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行政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事行政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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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人事行政制度发展历程简要回顾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事行政管理制度已经很难满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国开始了改革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我国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并进行试点。1993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2005年《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进入了更为完善的阶段。可以说，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立，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要求，为政府管理提供了专业必备的人力资源，对于健全机关干部人事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我国公务员制度是在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加之自身体系不尽完善，现行的公务员制度在考录、激励、监督以及进出机制等方面还有诸多缺失。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政府职能逐渐转型，新公共管理理论背景下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开发与管理的模式逐渐影响并改变着现今的人事管理制度，单一的公务员制度不足以满足各地各级政府在法律、金融、规划、信息等专业领域内对人才的结构性需求，也不能完全解决诸如地区性人才缺乏和流失的问题。因此，在谋求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稳定的同时，建立灵活而完善的用人机制，以满足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不同特点的人才需求，弥补人事行政制度缺乏弹性、新陈代谢不畅等现实问题，成为各级政府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创新追求的目标。

二、国内人事行政制度创新的类型分析

近年，我国相继出现了不同于传统行政体制下的新型用人机制，有的已经在多个省市实行多年，成败各异，如一直受到各界热议的雇员制；有的已经上升到制度层面，以法律形式得以确定，如《公务员法》做出规定的聘任制；有的初露端倪，各地发展水平不一，如行政事业单位某些特定工作职位的外包制；还有只限于某个省市的尝试，但逐渐被其他地方借鉴效仿的人才储备制等。这些各具特色的用人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都在一定的层面和角度弥补了公务员制度的不足，被认为是对现行人事行政管理制度的突破。当然，这些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执行困境，需要进一步完善理论研究，并进行实践探索。笔者对这些制度逐一解析，探讨引发问题的原因，寻找适合的发展思路，以期推进我国政府人事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变革。

（一）雇员制

政府雇员制始于西方，典型代表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有20%的政府岗位上是临时政府雇员。在我国的实践中，吉林省把政府雇员制作为现行公务员制度的一项应急补充制度，主要是在现有公务员难以完成的一些专业性很强的任务或项目上雇用高级专业人才。珠海实行雇员制度，是为了突破僵化的工资福利政策，改变党政机关在与企业进行人才争夺战中的劣势地位。深圳推行雇员制度的目的是创新人事管理机制，提高政府运作效能和控制行政运作成本。虽然各个省市实行雇员制的目的不同，但具有一些共性特点，如雇员一般都是专门技术人才；采用合同契约制；一般没有编制，即使有编制也是占编不入编；一般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实行较高的薪金待遇。对于雇员制的实行，人们褒贬不一。支持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灵活的用人机制，引入了市场化、契约化的概念和做法，形成了激励竞争的工作氛围和环境，解决了人员能进不能出、终身制和不能合理流动等问题，能更好地提高公共服务效能。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现在有的地方借用事业编制招聘政府雇员干活，实行雇员制，其实是变相增加人员，这就以一种新的、隐性的方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膨胀，有可能是“闲着媳妇请保姆”（毛寿龙，2008）。还有学者表示，公务员只要不出大错就不会被解职，端着“泥饭碗”的政府雇员干得再好，也不会对端“铁饭碗”的政府公务员形成威胁，预期的“鲇鱼效应”根本无从谈起。

（二）聘任制

职位聘任是机关与所聘公务员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聘任合同，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任职方式。聘任制已在我国正式施行，但时间较短。在聘任制施行的过程中，它的正负效应也在不断地被探讨着。有人认为，公务员聘任制的出现，是对我国“官本位”意识的冲刷与弱化。实行聘任制有利于健全用人机制，增强公务员制度的生机与活力，满足机关吸引和使用多样化人才的需求，提高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但是，聘任制人员在工作过程中无职无权，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没有完善的保障机制，有严重的后顾之忧，影响其积极性的发挥。同时，这种制度的应用范围有限，在基层政府和事业单位难以推广，加之聘任工作时间有限，可能会导致短期行为。

（三）外包制

外包本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但这里的外包是指政府部门出资将原本设立在政府人事体制中的某些职位，如某些技术含量不是很高的或是日常性事务的工作通过政府采购或其他市场化、契约化的方式交给政府以外的个人或企业负责的一种制度。各地的做法尽管各有不同，但也有其共同的特点。第一，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由财政支付费用，获得企业或个人的服务；第二，只针对一些后勤保障、维护服务等工勤岗位，不涉及行政审批、财会、及行政执法等岗位；第三，岗位人员享受劳动合同规定的相关权益，但没有正式编制，不属于体制内人员。将政府某些工作外包，以使政府获得更高效便利的服务，符合当今政府管理方式和职能转变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政府机构的精简。但是，这种不是“招进来”而是“推出去”的工作运行方式，目前只在少数地方政府实行。当前，很多地区和单位的工勤岗位还有着对应的工勤编制，有的地区即使对编制进行了分类管理，但依然保留了工勤编制，只不过与行政或事业编制有所区别。清退人员并撤销相应的编制，在推行过程中需要克服相当大的阻力。

（四）人才储备制

2003年，内蒙古在全国率先提出并试点实施了面向基层、面向企业的新型人才储备制。内蒙古实行的人才储备制主要是指通过一定的组织行为、政策引导和市场配置手段，有目的地把事业急需的高素质人才聚集到发展的第一线，在使用中培养高层次后备人才。始于内蒙古的人才储备制，着眼点是宏观的人才资源的地区配置，目的是根据地区特点引入本地区需要的人才，有效防范人才流失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公务员体制的束缚，开辟了新的用人渠道和方式。但是，它并不是从改革原有人事行政制度的角度出发，而是应对基层机关事业单位超编，大量低学历、非专业的技术人员占据行政事业编制，无法补充急需的人才，而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需要。在无编制的情况下招录新人员，易造成庞大的编外人员，增加财政负担，引起机构的臃肿。另外，这种人才制度由于招录方式的原因，可能出现人员专业与招录职位不符的情况，影响人才的工作积极性。

三、四种人事行政制度创新的比较与展望

以上四种人事制度的创新举措，目的都是打破人才需求上的瓶颈，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事业单位用人中的弊端，或者说这些制度实行时日尚短，还有待完善。

（一）雇员制实际作用有限，发展前景不容乐观目前雇员制似乎已归于沉寂。许多地方已经不再实行雇员制，《珠海市政府雇员试行办法》也已于2008年5月27日废止。雇员制实行之初，以其经济适用性、进出机制的灵活性等正面效应获得普遍认同，但在实行过程中，却是“鲇鱼效应”难得，“体制效应”易生。首先，雇用人员的原因不是因为绝对缺人，而是某些公务员无法胜任工作。在无法精简人员的情况下，还要付高薪给雇员，反倒增加了政府资源消耗，提高了行政成本。其次，雇员虽然和公务员在同一个屋檐下，但他们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不仅不会造成“鲇鱼效应”，反倒会引起公务员的消极怠工情绪。再次，雇员一般都有明确的任期，既缺乏明确的晋升路径，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发展前景，可以说充满后顾之忧。因此，应从政府雇员的聘用、考核、晋升等环节入手，建立科学的标准和程序。

（二）聘任制存在发展困境，有待进一步完善聘任制是对雇员制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现行公务员制度的有益补充。聘任制似乎已将聘用人员纳入公务员体制之中，在身份和薪酬方面弥补了雇员制的不足，但依然在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方面存在难解的困境，使得“围城效应”凸显，即聘任制公务员都想转变为没有任期限制、具有行政权力的公务员。公务员聘任制在制度方面存在硬伤，规模偏小，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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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人制度；不足；反思

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司法实践来看，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是新的庭审方式在推行中罪突出、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经过调查，全国三大诉讼法中90%的案件证人是不出庭的，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实际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在全部提供证言、鉴定结论的证人、鉴定人中所占的比例一般不超过10%。即使在一些诉讼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证人、鉴定人出庭的比例也不高，有的甚至低于5%。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资料显示，在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大约有70%的人不同程度遭到打击报复或者变相打击报复。以笔者所在的检察院参与的案件有证人证言，而其中出庭作证的证人比例低于1%，且出庭作证的证人均有辩方申请出庭作证，检方未申请一名证人出庭。

以上这些数据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庭作证或证人出庭率极低的现状，照此下去，法庭如何辨别证言的真伪？过度信赖法庭上证言笔录的宣读使得庭审质证作用难以发挥，严重损害了交叉询问规则的合理运行，庭审流于形式化，刑事诉讼程序乃至结果正义受到质疑。这一令人担忧的现象是与我国证人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完善及对证人保护相关机制缺失相联系的。

一、新刑诉法中证人保护制度的漏洞和不足

新刑诉法根据我国当前证人作证难、出庭难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对证人作证制度作出完善的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一大进步。但是，新刑诉法在证人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着规定过于笼统、简单，不便于实际操作，还需进一步细化等问题。

