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范文10篇

刑事被害人范文篇1

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被害人具有直接追究加害者和罪犯的权力，可以直接对其进行惩罚。到了奴隶社会中、后期和封建社会，被害人虽然不能直接惩罚犯罪人，但是处于犯罪起诉者的地位，罪犯是否会受到追究完全取决于被害人的意志。然而，在人类迈人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被害人的权利却在不断萎缩。过去，罪犯要付给被害人数倍于他们所受损失的赔偿；现在，赔偿在刑事诉讼中居于次要地位，在很多情况下被害人连其遭受的直接损失都难以索回。现代刑罚理论建立之后，犯罪被解释为对代表统治阶级利益或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家的侵害。国家的利益是最重要的，被害人遭受的痛苦成了第二位的。刑事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及其他权利）的保护长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惟国际法如此，国内立法和司法尤为如此。

（一）国际立法的不足

尽管建立刑事司法系统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但在有关国际立法的“积极”推动下，常常使人感到刑事司法机构是为了保护犯罪人的利益和满足犯罪人的要求而建立的。政府在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都必须考虑到并满足被告人或罪犯的需要和权利，却不必过分关注被害人的需要和权利。对被告人或罪犯的需要和权利不能满足，动辄被上升为人权问题，并为保护罪犯或被告人不厌其烦地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旨在保护其权益的国际公约（笔者并不否认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对被害人的需要和权利不能满足的情况却经常熟视无睹。到目前为止，有关保护包括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在内的合法权益的国际公约只有《为犯罪和滥用权力行为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和联合国为实施《宣言》而制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标准和准则。

（二）国内立法和司法的缺陷和不足

相比较而言，《宣言》在保护刑事被害人赔偿请求权方面的有关规定要比我国的相关规定进步得多。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在保护刑事被害人赔偿请求权方面存在着非常重大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在：

1.在立法方面，我国刑法和刑诉法有关规定的最大缺陷在于赔偿范围过于狭窄，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被动。

在我国，无论刑法，还是刑诉法，均无例外地将被害人的求偿范围限定在遭受的物质损失的范围之内，而对于人身伤残、死亡而造成的间接损失（比如劳动能力的丧失或减弱致使生活陷入困境，被扶养人的生活保障等）和无形损失即精神损失，直至2000年12月，最高法院仍以法释[2000]147号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明确否认当事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提起损害赔偿的权利。因而，被害人也当然“依法”无权提出这样的赔偿请求（即便提出也不会得到支持）。法律如此规定，不仅给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且十分不利于对被害人遭受损害利益的保护，甚至可以称之为对刑事被害人的“立法侵害”。

在司法实践中，囿于立法障碍地方法院只能“依法”判赔被害人的直接经济损失，比如医疗费、误工费、陪护费、丧葬费等，而对被害人的间接损失及无形损失，一般不予判赔；即便判赔，也仅仅根据加害人判决时的承受能力象征性地判赔一部分。有时甚至对被害人的直接损失，在出现加害人“赔偿不能”的情况下，也不予以全额判赔（在此情况下，会出现令人痛心的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抵不过一头健壮的大牲畜的价值的奇特现象。在有的判决书中所体现的生命价值还不足2000元），甚至不判赔。在不少情况下，由于加害人赔偿能力的有限性及其他原因，法律空判现象十分严重。这不仅有损于被害人赔偿请求权的实现，也不利于被害人身心健康或正常生活的恢复，更不利于对被害人进行必要的精神抚慰。而所有这一切，主要是因法律自身的缺陷所致。因而完善对被害人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势在必行。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1年2月26日第1161次会议通过，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出台，关于应否立法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争论已基本上烟消云散。但仍然有人坚持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只是针对民事案件，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并不适用。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与国际刑事立法趋势背道而驰，而且严重违背了有关法律公平原则，破坏了法律之间的和谐统一。

公民在其人身权遭受不法侵害时，对其非财产损失即精神损失有权要求经济赔偿，这是《民法通则》明文规定的权利，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更进一步明确了这项权利。当这种不法侵害上升到刑事犯罪的程度时，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权利却被限制在物质损失之内，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如毁人容貌的故意伤害、强奸、侮辱、诽谤等，物质损失却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只赔偿物质损失，对被害人遭受的巨大精神损失视而不见，严重违反了“对什么予以损害即对什么予以赔偿”的法律公平原则。有人认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即是抚慰了被害人精神上的损失，不需要对被告人再行经济制裁。笔者认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国家法律对犯罪行为作出的评价，不能由此抵销被害人所受到的精神上的伤害，更不能补偿被害人因犯罪侵害所遭受的各种经济损失。这种抵销理论不仅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与国际立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相违背。

《民法通则》及有关司法解释对人身伤害的补偿已确立了比较完善的赔偿制度，《刑法》、《刑事诉讼法》却把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仅仅限制在“物质损失”内，不仅否定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就连间接损失赔偿请求权也遭到否定。如此，会导致这样的结局：刑事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时，其包括精神损失在内的一切损失均可获得法律上的支持；而一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却只能取得直接经济损失的支持。附带民事诉讼在本质上仍然是民事诉讼，仅仅因为被刑事所附带，在同一个司法领域内审理结果却迥然不同，这岂非法律的尴尬？由于这种不一致，使有的被害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放弃附带民事诉讼，而等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以求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这不仅增加了诉讼成本和当事人的讼累，还会因为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结果的不同而影响国家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的民事侵权案件，即便相应的法律规定还不完整之时，不少地方法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已经能够比较充分地考虑到民事受害人的各方面的利益损失，不仅对直接的、间接的经济损失予以判赔，对精神损害赔偿也作了大胆地尝试（广东和上海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了地方性立法，且数额不低：上海的精神损害赔偿最高额为5万元，广东的最低额为5万元，而天津一中学生因被火车轧断双腿而获赔30余万元之巨的精神损害赔偿费）。而一旦遇上刑事侵权案件，直至今日，绝大多数审理机关对此却相当麻木，其能够站得住脚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退而言之，即使刑事侵权案件中仅规定对被害人遭受的直接物质损失进行赔偿，我国有关的法律还设置了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几乎是被害人难以逾越的。比如1994年3月21日颁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62条规定：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已经依《刑法》第60条（新《刑法》第64条）的规定得以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该条款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其一，刑事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范围，与《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刑法》第36条第1款一样，均被明确地限定在“遭受物质损失或经济损失”的范围之内，而其他损失即间接损失和无形的精神损失不包括在赔偿范围之内；这为加害人对抗被害人的间接损失和损害赔偿请求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极为明确的、非常及时有利的法律依据，加害人（一方）怎能不为法律对他们如此关心而倍感欣欣然？其二，即便在此狭小的赔偿范围内，被害人如不能提供被告人（或加害人）确有可供赔偿的财产的证据，人民法院便可“依法”裁定驳回被害人的赔偿请求。这样，将艰难的取证责任加到了原本已是犯罪受害者身上，根本不考虑被害人是否具有取得这方面证据的能力与可能，直接剥夺了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因为大凡刑事加害人，为了逃避刑事赔偿责任，除不动产难以转移以外，总是想方设法地将动产予以转移、隐藏。而一个受到伤害的人（更多的时候是弱者），一个没有任何司法或行政强制力的受害人，却令其取得证实加害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证据，这又何异于逼其虎口拔牙或缘木求鱼？难怪有西方学者指出，被害人在遭到刑事加害的残暴侵害后，又在司法实践中遭到法律及司法机关的第二次侵害，成为来自罪犯和官方双重加害下的“可怜虫”。我国法律的这种规定，十分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2.在司法实践中，某些审判机关司法观念陈旧，不注重对刑事被害人赔偿请求权的保护。

在现实生活中，刑事加害人会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对被害人进行全面、有效的赔偿。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审判机关便会象上述有关规定一样，不予赔偿，或判赔极少。并且，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法院往往仅重视对犯罪的惩罚问题，而不重视对被害人求偿权的保护问题。在诸多的司法判例中，通常只对罪犯一判了之，犯死罪的，一命还一命；没犯死罪的，判长短不一的自由刑，打了不赔、只打不赔的现象相当普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已有打赔并存、打赔结合的情形，但是一旦遇到加害人不能完全赔偿或完全不能赔偿的情形，或虽能完全赔偿但却以种种理由逃避对被害人的赔偿的情形，法律便显得苍白而又软弱无力，甚至做出对被害人极为不利的规定（如前述令被害人举证证明被告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规定）。法院因此便可不判赔，或虽予判赔，但却远远不足以弥补由于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种种损害，从而使犯罪行为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及其他不利后果通过“合法”程序不合理地转嫁给了被害人（一方），形成对被害人的司法侵害，严重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二、借鉴国际、国外立法与司法经验，完善我国受害人赔偿请求权立法，加强对受害人赔偿请求权的司法保护

（一）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在保护被害人赔偿请求权方面的立法与司法情况

相比较而言，联合国和西方某些国家在刑事被害人赔偿请求权的立法方面要比我们先进、合理得多。

关于赔偿范围问题，国际、国外立法通常既包含经济损失，也包含精神或身体损害。比如《为犯罪和滥用权力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下称《宣言》）在第一部分把“（刑事）受害人”一词调整的含义界定为：受害者是指受到损害-包括身心损伤、感情痛苦、经济损失-的个人或整体或基本权利受到重大损害的人。从中可见，刑事受害人受到损害的范围包括身心损伤、感情痛苦、经济损失三部分，相应地也界定了应予赔偿的范围。《宣言》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和援助的规定为：罪犯或对其行为负有责任的第三方应视情况向受害人、他们的家属或受抚养人作出公平的赔偿；受害者应从政府、志愿机构、社区方面及地方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社会援助。

在美国，为了保证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的实现，各州刑法和刑诉法制定了相应的制度。美国《刑法》将“赔偿”作为刑种之一，并且在不同的司法领域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对社会的赔偿，即社区服务或社区劳动；2.对被害人的赔偿。我们在这里研究和强调的是对被害人的赔偿。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各州对被害人的赔偿规定也不尽一致，大致可分为三类：1.明尼苏达模式，此种模式又称为犯罪人赔偿模式，是指犯罪人与被害人订立合同，在附条件释放期间用其劳动所得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2.加利福尼亚模式，或称为犯罪人与国家共同赔偿模式，即从罚金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对受害人的赔偿，罚金来自罪犯，属于国库。3.马里兰模式或国家赔偿模式，即从社会福利基金中抽出相应部分用于补偿被害人。这种模式主要是考虑到多数犯罪人均较贫穷，赔偿能力有限，而改由社会或国家承担这种赔偿责任；同时也加重了国家保护公民免受犯罪侵害的责任。

（二）完善我国立法，加大对被害人赔偿请求权的保护力度

国际人权法及国外立法及司法判例，为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对被害人的赔偿制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制度性的规定。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合理的状况，扭转法律在保护被害人求偿权方面的不合理的规定或软弱无力的现象，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要完善立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扩大对被害人损害赔偿的范围，特别是要确认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这方面，民事侵权的有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际上只是一纸之隔，将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略作扩大解释即可十分轻松地捅破这层“窗户纸”。对被害人间接损失的赔偿方面，各地法院在处理道路交通责任事故案件过程中已经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对此不再赘言。目前，对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保护方面，很有必要对《民法通则》、《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在吸收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加强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或者在损害赔偿方面集中立法，制定一个基本法层次的《精神损害赔偿法》，以统辖这方面的法律，使之形成体系化的法规群，以便处理好各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性，避免出现冲突。目前，完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客观条件已基本具备。

