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由十篇

没有理由篇1

我们总是想要一个理由，来解释太多太多的事情。可是，似乎一切的东西都没能如愿。现实一直都在告诉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解释这一切。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很凄美。可是有谁知道宝钗心里的苦呢？这些东西没有理由。

宇宙里的尘埃就算散落，也不会散落在我们的手掌心。这一切的一切没有理由可以解释。我愿意静静的看着太多事情的波澜起伏。心脏不会停止跳动。没有谁能给我一个理由。

或许，苦苦追寻的一直都是错的。只有静静等待才是对的。

我等着没有理由的理由。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的。

没有理由篇2

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吧，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都是一些很倒霉的事情，特别烦躁。唉，有些时候真讨厌这样负能量生活的感觉，感觉自己的身上全都都有一种负能量。

做什么事请都没心情，写作也不想了，写作业也不想，就连玩游戏都是无精打采的，反正做什么事情都不喜欢，真讨厌这样的感觉啊。感觉自己最近把，都找不到可以让自己开心一点的理由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开心不起来，我怎么想让自己开心，都开心不起来。听听歌心情也就好了一点点， 可是还是闷闷不乐的，有些时候真的好讨厌这样的烦闷的感觉啊。感觉有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自己的心头，这种感觉真是很难受啊。唉，感觉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想要开心，却还是一直苦着脸，真讨厌这样的感觉。唉，真不知道最近该怎么办好了，觉得周围的人都很讨厌，甚至觉得自己也很讨厌。罢了罢了，我还是自己休息吧，别把负能量也带给别人，这种浑身负能量的感觉让人皱起眉头。

没有开心的理由的时候，或许看看窗外的风景，看看墨染成的夜空，或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墨染上的天空上，有着一点点的闪烁，微微的亮光让人看到心情就能一下子变好，所有不开心都被洗净的感觉。微微的凉风，吹得让人心情都好了许多，有种清清爽爽的感觉，心里突然一下子也就舒服多了。

倒霉的事情发生还真挺讨厌的，可不如放宽心，看看窗外的风景，心情也就一下子好多了。

没有理由篇3

我要对今天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同学们说，干得漂亮！而那些比较差的也不要气馁，你们也可以某一天成为总统。――小布什

2004年的一天傍晚，美国总统小布什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小布什的母亲芭芭拉・布什打来的。芭芭拉的腿疾又犯了，正在得克萨斯州的医院接受治疗。但是她的心情好像还不错，爽朗地说：“没事，一点小毛病，过几天就好了。你别担心我，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孩子。”

刚挂上母亲的电话，小布什的手机又响了，这回是父亲老布什打来的。老布什的语调显得遥远而深沉：“有空的时候，回来看看你母亲吧，她需要你。”小布什说：“等忙完这阵，我就回来看您和母亲。您知道的，我最近真的抽不开身。议会正在为伊拉克的问题争论不休，非洲的援助基金也出了问题，更重要是反对党的那些家伙，总是暗地里拆我的台……”“其实，这些都不是理由。”老布什语调幽幽地说完，就挂了电话。小布什苦笑一声，又投入紧张的工作。过了一会儿，小布什收到一条短信，是老布什发来的：“你八岁那年，有一天夜里下着大雨，你发烧了。你母亲当时正在几十千米外的农场。她赶回来看你，汽车在半路抛锚。我让她找个旅馆休息，第二天再回来。可是，你母亲在风雨中步行三个多小时，夜里11点终于回到了家。你十岁那年，我正在非洲访问，你打来电话说，爸爸，你答应陪我过生日的。于是，我中断访问，回来陪你过生日。因为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到。我说这么多，其实只是想告诉你，在爱与责任面前，所有的忙碌与阻碍，都不能成为理由！” 看着看着，小布什满心愧疚，简单地安排了工作，就带着夫人与两个女儿，坐上专机，飞往得克萨斯。晚上九点四十分，小布什满脸微笑，出现在母亲芭芭拉・布什的病床前。芭芭拉・布什看着小布什与劳拉，搂住两个乖巧的孙女，灿烂地笑了。笑着笑着，芭芭拉・布什两眼就湿润了。老布什沉静地站在窗外，温和地朝小布什竖起了大拇指。

