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十篇

异地高考篇1

各地方案差别较大

在29个版本的异地高考方案中，各地一般对考生学籍、在该省区市就读时间、合法稳定住所，及其父母合法稳定工作、社保证明等条件有所限制。但各地由于现实情况不同，各地方案具体限制条件相差比较大。

黑龙江的异地考生只需满足本省学籍、高中连读3年、有稳定住所3个条件就可报考。在山东省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就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山东省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而江西只要求异地考生在江西省高中阶段具有1年以上学习经历并取得学籍。

北京、上海、广东等人口流入集中的地区对异地高考的限制较严格。

上海将异地高考政策与《上海市居住证管理条例》挂钩，持有上海居住证A证，即人才引进类居住证的来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上海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并完成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可在当地报考。

广东方案主打“积分入户”。2013年起，通过积分入户广东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其随迁子女可在广东报名参加高考。其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从2014年开始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院，2016年可以报名参加高考。

北上广“门槛”太高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给上海方案打了不及格，而给北京打了零分。 “四部委布置的‘作业’是异地高考，上海的突破尽管和预想一样小，但至少有一个方案，而北京仅上交了一张‘异地高职’的答卷，再无其他，这简直不可思议。”张千帆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褚宏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推进异地高考，针对不同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时间点和路线图。把开放高考的问题放在整个的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去看，才能有一个客观和理性的评价。

北京、上海、广东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城市化率也居全国最高水平。“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些地区将来的城市化将怎样发展。如果高考制度比较宽松，肯定会有大量的人口拥入到这些城市，导致城市超速度发展、病态发展，这样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褚宏启说。

改革是治本之策

“如果将自主招生与高考集中录取脱钩，参加联考的学生，以联考成绩申请自主招生，获得学校自主招生资格，不再要求参加统一高考、集中录取，这不就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异地高考了吗？”21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笔者。

目前，我国有80所学校实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其中存在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北约”11所高校、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华约”7所高校，以及“卓越”联盟9所理工科特色高校联盟。这三大联考采取全国统考的形式，考生在任何省区市都可报名参加。

在熊丙奇看来，如果我国按照《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高考改革精神，切实推行“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高考改革，实行“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异地高考问题已经得到全面解决，根本无需各地自行出台方案。“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就必须推进高考改革。”

异地高考篇2

今天，全市7万余北京籍考生将走上考场。另一个考生群体也逐渐被社会所关注，这就是大量外来人员的子女，他们在京就读到高中阶段，等高考(微博)临近再回乡高考。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今年，对于异地考生这个特殊群体的政策有了一些松动迹象，教育部表示，要在年底前出台推进“异地高考”的计划和时间表，北京市教委也表示，非京籍孩子在京高考的具体政策、准入条件都在研究制定中。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异地高考考生中一部分人的个人命运和人生轨迹能够随之改变。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省、直辖市都要在年底前出台推进“异地高考”的计划和时间表。各地要根据自身情况测算，提出实现“异地高考”的最后实现年限。对此，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非京籍孩子在京高考的具体政策、准入条件等都在研究制定中。根据现行国家政策，高考考生需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考试。然而，随着大量流动人口进入京、沪、广等地求职就业，外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高考成为这部分考生、家长的迫切需求。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教育部正在鼓励各地尽快推进、解决“异地高考”问题，要求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省、直辖市在年底前拿出“异地高考”的具体施政措施和推进时间表。对此，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全国各省、直辖市在年底前都要拿出具体方案，这样家长才可以“对号入座”，尽早了解到是否能在当地参加高考。对于北京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杜玉波表示，在制定政策时“既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也不能影响到北京当地考生的权益”。对于“异地高考”的门槛设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曾透露，流动人口在输入地的居住时间长短、纳税情况以及随迁子女在输入地的教育完整性都将成为考量的主要因素。对于一旦放开了北京的高考户籍限制，可能会引发在北京参加高考的考生增多的情况，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样的问题会在制定招生计划时予以考虑。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外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居住地高考的情况非常复杂，需要做扎实细致的调研工作，北京市正在抓紧做相关研究。设置准入条件，具体什么样的学生有资格在北京参加高考，细则仍在研究中。目前考虑可以享受政策的人群应该是长期对北京有贡献，并可能成为北京新市民的人群。个案追访一个异地高中生的返乡备考之路北京到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1077公里，动车车程不过6小时。而对于返乡备考的朱刚霞而言，这不算太长的距离却让她的生活变得与从前大不同，她形容自己是回到故乡的“游子”。朱刚霞，1996年4月出生在安徽省含山县陶厂镇，刚满28天就随进京务工的父母到了北京。接下来的日子，她按部就班地在北京上了朝阳双桥幼儿园、天通苑小学、天通苑中学、昌平三中的高一。15年里，她只有隔三岔五的春节返乡看望祖辈，在老家居住的时间不足百天。今年年初，昌平三中的班主任提醒她“没有北京户口，不具备在京高考的条件”。春节后，她在家人的安排下返乡，进入安徽省含山中学借读备考。像朱刚霞这样的返乡备考的异地考生，北京每年大约近万人。他们需要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新的学习氛围、新的老师同学以及新的课本和考题。北京将公布“异地高考”时间表的消息，也许能够改变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命运和人生轨迹。回乡之路■学籍保留在北京回老家中学借读由于父母都在北京不能脱身，朱刚霞自己只身回了安徽。为了照顾她，老家的奶奶也离开村里的老屋，带她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民居里。老家的气候让朱刚霞在最初感觉有点糟。“这里冬天没有暖气，很阴冷，在屋里外面都要穿羽绒服，心里都冷，不像在北京有暖气，很舒服。”她说，最初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家人才没有让她住校，而是让奶奶来租房陪读，好给她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为了让朱刚霞返乡备考，家里人大动干戈。由于从小就读在北京，朱刚霞的学籍保留在昌平三中，只能辗转托人在当地的含山中学借读。近半年的时间让朱刚霞对老家少了陌生，多了熟悉。以前在北京，她的周末日程表里填满了和家人逛街、和同学看电影，而现在的周末只能单一成两项：补习和睡觉。朱刚霞爽朗、健谈，从北京到安徽，她都交下了不少的好朋友，但受地域、风俗的限制，不同的朋友群体带给她的感受不同，而她在不同的朋友眼中也颇有差异。在昌平三中，朱刚霞和朋友间谈论最多的是电影、服饰品牌以及微博“互粉”。而在含山中学，朱刚霞发现朋友间谈到最多的是学业，最友善的帮助是帮她讲题，朋友间也会谈到吃穿，但仅限于对某位同学服饰的“小赞美”，从不涉及品牌。至于微博则是这里的稀有产品，“只有我在刷微博，他们最多有个QQ号”。在她眼中，这里的朋友朴实、用功、聪明，目标明确，成绩像天才儿童一样让她望尘莫及。学习环境■新同学很拼命自己逐步适应“苦读”氛围在北京的时候，朱刚霞的成绩在班级是前十名，年级前三十名。而含山中学的学习氛围让她以前的优越感消失得无影无踪。含山中学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好学校，“学生个个都是狠角色”。该校年级的前300名能上一本，前900名都能升二本，而这个成绩靠的只能是苦学。高中一年级起，学校每天除上、下午8节课外，晚上也要上课，从晚7点上到10点，之后多数学生还会在校继续自习到11点。“但11点只是学校关灯的时间，好多同学回家后还是会继续读书的。”朱刚霞说，“这里的同学和北京的不同，每个人都在完成老师的作业后还要自己买额外的练习册做，每个学科都做，自觉性特别强。”朱刚霞的老师告诉记者，其实北京和安徽所用的教材大体相同，只是数学略有不同，北京使用的数学教材是B版，安徽是A版，后者难度更高。回乡后的第一次考试，全班66名学生，朱刚霞位居51名，这让她颇感压力。从此，她进入了苦读行列，每天读书到夜里十一二点，周六补数学，周日补生物。“这儿班里人多，老师上课都是带扩音器讲的，不能照顾到每个人，所以全靠自己。我开始真的不适应，现在才好一些。不过，这儿的学习氛围真挺不错的，高一拼得比北京的高三都苦。”她说。关于未来■“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我还有更多的选择”这份压力却没有把朱刚霞吓倒，她说一方面她正在努力学习，希望北京尽早落实“异地高考”的政策，那她将有信心做一匹“黑马”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家人也还在为她的求学之路而奔波，可能会找机会把她的户口迁往天津，让她在那里重读高中，如果实在不行，还会考虑让她出国留学 (微博) 。“我回了老家才觉得自己真挺幸运的，因为我能有更多的选择。”她说。

