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效应范文10篇

税收效应范文篇1

2009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再度升温并且房地产价格又一次快速上涨。因开征物业税对房价会起到明显有效的抑制作用，可以缓解现行房地产市场过热，抑制房地产泡沫，因此，开征物业税也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几年来一直有消息说要开征物业税，但物业税并没有如期而至，不过2010年以来物业税开征的脚步似乎越来越近了。如有报道称，今年两会上，北京市地税局有关负责人称北京最早2011年底开征物业税。由于我国物业税改革既承担着普通的税收收入功能，又肩负着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任，因而，物业税推出的时机、物业税改革的模式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热点话题。

对于物业税改革的模式，目前争论较多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土地出让金要不要并入物业税当中；二是对居民基本住宅或第一套住宅要不要征收物业税。对于第一个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主张取消土地出让金，将土地出让金并入物业税中；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土地出让金与物业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税费，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因此，土地出让金不能并入物业税中。在此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对于第二个问题，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应该对所有的物业类型进行征税；但从国内的现实看，主流声音主张对居民基本住宅免征物业税。本文分别对居民基本住宅征收物业税和免征物业税两种模式的税收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以深圳市为例进行实证考察。

二、全面征收物业税的税收效应分析

目前，对所有物业征收物业税的税制模式已经在很多国家实行，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这一模式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收征管成本较低，因为是对所有住宅征收，不需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去甄别是第一套房还是二套以上住宅；二是税收覆盖面广、税源稳定，政府可以获得一项稳定而充足的税收收入。这一方案所带来的冲击主要有：一是居民基本住宅也需要缴纳物业税，有可能加重普通居民的税收负担；二是不利于居民改善居住条件，提高了人们的居住成本；三是由于普通居民的税负可能增加，因而物业税改革的阻力较大，恐怕难以顺利实施。物业税开征后，可能会产生以下效应：

1.税负递增效应。物业税具有税负难以转稼、税负水平随着房地产价值的增加不断提高的特点，并且由于征税对象是人们的基本住宅，房地产市场价值的增加并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反而会因为升值而需要缴纳更多的物业税。因此，物业税收入只能来自于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人们需要从自己的收入里拿出一定的持续不断增长的额度，为自己的住宅支付物业税；这意味着人们的税负水平在不断提高(假定收入不变)，即产生税负递增效应。

我们以深圳市的数据资料对物业税税负递增效应进行分析。假设物业税税率为1％，计税金额按房屋市场价值的70％进行估算，单套住房以100平方米计算。根据表1中数据，可计算出2006—2009年深圳市各行政区的物业税税额，计算结果见表2。表2数据显示，由于房价上涨，从2006年到2009年，各区的物业税都有较大幅度上涨，其中宝安区上涨了88.5％，龙岗区上涨了78.6％，福田区上涨了82.1％，南山区上涨了80.8％，盐田区上涨了57.8％，罗湖区上涨了76.2％。因为物业税是根据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计算的，因此房价上涨越快，物业税上涨幅度也越大。当然，从2006—2009年，深圳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2567元增加到29245元，增长幅度为30％。但与房价和物业税的上涨幅度相比，要小了许多，因此，如果对居民基本住宅征收物业税，居民的税收负担将随着房价上涨而不断上升。

2.地区差异效应。从地区角度看，如果两个地区的房价不同，物业税税率标准相同，则房价高的地区居民家庭将为自住住宅支付更高的物业税，而房价低的地区的居民家庭将支付一个相对较低的物业税，因此，在不同地区之间产生了一个税收差异效应。因属于自住住宅，房屋增值并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因此，这也意味着房价高的地区居民家庭将支付更高的居住成本。在这里，物业税将产生一种“挤出效应”，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缓慢的居民将不得不离开房价高的地区，而转向房价低的地区寻求就业和居住场所。“挤出效应”的存在，使得房价高的地区对房地产的需求减少，而房价低的地区则房地产需求增加，因而不同地区的房价差异将逐渐缩小而趋于一致。

从表2可以看出，由于房价不同，深圳市6个区的物业税税额有较大差异，其中福田区税负最高，2009年税额为13220元，而龙岗区物业税最低，2009年为6716元，福田区物业税比龙岗区高了一倍，这就是物业税的地区差异效应。而这只是一个城市不同区域的物业税差异，如果是不同城市之间，由于房价差异更为突出，因而物业税的差异也将更为突出。对于普通居民来说，对其基本住宅征收物业税，且房价高的地区要缴纳更多的物业税，将迫使众多中低收入家庭从房价高的区域向房价低的区域迁移，以减轻物业税负担。如深圳市内福田、南山区的居民向龙岗、宝安区迁移。

3.结构冲击效应。在商品房销售市场中，征收物业税后，由于所有房屋均需缴纳物业税，且需按房屋的市场价值来缴纳，根据理性选择规律，人们会更多地选择小户型、低总价的住房，而减少对大户型、豪华型住房的购买。需求的改变必将引起供给层面的变化，也就是住房供给结构中，小户型住房将增多，大户型、高档公寓以及别墅的供应将减少。

4.行业差异效应。物业税的开征，对房屋租赁市场、房屋买卖市场、土地市场都将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下面对此进行分析。

(1)房屋租赁市场。由于征收物业税，住房投资成本增加，投资者要么自己承担增加的税收，要么将增加的税负部分或全部转嫁给租房者。由于目前房地产市场上房屋“租售比”较低，租房收入只够抵消资金成本，投资者主要是通过房屋的“低买高卖”来获取投资收益。因此，征收物业税后，投资者自己承担税负的程度有限，只能通过税负转嫁将大部或全部税负转嫁给租房者，这意味着租赁市场上租金将较大幅度上涨。同时，由于基本住宅也需要缴纳物业税，这将使部分居民放弃购买住宅，而通过租赁住房来满足居住需要，这使得租赁市场上房租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

目前房地产市场上“租售比”较低的状况，可从深圳市的房地产市场得到证实。表3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09年，深圳市各区的住宅租金上涨幅度都不大，上涨幅度最大的福田区涨了17.1％，上涨幅度最小的盐田区仅涨了3.2％，远不及同期房价上涨的幅度。我们以2009年的数据来分析投资者对物业税的承受能力。这里有以下假设：投资者贷款额度为房屋价格的70％，贷款期限为20年，住宅面积为100平方米。根据等额还款公式：

R=Pi(1+i)n／(1+i)n-1

其中R为每期还款额，P为贷款额，i为贷款利率，n为还款期数。将表1中各区的房价数据乘以0.7，再乘以100(住宅面积100平方米)，即为贷款额，利率以5年以上贷款利率计算(贷款期内利率会有变动，根据历史数据，这里取7％作为平均利率水平)。根据等额还款公式，可得每年还款额、每年偿付利息额及本金，计算数据见表4。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除罗湖区外，其他5区的房屋租金收入还不够偿还贷款的利息支出，说明房地产市场“租售比”严重偏低。因此投资者投资房屋的收益并不是来自于房屋租金收入，而是通过房价上涨来获取房屋买卖的差额利润。由于房屋出租的利润率很低甚至为负，因此，如果提高物业税，那么投资者自身的消化能力非常有限，势必会通过税负转嫁将提高的物业税转嫁给房屋承租者。如果投资者将物业税全额转嫁给租房者，按表2中2009年的物业税数据计算，宝安区房屋租金将增加26.1％，龙岗区将增加25.3％，福田区将增加23％，南山区将增加24.9％，盐田区将增加28.3％，罗湖区将增加19.9％。由于自住住房也需要缴纳物业税，因此租赁市场上将保持较高的租赁需求，使得房屋租金可以大部或全部甚至超额转嫁给租房者。

(2)房屋买卖市场。物业税的开征对房价的影响又如何呢?一方面，由于开发与流通环节的税费减少，因而房屋开发与交易成本降低，这将有利于降低房价；另一方面，由于房屋保有环节成本提高，房屋需求将减少，特别是投资性需求有可能大幅减少。具体地说，自住型需求虽然是刚性需求，但由于每年需要缴纳不断增长的物业税，因而理性的购房者会更多地购买小户型、低总价的住房，这样，从面积与价格上看，住房需求减少，房价降低；而对于投资性需求，虽然物业税占其月供支出的比例相对较小，但物业税开征将使房价上涨速度下降，房价涨幅的降低将使投资利润率加速下降。据王晓明、吴慧敏(2008)的研究结论，房价上涨速度从10％下降到8％，投资利润将下降20％。因此，物业税开征对投资性需求的冲击是相当大的。现阶段我国房地产需求中，很大部分是投资性需求，因而，物业税开征后将使住房需求减少，而房屋供给有可能由于开发成本的降低而增加，房价(包括新房和二手房)下降或上涨速度减缓。

(3)土地市场。在房地产市场中，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土地是房屋需求的引致需求，也就是说，地价将随着房价的变动而同向变动，但土地价格也将从成本途径影响房屋价格；在这二者中，房价的影响是主要的、长期的，而地价的影响是次要的，更多是短期内的影响。因此，物业税开征后，房价上涨幅度将趋缓或下降，地价上涨幅度也将趋缓甚至下降。

综上所述，物业税开征后，房屋租金有可能大幅提高，而房价则有可能下降或上涨幅度趋缓，因而有可能改变我国房地产市场上长期以来“租售比”过低的情况，使得房屋租赁市场与买卖市场实现平衡发展。

三、基本住房免征物业税改革模式的税收效应分析

这一模式是对居民的基本住宅或者是第一套住宅免征物业税，而对第二套以上住宅征收物业税。其优点在于：一是保证了居民的基本居住需要，普通居民的税负不会增加；二是更加着重于物业税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功能，重点抑制住房市场的投资性需求；三是减少了物业税改革的阻力，有利于物业税改革的顺利推进。这一模式的缺陷在于：一是提高了物业税的信息监管成本，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居民的第一套房与二套以上住宅进行甄别；二是税收收入具有不稳定性，物业税难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这一模式可能带来如下税收效应。