第二天下午，小布什一家辞别父母回到华盛顿。因为是私人活动，小布什为此承担了10.8万美元的专机使用费，相当于他半年的工资，但是，小布什说，值得！

没有理由篇4

站在电梯上继续前行，旁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广告：几个年轻人埋头于堆成山的文件中，旁边一个年轻人手握酒杯，仰在椅子上，似在度假，广告语是“与其做梦，不如现在行动”。这让人联想到，这个年轻人若肯努力拼搏，那梦到的就是未来成功的自己，否则就只是做梦。

一个残疾人，一幅广告，看似是没有关联的两个事物，在此情景下却让我悟出一个道理：你若顽强到底，一切皆有可能！

面对艰难困苦，如果你选择顽强，那便是选择了“可能”，而“可能”就意味着“改变”。

有人说，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要学会忍受。其实，人生本来并没有那么多的不如意要你来忍受。如果你顽强地强身健体，可能就不必忍受病痛的折磨；如果你顽强地学习，可能就不必忍受名落孙山的失落；如果你顽强地拼搏，可能就不必忍受碌碌无为的无奈……

然而，假如你选择妥协放弃，那一切皆是空话。还记得普希金著名的诗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近两百年前的诗句，今日读来依然令人心情平静而又昂扬向上。因为面对不幸，人们总会有两种选择――妥协或顽强，而人们向往的总是后者，能给予人们力量以改变命运的也是后者。

青年人对于自己的不幸，总能找到抱怨的理由：没有优越的家庭，没有美丽的面容，没有过硬的关系。其实，你也总该找到不抱怨的理由：你有温暖的家，善良的笑容，健康的体魄，青春的活力……这些不都足以让你以一种顽强的态度去奋斗吗？

“人们经常埋怨什么也做不来，但如果我们只记挂着想拥有或欠缺的东西，而不去珍惜所拥有的，那根本改变不了问题！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这是著名的残疾人励志演讲家尼克・胡哲在其自传《人生不设限》中的话。每一个第一眼看到尼克的人都会为他的身体之残缺而震撼，亦为其精神之顽强而震撼。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双臂和双腿的男人，顽强地面对上天对他的不公，创造出了生命的奇迹。

没有理由篇5

爱，就是没有理由的心疼和不设前提的宽容。

人在爱时都太容易在乎被爱，视为权利，在被爱时又都太容易看轻被爱，受之当然。如果反过来，有爱心而不求回报，对被爱知珍惜却不计较，人就爱得有尊严、活得有器度了。

与是否被爱相比，有无爱心是更重要的。一个缺少被爱的人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则是一个冷漠的人。孤独的人只要具有爱心，他仍会有孤独中的幸福，如雪莱所说，当他的爱心在不理解他的人群中无可寄托时，便会投向花朵、小草、河流和天空，并因此而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可是，倘若一个人没有爱心，则无论他表面上的生活多么热闹，幸福的源泉已经枯竭，他那颗冷漠的心是决不可能真正快乐的。

一个只想被人爱而没有爱人之心的人，其实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他真正在乎的也不是被爱，而是占有。爱心是与占有欲正相反的东西。爱本质上是一种给予，而爱的幸福就在这给予之中。许多贤哲都指出，给予比得到更幸福。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亲子之爱，有爱心的父母在照料和抚育孩子的过程中便感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爱情中，也是当你体会到你给你所爱的人带来了幸福之时，你自己才最感到幸福。

对于个人来说，最可悲的事情不是在被爱方面受挫，例如失恋、朋友反目等等，而是爱心的丧失，从而失去了感受和创造幸福的能力。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爱心的普遍丧失则是可怕的，它的确会使世界变得冷如冰窟，荒凉如沙漠。在这样的环境中，善良的人们不免寒心，但我希望他们不要因此也趋于冷漠，而是要在学会保护自己的同时，仍保有一颗爱心。应该相信，世上善良的人总是多数，爱心必能唤起爱心。不论个人还是社会，只要爱心犹存，就有希望。

