人帮助，而对于媒体报道的有关请求援助的事例，大部分人亦应该给予帮助。[10]39

同时，杨明伟也提及了影响公民慈善意识的因素。其指出，“社会环境因素”与公民对“慈善事业的性质”的认识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政策环境因素”与公民对“慈善事业的功能”的认识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10]47

另外，周宏的研究指出，影响公民慈善意识的因素有公民对其周围社会环境的信任程度、社区文化环境、社会制度环境，捐赠动机与对周围社区环境信任成正相关关系，社区和谐程度和慈善优惠政策越好，民众捐赠积极越高，而教育制度的功利性趋向与公民的慈善认知度成负向相关关系。[11]

综上所述，国内涉及个人捐赠态度的研究，大部分采用描述、评价、文献法来进行，只有少数研究有少量的访谈分析，缺少对当前个人捐赠态度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关于个人捐赠态度归因分析的维度较为简单，已有的研究基本都是从外部的社会环境机制进行推理性归因，缺少从个人的主观态度角度进行归因。

三、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源于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课题①，样本以西南地区的四川省成都市、贵州省贵阳市、云南省曲靖市、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市民为母体，抽取1 000位市民作为问卷调查的样本（用偶遇抽样、判断抽样、雪球抽样的方法，以每市为基本单位，抽取250位市民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并以判断抽样、雪球抽样的方法，选取18位市民作为访谈调查的样本。（二）相关概念1.市民市民，又称城市居民，通常是指具有城市有效户籍和常住在市区的合法公民。构成我国市民的基本要件有三：第一，身份上，城市居民的首要条件是具有有效的城市户籍；第二，地域上，市民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市辖区或城区范围内的居民；第三，职业上，市民是指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的职业群体。②2.慈善捐赠态度慈善，指对人关怀而有同情心，仁慈而善良。慈善有两层意思，一是慈悲的心理，二是善举。而本研究中的慈善指的是善举这层意思的慈善。

捐赠，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1999年《公益事业捐赠法》中第二条对“捐赠”二字进行间接定义：“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的，适用本法。”[12]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捐的本意是“放弃，舍弃”；赠是“赠送”，指“无代价地将财物或称号等给予别人”。“捐”和“赠”结合起来是指放弃自己的财产而将其无代价地赠送给他人。[13]

态度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既是指人们的内在体验，又包括人们的行为倾向。态度的心理结构主要包括三个因素，即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和意向因素。

广义上的慈善捐赠态度即指对一定目的自愿无偿捐献财产行为的心理倾向。（三）资料分析本研究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资料后，拟定以下影响个人捐赠行为的因素模式（见图1）。

图1本研究分析架构本文从个人捐赠行为影响因素来分析个人捐赠态度，其中包括学历、性别信仰等个人因素和群体动力、捐赠信息宣传等客观环境因素，这两种因素共同影响市民个人捐赠态度，对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加以分析和研究，有利于了解个人捐赠态度，从而更好地开展捐赠事业。

四、结果与分析（一）定量资料统计分析1.捐赠观念从表1可知，虽然78.6%的被调查者认为捐赠是每个人的责任，但也有21.4%的市民认为，捐赠不应该是每个人的责任，是政府、企业、富人或名人的责任。这说明我国仍有部分市民没有形成正确的慈善捐赠观念，慈善观念落后。表1慈善捐赠应该是哪一方的责任统计N=957责任方频率百分比（%）政府13914.5企业181.9富人454.7名人30.3每个公民75278.6合计957100.0

2.捐赠意愿（1）捐赠的自愿性通过表2可以清楚地知道，60.2%的市民是自己主动发生捐赠行为的，但也有将近四成市民发生的捐赠行为是非主动的。表2有过捐赠的市民捐赠自愿性统计N=827捐赠自愿性频率百分比（%）主动捐的49860.2被号召的28634.6因为别人捐，自己也跟着捐435.2合计827100.0

（2）捐赠倾向表3的数据显示，六成市民把钱或物捐给了突发的重大事件，28.6%的市民用在了日常性的个人捐赠上，8.6%的市民用以救济亲友。说明市民的捐赠焦点主要集中于特大的自然灾害或者重大的社会事件。表3有过捐赠的市民捐赠客体统计N=782捐赠客体频率百分比（%）特大自然灾害或重大社会事件

救济需要帮助的亲朋好友678.6合计782100.0

表4的数据显示，市民更倾向于捐钱而非捐物。关于捐赠方式的选择：如果捐钱，60.8%的人选择现场捐赠，31.5%的人选择直接拿给捐赠对象，而通过手机捐赠、转账汇款、网络捐钱的非常少。如果捐物，市民较多选择现场捐物或直接给捐赠对象的捐赠方式，选择专人负责上门取、邮寄物品的约占15%，结合两组数据可知，市民更倾向于直接的捐赠方式。表4市民优先选择的捐赠方式N=958捐赠方式频率百分比（%）现场捐赠58260.8手机短信捐赠363.8转账或汇款212.2网络捐钱171.8直接拿给捐赠对象30231.5合计958100.0

通过图2可发现，市民倾向捐赠的群体依次是灾民、失学儿童、孤儿、贫困人口、重病患者、孤寡老人、残障人士。这说明市民的捐赠行为具有应急性特点。

图2市民优先选择的捐赠对象统计表5表明，参与过捐赠的市民的捐赠原因方面，以“同情别人”居多，占一半比例，“回报社会，树立社会责任感”占28.5%，而“经济比较富裕”“积阴德得福报”“希望获得他人的尊重”“曾经得到过别人的捐赠”这几个原因所占比例均很小。表5参与捐赠的原因统计N=801参与捐赠的原因频率百分比（%）同情别人41852.2经济比较富裕313.9积阴德，得福报405.0希望获得他人的尊重334.1曾经得到过别人的捐赠283.5回报社会，树立社会责任感22828.5其他232.9合计801100.0

3.对慈善社会机制的态度社会捐赠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团体出于爱心，自愿无偿地向公益性社会团体、公益性非营利单位、某个群体或个人捐赠财产进行救助的活动。[14]而社会捐赠中个人捐赠的载体一般是慈善机构。

由表6可知，在被调查的市民中，对慈善机构得信任分数的极小值为0，极大值为5，而得0～2分的市民比例为67.4%， 得3分以上的市民比例仅为32.6%，反映出大多数市民对慈善机构的信任程度并不高。表6市民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分数统计N=944项目N极小值极大值均值标准差信任分数9440.005.001.70341.62005信任程度频率百分比（%）0～2分（低）63667.43分以上（高）30832.6合计944100.0

表7表明，受访者中有53.3%的市民不希望相关单位公布自己的捐赠信息，但17.2%的市民希望相关单位公布自己的捐赠信息。表7捐赠后是否希望相关单位公布本人捐赠信息统计N=821心态频率百分比（%）希望14117.2不希望43853.3无所谓24229.5合计821100.0

（二）定性资料统计分析1.个人慈善观念（1）捐赠是多方的责任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捐赠是政府的责任或是富人的责任。

其实我觉得啊，一个国家那么大，自己有困难就应该想办法自己解决。那么多四肢健全的人，还要我们去捐赠，我觉得这就很不合理。完全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嘛……自己又不是说不能劳动，还需要靠他人的捐赠，我觉得有损咱们国家的形象。……慈善能帮助一些残疾人，可是咱们国家人那么多，能够全都帮助到吗？肯定是不能的，所以残疾人应该由国家全权负责，给他们建立一个完整的保障体系。（采访者补充：那爷爷，您觉得哪些该是运用慈善力量去帮助的呢？）灾难。灾难就该发动全民帮助。因为它的伤害性大，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就应该依靠大众。（受访者C）

