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判决书十篇

行政判决书篇1

    关键词：行政判决；制度；立法完善；合法性审查；证据；判决理由

    行政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审理终结后就实体问题做出的书面处理决定，行政判决书样式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重要规范性文件。由于多种原因，原先相互适应、配套的“行政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文书样式”之间发生了诸多矛盾和不协调现象。同时，现在行政诉讼中由于借鉴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对行政判决书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从行政判决书改革的角度，结合存在的问题，围绕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这一中心，提出了重构行政判决书结构样式、完善判决书立法内容的建议。

    一、制度和法律层面的缺陷

    （一）诉讼法中有关行政判决书的规范既不直接、也不完整

    相比较而言，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判决书的规范就比较具体。特别是民事诉讼法第138条专门对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结构层次和制作要求做出指导性规定。而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行政判决书的规范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的规范相比，呈现出严重的失衡。行政诉讼法中第58条提到“判决书”三个字，其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上诉事项，而非为了规范判决书的内容与结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几处提到了“行政判决书”（如第83条、第85条），旨在说明行政判决书的效力，并且是同“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赔偿调解书”捆绑在一起的规范，并非对行政判决书内容和制作要求的规范。诉讼法的立法缺失，使行政判决书缺乏指导性的法律依据，难以从根本上保证判决书的证明力和公信度，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最终体现。

    （二）行政判决书样式和行政判决书制作层面的缺陷

    诉讼法中行政判决书必要规范的缺失，固然给最高人民法院规范判决书样式以极大的灵活性，但是同时也意味着行政判决书的功能与价值的实现没有诉讼法的保障，随之出现的行政判决书样式简单化、笼统性就难以从根本上避免。从现行的行政判决书样式中可清楚地反映出来上述问题。例如诉辩意见中先写“被诉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关内容的问题；例如不反映“举证、质证、认证”内容和程序特征的问题等等。这种仅仅体现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判决书样式，已经与现在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不相适应，也与《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相脱节，例如后者第35条第1款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相应地要求判决书应该写写明举证、质证和认证情况，而行政判决书样式中并没有规范，急需进行调整和改革。

    （三）改革重在制度重构和立法完善

    从现在判决书改革的整体趋势来看，刑事判决书已经先行一步，在1999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文书样本》；民事判决书正在很多地方法院进行改革试验。从实际效果看，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判决书做出了指导性的规定，赋予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和制作要求同诉讼程序一样的法律效力，无疑促进了民事判决书样式的规范程度和法官对制作民事判决书的重视程度。

    行政判决书的改革虽已在不少地方进行，但是尚没有形成较一致的意见；而且一些法院的改革措施与法律规定并不十分衔接，特别是在如何反映行政诉讼特征、如何适应新的诉讼模式上存在诸多问题、诸多困惑。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恐怕都与诉讼法规范中没有对行政判决书进行必要规范有着渊源关系。理性地分析，行政判决书改革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制度和法律层面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发挥行政判决书价值的根本问题。

    二、改革的重要原则与立法价值

    （一）遵循判决书的固有规律，反映判决书的共性特征

    虽然现在三大诉讼模式各有特色，但是都在不同程度地体现当事人主义的特征。行政判决书作为判决书（刑事、民事和行政判决书）的一个分类，应该反映三大诉讼法的共有规律，体现判决书的共同属性，遵循判决书的固有规律。从应然角度讲，行政判决书改革当然应该同刑事、民事判决书一样，体现诉讼模式的新特征；应当反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精神。

    以证据的规范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规定判决书应该写明“经庭审查明的事实”、“经举证、质证定案的证据及其来源”，明确应该“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证据进行分析认证”。北京、上海、深圳、河南等许多省市地方法院相继进行的民事裁判文书改革实践可资参酌，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7月1日试行的《关于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规范意见（试行）》要求在民事判决书中，要“使法庭举证、质证、认证的情况，以及由证据推演出事实的认识过程，在法律文书中全面显示出来”，对于行政判决书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对于属于判决书改革的共性内容，可以非常经济地借鉴刑事判决书和民事判决书的已有成功经验，既节约改革资源，降低改革成本，也反映了判决书之间的共性特征和规律性。

    （二）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重点突出行政案件的特殊性

    在尊重判决书改革共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行政判决书又有着自己的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同样应该在改革中予以体现。否则，行政判决书的改革就失去了自身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对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律精神的体现。

    就行政诉讼案件来说，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第一，被告的特定性，第二，审查对象的特定性，第三，举证责任的限制性，第四，庭审内容范围的确定性等等。这些特殊性决定着行政判决书在反映内容上与刑事、民事判决书质的不同。虽然都需要体现各方争议的内容和程序特征，但是体现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各异，这种“不同”决定了行政判决书的改革不能完全照搬另外两种判决书，而应该体现自己的特色。

    行政判决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就是要体现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具体讲，要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为中心，重新审视行政判决书的改革导向。改革的重点主要在诉辩意见、证据、法律事实和判决理由中，应该针对使用对象和范围设计好相应的内容、结构和具体制作要求。

    （三）立法层面的改革价值

    无论是行政判决书的共性特征，还是个性特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文书样式》反映出来是必然的。但是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判决书的规范内容，如何使三大诉讼法在这一问题上保持必要的一致和平衡，是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应考虑的因素。从理念上讲，行政判决书与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中在相关诉讼法中应该受到“平等对待”的观点应该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依据。如果这一观点成立，诉讼法将来修改时就应该考量和体现判决书的共性元素，以此来合法和有效地监督、提高判决书的质量，在立法层面上体现判决书的法律价值。

    当然，从法律的稳定性和特殊性出发，诉讼法在规范行政判决书相关内容时不能过于具体，也不能忽视行政诉讼特殊性的体现。至于具体的规范，是判决书样式需要解决的重点。具体说，诸如如何科学合理地设计行政判决书的内容和结构，如何在判决书中反映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如何规范行政判决理由的中心与重点等方面都是立法时需要考虑的。否则，只是依样画葫芦，行政判决书的改革会与刑事或民事判决书雷同，反而无法体现改革的价值。

    三、改革和完善行政判决书的立法建议

    （一）对行政判决书诉讼法依据的立法完善

    建议参考民事诉讼法第138条，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增加对行政判决书的规范条款，以统一行政判决书的制作内容和结构框架，指导最高法院规范判决书样式、指导法官制作判决书。并通过这种法律保障机制，逐步改变人们制作行政判决书的传统观念。可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在行政诉讼法中将行政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进行如下表述：

    “判决书应当写明：1、诉辩意见和争议焦点。2、法院认证的内容和确认的事实。3、判决理由。4、判决结果。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这样规定可以明确先写“证据”后写“事实”的层次；突出行政争议焦点；体现诉讼模式的特征。

    （二）对行政判决书结构的规范与重构

    制定行政判决书样式的主体一般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定位上，行政判决书样式应是对行政诉讼法上述规范的细化。基于上文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在修改行政判决书样式时，应该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意见保持一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1、“诉辩意见和争议焦点”应依次写明：（1）原告诉称；被告辩称。（2）举证、质证情况。（3）争议焦点。

    其中，“举证、质证情况”的具体内容依次是：被告举证，原告质证；原告举证，被告质证。之所以先安排“被告举证”，正是反映了行政案件的特殊性。

    2、“法院认证的证据和确认的事实”应依次写明：（1）法院认证的证据。（2）法院确认的事实。

    这样的安排符合诉讼模式的要求，是三大诉讼模式下判决书共性特征的体现，同时也符合判决本身的内在逻辑性。

    3、“判决理由”具体包括：（1）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意见。（2）评析各方意见。（3）判决所依据的法律。

    需要说明一点，上述改革意见中删去了92行政判决书样式中诉辩意见前面“被告所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因为传统样式中的这一内容位于“诉辩意见”之前，难免“先有结果、后有原因”之嫌；加之这一内容在“经审理查明”中会有相应的表述，在前面规定反而会造成重复，因此现在无论是实体部门还是学界多认为应当删除。

    （三）完善判决书的具体制作要求

    判决书样式的规范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样式本身，一是样式说明。判决书的制作要求在这两部分都有体现，样式中可用括号对相关内容做出重要的提示，“说明”中则是针对整个判决书“制作要求”进行具体阐释。“制作要求”中同样应该按照行政判决书的改革精神进行规范，重点写明如何围绕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去体现行政诉讼的特色。因此诸如证据、理由、诉讼程序等方面内容均需要通过样式“说明”进行详尽规范，使判决书制作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行政判决书篇2

行政判决书是行政诉讼审判中法院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展示公正司法形象和法律正义的重要载体。本文针对现行行政判决书中存在的主要弊端，结合行政判决书制作的基本原则，从内容、体制和形式等几个方面，较系统地阐述了行政判决书创新与完善的具体措施，突出了理论推理的重要性和改善措施。

行政判决书是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终结时就案件实体问题的处理所制作的最终决定法律文书。它是行政诉讼案件所有程序、实体和适用法律的最终的集中体现，是衡量案件质量、法官业务素质的主要评判依据之一，是法院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展示公正司法形象和法律正义的重要载体。

我国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行政判决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行政诉讼法实施后、1992年最高法院文书样式（以下简称“1992年样式”）和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后重新制作的样式（以下简称“最新样式”）。1992年样式及之前的行政判决书样式实已废弃，经过改革和探索，现在适用的最新样式已较规范和标准，制作水平有所提高，但仍存在很多弊病。现笔者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践，对我国现存的行政判决书的模式，刍议几点粗浅认识。

一、现行行政判决书存在的主要弊端

与普通法国家或港、澳、台地区等行政判决书相比较，我们现适用的最新样式虽有简明扼要等特点，却仍有不能体现完善的法律程序，理论推定说服力不强，公开透明度不高等体例、内容上的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行政判决书内容上不完整，体例不规范，不能真正体现文书的法律价值。

1、未能完整体现诉讼的全过程。对于向社会公布案件的所有程序和实体的表现形式，应完整地记载和反映诉讼全过程，如举证、证据交换、送达等时间不表述，超审限事由不明、财产保全、先予执行情况不作交待等，影响了案件诉讼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2、对行政机关是否享有行政管理职权的审查、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遵循哪些程序和适用哪些法律的审查在查明事实部分得不到完整反映。

3、对事实认定中证据瑕疵尚缺少必要的分析认定。证据有瑕疵，某些时候也可作为定案根据，但对其缺乏分析取舍，证据与客观事实的联系亦缺乏严密逻辑判断推理。特别是对间接证据定案的，没有对间接证据间关系、证据缝合是否严密等问题进行论述。

4、说理部分过于僵化。大多套用一些法律术语和习惯用语，缺乏个案的针对性，不能反映法官的法理和文字功底，判决反映的理论性、专业性不强。

5、适用法律过于概括。一般只引用法律条文，不阐明适用法律的道理，缺乏法官适用法律依据的法理分析。

6、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讨论记录对当事人保密，缺乏透明度，严重影响了行政判决书的公正和权威性。

7、判决书尾部缺乏当事人救济权行使的说明。

（二）表述形式上的缺陷。

1、整个判决书外观形式上过于单调，与一般打印材料无异，给人有法院判决也就“一张纸”的感觉，突出不了法律的权威性。

2、判决书字体不统一，标点符号使用不精确，数字用法欠规范。

（三）行政判决书制作效率不高。

法官作风拖沓，文书制作不及时，因此经常导致当事人的矛盾激化。

二、行政判决书的制作应遵循的原则

行政判决书的制作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公正原则。司法公正是审判工作的生命和灵魂，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而“裁判文书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1）司法公正包含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一份优秀的行政判决书应始终围绕着这两个公正来体现法律的正义价值。

（二）公开原则。即判决书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这是行政判决书改革完善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现行行政判决书存在的缺陷，即说明其尚不能完全体现这一原则，如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分歧意见对当事人保密，明显缺乏审判的透明度，违背了公开原则的本意。“审判公开，只能做到裁判理由公开才是最终的，实质性的。能够把裁判理由阐述清楚，也是不容易做到的。长期以来，我们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说服力不强。这样，裁判文书即使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没有错误，有时也不能说服当事人，往往造成一些当事人缠讼，未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也使一些法官撰写裁判文书的业务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2）

（三）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依法制作原则，制作行政判决书，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要求；其二，合法性审查原则，即行政判决书的制作围绕整个行政审判活动所突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来进行。

