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众传播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基于津鲁新鄂豫四省一市的大众传媒与民俗体育关系度调查

每个城市、地域在其形成和发展当中都积累了其特有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包括了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形态。民俗体育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展现着他独有的魅力。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针对不同地区民俗体育发展传播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并运用逻辑分析法对所取得的数据进行了系统分析。此外我们还就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和调查结果的结论性论证，专门对上海体院的肖奂禹教授，北京体育大学的张玉田教授，南开大学的赵航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的刘卫东教授进行了访谈。

1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针对天津市、山东、新疆、湖北、河南五个地区，综合5000名受访者的调查结果。调查时间为2011年2月－3月间，调查过程中，我们将各地区民俗体育参加者作为主要调查对象，同时，为了检验民俗体育受大众传媒的影响程度，我们也对部分普通“体育人口”进行了调查走访。调查采取访谈方式进行，按照事先设计的问卷，围绕我们关心的问题采取问答方式进行。由于时间、经费、人力所限，我们只在每个地区采样1000个，虽然不能反映所有常住人口的全貌，但由于我们有意识地在年龄、性别、职业进行平均分配，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调查结果的可靠性。由于我们是利用寒假进行的调查，而且采取的是集中调查的方式，因此受访者中学生的比例偏大，这当中主要是大学本科生和高中生，但是从学历结构上看除本科占比较大外，初、高中学历亦占有较大比例。从年龄角度来看，30－50岁的比例达到50%以上，较为集中。籍贯分布除天津的人员分布较为分散外(这与天津作为大型城市流动性人口较多有关)，其余四省籍贯基本均衡。因此，我们认为本次调查的对象选择基本符合民俗体育参加者的情况，尤其是符合各地区体育人口分布的基本情况，应为有效调查。

2调查内容

2．1民俗体育参与度调查

根据表2，我们不难看出，参加过民俗体育的人数还是占大多数，只有18．8%的人从来没有参加过民俗体育。但是经常参加民俗体育活动的人所占的比例并不乐观，只有20%的人经常性的参加，剩余的人都是不经常或偶尔参加。从传播学的观点来看，民俗体育的传播范围相对比较广泛(从不参加的人口比例不足20%)，但是传播的效度不够，这从偶尔参加和不参加民俗体育活动的对象超过50%中可以得出结论。

从表3可以看出，跳绳、放风筝，踢毽子这三种民俗体育是在这五个地区比较流行的项目。跳绳、放风筝和踢毽子这三个个项目参加比较容易，对活动器械的要求也比较低，是民众比较喜爱的民俗体育项目;太极、武术和气功是比较受男性欢迎的项目;龙舟由于条件限制，参加的人数并不多，在河南和湖北，参加龙舟的人比较多，这大多是由于南方河流相对较多和纪念屈原的习俗，使得这项民俗体育项目得以广泛流传，但是在北方，例如山东，天津这些地方龙舟活动相对较少，这也是民俗体育地域性特点的表现;踩高跷是参人数与最少的民俗体育项目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踩高跷的技术难度比较大;其他民俗项目就根据各地民俗文化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特色:山东有扭秧歌，天津有舞狮、杠箱、中幡、高跷、旱船、舞龙、摔跤、抖空竹等，因地而异。综上，民俗体育参加者在我国体育人口中比例偏低，项目参与度随项目的专业性、地域分布变化体现出明显差异，这在充分体现民俗体育的草根属性的同时，也表明其传播的局限性。

2．2民俗体育传播途径分析

在了解了民俗体育参与对象的基本情况后，我们对其中主要参与者的信息获取途径进行了调查，从中探究大众传播媒介对民俗体育的影响力度。(1)大众传播在民俗体育的传播活动影响力偏低。这可以从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社区体育和人际传播的过程中获取民俗体育信息中得出结论。(2)大众传媒在影响民俗体育的形式上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报道内容单调，形式简单是各种媒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表5中各种报道形式的统计中“新闻报道”和“知识性信息”占信息形式的比例达到55．6%，而其它形式则占比较低。从媒介传播的一般规律上看，信息传播形式、角度对于信息的有效到达率有着直接影响。(3)报道数量上明显不足，信息到达率明显偏低。表7说明在众多的媒体形式当中，50．8%的受调查对象偶尔能够看到的关于民俗体育的信息。因此证明了我们的媒体对民俗体育的关注度和报道量还不够。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民俗体育参与度较低，与大众传媒对于民俗体育报道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

2．3受访者对大众传媒相关报道和民俗体育开展情况的评价分析

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公众对民俗体育信息获取的途径和关注程度，那么如果加大大众传媒对民俗体育的宣传报道力度，是否会对民俗体育的推广与传播产生直接的影响呢。通过对表8、9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大众传媒对民俗体育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力。有33．8%受访对象会因媒体报道而去尝试某种民俗体育形式。这说明有部分受调查者认同媒介的引导作用。

(2)大众传媒在对民俗体育宣传方面还很欠缺。“不知道”的比例高达44．2%，表明至少2个结论，一是受访对象从媒体获取民俗体育信息的几率较小，因此无法作出判断;另一方面，受访对象对从媒体获取相关信息有一定的期待度，大家有一定的尝试意识，希望感知自己是否会因大众媒体对民俗体育的关注而受之影响。

(3)表9是对被调查对象关于媒体影响力的感知性调查。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电视、网络、报纸、杂志、广播、手机。除电视和网络以外，其余媒体的受众占有率接近。这表明影响受众的媒介形式中既有传统媒体，也有新兴媒体，导致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接触动机和渠道方便性。电视的娱乐属性是种受众群体都认可的，因此追求娱乐的原始动机会有效促进电视媒体的媒介接触。而网络媒体虽然受到一定条件限制，但是其媒介整合的多用途性使得它成为受众的重要选择。表10是综合四省一市的受调查对象对民俗体育开斋状况的认知统计，54．8%的人认为民俗体育开展的一般，而认为开展较差的达到了26．8%。虽然被调查对象在此仅仅提供的是主体印象，但是“很好”和“较好”的认知率不足13%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广大民众对民俗体育的陌生和距离。这一方面表明我国民俗体育面临的困境:信息危机、形式危机、传承危机、传播危机并存;同时也表明民俗体育的发扬光大还有着很大提升空间。

四省一市的数据比较分析

媒介的发展与影响力与社会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开放程度有着密切关系。下表中将受调查对象在同一调查项目下，使用数理统计方法按照地区分布进行了横向比较，以期得出统计因子的量度区分，并对不同地区的相关数据差异进行分析。上述统计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纵向角度，各调查问题的数据内涵已经在前文中进行了分析、解读，再此主要从横向角度对不同地区的同一统计因子进行差异比较。

1受调查对象对民俗体育的认知度较高

综合四省一市的调查，民众对民俗体育的认识和参与处于较高水平。综合我国关于体育人口的统计数据:我国体育人口占常住居民人口的比例为31．2%，而我们所调查的体育人口中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比例为“经常”20%，如果加上“不经常”和“偶尔”的选项这个比例可以达到81%，按照这个比例测算，中国国内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对民俗体育有接触经历，有超过十六分之一的人口经常参与各种形式的民俗体育项目。四省一市中新疆的参与度相对较高，其中“跳绳”和“踢毽子”的参与率又处于相对高位，这与项目的易参与性和对环境要求简单有很大关系。

2大众传媒对民俗体育传播的力度不够

受调查对象中只有14．8%的是从大众媒介获得关于民俗体育相关信息的，而社区体育和人际传播所占比重高达64．8%。这一方面反映出民俗体育在传播过程中仍然较多依照传统文化传播的途径与手段，同时也说明大众传媒对民俗体育关注的力度还很不足。这可以从受调查对象的到达感知上得到反映，感觉媒介传播民俗体育信息的数量为“偶尔”和“基本没有”的比例合计为90．8%。这当中大众传媒影响较大的是天津，这与天津作为直辖市媒体资源相对发达有关，而新疆地区的占比最低，这也与边疆地区信息传递欠缺有一定关系。

3电视和网络在民俗体育的媒介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

受调查对象中50%以上的人认为电视和网络的影响力较大，相对于其它媒介形式而言这两种媒介因其传播形式和特点而占据了信息传递中的较大“带宽”。究其原因，电视的图文并茂，老少皆宜使得它成为受众群体最广阔的媒介形式;而互联网则是作为新兴媒体，因其互动性、参与性强，表现形式多样化而紧随电视之后。天津山东的电视影响程度最高，达到14．4%，而网络的受众认知度出了湖北以外都超过10%。这表明，适应社会发展潮流，技术先进、受众接受度高的媒介形式应该是我们传播民俗体育的首要选择。