第一，保护具体职责及分工不明确。虽保护主体限制为公检法三家，但究竟应由哪一个机关接受保护申请，哪一个机关具体实施保护措施，各机关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承担何职责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这种职责分工上的含混不清，使证人的安全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第二，保护程序不够详细。保护程序该如何启动，何时启动，何时结束，如何确定采取何种保护措施等均无详细规定，这必会造成执行操作中的不统一的尴尬。

第三，保护责任规定不够具体。只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应当给予的直接补助，未对证人因作证而受到人身伤害、财产损害或精神损害等是否应当得到补助及由何机关补助进行规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证人后顾之忧。

二、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剖析

（一）证人保护制度不健全

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散见于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如《刑法》第307条、第308条，《刑讼法》第61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等，以上法律虽然从实体和程序上都做了关于保护证人的规定，但都是事后处罚性的规定，也就是说证人只有在实际已受到打击报复后法律才会介入。这种事后处罚性保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证人保护制度。

（二）证人出庭作证补偿制度缺失

我国没有相应的证人出庭补偿制度也是造成证人出庭率低的重要原因。证人出庭作证必然会花费额外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种出庭成本如果得不到有效补偿，势必会影响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三）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明确

强制作证原则，是国际上普遍认可和实行的刑事诉讼原则。虽然我国刑诉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负有作证的义务，但并未明确证人应当以出庭的方式作证以及证人不出庭应负的责任。而刑诉法第59条规定证人证言需要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第190条却又允许未到庭的证人以当庭宣读证人证言的方式进行质证，这种前后矛盾的规定，使法官常以诉讼效率的考量，造成庭审中以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成为常态。

三、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建议

两大法系都有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其完整的体系、精细的立法技术值得我国相关立法学习和借鉴。笔者以国内外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主要制度为线索进行考察，汲取国外立法的精华，期望为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尽绵薄之力。

（一）建议创设保护责任追究制度

美国法律规定“联邦总检察长应当为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有关有组织犯罪或其他暴力犯罪的司法程序中的证人或潜在的证人提供保护。”可见在证人的保护上，美国法律明确了证人保护职权和责任主体为检察长，保护范围包括证人、证人的近亲属和与证人有密切联系的人，保护的内容包括人身、财产、福利及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的调整。

笔者认为，《新刑诉法》规定的保护主体限定在“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保护内容限定于“人身安全”范围明显偏窄，保护责任机构也过于笼统。应当参照国外立法例，明确规定保护证人的职责主体，避免产生公、检、法三机关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另外，应把保护的内容规定为人身伤害、财产损害两部分。建议创设保护责任追究制度。证人保护措施的执行情况必须接受监督，对保护不利的相关责任人应当进行处理。

（二）证人保护程序的启动

笔者认为，保护程序的启动由证人及其亲属向公安机关侦查部门提出，报公安机关证人保护机构审核，证人保护机构认为需要实施保护的，应对保护措施、等级、期限提出初步意见，然后报检察机关证人保护监督机构批准，启动保护程序。检察机关审批决定后，填写证人保护批准书，批准书应当注明保护措施、等级、期限等内容，交由公安机关执行。

（三）确立全面、及时证人出庭补偿机制

在证人出庭作证补偿制度方面，对补偿费用的支付主体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应由国家负责开支。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106条规定：“作为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专家、翻译人员和见证人而被传唤的人……保留其工作地点的平均工资。对于不是工人或职员的人，应当付给他们离开经常业务的报酬。”从上述立法模式看，都有补偿标准和补偿程序的规定。

笔者认为，我们应当确立全面、及时赔偿原则。证人因作证而受到人身伤害、财产损害或精神损害等应当得到全面赔偿。设立专项证人保护基金，对加害人无力赔偿或者不能及时赔偿的，经过一定审批手续后，用专项基金先行支付。对于误工费，应当以当地平均日工资水平作为补偿标准，生活费以当地人均生活费作为补偿标准，交通费以实际支出为准。证人有权在出庭作证后十五日内凭有效证明请求法院予以补偿；于经济困难的证人，可于作证前五日内向法院申请预付作证经济补偿。

（四）建立健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确保证人出庭作证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国立法的通例。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规定：“依法传唤而不到庭的证人要承担由于应传不到造成的费用。对他同时还要可出秩序罚款，不能交纳罚款时易科秩序拘留。”。

笔者认为，《新刑诉法》在强制证人作证制度设置方面，对于“正当理由”的表述较为模糊，对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形成的证人证言的效力没有明确。应当规定，符合那些情形视为有正当理由：如证人在庭审期间死亡、患精神病且在短期内无法恢复或者息有严重疾病短期无法治愈从而不能出庭作证的；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无异议且同意证人不出庭的；案情比较简单、事实清楚，且证人证言在其中不起主要证明作用的，法官在征求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裁定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还应进一步明确，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参考文献：

[1]黄太云，刑事诉讼法修改释义[J]，人民检察，2012年第8期，P19。

[2]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3][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杨百揆，刘墉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史立梅.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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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以特殊形式的国家考试为核心，它是指按照国家制定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通过政府认定的考试或考核鉴定机构，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定，对合格者予以从事特殊行业的资格。

根据《劳动法》《职业教育法》和《职业技能鉴定规定》和《文化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试行）》（劳社部函【2002】3号）的精神，历经五年的筹备工作，各省市依托省市内文化艺术研究机构，文化人才艺术服务中心和艺术高职院校建立文化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

长期以来，文化行业并没有严格限制只有专业人员才能进入到该行业。在不少社会组织中采取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手段的推行，建立持证上岗，优胜劣汰，规范混乱的文化市场，规范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在某些文化单位内，存在从业人员结构不合理，进人随意性很大，部分进入人员技能水平下滑的现象，一些素质不高、水平不够的人也进入了各类文化机构、艺术团体。社会上不乏出现乱象，一些文化组织从业人员素质低下，节目质量低劣，一些商业选秀活动，歌手连五线谱都不认识，随便搭个草台班子就敢开演唱会，这些现象都是不正常的。《文化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试行）》的出台，可以避免和减少此类问题的出现，文化行业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将会成为文化行业从业人员的准入证书。

一、文化行业职业资格考试内容介绍：

1、等级制度：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分为五个等级，即分为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技师（二级）、高级技师（一级）共五个等级。

2、报考专业：一、文学艺术工作人员如：剧作家、作曲家、曲艺演员、乐器演奏员、画家、篆刻家等。二、新闻出版、文化工作人员如：图书资料业务人员、考古工作者、文物鉴定和保管人员。三、工艺、美术品制作人员如：装裱工等。共计三大类，32个类别的职业技能鉴定考核。

3、考试内容和形式：职业技能鉴定分为知识要求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两部分。知识要求考试一般采用笔试，技能要求考核一般采用现场技能考核的方式进行。计分一般采用百分制，两部分成绩都在60分以上为合格，80分以上为良好，95分以上为优秀。实施职业技能鉴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职业知识、操作技能和职业道德三个方面。这些内容是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即考试大纲）和相应教材来确定的，并通过编制试卷来进行鉴定考核。

4、技能等级的考核和技职业技能鉴定的对象包括：（一）文化类职业学校或培训班毕（结）业生。（二）列入文化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范围的从业人员。（三）改变工种（职业）、调换新岗位的人员。（四）其他必须经过技能鉴定方能上岗的人员。

考生通过相关考核之后，由人社部和文化部联合颁发等级证书，证书全国通用，权威性高，实行统一编号，统一注册，对从业人员职业能力水平的客观评价，是单位录用、聘用人员的主要依据。

二、以我市为例：

重庆市文化行业职业资格鉴定站设立在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是全国首获批准的15个试点鉴定机构。开展民族乐器演奏员、艺术化妆师、书法师、音响调音员、讲解员、录音师、计算机乐谱制作师等专业28个鉴定考核工种。考试人群以从事文化行业的社会自由职业者（占百分之六十），艺术类大专院校学生（占百分之四十）为主，通过文件传达、报刊阅读和重庆市文化行业人才信息网公布信息来获得考试信息，来进行报名考试。以近年来我站组织开展6次文化行业技能鉴定考核工作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文化行业职业资格考试正在努力向国外先进发达国家职业资格考试：

1、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考核。

国家职业资格的评定注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依据《文化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试行）》中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文化类培训班培训并取得毕（结）业证书，或本人通过拜师学艺、自学达到初级技能水平的，可申报初级技能（国家职业资格五级）的鉴定。可以看出考评机构对考生是否接受过正规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并无硬性要求，考核评定主要依据被评定者胜任实际工作的能力。一些从未进过职业教育机构，从未受过正规培训的人，也照样可以通过评定，获得职业资格从事文化行业。

