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思乡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苏轼；思乡怀人；登高词

一、怀恋爱人

在怀人的范畴中，爱情是最常被词人吟咏的主题。尽管苏轼词被人提及最多的便是其豪迈雄壮的风格，与表达爱情之词的柔婉缠绵截然不同，然而经过对苏轼词作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登高词创作中，男女间柔婉的思恋之情同样是他表达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其这一类登高怀人的作品中既有思妇怀人，又有游子思妇。

苏轼的思恋类登高词有《沁园春》、《蝶恋花・春事阑珊芳草歇》、《如梦令・题淮山楼》和《一斛珠》等。其中，《沁园春》一词，呈现出与其主体风格明显的不同之处：此词的创作风格柔情婉转，与柳永的作风非常相近，是苏轼词中少见的婉约类作品。《沁园春》突出的特点便是，以铺叙的手法来诉说相思。上片中所写的全是主人公单方的相思情况。而到了下片作者将描写的角度和方位进行变换，既写主人公，又写所思之人，将男女双方的感情进行合写，空间的间隔也阻止不了他们间共有的相思情怀，使思情更浓。而“凝眸。悔上层楼。谩惹起、新愁压旧愁”则承上启下，将新愁与旧愁交织在了一起。“悔上层楼”是苏轼的登高词中少见的对登高行为的否定，表现出了词人当时内心情感的纠葛纷结。词人的将相思之情具体表现在了登楼望远的行动中，其目的是借此得到悲情伤感的宣泄或补偿，但事与愿违，登高望远中反而使词人产生更强烈的思情，因此不禁发出了这样的喟叹。此词中虽反复地说“相思”，却并没让人觉得单调乏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因为作者在善于铺叙的同时加入了自己真切的体验。这首词，婉转言情，在东坡词中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一斛珠》一词中，我们在词作的开头并不能看出其登高的情状，直到句末的“目断西楼燕”一句的交代，才让我们明白此词是苏轼身居高楼之上而发出的相思之情。上片中通过“垂杨”、“红楼”、“小池”等景物的描写将其遥思传达给了读者。而下片中“关山有限情无限”一句将词人的深重思情直接地抒写出来，“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则明确地表达了此次登楼的目的，那就是在登高远望的过程中来传递词人的相思之情。词作将苏轼对爱人一往情深的思恋注入了字里行间，令人读来回味无穷。而全词情景交融的布局，构成了一种回环美。

而《如梦令・题淮山楼》一词，表面上看来短小精干，却能将词人的相思之情表现地淋漓尽致。“举手揖吴云”描绘出了词人所居之处的高远，“人与暮天俱远”则点明了所思之人与词人距离之遥远，“魂断。魂断”表明了词人的思念之深，以至于连魂都被这思念带走了。而与这“魂断”形成强烈对照的“后夜松江月满”更增添了词人月圆人不圆的怅恨，使这份相思之情更加苦寂。我们知道，北宋前期的登望情结，多由男女间的别情离思主导。苏轼的登高词中虽然也表现了这种男女间的别情离思，但在他的词作中却摒除了表面上为别离之状而故写离情别绪的低层趣味，而是表达了自身内心的真切感受，使他的登高思恋之词中流泻出真实而深刻的情调。

二、思念挚友

男女之间的别离，使人生具有了心酸与伤感，而友朋之间的别离，也会令人感到惆怅。于是属于友朋之间的思念之情，也在苏轼的登高词中酝酿。苏轼的登高词中，表现思念友朋的词作也占到了一定的比例。

《西江月・重九》一词表达的是苏轼于重九日在栖霞楼登高之际对友人徐君猷的怀念之情。点点楼头细雨。重重江外平湖。当年戏马会东徐。今曰凄凉南浦。莫恨黄花未吐。且教红粉相扶。酒阐不必看茱萸。抚养人间今古。苏轼曾在其词作《醉蓬莱・重九上君猷》一词的词序中这样写道：“余谪居黄，三见重九，每岁与太守徐君猷会于栖霞。”《西江月・重九》一词的所作时间又逢重九，苏轼依旧登上栖霞楼与宾客同欢共饮，登高赏菊，但此时被黄州人尊敬万分、与自己亲密无间、年年重九登高相会的“遗爱守”徐君猷却已经离别黄州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了。面对同样的节令与场景，与自己共饮的友人中却已缺少最相知、相契的那一位，心中难免会产生寂寞凄凉之感，而这种凄凉之感在词人登高远望的时空交契中变得更加浓烈。词作的上片便通过重阳登高所见之景来营造这种感伤氛围。词作开头两句将近景与远景作一结合，而接下来的三四句则将“当32年”与“现在”作对比，所渲染的却都是词人在友人离开之后的“凄凉”之感，这种渲染将词人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从侧面表达了出来。词作的下片则宕开一笔，不再纠结于分离的痛苦而是抒写直面现实，走向旷达人生的超然。此词名为怀念徐君猷，但苏轼却借怀念友人之际抒发出自己登高远望而兴发的人生感慨。

除了以上词作外，苏轼的《桃源忆故人》和《西江月・平山堂》二词也都抒写了对友朋的怀念之情。前者是词人于登楼之际而作，后者于登山之时所写，但这两首词却同样都采用了回忆与现实对举、情与景相融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深刻思念，同样都在词作中表达出了人生如梦的凄婉之感。

综观以上这些于登高望远之际而思念友人的词作，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苏轼的这类词作中同样也充斥着凄凉悲语，但其总体的格调却是走向超迈，正如汤易水和周义敢在鉴赏《西江月・平山堂》时所说，作者写此类词“惯用浓墨粗笔，纵挑横抹，以超迈的韵格，显露出胸中浩怀逸气。

三、羁旅思乡

中国人历来就有故土情结，离开故乡的游子，在其登高远眺时更容易产生对故乡的怀念。而在苏轼的登高词中，之所以有如此浓郁的思乡情结，也与其大半生游子的身份有关。苏轼一生中屡遭贬谪，羁旅行役是其仕途生活中的常见状态，当其处境艰辛、心灵受到严重打击或遭遇重大挫折时，那种思乡的情怀便更加难以遏制，而当其处于异地登高望远之际所望见的景物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时，那一种累积郁结的浓厚乡愁便会迸发而出，谱成一闺阙动人的词作。有时苏轼对思乡之情的表达并不是通过发出沉痛的哀吟之声，而只是默默地在高处站着，凝望远方，寂然不语。

《满江红》中便描绘出词人伫立于黄鹤楼头遥思故园的景象：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是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借着言语吐露悲感，是发泄情绪的一种途径，但是默默承受自己所独有的思乡情感，让失落之感沉潜于内心之中，却是精神上的回归。登高望远所引发的乡愁是痛苦的，但却又是苏轼必须去承受的真实人生，因此，苏轼在其登高望远时所呈现的形象，并不凭借登高这一行为活动来逃避怀乡羁旅的苦痛，而是将内心的对于故土的牵挂倾泻出来，进而达到精神上的超脱之感。

如苏轼的思乡之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便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作者的洒脱个性：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词的上片写了登上超然台远望中看到的密州春景。一片盎然的春意笼罩着整座城池。下片抒写了因为寒食节的到来而牵动的思乡之情。作者酒醒后忆起家乡，然而却不得归，于是只好在大好的春色中品茶、吟诗、赏酒，从而缓解心中的乡情。在苏轼的登高词中，思人与怀乡都是其在人生阶段中与所想之人远隔千里或自我遭遇困境时，借着创作来体现内心的情致，将虽难言尽而试着去表白的思念心理状态呈现出来。这种人类共有的恋旧情感时常进入苏轼的心灵思维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在苏轼的登高词作中拾取到他怀思的咏叹。

【参考文献】

[1]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中华书局，2007.