在确保被害人赔偿请求权的实现方面，在尚不能就此问题正式立法之前，应在吸收、借鉴国际人权法和国外立法比如美国等相关问题合理性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这一问题。对受到刑事追究的加害人不能完全赔偿或完全不能赔偿的情形作出如下规定：1.对被处各类自由刑的罪犯，一律判处其承担赔偿被害人各方面损失的责任。被处自由刑缓刑的，以其劳动收入定期定量交由作出原有效判决的法院转交给被害人（一方），直至赔偿完毕为止；能支付而不支付的，由法院依法强制执行。被处自由刑收监执行的，在监狱内有收入的，由监狱管理机关定期定量扣缴部分收入转交给被害人（一方）；直到刑释或假释之日仍未全部清偿所欠被害人赔偿金的，由法院责令其继续定期定量向法院交付转交给被害人（一方）的赔偿金，直到赔偿完毕。这期间加害人死亡的，依继承法进行善后处理，并不当然免除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责任。为增强刑释后或假释后复归社会的加害人的赔偿能力，地方政府应尽力帮其解决工作就业问题，以免其再度危害社会。刑释人员或假释人员有赔偿能力而拒不履行赔偿义务的，由作出原生效判决的法院依职权强制执行。2.被处死刑或老弱病残又不能完全赔偿或完全不能赔偿被害人各方面损失的，其亲属愿意承担并且有能力承担的，应予同意；不愿意承担的，可借鉴美国刑事赔偿制度中的加利福尼亚模式和马里兰模式，加害人不能赔偿部分（有时是全部），由国家或社会从专项社会福利基金中支出，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被处自由刑（包括缓刑和收监执行的）而自身赔偿的能力确实有限，根本无力全部承担赔偿金额的，可由原审法院在判决时根据其自身的偿付能力和潜力，确定适当的比例由其依前述第一种方式进行赔偿；其余部分依然参照美国加利福尼亚模式和马里兰模式，由国家或社会从专项社会福利基金中支出。如此，则可切实保障被害人赔偿请求权的实现。

同时，要废止或修改不利于被害人赔偿请求权进行保护的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建议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62条修改为：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已经依新《刑法》第64条的规定得以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根据被害人（一方）申请，应当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无法取得证据的，可根据具体情况迳行判决，责令加害人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加害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包括被处死刑者），从有关基金中拨付相应数额的金钱对被害人进行补偿。

刑事被害人范文篇2

随着对犯罪现象熟悉深化和人权保障运动的发展，刑事被害人的地位经历了由高到低，再逐步提高的历史过程。被害人权利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人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要素之一，和被告人一样都是刑事诉讼应予尊重和保护的中心人物，其权利也是完全独立并不可替代的，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兼顾。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已成为一国刑事诉讼法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未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将其纳入其他诉讼参和人之列。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使被害人更直接地参和诉讼活动，加大了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力度。但由于侦查程序的非凡性，侦查程序中的被害人并不具有完全的当事人地位。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新问题依然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笔者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分析了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中存在的主要新问题，提出了保障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主要办法。

一、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的法定权利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刑事被害人在侦查阶段享有的诉讼权利主要有摘要：控告权；申诉权；申请复议权；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获知鉴定结论和要求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权利；申请回避权；隐私受保护的权利；要求阅读或要求侦查人员向他宣读其陈述笔录、提出补充和修正笔录中的遗漏或错误的权利；自诉权；请求赔偿权等等。

二、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中存在的主要新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虽然规定了刑事被害人在侦查阶段享有以上诉讼权利，但是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主要新问题有摘要：

1.被害人的知情权十分有限。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公安机关决定不立案的，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侦查机关应将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被害人。由此可见，被害人虽然有一定的知情权，但该权利是十分有限的。法律不但没有对告知程序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且未规定负有告知责任的人员未遵守告知义务时的救济程序，法律也没有规定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决定应当告知刑事被害人，导致被害人的知情权不但十分有限，而且有限的知情权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充分行使。

2.隐私受保护的权利不充分。虽然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侦查人员在询问被害人时，涉及到被害人隐私的新问题，应当为其保密，被害人也有权要求侦查人员对其隐私予以保密。但是在侦查实践中，侦查人员经常毫无顾忌的询问被害人的隐私新问题，尤其是在性犯罪中，这就会使被害人不情愿的回忆其遭受侵害的经过，轻易造成对被害人的第二次侵害。

3.缺乏委托诉讼权。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人。在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实际上是无权委托他人担任诉讼人的，这对更好的维护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尤其是保障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非常不利。同样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以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办法之日起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委托诉讼权的缺失导致了刑事被害人在侦查阶段时一定程度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4.请求赔偿权中提起的方式和赔偿的范围受到很大限制。首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被害人在被侵害后，假如该案的刑事诉讼程序启动，被害人不能就此事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损失，只能在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中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假如该案由于某些原因（如犯罪嫌疑人在逃）一直不能侦查终结，被害人就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侵权人赔偿损失（司法实践中有些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的赔偿而不得不中止、延误治疗），这实际上很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精神损害赔偿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诉因而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诉因，即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范围不包括精神损害，而在民事诉讼中假如出现法定情形受害人可以要求得到精神损害赔偿金。事实上，在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案件中，被害人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有的甚至达到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程度。

三、保障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主要办法

（一）赋予被害人一系列权利

1．较完善的知情权。被害人有权了解刑事案件办理的全过程，这是其作为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基础。根据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规定，受害者有权获知有关信息，参和诉讼，主张自己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已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笔者认为，我国应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知情权的范围、告知程序、救济程序。司法机关应在法定期限内告知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义务及刑事案件办理的有关情况。被害人至少应了解刑事案件办理的以下情况摘要：是否立案；公安机关做出不立案决定的理由；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决定及理由；司法审查的决定及理由；公安机关做出的鉴定结论及理由等。2.较充分的隐私受保护权。公民的隐私、名誉、人格尊严受保护权是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是受我国宪法保障的权利。笔者认为，为了保护被害人的隐私，防止可能出现的“对被害人的第二次侵害”，应当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名誉、人格尊严，不得侵害其权利，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就涉及被害人个人隐私的新问题进行提问、调查。

3.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选择权。为了让被害人的损失不因刑事诉讼程序的进展缓慢而不能得到及时赔偿，笔者认为，我国应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赋予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选择权。当刑事诉讼程序的进展缓慢而被害人急需得到赔偿以继续治疗时，被害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民事诉讼程序的相对快捷可使被害人早日获得赔偿，因而更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被害人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结果假如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显然不能给被害人以很好的精神安慰。世界很多国家或地区倾向于赋予被害人以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包括作为起诉对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质的、肉体的、精神的全部损失。笔者认为，应取消有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享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5.委托诉讼权。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体现刑事诉讼的公平公正。为了更好地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保障刑事被害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应当赋予刑事被害人以侦查阶段的委托诉讼权，将刑事被害人委托诉讼人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并明确诉讼人的地位和权利义务。

（二）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发挥能动功能，对国家强制权的使用进行合法性审查，来保障个人的权益不受国家强制权的违法侵害。司法审查制度已被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立。在刑事诉讼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目的在于贯彻国家权力之间的分权制衡原则，以法院的司法权对检警机关的追诉权进行司法控制。笔者认为，在不改变我国现行法院体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我国各基层法院设立司法审查庭，对各地基层公安机关使用国家强制权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被害人对于有证据证实被告人实施了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该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立案后又销案的案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进行司法审查，由人民法院对该案件进行具体调查后做出是否应当继续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决定。一旦人民法院作出继续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启动诉讼程序以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

（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是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因受犯罪侵害而受损害的，且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损害赔偿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并不是国家代替犯罪行为人或者对犯罪行为依法承担民事赔偿义务的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而是国家对符合法律条件的被害人给予预订的经济补偿，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重要补充。当被害人无法获得赔偿时，为进一步保障被害人权利，世界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联合国《为犯罪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的国际公约中也明确规定了国家补偿制度的对象、方式，对资金来源和补偿程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我国法律则没有规定相关保障办法，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被害人数量不少，但是获得实际赔偿的比例却不高，且由于受到被告人赔偿能力的限制，有的刑事被害人获得的赔偿金额因较少而和其所受到巨大损失形成强烈反差，有的刑事被害人甚至是空持判决书实际分文未获。为了保障被害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笔者认为，我国应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建立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应将国家补偿的范围加以适当限制，可借鉴美国等国家的规定，将国家补偿的范围限定为“无辜的且医疗费用或损失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暴力犯罪被害人以及死亡被害人生前抚养的人”。

（四）建立保护被害人的援助体系

被害人在被犯罪分子侵害后，遭受着巨大的损害，精神上极为痛苦，心理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假如全社会都给予被害人关心、照顾，将使被害人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其损失也将降到最低程度。我国应建立保护被害人的援助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摘要：

1.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司法接济制度，是指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为某些经济困难或非凡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或减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利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其实质是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平等、公平的实现，彻底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原则。联合国《为犯罪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的国际公约中明确规定了应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我国虽然正式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对象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对刑事被害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笔者认为，应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制度，把刑事被害人纳入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

2.建立保护被害人的社会援助体系。建立保护被害人的社会援助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对侦查人员加强培训，使他们熟悉到刑事被害人的需要，从而在刑事诉讼中给予被害人及时、迅速的关心、帮助；二是给被害人提供包括心理咨询在内的医疗服务；三是通过保险机构给付保险赔偿金、民政部门给予困难补助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形式给予被害人适当的经济援助；四是发动全社会的力量，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为被害人提供工作、学习、生活等多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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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一飞，陈海平.进路选择、障碍化解、制度预置［J］.重庆社会科学，2005（10）

