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故事十篇

龙的故事篇1

一个严冬的早晨。在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却有许多人围在一起看着什么，忽然一个中年男子挤进了人群，他发现冰冷的地上竟蜷着一个哇哇直哭的女婴。这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他顾不得一些人的议论，毅然决然地把女婴抱回了家。

这位中年男子是本地的一位菜农。他家的经济并不富裕，一家人靠卖菜为生。他的妻子见丈夫抱着婴儿回来时，先是吃了一惊，当她听完丈夫的叙说后，便同意收养这可怜的孩子。夫妻俩商量了一下，给孩子取名为“龙女”。从此，龙女幸福地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可好景不长，她的名字并没给她带来幸福的命运，就在龙女11岁那年，一次她在放学的路上突然昏倒。龙女的父母得知后，迅速将其送进了医院。医院办公室里传来了医生和龙女父亲的谈话：

“你的女儿患的是肾功能衰竭症，两个肾的功能不久将会完全丧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想治好这种病，只有换肾。”“换肾！？”龙女的父亲惊疑地问，猛然间又急切地说，“换，一定换，我就是要饭也一定给她换上！”“可医疗费是很昂贵的，大约需要20万元左右。再说这合体的肾又从哪里去找呢？”医生同情而又为难地说。

龙的故事篇2

主要人物介绍

馨娜：五三班的班长，性格特别活泼，学习也特别好。好像每天都很快乐似的。正是因为她可爱，乐观，活泼，同学们老师们都很喜欢她！她也是老师的小助手！

紫冰：一个很文静的小女孩，偶尔会哭哭鼻子。她学习也不错，只是性格太内向了，沉默是金，不爱说话。

紫莹：紫冰的小表妹，可是和紫冰的性格大不一样。她是五三班的副班长，和馨娜的性格很像，它是馨娜的超级死党，超级好友！总是在一起形影不离。

史文文：也很文静，爱学习，可是怎么也考不到前三名，因此她埋头苦学，喜欢紫冰玩。

小琳：她每天好像都很伤心，因为在他三岁的时候妈妈就去了，只和爸相依为命，她让人觉得很懂事，只有馨娜，紫冰，紫莹能走进她的内心世界 。

罗哲：一个从乡下转来的男生，为了不辜负父母对他的期望，因此好好学习，他总是感觉自卑和同学有点合不来。

吴晨：一个酷酷的男生，喜欢时尚。在学校是个捣蛋鬼，因此老师，同学，家长都有点讨厌他，不过他觉得没什么。

龙的故事篇3

陆川县城北有一个湖，四周有九簇大石山环抱，状如九龙戏珠。山似，水似，形似，故名“龙珠湖”。

相传，这里古代是一片荒芜之地，无湖无河，靠天下雨来换取粮食。有一年，天太旱，晒得地上冒烟，老百姓只好烧香拜佛，向天求雨。一位老神仙路过此地，目睹惨状，涌起怜惜之心，急急作法，召来十条神龙，神龙落地，齐齐吐水，瞬间形成了宽阔的龙湖。湖水源源不断向干裂的土地流去，奄奄一息的庄稼死而复生，夺取了丰收。天上玉皇大帝获悉此事，斥责老神仙及群龙目无尊长，私自下降凡间，降下圣旨严厉惩罚，老神仙就地免职，不得返回天宫。群龙纷纷落地，化成九座大石山，不得飞游别处。当时，小龙已经潜入湖中，并未被天神发觉，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为了纪念群龙功绩，小龙浑身解数，吐出两颗龙珠，一颗代表自己，另一颗代表九条群龙，意味着龙湖是群龙喷水出力形成，珠成后，后人改名为“龙珠湖”。

龙的故事篇4

关键词 小龙虾事故；食品安全；影响；措施

中图分类号 S96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1）12-0314-01

2010年8月下旬，南京市多名食客疑似患横纹肌溶解症，被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10年9月7日，中国疾病预防中心和南京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召开新闻会，称南京市出现的23人疑似小龙虾致病病例是一过性横纹肌溶解综合症，确与食用小龙虾相关，但只在极少数个体出现[1]。该安全事故成为2010年度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而近几年食品安全事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信心。近几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如阜阳市劣质奶粉、上海苏丹红事件、重庆火锅石蜡底料、河北三鹿奶粉事件、上海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事故成为人们目前最关注的事件之一。南京小龙虾事件被报道后，水产相关企业的安全生产也受到了市场的质疑，消费者的信心不断降低。食品安全事故的影响较深远，如小龙虾事故发生时，小龙虾市场由此遭受了重创[1]。以南京为例，根据上海海洋大学小龙虾经济调研小组得到的数据，小龙虾的销售量在8月下降了50%左右，多个以小龙虾为主要产业的养殖村销量直线下滑，价格骤降。随着消费者安全意识的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在逐渐降低[2]。

1 南京小龙虾事故的影响

1.1 小龙虾养殖单位的收益锐减

由于小龙虾事件的影响，在小龙虾销售旺季的南京，小龙虾销量在一夜之间直线下滑，小龙虾市场需求量的下降和市场消费信心不足，很多养殖户的小龙虾以极低的价格销售，大部分小龙虾养殖户都因为小龙虾事件的发生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对上海、南京等地的小龙虾养殖农户进行调研后发现，有63%的调查对象表示小龙虾事故造成的损失约为50%，有17%的小龙虾养殖户表示，小龙虾事件使产业严重亏损。由此可见，小龙虾事件造成了市场恐慌，养殖户直接经济损失巨大。特别是对于专门、大量养殖小龙虾的养殖户而言，经济损失很大，其中有近20%的养殖户都面临产业亏损的困境。

1.2 养殖单位养殖积极性下降

由于市场消费需求急剧下降，养殖单位收益锐减，养殖单位对市场前景看淡，市场信心不足。大部分小龙虾养殖户表示，短期不会考虑养殖小龙虾。调研发现，在南京、上海地区的小龙虾养猪户中，有56%的养殖户在短期内不会养殖小龙虾，转养其他水产品；35%的小龙虾养殖户表示根据市场行情再决定是否养殖小龙虾，但是养殖量必定是大大减少。

