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决定十篇

重要的决定篇1

杨克用所有的积蓄在江边买了一处房子，小户型，比麻雀的心脏还小，但是推开窗就可以闻到江水的气息，这很难得。更难得的是，房产证上的名字是我瑶晓。我像模像样地以一个主人的身份开始装修它。我蹲在地上擦未干的油漆，杨克突然嬉皮笑脸地靠近我：“报告房主，这是我最后一点财产，申请上缴。不过这东西有点寒酸，80元，还是折后价。”他最后一句话的声音底气明显不足。我咧开嘴笑，他手心里是一枚细细的银戒，没有钻石的闪亮，没有铂金的厚重，但，那微小的光泽，丝丝缕缕地拴住了我的心。“戴上嘛！我是在求婚呢!”他死乞白赖地恳求。“哪有这样求婚的？”我鼻子有些酸，低下头，以免那小子看到我感动的泪水会得意忘形。“来来，我给你戴上。”他蹭到我面前。我伸出十指，面色严峻：“天天给你擦地板，手指都变粗了。”转身去厨房洗手，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

手机却在这个时候咿咿呀呀地响了起来，电话里的声音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瑶晓，我回来了！”笑容一瞬间僵在了脸上。

季闫戴一副无框眼镜，斯文了许多。可是我仍一眼认出了他，他坐在酒店的咖啡间里，下巴微微仰起，望着落地窗。我站在散尾葵后面，犹豫着，终于还是将左手无名指上那枚细细的戒指轻轻旋了下来，放进了我的背包里。我就这样出现在季闫面前。他脸上的笑缓缓打开，像错过了季节的花。季闫喝咖啡的姿势像个极合格的海归。

我撇嘴：“季闫，你从前不是这样的。”我19岁认识季闫，他梳着小平头，抽骆驼，一抬手就把欺负我的小流氓揍得鼻子出血。那是一场英雄救美式的相遇，虽然他的体积更像狗熊而我也不是美人。从那天开始，我成了他的跟屁虫，人们都说季闫就是个小无赖，可我仍觉得他好，因为他的眼神清澈。“昨天晚上刚下的飞机。”“这么多年不和我联络。”“我怕一听见你的声音就忍不住从太平洋那头飞回来。”“你也会开这样暧昧的玩笑了？你不单纯了。”我笑他。“真的，瑶晓，我很想你。”

他说这话，居然都不笑，一本正经地望着我，他的眼神仍是那样清澈，清澈得像秋天里高原上的湖泊。他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缓缓地吐出一口气，淡蓝色的烟圈挡住了我的眼。他带我去了本市最好的西餐厅，杨克与我望尘莫及的西餐厅。面对那张英文菜单，我有些窘迫。他对着外国侍应生口语流利，举止得体。我呆了片刻，竟然觉得眼前的季闫和当年那个愣头小子隔山隔水地遥远。

首饰盒放在我面前，一枚漂亮的钻戒在烛光下光芒闪烁。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晚，但，还是想送给你。其实，一直都在喜欢你，只是当年的你太优秀，我觉得配不上你。后来，决定出国，决定好好奋斗，一定要把我最好的爱给你。最初的日子很艰难，只有想着你，才能熬过来。”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仍旧很冷静。“季闫，你一定是在小学时就没好好听老师讲课，不然你不会不知道刻舟求剑的故事。”我瘪瘪嘴，眼泪流下来。是啊，已经太晚了，我把左手伸出去，露出我纤细的银戒。季闫，我这个你不爱的人，已不是单身一个人。我和季闫告别。我没有告诉他，对他的那份爱仍旧留在心里最妥帖的地方，但，与现在的他无关。它，只能留在最初的年华里。

回到江边公寓的时候，杨克已经在被子里睡得香甜。我从背后抱住他，他忽然转过身，像孩子一样将头抵在我的下巴上：“我真怕你不回来。”

我愣住，这个天不怕地不怕丢脸也不怕的杨克，这个在年会上大大咧咧跑来和我说，暗恋我两个月的杨克会担心我？

“我这么穷，一辈子都可能这么穷，你不会后悔吧？”我踩了他一脚。

一起吃苦的幸福，总胜过胆怯懦弱的躲避。之所以会爱上怀抱里的这个男子，因为他有颗勇敢的心，他清楚地知道，80元的戒指也可以代表一辈子最坚贞的承诺。

歌曲介绍

林宥嘉《晚安》

让人耳朵惊艳，跟普通流行歌曲的格式截然不同，《晚安》中极为优美隽永的旋律一气呵成，没有间奏每次都升半个KEY转调直接唱，原本是陈小霞老师的私房歌，之所以选择这首歌做为主打，不仅因为它好听耐听，更是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人们平静与安心，充满希望地迎接第二天的黎明。

重要的决定篇2

你们是不是也养过小动物?有为此做过重要的决定?我就有过！

那是一个晚上，爸爸从店里打来电话，让我等一下一个人下楼，不用叫上妈妈，说是要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一下子就打开门冲了下去，心想到底是什么惊喜呢？只见爸爸从车里走下来，轻轻的从箱子里抱出一个小礼包，边笑边说:“如果有一只小狗送给你，你会怎么样？”我的第六感马上警觉到我即将拥有一只小狗了。我一下子掀开盖子，小礼包的一角居然真有一只百来天的小奶狗，它睁着大大的眼睛，还摇着尾巴，一身米黄色的毛可爱极了。我激动的轻轻地抱起它，飞一般的速度冲回了家。

这时，奶奶也在家，爸爸随后跟着也上了楼。妈妈和奶奶都用惊异地神情看着那只小奶狗，小奶狗被吓得不轻，使劲向我怀里钻。我们全家开起了“第一次家庭大会”。 大会集体入座，奶奶第一个打反对票，“家里养你都快养不起了还养狗？”爸爸立马后驳:“吃了的骨头给它吃还减少了垃圾呢。”奶奶生气地一拍桌子说:“你们是要它还是要我?要我没它，要它没我！”我赶紧说:“奶奶有了它我学习成绩会更好，会越来越优秀的。”毕竟我是奶奶最心爱的外孙女，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终于说服了“倔强”的奶奶。而妈妈呢？因太害怕狗，直接“弃权”了。

小狗暂时留了下来，但以后我就不知道了。

（编辑：丹丹）

重要的决定篇3

从“鬼子”到“八路”

有空也爱看《潜伏》

在过去1个多月的时间里，抗战剧几乎承包了整个电视荧屏的黄金时段。观众熟悉的日本演员矢野浩二也在这段时间频频亮相，他主演的电视剧《烽火双雄》才在北京影视频道收官，紧接着《战神》又在各家卫视热播。来到中国10多年的时间，浩二已经逐渐摆脱昔日“鬼子专业户”的定位，开始饰演起正面角色来。无论是《烽火双雄》中的“日本八路”，还是《战神》中的反战间谍，都让浩二爱不释手。

“《烽火双雄》中这个‘日本八路’的角色不仅是我自己第一次演，在中国的影视剧里这个题材也很少见，所以我演这部戏之前也特意学习了很多历史资料。”浩二说，《烽火双雄》这部戏筹拍于3年前，那时候制片人就特意约他见面，两人聊得十分投契，在剧本创作时编剧也多多少少将浩二本人的特点带入角色中。对于这个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正面角色，浩二十分珍惜。

说到正面角色，其实早在2010年，矢野浩二就曾在电影《东风雨》中扮演过一位国际反战同盟的间谍，最后为保护情报牺牲了自己。不久前，他又在热播剧《战神》中再度挑战间谍角色，并且潜伏在日本司令部。浩二开玩笑说，自己演到后来都要“人格分裂”了。

除了喜欢演谍战戏，浩二还特别喜欢看谍战戏，他爆料说自己也是电视剧《潜伏》的粉丝，“我看过《潜伏》，很喜欢这类题材，只要有时间一定会看。”

中国同行拍戏“出乎意料”

最怕临时改台词

“浩二哥，飞页来了……你看一下吧，明天拍。”

工作人员把刚刚改好的剧本送到浩二的房间，眼看着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统统都被推倒了重来，浩二瞬间有种“眼前一黑”的感觉。

所谓“飞页”，指的就是临时修改的剧本或者台词，几乎每个演员都免不了要和“飞页”打交道，习惯逐渐成了自然。可是对浩二来说，临时改词这件事跟平地惊雷差不多。

“我每次看到临时改的剧本都会欲哭无泪，说实话这对我这个‘外国人’来说真的很困难，因为之前准备好的东西全都没用了，如果是日语的台词还好，中文的台词就困难了，所以心里特别着急。”

