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见闻十篇

开学见闻篇1

哇啊，开学啦，我想像，肯定有新同学，新气象。

没想到，回到学校，不但没有新同学，而且还转走了一位同学，真是大跌眼镜。

不久，校长就叫我们下去升旗仪式与开学典礼了。在广播的时候，我怀疑校长患了高度沙哑。

下到操场，一看，咦，多来了一个男嘉宾，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呢？校长怎么还没到？典礼开始了，“下面有请新校长迈国强校长给我们讲话。”什么时候换了个新校长，我还以为原来的校长高度沙哑呢！

校长讲完话后，接着由主任讲话。在炎热的日光下，我们情不止禁的低下了头，我热得满身出汗。好不容易挨过了开学典礼。我倒要好好的看看我的同学。

又来了三位新老师，全部都是教英语的。这三位老师都是名校调来的。

一开始，老师叫我和同学下去搬书，过一会又叫我搬本子，搬录音机……而且还要一点一点地数清楚。

开学见闻篇2

”零零零······“随着闹钟的响起，我也不情不愿地起了床。一想到这种日子还会有很多，心里就叫苦连天。但转念一想，可以到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又是一阵兴奋。可是又想到要离开生活了六年的小学，又有几分不舍······最终，我还是开开心心去了学校。

来到学校时，早已是人山人海。从外由内地望向学校，只见几座耸立着的教学楼和一大群的人。我迫不及待地想交学费，之后好好的参观学校······

转眼就中午了，我又一脸兴奋地来到学校，在班上很幸运的遇见了曾经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又幸运的成为了同桌。

之后我们又认识了新的八个老师，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很幽默，有点肥肥的，但是却显得她很慈祥。自从上了六年级的语文课，我仿佛患了”语文课恐惧症“，对语文课对持反对的看法。但是这个新的语文老师却总是笑眯眯的，让我感觉很放松，很快乐。

总而言之，新的学校，新的班级，新的老师和新的同学，都让我充满了好感。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度过一个快乐的学期！

开学见闻篇3

笔者尝试从“新闻传播”四个字的汉字结构切入，结合新闻价值理论、中国传播语境、中国传统汉字文化等因素，综合分析其偏旁部首、汉字本身的含义与该学术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推导出较具中国特色的定义。

新闻：“耳闻目见”开采“四大新闻价值”+“兼顾两头”的把关精神

（一）新=亲+斤

1.亲：亲近、接近、求近，新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体现了“接近性”这・新闻价值。它要求新闻来源于党和人民群众，新闻受众也是党和人民群众，记者是党和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新闻报道要有亲和力，要让群众喜闻乐见，进一步引申为“趣味性”，亲近性越强的新闻报道越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2.斤：（1）成爵“斤斤计较”，引申为“精益求精”，意指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修养，比如对采访对象的选择与新闻信息的核实求证，对各方观点意见的平衡呈现，对新闻素材的加工整理，对新闻报道的编辑把关，力求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归宿点为对受众认真负责的态度，上升为对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忠诚精神。（2）斤是质量单位，表示某物的分量，引申为“重量”即重要性，这是新闻价值中排第二位的要素。

3.亲+斤=新，“新”可引申为“新鲜性”（时新性、时效性、及时性），即新闻价值的第一要素，从“新”字的结构看，接近性、趣味性、与重要性共同构成了“新鲜性”，这四者内在统一。

（二）闻=门十耳

1.门：门槛、标准、关卡、守门员，引申为“把关者”，意指在新闻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中的把关人：采访对象（消息来源）、记者、编辑、媒体领导、播音员……寓意新闻传播的“把关”理论，由1950年美国传播学者戴维・曼宁・怀特在其论文《The Gatckceper：A Case Study in the Selcction of News》（《把关人：新闻选择的个案研究>）中提出。“Gatekeeper”的英文释义就有“守门员”之义，引申为“把关人”。把关的标准主要有新闻定义、宣传价值、新闻价值和新闻法则，在中国传播语境下可归为“上下两头”――“党的宣传政策”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即新闻工作者要“吃透和兼顾两头”，新闻产品要“上接天气、下接地气”。

2.耳：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耳朵”（另外，耳中为“目”，也包括眼睛看到的），即媒介器官论、工具沦，新闻的采制需记者用耳倾听――党的政策和人民群众的心声，用眼观察社会。是否所有“耳闻目见”的都是新闻呢？答案为“否”：新闻不是“有闻必录”，道听途说的事不能成为新闻，而必须经过新闻工作者的把关，即门中有耳才为“闻”，将“目见耳闻”（采集到的）信息进行选择，层层把关，才能产生新闻。

综上，“新闻”=“耳闻目见”开采“四大新闻价值”+“兼顾两头”的把关精神，具体为：新闻工作者以亲近采访对象、“耳闻目见”的方式开采、收集具有“时新性、接近性、重要性、趣味性”的信息，并通过层层把关的加工，制作成“上接天气，下接地气”的信息产品。

传播：专人为传+“手脚并用”共享信息

（一）传=人十专

1.人：传播是人的传播，人是传播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包括传者和受众。

2.专：能够称为“传者”的必须具有专业性，不管是哪…方面的“专”，传播是“专向不专”的传播，体现在传播的信息级差、信息流向、传播的引导性、说服性和控制性等特点。对此，童兵认为，新闻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应该是：信息流通的推动者、意见交流的桥梁、监督权利的镜鉴和社会民众的教师。笔者认为，这说明了新闻传者的专业性体现在四大方面：监测环境、协调社会、上传下达兼顾两头和教导公众。一方面，记者的采访对象（新闻源主体）本身就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专家，或者对于新闻事件本身有独一无二的发言权（占有新闻资源）；另一方面，作为新闻工作者，记者编辑要经过专业训练，具备专业技能和素养才能做好新闻工作，“专”就意味着权威，权威性是构成和保障新闻真实性、可信性、客观性的要素，是塑造和增强媒体公信力的手段。

（二）播=扌+番

1.扌：传播需要传者用手来表达，如文字记者写稿，图片记者摄影，广播记者录音，电视记者录像，网媒工作者的电脑操作，所有媒体编辑后期的编（剪）辑和报人后期的排版、印制等工作都需用到手，实践、动手，“手能写”是记者的“四能”之一。所以，手是“播”的工具和保障。

2.番：替代与更新，翻倍与共享，人本与求真

（1）从整体看：一方面，“番”字的原义是“更替、替代”，引申为“新旧更替、推陈出新”，表明新闻信息的更新要求高、时新性强，“新闻是易碎品”，这点呼应了“新闻传播”的“新”。另一方面，根据《现代汉语字典》，“番”字有“倍”的意思，意指“翻倍”，即常言的“翻番”。王耀东研究认为：从词源学角度看，凡从“番”之字皆有散开之意；“番”的本义是“播种”：上古的播种方式是用手把种子撒到地里，手、种子和田地就成了造“播”字时的考虑，这也回应了上文关于“扌”的释义。可见，“番”是“播”之初文，“番”与“播”血缘紧密。

综上，笔者认为：“番”意味着信息有可复制性、可扩散性及大众传播的广泛遍在性。新闻传播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传播学者麦奎尔说：大众媒介是对以大规模的方式运作，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能够触及并影响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传播方式的简称。由此看：“番”字较好地兼容了大众传播的特点与功能：信息的可复制性决定其高度的共享性和强烈的扩散性，大众传播才有实现环境监测、覆盖受众、协调关系、文化传承、引导舆论等影响社会的可能。

（2）从辞书看：“番”=“采”+“出”。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说文解字》对“番”的考证为：“默足谓之番。从采；田，象其掌。”意思是“兽的脚叫番”，“番”字可分解为“采”和“田”，田像兽的掌。“采”字引申为新闻生产的首道工序――“采访”，无采访不新闻；而采访对象是“田”，即广大的人民群众、社会公众生产生活的土壤和家园，是新闻的富矿/本源（新闻事实所在）和来源（掌握新闻事实信息的采访对象），亦是国家和社会的根、党的执政之基和政府的力量之源。

从“番”的解释看：新闻传者必须脚踏实地、“如掌采田”，引申为“深入一线采访广大公众”，即要“亲民众、接地气”，注重“接近性”和“以人为本”，新闻战线的“走转改”与之一脉相承；另外，“番”意味着新闻传播活动需要新闻传者对新闻事实进行反复验证的严格把关，确保新闻信息的真实与客观，与“闻”字的寓意――“筛选、把关目见耳闻的信息”之义不谋而合，且显示了“把关”工作在“量”上的专业要求――反复、多次，做到求真务实、精益求精。

综上，“传播”=专人为传+“手脚并用”共享信息，具体为：专业的传者以“脚踏实地、反复核实”的专业精神、“手脚并用、接近社会公众”专业方式向非专业的受众进行的信息采集、复制、与共享的专业活动。

开学见闻篇4

（1）理论层面：针对媒体需要，做好相应的知识积累。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学”与“术”都是要并举的。对于新闻专业来说，“学”，就是传媒学问的研究，更多的是理论层面的；“术”，就是从事传媒工作的技艺，更多的是操作层面的。见习即是在“术”这方面的实践锻炼，而“术”的基础即为“学”。因此，新闻专业的学生在进入媒体见习之前，应该发挥海绵的功力，认真做好相应的知识储备。新闻专业的学生应针对媒体需要，做好知识积累和理论准备。要想成为合格的新闻人才，必须在学校里学习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各门学科的知识，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并且做到博中有专、特长突出。这不仅仅依赖在学校课堂上的学习，更多的需要自己课余自学，有了这些多方面的理论基础准备，就可以从容应对新闻见习，并能在见习过程中学有所获。

（2）技术层面：努力掌握新闻采写的技巧和方法。理论层面是为见习做准备，那么进入真正的见习阶段，新闻专业学生应该更多地注意在技术层面上提升自己，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在不断的锻炼中熟练掌握新闻采写的技巧和方法，以实现自己在专业技能上的突破和飞跃。

（3）思维层面：把握三大意识，不做没有思想的“新闻技工”。完成了以上两个层面的工作只能算是一名比较合格的“新闻技工”，即在知识和技术层面达到了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然而，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准记者，培养传媒人的理念和意识才是重中之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汉奇认为，“当好一个记者，德、才、史都很重要”。“史”就是对客观事物的了解，对媒体发展的了解，必须要具备各方面的知识；“才”要有成为记者的最基本的新闻报道能力；“德”就是要有职业道德和判断是非、鉴别真伪的能力。

作为未来新闻事业的接班人，新闻专业学生在见习的过程中要以这三个标准来要求自己，不仅“才”华出众，博览众“史”，更重要的是“德”艺兼备，从而完成从学界到业界的过渡，更快地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开学见闻篇5