从横向的角度对津鲁新鄂豫五地的民俗体育发展情况，大众传媒影响力、影响方式和效果进行比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天津与其它地区相比，大众传媒对民俗体育的传播力度较大，这从第5、6、7、8、9项统计项目中可以得到体现。这表明，天津作为沿海城市，体育信息的传播相对发达，大众传媒对于体育文化的深度解读也领先于其它被调查省份。这既让我们对天津的体育信息传播的合理性感到欣慰，也让我们意识到多数省份对于体育信息的传播还局限于赛事、明星的热点上，还缺乏对体育文化的深入挖掘。当然，天津的领先优势也并不明显，这也表明我国大众传媒对于体育信息的报道整体上还处于欠发达阶段，追求眼球效应的急功近利仍然左右着我们的媒体。

前景与展望

1大众传播媒介对民俗体育的关注亟待加强

在计划经济环境下，媒体的宣传或者报道的根基植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政策指导，遵循“举国体制”。不可否认，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新时期的市场经济下，体育运动尤其是民俗体育运动更多的是走市场化的道路。民俗体育要发展，就要符合市场化运营的规律。以往的经验证明，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转播体育赛事插播的商品广告及在现场放置的广告牌不仅为媒体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回报，还带动了整个媒体产业以及体育产业的共同发展。

毋庸置疑，民俗体育必须依靠大众传播媒体的宣传才能使其传播的更快、更广、更具有品牌效应。而媒体也赖于体育运动尤其是民俗体育运动提供的新颖素材吸引更多的赞助商的资金赞助，获取利益。只有努力实现民俗体育与大众媒体的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协同发展，才能发挥大众传播媒体促进民俗体育发展的最佳效果。因此必须建立媒体与民俗体育的两性互动机制，通过做大做强民俗体育相关的文化产业，使得大众传媒对于民俗体育由被动宣传向主动关注转变。

2民俗体育应借助文化大发展的有利时代背景

加快与大众传媒的融合民俗体育本身也应该积极寻求与大众传媒的融合，借助传统文化的舞台，通过积极的媒介营销，尽快打造出独特的文化品牌，譬如龙舟活动，尽管是我国南方民俗体育的经典，但是近年来已经随着文化品牌推广到全国各地，现在的龙舟运动已经不再是某个民族文化独享的形式，而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代表运动。这也说明，积极的媒介营销可以为民俗体育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而媒介本身亦可从中受益。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传播的时代，任何事物的发展借助媒体则会尽快走上快车道，民俗体育也不例外。作为传统文化的民俗体育应该努力实现“有效传播”，通过用现代化传播理念对本身的文化符号进行挖掘、提炼，同时构建良性的媒介关系，突破传统文化中的封闭劣势，实现开放性发展。

3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民俗体育学家都应有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和使命感

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在社会环境影响下，通过对示范行为的观察学习(Ob-servationallearning)而得以形成、提高或加以改变的”。这说明如果大众传媒通过强化关于民俗体育的议程设置，就可以是的受众对民俗体育的关注度有效提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媒介应努力实现自身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将传播传统文化，与打造文化强国作为自己的使命。而民俗体育组织，如果有意识地加强与传媒的接触，形成广泛的舆论氛围，按照“沉默的螺旋”理论，形成以民俗体育为核心的社会焦点，兴起关注、参与、支持民俗体育的社会气象也是指日可待的。

篇2

论文关键词:DV 新媒体 大众信息传播 社会价值观

电视传播学从上世纪中叶到上世纪末相继走过了“魔弹论”、“有限效果论”和“受众上帝论”。本世纪初,以诸多新媒体与大众结缘为标志,传统集约型媒体将终端用户作为传播概念上的“受众”时代已告结束。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受众”在占有一定新媒体资源后,俨然也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信源”。这种大众信息传播从新的角度看,更富广域性、交互性、综合性和社会价值性。因此,我们将它看作媒体传播的信源论时代。

DV是网络、多媒体、手机、移动电视等一系列新媒体家族中的一员。从功能特性上说,DV与诸多新媒体一样,明显地具有个体性、广泛性和交互性,因而,它也就拥有了信息传播的信源性。

一、DV的社会化普及

DV原本只是数码视频摄像机(DigitalVideo)的英文缩写,是数字新技术的代名词。在它与大众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因机身轻巧、操作简洁、携带方便、性价优廉而倍受人们的青睐,逐渐由专业设备变为家用产品,进而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一种特殊的潮流需求。

DV的普及与DV作品的问世,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初,DV作者只是把“活动影像”用于家庭生活或小众传播,出现了信源广大、信道狭窄和信宿缺失的现象。此外,其绝大多数作品是对生活原态接近真实的记录,所以,DV从被引进到使用都与大众生活的土壤密不可分。随着DV普及率的提高,部分DV作者基于对文化的诉求、新闻的热爱以及艺术的兴趣,试探性地将创作视角延伸至一些社会问题中,以拓展DV的传播范围和发展走向。

DV的盛行与作品的草根性,使它的源发根基从一开始就未建立在某种理论或某种概念之上,导致DV的发展基本上是漫流的,取向目标是多元化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主流媒体的介入使DV的社会化普及受到了广泛关注。电视媒体开始大胆试播DV作品、增设DV专栏、引入竞赛机制,为DV的传播开辟了一个主流传播渠道。诚然,电视媒体的这种做法并非全部认可DV的低质量信号和低制作水平,其最大的契机莫过于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贴近以及DV持有人总体信源的广度。

二、DV及其作品的特性

上文中提到DV创作没有理论和形式规则在先,但任何一种传播媒体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特点,DV也不例外。

(一)数字性

DV最为大众认可的是它所记录的数字特性。DV的数字化,彻底消除了原作与复制品的界限,方便了DV文本的修改与补充。DV与宽带网的数字结合,使它可以摆脱传统媒体的推广渠道,另辟蹊径以构筑自我话语壁垒。

(二)大众性

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影像形式,DV没有媒体单位的归属,其轻便灵活的性能使之可以进入专业媒体所无法顾及的角落,极具亲和力地深入百姓生活当中,多角度地捕捉最真实的画面。

(三)社会性

DV爱好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分属于各个行业。他们用DV记录着周遭的环境和事态,用画面语言传达着所视所悟,又因社会身份的不同,在DV创作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职业特征。

(四)个体性

DV设备私人化的特点,决定了DV创作可以不拘一格、以个人意志为转变,这一点完全有别于电视媒体从业者的集体创作。

(五)随意性

多数DV作品事先都没有创作任务和程序规划,一切内容皆是随机的或仅凭兴致获得的,这使DV作者成了摄制者与导演者的综合体。

(六)无文化界域性

DV活动对DV人不做任何条件的限制,但凡有创作欲望的群众都可以手持DV进行创作。

(七)无传播取向性

DV作品在整个创作流程中并没有专门设定传播范围和目的,许多影像绝对为个人所有,表现的也仅仅是某一时间某人的心路历程。

(八)模糊的功利性

DV使用者以普通民众居多,他们从事DV创作的活动既无社会价值诉求,也不含质效观念。

三、DV的大众传播理念

DV传播大致可划分为两条较清晰的脉络:在专业与非专业界线继续模糊的条件下,DV传播可以是个人化的人际传播,它更倾向于个人表现,更强调自我体验,更关注个人视觉中的独特发现;在得到主流媒体肯定的条件下,DV传播可以是社会化的大众传播,它不拘泥于形式,重在纪实以表现出对身边熟悉题材的普遍关注,形成节目并借助于媒体平台进行大众传播以寻求广泛的社会认同。

依传播学的逻辑来说,DV不是目标,个性化的DV作品才是真正目标。个性化让DV变得成熟,个性化DV作品的传播能够赢得大众的广泛关注,甚至产生一定程度的传播意义,在传播过程中造就巨大的社会价值。

另外,得到主流媒体肯定的DV想获得发展,就必须遵循进人主流媒体传播的若干规则。

(一)选题的价值判断

选题是一部作品的立命之本,它关系到形式、内容、材料、方法的综合运用。DV作品要在多大范围传播,取决于选题服务大众、取悦大众之能力所及。其次,依托主流媒体进行传播,DV作品中所要表现的“平民视点”应尽量做到“不另类”、“不边缘”,最大程度地接近社会主流生活,最大维度地呈现时展进程,最大范围地反映广大群体的精神面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DV传播的取向是社会大众,才能凸显媒体传播的宣教功能。

(二)主题与内容的把握

主题的鲜明性和内容的向心力是一部作品的支撑,主题统帅着内容,内容服务于主题。同时,二者需要借读电视理论,担负受众的责任,这也是形成社会传播链条的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因此,DV作品的创作要尽量符合大众视觉的审美要求,具备较高的叙事语言能力,熟知大众传播的普遍规律,把握好作品创作的节奏与风格。