刑事被害人范文篇3

摘要：正当性是制度赖以发挥积极社会效用的基础，科学确定价值取向是制度赢得正当性评价的前提。确定价值取向，需要综合衡量制度所涉各方主体的利益需求。被害人补偿制度的价值取向具有独特的内涵，它不仅需要合乎刑事司法的价值目标，而且也需要保持与环境的协调，实现内部利益关系的和谐。我国被害人补偿制度应当充分体现“调谐国家与国民关系”、“均衡刑事相对人人权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价值需求。关键词：被害人救助；价值取向；人权保障；和谐社会Abstract:Nopositivesocialfunctioncanbeperformedbyaninstitutionwhoseexistenceisnotjustified.Thevaluesscientificallyattachedtotheinstitutionhaveprovedapreconditionforittobebetterappreciated.Whileweighingthevalues,theinterestsofallstakeholdersshouldbetakenintoaccount.Thevaluesofstateindemnityforcriminalvictimshaveuniqueconnotationwhichneednotonlytobeconsistentwiththeobjectofcriminaljustice,butalsocoordinatewithenvironmentsoastorealizeharmonizationoftheinternalrelationsoftheinterests.InChina,stateindemnityforvictims,inparticular,shouldmeettheneedsof“harmoniz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governmentandthenationals,”“balancingtheprotectionofhumanrightsoftheaccusedandthevictims,”and“acceleratingtheconstructionofasocialistharmonioussociety.”KeyWords:remedyforvictims;valuechoice;protectionofhumanrights;harmonioussociety国家救济刑事被害人的态度，标志着国家的文明程度。对刑事被害人（以下简称“被害人”）的救济，以救济主体和救济经费的主要来源为标准，可以划分为“（被害人）社会救济”和“（被害人）国家救济”两种类型；以救济的根据和性质为标准，可以划分为“被害人救助”和“被害人补偿”两种模式。国家救济被害人的水平，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准的综合反映。先实行“国家救助”，后实行“国家补偿”，应当成为我国逐步建构被害人救济制度的理智选择。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下简称“被害人补偿制度”），理论和实务界人士提出了许多立法建议。但对于提出该项建议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被害人补偿制度的价值取向，却鲜有深入讨论。这不仅有碍制度的科学建构，而且也会影响其施行效果。众所周知，价值取向是以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价值关系为基础，通过人的观念认同和定向而形成的价值选择。它体现的是国家设立制度的内在动因和对其社会效用的总体期待。正当性是制度赖以发挥积极社会效用的基础，科学确定价值取向是制度赢得正当性评价的前提。确定价值取向，需要综合衡量制度所涉各方主体的利益需求。作为与刑事司法密切关联的制度，被害人补偿制度的价值取向不仅要充分考量刑事司法对环境的需求，合乎刑事司法的价值目标，而且也要充分考量这一制度所依存的环境及其所调整的内部关系，使之保持与环境的协调，实现内部利益关系的和谐。因此，被害人补偿制度的价值取向具有独特的内涵。一、调谐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保护国民，既是国家的使命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轨迹中，国家的出现以及统治者以法制的方式规定其与国民的关系，使人类摆脱了野蛮与无序，走出了迈向文明社会的第一步；由强调国民对国家的服从到注重国家对国民的保护，体现了统治者对国家合法性的认知。受此影响，近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几乎无一例外地载入了“公民”、“公民权利”这两个引人注目的词汇。然而，人们对国家保护国民的法理解释及法制体现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并由此形成了两种形似实异的思维模式：一是将国民的个体权益纳入公共利益，以保护公共利益为手段保护国民的个体权益；二是将公共利益视为国民个体利益的集合，以保护国民的个体权益为手段保护公共利益。这两种思维模式对社会治理结构影响至深，在世界各国的每一部立法中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作为调整国家与被害人及其他社会成员关系的被害人补偿制度也不例外。它的建立及内容设计，都需要在前述思维模式中作出选择。这个选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考量国家与被害人及其他社会成员利益关系，确定价值取向的过程。国家对国民的保护首先体现在法律的制订上，即通过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宣告以任何形式侵犯公民人身安全、自由和财产等权益行为的非法性和应受处罚性。这既是对国民权益的明确宣告，更是对任何可能违反法律、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的警示。这种保护是纯粹静态意义上的保障，也是最为基本的保障。然而，国民个性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国家仅有静态意义上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国家还必须设立一系列程序和制度启动对公民基本权益的动态保护。并且只有动态保护，才能使静态意义上的保护富有存在的意义，才能发挥其应有的震慑或者警戒作用。这种动态的保护就是我们的诉讼程序和制度，为此，国家负有确保各项诉讼程序和制度的有效性的责任。对于最为严重的侵权行为——犯罪——而言，国家必须确保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制裁，以宣告此种行为的不法性和不可容忍性。这既表明了国家对于犯罪的根本立场，也可以宣泄被害人内心的怨恨，同时也使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得到恢复。一般而言，实现了对犯罪的制裁，就表明了国家已经履行了所负有的职责。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当犯罪行为发生后，国家所履行的惩罚犯罪的职责，并不是国家良好地履行其保护国民合法权益的职责的表现，而只是国家对其未能在犯罪行为发生前制止犯罪行为发生所做的补救。换句话说，是国家对其“渎职”行为的事后补救而已。虽然，这对于国家而言，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但是，这是作为国民的管理者的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犯罪行为通常是针对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国民实施的。由于人不仅拥有肉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也拥有精神。并且，也只有受精神主宰的肉体，才是富有意义的人，因此，针对国民实施的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对象也就涵盖了国民的精神和肉体。这就意味着，犯罪行为的实施，通常会造成被害人的身体和精神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即使被害人的肉体没有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但是对精神的伤害仍然不可避免。这是因为犯罪行为通常突破或者有违被害人正常的社会生活方式，犯罪行为发生的那一刻，通常给被害人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精神紧张或者恐惧。因此，当犯罪发生后，国家履行惩罚犯罪的职责，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并不意味着国家已经很好地履行了保护国民的职责，尤其是在被害人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使生活陷入困境，而被告人又没有经济赔偿能力时。要使国家保护国民的职责得到完全的履行，除了惩罚犯罪以外，国家还必须肩负起恢复被害人在被害之前的社会生活状况的责任。从理论上讲，既然个人已经放弃了“私力救济”的权利，而由国家统一行使“公力救济”权，那么，当个人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时，国家必须在对犯罪行为进行制裁的同时，对被害人所遭受的侵害给予经济上的补偿。对个人而言，这是个人放弃“私力救济”应得的回报；对国家而言，这是其享有“公力救济”所应当承担的义务。为了使国民享有的权利与国家所承担的义务相对等，当国家履行了对被害人的补偿义务后，个人应当将其享有的对被告人的追索权让渡给国家，而不论国家是否能够实现此种追索权。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家对被害人补偿的责任之所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也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忽视对被害人人权保障的情形。对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忽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片面强调刑事司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漠视被害人相对独立的个体利益，是其中的首要原因。实际上，犯罪既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也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犯罪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往往直接体现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如果说犯罪是对社会的反抗，那么受害人就是社会遭遇反抗的直接承受者。除个别案件以外，绝大多数犯罪都不是受害人的过错所引发的，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导因于其他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被概括地表述为国家治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实质上也是受害人遭遇侵害的根源。对刑事受害人遇害根源的探究，“推导”不出刑事犯罪的正当性，但它为被害人诉求国家补偿的合理性提供了注脚。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是，国家是国民的抽象集合，国家掌控的公共资源来源于国民的贡献，以公共资源补偿刑事受害人是否有损其他国民的利益？其实，前述疑问的设问原因已经内含了足够的释疑理由。正是因为国家是国民的集合，国家治理社会的水平根本上取决于国民的水平。国家治理社会虽然由国民的代表直接进行，但代表的产生却取决于国民的选择。在强调国民民主权利的同时，其实更值得强调的是国民积极行使、正当行使民主权利的责任；在强调对国民民主权利予以保障的同时，其实更应该强调国民对民主权利的争取。因此，运用社会公共资源补偿被害人并不构成对其他国民利益的侵害，它应当被理解为国民不积极争取、消极行使、不恰当行使民主权利的代价。虽然，通过惩罚犯罪所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中包含有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成份，但惩罚犯罪并不足以填补被害人所遭受的全部损害。国家既有保护公共利益的责任，也有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以公共资源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国家的首要选择。但是，如果国家不以公共资源对无法获得赔偿的被害人给予救济，就容易形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之间的失衡，磨损被害人以及其他可能遭遇刑事侵害的国民对国家的信心，并最终损害公共利益。显而易见，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确立，并不是给国家增加新的职责和负担，而只是国家应尽职责的进一步明确而已。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确立，可以使国家从片面地致力于惩罚犯罪的事后补救，转而在惩罚犯罪同时，关注被害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并对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这种转变既表明了国家对其应尽职责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也表明了国家对其应履行职责的鲜明态度。尽管，国家补偿制度不可能像民事损害赔偿一样，完全或者充分满足被害人的索赔愿望，尽管这种补偿数额比较有限，但是无论如何，国家对被害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表明了国家已经担负起全面履行国家职责的立场。这不仅有利于强化国家责任，也有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1][2][3][][]二、均衡人权保障人权保障是国家的重要使命。人权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必将经历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在判断人权保障制度完善程度的诸多标准中，均衡保障人权是最为重要的评价指标之一。在“患不均”意识浓厚的国度，人权保障失衡的危害性容易被国民“放大”，挤压人权保障制度的作用空间，甚至动摇人权保障制度的生存基础。在刑事司法情景中，刑事司法相对人均有需保护之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作为刑事司法中直接对立的双方，他们在人权保障制度体系中的地位紧密关联，均衡保障其人权至为重要。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体系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却明显处于失衡状态，其主要表征并非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过度，而是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的缺失。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缺失，归因于对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人权相互关系认识的不足。人们在呼吁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权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必须依存的环境：对被害人人权的保障及其催生的“宽容”罪错的社会心态。在刑事诉讼中，“求偿不能”、“求助无路”的被害人日渐引起社会的关注。在信息化时代，一个被害人遭受的不幸，会迅速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知悉。社会对被害人遭遇的广泛同情不仅不会孕育“宽容”罪错的社会心态，而且还会强化人们的“严打”观念，使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权的种种努力化为乌有。此外，对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忽略，也与学界对传统刑事司法目的的极端反叛具有密切关联。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对我国刑事司法目的的传统表述。在推进刑事司法现代化的进程中，受西方刑事司法文明影响至深的学者基于对“野蛮”刑事司法的痛恨，早期几乎都将温润的目光集中投向刑事司法之剑寒光笼罩下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在他们看来，整个刑事诉讼活动都围绕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展开，刑事诉讼的每一个环节都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财产、生命的限制和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然应当成为关注的焦点，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就在于“保障任何人免受无根据的或者非法的刑事追究、保障被追诉者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受到公正的待遇和保障被告人受到公正、人道的刑罚处罚。”［1］学者们著书立说不断地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摇旗呐喊，甚至于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指的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2］。应当认为，学界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呼吁体现了学者的良心，无可厚非，但是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不难发现，既有的研究在从西方刑事司法文明宝库借来宝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时候，丢下了剑鞘——被害人人权保障。实际上，上世纪60年代以来，被害人学研究就已经在西方主要国家蓬勃兴起，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在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中日益受到重视。西方主要国家在充分保障被告人宪法权利的同时，加强了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尤其是获得国家补偿的权利。这是因为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应当是能够调和各主体间利益冲突和全面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制度。鉴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主角”的地位以及其人权保障受到学者们的热议，而被害人处于“配角”当事人的尴尬地位以及不受学术界的重视的现状，我们认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涵应当是全面的，不仅要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同样也要保障被害人等的人权；并且，不能因为被害人控诉犯罪的职能转由强大的国家公诉机关行使而忽视被害人人权的保障，更不能因为国家公诉机关代表被害人追诉犯罪行为就等同于被害人的人权得到了切实的保障。虽然在追诉犯罪方面，被害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但是被害人的人权保障除了犯罪分子受到刑罚的应有制裁之外，还应当包括获得被告人犯罪损害赔偿的权利。只有当被害人得到了犯罪分子的损害赔偿金，被害人才有可能摆脱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种种不幸的困扰，重新开始受侵害前的正常生活。因此，相比较赋予被害人诸多的诉讼权利以及当事人地位与获得被告人的损害赔偿而言，前者通常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宣泄其内心的愤恨情绪，缓解其精神痛苦，但是并不能弥补其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各种物质上的损失，也不能改善其的生活状况。事实上，相当一部分被害人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生活陷入困境。对于这部分被害人而言，最为重要、也是最现实的保障就是获得被告人的赔偿，而不是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这恰恰是后者的功能。因此，就被害人个人而言，保障其人权，最重要的是确保其获得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各种损失的赔偿。司法实践已经表明了被害人在其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已经不再局限于强烈要求国家追诉和惩罚犯罪分子，而是更多地转向要求获得充分的经济赔偿［3］。然而，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刑事犯罪分子都没有实际能力来履行法院判决的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金，并且这种状况呈现出上升的趋势［4］。这势必导致被害人不仅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所带来的巨大的身心上的伤害，而且还得忍受损害得不到赔偿所造成的生活困难等不幸遭遇。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不论被告人受到何种刑罚的严惩，都无法改变被害人所受到的此种遭遇和所处的状况。而现有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根本无法解决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为被害人受到的侵害埋单？谁来保障被害人的损害得到赔偿？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确立，不仅可以使被害人得到国家的援助，摆脱生活困境；而且可以使国家对被害人人权的保障落到实处，弥补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的不足。虽然从表面上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接替被告人偿付给被害人一定的金钱，缓解其生活困难。而实质上，这是国家对被告人、被害人的人权给予均衡保护的体现。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确立是国家人权保障观念的重大转变，即从先前侧重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转变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人权的均衡保障。对于国家而言，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都是同等重要的价值目标。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保障被惩罚者的人权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视对被害人人权的保障。然而，刑事诉讼的特有属性决定了对被害人人权的保障不可能随着被惩罚者人权保障的增加而增加，换句话说，对被害人人权的保障上升幅度是有限的，绝不可能超过对被惩罚者的人权保障。因此，我们认为国家要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均衡保障，不能从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等方面着手(注:譬如，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后，有学者主张应当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抗诉权。对此，我们认为这是对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仍然是片面的，即停留在报应观念基础上。一方面，被害人享有抗诉权直接危及诉讼结构，同时也直接危及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对被告人带来重大不利。另一方面，即使二审法院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也不能解决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生活困难等现实的问题；并且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很容易激起人们对强硬刑事政策的渴求，从而强化报应刑观念，造成适用重刑的社会氛围。)，而应当另辟蹊径，从确保被害人及时得到充分的损害赔偿着手。惟有这样，对被害人人权的保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也只有这样，才能纠正当前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错误认识，从而使被害人、被告人的人权真正实现均衡保障。三、构建和谐社会虽然，我们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最后一个价值取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最不重要的价值取向。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相对于其他价值取向而言，其作用和位阶丝毫不比其他价值取向低。我们将这一价值取向放在最后，纯粹是出于行文需要考虑，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视这一价值取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5］这既指明了和谐社会的建设方向，也为和谐社会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总书记的讲话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即包括：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其中“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法治建设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只有实现了民主法治建设、社会的公平正义得到落实，人民才可能诚信友爱、生活才能安定有序。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和纠纷等不和谐因素，这是难以避免的。并且，即使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文明程度很高的社会中，也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和谐的因素。显然，以为实现了和谐社会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不和谐因素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在当前转型时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从根本上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产生的社会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当前，我国犯罪率居高不下，甚至还有上升的趋势。犯罪行为作为最不和谐的因素，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大障碍。首先，犯罪本身就是对和谐社会生活的严重挑衅和破坏，不仅破坏了人们平和、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而且也损害了人们崇尚和追求的公平正义理念。其次，犯罪行为不可避免地对被害人造成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伤痛和伤害，使被害人处于不和谐的状态中。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制裁，以重塑人们的公平正义理念和恢复被破坏了的社会秩序，也可以使被害人充满怨恨和愤怒的不和谐心态得到宣泄和抚慰，但是仅仅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制裁，很难使原本和谐的社会生活秩序得到完全的恢复。这是因为犯罪行为对和谐社会造成的损害，还现实地需要犯罪分子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对受到侵害的国民等对象进行救治和复原等活动。只有对受到侵害的对象施以救治、恢复原样等措施，才有可能使受害者早日从被害的噩梦中醒来，重新开始平和、安定的生活。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被害人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被告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但是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制度都只是提供了被害人向被告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法律平台，并不能确保被害人最终得到令其满意的金钱赔偿。尤其是当被告人不名一文时，被害人得到赔偿的愿望都会化为乌有，甚至连一分钱的赔偿都得不到，这种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注:在“马加爵故意杀人案”中，3名被害人的亲属总共向被告人马加爵提出了82万元的附带民事诉讼，2004年4月28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给3被害人家庭每家人民币2万元。6月17日，这6万元的赔偿金随着马加爵被执行死刑而化为泡影。2003年10月19日，中央电视《今日说法》节目播出了《泯灭的亲情》一案，介绍了一名叫冯慧芳的15岁小女孩被卢柳莲泼硫酸严重毁容，法院判决被告人赔偿被害人人民币24万元。在法庭上被告人表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承担责任，但是除了一条命外，拿不出钱来赔偿。)这对于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陷入生活困境的被害人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无辜和无奈。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虽然被判处了刑罚，但是因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不和谐因素并不会因为被告人服刑而得以消除，甚至将导致更多的不和谐因素。这是因为，对于被害人而言，自己无端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已经十分不幸；因遭受犯罪导致生活陷入困境，则是更大的不幸；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而被害人又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则是最大的不幸。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当人遭受多重重大的不幸或者打击时，其心理和情绪都会发生巨大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极易走向极端，采取不理智的方式来宣泄其内心无辜又无奈的怨恨和愤怒。这就又为产生不和谐因素埋下了复仇的种子。而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在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由国家替代被告人支付给被害人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以弥补其因犯罪行为所遭致的损失。尽管这种补偿极有可能没有民事赔偿来得多，但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被害人所遭受的侵害。至少可以让被害人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并不是孤立无助的，并不因为遭受犯罪侵害而为社会和国家所歧视。毫无疑问，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被害人的情绪，削弱被害人寻求复仇的欲望。这种不和谐因素的消除，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有效预防犯罪犯罪是一种反社会行为，是对社会共同理性的违背和侵害。因此，犯罪也是为国民所唾弃和厌恶的行为，而且通常也会引发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国民的复仇心理。犯罪学理论认为，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角色在特定情况下会发生转换，尤其是当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没有得到法律或者社会及时救助情况时，被害人角色转换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当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通常期待法律或者社会为其主持公道，期待对犯罪分子处以刑事制裁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种期待既是对其受害创伤的一种恢复，也是使其恢复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的人格尊严。因此，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受到刑事制裁或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那么被害人通常觉得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了侮辱。当他寄希望于获得国家“公力救济”的期待破灭时，这种破灭了的期待就会转化为实施“私力救济”的内心动因，并且国家“公力救济”的不可用性也就成了其实施“私力救济”的正当理由。这种正当理由在外界刺激的影响下不断得到强化，当外界刺激达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动因就会突破既有的社会控制，从而转化为具有“正当理由”的行动，最终实现从被害人向犯罪人的实质性转化。在所有对被害人的刺激中，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陷入生活困境，显而易见是最大的刺激。这是因为，犯罪行为已经对被害人身心造成了伤害，即使肉体上伤痛得到康复，但是心理上被害的阴影总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尤其是涉及人格尊严的犯罪行为。而因遭受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陷入生活困境，则更是增强了对被害人的心理打击。这种“打击”无疑强化了被害人的怨恨和愤怒心理，当这种怨恨和愤怒突破理智的张力时，就会转化为非理性的报复行为。在所有犯罪之中，报复型犯罪并不在少数。虽然我们难以控制所有犯罪行为的发生，但是我们还是能够预防某些犯罪行为的发生，最典型的如报复型犯罪。从报复型犯罪的形成机理来看，要预防报复型犯罪的发生，就必须防止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为此，国家和社会必须建立一套调节机制，对被害人的心理进行必要的调节，使其内心达到平衡。这种调节机制，一方面可以对受到犯罪行为侵害较重的被害人辅以心理治疗等方式来疏导和抚慰被害人的心灵，使其怨恨和愤怒等情绪得到及时的宣泄，从而达到心理平衡。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纯粹的心理疏导和抚慰所能起的作用毕竟有限。尤其是当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时，良好的心理疏导和抚慰确实可以暂时缓解其紧张的情绪，但是当被害人重新面对生活时，困窘的生活现实将重新激发其报复的欲望。这种复仇的欲望是由其因犯罪行为造成的困窘的生活现状决定的。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物质决定意识——在犯罪心理学中的体现。因此，不消除犯罪行为对其造成生活困窘状况，再丰富和良好的心理疏导和抚慰都难以彻底地消除被害人复仇的欲望。这就是调节机制最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即给被害人一定的经济补偿以解决其生活窘迫的现状。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作为社会调节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可以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而且也可以从精神上对被害人进行抚慰，使其感受到国家和社会对自己的关怀。给予被害人一定的物质补偿，不仅可以缓解被害人现实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可以弱化，甚至消除其复仇的欲望。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建立完善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以使绝大部分被害人不至于转化为犯罪人。（二）促进刑罚轻缓化由于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刑罚历来以死刑和监禁刑为主，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无疑比较重。面对刑罚人道性的趋势和轻刑化的国际潮流，我们不应当无动于衷。虽然重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潜在的犯罪分子起到震慑和警戒的作用，防止这部分人走向犯罪道路。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长期以来的重刑主义刑事政策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减少犯罪的发生，反而使一部分被害人走向了报复犯罪的道路。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通过刑罚控制犯罪的有效性问题。虽然通过刑罚控制犯罪曾经在历史上发挥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通过刑罚控制犯罪这一古老的方式将不再是主要的控制模式。然而，降低刑罚对犯罪的控制作用，势必要采取其他犯罪控制模式，诸如刑罚替代措施等予以弥补，否则将削弱国家对犯罪的控制能力。但问题是，其他犯罪控制模式的适用，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国民情绪的波动，引发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国民对此种模式的认同问题。要使国民包括被害人等认同并且接纳此种犯罪控制模式，国家必须建立一种机制，消除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国民对被告人的仇恨心态，平息和消除民愤。而消除被害人的仇恨、平息和消除民愤的最好办法就是对被害人所遭受的犯罪侵害给予经济上的补偿，不论这种补偿来自何方。因为这种经济补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抚慰被害人受到伤害的心灵，使其早日从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同时，对被害人的一定的经济补偿，也向国民昭示了社会正义的回归，满足了国民对社会正义的基本需求，从而消除国民的民愤。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国民对刑罚的期待值自然会有所降低。这无疑有助于人们认同并接纳用刑罚之外的其他替代措施对被告人予以制裁。这就为刑罚的轻缓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国民对适用重刑制裁犯罪分子的愿望，使刑罚逐步成为控制犯罪的最后手段，从而为刑罚的谦抑和轻缓化开创良好的空间。参考文献：［1］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7.［2］汪建成.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护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外法学［J］.1999(2):65.［3］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和实行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调研报告.山东审判［J］.2007，(171):48－49.［4］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和实行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调研报告.山东审判［J］.2007，(171):49.［5］.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2－20(1).

