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与历史学十篇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1

关键词:历史学;考古学;相辅相成

中图分类号:G6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4-0175-01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故国。因此,史学是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的卓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一门学问。展望新时期的新史学,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随着当代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思维模式的更新,这些都将为历史研究的推进提供空前便捷的手段和空前广阔的学术空间。

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历来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争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地位谁重谁轻;二者应不应该保持各自独立性,互不统属”等诸多问题上。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研究的进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有这么一个惯性,即在谈论某两者关系问题的时候总喜欢在经过一番煞有其是的论证后,最后一定要得出两者之间必定有一方是主要因素,是统领者;而另一方则是次要因素,是从属者的结论。好像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才有利于事物进一步的发展。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样往往会导致认识的“一元化”,反而使人们看不到事物真实的本质所在。更多的事实表明: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由某一个“必然”所决定的,相反则多是由众多的“偶然”综合在一起构成所谓的“必然”结果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更多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的。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曾讲过这样一段值得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由于自己的无知,由于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这在历史研究方面更是如此。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更是多方面的,要想弄清楚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并非易事,更不能简单的用某一个“必然”来解释。因此,要想还历史一个客观的真实面目,是不能单单依靠某一个学科就可了事的。显然,历史研究所需的各个学科,同是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同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他将这个问题提到“认识观”的高度是很深刻的。考古学所研究的是历史的物化表现,而历史学研究的是对历史的文字记录,应该说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的本体,而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表现形态。两个学科间因为研究对象表现形态的差异造成的方法与技术层面的差别,只能决定学科各自教学方式与训练方式的区别,不应该成为学科间相互结合的障碍。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差异,形成学科间的封闭,就恰如张光直先生所言,是非常落后的认识观。在提倡多学科交叉进行学术研究的今天,历史科学的这两个分支学科间的不正常状态实在有必要加速改善。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历史学也好考古学也罢,二者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不可分割的。历史的真实正是通过它们二者的相互印证而得到证实的。早在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古史新证》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转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两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地所同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未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未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而且有着延绵不断记载历史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了解,正是通过那些传世的文献典籍而获得的。可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有关历史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或是语之不祥或是神怪传说混杂太多,甚至有些根本就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面对此种困境,如果没有考古学的补充,历史学家们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孔子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夏礼,吾能言之,杞之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当然,有详实的文献资料,也并非就意味着万事大吉。历史注重的是求实。因此,有了详实的文献进一步就是要“去伪证实”。这一过程除了用多本权威史料对照印证是否记载一致外,利用地下挖掘出的实物来证明更是具有说服力。不少古文献和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史实,经地下发现的新材料的印证,或被确证其原貌,或被拂除其尘封,或被解读其真谛。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大量已有成果,足以证明地下发现之材料确可印证地上传世之文献,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其中就有不少能印证古文献的材料。例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殷本纪》记载了商朝诸王的世系和名号。王国维老先生通过研究甲骨文证实了商朝先公先王的世系正如《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从而得出了“《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的结论。再例如近年来,战国秦汉时期简帛的大量出土,也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进一步推动着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但是如果因此便着重考古而看轻历史学,也是愚不可取的。因为考古挖掘出的东西虽说是客观的存在但那些(下转177页)(上接175页)毕竟只是一些无意识的无生命的遗物或遗迹,如果只是从物质上来看,就把其中所蕴藏的文化价值大部分丧失了。格林?丹尼尔曾经讲过:“考古学首先是一种工艺技术,那么从事调查、发掘、保护、收藏的实践者都是有技艺的工艺师。其次,考古学又是一门科学研究,在这门科学中已运用了各种科学分支中的手段方法。但是,工艺技巧和科学技术如果没有历史阐释和写作艺术的专业也无法完成考古学的研究。” 显然,考古发掘的成果必须经过相关历史文献的印证,也只有经过这样科学的研究,才能赋予死的东西以鲜活的生命,让这些长眠于地下的沉闷的物体开口说话,才能显示出其真正的历史价值。不然,青铜器再是经过考古研究也只能说明它是某个历史时期的青铜器皿,除此之外,再无什么可考的了。

总之,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虑,考古学与历史学必须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二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一方归属于另一方的关系。历史学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而考古学从本质上说是通过研究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遗存来揭示当时人类的社会行为,研究古代社会的。这样,无论是从研究对象上还是从最终的研究目的上来看,历史学与考古学都是一致的,二者并无矛盾冲突。如果一定要找出二者的不同之处的话,也只是在研究历史的凭借手段方面有所差异。但是,如果要想从理论上界定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其二者研究的手段和方式是不足为凭的。研究手段和方式的高低是不能作为评价二者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的。历史学需要通过考古学得到印证与检验,而历史考古学则要以历史文献记载为确定课题与研究途径的重要参考,在上升到研究层面时也需要历史学的诠释。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共同努力,我们更应该客观的看待二者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该为了追求所谓的独立地位而刻意的把这一问题绝对化。

参考文献

[1]朱孝远.历史的意蕴[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页。

[2]张光直.未定稿[M].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1988年第4期。

[3]杨伯峻.论语译注[M]. 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页。

[4]格林・丹尼尔 ,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2

    何谓“原史时代” 

    根据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对“原史(Protohistory)”的定义,原史的时间段指的是一文化最早的“记录历史” 出现的前夕(The study of a culture just before the time of its earliest recorded history)。 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定义原史时代是“紧接着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书写文件证明的历史(protohistory Period following prehistory but prior to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 as documented in written records)”[1]。所以,西方将“原史时代”的时间段界定于史前与历史两大阶段的过度阶段。 

    作为一个主要使用于考古学上的词语,Christopher Hawkes对“原史时代”加以解释认为,原史的概念是相对于文献丰富的历史,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些文书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只是一些片断,涉及社会非常少的方面,这些记录可能表现于一些刻铭、硬币等等,或是其他地区散乱的文本资料。[2] Glyn Daniel则认为“原史时期”一词,以称呼古代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3]在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中,认为所谓“原史”或“原始史”的涵义是,“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为了研究它们,人们因而使用了此概念,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卢人,他们为希腊与拉丁作家所记述);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後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在此两种状况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此时期在年代学体系中只具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范围,而且也不精确。”[4]也曾有人这么总结原史时代的特点:在最初书写文献还很稀少,并且很难读懂,多数最初的记录还没有完全的破译。这历史的最初阶段通常被称之为原史时代。後世的学者也会对这个时代的历史不断的进行文书上的补充。这些文献,在结合考古资料之後,也会成为值得重视的材料。好比说一个传说中的国王的名字被发现在刻铭上,关于这个国王的记载的可靠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5] 

    由字面上来看,“proto-”指的是一件事物的较原始的状态,是一种“祖”、“祖型”的概念。例如英语里的“Proto Austronesian”(原南岛语)指的是南岛语的一种祖型,Proto Austronesian表示了其与 Austronesian 的差别,也表示了Austronesian存在的最初始状态。同样的,我们将先商称为“Proto Shang”、将先周称为 “Proto Zhou”,所表示的都是商、周王朝的先族,周人或是商人在建立王朝之前已经存在,所以我们不会将先商称为“pre-Shang”,也不会将先周称为“pre-Zhou”。因此,在“protohistory”这个阶段里,史学开始萌芽,一些记录开始以各种形式出现,虽有文书记录,但是仍不足以让我们据之复原历史,这一阶段有别于史前,也有别于历史时期,是史前向历史时期发展的一个过度阶段。在对这一阶段进行研究时,也需要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等学科综合起来的一种研究。 

    虽然,作为方法论的“原史”的概念还没有被更深入的定义、讨论,对于其意涵还有不太相同的认识,但是“原史时代”在西方已经是受到普遍承认的了。综上,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总结出几条基本原则:1.原史时代是介于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的;2.原史时代研究的对象应是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文化群体;3. 由于原史时代当代的文献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4.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以下,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来检验中国原史时代是否存在。 

    对“中国原史时代”的界定 

    过去我们一般将古史分为史前、历史两大阶段或是史前、传说、信史三大阶段。这两种分类都是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出发的。在考古学引入中国之後,史料的范围已经由文字材料扩大到包括文献(当时的、追述的)、文物、考古材料、古文字(而古文字的主要获取方法是考古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中国先秦史的研究(这里指的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商周阶段,下限是秦始皇帝统一中国(221B.C.))。张光直先生即曾说过,“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越积越多,越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来,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6] 

    战国以前同时期的传世文献材料非常少,即使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如尚书、周易、诗经等等的文献材料里,也有许多後人补作或是经传抄而改变的内容。後世对这一时代追述的着作多作于东周及汉代,这其中除了保留部分夏至西周的真实情况外,大多是为了时代需要加以改编、附会而成。所以,我们在面对传世文献以及通过这些文献而认识的古史时,总是要持一些保留的态度。即使是现在基本被考古材料印证的《史记.周本记》,其所能为我们提供的,也只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框架,还须要我们透过其他手段进行复原。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史学传统肇始于西周王室覆灭「王官之学降于民,知识分子才脱离王室的束缚,逐渐由过去的“巫”史中走出来。晋《乘》、楚《檮杌》、鲁史《春秋》,都成于这个时期。今日我们读到的《左氏春秋》,开创编年记事的体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至此,可供後世学者研究的确实的文献史料开始丰富,文献材料为学者提供了全方位更为丰富的论证材料,考古学成果成为历史文献的一种参照或是补充,而非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如此才算是进入真正的「历史阶段。 

    王树民先生指出,现在有些人对于古代史学和史料不加分别,以为根据古代的直接史料,便可以说明当时的史学了,正与把传说当作史实同样是不正确的。如甲骨文是殷代遗物,史料价值很高,在巫史不分的情况下,也可能为史官所作,但原为占卜之用,不是历史记载。钟鼎文多为周代之物,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史实,但原为纪念性质,也不是历史记载。[7]所以,不论是由史料或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三代时期的研究是有其独特性的,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

    由现存的文献材料来检视中国(中原地区)先秦史,春秋以前(甚至是战国以前)的传世文献里没有比较全面的史学着作,所见可靠的文献材料也多经後人修改。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但是这些文字表现的是历法、卜筮、纪念,或是简单记事文字,只表现了商周王朝片段的历史,虽然已经极具历史性,但仍不足以充分表现当时历史的方方面面。虽然已经有了史官,但是当时的史官是为上层及祭祀占卜服务,其性质仍不同于後世的史职。“史”的概念还在萌芽的阶段,真正为记录历史的历史记录还没出现。这些都与西方对原史时代的定义相符,所以,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商、西周时期(甚至是春秋时期)作为中国的原史时代。李学勤先生即根据Glyn Daniel对原史时代的定义认为,东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史时期”而跨入真正意义的“历史时期”了[8]。此外,作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但是仍有相当的文献材料及考古线索)夏、先商、先周也应属於中国的原史时代重要的一部分。这牵涉的不仅是时间的概念,更是一种族及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概念。因而在寻找夏的根源上,我们更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晚期龙山文化。至於繁复庞大的传说记载,由於其涉及的时间范围太长,似乎不宜将所有的传说都归入原史时代范围;此外,多数传说内容也很难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即使是距离夏代较近的“三皇五帝”传说也很难落实在考古材料上,所以这里不把过去所谓的“传说时代”等同于原史时代,其所涉及的是另一种概念及材料。 

    中国的原史时代,及其与传统中国上古史的区别在于,传统史学由文献出发,以政治时间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所以一般将秦以前划为上古史的范围。在过去所认为无文字的史前时代以及文字发明之後的历史时代之间加入一个“原史时代”所表现的是历史学的一种初兴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进行研究时所面对的史料的多样性(与史前及文献发达时期相较)。这里所指称的“中国原史时代”是,一时代的历史由传说或是不充分的文献记述,必须通过考古材料对这些传说或文献加以检验确定其正确性,并需要由大量的考古资料建立、补充文献所缺乏的各种对当时的研究材料(即使考古材料所表现的也只是当时社会的极小的一个部分)。这一阶段的研究需要由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等一起建构出当时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而这种对“原史时代”的研究,也只有在今日考古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之下才有可能展开。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3

【关键词】史料；甲骨文；金文；玺印；载书

一、史学与古文字的必然联系

史学是什么？白寿彝先生认为，史学是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学科。史学的任务就是要从历史的遗骸之中去重新认识那段活生生的过程。是学的研究要通过史料，史料又是什么呢？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必定会留下人类的痕迹，这种痕迹就是史料。

史料包括史迹遗存与文字记录或历史文献两类。史迹遗存是实物：一种是遗址，二是墓葬，三是遗物。文献史料即文字记录的史料，古文字便是属于这样一类史料。除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之外，尚有种类繁多，体裁不一的史书。甲骨文、金文、简牍、敦煌古籍、政府档案、地方志、私人信札、笔记、碑铭、墓志、契约、账簿等等，都是文献史料。这一类史料都是由文字记录的，史学便与文字发生了联系，尤其是古文字。

考古学便是历史学的一种，而考古学定然离不开古文字，古文字学是考古学的一门基础课。古文字具有工具课的性质。文字本身就是交际工具，用于记录语言，传达给生活在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人们。“由于文字是记录语言、表达思维的工具，所以古文字学既是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同时与其他专业，诸如：古代史、经济史、地历史、哲学史、法律史、文学史、音乐史、美术史、语言学、考古学等，都有密切的联系。” 1

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铜器铭文、陶文、玺文、简书、帛书等，既是历史文献，又是历史文物，不能分割独立地研究。尤其是秦汉以前的史料，有的直接来自古文字。比如商代的历史，文献资料极其匮乏，主要是依据甲骨文和金文的材料，才使得商朝历史的研究大大提高进步。

