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化的作文十篇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1

In the spring, as if into the green world full of vigor and vitality. Look, the grass, the grass secretly leaned out from the ground to the head, scrambling to welcome the arrival of the spring; The river, willows are changed into the green's new clothes, willow branches in the wind, as if in waved to the spring, and danced in the wind. In the field, the difference in bathed in sunshine moist, stretch the body thrive, distance like spread the green carpet to earth.

In the spring, on how to into the colorful pictures. The garden, golden jasmine and some unknown colorful flowers, bloom in all, the spring dressed as a married waiting for the bride, especially bright beautiful. The orchard, pink peach blossom, the red apricot flowers, white pear flower, also are open. Flowers, numerous bees fly around, they are busy honey; Only butterflies flutter from flower to flower, like each other in transmitting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joy of spring.

In the spring, as if into paradise full of tong qu. On campus, students in the playground chase scenes, play in the grass edge, with our laughter everywhere. The square, children play happily, along to fly a kite. See only a kite flying in the sky, the children also released his childhood dream.

不知不觉中，寒冷的冬天悄悄从我们身边溜走了。春姑娘带我们走进了温暖的春天。

春天，就好像走进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绿色世界。瞧，草地上，小草偷偷地从地里探出了脑袋，争先恐后地欢迎春天的到来;小河边，柳树换上了绿色的新装，柳枝随风摆动，好像在向春天招手，又像是在风中翩翩起舞。田野里，麦苗尽情地沐浴着阳光雨露的滋润，舒展着身体茁壮成长，远远看去像是给大地铺了绿色的地毯。

春天，就如何走进了色彩缤纷的图画。花园里，金黄色的迎春花，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五颜六色的花，都竞相绽放，把春天装扮成了一位等待出嫁的新娘子，格外艳丽漂亮。果园里，粉红色的桃花，红色的杏花，雪白的梨花，也都陆续开放。花丛中，无数的蜜蜂飞来飞去，它们正忙着采蜜;一只只蝴蝶在花间飞舞，像是在互相传递着春天到来的信息和喜悦。

春天，就仿佛走进了洋溢着童趣的乐园。校园里，同学们在操场追逐打闹，在草地边嬉戏玩耍，处处洒下我们的欢声笑语。广场上，小朋友开心地做游戏，奔跑着放风筝。看到一只只风筝飞上了天空，小朋友们也放飞了自己童年的梦想。

更多热门文章：

1.我最喜欢的季节春天英语作文

2.关于春天的英语作文【中英对照】

3.英语作文：春天（带翻译）

4.描写春天的英语作文（共两篇）

5.描写春天的英语作文

6.我喜欢春天英语作文I like spring

7.我喜欢春天英语作文60词带翻译

8.我爱春天英语作文带翻译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2

关键词：企业文化；企业绩效；结构方程

一、引言

企业文化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有关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企业文化分成3种类型，以探讨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的总体作用。提出它们之间关系的假设，然后设置指标进行考察，再用结构方程方法来进行数据处理，验证提出的假设是否合理。本文对它们的部分不是很明确的关系提出假设，来探讨企业文化和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

二、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作用关系模型

（一）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所沉淀的，为企业员工所共同信奉并加以遵守的关于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一系列价值观、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它体现在企业的日常的管理活动中，并通过同化的方式传递给新来者。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其核心是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

关于企业文化的分类，引用Wallach的方法，将企业文化分为3类：官僚型、创新性和支持型。官僚型文化通常是基于控制和权利，组织层级结构和权责划分非常明确，遵从层级管理，工作大都标准化和固定化。官僚型文化的企业大多是制度化的、权利导向的，注重层级和过程，这适合经过良好培训的人员，而不大可能吸引和保留创造性的、有远大抱负的人。创新型文化鼓励竞争，但是在这种文化下是充满压力的，很难平衡家庭、工作、娱乐的时间安排。采取创新型文化的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通常较为复杂多变，工作较具有创新性和风险性。支持型文化的工作环境相当开放、和谐，具有“家庭”的温暖感觉。员工可以得到企业高度的支持及信任，而企业也十分重视人际关系。

不过现实中大多数企业并不是完全符合上述的具体某一类文化类型，实际上更可能是3种文化类型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

（二）企业绩效

绩效考核，是一种正式的员工评估制度。它通过系统的方法、原理来评定和测量员工在职务上的工作行为和工作效果。关于企业绩效考核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应用的比较成熟。本文将企业绩效分为：员工绩效（包括员工满意度、离职率等）、发展创新能力（研发能力等）、市场绩效（市场占有率等）和财务绩效（利润率等）。

（三）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

关于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国内外也有不少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做了相关的研究：Besanko（1996）等人研究指出企业文化创造价值的3条途径，第一是文化简化了信息处理，第二是文化补充了正式控制制度，第三是文化促进合作并减少讨价还价，从理论上叙述了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国内学者如张一蓉从节省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了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倪震、吴志霞从企业文化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角度论述了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浙江大学彭维、邵琦俊更详尽地从企业文化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角度论述了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李宁、杨蕙馨从团队生产理论出发,论述企业文化如何减少企业员工偷懒的动机、减少企业监督的成本,达到提高企业绩效的目的。作者运用经济模型分析企业文化是一种开创，但是并没有提供向最优企业文化前进的途径和关键点。

（四）国内关于企业文化和绩效研究现状

由于企业文化具有很强的概念性和模糊性，难以用数学方法很好的量化，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大多只是从理论方面论证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企业绩效的各个因子之间的关系，放在企业文化之中进行全面的考量，国内还基本是一个空白。考察的方法上，学者大多还是从回归分析、相关分析、控制变量分析等角度来研究，在方法上没有太大的创新。传统的测量方法一旦误差较大，就会影响到分析的结果，甚至出现错误。

综合以上的分析，本文试图尝试使用结构方程的相关方法来考察，结构方程考察了因子与指标之间的关系，因子与因子之间的关系，且容许自变量及因变量项含测量误差。由于结构方程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使得研究的内容更加趋向于丰富，能比较好地反映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复杂而较全面的关系，此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五）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关系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论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假设，如图1所示：

采取创新型文化的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通常较为复杂多变，工作较具有创新性和风险性，故员工面临的不确定的因素很大，我们提出假设：采取创新型文化的企业它的员工流失率都比较高。

假设1a：竞争型文化和员工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假设1b：竞争型文化和发展创新能力成正相关关系。

假设1c：竞争型文化和市场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假设1d：竞争型文化和财务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采取支持型文化的工作环境相当开放、和谐，具有“家庭”的温暖感觉。对人友好，善于交际，树立“发现需要并满足他”的牢固信念，特征是注重工作数量；崇尚优胜群体。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2a：支持型文化和员工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假设2b：支持型文化和发展创新能力成正相关关系。

官僚型企业文化（也称按部就班型文化）一般是制度化的、权利导向的，注重层级和过程，一般人们关心的只是“怎样做”，追求技术上的完美，工作上的有条不紊。故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3a：官僚型企业文化和发展创新能力成负相关关系。

假设3b：官僚型企业文化和员工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六）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相关关系指标设计

根据以上模型，我们对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之间相关关系的指标进行设计，按照不同的企业文化的不同类型的16个指标、不同的企业绩效的12个指标的指标体系。

三、模型评价指标设计

（一）结构方程原理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e Equation Model）是20世纪70年代Karl Joreskog and Dag Sorbon等学者提出的基于变量协方差阵来分析变量间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侯杰泰、温忠麟和成子娟，2004）。在模型中包含两种变量，即显变量和潜变量。

结构方程模型可分为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测量方程是描述潜变量和显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描述潜变量之间的关系。一般用下列方程表示：

x＝∧xξ+δ①

y=∧yη+ε②

η＝Bη+Γξ+ζ③

其中：x为外源显性变量组成的向量指标，y为内生显性变量组成的向量指标，ξ为外源潜变量组成的向量，η为内生潜变量组成的向量，∧x为外源显变量与外源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外源显变量在外源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y为内生显变量与内生显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内生指标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B为内生潜变量的关系阵，Γ为外源潜变量对于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δ和ε为测量方程的误差项，ζ为结构方程的误差项。方程①和方程②被称之为测量方程，方程③则是结构方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据上面确定的测量变量设计调查问卷，问卷数据作为本研究的分析资料来源。本次调查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人员及其它管理人员为对象，先后向40家企业发放500份问卷，回收176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44份，有效回收率为28.8%。问卷的测量题目均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法测量，“7”代表非常符合，“1”代表非常不符合。其中“创新能力”的测量是反向计分。

（三）因子分析与潜变量确定

为提高多变量的测量效度，用SPSS13.0对测量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首先是对企业绩效测量变量的分析，结果表明本次分析的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KMO）是0.685，形成员工绩效因子、市场绩效因子、创新能力因子和财务绩效因子，结果很理想。

（四）研究结果

根据以上假设与概念模型，本文用LISREL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在模型拟合的过程中，如果两个企业文化潜变量都与某一企业绩效潜变量直接或间接相关，我们才认为企业文化与该企业绩效直接或间接相关，如果只有一个企业文化潜变量与某一企业绩效潜变量直接或间接相关，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活动与该企业绩效部分不相关。

本文对模型进行了3次模拟，其拟合优度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通过对3次模拟结果的比较，我们选择第2次模拟的结果作为最终分析结果。

至此，本文已经拟合了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的路经关系，综合上述实证结果，本研究假设检验的结果，在研究架构的理论性上大多获得支持。

（五）结果与讨论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方法，模型中既包含有可观测的显在变量，也可能包含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在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解决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间作用关系的研究在国内还不多见。本文将结构方程模型原理应用到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当中，建立了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间作用关系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拥有竞争型文化的企业对整个企业的绩效都有正向的作用；采取支持型文化的企业对发展创新能力有正向作用，说明企业给予员工充分的决策参与权，员工之间交流、学习并能进行弹性管理对企业的发展创新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员工绩效和企业创新能力对企业的市场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目前国内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欠缺创新能力，国内企业市场绩效的提高受员工绩效的影响比较大；采取官僚型文化的企业对发展创新能力明显有阻碍作用，员工要服从的公司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制了员工积极性和创新性能力的发挥，这样就不利于企业整体绩效的推动和提高；对企业绩效的几个因子也进行了拟合，结果发现：员工绩效对财务绩效的正向作用系数是0.45，发展创新能力对员工绩效的正向作用系数是1.10，发展创新能力对市场绩效的作用系数是0.44，市场绩效对财务绩效的正向作用系数是0.73。说明企业绩效之间的也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企业的进步和绩效的提高。