(三)摄制技术的跟进

虚焦、晃动、偏色等一系列因拍摄技术所引起的视觉不适,以及因丢帧、跳轴、画面截取不当所造成的视听障碍,在给自己观看的DV作品中也许可以原谅,但将个人作品放置在主流媒体传播的范畴里,诸多的技术失误和拙劣的制作手法就不为大众媒体所取,更无法吸引广大受众进行欣赏。毋庸置疑,技术是一部作品成败的保障,技术含量的高低决定着作品的社会传播质效。DV作品早期根植于民间,其社会传播较少受制于专业媒体的要求,当它被定位在专业级别时,就必须主动契合主流媒体的制播特性,对原有技术指标进行革新与提高。

以上三点都与电视要求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DV发展的先锋面即电视。因为,电视可以为DV传播提供最权威的渠道,为DV传播制定最有效的方案,为DV传播吸引最广大的受众;而且,电视能够承担重任,为DV作品确立文化品味,为DV作品培养思辨能力,为DV作品构建审美意识。除此之外,在大众传播理念的支持下,

电视可以和DV形成一种稳定的数字支源关系,将DV传播从单一的人际传播推向广域的大众传播。

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强势出击则为DV传播注人了新的力量。网络是面向大众的开放式信息平台,它对信息的海量需求使其包容一切信息资源,DV作品当然也是它涉猎的对象,甚至有人在网络上自建站点,打造个人的“影像家园”。这种被称为“没有执照的电视台”为DV爱好者和他们的作品提供了自由表达与交流的空间。手机作为通讯工具,也是以新媒体的身份参与大众传播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不论是手机生产量、还是手机用户拥有量都呈井喷式增长,必然带动了社会信息的交互发展,产生了与之对应的信息传递量,从而为DV大众传播赢得了无限广阔的交流空间。

但是,随着DV传播渠道的增多,一些良莠不齐的影像信息也伺机闯人大众视线。如果不加重视,任由负面信息在大众传播中滋生,那后果是不堪设象的。社会需要文明的信息,大众需要健康的信息,这表明,DV作者必须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DV的独立自由绝不能以破坏社会大环境为前提。

四、关于DV发展的谬论

DV社会化传播所带来的DV话语,权必然地使它成为一种媒体,而这种强力表达的存在直接作用于社会,左右着DV爱好者的认知,如不立即加以纠正,必然会影响DV的社会化发展。

(一)民间不等同于非专业

有舆论认为“DV是一种民间影像,DV是一种非专业的影像制作群”,这仅仅看到了DV的广度,却没有看到它的深度。的确,DV作者中包含了大量业余和非专业人士,但不能认为民间就是不专业。事实上,多数已知的优秀民间作品背后都有着专业人士的参与和支持,民间本身就囊括了大量的专业人士,他们无可争议地成为DV制作的中坚力量。承认民间拥有大量的DV爱好者和参与者,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但决不能说民间没有实力。

(二)DV不能被吹嘘成时尚

DV不是作秀的工具,也不是某些别有用意、沽名钓誉的人手中的时尚标志。DV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我们需要承认它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手段,是DV爱好者手中有力的武器,是向大众展示个人艺术追求的窗口。

(三)DV不是“潘多拉魔盒”

DV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为怀有电影梦的人们带来了福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的确是用DV这块敲门砖打开了通向影像艺术的大门,但并不代表拥有了DV就拥有了一切DV创作的特质,就可以制作出具有水准的影像作品。所有热衷DV创作的人都必须经过系统的学习,才能掌握这种画面语言的语法规则,并将其贯穿到DV创作中。更重要的是,DV创作必须向高雅艺术靠拢,提倡精神文明建设,为DV发展营造良性的社会环境。

篇3

第一，符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体验教学模式中，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的容器，通过主动体验，他们不断反思和总结，始终处于教学活动的中心。教师只是起引导作用，营造体验的氛围和机会，并与学生交流互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

第二，符合课程本身的特点。大众传播学本就是在综合社会学、符号学、心理学、政治学、宣传学、新闻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和基础上诞生的一门学科，其理论性、思辨性虽强，但应用性实践性也很强。采用体验模式系统学习该课程有助于学生主动将传播理论应用实践，提高自身的传播素养和技能。

第三，符合新闻传播类学生的学习特点。新闻传播学是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很多学生在实用主义和就业压力等的影响下，往往存在重“术”轻“学”的倾向。在笔者学校，无论是广播电视新闻、广播电视编导还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都普遍对实务类技能类课程感兴趣，而对专业理论课的学习较为冷淡。而体验教学是让学生自己通过体验、反思，总结出结论，强调在“做”和“感受”中学，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生对新闻传播类理论课程的看法，提高了教学内容的到达率，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的主动性。

第四，符合培养“厚基础、强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在2012年“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高峰论坛上，学界和业界一致提出了“厚基础、强技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新模式。而体验教学让学生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或在练习、讨论、完成项目等活动中，自主地运用自己的思维、情感去体验、感觉，并通过与教师、同学的交流和互动完成学习过程。这种模式迎合了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新要求，既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又能提高其创新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及合作沟通能力等素养。

2“大众传播学”体验教学模式的实施步骤

体验教学模式旨在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在自我体验中学习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教育。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主要有如下两种方式：

2.1情境体验模式

情境体验模式即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实际情况的需要，恰当运用文字材料、图片、音频、视频等设置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体验、思考、总结、交流和互动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能在直观形象的基础上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认识和理解，并形成一定的记忆。采用此模式的教学一般包括三个步骤，即情境设置、师生互动、及时反馈。情境设置是实施体验教学的前提。体验情境种类多样，有情感、讨论、案例、表演、操作等情境。如在对比“诉之感性”和“诉之理性”两种传播技巧时，我就用视频设置了案例情境：娃哈哈和乐百氏的纯净水电视广告，让学生在比较、讨论、师生互动等体验过程中，掌握两种传播技巧的优劣和运用注意点。情境可以老师设置，也可以学生创设。在某一段教学时间，我每周会安排一个学生评述近期某一大众传播热点（包括热词热语、热点节目、热点人物、热点事件等），然后其他学生进行评价，并围绕这个热点进行讨论、交流。此外，一次教学往往会综合设置多种情境。如在讲解“敲警钟”策略时，我就先以两则交通安全电视广告创设案例情境，得出敲警钟这一传播策略的作用；接着以三则分别以轻度、中度、重度恐惧诉求的传播材料让学生体验，以“你觉得那种效果最好？”为讨论主题，通过交流，明确敲警钟并非程度越深越有效。师生互动是体验教学最重要的环节。有时教师营造体验的氛围和机会，与学生交流互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有时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创设情境，通过自主体验和讨论交流形成深刻认识。通过这互动环节，不仅能解决学生在体验过程中产生的疑问、补充尚未感知到的内容，纠正错误的认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而且有时还能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第三个环节为及时反馈。在学生采用口头或者书面交流等方式强化自己的体验成果时，教师应及时评价，予以肯定或者纠正，使其加强理解和记忆。及时反馈不仅能纠正错误，能保持和激发学生参与体验的积极性，还能使教师根据反馈适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教学内容。

2.2项目体验模式

这实际上是将项目研究的运作方式引入到了课程教学之中，具体指教师设置一定的项目任务，让学生自主探索并解决问题，使他们在完成项目过程中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并培养信息处理和团结协作等能力。实施项目体验模式主要包括以下教学步骤：首先得创设项目任务，由教师提供一个或几个任务设想，和同学讨论，最终确定各小组项目的目标和任务。在教学大众传播研究方法时，笔者便提供了“在常（常州）大学生微博使用情况研究”、“我校校园广播台受众接触情况研究”、“限娱后电视选秀节目的传播现状研究”、“常州方言类节目收视情况调查”和“常州公交移动电视广告传播现状研究”等五个研究项目，经过师生讨论，确定了各项目小组的人员、任务及分工。第二步，学生通过制定并选择方案、实施方案等活动进行自我体验。第三步是检查评估，在学生进行自我评估之后，教师再对学生的体验结果进行评价。通过师生一起讨论交流来解决在项目体验中出现的难点和问题。最后注意做好学生体验成果的应用推广，来保持和提高学生继续体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笔者就常选择一些质量较高的项目体验成果在班级、学校传播平台中展出，或引导学生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一些学生的毕业论文就是在这门课程项目体验成果的基础上写成，而还有一些同学则以此成果成功申报了校级或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

3构建“大众传播学”体验教学模式的注意事项

较之传统教学模式，体验式教学有很多的优势，但要达到较好的效果，在教学实践中应注意做到下面三点：

第一，要精心安排教学内容。我们要清楚并不是所有的学习内容都适合用体验教学模式。有些靠学生体验很难总结和理解的深奥理论需要老师精讲，而有些特别简单的教学内容也无需大费周折采用这一模式，只需教师略作点拨即可。

第二，要合理调配教学时间。体验教学需要较多的时间让学生进行体验、思考、总结和交流，所以教师应事先安排好，若时间过短易造成学生无体验或感受，使教学流于形式，这可能会导致学生产生抵触情绪。另外，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所以有些体验课题的准备工作应事先布置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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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学术语 日常用语 词义变迁