二、古文字对于历史的表现作用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经有3600年的历史。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成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到现在是一个阶段。从甲骨文字到小篆――秦（包括秦）以前的文字，我们现在统称为古文字。古文字有大篆和小篆。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石鼓文。大篆是秦统一六国前所使用的文字。秦统一六国后统一文字改用小篆。从秦汉时代的隶书开始，中国的文字就进入了今文字阶段，包括：行书、草书、隶书、楷书（真书、正书）。

史学上所讲的文字，一般指的是古文字。

（一）甲骨文

一提到甲骨文，人们首先想到是商王朝，所谓殷商甲骨文，需要指明的是，甲骨文不只是商代有，西周、春秋也有。这是因为绝大部分的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此外，河南辉县、偃师、洛阳、郑州二里岗及河北藁城等地的商代遗址也有有字甲骨出土。陕西岐山、山西洪洞、北京昌平等地还发现了周代的有字甲骨。因此，甲骨文所能解释的不仅仅局限于商代。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表现的首先是王室的遗风――贞卜。卜辞就是记录贞卜事务及其决定行止的刻辞，内容丰富，俨然是一部记录商王平日处理政务和日常生活活动的日志。从卜辞所记载的内容分析，包括“商王对先祖的祭祀，对边境外族的征伐，祈求农业丰年，以及畋猎、出行、气象、地理、人物、营造、梦幻、疾病、死亡、吉凶、灾害、家族、俘虏、奴隶、占卜、文字，等等。” 2如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该书对近代以来甲骨文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因各革损益、继承发展。他在甲骨的整治与书刻、甲骨文的出土与研究、甲骨文的构造与文法、殷代的历史断代、天文历象、方国地理、政治区域、先公旧臣、先王先妣、亲属百官、农业生产、宗教文化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与研究。详细地分析了殷代的文字、文法、年代、立法、地理、农业、、亲属关系、商王世系等，对研究商代历史和考古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以及《古史新证》等，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对甲骨文的研究基础上的。

（二）金文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可略分为四种，即殷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东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和秦汉金文（前221年～219年）。

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续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商周的金文，都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铭文所记载的内容，其价值远胜于文献，因为当时贵族制造礼器，常常把自己的名字或者本族的名字，以及做器的时间、原因，通通记录在上。有些是称扬其先祖之美，有些则记录了当时的重要事件。据统计，铜器铭文不下六千五百余件，这些资料记载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古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三）战国时期的古文字

籀文又称大篆。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行于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构形多重叠。籀文的代表为今存的石鼓文。石鼓文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

载书，即盟书，会盟时所订的誓约文件。当时诸侯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活动，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在盟所或沉河，以取信鬼神，与盟者各持一本归，藏于祖庙或司盟之府。

近年来，在河南沁阳和山西侯马两地先后发现数批战国时代的载书，这些珍贵资料的出土，对当时盟誓制度和历史情况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兵器刻辞。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战国兵器出土的数量日益增多。尤其近几年来通过对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掘，发现了大批的青铜兵器，为研究秦代的兵器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特别可贵的是已出土的秦国兵器中有许多件带有刻辞，有明确的纪年，为兵器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这些对于秦朝时期的兵制、兵器产地、秦中央主管兵器制造的官署等的研究都有着重要作用。

玺印文字。先秦前，玺、印是一物。秦始皇后，只有皇帝印才可称“玺”。官吏及一般人称“印”。印有官印和私印，作为官府书信往来和私人交往的凭证。汉代印又称“章”和“印信”。玺印不单单是玺印上面的文字那么简单，还包括与之不可分割的“封官授印”，这便成了一种制度，这些对于古代官制、俸禄、爵位的研究有着重要作用。

近些年出土的敦煌文书、汉晋木简，都是极为珍贵的史料，整理这些史料，没有过硬的古文字知识是行不通的。

古文字是手段，史料才是目的。通过史料认识历史，发展史学。傅斯年说“史料即史学”，然而，没有通过古文字所辨伪的史料构不成完整的史料。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4

试题如下：

（1）依据材料，概括①至⑤各个时期古代中国和古代罗马的历史特征。

（2）比较①至⑤时期两国历史发展的特征，你发现了什么现象？再比较其历史轨迹及变化节奏，你又有哪些发现？在此基础上，你有何进一步的理论认识？

（3）第⑥时期中国和欧洲的历史走向有何不同？试从制度层面分析中国出现这一走向的主要原因。

参考答案：

（1）①两者都制订了法律;②两者都实现了国家统一;③两者都进入强盛期;④两者都出现混乱、分裂或危机，但又都走向了统一或中兴;⑤两者都有其他民族大规模迁入，走向分裂。

（2）两者虽然相距遥远，但各个时期历史特征非常相似。两者历史都呈现了政治统一和分散交替而行的轨迹，变化节奏也十分相近。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共同性。

（3）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走向分散。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从试题引言、材料情境、问题设置到总体构成可以看出，本题以全球史观为统领和理论依托，不刻意和拘泥于微观知识点的简单再现与罗列复述，而着力于以宏观比较探究为核心的历史学科能力考查，综合渗透和体现历史学科的基本特性和要求，既体现新课程下历史课程的教育目标、教育理念和教学要求，也体现了新课程高考文科综合下历史学科考试的测试目标要求及学科测试特点，表现出鲜明的学科特色和意蕴。

全球史观是新世纪以来在我国历史学界广泛应用、影响较大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之一。它既是当代史家从全球视野和宏观历史学的角度考察和研究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的重要方法，也是一种理解过去、思考当下的科学方法，当然也应是历史教师实施中学历史教育的科学而有效的方法。全球史观的主旨和基本特征是：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如同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而形成的观点。①尊重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历史经验，超越每个社会个体而考察更广大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发展背景，强调跨越文明、跨越民族、跨越地区的“社会空间”的历史发展，关注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相对性”“关联性”和“互动性”，核心是关注“人类文明的共性”、统一性，以此“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关注人类历史长时段、大范围的发展趋势和整体性，“既强调局部地区（小地方）的发展乃是与之关联的外部世界（大世界）变迁的结果，又指出局部地区的发展对外部世界的影响”，②等等。本试题的总体立意，比较鲜明地体现了全球史观的这些理念。

试题整体依托于现行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Ⅰ第一、二单元，即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选取当今国内著名史学家的史学著作内容，编辑成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6世纪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欧洲）相互对应的6个历史时期有关王朝更替、政治变迁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发展状态的表格材料，据此创设宏观纵横对比的历史情境，并按历史时段分层设置富于梯度和逻辑层次的问题，要求考生运用全球史观的理念和方法，主要依据高中历史课程训练、积累的历史学科素养，进行比较探究性的解题。

试题体现了历史时空的大跨越和构架设计的纵横大综合。通过整合相关历史材料，搭建古代中国、古代罗马相互关联的历史情境，以全球史观宏观透视古代中国、古代罗马的历史，考查学生对新材料的解读能力、认知迁移能力，以及对历史事物、历史现象、历史概念的深层理解能力、对历史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从而全面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宏观纵、横比较探究，试题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人类不同文明的相关性、统一性或共性――这是全球史观的核心，也是本题立意的核心与重点。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东西相距上万里，对应王朝更替沧桑变化上千年，而两大文明的历史发展脉络、趋势竟是如此的相近，这不是用简单的机缘巧合能说通的，而是由人类自身的属性、特质，由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共通节律决定的。通过这样的试题和解题过程，可使考生从纷乱繁复的微观知识点中抽身出来，站在历史认知的高点重新审视历史发展，获得新的体验和感悟。

第三小题设计，与前两小题考察古代中国和古代罗马历史发展的相关性、统一性相对，从反向考察和探究两者在公元6世纪后发展的差异性。须知，本题涉及的宏观比较探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程式化的“比较”，即既要找出相同，又得找出“相异”，以示辩证唯物主义下看待事物的客观和辨证（其实这常有将辩证法庸俗化的嫌疑）。这里的“差异”比较探究与上述全球史观下强调考察历史事物的相关性、共通性探究的立意不是矛盾的，“差异”属于全球史观下大历史“社会空间”中历史事物的“相对性”探讨，是全球视野下对个性社会“传统”的“透视”，而不是孤立地审视中华文明的“独特”与“个别”，将中华文明与罗马（欧洲）文明截然对立起来。正是在这个全球整体的意义上，也才显现出中国古代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特有属性和魅力。

关于本试题的“理论认知”设计，也体现出全球史观下对本题所涉及历史事物的针对性思考与解读。如前所述，一般意义上的“比较”，须“辩证”“全面”，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半斤八两，以示公允平衡。而本题在全球史观视域下，突出强调和关注的是人类历史宏观发展的相关性、统一性，因而，依据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6世纪中国、罗马的千年历史发展轮廓，得出的是鲜明的共通性、相似性，据此生成的理论，也自然是历史发展的相同性认知。

试题体现的全球史观立意，与现行的高中历史新课程的教育理念、教育目标也大体吻合。新课程的设计及教育目标蕴含着、渗透着包括全球史观在内的若干新的历史教育理念。譬如，高中历史新课程目标中，强调“关注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历史命运”，“通过历史学习（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事），开拓视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①等;高中历史的专题模块编排，尽管从教学实践层面看存在诸多问题，但其基本意图和初衷也在于体现历史的整体性，其“贯通古今，中外关联”的思路也在于适应整体理解、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宏观特征，客观对比理解和认识不同区域、不同文明的相关性、统一性的特征和规律的需要。新课程教科书的设计也有相关的体现，如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Ⅰ第二单元“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的“学习延伸”中，引述“相处于同一时代而远隔万里”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雅典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关于妇女评价的大致相同的观点，设计两者“为什么会如此相近？你怎样理解？”的探究问题，其基本思路、设计立意，都明确体现出全球史观的意蕴和特征――着意于引领学生站在全球史的视角，宏观眺望中外历史走势，触摸中外伟人相关、相似的思想脉动和智慧的光芒，从中生成对历史的深层感悟与认知。

本试题依托于全球史观的理念立意构思，挂靠于高中历史必修Ⅰ古代政治史的内容背景，直接涉及的历史知识点很少，显然是突出和强调了能力素养的考查，而且考查的层次分明、梯度性强，大体涉及由基本到核心、由低端到高端、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学科综合能力和学科素养。

1.阅读材料获取信息能力，包括准确阅读和理解试题要求的能力考查。试题提供了选摘后比较简明的表格材料，要求考生能够准确获取和解读材料中的历史时间、空间，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状态等信息，并能进行横向、纵向的联系比对，获得足够的信息，为接下来的解题做好必要的铺垫和准备。这是解答本题的前提和基础。其别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是，要求一定要准确阅读和理解试题的“答题要求”。能否正确理解试题的题意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正确思考、解答，成为至关重要的一步。本题中的“答题要求”，包括：其一，试题引言信息，已经给出全球史观的信息与提示，如“二者相距遥远……可做一些比较”，其中“比较”一词，已经明确了本题的基本特征与要求。其二，第（1）题的答题方式至少有两种：一是分别展开，各说各自的“特征”;二是对所得古代中国和古代罗马的相关信息做出比较后，合并概括出共性的特征，并加以说明和阐释。依据对试题引言信息的理解，阅读相应材料，应判知试题要求的是后一种答法。至于答题的层次，要弄明白①至⑤时期为一个考察段，⑥时期为另一个考察段。其三，第（2）题的第一问是在解读第一小题基础上的纵向综合概括;第二问则是对第一问宏观概括的历史发展“曲线”特征的具体描述。只有准确审清这些要求，才能准确严谨地解答相关问题。

2.宏观比较概括（归纳）及历史思维过程、思维方法的考查。这应为本题考查的核心能力目标，具有较强的历史思维能力要求。试题通过呈现相应的情境材料和问题，要求考生经过感悟、提炼、归纳、抽象概括等思维过程，建立起信息与问题情境之间的逻辑联系，对古代中国、古代罗马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现象、历史特征（以共性为主）进行比较探究。其中突出的要求是，能区分出比较思考的不同向度、不同层次，要求有宽阔的宏观视野，缜密的思维素养，通过比较，考查特定情境下的历史思维品质、逻辑思维水平，包括思维过程的缜密性、思维方法的恰当性，以及抽象、判断等思维素养。第（1）题，是简单的分段横向比较，分别比较归纳五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是较低层次的思维要求;第（2）题的第一问，是对五个历史时期特征的纵向总体归纳比较，据此得出相应的结论和认识，即“发现1”，这是对第一小题比较的综合，属于深一层次的比较，即五个分段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特征的综合“现象”、共性特征;第（2）题的第二问，即“发现2”，是对“发现1”共性特征具体演变“轨迹”的比较，考查对同一历史现象或特征进行不同向度思考的思维水平，看似简单，其实体现了较高的思维能力要求。

3.史学理论认识生成、升华的学科素养考查。试题依托全球史观构思立意，本身就彰显出历史学科的理论性。试题以比较探究为核心的各个问题情境，也都渗透着不同程度的史学理论的意境和要求。而试题第（3）题的第三问，则是专项的“理论认识”考查，涉及的理论认知难度尽管不大，但从认知思维上看，属于本题最高的能力层次要求。该小题涉及的理论，不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对立统一”理论的照搬运用，如相同与不同、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这个理论表达，看似是前面几个历史现象或概念的简单重复（如“相近”“相似”“相同”“共同”等），而实际上是对具体历史现象、事实、特征，进行个别的、直观的归纳认知，以及对其进行综合性、整体性、规律性本质与内涵的揭示与升华。就是说，前面的几个“相同”“相似”“相近”等是属于外在的、表象的，而最后的“共同性”则是揭示本质的、升华到理论的。这个理论认识，不属于强记的陈述性的具体历史知识，非靠简单记忆、复述、背诵所能解决，而是一种内涵的历史素养，需要长期历史学习的积淀和养成。