2、资格评定的开放性。

在国家职业资格的评定中，评定者和被评定者都知道评定所依据的具体标准。如果受培训者尚未达到规定的标准，则他们可以继续学习，一直到最终符合要求。因此，在国家职业资格的评定中，一次性考试中使用的“不合格”一词由“尚未达到标准”一词取代。这意味着，资格评定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以我市鉴定站工作为例，在组织考试之前两三个月时间，就将各专业考试要求和评分要求以网络方式公布于各个考试报名网站供考生知晓，以便考生提前准备和熟悉。在考核中，如前一次考核中有“尚未达到标准”的科目，可以提供机会继续参加次年补考机会，只要受培训者愿意，他们可以继续接受资格评定直到最终取得某种职业资格。

3、对以往学习成果的认可。

国家职业资格的评定除了依据被评定者当前的学习成果、工作能力和表现外，还依据被评定者以往的学习成果。以我市鉴定站为例：2014年进行的国家职业资格考试艺术化妆师专业的考试中得以具体表现：从报名开始，在职业资格登记鉴定申请书中要求学校和相关工作证明机构对该考生的平时业务成绩给出以往学习考核的一个评价分数，此成绩在技能考核中具有参考作用。考核内容的设定也考虑了艺术化妆师的就业方向主要是面向于影楼或影视剧化妆师身份的职业特点，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和条件完成两个特定妆面的造型，在考核过程中，先由考生自我阐述对妆面的理解和设计想法，最后由评审提出修改意见和点评，打出相应分数。考核办法让职业教育内容和实际工作取得联系，而专家评委的点评和建议使考生受益良多。从艺术化妆师的考核方法可以看出，职业技能考核方法也在发生转变，在注重理论测试的同时，也强化对实践能力的考察，强化全面考察应试者的职业能力。

三、思考和建议：

1、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在我国，目前仅有1994年劳动部和人事部联合的《职业资格证书规定》、1995年人事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暂行办法》中对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给出了一般性表述，明确职业资格考试包括从业资格考试和执业资格考试两类。关于从业资格考试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有相关表述，而各类执业资格考试只是以一些法规政策为依据。相比之下，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职业资格制度出现较早，例如，在医疗方面，1948年出台了《医师法》《保健师助产师护士法》和《牙科医师法》，随后又于1951年、1960年分别颁布《诊疗射线技师法》和《药剂师法》，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医疗资格制度体系；日本职业资格考试法律制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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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常需进行修改和补充。在技能检定方面，1958年《职业训练法》最早出台，随后进行了补充和完善，1969年又颁布新的《职业训练法》，并于1985年正式更名为《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随着法律的修订，其内容也不断丰富完善。借鉴日本职业资格制度的做法，应加快立法进程，使文化行业职业资格考试真正形成系统的法律体系，成为行业就业规范性法律条文。

2、强化政府宏观管理，鼓励行业协会参与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文化行业内职业资格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证出多门、证书过多”的现象，众多证书模糊了文化行业从业者的视线，从而导致职业资格证书社会认可度的丧失。借鉴日本和韩国的做法，尽快出整的职业资格考试分类目录，根据社会职业的变化，及时对认证职位进行调整和增补，以增强本行业职业资格考试的适用性。例如，在评价体系制定的过程中，虽然民间组织有所参与，但评审标准的制定权仍主要由政府部门掌握，他们往往只从自身利益出发考量标准体系的合理性，并没有将企业等用人单位的需要纳入其中。

3、考试内容科学化，考试形式多样化。

目前，我国职业资格考试的内容大多聚焦于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对于法律和行业规范的涉猎较少。我国很多资格考试科目范围较窄，考试内容仅限于本专业，如执业药剂师考试只涉及药学知识。我国应改革现行职业资格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在考试内容中增加法律和道德相关试题，并涉及相关专业领域知识；对于难度较高的考试分次进行，并提供可选的考试科目；笔试中加大主观题成分，并增加口试等实践考核方式。建议以经常性考查为主，把国家职业资格的评定大多在工作场所进行，工作场所评定中运用得最多的是经常性考查。在被评定者运用和展示自己能力的时候对他进行考查，这是最经济、也是最自然的。与单凭一次考试得出的结论相比，根据长期经常性考查积累的材料作出的评定结论要客观得多。经常性考查要求把在不同地点、由不同的评定者考查的材料累积起来，以便反映不同学习背景下的学习成果。

参考文献：

1、《文化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试行）》

2、赵峰珂.关于高职艺术类专业“职业资格证书”浪潮的思考[J].时代教育（教育教学），2011，（第8期）.

3、吴雪萍.英国国家职业资格的评定方法[J].比较教育研究，1995，（第5期）

4、刘程程，邢占军.日本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探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3，（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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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阅读障碍；K-ABC；认知；同时性加工；继时性加工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2.007

中图分类号：B844.1，R749.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2-0108-04

Characteristics of Simultaneous Process and Sequential Process in Children with Reading Disorder

XU Gui-Feng, JING Jin@,JIN Yu, GUO Jia, YANG Wen-Han，LIU Gui-Hao

Department of Maternal and Children's Healt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

@ 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jingjin@mail.sysu.省略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multaneous process and sequential process in children with reading disorder (RD). Methods:Twenty two children with RD and 27 normal children were assessed with the Kaufman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 (K-ABC),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Results:RD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in sequential process,cognitive process and achievement［(105.6±10.2) vs. (115.0±10.9), (112.9±14.9) vs. (123.3±11.6), (112.6±13.2) vs. (127.7±7.2); P

【Key words】 reading disorder; Kaufman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 (K-ABC); cognition; simultaneous process; sequential process

阅读障碍（Reading disorder, RD）通常指儿童在拥有正常智力、情感以及相应的教育及社会文化机会条件下，在文字阅读和书写方面长期出现的影响学业及日常生活的一系列困难状态［1］。

根据计划运作-注意-同时性加工-继时性加工模型理论（Planning, Arousal, Simultaneous, Successive，PASS），大脑对信息的加工有同时性和继时性之分［2］。继时性加工（Sequential Processing）倾向依赖左脑半球功能，同时性加工（Simultaneous Processing）则倾向依赖右脑半球功能［3］，文字符号的加工处理亦同样如此［4］。Myklebust认为，言语型学习障碍可能源于左脑功能的某种失调［5］，提示其继时性加工功能也可能存在障碍［6-7］。但也有研究认为言语型阅读障碍并不伴有继时性加工功能障碍［8］，对此仍存有争议。英语为母语的RD儿童主要以语言短时记忆和语音方面的问题为主，故有音韵缺陷说［1］。汉语RD儿童的语言加工机制可能有别于国外，至少汉字的视觉加工有右脑功能的参与［9］，他们的认知同时性加工和继时性加工有否自身特点是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考夫曼儿童成套评估测验（Kaufman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 K-ABC）是常用于测定被试同时性加工和继时性加工能力的工具［10］。在反映认知过程和智力结构方面具有理想的效度，在国外多应用于临床儿童心理评估，由于该量表的结构是根据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理论而建构，分量表又多属非言语的表征方式，故较适于跨文化研究［6］，且曾于国内小范围做过研究，信效度良好［7］。鉴此，本研究采用内部修订版K-ABC量表对一组RD儿童和与之匹配的正常儿童进行了测试分析，旨在探明RD儿童继时性加工和同时性加工认知特点。测试不仅限于测题的特定内容，还侧重于做出正确解答时所应用的信息加工过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RD组：由经过精神病学诊断标准培训的发育行为儿科专业医师在儿童发育行为门诊确诊。共22例，其中男13例，女9例；年龄7~13岁平均（9.9±1.5）岁，2~6年级。入组标准：①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d, 10th, ICD-10）与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hinese Criteria for Mental Diseases, 3th edition, CCMD-3）的共性条目；②儿童学习障碍筛查量表（The Pupil Rating Scale, PRS）［11］ 的总得分

对照组：在发育行为儿科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参考PRS得分、阅读成绩、IQ值、作业、考绩、班主任和家长的评定以及行为筛查量表，在广州市越秀区某小学2~6年级平均年龄(9.7±1.6)岁学生中选取健康正常儿童27人，与RD组儿童按照性别、年级及智力水平(IQ≥70，96.4±7.1)进行匹配(均P>0.05)。

1.2 工具

全套考夫曼儿童成套评估测验［10］ 由14个分测验组成，本研究选用了适于7~13岁儿童的11个分测试，分成3个分量表：继时性加工（包括手部动作、数字记忆、词语顺序）、同时性加工（完形测验、三角拼图、视觉类比推理、位置记忆）、习得度（算术、谜语、阅读/编码、阅读/理解）。继时性和同时性加工得分之和为认知加工得分。每答对一项记一分，误答或没有在标准时间内给出答案不计分。由专业人员按照指导手册要求和施测程序进行一对一测试，测试需时一小时左右。

1.3 统计方法

数据运用Microsoft Excel和 SPSS12.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进行两独立样本t检验和相关分析。