1.财政收入效应。如果对基本住宅免征物业税，那么物业税的主要征税对象是工商业房产和经营性住宅。而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结构中，工商业房产的市场价值只占全部商品房市场价值的17％，住宅占了83％；对于住宅中用于投资性的住宅比例，据有关资料，目前北京市住房销售中，投资性购房比例达到61％，上海为51％，深圳亦达到50％以上。从这几个城市来看，投资性比例很高。当然，这是增量住宅的投资性比例，存量住宅中，由于2004年之前的投资性需求较小，因而从总体来看，投资性需求应比前面数据要小。这里假设为50％的投资性比例，则可计算出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中，应征收物业税的房产比例为58.5％(83％×50％+17％)。不过，物业税开征后，投资性需求预计将下降，那么投资性比例将减少，这样，来自于物业税的税收收入将可能不断下降，直至达到一个稳定水平。同时，如果从全国范围来考察，则投资性比例将远低于上述几个城市。这里假设为20％，则所有房产中应征收物业税的比例为33.6％(83％×20％+17％)，并且，随着物业税的开征，物业税税收收入也将经历一个下降过程，直至稳定。

因此，从财政收入角度来看，对基本住宅免征物业税，对于一线城市来说，物业税收入将减少一半以上；而从全国来看，物业税税收收入将减少三分之二以上。这样，来自于物业税的收入少且将不断下降，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其财政收入功能将大为减弱。

2.结构冲击效应。由于对居民的基本住宅或第一套住宅免征物业税，在购置第一套房时，人们可能追求大户型、高档次的住房；当然，这是在有能力购买的前提下。而对于二套以上住房或投资性住房，需要征收物业税，物业税的征收将使租赁市场上租金提高，房租的提高，将使租房者更多选择小面积的住房，这样，租赁市场上房屋的供给与需求主要是小户型住房；而在自住型房屋供给结构中，根据购房者的经济条件与偏好，收入高的人可能会更多选择大户型、高档公寓和别墅，而中低下收入阶层可能更多选择中小户型。

3.行业差异效应。一是房屋租赁市场。由于二套以上住宅需要征收物业税，目前房地产市场上严重偏低的“租售比”，将使得物业税开征后房屋租金有较大幅度提高，这将减少对房屋租赁的需求；又由于基本住宅不需缴纳物业税，因此，只要经济能力许可，大部分的居民会选择购置住房，而不会选择租赁住房来改善居住条件。因此租赁需求将减少，反过来又使得房屋租金难以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二是房屋买卖市场。由于对基本住宅免征物业税，而对二套以上住宅征收物业税，加上租金提高，因此，将使得更多居民选择购置自住住宅。我国正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对基本住宅和改善型的住宅需求量很大，因此，房屋需求将会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而增加，房价将会上涨，但投资性需求由于投资成本增加以及投资利润率减少等原因，与物业税开征前相比，投资需求将受到抑制，因此总体来说，房价可能会涨，但上涨幅度将比较平缓。三是土地市场。旺盛的自住型住房需求和较为温和的投资性需求的存在，使得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城市化还没完成阶段，房价仍有较大的上涨压力。土地是房屋需求的引致需求，因而土地价格也将随着房价的上涨而上涨，但上涨幅度和波动程度比开征物业税前要小。

四、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税收效应范文篇2

2009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再度升温并且房地产价格又一次快速上涨。因开征物业税对房价会起到明显有效的抑制作用，可以缓解现行房地产市场过热，抑制房地产泡沫，因此，开征物业税也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几年来一直有消息说要开征物业税，但物业税并没有如期而至，不过2010年以来物业税开征的脚步似乎越来越近了。如有报道称，今年两会上，北京市地税局有关负责人称北京最早2011年底开征物业税。由于我国物业税改革既承担着普通的税收收入功能，又肩负着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任，因而，物业税推出的时机、物业税改革的模式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热点话题。

对于物业税改革的模式，目前争论较多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土地出让金要不要并入物业税当中；二是对居民基本住宅或第一套住宅要不要征收物业税。对于第一个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主张取消土地出让金，将土地出让金并入物业税中；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土地出让金与物业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税费，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因此，土地出让金不能并入物业税中。在此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对于第二个问题，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应该对所有的物业类型进行征税；但从国内的现实看，主流声音主张对居民基本住宅免征物业税。本文分别对居民基本住宅征收物业税和免征物业税两种模式的税收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以深圳市为例进行实证考察。

二、全面征收物业税的税收效应分析

目前，对所有物业征收物业税的税制模式已经在很多国家实行，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这一模式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收征管成本较低，因为是对所有住宅征收，不需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去甄别是第一套房还是二套以上住宅；二是税收覆盖面广、税源稳定，政府可以获得一项稳定而充足的税收收入。这一方案所带来的冲击主要有：一是居民基本住宅也需要缴纳物业税，有可能加重普通居民的税收负担；二是不利于居民改善居住条件，提高了人们的居住成本；三是由于普通居民的税负可能增加，因而物业税改革的阻力较大，恐怕难以顺利实施。物业税开征后，可能会产生以下效应：

1.税负递增效应。物业税具有税负难以转稼、税负水平随着房地产价值的增加不断提高的特点，并且由于征税对象是人们的基本住宅，房地产市场价值的增加并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反而会因为升值而需要缴纳更多的物业税。因此，物业税收入只能来自于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人们需要从自己的收入里拿出一定的持续不断增长的额度，为自己的住宅支付物业税；这意味着人们的税负水平在不断提高(假定收入不变)，即产生税负递增效应。

我们以深圳市的数据资料对物业税税负递增效应进行分析。假设物业税税率为1％，计税金额按房屋市场价值的70％进行估算，单套住房以100平方米计算。根据表1中数据，可计算出2006—2009年深圳市各行政区的物业税税额，计算结果见表2。表2数据显示，由于房价上涨，从2006年到2009年，各区的物业税都有较大幅度上涨，其中宝安区上涨了88.5％，龙岗区上涨了78.6％，福田区上涨了82.1％，南山区上涨了80.8％，盐田区上涨了57.8％，罗湖区上涨了76.2％。因为物业税是根据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计算的，因此房价上涨越快，物业税上涨幅度也越大。当然，从2006—2009年，深圳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2567元增加到29245元，增长幅度为30％。但与房价和物业税的上涨幅度相比，要小了许多，因此，如果对居民基本住宅征收物业税，居民的税收负担将随着房价上涨而不断上升。

2.地区差异效应。从地区角度看，如果两个地区的房价不同，物业税税率标准相同，则房价高的地区居民家庭将为自住住宅支付更高的物业税，而房价低的地区的居民家庭将支付一个相对较低的物业税，因此，在不同地区之间产生了一个税收差异效应。因属于自住住宅，房屋增值并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因此，这也意味着房价高的地区居民家庭将支付更高的居住成本。在这里，物业税将产生一种“挤出效应”，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缓慢的居民将不得不离开房价高的地区，而转向房价低的地区寻求就业和居住场所。“挤出效应”的存在，使得房价高的地区对房地产的需求减少，而房价低的地区则房地产需求增加，因而不同地区的房价差异将逐渐缩小而趋于一致。

从表2可以看出，由于房价不同，深圳市6个区的物业税税额有较大差异，其中福田区税负最高，2009年税额为13220元，而龙岗区物业税最低，2009年为6716元，福田区物业税比龙岗区高了一倍，这就是物业税的地区差异效应。而这只是一个城市不同区域的物业税差异，如果是不同城市之间，由于房价差异更为突出，因而物业税的差异也将更为突出。对于普通居民来说，对其基本住宅征收物业税，且房价高的地区要缴纳更多的物业税，将迫使众多中低收入家庭从房价高的区域向房价低的区域迁移，以减轻物业税负担。如深圳市内福田、南山区的居民向龙岗、宝安区迁移。

3.结构冲击效应。在商品房销售市场中，征收物业税后，由于所有房屋均需缴纳物业税，且需按房屋的市场价值来缴纳，根据理性选择规律，人们会更多地选择小户型、低总价的住房，而减少对大户型、豪华型住房的购买。需求的改变必将引起供给层面的变化，也就是住房供给结构中，小户型住房将增多，大户型、高档公寓以及别墅的供应将减少。

4.行业差异效应。物业税的开征，对房屋租赁市场、房屋买卖市场、土地市场都将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下面对此进行分析。

(1)房屋租赁市场。由于征收物业税，住房投资成本增加，投资者要么自己承担增加的税收，要么将增加的税负部分或全部转嫁给租房者。由于目前房地产市场上房屋“租售比”较低，租房收入只够抵消资金成本，投资者主要是通过房屋的“低买高卖”来获取投资收益。因此，征收物业税后，投资者自己承担税负的程度有限，只能通过税负转嫁将大部或全部税负转嫁给租房者，这意味着租赁市场上租金将较大幅度上涨。同时，由于基本住宅也需要缴纳物业税，这将使部分居民放弃购买住宅，而通过租赁住房来满足居住需要，这使得租赁市场上房租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

目前房地产市场上“租售比”较低的状况，可从深圳市的房地产市场得到证实。表3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09年，深圳市各区的住宅租金上涨幅度都不大，上涨幅度最大的福田区涨了17.1％，上涨幅度最小的盐田区仅涨了3.2％，远不及同期房价上涨的幅度。我们以2009年的数据来分析投资者对物业税的承受能力。这里有以下假设：投资者贷款额度为房屋价格的70％，贷款期限为20年，住宅面积为100平方米。根据等额还款公式：

R=Pi(1+i)n／(1+i)n-1

其中R为每期还款额，P为贷款额，i为贷款利率，n为还款期数。将表1中各区的房价数据乘以0.7，再乘以100(住宅面积100平方米)，即为贷款额，利率以5年以上贷款利率计算(贷款期内利率会有变动，根据历史数据，这里取7％作为平均利率水平)。根据等额还款公式，可得每年还款额、每年偿付利息额及本金，计算数据见表4。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除罗湖区外，其他5区的房屋租金收入还不够偿还贷款的利息支出，说明房地产市场“租售比”严重偏低。因此投资者投资房屋的收益并不是来自于房屋租金收入，而是通过房价上涨来获取房屋买卖的差额利润。由于房屋出租的利润率很低甚至为负，因此，如果提高物业税，那么投资者自身的消化能力非常有限，势必会通过税负转嫁将提高的物业税转嫁给房屋承租者。如果投资者将物业税全额转嫁给租房者，按表2中2009年的物业税数据计算，宝安区房屋租金将增加26.1％，龙岗区将增加25.3％，福田区将增加23％，南山区将增加24.9％，盐田区将增加28.3％，罗湖区将增加19.9％。由于自住住房也需要缴纳物业税，因此租赁市场上将保持较高的租赁需求，使得房屋租金可以大部或全部甚至超额转嫁给租房者。