理论层面：针对媒体需要，做好相应的知识积累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学”与“术”都是要并举的。对于新闻专业来说，“学”，就是传媒学问的研究，更多的是理论层面的；“术”，就是从事传媒工作的技艺，更多的是操作层面的。见习即是在“术”这方面的实践锻炼，而“术”的基础即为“学”。因此，新闻专业的学生在进入媒体见习之前，应该发挥海绵的功力，认真做好相应的知识储备。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认真学习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知识，夯实基础

现在有些新闻专业的学生，为了能够尽快适应媒体工作，在基础理论知识尚未掌握的情况下便贸然开始见习，这样不仅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媒体工作，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因为缺乏理论基础，他们在采写的过程中会遭遇瓶颈，采访时不能把握新闻点，写作时无法分清新闻文体之间的区别，往往要走许多弯路、遭受数次挫折才能摸清新闻采写的门道。这样不仅费时费力，同时也会给带自己见习的指导老师留下“新闻学生不懂新闻”的不好印象，失去许多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有的人说，不学新闻的学生不也在媒体见习吗？我们学新闻的学生为什么要这样去比呢！如果连我们自己的优势都丢了，还学什么新闻？学习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理论是实践的基础，认真学习好新闻理论和业务知识，不仅能够让见习生在见习过程中快速上手进入工作状态，而且能给指导老师留下基础扎实的好印象，得到更多的实践机会。

另外，见习前掌握基本设备操作也很重要。近年来，许多高校对新闻院系投入较多资金建设实验室，如网络教室、电子排版系统、广播电视采编系统等。新闻学生要善于利用这些资源，熟练掌握本专业的设备操作，如报纸电子排版、摄影摄像、非线编系统编辑节目、网站设计和制作等等，以利于今后在新闻单位从容实习。

2.广泛了解媒体相关领域的各学科内容，拓宽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

现代传媒的发展日新月异，是新闻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发挥效果的集中体现，它的运作已不仅仅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业务，更多地融入了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方面的内容。媒体最大的渴望就是寻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它需要的人才不仅是业务熟练的编辑记者，还需要管理、发行、广告、上市、融资、资本投资、经营公司等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仅有业务知识，还能推动媒体产业发展，带来每家媒体都希望看到和实现的媒体经济效益。可以说，这方面的人才需求将是媒体人才需求市场上长时间的热点。

所以，新闻专业的学生应针对媒体需要，做好知识积累和理论准备。要想成为合格的新闻人才，必须在学校里学习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各门学科的知识，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并且做到博中有专、特长突出。这不仅仅依赖在学校课堂上的学习，更多的需要自己课余自学，有了这些多方面的理论基础准备，就可以从容应对新闻见习，并能在见习过程中学有所获。

技术层面：努力掌握新闻采写的技巧和方法

理论层面是为见习做准备，那么进入真正的见习阶段，新闻专业学生应该更多地注意在技术层面上提升自己，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在不断的锻炼中熟练掌握新闻采写的技巧和方法，以实现自己在专业技能上的突破和飞跃。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调整心态，把握学习机会

新闻专业的学生都希望自己进入有实力和有活力的媒体见习，以为这样才可以锻炼自己，并增加自己将来到这样的新闻单位工作的“概率”。可是僧多粥少，不可能所有的学生都进入大媒体、好部门见习。这时就需要调整心态。进入有实力的媒体的见习生切忌盲目自满，进入规模小一点、级别低一点的新闻单位的同学也不可垂头丧气。见习是锻炼自己，不是抢金饭碗。不同级别和规模的媒体对见习生来说各有不同的优势和不足，见习生要把握好优势，将见习单位提供的机会利用好。

很多见习生可能还遭遇过这样的情况，在希望大展拳脚的时候，发现自己完全不受重视，只能每天与众多见习生一起坐冷板凳“看报纸”。新闻单位一般都拥挤着大量的见习生，时常出现某些部门里见习生比正式记者还要多的现象，见习生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星期也没有任务分派下来。在此种情况下，许多学生就对见习失去了兴趣，甚至产生抵触情绪。见习生应该耐心等待机会，并积极把握机会，主动寻找机会。有位学生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广东某报深圳记者站见习之初，由于见习生过多记者带不过来，她一直没有分派到见习任务。为了得到老师的关注，她想了一个办法，在便笺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注明请老师们有需要的时候告诉她，将便笺贴在每个记者的桌面上。如此便给记者留下了“积极主动”的印象，分派的任务也渐渐多了起来。可见，只有主动寻找机会，机会才会青睐你。

2.虚心好学，主动与业界老师沟通探讨

新闻工作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他们那里学来的经验是最直接而又是最实用的，见习生应虚心向他们学习。当他们传授的经验和书本有某些出入时，可以向他们请教和探讨。只要态度端正，即便记者老师原有的看法有偏颇，也会反过来认真与你探讨。

见习生向记者老师学习的途径一般有两种。一种情况是他们会直接告诉见习生该怎么做。另一种情况是他们忙于自己的采访任务，无法给予见习生太多的关心。这时就需要自己观察他们处理事物的方法，长期耐心地坚持下去，在新闻业务方面肯定大有长进。当有疑问时，见习生应该大胆地向记者和编辑提出来。总而言之，向新闻工作者学习，是见习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见习生获得经验的重要途径。

3.脚踏实地，切勿好高骛远

不少学生在媒体见习时一味追求发稿量，以发头条、发专版为目标。一旦做不到，就产生失落感。见习切勿好高骛远，应该一步一个脚印，练好采写编评的基本功，既要多练也要多思，在每一次采访和写作中积累技巧和经验。发稿量是衡量学生见习成果的一个标准，但并不是全部，见习的目的在于你学到了多少，而不是你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了多少次。

4.学会发现新闻

怎样发现新闻？这是一个大课题，长江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社长潘堂林就此问题出版专著《怎样发现新闻》，进行了全面的解析，在此笔者不作赘述。学会发现新闻，是见习生在见习过程中需要培养的最重要的能力。

《南方周末》作为全国很有影响力的媒体，多年来一直很重视大学生的见习，特别着重于培养见习生发现新闻的能力。在新闻采访部见习，他们要求见习生必须参加《南方周末》每周举行的选题会，会前要求见习生通过多渠道找选题，包括从网上、从众多媒体中及其他渠道寻找线索，并提出自己认为可以经营的选题。在选题会上，了解和分析为什么有的选题上了有的上不了。落选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选题欠佳，有的选题选上了，但由于突然而来的社会政治原因不得不取消。学生见习时写稿并不多，但收获不小。因为寻找选题的过程需要新闻敏感，需要丰富的知识，需要对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包括常态下是怎样的、非常态下又是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中，见习生发现新闻的能力普遍都有质的飞跃。

5.善于发现问题并总结

见习生在见习的过程中最好能够养成记见习笔记的习惯。把当天采访、写作中碰到的问题和学到的经验记录下来，并且定期对自己的见习状态进行自我批评与总结。见习生要善于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改进，这样才能有所成长。如果是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出现瓶颈，不能把握好采访和写作的技巧，很有可能是业务知识积累不够，这除了要多向指导老师请教以外，还需要我们反攻自己的理论知识，从课本上去寻求答案，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另外，将业界工作一线的信息记录下来，还有可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新的新闻现象，这对于启发我们的思维，加深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是有益处的。不少学生从见习单位回到学校后都有很多的收获和感悟，进而将见习媒体当做研究对象，总结规律、发现问题并提出改善策略，这是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一种飞跃。

思维层面：把握三大意识，不做没有思想的“新闻技工”

完成了以上两个层面的工作只能算是一名比较合格的“新闻技工”，即在知识和技术层面达到了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然而，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准记者，培养传媒人的理念和意识才是重中之重。

1.主人翁意识：有“主场感”和“存在感”，不做默默无闻的小跟班

很多见习生在见习的过程中，只满足于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不主动寻找新闻线索，不主动采访新闻对象，不主动完成稿件写作。这种“三不”态度是一种消极的应付心态，不利于学生在业务能力方面的成长。如果在见习的过程中，只满足于做老师身后的小跟班，老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主动思考，那只能成为新闻流水线最末端的操作工，永远无法成为一名独立的新闻工作者。见习生要培养自己的“主人翁意识”，即把自己当做真正的记者，用“主人”的眼光来思考和看待问题，在没有任务时主动寻找新闻线索，在采访过程中善于观察采访对象主动提问题，在写作过程中准确把握新闻点，有“主场感”和“存在感”，不做默默无闻的小跟班。

2.老黄牛意识：吃苦耐劳，不做叫苦连天的抱怨者

记者是十分艰辛甚至风险很高的职业，工作时间不固定，经常要伏案到深夜。有的时候为了跟踪一条重要新闻线索，需要耗费长达数月的精力，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不得不冒险潜伏，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到战场、灾区等危险地带进行报道。新闻界的著名记者大多是不知疲倦、精力充沛的，如果不能吃苦，就不能做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到新闻单位见习，见习生一定要改掉懒散的生活习惯，当有采访任务时，必须及时、按时赶到采访地点，迟到是新闻工作的大忌，迟到就可能错过采访机会。不定时的加班也是常有的事，见习生必须适应这一要求。新闻最讲时效性，稿件一定要按时上交，无论工作到多晚，都必须完成。见习生对于记者这个职业的辛苦程度应该体会得到。怕苦就不要当记者，想当记者就要培养自己的老黄牛意识，不怕苦，不怕累，不抱怨，不推诿，做个有韧性、有潜力的准新闻人。

3.职业道德意识：牢记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和职业操守

职业道德和新闻操守是见习生在见习过程中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精神和理念，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关键就在于此。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坚守职业道德和新闻操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抵制诱惑，坚持报道真相。市场经济激活人们的创造力，但同时，也使人们的物质欲望、金钱欲望膨胀起来。新时期的新闻工作面临更多的诱惑，见习生到新闻单位见习，必须以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准则要求自己，坚决抵制类似收“封口费”等不良行径。如果未来的记者在见习时就出现了丑恶现象，那么新闻界的将来就不甚光明了。

二是坚守新闻专业主义，不迎合、不随风倒、不浮夸。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有的媒体为了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往往把关注点大量放在社会阴暗面，甚至为了制造噱头而抓住片面加以放大，忽略客观事实。这种报道倾向显然是有悖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作为未来新闻事业的接班人，见习生们在见习的过程中要学会把握新闻报道的角度和方向，要知道自己的报道会给采访对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明白什么是可以报道的，什么是不可以报道的，什么是需要着重报道的，什么又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坚持以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要求自己。

开学见闻篇6

改革开放之初，为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众对信息的迫切需求，新闻报道开始走上信息化之路。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进入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新闻报道开始向纵深化方向发展。随着媒体竞争日趋激烈，众多媒体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娱乐化趁机走上新闻版面。当媒体日益繁荣，当信息获得愈益便利的时候，新闻附加值可能成为新一轮新闻竞争的主战场，提供智能化信息服务将是这片沃土上的新芽。

