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经验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德育经验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准　确

作文的本质是创作,创作的目的是表情达意。表情达意的第一要求就是准确,对作者而言,就是准确传递试图表达的意愿、情感、观点等等;对读者来说,就是能得到准确的理解,这就是作文语言的准确性。举个例子,“那边来了一个人”就不是准确的语言,而“街道拐角处转出一个披着黑色大衣的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或者“广场对面走来一个撑着红雨伞的三十来岁的年轻女子”的表述要比前者形象得多,真实得多,细腻得多。又如一个学生这样表述自己对马拉松赛跑的看法与感悟:“马拉松是一个关于路的故事,汗水是其中的主角。”这种形象的的表述比起滔滔不绝的说理更能给人启发,发人深省。形象、真实、细腻就是准确的具体内容。准确是作文语言的基本要求,它理应成为高一作文训练的重点。

二、陌　生

文学语言是一种陌生化的语言,它在创造方式和使用方式上根本不同于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讲究通俗,信手拈来,表意即可,科学语言讲求精确,文学语言往往排斥通俗,在精确之外更追求模糊、含蓄、精雕细刻,字字珠玑。这是由它们使用目的不同而决定的,日常语言的使用目的是让人家明白你想说什么,科学语言的精准是为了还原事物或现象的本质特点,文学语言却不但要使人明白说的是什么,更希望所表达的东西或发人深思、或耐人寻味、或激起强烈反响,而相对陌生的语言有助于达到这一效果。比如:

“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噗嗤的一声,将冷脸笑成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麓,从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蹼,唱入软溶溶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张晓风《春之怀谷》)

这段文字中加点字是典型的陌生化语言,如果按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来衡量,则纯属搭配不当,但是这是这一奇妙的“搭配不当”产生了神奇的艺术效果,试想一下,如果把“把”换成“堆”,把“笑”换成“变”,将“唱”换成“流”,将“一床”换成“一地”,将“丈量”换成“飞翔”,其艺术韵味必将大打折扣,极大地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陌生化的语言俯拾皆是,以课文为例:

“(康大叔)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吃了么?吃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鲁迅《药》)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出的清香,夹杂字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鲁迅《社戏》)

“老船夫把那个芦管竖在嘴边,吹了个长长的曲子,翠翠的心被吹柔软了。”(沈从文《边城》)

“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沈从文《边城》)

这些加点的词,都是相对陌生的用法。阅读教学中都可以通过对比运用的方式加深学生对“陌生化”的理解与把握。

又比如“求学”比“学习”陌生,“途路”比“路途”陌生,“驰奔”比“奔驰”陌生,“同窗”比“同学”陌生,“壮士”比“英雄”陌生,“一江风雨”比“风雨满天”陌生,“暴雪狂野”比“鹅毛大雪”陌生,“岁月长途,记忆是我唯一的行囊”比“回首往事,记忆中的事历历在目”陌生。一言蔽之,陌生化拒绝庸俗、稚嫩、老套、口号和模糊,追求优雅、老练、新奇、实在和精准。心理学研究证明,长期使用习惯而然的东西难以引起人的有意注意。很容易被忽略或遗忘,而相对陌生的信息却能在人的记忆里维持相当长久的一段时间。陌生化作文语言的阅读不能一目十行,只有逐句逐词品味斟酌才能嚼出真味;它因第一时间的瞬间新奇性引起读者的强烈的新奇感、新鲜感,产生阅读美感,从而使阅读成为可能;陌生和准确必然派生出强劲的语言穿透力,直指人心,强化了表达效果。

常见的陌生化方式有:

倒装达到陌生化,如:流泪――泪流　凄惨――惨凄冷清――清冷　痛苦――苦痛　路途――途路

组合达到陌生化,如:惊惧(惊恐惧怕)

清俊(清新俊逸)　狂暴(狂放暴躁)

使用修辞达到陌生化:

一肩风雨　一帘幽梦　风雨狂野　逃离梦乡　收获幸福

语意本身的独特产生的陌生化:耄耋之年

陌生是作文语言的第二境界。它不仅指语言陌生也涵盖了材料、主题、思想感情方面的陌生,它避开陈旧腐烂的材料,排斥呆板老套的主题,拒绝口是心非的矫情,从这点上看,它是新颖,但又不全是,因为新颖的重点是求新,陌生的方向是避俗,避俗并不意味着求新。举两个例子,物理大师霍金其人其事举世闻名,但能够将其作为作文材料的学生却寥寥无几,他们更喜欢引用的是张海迪、海伦凯勒和爱因斯坦的事迹;举世瞩目的十六大刚刚闭幕,但学生们开口闭口的仍然是“自从党的”。可见,陌生化的材料不一定是新颖的,许多并不新颖的材料却往往达到陌生化的表达效果,我们的学生缺少的并不是陌生化的材料和语言,他们缺乏的是有意识地去找寻、发现、使用陌生化语言的意识,他们那双曾经缤纷无限充满想象力的眼睛在铺天盖地的老人语言和社会性语言镣铐的桎梏下过早地黯淡了。在这里我无意深究责任,但是,我们的老师理应肩负起帮助学生学会观察语言、品味语言、使用语言的责任,尽己所能唤起一颗颗处于语言休眠状态的心灵。当然,我不提倡为了陌生而陌生,为了形式上的陌生而刻意雕饰语言并不足为训。陌生化与怪诞化并不等同。

高二第一学期是进行作文语言陌生化训练的最佳时机。

三、简　洁

简洁,简单而清洁,就好比剑道,按照电影《英雄》的说法:“剑道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作文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雕不饰,又至工至巧,浑然天成。它不刻意追求准确、陌生,却是既准确而又陌生的。

简洁并不单薄,相反它丰润而充盈。举个例子,有人对古代的一首“制鼓歌”作了多次修改。原歌词有16个字:“紧蒙鼓皮,密钉钉子,天晴落雨,一样声音”,第一次改成12个字:“紧蒙皮,密钉钉,晴落雨,一样音”,最后改为8个字,既好记又不伤涵义:“紧蒙,密钉。晴雨,同音”。

以学生作文为例:

“从以上种种事例可以看出”改成“由此可知”,“据电视新闻媒体报道”改成“据报道”。又如下面这段习作:

“很小的时候,那时我才上小学,我就天天梦想着要去长城好好旅游一趟,过了几年,我考上了中学后,每年暑假我都拼命缠着爸爸妈妈,要求他们让我去一次长城,可是他们每一次都不肯答应。”

将它改成“很小的时候,我就盼望着去一趟长城,上了中学后,我好几次向父母提出了去看看长城的要求,但总是被拒绝”就避免了罗嗦繁琐。

简洁自然不可强求,因为它是语言的高度凝炼和丰富,是准确和陌生涅椠之后的水到渠成,它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训练和思考。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学生都能达到这一境界,但是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应明确告诉学生。

从高二下学期开始,宜开始这方面的训练。

实践证明这种训练方式能够有效地唤起学生的语言敏感性。学会从书本上、从生活中汲取语言营养,达到积累语言、丰富词汇的目的。

篇2

[关键词] 电视 文化研究 反思与批判

20世纪以来，随着电视的出现和迅猛发展，电视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围绕电视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电视技术的研究；二是电视传播学研究；三是电视文化研究；四是电视经济学研究。所谓电视文化研究，简单来说，就是把电视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对其进行考察，以文化研究的原则来发掘电视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关联及其所能产生的意义。其主要代表流派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电视研究、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媒介研究。

一、以“批判”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的主要流派之一，学派成员众多，学科兴趣也彼此不同，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那就是批判。

20世纪初期，随着广播、电影以及电视等电子媒体的相继问世，一种大众媒介文化迅速崛起。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认为这种新媒介技术能使艺术作品从少数人的垄断性的欣赏变为多数人共享，这是艺术的革命和解放，给无产阶级文化带来了广阔的天地，由此可能导向一个民主和平等的社会。