你说我们学生没钱整天嚷着要助人，大人有钱却什么都不做，像捐钱这种事，多呼吁大人们吧，大人们比我们有能力……还有像一些家里真正很困难的那些人，光靠我们捐那么点钱是不行的，国家还得帮帮他们。（受访者G）（2）反对捐赠摊派只有两位受访者（受访者A和I）提及对捐赠摊派问题的看法时，认为捐赠是政府摊派和政绩工程。

捐赠本来应该是自愿的，但是现在很多公务员都是被迫捐的。本来是好事，善事，直接给捐赠者造成一种无形压力了，产生了负面感受，被逼着捐，本来是爱捐的都变得不爱捐了。（受访者I）2.捐赠意愿（1）捐赠的自主性比较强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是主动自愿参与捐赠的。有两位受访者（G、M）表示是在被号召的情况下进行捐赠。其中受访者G是学生，在学校募捐时，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因为面子压力也会进行捐赠；受访者M是僧人，表示只要寺院进行募捐，就会把钱放到功德箱里面。

学校经常组织学生捐款献爱心，如果自己兜里有钱就捐多点，没钱的话，碍于面子也会捐一两块钱。（受访者G）

碰到一般都会捐。（受访者H）

有灾就捐。（受访者H）

我们是寺院里面的人，说哪里有需要，向我们募捐，我们就把钱放到功德箱里面。（受访者M）（2）倾向自主捐赠受访者普遍倾向于通过自己进行捐赠，其中受访者O也倾向于把物品通过原单位进行捐赠，其原因是对社会、政府或者机构不信任。（3）弱势群体为捐赠优先群体有些受访者认为，残疾人应该是优先考虑的捐赠对象，因为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差；有些受访者认为，穷人生活困难，应该优先考虑；有些会优先考虑学生，因为年轻一代需要鼓励；有些无所谓，认为众生平等；有的则优先考虑灾民，受访者L觉得大自然灾难是真实发生的，不会有假，而别的不能确定；受访者A指出，如果捐赠，相较于外国，会先考虑捐赠给国人，认为一个中国人应优先帮助本国人。（4）利他主义的捐赠动机大部分受访者捐赠的原因是觉得别人可怜；有的曾经得到过他人的帮助，有能力了，想回报社会（受访者P）；有的是经济较宽裕，不缺钱就帮帮别人；有些是宗教的影响，受访者K信佛，相信好心有好报；受访者L是僧人，讲佛家的利益众生，因果报应；受访者A只捐赠过一次，捐赠给军队，是因为觉得他们为祖国做出贡献。3.对慈善社会机制的态度（1）慈善机构公信力不足所有对慈善机构做出评价的受访者都表示慈善机构做得很差，对慈善机构不信任，主要集中在慈善机构的管理方面。有的受访者表示，慈善机构花费太多捐赠人的捐赠款项用于机构运作和建设，一些认为，慈善机构的信息透明度太低，一些认为慈善机构很多做的是形象工程，一些表示对慈善机构工作人员或官员赠款贪污或挪用不满。（资料详见于受访者A、B、D）

对于国内的，不管是政府还是慈善机构，我都不信任，我是不会把钱捐给慈善机构的。要捐也是自己去捐。（受访者A）

……慈善机构拿了太多捐赠人的钱用于机构建设和运作。捐赠人捐钱就是希望自己所捐的所有钱是能够到达需要的人手里的，结果自己捐的钱真正到达需要的人手里的其实只是一部分，捐赠人能不心寒吗？（受访者B）

……我国的慈善机构也做得很差，我从来没有听过慈善机构有公布过善款的具体数额，从来不知道哪个人具体捐了多少钱，而这些钱从来不知道他们究竟具体拿去干什么。（受访者D）（2）缺乏适当的捐赠反馈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没有得到过捐赠反馈，只有一位受访者（受访者I）得到过。通过第三方捐赠，没有得到捐赠反馈的受访者均觉得失望。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由于不知道自己捐赠的钱的具体用途，而对慈善捐赠产生不信任，甚至失望。（3）慈善相关法律政策不全绝大多数的受访者不知道慈善相关法律及政策，只有一位受访者（受访者B）对我国的免税政策有一定了解。受访者B认为，减免税收政策是让有钱人名利双收的政策，对普通人没有什么意义；受访者D认为，政策很好，但是没有能够落到实处；而受访者K认为，有关慈善方面的法律是一片空白，根本谈不上完善，而是需要制定捐赠方面的相关法律。（4）政府部门双重管理体制的局限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因慈善机构是官办性质，政府亦是慈善机构的监督单位，监督不到位，曾出现一些政府官员贪污捐赠款项的现象，导致不信任，不愿意再捐钱给慈善机构。捐赠款项的分配方向由政府决定，其中一些成了形象工程，无法落到实处。有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管理机构使慈善带上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成为了单位形象维护的工具，容易出现迫捐。

同为慈善机构负责人的受访者N和受访者R均认为，机构要依靠政府才有资源和名望，但因此处处受限，不好运作。4.对慈善捐赠事业的态度所有的受访者对我国当前的慈善事业都不满意，均表示我国的慈善做得很差，所以自己不愿意和不敢捐钱。大部分的受访者认为慈善应该公开透明、定向捐赠、有据可查。

五、结论与建议（一）研究结论1.市民的捐赠态度分析结果本文从市民个人捐赠态度的角度进行研究，通过上面的定量和定性资料分析，把市民的捐赠态度归纳如下。（1）市民捐赠意愿在捐赠自主性方面，市民的慈善捐赠主动性低。虽然有6成市民是主动参与捐赠的，但仍有4成市民是被号召的或是由于群体压力而参与捐赠的。

在捐赠倾向方面，市民更关注儿童、灾民和贫困人口问题，且更倾向于捐赠金钱而非物资。就捐赠方式而言，市民更愿意亲力亲为进行捐赠，更信赖自己身边较近的事业单位和民间组织平台。就捐赠动机而言，主要是出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2）个人慈善观念在问卷调查中，将近8成的市民认为慈善捐赠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但在访谈中，有市民认为慈善捐赠应是政府、企业、富人或名人的责任。说明部分市民没有形成正确的慈善态度，慈善文化理念还未深入市民心中。（3）对慈善社会机制的态度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市民普遍对慈善机构的评价偏低，大多数市民对慈善机构的信任程度并不高。具体表现为，超过6成的市民对慈善机构普遍不信任，但若非选其一，相比外国的、港澳台的慈善机构、内地官办的、私人的慈善机构，他们更信赖内地的民办慈善机构。