随着社会信息化、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学科知识日益融合，人们日常交流的语言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形象。物理学上的“磁场”概念被借用来指人的一种无形的影响力——“气场”，生物学上的“生态”二字被用来描述教育领域的一种教学环境——“教育生态”，而数学上的概念术语更是被广泛地用于日常交流语中。近几年，“拐点、指数、零距离、线性、突变、连续”等术语常见诸报端和其他媒体；“事业坐标”“人生轨迹”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上网聊天的人知道“88（再见），9494（就是就是），555（呜呜呜），2（傻），11（光棍），21314（爱你一生一世）”等等都是网络常用语。那么，这些进入日常交流的数学术语与在数学学科中的含义是否完全相同？是扩大还是缩小？抑或完全相悖？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笔者对此作了一番探究，发现除利用同音以简化书写外，还有以下六种情形。

一、借用其意，夸饰其意

夸饰是汉语的一种修辞形式，即用形象化的语言把事物的本质特征夸大或缩小，以取得强烈的表达效果。夸饰分为“夸大”和“缩小”两种。

比如，“90后”年轻人常会这样说：“我打了n次电话，一直打不通。”在数学中，“n”常代表一个有限的自然数，而在上述表达中，更多的倾向于很多次，已记不清具体次数。有时教师说调皮的学生：“你收敛一点好不好？”。“收敛”，在数学中是指一数列，当项号趋向于无穷时其项值趋向于一常数的情形，或一无穷级数其和是一有限值的情形。而在以上语境中，是指说话、动作幅度小一点，约束一点，注意自己的形象，实为一种借代、夸张的说法。又如“本台记者昨日零距离接触了刘翔”。在数学中，“零距离”指两点重合、两线或两面相交下的点、线、面距离，而在以上语境中，并不是访谈或会面时，人与人必须贴在一起，只是表达一种亲密程度和接近程度。

二、源于典故，约定俗成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会听到这样的埋怨话“你当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事办了，现在可麻烦了。”“三七二十一”本是数学中做乘除运算时的一句口诀，在中国，由于“九九表”妇孺老少都能脱口而出，因此听起来特别顺溜。在上面语境中，它已不具备数学含义，只是由典故引发的一种约定俗成。此典故是这样的：战国时，苏秦主张合纵抗秦，张仪主张连横事秦。一次，苏秦到了齐国都城临淄，见到了齐宣王，游说抗秦。齐宣王谈到齐国的兵力不足时，苏秦说，都城临淄有七万户，我私自计算了一下，每户按3个男子服役，这就是三七二十一万兵，抗秦的兵源，用不着再往别处征兵，仅临淄一城，就足够了。苏秦的这个算法，显然是不切合实际情况的，全城不可能达到每户都出3个男子当兵。男子也不一定都能从军，因为还有老、幼、病、残在内。后来，人们把“不管三七二十一”作为讥喻的贬义语来相传，并且在含意上有所扩展，成了“不问是非情由、不分青红皂白、蛮干、愣头青”的同义俗语而应用在言语交际中。同样地，“我三下五除二就把它解决了”中的“三下五除二”本义是珠算口诀，形容做事及动作干脆利索。又如现在常听见的一句骂人话：“你这个二百五！”。在数学中，“二百五”等于“250”，是一个纯粹的三位数。而“二百五”在民间带有贬义色彩，常用它代指“傻瓜、笨蛋”。那么，两者怎么会连在一起呢？一说来源于战国故事：苏秦作为战国时的一个说客，身佩六国相印，威风一时，但也结下了很多仇人。后来，他终于在齐国被人杀了，齐王很恼怒，要为苏秦报仇。可一时捉不到凶手，于是，他想了一条计策，让人把苏秦的头从尸体上割下来，悬挂在城门上，旁边贴着一道榜文：“苏秦是个内奸，杀了他黄金千两，望来领赏。”榜文一贴出，就有四个人声称是自己杀了苏秦。齐王说：“这可不许冒充呀！”四个人又都咬定是自己干的。齐王说：“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各分得多少？”四个齐声回答：“一人二百五。”齐王拍案大怒道：“来人，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四个笨蛋被齐王引诱上钩，不知就里，为分一千两黄金而做除法，“二百五”一词由此而得，并流传下来。

三、全然相反，以讹传讹

人们常说：“汽车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向前行驶着，突然来了一个360度大转弯。”实质上这种表述是错误的，360度是一周角，它只表示转回原向，怎么会大转弯呢？大转弯应该是180度。又如在跑步跑得累极了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不行了，我跑不动了，已到极限了。”“登上珠峰，挑战极限。”等，这里的“极限”表示时速和能力达到最大限度的状态；而数学中极限是函数在一个变化过程中的趋向值，它未必是函数极（最）大值。在数学中，“圆”只是一条平面曲线，“圆面”是由圆周曲线所围成的平面部分，而“球体”则是一个立体的图形，三者完全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对“圆、圆面、球体”不分，说：“地球是圆的”“饼是圆的”等等，结果以讹传讹。好在人们熟悉具体的场景和物品，也能领会其意。

四、数字虚指，妙成意境

中国古诗词因对仗、音韵之需，常喜欢用数字借代，以部分代整体。如杜甫的《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宋代诗人邵雍《山村》：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清朝民间流传的《咏雪》：

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

诗中的数字只是虚指，由于数字的巧妙运用，不仅使诗工整、对仗，而且朗朗上口。诗的表达不仅有了量化的意味，还具有了用简单表达丰富意蕴的感觉。

五、直用术语，形象借喻

古希腊哲学家借用圆这一直观形象的图像来解释知识学习：“如果用小圆代表你们学到的知识，用大圆代表我学到的知识，那么大圆的面积是多一点，但两圆之间的空白都是我们的无知面。圆越大其圆周接触的无知面也越大。”又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在谈到对人的评价时，把人比做一个分数，他说：“一个人就好像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越大，则分数的值就越小。”用数学中浅显易懂的圆和分数术语及相关性质，对深奥的道理加以描述，化抽象为具体，化繁为简，帮助人们深入地理解，并使语言生动形象，富有文采。

六、同字异意，细加辨别

数学中有“指数”概念，经济报告中也时常有“指数”字眼：如股市中的“上证指数”“道·琼斯股票指数”；生活中“幸福指数”“健康指数”等。虽然同字，但意义完全不同。数学中的“指数”，是指一个数自身反复连乘的次数，而经济生活中的指数实际上是指标数，如股市中“上证指数”全称“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是国内外普遍采用的反映上海股市总体走势的统计指标。“幸福指数”就是衡量幸福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其中“a， b ，c ，d ，e”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指标，“幸福指数”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另外，近两年很多房地产专家在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势时，总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房市是否已出现拐点？”这里的“拐点”与数学中的“拐点”也不一样：数学中的“拐点”指的是函数曲线上凹凸性转折的点，而经济领域中的“拐点”是变化曲线增减性的转折点，实则为波峰或波谷点，两个概念完全不同。因此，切勿将专业数学术语与日常语言中的实际使用方式混淆。

著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教授说过：“数学好玩。”只有亲身玩味数学本身的内涵及其与大众文化的交融，才能有好玩的感觉。若我们能时常进行这样的关注、联想、发现和积累，并在日常表达中巧妙地借用，适时地穿插，就会使我们的语言更加诙谐、幽默，充满情趣。

参考文献：

[1]王涛等编著.中国成语大词典（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

书出版社，1995.

[2]谈祥伯.数学与文史（第2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篇5

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长，现在它正在发生内爆（imploding）。在机械时代，我们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延伸了。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发展，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抹去了我们星球上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都影响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

——马歇尔．麦克卢汉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

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

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

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

〔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

〔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

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page_break]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

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page_break]霸权话语的狂乱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结语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

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陈学明、吴松、远东著

3《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

4《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

5《文化帝国主义》〔英〕J．汤林森著

6《世纪晚钟》高小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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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示设计传播的特点

(一)传播，以及展示设计传播的定义

总的来说，传播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等活动的总称，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

展示设计传播是指对其展示“物”进行的信息交流、共享的传递行为。它是综合性的文化信息传递现象，既是信息的共享，又是信息的交流互动，包括有意图地施加影响的大型主题展示。作为传媒的展示设计，在传播过程中，展示空间与平面媒介、数字媒介等传播媒体作用相同，展示实物是信息的载体，通过空间、色彩、形态、文字、图片、材料、声响以及多媒体设备等各种载体及传播手段，实现其社会传播的功能。

展示设计传播与其他传播最大的不同是展示传播的信息源是“展示物”；其另一特点是传播的“真实性”，即展示设计传播的本质是建立在展示品真实性的基础上。公众一般通过与展示品的互动交流而达到目的的。这里，不得不关联到“虚拟展示设计”或称“网络传播”的问题：从传播学角度看，虚拟展示设计或称数字展示设计与其说是一种新型展示设计，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展示传播方式或一种新的传播媒介更为确切。正是因为虚拟展示设计无法做到“真实性”传播，所以它是无法代替实体场所的展示设计。限于篇幅，有关其传播意义及相关特征另做解析。