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用“文化工业”的概念代替“大众文化”，他们认为文化工业是资产阶级的一种肯定性文化，是对大众的欺骗。和本雅明看到技术的革命性不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尖锐地指出技术对人的控制和异化，并把对技术的批判上升到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源头直指启蒙运动的带有破坏性的理性原则。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指出：“如果说机遇可以使人偶然交上好运气，那么所有电影都不过把机遇看成是电影编排的另一个侧面而已。这是因为，社会的力量完全是按照合理性的方向发展的，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工程师或者管理者，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性因素，人们完全变成了社会为行使某种职能而不断加以培训或肯定的产物。”[1]个体的这种选择行为看似合理，实际上已经被社会秩序合理化的观念所控制，已经丧失了自主、能动的理性因素。当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并不认为媒介文化就是制造这异化的端源，端源应该是启蒙理性自身，是启蒙理性的技术逻辑通过媒介文化，把现代主体改造成标准化的人，完全丧失了个性和反思批判性。

文化工业的另一个特性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广播、电影等新媒介文化是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由大众购买和消费的文化产品，为了实现商业利润而尽其最大努力把人限制在片面的感望和感官刺激的范围内。人在感性冲动的支配下，成了被欲望、享乐等生存感觉所控制的东西，人的追求仅仅就是感官满足，霍克海默说：“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的”，[2]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写作的年代，技术最先进的媒介文化是有声电影和电视，和电话、广播比起来，它们也最能制造出迎合感性刺激需求的效果，对人的感性异化也最大。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对电子媒介文化的这种极端批判倾向，反对者认为“悲观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伦理价值观的最后结论。他们否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绝望和恐惧的心理看待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任何有关未来社会的积极设想。因此，他们的批判是消极的，实际上是主张倒退。”[3]但也有人对他们抱以敬仰的态度，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所抱的敌视和忧虑态度中，那一种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精神，以及强烈探求以文化救赎人生的使命感，每每思量下来，也难叫人等闲视之。”[4]不管怎么说，法兰克福学派把传媒研究带入了人文主义的轨道，建立了一套大众媒介文化的批判研究理论，至今仍然是那些批评电视文化的思想精英们仰仗最多的理论武库。

二、伯明翰学派的“批判”精神与研究范式的转换

真正全面着力电视文化研究并形成规模和范式的，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成立于1964年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即通常所称的伯明翰学派。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归为三种范式。第一个研究范式是文化主义。早期的英国文化主义学者对大众文化的看法同样是极其悲观的，像马修•安诺德、艾略特、以及利维斯主义等，他们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一样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把文化看成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世界上最美好的思想和言论，而大众则是处于文化边缘的乌合之众，是需要启蒙的对象。这种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大众文化能力的提高而得到改变，其理论上的代言人是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论著《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中，威廉斯一反常人的观点，认为电视的出现不仅仅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不完全出于统治者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更多的是因为大众的“个人意向”（intentions）。“个人意向，汇整以后，形成了社会的要求，预期了某种科技的出现。在这一个过程里，意向与需求固然会因为优势团体（如资本家）的塑造而变形，但也要在最小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得到其他人（如一般劳动者）的首肯。”[5]在法兰克福学派眼里，被控制和异化的大众，在这里转变成了一个个自律的个体，电视完全成了民众意志的集中体现，成了一种民主文化。威廉斯的乐观的文化主义，在纠正精英主义过于狭隘的文化立场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但文化主义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一种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使这种研究范式陷入危机。

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第二个范式是在批判文化研究的自身传统中吸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而建立起来的。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引入文化研究，我们看到在文化主义那里让人乐观的自律的主体，在这里又变成了在意识形态实践的结构中被限制和控制的对象。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霍尔总结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给文化研究所作的贡献后，也提出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及各自的弱点：一、文化主义过分强调人的能动性，结构主义过分强调人的被限定性；二、文化主义在把一切融合到“文化”中后，过分注重“经验”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而忽视了结构性的对立和冲突，而结构主义则在解构经验中心主义、突出结构性对立和冲突中忽视了对不同实践的具体思考。

对以上两种研究范式的批判，促使霍尔转向了葛兰西，形成第三个研究范式，即新葛兰西派文化研究。葛兰西的理论对电视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文化领导权理论或叫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看到了居附属阶层或受压迫阶层的群体，并非被动或完全被控制，而是具有一定的反抗、抵制、甚至争霸的存在。他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确保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不是通过武力和强制，而是通过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这样一些“机制”、通过渗透、妥协、谈判、共谋等方式，取得被统治阶级的配合与赞同，从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转化为社会的主流观念。而一旦有危机出现的时候，为了化解矛盾，掌握一定权力的阶层就会采取措施并吸纳对抗性因素，与敌对力量协商，甚至作出让步。霸权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协商、不断调整的互动过程。从葛兰西这种霸权理论出发，斯图亚特•霍尔在其名著《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种解码方式，霍尔所强调的核心观点就是，在编码与解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固然可以尝试“预先”选定后者，但不能规定和保证后者，因为后者具有自己的条件性。新葛兰西派反对那些认为消费大众文化产品的“人们”是受人操纵的“文化傀儡”。在霍尔的启发下，以编码－解码的思想为核心，戴维•莫利《“全国性”的观众》、莱恩•昂《〈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等相继问世，成为新葛兰西派电视文化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新葛兰西派研究尽管拓展了研究路向，但也招致不少批评，但总体上来说，文化研究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意识形态理论极大地深化了、复杂化了传播媒介研究，是传播媒介研究全新的转折点。”[6]

三、后现代电视文化研究中的“批判”

在可称之为“融入后现代”的电视文化研究中，可谓名家众多，其中有几个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人物，讨论如下：

与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形成最明显差异的自然要首推麦克卢汉。在麦克卢汉看来，无论是文化主义的研究，还是结构主义、葛兰西派这两种意识形态论的研究，都是对媒介内容的研究，而马歇尔•麦克卢汉最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观点，即：媒介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根植于与文化内容有关的各种问题，而是在于传播的技术媒介。麦克卢汉声言，媒介就是信息。麦克卢汉强调，探究技术媒介影响人类感知的方式，才是今天媒介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他开创了一种把媒介技术上升到本体地位的文化研究理论。他认为：“媒介并非工具，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方式。”[7]他指出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促成了以全球化（地球村）、信息内爆、中心消解、多元共存等为特征的后现代文明和后现代主体的出现。

麦克卢汉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大批后现代学者的赞同，如约书亚•梅罗维茨就附和说：“新媒介不仅影响了人们行为方式，而且它们最终影响人们觉得自己应该怎样行为的方式。”[8]戴维•莫利在《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中也有过类似的阐述：“今天，电视是最重要的电力媒介，因为它几乎渗透了美国的每一个家庭。它使每一个收视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9]马克•波斯特在回顾了第一媒介时代文化研究理论家的主要观点后，也很坚定地主张在第二媒介时代一种新型的文化主体正在出现。

和麦克卢汉、马克•波斯特等对新型文化的乐观主义期待不同，鲍德里亚深刻地剖析后现代文化现象后陷入了悲观。他认为仿像和仿真支撑着社会系统，它“诱使人们进入幻想和迷惑的世界”，“在这个系统中，没有真正的需要。真正持久的动力只不过是消费的欲望，因为不停地获得的物品虽曾经预许但从未产生真正的意义。”[10]我们可以看到，在麦克卢汉偏离法兰克福学派的地方，鲍德里亚经由麦克卢汉又回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反思批判立场。

同样使用了一种后现代话语同时支持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思想的还有道格拉斯•凯尔纳。他在《媒介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一书中呼吁批判性的、多元文化和多重视角的文化研究。他明确提出：“旨在发展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研究，它探究压迫和统治的诸种形式，同时清晰地表述那种借以批判这些形式的规范化的着眼点。”[11]他认为在电视文化研究中应该充分尊重和重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的重要价值。总之，后现代主义的电视文化研究是一种既建构又消解、彼此认同又互相批判、异质杂成、众说纷纭的理论景观。