本文研究可能具有以下局限：首先，本研究的样本数不是太多，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因此在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推广时应谨慎考虑。其次，本研究对企业绩效的测量使用的是知觉性度量（conceptual measure），尽管这些测量变量的数据在企业问卷调查研究中是有效的和可以接受的，但是加入一些客观的测量更能说明问题。最后，和其他大多数同类研究一样，本文研究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

参考文献：

1、刘光明.企业文化[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2、罗长海.企业文化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张旭,吴狄.企业文化对企业战略管理的影响[J].现代企业教育,2006(8).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3

关键词：人类学；变迁；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18-05

文化的概念尽管复杂多变且莫衷一是，但文化是动态发展的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共识，文化的积累与传递、传播与交流、融合与冲突是人类社会不断变迁发展的动力。作为研究人及其文化的人类学，社会文化变迁一直以来都是其研究主题之一，在人类学并不漫长的学科发展史中，几乎每个学派都有关于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及观点。

早期的古典进化论试图建立人类历史文化的进化图式，他们关注漫长的历史时序中的文化变迁，将所有人类的文化变迁过程简化为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单系、直线进化模式，认为人类社会象生物有机体一样遵循自然法则，按统一进化顺序发展。传播学派认为文化传播就是文化变迁，变迁是横向的地理区域间的相互作用。世界各族的联系及其文化的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步的力量的主要推动力。这些关于变迁的理论有其历史局限性，主要是与当时西方国家向外殖民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并且已经遭受了众多的批判。

马林诺斯基曾经感叹说人类学处在一个既可悲又荒谬的位置，因为在它刚开始成型并具备适当的研究rJ~时，它所研究的对象正以无可救药的速度正处于消失之中。殖民统治的扩张使得大量原生态社会形貌被迫产生变化，因此，对于这些被动变迁的破坏性的迫切感触反而使当时的人类学专注于传统的社会文化的重建，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变迁本身的研究。功能学派虽然惯于将研究对象看作静态的整体来分析其功能，但并非摒弃了变迁的存在，而是通过研究文化因素功能的变化、替代和消失来实现对变迁的关注。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社会人类学方法》中论述了文化接触产生的相互作用，提出要找出文化变迁的规律必须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并重。马林诺斯基则写作了《文化变迁的动力》，对文化变迁作了具体的论述。拉氏和马氏都认为社会文化变迁即是不同文化间的接触的结果，尤其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传播与渗透的结果，这一观点也是当时的主流观点。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把文化变迁作为专门的研究课题，主要关注西方文化与殖民地的土著文化之间的横向变迁。如以赫斯科维茨为代表的美国人类学家着重研究美洲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接触所引起的变迁，而英国人类学家则着重研究非洲和亚洲殖民地土著居民与白人文化接触所引起的变迁过程。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变迁的理论也对人类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影响深远，它主要从一般性规律上指出了人类社会变迁的方向与路线，即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并认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这种理论在18、19世纪是指导西方社会改革运动的主要思想，也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原始积累模式向福利国家模式方向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历史学派的传统中，从“历史的方法”出发，强调对各种文化中具体事实的描述和记录，也一直存在对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关注。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中就提出“一切文化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并开始重视地方文化纵向传承过程中的变迁现象。如克虏伯所做的欧洲妇女裙子长度变化与社会政治稳定形势的相关程度的研究，奥斯卡・刘易斯对雷德菲尔德的特波兹特兰人村庄的追踪调查等。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居主流的结构主义虽然专注的是建构抽象的研究框架，但也并非完全抛弃考虑文化变迁的因素，而是强调在人类学所研究的社会中，结构如何将新的要素与历史情境纳入原有的范畴之内，以达成结构的连续性或再生产。例如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历史不是一个发展过程，而只是一连串的结构，他对美洲印第安人神话传播的研究表明，神话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的传播中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是与不同部落的社会文化结构相一致的，每个部落所接纳的神话结构与它的传奇传统和政治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有机接近。

应该说，变迁的话题一直存在于人类学的语境中，只是在以上所述及的各种理论中，社会文化变迁大多数时候只是作为研究内容的组成部分或是背景出现。但是，由于社会变迁逐渐成为人们所接受的准则，社会变化本身也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值得以其特有方式加以研究的主题，所以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开始直接关注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领域，震荡变迁、整体变迁等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变迁理论的内容。。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延续了早期英国人类学家对非洲殖民地区的研究兴趣，主要研究非洲当地社会变迁和部落生活与城镇生活的关系，不仅关注直线变迁，也关注震荡变迁，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社会稳定来源于冲突，冲突的存在推进社会变迁的结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下，人类学家开始反省过去的研究范式中的缺陷，不再局限于将研究对象视为孤立的、界限分明的实体，变迁视角由地方性变迁扩展到整体性变迁，开始将区域性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并认真思考如何解释和概念化变迁。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虽然抛弃了以往那些坚持社会按固定路线变迁的理论，但其一些观点仍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影响颇深。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人类学家相信冲突是社会的常态，分析社会先从分析其中的冲突开始，并且由于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冲突而导致社会的变化，冲突是变迁的动力。这些观点来源于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划分和经济因素对社会运行的重要性的思想，并且这些思想本身已经激起了众多的社会变革。“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对中心与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中心指权力实施的地方，比如殖民资本或国内资本。指受到中心决策影响的地方之一，比如为中心地区提供再分配产品，或同中心地区进行贸易的乡村地区。”中心与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即是社会主要冲突的基础。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者象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倾向于从横断面去对待历史，从生产要素之间的结合表现来描述和解释变迁，通过描述和分析生产方式的变化以求得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认识。政治经济学者则受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强调被研究的社会在被纳入大规模的区域性政治经济体系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受到外在力量的冲击与影响。他们在研究变迁时，着重社会如何因为适应资本主义等外在力量而改变，并特别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而其中将社会格局作出中心与的区分也可以看作是后来的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早期雏形。

二战以后，随着西方社会步入稳定增长的繁荣期，从经济学领域中产生的现代化理论扩展到各个学科，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使人类学更多地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向现代变迁过程中的适应与整合问 题。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依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构的世界体系理论更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沃勒斯坦认为，16世纪以来就有了第一个真正全球意义的世界体系形成，而这就是社会变迁的唯一实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成，一方面是中心――边缘关系支配的世界经济体，另一方面是国家联动的政治结构。像所有的历史体系一样，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期也是有限的，当其长期趋势达到某一点，以致体系的起伏波动变得充分宽泛而无规则，不能再保证该体系的制度机构的活力更新，它将走向终结。一旦达到这一点，就会产生分岔点，经过一段混沌的过渡时期，这个体系将被一个或多个其他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将被取代。这种整体变迁的观点使传统上研究微观社区的人类学的视野也进一步得到拓展。

如果说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更多侧重于经济与政治结合的角度探讨社会文化变迁的话，那么另一方面，以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为代表，人类学对变迁的原因和动力的解释有从经济转向文化的倾向，强调外来的力量必须透过文化形式的媒介才能真正发挥根本性的转变社会的作用。同时，在实践理论的影响之下，人类学在探讨大规模的结构性力量如何造成变迁时，愈来愈强调主体的意向性与能动性的重要意义。1980年代以来殖民主义研究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使人类学对变迁的原因、动力、过程与性质有了更细致的研究。世界经济、殖民国家、宗教、跨国机构等在变迁的过程中的作用都被重视与讨论。这些新的理论发展以及人类学家对全球化与现代性等新研究议题的投入，使得社会文化变迁的图像越来越复杂。今天我们再来讨论变迁，难以避免地要从众多的理论中进行取舍。

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变迁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文化模式的变化过程，因此用民族志方法去描述一个社会的历史不仅可以对编年体方式或是发展史方式建构的历史有辅助作用，而且其真实性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格尔茨用民族志形式对十九世纪巴厘国家组织形貌的还原就是对他这种变迁观点的实践之一。在他的另一个研究中，基于对功能理论的批判性思考，格尔茨将社会变迁研究的解释和概念化进行了更具操作性的阐述。

跟有的人类学家将社会文化变迁统合在一起不同的是，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应该分开进行分析，再整合在一起进行解释。格尔茨认为功能理论之所以对研究变迁有困难，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不能平等对待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二者之一几乎不可避免被忽视或被放弃，仅成为对方的简单前缀和“镜像”。为了修正功能理论，使之更有效地处理历史材料，最好先设法区分和分析人类生活的文化面和社会面，把它们看成独立变化且又彼此依赖的因素。虽然只能在概念上区分，但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却因此而表现得能够以多种模式互相整合。在大多数社会中，变迁是特色，而不是反常，通过分析能够看到社会面与文化面之间的某种断裂，正是从这些断裂本身中可以发现某些推动变迁的主要动力。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提醒研究者关注变迁的社会中个人的能动作用。他指出人们通过各自的有目的行动使社会文化不断延续下去，人们在实践中受制于不同场域而会作出不一样的行为选择，场域即是社会文化动态变迁的一个基本分析单位。他所提供的“再生产”的概念也被用来分析变迁，社会或文化的再生产机制的运作都是服务于在社会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利益的，任何的文化现象的出现或存续可以追寻社会中利益格局的变化，因此，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受制于权力主导的再生产机制。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概念，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这个主题当中，经济学关注物品和资本的流动，政治学关注跨界的冲突与政策建构等，社会学和人类学则关注在经济全球化之下，多元性的文化世界如何维持下去?在人类学看来，全球化是当代的一种更大时空范围的文化变迁过程，也是当今研究任何一个地方社会都不能避开的背景因素。

不论如何对全球化进行定义，都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社会发展过程。被人们引用较多的有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化定义，他延用了霍尔“想象空间”的概念基础，提出了“时空伸延”(time-spacedistanciation)的概念，指用来联系在场与缺场的时间和空间被组织的状态。传统的简单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离不开面对面的环境，而现代性的发展则表现为社会生活对时间和空间的跨越。因此吉登斯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作为时代大变迁的全球化包含了如下一些基本的因素：一是基于交通和信息的世界发展模式的条件之上的全球性互动行为和过程的发展；二是世界性的联系与互动的加强意味着跨界的联系存在着规律性而非分散的或随意的；三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伸展可以使世界上某个地方与其他相隔甚远的地方间发生联系；四是全球化也包含了全球与地方之间一系列日渐增多的牵连关系，地方发展不得不受制于全球的影响。