（四）说理原则。行政判决的理由是行政判决书的灵魂，是将事实与判决主文有机联系的桥梁，是反映法官职业素质的重要窗口。判决通俗易懂，推理严谨， 剖析隐微，说理透彻，使人无从怀疑其公正性与合法性，从而心悦诚服，这应是一份优秀行政判决书的至高境界。

（五）针对性原则。行政判决应侧重于各方的争议焦点，侧重于个案的实际情况，使判决有的放矢。

（六）效率原则。“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司法理念的主题与灵魂。行政判决书将行政诉讼全过程全面地展示给公众。则如何体现效率原则也是十分突出的问题。

三、 行政判决书创新与完善的具体措施

行政判决书中存在的问题，对行政审判工作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妨碍了法院“公正与效率”为主题的审判方式改革的进程。故行政判决书的不断创新与完善乃必然趋势。现结合行政判决书制作的基本原则，从内容、体制和形式等方面，侧重于一审行政判决书的创新与完善拟提几点建议，供商榷参考。

（一）行政判决书内容和体制上的改革与创新。

1、首部：

最新样式已较1992年样式有较大突破，其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当事人出庭情况，起诉、受理及开庭时间列入判决书中，但仍不能反映所有诉讼活动和程序的内容。应作出如下修改：

（1）人栏，增设权限的说明；

（2）只注明起诉、受理时间，而未注明送达诉状副本、通知答辩时间，显然难以体现判决公正性和透明度，应在“X年X月X日受理后”增加“X年X月X日向被告X送达起诉状副本，并通知其十日内向本院提举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或根据具体案情拟定通知举证情况）。”

（3）依照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增加通知举证、当事人举证及证据交换时间。前面已提及通知举证在送达诉状副本时一并作出，则在“依法组成合议庭”后增加“X年X月X日，被告向本院提举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X年X月X日，原告向本院提举了证明被告违法的证据，X年X月X日，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在诉被告行政赔偿案件中，应在被告举证前添加“X年X月X日，原告提举了因被告行政行为而造成损害的证据。”

（4）在“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后增设“X年X月X日，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评议”。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再增加“X年X月X日，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5）另超审限的要注明超审限事由。先予执行和财产保全的，也要说明清楚。

（6）充实“原告诉称”内容。原告因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诉之法院，但很多原告文化素养不高，起诉状表达不完整等情况存在，现判决书多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简单归纳概括，极易给原告造成法官偏袒被告行政机关的印象。故在表述原告请求时要完整地指出其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

（7）将证据提交情况纳入正文部分，确保当事人陈述和举证、质证、认证、事实认定分别各自连成一体，形成连贯性。

2、正文：

正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事实推定、理论推定和判决主文。由事实认定到理论推断、分析，从而衍生出判决结果。

（1）事实推定。事实推定主要是根据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的举证、质证和认证来表述的。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其一，归纳争议焦点。其是有当事人诉辩主张和举证的衔接作用，这也是行政判决书制作的针对性原则所要求的。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归纳出争议焦点。同样，双方的举证也紧紧围绕争议焦点而展开，故将最新样式中归纳争议焦点部分，从事实推定尾部移到当事人举证之前，对整个事实推定部分起到引导作用。美国法院的行政判决，如著名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就泰国菠萝罐制工业有限公司等诉美国反倾销行政复审终裁决定案的判决书（3），即采取了这种方式。

其二，先由各方当事人举证，再笼统地将质证、认证融为一体，显然缺乏连贯性。故对该部分的表述，可就每一系列关联的证据由一方当事人举证，他方质证，法院认证，具体设定为“被告X在答辩中提举了以下主要证据”，对每同类型证据归纳出证明目的，“对此，原告提出质异，认为……，被告对原告质异予以辩驳，认为……，合议庭认为……。”然后，再由他方当事人举证，如此举证、质证、认证一气呵成，更清楚地体现了证据规则的要求。在其中的合议庭认证部分，对证据瑕疵也要作出分析认定，并确定瑕疵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分析说明。另外，在认证过程中，当庭认证的应记录在合议庭笔录之中，并允许当事人查阅，确保认证的公开、透明度。

其三，“本院根据采信的证据，确认以下案件事实”，是最新样式中认定案件事实的开头，但却对事实有主观臆断的之嫌，可将该部分更改为“上述经认定的证据，证明了以下案件事实”。认定事实过程中，首先要注明清楚对行政机关职权的审查结果，即对行政机关是否有管理职权进行审查。对事实的叙述，也不能过于简略，应结合相关确认的证据来进行。另外，为被诉行政行为所认定，而合议庭因证据等问题不能认定的也应阐明理由。

（2）理论推定。即“本院认为”部分，该部分是行政判决书的重点内容，与审查认证及判决结果呼应，是由事实到判决主文的纽带。理论推定要符合“七性”，即法律性、针对性、透彻性、确认性、逻辑性、规范性和全面性。（4）此前，因受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不得造法的禁锢，法官主观能动性受到抑制，法院的行政判决书的理论推定的透彻性、逻辑性和全面性等几个方面尚存有很大缺憾。如何克服行政判决书理论推定的弊端与缺憾，使行政判决不断创新与完善，是写好行政判决书的关键部分，也是难点所在。笔者建议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加强法官的政治、法律、文学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一名优秀的法官，必能洞察案件秋毫，公开评断是非。行政判决书不仅包括法律的内容，还有可能涉及到文学、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和知识，只有具备各方面的基础知识，并善于把握案件的整个脉胳，法官才有可能制作出优秀判决书。否则，涉及到判案法官无法认知的方面，难以判明，更无从制作出好的判决书。法官素养是行政判决书的人的因素，也是优秀行政判决书必备的外部条件。

其二，破除固定化三段论式的论述。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判决内容具体、推理严谨，法官大量运用判例等说明认识过程和判决的合法性，由一具体案件的审判，阐述、归纳出一项具普通性指导意义的法的规则。由于成文法制度的背景约束，我国法官主观能动性受到抑制，判决只能是对适用法律的被动分析，一般采取大前提、小前提到结论的三段论式的脉胳，说理简单、笼统。故建议对理论推定部分，以说理充分、透彻、表达清晰为侧重点，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使法官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促使法官能竭尽能事，制作优秀的判决文书，且其对推进法律的完善也是大有裨益的。

其三，增加逻辑推理的内容。直到现行的最新样式，我国历来行政判决书均在理论推定方面大多应用法律推理，论证以法律术语和习惯用语为主，而基本上没有逻辑推理的内容，没有对裁判结果的唯一性和必然性等进行逻辑分析和充分论证，造成说理不全面、不透彻，甚至给人一头雾水的感觉。

“逻辑推理指法官运用形式逻辑的相关法律，结合个案的事实进行演绎、归纳、类比等推理，从而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真实案情的结论。”（5）这一推理的运用就是我国与英美法系等国家行政判决书说理部分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行政判决书的理由部分因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的环节，只有几百字的法理说明，甚至仅几十字即可敲定全部内容，给人头重脚轻的感觉，而英美法国家的行政判决书融合了法律与逻辑推理的相关内容，给人“无可辩驳”的感觉，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当然讲求逻辑思维和推理，并非洋洋洒洒，将判决书写成议论文，而是要紧密结合案件的证据，“充分论证案情事实和运用法条的关联性，”（6）从而杜绝空洞的理论说教。

其四，增加法律、法规、规章等适用的解释、分析判断的内容。法律具有一定的确定和明确性，但正如美国波斯纳所说“法律的规则经常是含糊的，无底的，理由是临时的，有很多争论的。此外，不仅可以变更而且实际上也经常变更。”（7）法律概念、规则规定等具有模糊不清、含混歧义和笼统抽象等现象存在，这就赋予办案法官解释法律的责任。所谓解释法律，是指法官根据确认的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期间，而“法律概念或术语，法律规定或规则模糊不清，含混歧义和笼统抽象时，法官基于法律的逻辑分析，法律的历史考察，法律意图和目的的考量，法律价值的判断，以及社会习惯或惯例考察，社会利益或社会效用衡量，社会公共政策或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判断或选择等，对法律概念、术语以及法律规定或规则作出明确化、确定化或具体化的解释或推论，发掘其确切含义，消除其模糊、含混或疑义，从而获得判决的法律理由，建立裁判的大前提。”（8）通俗地说，就是阐明并确认所适用的法律。由于行政审判所涉及的法律适用较刑、民更加复杂，其不仅涉及法律、法规、规章的适用，还涉及各类效力不等的规范性文件参考运用和认定，且它们之间经常发生适用上的冲突，则对法律适用的解释，在行政判决书中尤为重要。

在具体操作中，应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1、适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应注明法律涵盖力有限情况下适用司法解释的必要性。基于司法解释公布范围尚不能与法律并论，且有的已超越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则需对具体司法解释的条文进行必要的诠释。2、对参照规章及以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应比对相应法律、法规等，并结合案件事实和合理性因素进行必要的评述，以确定是否作为依据使用。3、对法律概念进行解释，以推断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等。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寻衅滋事行为作出必要的处罚规定，但对寻衅滋事在行政处罚中却难以找到明确具体的定义，那么，在对该类案件进行判决时，法官可比照刑法中关于寻衅滋事的规定，结合学理上的解释对寻衅滋事进行解释，再据此对行政行为中的寻衅滋事定性的合法性进行比对判决。再如尚待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中许多概念，在法院适用时可先对其作出必要的解释，使行政相对人一目了然，增强法院判决的公信力。

其五，参考典型案例阐述理由。普通法系国家大多将判例法作为判决案件的主要参照依据之一，而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成文法典作为判决依据，这是二者的主要区别。在我国行政判决中，也难以找到判例作为参照依据的案件。现存的法律状况，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而一些法律法规尚停滞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状况中，还有一系列新型案件尚无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基于上述情况发生，创造性地审判新型案件，并适当适用最高法院公布的一系列典型案例作为依据，则是目前法律适用上的补充。最高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4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有关适用法律问题的典型案件，可作为各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阐述理由时参考适用判例提供了依据。

3、结尾：

（1）增加判决书签署人栏。判决书制作、审核、签发人，应在判决书中署名。

（2）增加说明当事人在案件生效后的救济时间和途径。

（3）注明判决的送达时间，明示行政判决书的制作、审核、签发、生效时间，并由送达人在送达给当事人的文书中签名，确保法官办案的公开、效率原则得以落实。

（二）行政判决书形式上的改革与创新。

判决书作为法律最直接的体现，除有公正、严明的内容，在社会生活中必要的形式要件也是体现法律权威性所必需要的。现有行政判决书形式上过于平溯，难以体现法律的严肃与权威性。笔者建议作以下完善措施：

1、增设判决书封面，上列“人民法院判决书”字样，中间印红色与金黄色相间的天平（胸徽）图样，下列判决书制作法院，简结明了地反映法院判决与一般文书的差别，突出法律的权威性。

2、统一行政判决书的字体，准确规范适用标点符号和数字，确保判决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因此而受到影响和怀疑。

3、增设行政判决书封底，并将上述的判决书生效和救济问题及送达时间在封底内而说明。

（三）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

1、杜绝行政判决书的打印和校对错误。行政判决书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最终决定文书，具有确定性和法律权威性的特点，其行文较其它文书更为严肃。其中出现校对和打印错误，将对判决书本身以及法院造成不良影响。所以要杜绝打印和校对错误，更不能加盖文书校对印章。

行政判决书篇3

关于行政审判法的制定经过、内容以及运用的实际情况，迄今为止我已经做过几次介绍。[⑥]在此，仅将1998年12月28日公布的、增加了改正内容的最新的行政审判法全部译出，作为资料刊载于此，并就其概要以及三次修改的内容作简单的介绍。

很难概括刚刚制定时的行政审判法的主要特色，但是要勉强列举的话，还是可以举出以下几点的：1、过去的诉愿委员会只不过是咨询机关，对国民权利利益的救济很不充分，所以法律将必定会设置于裁决机关中的行政审判委员会规定为议决机关，并要求裁决机关完全按照有民间人士参加的行政审判委员会做出的议决内容作出裁决（具体地讲，包括3类：即为了审理、议决中央行政机关所属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处分[⑦]而设置于各中央行政机关的中央行政机关行政审判委员会；为了审理、议决市、道所属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处分等而设置在各市、道的行政审判委员会；以及下述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2、对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各部长官=大臣）所作处分的审判，由属于国务总理的行政审判委员会（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议决；3、法律规定审判请求人有权取得作为被请求人的原行政机关的答辩书和证据材料、有权请求进行口头审理等，保障了请求人在程序上的权利。