(2)房屋买卖市场。物业税的开征对房价的影响又如何呢?一方面，由于开发与流通环节的税费减少，因而房屋开发与交易成本降低，这将有利于降低房价；另一方面，由于房屋保有环节成本提高，房屋需求将减少，特别是投资性需求有可能大幅减少。具体地说，自住型需求虽然是刚性需求，但由于每年需要缴纳不断增长的物业税，因而理性的购房者会更多地购买小户型、低总价的住房，这样，从面积与价格上看，住房需求减少，房价降低；而对于投资性需求，虽然物业税占其月供支出的比例相对较小，但物业税开征将使房价上涨速度下降，房价涨幅的降低将使投资利润率加速下降。据王晓明、吴慧敏(2008)的研究结论，房价上涨速度从10％下降到8％，投资利润将下降20％。因此，物业税开征对投资性需求的冲击是相当大的。现阶段我国房地产需求中，很大部分是投资性需求，因而，物业税开征后将使住房需求减少，而房屋供给有可能由于开发成本的降低而增加，房价(包括新房和二手房)下降或上涨速度减缓。

(3)土地市场。在房地产市场中，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土地是房屋需求的引致需求，也就是说，地价将随着房价的变动而同向变动，但土地价格也将从成本途径影响房屋价格；在这二者中，房价的影响是主要的、长期的，而地价的影响是次要的，更多是短期内的影响。因此，物业税开征后，房价上涨幅度将趋缓或下降，地价上涨幅度也将趋缓甚至下降。

综上所述，物业税开征后，房屋租金有可能大幅提高，而房价则有可能下降或上涨幅度趋缓，因而有可能改变我国房地产市场上长期以来“租售比”过低的情况，使得房屋租赁市场与买卖市场实现平衡发展。

三、基本住房免征物业税改革模式的税收效应分析

这一模式是对居民的基本住宅或者是第一套住宅免征物业税，而对第二套以上住宅征收物业税。其优点在于：一是保证了居民的基本居住需要，普通居民的税负不会增加；二是更加着重于物业税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功能，重点抑制住房市场的投资性需求；三是减少了物业税改革的阻力，有利于物业税改革的顺利推进。这一模式的缺陷在于：一是提高了物业税的信息监管成本，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居民的第一套房与二套以上住宅进行甄别；二是税收收入具有不稳定性，物业税难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这一模式可能带来如下税收效应。

1.财政收入效应。如果对基本住宅免征物业税，那么物业税的主要征税对象是工商业房产和经营性住宅。而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结构中，工商业房产的市场价值只占全部商品房市场价值的17％，住宅占了83％；对于住宅中用于投资性的住宅比例，据有关资料，目前北京市住房销售中，投资性购房比例达到61％，上海为51％，深圳亦达到50％以上。从这几个城市来看，投资性比例很高。当然，这是增量住宅的投资性比例，存量住宅中，由于2004年之前的投资性需求较小，因而从总体来看，投资性需求应比前面数据要小。这里假设为50％的投资性比例，则可计算出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中，应征收物业税的房产比例为58.5％(83％×50％+17％)。不过，物业税开征后，投资性需求预计将下降，那么投资性比例将减少，这样，来自于物业税的税收收入将可能不断下降，直至达到一个稳定水平。同时，如果从全国范围来考察，则投资性比例将远低于上述几个城市。这里假设为20％，则所有房产中应征收物业税的比例为33.6％(83％×20％+17％)，并且，随着物业税的开征，物业税税收收入也将经历一个下降过程，直至稳定。

因此，从财政收入角度来看，对基本住宅免征物业税，对于一线城市来说，物业税收入将减少一半以上；而从全国来看，物业税税收收入将减少三分之二以上。这样，来自于物业税的收入少且将不断下降，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其财政收入功能将大为减弱。

2.结构冲击效应。由于对居民的基本住宅或第一套住宅免征物业税，在购置第一套房时，人们可能追求大户型、高档次的住房；当然，这是在有能力购买的前提下。而对于二套以上住房或投资性住房，需要征收物业税，物业税的征收将使租赁市场上租金提高，房租的提高，将使租房者更多选择小面积的住房，这样，租赁市场上房屋的供给与需求主要是小户型住房；而在自住型房屋供给结构中，根据购房者的经济条件与偏好，收入高的人可能会更多选择大户型、高档公寓和别墅，而中低下收入阶层可能更多选择中小户型。

3.行业差异效应。一是房屋租赁市场。由于二套以上住宅需要征收物业税，目前房地产市场上严重偏低的“租售比”，将使得物业税开征后房屋租金有较大幅度提高，这将减少对房屋租赁的需求；又由于基本住宅不需缴纳物业税，因此，只要经济能力许可，大部分的居民会选择购置住房，而不会选择租赁住房来改善居住条件。因此租赁需求将减少，反过来又使得房屋租金难以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二是房屋买卖市场。由于对基本住宅免征物业税，而对二套以上住宅征收物业税，加上租金提高，因此，将使得更多居民选择购置自住住宅。我国正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对基本住宅和改善型的住宅需求量很大，因此，房屋需求将会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而增加，房价将会上涨，但投资性需求由于投资成本增加以及投资利润率减少等原因，与物业税开征前相比，投资需求将受到抑制，因此总体来说，房价可能会涨，但上涨幅度将比较平缓。三是土地市场。旺盛的自住型住房需求和较为温和的投资性需求的存在，使得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城市化还没完成阶段，房价仍有较大的上涨压力。土地是房屋需求的引致需求，因而土地价格也将随着房价的上涨而上涨，但上涨幅度和波动程度比开征物业税前要小。

四、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税收效应范文篇3

一、分析增值税转型税收经济效应的思路和方法

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税收经济效应的思路和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局部均衡的思路和方法，二是一般均衡的思路和方法。

（一）局部均衡的思路和方法

局部均衡的思路是：增值税转型改革作为一个政策冲击，降低了设备购进和使用价格，推动设备需求上升，进而导致设备价格开始上升，供给也随之增加，最后在新的价格体系下形成设备市场的新均衡。在新均衡下得出设备需求量，再根据税收政策计算增值税的减收效应。

局部均衡的思路和方法假设政策变化仅影响设备供求市场、及此市场内的经济主体的决策，而其他市场--比如要素市场、商品市场和国际市场—及这些市场的经济主体决策是不受影响，是静止的。这种假设的优点是简化了分析过程，降低了分析难度和数据要求。缺点是它割裂了整个经济系统，分析过程是不完整的，得出的结论与实际差距较大。较适合于短期效应分析。

（二）一般均衡的思路和方法

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如图1所示，经济活动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各个市场及其主体是普遍联系的。在一个政策冲击进入经济系统后，通过价格体系传导改变所有市场主体的决策，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相互影响、博弈后，各个市场达到新的均衡。比较新老均衡数据计算政策变化对税收和经济的影响。

如图2所示，增值税转型改革降低了含税要素价格，即资本的使用价格，设备需求者（主要是生产者）首先直接感受到政策变动的影响，开始调整其生产决策。生产决策的变化既包括其设备和劳动力等要素需求，也包括商品生产数量和价格等。生产者的要素需求变化首先影响要素市场和要素价格，要素市场逐步进入新的均衡，从而影响要素收入及消费者收入。生产者的商品供给决策的变化一方面影响商品的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另一方面影响商品供给量以及进出口，最终在商品市场上达到需求和供给平衡。在新的均衡下，增值税转型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引起消费、投资、物价、就业、进出口等指标变化，也带来税收收入增加；同时允许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降低了增值税收入。增减相抵，则可以得出增值税转型改革税收收入的影响。

图2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税收经济效应示意图

与局部均衡方法相比较，一般均衡把政策冲击的税收经效应描述的更系统、完整和细致，得出的结论误差更小，比较适合于长期效应分析。但是，一般均衡方法比较复杂，需要用联立方程组来刻画各个市场、各种主体的行为，以及收入、消费、投资、进出口以及物价、税收政策等变量；对数据的要求也更高，需要描述整个国民经济运程成果的投入产出数据，以及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等数据。

二、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税收经济效应时需要注意的若干关键问题

国务院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

根据上述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内容，在分析其效应时需要注意以下关键问题：

（一）此次增值税转型并没有完全转为消费型。一般来说，在消费型增值税情况下，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均可以抵扣，而当前政策仅允许抵扣固定资产中的设备购置进项税额，仍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中的建筑安装工程和其他费用进项税额。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现行增值税征收范围较窄，主要对采掘业、制造业、水电气生产和供应业及批发零售业纳税人征收。

（二）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不同地区影响各异。由于各地区产业结构差异，所受影响也不同。总地来说，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财政让利受益较大大，但也可能税收减收较多；设备器具生产企业较比重大及矿产品生产能力大消费较少的地区税收增收效应较大；在电力价格不变情况下，火电生产能力较大的地区税收减收较多。

（三）购进设备进项税额抵扣条件。我国增值税采用发票法抵扣，所以“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中的“所有行业”是指所有征收增值税的行业，并不包括第一产业和除批发零售业外的其他第三产业纳税人。购进的设备进项税额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取得合法的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凭证，比如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凭抵扣证等；二是申请购进设备进项税抵扣者应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也就是说营业税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即使取得购进设备增值税抵扣凭证仍然不能抵扣。

（四）购进设备进项税额抵扣的时间要求。2009年1月1日起购进的设备所含进项税额可以抵扣，2009年1月1日以前购进的设备存量所含进项税额不可抵扣。

（五）由于政策规定允许抵扣2009年1月1日起购进的设备，很有可能引起2009年设备购置大幅度增长，进项税额激增，短期内对增值税收入造成较大影响。所以分析转型改革的短期影响时，采用局部均衡思想和方法较合适；分析长期影响时，采用一般均衡思路和方法较合适。

（六）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等政策不会对税收和经济产生影响，应从总体分析转型改革影响的结论中减除。

三、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税收经济效应时的数据需求

总的来说，不论是局部均衡方法，还是一般均衡方法，不同研究者构建的模型各异，方程和变量不同造成数据需求也不同，无法笼统说明，但是基本上都需要设备购置数据[1]。如表1所示，行方向表示设备的生产行业，也就是设备来源；列方向表示设备购进行业，是设备的使用者。表中数据满足所有行合计等于所有列合计的均衡条件。根据购进设备进项税额抵扣条件，只有当设备来源于增值税行业并被增值税行业企业购买时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即表中有阴影表格单元。