人类学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全球化，全球化是增强还是减弱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早期的文化全球化理论专注于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担忧某些主导文化可能威胁或覆盖掉其他更脆弱的文化，从而侵蚀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格局。在讨论美国快餐文化在全球快速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似乎从中看到一种由于全球资本主义进程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的可怕未来。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后来受到了不少批评，认为这种理论是狭隘地从单个方面去思考文化，不够客观，如泰勒・考恩在其《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一书中一方面毫不讳言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力，但同时以“创造性的破坏”的概念来鼓励人们对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化发展持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应该把全球化视为世界文化发展的常态，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制度构架，为多种艺术观念并存提供动力，创造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文化繁荣的时代。指出“我们应当审慎地将世界主义的多元文化观当作美学指导原则和政策实践指南。”让・卢・昂塞勒也指出人类学应该把全球化当做一种为文化的产生或分化提供新空间的过程来加以考察。而对于人类学研究者自身来说，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域，在讨论全球化时一方面会以全球化作为一种共同的叙述范畴和文化建构空间，另一方面又离不开自己对本民族国家语境的视域的扩展，这种天然的两面性正是人类学在研究全球化现象时兼具宏观思维与微观思维的特点。

与其他学科对全球化的研究以其普适性为前提不同，人类学研究中加入的全球化视角仍是聚集于地方性与特殊性，而在全球化角度观照下的地方文化也有了新的意义。乔纳森・弗里德曼指出从人类学的实践观点来看，全球视角产生于民族志行动的自我意识中。与全球化过程对应的是地方性认同的不同策略，认同实践中包含着消费和生产的实践，人们的自我观和传统文化在其中有选择性的重构。约翰?汤姆林森则认为，日常文化实践中最本质的东西，恰恰是由地方性而非全球性来定义的，而只有那些能够踏入到此类地方性文化之中的人们，才能够检验文化亲近感的真实程度。这一点，费孝通早在写作《江村经济》时已经体现了这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对地方知识的思考，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风行在各个领域的全球化冲动中，费先生又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在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潮流中，我们要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充分思考“在全球文化发展和交触的时代，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里如何生存和发展，怎样才能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里真正做到和而不同”，“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4

(一)文化是课程变革的背景。首先，课程变革总是处于特定文化环境之中，植根于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英国教育学者B．霍尔姆斯(Brian Holmes)和M．麦克莱恩(Martin McLean)曾通过多国课程变革的比较，指出本民族文化对于课程变革具有核心影响，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课程移植往往并不成功。这个观点时至今日恐怕也不过时。但另一方面，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地生长的，恰恰相反，它总是在与异文化的交往、碰撞、融合****生的。一种文化的独特性不仅不可避免地融人了异文化的因素，而且是在与异文化的关系中发育生成的。特别在当今全球化的文化生态中，文化的融合与共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不仅不能对已经大张旗鼓来到我们身边的其他民族、地域的文化视而不见，而且还应当积极理解、诚实借鉴，否则必将沦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课程变革的大背景，尽管多元文化语境在探讨具体的课程文化问题时，显得有些遥远，但在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将不断与它相遇。当课程变革的文化背景日益走向多元，如何在多元文化的交响与碰撞中规划、实施课程变革，成为课程变革研究面临的一个新的、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

(二)文化是课程变革的资源。作为课程变革资源的文化，包含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成果。把文化作为课程变革的资源，意味着课程即是文化的选择。英国课程理论家丹尼斯.劳顿(Denis Lawton)创用了这一课程定义，但他只关注了对某一社会****同的文化子系统的选择、传递，②而在全球化时代，课程的文化选择视野应予以扩大：从全球化角度看，课程变革不仅要继承本民族的文化精华，还要吸纳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从社会学角度看，课程变革要关注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包括关注社会非主流阶层的文化。因此，作为课程变革资源的文化，既包括本民族的文化积淀，也包括他民族的文化成就，还包括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的文化子系统，以及不同阶层的文化资源。

(三)课程自身是一种文化。这一命题包含两层涵义。首先，课程不应仅仅是对文化的被动选择，还应是文化的创造。任何选择都不是简单的因袭，都包含着在一定价值指引下的创造。课程开发绝非在不同文化中寻章摘句后的堆砌，而是在多样的文化源流间含英咀华后的创生。其次，课程的文化选择与创造本身也体现出一种文化，并凝结于应然与实然的课程当中。课程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在第一种涵义上，可称为“课程中的文化”(culture in curriculum)，在第二种涵义上，可称为“课程的文化”(culture of curriculum)。从这个意义上讲，课程变革即课程自身的文化的变革；同时还表明，课程具有文化自主性，即课程文化变革固然是社会整体文化变革的组成部分，但未必要尾随其后，它应有适度超前的信心和勇气。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课程本质上是面向可能生活、为一个新的世界培养新人，而不是为了因循、维持既有的秩序和规范。

(四)变革自身是一种文化。纵观课程变革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课程变革被理解为科学化的课程开发，课程变革即课程开发。这一阶段与20世纪初课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立相伴随，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规模课程变革的失败使人们意识到课程实施的重要性。课程变革被看作课程实施的一种激进形式。课程变革若想成功，不但需要有关课程开发的知识，还需要有关课程实施，尤其是变革的知识。变革本身的研究得到重视。但这一时期主要把变革理解为管理过程，侧重研究课程变革的影响因素，试图通过调控诸影响因素促成课程变革。随着研究的深入，变革的复杂性日益凸现，形成某种保障课程变革成功的处方并按部就班地遵循的做法已不可能。对此，富兰(Michael提出“文化再造”(re-culturing)的概念，认为转变文化，即改变我们做事的方式，才是课程变革成功的关键。变革被视为文化实践活动，其关键是变革文化的重新塑造。

由此观之，文化大致在两个层面上构成课程变革的基础：一是作为课程变革的背景或来源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及其在当前社会环境中的表现。二是课程变革自身所蕴含并展现着的文化，包括前述课程中的文化、课程的文化和变革文化。根据这三种文化的特点，我们分别将其称之为实质的课程文化、本体的课程文化和形式的课程文化，统称课程文化。

一、课程变革与文化创造

以文化为基础重新审视，课程变革是在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文化生态背景下，在对种种文化资源(本民族的、他民族的，不同文化子系统、不同阶层的)进行自觉选择的基础上，创造并力图实现某种新的“课程文化”的过程。课程变革在本质上是文化创造。离开文化创造，所谓的课程变革或可称之为“课程改进”(curriculum improvement)或课程更新(curriculum renew)，而不是真正意义的课程变革。我国历史上的课程改革，在文化层面上往往只是杂凑、替代或因袭，鲜有创造，事实证明效果并不理想。清末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方针的课程改革，其结果宣告了“文化拼盘”的失败。民国时期基本确立起西学范式在学校课程中的统治地位，但始终面对传统文化捍卫者的质疑。至于1949年后形成以控制为特征的课程文化，更是在行政的推动下得以长期维持，其间的课程改革虽有七次，但多在内容的增减、难易之升降上下功夫，并未触动文化根本，结果只能是应试教育体系的日益僵化和恶化。这都从反面表明缺乏文化创造的课程变革很难带来实质的变化。

课程变革中的文化创造是整体性的文化超越与创生，包含了实质的课程文化创造、本体的课程文化创造和形式的课程文化创造。实质的课程文化创造的实现，新的变革文化才能真正形成。这是新的变革文化之合作性的体现，它超越了科层化的管理文化和原子主义的专业文化。这种合作文化在本质上是对话与协商的。在合作的过程中，没有人掌握标准答案，也没有绝对的权威，而每个人又都从各自的立场、角度贡献着答案。但这也绝不意味着一盘散沙、“怎么都行”，因为大家都将在一个共同的道德的课程愿景的指引下前行。这样的变革文化即是一种民主的审议文化。

新的变革文化归根结蒂是一种合作探究文化。迄今为止，有关教育变革的理论和实践给予我们的一致启示是：教育变革是复杂的、难以控制的、不可预测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来自于教育变革所涉及的变量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每一变量本身又是变化万千的，不同变量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场面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课程变革中不可能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解决变革问题的有效处方。推动变革的根本力量来自合作基础上的探究，无论是课程专家、教育行政人员、校长、教师，乃至家长和学生，都在课程变革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直面不断出现的问题，展开对话，共同探索问题解决之道。这个过程将是变革实施中的一种常态。换言之，合作探究将成为复杂变革中的一种创造性生存方式，基于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将形成以学校为核心的多种学习共同体(永久性的、临时性的)，这些共同体致力于在变革的自然发展状态中，针对不断出现的问题进行持续的知识创新。它们在复杂的变革环境中充满活力，而且更具适应性。

二、当前课程改革的文化冲突及其超越

课程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即所谓“文化惰性”。尽管课程变革所创造的新的文化是对旧有课程文化的超越，但旧有课程文化决不会因此立刻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竭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性，抵制、反对新的课程文化，课程文化冲突由此爆发。新课程实施以来，一方面在实验区和实验学校取得了很大成效，另一方面，围绕新课程的理论论争和实施中的抵制从未间断，其深层根源就在于此。具体言之，针对新课程展开的种种质疑、问难与来自新课程的诸般辩护、反诘，在根本上都是新课程所确立的民主的课程文化与旧有的控制的课程文化之间的冲突造成的。

转贴于 民主是我国当前课程改革的基本价值追求。民主意味跨越阶层、民族，对于数量更大、种类更多的共同事业的平等参与，这种平等参与需要、同时也促进着个人多种能力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民主的课程文化意味着渗透在新课程方方面面的种种参与、对话、协商、赋权、创造。从价值理念层面来看，新课程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基本理念，意在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均等的、高质量的教育机会，把每一个学生发展的独特性置于课程的核心，关注并保证每一个学生个陛特长的实现。从行为方式层面来看，新课程在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课程研究等方面倡导并实践着民主精神。例如，由课程专家、学科专家、一线教师、教育行政人员等共同开展对话协商、集体审议的课程开发；把教科书作为课程资源之一，注重师生在广泛的课程资源的基础上互动生成的课程实施；超越甄别选拔，指向学生、教师、学校发展的发展性的课程评价；跳出中央集权，走向中央、地方、学校权力分享的三级课程管理；以及包容了大学研究人员、教学研究人员、一线教师等多元主体，包容理论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等多样风格的课程研究，等等，无不是民主课程文化的写照。在符号制品层面，作为课程变革核心文本的课程纲要、课程标准，不但其字里行间渗透着民主气息，其弹性特征更蕴含着参与的邀约。

民主的课程文化的确立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使我国的文化价值生态日益多元复杂，且整个社会更具流动性和多变性，这就必然要求社会成员发展其首创精神与适应能力，成为自主的、参与的个体，即既有民主权利又有民主能力的个体。这里的个体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广泛的共同经验交流中诞生的，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教育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在民主中才能学会民主，新课程倡导的民主文化由此而来。那种以“适应中国国情”的名义、认定新课程是“船载以入”的舶来品的论点，恰恰未能真正了解我国当今时代脉搏的律动。更何况，我们从来就不认为，民主的课程文化在我们的课程语境中是全新的、异质的存在，相反，它早已在以往的变革中悄悄萌发着，一些优秀教师的变革探索实践已体现出对话、探究、参与、创造等新的课程文化的特质。只不过在旧有课程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些课程文化支流更多地被湮没、处于边缘而已。