捐赠信息反馈。超过一半的市民不希望公示捐赠信息，约1/3的市民对个人的慈善信息要透明公开保持无所谓的态度，只有17.3%的市民希望公开捐赠信息，侧面反应了我国市民普遍缺乏捐赠信息需要反馈的观念。2.个人捐赠态度的成因市民的职业、收入状况、、个人经历、社会风气均会影响个人的捐赠态度。其中收入状况直接影响市民捐赠态度中的捐赠责任观，市民的则会直接影响市民捐赠态度中的捐赠动机，而其他因素则主要影响市民对捐赠的评价。（二）对策建议1.慈善机构方面（1）机构宣传拓宽机构的宣传渠道，提升市民对机构的熟识度，如通过联合社区、知名慈善组织等开展服务计划，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网站、微博、微信等，提高机构的知名度和市民对其的信任度，提高市民的捐赠热情。（2）信息公开公开透明捐赠信息。机构不仅要在本机构网站公示捐赠信息，更要选择大众易接触到的方式，如电话、短信、邮件等，进行信息回馈。（3）项目策划及募捐模式一直以来，都是“慈善机构进行项目策划―募捐―救助”三步走的模式，大大抑制了市民捐赠的主动性和选择性。募捐模式应当多样化，以捐赠方的意愿为基础，让捐赠者觉得放心和满意。（4）大众监督让捐赠成为阳光事业，可以让市民参与到机构内部中去，亲身体验机构的整个运作过程，让社会大众来做机构的公证人，提升市民对机构的信任度和捐赠积极性。2.政府方面（1）角色转换目前我国的很多募捐是由政府主导，且事实证明，我国的慈善捐赠活动存在着行政性、制度化和捐赠主体被募捐等问题，使捐赠者对捐赠产生负面的抗拒情绪。政府在募捐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和尊重捐赠主体的利益，使“被自愿捐赠”真正转化为“自愿捐赠”，吸引更多的人自愿参与到社会慈善事业中来。（2）政策立法关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参见于《捐赠法》《税法》《红十字会法》等文件，还没有一部针对性的、综合性的对慈善事业进行规范和引导的法律。应尽快出台一部专门针对慈善的法律，明确慈善事业的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等。（3）资源分配政府背景、企业青睐和基金会“傍大款”形成的利益“铁三角”，不断强化了捐赠资金的硬件导向和体制内流向，成为民间捐款回归民间的巨大障碍。但比起“官办慈善”，人们更信赖“民办慈善”。重视社会诉求，中国慈善业现有的格局才可能被打破，向慈善本意的方向发展。3.社会方面大众传媒是传播慈善信息的重要途径，应加大对慈善组织、慈善项目、慈善事件等的宣传，宣传慈善的核心理念，让“慈善是每个人的责任”的理念深入民心。利用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平台，将慈善文化深入到社区、企业、学校、课堂等公共场所，增强公众慈善意识，让公众树立现代慈善意识。

由于数据来源于西南地区的非随机样本，选取的样本代表性比较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结论效度偏低。同时由于研究对象为西南地区的市民群体，因地域性的差异，各地区的慈善公益事业及个人捐赠态度亦不尽相同。当人们面对冰冷的问卷和近身访谈时表现出来的态度不一致，这在调查中时常出现，说明问卷有些题信度不太高。因此，本研究无法推论至其他地区、其他群体，本研究所得出的个人捐赠态度及影响因素可以为慈善捐赠事业提供参考架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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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二条[EB/OL].[2016-04-20].http：///law/law_view.asp？id=468.

慈善捐赠篇2

关键词:公益性;慈善;捐赠人;骗捐行为

中图分类号:D922．182．3;D922．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8－0270－01

近几年来，中国各地纷纷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公益性组织，如基金会、慈善关于对慈善募捐与捐赠行为的民法研究会、助学网、希望工程等不胜枚举，随着社会的发展，募捐和捐赠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生活中的捐款，网络上也开始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募捐，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方式来进行也是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出于对扩大其企业和个人自身影响力、提高个人名誉的目的，还是出于对于贫困不幸家庭真心的帮助，亦或是通过对捐赠的行为来为企业做广告以此来提高经济效益，避开这些目的不谈，就结果来看，这些慈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使很多濒临绝境的人看到了生存的希望。但是，由于我国对于这些募捐行为还未制定相应的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在募捐行为中冶出现了很多问题，募捐环节、善款的收取和保存、善品的质量问题、存储问题、认捐工作不完善、使用余额的归属问题等，本文主要认为，除去慈善机构制定完善的机构体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尽快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体系，捐赠行为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关于捐赠余额的归属与处分问题，这是所有的捐赠行为都要面临的一个重大且艰难的问题。

在此列举一个案例。广西的余某患上了白血病，医生给的建议是进行骨髓移植。但是为治病，他们家已经无力支付骨髓移植的相关费用，经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余某筹集到善款23万余元，余某筹钱的目的生成是为了支付其住院费、治疗费、骨髓移植费用。但是不幸的是，1998年余某由于没有等到合适的骨髓配型，病情恶化死亡，但是截止到1999年，余某筹集的善款除去医疗费用等还剩余14万余元。关于这14万的去向，为余某筹集善款的当地税务局与余某的父亲产生了矛盾纠纷。当地税务局认为其资助的目的已达到，余额也不能在继续支付，而余某的父亲却坚持说其有这笔善款的继承权，为此，余某的父亲将税务局告上了法庭。经大院审理后认为，税务局筹集的善款主要是为了给余某本人治病，由于余某死亡，善款的目的达到，所以善款余额不属于余辉的个人财产。而在二审判决中，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却认为其属于余某的个人财产，其父有权利继承。

当地税务局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如何定性尚未有明确的答复。就本文作者的观点，赠与与捐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此案中，筹集的善款是税务局发起而得到的，其目的在于救助余某这个白血病人，并不存在余某直接向捐款单位或个人表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若无地方税务局发起的筹集善款的活动，就没有这些善款。所以不能只片面地强调余某是接受捐赠的特定主体，而忽略了捐赠人之所以捐赠的前提和目的。社会上还存在着诈捐、骗捐的行为。2015年9月，网上流传着一个视频:一个名叫李某的姑娘，在晚上九点多，骑电瓶车回家路上看到有两只狼狗追咬一个小姑娘，李某便停下电瓶车试图赶走狼狗但不幸两只狼狗都来撕咬李娟，咬的李某身上基本没有剩下完整的肌肉组织，有的地方甚至能清楚地看到骨骼，为此李某的男友张某便呼吁大家救助这个可爱善良的姑娘，然而，事情的真相是李某并不是为了救人而被狗咬伤，而是被其自家养的狗咬伤。原来这竟是张某为了获得大家的同情为李某筹集手术费而撒下的谎。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拘留。此案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对于诈捐、骗捐行为其在民法上的性质是什么，法律后果又是什么。很明显的，张某为了筹集资金而编造了女友为救小女孩而被狗咬伤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民法上的欺骗，其采用欺骗的方式让社会各界好心人士为其女友捐款高达80多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当然，其目的是好的，但他的这种善意的主观目的与他的犯罪构成不存在任何关系，只可以作为量刑的法律依据考虑。我国法律规定，受益人应当将所受到的资金用以实现捐赠人的意愿，不得将资金挪作他用，也有定期向捐赠人公开其资金的使用状况和资金流向。捐赠人与收益人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赠与关系，捐赠人具有撤销权和诉权。当发现公益组织或者受益人没有遵守约定病按照约定来支配这笔资金，捐赠人有权利追回这笔资金或者用将其作其他用途。

当公益组织或者受益人没有按照捐赠人的意愿使用捐赠的善款，捐赠人有权撤销这笔资金，享有撤销的权利。捐赠人还可以对没有按照其意愿支配资金的公益组织或者受益人提讼，要求其履行实际合同的义务。社会公益的捐赠、慈善机构还存在其他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具体的制度和法规来规范，很容易造成混乱，违背了慈善机构产生和存在的初衷，在此基础上，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立法过程中，要确立使捐赠人的知情权、撤销权、诉权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使更多的人能够产生意愿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蛋糕”，也使更多的人能够在这“大蛋糕”上分到一块。