智能化：新闻事件舆论化阶段的制胜利器

2007年5月3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正式宣布，在渤海湾海滩地区发现储量规模达10亿吨的大油田――冀东南堡油田。对于石油资源相对短缺，对外依存度逐年扩大的我国而言，这个消息无异于天降之喜，是一条举国关注的重要新闻。各大媒体闻风而动，迅即跟进。考察此次新闻报道的过程，我们注意到其作为一个过程所呈现出的阶段性：

第一，新闻事件发生的最初阶段，时效性、接近性、趣味性成为新闻竞争制胜的利器。5月3日中石油正式对外公布消息，当日16时15分新华网即作出反应，向全世界发出消息《中石油在渤海湾勘探到大油田 储量规模达10亿吨》。5月4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等多家媒体在头版刊登了这一喜讯。在这个阶段，对于各家媒体而言，新闻事件的新闻价值在重要性、显著性上非常接近，于是时效性、接近性、趣味性成为各家媒体争眼球的利器。人民日报的受众群是全国性的，它在报道新闻时突出的空间概念是“我国”，河北省媒体的受众是省域性的，它在报道时突出的空间概念是“曹妃甸”、“唐山”、“冀东”。在时效性上，网络媒体新华网争得头筹；在趣味性开掘上，都市类媒体闪现亮点。

第二，在新闻事件广为传播的后新闻阶段，重要性、显著性成为新闻竞争后发制人的利器。随着新闻信息传播效果的产生，新闻事件已广为人知，这时各个媒体的报道开始向新闻事件的纵深推进，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和显著性再次成为新闻的富矿。南堡油田发现的能源战略意义渐渐成为各家媒体报道的着眼点。如河北日报5月5日头版的《大油田将为河北更好更快发展加油》的报道等。

第三，在新闻事件成为社会话题的舆论化阶段，一种附加值开始异峰突起，将该事件的新闻传播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新闻竞争新的制胜利器。这个附加值就是通过政策法律、学科理论、文化取向等人类认识的成果，对新闻事件进行资源开发取得的一种新价值，这种新价值的意义在于回答受众心目中的“怎么办”这个问题，因其提供决策性、操作性、应对性信息，故称之为智能性。智能性是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知识素质能量的爆发，它附载于新闻事件，表现为一种像军事参谋提供参考方案的智能化信息服务。如中国青年报的《将南堡油田放到五十年后再开采》，经济参考报的《冀东南堡油田：开采不如不开采》等。这些传播智能化服务信息的评论和分析，站在政策的高度和科学的高度，用政策化的思维、知识化的思维去思考我国的能源储备、开发和利用的现状问题，考量了这一新闻事件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传播了“怎么办”这样一种信息。

冀东南堡油田报道表现出来的智能化特征

新闻报道智能化是指新闻媒体对新闻事件进行合理的分析和判断后，向受众群体提供的应对办法、方案、策略等。这种通过新闻形式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方案、策略使新闻信息传播具有了智能信息服务功能。这在冀东油田报道中有清晰的表现：

一是新闻事件传播中呈现出鲜明的应对性信息。

在冀东南堡油田的报道过程中，我们看到两类报道，一类传播的是事实信息，另一类传播的是意见信息。

近年来，新闻报道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同质化竞争的现象：一个新闻事件一旦被发现，媒体就“一哄而上”，改头换面也好，添图加表也好，总之本质上传播的是同一层面的信息，且缺乏必要的新闻理性。冀东南堡油田的报道起初就存在这样的现象，你说好，我说好，大家都说好，发现大油田对能源战略安全好，对经济发展好，对国家综合国力好，又是“金娃娃”，又是“天赐良机”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媒体大声疾呼的这些，是受众同样明白的浅显道理。5月11日《将南堡油田放到五十年后再开采》的评论发表后，冀东南堡油田的报道出现了一个转机，媒体对新闻事件的传播表现出一个理性思考的过程，并且这种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进行传播的意见信息，具有很强的舆论影响力。

一个新闻事件的发生和传播，都会伴随着一个“如何应对的问题”。媒体在对新闻事件进行传播时，长期以来，着力的是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问题，而“应对性信息”是回答受众关注的“怎么办”这样的问题。这就强化了新闻的服务性和指导性。在新闻信息获取时代为选择时代所替代的今天，这种新闻服务性和指导性，将会表现得越来越有意义。

二是应对性信息背后有一个支持系统。

应对性信息表现为方法、方案、对策、策略，它是知识支持下的智力活动的结果。这个知识，在新闻传播领域，通常表现为政策知识、法律知识、科学知识和文化观念等等。媒体对新闻事件应对性信息的形成，主要通过新闻评论员，以及向职能部门管理者、专家学者的借脑来实现。在冀东南堡油田的此类报道中，许多媒体就采取了向相关专家借脑的办法，其中最典型的是5月22日经济参考报刊登的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副会长、河北省工商联石油业商会会长齐放的文章《冀东南堡油田：开采不如不开采》。这种借脑的方法使报道具有科学和专业色彩，更具说服力。

三是应对性信息本质上是一种意见传播。

当它和事实信息传播融合为一个整体过程的时候，表现出一种事实信息传播意见化倾向。这种事实信息意见化倾向，对舆论的影响比单纯事实信息传播，或单纯意见传播要强烈和持久。按照议程设置理论，这种传播为受众设置的是双题议程，一是事实性议程、二是意见性议程。当事实没有新的信息披露之后，意见性议程将上升为主要议程。新华网5月11日发展论坛上的网友讨论《南堡油田开采应该“缓行”吗？》，中国企业报5月14日观点“碰撞”栏目中的受众讨论《冀东南堡油田该不该暂缓开采？》是这一特点的反映。

新闻，可以智能化吗

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智能化反映，有利有弊，从目前表现出来的情况看，利弊如下：

首先，其利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新闻智能化提升了信息加工的深度，有利于受众对同一新闻事件海量信息的利用。当前，我国媒体数量的骤增，及媒体报道视野的拓宽，使同一事件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呈现出海量信息的特点。这种信息的海量生产和海量传播远远超过社会个体特定时间内的利用能力，也就是说，在海量信息面前，个人、组织乃至整个社会选择、利用信息的负担就会大大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常常会出现一种信息选择困难带来的焦虑感。如果与信息过程中的“把关人”相比较的话，那么在信息传播阶段，新闻的智能化则显示出一个“引导人”的意义。这对消减受众的信息焦虑感有实际意义。

二是新闻智能化强化了新闻的指引性，有利于增强受众的新闻理性。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由于利益诉求的不同，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消费能力常常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常常不能在相应的时间内认识新闻信息对于自身的意义，并因此采取不利于自身要求的应对行为。新闻智能化可以通过提供应对性信息，帮助新闻信息消费能力弱势的一方，从而在整体上提升新闻信息消费群体的新闻理性。

三是新闻报道智能化有利于创造意见环境，从而促进主流舆论的形成和强化。传播学中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可以通过“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新闻智能化通过彰显应对性信息，增强了新闻信息的可用性特征，从“实效性”这一人类最容易信服的角度，直接占领舆论高地。

其次，其弊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容易用专业技术眼光代替社会效率，如果仅仅按照某一专业技术的要求为新闻事件传播提供应对性信息，则可能导致忽略社会实践的复杂性的特点，从而出现一种违背社会效率原则的应对性信息。其二是容易把学术上正在争论的问题，折射到新闻事件的传播中，影响主流舆论。其三是可能会给某些怀有利益诉求的应对性信息以可乘之机，从而误导受众。

开学见闻篇7

本文拟从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视角出发，对西方新闻自由在内部新闻自由阶段的发生、发展予以考量。之所以选择内部新闻自由作为考察点，是基于两方面的现实：一是内部新闻自由更为集中地表现出西方新闻自由在现代的矛盾与特点，“争取媒介内部新闻自由成为新闻事业的一个新动向”[1]；二是国内有关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研究较为零碎，尚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尤其是缺乏从西方新闻自由发展视角的整体性考察，这与对西方新闻自由发展前两个阶段（即自由主义报刊理论阶段与社会责任理论阶段）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一、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及发展

最早提出内部新闻自由的是20世纪初的德国与日本，并分别在二战结束后形成席卷全国的运动风潮，继而迅速波及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等欧洲国家以及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入20 世纪90年代，受西方内部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我国台湾省也出现了相关的争取内部新闻自由权利的活动。内部新闻自由的提法在各国不尽相同，从发展的过程来看，以日本和德国的情况最具代表性。

德国是明确以“内部新闻自由”形式提出新闻专业自主权问题的国家，早在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中就规定，不论任何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均不得妨碍公民行使新闻自由权利[2]。但随着纳粹上台，有关争取内部新闻自由的活动也随之中断。德国正式提出“内部新闻自由”问题是在二战后的50 年代[3]。其内容除了要求编辑自主权外，还包括一定的媒介管理权。当时，在联邦德国境内，报社兼并之风大起。有的老板在出卖报刊所有权时，不征求编辑部的意见，并且出于销路等经济方面的考虑，对编辑业务横加干涉。这引起新闻从业人员的极度不满。在此背景下，联邦德国新闻界和法学界提出了“内部新闻自由”的问题，进入60年代，遂形成波及全国的“编辑室章程运动”。在以《明星周刊》、《南德日报》等为代表的媒介的内部，劳资双方通过谈判方式就发行人的权利和新闻工作者的地位问题进行协商，并最终以“编辑室章程”形式确立了新闻从业人员以“共同决定权”为代表的专业自主权利。至1962年，联邦德国已有213家报社的编辑部取得了编辑自主权[4]。从1968年起，以德国报纸发行人协会为一方，德国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为另一方，针对编辑部和发行人的团体关系开始进行谈判。但是，由于双方争议太多而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直到1990年5月，在经过38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后，双方签订了有关保障共同决定权、工资、工时等团体协议[5]。

日本内部新闻自由是以“编辑（自主）权”的名义提出的。早在1919年，朝日新闻社职工就提出编辑独立的问题。但明确提出编辑权却是二战结束以后的事情。战后日本在占领军的指导下开始了民主化改造，在要求实现民主化的各种运动中“站在最前列的就是新闻工作者”[6]。在1945年10月发生的“第一次读卖新闻争议”中，读卖新闻社提出了控制新闻制作主导权的要求。朝日新闻社随后也发表了著名的《与国民站在一起》的宣言，声称要以全体从业人员的总意为基础运营。[7]《每日新闻》东京总社工作人员大会则做出决议：“迅速建立代表全体工作人员意志的机关”[8]。在此背景下，以上述三报为代表的日本主要新闻媒介的职工先后获得了编辑权。1947年，日本报纸发行人和编辑协会做出决议，指出报社职工有权利和义务不报道老板要他们报道但与公众利益相抵触的事。[9]