异地高考篇3

异地不能参加高考，这个政策建立在以下判断上：放开户籍对高考资格的限制，将会冲击流入地的福利。潜台词是，流动人口是另外一种次要等级的居民，是一种威胁。因此，对异地高考的严格限制，等于是户籍方面严管迁徙的延伸，是管控在教育上的体现。

对于放开这个政策，为异地高考松绑，教育部和地方教育系统抱有过分谨慎的态度，导致在实际推行上步伐缓慢。异地高考的顶层设计无法满足大规模流动人口及其家庭对高考的需求。这种矛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没有理由再继续设置障碍。

教育行政体系的诸公在考虑异地高考时，一个最大的顾虑是可行性，而对可行性的左右思量，实因各省市区因为户籍制形成的福利悬殊，但这不代表没有路径选择。既然研究生考试可以超越户籍限制，为什么高考就不能？异地高考的方案并非无解，只看决心。

一直以来，北京等地的外来人口始终在为子女在本地参加高考呼吁不止，这种呐喊是对平等受教育权的争取。但是，异地高考的决策者理应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看待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城市教育福利的配置问题，还关系到城市乃至于国家的稳定。

家有高考生的家庭，一般都在所在城市生活工作一定时间。他们是从一地进入另一个城市的流动家庭。阻止他们获取当地应得的高等教育资源，阻碍了相当多的国民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高考生在落脚的城市进退不能，付出的是人口循环更新的代价。

大多数高考生家长都在落脚的城市纳税，并且参与当地的社会建设，他们的下一代能够通过公平的高考，进入本地或者顺当地考入外地，对城市原住民不仅不是冲击，反而是有益的补充。落脚城市就像生命需要阳光一样，需要流动人口以平等的身份加入。

桑德斯的论著对思考异地高考有启示，他在《落脚城市》里说：世界各地许多以移民为基础的城市都面临这种严重的政策问题。落脚城市真正需要的是协助工具，以便其中的居民能够获得资产、教育、保障等机会。但政府却采取种种无益于解决问题的措施。

大多数城市都采取优惠政策，想方设法吸引精英人才，另一方面却在阻止流动人口下一代在本地的高考及向上流动。或者，对流动人口放松有限度的福利，竭力利用他们的技术和劳动力，将他们的后代剔除在教育体系之外。这是一种相当奇怪的社会景观。

在偶尔泄露的方案设计上，对考生家长在城市的居留资格有硬性规定，似乎也准备在行业上进行限制；也要求考生有连续就学的经历。这些措施固然是防范高考移民，但是对父母的条件设限仍然暴露了政策不准备全然放开，控制异地高考的主导权是新政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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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绝对赞同“异地高考”这一政策的实施。2005年教育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为了治理当时颇为严重的“高考移民”问题，该份文件确立了高考“学籍、户籍”双认定原则，即高考报名以考生户籍为主，并要求其在本地区高中就读一定学习年限。高考的户籍限制，已造成许多外来子弟面临有钱却无书可读的困境。

对于刚刚经历过高考的我，感触更加深刻。去年，我班有一同学，他跟随父母出外打工，就读于当地的高中，成绩特别优异，但却在临近高考的前一个月，被学校劝退回自己家乡读书参加高考。而如今全国各地教育资源，教育信息各式各样，即使要回家乡参加高考，谈何容易啊？最后，那同学只能无奈的选择退学，出外打工。这种例子绝对是多不胜数。