之后，为了对实行10余年的过程中出现的运作上不完备的问题进行改善，韩国于1995年12月6日公布了修正后的法律，并于1996年4月1日起施行。

这一次法律修正的主要特色是：1、废止了中央行政机关行政审判委员会，将过去不服申诉由该委员会审理、议决变更为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议决；2、包括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在内，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中应有过半数的民间人士参加；3、过去，行政审判的审理是以书面审理主义为原则的，此次将其变更为口头审理主义和书面审理主义并用，而且，当事人申请口头审理的，原则上必须进行口头审理。

在经过此次修改之后，为了适应复杂、多样化的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提高行政审判委员会运作的效率性和专门性，韩国先后于1997年8月22日（同年10月1日起施行）和1998年12月28日（1999年3月28日起施行）公布了修改后的行政审判法。

1997年修改的主要内容是：1、增加了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中委员的法定人数（将法定人数由30人变更为35人以内，常任委员由1人变更为2人），2、改善了执行停止的做法（将执行停止的申请对象由裁决机关改为行政审判委员会），3、引进了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要求有关行政机关采取纠正措施的做法，即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认定作为行政处分根据的命令等由于在法令上没有根据等而存在显著不合理时，可以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对该命令等采取纠正措施，等等。

1998年法律修改的主要内容是：1、扩大了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第5条第5款），2、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法定人数（将委员人数由35人变更为50人），3，在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中设置了小委员会，预先研究委员长指定的请求审判的案件（第6条之2第8款），4、不公开行政审判中委员发言等（第26条之2），等等。特别是，在此之前，比如对各地方矫正机关下属的教导所、各出入境管理机关下属的派出机构、各地方检察机关所属的地方机关等第一次地方行政机关下属的特别地方行政机关做出的处分不服的，作为其最近的上级机关的各地方矫正机关、各出入境管理署、各地方检察厅等的第一次地方行政机关是其裁决机关，在各自的裁决机关之下分别设置行政审判委员会，但是，由于修改后的法律将裁决机关变更为中央行政机关（比如法务部）（第5条第5款），所以行政审判的审理和议决变为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负责（第6条之2），结果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就扩大了。这样的第一次地方行政机关据说约有100多个。此次的修改废止了这些行政审判委员会，改为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和议决，对此，有人说“这是与所谓的缩小政府组织、强化高效率的政府政策相适应的结果，在提高行政审判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方面也意味着极大的进步”，[⑧]但是由于前往汉城的不便，难免也会造成居住在地方的请求人对口头审理的请求敬而远之。

韩国行政审判法（1984年12月15日，法律第3755号）

修 改

1988年8月5日法律第4017号

1995年12月6日法律第5000号

1997年8月22日法律第5370号

1998年12月28日法律第5600号

第一章 总 则

（目的）

第1条 本法的目的是，通过行政审判程序，对于因行政机关的违法或者不当处分以及其他公权力的行使等所造成的对国民权利或者利益的侵害进行救济，同时以期实现行政的合理运作。

（定义）

第2条 本法所使用用语的定义如下所示。

（1）“处分”是指，行政机关所为的与具体事实有关的法律执行行为中，公权力的行使或者拒绝以及其他可视作该行为的行政作用。

（2）“不作为”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上负有义务对当事人的申请在相当的期间内为一定的处分，但是并未为之。

（3）“裁决”是指，对于行政审判的请求，第5条所规定的裁决机关依据行政审判委员会（包括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审理以及议决的内容作出的判断。

2、适用本法时，行政机关应当包括根据法令接受了行政权限的授权或者委托的行政机关、公共团体以及其他的机关或者私人。

（行政审判的对象）

第3条 对于行政机关的处分或者不作为，可以根据本法之规定请求进行行政审判，但其它法律中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对于总统的处分或者不作为，不可以根据本法请求行政审判，但其它法律中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行政审判的种类）

第4条 行政审判分为以下3类：

（1）撤销审判：请求撤销或者变更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处分的审判；

（2）无效等的确认审判：对于行政机关的处分有无效力或者可否存在请求予以确认的审判；

（3）义务履行审判：对于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的拒绝处分或者不作为，请求为一定行为的审判。

第2章 审判机关

（裁决机关）

第5条 对于行政机关的处分或者不作为，该行政机关最近的上级机关为裁决机关，但第2款至第5款规定的情形除外。

2、对于以下各项所规定的行政机关的处分以及不作为，由该行政机关担任裁决机关：

（1）国务总理、行政各部负责人以及总统直属机关的负责人；

（2）国会事务总长、法院行政处长、事务处长以及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

（3）其他无主管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机关。

3、对于特别市市长、广域市市长或者道知事（包括教育监，以下相同）的处分或者不作为，由各主管监督行政机关担任裁决机关。

4、对于特别市市长、广域市市长或者道知事下属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或者其管辖区域内的自治行政机关的处分或者不作为，分别由特别市市长、广域市市长或者道知事担任裁决机关。

5、对于根据政府组织法第3条或者其他法律的规定所设置的国家特别地方行政机关（总统令规定的中央行政机关下属的国家特别地方行政机关除外）的处分或者不作为，由该国家特别地方行政机关所属的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担任裁决机关。

（行政审判委员会）

第6条 为了审理和议决行政审判请求（以下称为“审判请求”），在各裁决机关（国务总理以及中央行政机关负责人担任裁决机关的除外）之下设置行政审判委员会。

2、行政审判委员会由15人以内的委员组成，其中含委员长1人。

3、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委员长由裁决机关担任，必要时可以由下属的公务员代行其职务。

4、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应当由该裁决机关在符合如下各项规定之一的人员或者下属的公务员中委托或者指名。

（1）有律师资格的人士；

（2）在高等教育法第2条第1项或者第3项规定的学校中担任或者曾经担任教授法律学等的副教授以上职务的人士；

（3）曾是行政机关4级以上公务员的人士或者其他有行政审判知识以及经验的人士。

5、行政审判委员会的会议由委员长以及委员长于每次会议召开时指定的6名委员组成，但是必须有4人以上是符合第4款各项规定之一的人士。

6、行政审判委员会进行议决应由第5款规定的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并由出席者过半数赞成方可作出。

7、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组织和运作、委员的任期和身份的保障以及其他必要的事项，由总统令予以规定。但是，第5条第2款第2项所规定的机关中，国会事务总长、法院行政处长、事务处长、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下设的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相关事宜分别由国会规则、大法院规则、规则、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规则予以规定。

（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

第6条之2 为了确保国务总理以及中央行政机关首长作为裁决机关审理以及议决审判请求，在国务总理的管辖之下设置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

2、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由50名以内的委员构成，其中委员长1人，委员中常任委员在2人之内。

3、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委员长由法制处处长担任，必要时可由其下属公务员代行其职务。

4、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常任委员作为特别职务国家公务员，由法制处处长在3级以上公务员并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士以及其他有丰富的行政审判知识与经验的人士中推荐，经国务总理同意后，由总统任命，其任期为3年，并可以连任一次。

5、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常任委员之外的委员，由符合第6条第4款各项规定之一的人士或者经国务总理在总统令规定的行政机关公务员中委托或者指名的人士担任。

6、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会议由委员长、常任委员以及由委员长于每次会议召开时指定的委员共9人组成。其中，符合第6条第4款各项之一的人士必须在5人以上。

7、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需有由第6款规定的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并有出席委员过半数赞成方可形成议决。

8、有必要事先研究委员长所指定的审判请求案件（以下称为“案件”）的，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可以设置小委员会。

9、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组织、运作以及委员的任期、身份保障等其他必要的事项，由总统令予以规定。

（委员的除斥、忌避、回避）[⑨]

第7条 第6条规定的行政审判委员会以及第6条之2规定的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以下称为“委员会”）的委员，有以下各项情形之一的，应除斥于该审判请求案件（以下称为“案件”）的审理以及议决。

（1）委员、其配偶或者其前任配偶为该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在该案件中处于共同权利人或者义务人的关系中

（2）委员与该案件的当事人存在或者曾经存在亲属关系

（3）委员在该案件中提供了证言或者承担了鉴定工作

（4）委员作为人参与或者曾经参与了该案件

（5）委员曾参与了作为该案件对象的处分或者不作为

2、难以期待委员可以公正地参与审理以及议决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其忌避。此时，裁决机关（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为委员长）忌避的申请可以不经委员会的议决做出决定。

3、委员有属于第1款以及第2款规定的事由的，可以自行回避该事件的审理以及议决。

4、第1款至第3款的规定准用于并非担任委员但是参与案件的审理以及议决事务的职员。

（罚则适用中的公务员拟制）

第7条之2 委员会的委员中有不属于公务员的，在适用 刑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罚则时，视其为公务员。

（裁决机关的权限继承）

第8条 裁决机关收到审判请求后，如因法令的修改废止或者第13条第5款规定的被请求人的更正决定，而丧失对该审判请求的裁决权限的，该裁决机关应当将审判请求书、相关文件以及其他资料转送有裁决权限的行政机关。

2、有第1款所规定的情形的，接到转送资料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事实通知审判请求人（以下称为“请求人”）、审判被请求人（以下称为“被请求人”）以及参加人。

第3章 当事人以及关系人

（请求人适格）

第9条 当事人对于处分的撤销以及变更有法律上利益的，可以提出撤销的审判请求。处分的效果因为期间的经过、处分的执行以及其他事由消灭的，因该处分的撤销仍有可以恢复的法律上利益的当事人，亦同样可提出请求。

2、当事人对于请求确认处分有无效力或者存在与否有法律上利益的，可以提出确认无效等的审判请求。

3、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拒绝决定或者不作为请求作出一定处分有法律上利益的，可以提出义务履行的审判请求。

（非法人的社团或者财团）

第10条 非法人的社团或者财团中规定有代表人或者管理人的，可以以该代表人或者管理人的名义提出审判请求。

（选定代表人）

第11条 人数众多的请求人共同提出审判请求的，可在请求人中选定3人以下的代表人。

2、请求人未根据第1款的规定选定代表人，而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劝告请求人选定代表人。

3、选定代表人可以各自为其他请求人做出与该案件有关的所有行为。但是，审判请求的撤回，必须取得其他请求人的同意。此时，选定代表人必须以书面证明其取得同意的事实。

4、选定代表人被选定后，其他请求人仅能通过该选定代表人作出与该案件有关行为。

5、已选定代表人的请求人可以在认为必要时，解任或者变更选定代表人。此时，请求人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事实通知委员会。

（请求人的地位继承）

第12条 请求人死亡的，继承人以及根据其他法令继承与作出该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有关的权利或者利益的当事人，继承该请求人的地位。

2、作为法人以及第10条规定的社团或者财团（以下称为“法人等”）的请求人发生合并的，合并之后存续的法人等或者因合并而设立的法人等继承该请求人的地位。

3、有第1款或者第2款情形的，继承请求人地位的当事人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向委员会报告该事由，此时，该报告书中应当附有证明因死亡等而继承权利利益、或者合并的事实的文书。

4、有第1款或者第2款情形的，至当事人根据第3款的规定提出报告之前，对死亡人或者合并前的法人等所做出的通知以及其他行为，到达继承请求人地位的当事人之后，有着作为对此些当事人发出通知以及作出其他行为的效力。

5、受让与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有关的权利或者利益的当事人，经委员会的许可，可以继承请求人的地位。

（被请求人的适格以及更正）

第13条 审判请求的提出应当以行政机关为请求人。但是，与该处分或者不作为有关的权限已由其他行政机关继承的，应当以继承该权限的行政机关为被请求人。

2、请求人错误地指定了被请求人的，委员会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据职权决定变更被请求人。

3、根据第2款的规定决定变更被请求人的，委员会应当将该决定正本送达当事人以及新的被请求人。

4、委员会作出第2款规定的决定的，视作当事人撤回对旧的被请求人的审判请求，而重新对新的被请求人提起审判请求。

5、审判请求提起之后发生第1款但书所规定的事由的，委员会可以依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决定变更被请求人。此时，准用第3款以及第4款的规定。

（人的选任）

第14条 请求人在法定人之外，可以选任符合以下各项规定的条件的人士为人。

（1）请求人的配偶、直系尊亲属、卑亲属或者兄弟姐妹

（2）作为请求人的法人的管理人员或者职员

（3）律师

（4）其他法律规定的可以审判请求的人士

（5）不符合第1项至第4项的规定，但是得到委员会许可的人士

2、被请求人可以选任所属的职员或者符合第1款第3项至第5项规定的人士为人。

3、有第1款或者第2款规定的情形的，准用第11条第3款以及第5款的规定。

（代表人等的资格）

第15条 代表人、管理人、选定代表人或者人的资格应当以书面予以证明。

2、代表人、管理人、选定代表人或者人丧失资格的，请求人应当以书面向委员会报告该事实。

（审判参加）

第16条 与审判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或者行政机关，经委员会许可可以参加该案件的审理。