2结果

2.1 两组儿童K-ABC测验评分比较

表1显示：RD组在同时性加工、认知加工和习得度量表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在分测试上RD组的手部动作、完形测试、视觉类比推理、位置记忆、谜语和阅读/理解得分低于对照组。

2.2 对照组继时性加工、同时性加工与习得度的相关性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继时性加工与习得度（r=0.69, P

3讨论

3.1 关于K-ABC测验

K-ABC自发表以来，相关研究［6, 10, 13］已证实了其有较佳的内容效度、预测效度以及并列效度。近年来，中国的部分学者对其进行了小范围的适用研究［7, 12］，信效度良好。选择这个测试的优点在于：第一，有较有影响力的理论基础，即PASS理论；第二，由多种测试通道的任务组成，内容丰富多彩，且能测量到更多的信息；第三，测试任务具有趣味性，确保了其对儿童的吸引力；第四，根据流体智力理论建构，分量表又多属非言语的表征方式，故较适于跨文化研究；第五，不仅考虑到认知过程的评估，亦兼顾到了被试已具备的习得程度。而其缺点主要在于，整个测试的操作时间稍长，需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就要求在测试的过程中让儿童适当休息，以免因为疲倦影响测试结果。

3.2 关于测试结果

3.2.1 继时性加工能力比较

K-ABC所反映的继时性加工能力是个体以特定顺序保持信息的技能，侧重对刺激的系列和时间顺序的感知［9］，刺激的再现则通过视觉和听觉呈现。这种能力在智力结构上属于流体智力，是反映被试的基本能力，适合于作为不同文化背景者智力比较的基础。本测试结果显示，虽然RD组继时性加工量表得分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儿童在手部动作任务中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手部动作是测试儿童保持动作序列的能力，它更依赖被试的视觉空间能力和心理旋转能力。反映了RD儿童存在视空能力的欠缺，亦有空间镜像能力的旋转缺陷，容易混淆手背和手刀，这可能与他们在符号书写上产生的镜像反应类同［13-17］，进而影响到对这类信息的继时性加工。数字记忆和传统智力测试的数字广度复述一样，随着数字广度递增来检验被试的短时记忆，亦能够反映被试的听觉辨析能力。词语顺序测试是由主试读出若干单词（物体名称），让被试按测试顺序指出黑影图，其中部分测验设置了颜色干扰项。两组儿童在这两个任务中的表现特点一致，随着数字广度增加，数字记忆通过率渐次降低；词语顺序任务中设置了颜色干扰的项目通过率明显降低，且两组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RD儿童的工作记忆以及记忆广度没有显著缺陷。

3.2.2 同时性加工能力比较

同时性加工能力指个体对片断信息进行抽象、概括并进行整合的能力，侧重对刺激的整体、完型和空间性的知觉［9］，并与大脑皮层枕叶和顶叶的功能有关，涉及空间的、类比的和概括的能力［18］。本测试结果表明，RD组的同时性加工量表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3.2.3 RD儿童成就量表的结果分析

K-ABC成就量表主要测定被试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知识、技能，它主要反映的是通过掌握社会文化经验而获得的智力，即晶体智力（crystalized intelligence）成分，如词汇概念、言语理解、常识等记忆储存信息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保持相对稳定［19］。本测试结果显示RD组成就量表分低于对照组（P

3.3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RD儿童存在同时性和继时性加工两方面的认知功能缺陷，尤以同时性加工为甚，而且其视觉空间加工能力、视觉短期记忆能力、心理旋转能力以及已获得的知识技能亦低于正常儿童。但国外有研究［6, 9, 20］ 则认为，阅读障碍儿童的同时性加工能力并不存在缺陷，而继时性加工能力却低于正常。这可能是因为汉语语言加工机制本身不同于英语，也可能是样本大小、入组标准等不同引起的，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本研究突破了仅从音韵或（和）字形等方面寻找RD成因的研究惯性，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并为K-ABC修订版本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但以后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并将各研究角度及方法进行整合，以期能更清楚地揭示儿童阅读障碍的成因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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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人　潜在危险　保护　立法和司法

如今，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大力提倡“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理念。一切案件的侦查、审判都在寻求案件事实，证据成为整个案件的关键。在我国，除因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而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以外，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

《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要在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询问、质证，才能作为定案根据，因而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现实却是，案件事实的认定需要证人，而证人却不愿出庭，这一矛盾日益突出。证人为何不愿作证？我国证人的保护制度是如何运转的？笔者将针对我国有关刑事证人保护的制度加以论述。

一、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立法不够明确具体。目前，我国法律中不乏对证人保护的条款，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宪法对此都有相关规定，《宪法》第41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1997年刑法第30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出以上这些规定过于笼统，仅仅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应当保护证人及其亲属的安全，但如何保护、由谁保护、从何时开始保护等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不够明确具体。 

2、对证人的保护具有滞后性。刑法中规定的妨害证人作证罪和打击报复证人罪，其前提都是证人的合法权益遭到了侵害。这就意味着法律是证人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后才给予保护的，此时的惩罚对证人本人来说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也不能让他们完全恢复至被侵害前的状态，受到的痛苦无法彻底消除。这种保护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笔者认为真正的保护措施应该在侵害事实没有发生之前实施。 

3、由于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而且没有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不知如何保护证人、不知从何时开始保护，而且，三机关可能会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致使证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二、证人不愿出庭的原因分析

1、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许多人并不知道此项义务。有些人即使知道，也知道不作证不会有什么惩罚，所以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而拒绝作证。

2、恐惧心理，害怕自己或亲属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到侵害。这是证人不愿出庭的关键原因。刑事案件往往事关重大，证人及其近亲属很可能受到打击报复。我国刑事知道中有“打击报复证人罪”，不容置疑，这一规定对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有一定作用，但这些惩罚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不能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法律对证人没有很好的保护措施，致使许多人作证之后遭到打击报复，所以有些人就选择逃避、拒绝出庭。 

3、法律对拒不出庭的人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没有规定拒不履行这一法定义务的人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使证人可以随意的选择出庭或不出庭。

4、对证人缺乏一定的经济补偿。虽然作证是公民的法定义务，但在这个物质经济时代，没有一定的利益驱动，很难使证人自愿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必然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也会因为出庭而花费一些相关的费用，如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刑事诉讼理论界虽然认为应该给证人一定的经济补偿，但立法中却没有任何体现。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证人选择是否出庭，成了一个利益权衡的过程。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没有一定的利益，而且还有一定的风险，证人拒绝作证自然就成了明智的选择。

5、除以上主要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譬如：忙于工作、不愿进法庭、怜悯犯罪嫌疑人等等原因。 

总之，笔者认为，证人不愿出庭主要还是出于恐惧心理，害怕遭

到打击报复。究其原因，我国证人保护制度不够完善、立法执法苍白无力，对证人缺乏有力的保护。构建证人保护制度迫在眉睫，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立法，同时针对我国现状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证人保护制度。

三、构建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必要性

证据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手段、是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是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宣传与教育的有效工具。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有以下作用：能够直接或间接证明案件有关事实，为调查、侦查提供线索，为进一步取得其他证据提供帮助；与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辩解相比，证人证言客观性较强，证明力较强。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通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来分清证人证言的真假。另外证人在法庭这样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场所作证，可以使其内心受到某种严肃的压力，从而促使其说真话，基于此种理由证人必须出庭作证。

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我国证人出庭率非常低，是因为国民素质都不高吗？当然不是。笔者看来，证人拒绝出庭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证人保护制度不够完善，证人及其亲属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证人出庭作证前，往往会从作证对案件的影响力、作证行为对自己的利弊等方面进行权衡，然后自由选择是否出庭作证。由此，就形成了我国证人出庭率只有10%的现象。

如果证人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必然引起出庭率下降，使大量案件得不到公正审判，庭审书面化、形式化，最终不利于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破坏了社会秩序和损害了公共利益。笔者认为，要想根治这种现象，应从其根源上找出治理办法，即找出如何保护证人的合法权益、使证人消除恐惧心理的措施。

四、构建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建议

国外的证人保护制度非常成熟，美国、新加坡、德国等国家都有单独的证人保护法。而我国现有的证人保护制度多是宣示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实施的效果也不甚理想。在我国要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必须从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各个方面消除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从法律上为证人的安全提供一个保障。根据我国现实司法实践情况、借鉴国外的证人保护制度，为解决证人保护工作滞后、缺乏可操作性的司法难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保护对象确定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该条规定证人及其近亲属是我国法律明确保护的对象，只是对保护证人的范围作了一个简单的规定。在实践中，保护的范围过于狭隘，存在许多弊端。证人的保护不仅要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而且应该将对其财产安全的保护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行为人为打击报复证人，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采用各种各样的报复手段以达其泄愤之目的。有些行为人会直接对证人及其亲属采取人身伤害，或是绑架威胁，或是故意伤害等等手段，但更多的是对证人的财产予以毁坏。我国法律有对证人及其亲属的安全保障做出了明确规定，本文在此不再赘述，就以证人的财产权益加以说明。在我国这个市场经济社会，一切都与经济利益有关，我们应该做好保护证人财产的工作，确保其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安全，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应当进一步明确证人保护的对象。