爱的反义词不是孤独，也不是恨，而是冷漠。孤独者和恨者都是会爱的，冷漠者却与爱完全无缘。如果说孤独是爱心的没有着落，恨是爱心的受挫，那么，冷漠就是爱心的死灭。无论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对于社会来说，真正可怕的是冷漠，它使个人失去生活的意义，使社会发生道德的危机。在我看来，当今社会最触目惊心的现象之一便是人心的冷漠。在一个太重功利的社会里，冷漠会像病毒一样传播，从而使有爱心的人更感到孤独，甚至感到愤恨。不过，让我们记住，我们不要由孤独和愤恨而堕入冷漠，保护爱心、拒绝冷漠乃是我们对于自己的灵魂的一份责任，也是我们对于社会的一份责任。

没有理由篇6

查尔斯小的时候常在父亲开的杂货铺里帮忙。在那儿工作的都是成年人，父亲希望儿子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杂货铺里有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人，伙计们背地里都叫他“堕落的老家伙”。人家都知道，从道德上来讲，他绝对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查尔斯对这个人的人品也有所耳闻，所以与其他孩子一样，对他很不尊重。孩子们称其他成年男性为“某某先生”，而对于这个“老恶棍”，他们却只愿意称他为“乔”。

查尔斯的父亲有一天听到了儿子与“乔”的对话，于是便把儿子叫到了办公室。

“儿子，”父亲说，“我曾经告诉过你，跟长辈说话一定要谦恭。但是刚才我听到你在大声叫‘乔’。”

儿子向父亲解释了一遍，最后，儿子告诉父亲，“先生”一词是留给值得尊敬的人的，而那个家伙不配!

“他配不配是他的事，而你这样对待他是你的问题，现在失礼的是你，年轻人!”父亲说，“对另一个人有看法不是你失礼的借口!”

别老盯着别人的所作所为，腾出时间想想自己应该做什么才是正经，那样才不至于降低自己的水平，那样才能把自己和那些被鄙视的人区分开来。

一万考生文言文拿 零分

2005年高考，广东省共产生了高考状元12名，成了状元大省。然而在省考试中心召开的考试情况点评会上，语文评卷组组长、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柯汉琳揭露了光环背后，让全体广东人尴尬的实情――1万考生文言文翻译拿零分，10万考生造句题上吃鸭蛋，总分和作文平均分都有所下降。

无独有偶，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前不久，在上海举行的一次翻译大赛爆出冷门：由于缺乏最好的译文，大赛不仅一等奖空缺，还将二等奖颁给了一位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其原因不仅在于他突出的英文水平，更在于他“流畅、优美的中文表达”。相形之下，国内选手提交的许多作品言不达意，其中用词不当、标点符号误用等小错误比比皆是。

听听乌龟的 意见

格洛丽亚・斯坦姆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位领导者兼作家。学生时代，在一次地理考察中，她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考察时，在蜿蜒的康涅狄格河畔，我发现了一只巨大的乌龟，它趴在河畔边的护堤上。它显然是从河里爬出来，经过一段土路才到了现在这个地方的。它还在继续前进，随时有被汽车压死的危险。

“同是地球上的生物，我觉得帮助它是责无旁贷的。于是我走上前，连拉带拽，最后总算把这只大乌龟从路障上带回岸边。这期间，它不断愤怒地想咬我一口。

没有理由篇7

有一首歌最为动人/那就是师德/有一种人生最为美丽/那就是教师/有一种风景最为隽永/那就是师魂/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拥有同一颗火热的太阳/我们拥有同一片广博的天空/在同一片天空下/我们用爱播撒着希望……