我们应该想想，农民工常年在外打拼，不也是为了这城市的发展，他们正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所在地谋求利益，难道就可以这样对他们的子女吗？据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说：“作为一名农民工代表、作为一名母亲，我正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发愁。子女的教育是外来务工人员最关心的事情之一。许多不得不回老家读高中的孩子，由于长时期与父母分离，只能委托家里老人照顾甚至无人看管，这些孩子容易滋生心理问题甚至误入歧途。如果能推行流动人口子女“异地高考”，并打破户籍限制，那真是好消息。”这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异地高考”政策的实施，确实能为许多外来工提供便利。

异地高考篇5

只是，教育部及各地政府在制定、落实该政策时尚有较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诸如，教育部不出台全国统一方案而由各省级政府自定方案，虽有因地制宜之初衷，但客观上也为各地政府逃避责任、续守特权提供了机会。一些高考偏难的省份知道即使敞开高考大门，流动人口子女也不会鱼贯而入，所以迅速出台了准许异地高考方案；而一些高考偏易省市的同类方案则普遍难产，即使千呼万唤始出来，也是附设苛刻条件多多，使普通流动人口子女异地高考濒于无望。

由于各地高考试卷及教材不同，流动人口子女一旦在某地接受教育，显然在当地高考才是对口的，否则一旦换地就读，高考即会吃亏。这其实对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很大的制约。如果有一天流动人口在该地无法营生，须再流动，那么孩子该怎么办？

笔者以为，与其如此费力地强迫各地出台可行性并不大的异地高考方案，不如率先将全国高考试卷及教材统一来得简易、实在。在高考录取率省际不公未变的情况下，异地高考本无多大意义。因为高考不过三天的事，如果全国高考试题及教材统一，那么学生完全可以随父母在任何一地或多地接受教育后参加高考，只需三天时间，哪里需要什么“异地”呀！

同时，全国高考试题及教材统一后，各流入地政府从此也就失去了随意设卡、不让流动人口子女接受属地化教育的“正当”理由。在巨大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需求推动下，势必会倒逼流入地政府将流动人口子女“流入地教育为主，公办教育为主”的政策落到实处。我国目前也并非没有解决该问题的实力。

当然，统一全国高考试卷及教材仅是第一步，若要真正实现教育公平，还需在统一高考试卷、教材的基础上统一我国省际之间的高考录取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教无类，使我国基础教育真正成为阳光底下的神圣事业。

■网友的话

统一试卷，那卷子谁出就是一个问题？是让发达地区的优秀教师出，还是让落后地区的教师出？如何平衡各地的师资力量是问题的关键。

教学质量差异大，这不是孩子的问题。再说，各个地区和学校需求的学生类型也不一样，不是统一就好，越来越细才能适应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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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升学政策获批

随着进城务工人员规模不断扩大，随迁子女完成义务教育人数不断增多，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问题日益突出。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被社会称为“异地高考”。这次《意见》终于获得国务院批准。

《意见》指出，要坚持有利于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平受教育权利和升学机会，坚持有利于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统筹考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需求和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承载能力等现实可能，积极稳妥地推进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

因地制宜确定条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根据进城务工人员在当地的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年限，以及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情况，确定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具体条件，制订具体办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北京、上海等人口流入集中的地区要进一步摸清底数，掌握非本地户籍人口变动和随迁子女就学等情况，抓紧建立健全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制订出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

增加当地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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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异地高考；SWOT；实施策略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6-0070-06

高考是我国教育选材的根本性制度。它对于政治控制、社会公平及促进社会流动具有独特功能。截至目前很难找到一个比高考缺点更少的制度来替代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發布的《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50％，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其中有约超过2．4亿的农民工群体。这种城市化的进程呼唤构建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但是一些公共政策导致公共服务不均等化现象越發突出。尤其在高考领域中，出现了一大批随父母迁徙的高考“候鸟”。如何能够为其高考提供便利并保障其基本权益？至此，异地高考在社会诉求和舆论热议中浮出水面。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期间，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教育部鼓励各地尽快推进异地高考方案，并承诺国家层面政策会在年内出台。恰在此时，山东省出台了2014年高考改革举措，鲜明地提出了允许在山东接受完整三年高中教育的外省考生就地参加高考，并享受同等录取政策。就此而言，异地高考已经从顶层制度设计和安排提上了改革议程，并将会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于异地高考这类新制度，需要对其特定的内外环境进行全面深入分析，通过了解该制度内在的优势和劣势，将制度构建过程中内外因素造成的机会和风险进行合理的有效匹配，从而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机遇并合理规避风险。在此，笔者拟利用SWOT战略模型分析框架对异地高考的内外环境进行可行性分析，提出符合社会發展与民众诉求的异地高考实施策略。SWOT分析是战略决策规划中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其中S是指优势（strength），w是指弱势（weakness）。O指机会或机遇（opportunity），T是指威胁（threat）。

一、异地高考的SWOT分析

（一）异地高考發展的机遇

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规划实施机遇

备受瞩目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规划纲要（2010-2020）》于2010年出台。这是本世纪我国第一个教育战略發展规划，是引领教育發展的纲领性文件。《纲要》明确提出要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为此，《纲要》在宏观教育招生制度方面提出成立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考试改革方案，促进办学体制多样化，扩大优质资源，推进培养模式多样化，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發展需要，探索發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途径；在微观高考招生制度方面，《纲要》指出要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方式和招生录取办法，建立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

《纲要》中关于高考改革的顶层制度设计为异地高考政策构建提出了极大机遇，为教育体制改革注入了政策原动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利用《纲要》的机遇积极探索高考招生体制的新模式。近年来，诸多人大代表、教育部官员及学者纷纷提出了异地高考的想法与设计方案，山东省、福建省已出台了2014年异地高考方案，中、西部部分省份出台了异地高考征求意见稿或暂行补充规定。这些方案都为异地高考的实施提出了政策依据与实践雏形。

2　部级教育改革试验区试行机遇

为了进一步完善教育体制改革，2010年底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通知》要求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發展的有效途径，完善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体制机制，探索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随迁子女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通知》从重点领域、专项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三个层面，明确了各项试点改革的任务。