但到了1948年，在盟国占领军的强力介入下，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当年3月，占领军了一个关于“编辑权”的声明，第一次明确提出“编辑权”的概念。但其内涵已经由编辑自主权转换成了编辑决策权，包括新闻制作、传播中的一切决策权利，并称“在决定新闻出版事业编辑内容的问题上，经营者负单独、完全的责任”[10]。日本新闻协会随后发表《关于确保报纸编辑权的声明》，重申了上述观点，从此使“编辑权”由内部新闻自由权利演变为保护资本力量介入新闻制作过程的合法权利。编辑权由此成为战后日本新闻媒介内部与编辑业务有关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制约力量。直至20世纪70年代，上述编辑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才开始动摇。1977年，每日新闻社制定《每日新闻社编辑纲领》，其中专设“编辑的独立”一节强调其编辑独立于不正当干涉的主张。[11]随后，日本放送工会也提出了内部播放自由的口号，使内部新闻自由开始了新的发展。

从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发展来看，尽管各国对内部新闻自由的提法各不相同，但内部新闻自由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建立在新闻关系上的对“新闻民主”的追求，表现为对新闻专业人员工作内容方面自主性的保障要求，包括报道权和编辑权两种主要权利；另一个是建立在劳资关系上的对“产业民主”的追求，主要涉及媒介内部人事、工资、福利、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决策权利，它构成新闻自主权的组织性保护层次。其中，围绕编辑权的斗争是内部新闻自由的焦点所在。这是由新闻从业人员具有的专业者与劳动者的双重身份所决定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分别从新闻专业者和劳动者的层次上提出民主与自由的要求，构成了内部新闻自由内容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深层考察

1、西方内部新闻自由所针对的问题

和新闻自由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一样，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也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考察提出内部新闻自由的各国的新闻事业历史及现状，不难发现，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是在试图解决以下两个层次上的问题：

(1)针对媒介个体层次而言，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是因为媒介所有人和经营主管对新闻业务方针的主导使新闻工作者面临丧失专业自主权的危险。当西方新闻事业发展到20世纪初，在获得相对充分的免于政府干涉的外部新闻自由的同时，新闻媒介自身也形成庞大的企业化体系。企业化运作的特点使媒介在享有免于政府干涉的同时，却背离了新闻自由发展的方向。新闻媒介不是去到“观点的公开市场”上“自我修正”，“寻求真理”，而是向商业系统转变。在此过程中，媒介经营者凭借雇佣关系中资本所有权的力量来主导新闻业务方针。对于他们而言，新闻自由意味着不受限制地采集新闻，经过专业性加工，将它们变成消息报道，然后卖出去的自由[12]，经营者的营业自由成为媒介真正的自由。而且，庞大化的媒介集团同时谋求对自身发展有利的政治权利，使新闻媒介成为自己避害趋利的表达工具。所有这些，都使新闻媒介内部的员工由于劳资关系而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面临丧失各种专业自主权的危险。

内部新闻自由正是作为化解上述矛盾的手段而被提出的。内部新闻自由的倡导者试图通过对新闻专业人员工作内容与工作地位的保障来解决媒介内部出现的对立。这在上述各国内部新闻自由的发展中明显的表现出来。一战结束后，日本报业形成独立经营的企业化运作机制，由于日本新闻媒介传统上总经理的权力要大于编辑局长[13]，媒介内部矛盾冲突十分明显。二战的爆发使媒介管理者对新闻业务主导的危害集中显现出来。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苛刑峻法约束媒介行为。但在经营者寻求资本发展（当然也有政治发展）的方针指导下，鼓吹“圣战”，宣扬“皇军”“赫赫战功”的言论、报道充斥报纸版面，报纸的发行量不仅未降，反而稳步上升。1932年是1000多万份，到了战争结束前的1944年竟已上升到1552万份[14]。新闻媒介这种以自身利益主导新闻业务方针，迎合战争宣传的做法成为战后日本新闻民主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而作为内部新闻自由主要内容的编辑权，正是作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法而被正式提出，将“资本、经营的报纸和劳动者、新闻学的报纸两军交锋、水火不能相容这样一个实质，毫不含糊地揭示出来了”[15]。在联邦德国，内部新闻自由的指向更为明显，直接针对发行人对报社编辑方针决定权的独占问题。1951年，联邦德国“报纸发行人组织”和“德国新闻记者协会”签订的一份合同明文规定，基于联邦德国自由经济报业结构的本质，报社老板拥有决定报社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的权限；报纸发行人须于聘约中约束受聘记者编辑遵守报社的编辑方针[16]。这种排除新闻工作者参与制定编辑方针的规定直接加剧了新闻媒介内部的矛盾斗争，并最终使以争取内部新闻自由为目标“编辑室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

（2）针对媒介体系层次而言，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是因为媒介的兼并和垄断使多元化的言论公开市场面临萎缩的危险。西方社会认为，由众多的言论机关构成多元化的意见公开市场体系，可以促进社会民主进程，保证真理战胜谬误[17]。然而，当新闻媒介作为私人所有的商业机构而以商业化形式进行运作时，不可避免地由自由竞争走向兼并，最终走向垄断。对于产业而言，这种兼并是十分必要的。但兼并行为导致了单位媒介的减少，从而最终导致意见公开市场体系内言论的趋同，破坏了自由主义报刊思想引以自豪的思想多元化和言论的公开市场竞争的民主构想。针对上述危机，内部新闻自由思想倡导者提供了两种解决方式的设想。其一是通过签订编辑室规章，使媒介的新闻方针以规章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从而可使媒介的言论免于受到所有权变更的影响，而且，内部编辑自主权与报道自主权带来的言论多元化自由空间，也可弥补媒介体系外部因单位媒介个体的减少而导致的多元化言论市场的萎缩，最终促进民主的发展。其二是通过获得有关经营方面的共同决策权，来参与媒介的经营方向的制定，以影响媒介兼并的进程。欧洲的内部新闻自由发展展示了上述危机与解决设想之间的实践关系。意大利新闻工作委员会提出的五项权利要求几乎全是针对报业兼并而言，编辑人员不仅提出了编辑自主权，还要求享有经营（主要是指股权变更方面）的共同决策权[18]。受西方内部新闻自由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我国台湾的编辑室公约运动，其直接导火索就是“自立报系股权转移事件”。究其原因，是报社员工担心新的所有人会改变原有的“自立风格”，而试图以编辑室公约来保证编辑方针不受报社所有权变更的影响。[19]

内部新闻自由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述，是西方新闻事业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必然现象。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为何并非所有出现上述危机的国家都选择内部新闻自由作为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呢？特别是新闻自由的发源地英国，仅仅与欧洲大陆一水之隔，却并没有提出内部新闻自由问题。而新闻业商业化程度最为发达的美国，也没有像新闻自由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一样，成为运动的先驱。考察内部新闻自由的实践，我们会发现，以其为解决上述危机手段的国家分别表现出以下特点：

1、在遭受严厉的新闻专制后，又经受了迅猛推进的的民主化改造。提出内部新闻自由的几个主要国家，几乎都受到过法西斯主义的新闻专制，其中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还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源头。新闻自由的发展曾受到极大的压制。当战争结束以后，在盟国占领军推动下，这些国家纷纷开始了暴风骤雨般的民主化改造。而这一点恰恰又是英、美等国所没有的。

2、新闻媒介内部结构问题。尽管西方主要国家的新闻媒介内部都先后出现了所有权、经营权和编辑权、报道权的分离，但上述权利在媒介组织中的地位却是有区别的。在英美等国，编辑权及报道权的地位要高于经营权，而在日本等国则恰恰相反。尽管西方各国编辑权、报道权和经营权都服从于所有权，但后者的结构显然更易于激化媒介内部的矛盾。

3、工人运动的兴盛。明确提出内部新闻自由口号的联邦德国是一个工会组织十分发达的国家。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努力，德国工人在解决劳资关系上不仅通过了规定雇员在某些方面拥有与雇主平等的共同决策权的《共同决定制法》[20] ，而且同期出台的《企业组织法》还完整规定了劳工共同决定制的具体内容。作为同是雇佣关系中的劳动者，新闻工作者必然受到工人运动的影响。但上述《企业组织法》118条却规定，属于意识取向企业性质的新闻媒介的员工并不享有共同决策权[21]。基于此种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联邦德国新闻工作者争取的内部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在争取一种“普通劳工待遇”罢了。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内部新闻自由发展也明显表现出受到工人运动兴盛影响的特点。

2.西方内部新闻自由所遵循的解题原则

内部新闻自由运动设想，通过新闻工作者享有高度的新闻自主权，并辅以组织管理上的民主化，以实现媒介产业与新闻专业两个方向的协调发展。这种解题方式实际上来源于两个原则，即新闻专业主义和劳工民主理论。

（1）新闻专业主义。该理论产生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期[22]，由于西方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多元化，在新闻专业主义概念下，包含两种不同的理念。一种是强调纯粹地反映现实，报道事实 ，被称为中立性的“守门人”理念；一种是强调做公众的阐释者，替读者解释各种消息的意义，被称为参与性的“鼓吹者”理念。[23]其中前一种理念在西方社会的新闻制度里一直占主流地位，但后一种理念也在不同时代或不同阶段发挥作用。考察内部新闻自由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新闻工作者所奉行的是参与性的“鼓吹者”理念，强调新闻媒介作为“言论机关”的独立特性。朝日新闻社著名的《同国民站在一起》宣言声称：朝日新闻归根结底必须是国民的言论机关[24]。读卖新闻社也宣告：从今日起要成为民众的朋友，并永远作人民的机关报[25]。在欧洲，新闻工作者则秉承中立的“守望者”理念。联邦德国《曼海姆早报》和《明星周刊》等的编辑室规章都无一例外地规定，客观、超然、独立是报刊报道新闻的原则，而编辑室内的共同决策制度正是服务于这一原则[26]。

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业以专业的身份服务于社会，就必然追求象医生和律师那样以专业的独立性来保证自身直接对社会负责。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来看，内部新闻自由所争取的专业自主性其实就是对这种独立性的追求。因为，只有独立，新闻业才能保证自己成为自身行为的主体，才能直接对社会负责。因此，内部新闻自由实质上正是新闻专业要求直接对社会负责、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集中表现。

（2）劳工民主理论。。当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到现代，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产权变更日益频繁，而另一方面，企业的发展与经营同时关系着劳动者工作条件、福利待遇乃至工作权利的丧失与否，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形成息息相关的联系。在此背景下，西方社会于二战前后兴起了劳工民主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劳动者以其劳工的地位，应该享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权利。劳工通过行使共同决策权，可以保障自身权益，获得资方或管理人员的尊重，并迫使管理者放弃专断管理方式，实践民主理论原则。[27]内部新闻自由作为争取免于劳动关系干涉的自由权利，其斗争也得力于劳工民主理论的指导。由上述内部新闻自由的内容来看，其中有一部分正是新闻工作者以劳动者的身份争取到的劳工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保障了新闻工作者作为劳动者的权利，而且构成了实现媒介内部专业自主权的组织管理层次上的保证，使新闻工作者在行使专业自主权的同时，免于因劳动者的附属地位而受到经济上的损失。