4.符合逻辑的规范表达与阐释能力考查。“规范表达与阐释”是特定学科表述与呈现的基本素质与能力要求，包括运用规范的历史逻辑思维阐述说明特定的历史事物、历史现象，使用特定的历史概念和术语，恰当而准确地叙述历史问题等。本试题没涉及太多具体历史知识的再认陈述，几乎所有问题都需运用概括的语言做简洁的表达，对表达、阐释的规范性要求应该更高些。例如：“两者都实现了国家统一”，“都进入强盛期”，“都有其他民族大规模迁入”，“都呈现了政治统一和分散交替而行的轨迹，变化节奏也十分相近”等。“规范的阐释、表达”应以上述规范、科学的历史思维过程、思维方法等思维素养密切相关。没有规范严谨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规范表达与阐释”就无从谈起。

5.运用知识论证探究问题的能力。调动和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分析问题、论证问题，印证已有历史结论或者得出新的历史结论和认识，也是历史学科最重要的考查目标之一。这个能力考查主要体现在试题的第（3）题，由第⑥时期的材料，得出第一问中中国再度统一的走向，并运用所学古代政治制度史知识，加以论证说明。

试题各小题考查目标及解题思路：

第（1）小题，主要考查考生从历史材料中获取、解读信息的能力，归纳概括历史特征的能力，以及对答题要求的准确理解能力。通过阅读表格中①至⑤时期的材料信息，可分别概括、提炼出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和罗马各自的历史特征，依据对试题要求的理解，对各时期两国的历史现象或特征进行横向比较，概括归纳出两者各个时期的共同特征，如第①时期，“两者都制订了法律”，第②时期，“两者都实现了国家统一”，第③时期，“两者都进入强盛期”等。

第（2）小题，主要考查考生依据历史材料信息及答题要求进行综合比较归纳的能力（包括横向的综合比较归纳和纵向的综合比较归纳）、规范的历史阐释、表达能力，以及透过历史表象，生成理论认识的能力。依据①至⑤时期的材料信息及上一小题所作概括、归纳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特征，经过进一步的抽象概括，可“发现”：古代中国和古代罗马虽然相距遥远，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征非常相似。依据试题要求，再从纵向梳理描绘5个时期的“历史轨迹及变化节奏”，进一步进行逻辑思考，并以历史语言进行规范表述，可“发现”二者历史“都呈现政治统一和分散交替而行”的轨迹，以及“十分相近的变化节奏”。依据上述理解、思维和抽象概括，调动相关史学理论认知或素养，可得出“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共同性”的历史理论认识。

第（3）小题，主要考查考生从材料中获取、解读信息的能力，归纳比较历史事物的能力，以及依据所学知识分析论证问题，得出准确结论的能力等。通过比较表格材料第⑥时期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发展状态，可得出中国从分裂再度走向统一，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走向分散的不同走向，调动所学知识，可从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影响的角度，分析得出中国再度实现统一的主要原因。

本试题对当下的高中历史教学，尤其是现行文理分科下的文科班历史教学，提供了诸多有意义的启示，也引发我们对当下历史教学中存在的某些倾向性问题的思考。

首先，高中历史教学要认真思考和处理好微观知识教学与宏观历史认知的关系。本题教学内容背景是依托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和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但试题除去提供的材料情境与教学内容有所挂靠，考到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及其作用影响之外，几乎没涉及其他具体知识。很可能有教师会提出类似的质疑：“我们费劲讲了那么多东西，但没考到多少，以后我们该怎么教？”这恰恰暴露出当今历史教学存在的一个倾向性问题：相当数量的教师的教学观念仍然相对陈旧，落后于课程改革的步伐，也滞后于高考改革的要求。他们往往以为历史教师的任务就是教知识，就知识讲知识（由单个知识点到所谓知识的线、知识的面，形成知识结构图）。我们当然不是否定知识教学，而是反对狭隘的、单一的、简单的知识教学。过于关注微观知识教学，而轻视甚至忽略了宏观历史、整体历史的把握，教学的着力点就会局限于海量微观知识点，着力于引导学生强化和重复知识细节的熟练识记。本试题绝不是说，课标、教材的具体历史知识不再重要了，可以淡化处理，而是启示我们：应该从整体上认识和处理好微观知识与宏观认知的关系，不能限于对具体知识的机械传授，而应引导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学会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看待历史、思考历史，形成严谨而灵活的历史素养与能力。同时须知，历史知识既包括具体的、微观的、具象的内容，也包括整体的、宏观的、抽象的内容（含特定的历史思维逻辑认知的方法）。考试测评，既可以依托具体知识考查对知识的理解认知、迁移运用，以之论证问题得出结论等能力，也可以宏观依托整体的历史结构框架背景、线索，少涉及或者不涉及具体知识点，考查历史思维、历史方法、历史认识、历史理解、历史阐释等大历史的能力素养，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更能体现历史学科的特性，更适合于像高考这样以选拔功能为主的测试要求。笔者以为，历史教师一定要能够以宏观视角审视和理解具体历史知识，又能从具体历史知识提炼生成宏观的历史认识与理解，乃至上升到理论认识。用个俗语比喻，我们今天的历史教学存在“进不去”“出不来”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做到：“进得去”“出得来”。所谓“出得来”，是说在学习掌握大量具体史实知识的基础上，能有知识之外、之上的宏观思考和整体认知;所谓“进得去”，是说能从宏观认知高度去解读具体的史实知识――含已知的和未知的。就本试题而言，学生苦苦背诵了不少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具体知识，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法律知识，但就是不能整体认识和理解古代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大势，不清楚他们存在哪些共通的有价值的东西，更不能认知和解读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势……拼命记忆的那些可能转瞬即忘的海量知识点，又有何用？

其次，在史观理论的理解、把握和运用上，需矫正某些偏差和错误。史观理论之于中学历史课堂，核心是借用科学的史观理论来引领学生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审视历史，认识历史，开拓思维，提升思维品质。这里的基本前提是，教师自己必须切实弄懂相关的史观理论，建立起科学准确的史观认知，然后再结合合适的教学内容有选择地运用于学生的课堂。但不无遗憾的是，现在历史课堂上存在教师随便滥用史观理论，甚至错误解读和认识史观理论，或者将史观理论与历史教学内容脱节，造成“两张皮”等偏差和问题。例如，有的教师貌似也在使用全球史观教学，但常常又不自觉的出现与全球史观相悖的教学理念：有意无意地“以国家（民族）为单元”思考历史、认识历史，“过度强调民族或文化的独立性和排他性”，①把历史上各个文化、文明绝对化、对立化起来，尤其是“把中华文明与全人类对立起来，过于强调民族自身的视角，不认为人类存在共识……对周围的国家或更远的民族都怀有敌意”;“把‘东西方’对立起来，陷入‘冷战’思维的陷阱，忽略了多文明共存的史实”。②这显然与全球史观的理念相去甚远，也与今天我们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相左。我们的历史教育应该努力“彰显人类共识，追寻属于共识的基础价值，这些价值有很多都植根于各民族的传统之中”。③

第三，高中历史教学，包括高三教学，需要通过改革冲破某些传统“定势”的束缚。由上述问题看出，新课程改革十多年，“转变观念”也喊了十多年，但当下中学历史教师面临的重要问题，仍然是需要更新史学观念、更新教学观念。历史课程与历史教学，仍迫切需要不断迈开步伐，逐步走出僵硬而固执的框架，突破一些守旧的定势，如“思维定势”“学科定势”“教材定势”等，以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历史教学中，教师要适度关注史学前沿动向及新成果，补充教材中缺少的材料和观点，纠正教材中过时的和片面的观念，以丰富和充实教学资源，为学生的学习创造新情景、新视角。历史教师在课程开发和教学内容整合创设等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尤其是高三年级教师。

第四，要不断加强学生的基本史学规范和学科素质的培养。重要的历史知识的教学是必要的，但更应关注思维过程、思维方法的引领指导，加强学生思维品质、思维能力的培养训练。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形成基本技能的基础上，积累和养成历史意识、历史思维、历史方法。还要注意以规范的阐释与表达为代表的历史学科素质的训练和养成，不论是笔头还是口头，都能科学、规范、严谨、准确地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

【作者简介】陈光裕，男，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教学论、课程论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5

一、军事考古学理论基础

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的理论也得到了极大的深化,一方面表现在其方法论层面的规范化,另一方面表现在其解释模式的多元化。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规范了田野考古发掘与物质遗存分析的基本方法,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提出了对考古学所研究的"文化"一种系统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化表现的背后都体现着丰富的理论基础。毋庸讳言,考古学的发展是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共同推动的结果,其理论基础也来源于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过程中概念的抽象和方法的总结,这是一切科学的共同特征。考古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与大多数科学的理论基础具有共性,同样是对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认知理论。由此,军事考古学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作为研究古代军事活动的科学,其理论基础适用于古代军事活动研究的方方面面。所以,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应当具有普遍性。但这一普遍性并不代表着理论的泛化,不是所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都自然而然成为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恰如着名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所认为:"任何一般的理论体系都至少有两个组成部分:

1)规定所研究现象的区别标准,分析有关现象集合的实质或已知现象一般类别的间隔出现的假说;2)制订这些独立的部分在系统操作,或变化中连接起来的方式的假说。"[1](P56)简而言之,所有科学的理论基础都是对研究对象的概念抽象与方法总结一样,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来源于这两方面的概括。

1.军事、军事遗存、军事文化

军事(Military),即军队事务,古称军务,是与一个国家及政权的国防之武装力量有关的学问及事务。军事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历史现象,被诸多学科都吸收为研究对象,以考古学角度对军事进行研究,从概念抽象上就与其他学科有着区别。

首先,军事能否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涉及到考古学如何认识军事的问题。考古学是对古代人类的整体性、综合性的考察,军事是人类活动的组成部分,古代军事包涵于古代人类的社会活动当中,其理所当然地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但是,古代军事不仅仅包括物质内容,我国古代对于军事有着朴素的理解,孙子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简单明了地指出了军事的政治属性,作为政治学对军事的定义恰如其分,然而考古学的研究是对物质遗存的研究,军事是否是物质的成为能否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关键。军事作为一种抽象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出了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但其所包含的内容却能够体现出其具有相当的物质内涵。军事是某个集团利用各种资源对集团安全与利益进行保护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活动都是附着于物质存在而进行的,如利用山河险阻进行防御,采用先进材料进行武器锻打,甚至战争胜败导致的人员伤亡都体现着军事所包含的物质内涵。这些因军事而产生的物质遗存,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其次,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但古代军事理论与思想等非物质遗存能否成为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值得思考。考古学无法直接对古代军事活动所体现出的军事理论与思想进行考辨,只有通过对古代军事遗存的整理分析,获得古代军事理论与思想等非物质层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抽象成为军事文化。文化虽然是意识形态,但其却凝结于物质之内,古代军事文化则是凝结于古代军事遗存当中的。

放诸考古学领域,军事文化能否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呢?如果以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我们认为军事文化应当是可以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的。

"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军事文化则是将这一共同体的焦点关注于古代军事遗存,是同一时代、集中于一定地域、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军事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是文化在物质上的映射。以战国时期的军事文化为例,战国时期诸侯征伐,思想上百家争鸣,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一套完备的军事体系,这一体系中包含了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等内容,他们都是附着于具有本国特点的物质遗存之上,能够通过这些物质遗存来与其他诸侯的军事文化进行区别。我们不否认考古学文化间具有联系与交流,但考古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差异性的强调,军事文化具有依附于不同政治实体的特点,它的差异性就尤为突出。

第三,军事考古学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考古学的一门分支,是由于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的现实而决定。与美术考古学、佛教考古学、城市考古学等考古学分支学科相似,随着数量庞大的军事遗存被考古发现所揭露,形成了集聚效应,进而军事文化的研究也被学界所重视,但其在考古学意义上的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这些都促使军事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

2.系统论

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L.V Bertalanffy)创立的。[2](P1-7)系统论认为,万物皆成系统,系统无处不在、无物不包。世界可以划分为无数个系统,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此外,系统是各要素之间和要素与整体间相互作用、联系的矛盾体。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任意一个要素的变化将会引起其他因素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系统的关联性。系统总是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存在,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转换关系。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系统相应地调整其程序、结构、内容和方式,不断地促进系统的变革。系统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适应环境,又保持独立性,能动作用于环境,改造环境。系统论中,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有序性、最优化都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探寻这一客观规律,也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实际上,系统论的观点在新考古学中已经得到重视,路易斯·宾福德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中指出:必须把考古材料放到一个系统的参照系中去考虑,对考古学文化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研究必须运用文化系统的结构、功能知识,以分析考古学文化共同体的进化。宾福德认为考古学家用来描述事实的方法必须由寻求互不相干的特征的组合或结构转变为探索功能上互相依赖的系统。[3](P43)由于新考古学的发展,系统论也成为考古学重要的理论基础。

就人类社会而言,它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巨大系统,它可以划分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子系统,并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化。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系统与外界环境存在永不停息的相互作用,并在这种互动中改变着自身,也改变着环境,从而使系统总处于一种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每一个系统及其子系统也都是