做艺人有句老话，叫做“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浩二也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笑说：“虽然我没有那么努力，但是台上1分钟的台词，台下准备3个月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但是没有办法，遇到这种情况就必须要克服困难。”

尽管如此，提起在中国做演员的日子，浩二的回忆里充满了温暖和乐趣。在来中国之前，浩二已经在日本做了8年职业演员，演过不少小角色。2000年，浩二在东京的经纪公司意外地接到了来自中国同行的电话，说有一部戏需要几个日本演员的参与，问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公司就把浩二推荐了过去，这部《永恒的恋人》成为浩二来中国的第一部作品，也成为浩二记忆中既尴尬又难忘的一次经历。

“第一次来中国拍戏的时候，我演的是一个日本留学生，爱上一个中国姑娘。我记得进组拍的第一场戏就是全片的最后一场戏，她躺在病床上，我和她非常亲密地告别，这把我吓了一跳。”

原来，日本拍电视剧的习惯是按照剧情顺序来拍，从第一集开始拍，在最后一集杀青，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同行拍戏的方式，让浩二觉得既惊奇又新鲜，他连连用“出乎意料”这4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情景。

更令浩二尴尬的是，那个时候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讲，在现场自己说日文，演对手戏的女演员说中文，两个人谁也听不懂对方的话，还要硬着头皮谈情说爱，着实有点吃力。

语言不通闹笑话

经常和的哥“死磕”

第一次在中国拍戏的经历，为浩二的演艺事业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时至今日，浩二依然坚定地认为，来中国工作是自己人生最重大的一个决定，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机。

“在日本拍了几年戏，剧组也好、演员也好，都是按照规矩套路来工作，在中国拍戏大家会有更多即兴的东西，更多随机应变的火花，这很吸引我。另一方面，那时候我已经快30岁了，作为一个男人，我对自己之前的事业发展并不满意，希望能够吸收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不想放弃这个宝贵的机会。虽然知道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一点都没有犹豫。”

就这样，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浩二毅然决然打包行李独自来到中国打拼。由于语言不通，他没少闹笑话甚至是闹矛盾，这些情况大多都发生在出租车上。“有的时候自己说不清楚要去哪里，有时候会遇到司机故意绕路的情况，然后我也会提意见，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着急起来只会说日语。现在想想其实这些经历都是非常宝贵的。” 回忆起这些往事，浩二始终面带笑容。采访时，他一口流利的中文让人颇为惊艳，听到夸奖，他不忘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学语言这种事，一定要遇到尴尬纠结才能提高，所以那时候我就要求自己不要怕出丑，要多接触周围的环境，多认识中国的朋友。”

独自在异国他乡打拼的滋味并不好受，最开始时候，浩二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苦。恰好中国摄影师池小宁的妻子是日本人，浩二和他在日本时就认识，池小宁把他推荐给了张黎导演，在《走向共和》里演明治天皇，这也是浩二在中国扮演的第一个“鬼子”角色。通过剧组认识的朋友牵线，浩二又接了《记忆的证明》等几部戏，不过还是很艰难，一直到2004年，他之前拍的戏开始陆续播出，后来的发展才顺利起来。

暂别《天天向上》

“谢谢粉丝还惦记我”

重要的决定篇4

和许多家长一样，上述两位妈妈陷入了一个孩子的成长误区：为了更高更远的教育目标，忽视了孩子成长的真正“起跑线”，那就是最基础最简单的安全感，而这正是来源于宝宝和妈妈在出生头三年建立起来的稳固依恋关系。试想一下，一个感到不受关爱和重视、脆弱至极、没有安全感的小生命，哪里来得成长动力，又怎么可能发展更高级的能力呢？

许多妈妈会想当然地认为，孩子能吃饱穿暖、有人爱惜有人保护就是安全的。其实不然，对于0～3岁的孩子来说，安全感还意味着孩子所有的情感需要被妈妈持续而全面地关注到，并被认可和满足，这也就意味着孩子可以完全地依恋妈妈。宝宝并不懂自己吃的是什么奶粉，穿的有多漂亮，但妈妈在孩子因烦躁或无聊而哭闹时没能赶来安抚；或者今天出现了，明天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把孩子不断地丢给新环境……这些内心和潜意识里的真正担心与不被满足，很难让孩子进入平和自信的状态。而这一理想状态，对于孩子的一生是最为关键的。

从这一点来看，阳阳妈妈没能和孩子在生命一开始就建立起亲密的母子依恋关系，这也导致了儿子缺乏安全感，情绪不稳定。虽然看上去阳阳已经适应了各种环境变化，又回到妈妈身边，但孩子在情感发育初期就经历了分离的悲伤、希望的破灭，乃至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这种感受越强烈，持续时间越长，对一生的影响越大。宝宝不仅身心受影响，严重的还可能影响智力、个性和社会适应性，所以，现在的阳阳总是无法和妈妈亲近起来，负面情绪远远多于积极情绪，其表现就是时常乱发脾气，甚至有时还会和妈妈对着干。

妮妮妈妈虽然一直陪伴在女儿左右，却仍然没能建立起健康的母女依恋关系。原因很简单，婴儿的情感依恋不只是陪伴和照料就能满足。虽然有妈妈在身边，妮妮却没感受到自己的需要被关注和重视。妈妈忙于挣钱，这只是她自己望女成凤的期待。更糟糕的是，妈妈为了贯彻教育计划随意地拒绝妮妮的自主要求，在女儿因为心理不适而哭闹时也置之不理。显然，母女两个虽然离得近，却相处得很辛苦。正在自我发展第一个飞跃期的妮妮，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接纳而感到焦虑和压力，逐渐变得胆小自卑。甚至因为第一个生命中最重要的情感纽带没建立好，连对外交往都失去了“底气”。其表现就是特别不愿意去幼儿园，也不敢跟其他小朋友玩，害怕挑战，凡事都胆怯逃避。

2 缺失的安全依恋如何弥补？

读到这里，我还特别希望对孩子出生头三年时没能照顾好他们的妈妈们说：成长虽然不可逆，情感还是可以弥补的。只是当妈妈的需要准备出更多的耐心、理解和方法，去面对孩子的不安全感带来的种种坏脾气。问一问自己，孩子的暴躁、畏缩，甚至冷漠是不是由于自己也有像阳阳妈妈或妮妮妈妈那样的问题？如果是，尽可能少批评，不强化负面的情感，多认可他们积极的成就。另一方面以各种形式（电话、QQ、旅行等）多陪伴他们，多和他们分享生活故事或者喜欢的书和游戏，理解和支持他们追求自己的快乐生活。总之，妈妈可以自然而然地、积极有效地参与到孩子的生命中去，用更多灵活的方式去陪伴孩子，融入他们生活中的情感时刻，尽力通过和孩子重建亲子信任纽带，慢慢弥补孩子缺失的安全感。

别让宝宝的需要成为“看不见的大猩猩”

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叫作“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者让志愿者看一段视频，里面是几个穿着白色或黑色衣服的人互相抛球。志愿者被要求数出白衣人传球的次数，同时忽视黑衣人。在传球过程中，一个人扮成黑色大猩猩走进来，并面对镜头捶打胸膛，停留9秒后退出。视频播放结束后，志愿者大多能比较准确地数出传球次数，但有一半的人没有看到大猩猩，这些人看到视频回放后感到不可思议。通过视频追踪器，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志愿者其实都直视过大猩猩，却莫名地做到了“视而不见”。

从这个实验可以看出，当妈妈的关注点在别的教育目标上时，注意力会过滤不相干的信息，很可能对宝宝当下的需要视而不见。而宝宝直接的感觉就是，我没有被妈妈关注，从而很难和妈妈真正建立亲密关系。那么，新手妈妈们怎么做才好呢？

1 对0～3岁的宝宝尽可能有求必应，至少接纳孩子的情绪，要理解他们有自己的成长需求，愤怒、伤心都是有原因的，请给他们足够的情感关注。

2 细心观察，寻找“大猩猩”：例如平静和专注往往是宝宝感到满足的信号，而烦躁不安、反抗固执则可能意味着他们有什么需要没被认可和重视。早教活动或其他生活安排的出发点应是尽可能让宝宝感兴趣，乐于参与，而不是在完成家长的“教育任务”。

重要的决定篇5

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总体要求

1.深刻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重大意义。当前，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我们要加快实现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建设富庶文明幸福新辽宁，就必须以《决定》精神为指引，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省上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加快推进全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进程，为加快实现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建设富庶文明幸福新辽宁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3.切实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目标。通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全面提升地方科学立法水平、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公正廉洁司法水平、法治宣传教育水平、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水平、党员干部依法执政水平，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法治建设在一些领域和一些方面实现重大突破、走在全国前列。