第二，做好事前保护工作，同时完善事后保护。前文已提到，我国现行法律对证人的保护侧重于事后保护。证人在遭到恐吓、威胁、殴打之后才会得到保护，这种保护应当说没有实质意义,因为证人的受到侵害已经成为事实，对行为人的惩罚也无法挽回证人所受的精神的、身体的、物质的伤害。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在审判之前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预防他们的权益因作证而受到侵害。这些预防措施可以在基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立法，如侦查阶段对证人身份的保密、禁止被告方与证人单独接触、审判阶段对证人采取特殊保护、审判结束后为关键性证人提供新的居住环境等等。

第三，明确规定保护证人的具体机关及保护措施。刑事诉讼法中只是简单的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有责任保护证人，但没有规定具体的分工情况以致职责不明。在实践中三机关出现了互相推诿、推脱责任的情况，最后谁也没有尽到保护证人的义务。国外有些国家专门设立了证人保护机关。美国在司法部专门设立了证人安全处；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也成立了保护证人专组……笔者认为，我国应效仿国外通行的做法，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根据我国现有的司法机构，司法资源相对比较缺乏，在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之内设立证人保护机构可能会加重这些司法机关的负担，因此，笔者认为证人保护的专门机关因设在三机关之外，由中央财政统一支出管理，与三机关协调合作，负责三机关工作的中的证人保护工作。

第四，完善证人权利义务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8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第98条“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这些法律均对证人享有的权利只字未提。难道证人作证就只享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吗？显然不应该这样。在一切法律之中，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都应该是对等的。笔者认为法律在规定证人义务的同时应该明确规定证人所享有的权利，如有权要求对其身份等个人信息的保密，有权要求获得保护、乃至有权获得一定经济补偿的权利等等。法律没有赋予证人一些应有的权利，却要求证人承担保密案件进展、保密侦查情况等等义务，恐怕这也是致使证人不愿出庭的原因。

第五，对证人出庭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缺乏经济利益的驱动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之一。证人除承担作证义务外，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主要是证人费用问题，即经济补偿权利。刑事诉讼理论界主流都认为应该赋予证人经济补偿权，但是在我国立法中至今仍没有任何体现。如今市场经济的潮流与传统道德观念、义务助人思想发生着激烈碰撞，证人出庭作证不是为自己利益，应属于公益性的，他们知道案情，良心上本着为受害人找回公道或为犯罪嫌疑人洗涮罪名的态度而出庭作证。其实这种行为已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了，但如果还让证人自己承担因作证而花费的费用，必然会有人不乐意。笔者认为，国家应当为证人承担必要的费用，可以通过为证人上保险的方式，来保证人因作证受伤害所而获得经济救济的可能性。

第六，对于应当出庭而拒不出庭的人予以惩罚。我国现行法律只规定知道案情的公民应当出庭作证，但对于不出庭的人却没有规定任何惩罚性措施，有些人就会钻法律的空挡。笔者认为，法律应当对那些知道案情、应当出庭而不愿出庭的人予以惩罚。当然，要在确定此人知道案情的情况下，且要适度。

五、结语

司法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都非常重视对证人保护，都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而我国没有确切的证人保护制度，也没有专门的计划和经费，完善证人保护制度迫在眉睫。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设立是为了得到一个合理的诉讼结果，是保障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制度，更是真正落实司法公正的基石。不论从国内立法、国外立法，还是从我国国情来看，都必须建立适合我国实际的证人保护制度。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我们不能要求证人为作证而自愿损失工作、安全，甚至付出生命代价，我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证人拒绝出庭也是在道德允许范围内的，因为他们用这种方式获得的心灵慰藉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这样的代价由证人个人承担是不公平的，而应由政府为其安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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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进一步强化行政管理，推进政府机关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行政告诫，是指行政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因故意或过失，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损害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尚未达到追究纪律责任，而对其进行劝诫、警告。

第四条实施行政告诫，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加强教育与改进工作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违反本办法所列行为情节严重，构成违纪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纪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章行政告诫事项

第六条行政机关和组织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实施行政告诫：

（一）不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府政策规定的；

（二）实行首问负责制的机关不遵守首问负责工作制度，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

（三）不认真执行政务公开有关规定，不按规定程序办理工作事项的；

（四）无正当理由，累计2次未按公开承诺时限，办结有关事项的；

（五）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漏办、误办累计2次及以上的；

（六）因工作作风懒散，纪律松弛造成工作失误或贻误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的；

（七）执行公务语言不文明、行为粗暴、态度蛮横、作风武断，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

（八）对行政效能投诉推诿、敷衍，不认真调查或不按规定时限办结的；

（九）工作推诿、搪塞、扯皮，有故意刁难行为的；

（十）其他需要给予行政告诫的。

第七条行政机关和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其主要负责人实施行政告诫：

（一）未按规定建立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AB角工作制、限时办结制、公开承诺制、效能考评制和失职追究制等8项基本制度，或者未认真执行、落实基本制度的；

（二）所属工作人员工作效率低下、作风懒散、行为粗暴、纪律涣散，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对上级或有关部门转交应当受理的行政效能投诉事项，不按规定时限办结的；

（四）不配合或干扰对行政效能投诉事项的调查核实，给查处工作造成困难的；

（五）其他需要行政告诫的。

第八条受到行政告诫的工作人员，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1年内被行政告诫1次的，取消本年度评优资格；

（二）1年内被行政告诫2次或历年累计被行政告诫2次的，通报批评；

（三）历年累计被行政告诫3次的，调离工作岗位。

第三章行政告诫权限

第九条实施行政告诫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实施。

第十条对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实施行政告诫，由行政监察机关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由行政监察机关下达行政告诫决定。其中，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三）项处理的，由有关机关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一条对本级人民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员实施行政告诫，由行政监察机关直接作出行政告诫决定，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其中，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三）项处理的，由行政监察机关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由有关机关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二条对其他工作人员实施行政告诫，由其主管机关负责调查核实，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章行政告诫程序

第十三条行政监察机关或被投诉对象主管机关负责，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存在本办法第六、七条所列行为的投诉。

第十四条受理机关收到投诉后，应当予以登记，并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处理。对需要调查核实的投诉问题，要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受理机关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调查核实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

第十五条对投诉问题的调查核实，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经受理机关分管负责人同意，对投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二）调查核实投诉问题，应依法收集证据，全面客观地了解情况，查清事实；

（三）调查核实认定的事实，应告知被投诉对象，听取其陈述和申辩；

（四）调查核实工作结束后，应形成调查核实书面报告，向受理机关负责人报告。

第十六条受理机关应根据调查核实的事实情况，准确区分责任，领导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相应的处理建议或处理决定。

第十七条受理机关应将给予行政告诫或者不予行政告诫的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被投诉对象。

第十八条给予行政告诫应下达行政告诫决定书，行政告诫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第十九条对行政告诫决定不服的，行政告诫对象应在收到行政告诫决定书后30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审；也可以直接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诉。受理机关在收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审决定，并给予书面答复。

申诉、复审期间，原决定继续执行，但受理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除外。

第二十条对实名投诉人，受理机关应当以适当方式告知其决定结果。投诉人对投诉处理不满意的，可要求受理机关复查或向其上一级主管部门投诉。

第五章纪律

第二十一条被投诉人员应当配合调查核实工作。阻挠或干预调查核实工作的，受理机关可会同相关部门暂停其工作。

第二十二条行政告诫实行回避制度，参与行政告诫调查核实工作的人员与被投诉人、投诉人有血缘、亲属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实施调查核实关系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申请。

被投诉人和投诉人，有权向受理机关要求上述调查核实工作人员回避。

第二十三条受理机关、、，作出的调查核实结论与事实出现重大偏差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四条受理机关应当为投诉人保密。因泄密使投诉人遭到打击报复的，应当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五条实施行政告诫，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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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国家对中职学校越来越重视，中职教育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校生人数不断增加，对学生的管理成为中职学校的难题。特别是当今面衬大部分90后的学生，管理是愈加困难。推行正副班主任管理制度，是对学生管理模式的一种探索。

一、推行正副班主任的背景

中等职业教育是在高中教育阶段进行的职业教育，也包括一部分高中后职业培训，其定位是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培养数以亿计的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这种职业教育方向决定了我们对中职生生源挑选的宽松性，换句话说，中职学校对学生的基础文化课要求较低，不考察中考分数，这种宽人口就决定了中职生普遍存在文化课基础差，学习主动性不强，甚至是不想学的现象。学生的整体综合素质不高，自我管理能力欠缺，自我约束能力较差，加之年龄普遍偏小，特别是90后的学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何管理学生，规范学生行为值得我们每一个职业教育者深思。为了更好的管理好学生，重庆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在本学期开始试行正副班主任管理制度。