结语：西方电视文化研究的经验与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电视也迈出了艰难的改革步伐，中国电视逐渐繁荣起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电视的经济属性、产业属性、娱乐属性逐渐得到重视，中国电视从一元逐渐走向多元，呈现出无序的爆发式发展。与中国电视文化的繁荣相比，中国电视文化研究相对滞后，远没有形成有序的学理化的研究思路。针对中国电视文化出现的大量的前所未有的新现象，理论界往往显得手足无措，要么大规模引进西方的各种时髦理论，要么给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判断，要么借用文学等传统学科的理论视角来解读，而具有中国特征、本土化品质、系统化、学理化的理论研究还远未开始。

构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电视文化理论研究体系，对于推动中国电视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梳理西方电视文化研究的传统，可以看到西方电视文化研究具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为我所用，我们引进西方的电视文化理论，不是只要引进他们的某个结论，用他们的结论来解释我国的电视文化现象，中国有自身的特殊情况，中国电视文化研究需要借鉴的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研究精神，那就是反思与批判的精神，用反思与批判的精神来分析中国的电视文化现象，给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解释。

注释

[1][德]马科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2] [德]马科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4页。

[3]荣剑：《社会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4]陆扬、：《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1页。

[5][英]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冯建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6]潘知常、林玮主编：《传媒批判理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7]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9页。

[8][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9] [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页。

[10] [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11][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介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0页。

篇3

一、修辞，让它如此美丽

修辞之于文章，犹如化妆之于女人，精典的修饰会令其光彩照人。结合具体情节运用多种修辞，让新奇的、精妙的、华美流畅的语言源源不断地涌出笔端，使议论形象化、具体化、透彻化，整篇文章的说理变得多姿多彩，让读者在语言的品读回味中愉悦地接受你的观点，何乐而不为呢？下面是我的学生习作中运用修辞的几个范例，在此展现出来与大家共同赏评。

“刘邦虽无雄韬武略，但他却有识别千里马的能力。‘运筹帏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有军士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粮道’，他有后盾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他有大将韩信。”《莫放错位置》

“悠然南山下，陶翁把酒饮盏，种豆赏菊，‘不为五斗米折腰’，成田园诗派鼻祖；悠悠西湖边，林逋梅妻鹤子，看‘疏影横斜’，品‘暗香浮动’，怡然自得，传为佳话。”《莫放错位置》

这两段文字都使用了引用修辞格，第一段的引文皆出自课本《史记·高祖本纪》一文，这个同学对课本知识加以灵活运用，使其组成一组整齐的排比句，一气呵成，增加了文章语言的气势，同时又用刘邦的成功经验之谈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大大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与感染力；第二段巧妙地部分引用诗句，不仅写出了陶渊明与林逋的特点，更增添了文章的诗情画意和内涵，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无数的名言警句、诗词歌赋、古语等汇成了一条长河，在写作中不妨撷取几片浪花来装点文章，使其在充满文化气息的氛围中说理，增加文章的吸引力。

二、细腻描述更精彩

细腻的描述并不是记叙性文章的专利，议论文中合理地使用一些细腻描述性的词汇也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当朝野上下为权争斗，陶翁种菊南山下，怡然自乐。片片是他人生的快乐，淡淡书香是他精神的寄托。当皇室灯光映照庸俗的画作，米勒固执的在田野里描绘丰收的农民，他的笔让我们看到了收割灿烂金黄的农民，听到了乡村教堂悠远的钟声。弘一法师远离喧嚣的尘世，古卷青灯，芭蕉夜雨；……”《回归本色生活》

“坚守本色有时意味着遭受磨难。明清之际思想界顽固不化，在重重黑暗中李贽要求思想启蒙的号声惊醒了一代人，也为他招致了无法可想的折磨。然而李贽就是这样迎着风，沐着雨，忽而浅唱低吟，忽而长啸疾呼，所有的颠簸都在脚底起皱，所有的风云都在胸中郁积，终成就了性格一派的伟岸。”《坚守本色》

这两则文字前者清雅工丽，后者沉郁清奇，然而同样细腻的描画，带来同样的文采斐然，读来犹如睿智老人的优雅谈吐，令人禁不住拍案惊呼：原来议论文亦可如此美丽！

三、善假外物情更真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几千年前孟子如是说。议论文的语言要有文采，也可借助于外物来表意。

生命本色是什么样的？这本是一个极抽象的东西，但小作者却借用“绿、蓝、黄、红”这些表颜色的词以及鹅卵石这个常见事物来展现，加之“鲜花、掌声、三千东流水”的对举，在新奇华丽的预言中使生命本色面目清晰起来。

“五千年的风华绝茂陶冶了中国人的情操，华夏民族中演绎了黄河水边恒久的一幕；商周的青铜器上记载着源源孝河的印迹；春秋儒风的一抹吹拂更掀起了久久不息的文河潮涌；秦王一统六合剑毕高唱了民族的凯歌；汉医精经亦流铸出了医学宝典……怎能忘却魏晋书法柳骨颜体的坚贞，唐诗弥漫纵情山水的古韵，宋词铺就文化青石板的绚烂；元曲婉转洗涤茶馆的幽香，还有明清小说印刊中吟唱的傲骨风气……虽有潮起潮落的无奈与沧桑，但海盐再老也是一种结晶，并且存有海的记忆，用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襟怀去品位中国人的记忆，中国人的性格正如一朵傲放的梅花——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中国人是一朵梅花》

你看，借助外物来表意，或形象可感，或曲径通幽，确是提高文章精彩度的法宝。

篇4

关键词: 世界图景 语言世界图景 Иван

一、世界图景

世界图景(картина мира)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研究领域,德国物理学家赫兹(H.Herez)是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学者之一,他将“物理学世界图景”定义为外部事物的内部形象总和,通过这些形象,采取逻辑方法可获得关于这些事物的行为信息。此后,随着物理学的发展,“世界图景”这一术语逐渐进入哲学、文化学、语言学等若干学科领域并得到广泛使用。世界图景已成为现代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语言学界一般认为:“世界图景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总和,是一个世界观的基础,表现为其携带者对世界本质特点的认识,是人所有精神能动性的结果。”[1]

世界图景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全过程,它由三个部分组成:(1)认知活动的主体,包括个体和群体;(2)认知活动的客体,包括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具体世界和抽象世界;(3)认知活动的结果,通过一定认知活动方式获得的世界形象。

世界图景是客观世界在人大脑中的主观反映,是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总和。世界图景这一概念是建立在人对世界的概念化和范畴化的基础上的。在世界图景的生成过程中,语言的作用至关重要。没有语言,世界图景就无法完整地表达。每一种语言都是感知与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通过语言,现实世界得以观念化表达,从而形成使用该种语言的民族世界认知的统一系统,这种系统因为不同民族所使用语言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差异。

二、语言世界图景

语言世界图景(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最早源于洪堡特(Гумбольдт В.)提出的“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理论假设,因此,西方学者也称其为“语言世界观”。“语言世界图景是世界图景在语言中的语言化(оязыковление)、符号化、语义化表达,是历史形成的、某一语言社团对外部世界素朴的概念及观念认识的综合”。[2]语言是世界图景的主要表达手段,人的所有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需要借助语言展现和表达出来,从而形成语言世界图景。语言世界图景的形成受语言知识、文化、自然环境、社会政治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对世界的认识不尽相同,因此形成的语言世界图景也有所不同。就是说,语言世界图景具有民族性,紧密地和民族语言、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附着在语言表面,通过语言反映民族文化特点。“语言世界图景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在语言中形成的结晶,语言世界图景是指该语言民族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在语言中的集中体现。换句话说,语言中包含了该民族对现实世界的认识”。[3]比如,要表达“新生事物迅速大量地涌现出来”的意义,汉语中我们用“雨后春笋”,而俄语中则是用“雨后蘑菇(грибы после дождя)”;当要表达“胆小”的意思时,汉语我们用“胆小如鼠”,而俄语用“胆小如兔(труслив как заяц)”。再比如,对同一事物“白桦树(берёза)”,对中国人而言不过是一种普通树木,但对俄罗斯人而言它却可以代表对祖国的爱,指代爱情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其内涵要比在汉语丰富得多。