爱是个永恒的话题，幼儿园老师对孩子的爱就像阳光。它是温暖的、柔和的，可以渗透到人的心灵深处，它更是无私的，可以毫无保留地奉献，不求回报。

雨果说：“花的事业是甜蜜的，果的事业是珍贵的，让我干叶的事业吧，因为叶总是谦逊地垂着她的绿荫的。” 幼儿园老师就好比是一片片无私奉献的绿叶，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讴歌，没有名利，没有豪言壮语，却乐此不疲。她们徜徉于纯洁的童心世界，挥洒着绚丽的青春，追求着平凡的快乐！在这个纯净世界里，她们无拘无束地享受着自己的成功，实现着自我的价值。用她们的慈爱呵护纯真；用她们的智慧孕育成长；用她们的真诚开启心灵；用她们的希冀放飞理想；她们一道默默耕耘，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

爱，没有理由。于是，她们愿为春蕾化做泥。

没有理由篇8

    有媒体在报道“2004年中国交通事故死亡情况”时，援引了公安交管部门的负责人三次关于“万车死亡率仅为”的语句，受到梁发芾的质疑。他在齐鲁晚报发表文章指出 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降至个位数的9.2或9.9，对公安部门来说，也算是一件政绩。但是，每1万辆机动车对应9.2，甚至9.9个死去的生命，用“仅”字来概括，恰当吗？

    文章说，1999年，美国的万车死亡率为2.0、法国2.5、日本1.3、德国的幕尼黑市为0.41，而我国为15.45；在2003年，马来西亚的万车死亡率是4.9，北欧有些国家已经在追求交通事故零死亡率。由此看来，无论9.2还是9.9的万车死亡率，比许多国家高得多。我们没有理由把万车死亡率9.9说成是“仅有”、“仅为”。因此，万车死亡率为9.9，根本不是“仅为”，而是地地道道的“竟为”。

    光明日报

 

没有理由篇9

    俞翠薇离职TCL的消息早在6月份就已经出现在媒体上，不过，俞翠薇一直在否认。

    采访俞翠薇其实费了很大的周折。在一个好朋友的再三促请下，俞翠薇才答应接受采访。不过起初她并不愿意接受当面采访，只希望通过电话问几个问题，而且时间晚点，越晚越好。几经争取，她终于答应在杭州接受记者当面采访。

    “我现在出来，要么不说，如果说，怎么说都是错的。我说自己错似乎也不对，说别人错似乎也不对。但是现在肯定有分的原因，如果没有原因那也是虚伪的。这难免要刺激到另外的人，因为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也许这正是俞翠薇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

    “其实我是很愧疚的，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做过，一个员工的离开，对公司的代价。对上还是对下，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事情如果再找人去做，又需要去磨合。” 对于离开TCL，俞翠薇一再表示很愧疚，“对不起杨伟强”。

    采访是在俞翠薇自己开的公司——昊辰科技进行的。昊辰的办公室都是按照俞翠薇的要求装修的，地面不用木版和瓷砖，刷了层漆，办公室的基调设计也都是俞翠薇的想法做的。在这里，俞翠薇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她感觉很自由。

    TCL 离职

    杨伟强说俞翠薇如奇花异草一样，很挑土壤的酸碱度，很挑气候的温度和湿度，别人可能只看到奇花异草灿烂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挑剔性。

    加盟TCL是俞翠薇第一次跳槽，她在EMC和美格工作了7年，然而她在TCL却工作3个月不到。其实，在EMC和美格之初，俞翠薇都面临着很大困难，但是她没有放弃，继续坚持下来。而在TCL，她觉得没有坚持下来的理由。

    《知识经济》：前不久，TCL搞了一次大型活动，好象没有你的名字出现？

    俞翠薇：杨伟强经我打过电话来的，后来考虑我现在这个身份也不太适合，可能如果去了，采访他和我的记者各半各半。因为这个很敏感。

    《知识经济》：有一种说法，是你没有完成他们给你定的任务？

    俞翠薇：起码从现在的销售数字来看。我是3月9到TCL，主要是以熟悉为主，4月份的销售由我接受管理。5月份我就开始谈想出来的这件事情，至少我在的4月份还是全年销售最高的月份。如果按全年业务量来算的话，那个月恰恰是唯一一个100%完成了业务的月份。