(二)展示设计传播的类型属于大众传播

传播学把传播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五种基本类型。大众传播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作为传播活动中一种很重要的传播形式，与其他类型传播活动比较，展示传播具有以下大众传播所定义的特点：

1、大众传播中的传播者是专业化媒介组织。虽然展示设计不属于传统的大众媒介组织如电视台、影像制作公司。但展示设计是面向大众的以展览为主要传播内容的专业化媒介组织。

2、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受众”。展示设计的传播对象无疑也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只要对展示主题感兴趣的大众都是传播中的“受众”。

3、从传播过程的性质来看，大众传播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活动。虽然观众对于展览信息会通过留言、网站评论、互动反馈等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目前的展示传播仍然是从策划开始，信息的传播形式为从“少数人”、“媒介”、再到“多数人”的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活动，这种形式实际上就是大众传播的形式。

4、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展示设计在这个方面很难体现出来，现代展示设计则突破了这种限制。展厅中多幕影像电影、多媒体等数字化技术的使用，以及图书、海报等宣传品的大量印制、发放，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将整个传播活动立体化、丰富化。

5、大众传播的信息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展示设计传播通过实物、诠释文明，毫无疑问，不管采用什么传播手段，都是一种文化活动，具有文化属性；有时展示设计传播的信息也需要通过门票、纪念品销售等部分商业行为体现出了特定情况的商品属性。

6、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展示设计所传播的内容与社会观念、价值和行为规范具有直接关系，大型有影响的展览赋予它巨大的社会价值方面的影响力，无论哪个国家，都会把有影响力的展示设计传播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

基于以上几点，展示设计传播应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

二、展示设计传播的过程、模式、效果及功能

(一)展示设计传播的过程

传播学认为，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包括传播者、受传者、信息、媒介和反馈五个基本要素。任何一次完整的传播活动都必须包含这些要素，而任何一次完整的传播活动也必然是由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组成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同样，对于展示设计来说，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也包括这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是业主、决策者以及各项法规的制定者是间接的传播者，设计师是最直接的传播者；受传者自然是观众；信息则是传播者思想和意图及其相关信息；媒介是信息传播的载体及相关辅助手段，包括数字展示设计在内；反馈则是观众的参观效果、观众的意见等等。通过对传播过程五要素的比较分析，展示设计传播明显具有大众传播所定义的要素特征，其传播过程也与传播学的传播方式非常吻合。

(二)展示设计传播的模式

模式是指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的、简化了的形式。所谓传播模式，就是一种理论性的、简化了的对传播过程和性质的表述。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在《大众传播模式论》中提到的传播模式有四十种之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即为单向直线性传播模式、双向循环传播模式和多向互动传播模式。

第一，单向直线性传播模式。该模式把传播过程分解为传者、受者、信息、媒介、效果。传播被表述为一种直线型、单向型的过程，以5W模式为代表。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效果”。但是，它的弊端在于：没有考虑各种复杂因素的干扰，特别是社会环境对展示设计传播过程的影响，而且将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固定化，难以实现传播者(展示设计及其人员)与受传者(展示设计观众)之间的有效沟通。

第二，双向循环传播模式。克服单向传播模式的不足，变“单向直线性”为“双向循环性”，引入了“反馈”机制。该模式认为，在传播活动中，每个人既是发送者又是接收者，具有双重行为。

第三，多向互动传播模式，即社会系统传播模式。把传播过程看成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部分，同社会系统中的其他部分存在着无法分割的种种联系，强调在考

察传播过程时绝不能抛开环境的影响。要研究传播过程中涉及到的种种社会关系。

上述几种模式，反映了传播行为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展示设计的传播行为中，直线型的传播模式是最多、最普遍、最常用的；注重反馈的“双向循环性”的控制论模式在主题展示设计实践中较常见；而以深刻研究展示设计传播过程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特点的社会系统模式，一般会在世界性展示会(如世界博览会)中出现。从传播学视角探视，目前整体上展示设计的传播模式处在中级的高端阶段。

(三)展示设计传播的效果

展览行为结束后观众得到了什么?这是展示设计传播的根本目的所在。从传播学角度看，没有效果的传播行为没有任何意义。传播效果在传播学上有双重含义：

1、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2、指传播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

传播学认为，传播效果依据其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从感性到理性分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上的效果，即指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构成的变化；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指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或感情上的变化；行动层面上的效果，这些变化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探索展示设计的传播实践，更多的是停留在第一层面，即认知层面，仅仅局限于让观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第二层面即价值形成层面，许多展示设计限于各种制约因素而无法继续上升；第三个层面即影响、改变观众的行为，达到社会行为的示范效果，那将是展示设计真正生存价值和发展潜力的所在。

相对于其他媒体，展示设计的传播效果也许存在着更大的偶然性、非预期性和时间上的不确定性。但是对于展示设计传播效果的研究还在继续，应该从多方面综合考虑，本文在此仅仅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同行前来探讨，以求能有更新更大的突破。

(四)展示设计传播的社会功能

在传播学上。大众传播有四项基本社会功能：环境监视、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以及提供娱乐。

从这四项功能来透析展示设计，我们看到，对于环境监视功能，从微观方面，展示设计不具备及时反映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但如果从宏观方面，展示设计对人类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如战争、环境、政治、灾害等等。是可以及时也应该及时反映的。协调社会关系功能是展示设计的长处，经常性或临时性举办的各种主题展览是最好的例证，比如近期各地举办“5.12汶川大地震”图片展示活动，还有引领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活动方向的各种相关主题展览展示活动，对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起到了积极的导向性作用。至于传承文化功能。保护与传承社会文化遗产本来就是博物馆主题展示设计的神圣使命，而娱乐功能也已经成为了当今展示设计的主要功能之一。因此，包括展示设计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功能，展示设计传播完全可以实现大众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并且更好地发挥社会作用。

三、传播学的基本启示

传播学者为提高传播能力提出了多达几十种的传播理论，对展示设计的传播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这里列举两例作为启示。

1、以人为本的理论。它以受众为中心，最大特点是把能否满足受众的需求作为衡量传播效果的重要标准。根据这一理论，展示设计的发展演变，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外，更要研究和分析观众的需求，以吸引和满足公众。过去，展示设计强调“以物为本”、“让物说话”。现在则强调“以人为本”。

2、网络传播的优势。在传播学理论上，展示设计是以人为对象、借用各种媒介表达传播者意图的空间传播形式。新媒介技术的发展，选用的媒介更多、更广、更复杂。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网络传播的出现使网络空间成为新型的公共领域，互联网形成了比过去任何一个传统公共领域都庞大的“虚拟空间”。在传播形式上网络传播更具广度和深度：其一，开放性。网络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使大众自由地参与到公共空间中来。其二，多元化。网络是一种全新的非线性传播模式，网络的信息传播方式分散了媒介的话语霸权，使话语表达呈现多元化特征。其三，交互性。网络传播方式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介的传受关系，模糊了传受之间的界限，真正实现了参与者的信息交流，成为真正意义上提供自由展示交流平台。借鉴网络传播的优势，作为个人和社会的展示传播平台，人人都能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展示自己、自由地发表观点、进行平等对话。这种对话改变了传统的展示传播方式，使多元化的展示传播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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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博；传播变革；接力传播；势能传播

在每天更新的代表微博内容关注度的新浪微博“每日转发榜”上，经常会出现由“草根”在24小时之内发表的微博。代表这些草根微博日常受关注度的“粉丝”数量，少则几十、多不过数千，但他们的上榜微博的转发量却能过万，这意味着至少被几十万人浏览过。这些微博的内容未必具有“重大价值”，比如一张关于农民工的感人图片、自己在高考中遭遇的不幸等。在这条上榜微博之后，他们的微博又会重归平静。相较于“粉丝”数动辄以百万计的“名人”来说，草根平常并不受大众关注，但他们却能因为所发表的某条微博促动了微博博主们的心弦，而骤得大量关注。?譹?訛

这是现在微博的常态，对于早已经习惯了互联网生活的人来说，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我关注我所在乎的，无论是它来自哪里。但是，如果考察一下传播的演进史，我们会发现，微博，以其特有的设置，让草根的信息能够迅速被大众所关注这一状况的频繁发生，其实意味着一场深刻的传播变革。

一、 草根实现大众传播的新方式

在微博兴盛之前，博客已经普及。博客已经赋予了草根阶层进行“大众传播”的平台，每天的新浪博客首页上也有不少由草根撰写的博客受到关注。我们为何认为微博是具有传播变革意义的？它的变革意义难道只在那些流传的草根文本由几百字的“博客”变成了几十字的“微博客”？显然不是。比较草根博客和草根微博抵达大众的传播过程，我们便可以发现其中发生的变革。