我国旧有课程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控制文化，主要表现为传递性的教学文化、同质化的应试文化、学科本位的课程文化，其核心则是应试文化。这种以应试文化为核心的控制文化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且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上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精致结构，具有极强的稳固性。关于应试文化对教育的破坏、异化作用，论述颇多，这里不再赘述，但其影响显然已不仅止于教育领域本身。有论者分析认为文化界存在着文化应试的现象，体育界热衷于摘金夺银，电影界、文学界则致力于追逐国际大奖，凡此种种与应试教育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应试文化的“变形”或“一部分”，都是把某种外部标准绝对化、终极化并极力去迎合之。循着这一思路，种种“形象工程”、“大型迎评”难道不是政治应试吗?如此“应试”下去，社会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又将如何?因此，如果说确立民主的课程文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变革控制文化则与之一体两面。

民主的课程文化的传播绝非一蹴而就，就如同控制的课程文化也不会一夜之间消失一样。两者价值观上的深层差异注定了，它们在课程现场接触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碰撞与冲突。换言之，课程变革不仅是一个课程文化理想确立的过程，亦是一个新旧课程文化冲突的过程。由于控制的课程文化长久以来的稳定性，以及在其浸润下普遍存在于人们中间的“文化惰性”，两种课程文化间的冲突将是长期存在的。而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即“文化资本”，又往往与权力、利益关系纠缠在一起。这就使得文化冲突更为复杂。这预示着课程变革将是长期的、艰难的过程，设想“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式的变革局面，如果不是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便是对课程变革“文化自觉”的不足。

课程文化冲突是课程变革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对于课程变革中的文化冲突，我们是既不能选择，也不能回避的。但同时，文化冲突又不完全是消极的。课程文化冲突可使旧有课程文化更清楚地暴露出来，摆脱以往由于习以为常所处的隐性状态。在新的课程文化的“逼迫”下，旧有课程文化不得不显性化，其缺陷暴露得也将更彻底。课程文化冲突又是新

质课程文化成长的必由之路，新旧课程文化之间的问难与反诘必将促进新的课程文化自身的生长发育、成熟茁壮。换言之，课程文化冲突中蕴含着对其自身的超越。当然，这一切不会是自然实现的，它需要我们：首先，对课程文化冲突采取开放的文化心态。课程文化冲突不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新旧课程文化间也大可不必画地为牢，泾渭分明。例如，新的课程文化在民主的价值追求的基础上，不排除吸收、改造、扬弃旧有课程文化中一些有潜力的要素为我所用，最终走向民主价值主导下的课程文化融合。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对课程文化冲突的超越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要对课程文化冲突的具体起因细加辨别。有些课程文化冲突是由新的课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误读造成的。如在学习方式上，一度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5

[关键词]企业文化 企业绩效 环境特点 作用机制

20世纪后期以来,企业文化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企业逐步将企业文化建设作为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最根本手段。然而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过程和机制的研究目前仍然很少,对两者作用过程中的控制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严重缺乏,这就导致在实践中人们难以对构建怎样的企业文化、如何进行相关变量的调整以提升企业绩效提供有益的建议,据此本文试图研究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作用的路径和过程,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建议。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对企业绩效的作用

1.企业文化的内涵

企业文化是企业为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的而树立形成的,被组织员认为有效而共享,并共同遵循的基本信念和认知。埃德加•沙因提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成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并用来教育新成员的一套价值体系。企业文化产生于企业成员发现了对解决企业与环境互动过程中出现问题的相当有效的某种协作方式,于是当他们以后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就会不断重复先前的问题解决方法,这种协作方式也内化为人们无意识的习惯,形成了企业文化。

可见,企业文化就是在企业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核心价值体系和集体意识,是具有延续性和共享性的共同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是企业在长期经营实践中所凝结起来的文化氛围、企业精神、经营理念,并体现在企业全体员工所共有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因此,企业文化必须回答企业与环境互动过程中必须面临的几个核心问题,包括:如何看待顾客;如何看待员工;如何看待竞争对手;如何考虑合作;如何考虑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如何考虑成本和利润等。对这些问题具有系统性的明确回答有利于企业员工间的协作和工作协调。

企业文化在广义上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其核心层面是企业精神文化,包括企业的经营、经营战略、价值取向,以及由此体现的企业员工的共同追求、共同意志、共同情感等,这是企业精神层面。企业的精神进一步外化为企业的制度文化,包括企业的规章、规范,以及渗透到员工思想所共同遵循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等。企业文化的最外层和表层是企业的物质文化,包括企业的产品风格、技术特色等等。在本文中企业文化是从狭义加以理解的,即企业文化是由企业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念。

2.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企业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员工的行为,而且有利于企业核心能力或核心竞争力的传承,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维持。其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企业文化首先通过企业行为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即企业文化企业行为企业绩效。前面已经提出企业文化是员工间固有的协作方式,企业文化通过员工间的互动将企业文化传播、内化到企业员工中去,直接规范企业员工的行为,并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最近的研究认为,企业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其核心竞争能力,而企业文化对核心竞争能力有最为直接的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产品层,包括企业产品生产、营销、研发能力等;其次是制度层,包括企业运行机制、企业规模、企业产权制度等;最后是核心层,包括以企业理念、企业形象、发展目标等。从三个层次的关系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处于竞争能力核心层次的地位,事实上,企业文化影响企业能力的方方面面,有利于企业能力的培育和维持,并通过企业能力的培育和维持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最终保证企业绩效的实现,其作用关系和路径如图1所示,即企业文化企业能力企业行为企业绩效。

因此,企业文化通过两条路径影响企业绩效:一是通过直接规范约束企业员工的行为影响企业绩效,二是通过企业能力的培育进而影响企业员工的行为和企业的绩效。通过这两条路径,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的粘合剂,引导、激励和约束员工行为,使员工目的明确、行为协调一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二、企业文化的生成和变革

1.企业文化的生成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经过企业的长期倡导和员工的积极认同、实践与创造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信仰追求、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经营特色、管理风格等的综合。企业文化作为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渗透在企业的所有经营管理中,是企业的精神支柱,形成企业的管理传统。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文化的生成动力源于企业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扩大企业边界、提高盈利能力的需要,归根到底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发展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文化没有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创新发展,不合时宜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将产生消极作用,甚至可能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

2. 企业文化的变革

前文已经指出,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因此环境的特点,以及环境的变化要求企业文化的变革。环境本质上具有变化或不确定性的特征。在稳定环境下,企业可以依赖已有的文化基于已有知识和经验做出决策,而在环境变化的条件下,这样知识、经验甚至文化就可能失灵。Tushman和O’Reilly将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的直接来源可归结为两个,一是企业的成长本身所带来的周期性变化,企业最初围绕单一产品通过横向和纵向维度的规模扩张,形成基于本地的输入输出系统;随着企业的成长,市场规模的变大,企业不可避免要进入新的市场,从单一产品生产扩大到多产品生产,必然需要战略、结构、文化等方面的相应调整,采用新的结构和文化。

第二个是更为基础的产业技术背景的周期性变化,随着新产品或新服务被市场所接受引发的产品或服务的大量创新,此时企业面对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创新的竞争;在某一时间点,一种技术、产品、市场组合发展为“主流设计”,成为客户的选择标准,相关的产业和分配渠道则紧随其后,企业必须容纳主流设计进行专业化和标准化的生产以降低成本,获取竞争优势。此外,行业管制政策、经济政治环境都可能直接、间接地影响企业战略、结构和文化。在环境的变化面前,企业要开辟新的技术轨道,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以进入新市场,这就需要更为根本的企业文化的变革。

三、构建学习型企业文化

1.当前的环境特点

由上述分析可知,环境特点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控制变量,环境特点影响着企业文化的构建。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技术变化速度日益加快,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面对日益富于变化的当前环境特点,企业必须加快知识更新速度,推动持续的创新,以在新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企业中的管理实践变革,必然带来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变革挑战,在此背景下,企业文化的变革势在必行,只有企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企业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创新。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鼓励学习的文化已经成为日渐重要的课题。

2.学习导向

不同于个体学习,组织学习不仅是知识和信息的搜索和新方法的尝试,而且是组织中的知识、信息处理和共享的集体学习过程和机制,组织学习与环境变化高度相关,其目的就是要解决企业与环境互动过程中所出现的技术、产品、市场和服务等问题,以适应环境变化的挑战。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组织学习的概念至今,对组织学习的研究已从心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组织学习被认为是形成未来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种不同于个体学习的机制要求组织通过学习持续地提高产品、技术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并提升企业的绩效,促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事实上,富于变化的环境必然导致核心能力的不断修正,Leonard-Barton(1992)指出,在富于变化的新环境条件下,如在新产品开发领域,包括企业文化在内的核心能力很可能转变为“核心僵化”,阻碍企业在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据此,Teece等(1997)提出,企业应发展“动态能力”,以适应富于变化的环境。学习导向有助于动态能力的培养。学习导向本质上是一种学习的倾向,这一的倾向形成的背景是环境持续变化的压力,同时要求在企业内,员工需要持续地把以往开展活动所依循的思维方式放到一边,对组织工作保持审视的态度,通过彼此开放式地集体学习和知识分享,寻求更为优化的问题解决方法,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可见,学习导向有助于提升组织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动态适应能力, 确保战略的适用性与即时性。如图2所示,在环境富于变化的条件下,学习型企业文化通过动态能力、企业行为的中介作用提升企业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3.学习型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

彼得•圣吉提出构建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方法 , 即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系统思考,五项修炼的本质就是要培育学习型的组织文化。每一项修炼都以前一项修炼为基础,需要精心加以组织,以形成组织持续发展的合力,尤其是需要领导者的大力推进,如果组织领导者的态度消极,那么企业成员将可能退回到彼此以及对组织的不信任的“自我防卫”的状态,不能真正把自己与组织的命运联系到一起。

构建学习型企业文化对于传统的科层制为特点的企业来说是一项重大调整,传统等级制的企业文化向学习型企业文化的转变过程是一种根本性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不仅会由于要求个人转变而遭遇心理上的防卫和抵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会触犯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构建学习型企业文化,首先要求领导者自身进行真正转变,并让渡利益和权力,领导者的转变是学习型企业文化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相反,如果通过建立在威权基础上的行政命令来强制推行,必然引发企业成员广泛的反抗,尤其是形成心理上的“自我防卫”,使得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共享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都不可能实现。