4.牢牢遵循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基本原则。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目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必须坚持从辽宁实际出发。

二、加强宪法法律实施，切实提高地方立法水平

5.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全省各级党政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全省地方立法必须以宪法和国家法律为依据，严格按照法定权限行使地方立法权，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法律要求。

认真组织国家宪法日活动，加大宪法宣传教育力度，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认真贯彻落实宪法宣誓制度，今后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6.完善地方立法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党对地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同级党委对地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的决策程序，及时研究解决地方立法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健全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体制机制，修改完善立法工作相关规定。

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健全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程序。

支持各级政协组织通过建议案等多种形式，对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及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实施情况开展民主监督。

建立健全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工作机制，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避免部门之间争权诿责。

7.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按照“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的地方立法原则，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坚持立改废释并举，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健全地方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完善工作程序。制定年度立法计划之前，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加强对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和针对性论证。

8.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紧紧围绕辽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加快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体现时代精神、富有辽宁特色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切实发挥地方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经济领域立法、政治领域立法、文化领域立法、社会领域立法、生态领域立法。

坚持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立法进程与发展进程相适应，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三、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人民满意法治政府

9.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依法、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研究制定法治政府建设实施规划，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加强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制度建设，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加强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治化，建立完善不同层级政府事权法规制度。

10.完善依法决策机制。健全各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全面实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以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法律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政府法律顾问队伍。研究制定我省《加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对政府法律顾问的选任、职责任务、权利义务、履职程序、考核评价、退出机制等作出规定。

建立实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明确追责处理程序。

11.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能，按照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的原则，科学合理配置执法力量。

全面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严禁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直接或者变相挂钩。

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进一步落实我省《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实施意见》，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对接。

12.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格行政执法程序，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规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调查和取证规则，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统一行政执法文书。

建立完善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严格落实我省《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的意见》，在全省建立形成全覆盖、分领域、多层次的行政裁量标准体系。

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共享，建立统一的行政执法信息平台。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依法严格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执法责任，完善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档案，建立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制。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探索建立公众参与执法监督机制，建立省级行政执法特邀监督员制度，坚决惩治执法腐败现象。

13.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以制约政府内部权力为重点，强化行政权力制约，防止权力滥用。

完善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

14.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积极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完善例行、应急、政策解读等机制，建立全省规范性文件查询系统，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加强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政务服务体系建设。

四、坚持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

15.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充分发挥行政审判对政府依法行政的规范和监督作用。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

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坚持司法人员职务法定制度，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不得要求法官、检察官提前离岗离职。

16.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四项改革试点工作。

推进法院案件受理制度改革，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整合优化全省法院立案庭和诉讼服务中心职能，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建立健全对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监督机制，重点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司法监督。

深化公安改革，健全公安机关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机制，改革公安行政管理服务工作，健全公安执法制度机制，完善公安管理体制，优化机构编制管理，健全公安队伍管理制度，深化公安现役部队改革。

明确司法机关内部各层级权限，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法院推进审级制度改革，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解决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探索建立法院、检察院办案人员权力清单制度，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办案人员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行使权力。

依法严格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构建预防职务犯罪体系，提高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水平。

17.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做到案件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建立跨部门网上执法办案平台，严格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程序，规范对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管理。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细化明确错案、办案过错认定标准和问责条件。全面推行办案干警执法档案管理制度，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的案件经得起法律检验。

18.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落实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

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深入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

19.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加大依法强制执行力度。加快全省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与有关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落实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戒法律制度，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全方位向社会公开，提高失信成本。加强对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

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制度，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深入推进涉法涉诉改革，实行诉访分离，把涉法涉诉问题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20.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认真落实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完善侦查监督机制，探索建立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的制度。完善审判监督机制，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刑事抗诉工作。完善羁押、监管活动和刑罚执行监督机制，健全落实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加强对刑罚变更执行的法律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重点监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立案、羁押、扣押冻结财物、等环节的执法活动。

司法机关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例会制度，及时向社会重要司法信息。

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

加强司法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坚持法治信仰，坚持司法为民，坚持公正司法。对司法领域的腐败零容忍，严肃查处司法腐败行为。

五、大力弘扬法治精神，有效推动全民守法

21.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长期基础性工作，在全社会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良好氛围。

完善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强化社会普法。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扩大普法覆盖面，提高普法实效性。

22.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在法治建设中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着力建设与全面推进依法治省进程相适应，集知识普及、观念引领、能力培养于一体的法治文化体系。

23.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强化法治建设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道德建设对法治建设的支撑作用。深化“信用辽宁”建设，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快建设法治社会

24.全面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按照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要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系统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深入推动建立完善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预防违法犯罪的制度机制。

25.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坚持维权与维稳相统一，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主动权。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坚持把纳入法治化轨道，重点推进工作制度改革，保障群众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26.建立系统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把公共法律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范畴，大力发展和培育公共法律服务组织和法律服务专业队伍，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27.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化平安辽宁建设，进一步健全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是平安建设第一责任人的领导责任制，建立完善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负专责、其他领导“一岗双责”领导体制。坚持预防为主、城乡并重、整体推进的原则，构建以人防为根本、物防为基础、技防为支撑的全面设防、高度协同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七、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为全面推进依法治省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28.强化法治专门队伍素质。加强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和法制队伍建设。深入开展以信仰教育、忠诚教育、敬畏教育、廉耻教育、智慧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五项教育”活动，全面提升法治专门队伍的综合素质。

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根据法官、检察官职业特点和法院、检察院工作实际，科学设置资格条件，明确招录和遴选工作程序，坚持全面考察、优中选优，为各级法院、检察院补充优秀人才。

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

29.推进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大力加强律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加强律师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律师队伍业务素质。

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企业可设立公司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供法律意见，促进依法办事。

30.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把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全省人才发展总体规划，着力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的高水平法学家和专家团队。

八、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治省

31.不断提高依法执政水平。全省各级党委要坚持依法执政，既要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全过程;又要改进党的领导，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开展工作，做到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带头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带头保证宪法法律实施。

全省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委决策部署。

32.完善党委领导依法治省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各方分工协作、社会广泛参与，加强对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省委对全面推进依法治省负总责，实施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各级党委要把法治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问题，强化工作保障，推动工作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党委要领导和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依法治省中积极发挥作用。

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省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的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33.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行。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加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

建立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依纪依法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完善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政治、工作、生活待遇方面各项制度规定，着力整治各种特权行为。健全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立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等制度规定。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必须依纪依法予以坚决惩处，决不手软。

不断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加强对党内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促进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重要的决定篇6

我国已基本形成以3个国务院文件为主体、14个省级政府规章和数百个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重大行政决策制度体系，但这一制度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重大行政决策作为从行政管理学引入的概念目前在行政法学上尚未完全融入原有的概念体系，加之各地立法对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以及对其如何归类定性不准，导致了一些地方行政程序立法的体例混乱以及出现“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认定难现象;二是根据决策成本与决策效益并重原则，目前国务院文件及地方立法规定的5至7个重大行政决策必经程序或法定程序过多，应技术性减少;三是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存在较多缺失，致使各地精心构建的一些重要程序难以落实;四是各地立法的适用范围差距大。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建立全国统一的、刚性的、操作性强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

关键词:

重大行政决策制度;问题;完善

一、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制度体系的构建现状

我国探索和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始于本世纪初。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号)，首次从法治理念高度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200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2008〕17号)，提出完善市县政府行政决策机制，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坚持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制度、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和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以及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等，并提出“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做出决策。”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强调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具体包括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加强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等，并首次强调“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要求“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2014年下半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组织起草《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在湖南等地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2014年11月6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袁曙宏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会上强调重大决策的程序也要法治化，目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正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1〕。