一个动态的有机体,各个系统吐故纳新,与其他系统互动而存在。考察各个系统的变化及其与其他系统关系,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系统演化的基本规律。军事作为人类社会这一巨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子系统之间存在诸多的互动,同时军事系统内也包含着许多小的子系统,如地理、装备、后勤、通信等,它们的组合与作用影响着整个军事系统的运行,而且这些子系统之间也会产生互动,地理条件能够影响到作战方式与后勤保障方式,通信状况能够对战场形式产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作用。 以考古学文化为例:在一个考古学文化中,不仅包括一群人,也囊括了与之生存有关的地形、土壤、森林、山脉、河流、矿藏、空气、阳光、气候、动植物等要素。同时,某一考古学文化又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某种方式与其他文化系统、子系统进行交流、保持联系。考古学研究者要分析每个考古学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不同子系统交流的结果及其作用,检验各要素的重新组合是否导致系统的整体优化或劣化。同样,军事考古学文化也是由诸多的因素构成的,国家政治结构及其行政人员是军事文化的行为主体,兵器组合、战略战术、外交手段、兵种配置、军事制度等构成了军事文化的子系统,某一军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受到这些子系统的互动与配置影响。军事考古学的军事文化研究需要观察军事文化子系统间、子系统与军事文化系统间的交流与联系,从而获得某一军事文化的形成、发展、消亡的内在原因。

考古学所研究的物质资料是"死的",它不会自己阐释自己。所以,当我们将考古材料置于文化系统中研究时,它才是鲜活的、比较完整的。例如对文化系统相关性的强调使我们能够从相对较少的特征中获得对诸多特征的认识……这种确定性至少部分地解决了因为考古资料的不完整性而产生的问题。[4](P25)军事遗迹、遗物作为军事文化系统的部分指示物,可以构建古代军事的部分。

比如我们可以根据特定战争遗址和周边地理环境,结合出土的兵器组合、阵地布局来推测古代的战争过程。举例来说,明末的平播战争,最后的战场位于海龙囤,通过考古发掘所揭露的材料,我们可以从海龙囤遗址的布局看到,作为军事堡寨,海龙囤遗址具有极强的防御特色:海龙囤采取了"线性设防",其具体的防御手段为"四线防御、静动结合".对于古代军事防御手段的观察,需要综合诸多的因素进行,只有将其放置于一个军事文化系统之内,所有的出土材料才具有解释学的意义。

总而言之,系统论是考古学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础理论,在诸多的考古学研究中都得以证实,它能够也应当成为指导军事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诚然,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理论的创新也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同样也需要不断充实自身的理论基础,系统论需要在其他理论的共同配合下服务军事考古学的研究。

3.中层理论(theories of middle range)

中程理论,又称中层理论,来源于社会学,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一书中,提出的研究中等范围的社会现象的理论。他认为,社会学理论应该是一种"中程理论",它既不像哲学理论那样刻意追求理论的深刻性和概括性,也不像一般的具体学科的理论过于经验和狭隘。默顿曾经发表过一段有关"中层理论"的定义化描述:"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5](P50)中层的视角是在有限范围里的经验研究,更能保证与经验变量的必要接触。中层理论并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理论,它是对某些理论的概括,这些理论最大的特点是有经验根据的,它们包含了一套被证实了的假说。这些假说不是对未知事物的假装知道,而是对无知的思考,它承认为了积累更多的知识还有许多待研究的内容,并且不认为能够为当下提供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而只是利用现有材料解决现有问题。

"中层理论"问世之后,对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考古学家是较早将中层理论引入了自身研究领域的群体之一。在考古学领域,中层理论普遍被称为"中程理论",并催生了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新的学科分支与研究方法。美国考古学家费根认为:"中程理论将会对解释人工制品的型式以及考古记录中所涉及的其它物质现象提供概念工具。"[6](P108)中程理论是基于经验的总结,所以对民族考古学与实验考古学的指导意义较强。民族志与实验结果提供了一种现实的经验分析,这种分析可以用来解释出土资料。正如宾福德所言,"考古材料和形成条件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现代人类生活研究".[7](P6)他认为我们所有的考古发掘资料都是静态的、现时的,如果我们要搞清楚动态与静态事物之间的联系,需要观察这两方面的材料,而动态的事物观察只有通过此时此地的现时世界。虽然宾福德认为社会科学在实践的意义上并不适用于考古学,但是,他所采取的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在理论与方法上却显然是对社会学中程理论的借鉴。

如果回归中层理论本身,我们会发现,民族考古与实验考古只是中层理论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的两个典范,其并不是中层理论在考古学应用中的全部。中层理论的灵魂在于构筑了一条从限定范围内的经验总结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系统的研究桥梁,放诸考古学领域,我们认为中层理论提供了考古材料的描述、总结和人类历史观、文明观等高屋建瓴的理论之间的映射方案。军事考古学研究只是对古代某一方面物质遗存的焦点化,以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军事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应当没有太大偏差,所以对于军事考古学而言,大部分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历史时期的,或者说,历史考古学的理论指导性更强。而历史考古学在本身的理论基础之上,吸收了其他考古学范式的思想与方法,如吸收新考古学中程研究方法,提出"中程文献"(middle-range documentation),强调考古材料比历史文献更客观。[8]

这一看法尽管有着以物证史的意味,但历史考古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于历史的追溯,我们不能将其从历史的大背景中割裂出来,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各有千秋,相互借鉴才是客观的研究方法。除了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运用,中程理论所催生的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同样对军事考古学有着借鉴意义。虽然,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对史前考古学研究更具参照性,但是我国的冷兵器时代具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这种厚重感的表现就是兵器更新速率较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刀枪剑戟等兵器的形态有着细微的差别,但其使用方法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参考民族志的材料,以及通过实验考古的方法模拟古代军事的方方面面,这样的研究仍具有相当价值。

4.场域理论

"场域"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乐·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他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field)可以被定义为在

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9](P133)场域不仅是一种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场域可被视为不定项选择的空间,它为其中的社会成员标出了待选项目,但没有给定最终选项,个人可进行竞争策略的多种搭配选择,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一方面可以体现出选择者的意志,即个体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可体现出选题的框架要求和限制。 在场域理论下,我们可以将一场具体的战争视作一个场域,其构成了一个与这次战争相关的一切因素的网络,我们可以称为军事场域,这一网络包括了指挥官、士兵、后勤、武器、地形、天气等诸多因素,它可以成为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传统的考古学并未有严格意义上的基本研究单位的划分,某一考古学文化也可视为一个基本研究单位,某组具有共同特征的器物同样可以视为一个基本研究单位,这些基本研究单位是一种偶然的概念组合,脱离了其共存的特征,他们的联系就不复存在。而作为军事考古学研究基本单位的"场域",并非传统结构主义意义上的诸多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的客观结构,在结构主义下,这些因素是客观的要素,而场域内他们则是内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些联系是互动的,而不是单纯的组合,是关系的思维方式。

如果将场域具体化,我们姑且可以认为场域就是一个沙盘,军事场域就是一个军事沙盘。我们能够在这个"沙盘"上模拟军事的发生、发展和结果,沙盘上能够放置指挥官、士兵等行为主体,它们是考古学真正要研究的"过去的我们",军事考古学古代军事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古代参与军事活动的人群的研究。场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沙盘,除了地形地貌、天气等客观环境要素之外,将当时事件参与者的思想放置在一个网络中,并且能够与场域中的其他诸因素产生可以获得历史验证的互动。人的思想以及人本身或许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我们无法通过客观的物质获取可靠的信息,更无从获得历史的验证,但是,场域中的因素间具有客观的联系,如上所述,这种联系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古代军事的通路。这一通路能否获得科学的结果,是由研究者能否清晰、明确地掌握和梳理一个场域的关键要素决定的,在科学的意义上,我们无法完美无缺的获知一个场域所有要素的信息,但某一场域的发展通常是由某些关键要素所决定的,掌握了这些关键要素,同时考虑到这一场域的其他值得关注的要素,这样或可达到我们所期待的目标。

军事场域作为军事考古学的基本研究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碎片化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虽然将古代军事活动细化了,但是缺乏宏观的、整体性的观察。然而,每个军事场域之间也是有交集和联系的,多个军事场域又可重新组成一个新的、较大的军事场域,新组成的军事场域在内涵上变得极其丰富,容量的增大与范围的扩大,都使得其内部网络更加错综复杂,这样就需要抽丝剥茧式的研究。如果研究者对单一的军事场域的研究是一支连队的小战役,那么,多个小型场域所组成的大型场域的研究则是高级指挥官对战争全局的把握。

总之,场域是结构的,但又不完全是客观的,其中包含着主观的部分,主观与客观的沟通是场域的生命力。同时,场域的分化与组合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具有提示意义,场域的分化提供了微观碎片化的资料,场域的组合则是宏观整体性的考察,一收一放,使我们的研究更具灵活性。考古学所研究的对象也是客观的,即古代的战争遗存,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这些客观的物质遗存,同时也要思考主观性较强的人及其思想,不能只见物,而不见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场域理论对于研究古代军事遗存占有优势。

5.历史想象

我国考古学自发展之初就有着浓郁的历史学倾向,探求我国古代历史的真相一直是考古学的学术目标之一。而如何实现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学术目标,智者见智,并无成规可循。历史想象则解释了物质文化遗存到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过程,为考古学家通过主观与客观结合研究后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理论基础。

"历史想象"最早是针对历史研究所提出的,主观想象在对历史材料解读的作用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缺乏想象的历史研究并不一定永远可靠。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写道,"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无终止的对话。"[10](P30)而对话的桥梁或许就在于人们对古代社会合理的想象。放诸考古学的研究范畴,历史想象在解读物质文化遗存的意义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在历史不可能重演的事实基础上,历史遗留的物质文化无疑有意或无意的间接传达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信息。考古学家对物质文化遗存的掌握有着独到的方法,从中获得了大量详实可靠的信息,而信息是还原古代社会的重要材料,文物并不能直接诉说历史,依靠"想象",我们能够听到汉唐雄风、青铜流光,乃至远古的呐喊。以出土的古代图像材料为例,图并不是文字,但我们能够从中读出"文字",这就需要通过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等学者的想象丰富历史证据。单纯的以图证史,就丧失了图像的价值。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

"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玄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付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仅同而可相通。……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缺申隐。"[11](P166)考古学也需要"设身局中"进行合理想象,虽然这一过程带有强烈的史学倾向,在考古学逐渐独立于历史学发展的今天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对于材料解释的会通是历史学与考古学所具有的研究共性,科学合理的解读材料才是一门学科的使命,而非强调其与其他学科间的差异性。

在传统意义上,逻辑推论明显是考古学家更推崇的研究方法,针对历史想象考古学家的态度往往是犹豫不定的,认为想象往往危及考古学的真实和客观性,是不严谨的、非理性和非科学的方法,但是有限的考古资料在还原古代人类社会上的作用十分有限。毋庸讳言,主观因素的活跃,使得想象在任何一位考古学家的研究中都不可避免。考古学其实是处于理性与想象之间的,想象并不会破坏物质文化遗存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反而会丰富考古学对古代文化遗存的判断。优秀的考古学家应该有足够的想象力,在合理可靠的证据和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想象,但想象也要受到必要的限制。

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活动遗存的研究,但能否正确解读古代军事活动遗存是其实现还原古代军事状况的关键,历史想象就是古代军事状况得以正确解释的基础理论之一。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认为,"凡是进入其中的任何东西之所以进入其中,都不是因为他的想象消极地接受他,而是因为他的想象积极地需要他。"[12](P242)军事考古学研究就是为了构建古代军事的完整图画,考古材料因为我们的想象而变得更有意义。

二、军事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1.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

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对于物质文化遗存研究的基础是田野发掘,军事活动遗迹的考古学解读建立在细致、科学的田野发掘基础之上,田野考古提供了揭露古代军事遗存的科学方法。在田野考古中,基本的理论支撑仍然是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特别是发挥考古地层学在取得遗迹、遗物时代信息的作用。

考古地层学借用地质学中地层学的研究原理,是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研究资料的方法,也是考古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之一。军事活动遗存往往与其他类型的遗存共存,应当遵循文化层形成的原理,考古发现的任何军事遗物、遗迹,都必须借助于地层关系来确定其相对年代,如果失去了地层依据或层位关系混乱,就会使出土物失去应有的科学研究价值。因此,在对军事活动遗迹进行田野考古的过程中,必须较以往遗址发掘更加细致,注意收集各种有用信息。

考古类型学是借用生物学对生物分类的原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遗迹,进行科学的整理、分类、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与其他遗存的类型学研究有着相同的原理,一是进化原理,即军事形态也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演化的,军事遗存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其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存在形态上的差异,这一差异的本质是文化的差异,即军事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和丰富,从古而

今的军事发展史就是军事遗存进化演变的历史;二是相似性原理,即依据军事遗存的相似性进行分类、分析、比较、研究,这种相似性是有条件的,不能跨越空间与时间上的限制对某类遗存进行对比,特别在分析某类军事遗存起源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古代军事遗存的形态演变规律和谱系的认识,获得军事遗存的相对年代信息,探讨同一时期,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军事互动;探讨不同时期,某类军事遗存的发展序列及其与其他遗存间的相互关系。即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希望从横向和纵向上对古代军事活动进行比照,以期获得军事文化外部和内部的互动信息,从为达到深入认识古代军事发展,还原古代军事状况的目的提供必要的研究资料支撑。