2、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与审判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或者行政机关参加该案件的审理。

3、第三人或者行政机关接到根据第2款的规定所发出的要求的，应当毫不迟延地通知委员会是否参加该案件的审理。

第4章 审判请求

（审判请求书的提出等）

第17条 审判请求书应当向作为裁决机关或者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提出。

2、行政机关未依照第42条的规定进行教示、或者错误地进行教示，请求人已经向其他的行政机关提出审判请求书的，该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的将该审判请求书送交有正当权限的行政机关。

3、行政机关根据第1款或者第2款的规定收到审判请求书，认为该审判请求有理由的，必须依照审判请求的主旨作出处分或者予以确认，并毫不迟延地将其通知裁决机关以及请求人。

4、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审判请求书之日起10以内将其送交裁决机关，但行政机关依照第3款的规定按照审判请求的主旨作出处分或者予以确认并将其通知裁决机关以及请求人、或者请求人依据第30条第1款的规定撤回审判请求的除外。

5、送交审判请求书的，即便审判请求书中未写明裁决机关或者书写错误，亦应当将其送交有正当权限的裁决机关。

6、根据第2款或者第5款的规定送交审判请求书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事实通知请求人。

7、根据第18条的规定计算审判请求期间时，当事人向第1款规定的裁决机关或者行政机关或者第2款规定的行政机关提出审判请求书的，视作提起审判请求。

（审判请求期间）

第18条 审判请求应当自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处分之日起90天内提出。

2、请求人因天灾、地变、战争、事变以及其他不可抗力未能在第1款规定的期间内提出审判请求的，可以自该事由消灭之日起14日内提起审判请求。但是，自外国提出审判请求的，其期间应为30日。

3、自处分作出之日起经过180天的，不得提出审判请求。但是，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4、第1款以及第2款规定的期间为不变期间。

5、行政机关错误地教示了比第1款规定的期间更为长的审判请求期间的，当事人在该错误教示的期间内提出审判请求的，视作该审判请求在第1款规定的期间内提出。

6、行政机关未教示审判请求期间的，请求人可以在第3款规定的期间内提出审判请求。

7、第1款至第6款的规定准用于无效等的确认审判请求以及对不作为的义务履行审判请求。

（审判请求的方式）

第19条 审判请求应当以书面的形式提出。

2、对处分的审判请求必须记载以下各项规定的事项。

（1）请求人的姓名以及住所

（2）作为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以及裁决机关

（ 3）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的内容

（4）获知行政机关作出处分的日期

（5）审判请求的主旨以及理由

（6）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有无教示以及其内容

3、对于不作为提起审判请求的，在第2款第1项、第2项以及第5项规定的事项之外，还应当记载作为该不作为前提的申请的内容以及日期。

4、请求人为法人、或者审判请求由选定代表人或者人提起的，除第2项以及第3项规定的事项之外，还应当记载该代表人、管理人、选定代表人或者人的姓名以及住所。

5、第一款规定的文书上应当由请求人、代表人、管理人、选定代表人或者人签名盖章。

（请求的变更）

第20条 请求人在不变更请求基础的范围之内，可以变更请求的主旨或者理由。

2、被请求人在请求人提出审判请求之后变更作为该对象的处分的，请求人可以根据该变更的处分变更请求的主旨或者理由。

3、请求的变更应当以书面的形式提出。

4、第3款规定的文书的副本应当送达其他当事人。

5、委员会认为请求的变更无理由的，可以依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不许可该变更。

（执行停止）

第21条 审判请求不影响处分的效力、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进行。

2、裁决机关认为为了避免由于处分或者其执行、程序的继续进行而产生难以回复的损害且有紧急的必要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经过委员会的审理以及议决，决定全部或者部分地停止处分的效力、其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进行（以下称之为“执行停止”）。但是，停止处分的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进行可以达到目的的，不能停止处分的效力。

3、执行停止有可能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得为之。

4、裁决机关决定执行停止后，执行停止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或者停止事由消失的，依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经过委员会的审理以及议决，裁决机关可以撤销执行停止的决定。

5、当事人欲申请执行停止的，应当在审判请求的同时或者在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议决之前提出。欲申请撤销执行停止的，应当在执行停止决定作出之后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议决之前提出。并均应当在记载有申请的主旨以及原因的文书上，添付审判请求书复印件以及接受证明书，并向委员会提出。但是，审判请求已经在委员会审判之中的，不必添付审判请求书复印件以及接受证明书。

6、虽然有第2款以及第4款的规定，但是委员会的委员长认为若等待委员会审理并作出议决将有可能发生难以恢复的损害的，可以依据职权不经审理以及议决而作出决定。此时，委员长应当向委员会报告该事实，并取得追认。不能取得委员会追认的，裁决机关应当撤销执行停止的决定或者执行停止的撤销决定。

7、委员会就执行停止或撤销执行停止进行审理并作出议决之后，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内容通知裁决机关。此时，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告知当事人。

8、裁决机关接到委员会关于执行停止或者撤销执行停止的审理以及议决结果的通知的，应当毫不迟延地作出执行停止或者撤销执行停止的决定，并将该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第5章 审 理

（向委员会移交等）

第22条 行政机关依据第17条第4款的规定送交审判请求书或者依据第24条第1款的规定提交答辩书的，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案件移交委员会。

2、第三人提出审判请求的，裁决机关应当将其通知行政处分的相对人。

（补正）

第23条 委员会认为审判请求不合法但是可以补正的，应当规定相当的期间，要求当事人补正。但是，补正事项轻微的，委员会可以依职权补正。

2、第1款规定的补正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作出。此时，该补正书应当按照当事人的人数添付副本。

3、委员会应当毫不迟延地将依照第2款规定提出的补正书副本送达其他当事人。

4、当事人作出第1款规定的补正的，视作自始提出合法的审判请求。

5、第1款规定的补正期间不算入第34条规定的裁决期间之内。

（答辩书的提出）

第24条 裁决机关收到请求人依照第17条第1款的规定提交的审判请求书的，应当毫不迟延地将其副本送交被请求人，被请求人应当自收到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裁决机关提交答辩书。

2、被请求人按照第17条第4款的规定将审判请求书送交裁决机关时，应当附上答辩书。

3、第1款以及第2款规定的答辩书中应当写明处分或者不作为的根据以及理由，并针对审判请求的主旨以及理由作出答辩。

4、答辩书应当根据其他当事人的人数添付副本。

5、被请求人提交答辩书的，委员会应当将其副本送达其他当事人。

（主张的补充）

第25条 当事人认为有必要补充审判请求书、补正书、答辩书或者参加申请书中主张的事实、再次反驳其他当事人的主张的，可以提交补充文书。

2、第1款中，委员会规定了补充文书的提出期间的，当事人应当在该期间内提交。

（审理的方式）

第26条 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就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进行审理。

2、行政审判的审理采取口头审理或者书面审理的方式。但是，当事人申请口头审理的，应当进行口头审理，委员会认为只能以书面审理的除外。

3、委员进行口头审理的，应当规定期日，传唤当事人以及相关当事人。

（发言内容等的非公开）

第26条之2 委员会中委员的发言等公开后有可能损害委员审理、议决的公正性，且属于总统令规定的事项的，不予公开。

（证据文件等的提交）

第27条 当事人可以在审判请求书、补正书、答辩书或者参加申请书中提出证明其主张的证据资料或者证据物。

2、第1款规定的证据资料中必须附有与其他当事人的人数相对应的副本。

3、委员会应当毫不迟延地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资料的副本送达其他的当事人。

（证据调查）

第28条 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案件进行调查的，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按照以下各项规定的方法进行证据调查。

（1）询问当事人本人或者作证人

（2）要求当事人或者相关当事人提交持有的文件、账簿、物件以及其他的证据资料，并予以扣留。

（3）命令有特别学识以及经验的第三人进行鉴定

（4）查证必要的物件、人、场所以及其他事物的性质与状况

2、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委托裁决机关的职员（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情况下为属于法制处的职员）或者其他的行政机关，实施第1款规定的证据调查。

3、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要求相关的行政机关提交必要的文件或者陈述意见。

4、第1款规定的当事人以及第3款规定的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诚实地应对委员会的调查或者要求，并予以协助。

5、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或者议决的审判请求，裁决机关可以提出意见书或者陈述意见。

（程序的合并或者分离）

第29条 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将相关的审判请求合并审理，或者将合并的相关请求分离审理。

（请求等的撤回）

第30条 请求人在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裁决之前，可以以书面的形式撤回审判请求。

2、参加人在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裁决之前，可以以书面的形式撤回请求参加的申请。

第6章 裁 决

（裁决的程序）

第31条 委员会终结审理之后，应当对该审判请求，就议决裁决内容作出议决，并将该议决内容通告裁决机关。

2、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依照第1款规定的委员会的议决内容，做出裁决。

（裁决的区分）

第32条 审判请求不合法的，由裁决机关驳回该审判请求。

2、裁决机关认为审判请求没有理由的，驳回该审判请求。

3、裁决机关认为请求撤销的审判请求有理由的，撤销或者变更该处分，或者命令原行政机关予以撤销或者变更。

4、裁决机关认为无效等的确认审判请求有理由的，对处分效力的有无或者存在与否做出确认。

5、裁决机关认为履行义务审判请求有理由的，应毫不迟延地依照申请作出处分或者命令有关行政机关作出处分。

（事情裁决）

第33条 裁决机关认为审判请求有理由，但是予以认可则显然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可以依照委员会的议决，裁决驳回该审判请求。此时，裁决机关必须在该裁决的正文中，明确指出该处分或者不作为违法或者不当。

2、裁决机关根据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裁决的，可以对请求人采取相当的救济方法，或者命令被请求人采取相当的救济方法。

3、第1款以及第2款的规定不适用于无效等的确认审判。

（裁决期间）

第34条 根据第17条的规定，裁决应当在裁决机关或者作为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收到审判请求书之日起60日内作出。但是，有不得已的情形的，委员长可以依职权最多延长30日。

2、根据第1款但书的规定，延长裁决期间的，委员会应当在裁决期间届满7日之前，通知当事人以及裁决机关。

（裁决的方式）

第35条 裁决以书面为之。

2、根据第1款规定作出的裁决书中应当记载以下各项所列举的事项，并且，明确写明裁决机关依照委员会的议决内容作出裁决的事实之后，应当签名盖章。

（1）案件编号以及案件名

（2）当事人、代表人或者人的姓名以及住所

（3）正文

（4）请求的主旨

（5）理由

（6）裁决的日期

3、裁决书所记载的理由中应当表明裁决机关的判断，以足以认定主文内容正当。

（裁决的范围）

第36条 裁决机关不得对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或者不作为之外的事项进行裁决。

2、裁决机关不得作出与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相比，对请求人更为不利的裁决。

（裁决的羁束力）

第37条 裁决羁束作为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相关行政机关。

2、裁决机关作出裁决，命令行政机关履行因拒绝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不作为而放置的处分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依照该裁决的主旨再次针对过去的申请作出处分。此时，该行政机关不作出处分的，裁决机关可以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规定期间，以书面的形式命令其更正，在该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裁决机关可以自行作出处分。

3、依申请的处分因为程序的违法或者不当而被裁决撤销的，准用第2款前段的规定。

4、裁决机关根据第2款后段的规定直接作出处分的，应当通知该行政机关。该行政机关接到通知的，应当将裁决机关所做的处分视作其做出的处分，并依照相关法令，采取管理、监督等的必要措施。

5、根据法令的规定而公告的处分被裁决撤销或者变更的，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公告该处分被撤销或者被变更的事实。

6、根据法令的规定而将处分告知处分相对人之外的利害关系人的，该处分被裁决撤销或者变更后，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处分被撤销或者被变更的事实告知该利害关系人。

（裁决的送达以及发生效力）

第38条 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裁决书正本送达当事人。

2、裁决自依照第1款的规定送达请求人时发生效力。

3、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裁决书的副本送达参加人。

4、裁决机关依照第37条第3款的规定做出撤销裁决的，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裁决书的副本送达处分的相对人。