在地方层面，重庆、湖南、天津、江西、青海、广西、甘肃、浙江、内蒙古、江苏、山东、辽宁、广东、宁夏等14个省(区、市)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程序方面的地方立法。特别是2015年地方立法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式，先后出台了《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00号)、《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程序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73号)、《甘肃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115号)、《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09号)、《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37号)、《辽宁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97号)等规章。上述省(区、市)还制定了一系列重大行政决策听证会和专家咨询论证等方面的配套制度，如《重庆市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171号)、《湖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办法》(湘政办发〔2011〕41号)、《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办法(试行)》(粤府办(2012)37号)、《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规定》(粤府令第183号)、《江西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听证办法》(赣府厅发〔2014〕39号)等。未出台立法的省市大多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如云南省印发了《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云政办发〔2009〕41号);北京市下发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工作机制的通知》(京政办发〔2011〕73号)，湖北省制定了《湖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试行)》(鄂政发〔2013〕27号)，四川省了《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川府发〔2015〕24号)、《四川省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规定》(川办发〔2015〕3号)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北京市行政法学会和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还共同主办了“《北京市行政程序条例》立法调研会”〔2〕。此外，苏州、贵阳、西安、连云港、东莞、广州、大连、武汉、赣州、成都、中山、昆明、鞍山等数百个省以下地方政府也先后制定了重大行政决策方面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湖南省全部市州和县市区政府均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制度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其中湘乡市制定了《湘乡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湘乡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听证办法》等8项制度。综上，我国探索建立和实施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已有10年左右历史，目前已基本形成以3个国务院文件为主体、14个省级政府规章和数百个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重大行政决策制度体系。然而在这一纷繁复杂的制度体系背后却存在诸多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逐一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二、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重大行政决策概念模糊不清。决策之于行政管理不可或缺，以至美国行政学家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无决策，即无行政”〔3〕。重大行政决策是从行政决策衍生的概念。但长期以来，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学概念，并未纳入行政法学概念范畴，在毛雷尔、盐野宏等人权威的《行政法学总论》中根本找不到这一概念〔4〕。我国传统行政法理论及现行行政法教材中也基本没有明确使用本概念〔5〕。2004年以来，国务院先后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3个重要文件，从法治高度提出依法、科学、民主决策具体要求，从而将长期处于政策性宣传或程序性理念地位的“重大行政决策”提升到了行政法学概念范畴。这一转变对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防止违法决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却给传统的行政法学概念体系带来了冲击。长期以来，行政行为以其对象是否特定为标准划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但无论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都会有决策阶段，因此重大行政决策难以融入上述概念体系。这导致了各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体例的混乱和“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认定难现象，最终造成各地精心构建的重大行政决策制度体系有实际被架空的危险。1．各地立法对“重大行政决策”概念的表述模糊。典型表述有以下3种:(1)先对“重大行政决策”概念内涵简单表述，之后列举概念外延的6－8种情形。一般表述为:本规定所称重大行政决策，是指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的含政府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法定职权，对关系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社会涉及面广、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下列事项作出的决定:……。如，《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3条、《湖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试行)》第4条、《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31条、《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第27条等。(2)对“重大行政决策”概念未作任何表述，直接列举6－8种情形。如，《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3条、《甘肃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第2条等。(3)在上述一种方式的基础上要求行政机关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决策事项目录或年度目录。如，《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2条第2款规定:“具体决策事项，由决策机关根据前款规定并结合决策中的相关因素确定;决策机关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制订决策事项目录，向社会公布。”由于各地立法对“重大行政决策”表述模糊，导致行政机关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认识不一。如，湖南湘乡市在向43个单位征求与自己职能相关的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时，有14个单位提出增加本单位财政预算和人员编制、理顺行政机关内部管理体制、新建办公楼的事项，有5个单位提出行政许可、法律政策的执行事项，有17个单位提出各种规划的编制和调整，有9个单位提出涉及民生的各种政策的制定，有9个单位提出重大建设项目事项〔6〕。另一方面，行政权具有公共性与私人性双重属性，行政权的私人性可能在行政管理实践中表现出扩张的负效应〔7〕。因概念模糊导致“重大”很难量化(如，多少万元的项目和多大面积的片区规划修改才算重大行政决策)，加之各级政府法定职权不同(县级政府的重大决策对于省级政府可能只是普通决策)以及政府部门法定职权的千差万别，在决策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自行制定决策事项目录的情况下，一些行政机关简单照抄立法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可能故意制定同样笼统、模糊或根本不具有操作性的决策事项目录，以逃避重大行政决策立法制约。2．概念定性不准导致一些地方立法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位置编排存在逻辑问题。行政决策作为从行政管理学引入的概念，目前在行政法学理论中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行为论”、“决定论”和“过程论”三种观点〔8〕。本文持“行为论”，因为“行为”既包含作出行为的过程，也可包含行为作出后的主要表现形式———决定。如，《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20条规定:“决策后，决策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制发公文”。笔者认为，重大行政决策行为应涵盖了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多数情况下属抽象行政行为)。如，学者罗豪才将纳入重大行政决策范围的事项分为6类〔9〕，其第5类“重大项目类”的相当一部分应属具体行政行为;《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2条列举的“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对相关群体利益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重大建设项目”也可能属具体行政行为。又如，湖南湘乡市调查发现，作为县一级政府行政决策有其特殊性，很多情况下行政执法与行政决策很难区分，如涉及新增或延伸客运班车线路、旧城改造拆迁许可等，既是行政许可事项，因其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又可以作为政府的重大行政决策来办理〔10〕。然而，一些地方出台的《行政程序规定》事实上将重大行政决策行为定性为抽象行政行为，导致其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位置编排出现逻辑错误。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和《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为例，两个规章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第3章)、行政执法程序(第4章)平行编排殊为不妥，因为重大行政决策并非全部是抽象行政行为，执法程序中作出重大行政决定也可能存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同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3章“行政决策程序”下分两节设置“重大行政决策”和“规范性文件制定”，也不妥当。3．概念模糊造成各地纳入重大行政决策范围的事项差别较大。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31条、《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3条将“编制各类总体规划、重要的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重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政府定价的重要商品、服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列举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甘肃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第2条将“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政府规章”、“编制或调整各类总体规划、重要的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与调整”、“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制定或调整”列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而《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3条则将“突发事件应对、立法、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和房屋的征收与补偿、政府定价、地方标准制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另有决策程序规定的事项”，均排除在重大行政决策范围之外。

(二)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过于繁杂。四中全会《决定》和国务院及地方立法规定的重大行政决策必经程序或法定程序一般有5至7个。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要求“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起草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规定未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程序的，不得作出决策〔11〕。地方层面，《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3章规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包括调查研究、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5个步骤;《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7条规定: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应当经过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征求意见、部门协调、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结果公开等7个程序;《甘肃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第3条、《湖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试行)》第5条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法定程序。笔者认为，决策程序应实行决策成本与决策效益并重的原则。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或法定程序，可以减少决策失误和提高决策公信力，减少决策执行的阻力，从而减少决策执行成本。但另一方面，行政决策效率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环节，应实行决策成本与决策效益并重的效率原则〔12〕。重大行政决策成本主要包括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一是时间成本。如，《武汉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规定: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一般情况下不得少于30日;以听证会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听证会举行30日前应当向社会公布听证代表的名额、报名条件以及具体报名办法并接受报名;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期限为10个工作日，重大、疑难、复杂的决策草案的审查期限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上述程序加上承办单位实施这些程序的准备时间，一项重大行政决策至少可能会耗费3个月左右时间。二是物质成本。如，《湖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试行)》规定:决策承办单位应当邀请相关领域5名以上专家或委托专业研究机构对决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问题进行咨询;决策承办单位分类委托有关专门研究机构就草案进行风险评估;听证会代表的人数不得少于15人。实施这些程序，承办单位要支付劳务费、交通费(对象为听证会公众代表)和专家咨询费、风险评估费等，再加上时间成本，必然会大大增加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部分决策承办单位为了“省事”，往往以承办事项不属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等借口来逃避立法约束。