教育改革实验区的辐射效应为教育资源均等化配置和梯度转移提供了可能，为具体教育领域进行的体制创新提供了示范。改革试验区是全面推广异地高考的前期探索，是以点带面的改革实验，在全面推进教育战略和重点单边突进策略转移中积累经验，为异地高考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借鉴。

3　政策企业家和政治家意识融合机遇

政策企业家主要为这样一些提议者：他们为了换取物质利益、实现目的或达到预期收益，将自己资源（时间、精力、金钱和声誉）来实现某些主张，成为政策实施前必不可少的关键性软化力量。在异地高考进程中，全国九万多随迁子女家长發布了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公开信，主流媒体、学者纷纷發表署名文章，要求代表委员在“两会”上关注教育公平问题，推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政策的尽快落实。这些政策企业家在政策制定中發挥了将社会问题纳入政治流、形成政策流中的连接作用。

政治家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核心决定力量。在我国政策实践中，主要源于政党执政理念、政府行政行为和社会主流意识的融合程度。总理就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深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逐步解决考试招生、教育教学等突出问题的思路。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官员、地府政府官员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支持异地高考政策的理念，并表示循序渐进推进高考制度变革。政治家的思想为异地高考实现注入了坚定的政治流支持，同时亦在不失理智中推进此项改革。

4　民众对均等化公共教育渴求机遇

随着改革领域拓展和力度加大，我国教育事业發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到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36％，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3．3年，接近中等發达国家平均水平。然而，由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公众无法享受事实上的教育公平。在相对价格驱动之下，为获取到优质教育资源，出现了屡禁不止的“高考移民”现象。高考招生方式作为整个社会人才选拔基础和教育体制改革基石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要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就必须要深化改革，推动教育事业科学發展。

教育公平可分为准入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各地高考录取比例相差巨大，尤其是重点高校录取比例过于悬殊，为人们诟病已久。比如北京重点录取率高达24．9％，上海高达24．18％，广东则仅为7．79％，其他西部地区不足4％。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有两亿两千多万人离开户籍地赴异地工作。在目前高考制度下，其子女只能回原籍地参加高考。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均等化公共教育的渴求为异地高考奠定了民意基础。异地高考制度将会打破教育资源囿于行政区划局限，建立统一考试制度，扩大优质教育领域，不断满足广大民众平等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实现教育结果意义上的公平。

（二）异地高考發展面临的威胁

1　传统高考路径依赖固化

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对于發展中的制度而言，一旦走上了制度轨道，轨道方向就持续得以强化，形成所谓路径依赖。其方向可能沿着正确路径优化，同样也存在着沿着错误路径越發偏离制度设计目标的可能，甚至被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其制度逆转成本将足以昂贵，因而最好选择是在初始选择点扭转无效率制度。现行高考报名政策是全国统一的嫁接制度——户籍+学籍。这种政策符合了改革初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是城乡经济二元化、社会管理分割的制度产物。事实上，户籍+学籍的传统高考准入机制稳定地嵌套于等级秩序严明的高考招生规则中，任何改变只会产生比传统高考路径状态更高的成本。但是当科学發展观价值取向确立、城镇化进程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启动的背景下，传统高考路径制度改革迎来了扭转的最佳时机，因为此时付出的逆转成本将足够低廉。

2　社会舆论压力

对于异地高考宏观战略决策而言，社会普遍持认同态度，但对于具体政策设计，社会则担忧异地高考操作不当将进一步引發教育不公。从宏观层面看，社会担心异地高考在户籍制度和高校招生权等方面没有实质改革之前，会出现新型高考移民、城市容纳能力不足、社会无序等问题，形成新的教育不公。从微观层面看，异地高考制度设计不周，会损害京津沪苏等具有优质教育资源地区的考生利益。如果学生向教育發达地区集中高考时，發达地区承载压力过大，同时会让落后地区的教育陷入發展死角，教育马太效应将不断扩大。事实上，任何唯美政策都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政策绩效需要在渐进与调适中完成价值与资源分配功能。一些观望、质疑、反对的舆论声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异地高考政策制定与实施，给异地高考带来了不利影响。

3　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由于公共政策涉及了价值与利益层面的分配，各类集团出于利益会千方百计地影响政策，当政策出台迫在眉睫时，反对者会采取正式或非正式途径，阻碍政策论证和新政策制定。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一项制度（或一种产品）的初始必要条件是贴现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只有在这一条件被满足时我们才希望能试图改变一个社会中既存的制度结构和产权结构。在传统高考体制下，既得利益群体在不损害既得利益前提下，愿意分享未来教育改革成果，却不愿意付出制度变迁成本，难以拿出长远的眼光看待异地高考在社会公平机制构建中的重要性。这些与科学發展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利益集团配属格局、固化的利益格局都成为了目前异地高考制度构建的最大障碍。

（三）异地高考的优势

1．有利于教育统筹發展

传统高考政策是一种非中性价值的制度安排。户籍+学籍高考报名政策在起点上决定了考生拥有的不同待遇，并会出现特惠的高考洼地、歧视的高考高地（如图1所示），进而导致不同地域群体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割与不公平，最终呈现出厉以宁教授所述的“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一就业的不平等一收入的不平等一生活的不平等一下一代的不平等……”代际不良循环。倘若异地高考得以实施，可以实现统一地区、城乡的考试制度，消除国家人——政府官僚的“设租”和优势教育地区中压力集团的“寻租”活动，推动高考政策的区域性突破，实现全国教育统筹發展。

2　有利于节约教育资源

大规模人口流动已成为我国社会进程中突出特征。1995、2000、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分别约为0．7亿、1亿、1．5亿，2011年则达到了2．4亿。但大规模的跨省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却无法在流入地顺利获得高考机会。在户籍+学籍高考政策指挥棒下，大部分考生回原籍高考会造成时间、经济和信息的巨大浪费，造成了户籍地与入学地资源数据匹配的不尽吻合，影响了政策公信力。异地高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机会主义行为的高考移民，减少考生因为户籍导致考试成本增加，降低教育资源相对稀缺波动幅度，形成有序的财政投入机制，并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区域教育發展协调性。