四、结语

本文首先讨论了企业文化的内涵并提出了企业文化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明确了核心能力和企业行为作为中介变量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作为控制变量的环境特点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提出在当前新的环境条件下企业文化建设的任务是要建设学习型企业文化,并具体研究了学习型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以及构建学习型文化的关键点。本文研究理清了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强调了建设学习型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并提出当前学习型文化建设的关键点,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企业管理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曹建申: 企业文化生成与企业生存发展相辅相成[J]. 管理科学研究,2009,(9):25-26

[2]孙 健 王秀丽:组织文化的新向度: 学习型文化[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43(3):52-56

[3]Tushman, M., & O’Reilly, C.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s: Managing Evolutionary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6, 38 (4): 8-30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6

【关键词】企业文化;文化变革;跨文化管理

面对社会经济迅速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每个企业在生产和经营的过程中都出现了很多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文化由于时代的变迁并非单纯的属于一种理论或者一个简单的概念，在企业的发展管理和变革实践中深深的融入了企业文化的相关内容，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企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必须要对企业文化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从而真正的使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

1、企业文化研究的脉络梳理

在企业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方面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一直处于全球领先的地步，然而美国在七八十年代之后在经济方面出现了衰退，而日本经济在这个时期却异军突起。美国的企业界和管理学界对导致日本崛起和美国衰退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很多学者研究发现，美国企业通常关注企业的制度、管理方法等很多刚性因素，而日本企业则对员工的集体信念和管理的软性精神因素更加关注。因此这些学者认为，对日本企业的迅速发展起到显著推动作用的就是企业文化。美国社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很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无情的针砭了过分看重科学实证的问题和由于现代化而导致的很多弊端。而企业文化思想则与当时的时代潮流相顺应，并且对反思旧管理模式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强调，希望能够真正的回归人本、重新关怀人性。通过对30多年以来企业文化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在企业文化理论研究中一共包括两个阶段:首先，学者们在20世纪80年代在企业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企业文化的类型划分、构成要素、内涵、定义等，基础理论研究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其次，企业文化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基础理论研究逐渐的朝着实际应用的方向发展，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员工满意度、竞争力、经营绩效等相关的管理要素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这两个阶段中，通过对日美管理模式的比较，相关学者不仅形成了企业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系，同时还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了企业文化的基本要素问题，并且对企业的文化网络、仪式、英雄、价值观、环境等5个重要的结构要素进行了总结，企业文化基础理论研究在第一阶段由于这些思想的引领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由于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是通过对美国一些杰出企业或成功企业的企业管理特征、文化特征进行大量深入的调查来开展的，因此有效的推动了企业文化在第二阶段的实际应用研究。虽然学者在第一阶段的研究并没有实现对企业文化的系统的实证研究，然而在其调查结果和论断中已经认为企业成功和企业文化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表明企业文化的应用价值非常大，奠定了企业文化理论在90年代后的应用研究和定量分析等相关工作的基础。

2、企业文化研究趋势的展望

2．1企业文化研究的跨文化研究趋势。

中西方交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变得越来越频繁，跨国公司和企业也变得越来越多。跨国公司面对全球化的经营形式，要想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就必须要高度的重视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积极的包容公司所在国的文化，立足于跨文化的背景对异质文化冲突进行有效解决，将自身独特的企业文化创造出来，从而更好地开展跨文化管理。

2．2企业文化研究中企业绩效与企业文化的关系研究趋势。

企业文化变革贯穿于企业的变革中，因此企业塑造企业文化的工作并非是一劳永逸的，必须要在企业不断的变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企业文化进行有效的变革和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使企业文化深远地影响到企业的长期发展。未来的企业绩效和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对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和文化关系的中介变量的研究;其次，对企业其他因素对经营绩效影响受到的企业文化中介作用的研究;最后，对企业经济效益与企业文化变革之间关系的研究。

2．3企业文化研究中的多元化研究趋势。

企业的组织形式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具有非常显著的网络化的特点，所以企业需要具有一定弹性的企业文化。同时各工作单元在网络化组织内部具有自主决策、相互独立的特点，因此各工作人员在集中统一的主流文化下也会形成自身的亚文化，而不同工作部门的风格也能够在这些亚文化中很好的体现出来。企业文化在网络化的工作单元中需要不断的变革和创新，从而将与企业文化有别的亚文化形成，而文化的多元化也会对企业的文化创新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而推动未来的企业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3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简单的梳理了企业文化研究的脉络，并且展望了企业文化研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每一个企业都应该高度的重视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对企业文化的软性因素进行充分挖掘，积极地建设与企业实际经营情况相适应的企业文化，从而使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赵曙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新进展评析与未来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01)

［2］赵曙明．胜任素质、积极性、协作性的员工能力与企业人力资源体系重构［J］．改革，2011(06)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7

[关键词]传统工艺；文化产业；绣球；传承；变迁

[作者]吕屏，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彭家威，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师。桂林，541001

[中图分类号]J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186-006

绣球，是壮族人民世代相传极具广泛性和普遍性的民间手工艺品。产于中越边境以壮族文化著称，历史上曾是州城所在地靖西县旧州镇。旧州不仅能工巧匠辈出，而且制作绣球历史悠久，因此享有“中国绣球之乡”的美誉。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旧州逐渐形成“绣球一条街”。随着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靖西县政府将绣球作为地方文化形象进行打造，旧州的绣球已从原先壮家青年男女的定情信物变为当地民众脱贫致富的一项产业。于是，绣球也在文化产业的进程中实现着与传统不同的功能，书写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为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一直关注的课题。可以说，人类学自诞生以来各个学派都在讲社会文化变迁。传统的人类学往往以简单的社会或文化决定论为指导，对文化变迁的动态现象解释力相对较弱。而布迪厄(Bourdieu)则倡导从多元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社会现实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重要的概念“场域”(field)。在他看来，在场域中不同位置关系的人们可以在“实践”中生产和再生产出体现他们的意愿、符合实际需要的社会和文化。由此来看，从场域理论来分析文化传承与变迁，无疑是个重要的视角。

本文试图借鉴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综合各项与绣球工艺发展相关的文化因素来分析绣球这一艺术样式在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传承与变迁的主要原因，进而对绣球工艺如何在当下的发展提出积极的思考。

一、传统壮族绣球的历史回顾

壮族制作绣球的历史悠久。在旧州，传统的绣球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俗活动中的运动绣球，另一类则是作为信物的刺绣绣球。

1　民俗活动中的绣球

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上已日(三月三)，男女聚会，各位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男女目成，则女受而男婚已定”。这段记载反映了春节或三月三时，壮族青年男女到野外进行抛绣球活动，以绣球为媒择偶而婚的情形。

壮族是传统的稻作民族，正月初一有祭拜土地神的传统习俗，而传统的抛绣球活动设在正月，就是希望年内“五谷丰登”。每逢正月初一之前，壮族青年姑娘会准备好绣球、布鞋、竹竿。民俗活动中的运动绣球为了利于抛接，常用棉布包上沙粒组成花状的圆球，外面不作任何绣制。竹竿一般为十多米高，竹节要为单数，代表单身之含义。竹竿顶端有块中央镂空的木板，镂空部分的大小只能由一个绣球通过，意味着不能同时接受两个绣球。在立杆之前，姑娘们要用两层红纸把镂空部分封好，然后请村里的风水先生选好良辰吉时，在正月初一天刚亮之时，将竹竿竖起。在这整个准备的过程中，男孩是不可以靠近的，而小伙子们需要做的就是带好头巾、红纸以及彩礼。

祭拜完土地神之后，男女青年分成两队开始对歌。随着对歌的深入，姑娘将手中的绣球从竹竿上的圈洞投过去，抛给对方。小伙子接住绣球，又向姑娘抛回去。经过数次往返抛接，如果姑娘中意这小伙子，会将自己的定情绣球以及布鞋送给对方。而小伙子看上这位姑娘，则会将头巾作为回赠。这时，两人或继续对歌，加深情感，或相约到僻静处去幽会。

民俗活动中的绣球为壮族青年男女搭筑起一座传情之桥。

2　作为定情信物的绣球

据调查，信物绣球也是由运动绣球演化而来。信物绣球内包豆栗壳、棉花籽或谷物等农作物种子，外面绣制图案，有“爱之花，情之果”的含义，并喻示着“生育兴旺”。世居旧州街的老人们认为，绣球由早期的布囊包变为球状并绣有图案，是因为旧州原是州城所在地，受汉族的先进工艺文化影响较大。“宋朝末年张天宗随文天祥起兵抗元失败以后，率众进入旧州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汉族刺绣工艺也随之传人，之后壮汉工艺合流，并逐渐形成旧州壮族刺绣工艺的特点，大约到明代已具有现代绣球的雏形。

壮族的祖先相信万物有灵，因而壮族有花婆信仰。绣球外形成花状圆型，一方面是受大自然鸟语花香的陶冶，另一方面与花婆崇拜不无关系。壮族绣球多以红、黄、绿等色调做底及面料，先用布制成花瓣状，并在每瓣上用色线或加上色布绣成壮族人民所熟悉和喜爱的各种花鸟虫鱼图案，如龙凤、鸳鸯、梅兰竹菊等，然后按6、8、或12瓣等合成花球状，在下端系一条五彩的丝坠或重穗子。作为信物的绣球，是隐私性很强的物品，绣制也是在壮家姑娘的闺房里完成，从未以之示人。实际上做到送人绣球，已有定情的意味。

绣球是壮族人民在生产劳动、社会活动中创造出来的表意形式，其中渗透着壮族人民的乐观精神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无论是运动绣球还是刺绣绣球都是作为壮族男女之间传情、定情的信物而实现着自身的文化功能，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为壮族的标志物的。

二、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壮族绣球

众所周知，绣球作为爱情信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尾巴”几乎绝迹。70年代末，随着电影《刘三姐》的重演，绣球才重新作为壮族的标志物被社会认同。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发展经济的圭臬，各地方政府开始想方设法寻找具有历史影响与地域声名的文化事项。由于绣球的发展历程记录了壮族的历史与文化特征，它作为民族手工艺品，不仅易于开发利用，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比较明显；另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抛绣球被认定为民族体育运动的比赛项目，都扩大了绣球的需求。因而靖西县政府将旧州绣球当成一项旅游工艺品产业进行打造。

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处处传来人亡艺绝，传承中断的消息，但产业化进程中的旧州绣球却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民间许多绣工纷纷参与绣球生产。旧州街300多户人家，有500多人从事绣球制作。旧州街的女性，从六岁的小女孩到八十岁的老太太都会绣制绣球。壮族绣球工艺在文化产业的再生产中得以传承。