    当初我也不知道哪个任务是完成不了的，而且我是要求把任务增加20%以上。我想我没有达到我要求增加的20%，但是我完成了企业给予的任务。100%的完成了的。

    新客户都是我在位时期发展的。全年增加的新客户还是我在位的时候增加的，是唯一完成全年任务的月份，也是全年最高的月份。我不能说做到好与不好，成与败，数字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知识经济》：为什么5月份就提出想离开了？刚干了一个月，两个月不到。

    俞翠薇：我想就像我试用人一样，虽然是三个月试用期，但是，一个多月我就能确定这个人的去与留。如果一个人一个月留下来的话，那基本上都要跟我两三年、三四年。如果让人走的话我原则上一个月多就会让他走。我觉得这在于一个人环境的适应性。不用太长的时间，很短就能感受到了。

    《知识经济》：后来意识到这些问题都是些什么问题？

    俞翠薇：也谈不上是什么问题了，这个还是在于自己吧，我觉得任何东西存在都有他自己的原因。在大企业和个人之前，企业要强得多，重要得多。而且个人要弱势得多。那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吧。

    我对我是不是自由非常的看重。这个自由包含了自己的想法是否能得以实施。是不是被认可。别让想法只是想法，而不能成为做法，我觉得这是很恐怖的，我是觉得青春一直在虚度。我也很害怕开会，开会是必要的，但是不是主要的，我是希望自己的想法想到就能够做到，想到做不到，我会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想到的东西没有做到，最后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很多东西做了，哪怕是错了，也有一个实施的机会，反正我做过了，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想到而没有做到，自己会觉得很遗憾。

    《知识经济》：你觉得TCL那一方面让你很难适应？

    俞翠薇：我是一个做实事的人，我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不是一个策略家，我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行动家，是执行的，我自己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有多大抱负的人。谁给我多少工作我尽100%努力去完成的工作。具备浙江人勤劳勇敢的精神。在那里需要更多的思维，而且TCL也是人才济济。人才都挺多的，高智商的人都挺多的。

    《知识经济》：人际关系复杂？

    俞翠薇：不能说复杂吧。比较科学的说，比较职业的说，那儿人才济济，我只是冰山一角吧。我最大的工作最大的能力也就是执行而已。在那里我觉得我不够胜任这个职位。而且没有行业的经验。也许人们今天会认为，我的很多想法已经被采纳了，但是当时并不这样。

    我没有行业经验，别人有行业经验，别人又非常的资深。因此我觉得别人更适合去思考这些问题。

    《知识经济》：别人都指谁啊？

    俞翠薇：肯定是有经验的人。有发言权的人。没有经验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发言权就没有话语权，没有话语权就没有决策权，没有决策权就不可能有执行权，没有执行权，你就一天到晚继续寻找想法。继续寻找想法的过程中，你发现还是没有出路。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想法。

    《知识经济》：那你的想法得不到认同，主要是哪些方面？

    俞翠薇：也不是得不到认同，主要是企业环境，这实施过程中涉及到很多的干扰因素。来自于各个方面。也可能我也没有试着去实施。有些想法，毕竟那是别人的公司，那么大的公司，也经不起那么折腾。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想法，没有以前那么大的魄力。敢作敢为敢当。比如说，我说兄弟们，明天把10个专卖店全部给砸了，那可能我一句话10几万的资金全没了，但是起码我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对吧，但是在TCL我负不起那么大的责任。TCL那么大的公司，杨伟强亲手打造的TCL数码本部。1000多人的销售团队。公司总人才济济，不能为了一个人改变很多的。他能提供给我的帮助已经很多很多了。而我没有在他的帮助下，精心的去完成工作，没有在舆论中间，在风雨中间与他同舟共济。还是选择了下来休息休息。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刘东援 16条罪状