小龙虾养殖单位的养殖积极性下降，小龙虾产业经济遭受一定的损失，这是对我国水产养殖产业经济发展的考验[2]。小龙虾养殖单位积极性的恢复依靠于市场价格回升，而市场恢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

1.3 小龙虾养殖单位的自我恢复能力较弱

自小龙虾事故发生以来，小龙虾养殖单位，特别是比较贫困、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养殖户遭受了更大打击，该类养殖户本来承受风险的能力就比较弱，再加上小龙虾事故影响的巨大，其需要政府在财政补贴上给予更多的扶持，以度过当前难关，或者转养其他水产品。

2 应对措施

2.1 完善监督体系，提高应对突发事故的处理能力

政府要推进小龙虾等水产养殖标准化体系的建设，在小龙虾等水产品养殖过程中，对苗种、池塘用水、用药等标准要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和监督方法[3-4]。在小龙虾生产运输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的标准要求，保证小龙虾等水产品质量在物流过程中安全、保质，加大对小龙虾等水产品在各个环节的检查力度，提高应对突发事故的处理能力，维护市场稳定，保护小龙虾等水产养殖单位的合法利益。

政府要加大对小龙虾等水产养殖单位的扶助力度，采用财政补贴等方法，提高水产养殖单位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积极性，帮助水产养殖户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

2.2 新闻舆论媒体要客观报道，消费者要有判断力

小龙虾等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新闻舆论媒体夸大报道，引起小龙虾市场的波动。对此，消费者应该有判断力，新闻媒体报道的是事件的一个侧面，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消费者要提高知识文化水平，以及对类似事件的判断能力。

2.3 水产养殖单位要提高应对水产品安全事故的应对能力

水产品养殖单位在保证自身生产符合国家或地方标准的要求，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要提高面对风险的能力，进行多品种养殖，分散风险，提高自身科学文化素质，增加生产养殖过程中科技要素的投入，提高单产效益，购买养殖保险，适当地转移风险[5]。

水产品养殖单位在面对食品安全事故时，要有话语权，水产养殖协会等组织要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保证水产养殖单位的收益，促进水产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6]。

3 参考文献

[1] 肖乐，李明爽.小龙虾“大考”[J].中国水产，2010（10）：5-10.

[2] 刘宝森.从多宝鱼事件看食品安全[J].中国市场，2007（4）：37.

[3] 冯国民.高温期水产安全管理要点[J].渔业致富指南，2010（15）：39-40.

[4] 赵德胜，高宇萍.中国食品安全浅析[J].内蒙古农业科技，2009（6）：27-28，53.

龙的故事篇5

十年，行程数万里，26个省，120多个县，解海龙战战兢兢地把一个“老土破旧”的中国呈现在人们面前，当初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图片会被人们接纳，更不敢想有朝一日会被市场接纳，因此，即便拍卖会过去好几天了，他仍然觉得这件事好像不是真的。

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他此次参拍的另外一幅作品的故事发生在山西。

解海龙第一次见到段计存老师，曾经以为这小子是个骗子。

1992年3月，解海龙走进了山西神峪沟乡。在这之前，他刚刚与当地县城的干部见过面，听他们讲这里过去的教育状况是多么糟糕，但现在都已经解决了。解海龙理解他们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们想借助我们改变当地落后的教育现状，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怕事情曝光后遭受指责。”于是，解海龙决定自己去山里面转转。

那天，有风，地上薄薄的一层雪，村口土路上走着一个农村汉子。解海龙跑过去。这个人大约四十多岁光景，干瘦，蓝布衣，蓝帽子，黑布鞋。“老乡，这附近有学校吗?”那个人愣了一下，说：“有，跟我走吧。”

过河滩，上坡，往一条沟里扎去。长长的山路上只有他和这个汉子两个人。“多远?”“不远。”汉子把解海龙的行李背在自己身上，闷头走。走了不知有多久，解海龙忍不住又问：“还有多远?”汉子说：“不远了，就一袋烟的功夫。”递给他一支烟。又递给他一支烟。半盒烟抽光了，还是没看见学校。解海龙心想：“别是个骗子吧，这荒山野岭的，他这是要把我往哪领?”不走了，解海龙生气地说：“到底还有多远?”汉子连声道歉，说他就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叫段计存，从村口到学校其实有八里地，要翻两道梁，怕解海龙嫌远不去，所以说了谎。

终于到了一个山坡上，段计存大喊：“上课了……”从不远处洼地的窑洞里冒出了三个孩子。坡上有一个大磨盘，孩子们爬上去，摊开书本。段计存也从身上摸出一本书，开始上课。

段计存告诉解海龙，这个村子巴掌大，只有三个该上小学的孩子，因为村子偏，离别的学校远，所以就在这里盖了一所简陋的小学校，不久前教室塌了，没钱盖新的，只好在磨盘上上课。

解海龙握着段老师的手，说不出别的话，“谢谢，谢谢你!”

这张后来被国内媒体广泛传播，也被美国《时代》周刊选用，在全国及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照片，纪录下的就是段计存老师给三个趴在磨盘上的孩子上课的情景，名叫《全校师生》。

八年后，解海龙重返神峪沟乡，找到了段计存。那个时候，段老师已经在两层的新校舍里教课了。段老师兴奋地告诉解海龙，那个在磨盘滚子上趴着的小女孩已经被选去新加坡念护士学校了―全县才选了三个人――还给他寄来了照片。

又过了快六年，解海龙再次踏上了那段“不远”的山路，又一次见到了段计存老师。段老师说照片里的小男孩已经在山西娄烦县税务局当上了干部。在早已成为“古董”的大磨盘前，解海龙给段计存13岁的儿子讲起14年前他跟一个“农村汉子”的故事，小伙子听着觉得很新鲜。

翁乃强：天安门就象红色海洋里的巨轮

翁乃强

《回放》纪录了“”开始时最为壮观的一个瞬间――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城楼下是一片红色的海洋，独特的拍摄视角使天安门城楼犹如一艘正在启航的巨轮，如总舵手般站在船头，向红卫兵挥动着帽子。