刑事被害人范文篇4

法的原则决定着一项法律制度的基本走向,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以及国际刑事法发展的趋势,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当确立以下基本原则:1、效率优先，程序从简的原则。对于急需救助的被害人,进行应急补偿;对于案件久拖不决的,进行临时补偿。2、以人为本，有利于被害人原则。在难以确定赔偿额的情况下,天平的砝码应当向被害人倾斜,而不能向罪犯倾斜。各种补偿宁多勿少。如果补偿额大,可以发挥防止犯罪的功效,其超过标准数额的部分具有惩罚的性质;如果补偿额不足,必将引起某种恐慌。就惩罚犯罪而言,补偿额不足意味着罪恶获得了胜利。3、政府为主，多方援助的原则。

(二)补偿对象和条件

鉴于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必须对国家补偿的对象予以限制,应以补偿能解决被害人之迫切需要为条件。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对象限定为无辜的、遭受严重暴力犯罪的被害者及其近亲属为宜。关于财产损害,比较而言,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相对要轻,并且,财产损害的恢复没有人身伤害那么迫切,可以延迟,等待赔偿。不过,等以后条件成熟时,应考虑将被害人的财产损害纳入其内。

补偿条件是国家进行补偿的重要依据,各国的法律性质不同,补偿的条件也就相应的有所不同。根据我国的客观现实情况以及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笔者认为,被害人只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方可获得补偿:(1)被害人对自己被损害的结果无过错或者承担很小的过错。(2)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不具有亲属关系。(3)被害人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而造成了生命、健康的极大损害。(4)被害人无法从犯罪人那里或通过其他途径得到充分的补偿。

(三)补偿范围和补偿金的来源

补偿可分为物质损害补偿和精神损害补偿。对于补偿金额大小各国规定也不相同,但一般都规定有上限和下限:规定上限的目的在于控制经费预算,减少财政负担,而规定下限的目的在于避免小额诉讼之不经济。鉴于补偿金具有“慰问金”的性质,加上我国经济条件有限,因而数额也不宜过高,应借鉴美、英等国采用最高限额制。

补偿金的来源是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重要方面。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实施补偿制度的资金来源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拨款,现阶段补偿资金可有以下几种来源:(1)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预算拨款(这部分财政拨款可由国务院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拨款的适当比例);(2)没收犯罪人的财产;(3)对犯罪人所处的罚金;(4)监狱等劳动改造机关在犯罪人服刑期间所创造的部分劳动收益;(5)法院收取的部分诉讼费;(6)通过发行福利募集的部分社会福利基金和社会各界的捐赠。

(四)补偿的裁定机构和程序

被害人补偿的裁定机关因国而异,在我国,我们认为法院作为被害补偿的裁定机构较为合适。理由包括:(1)法院是刑事案件的最终裁判机关,它使案件有了最终结果,已确定了被害人。案件在公、检机关时,因为没有最后结果,被害人的构成尚无定论。(2)审判人员熟悉案情便于确定补偿的数量。(3)审判机关有审级设置,可采取两审终审制,这样也有利于对裁定的监督。

为防止被害人在国家补偿程序中再次被害,应当建立方便、快捷的国家补偿程序,使符合条件的被害人都能够得到正确、及时的补偿。基于国情,我们可以将我国的补偿裁定程序作如下设定。笔者认为,我国的国家补偿程序具体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权利告知(2)申请(3)调查(4)决定(5)执行(6)救济。

（五）国家救济的公开与监督

救助公开与资金监管。一是将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情况定期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二是纳入审计部门审计的范围,定期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错误救助的纠偏与。各国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都规定了错误救助情况下受益人的救助金返还义务。我们应当借鉴这一规定。导致刑事被害人救助出现错误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而:一是救助的建议和决定机关错误给予救助;二是不应当获得救助的人以不正当方法获得救助。检察机关发现错误救助的情形后,及时向政法委相关管理机构报告,要求被救助的刑事被害人返还救助资金,并要求追究以不正当方法获得救助者的相关责任。

正如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勒鲁所言,“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通过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架构以矫正被破坏了的正义,平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使其恢复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至于因受害而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有利于防止和避免被害人逆变,从而控制社会犯罪总量,建立起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和稳定的预期,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衡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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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亚军,翟海峰.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分析，河北法学，2009，（3）