三、语言世界图景理论关照下的俄文名Иван

众所周知,俄罗斯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很多人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都会从《圣经》里挑选自己喜欢的名字,或者根据孩子的出生日期来确定。Иван(伊万,或伊凡)来源于《圣经》,本是一个犹太名字( Iōānān,Iěhō),字面意思译为“上帝饶恕”。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同时也非常普遍的俄罗斯男人用的名字。在俄罗斯、保加利亚、马其顿、塞尔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斯拉夫民族中都广泛使用。同时在其他非斯拉夫民族中也有相应的形式(英语John,西班牙语Juan,意大利语Giovanni,德语Johann,法语Jean)。并且在Иван的形式基础上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第一大姓(фамилия)Иванов。

1.Иван用作俄罗斯人或者俄罗斯的代称

就如人们常常用Tommy来指称英国或英国人,而一说到“”就想到阿拉伯人一样,人们也常常用Иван来当做对俄罗斯人或者俄罗斯的代称。比如二战期间,苏德交战,德国人就是用Иван来指称俄罗斯人和俄罗斯。

2.Иван命运的变迁反映俄罗斯历史

十月革命之前,Иван曾是俄罗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男人名,每1000人中就有245个人叫Иван,就是说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俄罗斯人都叫Иван,其受喜爱程度可见一斑。我们所熟知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宁,他们的名都是Иван。但因社会政治的变化,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就像要跟“旧世界”一刀两断一样,人们几乎不再使用这个名字。到上世纪60年代,每1000人中就只有3人叫这个名字了。之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到今天,每1000人差不多有60―70个Иван,并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上个世纪,40年代前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在蓬勃开展和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主阵营的苏联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扩大,20世纪下半期,在拉丁美洲很多说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国家,使用Иван这个名字成了时髦的事情。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电视节目的影响,Иван在美国的拉丁裔甚至非洲裔移民中流行起来。但由于自冷战以来产生的对俄罗斯人的敌对情绪,美国的白人对Иван这个名字却相当冷漠,一般不会为自己的孩子使用这个名字。

3.俄语固定表达中的Иван

作为一个从基督教而来的名字,随着使用的逐渐广泛,Иван成为了俄语的固定表达,从而获得了名字本身以外的意义。如Иван-дурак(或是Иванушка-дурачок),这是俄罗斯神话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形象,深受俄罗斯人的喜爱。他社会地位不高,出身农民,在家中排行第三,幼子,未婚。根据某些俄罗斯民间说法,名字带上дурак这个绰号就意味着佩戴了“护身符”,可以避开“毒眼(сглаз)”。靠魔法的帮助,并且感谢自己的“不聪明(не ум)”,Иван-дурак总能顺利通过各种考验找到宝藏,他会战胜所有的敌人,娶国王的女儿为妻,既得到了财富,又获得了荣誉。

俄罗斯还有一种叫做Иван да Марья的花,花名的来历也是一个很美丽的传说。传说有几个版本,比较广泛的一个是这样的:Иван和Марья本是一对兄妹,幼小失散,后来兄妹相遇却恋爱了,在不知道彼此血缘关系的情况下结为夫妻。上帝为了惩罚他们,就将他们变成了花。

另外,Иван还出现在一些成语和谚语中。例如:

Во всю Ивановскую,валять Ваньку,

Был Иван,а стал болван,а все винцо виновато.

Иван в дуду играет,а Марья вести сказывает.

Пока не знали-Иваном звали,а узнали-болваном нарекли.

С именем-Иван,а без имени-болва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Иван在俄罗斯是使用比较广泛的一个名字,其意义已经不仅仅是用来命名和标记个人,而且在俄罗斯社会和文化中获取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独特的世界观”,形成了俄罗斯民族独特的语言世界图景。了解俄语中某些语言现象中隐含的语言世界图景,如常见名字,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俄罗斯民族,熟悉俄罗斯社会文化,对我们的俄语学有裨益。

参考文献:

[1]杨仕章.语言世界图景刍议[J].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1:87.

篇5

这是索洛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过度地追求一般均衡和数学形式主义的抱怨。19 世纪初，托马斯马尔萨斯也有过同样的批评性论述: 对我来说，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错误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近乎鲁莽地简化和概括。这是马尔萨斯针对亚当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人在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追求公理性的演绎主义方法，并试图从少数一般性命题中得出一般性结论的批评。

另一方面，大卫休谟认识到，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因果解释，而一系列事实本身不可以验证事件之间的任何因果关系。这表明了一种观点，任何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解释，解释包含了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而任何经验性的探索不可能自己建立因果关系，原因是不可以被察觉到的，数据不可能为我们表明原因和结果。一系列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必然是原因和结果的指示，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需要事先假设，经验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卡尔门格尔的观点是，经济学发展的初始或者全部过程都不能仅仅依靠事实。描述必须依赖于先前的理论概念，而且描述本身不能对经济现实进行解释。

一、历史史实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财富增加。劳动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交换能力的发展源自市场范围的扩大。亚当斯密的这些观点是从历史的考察中得出的，从对学徒制的细微观察到扣针工厂作业的经典分析，以及对货币制度起源的论述，都反映了亚当斯密对现实和历史过程的关注。吴承明说: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结合历史实际来提出他们的经济理论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三篇就是讲经济史。

马歇尔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公认先驱之一，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马歇尔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但人们忽视了马歇尔对历史现实问题的关注。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马歇尔说: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现象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教科书《经济学原理( 第4 版) 》前言致学生的信中引用马歇尔的话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 包括当前) 的经济现象，他说，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创新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说到，熊彼特认为理论、统计、历史和社会学应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在《商业周期》中，熊彼特开宗明义说到，历史对于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具有最重要的贡献，他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然后是统计，接着是理论。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译本序言中说到: 熊彼特的著作强调并采用历史的方法，强调追根溯源，查明来龙去脉，重考据和历史事实，治学严谨，注解详明。对于书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种著述、某种学说、某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无不力求对其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旁征博引，阐述清楚。有时在正文里不能尽其详，则辅之以详细的注解，务求把事实弄明白，或把问题搞彻底。

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经济学者、制度主义学者、演化经济学者以及主流经济学的部分学者针对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表达了对历史过程和现实问题的关注。演化经济学家，欧洲老制度学派学者杰弗里霍奇逊说过，由于摒弃了以前的历史研究倾向，经济学在整体上变形了。它不再将重点放在对于真实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对于个体选择进行演绎主义的探讨。

在谈到新制度主义经济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后期研究思想的转变时，弗里曼说到，诺斯长期致力于研究人类历史核心之谜，解释不同的历史变迁路径，他特别注重研究制度的形成与演化。诺斯的研究主题与老一代历史学家接近，由此使他怀疑新古典假设的适用性，并最终得出结论: 新古典假设实际上是理解制度存在、形成和演化的绊脚石。对制度的考量要求放弃过于简化的理性原则，需要探讨环境的复杂性。诺斯后期放弃了将制度视为有效经济单位的早期观点，也不再用简单的交易成本模式表示制度，这样他更接近老历史学派。将制度纳入历史可以使我们讲述的故事更为精彩，围绕制度建立起来的经济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制度存续与变迁的图画，也就是一个演化的故事。

另外，弗里曼在他的《光阴似箭》中还部分总结了演化经济学处理史实的问题。演化经济学家对整合历史和经济学的必要性做出了响应，经济学演化不能脱离历史，必须将经济学涉及的因果关系理解为复杂的决定过程而不是决定论。人为推理必须让位于对分析和决策具体、翔实的研究和推敲，以恢复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弗里曼呼吁要回归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回归经济学本质，回归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回到历史和统计方法的共同发源地。他强调经济学不能脱离历史，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够探究其本来目标，即处于不断演化，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的现实经济。

弗里曼直言: 历史就是过渡，经济学是研究过渡的科学，经济学一开始就是并且仍将是一门历史科学，因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经济主题，还因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相得益彰。