从设备器具的来源方向看。仔细观察投入产出表可以发现，固定资产主要来源于农业、制造业、建筑业、商业和其他行业中的部分行业。其中设备器具类固定资产应主要来源于制造业和商业。根据此次转型改革的规定，还应剔除摩托车、小汽车和游艇等应征消费税的设备器具

税收效应范文篇4

一、分析增值税转型税收经济效应的思路和方法

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税收经济效应的思路和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局部均衡的思路和方法，二是一般均衡的思路和方法。

（一）局部均衡的思路和方法

局部均衡的思路是：增值税转型改革作为一个政策冲击，降低了设备购进和使用价格，推动设备需求上升，进而导致设备价格开始上升，供给也随之增加，最后在新的价格体系下形成设备市场的新均衡。在新均衡下得出设备需求量，再根据税收政策计算增值税的减收效应。

局部均衡的思路和方法假设政策变化仅影响设备供求市场、及此市场内的经济主体的决策，而其他市场--比如要素市场、商品市场和国际市场—及这些市场的经济主体决策是不受影响，是静止的。这种假设的优点是简化了分析过程，降低了分析难度和数据要求。缺点是它割裂了整个经济系统，分析过程是不完整的，得出的结论与实际差距较大。较适合于短期效应分析。

（二）一般均衡的思路和方法

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如图1所示，经济活动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各个市场及其主体是普遍联系的。在一个政策冲击进入经济系统后，通过价格体系传导改变所有市场主体的决策，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相互影响、博弈后，各个市场达到新的均衡。比较新老均衡数据计算政策变化对税收和经济的影响。

如图2所示，增值税转型改革降低了含税要素价格，即资本的使用价格，设备需求者（主要是生产者）首先直接感受到政策变动的影响，开始调整其生产决策。生产决策的变化既包括其设备和劳动力等要素需求，也包括商品生产数量和价格等。生产者的要素需求变化首先影响要素市场和要素价格，要素市场逐步进入新的均衡，从而影响要素收入及消费者收入。生产者的商品供给决策的变化一方面影响商品的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另一方面影响商品供给量以及进出口，最终在商品市场上达到需求和供给平衡。在新的均衡下，增值税转型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引起消费、投资、物价、就业、进出口等指标变化，也带来税收收入增加；同时允许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降低了增值税收入。增减相抵，则可以得出增值税转型改革税收收入的影响。

图2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税收经济效应示意图

与局部均衡方法相比较，一般均衡把政策冲击的税收经效应描述的更系统、完整和细致，得出的结论误差更小，比较适合于长期效应分析。但是，一般均衡方法比较复杂，需要用联立方程组来刻画各个市场、各种主体的行为，以及收入、消费、投资、进出口以及物价、税收政策等变量；对数据的要求也更高，需要描述整个国民经济运程成果的投入产出数据，以及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等数据。

二、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税收经济效应时需要注意的若干关键问题

国务院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

根据上述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内容，在分析其效应时需要注意以下关键问题：

（一）此次增值税转型并没有完全转为消费型。一般来说，在消费型增值税情况下，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均可以抵扣，而当前政策仅允许抵扣固定资产中的设备购置进项税额，仍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中的建筑安装工程和其他费用进项税额。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现行增值税征收范围较窄，主要对采掘业、制造业、水电气生产和供应业及批发零售业纳税人征收。

（二）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不同地区影响各异。由于各地区产业结构差异，所受影响也不同。总地来说，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财政让利受益较大大，但也可能税收减收较多；设备器具生产企业较比重大及矿产品生产能力大消费较少的地区税收增收效应较大；在电力价格不变情况下，火电生产能力较大的地区税收减收较多。

（三）购进设备进项税额抵扣条件。我国增值税采用发票法抵扣，所以“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中的“所有行业”是指所有征收增值税的行业，并不包括第一产业和除批发零售业外的其他第三产业纳税人。购进的设备进项税额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取得合法的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凭证，比如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凭抵扣证等；二是申请购进设备进项税抵扣者应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也就是说营业税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即使取得购进设备增值税抵扣凭证仍然不能抵扣。

（四）购进设备进项税额抵扣的时间要求。2009年1月1日起购进的设备所含进项税额可以抵扣，2009年1月1日以前购进的设备存量所含进项税额不可抵扣。

（五）由于政策规定允许抵扣2009年1月1日起购进的设备，很有可能引起2009年设备购置大幅度增长，进项税额激增，短期内对增值税收入造成较大影响。所以分析转型改革的短期影响时，采用局部均衡思想和方法较合适；分析长期影响时，采用一般均衡思路和方法较合适。

（六）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等政策不会对税收和经济产生影响，应从总体分析转型改革影响的结论中减除。

三、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税收经济效应时的数据需求

总的来说，不论是局部均衡方法，还是一般均衡方法，不同研究者构建的模型各异，方程和变量不同造成数据需求也不同，无法笼统说明，但是基本上都需要设备购置数据[1]。如表1所示，行方向表示设备的生产行业，也就是设备来源；列方向表示设备购进行业，是设备的使用者。表中数据满足所有行合计等于所有列合计的均衡条件。根据购进设备进项税额抵扣条件，只有当设备来源于增值税行业并被增值税行业企业购买时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即表中有阴影表格单元。

从设备器具的来源方向看。仔细观察投入产出表可以发现，固定资产主要来源于农业、制造业、建筑业、商业和其他行业中的部分行业。其中设备器具类固定资产应主要来源于制造业和商业。根据此次转型改革的规定，还应剔除摩托车、小汽车和游艇等应征消费税的设备器具

税收效应范文篇5

一、税收效应理论及其对纳税主体的效应分析

经济学理论所说的收入效应是用来说明货币收入一定条件下，商品价格上升与实际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即被迫购买价格已经上涨的商品等于减少实际收入，从而减少几乎所有商品的购买量。从税收角度而言，所谓收入效应是指由于课税或增税使纳税主体的收入发生变化，改变总体收入水平，使纳税主体境况变坏的效应。税收收入效应的大小由纳税主体的总收入与其缴纳的税金之比例，即平均税率所决定的。平均税率高，税收负担重，则对纳税主体的收入效应大；反之，则产生的收入效应小。一般来说，税收的收入效应不会对纳税主体“工作努力”产生妨碍，因为税收增加会使纳税主体收入减少，所以纳税主体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而不得不减少闲暇等其他方面的享受，能激励人们更加发奋工作。

经济学理论所说的替代效应是用来说明相对价格变化及其所造成的与私人支出模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即一种商品价格上升，而其他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用其他商品来替代价格上升了的商品。从税收角度来看，所谓替代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实行差别税收待遇，使某种商品或劳务与另一种商品或劳务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导致人们改变对各种商品或劳务的选择，用一种不征税或少征税的商品或劳务来代替征税的或税负重的商品或劳务。替代效应是由税收的边际税率或边际税负所决定的，边际税率越高，替代效应越大；反之则越小。一般地，替代效应不利于鼓励人们努力工作，而会导致人们增加闲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是税收对纳税主体产生的两大基本效应。收入效应反映了征纳双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关系，也反映出税收对经济的激励作用。替代效应则表明，当课税超过一定限度时，人们通过逃避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著名的“拉弗曲线”揭示了税收负担程度的经济效应和财政效应，同时也是对税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最好证明，即，一定程度的税收负担既能保证税收收入，又对纳税主体产生收入效应，激励“工作努力”；税负超过一定限度，不仅不能取得最佳税收收入，反而产生较大的替代效应，激励逃避税收。政府课税必须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负担能力或负担心理，既保证税收收入的极大实现，又维护纳税主体相应的合法权益，促进纳税人“工作努力”，力图淡化税收替代效应的负面影响。

二、税收调控理论及其对纳税主体的激励与制约

税收调控经济的职能及作用方式概括起来有两种：其一，税收自动稳定机制。税收自动稳定机制也称“内在稳定器”，是指政府税收规模随经济景气状况而自动进行增减调整，从而“熨平”经济波动的一种税收宏观调节机制。例如政府对所得课税，在经济衰退时期，纳税主体收入下降，即使不改变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国家课征的所得税税额也会自动下降，并且在累进税率的作用下，税收减少的幅度大于纳税主体收入下降的幅度，从而增加社会总需求，起到反经济衰退的作用。相反，在经济高涨时，纳税主体的收入上升，国家征收的所得税相应自动增加，并且在累进税率的作用下，税收增加的幅度会大于个人和企业收入上升的幅度，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减缓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其二，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景气状况，有选择的交替采用减税和增税的措施，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调控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政府根据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对比状况，以及总供给与总需求内部结构的分配状况，通过增税或减税措施，以及税负差别待遇，调整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和消费水平，进而刺激或抑制消费和投资欲望，包括扩张性的税收政策和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比如，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减税措施，通过相对增加市场主体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需求增加，推动生产规模扩大，刺激经济复苏，从而促进国民收入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在经济繁荣时期，通过增税措施，相应减少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抑制私人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扼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调控方式的选择要求遵循“黑箱原则”，即要求把受控的经济主体作为一个“黑箱”看待。调控方式一般只考虑四个基本问题，即：（1）税收政策的制定；（2）税收政策与实施结果之间的关系；（3）受控经济主体整体的行为反应；（4）适时调整税收政策。具体来说，就是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不深入到企业内部，过问企业内部的具体经济情况和特性，而是针对经济主体的整体状况和国家的政策目标来制定税收政策和组织实施，对所有的经济主体产生同样的效力。

三、税收效应及税收调控理论——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

由税收效应理论和税收调控理论的基本描述及其对纳税主体的影响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政府课税应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的利益，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的合法权益的体现。

税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理论表明，政府课税应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必须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的利益，税收制度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得以确立，税收才能取得财政、经济的最佳效应，这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国家通过合理、完善的税收制度，依法治税，既保证国家的税收权益，也依法维护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后的合法权益。纳税主体在依法纳税的前提下，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筹划和安排，取得的任何经济利益，包括节税收益，归根结底属于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依法治税是税收筹划合法性的前提。

2.税收对经济的调控与影响来自于纳税主体对课税的回应，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对税收的正向回应。