刑事被害人范文篇5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并对被害人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这些权利包括：（1）委托诉讼人的权利；（2）控告权；（3）不立案异议权；（4）知悉鉴定结论及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5）审查起诉时被听取意见权；（6）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及直接起诉权；（7）参与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权利；（8）申请抗诉权；（9）物质赔偿请求权；（10）合法财产返还权。

从上述权利种类的列举来看，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范围是较为广泛的。从司法实践来看，仍存在权利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实际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为此，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体系刻不容缓。除了落实法律现有规定外，还应当制定被害人保护的单行法律以及修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笔者认为，应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营造良好氛围，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刑事案件被害人虽然只是社会的一个小群体，但也是一个弱势群体，被害人，特别是被害女性往往容易被忽视或受到歧视，保护这部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显得尤为重要。全社会都应该注重和思考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良策，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特点，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氛围。

1、强化法制和道德教育。一是要通过“五、五”普法教育，提高被害人依法维权的的法律意识；二是针对女性这一容易受到侵害的特殊群体，抓道德教育，树道德新风。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不断提高广大女性的道德自律意识和道德修养，完善人格意识，自觉抵制“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树立正确的美与丑、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评价。

2、强化社会组织、部门的职能，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义不容辞，但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化解矛盾、调处纠纷的重要作用，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各部门和基层组织要象抓其它工作一样，抓好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深入地接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如何有效地保护好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安定因素，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长期争论，而不能一蹴而就的热门话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形成合力；另一方面需要广大司法工作者不断探索和研究，破解这一难题，并最终形成司法保护、政府救济和社会救助三位一体的被害人权益保护机制。

从立法上完善保护性规定

1、被害人应当享有更多的知情权

知情是被害人参与诉讼的前提，我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享有知情权，使其获取诉讼信息、侦查信息、案件处理信息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各诉讼阶段负有告知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诉讼的范围、时间、进展与处理结果的义

务。

2、被害人应当享有更多的程序参与权

作为当事人一方，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被害人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的参与权。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必须保障被害人的参与权，为被害人参与程序提供便利条件。在侦查阶段，还应当赋予被害人对侦查活动的参与权，如勘验、检查时的在场权等。在审查起诉阶段，应赋予其对审查结论的建议权和寻求救助权（对不起诉决定等）。在审判阶段，法院应建立被害人出庭的保障措施，为被害人出庭陈述提供便利或者变通的方式，保证被害人将受害感受、受害对本人和家庭的影响等信息传递给法庭，使被害人对审判得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3、赋予被害人申请先予执行的权利

司法实践中，曾经发生过被害人因付不起医疗费而影响治疗导致死亡的事例。有些类型的刑事案件如交通肇事、伤害等案件，被害人在案件发生后急需住院治疗，而自身不能承担所需医疗费用，为了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应赋予特定情形下被害人申请先予执行的权利，以免贻误治疗，造成被害范围的扩大。

4、被害人应当享有社会救助的权利

为了动员全社会力量救助那些无助的刑事被害人，现有的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应赋予其作为被害人保护组织参与诉讼的合法身份。民政部门应当准许设立专门的被害人权利保护组织。此外，还应当对被害人实施法律援助，维护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害人获得法律服务的权利。

5、赋予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的权利

国家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实施者，负有保护公民的义务，也当然的负有保护被害人的义务。在我国，被害人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后，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从被告人处获得应有赔偿。在未能通过追究犯罪弥补被害人损失时，国家应负有补偿义务，应给予被害人以实际有效的救济。为此，应制定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对被害人实施救助。

6、被害人享有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2000年12月19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精神损害赔偿未被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这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不充分的，与民法关于民事权利保护的精神相冲突。在刑事诉讼法中应明确规定被害人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以全面维护被害人的权益。

把好审判环节关，最大限度地实现被害人合法权益

1、把好案件审查关，凡符合法定条件的，一律通知被害人或其法定人提起附带民事纠纷，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

民法院作为保证被害人权利得以实现的最后一道关口，在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被害人实现其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刑事被害人范文篇6

关键词:刑事诉讼;被害人权益;刑法问题

刑事诉讼的文明发展史可以说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诉讼权利不断扩大的历史,也是被告人从诉讼客体向诉讼主体演化的历史。然而人们在为被告人地位提高而努力奋争或为奋争目标的实现而欢欣鼓舞时往往忽略了被害人的利益。事实上,被害人利益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而2002年英国司法改革报告提出被害人处于本制度(即刑事司法制度)的中心地位,并认为白皮书的建议是一个有机的战略整体,从犯罪侦查到罪犯的改造,均意在刑事司法制度目标的实现———打击犯罪、减少犯罪,代表被害人、被告人和整个社会维护公正。英国的这一建议对于我们探究被害人问题有一些启示。

一、问题的由来

只要有人这种动物存在就会有被害人这样的实体概念的存在。虽然犯罪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但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前仍会有侵害个人的行为,无论我们相信“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在愚昧无知的年代,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侵害其他成员人身、财产等危害行为,因为当时人类虽没有阶级差异和矛盾,但生产力低下、生存竞争压力、再加上由动物转化而来的动物本能决定了人具有原始的攻击本能。对这种危害行为的回应,便是个人或群体间原始复仇。被害人的意志在这种情形下可能得到充分的尊重。所谓“被害人利益”被充分血腥地保护着,保护的代价常常可能是整个族群的生命。可以这么说,被害人在国家确立刑事诉讼制度前在追究危害者“责任”过程中的地位是最高的。进入国家阶段后,人们意识到犯罪是对整个社会的而非仅对个人的侵害。这种理念的变化使国家用公共解纠制度取代私人解纠制度。逐渐地国家设立专门机关来整合力量以维持“复仇”程序。刑事诉讼制度就是其中一种形式,它在历史上先后采取了几种诉讼模式。在原初的弹劾式诉讼制度下,国家只是裁决者,而原告(即被害人)和被告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被害人利益由被害人采取一种比较规范化的手段来保护。进入纠问式诉讼制度后,被害人只是信息的载体,他所作的陈述只是证据的一种形式,而国家机关完全掌握程序和发现事实的主动权。国家机关不但对被告人刑讯逼供,而且为了获取事实真相对被害人也实施逼供。因此被告人和被害人在这个模式中的地位在历史上都是最低的。

随着文明意识、权利观念的发展,刑事诉讼也有很大的转变。虽然变化后不同国家的刑事诉讼具体形式有所区别,但渗透其中的基本诉讼理念、法理却是相同的,即在刑事诉讼中存在普适的原则,尊重被告人的权利就是其中一个。承认被告人的诉讼主体是人权保障的需要。但是被害人在转型后刑事诉讼制度中地位仍不高,他仅不再受刑讯逼供的困扰,他还没有一定诉讼地位的保障。程序的侧重点转为呵护有一定证据证明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刑事诉讼制度正当地“惩罚和保护被告人”,却对犯罪所涉及另一个的人利益熟视无睹,这难道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吗?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在程序中是隐形的,被人遗忘的,虽然整个程序依赖他,需要他报警开启程序,需要他协助调查了解案情和证明事实,事实上他确实承担着这个制度的很多工作,但是他在程序中没有一个被人接受的角色。

犯罪一旦被揭露,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犯罪嫌疑人身上,而遗忘了因犯罪而遭受巨大人身、财产损失的被害人。甚至有时在我国,法院没有调查清楚被害人的身份情况下就开庭审判。过度悉心照顾被告人利益事实上是剥夺被害人的利益,过分用来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制度是赤裸裸地对犯罪被害人的侵犯。本来可以用来帮助被害人的公共制度却有可能进一步伤害期待公共权力帮助的被害人。被害人一旦被发现或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就可能会再次被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开始对于以犯罪嫌疑人为本位的程序观念进行反思,由此提出被害人的利益保护的问题。

二、被害者权益保护的法理基础

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们为了和谐的生活并且抵抗共同敌人放弃自然自由状态而进入国家的阶段。根据这种观点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其成员的利益。在成员利益受损时,国家要予以关注,不能以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在本文将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视为一个整体)而抹煞成员利益。在现代社会,有更合理的理由来说明被害人利益是应该充分保护而且需要被害人或近亲属充分参与来保护的。

现代民主国家都强调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当个人价值和尊严受到侵害时,以“民主理念”建构的国家理应维护个人的利益,而不应是视个人为国家利益增值的工具。“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被视作是一种目的的本身,而不是被当作他人主观专断意志的对象,任何人都不得仅以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174国家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应当把维护被害人利益当作目的来对待,而不应仅仅将被害人视作证据来源之一,作为一种提高破案率的辅助工具。

在宪政国家意识到个人价值的意义并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某些措施来维护被害人利益时,我们是否应当相信国家机关可以完全替代被害人来实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双重利益保护呢?这只是一种法律浪漫主义的想法。

首先,国家机关是不能完整保护被害人利益。第一,公诉机关首先代表着国家利益,而被害人利益是单个利益,充其量只是小范围内团体利益。在某些方面,国家利益和被害人利益是一致,同时也是能达到一致的。但国家利益与被害人利益毕竟存在差异。例如,检察机关认为以该犯罪对国家利益的损害不足以对其提起公诉,但是被害人的损害是客观而且明显存在的,而这种损害在被害方(被害人及其负有保护义务的亲属)看来不足以通过让犯罪嫌疑人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予以弥补或救济的。这样两种利益发生冲突,要公诉机关在这两种冲突利益之间维护两者是不现实的。法院在我国和公诉机关的职责是基本相同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说明法院也以追求国家利益为至上目标,所以法院有时也难以在两种冲突利益间维护被害人利益。第二,犯罪对象有时是单个个体或其财产,公安司法机关和其工作人员并不是犯罪指向的对象(如果是犯罪对象,根据回避原则他就不能参加追诉和审判活动),其只是事后了解犯罪经过,是国家利益的委托人。他们并没有亲自遭受到由于犯罪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无法体会被害方在心理上、精神上所形成的伤害。所以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在缺乏利益刺激和心灵原始震撼的情况下,很难完成社会和个人对其所形成的双重期待任务。例如性侵犯案件的被害人在犯罪行为发生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对犯罪情形记忆清晰,而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人员是无法体会这种痛苦的记忆的,特别是男性工作者。第三,追诉犯罪的国家机关在某些情况下,会积极地牟取非法利益,通过权力寻租等形式而伤害被害人利益。虽然公诉机关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进行操作实施国家追诉权的,但是最终由个人来实施的,由个人来决定国家公诉权的实施与否或者程度的高低,同时对个人的监督的制度也还是由人而无法用制度来操作的。而个人的喜好和人性的弱点会促使操作的个人利用制度为自己服务。“因为,居有某一__职位本身是不会抛弃所有的癖好,纯粹为正义服务的,他们也可能‘忘记’自己的职务职责,为自己寻求权力。此外,他们也可能不是游离各种‘冲突’之外,本身往往也是社会争斗的参与者,这时,他们就有可能滥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相信国家工作人员会像公民所预期那样不带一点自己个人私利的想法只是一种浪漫的乌托邦的“神话”。所以他们会在执法和适用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被害人对执法和适用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时就会退出正式程序而把私自复仇作为自己惟一的选择。虽然我们无法消除不公正的根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公正所带来伤害的关注来减弱不公正的危害。

其次,即使我们相信国家机关和具体实施人尽心尽职地完全按照法律和一般社会道德的要求给予犯罪行为者应有的惩罚,但被害人除了在某些情况下能获取一点物质的赔偿外,其精神上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这时我们应当关注怎样才能更好地减轻被害人的伤害,尽可能恢复他原有的心境。国家机关惩罚罪犯对被害人来说不是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被害人来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自己能够参与惩罚决定过程。被害人秉持手刃仇人的观念向国家机关报案,甘愿充当证据的来源。虽然被害人不能像以前那样“原始复仇”,但是国家不能完全偷走争端一方(指被害人)的参与权利。正当程序应该是既满足被告人的合法受审的愿望,也满足被害人“复仇”或“严惩罪犯”的心理的程序。