篇2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的凸现，人们对传统林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模式进行了反思，提出了生态林业概念，后又逐渐演化为可持续林业、现代林业。然而，到目前为止，现代林业这个概念，还未被人们真正认识和正确理解，业外人士往往错误将“现代林业”当作“现代化”林业。业内人士也有不少人将“现代林业”抽象化，使“现代林业”远离社会，脱离实际，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林业的建设。

1.世界各国林业建设观念的转变

现代世界各国林业经营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具体的经营目标和重点上，虽然千差万别，但总体思路和发展方向基本一致，都在不断重视生态环境作用，兼顾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奥地利的“森林经营新模式”，其目的是实现不破坏生态平衡的环境保护与经营；瑞典的“立地特点林业”，认为“合理林业可与小规模自然保护和景观并存”；德国的“正确林业”，采取“与健全的科学知识和经验证明的实践准则一致的经营方法，同时，保证林地的经济与生态生产率，从而实现物质与非物质机能的永续”；加拿大的“模式森林计划”，以森林生态经营思想为基本原则，大力倡导公众参与，积极引入科学技术和生态技术，持证经营，充分实现森林多种价值；修正的热带“近自然森林经营”，要求从整体出发，经营森林生态系统，以保证生态系统的生产率与稳定性；日本的“森林•林业流域管理系统”，则从日本国情出发，把森林作为“绿色和水”的源泉，按照流域来进行经营管理［1］［2］。

林业不再只是一个经济部门，而是环境建设的主体，是人类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基础产业——这已是大家的共识［3］［4］。

2.“现代林业”的定义

国内较早的现代林业定义是：现代林业即在现代科学认识基础上，用现代技术装备武装和现代工艺方法生产以及用现代科学方法管理的，并可持续发展的林业［8］。后来，进一步发展，定义为：现代林业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全社会广泛参与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高效发挥森林的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林业［1］。

第一个概念一连使用了四个“现代”，关于“林业”之前，就其观点的实质而言，不过是“现代化”“林业”的定义。后一个概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实，这个定义的实质并未超越可持续林业的范围。

林学自创立以来，各国对于林学、森林、林业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林学经历了传统林学的各个阶段（从“大木头”林业到“永续利用”林业），向现代林学转变。“现代林学”成了以森林生态系统的营建、经理为研究对象，以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功能为核心，全面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多种效益和多种功能为目的的学科。对森林的认识也由单株树木、树木群体到森林生态系统的转变。由于人们对森林和林学认识的变化，是人们对林业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从“木头”林业向“生态”林业转变，从“伐木”行业转变为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中心，全面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作为林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从而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转变，以及当前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日益突出，使人们又认识到，“社会”与“生态”是一个复杂的复合大系统，人类活动必须遵守其竞争、共生、自生三大原则，实行“资源共享、适时协同、按需生产、和谐共荣”［3］，实现“人地共荣”，社会——生态系统的竞争、共生和自生机制的完善结合，环境合理、经济高效、社会文明、系统健康地发展［3］［4］。

因此，现代林业可以归纳表述为“和谐林业”：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研究并协调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实现社会高度文明，生物圈永久稳定和繁荣，人类共同幸福与进步［5］。

只有通过科学高效的手段，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这些关系和谐协调，才能迅速克服日益突出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显然，这种定义克服了传统的割裂“社会”与“生态”的观点的弊端，强调了“关系”的重要性，突出了“关系协调与和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6］［7］。3.“现代林业”的内涵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现代林业：①以森林生态系统为经营对象；②和谐地协调人与人（包括组织与组织、人与组织）、人与环境的关系（即：竞争、共生、自生）［3］［6］；③“人地共荣”为最高目标。

因此，现代林业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以和谐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全社会协调参与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与管理，协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5］。

显然，现代林业产业体系具有复杂系统所具有的网络性、多区域性、开放性、动态性、耗散性、作用过程多样性、多维数、非线性等特性，我们应该运用整体复杂性研究方法、3d方法（全社会共同参与系统诊断、参与方案设计、参与推广与实施），对以现代林业进行研究，对人地系统进行模拟分析，寻求系统和谐发展的新途径［3］［5］。

3.1经营对象

现代林业的经营对象是森林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最大生态系统，具有其他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结构特征。当把森林生态系统作为经营对象时，必须尊重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人类的经营活动不应超出其调节能力的阈值，以免造成生态失衡。就现代林业而言，就是要按照森林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开展森林经营活动，通过各种措施，减少对于林地的养分耗损，增加林地养分补充，增加对系统的投入，建立新的高效的生态链，形成高级有序循环，促进林业系统向高级有序态进化［2］。

3.2经营目标

现代林业的经营目标是森林利用达到“零废弃物”，实现“清洁生产”［3］。实现林业“清洁生产”，就是通过改进森林资源经营利用手段，达到削减和控制co2排放，加强废弃物循环利用，少或不产生生产性垃圾和生活垃圾。通过对有限森林资源的节约、节制和循环使用，创造健康有序的森林资源使用机制，实现和谐发展的循环性社会：①开发可再生能源利用新技术，如生物发电、低公害车、自然能源等。②建立废弃物回收、再生、利用循环系统，确保环境卫生安全。③加大木质系列材料开发利用力度，提高木质系列产品生产效益。④培育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森林文化和生活文化氛围。

3.3经营原则

在目前矿物燃料日渐枯竭、人口压力加大和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现代林业的经营原则应该坚持：①开发短轮伐期速生丰产林；②营造高产能源林，解决农村燃料短缺状况，加快“绿色能源”替代矿物能源的步伐；③促进区域社会能源自给化、多元化，最终达到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④有效利用荒山荒漠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9］。

3.4经营之路

除了坚强生态建设之外，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林业发展有必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①行业建设：加强林业能力建设，逐步把我国的林业建设成大生态产业，实现林业的和谐发展。

②加强林业意识建设：加强生态安全和生态关系知识宣传教育，强化领导林业意识，提高全民林业观念，倡导清洁生活方式和勤俭生活方式，合理分配资源，按需生产，实行清洁生产和节约生产［3］。

③加强林业行政能力建设：加强林业组织建设，提高林业行政能力；加强林业质量建设，提高林业工程质量；加强林业制度建设，完善林业法律法规体系和林业行政体制；加强林业工程同其他工程建设的联系，使它们有机结合，实现整体与局部同步健康发展［5］［10］。

4.结束语

以上，只是笔者对“现代林业”思想内涵浅陋的思考。实际上，“现代林业”的思想内涵远比上述内容还要深、广。总之，就我国而言，我国的林业底子薄，又走了许多弯路，林业经营水平还很低，林业行政能力还比较差，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运转模式和思维模式上，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林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通过对“现代林业”内涵的讨论和思考，促进我国林业观念的转变，提高全民林业意识，尤其是领导林业意识，转变林业行政运转模式，促进我国的林业发展。

参考文献：

［1］江泽慧，现代林业［m］，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

［2］张国庆，从林业系统的自组织探讨生态林业设计［j］，华东森林经理，1990（3）。

［3］张国庆，论和谐发展与生态建设［j］，安徽农业，2003（学术刊）。

［4］张国庆，试论复合生态系统与按需育林［j］，安徽林业科技，2001（2）。

［5］张国庆，试论和谐林业［j］，安徽农业，2003（学术刊）。

［6］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张建国，现代林业论［m］，中国林业出版社，1995。

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企业工会;思维导向

思想政治工作思维导向在企业政工管理中很重要。当前，很多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没有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思维方式和思维导向，就难以有较好的政工工作成效。科学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思维导向，直接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前瞻性、全局性和科学性。我们要正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的实质，运用科学的思想政治工作思维导向，创新工作思路，解决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实际问题。

一、藉以正视思想政治工作思维导向的政工问题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往往存在以下一些政工问题。一是，部分企业长期积累下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充分显露出来，员工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思想困惑和心理压力，思想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日益增多;二是，个别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减弱，思想政治工作得不到重视;三是，随着市场化进一步深入，很多企业融入市场经济的大循环中，市场经济的趋利性更易滋生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造成部分人的期望值与现实生活较大落差，心理失衡，给员工思想带来了消极影响，不利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四是，企业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采用的一些工作经验、方法和手段，与目前的新形势已不适应，使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很好地落实到企业员工。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思维导向的方法和路径

思维导向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突破和发展，保持生机和活力的主要手段。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企业政工管理工作必须在内容、方式、意识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坚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思维导向。