二、经济理论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史学者吴承明说: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绩效。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李剑鸣指出，现代史家大多重视理论对治史的意义。傅斯年、顾颉刚等学者强调史料的核心地位，但他们并不否认理论的意义。吕思勉敏锐地看到了社会科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20 世纪40 年代初就强调要学习这些理论。李剑鸣强调了吸取不同学科理论知识对于治史的重要性，他说: 考据与义理并重，即在掌握翔实可靠的历史史料的前提下，参照一定的理论和概念来阐释史实的意义，以求得史识。史识的获得需要理论介入，需要用理论在史实中考察，才能发现史识。他说，史学自身的理论资源并不丰富，需要从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学中汲取理论的滋养，以烛照史实，分析具体问题，建立解释框架。其中，社会学理论之于社会史，经济学理论之于经济史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因而，要提高理论修养，在其他学科中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包括理论知识，以求得史识。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评论说，历史学家们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一部分，从事研究他们所能确定的一切事实。结果是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起来，根据对证据的精确的和批判的考订而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历史学的良心把自己认同于每一桩孤立的事实都出之以一种无限谨慎的态度。单纯为了事实而确定事实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证明是远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之中，那是这些已经被确定的事实所能够做到或者是应该做到的。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而且不能对这种或那种政策是一种明智的政策吗? 这种或那种经济体系是健全的吗?进行判断。

西方经济学家在强调要重视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并没有否认理论的作用。亚当斯密明智地试图将归纳与演绎进行结合。在重视经验研究的前提下，马歇尔认识到，获取知识还需要额外的、理论上的努力。他说: 虽然经济学家一定要对事实充满渴望，但是一定不能仅仅满足于事实。他一定要对过去能对现代问题直接做出解释这样的念头表示怀疑。对于马歇尔来说，历史事实是基本的，但是它们本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单纯了解一系列的事实并不能解释任何问题。事实本身是静默的。观察本身并不能直接揭示事物的原因，它只能发现一系列事物。在经济或社会问题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的绝对先例。人类的生活环境是如此多变，每一个事情都是众多原因的复杂结果，这些原因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过去绝不会为未来提供简单的、直接的参考。

马歇尔认为事实不能自我解释，经济学不能仅仅靠事实前进，他承认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利用一些普遍的原理和概念。同时，马歇尔把经济理论中心的、普遍的内核看为不是具体事实本身，而是发现具体事实的工具。

三、经济理论和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重要作用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论述了理论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家在于掌握三类技术: 历史、统计和理论。当他在讲到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时，他在其后的注释中明确解释说: 这样说并不会使下面将要解释的理论成为不可能的东西或无用的东西经济史本身就需要理论的帮助。但熊彼特给理论打上了引号，意指有别于其他人的先验性假设的理论概念。对于熊彼特，经济理论是所有的概念( 例如: 边际替代率边际生产力乘数，加速因素) 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是这些零星用具的总和( 包括关键性有用的假定在内) ，是一个工具箱，用以解释和阐发历史史实。

这种观点类似于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有关历史和理论的论述，许多人说理论和历史是对立的，情况最好也不能兼而有之;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顶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相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仅此而已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

霍奇逊在《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中指出，任何事实陈述的建立都需要概念和理论，任何科学解释都包含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而这是在经验数据中找不到的，它们必须被事先假设，经验数据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他在总结自己的论点时提出，科学不能仅仅是对经验细节的描述，描述自身，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总是要运用理论和概念。科学不可能在没有一些一般性或者普遍性陈述和原理的情况下前进。解释真实因果机制的解释性统一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这里，霍奇逊的观点强调了理论知识作为对史实进行阐发的逻辑框架作用以及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离开某些较为一般性的概念，我们就无法讨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在任何涉及延绵的历史研究中，使用一些非历史的理论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针对德国旧历史学派的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仅关注经验现实的方法，霍奇逊评论说: 由于偏好对于特定现象做简单描述而拒绝理论，这种生硬地诉诸历史事实的方法，典型地出现在许多旧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他们认为单纯描述具有可行性，似乎事实本身就能够自我解释一样。但是，如果之前没有概念框架和理论知识基础，做出这种描述也是不可能的。

在总结旧历史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失败中，霍奇逊总结性地指出，所有对事实的描述都是充满理论的，所有的描述都要运用先前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如果没有一些先前存在的概念框架，就不能确定任何事实，就不能进行识别和分类，也不能赋予它们任何意义。而且，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假设，那么对任何现象都不会有足够的科学解释。

卡尔门格尔指出，在经验现象能够被描述或理解之前，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是必要的; 庞巴维克谈到: 如果不稍微谈到一般性的理论和概念前提，我几乎不可能就一个经济问题做出报告，更不要说讨论它了。

四、经济史中的史论结合

吴承明指出，史料考证过程中，综合观察在于判断吾人可认识事实间之关系，以及其与演化上之整个及一般间之关系，免致忽视极有价值之史料或误采不良之史料。侯外庐于其书自序中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有三个步骤: 第一是花费精力研究理论，得出答案; 第二是谨守考据辨伪方法，订正史料; 第三是将史料与社会发展规律统一成文。吴承明指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实况，史料考证和文本诠释都十分重要。

但历史学不是史料学，理解历史还需要理论，须借助于抽象思维和理性判断，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经济学说，在历史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说，史无定法，要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方法。针对如何运用理论，他说: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是不变的或者略去，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应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马克斯韦伯倡导为了研究经济现象，有必要吸收借鉴大量学科和分支学科，用理论概念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文版序言中还提到，在熊彼特的其它几本最有代表性的围绕创新理论而建立他自己的学说体系的著作，即《经济发展理论》《商业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显地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并始终意图把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二者结合起来。这种意图和作法，在《经济分析史》里以及在传记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里，也是有明显的体现的。熊彼特总是试图把不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分析工具的产生和运用，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联系起来。总之，熊彼特无时无刻不是试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

李剑鸣指出，如何处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以史实俯就原理，不是历史研究的正途，理论只是史家用来关照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运用某种理论，其目的在于寻找最佳的切入点，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史实的意义，建构叙事的框架。因此，理论必须服从于历史解释的需要，而不能让历史来迁就理论。他总结说: 在处理论和史的关系时，最好是史论结合，切忌生搬硬套，堆砌概念。归根结底，在史论关系中，史是基本的和核心的，而论则依附于或服务于史，论必须与史实密切结合在一起。

五、结语

篇6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English-language research article abstracts from the economics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rhetorical organizations used by native and non-native writers. The corpus consists of 40 abstracts published in 2008 from two economics journals: Jingjixue Jikan, edited and published in China an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respectively. The rhetorical structure differences emerged in terms of the frequencies of the units, the sentence length, and the lexical bundles. The result shows potential for the teaching of ESL writing in academic setting.

关键词：英语论文摘要；跨文化；体裁分析；经济学

Key words: research article abstracts；cross-cultural；genre analysis；economics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4-0177-02

0引言

学术论文摘要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文章的录用与否、信息检索以及同行之间的知识交流和传播。同时，许多国际著名期刊都接受英语写作的文章，因此，学术论文英语摘要对于研究者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论文摘要作为一种体裁形式，有其自身的篇章结构和语言特征。英语论文摘要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特征日益受到应用语言学界特别是专门用途英语研究学者和教师的关注。本文通过自建的80篇经济学类英语学术论文摘要语料库，采用体裁分析的理论，对比分析了中美两本经济学期刊摘要在跨文化视角下的宏观结构特征，丰富了体裁分析的实证研究，同时以期为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提供依据。