“其实这个角度也是迫不得以选择的，”翁乃强说，“我们不是中央组，没有资格登上天安门城楼，只能站在下面拍，最多能够上到观礼台。”一次遗憾成就了一幅珍贵的历史影像。当时，翁乃强是《人民中国》杂志社的摄影记者，怀揣着对那个年代特有的真诚与狂热，以及对工作的责任感，他拍摄了一组震憾人心的《回放》。照片的氛围和色彩，见证着一个特殊年代的虔诚与冲动，刺激着人们的眼睛和心灵。

翁乃强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父亲是一位爱国华侨。在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以后，翁乃强的父亲毅然地陆续送他的七个孩子回国。1951年7月，14岁的翁乃强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当轮船抵达广州港口，“解放区是天是晴朗的天……”欢迎爱国华侨歌声响起，翁乃强的心中涌动着太多的荣耀和激动。

1964年，翁乃强从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分配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廖承志和同志很关心外文局的工作，总理曾经对我们说，要事实求是，不要强加于人。这在后来也成为我们拍摄新闻图片时一贯遵循的指导思想，所以《人民中国》拍摄的照片历来反对摆拍。”翁乃强说，“现在来看，领导的思想不解放，我也不可能拍出这样的作品。”

另一张《回放》，主席挥动帽子的手臂微微向上拾起，这一刻被天安门城楼上的新华社记者拍到，后来成为通稿，而翁乃强的这幅作品则被他小心地珍藏起来。

“真实地纪录了时代的照片才有生命力，”翁乃强说。中华摄影协会副会长方学辉评价翁乃强“在创作中没有沾染‘’时期弄虚作假、任意导演的不良作风，他现场抓拍的一幅幅、一组组自然生动、真实可信的摄影作品为新中国的外宣事业做出了贡献。”

龙的故事篇6

这些学生不少都是来自难民营，早上干采矿修路的苦活，傍晚赶回学校听课。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整个心灵获得了寄托和慰藉。”这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追求，令人肃然。而自新亚开校以来，从没有学生因为欠付学费而被退学，也让人对新亚书院的敬意油然而生。

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先生，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1949年，高中毕业的他到南京找工作，却遇上政局动荡，踟蹰观望一年后，离乡赴港就读教会学校，1953年入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当工读生，后再就读于新亚研究院，自此与钱穆结下师生之缘。

时至今日，谈起在香港新亚书院的求学经历，以及钱穆先生的治学风骨，叶龙先生仍显得滔滔不绝而饱含深情。

从1953年至1958年，叶龙在新亚书院修读了钱穆任教的八门课程。因为是江浙人，叶龙能听懂钱穆的无锡国语，每堂课都会仔细抄录笔记；又因他自小习毛笔字，还做过少尉书记，抄录国军通讯密码，故抄写极快，且字迹工整：“他讲一句，我便写一句。读书都跟他读了这么多年，写的字也跟他一样的了。”彼时叶龙并未想到，自己抄录的这些笔记，若干年后竟为完整呈现钱穆先生的著述谱系，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发黄的手抄讲稿

新亚初创时办学条件艰苦，校长钱穆不仅殚精竭虑管理校务，还要亲自任课。在叶龙先生的记忆中，他选读过钱穆的《中国通史》和《中国经济史》，直至毕业，还修读了钱穆开的《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及《庄子》等课程。1955年时，新亚得到美国雅礼学会及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创立新亚研究所，钱穆兼任所长，每年任教一门课。叶龙回忆：“两年中我修读了《韩（愈）文》和《诗经》。记忆所及，钱师还开过《中国思想史》《论语》及《秦汉史》等。”

对老师的学问，叶龙充满崇敬，在他的印象中，钱穆无论讲中国通史或经济史，讲文学史或文化史，都有独到的见解，因为“钱师自学是从读唐宋古文开始，入门后特别喜韩愈文集与王安石的论政文，然后再进入研读二十四史，再而先秦经典，然后把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都研读得融会贯通”。

钱穆先生对教学认真负责，虽然身为校长兼所长，授课也不马虎，每堂课都事先做足了备课的功夫。叶龙回忆，每次来上课，钱穆必带一沓卡片，最少也有三四十张。讲课时，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或抄写于黑板。

能百分百听懂无锡国语的叶龙，可以全部笔录。钱穆的这些讲稿，就这样保存下来。数十年中，叶龙将这一页页已经发黄的手抄讲稿笔记悉心保存，每每重阅细读，将其中的“讲学粹语”抽出加以整理补充，并寄给钱穆批改注释。

1991年夏，叶龙将《中国经济史》笔记整理编录数篇，每篇千字，寄给《信报》林行止，承他同意并拟题为《钱穆大师讲中国经济史》，以专栏形式刊登于《信报》，如是由1991年8月14日至1992年12月全文刊毕，又辑录成《钱穆讲中国经济史》一书。幸得如此，才得以填补了钱穆一生80余部著述、1700万言中无经济专门史系统著作之缺憾。

作为一位有着深厚文化关怀的历史学家，钱穆在讲稿中提纲挈领地论述了由春秋战国至明清中国社会的经济情况，既以纵向角度梳理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财税制度、货币制度、水运及漕运方面的起承转合，又横向地考察了每一历史时期的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乃至军事、法律、宗教等领域之间的勾连互动，以明了经济盛衰、王朝兴替、政策得失。

2014年初，《钱穆大师讲中国经济史》的简体中文版以《中国经济史》之名出版，有删节。 困苦与彷徨

《中国经济史》作为直接产生于钱穆在新亚任教课程的著述，不仅有新颖的视角，更充分彰显出钱穆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笃实。

可以说，钱穆是从史学角度谈经济，从文化视野看中国，强调要在文化一体性中做研究，看重中国古代经济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将其流变沿革视为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支撑此种大视野、大气魄的史识史见的，是钱穆对浩若烟海的史实史料的娴熟掌握与融会贯通。例如，谈到唐代经济时，除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唐六典》《唐会要》《唐律》等常见史籍，连李白与杜甫的诗句、柳宗元与陆贽的文章、《太平广记》与《册府元龟》等类书，这些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钱穆也能信手拈来，发掘材料，释疑入题，而且如叶龙所说，钱穆先生“做学问兼顾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不偏废”。