1.坚持“能力提升”的思维导向，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人才培养和素质提高的重要途径之一。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终极是人才竞争。全面提高员工整体素质，是关系到企业发展的一项全面性战略性任务，是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员工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我们要加强和改进员工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努力提高员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引导他们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效激发员工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我们要坚持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员工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大力提倡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积极奉献社会的职业风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不断提升企业形象;我们要坚持把做好员工思想工作与帮助员工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讲道理又办好事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多做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协调关系、凝心聚力、调动积极因素的工作，千方百计帮助困难员工解决实际问题，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坚持“融入亲和”的思维导向，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作用

“亲和力”是一种极具“贴心服务”的工作思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强化和技巧运用，以增强员工归属感。政工管理要正确处理好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与维护员工具体利益的关系，在服从服务好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前提下，在维护保障好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切实维护好员工的根本利益。我们要坚持“亲和”的思维导向，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和作用，在推进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加强企业民主政治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维护企业员工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企业健康协调发展。

3.坚持“借力文化”的思维导向，增大思想政治工作效能

思想政治工作需借力企业的文化建设。，没有优秀的企业文化作支撑，思想政治工作就难以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没有较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础，就难以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面对体制改革出现的新形势、新任务的机遇与挑战，企业可强化企业文化建设思路，坚持“借力文化”的思维导向，增大思想政治工作效能。一是，推进员工文化事业发展，以企业文化促思想政治工作。我们要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不断培育、提炼企业文化理念、企业精神，塑造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开展员工文化建设，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我们要结合员工文化建设新课题，在广泛深入基层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本企业员工文化发展的长远规划，满足企业员工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和谐企业建设，陶冶员工情操，促进员工身心健康，不断增强企业的凝聚和向心力。

4.坚持“内强素质”的思维导向，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思想政治工作要面对新时期、新形势和新问题，企业要实现新突破、新发展，就必须大练内功、外树形象，切实加强企业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政工管理水平。一是要努力提高政工干部整体素质，以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二是提高政策法律素质，善于用法律和政策来维护、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三是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提高文化艺术素质，以适应繁荣员工文化生活的需求;四是提高心理素质，随着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要以开阔的胸怀、宽容的态度、全新的理念面对前进中的困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五是时刻把员工的需要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信号，充分发挥政工管理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团结和组织员工围绕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多做贡献。

5.坚持“正确舆论”的思维导向，确保思想政治工作主航线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宣传舆论导向，不断加强企业宣传工作，完善新闻宣传工作机制。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宣传栏、图书室等宣传阵地，大力宣传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企业的生产经营、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劳动争议调解、安全生产、困难员工帮扶工作的情况。企业要充分保证员工对企业的知情权，让员工解企业、信赖企业、支持企业、依靠企业，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为企业发展和稳定做出贡献。同时，要注重发掘、树立和宣传本单位员工队伍中的先进典型和个人，大力宣传工人先进典型，大力开展学习劳模精神、大力弘扬崇高品格的活动，用劳模精神和崇高品格引领员工、教育员工，使广大员工增强使命感，勤奋学习、努力工作，锐意进取，无私奉献，把自己培养成为企业认可、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从总体上说，要坚持“正确舆论”的思维导向，确保思想政治工作主航线。

三、结语

篇4

该书九大元理既独成一个知识体系，合起来又能成为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体现了统分结合的原则。同时，该书对各元理的分析又非常透彻，深入浅出的分析介绍各大元理的产生、涵义、功能、研究方法等。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专著，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然而，通过深入研究，我认为该书在具有科学性与重要性的同时，在篇章结构、定义解释、内容以及观点与现实之间都存在着一些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结构上看，缺乏完整性

本书罗列了九大元理，而九大元理是怎样来的，划分的标准、依据又是什么，这些都没有阐述，直接就把九大内容罗列出来，给人感觉非常突兀，内容缺乏完整性。我想，如果在九大元理之前增加一个总纲式的章节，对这几大元理进行一个系统描述，如几大元理的来源、划分标准等。在本书结尾增加一个章节，把研究这些元理所要达到的目标进行归结。这样开头有了，结尾也有了。能够使本书结构更加完整，体系更加完善。

二、 在概念上，对重要概念缺乏科学解释

本书研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元理论”，那么何谓“元理”，它是否等于“原理”，如果不等于，它该如何解释。是指最原始、最基础的理论，还是另有其它的解释。我记得高中政治教材里介绍过“二元君主制”，这两个元是一个意思吗？说实话，我们在看到这本书后，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没弄清楚该词的意思。所以我认为：要让读者对本书感兴趣，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它，必须对这个概念进行认真解释，并把它与“原理”进行区别和联系。这样才能让读者对本书做到准确把握，解除心中的疑惑。

三、 在现实中，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首先，本书所有内容都在讲理论，几乎没有相关事例说明，形成了为理论而理论的状况，如果能使用一些实例，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本书的价值就会更高。比如，第一章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从问题提出——概念辨析——学科性质与理论体系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几乎都是概念性、理论性的内容，缺乏事实论证。既然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与之不相符的情况，如果有的话，表现在哪些方面，该如何解决。只有做好这些，才真正解释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问题。

其次，本书也存在理论与现实不相符的问题。理论要求较高，要求人们高标准、严要求，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很难做到，甚至理论与现实刚好相反。比如，在理论中常要求人们清正廉洁，不要，但现实中却有蔓延的趋势，尽管党和国家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仍难以有较大改变，导致人们对理论的不信任。当然这不仅是本书存在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以上两方面都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我想，如果本书适当增加点这些内容，那么本书的可读性会更强。

四、 从内容看，有的表述不科学

首先，第三章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内在依据，也因此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元问题”。本章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为题，试图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内涵、本质、类型、特点和价值的主客体等问题进行探讨，从价值论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中的元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我认为：价值论不应该仅仅是研究者的自说自话，应该更加关注围绕时代主题，围绕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提高其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问题。

其次，第四章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论中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分为焦点对象、主要对象、核心对象、边缘对象等，并且对每一种教育对象的要求均不同。而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上述几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管是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还是老年人，不分官职、职业、年龄等，都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都应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再次，在第七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中，承认人的生存和发展以一定的环境为前提，人的思想品德也在一定的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人的思想政治品德起着决定性影响。提出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展开历史变迁专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试图通过历史考察洞悉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适应优化环境探索路径和方法。我认为，只有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并给予最主要的重视，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

篇5

思念的这一头，是望着壁虎的男孩；思念的那一头，是已经不在人世的外婆。

说来可笑，男孩特别怕壁虎，因为他听说壁虎的尾巴会钻进人的耳朵里，把人变成聋子。于是每到夏天，男孩总是紧张。万分地盯着窗户边和墙壁拐角看，这时，外婆就会走过来轻声安慰他，说壁虎并不可怕，大文豪鲁迅先生还养过壁虎呢，先生把壁虎养在窗台上，每天用饭米粒喂它。外婆还会讲一些鬼故事，故事的开头总有一些恐怖，但越往下听M行就越好玩，Y面的妖魔鬼怪是那么的可郏踔劣行┤踔恰D泻⒕驮谶@有趣的故事中安然的入睡了。

那么多夏天的夜晚，是外婆用她嘏脑Z和慈祥的笑，一cc地化解了男孩心中的恐帧

男孩uuL大了，不再害怕壁虎，不再害怕妖魔鬼怪，甚至不再害怕死亡。外婆去世好年rg了，但男孩X得她]有x去，只是Q了一N方式黻P圩约骸C慨想起自己童年r的小，想起外婆v的那些可鄣墓适拢泻自一人l出牡奈⑿Α