(三)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和落实机制存在较多缺失。1．事前。(1)由于重大行政决策概念模糊，一些行政机关为了“省事”，特别是在决策事项属社会敏感问题或涉及本地方、本部门利益的情况下，往往以该事项不属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为借口来逃避立法约束。如，自2010年以来，湖南省连续6年将重大行政决策纳入依法行政考核的重要内容，但每年都有不少机关以本机关决策事项不属重大决策来抗辩考核扣分。(2)一些行政机关制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时，故意提高标准甚至将某些“重大事项”不纳入目录。如，武汉黄鹤楼公园未召开听证会将门票从50元提高到80元。遭到公众质疑后，湖北省物价局表示该省所有旅游景点的门票都未列入《湖北省价格听证目录》，因此调价不需要听证〔13〕。又如，长沙岳麓书院与新开放的中国书院博物馆实行统一售票，门票由每人次30元调整为每人次50元。遭到质疑后，湖南省物价部门表示:目前湖南省游览参观点只有年购票参观人次50万以上的重要风景名胜景区才列入听证目录，而岳麓书院尚未达到该标准，因此不在听证目录之列〔14〕。2．事中。由于缺少监督机制，决策听证、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程序往往难以落实。(1)听证代表和参与论证的专家及评估机构的选取缺少监督机制。各地立法大多规定由决策承办单位或起草单位具体组织实施这些程序。专家论证、风险评估专业性较强，专家和评估机构多为承办单位指定;听证代表名义上是“随机选取”，但在决策事项属社会敏感事项或涉及本地方、本部门利益的情况下，承办单位往往优先选取甚至内定一些“说好话”、“好说话”的代表或专家。因此，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后，这些程序往往成为“走过场”。一些地方如《湖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试行)》明确规定“申请人超过预定听证会代表人数的，由申请人自行推荐产生或决策承办单位采取随机选取的方式产生”，但实际操作中随机与否无人监督，承办单位基本可以掌控听证会代表人选，这样出现“逢听必涨”、“逢涨必听”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2)意见公布和反馈机制存在较大缺失。国务院文件及多数地方立法对公布和反馈听证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仅作简单规定;对是否公布和反馈专家论证意见、风险评估结论则未作任何规定，如《甘肃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第9条规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对条件不成熟或其他原因未能吸纳的公众意见，视情况以适当方式说明理由或作出解释”。其后果是:少数承办单位大胆将合理意见置之不理，社会公众甚至直接参与听证、论证和评估的代表和专家均难以知晓最终意见采纳情况，对决策进行依法监督也就无从谈起。(3)对法制机构依法履行职务的保障机制未作规定。合法性审查由决策机关的法制机构实施，而法制机构作为决策机关的下属机构，很难违背决策机关负责人的意志独立地提供审查意见;相反，很多时候不得不按决策机关负责人的思路绞尽脑汁地寻找证明该事项可以“变通”的法律依据。此外，政府法制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难以适应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特别是市、县一级政府法制机构力量薄弱。资料显示，全国县级政府中尚有15%未设法制机构〔15〕。本轮机构改革法制机构被进一步削弱。如在2014—2015年度机构改革中，湖南省除衡阳市外，其余13个市州基本撤并了县级政府法制机构。3．事后。违法决策的确认和纠正程序有待进一步明确。与法律对其他违法行为设立了法律责任时效制度不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立了堪称“史上最严厉”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文件和地方立法则对重大决策责任追究作了具体规定。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是国务院文件还是地方立法，对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前置程序，即如何确认和纠正违法决策行为的程序均未作任何规定。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重大行政决策作为从行政管理学引入的概念尚未融入行政法学概念体系，无论学术界还是立法实践均未公开承认重大行政决策涵盖了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重大行政决策介于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之间模糊不明的灰色地带，兼具这两种行政行为的双重属性〔16〕，这实际上是创设了第3种行政行为类型，显然不妥。上述错误观点导致目前立法层面既未将重大行政决策纳入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渠道，也不可能为其另创设新的监督渠道。

(四)各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方面立法或规范性文件的适用范围差别大。各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和规范性文件的适用范围明显不一，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制统一。如，《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适用于本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适用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参照执行;《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适用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甘肃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适用于省政府及省政府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构、部门管理机构、直属事业单位。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重大行政决策影响到更多人的利益，相对于实施行政管理的执行权而言，处于上游的决策权更加需要规范。决策程序制度是行政机关进行自我约束，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违法行为的“过滤器”和“防火墙”。目前，多数省级政府已出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或规范性文件，但这些立法或规范性文件存在位阶低、约束力弱、权威不足等问题，加上重大行政决策概念模糊以及相应监督、落实机制的缺失，一些重要程序往往得不到有力执行甚至被束之高阁。我国行政程序规定散见《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单行法律，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尚需较长过程。因此，在国家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情况下，国务院应尽快出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明确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主体、权限、程序和责任，以建立全国统一的、刚性的、操作性强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范:

(一)准确界定重大行政决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笔者认为，对“重大行政决策”概念进行定义在把握“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等内涵的同时，应采用列举法和排除法从外延上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及非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进行明确，并重点把握以下几点:1．重大行政决策应限定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外部行政事项范围内。政府内部事务管理和人事任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以及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不纳入重大行政决策范围。但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调整(不包括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政府规章，编制或调整各类总体规划、重要的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制定或调整应纳入重大行政决策范围，并明确这些事项的决策程序同时适用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应区分“重大行政决策”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是重大行政决策的环节，如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从法律属性看属行政机关内部行为，具有不可诉性;重大行政决策则是经法定程序作出的行政行为，主要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主要形式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直接或间接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或申请规范性文件审查。3．推行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制度并实行动态管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是在界定重大行政决策内涵和外延(定性)之后，对其进行定量的重要手段，因此应全面推广。此外，少数地方推行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年度目录制度(一些学者也极力推崇)，但笔者认为这一制度过于繁琐且不严肃(同一事项在不同年度可能纳入或不纳入目录)，加之各级行政机关事务繁多，逐年制定目录根本不具有操作性，目前只宜探索而不应全面推广。

(二)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或法定程序应技术性减少。重大行政决策制度的必经程序或法定程序过于繁杂，应适当简化，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笔者通过梳理归纳出:各地重大行政决策一般包括调查研究、公众参与、决策听证(实际为公众参与的高级形态)、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廉洁性评估、集体讨论决定、实施后评价、责任追究等。这些程序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承办单位的日常工作，包括调查研究、廉洁性评估、实施后评价、责任追究(需追责的情况下实施)。第二类是因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特殊性质而应当实施的程序，包括专家论证、风险评估。这类程序不应成为必经程序，理由是:只有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需组织专家论证，只有涉及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方面且意见分歧较大的决策事项需实施风险评估，这两类事项在全部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中所占比重并不大。第三类是必经程序，如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立法对于第一类程序只需作概括性规定，由行政机关按日常工作实施。对第二类程序，立法应明确必须实施这类程序的事项的特殊性质，以及这些程序的操作步骤和具体要求。对于第三类程序，立法应作出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通过技术性减少必经程序，使专家论证、风险评估成为某些特殊决策事项的必经程序，仅保留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3项必经程序，可大大提高行政决策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该规章虽然规定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但其第7条规定仅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两项属必经程序。因此，应明确规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包括调查研究、公众参与、决策听证、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以及实施后评价、责任追究等，但只有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3项程序为必经程序。在此基础上重点明确决策听证、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的适用范围、实施程序及具体要求，并使之成为一些特殊决策事项的必经程序。可作以下规定:1．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外，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涉及社会公众切身利益并且各方面意见有重大分歧，或者较多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应当举行听证。2．对专业性较强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或者委托有关专业机构对决策事项的必要性、科学性、可行性等内容进行论证。3．对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重大决策事项，包括涉及征地拆迁、农民负担、国有企业改制、环境生态、社会保障、公益事业等方面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重大政策制定以及其他对社会稳定有较大影响的重大决策事项，作出决策前应进行风险评估。

(三)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监督和制约机制。1．完善决策程序的事前、事中监督和制约机制。一是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和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听证目录纳入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学者认为，判断何为“重大”以及是否“重大”属内部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有权自由裁量〔17〕。笔者认为，制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直接或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利益，应听取公众意见并接受监督，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内部行政行为。因此，各级行政机关制定的本机关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应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备案审查或“三统一”(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以接受社会的监督。同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听证目录也应纳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或“三统一”。目前，广州、清远、梅州、东莞和湖南14个市州政府以及湖南省经信委等地方政府和部门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听证目录。二是针对选取听证代表、参与论证的专家及风险评估机构建立监督机制。以省级行政区域或设区的市为单元建立专家库和评估机构名录，由本级政府法制机构而不是承办单位行使选取听证代表、参与论证的专家及风险评估机构的权力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中，听证会应按照持不同观点的各方人数基本相当的原则确定参加人员，与决策具有直接联系的对象享有优先参加权。三是完善意见公布和反馈机制。听证会和其他形式的公众参与以及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决策机关都必须归纳整理各方提出的意见，对合理意见应当采纳并在本级政府官网公布意见采纳情况;未予采纳的，应当在网站公开说明理由。四是加强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并树立其开展合法性审查的工作权威。2．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事后救济和监督渠道。应从法理上承认重大行政决策涵盖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在此基础上明确其事后救济途径:(1)具体行政行为。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这类救济渠道的法律规范较为完备，《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以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系列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2)抽象行政行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在集体研究决定后往往会制定规范性文件。目前，对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和救济渠道主要是备案和审查。一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法律依据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及各省(区、市)制定的《监督法》实施办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30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进行审查并可依法撤销。这一监督方式的主要缺陷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无权直接监督。二是各地方政府对下级政府及本级政府工作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或“三统一”。法律依据是各地方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管理方面的立法。但目前国务院对省级政府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尚未进行备案和审查，亦未出台这方面的立法。