从考古学研究本身来说,考古类型学与考古地层学是其基础,从考古学萌芽之时开始,地层学与类型学就是其灵魂,脱离地层学与类型学的研究不能称之为考古学研究。但是考古学又需要不断发展,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一切学科发展延续的生命源泉,考古学也不例外。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建立在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基础上的科学的田野考古,才能够为欲进行的军事考古学研究提供可靠支撑。但军事遗存十分丰富,田野发掘所获遗迹遗物固然重要,传世文物遗存亦应受到重视,除文物自身的信息外,其流传脉络、保存现状、研究历史也是不可忽略的信息资源。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开展类型学的研究,最终达到全面认识古代军事内涵的目的。

以研究对象本身而言,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与军事活动有关的物质遗存,这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对于"物"的研究应当遵循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基本方法,梳理古代军事的发展脉络,构建相关物质遗存的时空框架,进一步地采取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军事遗存进行分区、分型,解释古代军事的形成及发展特点。

2.文化因素分析

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在考古研究中已经被广泛运用。李伯谦先生曾说过,"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和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一样,是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13]

俞伟超先生总结这一方法主要是"分析出一个考古学遗存内部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的组成情况,以认识其文化属性,即确定它在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位置",而所谓"不同文化因素"是指"源自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那些互相有区别的特征"."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分析,首先建立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参与考古学这座学科大厦的营建。"[14]

因此,军事考古学要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前提是要形成军事遗存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能否成立需要进行深入探讨。"考古学文化"是对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抽象,是有诸多因素所构成的聚合形态。军事遗存的聚合能否称之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答案是肯定的。军事遗存同样有着时代、地域、地方性特征的共同性,即某一类军事遗存共存于统一时代,集中于同一地域,并且有着相近的特征。

军事是某一政治主体的活动,作为政治主体,其有时代、地域的限制,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必定存在时代、地域特征,而其中的军事遗存与其他物质文化遗存相对独立,构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系统。如东周时期秦国的军事遗存明显区别于东方六国,而且东方六国的军事遗存之间也有着区别。这就说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着自身的军事文化特征。考古学文化是针对史前时期的文化聚合现象所提出的概念,进入历史时期之后,这一概念就被政治文化概念所替代,但在本质上并无二异,都是对物质文化遗存聚合现象的建构。

军事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借用,将一种考古学文化当中的军事遗存归纳出来,重新审视军事遗存的聚合状态而形成的概念,与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主要的适用范围是历史时期。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包涵了具有同时性、同地域、地方性特征的一切物质文化遗存,如陶器、墓葬、居址等;而军事考古学文化则是对军事遗存的抽象整合,如宋明时期羁縻土司制度下的军事遗存,其具有考古学文化的同时性、同地域和地方性特征的概念要求,其防御城堡、作战兵器、交通设施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军事考古学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提出军事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学文化的泛化,这种泛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正是由于认识到军事遗存所具有的特性及研究价值,所以需要提供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概念去解读古代军事文化。军事考古学文化多是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其在物质表现力上较史前时期更为丰富。徐苹芳先生曾对历史考古学的特点进行总结,"中央集权下的礼仪制度有严格的、统一的等级规定,在上层社会中形成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全国各地的礼仪衣冠制度上的文化差异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强大的政治因素在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它同时也成了维系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支柱。

但是,在全国各地民间(或民族)文化风俗方面上却保留着差异,这些差异便构成了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的主要内容。"而且认为,"社会越进步,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便愈为复杂。因此秦汉以后考古学文化分区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界定。"[15]

故而,军事考古学的考古学文化以传统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为其命名稍显欠缺,更多的是与政治实体本身结合的名称,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军事文化、楚国军事文化,这些军事文化都是由其军事物质遗存所反映出的地域性特征,其与横向上的周边文化及纵向上的上游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考古学文化是适用于史前时期的概念,因此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也较多的运用到史前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当中,但是,作为军事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则需要其发挥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在对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运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同样能够获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梳理、比较,既可以归纳出不同文化区中的相同因素,这部分因素是在历史时期一直占优势,又可以找出具有区域特点的文化因素,这部分因素正体现区域文化特征。"[16]

而军事考古学文化就可称之为考古文化事象,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于研究古代军事文化中不同因素在时间历程、文化交流、传播、互动及吸收创新中有着极大的意义。

军事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研究就是对军事文化遗存的诸因素进行提炼,然后细致分析每类因素的起源、发展及消亡,从而获得对整个军事遗存的整体认知。"文化因素分析法"的起步工作,就是区分一个考古遗存中的各类文化因素并将它们分为不同的组别,即"分组".[17]

俞伟超先生在研究"楚文化"的过程中,就将楚文化所包含的不同因素进行了提取,分别识别为周、越、秦等文化组别,这是最典型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将其借鉴于军事考古学的研究也未尝不可,而且已经有学者利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古代军事遗存进行了初步但有益的探索。

军事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是对古代军事物质文化的研究,在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时,在诸多因素中要特别注重对"人"的偶然因素的考虑。精神与思想方面的考古学研究是目前考古学研究所欠缺的,在军事考古学研究当中,这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军事活动是极具偶然性的活动,其固然存在内在的规律性,但一场战争的发起、发展与结束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变量,而"人"就是其中最大的变量。因此,在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考察军事遗存时,要注意到精神与思想层面因素的分析。

文化因素分析法是军事考古学研究当中的"中层次"的方法。通过地层学与类型学的研究可以反映器物本身的时空信息,而地层学与类型学在揭示古代军事活动的文化内涵上却难以有所作为,特别是源流演变之后的时代背景、流变原因等方面。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能够补充地层学与类型学的不足,将器物的研究提升到文化的分析。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不仅仅需要掌握其时空信息,更重要的是解释其起源、发展、消亡的原因,而原因的解释就需要具体分析当中文化因素的演变,其作用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

3.长时段"人的科学"军事考古学研究应当是注重"长时段"的"人的科学"."长时段"理论是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他认为有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

时间。 与之相对应的即:长时段、中时段以及短时段。分别表述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而其中的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结构史,即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历史进程中演变缓慢的历史事物,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够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生活的全貌。甚至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18](P178)长时段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也可以被考古学的研究所借用。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每一学科都侵犯它的邻人,但又始终相信它还在自己的领域。"[19](P28)军事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拓展,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军事考古学也采用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即便这样,我们仍然认为军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军事考古学需要借用或者通过"长时段"的路径来了解古代军事的发展状况,长时段为军事考古学提供了一个构建古代军事发展脉络的工具。

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遗存的全面考察,与长时段研究所体现的"整体史"思想异曲同工。长时段是针对与历史的时间所提出的,古代物质遗存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其时间的研究,考古学的时间与历史学的时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历史学更加注重"事件",而事件是短时段的,它反映的是某一时刻或历史长河中极短的时段的状况;而考古学的时间显然是长时段的,物质遗存的地层堆积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就体现了物质遗存的长时段。考古学的目标就是如实复原这一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布罗代尔也认为,考古学的研究需要跨越更广阔的编年史空间。[19](P32)军事考古学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军事遗存的演变与发展是贯穿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近代的物质见证。

众所周知,军事活动具有普遍性及延续性。战争这一现象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始终。我国是战争频繁之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以及诸侯之间争城掠地的战争更是难以计数。见诸史籍,有些眉目和头尾的战争,从夏朝至明代大约有3300余次,清代有400余次,近代也有数百次之多。

我国历史上大约发生战争4000-5000次之多,约占世界历史上战争总数的1/3左右。如此频繁的战争遗留了诸多的物质遗存,这就决定了军事考古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军事遗存需要在长时段的"整体史"的角度进行理解与解释,不能将其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割裂,应当注意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互动,置于军事考古学视野下,即军事遗存、军事思想、军事制度等方面,最终形成理解的论述。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6

上古史研究成就斐然

王仲孚，1936年出生于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1949年抵台，先后毕业于台中师范、台湾师大史地系，获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曾任小学、中学教师，台湾师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40余年来，在大学教学与研究岗位上，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成就斐然。

1965年台湾师大历史系毕业后，他于1969年回母系担任助教。第二年系主任朱云影先生创办历史研究所，他又顺利考取并继续担任助教，从此受到先生的悉心指导与提携。朱先生一开始即希望他从事中国上古史方向的研究，还为他提供了一个立意很巧的论文题目《从传说史料看中国远古社会》。

因为当时台湾正处于时期，祖国大陆的出版物，即使是考古报告之类的学术资料，也一律视为“匪伪书刊”不得流传。许多祖国大陆著名学者如郭沫若、周谷城、顾頡刚等人的名字也很敏感，不论是写作或教学都不方便提到。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如何研究中国上古史呢？朱先生指出，史学研究不能离开史料，考古材料虽然受到环境的限制，但传说史料都在经典文献之中，不会受到限制，所以朱先生教他从这里切入，得以进入上古史研究殿堂。20多年后，他学有所成，才真正领会到恩师当初引领他走进上古史研究领域的高明。

在中国上古史研究方面，由于民国初年“疑古派”否定古史、古书的影响，以及两岸的隔绝，使得岛内上古史研究园地呈现一片荒凉景象。王仲孚却一直坚守上古史研究阵地，他对“疑古派”观点作出修正，并以人类学、考古学加以对比研究，不断探求古史真相。正是这种独创性研究，使中国古史因新的诠释而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其所著《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亦荣获1997年中山学术著作奖。直至两岸开放学术交流后，该论著仍经得起考古新材料的检验，获祖国大陆学者普遍肯定。

2004年，王仲孚教授出版了第二本《中国上古史论文集》，这是其上古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在这部论著中，他在研究方法上做了许多“科际整合”，提出了一些具有新视野的观点与见解，受到学界的好评。

鉴于岛内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日渐衰微，他还致力于创办《中国上古史研究专刊》（年刊）。尽管困难重重，没有丰富的资源和充裕的经费，仍本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态度，经与同仁多年商讨、筹划，终于得以正式印行出版，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重视。《中国上古史研究专刊》（年刊）的出版，对于岛内上古史研究与学科建设，可谓功不可没。

作育英才不遗余力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历史教育是王仲孚又一重要学术研究领域，他作育英才，可谓乐在其中。

多年来，他执教于台湾师大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对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独到的见解与经验。1983年，他获聘教育主管部门课程标准修订委员、人文及社会学科指导委员会研究委员及高中历史科编审委员，主编《高中历史教科书》；又获空中大学聘请，主持“中国文明发展史”电视教学，参与“历史人物分析”广播讲座，对推广历史教育可谓不遗余力，培养大学、中学教师更是数以千计，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指导从事中国上古史与历史教育的研究生之中，获得博士学位者十余人，至大学服务，皆表现优良，普获好评，为大学历史系中国上古史教师队伍注入了活力。

1987年，他到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所兼课，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历史教育专题。2002年改聘专任，在大学部加开“历史教育”课，在师培班开“历史教材教法”等课，鼓励学生努力向学，建立自信，以作华冈（文大）人为荣。教科书开放出版后，他以文化大学教授名义，主编《高中历史》课本获全部高中使用率达60%，在校师生、毕业校友，皆与有荣焉。王仲孚好学不厌，研究教学数十年如一日，从无怠惰，作育英才，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他的团体荣誉感很强，在台师大任教时，努力争取台师大的荣誉，到文大服务则时时不忘为华冈（文大）争光。2005学年获文大学术著作优良奖，2011年退休，获颁“功在华冈”匾额，可谓实至名归。

王仲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做到了既适合高中学生学习，也适合高中教师教学的目标，是难能可贵的。他撰写的数十篇有关历史教育的文章，涉及历史课程、历史教科书编辑、教材教法、教学评估、历史教育论文诸多方面，曾汇编成《历史教育论集》《台湾历史教育的大变动》二书，内容极为丰富，更因其密切联系教学实践，具有实际应用性，在教育界的口碑极好。

在历史知识普及方面，他也做了大量工作。他出版的《如斯集》是当年为青年报写的专栏，有的是典故，有的是异闻，有的是令人感慨值得思考回味的历史故事。在刊出期间，看到这个专栏的朋友，都认为具有新鲜感和可读性，给予了颇多的称赞和鼓励。有感于时光荏苒，岁月不居，想到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以“如斯集”作专栏和结集的名称，可说是他在教学科研之余的另类收获。

专长中国上古史的王仲孚，多才多艺，极富幽默感。《王仲孚书法文字画册》，以古文字中的象形字，凑成吉祥语，在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去年5月，笔者访台期间，获赠条幅“大鱼一尾”，其左上方印鉴“乾隆未览之宝”，阅者无不称妙，莞尔一笑。

为历史留下见证

1999年，《〈认识台湾〉教科书参考文件》出版，不到两年即告销售一空，一时洛阳纸贵。由于社会上对此书的重视，想要读此书的人越来越多，殷切期盼能够再版。王仲孚顺应社会需要，主编了《为历史留下见证》（海峡学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社会上再次引起巨大反响。

回忆《〈认识台湾〉教科书参考文件》的编印，是为《认识台湾》课程的争议，保留历史记录。而主编《为历史留下见证》，更在全部收录该书各篇之后，增加数篇论文，从而提升了“见证”的理论深度。其中王仲孚撰写的《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对于〈认识台湾〉教科书之应有的认识》等文，对于争议问题的揭露与批评，更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有人对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提出所谓“新构想”：高一上学期为“台湾及其周边”（亚洲史），高二上为“中国及其周边”（亚洲史），高二下“世界史”。而台湾的“周边”居然没有福建和广东，台湾的史前文化接着的是“东南亚文化圈”，明郑以后看不到清朝在台湾，也看不到“中华民国”在台湾，王仲孚认为，这样的架构，其基本精神和用意，就是要把台湾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去。