［参考文献］

［1］朱文文．慈善捐赠人权利保障的调查报告［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

慈善捐赠篇3

在经历了2008年的井喷式捐赠和金融危机的袭扰，报告通过对上半年捐赠情况的总结认为：随着民政部对慈善事业宏观指导、协调管理职能的加强，政府对慈善事业推动作用将更加凸显。尽管平民慈善仍然注重“救助”，但是众多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和企业家更多地捐助发展领域，这意味着我国的慈善事业，正在发生着战略性变革。此外，曹德旺的“股权捐赠”也对传统捐赠方式提出的挑战，并在社会上引发热议。

随着捐款数额的增大和捐赠形式多样化，报告对2009年下半年的慈善趋势做出分析和预测，认为下半年全国捐赠总量有望上升，但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捐赠增速也出现下降趋势。同时慈善捐赠领域将出现一些新趋势，慈善联合救助和联合劝募的时代即将到来。

社会捐赠同期增长情况

据民政部统计，2009年1―6月，全国民政系统(含部分慈善会)接收社会捐款37.4亿元，与2007年同期的23.64亿元相比增长了58.2％；与2008年同期的608.5亿元相比，下降了93.8％。

在自然灾害相对轻微的2009年上半年，全国捐赠规模小于2008年同期，是捐赠资源被严重透支后的规律性回落。与2007年同期相比，仍然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可见，我国慈善捐赠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并不大。(见表1)

各省市捐赠量分析

今年上半年，捐赠量超过亿元的省份共1 1个：山东省13.13亿江苏省12.47亿浙江省7.28亿广东省6.27亿上海市3.93亿北京3.04亿四川省2.38亿湖南省1.56亿重庆市1.4亿河南省1.21亿福建省1.12亿。其中，山东省因5―6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慈心一日捐”活动而募集了超过14亿元的捐款，另外还没立了总量达7.85亿元的冠名慈善基金。

捐赠主体构成分析

从捐赠者性质来看，企业仍然是国内最主要的捐赠主体。其中民营企业为中国慈善市场提供的资源最多，其捐出款物总额超过38.9亿元，占境内捐出总额的43％。国内个人捐赠23.98亿元，占境内捐赠总额的26.5％。这个数字虽然低于2008年的54％。但是与地震之前我国个人捐赠所占比重常年低于20％的情况相比，个人捐赠贡献已经呈现上升势头。(见表2)

慈善捐赠篇4

关键词：第三次分配 慈善 税收

慈善事业发展水平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慈善促使财富和资源能够在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再次流动和重新分配，并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发展慈善事业既是公众表达意见、主张权利的基本形式，又是政府与社会的中介。因此，发展慈善事业利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有利于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理解、交流和互助，起着社会稳定器的功效。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现状与社会需求之间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公民主动参与慈善的意识还不强，企业慈善意识参差不齐，慈善组织动员社会资源能力差，组织建设亟待加强，政府对慈善事业的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发展慈善事业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而财政政策的税收的作用不容忽视，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可为慈善激励提供一个良好的税制环境。

一、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在促进慈善捐赠方面存在的问题

跟其他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2011年，美国慈善捐款总额占GDP的1.98%，同年我国人均捐赠占GDP的0.33%，新加坡的人均捐赠占其GDP的0.27%。慈善捐赠主要来自于企业和个人的税后所得，社会捐赠的规模与税收激励密切相关，税收优惠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我国现行的关于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我国现行税法规定的慈善捐赠个人所获得的税收减免程序复杂

我国税法规定，个人捐赠在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部分可以在税前抵扣，但是普通公民却很难得到个人所得税的减免，原因是个人捐赠后极少主动地索取捐赠凭证，而以捐赠凭证申请税收减免的更是几乎没有，使得这一优惠条款未落到实处。目前，我国个人捐赠减免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程序繁杂，完整规范的退税相关程序尚未形成，按照我国税收减免程序规定，捐赠者若想得到捐赠的税收减免需要经历层层审核以及自上而下逐级批准的近10道程序，而且退税程序繁琐，增加了捐赠者的交易成本，不利于减免税优惠政策的及时落实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使得捐赠者的积极性受挫。

（二）捐赠者获得税收优惠的慈善组织少

2012年中国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已发展到47万家，而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的中国慈善总会和各级慈善协会731家。按照我国税法规定，只有向税法所规定的可以接受捐赠的机构所进行的公益、救济性捐赠，才能获许在法定的限额内扣除。我国公益性捐赠单位的资格认定范围过窄，公益性捐赠只适用于教育和民政事业，而不包括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环境保护等其他公益事业，这些公益性事业单位不包含在接受免税捐赠的范围内，无法出据减免税凭证。在我国现有的慈善机构和基金会的这类非营利机构中，仅有中国红十字会等 22家公益组织享有全额扣除优惠的资格，而且这类组织与政府都有密切的联系。

（三）缺乏对实物捐赠优惠的具体规定

目前，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实物捐赠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我国税法中还没有关于企业捐赠实物用于公益事业在所得税方面的具体优惠规定，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允许企业或个人捐赠的实物可在税前扣除。我国税法尚未明确实物捐赠的计价方法以及估价数额发生异议后如何处理，实物捐赠需要评估实际价值，操作起来非常困难。在现实生活中，慈善捐赠的方式较多，由于我国发展水平低，地区收入差距大，实物捐赠所占比重较高，因此，在我国鼓励实物捐赠的现实意义更大。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社会捐赠税收激励规定，除对第29届奥运会、防治非典等的实物捐赠可税前扣除外，只允许个人或企业的现金捐赠在税前扣除，这不利于鼓励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行为。

（四）缺乏结转的规定

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人的公益和救济性的捐赠在该年度会计利润总额的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税前扣除。因此，只有当年具有利润可纳税的企业下才可享受捐赠的税收优惠，如果是亏损企业，则无法享受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进行税前扣除，这对当年进行捐赠的亏损企业是极为不利的。美国关于捐赠的税收优惠规定如下：企业当年超过税前扣除限额部分的捐赠可以向后结转5年，而且结转的捐赠扣除要优先于当年的捐赠扣除，即使企业当年亏损，也可以就以前纳税年度结转过来的捐赠额进行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前扣除。

（五）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缺失

慈善捐赠的相关税种设计不合理，使目前我国的税制对捐赠行为无法起到最大范围的激励作用。中国至今没有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特殊税种，因为他们更愿意把积累的财富留给子孙后代。遗产税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征收起点较高，高收入者是其课税的主要对象，它是抑制财富代际转移的有效手段，能够减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在美国，由于个人向非营利性机构的捐赠是免征个人所得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因此，美国富豪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用做公益事业，把自己的财富转向社会，比如捐给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美国的遗产税达到50%，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美国的税法规定可以引导更多的富人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用作公益事业。

二、建构促进第三次分配的税制环境

（一）扩大捐赠免税资格的范围，增加可享受捐赠扣除的慈善机构的数量

我国现存的公益组织较多，应当考虑扩大享受捐赠扣除的公益组织范围。灾害救助、科学技术发展事业、扶贫济困、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事业、教育事业、妇女儿童事业、社会保障事业、医疗事业、残疾人事业可以将其纳入享受捐赠人优惠的公益组织的范围。目前只对38 家“国字头”公益机构进行的捐赠才允许全额或部分抵扣，而针对其他大量的社区性公益机构的捐赠则不享受捐赠税前扣除的优惠。而社区性公益机构与捐赠者和接受赠群体间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更易于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它是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参与者，应该得到大力发展。在放宽限制的同时，明确对互惠性的非营利性组织捐赠不予减免税。