3　有利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传统的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高额教育成本使得大部分儿童选择在原籍就读。根据全国妇联2008年發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监管及亲情的缺失，严重影响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道德品行塑造，阻碍了农村基础教育發展，影响了民族素质提升。而异地高考可以解决孩子入学地与高考地的一致问题，保持了学习持续性，解决了儿童心理健康之忧。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异地高考政策的示范效应，有步骤地实现异地中考、异地小升初、异地入园等措施，并让孩子们能更多地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情，让更多留守儿童不再留守，进而破解我国教育發展中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

（四）异地高考的劣势

1　异地高考单边政策突进局限

虽然社会对异地高考的关注度很高，却一直未能解决，是因为存在诸多障碍。异地高考除了涉及教育公平问题，还与政治稳定、经济發展、教育资源、文化基础、就业流向、地方投人等多方面相关。因此，异地高考是牵一發而动全身的制度，这种单边突进的改革将会导致社会总福利模式的边际效应总体上呈现出递减状态，甚至会产生新的教育不公和社会管理混乱。如果片面强调单边追求异地高考，缺乏其他配套政策，必然会增加制度运行成本，制度失衡与社会无序将无法避免。

2　异地高考政策操作性难度

新制度是在探索与实践中渐进完善的。异地高考制度与其他教育改革截然不同是因为其短期可见的利益损益性。短期内，异地高考可能使人口输入省与输出省、高考洼地与高考高地收益出现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出现利益非此即彼的增减。异地高考如何构建，未来规划如何，在实施中的冲突解决程度，则给异地高考设计提出了技术层面操作难度。袁贵仁指出，异地高考不是完全开放，而要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异地高考方案要结合实际，确实有难度和冲突的，这都需要教育部统一协调。据初步统计，2014年北京市将有18万人人学，各个阶段的教育资源都需要加大投入，等这批孩子考大学时，北京的录取率还有没有目前这么高，就是一个很需要面对的问题。异地高考政策会给北京、上海、广州等教育资源集中城市带来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并造成较大的人口压力，使得政府决策层面的操作性难度较大。

以上运用SWOT方法分析了异地高考作为战略决策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前景假设，但异地高考涉及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等学校、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等诸多现实利益的纠缠与博弈，各方面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场域中不确定性大大增强。某一外部条件到底是机会还是威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还需采用SWOT分析法来确定异地高考战略政策设计关键因素。笔者认为，未来异地高考政策设计必须区分稳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区分稳定优劣势和不稳定的关键能力因素。与传统高考政策相比，异地高考有明确的“期望一收益比”（见图2）。

期望是异地高考可能达到而未必必须达到的效果，表现在思想和环境等方面。这需要进行单向改革与互动式改革、单项推进改革与综合配套改革共同作用，整体教育体制改革、户籍制度乃至区域發展政策共同配合才能实现。收益比则是异地高考必须确保达到的目标，主要来自于政策设计所导致的结果，包括了要均衡地区、省际、城市、农村等考生利益。因此，笔者设计了思想目标、制度目标、环境目标为异地高考期望一收益比目标，以期为异地高考的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和各省配套政策设计的策略指向。

二、异地高考的实施策略

探索可行的异地高考模式是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一步。但任何一项改革，都不会是零和游戏。既然涉及利益调整，就必然会有博弈和交锋。SWOT矩阵分析模型（图3所示）能组合成4种可供选择的战略，结合异地高考的机遇、威胁、优势和劣势，分别会出现如下组合：WT策略，需要把异地高考威胁和劣势无限降低；ST策略，要求利用异地高考优势规避外部环境的威胁；WO策略，需要降低异地高考的缺陷，换取發展机遇最大化；SO策略，这是最理想的异地高考战略选择，它能够融合内外优势与机会，乃至撬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进程。因而在异地高考的發展策略上，要优先利用内部制度优势和外部民意拥护机会，从思想、制度和环境上实施有突破性的制度创新与安排，从而引领整个教育体制改革。

（一）思想之引领

观念的转变对于异地高考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各地相关部门应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冲破旧观念的束缚。教育部早已释放了积极稳妥推进异地高考的信号。袁贵仁表示异地高考方案将在今年内出台，体现出了有条件准入、不完全开放的思想。这既考虑家长诉求，又要考虑不同类型城市的承载力。对此，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也表示：“不能简单地去讨论北京、上海是否行得通，北京和上海还不一样呢，各个地方都有自身的具体情况，改革还需‘因地制宜’。”所以说，各地的相关教育部门应该要做到“对于国家深化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对全国具有重大示范带动作用的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先试，对于一些复杂敏感的改革措施先行先试，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各种改革试验先行先试”。其次，各地在颁布与实施异地高考方案中，要通过不断解放思想，根据国家有关宏观發展策略指导，制订出符合本地异地高考的制度，引领本区域教育体制改革。最后，异地高考要体现出公平、科学、效率等思想取向。公平思想包括了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前者要求对各类考生赋予平等考试、公平竞争的机会，后者则强调分省录取体制下，维护各地区招生数量分布的动态平衡。科学思想则是要求异地高考政策需要反应并整合好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等各种群体的利益诉求。效率思想是社会大规模活动必须考虑价值诉求。现在高考考生达900多万，录取人数接近700万，招生学校有2000多所，效率将至关重要。异地高考政策要能够有效控制运营成本，提高组织实施、运作管理的效率。

（二）制度之创新

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在人类社会發展的历史长河中，除了战争、革命、政府这些“非连续”的制度变革外，重大的制度变迁往往是通过无数次具体且微小的非正式约束的变化累积而成的，这些微小变化在整体上构成了根本性的制度变迁。异地高考制度创新至少要解决以下三方面问题。

在准入机制上放宽户籍限制。今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县级市有合法稳定职业及住所即可落户，地级市工作三年可以落户。上海市率先积极响应通知，推行了lO类非户籍考生报考规定。但事实上，国内各地在制度层面上的户籍政策年限硬性规定以及操作层面办理居住证比较困难等问题仍然存在，受惠人数仍然较少。因此，相关部门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松户籍限制，改变简单地以地域与身份认定权利的行为。