税收调控理论表明，只要税收存在，就必然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来源于纳税主体对课税的回应，包括正向回应和负向回应。政府利用税收调节经济实质上是通过税收利益差别来引导纳税主体行为使之产生正向的影响，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因而政府不仅注重如何制定税收政策。而且更关注纳税主体对税收政策的回应。就纳税主体而言，既然外在的税收环境存在利益差别，不从中作出筹划或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就课税主体而言，运用税收调节经济旨在通过纳税主体对税收利益的追逐来实现调控目标，而纳税主体追逐税收利益的途径有逃税、避税和税收筹划，其中，逃税和避税的主要后果是导致政府税收流失，是政府所反对的；税收筹划则对经济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取决于税收制度是否合理。税制合理，税收筹划对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税制不合理，税收筹划则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国家可以利用的只有税收筹划。也就是说，税收筹划不仅对纳税主体是必要的，对实现税收调节目标同样也是必要的。税收筹划本身与税收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它有利于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

3.税收调控范围和手段划定了税收筹划的范围和途径。

税收上的利益差别，使得税收负担具有弹性。从纵向看，在不同经济时期，国家选择实施扩张性或紧缩性税收政策，使不同时期的税收负担具有弹性；从横向看，国家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产品之间乃至行为之间，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也使税收负担具有弹性。由于税收调控纳税主体行为是通过弹性税负来诱导纳税主体行为的，因此在税收负担有差异或有弹性的领域里，税收筹划是可行的，是有利可图并且是安全的，是国家所鼓励、所利用的。而在税负无弹性的领域，税收筹划则是无为的、无效的，纳税主体减轻税负的行为，只能是逃税或避税。这也表明，如何根据税收政策找出弹性税负，才是税收筹划的根本途径。

4.税收调控方式决定了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获得合法税收利益的唯一途径。

税收通过外在税收环境刺激或制约企业的行为选择，使企业适应税收的变化，形成对所有的经济主体总体上一视同仁的激励与制约机制。这表明税收调控并不针对具体的纳税主体，不同的纳税主体所面临的是同样的税收环境。在市场经济中，纳税主体要想获得合法的税收利益，只有通过税收筹划才能实现，而企望得到国家的个别优惠是不现实的。同时，国家税收政策也将根据调控目标与政策实施结果的状况作出新的调整，这就要求企业税收筹划应及时与税收政策变动作出相应的配合，与时俱进地更新税收筹划的内容与方法，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税收政策的变动，某些今天看来行之有效的税收筹划方法，明天则可能是偷税行为。

四、影响税收筹划的税收因素分析

分析影响税收筹划的主要因素目的在于：把握税收筹划的必要程度，即纳税人在财务规划中把多大精力放在税收筹划上是适宜的；了解税收筹划大致范围和可能达到的程度有多大，节税潜力如何；能带来最大节税利益且又最简便易行的途径何在以及税收筹划所应考虑的其他相关因素。

影响企业税收筹划的税收因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其一，税收负担水平。税收负担水平包括宏观税收负担和微观税收负担水平。从宏观上看，衡量一国税负高低的公认指标是税收总额T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微观上看，衡量一个纳税人的总体税负一般不是单纯以某一税种的税负来衡量，而是以企业资本回报率即资本收益率来评价，资本收益率是净收益与利息支出之和同投资总额之间的比值。通常情况下，税负越轻，资本回报率越高，税负越重，资本回报率越低。

税收负担水平对税收筹划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税收负担水平决定税收筹划的广度和深度。如果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较低，企业税负可以承受，纳税人就没有必要精心筹划节税策略。因为如果进行税收筹划还要花费一笔节税成本，而所取得的税收利益对资本回报率影响又不大，此时税收筹划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但是，如果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水平高，税收则成为影响资本回报率的重要因素，是否实施节税策略结果是完全不相同的。其次，国家间税收负担水平的差异，影响跨国纳税人的投资决策。由于国际市场上不同国家或地区同类商品税负轻重不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所得税税负水平也有高低之差，相应的投资回报率也相当之悬殊，所以跨国纳税人在实施经营和投资过程的税收筹划时，往往青睐于税负低的国家或地区。

其二，税负弹性。税负弹性是决定税收筹划潜力和节税利益的关键因素。税负弹性越大，税收筹划的余地和可能的节税利益就越大，税收筹划就越有利可图。在一次性总额人头税制下，由于不具有税负弹性，不产生替代效应，纳税人就没有税收筹划的余地。而在多种税、多次征的复合税制下，各个不同的税种各有不同的弹性，为税收筹划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其中，主体税种由于覆盖范围广、税源大、税法规范相对比较复杂，其税负的伸缩性就较大，成为税收筹划所瞄准的主要税种。

税负弹性取决于税种的构成要素，其中主要包括税基、扣除项目、税率和税收优惠。由于税基的宽窄、扣除的大小、税率的高低以及税收优惠的多少，都有较大的弹性幅度，因此各税种构成要素的弹性大小就决定了各税种的税负弹性。一般而言，所得税的税负弹性要高于其他税种，也就成为税收筹划的主要税种。

其三，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是国家税制的组成部分，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通过给予一定的税收利益而对纳税人实行的税收鼓励。税收优惠反映了政府行为，是通过政策导向影响人们生产与消费偏好来实现的，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不把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引导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加以运用。

税收优惠对于纳税人来说，是引导其投资方向的指示器。充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是税收筹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既方便、又安全，而且税收利益非常可观。

税收效应范文篇6

企业所得税，是指对一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等收入，进行法定的生产成本、费用和损失等扣除后的余额征收的一种税。企业所得税法，就是指调整国家与企业等纳税人之间在企业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是在1978年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内资企业所得税法并立运行的“双轨制”所得税制。这种税制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在当时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改革开放进行了一定时间以后，“双轨制”本身的缺陷就日渐凸现。

一、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优点

双轨制的主要优点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国民福利。吸引外资的好处有三个：一是外资，尤其是生产性资本的流入可带来本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根据生产函数的定义，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二是FDI的流入有可能通过改善本国资本存量的分配结构，以及正的外部效应的发挥而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表明，相比国内企业，跨国公司可能拥有某些优势。因为在外国设立生产机构将导致一些额外成本的发生，而这些成本是国内企业无需承担的。这意味着敢于进行跨国生产和投资的公司在某些方面拥有特殊优势，这一优势可能是更低的生产成本或更高的产品质量(通过研发形成)、更好的组织管理结构、或者更有力度的市场宣传及品牌战略等。这样，FDI的流入，一方面导致了增加的资本存量中分配结构的变化，其中跨国公司所占份额由于其具有的优势而更能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如果跨国公司的这些优势能为本国企业模仿、学习或有效捕捉到，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促进了本国企业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研发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等，则相应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三是FDI的流入还可能通过职工工资的发放、税收收入的缴纳而带来国民福利的增加。我国实行双轨制这么多年的历史表明，双轨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缺点

（一）有违国民待遇原则，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国民待遇原则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企业所得税制领域，国民待遇原则一方面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外商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低于本国居民；另一方面外商也不能要求享受任何高于本国国民的税收待遇。我国已经加入WTO，就应当遵守WTO基本原则。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税收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同时并存。一方面外资企业享受了许多内资企业不能享受的税收待遇，存在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没有统一，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同时，也受到一些非国民待遇，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某些税收优惠，如福利性、照顾性税收优惠，外资企业不能享受。

（二）有失税务公平原则。我国现行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虽然名义税率大体相当，基本适用33%的税率，但税基计算和资产处理上的差别，尤其是只适用于外资企业的诸多特殊优惠，使得外资企业税负远低于内资企业。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只有11%，而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则高达22%，国有大中型企业负担率为30%。这样的税负差距，不仅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而且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税负不公的政策导向，实际上是鼓励外资流入，抑制流出，人为地扩大了外汇供给而减少了外汇需求，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不仅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汇率风险，也影响了内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性，加剧了经济的内外失衡。此外，由于内外资企业计税工资不统一，也造成了内资企业人才的流失。

（三）影响税收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务机关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尽可能节约税收征管费用，包括节约税务机关的征管费和纳税人的费用。由于实行两种所得税制，在税法上存在着许多的差异，使得征管的尺度很难掌握，增加了税务部门和企业的管理成本，影响了征收的效率。

（四）为外资企业避税提供了可能空间，容易扭曲企业行为，滋生偷、逃税款等不法行为，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因为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到内资企业所不能享受的优惠政策，所以有些外资企业便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外合资企业的“身份”骗取国家减免税收的优惠待遇，转移利润，偷逃税款；也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生产产品后返销国外，及“两头在外”的三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内部非法交易，转移利润，以所谓合法的方式避税；还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的外汇差价，虚拟企业节存外汇，人为地调节盈亏，逃避纳税，非法获利。这些违法行为不仅造成国家潜在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也破坏了公平竞争市场机制的运作，影响了有限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

（五）削弱内企竞争力，危及内企生存。正如上面提到：内资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相差太悬殊，内资几乎是外资的两倍。在加入WTO前，我国的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自由进出口权等诸多超国民待遇的同时，受到我国相关法律对其在原料进口、外汇平衡、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较多限制，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但加入世贸组织后，特别是现在我国加入WTO已经5年，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外资进入的地域限制、股权份额限制、市场准入限制等逐步取消，内资企业将真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在管理经验、技术、人才等方面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内企，再背着比外企重得多的税负，根本无法与外企竞争。从这一角度看，尽快实施企业所得税并轨改革，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已拖延不得。

（六）税收优惠过于侧重地域性，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为地域性的优惠政策，按“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一般地区”从低往高设计梯级税率(分别为15%、24%、30%)，经济特区中最低为10%，而且特别优惠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我国经济的发展原本就存在很大的东西差距。现在由于这种地域性优惠政策的实施，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进一步拉大了沿海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公平竞争，使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均衡。

（七）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行涉外税收规定的“两免三减”政策，更多体现的是规模刺激，而缺乏结构引导力，致使引进的外资呈现“四多四少”现象：中小型企业多，国际大公司、大集团少；小项目多，大体量项目少；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少、劳动密集型项目多，生产效率高、技术含量多、资本、技术密集型项目少；投资一般加工工业的多，投资基础产业、农业、交通业的少。一些外国公司甚至把污染重、能耗高的产业转移到我国，其结果不但消耗了我国有限的资源，而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均衡发展。