针对所谓“新构想”提出的中学历史教学的课程应“由近及远”，先读台湾史，后读中国史，再读世界史，即所谓“同心圆”式的课程设计。王仲孚认为，姑不论这种“同心圆”名词的误用，与教育学上的“同心圆”概念混淆，这种课程如付之实施，势必使青少年的“历史认同”发生改变，他们会以为“台湾史”是“我们的”历史，“中国史”不是我们的历史。这无疑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

《认识台湾》分历史篇、地理篇与社会篇，除地理篇外，编者把强烈的意识形态灌输到教科书中，完全扭曲了新课程设立的宗旨。王仲孚尖锐地指出其《社会篇》的“三不符合”：就不符合学术的原则而言，该书把台湾住民强分为所谓“四大族群”说，在学术上是讲不通的；就不符合教育的原则而言，该书在内容上充满了政治语言和灰暗素材，基本上是反教育的；就不符合编辑专业的原则而言，该书本应由公民教育学者、社会学专家来执笔，结果却由那些充满分离意识、对公民教育外行的“历史学者”来执笔，由于别居用心，以致错误百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仲孚说得好，原来增设《认识台湾》新课程，是为了增加青少年对台湾乡土史的了解，爱乡更爱国，这本来是一件人人乐观其成的好事。但是，有人藉此想把中国历史和台湾历史切开，误导青少年“我们都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便是心术不正，想入非非，不但背离了新课程的精神，也危害了纯洁的青少年，这种鱼目混珠、违反教育原则的事，已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台湾青少年的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根据台湾媒体发表的“民调”，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百分比，逐年大幅上升。王仲孚坦率指出：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是统一的大障碍，是历史教育出了问题。他的话语重心长，发人深思。

“”课纲像癌细胞

去年5月笔者与王仲孚教授在台北聚会时，他不无忧虑地谈到，充满“”意识的课纲就像癌细胞，往往在发觉时已经来不及挽救了。执政的当然要负起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责任，因为现在的教材背离一个中国，完全没有反应，好像只知选举、只求当选就好。

王仲孚坦言，教科书的编辑必须顾及两大原则，一是叙述的主体性，一是教材的选择性。以前者而言，中国人、台湾人当然是叙述的主体，课文行文时自然要用“台湾光复”而不是“终战”；以后者来说，自然不应舍台湾人尊敬的孔庙不提，而选择日本人在台留下的神社介绍给学生。所以，面对最近十多年来岛内中学历史课程发生的重大偏差，他一直力主课纲的目标不可背离“宪法精神”，历史教学必须有国家民族的立场，坚信“史不可亡”之古训，勇往直前，秉笔直书。

他曾在南京大屠杀60周年时，发表《南京大屠杀与历史教学——中国不该遗忘的历史记忆》一文，比较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课文，以台湾的最为简略。至于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书与论文，台湾更是少之又少。10年后他又发现，有媒体报道日本右翼团体将推出影片，宣传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祖国大陆和香港则针锋相对地推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二、三部，而台湾方面却传出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对于南京大屠杀仅有两三行的叙述，有一家版本甚至只字未提。对于近年历史课程的教学课时大量删减，几乎将从中学教育中消失，他认为这简直是日据“皇民化”的翻版，连英国统治香港150多年的殖民地时期都不如，岂不悲哀？！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7

(一)体验性强

考古文物是历史的产物,其本身蕴含了某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信息,因而对于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说,考古文物是必不可少的历史佐证,是人们能够直观到的、真实存在的实物。将考古与旅游资源融合发展所产生的考古旅游,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能够直接感观历史,这种切身感受历史的体验要比其通过枯燥的文字或者电影来了解历史的体验要更为强烈。考古旅游不仅是游客对历史文物的直接体验,还使得游客在逐步解开历史真相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二)地域文化性突出

因受交通和信息发展的限制,较现代社会来讲,古代山西地区还是相对封闭,因而其地方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其文化自成一体。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地区间的交流越来越方便,这导致很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正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各地方文化发展趋于同一性。考古与旅游资源融合发展,更能突出山西地区特色地域文化。

(三)教育内涵丰富

将考古与旅游资源融合发展有利于促进人们对历史的了解,考古旅游中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都是内涵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其将猎奇体验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培养有效的结合在一起,这不但有利于提高人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度,还培养了其正确的学习方法,这对人们以后的生活和学习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提高山西地区考古旅游竞争力的对策

(一)加强对考古资源的基础研究

加强对山西地区考古资源的基础研究,促进其与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带动山西地区的旅游发展,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对山西地区的考古资源展开研究,通过综合研究考古资源后在旅游规划中明确界定其时期和遗址文化所占地位。同时让广大群众参与到讨论历史焦点、研究学术难点、探索历史谜点的过程中来,这不但能扩大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能激发游客的猎奇心理,提高考古旅游活动的吸引力;二是培养山西地区考古旅游人才,培养和提高旅游从业人对考古资源的认识,提高其专业素质,培养其对考古资源的保护意识,促进考古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挖掘考古资源的历史特色

旅游活动要有强大的竞争力就在于其具有鲜明的特色。为促进山西地区考古与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提高其旅游竞争力,这就需要深入挖掘出了考古所具有的历史特色。山西历史悠久,因而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在洪荒岁月里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等远古神话传说对人类来源的猜想,考古发现的石器和火的使用证明了“劳动创造了人”是科学的,如将其与旅游融合发展,不仅为旅游赋予了一层传奇色彩,还增加了人们对其自身来源的认识。又如2004年在山西绛县横北村西周墓地的发现,使得一个在史书毫无记载的倗国古国重现旅游在世人面前,这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猎奇心理。

(三)探索开发考古资源的旅游新功能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旅游需求也越来越大,考古资源也成为新型旅游资源,将考古与旅游资源融合发展,要加强对考古旅游资源的研发,考古旅游资源研发前要结合社会需求探索其旅游新功能,如将考古发掘工地作为山西省考古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使考古旅游成为一种集知识性和娱乐性于一体的新型旅游。在组织考古发掘工地旅游时,我们要注意对考古文物和遗址的保护,同时可以考虑将其发展规模化,这有不但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考古挖掘经费短缺问题,还能产生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推动我国考古研究的发展。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8

关键词： 《中国古代史》 课程教学 学术前沿 多媒体教学

《中国古代史》是大学历史学科的专业基础课，一般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刚进入大学，学生的知识和思维一般还停留在中学阶段，大学《中国古代史》课程无论是在基础知识还是思维方式上，都提出了与中学阶段完全不同的要求，如何迅速转变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思维习惯，使之适应大学阶段学习的要求，是任课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我通过教学实践，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有了一些体会和思考，现提出来，以期与同仁交流。

一、通过研究和讨论的方式促使学生从单一性思维向多元性思维转变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生普遍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创新的现象。某些中学生把中学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当做绝对正确的东西，而实际上，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论的正确性永远都是相对的。进入大学后，这种单一性的思维方式导致大学低年级学生不能较好地转换角色，不能较好地转变学习方法。当他们遇到与原来不一样的说法和学术观点时，往往变得不知所措，他们不免问：是中学历史课本错了呢，还是大学老师教错了呢？这时，靠硬性灌输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学生陷入进一步的迷惘之中。因此，促使学生由中学阶段简单化的单一性思维，向大学阶段多元性的思维方式转变，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笔者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讨论和研究的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通过提出问题，让学生主动寻找答案，促使学生转变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并在这一过程中掌握系统的中国古代史知识。如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问题，中学历史教材认为是战国时期，虽然一些大学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但对于学术界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的说法只是学术界众多观点之一种，不是唯一的说法。因此，让学生掌握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几种观点，是非常必要的。我的做法是，首先介绍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几种说法，如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的说法①，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说法②，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时期的说法③，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汉时期的说法④，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东汉时期的说法⑤，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晋的说法⑥。其次让学生阅读相关资料，比较几种观点的不同理由，形成基本看法。最后通过课堂讨论的形式，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虽然这种研究和讨论的结果，最终并不能解决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问题，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促使学生掌握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问题的基本内容，改变中学阶段形成的历史观点绝对正确性的误解，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养成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有利于学生开拓思维，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二、站在学术前沿的角度，介绍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现在大学里使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种类不少，数量很多，但大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内容和观点老化。许多教材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编写的，材料不全，观点守旧。尽管后来也陆续编写了一些教材，但大多是过去教材的改良，并无多大新意。比如目前所用的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材[1]，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读大学时就用过，现在还在使用，虽然有些边边角角的修改，但整体上来说，换汤不换药，从形势到内容，在体系上并无多大变化。八十年代以后，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黄金时期，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成果层出不穷，也更成熟，但这些很少反映到教材中。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不能及时反映到教材中，所谓新教材，仍然延续过去不成熟的，甚至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观点，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比如关于井田制的观点，教材一直沿用郭沫若先生的解释，即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周天子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将土地分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将土地分给士，从而使各级奴隶主贵族成为所受封地的实际占有者；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的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不得随意买卖转让，因而成为“公田”，在西周中期以后，在“公田”之外，一些奴隶主贵族往往驱使农人和奴隶开垦荒地，增加分外的土地，有时王室也常将一些未垦辟的荒地或者山林随意赏赐给下级贵族，这些田地不属于“公田”，不征贡税，实际承认为他们私有，称为“私田”⑦。二是缺少个性和独创性。大多数《中国古代史》教材，都是众人合作的结果，很多教材只是材料和观点的集合，难免显得涣散和粗疏。

基于这两点因素，我认为，目前的《中国古代史》教材，难以达到让大学低年级学生系统掌握中国古代史知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目的。因此，在教学中，应不单纯依靠教材，而是注意介绍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学生尽量靠近学术前沿。

三、将考古学的成果运用到教学中

由于受学科特点和教学方法的影响，考古学的成果往往不能很好地运用到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教学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两个学科间的关系长时间以来仍然处于较严重的隔离状态，考古学家与以研究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应该说是很不够的，彼此间在心态与操作层面上都有隔阂，甚至缺少对话。”[2]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长期的弱交流态势，不能不说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共同损失。历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需要考古学的参与，为其提供证明观点的有力证据，考古学需要中国古代史为其提供基本方向和指引。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大多依靠传世文献，传世文献的抵牾和错讹之处甚多，加之古人用语的模糊和缺乏对概念界定的习惯，使得对一些历史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得不到解决。考古学通过科学的地层分析和器物界定，给我们提供了较为确定的历史信息，使我们一步步走近历史真实。因此，利用和吸收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李玄伯先生说：“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考古学。”⑧这可谓一语中的。殷墟的发掘和甲骨文的出现，解决了商文化的问题；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回答了秦律的疑问；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汉代土地制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等等，无不是考古学成果的作用。可见，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考古学的支撑。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可谓慧眼独具。

具体涉及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教学，我们需要跟踪考古学的新成果，及时将考古学的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如讲述夏代，应联系二里头考古发掘情况，证明夏文化的确凿无疑；讲述《孙子兵法》，应联系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证明其所言不虚。总之，在讲述具体历史史实时，结合考古发现的新成果，不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可以纠正中国古代史教材中一些相对滞后的内容。

四、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和手段，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随着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的进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可以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

在传统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教学主要以讲授为主，手段单一，靠的是教师的一本教案、一支粉笔、一张嘴。但中国古代史课程内容繁杂，历史时间跨度大，教学时间有限，因此，要面面俱到，不仅困难，而且教学效果不佳。多媒体具有传统教学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它通过直观的影像，配以声音信息，让学生如身临其境，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视听器官，帮助学生掌握和理解问题，提高学习兴趣。如在讲授原始社会时，通过直观的图像，可再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工具的不同形状，使学生快速把握旧石器和新石器的差异和不同特点；可以再现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不同外形，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进化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基本史料和各种流派的观点非常多，这些都是需要学生掌握的。如果利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将其均写在黑板上，那么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师生都会感到疲乏，不仅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而且使学生觉得枯燥，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可以节约时间，给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基本史料和学术动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中国古代史课程是一门基础课，涵盖面非常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教师在课堂上要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信息资源。传统的教学手段所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多媒体技术通过信息存储器和更广泛的网络，能够克服传统人力的局限，为学生提供各种需要的信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课件，“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和互动性，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直接观看到与中国古代史教学有关的人物、器物、地图、遗址、表格、文献资料、思考题等”[3]。这正是多媒体教学的一个重要优点。

当然，无论多媒体技术多么优越，它总是教学的辅助手段，对其不能过于依赖。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手段，而且是师生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的过程。过于依赖多媒体手段，会影响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最终影响教学效果。因此，无论现代技术如何发达，都不应该忽视师生交流，现代教育技术只有和传统教学手段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会发挥作用。

注释：

①战国封建说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也是中学历史教材长期采用的观点。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一书中，以公元前475年，即战国开始的时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杨宽先生也是战国封建说的主张者，但他在《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以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即公元前453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吕振羽先生在《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一书中，把韩、赵、魏三家分晋，即公元前403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

②西周封建说的代表有范文澜、翦伯赞、王亚南等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都认为西周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

③主张此说者有李亚农、唐兰、祝瑞开、吴慧等。代表作有李亚农《李亚农史学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祝瑞开《春秋初中期齐晋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吴慧《西周的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④西汉封建说以侯外庐、赵锡元为代表。侯外庐在《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法典化》（发表于《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一文中把有无固定的法典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标志，他认为直到西汉初，才有固定的封建法典。赵锡元在《论中国奴隶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发表于《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一文中通过探讨中国奴隶制的灭亡过程，考察封建社会的开始时间，他认为直到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得以形成。

⑤东汉封建说的主要代表是周谷城和郑金滏。周谷城在《中国封建社会论》（发表于《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一文中认为，中国奴隶社会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封建社会到东汉才开始。郑昌淦在《井田制的破坏和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一文中也持此观点。