（再审判请求之禁止）

第39条 就审判请求作出裁决的，不得对该裁决以及同一处分或者不作为再次提起审判请求。

第7章 补 则

（证据文书等的返还）

第40条 裁决作出后，当事人提出申请的，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当事人根据第27条以及第28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提交的文件、账簿、物件以及其他证据资料的原本返还提交人。

（文书的送达）

第41条 根据本法规定做成的文书的送达方法准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送达的规定。

（教示）

第42条 行政机关以书面形式作出处分的，应当教示相对人可否就该处分提起行政审判、可以提起时的审判请求程序以及请求期间。

2、利害关系人请求行政机关教示该处分是否可以成为行政审判的对象以及可以成为行政审判对象时的裁决机关和请求期间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予以教示。此时，利害关系人请求书面教示的，行政机关应当以书面的形式作出教示。

（不合理法令等的改善）

第42条之2 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以及议决审判请求时，认为作为处分或者不作为根据的命令等（指总统令、总理令、部令、训令、成例、告示、条例、规则等，以下相同。）没有法令上的根据、违背上位法令或者对国民增加了过渡的负担等，存在显著不合理的，可以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对该命令等采取改正、废止等适当的纠正措施。

2、接受第1款所规定的要求的相关行政机关，无正当事由的，应当服从该要求。

（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第43条 对于行政审判，不得以其他法律规定不利于请求人的内容作为本法的特例，但有必要强调案件的专门性以及特殊性的除外。

2、以其他法律规定行政审判特例的，对于本法未规定之事项，亦应遵从本法之规定。

（权限的委任）

第44条 本法规定的委员会权限中的轻微事项，可以根据国会规则、大法院规则、规则、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规则或者总统令之规定，委任委员长予以行使。

附 则

本法自公布之后经过3个月之日起施行。

[①] 韩国自1984年废止旧的诉愿法、立行政审判法以来，在行政复议制度方面一直强调以独立性较强的机关处理行政复议案件，十几年来几经修改，日臻完善。毫不夸张地讲，在行政复议制度方面，韩国已经走在了东亚各国的前列。但是，国内对韩国法制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此次翻译本文，利用日文资料对其制度进行介绍，以期抛砖引玉，唤起学界对韩国法研究的重视。译者不通韩语，所译的也是日文原著，其中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译者注。

[②] 本文的翻译得到了文章原作者、日本创价大学法学部教授尹龙泽先生的许可。文章原载于《创价法学》第28卷第1号（1998年10月）。为了将最新的信息介绍给中国 学界，尹龙泽先生特地根据韩国行政审判法近期的修改，对原文作了详细的增补，对于其大力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译者注。

[③] 译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④] 该委员会系总务厅为了委托（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进行调查研究、而在该中心组织的。研究事项包括：1、对外国事后救济制度（行政不服申诉、行政苦情申请）的调查，2、对现行事后救济制度优点和问题点的研究，3、与事前程序、司法救济程序等的关系的研究，4、对审视事后救济制度的视点的整理等。自1996年10月至1998年6月，共召开了17次委员会会议，于1998年提出了报告书。

[⑤] 笔者曾在事后救济制度调查研究委员会第2次委员会会议（1996年11月22日）上，作了题为《关于韩国的行政审判法》的简单报告。

[⑥] 例如：①拙著《韩国行政审判制度的研究》（创价大学亚洲研究所、1996年）以及②拙稿《韩国行政审判制度改正的简单描绘-从诉愿法到行政审判法》（《创价大学创立15周年纪念论文集》，创价大学1985年）、③《日韩两国行政争诉制度改正的经过-从〈诉愿法〉到〈行政不服审查法〉和〈行政审判法〉》（《创大亚洲研究》第8号，1987年）、④《韩国行政审判法的特质与问题点》（《创价法学》第16卷第3？4号，1987年）、⑤《韩国行政不服审判法-解说与全译》（《创价法学》第28卷第1号，1998年）。并且，制定当时（1984年）的韩国行政审判法的全译文刊载于④论文之后，1995年修改后的法律的全译文刊载于①的著书之后，1997年修改后的法律的全译文刊载于⑤论文之后。

[⑦] 原文中采用的“处分”这一用语，与我国“行政行为”的概念相当，为了尽可能保持原文意思，译文中仍采用“处分”一词，敬请读者谅解。译者注。

行政判决书篇4

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它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形象。它不仅记录了审判权的运用，更重要的是表明权力运用的公正。是诉讼价值的最终体现。但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裁判文书不援引法律条文，仅仅叙述案件事实，然后根据“诉讼法”进行裁判。这样的裁判文书让当事人看不到裁判结果的由来，对裁判结果不信服，从而对法院裁判的公正性表示怀疑。这是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产物。根据“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和WTO的“法律透明度原则”，我们应该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法律、法规和规章原文，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让当事人明白赢在哪里、输在何处，对裁判结果心服口服，从而减少上诉、申诉，减轻讼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要做到裁判文书无懈可击，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真正具有司法权威。”

1、从法理角度看。审判实际上是一个归责的过程，即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进行判断和确认。归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责任是归责的结果，但归责并不必然导致责任的产生。因为“归责”有一个重要原则，即责任法定原则——责任作为一种否定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约定，包括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之中，当出现了违法行为或法定事由的时候，按照预先约定的责任性质、责任范围、责任方式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因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最终依据是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审判作为一个归责的过程，裁判结果的得出，法律责任的承担，是适用上述依据的结果，因而裁判文书作为法的适用结果的文书，必须援引。

2、从行政审判的特点看。行政审判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国家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审判权的监督和审查范围之内。但这是一种有限的审查，仅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程序、适用法律法规和是否具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管理权进行审查。而行政机关在事实、程序和适用法律上是否合法，是否有管理权，必须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基础，因而裁判文书中必须将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予以援引，从而做到“证据清、道理明、判决公和人心服。”

3、从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广泛性看。由于行政管理领域的广泛性，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大量存在。据统计，仅2002年至2003年上半年，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备案登记的各地、各部门制订的法规规章就达2440余件。当事人无法一一读遍，因而如果不引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原文，那么很容易让当事人摸不清审判结果的由来，从而输了官司的、赢了官司的都糊涂。而且我国行政审判所适用的一般性法律规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法律条文具有针对性，审理具体行政管理领域的案件，我们适用这些专门的法律条文，如果援引，则能清楚的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

4、从诉讼的性质看。诉讼的性质总是要求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所以法官的裁判总是会不利于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法律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法适用于一切情况。因而为了法院公正裁判的结果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认同，更好的树立法院、法官形象，我们应当将行政裁判文书中用于支撑判决结果的法律条文，全部展示给当事人，不论认定事实、认定证据，还是确认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无管理职权。从而起到审结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使审判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二、事实部分应详叙主要事实。

行政裁判文书的理由部分是行政裁判文书的重心，当事人是否理解法院的裁判，关键在于这里。因而裁判的理由部分必须写好。事实部分是理由这个重心的铺垫，只有先写好事实部分，理由部分才能精彩。

1、维持判决，包括（1）证据确凿，（2）适用法律法规正确，（3）符合法定程序，三种情况。应当写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各项证据均真实可靠，并且合法；各项证据对待证事实有证明力，并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各项证据相互协调一致；对整个案件的事实构成完整的证明，并能经受住反证的反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满足法律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具体行政行为所基于的事实的性质的认定正确；对相应的事实选择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具体规范正确，其法律依据与更高层次的法律文件不相抵触。根据相应事实所具有的情节，全面适用法律、法规。符合法定方式、符合法定形式、符合法定手续、符合法定步骤、符合法定时限”等事实。

2、撤销判决，（1）、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写明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根据的事实；（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要写明“应当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应当适用甲法的某些条款，却适用了甲法的其他条款；应当同时适用两个以上的法律法规，仅适用了一个法律法规，应当同时适用法律法规的两个以上条款，仅适用了一个条款；适用了尚未生效的、已经失效的或者无效的法律法规；应当适用特别法，却适用了普通法”等事实。（3）、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写明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形式、手续、步骤、时限”等事实。（4）、超越职权的，应写明“甲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乙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下级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内部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外部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行政机关超出其行政辖区行使职权”等事实。（5）、的，应当写明“主观动机不良，明知违法，却基于个人利益、单位利益，假公济私或者，作出极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等事实。

3、限期履行判决，应写明“符合法定条件，向被告申请颁发许可证，被告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被告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申请被告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被告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等事实。

4、变更判决，应主要写明“畸轻畸重、同样情况不同样对待或不同情况同样对待、反复无常”等事实。

5、确认判决，确认判决除能够作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赔偿的根据外，还用来解决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某种行政行为对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事实是否具有效力，某种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此种关系中有什么权利、义务等法律问题。因而应当写明“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等事实。

行政裁定书包括以下几种裁定：1、不予受理；2、驳回；3、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4、财产保全和先行给付；5、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6、中止或者终结诉讼；7、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8、中止或者终结执行；9、其他事项的裁定。正文部分要写清所依据的法律条款，要写清裁定所依据的主要事实。

三、理由部分应首先援引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然后简洁概括主要事实，形成三段论推理。

1、关于三段论推理

推理是从已知判断，推出新判断的思维形式，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判断，是整个推理的出发点，通常叫做推理的根据或理由。结论是推出的新判断，是推理的结果。

三段论是间接推理。它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即根据一般性知识，推出关于特殊性的知识。它的结论寓于前提之中，只要前提真实，结论必然真实，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

三段论由三个直言判断组成，所以称之为“三段论”。前两个直言判断是前提，最后一个判断是结论。在两个前提中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它把两个前提中另外两个概念联结起来，是借助一个共同的概念推出结论的推理形式。

法庭审判就是三段论推理的运用。我国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原则大体上规定了审判工作的三段论推理过程。这里的“法律”相当于大前提中的一般原则，“事实”相当于小前提中的特殊情况，就是已经查证落实的具体案情。整个审判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把一般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案件事实联结起来，从而得出相应的审判结论。

例1、如“某公民诉镇政府土地处理决定案”。由于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主要证据不足，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九）项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2002年10月对两家住宅用地进行测量制作的绘图，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名和盖章；且对两家住宅用地的测量不准确。此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因而不具有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六）项规定：经一方当事人或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材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1998年10月测量填报的“土地登记申请书”，申报面积被改动，且原告对此提出异议。因而此份证据在上一份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也没有证据效力。综上，被告所提供的两份证据，均不具有证据效力，而被告镇政府正是以这两份证据为依据，作出的土地处理决定，显然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这个判决的理由部分，连用了两个三段论推理，分别都是由“司法解释”和简洁的事实构成的。由于裁判文书应援引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法》已有规定，所以本文没有赘述。

例2、某公民诉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案。因被告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份证明，到房屋所在地的房管机关办理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现买方（第三人）、卖方（原告）没有到被告处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仅买方前妻一人，持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和买方、卖方身份证复印件前去办理，被告即将买方、卖方的房屋所有权转移，颁发了产权人为买方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被告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

这两个判决的理由部分，以援引的法律法规为大前提，以简洁概括的主要事实为小前提，形成三段论推理，非常自然推导出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结论。判决结果，另当事人心服口服。

四、行政裁判文书中不应违反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各种思维形式的具体规则是不相同的，但是它们都有着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指“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这些逻辑规律贯穿在形式逻辑的各种思维形式之中，从始至终它们都在发生作用。

1、同一律：关于任一对象的思想的外延和内涵，在对该对象进行论断的过程中，应当严格确定和始终不变。同一律要求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应保持概念自身的同一。在裁判文书中，避免出现混淆概念、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转移论点等问题。

2、矛盾律：在对任何一个特定对象的论断过程中，不能对其同一方面既肯定什么后否定什么，否则，这两个判断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裁判文书中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出现互相矛盾的材料，说明案件事实不清。

3、排中律：对同一对象作出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即排除第三种可能。排中律只适用于矛盾判断。表现在裁判文书中，就是司法人员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判决用语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4、充足理由律：在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被确定为真的论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论断的充足理由要求，不仅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而且还必须同论断之间有正确的逻辑联系，即从这些理由能够合乎逻辑的推出该论断。国家的法律法规可以充当充足理由的真判断。体现在判决书中，要求判决书必须证据充分。

参考资料：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2、《行政裁判文书改革与实例评析》

2001年5月人民法院出版社

3、《法律逻辑学》

2004年2月群众出版社

行政判决书篇5

Ⅰ

《华洋诉讼判决录》为我们了解领事裁判权的运作以及存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际证据，并补充了文献资料的不足。