税收效应范文篇7

企业所得税，是指对一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等收入，进行法定的生产成本、费用和损失等扣除后的余额征收的一种税。企业所得税法，就是指调整国家与企业等纳税人之间在企业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是在1978年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内资企业所得税法并立运行的“双轨制”所得税制。这种税制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在当时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改革开放进行了一定时间以后，“双轨制”本身的缺陷就日渐凸现。

一、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优点

双轨制的主要优点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国民福利。吸引外资的好处有三个：一是外资，尤其是生产性资本的流入可带来本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根据生产函数的定义，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二是FDI的流入有可能通过改善本国资本存量的分配结构，以及正的外部效应的发挥而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表明，相比国内企业，跨国公司可能拥有某些优势。因为在外国设立生产机构将导致一些额外成本的发生，而这些成本是国内企业无需承担的。这意味着敢于进行跨国生产和投资的公司在某些方面拥有特殊优势，这一优势可能是更低的生产成本或更高的产品质量(通过研发形成)、更好的组织管理结构、或者更有力度的市场宣传及品牌战略等。这样，FDI的流入，一方面导致了增加的资本存量中分配结构的变化，其中跨国公司所占份额由于其具有的优势而更能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如果跨国公司的这些优势能为本国企业模仿、学习或有效捕捉到，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促进了本国企业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研发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等，则相应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三是FDI的流入还可能通过职工工资的发放、税收收入的缴纳而带来国民福利的增加。我国实行双轨制这么多年的历史表明，双轨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缺点

（一）有违国民待遇原则，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国民待遇原则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企业所得税制领域，国民待遇原则一方面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外商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低于本国居民；另一方面外商也不能要求享受任何高于本国国民的税收待遇。我国已经加入WTO，就应当遵守WTO基本原则。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税收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同时并存。一方面外资企业享受了许多内资企业不能享受的税收待遇，存在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没有统一，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同时，也受到一些非国民待遇，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某些税收优惠，如福利性、照顾性税收优惠，外资企业不能享受。

（二）有失税务公平原则。我国现行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虽然名义税率大体相当，基本适用33%的税率，但税基计算和资产处理上的差别，尤其是只适用于外资企业的诸多特殊优惠，使得外资企业税负远低于内资企业。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只有11%，而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则高达22%，国有大中型企业负担率为30%。这样的税负差距，不仅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而且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税负不公的政策导向，实际上是鼓励外资流入，抑制流出，人为地扩大了外汇供给而减少了外汇需求，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不仅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汇率风险，也影响了内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性，加剧了经济的内外失衡。此外，由于内外资企业计税工资不统一，也造成了内资企业人才的流失。

（三）影响税收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务机关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尽可能节约税收征管费用，包括节约税务机关的征管费和纳税人的费用。由于实行两种所得税制，在税法上存在着许多的差异，使得征管的尺度很难掌握，增加了税务部门和企业的管理成本，影响了征收的效率。

（四）为外资企业避税提供了可能空间，容易扭曲企业行为，滋生偷、逃税款等不法行为，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因为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到内资企业所不能享受的优惠政策，所以有些外资企业便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外合资企业的“身份”骗取国家减免税收的优惠待遇，转移利润，偷逃税款；也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生产产品后返销国外，及“两头在外”的三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内部非法交易，转移利润，以所谓合法的方式避税；还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的外汇差价，虚拟企业节存外汇，人为地调节盈亏，逃避纳税，非法获利。这些违法行为不仅造成国家潜在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也破坏了公平竞争市场机制的运作，影响了有限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

（五）削弱内企竞争力，危及内企生存。正如上面提到：内资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相差太悬殊，内资几乎是外资的两倍。在加入WTO前，我国的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自由进出口权等诸多超国民待遇的同时，受到我国相关法律对其在原料进口、外汇平衡、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较多限制，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但加入世贸组织后，特别是现在我国加入WTO已经5年，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外资进入的地域限制、股权份额限制、市场准入限制等逐步取消，内资企业将真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在管理经验、技术、人才等方面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内企，再背着比外企重得多的税负，根本无法与外企竞争。从这一角度看，尽快实施企业所得税并轨改革，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已拖延不得。

（六）税收优惠过于侧重地域性，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为地域性的优惠政策，按“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一般地区”从低往高设计梯级税率(分别为15%、24%、30%)，经济特区中最低为10%，而且特别优惠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我国经济的发展原本就存在很大的东西差距。现在由于这种地域性优惠政策的实施，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进一步拉大了沿海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公平竞争，使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均衡。

（七）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行涉外税收规定的“两免三减”政策，更多体现的是规模刺激，而缺乏结构引导力，致使引进的外资呈现“四多四少”现象：中小型企业多，国际大公司、大集团少；小项目多，大体量项目少；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少、劳动密集型项目多，生产效率高、技术含量多、资本、技术密集型项目少；投资一般加工工业的多，投资基础产业、农业、交通业的少。一些外国公司甚至把污染重、能耗高的产业转移到我国，其结果不但消耗了我国有限的资源，而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均衡发展。

税收效应范文篇8

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1993年），通过引入正式的激励机制、强化预算约束和竞争机制对原有旧体制进行改革。在第二阶段（1994～2000年），我国试图建立一个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并引进国际先进经验。在这一阶段，国家在统一汇率、经常项目可兑换和国有企业重组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同时对财政税收体系进行了重构和完善。在第三阶段（2001～2015年），将通过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产业结构，重新配置经济机会，保持制度绩效，进一步提高市场效率①。

目前，我国现正处于由“起飞”向经济持续发展的“双重过渡”阶段。从发展水平看，正从低收入水平（或不发达经济）向中等收入水平（或中等发达经济）过渡；从体制模式看，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这个阶段，如何培育市场并保持其发展趋势，是经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转型时期的税收效应与市场效率

在西方财政学中，税收效应是描述税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影响状态的一个范畴。从总体上说，税收效应分为正效应和负效应，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一）总量效应

一方面，税收总量要适度，其增幅不应超过GDP的增幅，更不能因为强调财政困难而损及税源。国际上通常用税收弹性系数作为衡量指标：当税收弹性系数大于1时，表明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当税收弹性系数等于1时，表明二者同步增长；当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时，表明税收增长幅度小于经济增长幅度。政府可针对不同的经济形势，以此作为调节税收总量的依据。当经济过热、通胀率过高、投资过旺时，税收弹性系数应超过1，给经济降温；在供给与需求总量基本保持平衡时，税收弹性系数应维持在1左右较为适当；当经济不振、市场疲软、投资萎缩、需求不足时，税收弹性系数应调低在1以下，以刺激投资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②。另一方面，税收总量的调节不仅要靠所得税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而且还要靠流转税发挥制约性调节和引导性调节作用，也就是通过税收的奖限政策，改变市场利益信号，发挥收入效应。

（二）结构效应

在转型时期，税收结构要着眼于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配置，刺激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税收结构效应主要体现在税收政策向国家鼓励的产业和产品倾斜，对限制性行业和产品采取抑制政策等方面。

（三）周期效应

税收的周期效应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的周期调节如增税、减税措施的运用等可以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有效使用，以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二是根据经济增长原理，在一个经济增长周期里采用最优的税收政策，可促使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4次比较完整的经济周期，相应地税收政策也进行了微调，经济周期与税收周期虽不同步，但通过调整而出台的一些税收政策对这4次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是根据税收次优原理，一些非传统的“过渡性周期制度”可能在某一时期里比所谓的最优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一些具体的经验是：激励、硬预算约束、竞争不仅应当实施于企业部门，而且也应当体现在税收周期政策和措施中，使改进的税收政策可以在不导致很多或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在一个短周期组合中改进效率。

（四）关联效应

税收的关联效应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创造激励、施加硬预算约束、引入竞争性制度不仅应当适用于企业而且应当适用于税收本身。实际上，对税收的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税收具有正的激励并受硬预算约束限制和引入竞争理念时，改革的结果将是生产性的。如果税收是非激励、软预算约束并呈全封闭状态时，则改革结果将是有问题的。二是成功的经济改革依赖于税收的政治性支持，而这又将取决于为大多数人口提供可见的实惠。三是税收设计应当使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而不是同步增长。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呈正相关，但不等于相关程度强。在这种情况下，要跳出就税收论税收的思路，转变税收增长越快越多越好的观念，实现税收的最优化而不是最大化。在解决现实税收与经济相关问题时，要冷静地分析纳税人负担与承受力问题，正确处理纳税人负担重和国家财政吃紧的矛盾，实事求是地把握理论与实践、长远与短期、依法治税与完成收入计划任务的关系。

三、优化税收，提高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效率

税收产生至今，经历了4次革命性变化：一是以征收货币税取代劳役和实物税；二是以法律和国际税收条约为标志的依法课征取代专制课征；三是税收的专业化分工、程序化管理；四是计算机进入税收征管领域，现代管理手段被广泛使用。这个依次以便利→规范→科学→高效为标志的演进过程，体现了税收对效率的追求与改进。我国现阶段优化税收应以提高效率作为出发点及总目标，并对税收的效率改进有全面的认识和可行的办法。

（一）提高效率要体现在税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

高新技术进步可以概括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产品为龙头、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技术改造为重点，通过采用国内外先进和适用的科技成果，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转型经济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与日俱增，远远超过其他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对于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更具有战略性意义。

1.税收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方面资金的投入。世界各国为刺激企业技术进步，普遍运用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其税收政策主要有：（1）减免税。通过减免公司所得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税后所得，增强企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投入的能力。（2）企业研究与开发费用允许在所得税前列支。这一方法最早由美国提出，现已为大多数国家采用。（3）加速折旧。如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设立新技术机械设备特别折旧制度，规定在购置设备的第1年可提取50%的特别折旧费，并在所得税前扣除。（4）税收抵免。美国、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相继对企业当年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超过上年投入的部分，不仅继续给予所得税前列支，还给予其投资额20%的所得税抵免。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仅公司研究与开发费用列支一项，联邦预算每年就少收20亿美元的公司所得税。上述税收激励政策，不仅给企业研究与开发带来资金，而且也激活了企业加大技术进步投入的积极性。

2.建立和完善税收促进高新技术进步的新机制。

（1）对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以及企业技术研究开发机构转让科技成果取得的收入，改征增值税。为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可给予“先征后返”的照顾。对其技术性所得减征或免征所得税，调动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积极性。（2）完善增值税税制，有选择、分步骤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对企业购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先进设备以及科技成果中所含的已征增值税，允许作为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加速企业技术改造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