⑥魏晋封建说以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等为代表。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辑）、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⑦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7页。关于郭沫若的观点可参见其《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6页。这种关于井田制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公田”和“私田”的解释，已经被绝大多学者所否定，被证明是错误的。（郭沫若关于井田制观点的错误之处，可参见金景芳：《论井田制度》，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9-23页。）

⑧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1924年12月27日。

参考文献：

[1]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9

 

一、关于学术思潮循环盛衰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几个主要阶段，形成不同的学术思潮。章学诚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道家和佛教，自然不重视释老之学。他以六朝隋唐的辞章文学代替玄学和佛学，全面考察历代学术的发展及其利弊得失，形成了关于学术思潮循环盛衰的朴素辩证观念。

(一)章学诚认为，历代学术思潮的演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学术思潮的质文递变中，可以看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演变法则，“历观古今学术，循环盛衰，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讫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2](《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这说明，不同时期学术风气的变化，影响着学术思潮的循环。所谓“循环盛衰，互为其端”，揭示出后代学术既是继承和发展前代学术精华而来，也是矫正和弥补前代学术失误而起，在发展演变中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章学诚认为，学术风气对思潮演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学术风气不断改变，导致学术思想的利弊两方面失去制衡，物极必反，互为循环。章学诚考察了中国学术思潮的演变，触及到了这一法则。宋代以后，学者治学逐渐形成一股不顾具体历史事实而空发褒贬议论的不良学风，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的作用。尽管宋儒具有良好愿望，至元明两代，理学渐渐演变为空疏无用的学问，丢弃了汉唐学术注重征实的传统。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逐渐扭转空谈“义理”之弊，开创出质朴求实的学风。但是，朴学纠正宋学空疏的同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宋儒之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然风气之盛，则村荒学究，皆可抵掌而升讲席；风气之衰，虽朱程大贤，犹见议于末学矣。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2](《家书五》)在章学诚看来，扭转宋学空疏的一面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矫枉过正。乾嘉学者徇于世风，训诂章句，考订异同，补苴罅漏，有功实学。然而朴学流弊是把“求是”作为治学终极目的，不重“义理”，完全忽视了宋学注重思辨的合理内核，又从正确走向错误。

第二，学术风气左右着学者的见识，使他们以特定时代观念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评论前人学术的得失利弊。章学诚说：“三代以还，官师政教不能合而为一，学业不得不随一时盛衰而为风气。当其盛也，盖世豪杰竭才而不能测其有余；及其衰也，中下之资抵掌而可以议其不足。大约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特其风气之著于循环者也。”[2](《答沈枫墀论学》)这是因为，处在特定风气影响下的人们限于时代的局限，只能看到学术某一方面的利弊，无法洞察全局。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研究的学问最有价值，并以此为准绳评价前人学术的得失。他们的思想认识必然打上这种学风的烙印，逐渐形成具有某种共同价值取向的学术思潮。章学诚说：“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风气所在，毁誉随之。辞章之习既盛，辄诋马、郑为章句；性理之焰方张，则嗤韩、欧为文人。循环无穷，莫知所止，导致学术上的偏颇之见，无法看清前人学术的真实面目。章学诚主张考察清楚历代学术思潮盛衰递变的过程，更好地理清学术思潮的发展脉络，然后才能看到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正确评价其是非和利弊。

(二)章学诚强调区分学术主流和末流的重要性，对古今学术源流的认识表现出朴素的辩证思想。他指出：“汉儒治经，唐世崇尚诗赋，则服、郑数君不为习蔽，而余子概无闻焉。唐人业诗，宋儒崇尚策论，则李、杜诸家不为习蔽，而余人无所述焉。”[2](《与钱献之书》)后人纠正前人学术之偏颇，只有开创新学风的学者懂得补偏救弊的道理，而附庸风气之人看到开风气者对前人的批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变本加厉攻击古人，以为前人学术一无是处，导致了学术发展失衡的弊端。不同学术思潮之间或同一学术思潮中不同流派之间的学术之争，除开学术宗旨和价值观念存在差别以外，往往还掺杂着意气之争。这种门户之见已经超出学术争论本身，变成不顾事实的蓄意报复，结果促使学术发展更加偏离正确轨道。章学诚认为，学者只有分清学术发展的源流，才能对各种学术思潮作出正确评价。他论述宋明以来的学术发展说：“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朱子之教。一传而为蔡九峰、黄勉斋，再传而为真西山、魏鹤山，三传而为黄东发、王伯厚。其后如许白云、金仁山、王会之，直至明初宋潜溪、王义乌。其后为八股时文中断。至国初而顾亭林、黄梨洲、阎百诗，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系。”[2](《又与朱少白书》)章学诚认识到学者应该区分学术发展的主流和末流，继承和发扬前人学术思潮主流中积极正确的一面，抛弃前代学术思潮末流中偏颇失误的一面，保证学术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他注意到学术思潮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人们受学术思潮的影响，所作所为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良好的学术思潮能够促进社会历史发展，文化繁荣昌盛；不良的学术思潮会使人们误入歧途，阻碍社会历史发展。他特别强调说：“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2](《原学下》)学者的责任是把握学术发展的脉搏，对社会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而不应该徇思潮流俗，加重学术偏颇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术乃至社会的正常发展。他的这种认识，是通过考察学术思潮循环盛衰而形成的朴素辩证历史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宋学流弊是言必三代、空谈性理而无益于社会，朴学流弊是烦琐考证、博学佞古而不关心现实。章学诚从理论上清算了这两种错误思潮，全面考察古今历史发展的进程，形成了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区别和联系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一)章学诚明确主张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反对主观割裂历史和现实的相互联系，强调只有正确认识古今关系，才能看清历史发展脉络。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强调古今相因之义，不能人为地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章学诚认为后人之所以重视古代历史，正是由于借古鉴今的需要。他明确地认识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2](《知难》)这说明他是把历史看做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认识到人们学习历史，就是要通过研究过往时代的历程，认清未来社会的趋向。章学诚深刻地阐述了正确认识古今关系的重要性：“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2](《史释》)历史与现实是相互联系的，古今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处，后人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古代典制，正是要把它们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更好地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惟古是好，不应用到现实社会，即使古代知识再渊博，就如同考证清楚西陵氏嫘祖发明养蚕而不能御寒，神农氏发明稼穑而不能充饥一样，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学者不能正确认识这种辩证关系，就达不到对古今社会的性质或历史发展法则的正确理解。章学诚指出，倘若“好古”而不知所务，就会导致“蔑古”。他抨击貌似尊崇古人实则歪曲前人学术的错误说：“宋人推尊孔、孟，多不近情。……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知，好古敏以求之，诚恐人以生知天纵之言，矫诬失实，不惮言之谆谆。宋人视古，视述，视好，视求，皆蔑如也。”[2](《淮南子洪保辨》)宋学家这样做，名为“好古”，实际上把古人学术搞得面目全非，割断了历史的前后赓续。在今天看来，宋儒扬弃汉儒“即器而忘道”的错误方法，强调探究儒学“义理”的重要性，完全正确。宋学末流的错误是“舍器而言道”，在抨击汉儒烦琐考证的同时，也抛弃了前人学术中注重征实的合理内核，讳言对汉代经学的继承和借鉴，标榜直接继承先秦儒家学术而来，不仅人为地隔断了历史发展的联系，而且也割裂了学术之间的承袭，结果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

第二，既要看到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同时又要注意古今时代的差异，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陷入相对论之中。章学诚指出：“好古之士，于残金泐石，攻鞫款识，不遗余力；而齐物家言，则三代法物，不难等于过眼云烟。二者极相拂也，而其实交相为用。盖器用玩好，皆外物也，物传于古而珍之，古犹今也。以其古人所尝寓意焉，即其物可以想见其人。好古之士，所谓珍而重之是也。徒徇古物可珍，而不知其所以珍，齐物之家所以欲人略迹而论心，亦是也。”[2](《冯孟亭先生奉砚图记》)后人在认识历史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古今时代的差异，不能混淆它们的区别。章学诚非常注意考察古今历史的关系，反对用齐物论方法看待历史：“《关睢》说周衰盛，则美刺旨殊；《子衿》言学兴亡，则贞淫义异。贵耳而未尝贱目，以目淆耳则愚；爱古而未尝薄今，以古律今斯舛。”[2](《湖北通志检存稿四·文征丁集哀录近人诗文论》)这就需要摆正古今关系，切忌因“好古”而“贱今”，用古代的政治强求现实社会。章学诚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得出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事有不师于古而因乎理势之自然，有其举而莫之废者，君子之所共由，而不必执古以概今也。”[2](《家谱杂议》)当代社会的某些制度是根据现实形势发展形成的，不一定要从古代寻找理论根据，必须符合古代的制度。倘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混淆古今时代差异，就无法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法则。

第三，“好古”应当学习古人的精神，但却不能处处模仿古人；认识古代历史是要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教训，而不是为炫耀自己“博古”。章学诚极为反感盲目崇拜古代的做法，主张立足现实，古为今用。他认为三代实行井田制度，所以乡闾相望，聚族同居；后世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不能再模仿古人同居。他说：“时势殊异，封建、井田必不可行。人事不齐，同居亦有不可终合之势。与其慕虚名而处实患，则莫如师其意而不袭其迹矣。……夫师古而得其意，固胜乎泥古而被其毒也。”[2](《同居》)这种主张是着眼于历史发展，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古代，不知变通。章学诚认为，那些只知“好古”而昧于“知时”的人，实际上是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凡学古而得其貌同心异，皆但知有古，而忘己所处境者也。”[2](《与邵二云论文》)章学诚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对古今关系具有朴素的辩证认识，表现出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朴素辩证思想。在今天看来，后代社会是承袭前代社会而来，必然有一个学习和继承前人文明的过程。然而这种继承不可以直接拿来利用，而应该学习和继承前人创造文明的方法与智慧，创造出适应当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二)章学诚认为后代社会是继承前代社会而来，了解古代社会目的是要重视当代社会。他的“礼，时为大”的主张，是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又一辩证认识。

章学诚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史家可以“好古”，但不可“泥古”，应该着重关注当代的典章制度。人们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从而找到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他认为“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2](《博约下》)。既然古今历史发展不同，那么，古今社会必然存在很大差异。章学诚强调“古今时异，周、孔复生，亦必不尽强今以服古也”[2](《述学驳文》)。后世必然胜过前代，世人盲目崇拜前人和是古非今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章学诚主张根据客观形势制定政策，反对把古人的制度和措施搬用到后世社会，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由于时代不同，也不能简单地照搬。他对此解释说：“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2](《史释》)现实的政治制度毕竟不同于古代政治制度，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者考求古代典章制度，必须立足现实的需要：“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2](《经解中》)这说明研究古代历史，目的在于更深刻地理解当代典制。章学诚认为，学古的终极归宿是要更好地了解和遵循当代典制，而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指出：“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①shuì@②chī@③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①shuì@②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2](《史释》)遵时王之制，主要目的就是为现实社会服务。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注重当代典章制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学者治学应当“师古而不戾于今，协时而不徇于俗”[2](《墓铭辨例》)。如果不通当代典制，就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章学诚特别突出方志、家谱和墓志遵循当代典制名称的重要性：“夫官名地名，必遵当代制度，不可滥用古号，以混今称。”[2](《书郎通议墓志后》)他指出，某些修志者沿用旧志名称，不通清代官制，强调“生今之时，宜达今之体制”[2](《地志统部》)。地方志乃是一方之史，倘若不用当代典制名称，后人就无法考察其时代，方志也就失去存在价值。章学诚批评某些史家不通古今，不揆时势，混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特别强调史家必须重视和通晓当代各项社会制度，然后才能考察清楚历史的发展脉络。这足以证明，章学诚关于“礼，时为大”的认识，贯穿着厚今但不薄古的辩证思想，表现为一种进步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三、关于史籍演变“奇”“腐”互化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章学诚考察了中国古代史籍文化的演进，揭示出各种体裁史书的内部体例结构和外部体裁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扬弃和互补的关系，形成了史籍发展“神奇”和“臭腐”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观念。

(一)章学诚考察中国古代史籍的演变，并非静态地评价各种史书体裁义例的优劣，而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辩证地揭示出它们的衍化轨迹，历史地看待其学术价值。他在评骘史籍的实践中认识到：“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所谓“神奇”和“臭腐”，就是“有所得者即神奇，无所得者即臭腐”[2](《说林》)，亦即史籍能否通过继承和扬弃而发展。这是章学诚关于史籍发展辩证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和唐代史家刘知几评论史籍的不同特点和旨趣。

中国古代编纂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等类书，仅仅是分类辑入各种书籍，对史籍发展一般来说没有促进作用。这些类书在世人看来自然属于“臭腐”之列，然而其中却保存了大量后世失传的文献，今人可以借此征求逸书，窥见前人的学术风貌，作为当展学术的基础和借鉴。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2](《说林》)中国古代辑逸学很发达，成就相当大，其“神奇”价值就在于此。

北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表彰世族，然而该表只列宰相，有的宰相出身微贱，无门阀可表；有些世家大族虽然门第显赫，却又没出宰相。特别是邓州韩氏，既无宰相，又不是世族，只因欧阳修心仪韩愈，便把他载入《世系表》，实为自乱其例。从史籍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体例驳杂、内容芜滥的史表远远够不上“神奇”之作；但是，后人考证唐代历史，或者借助《世系表》印证传世的金石碑版，不仅不嫌其载人驳杂冗滥，反而惟恐收人物不多。又如北宋陈彭年等人依据《切韵》纂修《广韵》，只有《姓氏》门中名物制度注释精详，其余门类非常简略。这种修书义例当然很不可取，以致其书缺乏“神奇”效果。但因其注释中所引之书大多失传，后世考证前代姓氏，反而从中获益匪浅。所以章学诚说：“古人著述，有于义例未善，而流传后世转得其用者。”[2](《丙辰札记》)以上两书堪称“臭腐”，后世却发挥了“神奇”效用，颇多裨益。