1研究背景

自从John Swales将体裁这一概念作为学术语篇分析的工具，体裁分析法就受到应用语言学界以及EAP和ESP教师和研究者的广泛应用（Brett，1994；Holmes，1997；Nowgu，1997；Posteguillo，1999； Swales，1990）。近年来，由于摘要体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摘要的研究就引起了学界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中，关于特定领域中的摘要的重要研究有Salag-Meyer （1992；1994）对于医学摘要的研究，Gibson（1993）对于信息与图书馆科学领域论文摘要的研究，以及Santos（1996）对于语言学类论文摘要的研究。另外，还有部分研究涉及到跨领域的研究，如Hyland（2000）研究了1997年8个不同领域论文的800篇摘要，Samraj（2002）研究了野生动物行为领域论文和生物保护学领域的论文摘要，以及Dahl（2004）研究了经济学和语言学领域的摘要的个人与宣传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少数关于摘要的跨文化对比研究。例如，Martin（2003）研究了英语和西班牙语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论文摘要，Bonn & Swales（2007）研究了英语和法语的语言学类的论文摘要。鉴于此，本研究对比分析跨文化视角下经济学类英语论文摘要其宏观结构的特征。

2研究方法

摘要的宏观结构可以分为两类：IMRD结构（Introduction-Method-Result-Discussion），多用于报道性摘要（Informative abstracts）中；CARS模式（Create a Research Space），多用于指示性摘要（Indicative abstracts）中（任再新和马静，2008）。本文对于摘要宏观结构的分析采取的是前者。但是，本研究基于前人对于摘要的宏观结构分类，发现经济学论文摘要的最后一部分应当称为Conclusion（表1）。本研究的语料来自于2008年发表的中美两本经济学权威期刊论文摘要各40篇。这两本期刊名为：经济学季刊（CEQ）和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语料的选取充分考虑到可比性原则的诸因素如时间，体裁，语言等等。

3研究结果

摘要的基本数据特征（表2）显示中国学者的英文摘要总字数和平均字数偏少；句子个数和平均每句字数也同样少于国外同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表3）英语摘要在两本期刊中出现最多的两个部分是Introduction和Result，这也符合国内期刊（CEQ）的基本数据特征，即平均句子数为两个。虽然国外同行会省略如Method部分，但是国内学者则更甚，会略去Method和Conclusion两个部分。这一现象与我们的观察（表4）高度吻合。美国期刊（QJE）的摘要通常会以完整的IMRD结构出现，而国内期刊（CEQ）出现两个和三个部分的摘要占所选摘要的大多数。

此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学者的英语摘要在宏观结构的安排上受到了本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在，中国学者会将两个部分混在一个英语句子中表达，使得摘要的句数偏少。例如：

Using a firm-level data set for 1998 and 2005 including all of China's "above designated size" enterprises that together account for more than 85 perc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outpu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ree issu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derived from the Austrian School, this paper connects the creation of entrepreneurs to the contracts that entrepreneurs obtain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studies how these contracts affect economic growth.

不注重英语科研论文的逻辑性，省略重要的摘要组成部分如Method部分等。例如：

We establish five facts about prices in the U.S. economy: (1) For consumer prices, the median frequency of nonsale price change is roughly half of what it is including sales (9-12% per month versus 19-20% per month for identical items; 11-13% per month versus 21-22% per month including product substitutions). The median frequency of price change for finished-goods producer prices is comparable to that of consumer prices excluding sales. (2) One-third of nonsale price changes are price decreases. (3) The frequency of price increases covaries strongly with inflation, whereas the frequency of price decreases and the size of price increases and price decreases do not. (4) The frequency of price change is highly seasonal: it is highest in the first quarter and then declines. (5) We find no evidence of upward-sloping hazard functions of price changes for individual products. We show that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facts are consistent with a benchmark menu-cost model, whereas the fourth and fifth facts are not.

4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中美经济学期刊英语论文摘要的宏观结构，发现了两类摘要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是受到各自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为中国学者撰写英语摘要提供参考，并为英语写作教学提供一些依据，同时，丰富了体裁分析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for writing abstracts. (1979). New York: American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2] Bhatia, V. K. （1993）. Analysing genre:L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 London: Longman.

[3] Bonn, S. V., Swales, J. M. （2007）. English and French journal abstracts in the language sciences: Three exploratory studies.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6：93-108.

[4] Brett, P. (1994). A genr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section of sociology article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3：47-59.

[5] Dahl, T. （2000）. Lexical cohesion-based text condensation. An evaluation of automaticallyproduced summaries of research articles by comparison with author-written abstracts. Dr. art. thesis, University of Bergen.

[6] Dahl, T. （2004）.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argumentative abstracts. Akademisk Prosa, 2：49-67.

[7] Holmes, R. （1997）. Genre 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research article discussion sections in three discipline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6，（4）：321-337.

[8] Hyland, K. （2000）. Disciplinary discourses: Social interactions in academic writing. London: Longman.

[9] Martin, P. M. （2003）. A genre analysis of English and Spanish research paper abstract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science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2：25-43.

[10] Nowgu, K. N. （1997）. The medical research paper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6（2）：119-138.

[11] Posteguillo, S. （1999）. The schematic structure of 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 articles. English forSpecificPurposes, 18，（2）：139-160.

[12] Salag-Meyer, F. （1992）. A text-type and move analysis study of verb tense and modality distribution in medical English abstract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1，（2）：93-113.

[13] Salag-Meyer, F. （1994）. Hedges and textual communicative function in medical English written discourse.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3，（2）： 149-170.

[14] Samraj, B. （2002）. Disciplinary variation in abstracts: The case of wildlife behaviour and conservation biology. In J. Flowerdew （Ed.）, Academic discourse （pp. 40-56）. Harlow, UK: Pearson Education.

[15] Santos, M. B. （1996）. The textual organization of research paper abstract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Text, 16，（4）：481-499.

[16] Swales, J. M. （1990）. 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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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学语文；教学活动；体验学习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2-206-01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落实体验式学习方法，是加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指导作用的发挥，通过教师的有效引导，促进小学生利用适合的方法开展学习活动，亲身参与学习活动，体验小学语文学习。体验式学习方法更关注学生的学习感受和学习体验，有利于学生充分利用已有知识习得新技能。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体验教学法更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有利于激发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活跃教学氛围。加强体验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是小学语文学科改革的必要之举。

一、小学语文体验性学习的特点分析

小学语文体验性教学活动，不仅关心学生语文学科知识的掌握，更关注学生各项能力的提高。笔者认为，小学语文体验性学习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1、主体性

在传统教学活动中，学科知识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在体验式教学活动中，学生才是学习活动中的主体。 学习活动的开展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会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学科知识学习情况与掌握程度。课堂不再是教师单方面传递知识的课堂，更是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课堂。在体验式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还要加强教学情境的创设，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基本意义的同时，了解更多的深层意义，促进学生学习质量的提高。

2、体验性

体验性是小学语文体验式教学活动的根本性质。 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可以融入教师的教学活动中， 深刻体验教学活动。学生不需要借助任何事物进行学科知识的学习，而是自己参与知识的开发与探究，直接获取学科知识。在体验式教学活动中，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需要将真情投入学习活动中，加强师生共鸣，从而强化学习效果。

3、娱乐性

寓教于乐，是一个科学且现代化的教学观点。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实施体验式教学，对于课堂教学活动趣味性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对学科知识进行有效转化，让学习活动像娱乐活动一样具有吸引力，促进学生主动参与。 教师更要对学生的情绪进行调动，让学生成为课堂中的主动者，自主获得语文学科学习方面的乐趣。 学生在体验中获得快乐，在快乐中学习，更能促进其学习积极性的提高。

二、小学语文体验性学习的策略与途径分析

加强体验性学习在小学语文教学活动中的实施， 需要学校的重视、支持和教师的努力。教学创新的实现需要得到体验性学习方法落实的支持，下面我们就对小学语文教学中体验性学习的实施策略进行分析。

1、创设体验情境，激发学生热情

传统枯燥的语文课堂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光看课本学习，对于小学生来讲可谓是一种折磨。在过去的小学语文教学中，部分小学生会出现走神与思维停滞的情况，没有在教师的引导下成功进入语文学习活动。这样的课堂教学效率是可想而知的。在教学改革的今天，加强体验式教学活动的实施，增强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真实化与情境化，可以将抽象的知识变得形象，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变小学语文课堂枯燥的现状。