从内部新闻自由的实践来看，劳工民主理论的原则在欧洲得到了较高程度的实现，而与源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独立要求却尚有距离。但即便如此，媒介内部的既存关系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据20 世纪70年代对联邦德国75家报社的新闻工作者的调查显示，对于“谁决定报社言论方针”这一问题，71%的编辑记者，53%的各版主任和64%的总编辑回答是由“编辑部全体同仁决定”，只有9%的编辑和5%的各版主任回答“主要由报社老板决定”[28]。

3、西方内部新闻自由面临的困境

内部新闻自由的实践，使西方新闻从业人员获得了相对开阔的专业运作空间。然而，在西方固有的社会结构中，内部新闻自由发展也难以避免地陷入了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内部新闻自由受到资方的普遍抵制。日本的编辑权运动虽鼎盛一时，但仅仅是“把现代报纸的根本矛盾在哪里这个问题提出来”[29]。至于问题的解决则不了了之。每日新闻社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编辑章程，也仅仅表现为“宣传用的美丽辞句”[30]。至于德国，至1973年，联邦内签订有编辑室章程的报社已由1962年的213家减至130家[31]。而到1991年，在全国所有410家报社中仅剩7家签有编辑室章程[32]。另一方面，内部新闻自由法制化的实现困难重重。规定的劳动者享有免于劳动关系干涉的新闻自由权利的德国《魏玛宪法》仅仅是昙花一现。至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政府曾尝试把法学界有关内部新闻自由权利的提议重新拟入一般性的新闻法，在遭遇极大的批评及阻力后也只好作罢[33]。时至今日，针对世界范围而言，内部新闻自由权利也仅仅在荷兰、奥地利等少数几个国家得到法律的认可。目前，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新闻从业人员是否能够享有内部新闻自由权利，全看老板是否开明，这在强调法制的西方社会显然是不正常的。

那么，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发展为何会陷入困境呢？由对西方现实社会关系的考察可以会发现，这种困境实际上是劳动关系与新闻关系在新闻专业人员角色权利认定层次上激烈冲突的体现。上文已经论述到新闻从业人员角色的二重性，即劳动者和新闻专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但西方社会关系结构究竟规定哪一种关系所限定的角色特征才是最根本的呢？新闻关系的框架限定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是独立的才能履行新闻媒介的公共职责。而西方社会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主要是通过两种制度上的建构来实现。一是限制政府对新闻媒介行为的干预；二是对西方媒介私有财产权的尊重。英国哲学家格林认为，私有财产是一个人实现自我完善和道德的重要手段，因此是不可侵犯的[34]。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对媒介的私有化的尊重成为西方新闻自由的基石。其逻辑推演表现为：媒介在私有的经济结构上排除国家或其他社团、私人的干预，而使它有完全的决定自由。基于媒介经营人须完全而独立地负担新闻业的经济责任，自应有权责相符的单独决定新闻业务方针的权限，即谁承担经营风险，谁就拥有新闻方针决定权。很显然，西方社会关系结构更倾向于把劳资关系放在第一位，由此出发，劳资关系框架规定新闻从业人员处于雇佣性从属地位，不应拥有新闻方针决策权。这是内部新闻自由反对者最主要的理由，也是源于肯定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判断。由此逻辑推演开去，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制已经算是资方最大的让步了。

三．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评析

内部新闻自由的基本设想可以被归纳为两点，一是免于雇佣劳动关系束缚的新闻自由；二是以专业的独立自主性保证媒介垄断背景下的言论多元市场的存在。我们不妨把对上述设想的评析放在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演进过程中背景下来进行。

（1）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延伸。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在抵制政府干涉时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而当遭遇媒介商业化和垄断化时，却显得无能为力。内部新闻自由的出现则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报刊思想在商业化背景下的延伸。这种延伸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把免于干涉的思想由外部的媒介不受政府的干涉延伸至媒介组织内部新闻工作者不受雇佣劳动关系的干涉。媒介的经济独立和市场运作，使新闻业在摆脱政府干涉的同时又产生了另一权力中心，即媒介组织，进而形成以雇佣关系为特征的媒介内部束缚。内部新闻自由认为，唯有免除这种束缚，才能使基于新闻关系的新闻自由得以真正实现。这样，就把所要免除的干涉对象范围由政府扩大至媒介内部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并且使新闻自由的享有者由媒介整体而具体到仅仅是新闻关系结成者的新闻从业人员。二是意见公开市场的延伸。随着自由竞争逐步消解，源于多元媒体的意见自由市场面临被垄断被扼杀的危险。内部新闻自由的出现则是试图寻求一种在媒介的经济垄断局面下实现言论多元的解决方式。新闻工作者希望以编辑室章程的形式确保媒介的编辑方针不被改变。这样，即使媒介被兼并，也可以因为编辑方针的固定不变而保持媒介体系内部的言论多元化市场的存在。20 世纪西方自由主义嬗变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分道扬镳”[35]。也许正是受了上述“分道扬镳”的影响，内部新闻自由对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延伸也明显带有角色分离的趋向，即把媒介的经济行为和言论功能相分离，以确保既不妨碍媒介在经营上“垄断、兼并的自由”，又使“意见公开市场”得以繁荣。

（2）社会责任论的“同题异解”

社会责任论的提出略早于内部新闻自由，因此可以认为它们的产生有着相近的历史背景。在考察上述两种新闻自由的内涵之后，不难发现，正是相近的历史背景，使内部新闻自由表现为社会责任（即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同题异解”。从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发展上来看，社会责任论和内部新闻自由是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在媒介商业化背景下如何依然运用自由主义报刊理论解释并指导实践？由于上述两种新闻自由的提出者不同（一是学者，一是新闻从业人员），提出问题的方式也有所区别。社会责任论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宏观上解决媒介的事业化与商业化之间的冲突；内部新闻自由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微观上解决媒介内部新闻专业与专业外管理之间的冲突。针对解题方式而言，社会责任论侧重媒介与其外部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一方面强调媒介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另一方面又催生了新闻评议会等组织，以确保媒介对社会负责。内部新闻自由则侧重于媒介内部组织关系的重构，试图通过免于源于资本权利的专业外干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两种新闻自由理论是在不同层次解决同一问题，所不同的只是发展的方向各异。社会责任论重在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所主张的新闻自由内涵的丰富上；而内部新闻自由则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新闻自由适用的外延加以拓展。从实践来看，两种解决方式还表现出一定的兼容性。内部新闻自由并非只在欧洲大陆和日本等地出现。在社会责任理论的发源地美国，有39个州对内部新闻自由问题作了明文规定，另有11个州的政府承认编辑和记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36]。而另一方面，源于社会责任理论的新闻评议会也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出现。这其实也暗示，无论内部新闻自由还是社会责任理论都无法单独解决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所面对的危机，两者都仅仅是西方新闻自由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的设想。新闻自由的真正实现还要依赖于更深层的问题，即社会关系结构框架内所存在的根本矛盾的解决。

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使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新闻媒介在免除较多的政府干涉后，并没有完全沿着推动社会前进、服务公众自由的道路发展下去，而是在商业运作的同时又形成新的束缚。这是由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是其基本矛盾在新闻传播关系领域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无论是社会责任论还是内部新闻自由都仅仅期盼在现有的社会关系框架内寻求解决方式，因而也都必然陷入困境，这是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局限所在。然而，其中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自由的不懈追求不时散射出理性的光芒，使人钦佩。此外，内部新闻自由提出以专业理念来保证新闻业务操作不受专业外管理的干涉，对于我国新闻实践也具有启发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为新闻自由的充分实现提供了政治与经济的保证，但是也存在专业外管理对新闻专业的不当干涉的情况。当然，在这里新闻业作为一个专业组织有着不同于西方的专业理念。但同样，我国新闻业作为一个专业组织要想实现服务社会的专业理念，除了自身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要求外，免除专业外干涉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尤其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新闻媒介经营上自负盈亏，来自市场的压力使新闻业面临新的挑战，一些经营上的干涉已经使使新闻专业自主性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内部新闻自由理念要求以专业自主性来保证媒介为社会服务的公益特征对我们尤其重要。

[注释]

[1]童兵等：《新闻传播学原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第320页。

[2]参见刘迪：《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论》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第26页。

[3]参见翁秀琪，蔡明诚：《大众传播法手册》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第301页。

[4]参见陶 涵：《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85），第113页。

[5]参见林佳和：《内部新闻自由的几点法学观察》，《新闻学研究》（52）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

[6]〖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 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19页 。

[7]参见〖日〗内川芳美等：《日本新闻事业史》 新华出版社（1986译版），第17页。

[8]〖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 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20页。

[9]参见 陶 涵：《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85），第112页。

[10]〖日〗内川芳美等：《日本新闻事业史》 新华出版社（1986译版），第21页。

[11]参见〖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 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译版），第93页。

[12]转引自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 新华出版社（1998），第228页。

[13]参见支庭荣：《媒介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第44页。

[14]参见张允若：《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195页。

[15]〖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 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20页。

[16]转引自翁秀琪：《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 台湾三民书局（1996），第337页。

[17]参见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 新华出版社（1998），第262页。

[18]陶涵：《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 文津出版社（1989），第164页。

[19]参见涂建丰：《编辑室公约运动》《新闻学研究》（52）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

[20]张精华：《为什么偏偏是德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第152页。

[21]参见林佳和：《内部新闻自由的几点法学观察》，《新闻学研究》（52）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

[22]参见郭镇之：《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国际新闻界》（1999、5）。

[23]李金铨：《大众传播理论》 台湾三民书局（1996），第45页。

[24]〖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 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译版），第45页

[25]〖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 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20页。

[26]参见林佳和：《内部新闻自由的几点法学观察》，《新闻学研究》（52）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

[27]翁秀琪，蔡明诚：《大众传播法手册》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第300页。

[28]翁秀琪，蔡明诚：《大众传播法手册》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第337页。

[29]〖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 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20页。

[30]〖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 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译版），第93页。

[31]陶涵：《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85），第113页。

[32]苏正平：《新闻自主的理论和实践》《新闻学研究》（52）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

[33]参见林佳和：《内部新闻自由的几点法学观察》，《新闻学研究》（52）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

[34]参见夏基松，李寿福：《西方主要社会思潮评析》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第343页。

开学见闻篇8

关键词 解释学；问题意识；民生新闻；文本选择；视域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1-0055-02

自从现代解释学集大成者伽达默尔在1960年推出了巨著《真理与方法》，解释学不仅成为一股强劲的热潮，“解释学意识”也成为了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今天人们论及解释学，往往指称的是作为现代解释学阶段的所谓“哲学阐释学”，已从完全忠实于“文本”的认识论转向“人”的存在的本体论，并成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哲学理论。