（3）企业研制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开发的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创汇、高关联度且对全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新产品，其缴纳的增值税，可给予定期“先征后返”的照顾。

（4）对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和产品，其技术改造措施贷款项目新增利润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在归还其贷款本息期间，给予“先征后返”的照顾。

（5）对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允许按实际支出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对当年研究与开发费用超过上年实际支出的部分，给予其投资额20%的企业所得税抵免。

（6）对技术含量高且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和企业，可缩短其固定资产的折旧期限，实行快速折旧制度。

（7）对经省级以上有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无论其是否设立在国家批准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均给予定期减征企业所得税的照顾。

（8）对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进口的设备、技术，可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

（二）提高效率要体现在税收促进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方面

1.税收要有利于保护、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我国现行对资源课税的税收政策还远不能满足切实保护、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税制不规范，征收范围窄，调节软弱无力，激励措施过少等。针对上述问题，在实行其他行政、法律手段的同时，需要采取以下税收对策：（1）应合并现行各种资源课税的税种，设立统一的资源税，并扩大征收范围，把森林、草原、海洋、名贵中药材和淡水等需要实行保护性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纳入征税范围；（2）实行分项课征制，对土地资源等大幅度提高税负水平；（3）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或相对稀缺可再生资源生产的消费品普遍征收消费税；（4）对利用替代资源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生产产品的企业制定全面、系统的“税收激励计划”，在一定时期内实施一揽子税收优惠（各种协调优惠）予以激励。

2.税收要有利于保护和治理环境。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考虑，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一要靠技术创新，二要靠制度创新。通过技术创新，使企业在追求内部发展的同时解决一些外部不经济问题，或者将外部的不经济性降低到最小程度；通过制度创新，包括健全法律制度，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管理与监督力度等，使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成效达到或超过政府的预期目标。

税收是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现阶段可以采取两方面的对策：一是税收限制，二是税收引导。

所谓税收限制，就是借鉴国际经验，对环境污染企业和产品征税。具体设想是：（1）取消征收排污费的做法，开征排污税和环境保护税，主要以排放工业废气、废液和汽车尾气为征税对象，实行差别定额税率从量计征，税负以污染的治理费用为标准设定；（2）扩大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除对鞭炮、焰火等征税外，将“白色污染”制品等对环境有害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实行税收限制。

所谓税收引导，就是利用税收优惠与鼓励措施引导投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具体设想是：（1）在流转税方面，对采用高新技术生产的环保产品或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分别情况给予免税、减税等优惠；（2）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除对以废气、废渣、废液和垃圾为原料生产的产品实现利润给予免税外，还可对投资于环境治理与保护项目的企业实行投资抵免和再投资退税政策等进行鼓励，即允许企业在所得税前的实现利润中抵扣一定比例的投资额，或对企业用税后利润投资于上述项目的，退还其全部或部分已缴纳的所得税，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企业重视、参与环境保护活动。

（三）提高效率要体现在税收促进第三产业全面发展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明显改善。三次产业的GDP结构，由1978年的28.1∶48.2∶23.7变为1998年的18.0∶49.2∶32.8；三次产业的劳动结构由1978年的70.5∶17.3∶12.2变为1998年的49.8∶23.5∶26.7.但这一结构同世界其他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批发零售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等传统产业仍居主导地位，但增长已放慢；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以及社会服务业、邮电通信业、文化教育卫生等服务部门虽规模较小，但增长较快。这一发展趋势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与消费结构相联系，1997年我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比1992年的日本高28.5个百分点，农村高36.2个百分点；而住房、文教、医疗、交通和通信的支出却明显低于日本，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今后我国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预计“十五”期间，伴随我国工业、商品流通业比重的稳中有降，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及社会服务业比重将明显提高，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信息、咨询等服务部门比重也会有所提高①。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第三产业，不应该只局限在鼓励发展那些一般性服务业，而要大力发展能够支持第一、第二产业能量释放，服务和支持高科技产品开发与生产的行业与部门。在发展方向上，应充分利用税收的产业配置优势和优惠政策，全面实现从传统的产业平面扩张与结构调整向产业纵向升级与深化高次产业代替低次产业的政策转变；实现从重点依据产业发展规模衡量产业发展质量的政策理念，向重点依据产业附加值高低衡量产业发展的政策理念转变；实现从保守的产业静态划分与静态管理政策操作模式向新的产业动态划分与动态管理政策操作模式转变。

在这个大前提下，发展第三产业首先要求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宏观产业政策及税收政策应当引导社会投资更多地进入第三产业部门。目前，我国服务业很不发达，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金融保险、教育、科研、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公共服务、居民服务等的发展都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这些产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其高速增长至少能够对我国今后10～15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重大的支撑作用。只要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重点转向了这些第三产业部门，第三产业的投资和发展相对规模就会趋于合理。其次，要通过产业体制改革促进第三产业协调发展。我国第三产业中的铁路和航空运输业、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以及公用事业、卫生体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都很低，由于缺乏竞争，经营效率相对较差。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迫切要求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实现对内开放。通过相应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减少以至消除非国有企业进入这些产业部门的体制障碍和限制，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协调发展，促进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民族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主要参考资料：

（1）钱颖一《中国市场化过渡的基础》（载《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论文集》1999年）。

（2）胡世文《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取向》（载《税务研究》2000年第1期）。

（3）郑玉歆、樊明太《中国CGE模型及政策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4）武义青、陈永国《中国第三产业结构及发展态势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①参见钱颖一《中国市场化过渡的基础》（载《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论文集》1999年）。

税收效应范文篇9

位于中部，全县国土面积达2695平方公里，这里山青水秀，物产丰绕，不但竹木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林地面积达400万亩，而且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已探明的矿产有38种，主要包括：萤石、铁矿、石灰石、煤炭、粘土等。从理论上看，资源税应该可以成为县地方税源中的支柱税种和重要增长点。但从实际征收数据分析，资源税在地方税收总量所占比例极小，对地方财政效应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是地税部门征收管理上的原因呢？还是资源本身开发的规模和总量所限？为此，我们对地方税收资源税征管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剖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包括：（1）原油；（2）天然气；（3）煤炭；（4）黑色金属矿原矿；（5）有色金属矿原矿；（6）其他非金属矿原矿；（7）盐。从上述表列中可以看出：县资源税征收范围主要集中在煤炭、黑色金属矿原矿、其他非金属矿原矿三类，应税的矿产资源品目则包括煤炭、铁矿石、萤石、石灰石、粘土、沙卵石等。值得注意的是：（一）土地资源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并不属于地税部门资源税征收范围，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并不征收资源税。依照现行税收政策，只对转让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收入按转让无形资产税目中的转让土地使用权项目征收营业税。（二）虽为竹木资源大县，但竹木资源也不属于地税部门资源税征收范围。从地方税收结构来看，“绿色金库”的优势还有待充分的发挥，特别是竹木资源大多作为原材料被输送出境，没有产生税收效应。

二、资源税征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县资源税总量有限，相对于资源丰富的县而言，其资源税税收效应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受资源开发企业的开采规模所限制。如煤炭资源近几年开采规模仅3万吨左右；四家铁矿石开采企业最多年份开采精铁粉仅有3.3万吨,相对、等县铁矿石的开发量而言少之又少；石灰石开采企业和业主有37家，但只有鹰鹏水泥、国丰化工两家企业能够按开发数量申报缴纳资源税，其余35户私人业主因开采地点零星分散，资源税税源零星分散，地税部门征管难度大，征收效果甚微。

（二）矿产开采业主交易手段多种多样，给税收征管增加了难度。由于矿山业主经济成分多样，经营渠道宽泛，既有采矿主采矿直接销售的，也有选矿主单纯选矿销售的；既有采矿后连续选矿再销售的，也有专门从事矿石买卖的。同时开采业主结算方式灵活，现金交易频繁，加上一些业主纳税意识淡薄，认为少交税就是多赚钱，偷税是本事，缴税是无能，不少业主受利益驱使铤而走险，不能主动、如实申报应纳税额，千方百计采取多种手段偷逃税款，造成资源税税款流失。

（三）矿产开采业主财务核算不健全，征税证据很难获取。矿产开采行业除少数开采企业财务制度健全外，大多数开采业主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财务核算不真实，生产、销售数量不实，申报税收只开采凭业主报多少就算多少，很难掌握其销售数量，税务部门采用以票控税也只能控制已开具销售发票的销售数量，对未开具发票部分的开采数额无法核实，征税证据很难获取，因此偷漏资源税现象较为严重。

（四）“粗放征收，疏于管理”的现象依然存在。对查账征收企业税收管理的第一手材料主要是来源于企业报送的财务报表及纳税申报资料，对企业开采矿产品情况、生产经营情况，信息的参考度不高，致使资源税管理针对性不强。征收环节只对纳税人的申报情况进行逻辑审核；管理环节只对纳税人的涉税事务进行管理；稽查环节只对有违法嫌疑的纳税人进行查处。而对开采企业的申报和涉税事务进行经常性、实质性的调查分析这一影响征管质量根本的日常工作却很少投入精力，从而导致对资源税的税收征管质量不高。而对核定征收资源税的税收管理，税额征收标准和产量按地税部门人工推算出的税额进行核定，没有相关机构对矿产开采的产量实行监控，各开采业主只按地税部门核定的税额进行申报，对超过核定定额部分没有主动进行补报，地税部门由于缺乏证据，也没有进行补征和追征。

（五）部门之间协作关系不够协调，步调不一。地税部门与乡镇财政部门、公安火攻材料审批部门、物资火攻材料发放部门等部门的协作关系也存在不够协调，这也是导致地税部门对开采业主实际经营情况掌握不到位，征管手段不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完善资源税征管的思考

（一）进一步加大协税护税力度。对石灰石、块石税收由乡镇改由县物资总公司，县物资总公司在发放炸药出库时，按2012年8月县政府出台的《县石灰石矿山整合工作实施意见》（永府办字[2012]116号）规定的标准税款。同时加大当地乡镇政府的协税力度，责令各开采业主按月将石灰石、块石的过磅吨位数量报送当地地税部门备案，以便地税部门加强对石灰石、块石等资源税的税源监控。同时，地税部门应定期将企业领用炸药数量与乡镇、公安、物资部门掌握的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分析原因，堵塞征管漏洞。