（二）出台实物捐赠抵扣规定

实物捐赠应当被允许抵扣，而实物捐赠享受税收优惠的最大困难就是估价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出台实物作价的实施细则，对物品如何评估做出具体规定，这是进行实物捐赠抵扣的首要措施。同时，扩充捐赠类型，完善对实物捐赠的估价管理工作。在捐赠的类型方面，既有现金、有价证券的捐赠，又有实物捐赠。目前我国关于实物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还未出台，而实物捐赠按照实质性原则也应在税收优惠的范围之列。国外关于实物捐赠的普遍做法是捐赠者事先通知税务部门，按照独立评估师的评估估价或类似财产同期价格折算成现金申报，由国家税务部门审定，然后纳入捐赠者的应纳税所得额中予以扣除。

（三）允许结转或递延抵扣

应该允许企业当年超过限额部分的捐赠可以向前结转至上一年度或递延至下一年度进行应纳税所得额的抵扣，结转或递延最长期限不超过5年。企业当年捐赠超出的部分也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前进行扣除。而我国税法并没有这方面规定，如果企业某个年度捐赠的数额较大，则超出部分无法享受结转扣除，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捐赠数额，不能更好地调动捐赠者的积极性。允许企业对当年捐赠超出捐赠限额的部分结转至下一年度进行税前抵扣，企业有的年度可能需要向社会提供较多的捐赠，例如重大自然灾害的突然发生，而有的年度企业却无能力向社会捐赠或提供的捐赠较少。我国现行的税法规定企业捐赠超过当年税前扣除标准的部分不允许向以后年度结转扣除，这是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的，而且不利于企业逐年消化一次性较多的捐赠。对于企业一次性数额较大的捐赠，可按照国外通行的做法针对超额部分允许向以后年度结转扣除，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5 年。

（四）适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

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通过全覆盖、累进制的个人税收体系，引导富裕阶层向慈善公益事业进行捐赠，促进第三次分配，从而提高其个人之间与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的成本，推动捐赠的倒逼机制。在我国，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开征可以引导富人向社会转移财富，并带动非营利机构的发展。非营利机构是政府服务的延续，慈善机构、基金会对贫穷家庭进行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救助，这是实现第三次分配的重要途径。遗产税的开征涉及到许多方面，而且需要很强的操作技术，所以它的实施必须要有一系列完善的配套制度作为支撑。实践表明：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会对捐赠产生较大的影响，发达国家的慈善税收优惠制度可以归纳为“一疏二堵”：“一疏”就是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可享受减免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二堵”就是使用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提高资产转移的成本，从而促使富有的阶层创立基金会。通过上述促进公益性捐赠的税收政策的改进，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带动更多的民间财力投入我国的慈善事业，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第三次分配。

参考文献：

[1]丁元竹，江汛清.中国志愿服务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高炳中，袁瑞军.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M].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9.

慈善捐赠篇5

【关键词】捐赠 政治关联 民营企业

我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2008年的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玉树地震，以及今年发生的7.0级的芦山地震。地震过后，不少企业纷纷捐款捐物甚至派送人员到受灾现场，特别是汶川大地震，将企业慈善捐赠推向了高潮，因此2008年被评为“慈善元年”。中国慈善排行榜显示，中国慈善事业在蓬勃发展，企业已成为慈善事业的主力军，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助推器。

一、慈善捐赠的研究

慈善捐赠是指将一定数额的资金、事物或者服务无偿捐赠给不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受赠对象。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在国外被广泛研究，主要存在着三种观点：经济理性的工具主义慈善观。认为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形象，促进营销，从而增加企业的价值；社会公民的利他主义慈善观。该观点认为，企业不仅是个经济主体，还是个社会主体，就应该承担社会公民的责任，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包括慈善捐赠等方式；战略导向的共赢慈善观。认为慈善捐既有利己的动机，又包含了利他的动机，既考虑了经济收益，又期望通过慈善捐赠为社会服务，是结合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捐赠。

我国正处于转型期，正式制度尚未建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企业生产所需的资源，影响企业的税收和补贴等。国有企业先天与政府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占有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大多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或者是是完成指标性任务，更多的是指令性摊派。

民营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的数量为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其总产值占据了GDP的50%左右，在税收和促进就业上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民营企业也不甘落后，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后，王老吉出手就是一个亿，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同，甚至有人发帖说要“封杀王老吉：让超市的王老吉上一罐买一罐”。根据2012年的慈善排行榜，上榜企业为605家，合计捐赠104.47亿元，其中上榜的民营企业达到392家，捐赠总额高达54.48亿元。在22家过亿元的企业中，民企占比也是最大的，有15家，占比68.18%。那么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与国有企业相比，存在着什么差异呢

二、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

由于政府控制着企业所需的资源，并能通过制定一系列公共政策影响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政府行为对企业的运作有着重大影响。企业会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有意愿和动机进入政治幕后进而影响政治权力，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任何组织都需要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其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在我国现阶段，政府控制着重要资源，包括以金融资本为主的有形资源以及政策环境和政策导向等无形资源。为了获得资源和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民营企业家有强烈的动机建立政治关联，比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人民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等等。

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主要有以下动机：第一，维护或者改善现有的政治关系，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融资条件或者税收补贴等，进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第二，民营企业由于历史、经济和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先天处于不利地位，为了能获得有利的地位，民营企业家寻求建立、维持和提升政治关系，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公众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企业的产品以及形象能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

三、民营企业慈善捐赠与政治关联

民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来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对此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一）政治联系方式和度量

现有的文献对高管的政治联系方式不进行区分，认为高管担任“议员、部长”和“与政府有密切关系”是等同的，“具有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资格”和“具有曾（现）在政府工作背景”也是等同的。刻画政治联系的方法主要是有虚拟变量法和赋值法，虚拟变量法是最主要的方法，当企业的高管中至少有一位曾经或者现在是政府官员，就认为该企业具有政治关联；而赋值法主要是对不同的身份或者不同的级别赋予不同的分值，衡量企业的政治影响力的大小。相对于虚拟变量法，赋值法更加能够深入刻画政治联系的强度。

（二）不同政治关联方式与企业捐赠

李四海（2004）采用虚拟变量法来刻画政治关联，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参与捐赠的可能性更大、捐赠水平也更高，当然这也受到市场化进化程度和地区法制水平的影响。

杜兴强等（2010）将政治关系分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和政府官员类，并同时采纳“赋值法”和“虚拟变量法”，无论那种方法，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对捐赠金额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但是这一特点并没有在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中表现出来。

（三）政治关联和企业慈善捐赠的经济后果

薛爽等（2011）基于汶川地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捐赠后，在获得银行贷款和税收方面获得了更多的优惠。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朱金凤、杨鹏鹏（2011）使用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结果显示所有权性质以及行业对企业捐赠与企业价值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的慈善捐赠并没能提升企业的价值。

四、结语

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带着政治动机，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在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经济后果的研究较少，很多研究是集中于汶川地震这一特殊事件，而对于日常捐赠，能否提高企业的价值，能否改善企业经营的环境比如在税收或者融资方面的研究尚不足，应加大对此的研究。