最后,在实际的刑罚权实行过程中,被害人可能再次“被害”,即国外学者所称的“被害者化”。被害者化可能是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国家机关粗暴地提取被害人或其周围人的证言;媒体追求“注意力经济”,不合适地报道案情和披露理应保密的信息;社会环境可能没有过多的理解。这些给被害人所造成的伤害在某些时候不亚于犯罪所带来的损害。因为被害人在受到犯罪侵害后在心理上是脆弱,可能会采取自闭的措施,但他同时期待国家与社会能够更多公正地保护其利益。当期待落空后,他心理上再次遭受重创,连最起码的关怀都没有得到满足,被害人感到被社会所抛弃,就可能采取极端措施来达到心理的平衡。被社会边缘化的被害人应当得到社会和司法程序的关注。

国家利益是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然而,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多数至上原则都是至高无上的,否则会导致“多数人的专政”。在尊重多数至上原则的同时,我们个人拥有受大多数人尊重的道德权利或自然权利。“在任何自由的政府下,人民都拥有一些不受政府控制的权利。”56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由国家机关承担保护多重利益时,我们也应当足够地重视被害人利益保护。

国外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到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必要性和采取特殊的保护方法。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典不仅加强受追控一方的权利保障,同时也改善、提高了被害人地位。第6条规定“维护受到犯罪侵害的人和组织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也是刑事诉讼的目的,而第42条规定被害人享有22项诉讼权利和赔偿请求权。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一编共33条规定了被害人参加程序。英国《皇家检控准则》强调检察官做出起诉决定时要符合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被害人利益。

在我国大的环境一直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或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永远是一致的,以国家利益代替其他利益,实行高度的利益集中化。正如达玛什卡所说“国家利益这个词语本身便意味着优先性,实际上可以说是至高无上性,它不可能被放置到与个人利益平等的地位,更遑论对两者进行‘权衡’”。在这样环境下,我们往往认为国家机关可以天然地替代被害人,完全没有注意到被害人独特的利益和个性要求。我国79年刑事诉讼法明确地将被害人界定为诉讼参与人而非当事人,同时涉及被害人的权利很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人们开始关注个人利益。在刑事诉讼理论上,学者开始探讨被害人问题,提出要将被害人列为诉讼当事人。顺应社会和理论发展,在1996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法律规定了被害人的当事人诉讼地位和一些权利。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说明对被害人作为单独的人的道德主体的承认和尊重,使得刑事诉讼更加人性化,符合”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法律规定的一些诉讼权利使被害人能够更加富有意义地参与程序。例如新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害人除了自己有权参与诉讼外,本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自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人参加诉讼。同时在第4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这个权利。(当然这里是对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而言)诉讼人的帮助使被害人更加能够把握程序的含义,更加有意义地参与程序。

然而在现实中,仍然发生侵害或漠视被害人权益的事。原因有多种,既有观念方面的原因,又有体__制方面的原因。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和家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影。君主、家长是一个集团的代表,行使着集团的和组成集团的成员的权利,而个人只是集团中的一分子,不是单个的主体,仅有无条件地担负着集团或社会要求其承担的义务,但不享有或很少享有权利(这些权利只是为了生存的基本需要,不涉及人的尊严、价值)。“家长制的而非专制的等级身份结构,依然使得个人只是作为他人的条件而存在。”“中国自来就不允许,让人民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的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能从法律的角度去考虑是非,至多只能在伦理的范围去分别其善恶。”国家利益的无限放大,而个人利益被冷落,即使在现在,所谓从“身份到契约”转型后的时代,中国公民和一般社会观念仍然是国家利益至上,这本无可指责之处,但仍没有人敢呼唤个人利益同时也是和前者一样高尚的,或有人做,但轻者冷嘲热讽,重者采取以国家利益名义的措施剥夺个人利益主张者的“个人利益”。国家机关也同样如此,侵犯个人利益而不予赔偿,理由是维护国家利益。公检法以充分保护国家利益为己任,三机关实施流水作业,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至于被害人利益只能退居次要位置。不要期待法律规定国家机关某种义务或职责,这些机关就会超然于社会,会不受当下的观念、意识的影响。体制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法律规定不够完善,不完善的法律无法操作且授予操作人太多自由裁量权,最后只能导致规定的无法执行。

三、结语

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充分折射了国家对个人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必然会使刑事司法程序的另一方利用者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被剥夺或压制。改善被害人的地位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利益。因为关注被害人的利益就是注重个人利益,所以被害人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增强保护个人利益的氛围,在一个个人利益得到关注的社会,被告人利益也会得到重视。改善被害人的地位同时能使他们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和被告人对话和和解。不尊重被害人利益随后可能伤及其他个人利益,正如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一样,在犯罪频繁发生的时代,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害人或其家属,司法机关漠视先前的个人利益,同样会忽视后来的个人利益。这种行为或态度最终会影响一个市民社会的形成。个人权利不发达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市民社会,对少数人利益不尊重的社会,同样也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国家。我们期待我国的法律能够更加注重保护被害人利益,但更重要的是社会能够形成一个保护被害人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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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范文篇7

1．以人为本。而实际上在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时，刑事被害人又一次被伤害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刑事被害人又重新受到了重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已成为当今国际主流趋势之一。对被害人利益的全面关注是刑事司法领域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第二次回归，刑事司法应当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人文关怀的对象不仅应包括被告人，也应当包括刑事被害人，而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与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度契合。2．公平正义。公正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而司法公正则是体现社会公正的窗口，是司法机关的灵魂和生命线。具体到刑事司法领域，公平正义的真谛在于兼顾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利益并使之均衡。刑事被害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本应具有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平等的社会地位，但犯罪行为使之发生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理所当然应由犯罪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给予赔偿。但当被害人因无法从犯罪人那里得到赔偿又没有其他任何方式获得应有的赔偿而陷入经济窘迫时，会导致被害人对社会的愤恨和不满，进而有可能导致违法犯罪现象的产生。因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矫正被犯罪行为损害的公平正义，使缺失的公正被找回，有利于重塑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3．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期盼，也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刑事被害人和犯罪人角色转换理论和现实表明，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时若没有获得公正的待遇时，会产生怨恨的心理，受到侵害的人们可能会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对等手段来报复，从而由刑事被害人转换为新的犯罪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刑事被害人受到侵害后如不能实现公正的待遇，尽管他们不会实施新的犯罪，但他们会进行无休止的上访。一个社会若出现多个涉诉上访事件，也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既要通过惩罚犯罪平复被害人对犯罪人的怨恨，又要通过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被害人给予物质弥补，使其能够真正在社会中生存下来，这样，社会秩序才会真正趋于稳定。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的制约因素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并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如上海拟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最高补偿可达五万，并且已形成初步框架。但当前，仍有一些关键因素制约着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重刑轻民”的思想。在中华法系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重刑轻民”的思想，“重刑轻民”思想对我国现代法律体系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影响公民法律思想观念的形成，很多人包括部分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应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中心，即使有人提出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但也只是关注其诉讼权利，而忽视其实体权利。另一方面的体现就是《刑事诉讼法》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使附带民事诉讼成为刑事诉讼的附属程序，不能给予被害人应有的程序保障和实体保障。应当说，“重刑轻民”思想是我国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观念障碍。2．资金供给的有限。司法实践证明，补偿资金是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核心因素，是此项制度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我国预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资金来源于何处是我们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论资金来源于何处，都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被害人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而一旦刑事案件无法侦破，索赔对象便无法确定，赔偿也无从谈起。在很多案件中，即使案件告破，但由于犯罪人缺乏赔偿的能力，刑事被害人所应获得的赔偿也成为一纸空文。据有关数字显示:我国近八成刑事被害人所应得到的赔偿难以实现。可见，资金供给的有限成为制约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的经济上的障碍。3．实际操作的难度。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有一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立法模式的选择。从西方各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模式来看，有的国家如新西兰、日本等国制定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单行法，有的国家如美国、韩国等则是制定一部涵盖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内的全面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的法律。而我国究竟是选择何种立法模式也还存在着争议，这制约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进程。(2)补偿对象和范围。补偿对象和范围的确立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重要内容，各国或各地区关于补偿对象和范围的确立不尽相同。如英国规定，被害人、对被害人有扶养义务的人及其他受害人扶养的人为受助对象，补偿范围为故意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行为引起的痛苦、受伤、收入损失以及实际开销等直接费用;德国规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为受助对象，被害人能获得赔偿的犯罪种类包括犯罪、公共危险犯罪、人身或生命危险犯罪等。从各国的有关制度和实践发展趋势来看，补偿的对象和范围呈逐渐扩大的趋势。而我国该如何确立被害人的范围?犯罪所造成的损害除了人身伤亡外，是否包括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3)补偿标准的确定。在已经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根据本国或地区的财政能力，对补偿的标准作出规定。补偿标准通常与其社会生活水平相适应，一般会低于民事赔偿标准。但如何平衡国家补偿与被告人的赔偿，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确立是否会造成有能力赔偿的被告人逃避自己的责任?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否应该建立统一的补偿标准，该如何确立补偿标准，采取何种支付方式?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且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些因素在客观上影响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确立。(4)补偿条件的限定。根据各国的有关规定，刑事被害人要想获得国家补偿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需要考虑的问题有，被害人的表现、被害人的国籍、被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以及被害人是否有其他救济途径等等。我们在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时，这些问题尚需深入探讨，但我们对此的相关理论研究深度还不够，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的以指导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及相关的法律制度。

三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构想

刑事被害人范文篇8

关键词:刑事诉讼;被害人权益;刑法问题

刑事诉讼的文明发展史可以说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诉讼权利不断扩大的历史,也是被告人从诉讼客体向诉讼主体演化的历史。然而人们在为被告人地位提高而努力奋争或为奋争目标的实现而欢欣鼓舞时往往忽略了被害人的利益。事实上,被害人利益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而2002年英国司法改革报告提出被害人处于本制度(即刑事司法制度)的中心地位,并认为白皮书的建议是一个有机的战略整体,从犯罪侦查到罪犯的改造,均意在刑事司法制度目标的实现———打击犯罪、减少犯罪,代表被害人、被告人和整个社会维护公正。1英国的这一建议对于我们探究被害人问题有一些启示。

一、问题的由来

只要有人这种动物存在就会有被害人这样的实体概念的存在。虽然犯罪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但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前仍会有侵害个人的行为,无论我们相信“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在愚昧无知的年代,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侵害其他成员人身、财产等危害行为,因为当时人类虽没有阶级差异和矛盾,但生产力低下、生存竞争压力、再加上由动物转化而来的动物本能决定了人具有原始的攻击本能。对这种危害行为的回应,便是个人或群体间原始复仇。被害人的意志在这种情形下可能得到充分的尊重。所谓“被害人利益”被充分血腥地保护着,保护的代价常常可能是整个族群的生命。可以这么说,被害人在国家确立刑事诉讼制度前在追究危害者“责任”过程中的地位是最高的。进入国家阶段后,人们意识到犯罪是对整个社会的而非仅对个人的侵害。这种理念的变化使国家用公共解纠制度取代私人解纠制度。逐渐地国家设立专门机关来整合力量以维持“复仇”程序。刑事诉讼制度就是其中一种形式,它在历史上先后采取了几种诉讼模式。在原初的弹劾式诉讼制度下,国家只是裁决者,而原告(即被害人)和被告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被害人利益由被害人采取一种比较规范化的手段来保护。进入纠问式诉讼制度后,被害人只是信息的载体,他所作的陈述只是证据的一种形式,而国家机关完全掌握程序和发现事实的主动权。国家机关不但对被告人刑讯逼供,而且为了获取事实真相对被害人也实施逼供。因此被告人和被害人在这个模式中的地位在历史上都是最低的。

随着文明意识、权利观念的发展,刑事诉讼也有很大的转变。虽然变化后不同国家的刑事诉讼具体形式有所区别,但渗透其中的基本诉讼理念、法理却是相同的,即在刑事诉讼中存在普适的原则,尊重被告人的权利就是其中一个。承认被告人的诉讼主体是人权保障的需要。但是被害人在转型后刑事诉讼制度中地位仍不高,他仅不再受刑讯逼供的困扰,他还没有一定诉讼地位的保障。程序的侧重点转为呵护有一定证据证明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刑事诉讼制度正当地“惩罚和保护被告人”,却对犯罪所涉及另一个的人利益熟视无睹,这难道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吗?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在程序中是隐形的,被人遗忘的,虽然整个程序依赖他,需要他报警开启程序,需要他协助调查了解案情和证明事实,事实上他确实承担着这个制度的很多工作,但是他在程序中没有一个被人接受的角色。2