可以说，哲学与新闻学，都作为理论指导着人们去认识并改造世界。当下，解释学思想已广泛渗入到社会各个学科领地。而着眼其与新闻学的关系，特别是站在解释学的诸多视角下来分析和研究新闻传播理论和现象，能让我们吸取解释学思想中更多的新鲜血液，给予新闻传播学越发旺盛的活力。

“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之余更多地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感。人民群众越发重视并积极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于是，“民生”与新闻传媒的“和亲”就必然十分迫切了，“民生新闻”便应运而生。近年来，诸如《南京零距离》、《民生热线》、《温州都市报》等各种媒介形式的民生新闻可谓是竞相发展、势头迅猛，俨然成了各大媒体和广大百姓共同青睐的香饽饽。究其原因，我们不妨从“解释学”理论入手，谈谈民生新闻背后的“问题意识”缘由。

1新闻媒体在“问题意识”指导下的民生“文本选择”的“民生趋向”

在“民生观念”逐渐深入百姓内心的今天，各大新闻媒体若想在激烈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就不得不在新闻题材的选取上多下些功夫了，一方面肯定要选取与百姓息息相关、人们最关心关心的民生话题，另一方面，还要在基本的话题下深入分析和挖掘，找准、选取更加细致和具体的新闻点，以期更好的符合当下的民生政策重心，迎合广大受众的关注点和民生心理预期。在此，对解释学理论中“问题意识”及其指导下“文本选择”的领会和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解释学深入探讨并重视前理解的影响，认为前理解（或前见）是历史给予的生产性积极因素，促成了理解者或解释者独特的“视域”。而伽达默尔的“问题视域”通俗地讲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而每个人具有的某种问题视域（也就是问题意识），恰恰是我们理解文本意义的前提。解释的过程就是解释者运用自己的“问题意识”去解读文本。而“文本”，即一切以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表达的人类交往的形式。所以从本质上说，包括民生新闻在内的各种新闻就是一种信息文本。

由此，解释学对民生新闻工作者“民生新闻”文本选择上的启示是：新闻文本是新闻工作者对新近发生事实情况的描述，所以，首先就要求其对被描述对象的理解。新闻虽要求客观真实，但记者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在报道中或多或少会掺杂自己的情感和价值判断，同时，新闻事件可能会千头万绪，这于涉及面广的民生新闻尤其如此，很难面面俱到。所以，报道什么取决于传播者所看到的新闻点，即新闻点的文本选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传播者既定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

所以，这就要求民生新闻工作者在多方采集和挖掘民生新闻事实要素和原委的同时，能更好地凭借自己尽可能准确系统的知识积累和专业敏感，在解释学“问题意识”原则的指导下来判断或推测某一事件的发展趋势，准确切中新闻热点，选取有价值的新闻信息文本，进一步在政策鲜明的“问题意识”指导下进行民生新闻报道与评论。

2广大新闻受众在“问题意识”下的“民生取向”及不同“视域”的丰富解读

站在解释学的角度，广大受众对民生新闻的“青睐有加”，正是“问题意识”的体现，而对于同一民生新闻的差异性解读，也恰恰是在不同前见作用下视域差异的反映。“前见”又称“前理解”。是指构成理解者存在的种种历史条件。从根本上，前见构成了我们的视野，是我们理解所处的先在状态，既是人的理解的基础和前提、解释的特定角度和观点，又是理解和解释的入手处或切入点。因此，笔者认为：广大受众正是在似乎达成共识的“民生事件最能反映国家社会制度问题”这一普遍的“前见”的基础上，不约而同地在“问题意识”的作用下，越发青睐于“民生新闻”并热衷于其所反映现实问题的解读。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背景趋同的同时代人们的“前见”和“问题”共识。

然而，我们更应看到作为不同个体的广大受众，在不同“前见”作用下“视域”差异，这主要反映在不同受众对同一或同类民生新闻的“见仁见智”不同问题反应和争论乃至与新闻传播者认识差异上。同时，笔者认为，这种争论和差异性也正是“民生新闻”赢得受众“青睐”的原因之一。在新闻文本特别是问题视角丰富、涉及面广的社会新闻的解读中，受众的“前见”对新闻文本的解读有重要影响，每个读者都会基于自身的利益解读新闻产生自己的理解，而任何人的理解都是站在自己处身的立场，以特定的价值角度去解读新闻事件及其意义。因此，历史的面目，永远处于不断理解的过程中，此即文本意义所在，这使得传播广、受众多的新闻文本，特别是角度丰富、问题性强的民生新闻从生成开始便蕴含了无穷大的“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综上，便是笔者从解释学的“问题意识”入手，着眼于当下“民生新闻备受青睐”的传播现象，所做的一些思考和探讨，然囿于学识和能力，不免有浅显和不足之处，还望各位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格朗丹著，何卫平译.哲学解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M]，2009，7.

[2]蔡尚伟.“哲学解释学与新闻传播”.新闻大学[J]，2000（3）.

[3]彭焕萍，徐红新，郭桂环.“从解释学视角看新闻文本的特征”.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5（4）.

开学见闻篇9

谁――传播者

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的耶鲁研究[1]证实：同一内容的信息，如果出自不同的传播者，人们的接受程度不一样，获得的传播效果也不同。一般来说，信源的权威性知名度越大，其可信度就越高，传播效果就越好。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新闻会客厅》中扮演传播者角色的是主持人与嘉宾。

1．传播者之主持人

主持人扮演的是传播者的角色，聘请名人做主持人的目的就是希望“名人主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并通过自身的传播特点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拉扎斯菲尔德最早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了意见领袖的概念。起初，这一概念属于政治问题领域，后来又证明不仅在政治领域，在诸如购物、时尚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领域，都活跃着一些意见领袖，他们对大众传播的效果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大众传播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首先要重视这些意见领袖的存在。[2]“名人主持”正是通过意见领袖的特点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新闻会客厅》的当家主持白岩松和沈冰，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嘴，他们的现场反应能力和分析能力，在目前的主持人中都是屈指可数的。他们在节目中出色的表现，和嘉宾精彩的对话，对受众而言起到了很好的意见领袖的作用。有这两位主持人的金字招牌，《新闻会客厅》通过他们自身的特点，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但是，完全依赖“金牌”主持人也容易产生一定的弊端，当节目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名主持担当传播者时，整个节目的水准及收视率就会大打折扣。如最近的一期《新闻会客厅》“我们的母亲王光美”的主持人李小萌，由于缺乏个人魅力和独到见解，使一个好的选题没有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2．传播者之嘉宾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的栏目定位，决定了受邀嘉宾的包容性：这些客人可以是《高端访问》的政府要员，如“详解中欧纺织品谈判”；可以是《对话》的商界精英，如“李开复：离开比尔盖茨”；可以是《较量》的体坛精英，如“姚明：捐髓心路”；可以是《艺术人生》的艺术大师，如“李连杰：从少林寺到好莱坞”；可以是《超级访问》中的艺人明星，如“郭德纲：成名之后”；也可以是《社会记录》的平民百姓，如“农民工的期盼”。虽然嘉宾来自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最重要的――他们都是当日或近期国内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新闻会客厅》选定那些具有新闻价值和社会关注度的新闻事件，再从获得广泛注意的新闻事件中选定核心人物。所以，无论高官或者“布衣”，来者是客的一个共同理由，就是人物有关注度，具有新闻性。

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新闻会客厅》新闻当事人的选取特点：一是广，二是热。显而易见，“广”扩大了节目观众群体；“热”则保证了栏目的关注度。用传播学的术语来讲，“广”扩大了传播者与受众交流所需的共同语意空间；“热”则体现了新闻热点人物对于公众的吸引力。

说了什么――节目内容

传播内容是传播过程的中心环节，对于《新闻会客厅》来说，节目内容则是栏目差异化竞争的核心。

1．《新闻会客厅》选题为王

电视节目的选题，一般是指电视节目制作人员根据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抓住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变化与事物的非正常状态，紧扣不同观众的需求、思想变化，进行报道方向和内容的选择，以吸引和影响观众。[3]

成功的节目，往往来自于成功的选题，选题是第一道关口，是方向性的选择。如何选题才能具有最佳的新闻性与关注度呢？一是时效性，新闻是易碎品，传播新闻在时间上发生的越近越有价值；二是重要性，传播的事件要为多数人所关心，才能引入关注；三是关注性，事实所涉及的要素为众人所瞩目；四是接近性，传播的新闻要在地域上或情感上与受众接近，引起他们的共鸣；五是趣味性，传播的事实妙趣横生，让受众喜闻乐见。[4]

《新闻会客厅》在选题上，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是时效性和事件性，大部分的选题都是最新最热的新闻话题，是对当日发生或者当日报道的新闻进行议论和交流。话题的时效性和事件性，这两个特点的把握才是节目扣紧新闻频道的关键。

特点之二是接近性，与新闻频道的其他栏目不同，《新闻会客厅》创造了一种和谐轻松的氛围，主持人和嘉宾只是作为两个普通人在交谈，进行最平常的人际传播，如同日常谈话一般。此种形式消除了普通新闻节目可能带给观众的距离感，整个演播室成为了一个人性化的空间。

特点之三是在人物选定上的关注性。以新闻人物为主要关注对象，其嘉宾多是当日或近期国内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中的人物。主持人从与新闻当事人的交流中揭示事实真相，开掘新闻事件中当事人和关联人的亲历、亲为和亲感，突出新闻中人性和新闻性的结合，使新闻更增添了人的元素。“新闻因人而生动”，这正是《新闻会客厅》选题的出发点。

2．热点新闻与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5]告诉我们，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大众传媒认为重要并突出报道的内容，也往往是受众重点考虑的内容。以开播以来在社会上反响好、影响重大的节目为例:

A．重大事件类：“李真伏法记”(上、下)，“重庆井喷目击记”，“覆灭记”，“随温总理出访”

B．重要人物、特殊人物：“领袖家风”(女儿与外孙女访谈)，“张艺谋眼中的中国印”，“总理为我讨工钱”

C．独家揭秘：“蛇头自白”，“重庆火锅掺假，当事人自述”，“春节晚会背后”

D．小人物的感人故事：“抗癌明星”，“从酒鬼到戒酒明星”

从中可以看出，B、D两类选题的时效性和关注热度相对不高，可以理解为《新闻会客厅》试图为公众设置议程；而A、C两类选题几乎全部源于社会上已经成为热点的新闻，与其说《新闻会客厅》为公众设置了议程，不如承认“公众议程”决定了《新闻会客厅》的“媒介议程”。