毋庸讳言，钱穆在裹挟与洗刷了所有个体人生轨迹的时代洪流面前，依然从传统中苦苦寻求应对时代变迁的新价值，同时又不可能完全回避殖民地香港处处可以感受到的新文明的挑战。这种内心的矛盾、挣扎、困苦与彷徨，在讲稿中亦处处可见。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生活上可算十分自由写意，但弊在国家不统一，社会不安定，贫富不平均，所以不算是一个好的时代。今日的英国，三岛仍不统一，可见也称不上好，只是有殖民地而已。所以，如有人要崇拜欧洲，则不如看看自己国家的南朝时代，欣赏自己的魏晋时期”。

不过，钱穆的“博古”并非“好古”“嗜古”，更非无原则地“厚古薄今”“恃古昧今”“背时复古”，而是由“稽古”出发而至“知时”，观其会通，用乃随时。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避免乾嘉学派钱大昕所点出的“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的“俗儒”“迂儒”之弊陋，真正做到博古、知时、达变。

值得注意，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意义、是非曲直的判断与评价，难免牵涉史家所处时代、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对比汉唐两代经济政策时，钱穆将之分别比作“不准人民太富有”但节制资本的苏俄共产主义与“不让人民太穷”又不节制资本的美国资本主义。在讨论唐代两税制时，钱穆感叹“以付税给政府而言，大家一律平等看待……其实中国并不需要革命，因所定制度合理之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为详细地阐述：“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

钱穆对新生“主义”所抱持的种种不理解、不认同、怀疑与顾虑，很难说与他在1949年夏天的际遇全然无关。 乞食团，托钵僧

包括叶龙在内的许多人，因为进入新亚书院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当年新亚的创办，及其后来的发展，则与钱穆先生的后半生牵连纠葛，难以解开。

1949年，54岁的钱穆应华侨大学之聘自上海南下广州，在街头偶遇老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张说自己准备去香港办一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并已约好原浙江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农业经济学家吴文晖和原北京大学教授、政治学者崔书琴等人。

“本无先定计划”的钱穆当即决定赴港，稍后却在那篇著名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与胡适、傅斯年一道被点名，归入“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终其一生，钱穆对此耿耿于怀，但单枪匹马、一介书生的他，当时万没想到自己再未能回到故土。

其后，吴文晖中途退出到中山大学任教，张其昀因台湾方面聘其为“教育部长”未能赴港，谢幼伟又到印度尼西亚《自由日报》任总编辑。到当年10月10日晚开校上课时，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倒成了院长钱穆、教务长崔书琴的筹办之功。根据校友唐端正的回忆，开学典礼由钱穆亲自主持。唐端正并不熟识钱穆的无锡口音，看院长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却只听懂了“复兴中华”“复兴中华”“复兴中华”。

回忆这段往事，钱穆坦言“文化教育是社会事业，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自己见到许多因为战乱而流亡滞留香港的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实在不忍见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彼时，学校的学生多从难民营而来，根本付不起学费，只能帮学校打杂工以代学费，学校又为八成学生减免学费，难免出现严重的财政问题。目睹学校创办全过程的新儒家主将徐复观称学校当年就像“乞食团，托钵僧”，创办者“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俟其夜课毕，则拼桌椅以寝；晨光初动，又仓皇将桌椅复原位，以应其早课之需”。直至次年得上海商人王岳峰义助，租下九龙深水桂林街61号、63号、65号的三、四两层为校舍，才得以由夜校变为日校，并改校名为“新亚书院”。

纵然条件稍有改善，根据新亚书院第一批三位毕业生之一的余英时忆述，新亚书院仍远谈不上“大学”的规模。不到200平方米的桂林街简陋校舍，竟被隔成学生宿舍、办公室、四间课室以及供校长钱穆、新教务长唐君毅、总务长张丕介三家人居住的单间，更无可能备有图书馆。学校早期并无严格的系别，数十名学生只能被笼统归为文史、哲教及经济三系，依次由钱、唐、张三位先生主持。到缴付房租和水电费时，往往还需要钱穆以私蓄垫支，甚至要拿张丕介妻子的首饰去典当。 困乏中的转机

新亚早年的教师中不乏久负盛名的学者，如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历史学家左舜生、教育学家吴俊升、国学家罗香林与饶宗颐、经济学家杨汝梅、书法家曾克端等。

随着来访新亚书院的著名学人逐渐增多，但学校限于规模和经费却无法一一聘请。在钱穆的倡议下，新亚书院设立了一个文化学术讲座，利用桂林街校舍四楼大教室晚间无课时间，每周末晚上洽请各地来港知识分子做公开学术讲演，校外听讲者常至满座，留宿校内的学生只能挤立墙角旁听。三四年间，讲演者有林仰山、董作宾、沈燕谋、罗时宪等凡四五十人，讲演遍及新旧文学、中西哲学、史学、经学、宗教、艺术、社会学、经济学等专题，其中钱穆主讲有中国史学之精神、老庄与易庸、黑格尔辩证法与中国禅学、孔孟与程朱等21讲，成为讲座的核心力量。

钱穆在大陆时是“望重一时的学者”，但在香港这片殖民地，其影响力与号召力终有不逮。作为独立的非牟利教育机构，新亚书院在建校之初未能得到港英政府的资金支持，与是时香港唯一的精英学府香港大学相比，就像是隔着维多利亚港的九龙贫民区与港岛半山区那般有着天壤之别。

就像钱穆亲撰策励师生的新亚校歌所言，这些“手空空，无一物”的书生，为了护持、延续、发扬已经花果飘零、濒临灭亡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命脉，明知“路遥遥，无止境”，仍咬紧牙关办学，辛勤耕耘，终克服诸般困难，使新亚书院成为一处傲然矗立的学术重镇，并赢得各方的关注、同情、尊敬与支持，先后获台湾“总统府”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每年补助2.5万美元，并得亚洲协会与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新亚研究所，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在九龙农圃道自建新校舍。