（二）强化税务登记，严格执行税收政策。加强税务登记管理，最大限度地防止漏征漏管户发生，地税部门应按照普遍登记、属地管理原则，切实落实税收管理员管户责任，加强对矿产开发企业和私人业主的税收管理，及时掌握各开采业主的生产经营情况及矿产品资源市场行情，建立健全矿产品生产经营纳税人的纳税档案管理，对矿产资源税收实行“户籍式”管理，将开采业主的姓名、矿产品名称、开采地点、开采时限、开采矿产的数量、品位、销售价格等情况进行登记造册，分乡镇、分矿种、分户建立矿产资源动态税源管理台帐，实施动态管理，加强税源监控。同时要严格资源税征收标准，不管是地税部门直接征收的矿产资源税，还是委托其他部门的矿产资源税，都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和《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增列资源税征收项目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征收标准进行税收征管，防止跑、冒、滴、漏行为的发生，减少税款流失。否则，追究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相关责任。

（三）规范收费许可，实行税费分离。对矿产资源业主的收费项目，政府部门应规范收费许可，杜绝行政规费挤占税收或将代收税额不及时足额解缴地税部门的现象发生，确保国家税收能及时足额缴纳入库，降低采矿业主的开采成本，防止出现行政规费挤占国家税收现象。

税收效应范文篇10

一、以征管效率为核心的单一目标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税务行政效率研究基本上嫁接管理学效率研究的概念、模式，这种以征管效率为核心的税务行政效率评价体系基本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基础，这种评价方法将税务部门的人力资源投入视为税务管理活动的成本，将税务部门筹集的税收收入作为税务管理的收益，两者指标的比较值为税务行政效率。

(一)评价方法及内容

税收行政效率一般包括征管制度效率和征管机构效率两个方面。征管制度效率则指税收征管的有效性，即税收征管制度及实施对于提高纳税人遵从税法的影响力及税务管理人员对税法的执行程度。征管机构效率是指税务部门以较少的征管费用和执行费用筹集较多的税收收入。［2］

(二)指标设计及含义这类评价方法主要用税收征收成本率、人均征税额、税收成本收入变动系数等指标来加以评价。

1．税收征收成本率税收

征收成本率是指一定时间的征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随着征收费用支出的增加，税收收入也逐渐增加，但税收来源于经济，在经济总量与税收制度一定的条件下，税收收入总量会达到一个最高值，到了该值之后，无论支出增加到多大，税收收入都不会增加。图1反映了税收收入与税收征管成本的非线性关系。

2．税务人员人均征税额人均征税额是指一定时期的税收收入总量与税务人员之间的比例，人均征税额越低，征收效率就越低;人均征税额越高，征收效率就越高。在图2中，在征收经费一定的情况下，当税务人员达到一定数量即到B点时，人均征税额也最多，即达到最高点，此时人均征税效率最高，税收征管成本相对也低;当人员数超过一定规模即B点时，人均征税额随人数增加而减少。税务人员的数量对税收征管成本与税收征管效率有很大影响，人员过少满足不了正常工作需求，过多加大税收征管成本，降低税收征管机构效率。

3．税收收入成本变动系数收入成本变动系数是指一定时期内税收收入增长幅度与征收成本增长幅度的比值。通常情况下，收入成本变动系数小于1，表明增加成本时，引起收入增加的幅度高于成本增加的幅度，征管效率提高;反之，增加成本时，引起收入增加的幅度低于成本增加的幅度，税收效率下降。这一指标能为税务部门控制税收征收成本提供判断依据。

二、以征管绩效为核心的多元目标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

随着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国家盛行，许多政府和学者开始用“绩效”概念来衡量政府活动的效果，税务管理作为一项政府管理活动，税收征收绩效评价体系也不再是以征收效率为核心的单一指标体系，而发展成为一个以征管绩效为核心的，包括3E、质量、公众满意度等在内的多元目标的综合性评价体系，是一个比效率更宽广、更复杂的概念。

(一)“3E”要素为内容的绩效评价方法及指标体系

绩效用在公共部门中来衡量政府活动的效果，是一个包含多元目标在内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英国财政部提出的经济、效率、效益标准最为著名，即“3E”结构，使用这一方法体系可以对税收行政效率进行较为系统的评估。

1．评价体系及内容“3E”结构中经济指标是指在税收管理效果评估中是指在一段时间内为促进纳税人依法纳税而投入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总量;效率指标是指税收管理投入与税收收入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效益指标是指纳税人依法纳税的实现程度，或者是对税收流失的控制程度。

2．指标设计及含义根据以“3E”要素为内容效果评价体系，这类指标设计除征收效率可用上文中的征收成本率衡量外，还需要增加经济指标和组织收入能力两类指标体系(见图3)。(1)经济指标———单位征收成本征收成本是指税务部门在组织税收收入的过程中所花费的单位各种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税务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薪金支出、办公设备支出、和其他相关支出(如对税务人员的培训费、涉税案件协作费、纳税人的宣传辅导费用等)。间接成本是指纳税人及社会有关部门为配合税务机关征税而花费的税收奉行费用。这类指标可以细分为人均税收收入(全年税收收入与当年平均工作人数之比)、每百元税收收入征税成本、每百元纳税人奉行成本等指标。(2)效益指标———组织收入能力在税源一定和税制不变的前提下，税源转化为多少税收收入主要取决于税务机关组织收入能力。因此，评价税务机关效益指标可以归纳为组织收入能力，这类指标可以细分为申报率(已申报纳税户数与应申报纳税户数之比、入库率(已入国库税款与应入国库税款之比)、检查率(已检查纳税户与应检查户数之比)、查补率(查补税款与正常申报税款之比)、处罚率、滞纳金加收率、税收预测准确率等指标。

(二)以“3E”+质量要素为内容的绩效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质量(quality)”指标也逐渐成为评价政府绩效的又一个重要标准。英国学者奥克兰指出:“不管政府还是私营部门，全面质量管理都是整个组织改进竞争、高效、韧性的一种好的途径。”服务质量”作为考虑绩效问题的基础得到广泛的认同，并有可能在今后成为改进绩效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将质量要素纳入税务行政效率评估体系可以适应当代政府管理实践的需要，进一步优化税务行政评估体系。

1．评价方法及内容按照公共管理“质量”标准，税务部门应当加强税收管理质量过程控制，这里所说“管理质量过程控制”有三个重要含义:一是“质量”，即公平、公正、公开、高效、廉洁、忠诚地执行各类税收制度和提供纳税服务;二是“过程”，即包括税收征收管理的全过程;三是“控制”即按税收征收流程进行管理就应达到对应的质量要求，否则将进入责任追究程序。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它必须依托在一个事先规定好的科学、严密、规范、便捷的税收征收业务流程的基础上。［3］

2．指标设计及含义在这评价方法下，税收征收效率的评价指标除征收成本、征收效率、组织收入能力三个方面外，还应包括征收过程的质量类指标。这类过程类质量指标主要包括［4］:(1)纳税人基本信息管理质量。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基本信息管理质量主要反映辖区内纳税人获得的全面性，以及纳税人各项基础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具体由税务登记率、发票使用率、户均发票使用量、税控装置数据采集率等指标来评价。(2)核定户管理质量。在税收管理工作中，主要指采取定期定率和定期定额两种征收方式。加强对核定征收户的管理和评价，可以实现核定工作的公正、公开，进而提高税收征收率。具体由定额调整率、双定户平均税负、定额户转查账户比率、停业复业率等指标来评价。(3)纳税申报管理质量。纳税申报的质量，是促使和保证纳税人依法、及时、足额纳税的基础。具体包括由及时申报率、申报准确率、低税负申报率、零税申报率等指标来评价。(4)欠税管理质量。欠税管理是组织收入的重要环节，有效的欠税管理能减少欠税，增加税收收入，具体由包括新增欠税率、清理欠税率、滞纳金加收率等指标来评价。(5)稽查案件管理质量。税务稽查是组织税收收入的保障，对稽查案件的有效管理，能依法、科学、及时的处理税务违法案件，具体由包括案件移送率、保全或强制执行率、结案率、复查覆盖率、复查准确率等指标来评价。

(三)以“3E”+质量+满意度等要素为内容的绩效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

自20世纪末开始，许多国家纷纷树立起服务型政府的执政理念，使得政府绩效指标评价体系不仅包括投入、产出、结果和效率等定量指标，还应包括公平、民主、服务质量以及公众满意度等一些定性的指标。在政府改革中的“顾客至上”原则要求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应首先与顾客、公众沟通，明确公众的需求与愿望，在此基础上共同确定政府绩效评估的各项指标，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决定。［5］

1．评价方法及内容在政府“顾客导向”原则下，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日渐成为税务部门的重要任务。从纳税人的角度出发，税务部门需要开展多种形式来满足纳税人的正当需求，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但在征纳关系中，纳税人的定位不仅是“顾客”，还是应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既要避免忽视纳税人的正常需求，同时也不应过分强调纳税人的满意度，否则不利于税收征收目标的实现。从征税人角度出发，美国国内收入局战略规划(2009—2013年)中提出要鼓励每一位税务部门雇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保持和提高员工的高满意度和参与率，使国内收局成为最好的政府部门，以吸引和留住优秀、多样化的人才。［6］

2．指标设计及内容这类评价方法的指标设计除上述指标外，还应包括反映纳税人对服务质量满意度的评价指标和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的评价指标，具体包括程序公开度、有效投诉率、纳税服务质量(可以细分为纳税人服务满意度、税法认知程度以及纳税服务效率等指标)、税法宣传效果、纳税人综合满意率、员工满意度和员工对工作环境的认同感等评价指标。

三、对两类税务行政效率评价方法的评析

对税务行政效率的评价方法，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主要以成本—收益法为基础的评价方法，另一类是以成本—绩效法为基础的评价体系，前者应用于早期的税务管理实践中，后者随着公共管理理念的深入而还在不断发展完善，并成为税务行政效率评论的主流发展趋势。两类方法虽然在时间上存在发展与被发展的关系，但如果考虑税务管理活动的特殊性和实际运用情况，两者并不存在简单的替代关系，因为效率与公平目标两者往往不能统一，在实际应用中，要根据不同环境和条件而灵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