随着绣球产业化的发展，旧州壮族绣球这一从历史中流传下来的民族工艺品，被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呈现了崭新的文化面貌，其功能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式样、工艺也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作为定情信物的绣球，其原形是由不同深浅不同颜色布块组成，填充物是栗豆、棉籽、棉花、碎纸、绿豆。绣球成为现代商品后，被确定为十二瓣，每四瓣用一种底色，即红、绿、粉红，其填充物也随之变化了，有的加上中药、樟脑，用得更多的是樟木屑。绣球的衬底由易旧的

粉红色，换成了光鲜的黄色，黄色把绣球表面的其他颜色衬托得更抢眼，甚至红色、蓝色、紫色及黑色作为绣球的主色。应市场的需求，商品化的绣球图案开始吸收其他民族工艺文化特色，图案趋向多样化发展。绣球叶瓣不仅绣上了一些花鸟和祝词，甚至还增加外国人喜爱的圣诞树、圣诞老人等图案。自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办以后，绣球成为赠送外宾的礼品，因而在绣球图案设计中出现了东盟十国的国旗、国徽等纹样。

另外，产业化的发展给古老的绣球添加了现代艺术魅力，使其符号意义也发生了转变。绣球原本只象征对爱情的纯洁、守信，经过挖掘、发挥，现已被赋予了友谊、吉祥、美丽等更多内涵。它由男女之间的信物交换变成了城市之间、国家之间的礼物交换。由于销量好，越来越多的男性加入到绣制的行列中。绣球本来只是女性在闺房中绣制，而现在绣制绣球甚至成为一种旅游观赏景观，成为再现壮族文化的标志。就绣球的文化功能而言，传统绣球起到增加审美趣味性、沟通情感作用，而在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绣球成为一种能换取经济利益的现代商品，成为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的文化象征资源。

“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艺术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它们不仅重新模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了当地新的经济的增长点。”然而，当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作为“引诱资本之物”(Lures for Capital)被引向市场后，必然对文化本身的发展变化产生深远影响。

文化产业语境下的壮族绣球，其传承与变迁的主体不仅仅是所谓工艺的风格、图案特点，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社群活动的文化内涵也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三、影响绣球传承与变迁的主要因素

如何看待文化产业开发所带来的绣球文化变迁?壮族绣球又如何以及为何得以在文化产业发展中传承?研究文化变迁，离不开对文化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探讨，如果我们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文化产业进程中的绣球文化变迁现象，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布迪厄把“场域”概述为“由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⑥社会文化领域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场，每个场都具有半自主性，有自己的行动主体、行为逻辑等，但各个场之间又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正是在内部作用、外部关系中，社会文化不断发展变化。布迪厄以“场”作为一个基点，分析社会文化动态变迁。

与“场域”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是资本(capital)和惯习(habitus)。布迪厄使用的“资本”概念，接近于依赖掌握某种资源而拥有的权力。他把资本分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而“惯习”则被布迪厄定义为“被构造的和进行构造的意愿所构成的系统――惯习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并且总是取向于实践功能”。资本之间的相互区别和转化，形成了“场”内的运动，而由惯习我们可以理解社会、文化的变化。

场域理论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文化变迁的实质。即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个处于不断再生产的过程。而且对于文化变迁，我们要关注的是，各种“权威”、“权力”或简称“力”是如何在传统文化变迁和重组中得以体现的。

布迪厄对“场”的分析可以用于文化产业进程中壮族绣球的变迁研究。布迪厄指出，从场的角度所做的分析，必须考虑三个有内在联系的要素：(一)这个场与权力场(政治场)的关系，因为权力场总是能强有力的延伸到其他场中，并对其产生影响。(二)场内各种力量间的关系，他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场的变化发展情况。(三)行动者的惯习，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在场内外的行动，把握场的发展轨迹。

我们可以把文化产业开发背景下的绣球文化变迁看成一个场。那么，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它的发展变化情况，我们就应关注它与权利场(国家政治)的相互关系，还要详细分析它自身内部各种力量(当地政府、市场、民众)间的相互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所形成的合力方向就是绣球文化发展变化的走向，如果我们透彻的分析它们在绣球文化变迁中的各自作用，就会发现其中的缘由，从中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绣球文化变化的现状以及未来的方向。

(一)国家政治对绣球文化发展变化的规定制约

毋庸置疑，绣球工艺的发展变化与国内政治气候有关联。国家往往通过种种意识形态、政策法规实现对文化的控制。文化的发展几乎没有脱离过政府设定的轨道。期间，唱山歌、制绣球的人被认为是“风流头子”，壮族民众不能绣制绣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工作重点，一方面由于大办乡镇企业，另一方面由于允许农民自主生产，旧州绣球很快兴盛起来，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旧州绣球生产一条街”。进入21世纪后，由于国内外都提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背景下，绣球被融入壮锦中一同进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打造形成产业化发展的规模，成为弘扬地方传统文化、展示本土形象的文化资源。由此看来，政治气候对绣球工艺的发展变化是至关重要的。

(二)地方政府对绣球文化传承和变迁的引导

我们观察到旧州绣球在产业化发展中发生的传承与变迁，政府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绣球正是在政府的倡导和政府文化机构的辅导中实现了传承并产生了种种的变异。

20世纪70年代全国性工农兵学画画的热潮中，县文化馆就在旧州专门开设绘画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基本功扎实的农民画家，为刺绣打下绘画基础；80年代，县民委在旧州开办制作绣球培训班，由资深艺人讲授刺绣技艺，设计图案，县民委统一绣球颜色、面料、规格、球瓣数。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绣球的一次“革命”，在传统式样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成为现在旧州流行的绣球样式。凡参加培训人员均由县民委报销车费，还发给伙食费、误工费，承诺所有产品包销。于是，绣球制作逐渐发展起来了。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政府主导绣球的发展，是为了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含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府扶持绣球艺术的发展，则又有了新的发展地方经济的含义。自绣球被选定为各级政府部门对外赠送礼品以来，为旧州绣球打开了销路。并且，靖西县各行业在外参加商贸洽谈会、展览会都以绣球为标志物，兼推销绣球，即扩大了影响，又开拓了市场。政府还给予旧州街发展绣球手工业不少优惠政策，从未收取旧州绣球任何税费。近年来县旅游局在向外推销绣球的同时，投入5万元对绣球进行改进，购进灵香草批量试产香味绣球。发展绣球产业成了当地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一种方式。

笔者在调查期间还看到，政府在旧州的小学里开设了“女童班”，进行刺绣技艺传承，并且在“绣球王”朱祖线家里开设了“农家学堂”，招收学做绣球的学徒，不收取任何费用。政府还为学堂办学赠送了电视机、电脑、DVD等教学用具，使得附近村屯的许多村民都赶来学做绣球，甚至一名江西赣州的农民也慕名而来拜师学艺。

绣球正是在政府有意识的组织下重建了一个新的生存机制，在产业化进程中写下了传承与变迁的主题。

(三)市场经济牵引着绣球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在文化产业开发这个场内部，市场的力量显然是极为强大的。走向市场的传统文化必然要遵循市场的逻辑。博兰尼(Karl Polanyi)曾指出，从传统经济(或非市场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是巨大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和民众的社会角色都有了意义深远的变化。⑩

绣球在产业化过程中，纯属旅游工艺品或礼品，与原来壮族的生活脉络沾不上边。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现行的绣球制作常常为订货商提供款式、颜色、刺绣图案的设计图以及制作材料，由村民们负责绣制。2000年美国商人开始向“中华巧女”黄肖琴定制绣球，要求绣制的图案是圣诞题材，颜色搭配和图案均要符合现代的审美情趣。于是西方的文化融入了传统的壮族绣球，促成了现代商品化的绣球与传统绣球的差异。“绣球王”朱祖线也根据市场的要求对传统的图案进行了更新。靖西县一家酒楼为招揽顾客，常在顾客消费完后赠予绣球。因此，向他订制的绣球常为比较现代的色调，并无图案，仅绣上酒楼的名字，与此作为本酒店的宣传。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办后，绣球成了博览会的礼品。于是，符合博览会主题的图案即东盟十国的国徽、国旗出现在绣球中。

在这里，商品化的绣球并不提供给当地民众，而是根据国外的来样订货制作。绣球产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村里的副业生产结构，同时也让村里人跟世界拉近了距离。这里的销售链带是漫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并不直接见面，但在生产的过程中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也在影响着生产者的审美观，激发出他们新的想象力。

绣球作为被再生产出来的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商品后，富有个性，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但与此同时，市场为绣球工艺的传承、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正是在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使得近乎消失的传统绣球又被发掘、开发了出来，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四)绣球工艺精英带动绣球的传承与发展

绣球在产业化的发展中，涌现出一批工艺精湛，有商品意识、思想超前，接受新生事物快的能人，他们在绣球的传承与变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手工艺精英，他们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眷恋，同时受外文化的儒化也很深，是本民族与外界沟通者。他们往往在本民族文化的开发中充当了设计者的角色。

“中华巧女”黄肖琴，从小自学刺绣，七八十年代曾在县文化馆进行过绘画的培训，她能画善绣，制作绣球已近20年。1995年参加全国妇女工艺比赛，被全国妇联授予“中华巧女”称号，近年来在参赛中，又获“中华技艺传承人”的荣誉。她平时组织本村手艺较好的姑娘在家传艺，自发形成黄肖琴绣球协会，她任负责人，有不少订单。2000年美国商人向她定制10万个圣诞题材的绣球，配色、图案均由她设计。她跑遍附近十几个村屯教村里的姑娘制作绣球，还自行设计制作了30瓣的绣球，对绣球进行了改革创新。

而“绣球王”朱祖线，最早在旧州成立刺绣协会。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就负责接订单，带动村里妇女制作绣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订单越来越多，他召集村民帮忙，并进行技术指导。他善于吸收外界文化，创新出各种具有吉祥寓意的祝词，并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会员。

这些绣球工艺精英的出现，使原有的学艺方式也渐渐有了改变，从传统向母亲或祖母学艺的传承方式，逐步走向参加协会、培训班或向师父学艺的方式。

绣球工艺精英们掌握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在村落中传承着地方民俗文化，他们作为绣球工艺传承的生力军，为延展壮族绣球文化而进行着积极探索。

四、结语

通过对绣球的相关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绣球工艺仍以文化再生产的形式进行着自我调整、自我运作、自我创造的方式传承与发展着。文化产业开发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使绣球工艺获得了在当下语境中生存。