参考文献：

慈善捐赠篇6

在晚会现场，金坛市主要领导分别为尹国新、张伟华、潘雪平等11名“慈善之星”颁发奖牌。全市16个镇（区）及33位捐款100万元以上的单位负责人分别上台捐款举牌展示。省慈善总会领导俞兴德、赵顺盘、陶礼仁，常州市领导张力航、李沛然，金坛市各级领导，热心慈善、公益事业的企业家，多年来默默无闻、积极参与支持慈善事业的全市各部门、各单位代表和社会各界群众计6000人参加晚会，并向晚会捐款献爱心。

金坛市位于江苏省南部的茅山东麓，现辖15个平方公里镇，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人口54万。2005年名列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50位。自2001年于常州地区首家成立慈善总会，2003年首家成为中华慈善总会会员单位至今，全市所有机关团体事业单位、1000多家企业、社会各界人事共8万多人次参加了慈善捐赠和慈善救助活动。四年共募集资金1930万元，其中总会募集1191万元，16家分会募集739万元。按照总会章程，每年提留60%作为固定慈善基金，目前，已滚动积累慈善基金1150万元。现全部储存在市财政局，每年以7%的回报率返还给总会80万元，用于当年慈善救助。四年来，全市共支出救助资金503万元，受益群众达11516人（户）次。

近年来，金坛慈善按照“边募集、边救助、边筹款”的发展思路，全民动员，创新举措，各项工作走在了全省县（市）级的前列。金坛慈善总会下设16家慈善分会作为总会的代表机构，慈善资金使用实施“五五”制、建立“慈善活动周”制度等贴近实际的创新做法，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充分肯定

慈善捐赠篇7

论文慈善捐赠行为的理论依据影响着捐赠人的捐赠行为，同时对国家有关政策(如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等)的制定也有较大影响。本文对影响企业捐赠行为的三种主要理论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管理学和经济学角度，来说明和解释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主要有三种理论，即利益相关者理论、利润最大化理论和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企业是社会团体公民，它对于整个的利益相关者乃至整体社会都负有责任，而慈善捐赠行为则是这些责任的具体表现，因此赞成将捐赠支出作为费用以降低企业的所得税负担;第二种理论认为企业经营的前提假设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捐赠行为也应遵循此一前提假设.要将其作为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整体决策的一部分;第三种理论则认为捐赠行为对股东权益并没有帮助.如将捐赠支出作为所得税的扣减因素，无疑是鼓励企业资源的不当使用，所以企业的捐赠行为是企业经理人为了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所做的决策不符合股东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本文对这三种理论进行简要剖析，期望有益于有关政策和募捐策略制定。

一、企业相关利益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实际上就是能够影响企业并受企业决策影响的个人或团体(Freeman ， 1984 )。相关利益者论与传统’‘股权至上’‘论具有根本的区别。股权至上论认为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作为人应无条件地维护股东利益。而利益相关者论则认为企业是一个由众多投入了一定专用性资产的参与者所组成的组织(Clarkson， 1994)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与参与，管理者与各种利益相关者形成”多元信托”(multi-fiduciary )关系(Goodpaster， 1991)。换言之企业是各种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利益协调和均衡机制管理者应该维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是某个主体的权益。

利益相关者，根据与企业的不同关系类型将学者们一般将其区分为’‘一级”和”二级”利益相关者(Post， 1996; Trevino， 1999)。前者指与企业形成正式契约关系的市场交易主体.如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而后者则是指与企业形成非正式契约关系的非市场交易主体如政府、居民、社区、媒体、自然环境以及非人物种等。一般而言，作为市场交易主体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主要通过价格机制来得到满足，如股东通过分红、资本和经理市场来获得收益和控制权。非市场交易主体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一方面要通过强制方式来得到满足，如政府和环保主义者的权益.另一方面企业慈善捐赠是其权益得以满足的重要方式.如企业对社区、环境、生态等问题的关注等。Jones (1995)还令人信服地证明企业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回应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要求，有利于企业与其建立长期互信关系，从而大大降低体现为缔约、监督、搜寻等方面费用的交易成本.并因此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显然，企业慈善行为能够有效兼容社会公益与企业商业利益。

二、企业利润最大化

厂商行为无论人们对它赋予怎样的解释，但从长期和根本上看，还是利润最大化。实际上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厂商生产目的，其意义并不仅止于工具理性层面，而且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生产目的.国民财富增长等问题。在现代经济中，企业生产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低决定了一国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只有每一个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资源才能更有效地被利用社会需求才能更好地被满足。所以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企业越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就越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由于企业慈善捐赠在“利他”的同时更利于“利己”因此企业将慈善捐赠行为视为是企业追求“企利润最大化”整体政策之一。而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解释。

1在收入方面

无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目的动机如何其捐赠行为的结果无疑对于企业的形象有正面效应所以.不少企业常被视捐赠为广告策略的一部份。企业进行广告的目的在于增加产品销售收入或降低顾客对于产品的需求弹性而捐赠亦被视为是达成上述目的策略之一因此企业进行捐赠行为乃成为增加营业收入的具体活动之一。

2.在成本方面

除了需求面外，捐赠行为也会导致企业成本的节省.包括职工的雇佣、培训成本，企业的运作成本和政治成本等。员工求职时所考虑的问题.并非以薪酬为惟一因素.还会考虑其他环境属性.如空气质量、治安环境等。由于企业的捐赠能提升当地环境质量或生活水平同时亦可改善教育环境及质量.故从长期而言.将提高劳动力的供给质量因此亦间接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再者当企业的捐赠用于改善当地投资环境时，就有可能有效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等。

3.在税收方面

政府对企业征税将影响其净利润.但并不会影响其捐赠金额.这可由下列算式说明:

n=(l一t) (R一C一G)

其中n为企业利润.t为税率.R为收入，C为除了捐赠以外的成本，G为捐赠。由上式可知，企业税前利润决定于收入、成本以及捐赠等三项因素，而税后利润则是将税前利润乘上(1一t)。当企业捐赠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将上式对G微分后的一阶导函应等于0.此时.税率对企业捐赠水平的影响不再存在。

此种关系即利润极大化下税率变动对捐赠水准的影响，用图形解释如下:

如图所示，由于税率与捐赠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前提下.税率的提高使利润/捐赠曲线往下移动时，水平的效用无异曲线仍会与利润/捐赠曲线相切于利润最高点，而使捐赠的金额不变(均衡点由原先的A点移至日点)。图中水平的效用曲线指的是经理人的效用曲线，在利润最大化的前提假设下.经理人的效用只会因为利润的提高而提高，并不受捐赠金额的影响，因此，效用曲线仍然是呈现水平的状态。

三、经理人效用最大化

经理人”效用最大化”是企业’‘两权分离‘’的产物。在’‘两权分离‘’下公司基本上是由与企业赢利关系不大的经营者所控制公司追求的目标不过是保持能使股东满意的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投资回报一旦超过了这一限度，就要牺牲利润来提高经营者的效用.经营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要求利用企业资源来提供工作乐趣。譬如当企业的利润已经超过了股东所要求之最低限额时，超出该限额部份即属于经理人的可控制利润，由于经理人对公司并无剩余价值请求权，因此可控制利润即成为经理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工具之一，当他们把可控性利润用以增加自身效用时.此部分即是经理人的特惠性支出，这种行为与股东追求企业利润最大的目标明显相违背，于是产生了问题与成本。就企业捐赠行为方面观察此种问题亦存在.即经理人将利用可控性利润增加企业的捐赠金额.使得捐赠水平大于在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下应有的捐赠金额.藉以满足经理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目的。在此情况下追求企业利润的动机系包含于经理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的动机之中，而捐赠金额的某一部分系属于追求利润的动机而高于此一金额部分即成为经理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下的工具。