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媒介

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可能从事与之相应的传播或其他社会活动。

《新闻会客厅》利用电视媒介，选取家庭式的客厅为演播室基本形态，以话语因素为主、图像因素为辅来诠释新闻事件。它采取访谈形式，以人际传播的形式完成了大众传播活动的目的。所谓人际传播，即“亲身传播，是个人对个人的传播，最常见的就是两个人面对面的交谈。其好处是针对性强，反馈快，互动快，可以迅速调整传播的内容和方法。”比如在讨论一个话题时，会经常把话题发送在屏幕下方，让观众通过手机短信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主持人、嘉宾、观众三声部的和谐交响，实现了传播学上所说的人际与大众的共鸣，这样的传播效果无疑是很好的。

具有谈话类节目共同特征的《新闻会客厅》“还原了电视谈话节目的客厅氛围，重点是使谈话者彼此间从基于角色关系的角色传播，进入到基于人际关系的人际传播。它尽可能化解指向角色关系的作用力，达成人际间心与心的交流。”[6]

其次，“会客厅”创造了一种和谐轻松的家庭气氛，主持人和嘉宾只是作为两个普通人在交谈，它的风格是亲切、平和、自然的。不论是主持人提问的方式，还是嘉宾回答的内容都真诚、朴实，如同日常谈话一般。此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硬新闻可能带给观众的距离感，增强可视性和传播的有效性。

对谁说――电视观众

媒介传播的特点是外传性，它所传受的对象是公众。受传者是传播过程中的另一个主体，是传播行为的接受者，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电视节目的受众就是电视观众。因此，媒介传播是对受众说话，就应满足受众的需要。

谈到受众，就不能不谈“使用与满足”理论[7]，该理论站在受众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同传统的讯息如何作用受众的思路不同，它强调受众的作用，突出受众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受众通过对媒介的积极使用，从而制约着媒介传播的过程，并指出使用媒介完全基于个人的需求和愿望。为了满足广大电视观众的需求和愿望，《新闻会客厅》谈论的话题是受众所关注的，采访对象有很多普通人，正是电视观众影响着《新闻会客厅》节目内容的选择。比如关于素质教育问题，关于传销危害家庭的问题，都是受众关心的事，这样平民化的节目内容吸引了更多的受众。

传播学认为，有效的传播应该是双向的、互动的，传播者又是受传者，受传者又是传播者。对电视节目来说，受众的参与是其活力和生命力的所在。因此，该节目也加入了短信互动、现场观众参与的机会等，让受众有了表达的机会。

产生了什么效果――舆论导向

美国社会学者卡茨曾研究一个重要课题――人们利用媒体做了什么？反过来，我们应思索――媒体能对人们做点什么？公众对媒体的依赖之处，正是媒体的用武之地，这也是检验媒介传播效果的标准。《新闻会客厅》通过媒介作为桥梁，互动配置社会新闻资源，培植了公众使用媒介的能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提升了“媒介素养”。它不仅“让公众参与传播活动，而且分享传播活动；不仅使用媒介，而且分享媒介，”这是它符合大众传媒“公器”特质的要求，也是被称为“公共新闻”所产生的互动效果。《新闻会客厅》作为有责任感的主流传媒的精品栏目，积极发挥了舆论监督、舆论引导的作用。

“五W”模式是传播过程中的五个基本要素，《新闻会客厅》正是遵循这些要素，将媒介传播做得既有规则，又富有理性，成为一个规范性的名牌栏目。总结其成功的做法，对媒介传播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注释：

[1] 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3] 包军昊、张晓明：《相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4] 何梓华、成美：《新闻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5] [美] 沃纳・塞佛林等：《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

[6] 顾晓燕：《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从角色传播到真正人际传播的转变》，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开学见闻篇10

关键词：视听评论 新闻信息 媒介功能

从偶尔为新闻配发言论到常态化地增设新闻点评环节、开设评论专栏，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视听媒介进入了“观点时代”。在这个时代，听众、观众不仅收听或收看视听评论节目，而且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直接参与其中，使这个“观点时代”多了一些公民意见表达的色彩。这一时代的到来，对于广播电视媒介的功能拓展、视听新闻信息内涵的延伸、公民言论平台的搭建，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特殊价值。

一、视听评论勃兴的表现

当《新闻1+1》、《今日观察》、《环球视线》、《东方直播室》、《新闻深一度》、《开讲天下》等新闻评论栏目竞相涌现，与新闻报道“无缝”连接的“新闻时评”成为新闻报道的常规形式，多形态视听评论的勃兴已成不争的事实。

1.视听评论的播出量大幅上升

新闻+评论成为常规报道形式。无论是广播新闻还是电视新闻，在重要新闻报道之后配发“本台短评”已成常态，直接表明媒体的态度和观点；出镜记者的现场评述与现场报道密不可分，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进一步融合；连线类新闻时评在广播电视新闻报道中大量运用，客观上增加了新闻评论的播出频率。新改版的《新闻联播》，就引进了独立评论员环节。

独立的新闻评论栏目竞相推出。自《焦点访谈》取得较好的收视效果之后，各地电视媒介纷纷推出“透视”类评论栏目，成为电视评论的主打品种。纵观中国新闻奖历年获奖电视评论作品，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这一品种。近年来，访谈类、论辩类评论栏目竞相亮相，为多方位、深度解析新闻事实提供了充分的平台，它们不是三言两语的快评，而是半小时、一小时的深度评论，其展示的意见是全面的、多指向的，所揭示的方式是层层剥笋式的、触及问题实质的。独立的新闻评论栏目集新闻信息与意见表达于一体，能做到事实信息与意见信息的完整呈现，因而具有较大的信息量。新闻评论栏目的竞相推出，使得视听媒介评论的播出量进一步得到提升和保证。

不光是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介，新闻的网络媒介也开始推出视听评论。如新浪网在2012年伦敦奥运期间，推出了《奥运三健客》、《体育评书》专栏，就奥运相关话题进行评说。《奥运三健客》栏目在总共14期的节目中，讨论的话题包括“奥运选手的体制之殇”、“裁判打分潜规则”、“三大球未来更不好过”、“刘翔伤病之谜”、

“举国体制下的金牌战略”、“奥运选手选拔的秘密”等。该评论专栏基于网络平台，讨论的话题更具关注度，分析也更具深度，能够直达问题的核心实质，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广。

2.视听评论的形态丰富多样

广播、电视评论起初几乎都只是报纸评论的”有声版”，没有体现各自的媒介特点。当广播电视开始尝试符合自身媒介特点的评论时，打造了形态丰富多样的广播电视评论节目。

传统的短评类评论注入了视听媒介符号。此类评论不再是“类报体”评论，而是有着鲜明的视听媒介符号的评论样式。以电视短评为例，它既可以是纯文字稿件的有声版，也可以在播读短评稿件时辅以现场画面，使得诉诸理性、以语言表达为主的评论有了可感的画面配合，兼具理性与感性、逻辑性与现场感。

述评类评论将事实报道与意见评价融为一体。这类评论栏目以调查性报道为主，在层层剥笋式的调查过程中，融入了记者的思考，并将记者或评论员的观点直接表达出来，使事实信息与意见信息作为整体予以传播。这种表现手法改变了以往将事实报道与报道者的评价性观点截然分开的做法，呈现出一种新的报道形式。

谈话类评论丰富了电视评论的叙事方式，意见讨论成为主要信息形态。谈话类评论中，评论对象可以是新闻事实，也可以是热点话题，其信息主体是以说为主的意见信息。谈话类评论的形式既可以是两人交流，也可以是多人交流；既可以是围绕谈话主题的随意漫谈，也可以是对立双方进行辩论；既可以是演播厅内嘉宾间的谈话，也可以是场内嘉宾与场外网友的观点互动。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谈话类评论已改变了广播电视媒介的叙事方式，评价性意见及其表达过程成了信息的主体，观点表达过程所设置的论辩环节本身就具有丰富的过程性特点，因而符合视听媒介的特征。

3.视听评论的选题范围广泛

评论题材选择设限较少，选题范围广泛，已成为当下视听评论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其勃兴的重要表现之一。评论选题不受限或少受限，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评论者的热情，也激发了思想的驰骋空间，从而激发评论的广度和深度。正是这种自由评论的氛围，促进了视听媒介评论栏目的空前繁荣。

以中央电视台的评论栏目《新闻1+1》为例，其栏目宣传语是：从时事政策、公共话题、突发事件等大型选题中选取当天最新、最热、最快的新闻话题，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力求以精度、纯度和锐度为新闻导向，呈现最质朴的新闻。其评论的话题多是一些受众关注度高的焦点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主持人与评论员的交流言辞犀利，分析深刻，直指要害，丝毫不避讳问题。

社会新闻、经济新闻常被视为最安全的评论题材，而时政新闻则被视为最敏感的“高压线”题材。然而，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言论自由的发展，我国新闻时评的题材限制越来越少，许多过去被视为“”的题材如今也时常成为评论的对象。如《新闻1+1》2011年3月9日的《和提案、议案“较真儿”》，从政协评选优秀提案的事实及其标准入手，指出一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提案和议案缺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空发议论，言之无物，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一话题的背景实则是多年来屡遭诟病的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只将其身份当作荣誉，没有认真履行参政议政的责任。

4.新闻评论的观点指向多元

评论作为新闻信息的一种，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其指向多元化，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视听媒介评论的兴起，讨论越来越成为节目的常态化形式，指向各异的观点交流和交锋，还原了生活中意见表达的真实状态。

最常见的多元观点交流是“正方”与“反方”针锋相对地进行辩论的节目形式，如东方卫视的《东方直播室》、凤凰卫视的《时事辩论会》、《一虎一席谈》等。这种观点指向多元的视听评论还原了生活的真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言论的繁荣，构建了“观点的自由市场”。

即使是评论员的评论也并非一定代表媒体的立场。这一点可以从评论员的个性化风格体现出来。随着视听媒介评论节目形态的增多，参与评论的评论员队伍也大幅扩容。从主持人到专家学者，都加入到评论员的队伍中来了。评论主体来源的多元化及评论风格的爪J性化，使得评论的观点指向也越来越多元化。

二、视听新闻信息内涵的拓展

说起广播、电视新闻，人们自然会想到以播报事实信息为主的综合新闻、专题新闻节目，而很少将以意见信息为主的新闻评论节目划归此类。随着视听评论在量与质上的全面提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视听新闻信息的内涵已得到全面拓展。

1.新闻信息的两种类型

根据不同的标准，新闻信息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按新闻内容是否具有事实形态，新闻信息可分为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

在新闻信息的类型体系中，事实类信息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意见类信息也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在报纸新闻中，意见类信息以两种面孔出现，即观点新闻和新闻时评。

观点新闻是以报道观点事实为内容的新闻。新闻事实“可分为行为事实和观点事实。观点事实，即某人新近发表了言论，传媒予以报道。”这类由某人最近发表了一番引人关注的言论，本身就构成了新闻事实，因而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如《教授质疑：大学为何远离学场》，这条新闻就是阐述云南大学董云川教授的研究观点，其材料就是支撑观点的举例。而新闻时评虽然不是以新闻的形式出现，但它们同样传递着评论作者对某一事实对象的态度及其依据。从报纸刊发的时评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作者的观点，还可以了解作者认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这些都属意见信息。