篇6

一

何谓理性？

理性与反思、自我、逻辑、科学……等概念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对理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古希腊的斯多葛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与人的本性，将判断力视为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从唯心和唯物的不同立场否定感觉经验，把理性看成认识和知识的唯一源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从机械唯物论的视角抹杀生命现象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主张将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康德试图弥合客观的理性和知性与主观的道德和审美两个世界的明显鸿沟，提出一种先验的道德宗教或道德哲学，将理性上升为融知性与感性为一的先天形式；黑格尔则从他的“绝对精神”世界观出发，将理性仅仅视为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尽管上述种种观点都出自鼎鼎大名的西方先哲；尽管他们对于哲学及理性的研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尽管他们的理性观大抵也都是围绕着人类和人性展开的，但我认为他们都具有两个弱点：一是高高在上，脱离了广大民众；二是形而上学，脱离了现实生活。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所说：“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是深深扎根于唯心主义之中的。这个哲学取向到了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达到极致；这种哲学跟生活是决然对立的，就像在生活的洪流中逆流而上。”（〔西〕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P8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因此，无论他们的这些古典和近代的理性定义是什么，我都不感兴趣。

二

真正将西方的哲学和理性回归广大民众和现实生活的，是西方的现代哲学家（我们的传统哲学从未超越生活，自然无需回归），其中最深刻也最难懂的大约是海德格尔，最精辟又最通俗的则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理性定义就是自我。具体地说，就是：人人皆有本我，所谓本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满足它们便是人生的根本动力。一个人，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文化或体制的社会，打着什么样的阶级或阶层的烙印，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这一根本动力。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情求尽性。”

但人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千差万别——有的好色、有的好食；有的好动、有的好静；有的好权谋、有的好自由；有的好幻想、有的好实干……也就是说，秉性各异，人各有志。然而，人偏又是脱离了社会便无法生存的社会性动物，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人人皆按照自己的秉性和志趣率性而为，社会生活便乱了套，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为了规范或制约各不相同的“性”或“志”，社会便约定俗成出种种“超我”，来作为人们先验的或超验的精神权威——诸如上帝、天道、宗教、民族、国家、党派、伦理、道德、正义、良知、宪法、法律、公约、规则……等等，尽可能限制或制止那些妨碍他人或危害社会的“情求尽性”。也就是说，“情求尽性”必须以服从超我为前提。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用求得体”。超我便是“用求得体”的那个“体”。

超我并非像那些西方古典或近代的哲学家所以为的或宣扬的那么绝对，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它都是相对的和具体的，即除了人类共有的超我——如不得毁灭人类、不得从事危害人类的活动、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等等外，不同的人群——大至国家、民族，小至团体、家庭，又会根据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形成各自不同的具体的超我。例如，美国的女子可以在公共场合着比基尼，阿拉伯世界的女子则必须将全身裹严到只露出眼睛方能上街，而爱尔兰西部海上的一个叫伊洛斯比格的岛上的农村社会，母亲“从来不也不会亲吻或拥抱自己的孩子”，甚至将给孩子哺乳也视为“下流的行为”（〔美〕L·H·詹达，K·E·哈梅尔：《人类性文化史》，P12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但即使是美国，也并非从来就允许女子在公共场合着比基尼的，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女子也不允许在公共场合中胳膊和大腿。而且，就是在今天，也不是每个家庭都允许子女在公众场合下着比基尼的。换言之，超我是因文化、时代而异的。

这就意味着人人皆不得不在本我与超我或“性”与“体”的夹缝中生存，或者说，不得不在对立的两间走钢丝——若一味放纵本我，便会成为害群之马，受到社会的制裁；若一味服从超我，便会异化为丧失正常人性的工具人。因此，人生便意味着随时随地用理性在两间进行判断和权衡。那么，理性也就是自我，亦即“用求得体”。

金岳霖先生的“情求尽性，用求得体”（金岳霖：《论道》，P205，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八个字便概括了全部人生哲理。大抵也概括了理性的基本功能。

说穿了，理者，利也。理性者，用求得体也。

三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之所以会形成机械的唯物主义的理性观，无非是基于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和医学的突破性成果。他们的理性观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无神论色彩，强调自爱和利己的原则，无非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而与之毗邻的德国，由于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方面都比较落后，所以，作为德国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康德，其理性哲学便充满先验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复杂矛盾，他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理性观和理性的宗教，却又将理性上升到先验的、不可知的高度，并以这种形而上学的超验理性为基础，试图以唯心的道德宗教来取代世俗的理性宗教。同一时代的两个相邻的西方国家，理性观就如此不同。

从西方文明的源头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希腊半岛上的麦锡尼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直到现今的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理性始终是个因文化而异，随时代而变动不居的概念。例如，西方文明早期的地中海文明时期，由于人口与资源矛盾的激化，对外贸易、掠夺和殖民，便成为全民生命攸关的最大的理性，因而，商人和强盗这两种职业就都成为极受人尊重的职业，而且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史诗《奥德赛》中写道，国王涅斯托客气地问忒勒玛科斯：“你是商人还是强盗？”现在你还能向一位西方商人问同样的问题吗？

可见，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进入了内在性的高度”的“纯粹的理性世界”。一切理性都是相对的、具体的、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动不居的。归根结底，不过是应对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环境的用求得体罢了。

四

但西方的文化毕竟还是大同小异，所以理性观的不同大体还属于相辅相成的范畴。而中国的文化则是与西方全然不同的异质文化，其理性观自然也与西方截然不同。

西方文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和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体本位文化，为了规范和制约个体间的矛盾冲突，便形成法律、民主、宗教、国家等超我形式，来作为社会共同权威。西方的理性，无论怎样地变异，归根结底，无非也就是对于这些超我的自觉服从。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群体共有制基础上的伦理本位文化。由于直到近代之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个体私有制，任何个体的情求尽性，都只能在满足或基本满足了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共有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而中国的群体，无论是血缘群体还是拟血缘群体，都是按照先生所谓的“差序格局”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与其为共的，视其伦理关系的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以次递减。同时亦要看这财产的大小，财产愈大，将愈为多数人之所共。”（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P81,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公与私缺乏明确的边界，要想情求尽性，就必须先“共”而后私或假“共”而济私，自然无由形成西方式的法律、宗教、民主一类的超我，而只能以伦理道德为超我。更确切地说，就是以权衡和平衡形形的人际关系为超我。

中国人的情求尽性必须自觉服从这个关系学的超我，任何违犯这个超我的人，都会被视为害群之马；若沦为这个超我的奴隶或工具，则又难以情求尽性。因此，中国人也必须在情求尽性和关系学超我之间走钢丝。换言之，中国人的用求得体，就是在形形的关系网中进行权衡和维持平衡。就其功能或实质而言，与西方的理性并无二致，只不过由于文化的不同，我们从来不用“理性”这个概念，而称之为“中庸”。《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四书集注》，P25，岳麓书社，1987）中者，本我也；节者，超我也；中节者，自我也，亦即用求得体也。

也就是说，西方人所谓的理性或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我，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中庸。

换言之，西方有西方的理性，中国有中国的理性。说中国人缺乏西方式的理性，可以。说中国人缺乏理性，则大谬。

五

当然，自我也好，中庸也好，就像是走钢丝，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所以孔子在2500年前就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是所有道德中最高级的道德，大家已是长久地缺乏它了。2500多年以来，似乎始终如此。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中西文化的冲突，致使旧的超我被打破，而新的超我又未能深入人心，就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主张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中庸作为“至德”是一种极高级的境界，古往今来，除了极少数文化精英能够身体力行外，芸芸众生连同他们的统治者是很难企及的。

中国人如此，西方人又何尝不是呢？若宏观地、历史地看，他们甚至还不如我们呢。

从中西的神话看，中国神话中的天神，无一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式人物：女娲不但造人，还替人补天、填地、息灾祸，甚至还为她的孩子们发明一种叫做“笙簧”的乐器；炎帝神农氏不但教人们种植，为了教大家用草药治病，还亲自“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游于东海，不幸被淹死了，便化为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天帝帝俊接受了尧的恳求，派善射的天神羿，下凡来为人民除害诛恶，羿感于人民的疾苦，竟不顾帝俊的嘱咐，将天帝的十个儿子——残害人民的十个太阳，一气儿射下了九个，结果再也不能上天，随他一同下凡的老婆嫦娥，也弃他而去……而西方的奥林匹亚诸神，除了普罗米修斯之外，无论男女，几乎全都是放荡不羁的家伙，他们不但像凡人一样地争强好胜，睚眦必报，男欢女爱，耽于享乐；而且，为了各自的私怨，竟不顾人民的死活，在特洛伊战争中各助一边，大打出手……若就神话和历史传统而言，究竟谁更富于理性呢？