慈善捐赠篇8

关键词：两岸三地；慈善捐赠；税收优惠

中华民族历来有着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虽然两岸三地慈善捐赠事业发展历程不尽相同，但它们有着相同的民族文化底蕴。对于慈善捐赠事业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大陆而言，无疑有很多需要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三地慈善捐赠税收政策的比较，以期能够取长补短，不断完善，从而促进大陆慈善捐赠事业进一步蓬勃发展。

一、两岸三地慈善捐赠概况

香港的乐善好施举世闻名，这与特区政府一直以来鼓励商界与各界人士向慈善团体捐款密不可分。近年来，特区政府先后两次提高捐赠扣除限额比例，现已升至35%。据统计，2005—2006年度获批扣除的捐款数额已大幅增至51.9亿港元，较九年前增加35亿港元。

台湾慈善公益机构相当活跃，是社会福利服务的主力军。研究显示，台湾目前约18%的民众参与义工服务。民间捐款成为慈善事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每年有500多万人捐款，总额超过435亿元新台币（近100亿元人民币），大多流向宗教、救援、残障及儿童福利领域。

大陆的慈善捐赠事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1998年后随着《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实施步入飞速发展时期。据统计，2009年来自国内外捐赠总量达332.74亿元，较上年日常捐赠总量321亿元增长3.66%，主要流向教育、扶贫、救灾和社会服务领域。

二、两岸三地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比较

（一）慈善捐赠税收优惠的法律体系

香港与慈善相关的条款分散于如下法律：《属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及信托团体的税务指南》、《税务条例》、《印花税条例》、《遗产税条例》、《个人入息税条例》、《薪俸税条例》及《利得税条例》。台湾关于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条款散见于多部法律中，主要包括：《公益劝募条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关或团体免纳所得税适用标准》、《所得税法》、《营业税法》、《关税法》、《遗产税与赠与税法》、《房屋税法》、《使用牌照税法》、《印花税法》和《土地增值税法》。大陆至今没有专门的慈善捐赠税法，主要体现在《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契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印花税暂行条例》中。

两岸三地迄今为止都没有专门的慈善捐赠税收立法。但与港台相比，大陆的法制规范层次较低，主要涉及所得税类，较少涉及流转税类，在财产税中也没有设置遗产和赠与税，缺乏对捐赠“倒逼”效应的机制。这显示出大陆在相关税种的设置上还不够健全，一定程度上减弱对慈善捐赠的激励效果。

（二）慈善捐赠的受益主体

慈善捐赠篇9

关键词：企业慈善捐赠；影响因素；对策建议

随着世界范围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蓬勃开展，我国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也在不断进步之中。通过对扬州市多家企业的调查研究，本市企业在慈善捐赠方面局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整体而言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较低、增长速度慢、缺乏主动性、方向分散以及组织管理不足等特点。

1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

1.1 社会环境因素 ①社会公众对企业缺乏信任，部分企业虚假捐赠或者对捐赠放大宣传，公众对企业捐赠缺乏信任感，这对那些真正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是一种挫伤。②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期望过于理想化，即要求企业是毫不利己的纯粹利他行为，把企业捐赠与企业战略、品牌和市场经营完全割裂开来。这与企业追求利润的根本需求相矛盾，不利于鼓励企业捐赠。

1.2 慈善机构因素 ①扬州市慈善机构数量少，规模小，服务水平较低，不能满足企业希望把公益项目做成规模、做出影响力以宣传自身的需要。②企业慈善捐赠不够透明。扬州市大部分慈善机构组织管理水平没有跟上时代需要，比如资金和项目缺乏透明度，影响了企业对慈善机构的信赖。③企业捐赠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能直接衡量，往往只单纯以捐款数额来作为评价企业慈善行为的标准，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参与慈善的积极性。

1.3 企业自身因素 ①很多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将慈善捐赠看作一种社会对企业的附加义务，并认为企业频繁、深入地参与慈善捐赠行为，会影响企业正常运营。②企业的规模、发展周期和行业特征都会对企业慈善产生一定影响。一般来说，小企业参与慈善的积极性要低于大企业；处于成熟期的企业会加大对慈善事业的投入，因为这一时期企业需要提高知名度，获得顾客的品牌忠诚；与公众接触较多的行业如零售、保险、旅馆业等，一般通过参与慈善事业来提升公众形象。③大多数企业还没认识到慈善捐赠和企业发展之间的互利关系，不能从战略角度看待捐赠，把捐赠看作一种成本和负担，由于缺乏战略规划，企业的捐赠热情会受到影响。

2 完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对策建议

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笔者探索了几个完善扬州市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对策建议。

2.1 发挥政府领导职能，创造有利的慈善捐赠环境 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扮演为企业提供服务的角色，政府要主动为企业发展提供服务，营造良好的环境。政府为企业服务，企业也会回报社会。比如很多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是直接的责任者，但在某些领域，政府可能无暇或无力顾及，此时企业实施了慈善捐赠行为，补充了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服务了社会公众，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②号召社会关注，激励先进，表彰典型，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通过开展“优秀企业公民”评选活动，推选参与慈善事业的先进企业典型，表彰承担社会责任有突出贡献的企业。激励措施可以多样化，除了物质激励如减免税款等，还可以对有诚信的企业予以必要的精神激励。③开展有针对性的企业家培训工程，加强企业家关于社会责任感的教育，明确企业不仅仅是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标，还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慈善捐赠就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实施捐赠，企业不仅做到了利他，而且可以自利，获得双赢。

2.2 建立公众对企业捐赠的信任和支持 ①公众关注企业捐赠还停留在具体的捐赠数额上，并不去关注捐赠的实际效果。公众舆论压力往往指责那些捐赠数额较少的企业，迫于压力，这些企业会选择不捐款或者隐捐。②公众对待企业捐赠，不论数量多少、规模大小，都应该保持宽容、信任。宽松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企业捐赠热情的提高。

2.3 建立一批有水平的慈善机构 ①慈善机构要具备独立性。一旦建立，既要独立于政府，也要独立于企业，但可以接受监督。慈善机构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使命、战略、团队和项目，形成内在的道德自律，同时要接受外部有效的监督。如果慈善机构在建立之后，政府、企业还继续参与慈善机构事务，所有的人员都是政府、企业选派，很多项目都跟政府、企业存在关系，甚至资金如何运用也都由政府、企业支配，这样大家就会质疑其公益和动机，效果也会适得其反。②慈善机构需要专业化，不仅包括不同的慈善机构自身经营范围的专业化，比如说有的慈善基金专门致力于环保，有的慈善基金致力于抢险救灾，有的慈善基金致力于儿童教育、希望工程等；还包括慈善机构内部项目和运作过程的专业化、人才的专业化、管理的专业化。这样可以形成慈善基金差异化的竞争和差异化的服务。③慈善机构的服务应当具体化、详细化。比如让企业清楚地了解有效的企业慈善活动的操作步骤，充分利用机构独有的能力来帮助企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2.4 立足企业自身，苦练内功，积极投身慈善捐赠活动 ①增强企业实力。企业实力增强了，才会有更好的捐赠能力。做好企业的战略选择，选择自身具有发展优势又有较好市场空间的行业或项目，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调整企业的经营模式，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质量与经营能力的成长问题；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建立起科学的管理组织结构；引进科技和创新型人才，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最终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②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企业中大力倡导社会责任理念，建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管理和考核体系，并运用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关要求对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检查，评出等次。只有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才能实实在在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③提高企业家的素质。在慈善捐赠行为积极的企业中，企业家的个人素质起了很大的作用。企业家是企业履行慈善捐赠行为的引导者，只有企业家自身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充分发挥企业家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领导作用。在社会中提升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声誉，树立一批企业慈善家榜样，引导更多的企业家投身社会慈善事业，推进社会和谐进步。