在现在的博客格局当中，受关注程度最高的仍然是名人的博客。另外，在经过长时间积累之后，一些更新频繁、持续提供大众关注的内容的博主，成为博客名人（赢得大量日常关注其动态的受众群），这些博客也得以形成具有广泛受众群的自媒体。但是，绝大部分草根，并没有能力经营出这样一种博客，让大众自发地去浏览其日常的动态，他们只可能偶尔创造出一条具有冲击力的博客，但这条博客，被在平常无人关注的草根博客中，也无法让更多的人看到。

但每天都有一些平常不受人关注的草根博客，赢得了大众的关注。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经过博客网站的推荐——在首页上置顶，甚至将其博客文章的标题改变成更吸引眼球的标题的方式加以推荐，从而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譺?訛实际上，在为草根设置的“锐博客”板块中，新浪网就一直致力于“从众多的博文线索中找出最能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博客文章。?譻?訛所以，博客给予了草根阶层将其所传递的信息通往大众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必须经由原先就掌握大众传播力量的专业媒体的中介。这与草根通过接受采访的方式，将自己的声音通过专业媒体传递给大众，在传播过程上是类似的（图1）。

微博在很多方面都和博客的格局十分相似。微博 “粉丝”数巨大的仍然是社会名人及经过时间积累形成的微博名人。同样，每天也会有些草根微博赢得普遍关注，但这些草根微博实现其“大众传播”的过程与草根博客不同，并不需要经过专业媒体机构的推荐和引用，它是通过大量草根微博主的接力转发完成的。一个理想化的草根微博传播过程是这样的：一个拥有100个“粉丝”的微博博主撰写的某条微博，引发了浏览者转发的意愿，促使这条微博在大量拥有100个粉丝的草根微博中接力传递，如果转发1000次，不考虑其中的交集，理论上便有10万人可以看到这一条微博。假设这条微博的平均转发率是10％（即100个粉丝中有10个人转发），那么，理论上，转发到第3轮，就可以实现转发1000次（10的3次方）（图2）。

草根博客并没有直接赢得大众的关注，它是通过本身就获得大众关注的媒体的放大作用而赢得大众关注的。因此可以说，是媒体选择了某个草根博客作为它的内容，向大众传播，只不过，草根博客的作者拥有这个内容的“署名权”而已。我们可以将这种传播方式称为“势能传播”，即媒体利用自己业已拥有的向大众传递信息的“一对多”的“势能”，完成了特定讯息抵达大众的过程。

而草根微博抵达大众的过程，却可以不借助这种势能。草根微博是利用这种几何级增长的接力传播方式完成了它抵达大众的传播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力传播”。这是一种没有专业媒体把关，直接由多个草根共同推动，从而抵达大众的传播模式。正是由于是这样的方式促成了接力传播的发生，所以接力传播避开了专业媒体的把关过程。在博客的格局中，人们是通过博客网站设定的网站首页和各板块首页这个“中枢”来接触特定草根的信息的，而在微博的格局，人们并不经由微博网站的“中枢”，而是根据自己建立的“关注网”来实现与其他草根信息的互通。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大众传播新方式。

二、接力传播的形成：关注与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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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定位 大众传媒 分众 文化观念 文化霸权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广义的文化一般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的总和。此外，我们还从人们主要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出发，区分出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形式，这里的文化则主要是指人们的文化观念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导形式。这里所涉及的文化观念的研究，即是不同与政治体系或经济形式的一种精神或心理现象。所以，研究方向则主要集中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对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观念形态发生影响和改变，反之，由于受众的意识观念形态的变化所引起的新的需求又如何促进大众媒介自身的改变和提高。

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是文化和认识观念的发展进步，中国要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同样，西部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水平，观念的现代化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现代化。因此，对于西部贫困地区的大众传播与文化观念的关系的研究，其核心在于大众传播如何促进人的观念的现代化的问题。以此为出发点，再系统地考察目前西部贫困地区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人的观念的现代化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就大众传媒和文化观念的发展的有关理论看，如英格尔斯、施拉姆、罗杰斯等人，他们都从宏观上认识到了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对于具体的实践操作性比较强的方法，却较少论及。就这些问题，学者们针对自己的研究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针对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发展的现状，要借助于大众传播以促进文化观念的发展，“文化定位”是非常重要而具体的思路。

严格意义上讲，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作为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的文化，它包含了特定社会的信仰结构、价值规范（习俗、道德、法律等）、行为方式乃至于像衣、食、住、行等这样的具体生活方式，它是在不同个体的基础之上综合概括起来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关于文化的著名概念，他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曾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可见，广义的文化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的特征。当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已成为社会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文化传播的范围不断扩大，传播速度也不断提高，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尤为重要的是，进入20世纪中叶，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普及，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也应运而生。在西方学者看来，大众文化主要指的是受商业利益驱动而出现的文化产品，主要是指大众传播产业的典型产品，如电影、电视、广播、广告、音像出版物和流行纸质出版物等。西方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现象，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批判和剖析。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所导致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而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的问题首先是在全球化的概念中提出来的。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在他看来，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信息可以突破时空地传遍全球，世界变成一个村落，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这个村庄的一部分。在20世纪后期，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已成为现实，而此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所谓的信息霸权和文化霸权的问题。这一问题表现为，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的大众文化传播严重影响着不发达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使其受到强烈冲击，而逐步沦为弱势文化。在地区范围内，发达地区或城市文化也严重影响着不发达地区和乡村地区的文化传统，使其逐渐弱化或消亡。

作为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发展上，也正面临着上述现实，也就是说，其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就决定了甘肃在文化传播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和盲目的迷失状态。通过调查，从甘肃受众对大众媒介的总评价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的现状与人们迫切的对媒介文化的需求很不相适应。因此，“文化定位”概念的提出，对于改变这种大众传播的劣势状态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事实上，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差异化是并生而同在的。全球化导致的文化霸权，首先表现为一种统一性，表现为文化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大众文化首先表现出大众性的特征。但是，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多元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异性，随着人们对大众传播的多元化的要求，出现了传播学中所说的“分众化”或“窄播化”传播，也就是针对不同受众的特点选择相应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使大众传播所承载的价值多元化。因此，所谓“文化定位”，正是基于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性特征，选择有效的具有各自特点的大众传播，从而满足社会大众不同层面和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那么，处于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中，文化定位则显得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至今，在发达地区的步步紧逼下，不但和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基于此，在对受众的认识和理解上，应该由“大众”概念向“分众”概念转变，由“全面覆盖”向“文化定位”转变。应该充分注意到城乡差别、收入差别、职业差别、文化程度差别等等，用市场差异化的眼光来考察媒介受众。具体而言，大众媒介不能再无差别地向所有大众传播信息，而是立足于市场化，通过调查寻找自己的消费者和目标市场，确定不同类别的受众群体。同时有针对性地对其传播信息，从而形成特定的“核心受众”，进而形成特征比较突出的文化定位。

例如，就报纸而言，从读报种类看，甘肃受众基本以阅读当地的省报《甘肃日报》和本地都市类晚报为主，省会城市兰州市的读报种类为当地的《晚报》类都市报，而地市、县则以《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等党报类为主。具体为，兰州市：《兰州晨报》、《兰州晚报》、《鑫报》；天水市：《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天水日报》；定西地区：《甘肃日报》、《电视报》、《兰州晨报》。那么，我们从中可见，省会城市除了晚报类、地县除了党报外，阅读种类可以说非常单一。而且调查显示，这些报纸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什么受众群体定位。城市的几种晚报，新闻重复，风格雷同，内容互相模仿、抄袭，没有自身的文化定位和消费群定位。地县报纸完全以中央和省级党报为主，没有成气候的本地报纸，而且现有的也把农村受众排除在外。因此，甘肃受众在大众传播面前，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他们各自的文化价值观无法体现，他们真正的文化需求也根本无从实现。这种缺乏文化定位的传播现实，单向度的传播形式，导致了甘肃受众在接受文化传播中的一种心理劣势，使得自己处于被动和缺乏自信心的状态之下。同样，电视也表现出这样的特征。

因此，要打破贫困地区大众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从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对市场和受众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大众文化定位，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继承，现代文化观念不断确立，从而形成有特色的大众文化和地域文化，推动贫困地区的文化以及媒介发展。

参考文献

[1]《原始文化》泰勒著（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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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动画；跨文化；青少年；影响；

中图分类号：G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098-03

任何形式的传播方式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具有影响力的，在物质文明的高度先进成为不争事实的前提下，精神文明早已逐渐占据人们需求的首位。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各种技术的完善，人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渠道越发迅速和方便。这不得不说大众传播媒介为社会的各个群体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让信息和文化的传递成为时代的主题。在社会的各个群体中，青少年无疑是被每个时代最为关注的重点群体。他们的心理发展和精神成长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也显现出各个时代的典型特征。现如今大众传播媒介丰富化、透明化，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或多或少的都影响着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而对于青少年而言，自动画产生以来它几乎就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言，随着传媒技术的提高、人们对传播媒介的认识深入，动画的形式也随之丰富起来。现如今，时代给予的多元化会赋予动画在青少年心里多少印记和记忆，又会对青少年有着怎样的影响呢？相信无论时代如何改变，跨文化如何繁复，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一直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一、青少年面对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心理特征