据史籍记载，领事裁判权首次出现于1843年10月英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之中。该章程第13款规定：“凡英人控诉华人时，应先赴领事处陈述。领事于调查所诉事实后，当尽力调解使不成讼。如华人控诉英人时，领事均应一体设法解劝，若不幸其争端为领事不能劝解者，领事应移请华官共同审讯明白，秉公定断，免滋诉端。至英人如何科罪，由英人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以中国法论之。”[1]紧随英国之后，美国、法国、瑞典、

按照英、美、法以及瑞典、挪威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当时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为：一、华洋混合之民事案件，由中外官员各自调处；如调处不成，则由中外官员会同讯断。二、华洋混合之刑事案件，中国人由中国地方官按中国法律审断，外国人由各本国领事按其本国法律审断。三、纯粹外人案件，或外人混合案件，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3]

但在实际生活中，领事裁判权在清末民初已开始动摇。而为此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就是《华洋诉讼判决录》。

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提供的材料来看，该书收录的案件，起自民国3年（1914年），终止民国8年（1919年）。从时间上看，刚好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废除领事裁判权交涉斗争的时期。但从里面的案件来看，当时的领事裁判权与19世纪下半叶的已有诸多不同。

而是由当事人请求领事署谘请设在各省的交涉公署函请中国政府地方审判厅讯追审理，或者干脆由当事人直接向地方审判厅。在《华洋诉讼判决录》中，由领事参与或指导诉讼的案件一个也没有，都是由中国法院的法官独立自主地审理案件、作出判决的。这说明，领事裁判权虽然在文献记录中迟至40年代才被废除，然而事实上在清末民初已经受到抵制。至少因涉及案件的种类以及性质的不同，其贯彻的程度已大为减轻、适用的范围已大为缩小。

Ⅱ

《华洋诉讼判决录》为我们了解清末民初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

根据史籍的记载，清代的司法制度，是由三司，即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管理诉讼。到清末，这种体制得以改变。1906年，清政府将刑部改为法部，为司法行政机关；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并在地方设立了审判衙门，专司审判事务。[9]

1907年和1910年，清政府分别颁布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两个法律。根据这两个法律的规定，凡审判案件，分刑事和民事两项。前者指因诉讼而审定有否犯罪的案件；后者则是通过诉讼来审定其理之曲直的案件。同时，这两个法律又规定，在审级制度上实行四级三审制，即凡民事、刑事案件，向初级审判厅者，经该厅判决后，如有不服，准赴地方审判厅控诉。判决后，如再不服，准赴高等审判厅上告。高等审判厅判决，即为终审。凡民事、刑事案件，向地方审判厅者，经该厅判决后，如有不服，准赴高等审判厅控诉。判决后，如再不服，准赴大理院上告。大理院判决，即为终审。但高等审判厅有权审判“不属大理院之宗室觉罗第一审案件，”大理院有依法审理特别权限之案件。此外，该两个法律还规定，在审判制度上采用资产阶级的辩护制度、陪审制度、回避制度、公开审判原则以及第二、第三审判决的合议制度，并建立了由大理院执行的“复判”制度等。[10]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曾命令，明确宣布保留和沿用清末的现行法律（此点后面将作进一步论述）。那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这种命令是否得到了贯彻？即清末民初中国的司法制度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华洋诉讼判决录》为此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从该判决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法院的运作实际，与上述《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时，北洋政府在清末《法院编制法》的基础上，于1913年9

月公布《修正各级审判厅试行章程》，1914年4

月公布《地方审判厅刑事简易庭暂行规则》，1914年4月5日公布《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等，[11]而这些法律规定的诉讼制度和程序也完全得以贯彻。如由于华洋诉讼的特殊性，故这些案件的第一审法院，都是地方（如天津县、万全县等）审判厅。当事人如不服其判决，就上诉至第二审法院即直隶高等审判厅。当事人如再不服，就可以上告大理院。大理院或亲自作出判决，或驳回上告让直隶高等审判厅重新审理。大理院的判决是终审。

除审判机关外，还于各该级审判厅官署内设置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由检察长、检察官组成，独立执行检察职权。在每个刑事案件的审理中，

都由检察官莅庭执行检察官职务。[12]

当然，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我们还得知，直隶高等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在程度上，除适用上述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各种诉讼法律、法规之外，还适用民国3年至8年这一段时间内大理院、司法部的一些司法解释、命令和判例。[13]

Ⅲ

《华洋诉讼判决录》对了解清末民初法院适用的法律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该判决录来看，当时在处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刑事纠纷时，适用的原则是很丰富的。当时适用的法律渊源大体有如下几种：

法律

1912年1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仍继续援用清末的法律。4月3日，参议院经二读会决定（省去三读会）同意援用清末的法院编制法、刑事民事诉讼律、商律、违警律和新刑律。“惟民律草案，前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各条办理。”[14]关于清政府颁布的禁烟条例、国籍条例，亦准暂时适用。月组成的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政府手中。该政府在继续援用清末法律的同时，一方面，对一部分法律（如《清新刑律》等）进行修改；另一方面，又颁布了一批特别法，如《法》（1912年）、《治安警察条例》（1914年）、《官吏违令惩罚令》（1914年）、《妨害内债信用惩罚令》（1914年）、《私盐治罪法》（1914年）等。但在民商法领域，由于立法的速度十分缓慢，[15]故北洋政府不得不明确规定：“民国民法典尚未颁布，前清之现行律除制裁部分及与团体抵触者外，当然继续有效。至前清现行律虽名为现行刑律，而除刑事部分外，关于民事之规定，仍属不少，自不能以名称为刑律之故，即误会其已废。”[16]

就清现行刑律中的民商事部分而言，当时这部分的法律主要涉及服制图、服制、名例、户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殴、钱债，以及户部则例中的户口、田赋等。

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由于其收录的案件是自1914年至1919年，故里面有不少案件，确是按照清末现行刑律中的民商事部分审理判决的。[17]

判例 “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因商标纠葛一案”（第178页）， “德商威尔第与比商义品公司因债务纠葛一案”（第237页）等，

都或者是全部适用大理院的判例以及其他地方的成案，或部分地适用大理院以及高等审判厅的判例。

习惯

由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革时期，新的法律关系的大量出现，立法未能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虽然北洋政府规定仍适用清末现行法律，但在许多领域，法院在实际操作时，仍然没有法律可依，从而不得不求助于习惯。契约出现纠纷时的责任分担习惯（第9页、第222页），民事诉讼适用当事人主义，凡当事人已有协议须遵守协议的习惯（第55页、第159页），

审案中法官劝争息讼的习惯（第159页）等。

情理

人情事理，在中国古代曾是司法实际部门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至近现代，这一传统仍然得以保留。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有适用“法理”的（第33页、第158页等），有适用“条理”的（第 也适用了外国民商事法律如法国、德国民法典中一些通行的原则。[19]

Ⅳ

《华洋诉讼判决录》还帮助我们纠正了一些以前一直流行的片面的观念。

比如，在许多教科书以及我们的观念中，清末民初我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是西方列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刑民事纠纷时，法院也都站在洋人一边，偏袒洋人，欺压国人。然而，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来看，情况并非全部如此。

当时的法院，虽然从整体上来说，是维护北洋政府、保障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工具，但由于相当一部分法官的努力，大多数案件的审理基本上是以事实、以证据为本，以法律、以判例、乃至以社会公理为据的，比较公允、合理，并没有偏袒洋人。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在“比商天津电车公司与孙恩元因赔偿损害一案判决书”中，当比商公司人宣称：“孙二庆（孙恩元之子）自己赶抓电车，以致坠落被轧身死，是其致死之原因。由于自己之过失，公司已出葬埋费三十元。原判更令负担抚恤费一百元，虽为数不多，然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时，法院予以严正反驳：“孙二庆之被轧身死，虽由于自己之过失，然该车中之司机卖票等人，亦未免太不注意。……孙二庆虽属幼童，尚无十分能力，然以后之希望甚大，岂仅一棺木费三十元即足为抚恤之资耶？至谓抚恤费太重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查人命至重，岂能任其常有！即令以后遇有此事，亦应从优议恤，以重生命而保公安”（第24页）。

在《华洋诉讼判决录》中，类似这样以同情有道理之弱者的判决词为数并不少。从该判决录所收集的判决书、决定书来看，除极个别外，[20]其处理结果都可以说是比较公正合理的。

Ⅴ

《华洋诉讼判决录》共收五十份民事判决书、十九份民事决定书，以及九份刑事判决书。在五十份民事判书中，除七份系因当事人上告大理院，由大理院发回重审的之外，其他四十三份，都是各县（主要是天津）地方审判厅为一审、直隶高等审判厅为二审的案件。在九份刑事判决书中，除一份系当事人上告大理院，由大理院发回重审的之外，其余八份也是直隶高等审判厅审结的案件。而十九份民事决定书，则都是由直隶高等裁判厅作出的。

认真阅读、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判决书或决定书，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个印象：

第一，当时的华洋诉讼，似乎主要涉及借贷、买卖、地产、商标、损害赔偿、侵占公司货款、伪造货币、伪造印章和文件、诈欺等财产方面，关于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有关身份方面的诉讼判例在该判决录中一点也没有得到反映。如果不是《华洋诉讼判决录》不收这些领域的判例的话，那就表明当时华洋诉讼中关于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案件很少，或几乎没有发生。[21]

第二，当时社会上人们的诉讼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这从本书中许多中方当事人积极主动地应答“官司”中可以看到。尤其是在许多案件中，中方当事人均是一审不服告到二审，二审不服告到三审，三审不服又上告，表明了当事人希望自己的纠纷能够得到公正解决的强烈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我们时常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诉讼意识不强的传统观念。

第三，清末民初的审判衙门从总体上维护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包括对讼费也非常强调，确有“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色彩，但当时也有不收讼费的情况（第266页）。

只是这种“讼费援助申请”占的比例很小而已。

第四，当时的判决书是非常讲究逻辑推理，以及文章风格的。对控诉人的控诉理由，法院都是严格依据证据、法律、法理，层层分析，详细辩明，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最长的判决书（“日商加藤确治与索松瑞等因违约涉讼一案”）竟长达28页，共22000多字，

而最短的才十几行字。这种依照案件的内容来制作判决书的精神，对我们目前的司法审判工作，仍具有参考的价值。

第六，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虽然已经分开，但这种分开是不彻底的。比如，民事审判厅的许多推事就兼刑事审判厅的推事。尤其是在审理刑事案件“架利的姆等诈财及伪造货币未遂由大理院发回更审一案”时，由于难度较大，合议庭的全部人马（审判长推事吴荣＠①、推事李兆泰、高梦熊，书记官郭振铨）都是民庭的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司法审判事务的影响。

第七，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法律原则的实际运行状况，如一事不再理原则、上告审书面审理原则、诉讼费严格由败诉者承担原则，等等，这些，对我们了解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也是不无帮助的。

在不平等条约，即以领事裁判权为前提之下的华洋诉讼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作为和平友好国际交往的保障，在以彼此尊重、平等互利为前提条件下的华洋诉讼将会持续下去。

注：

[1] 引自孙晓楼、赵颐年编著：《领事裁判权问题》（下），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6页。[5][9][10][14][18] 见张国福著：《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3、87、150页。当然，

整体的事实上的废除，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6][7] 见《通商条约章程成案汇编》卷二十六页六、二十六页九。

[8] 前者有本书第45 份民事判决书：“范树仁诉德商禅臣洋行”。按照文献上记载，中国废除对德国的领事裁判权是在1917

年（民国6年），但从此案看，当时才1916年。后者有第41份民事判决书：“奥人阿克第与法人麦兰等诉。”

[11][16]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50、544页。

[12] 参阅本书第三部分，即刑事判决书部分。

[13]

如在《李陶孙与美商经理崔炳臣等因货款纠葛一案判决书》中，直隶高等审判厅民三庭就宣称：“本案系查照司法部音电，本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前未结之案，以单独制行之，合并声明。”

[15] [17] 参阅本书第17页，第159页，第222页，第238页等各案。

[19] 见“德商捷成洋行与何云轩等因批货纠葛一案判决书。”

[20]

如对“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因商标纠葛一案”的二审（包括一审）判决，应当说是明显偏袒日商一方的。它将两种一般人都可分辨出不同的商标定为相类似，因而判中方（崔雅泉）仿冒日商的商标，并责令崔雅泉自己出钱收回已批发出去的商品，让日商销毁（第179