    在俞翠薇到TCL之初，有人就认为俞翠薇的面前横亘着“一山不容三虎”的障碍。

    首先是TCL笔记本目前最高的管理者仍然是TCL电脑公司的总经理杨伟强。另外，TCL电脑和TCL数码重新合并前，TCL数码总经理（原友邦在线总经理）刘东援总领TCL笔记本方面的一切业务，而俞翠薇加盟TCL后，把销售和市场推广方面的权利分走，那么刘东援将只能分管剩下TCL笔记本的研发制造一项业务。但刘东援却声称自己的权利是“有增无减”。

    《知识经济》：刘东援也走了？他是什么原因走的？

    俞翠薇：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比我晚，而且他也是资深的股东。我觉得对这个太没有发言权了。

    《知识经济》：16条罪状是怎么回事情？

    俞翠薇：如果我能记下来，就不成为罪状了。也是人家跟我提的意见吧。因为我做得这个样子，还有人给你提，我会觉得非常的茫然。不知道从何做起才能做得更好，人是诚惶诚恐。

    《知识经济》：刘东援和你各自负责什么？你们几个副总各管各的，怎么能对你这一块提出意见？

    俞翠薇：刘东援主要负责笔记本的产品部分，市场和销售我负责。如果是做的是一块的话，他也就不会提出这个意见了。他事先就会说的。

    《知识经济》：你和刘东援有没有就某一个具体的事情发生争执？

    俞翠薇：也不是发生争执。我又不跟刘东援正面争吵，每次都是我听他的，他也不是直接跟我提意见，他要提意见都跟杨伟强提，我又不跟他闹关系，如果闹关系，跟我直说，可能还好一些。

    他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因为要做笔记本，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只是我不太适合他的个性。他不是那么客观的去看待一个人，很多50几岁的人一样，他有很天真的一面，这种天真有时候会变成很好相处，有时候会变得很不好相处，他有自己蛮觉得是与非的地方，不是那么的职业。职业的做法就是就一件事情，就事论事。不要列出1、2、3、4……我觉得没意思。对于他这个做法，我觉得我不是很欣赏。

    《知识经济》：你在TCL主要来自刘东援的影响吗？

    俞翠薇：也不是这样吧，还是因为自己对企业的环境和文化吧，因为这一方面来自数码的环境，一方面来自TCL的环境，一方面还有自己7年积累的职业经理人的环境。起码各自有各自成长的环境，不同的团体有不同的价值观，这里面各自不是完全吻合的，我又不是特别能相处的人，可能就成为一个缺陷和瓶颈了。

    杨伟强 朋友

    杨伟强和俞翠薇很多年的好朋友，原来他一直是俞翠薇的客户，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得熟。2003年8月，杨伟强打电话给俞翠薇，让她到TCL过去看一看。这是杨伟强第一次正式邀请俞翠薇的加盟。

    杨跟俞说：“在一个台湾公司里面，不管怎么做，不管位置怎么高，你在别人眼里永远只是一个员工。”这句话触动了她。在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投入了很大精力的美格，俞翠薇没有一份股份。

    《知识经济》：是杨集权太多，放权不多给你？

    俞翠薇：也不能这么讲，他毕竟承担了TCL数码事业本部的整个业绩，因此他操心的比我多的多。因为我是TCL刚进入的后来者，那我要去适应他那种思想，我想生根才能发芽，根都没有生下去，就很难发芽了。我觉得还不是存不存在杨给我空间的问题，其实杨还是一个很能授权的人，我觉得自己在这一块没有配合好吧，

    《知识经济》：是杨没有给你想象的那么多的空间？

    俞翠薇：其实，我在杨的位置做过的，很多的权利都是自己跟自己创造的，并不是上面去给予的，如果说杨不放权的话，那是一个推脱之辞。还是觉得没有把自己的这一块工作给拓展开来。空间是自己创造的，而不是给予的。是自己获取的。这是我的世界观。所以我不觉得不存在他不给我空间的说法。