西方人的那些创造了地中海文明的祖先们，同他们所信奉的天神一样，彪悍放荡，勇武好斗，争强好胜，酷爱冒险和自由，热衷美女和醇酒，崇拜英雄与强权,视通奸为儿戏，以决斗厮杀作消遣，热衷于军事贵族发动的侵略战争,长期过着海上征战与漂泊的生活，恣意挥霍掠夺来的财富，又哪里有多少理性可言？

便是在高张理性大旗的古希腊，也同样充斥着浓烈的酒神精神，“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辩论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P37～38，北京，三联书店，1996），以致议案的是非利弊成为次要，通过与否全仗口才的高下。例如：在寡头派的操纵和鼓动下，伯里克利用提洛同盟的公款修复和美化雅典的提案遭到普遍的反对，伯里克利在失败似乎已成定局之时，对准备投票表决的委员们说：“好极啦，这些建筑费不要列在你们的帐上，归我付好了；在上面刻字的时候，刻我的名字。”于是乎，“不知是感于他的伟大精神，或者为了要在伟大的工程上争享光荣，他们都齐声高喊：‘叫他尽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节省用钱。’”（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上册，P330，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他们的理性安在？

不错，可以说古希腊人比历时上的任何民族都长于逻辑思维，甚至，逻辑这个词，就是从希腊文逻格斯（λóγοs）演化出来的。但尽管逻格斯的语义中包含理性，但毕竟并不等于理性。所以天性争强好胜的希腊人热衷辩论，酷爱归纳，并且热爱到了偏离理性的地步，以至于伯里克利死后，古希腊的历史便成为“除了少数几个温和和真正高尚的突出事例外，这整个是一部在战争压力和机会主义领导方式下的悲惨衰亡史”（基托：《希腊人》，P18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六

如果说，西方人在中世纪之前，主要偏重于本我的放纵；那么，在中世纪，他们则又拜倒在教会权威的超我脚下。例如，西欧各国曾在整整五个多世纪里，都处于形形的宗教法庭之下：成千上万与世无争的平民仅仅由于多嘴的邻居道听途说而半夜三更被人从床上拖起来，在污秽的地牢里关上几个月或几年，眼巴巴地等待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审判。没有人告诉他们罪名和指控的内容，也不准许他们知道证人是谁，不许与亲属联系，更不许请律师。如果他们一味坚持自己无罪，就会饱受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断……最后他们被处死时连遭到如此厄运的原因都不知道。（房龙：《宽容》，P136，北京，三联书店，1985）

1483—1820年间，受迫害者达30余万人，其中1／3被处火刑。（《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裁判所条》）

据估计，十五至十六世纪期间，欧洲有五十万人因被判有传播巫术罪而被烧死……供词往往是巫师在严刑拷打下招供……如果犯罪妖巫采取合作态度，那么作为奖赏，她便可以期望在被焚烧之前，被人扼死……当时的一位研究巫术之谜的专家约翰·马特豪斯·梅耶法斯写道，他宁可放弃万贯家产，也不愿回忆起他在行刑室内所亲眼目睹的景象……（马文·哈里斯：《母牛·猪·战争·妖巫——人类文化之谜》，P139～143，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研究结果表明，百分之八十二的妖巫是女性。在东窗事发时，那些无能为力的老妇人和下层阶级的接生婆，通常总是最先遭受指控。第一批受害者招供之后，孩子和男人的数量便会大为增加。在大规模惩处的疯狂时期，守门人，少数不多的富商，偶尔会有政府官员和教师，纷纷被处死。（同上引，P174）

你以为这些罪行仅仅是宗教裁判所及其豢养的暗探和走狗们干的么？不，还有大批贫困百姓的积极参与。因为他们居然相信“是妖巫和魔鬼而不是君主教皇使他们倍受磨难”（同上引，P172）。

我们在“”中也曾丧失过理性，但不过十年的时间。而他们却是五个多世纪！如果连历时200多年，同样有大量贫苦农民参加的十字军东侵也算上，他们丧失理性的时间就更长。

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理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至于近代西方人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大肆侵略，以及两次都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究竟有多少理性可言，就不必说了。

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大哥大”，在以世界霸主和警察自居的美国，普遍迷信科学万能，沉溺于高科技创造的高消费，异化为消费机器，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30左右，所消费的能量却占全球总能源消费的1／4左右。为了维持这种居高不下的高消费水平，国家与政府便不得不不断加大军费预算和高科技投资，以维护其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和经济吸血管……理性安在？

七

如果这就是吴国盛教授所谓的“自己为自己立法的理性世界”，那么，中国人就该以“缺乏这个纯粹内在的理性世界”为荣。

如果吴国盛教授所谓的理性世界与世人和世俗无关，仅仅限于抽象的哲学范畴，那么，中国人似乎也并不缺乏“纯粹内在的理性世界”。

如果吴国盛教授是在哲学象牙塔中，用西方人也做不到的抽象理性来称量中国的世人和世俗，对不起，那就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

用以教人，误人子弟；公诸传媒，误导民众。

篇7

内容提要: 法律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我们研究宏观法律时也要强调法的外部联系。孟德斯鸠有关地理法学思想表明他是从物质原因中去探寻历史的必然性，尽管在具体论述中有许多局限，但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直到今天对我们立法仍有启迪。

孟德斯鸠是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对于孟德斯鸠的政治法律思想，提到的最多的是他的“三权分立”，而对于他在法学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则没有足够重视或进行系统的概括。事实上，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得以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采用了新颖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孟德斯鸠的“地理”说

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三个阶段。孟德斯鸠生活的时代，地理学处于古代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过渡阶段。尽管当时地理学的发展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但是孟德斯鸠已经有意识地用一些地理学的知识去研究法律。孟德斯鸠的“地理”说主要是指自然地理与法律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论法的精神》一书第三卷的相关论述中。在第三卷中，孟德斯鸠详细论述了法律与气候的关系、法律与土壤的关系。非常有意思的是孟德斯鸠在论述“法的精神”的过程中也论述了法律与一些人文现象的关系。因此，在无意中他将“地理”说完善到了一个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水平。他说，“法律应该同国家已建立或将要建立的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系……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式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1]。地理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门包含几十门分支学科的大学科。这些分支学科大致可以概括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二者研究的重点分别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但并不截然分开。因此，笔者所要论述到的地理法学实际上包括了对法律与自然地理关系的论述和法律与人文地理关系的论述。

二、自然地理与法律的关系

在自然地理环境中生产和生活的人的行为总是要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孟德斯鸠特别强调气候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精神面貌以及其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他说，“不同气候的不同需要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种类的法律”[2]。气候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对法律产生了影响，也即气候通过影响人的心理、生理和行为而影响法律。

孟德斯鸠认为，在气候寒冷的地区，由于人体外部纤维紧缩，有利于血液回归心脏，所以北方人具有比较充沛的体力和较强的自信心，勇气也较大。他们对一切可以使精神焕发的事情都感兴趣，例如狩猎、旅行、打仗等等。在气候炎热的地区，身体各部分组织相对松弛，神经末梢未充分展开，人们对外界的刺激很敏感，所以南方人害怕艰苦，追求享受，性格软弱怯懦，对外来的侵扰缺乏抵抗的勇气。东方的气候对人民体质、心理、生活方式上的影响是东方各国宗教、风俗、习惯和法律保持持久不变的原因。此外考察世界法制史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气候对法律的影响：热带、温带地区的法律成熟较早，如埃及、中国、印度、古希腊的法律；而寒带或是寒冷地区的法律成熟较晚，如俄罗斯、中国北方游猎民族的法律。这是因为不同区域的不同气候促进或延缓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生理、心理和智力的发育水平从而影响到了法律的发展水平。气候影响我们的心理、体质和行为，进而影响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土壤的差异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存在较大的差