页）。当然，最后大理院驳回了二审的不合理判决。即1886年印行）和《华洋诉讼例案汇编》（姚之鹤编，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来看，笔者的上述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前者在卷二十四至二十七中，共收成案32个，涉及的都是违反中外条约规定的旅游、走私军火以及其他违禁物品、租税、采矿纠纷、杀人、抢劫、窃盗、伪造货币等；而后者在第二、第三、第四编中收集成案近100多个，

主要也是关于钱债刑杀方面的，涉及婚姻、家庭和继承方面的一个也没有。

字库未存字注释：

行政判决书篇6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1.互联网市场领域商业诋毁行为认定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2.互联网市场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纠纷案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

3.“宝庆”商标特许经营合同及商标侵权纠纷案

南京宝庆银楼首饰有限公司等与南京宝庆银楼连锁有限公司等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商标侵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

4.“quna.com”在先注册域名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去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565号民事判决书〕

5.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侵权认定纠纷案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雅创电子零件有限公司等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

6.信息网络传播权诉前禁令纠纷案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侵害音乐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诉前禁令纠纷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知禁字第5号、5-1号、5-2号民事裁定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7.“稻香村”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

苏州稻香村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行终字第1103号行政判决书〕

8.“竹家庄避风塘及图”商标争议纠纷案

上海避风塘美食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上海磐石意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提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

9.“治疗乳腺增生性疾病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知行字第77号行政裁定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10.侵犯著作权犯罪案

周志全等7人侵犯著作权罪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刑终字第2516号刑事裁定书〕

2014年中国法院10大创新性知识产权案件

1.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与白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陈朝晖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知行字第4号行政裁定书〕

2.(瑞士)埃利康亚洲股份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刘夏阳等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行提字第11、12、13号行政判决书〕

3.孙俊义与郑宁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036号民事裁定书〕

4.苹果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行(知)终字第2815号行政判决书〕

5.怀化正好制药有限公司与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湘高法民三终字第51号民事判决书〕

6.东阳市上蒋火腿厂与浙江雪舫工贸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知终字第301号民事判决书〕

7.深圳市周一品小肥羊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

8.杭州聚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浙江融创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知终字第289号民事判决书〕

行政判决书篇7

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对罚缴不分离的行为置之不理及向行政机关发司法建议书的方式是不可取的：这两种方式均不能体现人民法院司法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给人以暗箱操作的印象，不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不能实现行政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通过行政审判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能；而仅以罚缴不分离的行为违法为由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方式与《行诉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四种情况不符，即不宜判决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况且这种处理方式违背《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纠正违法行为的立法宗旨。

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相分离是《行政处罚法》的明文规定，现实生活中罚缴不分离的做法无异是错误的，但该错误既不属于行政执法程序方面的错误，也属于法律适用和实体处理方面的错误，应当视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瑕疵。据此，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判决变更的方式予以纠正，即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行政机关罚缴不分离的行为的违法性，变更为到指定的银行交纳罚款。

一、判决变更的方式具有法律依据。以《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行政机关罚缴不分实质上是自罚自收，其罚款是不否依法足额上缴国库不甚明了，显失公允，人民法院判决予以变更，合理合法。

行政判决书篇8

《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__—2013)》明确提出要优化人民法院职权配置，“优化人民法院职权配置”这一命题揭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当前人民法院职权的配置存在问题，不够科学、合理，有优化的必要;二是当前人民法院的职权配置有优化的可能。笔者认为，人民法院职权配置主要是指“人民法院内部审判权配置”，即法院通过一定制度和方法在内部有关部门和人员之间对审判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组织、协调、规范，保证案件审理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能够顺畅运转，促进审判工作合法、有序、高效地开展，充分发挥审判权在法律规定的职责和权限范围内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简而言之，即人民法院内部由什么部门和什么人行使审判权，方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法院的职能。人民法院审判权配置改革是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笔者拟对该项改革略作论述，但由于受调研资源和范围的局限，且基层法院的工作人员占全国法院的法官、书记员、法警及司法行政人员的80%以上，基层法院审判案件的数量也占全国审判案件数量的80% 以上 ，笔者仅以西部A县人民法院内部审判权配置的现状为调研基础，提出在基层人民法院进行该项改革的途径和内容。

一、A县人民法院内部审判权配置的现状和特点

(一)行使审判权的人员与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人员比例严重失衡

截至20__年6月，A县人民法院有各类在编在职工作人员65名，审判岗位工作人员(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庭和人民法庭)21名，执行岗位4人，即审执岗位的工作人员仅占全院工作人员总数的38.46%。而其余40名工作人员从事案件质量管理、司法统计、宣传、调研、人事、财务、纪检、法警等非审判工作，即非审执岗位的人员高达61.54%。这说明，该法院有高达61.54%的人员从事法院行政管理工作，并不审理案件，仅有少数人员从事法院本职工作。如果按照基层法院内部的称谓习惯，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审执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或“司法辅助人员”两类，并把“后勤工作”定位为“为审执工作服务”，那么，该法院的现状是“多数人煮饭给少数人吃”。

(二)大量非专业法官行使审判权

多数具有法官资格的工作人员并未行使审判权，A县人民法院具有法官资格的44人中仅有14人从事审执工作，具有法官资格但未行使审判权的人员所占比例高达68.18%;而不具有法官资格的11人却以“审判员”的身份行使审判权，占审执工作人员的44%。

(三)非法院本职工作占用审判资源的情况严重

法院本职工作方面 ，20__至20__年，A县人民法院分别审结各类案件564件、696件、802件，合计2062件;办理群众来信来访1846件次，接受当事人咨询1957人次;处理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涉法涉诉案件4件;撰写并被国家、省、市级媒体采用新闻稿件2428篇;撰写各级主题征文活动调研论文29篇;为各级法学刊物撰写案例18篇。

非法院本职工作方面 ，20__至20__年，一共派员46人参与当地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活动9次，206天;每年派员4人参与当地烤烟收购稽查工作，每次为期至少150日;每年安排专人从事挂钩扶贫点扶贫和新农村建设指导工作各1人;派员5人参与当地乡集镇建设3次;派员7人参加当地水利工程建设移民稳控工作162天;抽调工作人员43人参加当地临时性安保工作3次，5日;牵头落实当地 招商引资项目2个。

可见，非法院本职工作成为A县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内容，占据和消耗了大量的审判资源。

(四)隐性行使审判权的情形普遍存在

从A县人民法院审结案件后判决书形成的程序可见一斑：首先，形成判决意见。庭审后，独任审理的案件，由承办人决定判决意见;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由合议庭合议形成多数统一意见，不能形成多数统一意见或合议庭认为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形成判决意见。其次，制作判决书。独任审理的案件，一般由承办人制作判决书，特殊情形下由书记员制作判决书交由承办人修改;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由承办法官制作判决书。然后，审批判决书。未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由承办法官将判决书及案件卷宗一并报送庭长或分管副院长审批，庭长或分管副院长对判决书进行格式调整、用词更换、文字校对，可以对承办法官或合议庭的判决意见提出修改意见或径直更改;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由承办法官将判决书及案件卷宗一并报送审判监督庭审批，审判监督庭对判决书进行格式调整、用词更换、文字校对。最后，打印判决书并加盖院印。

可见，在下列两种情形下，非审判人员或非合议庭组成人员客观上在行使审判权：其一，书记员书写判决书;其二，庭长或分管副院长对承办法官或合议庭的判决意见提出修改意见或径直更改。

(五)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科学

A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3名)、政工科

科长、纪检组组长、办公室主任和审委会专职委员组成，除院长、1名副院长和1名专职委员外，其余组成人员从事非审判工作已经有6至12年。由于主要从事行政管理事务和处理非法院本职工作，鲜有院党组成员直接审理案件，客观上也存在法律知识更新停滞或缓慢的事实，因院长、副院长参与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被纳入中级法院对基层法院年终工作绩效的考评，近三年来才偶有院长、副院长参与组成合议庭。审判工作既需要审判经验的积累，更需要法律素养的积淀和法律知识的不断更新，面对法律关系日益复杂化、新型案件出现频繁化和法律竞合适用的困难化等审判工作面临的现实，仅仅依靠审判经验已经不足以履行好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职责。

二、A县人民法院内部审判权配置的弊端及其原因

(一)行使审判权与行政管理权的人员严重失衡，审判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本末倒置

该弊端的体现，首先是增加审判岗位工作人员的负担，使得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以20__年全国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为例，全国19万名法官 审(执)结12215867个案件 ，实际上系19万名法官中的部分法官审(执)结了这些案件，如以A县法院审执岗位法官仅为38.46%的比例衡量全国，实为全国法院73047名法官审理(执行)了这些案件，平均每人1年审(执)结167.17个案件，节假日不休息，每人约2天审(执)结1个案件;其次，导致社会对法院工作效力产生合理怀疑。曾有期刊以同期香港法官审结的案件数为对比，得出“内地案件总量未达法官难以承受的程度”、“内地法官占总人口比，是香港的近5倍”和“内地法官的数量已足以令香港司法界瞠目”的结论 ，即为佐证;再次，不利于保证和提高判质量。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结的案件总数呈上升趋势，但法官数量的增长缓慢，人均办案量的增加导致法官审理案件的精细程度下降;最后，不利于法院内设部门之间、工作人员之间的团结和审判岗位人员的稳定。因审执岗位较非审执岗位承担的责任风险大，且对前者的绩效考核标准较后者的系统、规范和具体，前者希望转岗到后者，进而把握一切机会转岗。另外，在法院内部两种岗位之间客观上存在相互羡慕的情绪或相互诋毁的行为，不利于团结。

导致该弊端产生的原因是：其一，人民法院为应对大量非审判工作和非法院本职工作，不得不将审执岗位的法官调配至非审执岗位;其二，审执岗位法官较非审执岗位工作人员承担的责任风险大，故而审执岗位法官向非审执岗位聚集;其三，法院内部行政管理模式的思维习惯较为普遍，崇尚、重视行政管理权而小觑、轻视审判权。

(二)过多的非专业法官行使审判权不适应司法环境的发展

当前，我国的司法环境可以分为“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两个区域，非以地域为界，而是以“相应区域内起主要作用的社会规范”和“纠纷解决方法”为界。在“乡土社会”，司法人员更多地以“风俗习惯”等大众对事物的看法和态度去处理传统纠纷和案件，认定事实“估堆”处理，分配权利和厘清义务“打包”解决，采用的方法多为“调解”。在这一区域，“平民法官”用平民的是非观、平民的方法去排解纠纷，容易获得一定范围内相同社会背景的人民群众的认可或赞许。但是，在“城市社会”，没有系统学习法律知识的经历、不具备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推理能力的“平民法官”，在处理当事人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案件事实不清和证据认证困难的新型、复杂案件时，难以甚至不能查清事实、公正裁判。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型案件及传统型案件中加入新型因素的案件逐渐增多，过多的非专业法官不能适应司法环境的现状和未来，不利于司法水平的整体提高。以A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某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例：原告未经医疗事故鉴定，以被告的医疗行为有过错致其遭受损害为由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非专业法官凭审判经验认为，本案未经原告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或医疗过错鉴定，法院不能认定被告的医疗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专业法官认为，原告未主张被告的医疗行为构成医疗事故，该案属于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原告仅需证明与被告存在医患关系且在接受医疗过程中遭受损害即可。被告有篡改病历等行为，法院可以直接推定被告具有医疗过错，至于过错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其举证责任在于被告而非原告，故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

该弊端产生的原因是：其一，一段时期，我国的立法思想和司法方法过于超前，未能顾及“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收效不佳，为改变这一现象，引入“司法和法官的平民化”以作解决之道，但矫枉过正;其二，“半路出家”进入法院工作的人员较多，成为法官干警中的大多数。例如：云南省昆明市，从企事业单位职工中选拔或党政机关选调、复转军人安置和 党委安排进入法院队伍的人员比例达到65.40% 。他们可能通过在职学习获得一定法律知识，但函授、远程教育或业务培训等途径一般不足以让他们具备足够的法律素养;他们可能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成长为“经验型法官”，但经验不足以应对新形势、新案件。

(三)审判权被地方行政化，非本职工作消耗审判资源

该弊端体现为：架空宪法体制下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导致宪法规范未能被地方政府认同和遵行，阻碍法治进程，不利于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全面实现;法院疲于应对非本职工作，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审判资源被这些工作消耗和占据，难以做好法院本职工作;降低社会对法院的评价，司法公信力遭受重大毁损，尤其是法院参与行政强制拆迁工作等行为，导致人民群众置疑司法公正和法律正义。