但对钱穆来说，他本欲以读书为本身的责任，在香港办学多少有些阴差阳错、迫于无奈，“我不能安身国内，只身流亡到香港，这近百年来既属中国而又不算中国的土地”。然而也正是在这艰苦的数年间，钱穆完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及《人生十论》等著作。

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余英时去探望得了严重胃溃疡的钱穆，发现老师孤零零一人躺在空课室地上养病。余英时心中难过，问可有事需要帮忙，钱穆说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于是余英时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文集。多年以后，余英时依然难忘自己回来时的情形，“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辗转流离、漂泊异乡的钱穆，心中该有多孤独、多疲惫，旁人或许永远不会知道了。 新亚精神

新亚书院开局虽小，钱穆在心中为其谋划的格局却非常大。钱穆所谓之“新亚”，不仅仅是“新的亚洲文商”，更是“新亚洲”，“寄望我们将有一个稍为光明的未来”，坚信“中国民族当时的处境，无论多黑暗艰苦，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复兴之前途”，并希望“香港也真成为新亚洲的一重要的新邑”。

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已有超过300万人口，却依然只有以培养殖民地文官人才为教育目的、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香港大学一家高等学府，大批在中文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带来的升学压力大增，让政府不得不开始着手扶持或设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

1957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组成中文专上学校协会，为香港成立第二所大学做准备。1959年秋，新亚书院已成为一所拥有8系1所、456名学生的享有盛誉的学校。同年，书院接受港英政府建议，改为香港第一所私立专上学院，参加统一文凭考试，并接受政府直接补助。

钱穆出于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提高书院待遇、保障经费来源、让毕业生文凭获政府承认等考虑，亲自出面一一说服那些担心加入大学后，书院原有人文主义教育理想不易维持的教员，促成了新亚书院在1963年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

钱穆既坚持要用“中文大学”校名，又坚持要用中国人担任第一任校长，以区别于当时香港大学盛行的英国精英教育。在合并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三所书院实行的是事实上的联邦制，保有各自独立的校董会并维持教学及行政上的独立，大学仅负责颁授学位等工作。但逐渐地，书院的文化学术理想被殖民地政府刻意扭曲和压制，在种种摩擦与角力后，新亚的精神只变成口头上的名称，其内涵几乎荡然无存。

当一切渐上轨道，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在多次请辞不成后，钱穆向新亚书院请长假。1964年6月，钱穆辞去新亚书院的院长一职，并于1965年正式离开新亚，结束了在香港16年倾注心血的办学生涯。“余自新亚决定参加大学，去意亦早定。”在88岁高龄出版的厚厚一本自传《八十忆双亲・师生杂忆》中，钱穆对这一段历史，只以这短短一句淡淡带过。

究竟是什么让钱穆心灰意懒？是与殖民地行政模式和中文大学办学理念的龃龉？抑或是新亚内部人事纠纷与“新亚精神”的渐渐变质？至今未有定论。唯一能确认的是，钱穆放弃了可以补发的新亚自成立以来未发的一大笔薪水，且并未申请在当年足以买房囤地的一次性数十万港元退休金，坚持辞职以示明志存节，不带走分毫。时年已过60岁的他从无置产，其晚年可谓清苦凄凉。

离校前的毕业典礼，钱穆弃着博士袍，一身黑褂，从容寄语：“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实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此两世界该同等重视。我们该在这现实俗世界中，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真世界。我们都是现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须同时成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

1966年，钱穆移居台北，在张其昀任董事长的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指导文史哲研究所的研究生，并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每月薪酬仅2万新台币。

1976年，港英政府通过由联邦制改为单一制的“中文大学法案”，各成员书院的主要职权缩减为管理书院动产及建筑物、负责学生福利与通识教育等寥寥数项，大学本部转而全面掌握办学主导权。钱穆、吴俊升、唐君毅、李祖法、徐季良、沈亦珍、刘汉栋、郭正达、任国荣等九位校董联名在各报章发表辞职声明，抗议改制方案有违当初成立中文大学之原意，强调“同人等过去惨淡经营新亚书院以及参加创设与发展中文大学所抱之教育理想将无法实现”。

曾返港担任新亚书院院长、中文大学副校长的余英时如此评说自己亲身经历的“改制风波”：“问题也不是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一边是很脏很臭的殖民心态，另一边是伟大儒家理想，是现实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坏了传统那么简单。”那事实上是钱穆辞职离开新亚一事的延续，也体现了新亚血统中与生俱来的关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张力、争持与纠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亚精神其实就是当代新儒家的文化、学术和教育精神。在文化学术上，新亚精神主张以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本位，进而有机地吸收和结合其他东西文化之长，同时矫正自己文化之短。在教育方面，主张除了学习一般的知识与技能外，还需要注重个人品格的培养，使每个学生将来都成为对社会、国家、民族真正有贡献的博雅之人。时至今日，凡此种种仍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龙的故事篇7

一、让学生“看”出滋味

在写故事前，我开始领孩子们读童话故事书，从故事中看出童话写作的密码。我们从《木偶奇遇记》开始读起。

一看人物――儿童化。在孩子阅读《木偶奇遇记》的过程中，我利用晨读时间和孩子聊书，先聊人物：书中讲到的那些人物（包括小动物），你最喜欢谁？最讨厌谁？为什么？在读书的过程中，学生们触摸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就和他们是一样的，是他们身边的人，人物形象就在生活和想象中借助阅读丰满起来。

二看情节――生活化。在阅读的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展现在孩子眼前，孩子们读到小木偶的爸爸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任性、淘气、懒惰、爱说谎、不关心他人、不爱学习、整天只想着玩的孩子而嫌弃他，而是不厌其烦地帮助他。看他饿了，就把自己的早餐送给他，心甘情愿地看着他吃掉，虽然爸爸自己也很饿。

学生们读到这些，就将童话中的幻想与眼前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几乎已分不清哪些是童话中的情节，哪些是生活中的情节。真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虽然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不一样，有的孩子一开始就漂亮乖巧，有的孩子一出生就调皮捣蛋，可是不管什么样的孩子，都是爸爸妈妈心里的宝贝，爱就像高山的流水，流到了每个孩子的心里。