二、正副班主任管理制度的优势

(一)真正体现齐抓共管。所谓齐抓共管，意即共同参与，共同管理。面对大部分是刚刚初中毕业的学生，要把学生管理工作做得规范，就要做好学生的思想稳定工作，仅仅依靠专职班主任是不够的。实行正副班主任管理制度，就是齐抓共管的一种方式。

正班主任一般情况下所带的班级、人数都比较多，所带学生的层次也参差不齐，有初中毕业的，有高中毕业的，要把学生管理工作搞好，不仅需要学校各级领导在大政方面对学生管理工作作正确领导，具体的学生工作还是要由班主任来抓，但仅仅依靠正班主任是远远不够的。实行正副班土任管理制度，让学校专任教学老师或行政管理人员参与学生的管理工作，正好弥补了学生管理工作师资力量不足的欠缺。实行正副班主任制度，副班主任能及时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动态，更有利于开展自身的本职工作，达到真正的教书育人。副班主任参与学生管理，学校学生管理的师资队伍得到壮大，使学生感受到管理他们的不仅仅是正班主任，而且还有其他老师的积极参与。

(二)正副班主任自身价值的提升。实行正副班主任管理制度，使大部分老师参与到学生管理中来，在大家共同管理学生过程中，可以使老师们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取长补短，在学生实际管理中，不断的总结经验，让各自的业务素质不断增强，不断的完善自己、发展自己，自身价值得到提升。譬如学校举行迎新文艺汇演等一系列节目，让副班主任参与其中来，一方面，弥补正班主任不擅长文艺方面的知识，使正班主任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收获;另一方面，拉近了副班主任与学生的距离，无形中增强了班级凝聚力。 三、正副班主任管理制度的忧虑

(一)对正副班主任管理制度的优势过于乐观。正副班主任体现了齐抓共管，但齐抓共管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要具体落到实处。一味的强调齐抓共管，可能会出现齐抓但不共管的局面。拥有两个指挥家的乐队不会形成竞争力，拥有两个决策者的军队不会形成战斗力，同样学生管理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可能出现大家都在管，但门不对路，路难对门；同时过多的强调齐抓共管容易产生推诱扯皮的现象。一件工作无人主导，一件事情无人牵头，一件任务无人担当，总是进行分解再分解，摊派再摊派。因此对学生管理首先需要正副班主任形成合力，统一思想，口径一致。同时需要分清正副班主任的职责，正副班主任的职责各有侧重，正班主任发挥经验丰富之长，宏观上把握班级工作的思路，对管理进行全程控制，重大活动决策，具体工作操作指导和把关。副班主任思维活跃，容易与学生生打成一片，协助正班主任对学生的管理。

(二)正班主任过于依赖副班主任。实行正副班主任的管理制度，壮大了学生管理师资队伍，无疑有利于学生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副班主任减轻了正班主任的工作压力，为正班主任分担了部分工作。但过于依赖副班主任来加强学生管理是不行的，副班主任毕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协助正班主任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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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 附带民事诉讼 国家救助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90条,新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总则,这是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后,第一次明确地将保障人权的规定写入部门法。新刑诉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表现之一是在附带民事诉讼一章中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和诉讼全程加强调解工作。以前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都是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新刑诉法构建新的、独立的、有特色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困境,使我国的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形同虚设。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法制日报》报道,甘肃、宁夏审理的杀人、伤害等重特大刑事案件赔偿率不足10%;广州市两级法院近3年来的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件绝大部分以终止或中止的形式结案。 目前,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空判”的普遍存在绝不是危言耸听,笔者近期的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使笔者更加强烈的体会到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紧迫性。

被告人郭某与死者宋某因相互敬酒问题发生争执,争吵宋某被捅伤导致死。法院经审理判决郭某赔偿宋某亲属186897元。后因郭某未主动履行笔者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被告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一家四口皆以种地为生,父亲患病需要常年花钱治疗。母亲和弟弟在家务农,郭某是家里的全部收入来源,其根本难以负担赔偿款。反观死者宋某,自幼失母,与父亲相依为命,其父亲患有多种慢性病,因生活拮据不敢住院,只能每天自己吃药缓解病情。每年种地的7000元收入连医药费都不够,作为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被害人的死亡使其父亲的生活陷入绝境,郭某的赔偿对于宋某亲属来说是一笔救命钱。

笔者的案件只是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难问题的冰山一角。马加爵杀人案、杨新海流窜杀人案、邱兴华杀人案等暴力犯罪的受害人几乎没有一个获得过被告人的赔偿,有的家庭因为遭受侵犯而一夜致贫,严峻的社会现实急切呼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以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安定和谐。

二、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

被害人及其家庭因遭受犯罪行为侵犯生活陷入困境,当犯罪人无法赔偿时就应当有第三方承担起救助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当公民的生存权受到侵害时,国家理应承担起保障公民人权的责任。国家责任理论要求国家主动承担起救助刑事被害人的义务。

国家责任的核心内容就是由于国家未能充分尽到抑制犯罪的义务和对国民的保护义务,因此要承担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责任。首先,国家负有保护国民的人权的法定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生存权是人权最基本的内容,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因此,保护公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是国家当然的法律责任。其次,当公民的生存权得不到保障时,国家有义务采取保障公民人权的措施。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国家根本法的基本理论,如果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无法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也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而导致自己或亲属的生活陷入困境,国家理应承担起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义务。第三,从国际性法律文件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救助是一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被害人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当无法从罪犯或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设法提供金钱上的补偿。《宣言》13条规定:应鼓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家基金的作法。目前,我国已签署了该《宣言》,更应当制定并执行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三、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发展现状

(一)地方立法的尝试

针对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问题,我国各地区法院开展了广泛实践,其中代表性的有:(1)山东省淄博市在2004年首创了全国刑事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2)2006年6月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市民政局推出《解决执行难案件中困难人员生活救助问题的意见》,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符合城市及或农村低保待遇的北京市民可以申请各区县民政部门可按照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临时救助政策给予救助;(3)2007年11月1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条例》获得通过,这是我国首部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4)2009年4月29日江苏省无锡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这是全国首创的地方性法规。

(二)地方立法的不足

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建立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一种进步,但是现有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

首先,缺乏统一的规范被害人救助行为的法律依据。虽然我国各地区都针对其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关的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但是其执行标准的差异导致在具体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同命不同价”的现象。比如,率先试点的淄博市规定:接受救助的对象是犯罪发生在淄博境内,政法机关对刑事加害人的处理程序合法、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的案件的刑事被害人本人及受养人,需要花费巨额医疗费用,而本人又无力支付等7个条件之一方可申请。北京市要求:具有本市正式户口,因人民法院在履行执行程序时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依法查明被执行人确无或暂无履行法律义务的能力,而申请人生活困难、需要给予救助的人员。出台首个地方性法规的无锡市要求申请救助必须同时符合五个条件。对比上述三地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同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三地的受害人可能得到三种不同的救助结果。针对这一情况我国立法及司法机关必须从社会公平正义的大局出发,制定全国统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标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其次,申请救助的程序繁琐。任何法律制度不仅要被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申请救助的程序设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利益的实现也要讲求效率。但是我国部分地区的救助程序存在繁琐、效率低下的问题。比如,淄博市的做法是判决作出后,若被害人家属得不到任何赔偿,其方可向法院申请,法院审核通过后由政法委向政府财政部门协调救助金的发放。整个救助程序没有对各部门的工作时间作出相应的规定。结果是,正义虽然得到了维护,但是迟到的正义乃是非正义。因此,在制定统一的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同时,还应该对各部门的工作期限进行规范。

再次,救助金的来源比较单一。我国已经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地区救济金主要靠政府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导致救助金额普遍偏低,有的地区救助金额甚至低于城镇低保水平。比如,淄博市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市财政拨款。笔者认为,我国无需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国家财政的90%主要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由财政拨款解决被害人的实际困难,无异于让国家为犯罪行为买单,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

最后,法律援助中心的职能没有充分发挥。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靠法院、政法委、财政部门互相协调解决被害人的救助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申请国家救助的被害人基本都是经济困难的家庭,在诉讼过程中大部分被害人都会通过申请法律援助来维权,法律援助中心对被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案件的具体情况已经有全面的了解。而且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代替被害人申请国家补偿与其职能相悖。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该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作用。

四、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构想

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就已提出了“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2009-2011年,我国司法机关共向25996名刑事被害人发放救助金3.5亿余元人民币,提供法律援助11593件 。由此可见,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体系已经成熟。从保证刑事诉讼法的完整性和对被害人救助的有效性角度出发,我国应在借鉴各地区现有规范的基础上,制定单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法规,并从以下几方面对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进行完善:

首先,统一救助对象及范围。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救助对象不可过宽,其内涵和外延必须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方可申请国家救助:(1)因故意伤害(致死)、故意杀人、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造成死亡或伤残,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家庭生活陷入严重困难的;(2)因犯罪行为致伤、致残急需救治,而加害人无力赔偿或赔偿数额明显低于治疗需要支出的费用,本人又无力支付的;(3)因遭受犯罪行为丧失劳动能力,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且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得经济来源;(4)与被害人共同生活或者以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因其遭受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及时赔偿,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的。

其次,简化申请救助手续,严格审查项目。鉴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断成熟,而且大部分经济困难的刑事被害人都申请了法律援助,对于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可以由司法局下设的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具体实施。笔者认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首先应建立由政法委牵头,法院、司法局及财政部门有关人员参加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委员会。政法委具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职能,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分歧或异议。在法院作出判决后,当事人可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随时提出救助申请,由救助委员会审查并决定是否救助,然后移交法律援助中心具体实施。必要时,被害人救助委员会可以举行听证会,审查证据的真伪,对存疑证据应当进行调查核实,然后做作出是否救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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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刑事证人 保护 现状 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5.064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tatus of Criminal

Witness Protection System

YUAN Qun

（Department of Law， Hu'nan Police Academy， Changsha， Hu'nan 410138）

Abstract The new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to further clarify and improve the appearance of witnesses system， and added content witness protection， has made some progress in terms of the protection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of witnesses， but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witnesses fear retaliation， the phenomenon is not high court still prevalent. Appear in Court in criminal litigation has become now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re is no clear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protection authorities， criminal witness protection measures are incomplete and criminal witnesses economic compensation system is imperfect， flawed and needs to protect organs from clear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supplement for our criminal witness protection system several aspects of the criminal witness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ective criminal content witness economic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so on China's criminal witness protection system to be gradually improved.

Key words criminal witness; protection; status; improvement

刑事证人保护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国家为依法履行作证义务的证人本人及其相关人员采取一定保护措施保护其人身、财产等安全的制度。2013年1月1日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完善了证人出庭制度，并且新增了证人保护方面的内容，但是要落实对证人保护、救济的保障，还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对其进行完善。

1 完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意义

2014年8月21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帆等五名被告人故意杀人、利用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一案做出一审判决，两名主犯被判死刑，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招远血案开庭日，目击证人没有一个出庭。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低，证人不愿意出庭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工作中存在的的弊病，直接影响刑事案件的质证质量。证人之所以不愿意出庭作证，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不完善，法律对证人的保护不力，导致证人作证担负的风险大，证人害怕打击报复。因此，刑诉法修正案实施后，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刑事证人保护的主体、证人保护的对象以及证人保护的程序等方面完善我国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保护证人是保护司法公正的客观需求。法律之所以能够准确适用，正当程序是基础，是确保法律准确适用的常规机制。①在审理刑事案件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出庭率低，易导致片面，质证乏力，影响到实体认定。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对于提高证人出庭率，进而提高刑事指控的成功率，推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证人保护制度反映了个体权利保障的现实需求。证人保护是维护证人合法权利的必然要求，是防止证人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伤害的必要手段。保护证人出庭作证，不仅是一种制度需求，更是法治社会尊重个体权利的应有之义。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证人，保护证人，也是保护自身。构建一套切实有效地保护证人及其亲属安全的法律规制是社会一般正义的必然要求。

2 我国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现状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主要从五个方面完善了证人保护制度，包括明确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犯罪等案件，存在人身危险的，应当采取证人保护措施;将保护对象从证人扩大到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明确了证人保护的措施，如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增加了证人保护的请求权;增加有关单位和个人的配合义务。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着规定过于笼统、原则，不便于实际操作，还需进一步完善。

2.1 保护机关责任分工不明确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公、检、法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对证人进行分诉讼阶段保护，但是并没有具体规定三个机关在刑事实践中应该怎样分工协作，部门和部门之间职责规定过于宽泛，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如果没有很好的衔接或者衔接不畅，及其容易导致证人保护出现空白，甚至落空，不能够起到保护证人的作用。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同时也明确规定了证人有权利向三个机关的任何一机关申请法律的保护，但并没有具体规定申请应该符合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具体由哪个机关承担相应的职责。这些笼统的规定可能导致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另外，三大机关都有义务对证人加以保护，法律却未明确规定由哪一个机构对刑事证人保护的程序实施进行监督，对侵犯证人及其相关人员权利的行为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可以考虑在立法中增设保护证人失职罪，并将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条文中予以明确规定。②

2.2 刑事证人保护措施内容不完整

保护措施直接关系到证人保护的效果，在保护措施方面，目前立法只是对可采纳的保护措施进行列举，并没有划分各种措施的性质和适用的阶段。使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保护措施没有针对性。另外，刑事证人保护措施内容还不够完整，一些必要的保护措施没有纳入保护体系。例如贴身保护制度、短期安置制度、为证人提供心理辅导和证人回访制度等特殊的保护措施都没有体现。

2.3 刑事证人作证经济补偿制度不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补偿制度：“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这体现了立法的进步，但是也存在不完善之处。首先，未明确规定对于因作证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应当如何补偿，例如证人因提供证言受到打击、报复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其次，笼统地规定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保障并不能保证经济补偿能落实到位，尤其是一些财政紧张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最后，对于证人经济补偿不到位或者经济补偿权遭到侵犯时缺乏相应的救济程序。

3 我国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之完善

3.1 明确保护机关责任分工

目前一些学者主张应建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设立一个证人保护中心，专门负责证人保护工作。笔者认为在当前经费和人员都不足的情况下，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难以实现，在现有机构、人员不变动的前提下，因公安机关具有行政机关的能动性、灵活性、高效性等特点，具有证人保护实施机构的优势，可以由公安机关作为证人保护实施机构，③具体由公安机关内部负责刑事侦查的机构实施，由熟悉情况的被保护人员居住地派出所协助执行。检察机关应当担负对刑事证人保护的实施工作的监督职能，证人及其有关人员如果认为保护实施机构有错误或保护不力，可以向实施机构所在地检察院申诉，保护证人失职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立法中明确。

3.2 刑事证人保护措施内容的完善

保护措施按性质可以分为一般性保护措施和特殊性保护措施。根据证人面临威胁程度的不同，在适用的保护措施的性质上和保护力度上应当进行区分。还可以将保护措施进行分级，根据案件证人面临的风险情况，适用不同等级的保护措施和配备保护人员。同时应当将一些必要特殊保护措施纳入保护体系。例如贴身保护制度、短期安置制度、为证人提供心理辅导和证人回访制度等特殊的保护措施，以更有效地实现对证人的保护。对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还应当制定详细的保护方案和计划，并经过监督机构审查，方可实施。

3.3 建立有效的证人经济补偿制度

建立形之有效的经济补偿保障制度，完善我国证人经济补偿制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应当明确规定对于因作证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补偿。当刑事证人的个人合法权益因为作证而受到损害时，应当得到国家的补偿。④证人因作证行为而遭受打击报复，因此而造成的财产损失，行为人无力赔偿损失时，国家应对证人的损失予以补偿。其次，在经济补偿资金保障方面，应当由中央财政统一专门拨款，建立专项的证人保护基金，做到专款专用。⑤也可以通过向社会募集的方式补充证人保护基金。由检察院对保护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最后，建立证人经济补偿救济程序，在证人经济补偿不到位或者经济补偿权遭到侵犯时，其有权利向原作出决定机关申请复核，并向上一级证人保障机构申请复议。还可以向作为经济补偿制度实施监督的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刑诉法修正案实施后刑事证人保护制度构建研究》;湖南警察学院科研项目《刑事诉讼证人制度之完善》

注释

① 袁群，黎亚薇.程序文化的意义[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12）：91.

② 李艳.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J].宿州学院学报，2013（3）：40.