重要的决定篇7

第一条为了规范行政决策行为，保证行政决策合法、科学、民主，提高行政决策质量和效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自治区各级行政机关重大决策适用本规定。行政机关首长和分管领导按照分工负责原则，在职权范围内进行一般性决策除外。

第三条政府重大决策包括以下事项：

（一）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政府规章和重要的规范性文件；

（二）政府工作报告；

（三）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四）编制财政预决算草案、重大资金使用安排；

（五）制定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

（六）制定或者调整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境保护等专业规划；

（七）制定或者调整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八）制定或者调整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区域布局规划；

（九）研究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国有资产处置方面的重大事项；

（十）行政区划变更方案；

（十一）涉及民生和为民办实事的重大事项；

（十二）其他需由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

政府职能部门重大决策事项由部门根据其职能和决策事项的性质、重要程度及影响进行合理确定。

第四条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确保决策的合法、科学、民主。

第五条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行政机关决定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决策规则。

第六条重大决策的事项、依据和结果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媒体等方式依法公开。但应当保密的除外。

第七条重大决策一般应当经过以下程序：

（一）决策调研；

（二）征求意见；

（三）咨询论证；

（四）合法性审查；

（五）会议决定；

（六）公布结果。

第二章决策调研

第八条重大决策前行政机关应当开展调查研究，全面、准确掌握决策所需的有关情况。

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可以委托专家、专业服务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进行调研。

第九条决策调研的主要内容：

（一）决策事项的现状；

（二）决策事项的必要性；

（三）决策事项的可行性；

（四）决策事项的利弊分析；

（五）决策风险评估及应急预案；

（六）其他需要调研的内容。

第十条决策调研后，应当拟订决策备选方案。对需要进行多方案比较研究或者经协商意见不一致的事项，应当拟订两个以上决策备选方案。

第三章咨询论证

第十一条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咨询专家意见或者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第十二条行政机关可以聘请若干专家提供常年决策咨询。

第十三条专家咨询论证可以采用咨询会、论证会或者书面咨询等方式。召开专家咨询会、论证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席听取意见。

第十四条专家咨询会、论证会的结论及专家咨询意见书应当作为行政机关决策的参考。

第四章征求意见

第十五条重大决策涉及相关行政机关职能的，应当征求相关行政机关的意见。

被征求意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相关人员认真研究，明确提出意见并及时反馈。

第十六条重大决策事项涉及面广或者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

公开征求意见可以采取公示、调查、座谈、听证等方式。

第十七条重大决策事项可以通过当地主要报纸、广播电视、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专栏等形式进行公示，也可以采用展示模型、图片、幻灯、影视等形式予以公示。

第十八条重大决策公示内容包括：

（一）决策事项；

（二）依据、理由和说明；

（三）反馈意见的方式、时间；

（四）应当公示的其他内容。

第十九条重大决策事项需要听证的，按照下列要求进行：

（一）听证会公开举行，行政机关应当提前10日公布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二）根据听证事项的性质、复杂程度及影响范围，合理确定各方面利益代表参加听证；

（三）参加听证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决策事项有权提问和发表意见；

（四）听证会应当制作笔录，如实记录发言人的主要观点和理由。听证笔录应当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

法律、法规对听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对所征集的意见进行归类整理，提出采纳或者不采纳的意见并说明理由。

行政机关之间有原则性分歧意见的，应当进行协调处理。

第五章合法性审查

第二十一条重大决策事项提交会议决定前，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审查不通过的，行政机关不能进行决策。

第二十二条政府职能部门重大决策由部门法制机构负责合法性审查，政府重大决策由政府法制部门负责合法性审查。

第二十三条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主要包括：

（一）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

（二）是否超越决策机关的法定职权；

（三）其他需要审查的合法性问题。

第二十四条政府法制部门或者政府职能部门法制机构对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后，应当及时提出重大决策事项合法性审查意见书。

第六章会议决定

第二十五条重大决策应当经行政机关会议讨论决定。

第二十六条政府及政府职能部门会议讨论决定重大决策事项，应当按要求提交以下材料：

（一）决策事项报告；

（二）调研报告及风险评估；

（三）征求意见及处理情况；

（四）专家咨询论证意见；

（五）合法性审查意见；

（六）其他有关材料。

第二十七条行政机关会议讨论决定重大决策事项，按照下列要求进行：

（一）会前告知会议讨论的重大决策事项；

（二）决策事项提请部门向会议作汇报并回答提问；

（三）分管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发表意见；

（四）经会议主持人同意，其他与会人员发表意见；

（五）行政机关首长或者会议主持人最后发表结论性意见。

第二十八条行政机关首长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可以对讨论的重大决策事项作出同意、不同意、修改及再次讨论的决定。

第二十九条行政机关召开重大决策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

政府全体会议或者常务会议应当根据会议记录制作会议纪要。

第三十条重大决策结果，除依法保密的以外，应当及时予以公开。

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应当在当地主要媒体公开报道。

政府规章、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当地主要报纸刊登。

第七章决策纠错和决策责任

第三十一条行政机关应当对重大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保证决策的正确实施。

第三十二条行政机关应当建立重大决策纠错机制，通过民意测验、抽样调查、跟踪反馈、评估复查等方法，及时发现并纠正决策制定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适时调整和完善决策。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重大决策应当停止执行或者修正的，可以向决策机关提出意见或者建议。

第三十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导致决策错误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追究行政决策过错责任。

重要的决定篇8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的制度要求，学校在校长负责制的制度安排下，坚持党组织政治核心，落实教代会民主管理，实行依法治校，充分发挥学校班子成员集体领导的作用，完善决策机制，规范决策行为，提高领导班子领导和管理水平，特制定本制度。

一、决策原则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

“三重一大”事项由校务会议讨论决定。校务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

（二）科学决策和依法决策原则

凡属“三重一大”事项，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加强调研、协商和咨询、认证。

（三）规范程序原则

学校校务会议集体决策事项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进行，一般不临时动议，特别是不能临时动议重大议题或重要干部任免事项。需经教代会通过的决议，先由校务会议形成初步方案，再提交教代会审议。

二、决策内容

（一）重大事项决策

1．制订和修改学校章程；

2．制订学校发展规划、年度与学期工作计划和课程计划；

3．重大改革措施及规章制度；

4．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5．校内机构及岗位的设置；

6．中层干部任免及重要人事安排；

7．师资队伍建设实施方案；

8．教职工收入分配和考核奖惩方案；

9．重大基建项目和校产发展计划；

10．制订校园及师生安全制度；

11．招生工作；

12．因公出国（境）访问及涉外校际交流；

13．其他重大问题。

（二）重要项目安排

1．学校对外重要合作和交流项目；

2．学校大修、大型基建建设项目；

3．学校重大科研项目；

4．应当集体研究决定的其他项目。

（三）重要干部任免

1．学校校级、中层后备干部的推荐、选拔、考核和使用；

2．学校中层干部、年级组长、教研组长等人事安排；

3．学校年度考核小组、职称评聘小组、监督小组、招生工作小组成员的任免；

4．其他重要岗位干部的推荐、选拔、任免和调动。

（四）大额度资金的使用

1．年度经费预算、决算及大额经费支出安排、使用；

2．学校教职工收入分配方案、奖励经费制订和调整；

3．未列入预算的5万元及以上的特殊经费支出；

三、决策程序

学校“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由校务会议讨论决定。校务会议成员为学校正副校长、学校党组织的正副书记、工会主席和校办主任等。校务会议由校长主持，重大问题经集体讨论，校长负责决定。

1．确定议题，列入议程。需要列入校务会议讨论的重大问题，由校长听取各方意见后提出，与党组织负责人共同商议确定。

2．调查研究，形成方案。对确定的议题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校长与党组织负责人充分酝酿，形成共识和主导性意见。存在严重分歧的，暂不提交会议讨论。

3．会议讨论，形成决议。学校重大问题在校务会上充分讨论，形成决议。如意见不能达成基本一致或有严重分歧，应暂缓决策；必要时可报上级党组织、教育行政部门裁决。

4．明确分工，组织实施。凡经校务会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由校长明确分工，负责实施。党组织保证监督实施，工会积极配合支持实施。

四、会议表决

研究讨论议题时，与会人员要充分发表意见。会议表决可采取口头、举手、无记名投票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时一般坚持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意见分歧较大的事项，可以暂缓进行表决的，应暂缓作出决定。出席人数达到或超过应出席人数的