三看哲理――含蓄化。《木偶奇遇记》究竟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篇童话，通过皮诺曹种种曲折、离奇的经历，表现小木偶热爱正义、痛恨邪恶、天真纯洁的品质，教育儿童要抵御种种诱惑，做一个诚实、听话、爱学习、爱劳动，并能帮助父母的好孩子。

而这样一个深刻的主题，却蕴含在这样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里，没有明显的说教，只是让学生在看的过程中细细品味，才能品出其中的各种滋味。所以我在学生读完《木偶奇遇记》之后，让他们和父母讨论皮诺乔变成真正男孩的原因。

孩子们接下来还一起读了《绿野仙踪》《夏洛的网》《彼得潘》等，浸润在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中。

二、指导学生“写”出趣味

孩子们写故事的热情空前高涨，每天的晨检时间都要先读同学们写的故事，早上的时候就会经常出现我前面提到的场景：“快，快，今天该谁读故事了？”“火鸡们逃出来没有？”但在孩子写故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正是有针对性地指导的最佳契机，让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落到实处。

故事接龙孩子们整个写的是一个大的故事，而这个大的故事是由一个又一个小的故事串联而成的，而小的故事也可以再继续分割成小的环节，这样化整为零，既容易把握，也容易写得精彩。看看《火鸡逃亡记》男生版的目录：火鸡的囚笼，逃跑A计划，实行A计划，A计划失败，一起去冒险，虎口脱险，酒店大逃亡，救星来啦，又入虎口，公路惊魂，险象环生，刚出虎口又入狼窝，奇怪的船长，危险的死亡召唤……

龙的故事篇8

据说在李小龙尚在襁褓里的时候，好莱坞电影《金门女》需要一名华人婴儿出镜，抱去了李小龙：如果此事属实，应该算是这位电影巨星的处女仆吧(图1)。

他的父亲名叫李海泉(图2)。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李海泉要把儿子打扮成这幅模样呢?因为这是李海泉本人的经典扮相。李海泉是一位在广东地区很著名的喜剧演员，粤剧四大名丑之一，经常带着全家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这也是李小龙降生在美国的原因。

李小龙的妈妈何金棠有一半德国血统(图3)。

李小龙三个月大的时候，全家返回香港居住。此后直到十八岁，李小龙一直生活在香港。这是李小龙五岁时的全家福(图4)。

年少的李小龙已经非常英俊，加之他的父亲与演艺界的关系，他成了一位比较知名的童星。他出演的第一部香港电影是《富贵浮云》，当时六岁，在拉萨尔书院小学部读书(图5)。

李小龙参加电影拍摄多安排在学校的假期，有时也要在课余参加拍摄(图6)。为了不耽误他的学，导演尽可能把他的戏安排在夜间进行。李小龙在电影事业上表现出极强的敬业精神，据家人回忆，若要拍电影，李小龙吃完晚饭就会上床休息，到了该去摄影棚的时候，母亲一唤就醒，手脚利落地穿戴好行装，精神抖擞地随父亲出门，拍戏从不迟到。

当时的李小龙在电影中总是扮演一些问题儿童或是问题少年，举止随意，玩世不恭，神情动作上已经颇具后期李小龙独具特色的表演风格(图7)。

十八岁赴美之前，李小龙在香港参演22部粤语电影，曾用过的艺名还有“李龙”、“小李海泉”等。评论界已经称其为演艺天才(图8)。

早期的李小龙并未演过功夫电影，相反，倒是演了很多文艺片。这是在《雷雨》中扮演二少爷周冲(图9)。

十八岁，李小龙进入圣芳济书院读高中(图10)。

这个时期的李小龙是个标准的时尚青年，一人爱好是交女朋友(图11)。

另一大爱好是骑摩托车(图12)。

还有一个爱好是跳舞。李小龙是1958年全港恰恰舞公开赛的冠军(图13)。

当然，他最大的爱好还是武术。说起来小龙练武的缘由，并不因为他是天生的“绝世武学奇才”，恰恰因为他自幼身体孱弱，需要锻炼调理：于是，身高仅有一米七二，近视高达一千度，两条腿长度相差一寸的李小龙走上了武学之路。他的启蒙师傅是老爸李海泉，据说是一位太极拳高手，从李小龙七岁开始教其练习太极拳(图14)。

十三岁时，李小龙拜了第一位真正的师傅：咏春大师问(图15)。

当时的李小龙已经成长为一位健壮的青年，曾经夺得香港校际拳击赛冠军，赛场之外，也经常和同学甚至高年级同学打架。事实上，正是因为李小龙打架记录人多，随时面临警方检控，他的家人才希望他尽快离开香港(图16)。

1959年5月，李小龙来到美国定居，以教人跳舞谋生。9月，他迁到西雅图，人读爱迪生技术学校，白天上课，晚上在唐人街餐馆当侍应换取食宿，开始半工半读生涯。这个时候的李小龙，突然变成了一位勤奋上进的好学生，虽然在课余时间继续坚持练习功夫，但是不再打架。1961年，李小龙中学毕业，5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华盛顿州立大学，主修哲学(图17)。

李小龙热爱哲学，善于思考，哲学思想渗透在他一牛的事业和生活中，在他的许多言谈中都有体现。李小龙也字过很多诗。

大学期间，李小龙始终坚持练功不辍，力求经过精益求精的潜修苦练，使功夫逐渐娴熟乃至达到更高的境界。除了精通各种拳术外，他还擅长长棍、短棍和双节棍等各种器械，并研习气功和硬功。在这个过程中，他从实战出发，以中国武术为基础，吸收西洋拳、空手道、跆拳道、泰拳等技击术的优点和特长，总结多年的经验，自创了一种拳术，其中的“李三脚”、“寸拳”和“勾漏手”等都是他的绝招。

1962年4月，二十一岁的李小龙在西雅图唐人街开设“振藩国术馆”，传授中国功夫。起先问津者寥寥，后来他带着几个学武的学生，不断去西雅图的儿所大学做示范表演，情况终于好转(图18)。有一次，李小龙在短短的11秒内就占败一名出言相讥的日本空手道黑带三段，声名鹊起；另一次在佛罗里达州唐人街，他赤手空拳制服4个持刀歹徒，勇救华人少女，消息登上报纸，影响非常广泛，慕名投到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