在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通过有效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小学生营造灵活生动的氛围，调动小学生的多个感官，促进小学生积极融入。一个有效课堂情境的创设，可以让学生融入学习活动中，亲自感受课本内容，与文字进行有效互动，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上的愉悦之感。加强情境的创设，是提高小学生语文学习体验感及学习效率的有效方法。

2、给小学生独立实践的机会

在长期的小学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师是课堂中的喂食者，小学生则像一个个嗷嗷待哺的幼崽，教师强制性地进行灌输，学生完全服从式地接受，让小学语文教学死气沉沉。只有小学生的思维处于活跃的状态，才具有学习与掌握新知识的积极性。在实施体验式教学的今天，教师应当让学生加入到知识的开发与学习中去，给小学生机会在课堂中表达见解。教师要正确引导，引导学生感受课堂氛围的开放性与轻松性，从而促进和谐人文学习氛围的形成，提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效率。教师可以利用角色扮演的活动组织学生参与新课文的学习，科学合理的课堂实践活动是实施体验性教学的必要环节，有利于小学生感性认知学习内容，自然消化课堂教学重难点。

3、加强体验式写作教学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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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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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经》；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今古学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5-0070-04

在现代《诗经》研究中，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划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框架，它认为《毛诗》属于古文经学，《鲁诗》、《齐诗》和《韩诗》等三家诗属于今文经学，它们在汉代斗争激烈，处处立异。这种理论框架对于认识《毛诗》与三家诗的区别很有意义，但是对于认识它们的相同之处和进一步深化《诗经》研究却有着消极影响。

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理论视阈

古文与今文本指书写文字的不同，古文经就是用古文字书写的经书，是先秦旧典；今文经是用今文字书写的经书，是西汉初年用当时文字隶书所改写的经书。这两对概念在西汉初年就已形成，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作为两个学派的概念是在清朝后期形成的。大致滥觞于清初，发明于廖平。康有为、皮锡瑞等许多学者鼓吹这种观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过一些现代学者的继承和阐述，逐渐代替了传统经学研究中“汉学”、“宋学”分野的基本格局，成为研究古代经学的主要理论认识框架。

关于清末学者论述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区别，周予同先生曾经归纳为13个方面，总的来说，“他们的不同，不仅在于所书写的文字，而且字句有不同，篇章有不同，书籍有不同，书籍中的意义有大不同；因之，学统不同，宗派不同，对于古代制度以及人物批评各各不同，而且对于经书中的人物，孔子，各具完全不同的观念”。书籍不同，学统不同，宗派不同和制度不同成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个学派差异的主要内容。两汉博士学官及其所传授的经书是今文学派的代表，而民间传授的《毛诗》、《周官》、《左传》、古文《尚书》则为古文学派。从时间上来看，前汉主今文说，讲微言大义；后汉主古文说，详在章句训诂。刘歆是由今文学派向古文学派转变的关键性人物。至于两派的关系，它们互相争斗，势同水火。关于传授学统，今文学派“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渊源清晰准确，所以非常可靠。清末学者很多像廖平、皮锡瑞一样，认为他们发现了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流派的划分及其斗争的秘密，为经学研究开辟了康庄大道。但我们细读有关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流派划分的著作，发现他们对于流派的划分和论述却充满了矛盾。尽管这样，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划分作为一种认识理论框架却已深入到我们现代的学术研究中。

这种认识理论框架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汉代经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不过它过度强调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对立性和斗争性，而忽视了其复杂关系。这与汉代经学学术研究的实际状况有所偏差，对我们现代的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消极影响。钱穆、徐复观、李学勤等先生先后指出过这种消极影响，但这些先生的观点在《诗经》研究中反响并不大，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壁垒对立的理论框架的影响依然很深。

二、今古文与四家诗

虽然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主要内涵在于经义解说的不同，但今文、古文字体的差异却是其理论的基础要素。我们先来看一下经学传授的文字问题。

在西汉初的经学传授中，无论是学官的还是流传民间的文本都存在着由古文或小篆改为今文隶书的情况，此改写过程在文帝、景帝时已结束。王国维说：“夫今文学家诸经，当秦汉之际，其著于竹帛者，固无非古文。然至文景之世，已全易为今文。于是鲁国与河间所得者，遂专有古文之名矣。”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经《逸礼》、《书》等，河间献王也得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由于当时经传全部改写为今文，所以《史记》、《汉书》等文献特别注明这些书籍为“古文”。“古文”之名于此产生。王氏的这种推测合情合理。对于《诗经》的传授来说也是如此，在汉景帝时期，不仅三家诗，就是《毛诗》，其文本应该都已经改写为今文隶书。《史记》记载，孝文帝时朝廷听说伏生能治《尚书》，使晁错前往学习；郑玄《尚书传序》说伏生传授《尚书》的一个困难就是“重以篆、隶之殊”，伏生是秦博士，可以看出，秦代博士经书用的是秦统一的文字小篆书写，伏生在教授时改写为隶书。当然，秦国统一文字后其文献用小篆来写，当时还存在着大量的东方六国的古文文献，即使在焚书之后也有许多古文献遗留下来。汉初经学传授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小篆或古文改写为隶书。这对于《诗经》、来说也是如此。对于三家诗来说，它们最晚在立为学官后改写为隶书。

对于《毛诗》来说，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论域中，《毛诗》属于古文经学，那么其书写文字就是古文。文献中对于《毛诗》是古文的说法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在《汉书・艺文志》中，《毛诗》很明显已是今文字书写的了。《汉书・艺文志》的书写体例是先列经书，古文经书在前，且注明“古文”；今文经书在后，因为当时书写字体为隶书.所以不着“今文”二字，经书的传记等研究著作罗列在后。《毛诗》在“诗类”目录中列在最后。“《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不注明古文，从《艺文志》的书写体例上来看，它已不是古文。王国维、徐复观先生对此都有论述。王国维指出：“《河间献王传》列举其所得古文旧书，亦无《毛诗》。至后汉始以《毛诗》与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并称，其所有并称者，当以三者同未列学官之学，非以其同为古文也。惟卢子干言‘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下列举《毛诗》、《左传》、《周礼》三目。盖因《周礼》、《左传》而牵连及之，其实《毛诗》当小毛公、贯长卿之时，已不复有古文本矣。”河间献王为汉景帝第三子，毛公为其博士，《毛诗》最迟在此时改写为今文。这一派的《诗》为什么称作《毛诗》应与小毛公毛苌有关，与大毛公毛亨无关。《汉书》说：“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班固此文就是交待《毛诗》师法由赵人毛公确立，但是班固并没有说毛公的名字。郑玄在《笺》中以《故训传》为毛苌作，在《诗谱》中又以毛亨作《故训传》，关于《故训传》的作者郑玄不能确定，而且毛公成了大毛公和小毛公两个人。后来。陆机和徐整继承这种观点，认为毛公有两个人，鲁人大毛公亨和赵人小毛公苌，且都认为毛亨作《故训传》教授毛苌。《鲁诗》、《齐诗》、《韩诗》三家诗的命名都跟博士学官、传授和对《诗》注解即师法的确立有关。我们认为，《毛诗》的形成与得名应与三家诗相似，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虽不是汉庭学官，但他是诸侯学官，是《毛诗》师法的确立者，《毛诗》之“毛”即指毛苌，《故训传》也应为毛苌所作。

我们说，《诗经》在文帝、景帝时已改写为今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那就是1977年安徽省阜阳市出土的汉简《诗经》，埋藏时间为文帝十五年，其文字为隶书。文字、篇章顺序与《毛诗》和三家诗都有所不同，生、韩自强两先生认为它应该是没有被《艺文志》收录而流传于民间的一家，李学勤先生推测可能是楚国地域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汉文帝时期，民间的《诗经》都已用隶书书写，学官中的《诗经》更可想而知了。

西汉末年，古文在经典的意义上由泛指六艺为基础的儒家经典文献变成专门指代孔壁之书，即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出的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和《孝经》等，尤指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和《礼记》都没有立为学官，由于《左传》、《周官》、《毛诗》等经也没有立为学官，人们往往把它们看作同一类经典。