大众传播媒介一直以来在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可以说这成为它最为基本的属性。那么深入来看大众传播媒介的属性不难发现，它在社会道德的引导、监督、宣传中表现出很强的德育作用，而这对全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就青少年面对大众传播媒介而言，这一属性就显的更为重要。大众传播媒介承载的信息多样化，而在这当中筛选信息内容，选择性的接受信息对于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来讲无疑具有模糊性。

其一，青少年在面对大众传播媒介时有很强的猎奇心理。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来看，这一时期正是价值观、人生观、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形成的重要时期，加之自身带有对一切新鲜事物的强烈好奇心，使得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的信息成为满足青少年精神需求的重要方式。在青少年时期，出于认识能力的开始强化和对未知事物的了解兴趣，以及想要获得独立和走向社会的急切愿望，这都促使他们想要了解自我、他人、社会和整个世界，而书本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青少年的求知欲望，大众传播媒介便因为信息量大这一特点吸引青少年通过这一渠道来了解更多他们想要了解的事物。

其二，青少年这一时期面对大众传播媒介社会认知心理的改变也是很典型的特征。这一时期他们渴望独立性和社会性的发展，不仅仅对大众媒介有强烈的需求，重点在信息的内容选择上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取向和现实取向，他们不再喜欢童话和媒体信息的娱乐性，而渴望具有欣赏价值、学习价值等内容的信息源。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突出的心理变化即自我意识和自我中心意识的增强，他们面对媒介有了自己的判断，这种独立性我们应该大大支持。

从上面的两个典型心理特征不难看出，青少年处于未成熟和成熟的中间过度时期，应当肯定他们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积极认识和对未知的渴望，这对他们获取知识丰富自己有很大的帮助。但不得不结合青少年还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和成熟的心理特征，也必须有效地对大众传播的信息内容给予适当的选择，发挥大众传播的正确引导作用。

二、动画的跨文化传播对青少年产生的影响

动画自产生以来，发展及所产生的影响就一直备受关注。随着跨文化传播的热潮，动画片及动画电影也被积极引进中国，开阔动画市场和空间，也为中国的动画在发展中学习提供经验。就动画而言，日本和美国产出的动画影片占据着全球动画的大部分市场，在这里想要就它们跨文化到中国的传播对青少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中国动画对青少年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做一个分析。

就日本而言，在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已经逐渐发展为动漫大国。在1963年，《铁臂阿童木》作为日本首部动画电视剧在国内一经播出立刻一炮走红。此后被四十多个国家购买和转播，中国也在80年代引进播出。这部动画片可以堪称为日本动画出口的先驱之作。从这之后，日本动画产业界有了明确的出口意识，并且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动画片市场运作模式，如提高动画质量，画面讲究，内容充实且有鲜明的娱乐性，不仅仅针对青少年，而把受众群扩大到成年人。还有通过制作技术来降低成本，采取一些低价销售策略等。而日本政府也在动画成功的出口中看到了动画产业的经济文化意义，意识到这种“无烟产业”为宣传日本的民族文化打开了一扇光明之窗。在这一时期及其之后的发展中，日本很快就成为世界影视动画领域最重要的内容提供国。以至日本的贸易策略想要从经济大国转变为文化输出大国。中国在20世纪80、90年代引进了像《聪明的一休》、《花仙子》、《机器猫》、《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等动画片，成为80后那一时代青少年的共同记忆。它们在中国的成功传播，使得青少年对于传统意义的动画产生了新的认识，而且对动画角色的理解和喜爱迎合了青少年接触大众传播媒介最基本的心理特征。这些动画片选材大都反映现实，通过现实的角度、轻松的方法阐述原本复杂的道理，这对于青少年面对大众传播这一认识世界的方式有了准确并积极的定位。《聪明的一休》所表现出一休的智慧，让中国的青少年感受到一种不同于中国式的寓教于乐；小丸子可爱天真，头脑简单经常惹出不少笑话，虽然选题低幼，但因为角色的生动易于被青少年接受，并且引来了无数成年人被这样回归童真的角色和故事吸引。这些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在于对动画的兴趣不再局限于看看热闹，而是在动画中不知不觉地成长，从故事中明白现实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时至今日，日本的动画片依然乐于被中国的青少年所接受。说到日本的动画电影，从2002年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一举夺得第52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及2003年奥斯卡动画片奖开始，动画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开始变的深刻。这种不同于动画片的形式，更像是青少年的“大片时代”，用更加具有思考性的情节从电影中启发青少年自己思考，引导青少年具有正确的价值观。随着现代传播环境的复杂，现代传播方式的多样，青少年在“成人化”的传媒领域中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兴趣。日本动画电影给中国青少年带来的是“精神的水源”，在淡化讲道理的同时让青少年自己去发现道理。这对于青少年的积极影响应当继续宣扬下去。

就美国而言，与日本最初影响巨大的动画片不同，美国首先是以动画电影闻名世界的。直至今日，美国的动画电影依然拥有不可取代的世界地位。而美国动画电影无论处在哪个时代，这些作品都利用动画语言和音乐的无国界及跨年龄，选取广泛的题材，发挥丰富的想象力采用动物等拟人手法通过诱人但不复杂的情节、漂亮的画面、可爱的动画形象，尤其是散发的人性之美来打动观众，不仅符合青少年的审美心理，对他们产生正确引导作用，而且吸引着无数“大朋友”着迷。提及美国的动画电影就不得不说迪斯尼，多年来，迪斯尼一直以青少年为主要受众，以童话为底色，宣扬正直、勇敢、关爱等价值观念。它创作出许多青少年心中永远不变的卡通人物情结。在中国青少年心目中，如像日本动画片中的机器猫、阿童木等形象深入人心一样，美国动画电影中的米老鼠、唐老鸭、汤姆猫、杰瑞鼠等形象同样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心里的“明星”。不仅在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到现在这样的玩偶一样深得青少年的喜爱和追捧，主题公园成为实现与动画电影明星亲密接触的愿望。它们不仅给青少年带来轻松和新鲜，而且引导青少年从快乐中领悟正义和邪恶、正确与错误等枯燥的道理。时至今日，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青少年的童年时光被丰富的媒介充斥，缺少了越来越多的机会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和自我表达，为了寻求心中最初的梦想和纯真，不得不依赖大众传播，动画电影就成了青少年真正依赖的伙伴。他们渴望从动画中找寻青少年时期跟自己一样的影子，产生共鸣，暗示自己也是动画电影里勇敢角色的代言人。如现在创作的《怪物史莱克》、《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等依然为现在的青少年提供一个幻想的空间和学习的榜样，而青少年随着更多的方式接触世界，依然会对动画电影的形象情有独钟。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也着迷动画电影的人物和故事，这大概是他们强烈的想要唤起内心依然童真的记忆最有效的方式。

就中国而言，动画的发展也曾一度辉煌，但基本处于平缓。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出现了像《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优秀动画片，深受国内外欢迎。《大闹天宫》自问世以来因为整部作品形象富有个性、造型奇特、情节扣人心弦等特色成为了国产动画电影的一面旗帜，凸显出这时期的辉煌与动画电影的创作者从中国文学和传统艺术中吸取养分来赋予影片深刻的民族性和艺术性分不开。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人才的断层和日美动画的冲击，中国动画电影风光不再。时隔数年，中国动画电影推出了沉默之后的崭新尝试《宝莲灯》，也看到了振兴中国动画的呼声变为现实的勇敢迈进。或许最终收益并不起眼，但它大胆的借鉴了国内外优秀动画电影的宝贵经验，还充分注意到当下观众新的审美需求，并努力探索应对方略，虽不尽如人意，但求新的意识值得肯定。当下的中国青少年对于这类题材的动画电影的故事版本已经太过于熟悉，因此对于老故事新拍并没有太大兴趣，对青少年的影响还是把童年时代的经典看作是连动画电影都不可逾越的经典。近年出现了“喜羊羊与灰太狼”，一度被成功的宣传策略推到中国动画电影新气象的浪尖。而真正剖析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不难看出，它适合的受众大多数还是偏向儿童，因为内容太过于幼稚，表达的道理过于浅显，很难引起青少年的兴趣。总的来说，中国动画片也好，动画电影也好，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即它是一个时代青少年心目中的经典，在现当代的青少年心中，在跨文化冲击的视野下，满足他们心里审美需求的、能够产生共鸣的动画电影才是经典。