在过程机制中推行统一考试制度。统一录取标准当然就要求考试必须统一。统一考试并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统一考试和自主招生实现考试多元化没有矛盾。异地高考损耗值最明显表现为不同程度存在着高考移民，相对程度上会损害京津沪苏等高校富集地区考生的升学机会。在全国推行统一考试制度，统一试卷、统一评分标准、统一招生机制，可以避免因为异地高考竞争难易度，使高考成为共有、共享的教育资源。

在结果机制上推行多元录取制度。为了推进高考结果公平，可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区别对待，实现异地高考报名与录取方式分离。按照经济發展水平与教育發展条件相一致的原则，全国可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异地”区域，允许考生在本区域内异动，如湖南考生到江苏参加高考；也允许西部地区考生向中部、东部区域异动，但不允许东部、中部区域考生向西部区域“逆向”异动。㈣另外，还要探索不同高校多元招生模式，进一步探索高水平大学选拔人才的办法，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和要求遴选考生；而高职类院校的考试权则交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自行决定招考办法。

要敢于制度创新，降低创新成本，用智慧和科学态度应对制度创新，拿出其切实可行的异地高考方案。异地高考的制度创新最大困境来自于制度变迁和社会承受力之间调试程度，实则是处理好不同集团的利益。笔者认为，这一方面可以吸收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整合不同阶层力量的三三制策略，异地高考可以采取得分制方案。在得分制方案中按照不同维度打分，根据得分多少排序，作为高考报名准入的标准。在100分制中，其中30分来自于孩子在当地入学年限，30分为父母在当地工作年限，40分来自于父母对当此贡献程度，包括纳税多少、慈善贡献、社会诚信等方面内容。教育部门预先提前一年公布第二年异地高考名额多少和打分规则，最后根据分数排名决定报名情况，得分不入围者可以及时回原地报名，避免社会大波动。这种制度照顾了农民工对于城市贡献程度，也顾及到了当前各地引进高层次人才战略的需求，不会根本上冲击本地考生权益。

（三）环境之协同

异地高考既是制度问题，也是技术设计问题。如果单从高考与户籍关系看，二者脱钩绝非难事。异地高考本质则是教育资源均等化供求问题，涉及教育制度、户籍制度、财政体制等内容，波及东、中、西部各类地区，不同层级政府的博弈，在短期内很难取得立竿见影的效应，甚至还会局部管理无序和混乱。所以异地高考，需要构建环境协同机制，才能标本兼治。在宏观上通过教育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促进异地高考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化，加大中央财政投资规模实现教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在微观上要优化地方政府异地高考制度协作机制，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异地高考决策权，在保障京津沪苏等地考生权利基础上，使异地高考更符合地方需求和特点。

三、结语

异地高考篇8

关键词：高考改革；异地高考；现实困境

中图分类号：G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6-0163-02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进城务工人员规模不断扩大，我国流动人口规模高达2.6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0.85亿。随迁子女“异地考试”已成为政府必须应对和解决的合理诉求。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被社会称为“异地高考”。全国除外的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按照国务院要求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但是，异地高考的问题依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解决。如随迁子女最多、家长呼声最高的北京、上海、广东“重灾区”不仅在最后才提交方案，并且方案的内容也未从实质上解决问题。异地高考“遇冷”风潮席卷全国，进入极大的现实困境。那么我国要如何顺利地走出此种困境？因此，为了更好地进行“破冰之旅”，对异地高考现实困境的思考就显得尤其重要。

一、异地高考的门槛设置问题

异地高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拥有高级中学学籍的学生跨省份、跨户籍所在地，取得高考所在省、区考生资格，且以当地考生身份参加当地高考，并享有与当地考生同等和平等高考权利的一种高考制度。异地高考是现行高考制度的合理补充，是促进高考招生公平的重要表现。但是，异地高考政策出台后，全国出现了“遇冷”风潮，异地高考改革举步维艰，出现教育公平坚冰。

首先，异地高考的门槛设置就存在问题。从国家政策中的准入条件上看，随迁子女参加高考须满足三项条件，一是家长必有稳定工作、稳定住所、稳定收入，缴纳各种保险，系常住人口；子女要在迁入所在地就读；城市的发展需这个行业群体。如果有其中一项不满足的话，随迁子女便无法享受参加异地高考的机会，那么受教育机会公平也就无从保障。另外，这三项条件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说？以上设立的准入条件使得异地高考的方向指向了随迁父母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而不是教育公平。这种高要求的有限开放反而将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对象――进城务工的社会中下层群体给排除在外，这种大的方向性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异地高考政策实施走向精英化，与“应然目标”相距甚远。

另一方面，通过查阅各地的异地高考方案，可以总结我国异地高考方案大致可以分成四类：一类是以北京为代表，出台了过渡方案，设置的开放门槛相当高，且只开放了高职；二是以上海、广东为代表，推出了与居住证政策结合的异地高考；三是以黑龙江、浙江等为代表，推出以随迁子女的学籍为主，只对父母工作、居住场所提出了一定要求；四是以江西为代表，只对学籍提出了要求，不对随迁子女父母的职业、住所、社保等做出要求。而作为人口流入量大、流动频率快、教育资源丰富的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在异地高考设置门槛方面被指过高，被网友戏称相当向中央交了一份“白卷”。

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盛行的强烈表现。改革开放后，我国严密的户籍管理整体上有稍许松动，但是就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水平较高的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的户籍管理反而不断加强。而我国的高考制度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分省下达招生计划的数量和质量差距较大。加上我国是一个城乡差异比较显著的二元社会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资源配置模式，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在很长时间内持续面对地域差距扩大的严峻现实，且这种现实进一步直接体现为教育需求和利益的城市中心取向，即公共政策反映体现甚至优先满足城市居民的利益，教育的主流话语权执掌于城市，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因而，异地高考受教育既得利益集团阻抗，他们的子女在拥有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基础上，还希望尽可能使其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以实现自身教育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二、流入地与流出地利益协调问题