《史记》、《汉书》等纪传体裁史籍中包举记言、记事，叙事中夹杂着大量的诏议、奏疏，“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3](《载言》)，给读者阅读造成很大麻烦。唐代刘知几主张把纪、传中的诏令、奏议抽出，按类区分，单独创立一种体例，称之为《制册章表书》。这种设想虽好，但因不便割裂史籍中记言和记事的有机结合，后代正史并未采纳。宋代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和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则采用了这种撰史义例。前者把后晋石敬瑭降契丹表，后者把金朝封楚王张邦昌、齐王刘豫的册文以及南北往来盟书，别自编录成篇，不入正文叙事之中。章学诚认为，这两书史料价值并不高，制册章表单独成篇，也不过是作者随手编录，未必具有自觉的史学意识，并不能视同创造。但是，他们的做法恰好实践了刘知几的主张，弥补了正史体例之不足。章学诚指出：“诸家杂纂，不局于纪传成规，而因事立例，时有得于法外之意，可以补马、班义例之不及者。”[2](《乙卯札记》)这些本属“臭腐”之书，没有固定体例束缚，根据实际情况发凡起例，反而收到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

(二)章学诚从史籍发展历史的角度总结了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主要史书体裁继承与创新的相互关系，揭示出中国古代史籍发展变更变的内在法则，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历史观。他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夭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2](《书教下》)尽管章学诚不恰当地拔高了《尚书》的地位，贬低了袁枢的成就[4]；而且只把史书体裁之间的发展与创新表述为形式上的回归和循环运动，限制了其理论的价值，但他提出的“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见解，初步揭示出中国古代史籍文化发展史上的某些法则。诚如瞿林东所说：这个法则“触及到了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变化过程中某些规律，即所谓合之则分，分之复合，而在分合过程中走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线。”[5](p106-107)章学诚的认识，给我们进一步总结中国古代史籍发展规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今天看来，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每一次创新，都能使历史记载更好地反映出社会历史面貌，解决史学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史籍文化的发展。史籍文化的演变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规律。

 

四、结束语

 

从以上三方面论述可以看出，18世纪中国史家章学诚对历史发展进程、历代学术盛衰和史籍文化演变之法则做了比较深刻的总结，形成了朴素辩证历史观，其历史理论成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章学诚历史理论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章学诚的历史认识中包含着明确的“今昔互视”意识，承认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发展过程，任何人都无法割断这一历史的联系。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学者评价前人的功过是非，必须要考虑到自己认识的局限性，不能一味攻苛前人，这样就会导致思想偏激，同样给后人留下批评自己的口实。学者在治学过程中只有力戒褊急偏颇，不去互争门户，才能促进学术思想正常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步。这表明，章学诚的史观中闪烁着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光辉。第二，章学诚考察中国历代学术文化的演变，形成了事物两方面相互转化的思想。他看到历代学术思潮总是在空疏与征实之间循环，呈现出盛衰递变的法则。汉代经学注重章句而忽视思辨，产生了注疏冗滥之弊；宋学起而救弊，强调阐明“义理”，又产生了空疏虚玄之弊；清代朴学再起而救弊，力倡“实事求是”，又导致了烦琐考据之弊。同样，历代史籍发展也是由适应时代需要变为落后时代需要，经过变通以后创造出适应新形势的史籍，后来又逐渐落后而必须变革，以适应时展的要求。这种认识尽管不免带有循环论的痕迹，但却表现出鲜明的朴素辩证思想。章学诚在揭示社会发展进程和学术历史发展法则的基础上形成丰富的历史理论，同时在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完备的史学理论，二者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刘知几.史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4]罗炳良，马强.关于《通鉴纪事本末》研究中的两个问题[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2).

[5]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般下革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10

廊坊拥有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将当地的历史文化融入到历史教学中，将教材讲授与实地参观、宏观知识与地方历史演进结合起来，既可以拉近古今的时空距离，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独立思考的能力，更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品德，增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提高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培养出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这是目前教改的目标，更是历史教育者的责任。

关键词：

历史；教学改革；地方史；廊坊

廊坊地处燕山南麓、河北平原北部的京津之间，其地方史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而其考古文化甚至可以远及旧石器时期，宋元明清以来的历史传说、古迹文物更是浩繁多元，异彩纷呈。因此，在廊坊师范学院历史专业的教育教学中，尤其是实践教育和实习实训中，应该注重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使这些活生生的古迹、民风重新焕发生机和风采。这些令人神往追思的历史文化，不仅可以提升地方文化品位，更可以促进历史教学和思想教育。将其融入到当地的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情感教育中，会产生重要的、深刻的影响。

一、历史教学改革中运用廊坊地方史的必要性

近十年来，将地方历史文化融入到当地小学历史教育，甚至融入到初、高中历史教育中，已成为历史教学、教改的普遍尝试。如廊坊市霸州胜芳镇小学，将胜芳地方历史、地方文化有机融入学校教育中，不仅有自己的校本教材，还有当地特色的课间操、校舞蹈等。再如邢台市临城中学，也编写了自己的校本教材，将当地风物世情、名人传记等融入教学中，在训练学生分析史料、思辩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传播了当地优秀的历史文化，也激发了当地学生的地方荣誉感。在我省普通高校中，也有将河北地方史纳入到历史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中的，然而，结合当地历史文化，将其融入历史教学改革，还处于自发的探索状态。相对于教材上的世界史、中国史，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抑或是专门史，高校所在的地方历史文化往往更鲜活，更易为学生触摸到。地方史不仅可以缩短历史与现实、教材与实事的距离，消除他们对历史的遥远感，激发他们对身边、对家乡历史文化的探求欲望，从而增强对历史学科学习的主动性，而且能够提升他们的历史思维能力，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历史与现实问题，积淀深厚的爱国情感。作为一所坐落于廊坊市的省属院校，廊坊师范学院也完全可以利用廊坊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廊坊地方史的文献史料很丰富，以古代文献而言，廊坊各县大多都有明、清时多次编撰的地方志，在《畿辅通志》、《顺天府志》、乾隆、嘉庆、光绪等不同帝王时期的《永定河志》以及历代正史中，也多有关于廊坊诸县历史沿革、人物传记、诗文碑刻等内容。以近、现代资料而言，民国和建国后，各县也多编撰过地方志，尤其建国后，各县地方志、党史办、档案部门、文化馆等机构，都编撰过大量的、有关当地的文史资料、党史、民间传说、人物传记等等。其中，廊坊及各县的党史、文史资料对于研究京津冀的抗日战争史以及地方党史都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和补充。廊坊地方史料还是研究京津廊（坊）一带自清末至当今行政区划变革、经济社会差异性形成、文化教育分途等问题极其重要的文献依据。有些历史文化、民俗风物不仅存在于廊坊及各县的地方志、文史资料等文字中，甚至还附有一些影像资料，这些都是研究廊坊地方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例如，廊坊县志中有关香河县的大河各庄竹马会、三河市的十美图等民俗文化的记载，使廊坊市成为河北省民俗文化的重点研究基地，这些珍贵的资料再现了廊坊地域内独特的民间民俗文化特色，并成为研究省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考证的珍贵资料。因此，香河县的大河各庄竹马会、三河市的十美图、霸州市胜芳镇的大头会也已被列为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①此外，廊坊地方史还为研究燕赵文化提供了大量可资考证的资料，如：廊坊市永清县等地的杨家将文化就是当前燕赵文化研究的主要课题；永清县境内几十、上百公里的地下古栈道，自宋以来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也是研究宋辽战争的新证。这些都足以看出在历史教学中开展廊坊地方史教育的必要性。此外，廊坊作为坐落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一座新兴城市，对廊坊地方史及地方文化的了解和宣传有利于同学们对廊坊市的认识，有助于对廊坊市的文化潜力、经济潜力有更多的了解，为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贡献一点力量。

二、历史教学中运用廊坊地方史的方法

随着教学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历史教育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新课标下的历史教学是一个不断加深对历史和现实理解的过程；同时也是主动参与，学会学习的过程。因此，为了落实历史学科传承人类理想和精神，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实现人的全面健康发展的教学目标，我们有必要探讨历史教学的新模式、新方法。

（一）在课程设置中，增设与廊坊地方史相关的选修类课程

目前，我们历史学科的统编教材关注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或世界的大历史，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阐述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因而在内容上更重视知识体系，但是由于空间距离远，缺少历史亲近感；在学习中重视总结、轻视探讨、没有地方特色；在范围上重视整体，缺乏地方史和地域文化的相互联系。这些都是课程改革要求解决的问题。廊坊地区有丰富的地方史课程资源，深入挖掘利用这些资源一定会促进廊坊市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我们可以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专业课程外，在模块课、选修课中开设《廊坊地方史》等特色课程，以丰富我们的专业课程，并提高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如将我们现有的博物馆学课程与廊坊市博物馆的工作实践结合起来，带领学生到廊坊市博物馆实地考察，通过对展室、展柜、展品设计、摆放的观摩，以博物馆展品来讲授廊坊地方史，让学生们真正了解博物馆学的博大精深和魅力所在，从而实现理论教学与实地参观、博物馆实践操作相结合。同时，还可将考古学与廊坊当地的考古工作、基建工程结合起来，带领学生实地勘探、挖掘、整理地下考古资料。廊坊当地的古遗址、古文物、古建筑、古墓葬、古景点、古物产、古胜迹既是该城区域文化的历史积淀，又是充分展示该城悠悠文明史的瑰宝奇珍，引导学生开展调查研究，培养同学们的合作精神和搜集整理历史资料、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挖掘地方史中的文化底蕴，又可以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由此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对考古学能有更深入、更直观的认识。另外，廊坊历史上有不少著名历史人物，可以通过开设《地方人物史》课程搜集整理这些名人的相关资料撰写“历史小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开设这种有特色的课程，既可以丰富历史专业课程，又能够让学生自觉挖掘身边的历史，从而全面理解历史发展进程，养成历史思维的习惯，达到提高历史教学质量的目的。通过对地方史的挖掘，增设《廊坊地方史》对于课程体系改革会有很大的帮助，能够很好地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增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二）在实践教学中，融入与地方史相关的教学内容

廊坊是河北省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城市，历史上的廊坊大捷，以及廊坊各地的民间民俗文化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利用的文化资源。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开设有特色的《廊坊地方史》及其相关课程，在课堂教学实践中融入地方史及其相关教学内容，在教研、教改中以地方史或贴近地方史研究为方向，组织学生开展地方史及相关专题课堂实践教学的研讨等，师生共同参与合作教学教研模式，优化历史教学过程。例如，讲授宋辽对峙历史时，可以引入廊坊地方史内容，像廊坊永清县宋辽古战道，廊坊霸州市（县级市）的北宋边关重镇，永清县县域北部村庄名称与宋辽战争的关系等，都是很好的教学素材；再如，可以将明初九边军事战略与京津廊一带的军事地位，明初移民及山西洪洞大槐树与廊坊安次县域村名的由来等，纳入到实地调研和师生共同研讨中。通过将当地活生生的历史融入教育教学，能够拉近学生对历史认识的距离，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可以和廊坊博物馆、廊坊图书馆、廊坊群艺馆、廊坊文化局等单位建立起教育教学的实习、考察基地，还可在与廊坊市诸县镇文化部门及相关部门建立教学实践联系。廊坊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拥有珍贵的文化，让同学们亲身去领会当地的历史文化，激发学习兴趣，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并能够做到学以致用，在社会实践中了解、认识身边的文化历史，领会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爱国情感，提高综合素养。此外，廊坊博物馆及革命纪念馆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人文价值，也是带领学生参观、调查学习，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基地。可以通过对廊坊悠久历史及深厚文化底蕴的了解和学习，培养学生热爱历史和文化的情感，激发他们对祖国博大精深浩瀚文化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更为实际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也为他们将来的就业发展提供平台，创造机会。

三、历史教学中运用廊坊地方史的意义

历史专业的教育功能明确规定：“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中汲取智慧，提高文化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更好地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①如此，对于廊坊所在学校的历史教学而言，应该充分利用廊坊当地资源研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甚至面向京津冀、面向永定河流域的社会历史，以丰富历史课程，并能实现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社会实用性。也唯有如此，才能让我们的学生真正成为具有一定学习能力、适应能力的综合性人才，能够胜任多种需求和职业，打破历史专业的固化和死板，使历史专业成为灵活的、全面的、实用的社会科学。对廊坊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关注和利用，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可以促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创新，而且还可以还开阔教师们的研究领域，并依托密切联系地方文化的实践教学，将研究逐步推向深入。学生们通过参与老师的课题研究，可以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并在调研中学会查阅、筛选、审核、归纳、总结资料，提高逻辑思维能力，以及研究、思辨能力，为继续深造创造锻炼的机会。同时，还可以增长学生们运用历史知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做到寓教于乐、学以致用，将历史学专业学生打造成有能力、有素养的综合型人才，最终使历史学专业成为有特色的实用型专业。“廊坊地方史”不仅可以丰富历史专业课程，而且其鲜活生动、可见可闻的地方文化、风土人情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重要的是，可以带动学生亲身去感受廊坊的地方历史，贴近当地文化，开拓学生视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能提升学生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