总的来说，动画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可谓意义深远。一方面，对于动画电影创作本身应当更加丰富化，创作者应当摒弃“成人化”的束缚，设身处地的为青少年心理需求着想，从故事的选材、动画人物的塑造、场景的设计、需要阐述的道理如何表达等等方面迎合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特点，正确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这些优质的动画电影一定会让青少年认识到如何做人，认识到世界的美好与险恶，认识到成长的目标等有意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另一方面，无论日本、美国的动画电影，或者中国的动画电影，还有一些借助动画电影等大众传播方式误导青少年的作品出现。其内容缺乏知识性，甚至有不利于青少年成长健康的内容被广泛传播。跨文化传播固然打开了国际间的交流视野，但应当在跨文化的有利背景下传播有利于青少年发展的动画作品。由于青少年还处在各方面判断力不够成熟的阶段，这就需要动画电影的创作以及大众媒介的任何传播方式帮助青少年“筛选”利于他们成长的传播内容。青少年是充满希望的一代，他们对于动画电影的依赖就是一种精神需要，而动画电影对他们的影响也超乎大众的想象。

三、结 语

动画电影伴随着每一代青少年成长，而它自身也在不断的成长中。丰富的故事内容、画面的美感、场景的真实、人物形象的典型等等都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完善。我们应当看到跨文化传播带来的积极作用，即为全世界的青少年看到优秀的动画作品提供平台，也为动画创作者提供学习经验的平台。青少年需要大众传播媒介为纽带去认识世界，他们的猎奇心理和渴望社会认知心理需要大众传播媒介去帮助充实和肯定，我们应当知道青少年想要什么、了解什么，那么就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让大家喜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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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唐小茹.从日美风格看中国动画的出路[J].中国电视,2004(10).

篇10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西方传播学与信息观念的引入，我国新闻界开始从最基础的概念来修正、重构新时期的理论体系。概念准确是科学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作为最基本的逻辑起点的概念混乱，必然导致理论上的混乱。①因此，本文欲从新闻定义的研究范畴开始，通过对新闻本体的探究，借鉴并分析学者给新闻下过的定义，试图给新闻一个较为完善的定义。

定义的范畴

新闻定义综述。新闻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有170种。国外更有学者声称有300多种，可谓众说纷纭。根据学者对新闻定义的研究，可以把目前的新闻定义整理为四大类。

一是“事实说”。如徐宝璜1919年在《新闻学》一书中称：“新闻者，乃多数阅读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

二是“报道说”。如1943年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提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三是“传播说”。如王中1981年在《论新闻》一文中指出：“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布）。”

四是“信息说”。如宁树藩1984年在《论新闻的特性》一文中写道：“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信息。”

四类定义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新闻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新闻学理论界虽然表现出空前的繁荣，但是对于新闻的定义这一基本概念的研究范畴尚未有明确的界定，多数学者大多从新闻的属性和新闻实践的具体要求出发，研究新闻的应有之义，却忽略了研究的范畴。

范畴（category），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②各门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范畴体系，新闻学理应有自己的研究范畴。

大众传播――默认的研究范畴。目前新闻学理论界所说的“新闻”，通常指的是在大众传媒环境下的新闻，研究的范畴主要是指大众传媒条件下的新闻实践，新闻指的是大众传播渠道中传递的事实或信息。也就是说，只有进入大众传播媒介渠道的新闻，才是新闻事业所要研究的对象。在现代新闻实践过程中，传播者是播音员、报刊发行人、电视主持人等，传播渠道是大众传播媒介，包括四大传统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被称为第五媒体的网络，接收者是有普遍意义的“大众”，而新闻，是传播者通过大众媒介向“大众”传递的特殊信息。新闻的定义在这里是产生于新闻事业的实践中的，事实经传播者进入大众传播渠道，通过媒介进行报道被受众获知后，新闻就形成了。新闻是按照如下过程形成的：事实发生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③因此，“报道说”默认了这样的研究范畴：在大众传播的范畴之下研究新闻的定义，只有经过大众媒体报道了的才是新闻，但是这个定义范畴失之偏窄。

研究范畴是传播，而非大众传播――新闻本质属性的要求。现实生活中，新闻无处不在，它不仅存在于大众媒介上，而且广泛存在于人际交往和各种社会关系中。能被称为“新闻”的事实信息应该具有新闻属性，比如重要性、显著性、时效性、趣味性等。我们把这些属性称为“新闻性”。没有新闻性，事实将永远是事实，不会成为新闻，更不会成为报道。

“报道说”认为，变动产生新闻，但是并非所有的变动都能成为新闻，只有媒体报道了的才是新闻。刘建明教授在《当代新闻理论》中说：报道与否不能决定事实是不是新闻。问题在于：是先有报道还是先有新闻？“报道说”认为新闻是后于报道的，只有报道了，新闻才随之产生，不被报道的事实信息是不会成为新闻的。笔者认为，是先有新闻，然后才有报道。

客观世界存在各种各样的“事实”，其中的一些事实千变万化、不同寻常，处在变动中，具有新闻的属性，我们称之为“新闻”，在这些“新闻”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被选择用于“报道”中。由此观之，新闻产生于事实中，报道是大众传媒对新闻的选择性传播。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说法，缩小了新闻定义的外延和研究范畴，时间上也颠倒了新闻和报道的出现顺序，因此是不尽合理的。

因此，只有厘清研究的范畴，才能给新闻以一个更完善的定义。而这个范畴，恰恰是传播，而非大众传播。这种传播，可以是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甚至可以是人的自我（内向）传播。新闻在人与人之间的流动、传播是容易理解的。对于单个人来说，新闻的自我传播就是个体对“什么是新闻”、“这则新闻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新闻价值”的一种判断。

新闻的本体――信息

20世纪40年代“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创立和广泛应用，对我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是物质运动规律的总和。从哲学的角度说，信息是事物运动的存在或表达形式，是一切物质的普遍属性，实际上包括了一切物质运动的表征。传播学研究的信息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够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它是人的精神创造物。④新闻产生于事实之中，但不等同于事实，新闻的本体应该是信息而不是事实。

事实与信息的区别。信息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就新闻而言，就是对各种事物的变化和特征的最新反映。新闻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人们对物质现象的反映，是对事实的加工，不等同于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这种“加工”，可以是媒体的采、编、播、报；也可以是个体对于新闻的价值判断，通过自我的内向传播来实现。

事实与信息的区别在于：事实是从本体论，即“有”或“无”的角度提出问题，强调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实际过程，是一种客观存在，要求主体的认识与它完全符合。信息的概念则从认识论，特别是从人的实践的角度提出问题，指的是能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的东西，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新闻与信息的联系与区别。新闻既不是报道，也不是事实，它是一种信息，一种关于客观世界最新变动的信息。信息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以及人类对它的认知或表述。⑤客观世界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着变化，当这种变化被人类感知、认识，进入了人类的认知系统，便转化为人类主观世界的认知信息，人类就会对它进行综合、加工、储存或传播。⑥新闻与信息的联系在于，它是万千世界诸多信息中的一种。它来自客观事实，但不是客观事实本身，而是对客观事实的感知、认识和反映。

新闻与信息又是有区别的。什么样的信息才能成为新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供给与需求同样庞大。与此对应的是越来越个性化、多样化的信息服务，比如广告信息、生活服务信息等。新闻则更偏重于在某一范围内尽可能地影响更多的受众，满足受众普遍的认同需求，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因此，新闻是一种时效性较强的、提供给普通受众群体的一种特殊的信息。

新闻――一种有新闻价值的信息。什么是新闻价值？首先，价值是一种能够给人或社会带来积极意义的东西。刘建明先生认为，所谓新闻价值，是指受众接受新闻活动中满足其需要所表现出的效用。⑦新闻价值是客观的，它是新闻信息中固有的属性，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和承认，它都客观地存在并发生着作用。另一方面，新闻价值又是主观的。它必须经过受众的检验才能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新闻价值只有在新闻到达受众后才能实现。因此，新闻价值是一种新闻本身固有的能够给受众带来积极意义的特性。

如何正确定义新闻

定义有不同的方式，如词法定义、情境定义、内涵定义、外延定义、实质定义等。通常使用的定义公式是：被定义概念＝属＋种差，即把某一概念包含在它的“属”概念中，并揭示它与同一个属概念下的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即“种差”。按照“属＋种差”的定义公式，笔者的新闻定义是：新闻是新近发生变动并对主体有意义的信息。新闻的属概念是“信息”；在“信息”这一属概念下，“新闻”和其他信息的差别是“新近发生变动并对主体有意义”。新闻的本体是信息前文已做了详细分析，这里要说明的是“新”是新闻的最鲜明特征，新闻失去了“新”，便难以成为新闻而将成为“旧闻”，其次，对主体的意义表明了新闻的价值。新闻总是被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需要，才能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注释：

①④⑥姚福申主编：《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评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杨鑫辉：《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③刘九洲：《新闻理论基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百度百科，“信息”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1527．html?wtp＝tt。

⑦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