参考文献：

慈善捐赠篇10

摘要：中国的银行业作为具有一定行业优势的企业，具有慈善捐赠的实力且应积极担负起社会责任。随着银行业频繁涌现的慈善捐赠，本文选择了罕有研究的中国银行业为研究对象，以中国16家上市银行作为研究对象，运用2008-2013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这种慈善捐赠带来的财务绩效的提升尤为明显。

关键词：慈善捐赠；绩效；面板数据一、引言

慈善捐赠对企业而言，是一项非必须性的营业外支出。因此这项费用背后的动机、目的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效应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莫衷一是：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以及非线性。对于中国银行业,2008年汶川大地震使得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得到空前的强化，积极投身慈善事业。2013年6月28日，《中国银行业公益慈善自律约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银行业慈善公益事业管理逐渐规范化，银行业慈善捐赠行为值得思考。而众多学者在进行关于慈善捐赠的研究中，对金融类上市公司均做剔除处理,表明银行业慈善捐赠的研究尚未开拓。但鉴于近几年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慈善捐赠中的贡献，因此，本文选取中国选取16家上银行为研究样本，分别以总样本、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非国有商业银行，从收益的角度即对企业绩效与慈善捐赠之间进行定量的分析。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如前文提及，2008年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以及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16家上市银行2008―201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从各银行年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及相关信息披露中收集原始数据。

（二）变量选取及介绍

1.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选取ROE作为财务绩效的代表变量。对于慈善捐赠变量DON，为减少模型设定误差，本文选取相对捐赠量，即采用企业年捐赠额度与企业同期的营业收入之比。

2.控制变量

（1）LNSIZE：表示规模，本文选取的是样本中各银行的资产规模的对数值。

（2）DAR：表示企业风险，本文选用资本结构作为变量，具体选取的是样本中各银行的资产负债率。

（3）TOP5：表示股权结构，本文选用各银行的前五名股东的股本之和。

(三)慈善捐赠量量化图

鉴于DON是经过处理的一个相对变量，下图表明在慈善捐赠上，企业之间悬殊较大，慷慨水平参差不齐。除民生银行的慈善捐赠量较为显著，且整体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之外，其余的银行基本持平或呈现下降趋势。且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慈善捐赠仍以因突发性的捐赠为主，例如赈灾捐赠，并不保持一个持久的增长趋势。中国的银行业在慈善捐赠上缺乏合理且长久的计划及标准。图一各银行在2008―2012年间的慈善捐赠量

三、模型设定及实证分析

（一）固定效应检验

（1）F检验：F=8.1671>F(5,86)，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成立。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2）Hausman检验：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得到的P值为0.0574，则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二）模型设定

据以上分析，设定以ROE为因变量回归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即：

ROEit=αi-C+β1*DONit+β2*LNSIZEit+β3*DARit+β4*TOP5it

其中：αi是随机变量，因个体不同而不同；β表示变量对应的系数，且对于不同的个体该系数相同。本文主要研究DON的系数β1是否正向显著不等于0。

（三）实证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我国银行的性质对研究问题的影响，进行类别研究，结果如下：

表1回归系数全样本非国有国有变量系数变量系数变量系数C-79.5417**C-109.442**C-348.323***DON0.1864**DON0.2166**DON0.4895*LNSIZE1.8843**LNSIZE2.5385*LNSIZE7.7336***DAR0.643*DAR0.8106*DAR2.4674***TOP50.0296TOP50.0356TOP5-0.2669*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对于全样本而言：①DON对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0.1864，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中国的银行业而言，扩大相对慈善捐赠量，可以提高自身的财务绩效。具体为每提高一单位的捐赠量，可以带来0.1864个单位的ROE的提高。②LNSIZE对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1.8843。即规模大小对企业的业绩产生正面的影响。这主要基于银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以及规模带来的信誉效应、规模效应、“大而不倒”的隐性保护等原因。③DAR对应的系数显著为0.6430。说明资产负债率越高，银行的业绩将会提升。但在业绩提高的同时，也要关注高杠杆带来的风险。（2）对于非国有银行而言：①DON相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0.2166，接近上述相应的值，同样说明对于非国有商业银行而言，积极捐赠能够对财务绩效产生正面影响。且对比其他变量的相应系数发现对于非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其结果与总样本的回归结果大致相同，这里不再赘述。（3）对于国有银行而言：所有的解释变量均显著。①核心解释变量DON对应的系数为0.4895，这表明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增加捐赠量能更大程度的提升财务绩效。但是鉴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本的特殊性，国家作为主要的出资人，这种特殊的国有产权性质注定了国有商业银行拥有的资金在使用上带有浓烈的公有产权性质。因此，在各国有商业银行在实施捐赠策略时，要有合理的标准与健全的运行机制。②LNSIZE对应的系数为7.7336，则说明扩大规模能显著增加业绩。这与中国的制度环境、国有商业银行的成熟的管理技术以及客户的信任是离不开的，规模经济，隐形保护也促成了这一结果。③DAR对应的系数值为2.4674。即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率提高对银行的业绩有正向的显著性影响。资本结构直接影响银行的融资成本与融资风险，也决定了银行的治理结构。究其原因是与政府及资本市场的支持以及其垄断地位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在追求高负债率下的业绩增长时要警惕风险，做到加强风控能力，完善管理制度等。④TOP5对应的系数显著为负，为-0.2669。这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前五大股东控股比例越高，银行的经营业绩会下滑。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不利于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股权集中度越高，国有商业银行的激励、监督、管理等机制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隐患，利益冲突等，会导致业绩变差。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中国银行业的慈善捐赠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在细分银行性质后研究，得到国有商业银行的这种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因此，各银行可以将慈善捐赠与企业发展有机结合，创造一种企业与社会互利双赢的良好局面。

最后，希冀：（1）各银行要充分认识慈善捐赠所具有的战略增值作用，而非单纯的利他行为,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加强自身的信息披露，以便社会群众更好的了解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而支持商业银行，带来声誉效应，产生积极的财务效应。（2）政府等非盈利组织建立既符合社会公众的社会利益，又符合企业经济利益的合理的捐赠机制，尤其是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其股本所有权的特殊性质，在进行慈善捐赠时要合理得当。（3）相关媒体要加强对慈善捐赠的积极宣传，营造一种赞许慈善的社会慈善文化氛围，使得其经济及社会效益最大化。(4)鉴于中国银行业的慈善捐赠仍以突发性捐赠为主，日常持久的捐赠以及捐赠额未到达一定的规模。因此要不断完善商业银行有关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在表彰及税收方面细致化及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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