三、今古学与四家诗

汉代经学除了今、古文问题，还有今学、古学的问题，两者关系复杂。今古学是在西汉后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施行之后，经学经过长期发展后而产生的两种观念。

《史记》中的“古文”大致有三种含义。一指文字字体；二指一种学统或流派；第三，“古文”既指一种学术传统，也指经典著作。这一经典系统包括《诗》、《书》、《春秋》等经书及其相关文献，是周朝礼乐制度的体现，也包括记载孔子弟子的文献，作为史料，它也是最可靠的。西汉初期，“古文”作为学派意义是与百家言相对的，当时没有什么“今文”学派，他们不是一对相对立的概念，到了东汉古文与今文在学派意义上作为一对对立概念只局限于《尚书》研究。

两汉之际，经学研究中产生了今学与古学两种观念，并成为东汉经学研究的重要分野。古学与今学的内涵可以从多方面来看。从经典上来看，古学的经典包括古文《尚书》、《左传》、《毛诗》、《周礼》等，今学的经典包括今文《尚书》、《公羊传》、《韩诗》、《鲁诗》、《齐诗》、大小戴《礼》等。这在许慎《五经异义》中是非常明显的，前者多冠以“古”字，后者多冠以“今”字，以示区别。《后汉书》中，古学的概念也与这些经典联系在一起，今学经典全是博士学官所授，而古学则为民间传授经典，所以今学与古学可以指代博士学官与民间的经学研究。由于古学和今学的经典不一样，所以因经典的解说也就自然形成了两种学统，即博士学官派和民间经学派。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在古学设立博士学官的问题上意见相左，不断斗争，但在学问上并不是壁垒森严，互相排斥，而是相互借鉴，互相阐发。东汉时期，无论是今学家还是古学家，对五经都有深入研究，甚至可以说兼收并蓄。今学和古学的差异还表现在研究方法和风格上。今学以章句学为代表，文辞细碎繁冗，涉及谶纬，讲究家法；古学则注重古文字研究，侧重于从文字训诂，追求古义，讲究圆通。钱穆先生把章句和谶纬作为今学的两个重要因素可以说抓住了要害。当然他们在研究方法和风格上的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他们也是相互影响和互相渗透的。今古学的内涵非常丰富，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复杂。今古学的区别正是清末学者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形成的基础，不过这一理论框架过度强调了今古学的区别性和斗争性，而忽视了其共同性。

东汉的《诗经》研究当然也是伴随着今古学观念的形成而展开的。大致说来，齐鲁韩三家诗属于今学，都是博士学官，是国家开设的课程；《毛诗》属于古学，不是博士学官，是民间经学的内容。这并不意味着，博士学官不学习《毛诗》，民间《毛诗》传授不学习三家诗。在研究方法和形式上，《毛诗》有训诂、有传，在传承中基本按照这种文体发展，而齐诗、鲁诗、韩诗在训诂、传的基础上发展出章句。《汉书・艺文志》录“《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后汉书》说：“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今学三家诗有章句之学。章句的形成与博士学官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在研究方法上《毛诗》的传授遵循着早期“师法”，而齐、鲁、韩三家诗并没有严格地遵循“师法”。这与皮锡瑞所说的“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的结论有所不同。《汉书》说：“申公独以《诗经》为训诂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鲁诗师法形成之初只有训诂，没有传；齐诗、韩诗都有传，从《艺文志》所收书目来看，齐诗、韩诗还有诂、说、记等。西汉末年，它们都有章句，并形成不同学派家法，即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方法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研究的内容。如果说师法主要是解说内容方面的，那么同一师法形成了不同的家学，这就意味着在解说内容方面出现了差异，如果要严格遵照师法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毛诗》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它在小毛公形成师法之初只有训诂和传，后汉时仍然遵循这一传统。这实际上也就是古学的一个内涵。即在研究方法和风格上遵循着当初的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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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教学；高中；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语文作为高考的主要科目之一，越来越受到家长和教师的关注。在新课改的背景下，高中语文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提高语文的教学质量成为所有高中语文教师的共同探究的问题。目前，高中语文教育呈现多种教育方式，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教学质量，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点，并需要加强。

一、高中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多样性。目前高中语文教育的教学方法存在着多样性，教师并没有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只是盲目的进行创新教育。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教学质量，但是有的时候会使学生产生厌倦，对语文失去兴趣。例如：应用多媒体进行教育，虽然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但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思考的时间，从而学不到知识，导致学生会对语文失去兴趣。所以，在选择教学方法上一定要考虑学生的情况。

（二）课堂缺少学习氛围。在高中的教学课堂上教师只想让学生多增加知识，所以在课堂上就不停地灌输知识，几乎没有给学生思考和实践的机会，使学生在语文的课堂中感到枯燥，从而失去兴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没有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不得不背书，这说明，在高中课堂上创造好的学习氛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建议

（一）明确教学目标，制订教学计划。高中语文的知识面比较广泛，所以，就要求教师抓住内容的重点，明确教学目标，在结合学生的个性制订语文学习计划，使学生提高语文的学习效率，主要做法有：

（1）确定语文目标。在进行授课之前，教师首先要对教材通读一遍，然后明确教材的内容和结构。并认真思考，把与教材内容相关的课程资源与教材内容结合制订教学目标，这样不仅明确了教学目标，而且还明确了教学任务的思路。

（2）制订教学计划。在明确了教学目标后，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制订学习计划，这是实施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环节，计划可以分为：一是课堂计划，课堂是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的主要地点，所以必须要有明确的计划，其计划的重点是更新教学理念和改变教学方法，优化课堂结构，明确重点、难点的内容。二是第二课堂计划，第二课堂包括学生的作业和课堂以外有关语文的教育，安排一些与语文知识有关的活动，锻炼学生的听、说、读、写等能力，使学生对知识更深入了解。这些计划的制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改变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的教学方法对于学生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根本就引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教师需要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上不断创新教学方法。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利用多媒体技术结合教学内容，将音乐、美术等一些色彩鲜明的东西应用到语文的教学中，并结合一些艺术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学习《再别康桥》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在网上下载朗读范本，然后进行快慢调节和加入点配乐，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使学生掌握了朗读技巧，也提高了教学质量。

（三）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习惯一词的意思是长时期养成的、不容易改变的行为。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在学习的活动中长期使用的学习方法去学习的，是学好知识的一个重要条件。（1）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语文的学习光靠课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它的学习需要不断的进行阅读积累。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课文的内容向学生推荐一些名著让学生进行阅读。使学生在读的过程中边读边写、边读边思，并写读书笔记。这样长期下去，学生就会养成阅读的习惯，并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了语文知识，使学生的语文素养提高。

（2）课前预习的习惯。预习是学习中的重要过程，它是学习新知识的基础。通过预习，学生可以对将要学习的知识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了解了课文的体裁和主要内容，然后在预习的过程中对难点和重点做好标记，在上课时好认真听教师讲解。在预习的过程中遇到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可以利用工具书解决问题，并做好标记，然后在上课时认真听讲，加深认识。通过长时期的预习，可以使学生养成预习的习惯，这样不仅提高了听课效率，而且也提高了学习效率和教学质量。

（四）拓宽语文视野，提升语文素养。为了巩固知识，教师要利用好课余时间，丰富学生的课余活动，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学生进行测评，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

（1）开展语文活动。教师可以根据语文知识的内容，设计一些语文活动，例如：作文竞赛、演讲比赛等，通过这些活动加深对知识的认识，并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演讲能力，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2）重视测试。测试可以使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效率，根据学生的测试结果，可以了解学生哪些知识掌握不足，并分析学生没有掌握好的原因，并加强这方面知识的教育。测试也可以使学生了解到自己学习的不足点，并加强学习；还可以使学生的知识得到巩固。所以，教师在教育上可以加强平时的测试，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三、总结

提高语文的学习质量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也不是学生和教师任意一方努力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教师和学生的互相帮助。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学校的实力。在教学的过程中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还有许多，这需要教师们不断地探索和发现，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解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何山.如何提高高中语文教学质量[J].新作文（教育教学研究），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