犯罪一旦被揭露,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犯罪嫌疑人身上,而遗忘了因犯罪而遭受巨大人身、财产损失的被害人。甚至有时在我国,法院没有调查清楚被害人的身份情况下就开庭审判。3过度悉心照顾被告人利益事实上是剥夺被害人的利益,过分用来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制度是赤裸裸地对犯罪被害人的侵犯。本来可以用来帮助被害人的公共制度却有可能进一步伤害期待公共权力帮助的被害人。被害人一旦被发现或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就可能会再次被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开始对于以犯罪嫌疑人为本位的程序观念进行反思,由此提出被害人的利益保护的问题。

二、被害者权益保护的法理基础

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们为了和谐的生活并且抵抗共同敌人放弃自然自由状态而进入国家的阶段。根据这种观点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其成员的利益。在成员利益受损时,国家要予以关注,不能以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在本文将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视为一个整体)而抹煞成员利益。在现代社会,有更合理的理由来说明被害人利益是应该充分保护而且需要被害人或近亲属充分参与来保护的。

现代民主国家都强调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当个人价值和尊严受到侵害时,以“民主理念”建构的国家理应维护个人的利益,而不应是视个人为国家利益增值的工具。“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被视作是一种目的的本身,而不是被当作他人主观专断意志的对象,任何人都不得仅以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4174国家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应当把维护被害人利益当作目的来对待,而不应仅仅将被害人视作证据来源之一,作为一种提高破案率的辅助工具。

在宪政国家意识到个人价值的意义并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某些措施来维护被害人利益时,我们是否应当相信国家机关可以完全替代被害人来实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双重利益保护呢?这只是一种法律浪漫主义的想法。

首先,国家机关是不能完整保护被害人利益。第一,公诉机关首先代表着国家利益,而被害人利益是单个利益,充其量只是小范围内团体利益。在某些方面,国家利益和被害人利益是一致,同时也是能达到一致的。但国家利益与被害人利益毕竟存在差异。例如,检察机关认为以该犯罪对国家利益的损害不足以对其提起公诉,但是被害人的损害是客观而且明显存在的,而这种损害在被害方(被害人及其负有保护义务的亲属)看来不足以通过让犯罪嫌疑人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予以弥补或救济的。这样两种利益发生冲突,要公诉机关在这两种冲突利益之间维护两者是不现实的。法院在我国和公诉机关的职责是基本相同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说明法院也以追求国家利益为至上目标,所以法院有时也难以在两种冲突利益间维护被害人利益。第二,犯罪对象有时是单个个体或其财产,公安司法机关和其工作人员并不是犯罪指向的对象(如果是犯罪对象,根据回避原则他就不能参加追诉和审判活动),其只是事后了解犯罪经过,是国家利益的委托人。他们并没有亲自遭受到由于犯罪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无法体会被害方在心理上、精神上所形成的伤害。所以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在缺乏利益刺激和心灵原始震撼的情况下,很难完成社会和个人对其所形成的双重期待任务。例如性侵犯案件的被害人在犯罪行为发生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对犯罪情形记忆清晰,而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人员是无法体会这种痛苦的记忆的,特别是男性工作者。第三,追诉犯罪的国家机关在某些情况下,会积极地牟取非法利益,通过权力寻租等形式而伤害被害人利益。虽然公诉机关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进行操作实施国家追诉权的,但是最终由个人来实施的,由个人来决定国家公诉权的实施与否或者程度的高低,同时对个人的监督的制度也还是由人而无法用制度来操作的。而个人的喜好和人性的弱点会促使操作的个人利用制度为自己服务。“因为,居有某一__职位本身是不会抛弃所有的癖好,纯粹为正义服务的,他们也可能‘忘记’自己的职务职责,为自己寻求权力。此外,他们也可能不是游离各种‘冲突’之外,本身往往也是社会争斗的参与者,这时,他们就有可能滥用自己的特殊地位。”5相信国家工作人员会像公民所预期那样不带一点自己个人私利的想法只是一种浪漫的乌托邦的“神话”。所以他们会在执法和适用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被害人对执法和适用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时就会退出正式程序而把私自复仇作为自己惟一的选择。虽然我们无法消除不公正的根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公正所带来伤害的关注来减弱不公正的危害。

其次,即使我们相信国家机关和具体实施人尽心尽职地完全按照法律和一般社会道德的要求给予犯罪行为者应有的惩罚,但被害人除了在某些情况下能获取一点物质的赔偿外,其精神上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这时我们应当关注怎样才能更好地减轻被害人的伤害,尽可能恢复他原有的心境。国家机关惩罚罪犯对被害人来说不是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被害人来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自己能够参与惩罚决定过程。被害人秉持手刃仇人的观念向国家机关报案,甘愿充当证据的来源。虽然被害人不能像以前那样“原始复仇”,但是国家不能完全偷走争端一方(指被害人)的参与权利。正当程序应该是既满足被告人的合法受审的愿望,也满足被害人“复仇”或“严惩罪犯”的心理的程序。

最后,在实际的刑罚权实行过程中,被害人可能再次“被害”,即国外学者所称的“被害者化”。6被害者化可能是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国家机关粗暴地提取被害人或其周围人的证言;媒体追求“注意力经济”,不合适地报道案情和披露理应保密的信息;社会环境可能没有过多的理解。这些给被害人所造成的伤害在某些时候不亚于犯罪所带来的损害。因为被害人在受到犯罪侵害后在心理上是脆弱,可能会采取自闭的措施,但他同时期待国家与社会能够更多公正地保护其利益。当期待落空后,他心理上再次遭受重创,连最起码的关怀都没有得到满足,被害人感到被社会所抛弃,就可能采取极端措施来达到心理的平衡。被社会边缘化的被害人应当得到社会和司法程序的关注。

国家利益是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然而,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多_______数至上原则都是至高无上的,否则会导致“多数人的专政”。在尊重多数至上原则的同时,我们个人拥有受大多数人尊重的道德权利或自然权利。“在任何自由的政府下,人民都拥有一些不受政府控制的权利。”456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由国家机关承担保护多重利益时,我们也应当足够地重视被害人利益保护。

国外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到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必要性和采取特殊的保护方法。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典不仅加强受追控一方的权利保障,同时也改善、提高了被害人地位。第6条规定“维护受到犯罪侵害的人和组织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也是刑事诉讼的目的,而第42条规定被害人享有22项诉讼权利和赔偿请求权。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一编共33条规定了被害人参加程序。英国《皇家检控准则》强调检察官做出起诉决定时要符合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被害人利益。

在我国大的环境一直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或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永远是一致的,以国家利益代替其他利益,实行高度的利益集中化。正如达玛什卡所说“国家利益这个词语本身便意味着优先性,实际上可以说是至高无上性,它不可能被放置到与个人利益平等的地位,更遑论对两者进行‘权衡’”。在这样环境下,我们往往认为国家机关可以天然地替代被害人,完全没有注意到被害人独特的利益和个性要求。我国79年刑事诉讼法明确地将被害人界定为诉讼参与人而非当事人,同时涉及被害人的权利很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人们开始关注个人利益。在刑事诉讼理论上,学者开始探讨被害人问题,提出要将被害人列为诉讼当事人。顺应社会和理论发展,在1996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法律规定了被害人的当事人诉讼地位和一些权利。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说明对被害人作为单独的人的道德主体的承认和尊重,使得刑事诉讼更加人性化,符合”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法律规定的一些诉讼权利使被害人能够更加富有意义地参与程序。例如新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害人除了自己有权参与诉讼外,本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自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人参加诉讼。同时在第4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这个权利。(当然这里是对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而言)诉讼人的帮助使被害人更加能够把握程序的含义,更加有意义地参与程序。

然而在现实中,仍然发生侵害或漠视被害人权益的事。原因有多种,既有观念方面的原因,又有体__制方面的原因。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和家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影。君主、家长是一个集团的代表,行使着集团的和组成集团的成员的权利,而个人只是集团中的一分子,不是单个的主体,仅有无条件地担负着集团或社会要求其承担的义务,但不享有或很少享有权利(这些权利只是为了生存的基本需要,不涉及人的尊严、价值)。“家长制的而非专制的等级身份结构,依然使得个人只是作为他人的条件而存在。”9“中国自来就不允许,让人民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的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能从法律的角度去考虑是非,至多只能在伦理的范围去分别其善恶。”10国家利益的无限放大,而个人利益被冷落,即使在现在,所谓从“身份到契约”转型后的时代,中国公民和一般社会观念仍然是国家利益至上,这本无可指责之处,但仍没有人敢呼唤个人利益同时也是和前者一样高尚的,或有人做,但轻者冷嘲热讽,重者采取以国家利益名义的措施剥夺个人利益主张者的“个人利益”。国家机关也同样如此,侵犯个人利益而不予赔偿,理由是维护国家利益。公检法以充分保护国家利益为己任,三机关实施流水作业,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至于被害人利益只能退居次要位置。不要期待法律规定国家机关某种义务或职责,这些机关就会超然于社会,会不受当下的观念、意识的影响。体制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法律规定不够完善,不完善的法律无法操作且授予操作人太多自由裁量权,最后只能导致规定的无法执行。

三、结语

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充分折射了国家对个人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必然会使刑事司法程序的另一方利用者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被剥夺或压制。改善被害人的地位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利益。因为关注被害人的利益就是注重个人利益,所以被害人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增强保护个人利益的氛围,在一个个人利益得到关注的社会,被告人利益也会得到重视。改善被害人的地位同时能使他们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和被告人对话和和解。不尊重被害人利益随后可能伤及其他个人利益,正如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一样,在犯罪频繁发生的时代,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害人或其家属,司法机关漠视先前的个人利益,同样会忽视后来的个人利益。这种行为或态度最终会影响一个市民社会的形成。个人权利不发达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市民社会,对少数人利益不尊重的社会,同样也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国家。我们期待我国的法律能够更加注重保护被害人利益,但更重要的是社会能够形成一个保护被害人的氛围。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编译.所有人的正义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4.

2.JOANNASHAPLAND.VictimsandtheCriminalProcessM∥TheJudicialRoleinCriminalProceedings.HartPublishingLtd,2000:157.

3.邹云翔.忽视被害人权益有违公正N.新京报,2004210222.

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74.

5.德奥特费利德·郝费.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M.庞学铨,李张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3962397.

6.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M.上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7.

7.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组织.英国刑事诉讼法选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46.

8.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M.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28.