传统的壮族绣球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进程中面对着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国家与地方政府拥有政治资本，市场与商人拥有经济资本，作为活动主体方的旧州精英与民众们拥有文化资本，而“文化的商品化”则是他们在场域中共同遵守的核心惯习，他们在各自的角色位置上发挥着自身的作用，促成了传承与变迁这个主题。如果用布迪厄的术语来解释，文化产业进程中壮族绣球的传承与变迁其实就是一种由国家元场域激发、推动的“文化再生产”：通过这种再生产，绣球文化资本在壮族民众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促使后者的文化资本以前者为参照，进行置换、创新或重组。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满足地方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绣球文化原本出自于壮族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的需求，它在一段时间的弱化与消失后，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又获得了恢复和发扬的契机。然而，商品化的绣球分离了民族工艺品与民俗生活的密切关系，民族工艺中所承载的丰厚民俗文化被忽略了。这些艺术形式背后与民众们的宇宙观、生命观乃至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似乎被碎片化甚至空间化。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8

关键词：管理会计变革；行动者网络理论；关系型交易；规则型交易

一、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过去三十年经济持续增长严重依赖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材料、劳动力成本逐渐增长，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力正在增强，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传统企业的生存发展。因此，企业需要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我国很多企业处于从以关系为基础的交易策略到以规则为基础的交易策略的变革阶段（MIKE W.PENG，2003）。很多企业在发展起步过程中离不开强大的人脉关系支撑，企业的管理依赖于领导能力。从事的交易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企业内部管理由领导者的意志决定。但是随着交易的逐步扩大，外部环境不断变化，而企业仅仅依靠密切关系形成的交易不足以支持企业发展壮大的要求。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也不再适应企业现行规模下的实际情况。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必须实施变革，从关系型转为规则型，完善管理会计信息制度。

运用ANT（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管理会计变革，能够在两方面扩展现有研究。首先，ANT有助于研究管理会计变革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全面分析管理会计变革。第二，ANT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没有区分宏微观，并且注意到了行动者的不稳定性。因此，对于涉及多个影响因素，行动者不稳定的管理会计变革而言，运用ANT理论加强对管理会计变革过程和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为了打开管理会计变革过程中的黑箱，很多学者对变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变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变革的动因可归纳为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环境可包括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政府政策等（齐振宏，2002）。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阶段性需求，如初创期组织需加快获取竞争优势，稳定期企业需努力维持优势，不同时期都涉及到企业发展战略、文化、人员等方面的改革，还包括各利益相关者权益动态平衡的需要，比如组织既要满足股东和员工利益、又要兼顾社会责任等。

从研究管理会计变革的内部影响因素来看，包括变革的动力和阻力。变革的动力可以归纳为组织、群体和个体层面（见表1）。

变革意味着改变，不可避免会受到很多阻力。管理会计变革研究表明，抵制变革可能会导致变革失败，但抵制在不同环境中会产生不同效应。组织必须要清楚分辨抵制背后的作用机制，找出抵制原因。

上述管理会计变革的研究，对我国企业的管理会计变革很有启示，但仍存在不足。首先，缺少对变革系统性、立体性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管理会计变革中的各个关键要素。其次，管理会计变革应该是一个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过程，行动者在变革过程中作用、态度等会随着变革的进行发生改变，上述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变革过程中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性。

（二）理论分析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探讨了各利益相关者，即各类行动者（包括思想、技术、设备等）如何形成异质性网络的过程。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行动者、广义对称原则和转译。行动者一般包括人类，人类的集聚，意识形态，方法，概念，语境，电脑和其他的技术物体。ANT提出每个行动者都可以被定义，而且只可以和其他行动者一起来理解。

转译是ANT理论的中心，包括问题呈现、利益共享、征召和动员。这些进程相互联结、相互作用。问题呈现是指通过展示，努力使别人相信赞同变革。问题呈现强调外部因素，比如文化和发散性资源（Ezzamel，1995）。利益共享即各力量相互作用，强化各力量之间的联系。征召就是创造同盟者网络，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合约。最后，动员对组织各部分的监督，使组织保持稳定。除了这四个阶段，组织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力量的抗衡。为了成为战胜者，组织变革力量必须抵制反行动者。ANT网络的成员，比如相互竞争的网络、顾客、非人类行动者和强有力的经济力量都会引起组织变革。ANT认为创新的成功除了依靠先驱者（通常是使用者），还取决于许多行动者的预期、利益和他们面临的问题。转译强调创新和使用者的联系。先驱者必须招募同盟加入推进创新，然而前驱者还必须控制同盟的行为和举动并使他们的行为是可预见的。

三、管理会计变革框架的提出

目前已有的管理会计变革框架与发展，对我国企业开展管理会计变革很有启示，但是缺少对变革系统性、立体性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动态变化。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管理会计变革研究框架。

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基于我国很多企业都经历过从以关系为基础的交易策略到以规则为基础交易制度的转变，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在这个变革过程中的管理会计变革问题。

（一）行动者网络的构建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个人行为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人们能够从互相之间随意的口头交流中获取信息。因此，社会网络理论强调了个人依赖于他人的行为而改变自己的偏好和决定的决策外部性。ANT（行动者网络理论）就是要通过“转译”（translation）连接各利益相关者，改变行动者的偏好和决定。

变革开始，首先是外部环境的压力，如信息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客户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变性等迫使企业感受到在关系型交易下的巨大压力，必须要进行改革。其次，政府出台的政策具有的导向性作用也会有力推动企业进行变革。从企业内部而言，随着企业日益发展壮大，企业规模逐渐扩大，规模的扩大需要企业完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以应对日益增多繁杂的事务。

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开始进行管理会计变革，以改善企业内部管理，缩减成本，提高效益。然而，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惯性。组织惯性会阻碍企业进行变革，企业会满足于现状，并不愿意改变当前稳定舒适的状态。如果建立新业绩评价制度，可能会威胁到老员工利益，员工会产生抵制心理。而员工的心理归属感会使他们对企业放心，坚定追随领导的意志，认为企业进行管理会计变革有助于企业。作为有前瞻性的管理者而言，他们必须要坚定实施变革，因为关系型交易在企业日益扩大规模时，维护关系的成本会不断加大，企业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如建立成本控制制度，寻找更合适的成本计算方法，预算制度等，以节约成本。

如果说管理会计变革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那么只有当管理会计变革中实施的制度被固化下来，并且稳定保持，那么这种变革我们才可以称之为管理会计变革成功了。制度要能够被固化下来，那么制度本身必须具备适合企业的特质。因此，管理会计变革中涉及到的各项制度就是行动者。成本控制制度，预算制度，业绩评价等制度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会努力发挥自己作用，使之在企业保持生命力。高层管理者在执行变革时的意志力很重要，管理者是保证制度运行的行动者。员工是遵守制度的行动者。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稳定性特征。企业文化在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会影响企业人员的思维做事方式。因此，企业文化也是管理会计变革能够成功的重要行动者。

（二）转译

在管理会计变革整个过程中，涉及多个行动者，但是有些行动者态度不明确，容易转为反对变革的行动者。比如企业员工，企业原有的制度依赖性等。此时，行动者中转译者的作用就很关键。企业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系统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事实表明，企业员工对管理会计变革和创新的情感反应往往与变革成败关系密切。企业文化是重要的转译者之一。

高层管理者和实施的一系列会计制度也是重要的转译者。先进的管理会计方法必是经过实践证明的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管理效率的有效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和与生俱来的优越性。这些制度在外在压力，企业文化，企业领导者的推动下，得以开始实施。一开始实施变革时，企业可能是抵触的，但是随着先进管理会计模式的优点逐渐展现时，制度自身又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者，使企业认识到它的价值。部分员工仍然会存在反变革倾向。制度作为转译者，在企业文化和高层管理者共同的转译作用下，会推动员工支持变革。高层管理者在变革中，要充分关注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面对企业竞争压力时，要使投资者相信，进行管理会计变革能够更有效进行企业管理，使压力转变为促进变革的动力。

（三）形成利益共同体

经过一系列转译过程，在企业文化、高层管理者的推动以及管理会计制度的共同转译作用下，多次提议，转译，利益赋予后，上述各行动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新管理会计变革的模式化，企业最终成功从关系型转变为规则型。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基础，分析各类利益相关者在网络作用下对管理会计系统的变革如何发挥影响作用，最终促成新的管理会计制度的建立，并影响组织业务运营，产生绩效的机制。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解释管理会计变革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行动者网络组构与管理会计变革发展进程密切关联。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未来管理会计变革理论研究具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管理会计变革是持续并且循序渐进不断进化的过程。第二，管理会计变革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转译者的作用，促使变革阻力向变革动力的转变。第三，管理会计变革中，非人类因素和人类因素同等重要，要充分重视非人类因素的重要，注意平衡各利益方的关系。（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创新项目（KYLX15_1028）；江苏省研究生创新项目（KYLX16_1414）

参考文献：

[1] 陈仁川，刘慧.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营销学研究中的运用[J].中国市场，2010，41：78-79.

[2] 戴璐，支晓强.企业引进管理会计方法的排斥效应、后续变革与影响因素――基于国有企业情景的案例调查[J].南开管理评论，2015，02：103-114.

[3] 杜景丽.组织变革中员工变革认知和变革行为立场的关系研究：变革断裂带的调节机制[D].浙江大学，2014.

[4] 高晨，汤谷良.西方管理会计“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综述[J].财会通讯，2011，28：10-12.

[5] 林善浪，王健.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金融服务业集聚的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10：16-19.

[6] 孟范祥.组织惯性对企业组织变革影响机理及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0.

[7] 孟焰，孙丽虹.管理会计理论框架的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10：67-70.

[8] 潘飞，陈世敏，文东华等.中国企业管理会计研究框架[J].会计研究，2010，10：47-54.