异，因而与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的法律便存在差异了。孟德斯鸠说：“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3]这是因为多山的地区人们的财产不多并且易于保存，因而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成为值得他们保卫的唯一的幸福。平原地区通常有肥沃的土壤，有地者便成了最有财富和权力的人，弱者无法同强者对抗，只好向强者屈服。而沿海地区，各种势力都比较均衡，氏族贵族、工商业贵族、占有少数土地的农民易于互相妥协而建立一种比较中庸的政体。

人类社会的法律不仅要受气候、土壤这两种自然因素的制约，法律还要受地理位置、地理面积、资源状况、水文条件、地质地貌、植被、大气环流、海洋等自然条件、现象、因素的影响。如雅典城邦领土狭小是其直接民主制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因为人民可以朝出暮归参加公民大会；而这在地理面积广阔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又如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往往影响着法律，沿海且有贸易精神的民族容易形成海商法，在北海、地中海、波罗的海沿岸很早就出现了国际性的海商法；但对于一个深居内陆的国家，统治者如果下决心制定一部海商法，那一定会为自己本国的实际所嘲笑。

自然地理与法律的一般关系就体现为，自然地理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生理和行为方式从而影响了法律；不同民族法律存在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分异；法律一般应适应自然环境，但是当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极为不利的时候，立法者便应考虑通过立法与这种不利进行抗争了。

现代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人文地理学的蓬勃发展。“人文”与“自然”相对应，泛指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人文地理学注重分析各种文化现象，强调解决社会问题，涉及国家政治、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种族问题等等。孟德斯鸠对于法律与人文地理的相关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处：经济方式与法律的关系，种族、民族与法律的关系，国家政治状况与法律的关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法律的关系等。

孟德斯鸠说：“一个从事商业与航海的民族比一个只满足于耕种土地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范围要广泛得多。从事农业的民族比那些以畜牧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内容要多得多。从事畜牧的民族比以狩猎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内容就更多了。”[4]我们知道法律调整的是社会关系，一个社会发展水平越低，社会关系便越简单，因而需要的法律也就越少；一个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社会关系便越复杂，因而需要的法律就越多。例如，古罗马发达的商业催生了成熟的罗马法，但是这些法律随着商业的萎缩而不断萎缩。早期的日耳曼人以游牧、狩猎为生，仅需要口耳相传的部落习惯就够了，“蛮族国家”建立以后，产生了大量的新的社会关系，对法律的完备化、成文化产生了要求，因此出现了一批“蛮族法典”。可见，法归根到底还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立法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决定该民族的法的发展状况。一个经济落后的民族，法的发展状况肯定不会很景气；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境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会造成法律发展的不平衡，即有的地方实施现代法律，有的地方还在沿袭原始的习惯。

此外，法律还因种族、民族而异。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进而养成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做事风格。例如法、德民法典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民族性格的差异。“法兰西、德意志两民族的精神特质是导致《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文风差异的根本原因。《法国民法典》简洁清晰、风趣优雅的文风是法国重社交、善言辞民族精神的体现，而德国人好独处、喜冥想的特质则极大地促进了《德国民法典》虽精确却晦涩文风的形成。”[5]在历史上，法律的民族特质便很明显。法律所要做到的就是尊重民族的特质，依据民族的特质进行立法。

总结以上对法律与自然地理、法律与人文地理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地理法学的一般结论：法律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物，它要受各种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因各种地理因素而产生差异。此外，通过对地理因素与法律关系的考察，我们还应看到以下两点：其一，从古代到现在，自然地理因素对法律的影响越来越小，而人文地理因素对法律的影响已经占据主导；其二，在历史上各国法律曾因地理因素的差异而风格迥异，而现在各国人文地理因素的趋同使得各国法律相似性越来越明显。

三、地理法学对当代中国立法的影响

中国法的地理学视野也是非常开阔的，在此重点论述两个问题：法律移植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问题。

(一)法律移植问题

最初法律为一定区域的人所接受，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相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中。随着人们改造能力的提高，自然因素对人们的制约作用变小。而人们对于先进文化的接受，使得很多民族的人文地理中的一些因素趋于相同或相似。在这种背景下，法律移植从不行变为可行。我们在分析中国法律移植问题之前首先看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法律移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选择以大陆法系为模式创建自己的法律体系。最初，模仿法国法制定了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典等，史称“旧法典”。但是由于两国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政治状况、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别，“旧法典”在实施中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日本转而模仿与其政治状况相似的德国，成功地建立起了完整的“六法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在接受西方先进的器物、技术、经济方式、生活方式之后，便产生了新式法律的要求。如果时间足够长久的话，这种法律是可以在民族内部自发形成的。但现实是，我们的生活已经对这种法律提出了如此迫切的要求，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考虑那些现成的法律了。中国长达一百年的法律移植工程便一直是在这种要求下进行的。尽管中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很多方面都褪去传统的色彩而呈现着很多的西方色彩，但是不可否认中西民族特质的差异还依然存在着。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法律移植的经验教训，我们的法律移植需要坚持这样几点原则：第一，在进行法律移植前应充分考虑两国地理环境的异同；第二，在刑法、诉讼法、以及民商法领域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应该大胆移植；第三，涉及较强的伦理色彩的领域，法律的移植应该谨慎，不可追求一蹴而就；第四，法律移植的过程不仅仅是立法移植的过程，还是新的司法制度、法治理念建立的过程。

(二)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问题

少数民族特殊的习俗是由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多年来，少数民族群众的传统思想、价值观念、伦理观念、法观念等意识形态有所变化，但是封闭的自然环境依然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自然经济没有根本的变化，使传统农业社会得以延续的那些基础并未动摇，因此，传统的习惯法观念的深层结构还很坚固，各民族群众对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精神上、心理上、观念上仍具有强烈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有什么事仍然首先依据习惯法进行。“他们的习俗往往就是他们生活中的法律”。一有纠纷发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习惯法而不是国家制定颁布的成文法。

应当看到，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民间纠纷，稳定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加强民族团结。同时，一些习惯法也会对社会日趋一体化的法治进程产生一定程度的消解作用，对国家在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也同样会起到阻碍作用。因此，我们应从有利于国家法制统一，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出发，认真、慎重地对待和处理国家制定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关系。在处理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两者关系时，必须坚持以下原则：(1)国家法制统一，坚持国家制定法的权威和尊严，各民族地区和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国家宪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的根据，其他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只不过是宪法的具体化，其内容要严格地遵循宪法的精神和规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2)各民族享有保持或者改革其风俗习惯、习惯法的自由权利，这是宪法在民族问题上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权根据当地民族的特点结合法律原则制定变通或补充规定。如内蒙古、新疆、西藏等自治区以及一些自治州、自治县制定了婚姻家庭、选举、义务教育、计划生育方面等变通补充规定。这些民族自治变通立法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更应该注意的是，国家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必须汲取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合理部分内容，考虑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使国家制定法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民族社会的实际相契合，否则形式的法律与实际的生活产生距离，国家立法的目的终亦无法实现。(3)在司法执法实践中，特别是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要把国家制定法同少数民族习惯法综合起来考虑，适当参照少数民族习惯法。

篇8

一、思想政治应用意识

所谓的思想政治应用意识，其实质就是通过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暗示和心理倾向，运用政治的眼光通过政治的角度进而对所观察的事物有全新的理解和解释。不仅要运用思想政治的角度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还要利用思想政治的知识去思考问题，探索创新。目前，我国思想政治应用意识还处在发展完善阶段，并未发挥出思想政治应用意识的真正价值，致使思想政治应用意识没有广泛的应用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导致学生无法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因此，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应用意识的培养放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首位。将思想政治与生活实际相结合，让学生亲身体验到思想政治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要用思想政治的眼光看待问题，进而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养。

二、教师应遵循的思想政治应用意识培养准则

为了更好的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应用意识，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激发起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积极性，就应注重发挥教师引导的作用。加强教师引导思想政治应用意识的教育工作，进而才能有效地唤起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积极性。因此，教师就应遵循以下准则：第一，在思想政治应用意识培养中要遵守难易适中的准则，不仅要考虑学生整体的素质差异还要考虑学生个体接受能力差异，合理的布置思想政治教学课堂和教学方案。第二，在考虑学生自身情况和实际水平的同时，对思想政治应用意识引导教育要遵守由浅入深的准则，不仅要帮助学生克服学习思想政治中的困难，还要以鼓励、激励等积极方式引导学生学习，避免造成学生出现畏学不自信等消极现象发生。第三，教师在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应用意识的过程中，要确保制定的方案具有可行性。并且，要符合学生的书本知识和思想政治学习范畴，不能进行盲目的更改和加深。教师应积极构建愉快、宽松、自由的思想政治课堂，减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压力和心理负担。