    《知识经济》：杨对你的支持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俞翠薇：起码说在工作上，还是给我空间，在工作上面还时常给我做工作，也时不时的请我到深圳的好餐厅吃饭。其实我觉得对老板来讲的话，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事情。他不能手把手的帮我，帮我细致的布局啊，内部的关系提醒我。我觉得他说得很多都是很对的，我还是很感谢他的。

    《知识经济》：杨伟强和杨荣山怎么比较？

    俞翠薇：两个老板都属羊，都姓杨。非常的巧合。

    杨荣山非常温和，包容，至今为止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还是非常好的，他是我一开始对台湾人的定位，嫁给台湾老公跟他的好形象也有很大关系，我觉得台湾人应该是这样的。非常宽容，和蔼，包容，厚道。他会给你岗位去发挥，去漂泊，可能遇到困难，但是他会包容你，说实话是一个蛮好的好老板。能够成长到今天，他是我一生中非常幸运的遇到的一个人吧。没有她，可能就没有今天。不管今天好与不好，他给了我机会。如果再让我选择，我还会选择这样的老板。

    杨伟强是一个很好相处的朋友，不能说是一个好老板。他跟我个性很像，他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也有自己非常强的个性的一面，在商人中间他又有非商人的一面，他不是一个纯商人。他是很感性很理想化，很有才气。杨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即使不做商人，做一个演说家，做得也不比这个差。

    跟杨荣山沟通，他会像一个长者，听你讲，他提意见就是三言两语，而杨伟强则是直接给你很多意见，策略，想法。可以一起聊天，一起吃饭，跟杨荣山吃饭不多，比较严肃，年龄相差比较大。跟杨伟强，我遇到什么困难，可以跟他沟通，提出我的想法，解决问题。他更像我的一个朋友。老板嘛，需要很多包容，关爱，空间，跟他太近了，不太容易有空间，跟他思想，不是互补。不像杨荣山，他需要的是这个事业，这个家业。这个企业你跟他做好，可能我会觉得我才华能够闪光，觉得自己很有才气，体现价值。杨荣山想的跟我是平行的永不交叉的平行线。杨伟强可能想的跟我是类似的。

    昊辰 创业

    《知识经济》：为什么在TCL还挂职呢？

    俞翠薇：希望我能延续的，换个角度做这个工作，也许百店连锁的计划啊，也不是说没有机会的吧。我还是认为，百店连锁的计划可以做成。也许有一天又回到TCL也不一定啊，目前我在那边还没有离职，因为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明显的争执在里面，就一些事情，现在暂时大家都做一些理性的思考啊。互相给对方的时间和空间，就关系而言，大家还是蛮好的。

    《知识经济》：传说，你跟TCL有个协议，独家TCL的产品？

    俞翠薇：所有的传说都只是传说，没有人去否认，也没有人澄清。一是TCL是一个强有力的公司，他不需要我一定去为他做什么，二一个彼此核心不存在资金的问题，到TCL到离职，也没有签过什么合约。因为当时还是蛮慎重的考虑这个问题的。我其实是一个很不愿意签合约的人。有给过我合约，但是我已经开始感受到了蛮难适应这样的环境。

    《知识经济》：你这个想法什么时候开始想做这个的？

    俞翠薇：在休息以前我特跟杨伟强谈起过，他也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我觉得如果掌握产品端资源，掌握产品资源，产品品牌领先行业的话，那也是一条发展的路线，以为我不是做制造为专长的，也没有什么技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最大的价值在于做渠道，或者说做渠道的品牌。我也不是不认为那些批发商是有价值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庞大的资金流，对于国外厂商是一个中转站，物流，基本上承担着资金流和物流的作用。真正的渠道公司，我认为，未来一定是以零售为主这样一个模式，很多大的厂家，商家都希望扁平化。他不是在每个区域去找一个或者两个，而是如美国屈臣氏一样连锁的。都是连锁的模式，中间不需要很多的批发商去帮他做，因为这些工厂可以直接对到这些零售商家。比如DELL直销模式，他中间就不需要大量的中间商。可以直接对到DELL的客户，零售在未来5年将是一个非常重要地位，肯定会成为所有的品牌必争之地。