而在广播电视新闻中，观点事实由于缺乏丰富的声画素材支撑，往往很难找到恰当的报道方式。毕竟诉诸可感的声画符号与诉诸理性的文字符号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很少在广播电视新闻中听到或看到谁提出什么观点之类的报道。但是，对于观点事实的传播并非不适用于视听媒介。它可以通过叙述方式的改变使相关信息得到有效传播。如通过谈话节目，就观点事实进行解读和讨论，使得观点得以延伸和深化，由于谈话过程的声画符号支撑，这类信息可以得到有效传播。因此，对于视听媒介而言，其新闻信息同样包括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近年来，广播电视媒介越来越普遍地增加新闻评论环节、兴办新闻评论节目，表明意见信息在视听媒介找到了恰当的表达方式，视听媒介的新闻信息内涵得到了延伸和拓展。

2.意见信息的地位日渐突出

不光是意见信息开始受到视听媒介的关注，被纳入新闻信息的传播体系，更重要的是，意见信息在视听媒介的新闻播出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与报纸评论丰富的体裁样式一样，视听媒介评论也有丰富的节目样式。它可以是新闻播报后主持人的一句话点评、专职评论员的几句话解读或点评，也可以是新闻播出后配发的短评，还可以是独立的评论节目。这些体裁各异的评论贯穿于视听新闻节目体系之中，所占时段呈大幅上升之势。以央视新闻频道为例，一天的新闻节目从《朝闻天下》开始，该时段的重要新闻往往会连线特约评论员，对新闻事实进行分析和解读；上午及下午的《新闻直播间》，既可以连线特约评论员，也可以将评论员请进演播室，对正在报道的新闻事实进行点评，还可以是主持人发表即兴点评；《新闻联播》中的短评是其常见的评论：《焦点访谈》就是一档述评类的栏目；《东方时空》里每一期都会有一条或多条焦点新闻，多会请评论员进行分析和解读；《新闻1+1》就是一档专门的时事评论专栏；《环球视线》则是一档国际时事评论专栏；《24小时》梳理当天重要新闻的同时也配发评论。可见，新闻不间断的新闻频道实际上也是评论不间断。

当然，我们说意见信息的地位日渐突出并不只是评论的播出量大幅上涨，更多的是指重要新闻播出后，受众期待着听到媒体的声音，看媒体评论员是如何解读和评价这个事实的。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的增多、社会问题纷繁复杂、国际局势风云变幻，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击，人们希望媒体在提供事实信息的同时，能对事实信息进行解读，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点评，从而减少信息的不确定性。当受众对媒介评论产生了信息期待，其意见信息的地位得以提升就不言而喻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广播电视媒体邀请一些学者担任评论员，使得新闻评论更具专业性和深刻性。

三、视听评论兴起的多重价值

视听评论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媒介评论结构，也改变了视听媒介的信息结构。它的诞生及勃兴对于视听媒介的信息质量、受众的信息接受行为、参与式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第一解释权与舆论引导力

在海量信息汹涌而来但独家新闻却越来越稀少的今天，媒体都在寻找自己新的核心竞争力。当第一时间报道已成为各家媒体信守的“第一法则”，媒体间竞争的战场便从“台前”转向了“幕后”，即从报道转向了解释和评论。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受众的理解力已然受到了强烈的挑战。以往我们特别强调新闻只是单纯的报道事实，对事实如何理解是读者、听众、观众自己的事情，这种新闻报道理念在今天已经无法满足受众的需要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即使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士，想透彻地理解其内涵都有些难度，更何况普通受众。比如，2011年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会议指出，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纷纷使用了“政府承认三峡工程隐患”之类的表述，而国外媒体则称“中国政府终于向世界承认：三峡工程出了问题”。一些网友在评价这一消息时，把政府承认三峡工程存在隐患理解为政府开始否定三峡工程的决策。那么，如何准确理解中央政府的意思？这显然不是受众见仁见智的问题，必须借助进一步采访、有专业眼光的科学分析与评论方能给出正确的解释。这就要依靠媒体的优势。

当视听媒介开始在报道新闻的第一时间对新闻事实进行解释，与其说是抢新闻报道的时效，不如说是抢占舆论引导的先机。根据传播学原理，信息的传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过程。谁最先信息，谁就先赢得受众。受众的信息接受和储存往往会给最先输入的信息留下一个稳定的空间，此后再有新的信息输入，能否被接受或接受程度如何，都会受到先前输入信息的影响。

基于此，一些媒体提出了“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和“第一解释”的传播目标。“第一时间”强调的是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媒体看重的是受众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后对所传媒体产生的关注度、依赖感；“第一现场”强调的是新闻报道的现场真实性品质，带给受众身临其境的目击感，媒体看重的是图像时代受众对现场画面的信息需求；“第一解释”强调的是对新闻事实的解读和评价，表明媒体揭示事实本质的水平和能力，媒体看重的是观点时代如何发挥自身的舆论引导力。“解释事实是展示事实本质的方式，表明媒体向受众注入思想的能力。第一时间的解释，容易成为第一时间的舆论霸主，最先控制舆论的走向。”

2.思想的深度与媒体的高度

视听媒介首先是感性的媒介。因为它诉诸受众的听觉和视觉感官，其传播符号为声音、画面等感性符号，传播的内容主要是可感的事实过程性信息。正因为视听媒介的感性特点，要求其内容制作注重通俗性、故事性、符号多变性等。

视听媒介其次是理性的媒介。它们不像诉诸文字的报纸那样使用书面语言，不像文字稿那样遵循严密的逻辑，但它们同样可以对事实、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可以传达深刻的思想。当广播电视媒体进行新闻述评、新闻访谈、新闻调查、时事辩论时，它所传达的内容就已突破了纯粹的可感性，理性的思想深度已成为其追求的目标。

在新闻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媒体把竞争的重点放在速度上，即时效。追求报道的速度并没有错，但如果把速度当作评判优劣和影响力的唯一标准，就失之肤浅了。媒体的高度往往是指其对重大社会问题关注的深度，包括对问题选择的准度，对问题背后原因、意义分析的深度，对问题发展走向的能见度等，这些都有赖于媒体思想的深度。当视听媒介并不停留于发挥其直播事件过程的速度优势，而是注重发挥其汇聚谈话主体同时空交流、报道与评论同步进行等媒介优势，借助对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进行理性分析和意见传播，视听媒介就越来越追求思想的深度了。这种将报道的速度与思想的深度有效融合的方式，提升了媒体的高度，也改变了人们对视听媒介的看法。

3.评论的锐度与监督的力度

虽然人们常说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监督，然而，作为媒体的旗帜和灵魂，新闻评论是评论主体表达立场和观点最直接的手段，它往往观点明确，直指要害，更能有效地担负起监督公共权力的社会责任。

远比报纸评论迟生很多年的视听媒介评论，一旦跳出了转述报纸评论的局限，就开始凭借自身的媒介优势，焕发思想的活力，彰显评论的力量。

最能体现视听媒介特征的评论形式当属同场交流，交流的最突出特点就在于观点的有来有往，有分歧和共鸣，交流双方在观点的往来中促进认识的深化。无论是访谈中的问与答，还是论辩中的陈述与抗辩，都是双方在地位和身份对等的前提下通过设问、质疑、追错、反驳等环节实现对问题实质的触及，在层层剥笋式的探讨中体现思想的深度。

在访谈式评论中，主持人不是串场的节目“司仪”，而是有针对性地提问以引出访谈对象真知灼见的对话人。作为对话人，主持人必须对目标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有洞见，能发现问题的症结，从而有的放矢，在与访谈对象的交流中实现观点的碰撞。有时，主持人甚至针对访谈对象的回答中出现的漏洞进行犀利的追问，双方在交锋中实现对问题实质的深入探讨。在这一过程中，主持人与访谈对象都保持着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提问者可以尖锐地设置触及实质的问题，回答者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即使这些回答触及政府的管理理念和高层决策，也不会避讳。

在论辩式评论中，论辩双方各抒己见，由于双方处于同一时空，环环相扣的论辩过程有些竞争性，甚至有一些火药味。为了在论辩中战胜对方，论辩双方会使出浑身解数，寻找巧妙的论辩视角、充分有力的论据以及迅速抓住对方论辩中的漏洞反击对方，从而使论辩越来越具有思想的深度和锐度。唯有有锐度的思想才有锋芒，直指问题的要害。

评论的力量就在于思想的锐度，这与“理性是评论的力量”并不矛盾。评论的理性所强调的是不要制造伪问题、要有社会责任和公共关怀意识、要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渲染社会问题撕裂社会情绪、要有对全局的国家利益的关照、要拒绝浅薄等，而评论所追求的思想锐度就是在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它强调的是走出人云亦云的思维模式，试图以“另一种视角”探讨社会问题的实质，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这种直指问题实质的探讨，正是评论的力量。

视听媒介的监督类报道往往是与评论联系在一起的。但评论能在多大程度上为舆论监督增加力度，取决于评论的锐度。有些报道习惯于“负面新闻正面做”，这样的报道无论报道还是评论，都远离了舆论监督本身。如果抓住问题的主线和核心，评论敢于直指矛盾症结，决不避讳矛盾，才有助于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

4.言论场的构建与媒介功能的拓展

无论何种媒介，其功能主要包括传播信息和搭建意见平台。搭建意见平台的功能实现，有赖于媒介言论场的构建。

在广播电视媒介发表观点，以往只是少数发表广播或电视讲话的政府官员的专利，自从有了广播电视谈话节目之后，公众有了参与谈话的机会。如果说报纸给公众提供了发表言论稿件的充足空间的话，那么，视听媒介若意欲为公众提供表达言论的机会，除了通过记者对公众的采访外，就要依靠其搭建的谈话平台来实现。

视听媒介的谈话类评论节目在一定意义上构建了公众参与谈话的言论场。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考夫卡在继承并发展了社会场论创始人――德国心理学家勒温的研究成果后，提出“环境场”、“行为场”的概念。他指出，场是意见形成的共振圈，在视听媒介的谈话节目中，实际上形成了不同圈层的言论场。一是节目现场构建的言论场，参与者处于同一时空，就同一话题实时交流，互相启发，也充满争论：二是节目与受众之间构建的言论场，受众在收听收看的过程中，不仅在接受言论信息的过程中互相讨论，而且通过电话、网络直接参与谈话节目，如《时事辩论会》的“网友观点”环节、《新闻深一度》的“公众评论员”环节都是如此。随着“三网融合”的推进，不光是视听媒介的谈话节目能构建公众参与意见表达的言论场，即使是专职评论员的评论，受众也可以借助收视网络实时传送自己的意见，实现与评论员的互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