三、思想政治应用意识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有机结合的根本途径

（一）思想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相结合

要注重思想政治概念和实际生活的有机结合，促使学生亲身感受到思想政治知识离生活很近，就在生活当中。思想政治知识的学习通常具有抽象性和多样性，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困难，进而削弱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积极性。因此，在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应用意识的同时将概念转化为简单的实例，引导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进而教师要加强教学过程中的引导工作，重点从教材的应用因素着手，结合具体生活实例进行有意识的开发和挖掘学生思想政治意识潜能。只有如此，才能够有效的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带动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和优秀的学习习惯。所以，思想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是有效提高思想政治教学的关键。

（二）加强教师职业素质

为了促使思想政治应用意识可以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有机结合，首要就要提高教师的职业素质，改变传统落后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和知识的引导者。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应用意识和思想政治素养，教师就应充分发挥出促进作用，唤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发散学生的思想政治思维，进而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与分析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和知识水平。因此，教师不但要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应用意识、拓宽知识层面、提高专业水平、完善自身素质，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搜集具有价值的思想政治小故事，从而让学生理解思想政治知识和生活实际是密不可分的，加强学生对思想政治应用的认识。

（三）将思想政治主观题与应用意识相结合

主观题的趣味性较强，不仅可以激发起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兴趣和欲望，还能在主观题的学习中较好的培养起学生的思想政治应用意识。因此，将思想政治主观题与思想政治应用意识有机的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学生透过思想政治的眼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进而激发起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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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 孟德斯鸠认为,民法是调整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是一个与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政治法相对应的法律部门;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民法,必须与其政治制度、自然条件、生活方式、人口、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相适应;民法的根本任务在于维护人们的财产和自由,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理念的实现。

    孟德斯鸠是18世纪法国着名的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之一。孟德斯鸠于1734年发表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凝结了其一生的心血,是历史上少有的一部长篇法学巨着,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自此,对孟德斯鸠在该书中所阐述的法律思想的研究,成为法学学者们的重要任务。本文试图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阐述的民法思想略加论述。

    一 公民关系:民法调整之对象

    对于法律的含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的开头就提出关于法的一般性定义:“从最大限度的广义上说,法是源于客观事物性质的必然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推断,所有的存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先知圣人们’有着他们的法;兽类也有自己的法;人类拥有他们的法。”[1]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各种各样的法律的支配。他将法律分为三类:自然法、神为法和人为法。自然法是永恒的公道关系,是先于各种人为法而存在的规律。

    在人类规律创设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自然法就是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所接受并遵循的一种规律。自然法不是渊源于人类的理性,而是渊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自然法的原则有四条,即和平、寻求食物、相互爱慕和希望过社会生活的原则。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的生活和幸福是没有保障的,这种状况使建立社会成为必要。神为法是宗教方面的法律,具体来说就是宗教教义和寺院法规。人为法是人制定的法律,是为了摆脱战争的状态,用于调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因为“人类一旦置身于社会,软弱的情感便荡然无存;原本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平等也随之消失,于是战争状态便开始了。这种战争状态促使人们之间建立法律”[2]。人为法包括国际公法、政治法、民法等。国际公法用于协调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孟德斯鸠认为:“我们如此巨大的地球上的居民中必然有着不同民族。这个星球上的居民之中也有着法律,这就是国际公法。”[1]10政治法是协调国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的法律,以国家利益的保全为目的。民法是协调国家一切公民间关系的法律,孟德斯鸠认为:“所有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中也有法律,这便是民法。”[1]10可见,在孟德斯鸠看来,民法调整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当然,孟德斯鸠所说的公民与当代宪法上所说的公民的含义是不同的。孟德斯鸠所说的公民,强调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这可以从其关于政治法的论述中推断出来,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的法律是政治法”;此外,从其关于国际法的论述中也可以验证本文的这一论断,即“人类受各种各样的法律支配,……有国际法,也可以把这一法律看做是世界民事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国家就是一个公民”[1]555。而当代宪法所说的公民,则是相对国家来说的,是一个与国家相对应的范畴。所以,我们可以将孟德斯鸠所说的公民翻译为当代民法的语言———私人。民法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而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广泛的,其中主要有土地所有权关系、商业贸易关系、婚姻家庭关系、继承关系、契约关系等。

    对于民法与政治法的关系,孟德斯鸠认为,民法的主旨在于使人类获得财产,政治法的主旨在于使人类获得公民自由。他认为:“人类放弃了他们天赋的独立权而要生活在政治性法律之下,那么人类也就放弃了天赋的财产共享而要生活在民法的约束之下。政治性法律使人类获得了自由,而民事法律使人类获得了所有权。……自由的法律仅仅是国家实施统治的法律,因此凡是应该用有关所有权的法律裁决的东西均不能用自由的法律来裁决”。[1]570孟德斯鸠非常强调对公民利益的保护,他认为,当“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时,公共利益决不能通过政治的法律和规定来剥夺私人的利益,或者是削减最微小一部分的私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应严格地遵循民事法,而民事法就是所有权的保护神。当公家需要某一个人的财产时,决不能利用政治法行事,而使用民法则能获得成功。在民法那母亲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都被认做是国家本身,公共的利益永远是每个公民永恒不变所享的民法所赋予的所有权”[1]571-572。

    二 本国国情:民法制定之依据

    民法作为人为法的组成部分,是人们制定的,但人们在制定法律时,不是任意的,而是应以国情为依据,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写道:“一般意义上说,作为支配地球上所有人民的法律是人类的伦理所在;每个国家的政治法和民事法应该是在特殊情况下而适当地运用这一人类的伦理”,“这些法律是为某国人民而制定的,所以理应十分贴切地适合于该国民众;如果这些法律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那只是极其偶然的事”,“法律必须同业已建立或将要建立的政体的性质及原则相吻合;无论这些法律是为其构成政体而制定的政治法,还是为了维护其政体而制定的民事法”[1]11。按照孟德斯鸠的理解,本国的国情包括政治制度、国家的地理条件、居民的生活方式、人口、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等。他认为:“法律应该与国家的自然状态产生联系;与气候的冷、热、温和宜人相关;与土壤的品质、位置和面积有关;与诸如农夫、猎人或者牧民等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法律必须与政体所能承受的自由度相适应;还要与居民的宗教、性僻、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以及言谈举止发生关系。最终,法律条款之间也有内在的关系,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渊源所在,其中包含立法者的主旨以及制定法律所产生的基础性秩序的关联。应该通过这些所有的观点仔细考察法律。这些关系和观点的综合便构成了所谓‘法的精神’。”[1]12

    孟德斯鸠首先考察了政治制度与民法的关系,他将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他认为:“共和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体制;君主政体意味着只有一个人统治国家,只不过遵循业已建立和确定的法律;至于专制政体非但毫无法律与规章,而且由独自一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以及变化无常的情绪领导国家的一切。”[1]13可见,在孟德斯鸠看来,民法与政治制度是有密切关系的,不同的政治制度,民法存在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在专制政体的体制下,是很少有民事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因为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君主,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规。因为君主有继承一切财产的权利,所以也没有关于遗产的民事法规。有些专制国家的君主垄断贸易,这就使所有的商务法规形同虚设。在这些国家里,人们通常与女奴通婚,所以几乎没有关于奁产或妻子利益的有关民事法规。……所以当旅行家向我们描述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时,极少谈及民法”[1]87。君主政体虽然是由一个人统治国家,但必须遵循业已建立和确定的法律,故君主政体的法律则比专制政体的法律要复杂得多,“因此,在我们这样的欧洲国家里,财产所有权分为:夫妻双方的‘私有财产’、‘共有财产’或‘继承取得的财产’……每一种财产归属关系都设有相应的特殊法规,财产的归属都必须遵循这些法规”[1]86。共和政体就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平等。因此,在共和政体下,包括民法在内的所有法律的第一要务是维护平等,所以,在共和政体的体制下,民法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如果要维护平等的话,对于妇女的嫁妆,对于赠与、继承、遗嘱,总之,包括所有契约的方式都应该制定其规章。”[1]53。