异地高考确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范围触动城乡、城际不同利益人群的一个两难命题。实施异地高考，不仅可以突破户籍制度的桎梏，减少更多的留守儿童问题，推行高考同城待遇，将实现更公平、更合理的教育资源分配，是“有教无类”的理想写照。但是，流入地利益代表者表示担忧，因为异地高考的政策松动，会给他们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一方面是给城市治理带来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流入地利益代表面对着本地优质资源总量有限、人数急剧增多，担心本地与外来生源利益失衡、高升学率会遭到破坏，进而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高考移民”风潮等。异地高考改革实际上需要两者间的博弈，这种改革不是所有人都满意的改革，不是增量改革，而是重新切割蛋糕的改革。而如何切蛋糕，保证整个社会的公平，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三、政策执行与落实问题

高考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异地高考改革只是高考改革里面的一部分，并且异地高考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涉及到国家的各项制度，所以只是单一允许随迁子女有在异地参加高考的资格根本只是改革中的皮毛，丝毫没有解决更为本质性的问题。实行异地高考，设计操作很复杂，这是对有关户籍制度的破除和招生资源的重新分配的问题。高校的招生指标都要重新洗牌和分配，必须根据每个地方考试的人数进行再分配才合理，否则对流入地的户籍人口又是冲击和不公。值得注意的是，异地高考关键是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衡，前几年被严查的“高考移民”现象，就是钻了招生政策的空子。实行异地高考，确实会促进公平，但必须强调可操作性，包括法律层面上有很多问题要做。

而在异地高考实施的过程中，却遇到重重阻碍，其在于教育改革缺乏顶层系统设计。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尤其是教育领域的改革，更是需要具有全局的视野。而国家却没有树立整体、全面的改革理念，没有从其他层面来保证异地高考的稳步前进，配套改革跟不上，丢失了宏观调控的责任，只是放手让各地去制定方案。

四、破除异地高考现实困境的几点建议

针对我国目前推行异地高考政策的现实困难，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改革：

第一，倡导公平教育理念，保障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主张对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群体在资源分配方面进行补偿，通过对先天不利者和有利者使用不同的尺度，使得两者最终能获得相同的生活。这就是被后来广泛用于经济、教育等社会领域“补偿原则”。

第二，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不管教育有无力量减少它自己领域内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但是，如果要在这方面取得进步，它就必须事先采取一种坚定的社会政策，纠正教育资源和力量上分配不公平的状况。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是教育财政的一个重要原则。而异地高考真正矛盾之处就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而破除此困境，最根本的就要加大教育投入。如何进行教育财政支出，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两条思路展开：一方面以国家为主体向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之地倾斜，改变这些地区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高考招生名额少等问题；另一方面实行以流入地政府为主的财政供给制度，创造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因为大批的进城务工人员为这个城市创造了财富，所以他们的子女应同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本着“利益均沾”原则，有权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资源和服务。通过这两个方向的努力，实现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

第三，统筹全局整改，设立国家督导机构保证教育公平。异地高考改革是教育综合领域改革的一部分，它依靠于整体改革力量的发挥，因此，它的成效显现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国家必须有广阔的视野和全局意识，应跳出自定的教育领域圆圈，当务之急就是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做好清晰的时间表，明确改革的责任主体和推进机制，有序地推进改革进程。其中，改革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户籍制度的背后是与之挂钩的公共服务、社会资源等，而目前我国城乡、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差较大。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因此，要真正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也需对症施策，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更多的人在中小城市，甚至在农村都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生活保障。户口的“含金量”相对均等后，户籍制度的改革才能水到渠成，那阻碍异地高考实施的一块“硬骨头”才真正被啃碎。

其次，改革高考招生制度。我们可以改变过去按照各地高等教育资源划定录取名额的办法，而根据各地的考生人数确定大致相同的录取比例。或者，逐步实现高考和高校招生地方化，即主要由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考试科目和考试水平，实行积极的差别对待原则，继续实行高考录取中倾斜政策，保证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关键。但是，对于违规或非法获取的利益，无论面临多大阻力，都要坚决予以取缔。如严厉打击高考移民、胡乱加分、艺术与体育特招作弊等情况，实行“阳光招生”，接受全社会监督。

最后，加强法制建设，构建促进教育公平的监管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在教育改革中专门提出“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教育公平监管机构，从异地高考的制度和组织体系上保障教育督导部门履行对各级政府的教育督导责任，协调相关部门对异地高考中的不适方案予以尽快调整，定期向社会公布。

参考文献：

异地高考篇9

7月5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为河南高校的校长书记作了一场报告。杜玉波在报告中说，最近，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要参加升学考试的意见国务院已同意，将适时。他透露，这个意见肯定会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连续就学的年限来确定具体方案。（7月7日《河南商报》）

这应该是自今年3月份山东率先宣布“从2014年起，凡在我省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我省就地（所就学的高中段学校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我省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之后，教育部首次正式回应备受公众关注的“异地高考何时在全国实现”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这个日子应该并不遥远了。高考报名本来就应该与户籍脱钩，只要不是钻空子的临时性“高考移民”，考生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参加高考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保障，我们不能为了让一部分人高考更容易，就关上大门将另一部分人排斥在外。

实事求是地说，异地高考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高考公平问题，它的主要诉求甚至根本不在高考公平，而是主要为了满足人口频繁流动实际下的客观需要。非户籍学童从小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求学接受义务教育，其中很多都是生于斯长于斯，若在国境之外都能获得他国国籍了，在国境之内却无法获得本地户籍，并因此不能继续在本地高中求学，而只能回老家参加高考，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它不仅在一个侧面坐实了的确存在所谓“高考洼地”，而且严重侵犯了非户籍学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山东率先为异地高考打开了一道口子，示范效应明显，同时也有效形成了“倒逼”作用，加快了教育部异地高考问题的决策进程；但是，也因其并非北京那样的“高考洼地”，户籍考生本就不存在任何“超国民待遇”，因此并不具有异地高考问题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某种意义上，公众对于教育部此番异地高考意见获国务院同意，关注的重心根本不在于像山东一样竞争本就异常激烈的地方会怎样，而是像北京一样教育资源既全国最好录取分数又全国偏低的地方会怎样？