2/3，会议方可进行，表决有效。

凡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校务会议通过后需及时提交教代会讨论通过。根据管理权限，须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的重大问题要按规定程序报批后方可实施。

五、决策执行

校务会讨论通过的决策事项应及时做好校务公开。

学校党政领导和处室分管领导按分工负责组织落实，认真实施“三重一大”决策事项。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者向上级反映，但在上级或本级校务会议没有改变决定以前，除了执行决定会立即引起严重后果的非常紧急的情况外，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原来的决定。

凡前次校务会议作出的决定，如在执行过程中情况发生变化，需要改变原来决定的，必须经校长同意后，提交校务会议进行复议，在做出新的决定后执行。

六、决策监督

学校党支部和工会负责对“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校长室（校长办公室）负责对“三重一大”决策事项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办，及时将落实情况及存在问题向校务会、总支委会或行政会议汇报，确保决策落实；对于不按决策执行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重要的决定篇9

重大问题、重要干部、重要项目、大额资金所涵盖的内容，是国有企业经营的核心问题。对于铁路企业来说，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三重一大”问题，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更是加强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方法和重要内容。

一、充分认识落实“三重一大” 集体决策制度的重要意义

“三重一大” 集体决策制度是我们党防范决策风险，维护国有资产安全，推进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党中央高度重视集体决策。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由集体讨论决策的“重大问题”，成为“三重一大”提法的雏形。1996年1月，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第一次明确了“三重一大”制度的概念。2010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规定了“三重一大”事项的主要范围和决策的基本程序。

铁路企业贯彻落实的措施。2006年，铁道部党组下发了《铁路局领导班子集体决策“三重一大”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次明确和统一了各铁路局的决策形式、范围和程序。2008年，铁道部党组要求将“三重一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职工代表大会述职述廉和厂务公开的内容，每年进行一次检查。2010年，铁道部党组针对事关铁路改革发展、重大经营项目和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采取专家咨询、职工代表听证和风险评估等办法。铁道部各所属单位建立健全了“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二、准确把握落实“三重一大” 集体决策制度的实效性

1.坚持民主决策，提高决策正确性。铁路企业对“三重一大”问题实行集体决策，能够发挥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有效化解经营风险，避免决策失误，确保国有资产运营安全和保值增值。党政联席会议作为集体讨论决定的唯一会议。为提高领导班子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水平，要制定《重大问题决策投票表决制度》，采取记名式和无记名式投票表决，对大额投资、国有资产出租、贷款、赞助和一次性奖励及分配方案采取记名式投票表决。对干部任免、奖惩、调动，均采取无记名式投票表决。

2.坚持依法决策，提高决策的责任性。“三重一大”之所以上升为中央文件，原因就在于国企腐败案多发，投资失误造成不小损失。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国有企业腐败案的问题，都在于企业“一把手”的权力过大，缺乏制度上的设防力度。实践证明，“三重一大”由“内部文件”升格为“国家意见”，是预防权力腐败的治本之策。各级党委对集体决策“三重一大”问题负有监督责任，党政正职对集体决策“三重一大”问题负有提出、论证、把关、决策和监督等责任。

3.坚持科学决策，提高决策的准确性。科学决策必须建立在制度做保障，用制度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一是准确提出议案。党政联席会议成员有权提出议案动议，党政正职共同研究，作出是否确定为议案的决定。 二是充分调研论证。对关系企业发展、稳定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听取职工代表的意见。重要项目要组成专门调研组，进行经济风险和效益分析。形成调研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是酝酿确定议题。经党政正职同意后，将议案及调研论证报告送达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或有关部门进行酝酿和沟通。由党政正职协商确定是否列入议题。 四是提交会议讨论。决策“三重一大”问题必须经过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不得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形式代替会议讨论和表决。五是进行会议表决。干部任免事项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对其他事项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采取口头或举手方式表决。六是决策实施过程。做出决策后，领导班子成员和职能部门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不得有任何与集体决定相悖的言论和行动，确保决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坚持“三重一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必须把“三重一大”制度的落实情况纳入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内容之 中。对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制度情况要认真进行对照检查，党政正职要认真进行剖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制定整改措施，不断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启示之二，坚持“三重一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必须把“三重一大”制度落实情况纳入领导班子述职述廉之中。把各级领导班子落实“三重一大”制度情况，要作为职代会个人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认真查摆存在问题，主动接收职工群众的监督。

重要的决定篇10

一、江苏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现状

近年来，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积极推动下，江苏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初步建立。一是从省级层面看，江苏省政府制定出台了《2015年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省政府100号令），其中有专章对重大行政决策制度进行了规定。二是从省辖市层面看，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常州、淮安、连云港等市先后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相关规定，对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苏州市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将重大决策事项、决策程序和决策责任等上升到了“法定”层面。三是从县级层面看，许多县级政府也逐步建立了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如吴江区区、镇两级全部建立了重大行政决策项目年度申报、审查、立项和实施的整体运行机制;如皋市2011年出台了重大事项决策规程和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逐步推动。一是将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与依法行政工作同步部署。2004年，江苏省政府在贯彻国务院《纲要》的意见中提出：“要建立健全法制机构协助本级政府和本部门依法做出决定、进行合法性评价的行政决策辅助机制。”同时修订政府工作规则，增加了决策合法性审查内容。2008年，江苏省政府在贯彻国务院《决定》的实施意见中，专门明确了“市县政府法制机构及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在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中的主体地位”。自此，各市县政府开始全面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普遍修订了政府工作规则，增加了依法决策的相关内容。二是运用考核等多种手段推动。从2009年起，江苏省政府将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纳入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要点和依法行政考核，每年年初部署，年底检查督促，通过下发整改意见书和工作通报等多种手段，引导和推动各地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目前，借助“江苏省依法行政工作统计报送电子平台”，基本实现了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情况的日常化报送。三是大力培育领导干部依法决策意识。通过“宪法日”活动、领导班子集体学法、依法行政知识轮训、开办讲座等多种形式，各级政府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强化了依法决策的意识和能力。政府法制办主任列席政府常务会议，把重大决策事项交给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已成为江苏各地的普遍做法。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范围不断拓展。近年来，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从以往主要审查政府立法、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审批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决策事项，扩大到政府重大投资（建设）项目、政府对外合作、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公共资源配置、重大行政合同、维稳事件处理以及涉诉和非诉业务处理等方面，政府法制机构均开始介入并提出法制审查意见。如南京市举办青奥会期间，从重要制度制定、涉外合同起草、行政执法规范、综合环境整治等各个方面，政府法制机构都全程参与并提供法律服务。再如在苏州市轨道交通建设和环古城河综合改造工程、常州市的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征收拆迁、镇江市三轮车退市、淮安市出租车扩容和天然气调价等政府重大决策中，政府法制机构参与合法性审查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此外，在国有土地征收、道路改建、出租车扩容、涉及民生的物价调整等重大决策中，由各地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已成为常态。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方式逐渐多样。伴随着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范围的不断拓展，政府法制机构由原先的形式审查为主，逐步向实质性审查转变;由自己审查为主向借助专业力量审查转变;审查的手段也在不断改进。如扬州市政府法制办2014年对29件政府重要文件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内容涉及公司债券发行、企业股份合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社会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决策审查的专业性要求非常高。有的还通过购买服务、组织专家咨询论证等多种形式，充分借助“外脑”，提高合法性审查的质量。无锡市积极发挥法律顾问团的作用，引进律师参与政府决策，全年接收法律意见书34份，有效防范了政府决策风险。江苏省工商局专门建立了合同格式条款审查专家咨询委员会、省消协汽车消费争议专家委员会和家居木业消费争议专家委员会，通过精细化的法律服务，提升了合法性审查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步伐的不断加快，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迫切需要。行政决策作为政府管理的重要方式，合法性是其根本属性。保证行政决策依法做出，减少决策失误，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一些地方发生的表明，通过合法性审查有助于规范政府决策行为，最大限度地降低决策风险。二是政府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传统管理模式强调政府主导一切，一些重大行政决策法律基础不牢，导致政府“缺位”、“越位”、“错位”和“不到位”问题较为普遍。而在现代治理模式下，政府要充分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追求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就要求完善合法性审查机制，保障政府重大决策严格遵守法定程序，避免行政机关随意决策、想当然办事。三是维护人民权益、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凸显，决策中妥善处理各方利益诉求的挑战和困难明显加大。这就要求政府决策要把维护人民权益和实现公平正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证决策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保证改革发展成果能够公平惠及人民群众。四是防止行政权力腐败的重要举措。合法性审查有利于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使违法决策、、暗箱操作的腐败现象得到制止，让错误决策付出代价，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慎重决策。