练功与授课之余，李小龙埋头研究武术理论与训练方法。他一生留下了七大本学武笔记和数本著作手稿：《截拳道》、《截拳道研究》、《功夫记录》，《二节棍法》、《布鲁斯・李拳术图解》(英文版)和《布鲁斯・李武打技法》(英文版)等、这是1963年出版的《基本中国拳法》，他将搏击术注入到中国基本拳脚，展示了深厚的武学造诣。插图均出自李小龙本人之手(图19)。

书中亦有许多动作分解照片，都是李小龙和徒弟亲自示范，在停车场拍的(图20)：

他的徒弟中，有一位十九岁的医学院女学生，叫做莲达，爱米莉：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图21)。

1965年，儿子李国豪(Brafldon Lee)于2月1日出世，七日后父亲李海泉病逝。后来李小龙又得一女，取名李香凝(图22)。

当然，他教子女学习中国功夫(图23)。

1964年，李小龙在全美空手道大赛中击败蝉联三届冠军的罗礼上，夺得冠军，继而应邀在加州氏滩国际空子道大赛开幕式上表演蒙目截击、寸拳等绝技，引起轰动，正逢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筹拍一部功夫连续刚，于是守即联系李小龙试镜。这一年的李小龙二十四岁。虽然在试镜中，他笑着承认自己被小宝宝吵得三晚没睡觉了，但是镜头中的他仍然精神抖擞，气度非凡。

这段宝贵的试镜很长，好奇的美国人要李小龙演示了中国戏剧的步法，解说武生和小生走路姿势的区别，还在现场拉上一个美国老公公来当靶子，要李小龙演示武功招式。李小龙当然是只能虚见。从镜头中可以看到，每次都是老公公还未来得及反应，李小龙的拳脚都已经收回了(图24)。

龙的故事篇9

逃难踏上从军之旅

祖籍广东顺德的龙启明1923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家庭，父亲龙朝杰，是香港电讯司副司长、香港华员会（在港华人组织，相当于大陆的工会）会长。

在龙启明的幼年记忆中，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无论如何总是低人一等的。13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去父亲办公室，刚要迈进大门，洋人司长Kay忽然出现在他面前，Kay对着他恶狠狠地喝道：“Getout！Chinsesgobackdoor！（滚，中国人从后门进去）”龙启明只能屈辱地从后门进，见到父亲后忍不住痛哭起来。虽然父亲的地位仅次于Kay，但作为中国人对此只能忍气吞声。

1941年12月8日早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同时，日本军队开始进攻香港。12月25日圣诞节，香港沦陷。那时龙启明在香港政府工学院刚读了一年书。父亲的工作没有了，他的大学生涯也到此结束。1942年6月，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逃到了澳门。后来他们听说在大后方桂林，广西大学接收华侨生免费上学，于是决定去桂林。

当时桂林被称为“小香港”，到处是逃难过来的香港人。广西大学正好放假，更让他们失望的是，学校根本不接收免费的华侨生。龙启明只好和伙伴们漫无目的地在桂林城里闲逛。然而，龙启明的命运正是在不经意的闲逛中发生了改变。

“我们看到了中国航空委员会招收‘留美空军学员’的广告，要求是大学，不一定大学毕业，于是就报名参加了，每人交了400块的报名费。”

在接下来的考试中，数理化、英语，龙启明觉得很轻松，但是最后一门“党义”却把他难住了。“党义相当于现在的政治，考三民主义之类的东西。这些我们在香港的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根本答不出来。监考官当场就将我赶出了考场。”

本以为没戏了，没想到“双十节”那天公布录取名单，3个香港学生都录取了。然后在昆明、印度和美国受训。培训班毕业后，龙启明回国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和几十名中国飞行员一起执行中国――印度空中运输任务。

辉煌的“飞虎队”经历

1937年陈纳德应宋美龄之邀，来华帮助中国训练空军。面对日寇侵犯中国的凶焰和中国空军力量薄弱的现状，1941年8月陈纳德创建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招聘了飞行员和机械师等，来华帮助中国痛击日本侵略者。因这个航空队的歼击机上绘有鲨鱼嘴和插翅飞虎，中国人就称之为“飞虎队”。当时重庆为的“战时陪都”，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日本陆海军航空队遵照日本天皇裕仁和最高本部指令，对重庆进行大轰炸。为保卫重庆，保卫中国，中国空军和“飞虎队”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以狠狠打击。有时候作战的“飞虎队”飞机被迫降在比较闭塞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误会外国人就是日本人，使迫降的外国飞虎队员得不到救助，甚至因愚昧导致悲剧。如果飞机上有中国飞行员就好了。因此，1944年4月龙启明和一些中国飞行员调进了飞虎队，成为光荣的飞虎队队员。

日本侵略者切断了援华物资的陆路和水路运输线，援华物资的空中航线只能从印度经喜马拉雅山到中国，这条运输援华物资到中国的惟一通道，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

“驼峰”是指喜马拉雅山延伸山脉南麓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两边高、中间低，远看像驼峰，两驼峰中间的高度有2700米，当时飞机一般只能飞3000米。“驼峰”山口天气条件恶劣，气流变幻莫测，云雾浓烈。当时这条航线没有定向台，飞机很容易迷失方向、失去控制，许多美军飞行员就牺牲在这里，连遗骸都找不到。美国战友称“驼峰航线”为“制造寡妇之线”。除了恶劣的天气条件，缅甸境内的日军战斗机也经常对这条航线上的中、美运输机围追堵截，运输机上没有武器，只有躲避，行程中危险倍增。许多战友早上还和龙启明共进早餐，晚上就走了。和龙启明一起参加空军的26个人，到战争结束后只剩下8个，大多数是在“驼峰航线”上阵亡的。每次飞行至“驼峰”山口时，大家都绷紧了神经，心提到嗓子眼上，尽管机舱内的温度只有零下十几度，十分寒冷（那时机上还无空调设备），人们还是个个汗流浃背、内衣湿透，脸上的汗水结成冰霜。