异地高考篇10

但和北京、上海比，广东“异地务工人员”的反应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强烈，而且，在公共领域也很少看到因异地高考议题而引发本地、外来族群的心理对峙与撕裂。

原因似乎是，广东优质的高校资源比北京、上海逊色，考生多，竞争激烈，录取比率不高，这不是一块“高考洼地”，因此其利益的敏感程度比京沪弱些。

此外，一些城市还可以购房入户，这也消解了具有一定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的中产阶层对现状的反弹。

但问题并未因此消失，而是越来越尖锐—随迁子女在广东接受义务教育的数量，每年正以26万人的数量猛增。

经济大省广东在异地高考上，能放开多少？这不仅仅是一次利益的博弈。

诉求

在广州市番禺区上班、此前已在广州买房的罗琴，今年8月中旬到惠州买了套30平方米的小房子，同时将户口从四川宜宾迁移到了惠州。

新户口本上，有她和女儿的名字。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让女儿在广东参加高考。

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一些城市早已陆续关掉购房入户的通道后，越来越多在上述城市上班的外来族群和罗琴一样，到可购房入户的惠州、江门等地买房，便于子女就地高考和录取。

美诚地产的一位置业顾问披露，在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买房的人，七成来自深圳，三成来自广州、东莞等地。而小户型最为走俏，购买者大多要求把户口转来，目的是给子女就地高考疏通通道。

这种通过购房入户而“曲线高考”的方式，当然并不是主流。更多的家长缺乏这样的经济实力。而他们，构成了对异地高考最具吁求性的主体。

大致有这样两类人：

一类是孩子已经初中毕业，不得不送回老家读书，承受骨肉分离，而且无法管教孩子的。这是无奈之下的“理性选择”。但对于未来子女在广东能够读高中并参加高考，他们仍饱含期待，但一片迷茫，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另一类是子女仍在广东读小学、初中的。相形之下，他们对异地高考问题的解决，诉求最为强烈。

办法？

自教育部7月表示要推动各地在年底前制定办法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后，在佛山一家工厂做技工的罗坚，和几个老乡就一直在关注，广东会怎么做？

但至少在今年，他可能要失望了。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黄葳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透露，关于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具体方案，广东方面还没有制定。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是广东省教育厅管理的副厅级事业单位，主要从事全省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和政策研究，追踪和分析教育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这个“难点”，当然包括了对“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在广东参加高考。

一位研究异地高考问题、不愿意具名的广东学者向《南风窗》记者表示，广东前段时间实际上已经出台过一份文件，说到了外省户籍人口可在广东参加高考报高职高专院校，目前看来，要突破这一点有一定难度，因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在教育部的“推动下”制定出一个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办法。

这位学者所说的文件，指的是7月初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工作方案(2012～2014年)》（以下称为“《方案》”），其中明确：2014年前，广东将试行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在输入地就读学校参加中考、高考，探索省内高职高专院校接受外省户籍考生的入学申请。

这种“异地高考”只是在探索放开高职高专院校。显然，教育部表示要推动制定的“办法”，不是这样的版本。

对于“办法”出台的艰难程度，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华南师大附中校长吴颖民说：“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部属高校才几十所，投入是以地方为主，如果随迁子女流入地高考问题的解决，是以牺牲流入地子女的利益为前提，肯定行不通。”

他告诉《南风窗》记者，如果粤籍考生利益受损，家长肯定叫起来，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会跟着呼吁。

还有，由于高校招生指标是教育部给的，如果招生指标没有相应调整，对广东这样外来人口聚集的地方而言，一下放开，会带来更大压力。

因此，在教育部没有进行统筹，出台具体的方案之前，广东不可能蓦然出台一个可以突破《方案》的“办法”，至少短期内会斟酌、观望。

另外，还存在这种担心：异地高考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制定出来的“办法”解决好了，很多家庭和小孩可能从小学就过来了，届时教育资源配置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都需要连锁的扩容和调整。

“问题恰恰又在于这种输入是不稳定的，如果经济形势不好或是这边高考竞争压力比户籍地还大，这些家长和子女有可能又回去了。”吴颖民说，可这时高校资源和布局已扩充，教师已配置，这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需要注意的是，在解决随迁子女入学问题上，教育部强调“两为主”，即“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而公办教师一经招录，就不好辞退了。

这意味着，政府在教育的投入上，将是谨慎和渐进的，不可能在某一时期内，为此大投入、大铺开。显然，相对期待涌入的庞大外来族群而言，资源是匮乏的。

这一点，对于异地高考问题的解决，毫无疑问是一种制约因素。

思路

尽管异地高考关乎的是公民权利，但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曾经说，“肯定会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连续就学的年限来确定具体方案。”

那么，广东是否也会根据这些情况来制定“办法”？

从《方案》上看，无疑是这样的思路。放开外省考生在广东参加高考，报考高职高专院校，显然是出于为广东的经济结构转型培养所需要的技术人才的考虑。毕竟，这样的技术人才，如果不在本地培养，也需大量引进。

而如果真出台一个关于异地高考的解决“办法”，估计也不会超出这一思路太远。就是说，像广东的“积分入户”一样，“办法”也会设定一系列的限制性条件和门槛，“识别”出“所需要的人”，排斥“不需要的人”，从而，使“异地高考”变成一部分异地务工人员的福利。这将可能是“引进高层次人才，其子女户籍可同时迁入并能参加高考”的变种。

这种思路，似乎可以解决广东的发展与维护本地利益的矛盾。对于官方来说，可能是最现实的路径。

可以比较一下各种“入户”的特征。购房入户只是地方财政需要；人才入户突出的是对高精尖群体的招揽；积分入户则吸纳了上述两者的优势，更注重对社会中层和潜力股的放开，同时强化对职业技能人才的偏爱，这和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人才是相符的。

广东很清楚，20多年来GDP持续排名全国第一的成就，外来族群功不可没。在经济形势低迷和力推转型升级的关口，必须留住哪些人来为广东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再度领跑提供原动力，这是广东不想错过的机会。但外来人口过多、城市承载力有限，其各发达地区不可能放开多少门槛，在产业梯度转移的需要下，人才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