[9] 彭昀昀.柔性领导在组织变革中的作用研究[D].中南大学，2012.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9

关键词：企业文化　变革　制度

一、企业文化变革的内在机制

企业文化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的概念，按照朱成全(2005)的分类，企业文化可以分为企业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任何制度变迁都包括制度变迁的主体(组织、个人或国家)、制度变迁的源泉以及适应效率等诸多因素。与此相类似，我们认为，企业文化变革也是一种效益更高的企业文化对原有文化的替代转换。企业文化变革包括了文化变革的主体(即企业)、文化变革的源泉以及适应效率等因素。

(一)企业文化的稀缺性

企业文化是一种稀缺性的资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企业文化具有“资产专用性”。文化比技术手段具有更强的资产专用性，因而会导致企业文化的稀缺。一种新技术的使用是没有国界限制的，而一种新文化的传播与移植，不仅受既定利益格局的制约，而且还受到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正如威廉・大内(1984)提到“每种文化都赋予其人民以互不相同的特殊环境。因此，虽然同样的行为原理对于不同的文化是适用的，但由于当地情况的差别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可能使其具有很大区别。”2　企业文化变革的领袖人物的稀缺。一般资源的稀缺性通常与“匮乏性”相联系，而企业文化的稀缺性则源于企业文化供给的有关约束条件，即企业文化变革主体――具有非同一般才能的人才的稀缺。企业文化变革的关键约束条件就是领袖人物的稀缺。科特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他指出，推行企业文化变革的领袖人物需要具备“一个既具有外来者广阔视野又拥有公司内部人才资源的才能卓著的企业领导人”；同时，原有的企业文化会对企业文化变革产生“极大的抗力”，“克服这种倾向需要企业家个人素质和行为方式的特定结合，这是一种在今天仍然十分罕见的特定结合。”

(二)企业文化变革的主体

企业是企业文化变革的主体，有效的组织是企业文化变革的关键。这主要是基于以下方面的原因：1　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企业和文化连续的交互作用是企业文化变革的关键之点。竞争迫使企业持续不断地发展技术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知识以及企业获取这些技能、知识的方法，将推进或渐进地促使企业文化的改变。2　具有变革精神的企业家是企业文化变革的人，企业家的最大化活动决定了企业文化变革的方向。企业变革沿着什么轨迹前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企业内部不同企业家、高层管理人员“选择”、“竞争”、“合作”进而达到“均衡”的结果。“选择”主要是指企业家根据变化的市场环境选择特定的战略和经营方式；“竞争”指的是具有变革精神的企业家与因循守旧的高层管理者之间所进行的一种“斗争”，以防止原有的、已不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文化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担心危害自身利益而反对和阻挠改革；“合作”则体现了变革领袖卓越的领导艺术，变革领袖既要与公司中层经营管理人员合作，动员、激励公司中的大批中层的经营管理人员发挥与自己相类似的领导才能，在他们负责的子公司、公司各部门中开展企业改革行动，又要与普通员工合作，通过广泛宣传改革的思想观念和经营策略并身体力行来影响普通员工2　以获得尽量多的公司员工对这些思想的认同、经营方式的理解和参与。3　企业文化与企业有着特殊的内在联系。企业文化是人们创造的、用以规范企业内部员工行为的框架，而企业是由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以获得利润最大化的人的集合。如果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运行的潜规则，那么企业就是运行这些规则的角色。企业不仅是文化约束，而且也是其他约束(如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的函数。

(三)企业文化变革的源泉

企业文化变革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它包括企业文化的替代、转换过程。企业文化变革的人只能是最高层企业管理人员，而并非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正如科特认为：“首先，企业文化自身具有反弹力，需要极大的权力支撑。其次，企业内部各级机构存在着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企业如果不进行全局的改革，就不能对某一局部机构进行任何重大的变革。能够实施这种全局性改革的人，也只能出自公司最高层。”企业文化变革的来源主要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人偏好的变化。一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科特的研究表明，在倡导有益改革的企业文化中，经理人员十分注重企业经营环境的相关变化，并据此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使企业经营、企业文化与客观外界的变化环境保持协调稳定。因此，企业文化的变革是在竞争环境、行业状况、消费者需求变化等诸多外部因素的推动下而产生的。二是人的偏好变化。企业文化变革必定是作为人的变革领袖密切关注企业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的结果。变革领袖通常对顾客需求、股东需求、企业员工的需求保持强烈的敏感性，当这些需求发生改变，就会引起人偏好的改变，进而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而展开行动。

(四)企业文化变革的适应效率分析

有效的企业文化变革能够为企业提供适应效率。适应效率不同于企业的配置效率，它涉及到那些决定企业长期发展的途径，还涉及到一个企业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愿望，引致创新、分担风险、进行各种创造活动的愿望以解决企业长期“瓶颈”和问题的愿望。文化的变革使企业有了适应效率，或者说，企业文化变革使企业更具有了创新的能力和愿望，适应效率更多地与企业的“主观愿望”联系在一起。有效的企业文化为企业提供适应效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效的企业文化允许企业进行分权决策，允许冒险，员工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信赖，具有愿意为公司发展牺牲一切的精神。有效的文化应该为企业提供一种创新的机制(或氛围)。文化作为一种重复博弈的规则，其主要功能就是为企业提供一种适应外部不确定性世界的适应效率。企业拥有了有效的企业文化就能在复杂的竞争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生存和发展。二是有效的企业文化能够消除组织的错误，分担企业创新的风险。任何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都有可能犯错误，问题不在于企业该不该犯错误，而在于企业是否存在消除企业错误的机制和文化氛围。例如科特提到的灵活适应型企业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企业提倡变革、重视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才能，因而能产生对企业发展有益的改革人才和改革过程，这实质上就是消除企业错误的一种潜在的制度安排。

二、企业文化变革的路径依赖

诺思认为，制度变迁中存在路径依赖问题。这主要表现为正强化效应和负强化效应，正强化效应表现为“一旦一种独特发展轨迹建立以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都会加强这一轨迹。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试验，允许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并且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引致长期经济增长。”而负强化效应表现为“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进一步进行投资，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轨迹持续下去。”

企业文化的变革也存在路径依赖问题。一旦某种企业文化形成，就可能对这种企业文化产生依赖，初始的企业文化选择会强化现存的企业文化的刺激和惯性。路径依赖会给企业文化变革带来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营业绩不佳的企业会对企业文化变革产生负强化作用。通常，一种企业文化形成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企业文化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文化，即使新的企业文化较之现存文化更有效率。往往在由于垄断或者卓越的经营绩效而滋生的自高自大、因循守旧的企业文化的影响下企业内部会形成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习惯拥有现有的权力、物质分配及种种特权，而害怕担心变革会造成自身对已有资源的丧失。第二，优秀的企业文化会对自身进行自我强化作用。例如中国企业中产生的“大庆精神”、“鞍钢宪法”等典范企业文化从形成后，便一直激励着千千万万的生产工人，并得以广为流传至今。也正如威大内在研究美国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落后于日本的原因时，批判了美国企业A型极端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的企业文化，而号召美国企业学习日本企业注意协作、讲究配合的企业文化。他认为，形成这种文化并非难事，这种“参与式管理的过程一旦开始，一般是可以自我维持的。因为它诉诸于全体雇员基本价值观。这个过程事实上将通过加强协调而提高生产率和效率，并且将日益发展下去。”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10

1引言    

产品开发过程中，客户需求的更改、供应商的变化、设计错误和产品质量问题的纠正等，都会引起工程变更(engineering change, EC) 。一旦工程变更发生，往往会引起产品零部件的变化而一个零部件的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通过零部件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传播，导致其它零部件甚至整个产品的变化，并进一步对产品质量、进度及成本等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工程变更传播路径的优化可以帮助设计人员筛选出对产品开发影响较小的传播路径，减少工程变更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对在国家经济及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角色的复杂产品而言，变更传播路径优化的意义更为显著。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工程变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变更影响评估方面，而对变更传播路径搜索或优化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文献从变更传播可能性的角度预测了变更可能的传播路径，但这种预测方法的准确度不高;文献构建了产品特性关联网络模型并基于此探讨了变更传播路径搜索方法。但由于复杂产品零部件数量众多且关联关系复杂，该搜索方法用于优化复杂产品工程变更传播路径时，工作量较大;文献}23]提出了基于经验的工程变更传播路径预测方法，利用信息论、语义相似度和变更影响相似度从设计历史信息中提取与变更传播路径相关数据，计算出变更传播路径。但是当历史变更资料较少或不全面时，该方法的适用性较低。文献提出了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设计变更调度优化方法，但由于建模过程中存在目标函数难以准确构建、变量繁多及变量间关联关系复杂等问题，使得该调度方法的准确性有待提高。文献提出了一种集成变更传播仿真模型和优化算法的设计变更调度优化方法。其中在变更传播仿真建模过程中，结合变更传播可能性及传播影响概率将逻辑仿真模型转变为数学模型，而变更传播可能性及传播影响概率是通过设计人员根据经验给出的，因此该文献与文献一样，准确性有待提高。    

鉴于复杂产品工程变更传播路径优化的重要意义和目前研究的不足，本文提出了复杂产品工程变更传播路径优化方法。首先，构建复杂产品特性关联网络描述复杂产品设计结构，为变更影响机制的研究奠定基础;其次，针对不同类型的特性节点，分析其变更传播特点，研究变更对上、下游特性的影响机制;再次，研究变更传播路径的动态优化方法，获得对复杂产品设计影响最小的变更传播路径;最后，验证研究方法的准确性与适用性。

2复杂产品特性关联网络构建    

由于工程变更包括产品设计过程中对已的零部件、图纸或软件等多种对象进行的更改而不同变更对象的优化方法不同。在此，将本文中复杂产品工程变更界定为对产品零部件的更改。由于产品零部件的更改主要是对组件设计参数和指标的更改，而特性涵盖了组件的各类参数和指标，因此工程变更可以看作是对组件特性的变更。同时，工程变更之所以能在特性间进行传播，是因为特性间存在着关联关系。所以，若把特性视为节点，特性间关联关系视为边，那么变更传播就可看作在特性关联网络间展开的。与DSM等方法相较而言，特性关联网络可以通过单、双向箭头分别对单、双向依赖关联关系进行表达，这种图形化的表达方法更为直观，更容易进行下文的网络层级划分。为此，本文首先构建特性关联网络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变更传播及影响机制。

3变更影响机制分析

不同类型特性变更传播分析，对具有空间依赖关系的特性变更时，其特点是:当特性变更量大于公差时，会产生变更传播现象，引起关联特性的变更;否则，变更会被吸收，不会引起关联特性的变更。例如，离合器设计中，压盘外径和离合器盖直径是相互依赖关系，当压盘外径的变更量超过其尺寸公差时，离合器盖直径也要变化。    

对具有其它三种依赖关系的特性变更时，其特点是:只要特性变更量不可忽略，就会发生变更传播，引起关联特性的变更。例如，发动机性能参数作为涡轮进口温度设计的输入信息，当发动机性能参数变化后，涡轮进口温度也会发生变化。为便于和空间依赖关系区分，在此将信息依赖、能量依赖及材料依赖统一称为非空间依赖。    

鉴于变更在空间依赖关系与非空间依赖关系间传播的相似性，本文以非空间依赖关系为例进行变更传播分析。由于不同类型的特性变更时，变更传播特点是不同的。为此，本文根据特性是否具有上、下游特性，将特性划分为只具有下游特性的特性、只具有上游特性的特性及同时具有上、下游特性的特性三种类型。

4复杂产品工程变更传播路径动态优化    

根据变更影响机制可知，变更影响可以分为对上游特性的影响和对下游特性的影响。因为对上游特性的影响是通过主动变更实现的，所以当变更特性存在多个上游特性时，变更就会有多条传播路径，而不同路径引起的变更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变更对上游特性的影响可以通过变更传播路径的优化而减少。而变更对下游特性的影响是因变更沿特性间关联关系客观传播造成的，因此该影响的大小是客观确定的。所以，变更传播路径的优化由上游影响特性的优化和下游影响特性的搜索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