刑事被害人范文篇9

关键词:刑事诉讼;被害人权益;刑法问题

刑事诉讼的文明发展史可以说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诉讼权利不断扩大的历史,也是被告人从诉讼客体向诉讼主体演化的历史。然而人们在为被告人地位提高而努力奋争或为奋争目标的实现而欢欣鼓舞时往往忽略了被害人的利益。事实上,被害人利益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而2002年英国司法改革报告提出被害人处于本制度(即刑事司法制度)的中心地位,并认为白皮书的建议是一个有机的战略整体,从犯罪侦查到罪犯的改造,均意在刑事司法制度目标的实现———打击犯罪、减少犯罪,代表被害人、被告人和整个社会维护公正。[1]英国的这一建议对于我们探究被害人问题有一些启示。

一、问题的由来

只要有人这种动物存在就会有被害人这样的实体概念的存在。虽然犯罪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但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前仍会有侵害个人的行为,无论我们相信“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在愚昧无知的年代,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侵害其他成员人身、财产等危害行为,因为当时人类虽没有阶级差异和矛盾,但生产力低下、生存竞争压力、再加上由动物转化而来的动物本能决定了人具有原始的攻击本能。对这种危害行为的回应,便是个人或群体间原始复仇。被害人的意志在这种情形下可能得到充分的尊重。所谓“被害人利益”被充分血腥地保护着,保护的代价常常可能是整个族群的生命。可以这么说,被害人在国家确立刑事诉讼制度前在追究危害者“责任”过程中的地位是最高的。进入国家阶段后,人们意识到犯罪是对整个社会的而非仅对个人的侵害。这种理念的变化使国家用公共解纠制度取代私人解纠制度。逐渐地国家设立专门机关来整合力量以维持“复仇”程序。刑事诉讼制度就是其中一种形式,它在历史上先后采取了几种诉讼模式。在原初的弹劾式诉讼制度下,国家只是裁决者,而原告(即被害人)和被告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被害人利益由被害人采取一种比较规范化的手段来保护。进入纠问式诉讼制度后,被害人只是信息的载体,他所作的陈述只是证据的一种形式,而国家机关完全掌握程序和发现事实的主动权。国家机关不但对被告人刑讯逼供,而且为了获取事实真相对被害人也实施逼供。因此被告人和被害人在这个模式中的地位在历史上都是最低的。

随着文明意识、权利观念的发展,刑事诉讼也有很大的转变。虽然变化后不同国家的刑事诉讼具体形式有所区别,但渗透其中的基本诉讼理念、法理却是相同的,即在刑事诉讼中存在普适的原则,尊重被告人的权利就是其中一个。承认被告人的诉讼主体是人权保障的需要。但是被害人在转型后刑事诉讼制度中地位仍不高,他仅不再受刑讯逼供的困扰,他还没有一定诉讼地位的保障。程序的侧重点转为呵护有一定证据证明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刑事诉讼制度正当地“惩罚和保护被告人”,却对犯罪所涉及另一个的人利益熟视无睹,这难道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吗?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在程序中是隐形的,被人遗忘的,虽然整个程序依赖他,需要他报警开启程序,需要他协助调查了解案情和证明事实,事实上他确实承担着这个制度的很多工作,但是他在程序中没有一个被人接受的角色。[2]

犯罪一旦被揭露,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犯罪嫌疑人身上,而遗忘了因犯罪而遭受巨大人身、财产损失的被害人。甚至有时在我国,法院没有调查清楚被害人的身份情况下就开庭审判。[3]过度悉心照顾被告人利益事实上是剥夺被害人的利益,过分用来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制度是赤裸裸地对犯罪被害人的侵犯。本来可以用来帮助被害人的公共制度却有可能进一步伤害期待公共权力帮助的被害人。被害人一旦被发现或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就可能会再次被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开始对于以犯罪嫌疑人为本位的程序观念进行反思,由此提出被害人的利益保护的问题。

二、被害者权益保护的法理基础

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们为了和谐的生活并且抵抗共同敌人放弃自然自由状态而进入国家的阶段。根据这种观点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其成员的利益。在成员利益受损时,国家要予以关注,不能以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在本文将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视为一个整体)而抹煞成员利益。在现代社会,有更合理的理由来说明被害人利益是应该充分保护而且需要被害人或近亲属充分参与来保护的。

现代民主国家都强调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当个人价值和尊严受到侵害时,以“民主理念”建构的国家理应维护个人的利益,而不应是视个人为国家利益增值的工具。“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被视作是一种目的的本身,而不是被当作他人主观专断意志的对象,任何人都不得仅以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4]174国家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应当把维护被害人利益当作目的来对待,而不应仅仅将被害人视作证据来源之一,作为一种提高破案率的辅助工具。

在宪政国家意识到个人价值的意义并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某些措施来维护被害人利益时,我们是否应当相信国家机关可以完全替代被害人来实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双重利益保护呢?这只是一种法律浪漫主义的想法。

首先,国家机关是不能完整保护被害人利益。第一,公诉机关首先代表着国家利益,而被害人利益是单个利益,充其量只是小范围内团体利益。在某些方面,国家利益和被害人利益是一致,同时也是能达到一致的。但国家利益与被害人利益毕竟存在差异。例如,检察机关认为以该犯罪对国家利益的损害不足以对其提起公诉,但是被害人的损害是客观而且明显存在的,而这种损害在被害方(被害人及其负有保护义务的亲属)看来不足以通过让犯罪嫌疑人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予以弥补或救济的。这样两种利益发生冲突,要公诉机关在这两种冲突利益之间维护两者是不现实的。法院在我国和公诉机关的职责是基本相同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说明法院也以追求国家利益为至上目标,所以法院有时也难以在两种冲突利益间维护被害人利益。第二,犯罪对象有时是单个个体或其财产,公安司法机关和其工作人员并不是犯罪指向的对象(如果是犯罪对象,根据回避原则他就不能参加追诉和审判活动),其只是事后了解犯罪经过,是国家利益的委托人。他们并没有亲自遭受到由于犯罪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无法体会被害方在心理上、精神上所形成的伤害。所以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在缺乏利益刺激和心灵原始震撼的情况下,很难完成社会和个人对其所形成的双重期待任务。例如性侵犯案件的被害人在犯罪行为发生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对犯罪情形记忆清晰,而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人员是无法体会这种痛苦的记忆的,特别是男性工作者。第三,追诉犯罪的国家机关在某些情况下,会积极地牟取非法利益,通过权力寻租等形式而伤害被害人利益。虽然公诉机关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进行操作实施国家追诉权的,但是最终由个人来实施的,由个人来决定国家公诉权的实施与否或者程度的高低,同时对个人的监督的制度也还是由人而无法用制度来操作的。而个人的喜好和人性的弱点会促使操作的个人利用制度为自己服务。“因为,居有某一__职位本身是不会抛弃所有的癖好,纯粹为正义服务的,他们也可能‘忘记’自己的职务职责,为自己寻求权力。此外,他们也可能不是游离各种‘冲突’之外,本身往往也是社会争斗的参与者,这时,他们就有可能滥用自己的特殊地位。”[5]相信国家工作人员会像公民所预期那样不带一点自己个人私利的想法只是一种浪漫的乌托邦的“神话”。所以他们会在执法和适用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被害人对执法和适用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时就会退出正式程序而把私自复仇作为自己惟一的选择。虽然我们无法消除不公正的根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公正所带来伤害的关注来减弱不公正的危害。

其次,即使我们相信国家机关和具体实施人尽心尽职地完全按照法律和一般社会道德的要求给予犯罪行为者应有的惩罚,但被害人除了在某些情况下能获取一点物质的赔偿外,其精神上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这时我们应当关注怎样才能更好地减轻被害人的伤害,尽可能恢复他原有的心境。国家机关惩罚罪犯对被害人来说不是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被害人来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自己能够参与惩罚决定过程。被害人秉持手刃仇人的观念向国家机关报案,甘愿充当证据的来源。虽然被害人不能像以前那样“原始复仇”,但是国家不能完全偷走争端一方(指被害人)的参与权利。正当程序应该是既满足被告人的合法受审的愿望,也满足被害人“复仇”或“严惩罪犯”的心理的程序。

最后,在实际的刑罚权实行过程中,被害人可能再次“被害”,即国外学者所称的“被害者化”。[6]被害者化可能是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国家机关粗暴地提取被害人或其周围人的证言;媒体追求“注意力经济”,不合适地报道案情和披露理应保密的信息;社会环境可能没有过多的理解。这些给被害人所造成的伤害在某些时候不亚于犯罪所带来的损害。因为被害人在受到犯罪侵害后在心理上是脆弱,可能会采取自闭的措施,但他同时期待国家与社会能够更多公正地保护其利益。当期待落空后,他心理上再次遭受重创,连最起码的关怀都没有得到满足,被害人感到被社会所抛弃,就可能采取极端措施来达到心理的平衡。被社会边缘化的被害人应当得到社会和司法程序的关注。

国家利益是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然而,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多_______数至上原则都是至高无上的,否则会导致“多数人的专政”。在尊重多数至上原则的同时,我们个人拥有受大多数人尊重的道德权利或自然权利。“在任何自由的政府下,人民都拥有一些不受政府控制的权利。”[4]56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由国家机关承担保护多重利益时,我们也应当足够地重视被害人利益保护。

国外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到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必要性和采取特殊的保护方法。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典不仅加强受追控一方的权利保障,同时也改善、提高了被害人地位。第6条规定“维护受到犯罪侵害的人和组织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也是刑事诉讼的目的,而第42条规定被害人享有22项诉讼权利和赔偿请求权。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一编共33条规定了被害人参加程序。英国《皇家检控准则》强调检察官做出起诉决定时要符合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被害人利益。[7]

在我国大的环境一直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或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永远是一致的,以国家利益代替其他利益,实行高度的利益集中化。正如达玛什卡所说“国家利益这个词语本身便意味着优先性,实际上可以说是至高无上性,它不可能被放置到与个人利益平等的地位,更遑论对两者进行‘权衡’”。[8]在这样环境下,我们往往认为国家机关可以天然地替代被害人,完全没有注意到被害人独特的利益和个性要求。我国79年刑事诉讼法明确地将被害人界定为诉讼参与人而非当事人,同时涉及被害人的权利很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人们开始关注个人利益。在刑事诉讼理论上,学者开始探讨被害人问题,提出要将被害人列为诉讼当事人。顺应社会和理论发展,在1996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法律规定了被害人的当事人诉讼地位和一些权利。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说明对被害人作为单独的人的道德主体的承认和尊重,使得刑事诉讼更加人性化,符合”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法律规定的一些诉讼权利使被害人能够更加富有意义地参与程序。例如新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害人除了自己有权参与诉讼外,本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自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人参加诉讼。同时在第4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这个权利。(当然这里是对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而言)诉讼人的帮助使被害人更加能够把握程序的含义,更加有意义地参与程序。

然而在现实中,仍然发生侵害或漠视被害人权益的事。原因有多种,既有观念方面的原因,又有体__制方面的原因。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和家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影。君主、家长是一个集团的代表,行使着集团的和组成集团的成员的权利,而个人只是集团中的一分子,不是单个的主体,仅有无条件地担负着集团或社会要求其承担的义务,但不享有或很少享有权利(这些权利只是为了生存的基本需要,不涉及人的尊严、价值)。“家长制的而非专制的等级身份结构,依然使得个人只是作为他人的条件而存在。”[9]“中国自来就不允许,让人民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的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能从法律的角度去考虑是非,至多只能在伦理的范围去分别其善恶。”[10]国家利益的无限放大,而个人利益被冷落,即使在现在,所谓从“身份到契约”转型后的时代,中国公民和一般社会观念仍然是国家利益至上,这本无可指责之处,但仍没有人敢呼唤个人利益同时也是和前者一样高尚的,或有人做,但轻者冷嘲热讽,重者采取以国家利益名义的措施剥夺个人利益主张者的“个人利益”。国家机关也同样如此,侵犯个人利益而不予赔偿,理由是维护国家利益。公检法以充分保护国家利益为己任,三机关实施流水作业,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至于被害人利益只能退居次要位置。不要期待法律规定国家机关某种义务或职责,这些机关就会超然于社会,会不受当下的观念、意识的影响。体制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法律规定不够完善,不完善的法律无法操作且授予操作人太多自由裁量权,最后只能导致规定的无法执行。

三、结语

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充分折射了国家对个人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必然会使刑事司法程序的另一方利用者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被剥夺或压制。改善被害人的地位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利益。因为关注被害人的利益就是注重个人利益,所以被害人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增强保护个人利益的氛围,在一个个人利益得到关注的社会,被告人利益也会得到重视。改善被害人的地位同时能使他们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和被告人对话和和解。不尊重被害人利益随后可能伤及其他个人利益,正如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一样,在犯罪频繁发生的时代,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害人或其家属,司法机关漠视先前的个人利益,同样会忽视后来的个人利益。这种行为或态度最终会影响一个市民社会的形成。个人权利不发达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市民社会,对少数人利益不尊重的社会,同样也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国家。我们期待我国的法律能够更加注重保护被害人利益,但更重要的是社会能够形成一个保护被害人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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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M].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28.

刑事被害人范文篇10

刑事被害人的基本特征

1、侵害结果必须是犯罪行为直接导致的。犯罪行为的侵害包括直接侵害与间接侵害两种形式。要成为刑事诉讼被害人，只能是那些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公民和社会组织。受到犯罪行为间接侵害的公民或社会组织，则不能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

2、被害人行使的是一种可选择权，可选择行使，也可选择放弃。虽然公民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了犯罪行为的侵害，并造成了损害后果，但被害人是否通过诉讼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可自主选择，可选择行使，也可选择放弃。

3、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必须是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被害人是一个与加害人相对应的概念，没有加害人行为的侵害，也就谈不上被害人，但并不是所有被害人都能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只有当侵害行为触犯刑律、构成犯罪时，才可能成为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被害人。刑事法律仅仅保护由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由其他违法行为造成的侵害则不受此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