    因为我从厂商出来的，我很清楚厂商的想法，厂商很希望扁平化，远程操作无法控制风险。渠道没有经营品牌的意识，都是以短期的赢利为目的，经常打价格，串货啊，厂商需要对到一个有素质的公司，你帮我共同经营品牌。推广以及销售，还有合理的价格空间的规范化，厂家不需要商在这个中间编故事，因为很多商会站在自己短期效益立场编很多故事出来。他肯定会有所调整。所以说，我困惑的是我当时真的找不到能够为我做代言人的商。这是我当初推行事业平台的初衷。想把这些想法贯彻到渠道里面。并把品牌传播的删减力度尽可能减少。这样品牌传播才可能更加快速。而且会非常准确。及时。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非常困难的。当我来做商的时候，我希望能做到专业的有规模的，有素质的，能够跟品牌共同成长的，也就是不仅店面品牌成长，也能帮产品品牌成长。共同成长的渠道角色。

    《知识经济》：那现在你是在从职业经理人向创业人转型？

    俞翠薇：其实也谈不上创业，我只是跟自己找了一个好的名称。

    《知识经济》：为什么？

没有理由篇10

于世界文学来讲，卡夫卡奖绝对称得上一个大奖，其意义不亚于诺贝尔文学奖。可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象征的奖项，在作家的祖国却一片沉寂。除了媒体零星“偏僻”的报道外，公众关注的程度还不如四川那个在交响乐团伴奏下将二胡拉得像锯木头似的县委书记。相比前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举国欢庆、万众喧腾，如英雄凯旋般的无上荣光，那真叫冰火两重天。

这样的局面似乎不能责怪公众，因为诺贝尔在中国家喻户晓、名冠神州，而卡夫卡却难有几个人知其名字。但是，一般公众不知卡夫卡，难道文坛能不知道，主管文化的政府部门能不知道，媒体能不知道？知道该奖的分量，却遭遇如此冷落，于情于理都感觉不正常。

对一般百姓来讲，卡夫卡的名气当然不能与诺贝尔相提并论。可稍有文学知识或热爱文学的人，要是不识卡夫卡，那可就丢人现眼了。作为世界公认的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他的作品享有崇高的地位，令后来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奉为鼻祖，高山仰止。其代表作《变形记》、《城堡》等很早就翻译成中文，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他的小说《中国长城的建造》更是以描写中国百姓受无形权力的驱使去建造毫无防御作用的长城，表现了人在强权统治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引起中国读者的强烈共鸣。因此，以卡夫卡命名的文学奖，就如在中国以鲁迅命名的文学奖一样，具有公认的权威性与强大的影响力。

其实，阎连科近年来获得的文学大奖远不止卡夫卡奖。去年，他接连摘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和第十二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获评“2013中华儿女年度人物”和“影响中国2013年度文化人物”。他还是两届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得主。阎连科著述成就斐然，他的作品通过表现社会底层劳苦人民生与死的挣扎与困惑，给读者带来充满极端化与疼痛感的阅读体验。尤其小说用陌生化的语言展示了人性深处最真实的呼喊，表现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因而，他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摘取诺奖的中国作家。

而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作家获大奖后竟然如此被冷落，究其原因有很多。从公众角度上看，大家看重的是诺奖，而不是文学。在许多国人心目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诺奖情结，总觉得一个13亿人的泱泱大国历史上竟无人问鼎诺奖（达赖、刘晓波等获奖除外），是一种莫大耻辱。莫言获奖前，很多人除了电影《红高粱》外，并没有对其作品深入了解阅读过。但这不影响众人对莫言获奖的欣喜若狂，因为这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得诺奖。即便不是文学奖，如果是化学奖、经济学奖等，大家也会一样高兴，一样觉得扬眉吐气。哪怕没读过莫言的任何作品，但不远千里到他的高密老宅抠两块墙皮，也要表示对获奖者的崇敬膜拜。卡夫卡文学奖即便再专业，但那是文学的荣耀，而不是国民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