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江苏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推进这一工作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领导干部依法决策和合法性审查的意识还不够强。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依法决策、合法性审查的认识不够充分，有些地方领导在行政决策中法治意识不强，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认为依法决策影响行政效率，束缚手脚、干不成事，因而对推动合法性审查不积极。2014年，江苏全省受理2万多件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数量同比增长10%，行政应诉案件数量同比增长65%，行政复议直接或间接纠正率达22%，行政诉讼一审行政机关败诉率达17%。行政机关因违反法定职权被判决败诉196件，占败诉案件总数的36.5%。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违法决策问题仍然存在。

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还不确定。近年来，在国务院、江苏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大文件中，对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都没有明确界定。实践中，各地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范围标准不一，有很大的差异，有的虽然做了列举式的规定，但是大多定义笼统，界定模糊，由于没有量化标准，对照落实很难操作。有的将列入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事项都视作重大行政决策;甚至一些县级人民政府将政府签订的重大合同和重大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行为也列入重大行政决策范围。

合法性审查的程序不统一。一是审查程序的启动较随意。目前法制机构参与合法性审查一般都是以政府领导或政府办公室交办的形式，由于很多事项法制机构并没有前期参与因而比较被动。二是审查时限难保证。有些非常复杂的事项，从交办到提出审查意见，有的领导要求几个小时或者半天时间就要完成，不能保证合法性审查的质量。还有许多只是在政府常务会议上临时征询法制机构负责人的意见，这种意见征询不能代替合法性审查。三是提供的审查材料不完整。一般合法性审查要求提供重大决策方案及相关说明、决策依据、相关征求意见的材料等，但实践中承办单位常常只提供决策方案，需要法制机构自己查找上位法和政策依据，合法性审查的工作量和难度很大。当遇到重大疑难复杂问题时需要决策承办单位到会说明，也常常因种种原因难以落实。

有些地方的合法性审查流于形式。合法性审查制度的设立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各级政府和部门做重大决策只是形式上经过这道程序，一些事项的合法性审查，都是领导临时交办，没有规范的审查程序、刚性的审查机制、合理的审查时限，不能保障合法性审查的效果。还有些地方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没有正常开展。2014年，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对全国100个地方政府进行了第二轮法治政府评估，据公布报告称，100个城市平均得分为62.01，“过半数的市级政府法治水平处于不及格状态”，其中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实施情况的均分仅为38.4。2012年启东市群体抗议王子纸业修建排污设施事件，2010年苏州通安因征地补偿款引发的征地拆迁等的发生，都与当地政府没有遵循包括合法性审查在内的相关行政决策程序有关。

法制机构设置人员力量难以满足合法性审查的需要。特别是县级政府法制机构，人员力量薄弱不足尤为突出。据统计，江苏县级政府法制机构目前仅有14家是单设机构，其他的均为合署办公或挂牌机构。目前县级政府法制机构平均5人，还有不少是兼职，有的实有人数仅为一人。基层政府法制机构人员力量队伍还存在知识结构不合理、流动性大等等问题，与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要求不相适应。此外，由于法制办主任兼任政府办副主任，过多地参与到具体行政决策中，合法性审查的社会公信力往往不足。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建设滞后。目前关于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规定散见于各地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尚未有统一的、专门的规范。市县政府出台的相关规定，内容过于简略、粗糙，许多没有结合自身实际，可操作性不强，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如：对于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时限、审查结论的形式和审查结论如何运用等基本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容易带来审查过程的随意性。二是推进机制不健全。包括合法性审查在内的行政决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层次和多系统，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发动和广泛的宣传动员，还要有相应的改革配套措施，有序推进。目前在重大行政决策方面明显还缺少相关顶层设计，系统推进不足，对推进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能及时研究解决，导致工作进度滞缓。三是监督制约缺位。对违反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未经合法性审查直接决策，或者未采纳合法性审查意见决策的，监督制约很少，同时对承担什么责任，如何追究责任，缺乏明确的规定。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也未建立。

三、完善江苏省重大行政决策

合法性审查机制的建议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建立健全一套刚性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已经成为当前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当务之急。基于此，从制度、机制和法制层面提出以下建议：

加快制度建设，构建对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统一规范。当前，制度供给不足、刚性约束不够是推进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也是造成实际工作中决策随意性大的重要原因。江苏省正在组织起草《江苏省完善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程序规定》，对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程序、标准和方式等进行统一规范，为在全省范围内推动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提供制度规范。一是建立健全合法性审查程序规则。严格按照“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的要求，重大决策提交讨论前由政府办将重大决策方案及相关材料交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合法性审查结果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合理确定合法性审查时限，由省级层面统一规定审查机构接到决策审查申请后15日内完成审查工作;情况复杂的，经决策机关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建立法制机构前期参与机制，对于专业性较强、重大复杂的决策事项，审查机构可以参加重大决策事项的前期调研、论证工作。二是统一合法性审查标准。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应是以合法性标准衡量，但不包括合理性、科学性标准。具体包括：（1）职权标准，即决策权限是否于法有据。经审查认为不属于决策机关法定职权范围内的，建议不决策或按照规定提请有权机关进行审批或依法授权。（2）程序标准，即决策程序是否依法进行，是否经过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必经程序。未履行法定程序或履行程序不符合规定的，建议补正或重新履行相关规定。（3）实体标准，即决策内容是否依法合规。决策方案内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政策规定的，建议进行修改或者不决策。三是明确合法性审查方式。现有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方式主要以书面审查为主，但对于一些涉及专业性较强的重大决策，建议根据实际需要可综合采取书面审查、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专家咨询等多种审查方式，必要时可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协调会、公开征求意见等形式听取社会公众意见。但在审查方式的选择中，应当兼顾效率原则，避免因审查程序冗长而影响决策的时效性。

明确审查主体，建立法制机构主导多方参与的合法性审查机制。《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重大决策事项应当在会前交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确立了法制机构的审查主体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合法性审查过程只是法制机构的独角戏，尤其是在当前法制机构任务繁重、人员力量相对薄弱的现状下，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和社会第三方的作用，构建多方参与的审查机制，对于提高审查的质量和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一是有效发挥法制机构主体地位作用。法制机构作为政府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顾问，在行政管理与法律专业技能的结合上，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准确把握决策意图，降低决策失误风险。因此，要加强合法性审查队伍能力建设，要将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法律素质高的人员充实进来提供履职保障。建立部门法制机构审查和政府法制机构审查相结合的双重审查机制，重大决策报送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前，由承办单位法制机构就重大决策合法性进行初审。同时，政府法制机构要善于整合资源，借助外力，邀请部门法制机构、法学科研机构等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成立合法性审查专家组，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二是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的积极作用。目前江苏正在组建省政府法律顾问委员会，并在全省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要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通过法律顾问委员会，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同时，借鉴深圳、三亚等地做法，积极探索政府法律顾问雇员制度，通过签订劳务合同的方式，聘用一定数量的专职法律顾问助理，协助承担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等工作。三是探索委托第三方审查。重大行政决策往往涉及利益广泛，对一些重大、疑难、复杂、专业性强的决策事项，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机构、社会咨询机构、研究机构等社会第三方进行合法性论证。合法性论证结果是法制机构提出合法性审查意见的主要依据，法制机构就合法性审查意见承担审查责任。

完善保障措施，构建规范有效的实施运行机制。目前，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初步建立，但是，合法性审查制度的设立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此，建立一套严格有效的运行机制，确保重大行政决策制度的有效执行，有助于实现各类决策以及决策的各个环节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运行。一是严格规范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二十七条结合江苏实际，就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原则性地列举了五大类事项。考虑到不同层级政府及部门职责权限不同，对重大行政决策衡量的标准也不统一，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事项和量化标准由各级政府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规定的五大类事项范围内确定。重点加强重大改革、重要规划、重大民生、政府重大投资和建设项目等重点领域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实际操作中，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有关突发事件应对的决策不列入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重大行政决策实行目录管理，每年年初制定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凡是列入目录的，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进行。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每年必须定期报上级政府备案。二是实行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化管理。建立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化管理系统，所有列入年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的事项实行网上运行，固化重大行政决策运行流程，未经法制审核不得流转，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强化对决策程序的监督和制约，实现节点管理、流程控制、规范运行，使得合法性审查成为决策过程中绕不开、甩不掉的必经程序。三是建立考核评价倒逼机制。细化考核标准，提高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指标权重，重大行政决策未经合法性审查或不依法决策的，实行“一票否决”。把依法决策情况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考核结果与奖励惩处、干部任免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