在“驼峰航线”上，龙启明的任务是每天从昆明起飞，载着到境外同日寇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战士，越过“驼峰”到印度；在印度又装满汽油，器械等战争物资，飞回中国。每天往返一次，约6个小时。一次龙启明和机长瑞恩斯驾机穿越“驼峰”山口，突然浓烈的雾气扑面而来，一股旋流猛将机身推向一侧。糟了！发生空中停车了，情况十分危急！瑞恩斯机长大吼一声“别慌！”同时迅速重新启动发动机，猛抬航舵，“轰”飞机又发动了，于是他们赶快冲出浓雾，冲出了“驼峰”山口。

1944年，随着滇缅公路的打通，驼峰飞行的使命完成了，龙启明于11月调回轰炸队，驾驶B－25重型轰炸机执行战斗任务。

“当时我们都有这样的梦想，开上战斗机打鬼子，尤其是在得知我的父母遭遇不幸的消息时，这个愿望更强烈了。”香港沦陷两年后，龙启明的父亲因为不愿意应日本人之邀出山，带领妻儿逃回大陆。到达贵州后，因体力不济，命子女先行一步，此后便失去音讯。而在他们逃难的路线上，曾有多个村庄遭遇日军洗劫，当时在场者无人幸免。

“等我开上轰炸机后，日本人的空军实际上已经崩溃了，制空权完全在我们手里。我们主要执行对东南亚几个国家以及云南腾冲、湖北汉口等地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与驾驶运输机飞驼峰等待挨打相比较，那种感觉真是痛快。”他驾驶着中型轰炸机，在离轰炸目标500米的空中开始俯冲，先对地面日寇的防空部队实施空中火力控制。火力扫射过后，龙启明瞄准轰炸目标，按下信号按钮，机上的投弹手便一组组地将炸弹投下去。美国飞虎队员并不全是空军飞行员，作战时，这群勇敢的、充满理想主义的战士往往不按常理出牌，特别是命中一个目标时，他们高兴得大喊大叫，常常做出一些有惊无险的飞行动作，吓得日本鬼子闻风丧胆。

“你可以以任何方式解读飞虎队。有人说陈纳德只是一个在美军中不得志的军人，他手底下的兵也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多人是抱着发财的梦想来的，每打下一架飞机有500美金的奖励。我记得我在报考的时候，也考虑过空军的工资比较高，这都是实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畏惧过。”

龙启明把自己在飞虎队的难忘经历看成为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辉煌。1945年8月25日他和希尔少校驾驶中国战区第一架受降飞机，从四川粱山（现重庆梁平）起飞，到湖北汉口接受日军投降。这一刻被龙启明看成为辉煌的顶点。整个抗战期间，飞虎队给中国运送了近80万吨战争物资，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敌军舰44艘和223万吨敌商船，以及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万多名；飞虎队自己也损失了563架飞机，牺牲了1500多人。飞虎队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建立的功勋永垂史册。龙启明在飞虎队里，共执行驼峰飞行2100小时，战斗飞行370小时。在作战中，也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抗战后他去上海，当空军服上的“飞虎队”标志被认出后常被追着要求签名。

“我一辈子都爱国”

从飞虎队退役后，龙启明先是准备去中国航空公司，后又被熟人拉去了中央航空公司，此时他已经具备飞国际航线的资格。

他的生活稳定下来。1943年龙启明在昆明邂逅了一位孤身逃难的上海姑娘，两人于3个月后结婚，到了1949年5月，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即将出生。

此时中国内战已经分出胜负，两航总部迁往香港，龙启明自愿留下来照看被征用的三架飞机。5月24日，当局通知说已经后退，飞机解除征用。航空公司当天立刻排了龙启明飞一班往香港的班机，第二天早晨，做好飞行预备的龙启明得知去往上海的航班被取消，调度给他一份报纸，上面印着巨大的标题“上海易手”。

1949年11月，中共地下党策动“两航起义”，龙启明和其他100多人，随12架客机飞回京津等地。

1952年，龙启明转业去了重庆钢铁厂。在重钢，他一干就是28年，先后在计划科、耐火厂、运输部工作，在“夜大”当英语教师。“十年浩劫”中，他是厄运不断，被打成“英美特务”、“伪军官”；他被抄过家，被关押过，被办过“学习班”。这一切，龙启明都挺过来了。“历史如过眼烟云，我不抱怨。”

但对日本，龙启明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个人仇恨。年轻的时候，香港被日军占领，路过每个街口都要给日本人鞠躬，龙启明为了不鞠躬，宁可绕道走很远的路。

年老以后，每次去香港，龙启明都不进日本餐馆，有一次侄女婿不知情，把他带到了一家日本餐厅，龙启明没有吃饭，马上就离开了。

如今在重庆，他又参加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的声援活动，日本律师问他会不会讲日语，龙启明说：“我不说日语，你要么和我讲中国话，要么讲英语。”其实他的日语也不错。

龙的故事篇10

我爱吃龙虾，总是吃不够，老是磨叨着妈妈给我买，妈妈却说：“这两天贵，等过两天再给你买吧！”

这天中午，妈妈神秘的对我说：猜猜今天吃什么？“说完就从厨房端出一个盘子来，“龙虾”太棒了，我去叫奶奶？”我边说边向奶奶屋里跑，奶奶也很喜欢吃龙虾。“哎，站住，就这么几个，我都舍不得吃，还让奶奶吃，这不太好吧！我支支吾吾地说。没什么，快吃吧，那奶奶回来怎么办？”

正说着，奶奶回来了。妈妈马上却迎接奶奶：“妈，今天吃面条，您买点去行吗？”我不禁愣住了，平时总要教导我要尊老爱幼的吗？这时，妈妈走过来说：“还不快吃，虾都凉了，妈妈出去一下，便走了。

此时，我心里有两个小孩在吵架，一个说：奶奶那么疼你，怎么能一个人吃呢？一个说：“好不容易得到的虾，却要和别人分享，不行。”想了很久，那盘虾仍没动。

妈妈回来了，见我没吃很奇怪，“妈妈，你不是经常教导我，要尊敬老人吗？”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我们不能忘记呀！”妈妈说：你是对的，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