该弊端产生的原因有：其一，历史原因，现行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司法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法律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我国目前司法中立尚未全面展现，也使我国现行宪法体制下理论意义上的一府两院并行制度，因法院的人事、经费隶属于地方政府而不能实现，司法中立仅表现为形式。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将人民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下属单位或职能部门对待，要求法院参加政府的各种管理性工作，为法院分配不属于司法职能的工作，甚至给法院下达创收任务，致使法院办案经费、基础设施建设经费、装备经费等无法保障。其二，权力运行原因，宪法体制不能在地方落实和执行，宪法赋予法院的法律地位尚不能得到保障，法院审判工作更不能在现行司法体制下为法治社会中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提供有效服务。

(四)隐性审判权变更合议庭和承办法官的意志

该弊端体现在：其一，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审而不判”和庭长、副院长“判而不审”的审判权运行现状违背审判工作自身的规律。由于庭长、副院长审核判决书时，仅翻阅案件卷宗，较审判组织或承办法官而言，对案件细节和整体把握不全，其建议审判组织变更审判意见或者直接自行变更，难免有草率定案的现象，甚至为司法擅断大开方便之门;其二，书记员代替承办法官书写判决书，减少了承办法官对案件进行综合审视的机会，不利于保证判决质量，而且，使承办法官产生怠惰心理和推诿作风;其三，由于庭长、副院长建议审判组织更改判决意见或直接变更判决意见时，仅签发同意打印下判的判决书，并不在案件卷宗内留下痕迹，故违反审判权“权责统一”的基本运行原则，不利于错误行使审判权后的责任追究。

该弊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有的承办法官因业务素质或能力欠缺，对有的案件不能正确把握，或者，惧怕承担错误裁判的不利后果，进而寄希望于其承办的案件由庭长或副院长批改、定夺;另一方面，法院内部审判权的运行客观上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突出表现在：因法院内部行政职级的不同，法官之间在处理审判事务上也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副院长、庭长有控制、指挥审判运行的权力，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而审判组织服从这种行政化的审判权管理。

(五)审判委员会不能较好地履行职责

该弊端体现在：其一，部分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对法律已经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反复进行讨论;其二，避开合议庭提交的、需要审判委员会直接、明确解答的问题不谈，而在无法律意义的问题上要求承办人进行说明或重新调查;其三，在民、商事诉讼案件中，不知或怯于采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来处理因当事人举证不力导致案件事实不清的案件，动辄要求承办人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或重新开庭审理;其四，对刑事案件和民商事案件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把握不清，相互混淆。

该弊端产生的原因是：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为行政管理的领导，多年未从事一线审判工作，且行政事务占用了较多精力和时间，对法律的掌握不系统、不清晰;部分审判委会组成人员的法律知识陈旧，对新颁布的法律或司法解释不知或知之甚少;法院领导对审判工作的专业性认识不够，认为仅凭丰富的经验和高尚的德行就能审理好案件。

三、改革人民法院内部审判权的配置以消除弊端

改革人民法院内部审判权的配置并消除目前存在的弊端必须改革法院内部审判权与行政管理权混合运行的模式。笔者既不主张“以法官独立原则为依据或支撑，坚持司法裁判仅能由法官排他地独立享有”，更不支持“在科层制结构下实行行政化决策方式，奉行院、庭长案件审批制” ，而是主张由法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行使审判权和由院、庭长及非法官行使法院行政管理权的并行运行模式，总的原则是“两种权力并行，权责明确，互不交叉”。因这一改革思路受法院内外因素的制约，所涉改革事项较多，故需要进行系统改革。具体改革措施和内容如下：

(一)完善并落实宪法规范，实现法院职能回归

人民法院的根本职能是通过行使审判权，惩治违法犯罪、保障人权、保护国家利益和其他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等，并不负有参与处理行政机关事务和管理非审判事务的职责。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权力的运行应当权责明确，戒绝越位，基层人民法院处理非本职工作，不仅有越位之嫌，还分散有限的审判资源，导致司法权在某些本职工作领域缺位。宪法及其规范性文件对审判权的运行仅作原则性规定，缺乏可评价性和可操作性，并且，没有涉及法院“越权”行为的定义、构成和后果。笔者认为，应当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对“如何保障人民法院做应做之事而不被非审判事务裹挟”作系统详尽的规定，科学界定法院的“越权”行为，明确规定导致法院“越权”责任人的行为后果。而解决立法层面的问题后，彻底执行和落实相应规范才能实现立法目的，实现法院职能的回归。

(二)以审判工作为重，争取外部理解和支持

当前，人民法院因财权和人事权附属于地方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不能拒绝做非法院本职工作，但法院内部应当充分认识法院的本质和司法权运行的规律，坚定审判信念，始终把人民法院的工作定位为“审理案件、维护公平正义”，一切司法行政管理行为都必须以“高质高效完成审判任务，尽心尽力实现司法公正”为中心和重点。法院领导有意识地从冗繁的非法院事务中抽身，将精力和心思放在如何抓好审判工作上，如非地方政府硬性要求，勿主动“请命”参与甚至承办非审判事务。与此同时，建议由党中央和国务院主导，对地方党委和政府开展系统、深入的宪法及其规范性文件的学习活动，将的理念、思想和内容植入人心。这些工作要从现在就开始做起

(三)严格划分权力和身份，促进审判权通畅运行

首先，法院内部的权力分为“审判权”和“行政管理权”两类，前者负责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后者负责审判执行案件以外的工作;其次，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和行政人员两类(可以有书记员作为法官的辅助人员)，并实行两种绩效考核指标，法官的比例应当大于行政管理人员。庭长、副庭长和院长、副院长等党组成员为行政管理人员，不得参与案件立案到宣判、执行的任何环节;再次，坚定落实《法官法》关于法官资格取得的程序和条件，审执岗位的工作人员除书记员外必须具有法官资格 ，逐步将无法官资格的审执人员交流到其他单位工作，而行政人员作为非审执岗位的工作人员则不须具备这些资质;然后，在人民法院工作的整个过程中，两种岗位工作人员不得相互交流，庭长、副庭长和院长、副院长等党组成员只能从非审判岗位产生。

(四)严格区分待遇，保证审判权稳定运行

通过立法改革法院内部工作人员的物质报酬和政治待遇的分配方式，实行与法官级别制度和行政管理人员行政级别制度相适应的、并行的待遇分配标准;审判岗位的工作人员评为与其业务能力和绩效相对应等级的法官，享有与法官等级相匹配的报酬和政治待遇，而行政管理人员以行政级别作为获得报酬和政治待遇的依据，即法官与行政级别无关，行政管理人员与法官等级无关(庭长、副庭长和院长 、副院长等党组成员)。

本措施与前述第(二)项相互衔接，有利于吸收对审判工作保有持久热情、立志专心于审判工作的人员进入审判队伍，并防止不安心于审判工作而追求行政级别最大化的人员进入法官队伍，进而保证审判力量的稳定和审判权运行的稳定。

(五)禁止案件审批程序，消除隐性行使审判权现象

案件审批程序仍系我国基层法院普遍的做法，既让法官产生依赖心理，抑制其积极主动性的发挥，又于法无据。过多的人员介入个案的裁判，很难根据庭审的情况、法官的专业经验等作出判断，导致裁判结果缺乏客观性和连续性。在我国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中均无庭长或副院长可以审批案件的规定。因此，禁止案件审批制度，是改革人民法院内部审判权配置，进而消除隐性审判权的根本途径。

行政判决书篇9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有关部门的规章制度、会议纪要等等都不具法律效力，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不能引用其为裁判依据，这是极为浅显的道理，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居然在裁定书引用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为裁定的依据，想必其中的问题绝不是我们想像之简单。

笔者也曾在实践中见到过类似事情。某市人大在执法检查时，发现某地检察机关在对一涉黑组织起诉时，没有任何依据就对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取保候审，致使其逃跑不能归案接受审判。但是检察机关却振振有词说，这是依据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作出的决定，并拿出当年的起诉书，起诉书上附录上赫然注明“根据市委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已对某某取保候审”。对如此哭笑不得的起诉书，人大的板子还真不知道打在那里是好？

党的政法委作为党领导政法工作的机关，主要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在具体业务上政法委并不能代替政法部门行使职能，政法委也不是法院之上的“终审法院”。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能例外。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人情干扰等等复杂的原因，政法委僭越职权，以会议纪要等形式干涉政法部门行使职能的事件屡屡发生。而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处于地方的管理之下，对于政法委的越权之举是敢怒不敢违。

因此，无论是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是笔者所说的某市检察院，他们在正式的法律文书上标明“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其实都是规避压力的一种方法。一方面，他们要屈从于政法委的压力作出违心的裁判或决定；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暗示裁判或决定来自案外的压力，以此躲避公众的责难和日后的检查。这是法院的裁判或检察院的决定出现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的实质，否则，如果他们自身认同会议纪要精神且在清楚知道政法委的会议纪要精神不能作为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理解去说理，何必多此一举搬出政法委会议纪要。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在公众纷纷对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做法进行责问之时，笔者还是给予相当的理解。因为，比起其他法院在实质上是依据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判案却语焉不详的情形，敢于点明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客观上让公众明白了判决背后其实有其他的因素，舆论监督也因此有的放矢。这不，“记者即将结束采访时，松原市市委书记杨绍明和市委秘书长王绍俭表示，市委对此案非常重视，将督促有关方面尽快对该案予以执行解决。 ”

然而，无论如何，即使法院有千万条理由，屈从于外来压力办案，仍然是法院的渎职与失职。因为，法院不能抵挡的压力，当事人更加无法抵挡。何况，对于法院以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判案，政法委也完全可以用各种理由推诿，当事人并无有效的救济途径，当事人不能指望法院来伸张正义还能指望谁呢？所以，我们在呼吁尽快改革法院的体制的同时，也要求法院在现行的体制下多多为当事人考虑，敢于面对压力、承受压力，而不是一味地选择规避压力，这才是法院真正实践“司法为民”的体现。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mail:tao1991@163.net

行政判决书篇10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有关部门的规章制度、会议纪要等等都不具法律效力，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不能引用其为裁判依据，这是极为浅显的道理，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居然在裁定书引用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为裁定的依据，想必其中的问题绝不是我们想像之简单。

笔者也曾在实践中见到过类似事情。某市人大在执法检查时，发现某地检察机关在对一涉黑组织起诉时，没有任何依据就对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取保候审，致使其逃跑不能归案接受审判。但是检察机关却振振有词说，这是依据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作出的决定，并拿出当年的起诉书，起诉书上附录上赫然注明“根据市委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已对某某取保候审”。对如此哭笑不得的起诉书，人大的板子还真不知道打在那里是好？

党的政法委作为党领导政法工作的机关，主要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在具体业务上政法委并不能代替政法部门行使职能，政法委也不是法院之上的“终审法院”。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能例外。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人情干扰等等复杂的原因，政法委僭越职权，以会议纪要等形式干涉政法部门行使职能的事件屡屡发生。而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处于地方的管理之下，对于政法委的越权之举是敢怒不敢违。

因此，无论是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是笔者所说的某市检察院，他们在正式的法律文书上标明“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其实都是规避压力的一种方法。一方面，他们要屈从于政法委的压力作出违心的裁判或决定；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暗示裁判或决定来自案外的压力，以此躲避公众的责难和日后的检查。这是法院的裁判或检察院的决定出现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的实质，否则，如果他们自身认同会议纪要精神且在清楚知道政法委的会议纪要精神不能作为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理解去说理，何必多此一举搬出政法委会议纪要。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在公众纷纷对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做法进行责问之时，笔者还是给予相当的理解。因为，比起其他法院在实质上是依据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判案却语焉不详的情形，敢于点明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客观上让公众明白了判决背后其实有其他的因素，舆论监督也因此有的放矢。这不，“记者即将结束采访时，松原市市委书记杨绍明和市委秘书长王绍俭表示，市委对此案非常重视，将督促有关方面尽快对该案予以执行解决。 ”

然而，无论如何，即使法院有千万条理由，屈从于外来压力办案，仍然是法院的渎职与失职。因为，法院不能抵挡的压力，当事人更加无法抵挡。何况，对于法院以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判案，政法委也完全可以用各种理由推诿，当事人并无有效的救济途径，当事人不能指望法院来伸张正义还能指望谁呢？所以，我们在呼吁尽快改革法院的体制的同时，也要求法院在现行的体制下多多为当事人考虑，敢于面对压力、承受压力，而不是一味地选择规避压力，这才是法院真正实践“司法为民”的体现。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