    此外,孟德斯鸠还考察了人们的谋生方式与民法的关系。他认为,法律与个民族的谋生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从事商务和航海的民族比一个仅限于耕种土地的民族需要更广泛的法律知识。从事农业的民族比那些以放牧为生的民族需要更多的法律知识。从事放牧的民族要比狩猎为生的民族需要的法律知识要多得多”[1]325。孟德斯鸠同时认为,一个民族民事法规的多少与该民族的土地分配情况有密切关系,“非务农民族之间由于居住在没有明确界限的土地上,所以大量的问题要按照国际法处理,而很少用民法处理。主要由于土地的分配,使民法的内容增加。在那些不实行土地分配的民族,民事法规很少”[1]327。孟德斯鸠还认为,耕种土地需要使用货币,而使用货币则需要民法,当“一个民族不懂得使用货币时,就几乎只知道暴力引起的不公平,于是懦弱的人们联合起来反抗。这种民族几乎只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解决纠纷,但是,在使用了货币的民族,就会出现因狡诈引起的不公平,人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法造成这些不公平,因此就不能没有好的民法”[1]329。孟德斯鸠认为,气候与民法也有较密切的关系,“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人们有不同的需要,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各种类型的法律”[1]274,而“当某种气候的自然力量违背了两性的自然规律和人的智力规律的时候,立法者就要制定民法去战胜气候的这种属性,恢复固有的规律”[1]309。

    孟德斯鸠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辟专章用较多的篇幅来论述法律的制定方式和技术问题。这些论述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民法而言,但对民事法的制定来说,无疑是适用的。孟德斯鸠首先指出,“立法者的精神应该是适中稳重”[1]667,立法者应该关注立法的技术问题,“那些有足够的天赋给自己的民族或给另一个民族制定法律的人,必须对这些法律的形成方式给以一定的关注”[1]667。孟德斯鸠认为:“法律的文体应该是简明的,《十二铜表法》是精确严谨的样板,孩子们都能把它铭记背诵,可是,查士丁尼的《新法》则非常繁冗拗口,所以必须加以删节。”[1]677要做到法律文体的精简,首先要求立法者具有全面的眼光,能概括任何事物而不拘泥于事物的细节,不要事事立法;其次是当不必要时,最好不要用例外、限制条件和修饰词句,“因为有了这样的细节就要有新的细节”[1]679。法律是要大家遵守的,不是一种逻辑艺术,所以法律不应该是深奥的,“因为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制定。它不应该是一种逻辑艺术,而应该是一位家庭父亲的简单推理”[1]679。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孟德斯鸠认为,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就不要改变法律。如果毫无必要地废除业已存在的法律,就会使人民陷于因这些法律的改变而导致的混乱之中,有损法律的尊严。

    三 平等、自由:民法之理念

篇10

关键词：思想政治；思维创新；理念

在新时期的发展进程中，要想将我国的社会发展得更加兴旺发达，这与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用创新的思维加强对新时期下我国思想政治方面工作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首要前提条件。因此，本文重点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详细并且深入的研究，各个行业中要想搞好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就要对思维理念进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建设起我国今后的道路。政工干部要想有所作为，就要在社会上得到进一步的认可，令创新意识深深扎根在政工干部的头脑中，令自身得到不断的进步。

1 推进与党的执政理念相适应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时展的进程中，要想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在思维理念方面的创新，首要前提就是要认识到我党在当前一段时期的工作中所坚持的执政理念以及指导思想，并且与时代的发展脚步相一致，这样才能满足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在具体的工作中，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环节进行分析。

首先，建立起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求解放思想，并且实事求是，因此，思维方面的创新就要从这方面入手，从实际情况出发，而部分政工干部从理念与原则出发的做法明显是错误的，沿用传统的工作模式实际上也是错误的做法，实现思维创新就要摒弃先前工作中错误的做法，真正的将业务工作落实到实际，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或是头脑中。上述的要求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是以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的，要不断探索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加以解决，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养成反思的习惯，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判断思想政治工作是否获取成效，判断的依据是思想方面的转变以及在觉悟方面的提高，但是更重要的依据是是否获得了更加显著的工作业绩。

其次，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在理念上的创新应该与市场经济的理念相适应，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增长。但是人们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权衡却发生着明显的转变。虽然个人利益的转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一味的追求个人利益却忽视了集体的作用，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中是无法得以永续发展的。因此既要对个体的积极性加以充分的带动，同时也要有所控制，对于价值取向方面加以适当的引导，这样才能满足激烈的市场竞争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究竟以什么为导向，是否需要变革，就应该引起政工干部的反思。在新时期的发展前提下，继续坚持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导向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应该将当前社会的价值导向定义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影响到他们利益的获取，这样才是正当的行为。在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思维的改革需要充分考虑到当下社会大众普遍所拥有的道德水准，因为像雷锋、郭明义等先进人物的无私奉献精神目前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他们必须要拥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则是当前大众的价值准则，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那么这就需要在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将先进性与广泛性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更加长远的发展下去。

第三，在新时期的发展前提下，我国大力推进了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落实。实际上，科学发展观的实现与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密切的联系，要求在具体的工作任务中，更加与现实相契合，与群众的生活更加贴近，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所面对的对象上发生转变。重视起群众的中心理基础，并且根据不同对象的个性采取不同的手段展开具体的工作任务。过去，政工人员可能更加注重理论方面的说教，但是在现代化的工作中，则应该偏向于从人文关怀方面入手，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这样才能将群众的积极性充分的调动起来，从而实现更好的发展。总而言之，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悬空状态回到现实中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开展工作。

2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思维创新要突破思维定势

在实际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实际情况，找准群众思想变化的特点，坚持用灵活、有度的方法，最终实现预先制定的目标和群众目标的有机统一。只有不断克服传统既有经验的束缚，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势，更好地服务社会。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点做法。

一是要突破过分强调原有的标准和规定的思维定势。要将市场经济的优良成分和内容注入到思想政治工作中，使思想政治工作符合当前的实际，收到应有的效果。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主体，党员干部必须要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及时更新和充实思想政治工作新内容，不断创新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要突破认为所有工作都可以在思想政治工作下得到解决的思维定势。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看得过高，认为“工作没做好，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没做好”，把思想政治工作看成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工作。要随时随地地检查和审视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上与时代不合拍的问题，及时进行改进和纠正。

三是要突破为简单追形势而采取大改、特改的思维定势。市场经济对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积极的态度来应对市场的变化，尽可能减少市场对当前形势产生的消极影响。要把群众的利益和社会的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引导群众正确对待个人利益与社会之间的一些矛盾；要把群众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与具体目标结合起来。通过构建和谐的社会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四是要突破对群众思想的变化，采取禁止、隔绝等单一方法应对的思维定势。受社会发展变化因素的影响，当群众思想向社会意愿相反方向发展时，要坚持以思想疏导、正面教育为主，辅之以必要的纪律约束。要尊重群众的个性特点，具体到每一个人，一定要从群众的觉悟程度高低不一、个人志趣各不相同、接受教育起点参差不齐的实际出发，针对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实施分层次教育和引导。

结束语

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观念要坚持辩证思维，批判地继承传统观念，科学地借鉴和吸收外来观念，推陈出新，融会贯通；要站在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吸收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研究思考现实社会的最新问题；要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树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不断强化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观念，自觉确立未雨绸缪，把工作做在前面的超前意识，努力形成效益观念、利益观念，公开平等民主观念等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观念。希望在本文的论述下，能够对今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产生一定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于敬岩.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J].中国市场，2016（21）.

[2]栗秀林.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J].赤子（上中旬），2014（23）.

[3]李景光.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校思想政治工作[J].中外企业家，201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