③ 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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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在推动国家各种技术法规和标准的贯彻、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促进产品的质量管理水平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具有其他工作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而完善的产品认证制度离不开完善的监督机制保护。

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CCC 认证) 作为中国的合格评定制度，是基于中国产业结构尚不发达，产品质量安全状况需要提高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因而采取有效的市场监管措施保证投放中国市场的产品质量安全，对保护消费者安全、促进企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而欧盟CE 指令是欧盟针对欧洲分散的特殊状况，为了形成统一市场，统一市场准入与监管而制定的合格评定模式，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为了保证投放市场的产品完全符合CE 指令的基本要求，市场监督已成为欧盟法律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文旨在解读和讨论中国强制性认证制度与欧盟CE指令市场监管行为及二者异同，在欧盟CE 指令进行市场监管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对如何规范和完善我国的CCC 认证制度的市场监管进行了一些思考。

2 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CCC)与

欧盟CE 指令简介

2.1 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CCC)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为基础建立的，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中正式给予法制化。其目的旨在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

强制性产品认证涉及的产品范围为涉及人体健康、动植物生命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产品，目前中国CCC 认证制度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产品，包括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部件、低压电器设备、家电、消防及安防设备、建材产品、玩具、农机产品等。

实施CCC 制度的认证机构和检测机构及检查机构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负责指定，指定承担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的机构也都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法律实体。截止目前指定的认证机构共15 家，指定实验室167 家，指定的实施机构(认证机构、实验室)均为中国国营企业或国有事业单位(也有极少数机构在得到指定之后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或民营企业)，指定的机构在CNCA 授权的业务范围内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

2.2 欧盟CE 指令

CE 是英语Conformity With European的简称，是欧盟法律对产品提出的一种强制性安全合格标志，CE标志不是质量认证标志，它仅代表加贴标志的产品完成了规定的合格评定程序，符合欧盟指令的要求, 因而CE 标志制度是欧盟的产品准入制度。相比中国CCC 强制性认证制度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欧盟的CE 标志制度则是由条约、指令、成员国为保障指令得以实施的法律措施等组成的强制市场准入制度。

欧盟CE 指令适用的产品领域包括低压设备、简单压力容器、玩具、建筑产品、机械、无线电及电信终端设备、船用设备、医疗器械、燃气器具、载人索道设备等，目前已发展至30 多个类别。针对绝大部分的消费品以及工业品，欧盟都要求实行CE 指令体系。指令规定的产品绝大多数必须加贴CE 标志，只有当产品符合所有相关指令的规定并且依据所有相关指令进行合格评定后，产品才能投放市场或交付使用。

CE 指令的指定机构与中国CCC 认证制度基本一致，两者均为通过各自认可体系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承担合格评定活动。CE 指令的第三方机构既包括了认证机构也包括了测试机构，而中国的CCC 指定机构通常明确区分了认证机构和检测机构。CE 指令虽然不是认证制度，但欧洲理事会决议93/465/EEC《关于合格评定各阶段程序及加贴和使用旨在用于技术协调指令的CE 合格标志的规则》为新方法指令中的合格评定制订了指南和详细程序，通过引入模块化的合格评定方法对不同危险程度的产品进行区别对待。

3 CCC 认证与欧盟CE 指令市场监管差异性研究

由于整体监管框架的不同，欧盟CE 指令在市场监管方面与我国存在很大的不同，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二者的异同进行阐述：

3.1 实施监管的主体及作用：

3.1.1CCC 实施监管主体及作用

自中国于2002 年5 月1 日全面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以来，国家认监委以完善工作、解决问题、加强监管、提高认证有效性为主要目的，陆续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法律法规体系，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的公布，明确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国家监管的地位。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以及国家认监委有关规范性文件均对承担强制性产品认证任务的认证机构、检测机构、检查机构以及检查人员等提出了明确的管理与技术、法律责任的要求，由国家认监委负责全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和综合协调。主要包括组织查处认证违法行为，对重大认证违法案件进行督办和业务指导;实施停业整顿、撤销指定或者撤销批准文件等处罚。

国家认监委不参与CCC 认证的具体事务性工作，由地方认证监管部门依法负责组织协调所辖区域内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的监督管理/执法查处/工作，负责CCC认证行政执法工作。

3.1.2 欧盟实施监管主体及作用

欧盟实施市场监管的主要依据文件为安全保护条款程序。欧盟委员会利用这类条款分析和判断限制贴有CE 标志产品自由流通的国家的法规措施是否合理。针对产品的安全问题，欧盟制定了《产品责任指令》(85/374/EEC)和《一般产品安全指令》(2001/95/EC)，在协调标准(由欧洲标准化组织受欧盟委员会委托制订的欧洲标准)的情况下，这些为在欧盟范围内评估与产品相关的风险提供了共同基础。

为了保证市场监督运作的公正性，市场监督工作必须由各成员国政府主管当局负责，如质量监督部门、海关、安全监督部门等。市场监督机构应当保证其独立、公正、无偏见，必要时应当遵守保密原则，为了保护商业秘密或者根据国家立法保护个人资料。并建立适当的程序，包括：跟进投诉报告有关产品所带来的风险问题;监测事故及引起健康危害的产品;核实是否已采取纠正措施;跟进有关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并落实安全问题。各成员国市场监管机关其市场监督的能力只限于每个成员国司法辖区内，成员国应告知委员会，他们的市场监督机构和各自的职权范围，委员会将信息传递到其他成员国。

但由于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家层面上采纳法律、标准的方式和管理体制的差异，故市场监督的组织架构不尽相同，而且其监督机关使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和实际做法均不尽相同。为使市场监管工作更加有效地运作，这就特别要求在国家监督机构之间要建立适当的沟通和市场监督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以确保欧盟内的保护水平相同。国家行政部门之间的合作通常是以工作组的方式进行的。因市场监督涉及所有新方法指令中所适用的条款，工作组根据新方法指令成立。

3.2 对市场机构的监管

3.2.1CCC 对市场机构的监管

为进一步规范认证行为，维护认证认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国家认监委构建了比较完善的CCC 认证监管体系，保证CCC 认证制度长期稳定地贯彻。监管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列入CCC 认证目录的产品企业进行监管，二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的规定，由国家认监委对认证活动和认证结果进行监督检查，对于指定机构及工厂检查员进行的监管。

国家认监委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要求，指定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等13 家认证机构承担CCC 认证的具体业务，并向社会公布这些认证机构的信息和能力范围。自2004 年以来，为了进一步健全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监督管理机制，国家认监委每年都会从多个方面组织部署对强制性产品认证所有指定认证机构和部分领域的指定实验室实施专项监督检查，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采用行政告诫限期整改暂停或者撤销指定业务范围等各种手段，严格规范指定机构行为。通过专项监督检查，可及时发现和纠正认证实施机构和企业存在的问题，规范指定机构和认证人员的认证、检测行为，打击强制性产品认证违法违规行为，维护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而地方认证监管部门则在国家认监委的指导下，完成法律赋予的监管职责，其对认证机构违法行为的认定，应当得到国家认监委的确认。

由此可见，中国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对于认证机构的监管，其实质是以政府为主导，地方监管部门为辅助的市场监管体系，在此监管体系下，各指定认证机构纷纷制定、完善管理文件，建立了获证企业分类管理体系、认证质量可追溯和责任追究体系、产品信息接口处理和风险防控体系，并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

3.2.2 欧盟对市场机构的监管

而在欧盟各成员国市场监管的整个过程中，为避免利益冲突，指定机构不得参与其中。虽然指定机构和市场监督主管当局在成员国中是受上级同一主管当局管理，但二者所承担的责任是完全不同的，并要明确划分合格评定与市场监管的区别，市场监督机构主要负责产品投放市场后对产品进行监督检查，而指定机构负责产品在投放欧盟市场之前是否符合新方法指令的基本要求，两者虽然职责不同，但互为补充。

各成员国可能有不同的机构负责评估不同产品的安全性，而一些国家还有跨部门的产品安全监督体系，可能有两个或者三个机关负责监管一个产品的安全。产品的检测通常会使用权力机关大量的经费，而这导致一些成员国不进行产品检测，而是主要依靠其他成员国的通告。其他成员国有资源在特定时间仅关注有限数量的产品(如比利时)。同样，一些机关在风险评估方面经验丰富，并且有能力制订和应用比较复杂的方法。

为使市场监督工作更加有效地运作，欧盟还采用了大量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诸如为消费者建立信息快速交换系统、为医疗设备建立警戒系统、为收集伤害数据建立的数据收集和信息交换系统。在以上的基础上，欧盟市场机构监管保证了监管机构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使市场监管机构起到了市场医生的作用，并保护最终使用者的健康和安全，保证商品在内部市场的自由流通并消除不公平竞争。

3.3 对产品的监管

3.3.1CCC 对产品的监管

为确保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有效实施，对CCC 认证目录里的产品采取的市场监管方式主要是日常监督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不断采取各项措施完善并创新目录内产品证后监督工作。监管的重要内容是未经CCC 认证的产品、假冒CCC 认证标志的产品、受到消费者投诉的产品。国家认监委每年都会组织地方两局在流通、生产和进口领域内开展大规模的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督抽查工作，同时根据社会反映、抽查结果等信息不定期地开展针对某类高风险产品的专项整治工作。

而地方认证监管部门在国家认监委的指导下，需完成法律赋予的监管职责。一是积极地参与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建设并做好前期的调研工作，理顺和协调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和其他质量监管制度、相关部门监督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把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实施与促进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实施结合起来，把生产许可证管理与强制性认证管理的产品分开，采用一次合格评定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和其他相关监督管理制度的矛盾，减轻企业负担。二是调查摸底，为搞清当地需要取得强制性认证的产品和企业的基本情况，地方认证监管部门建立了相关档案，掌握和了解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的进展情况，并邀请国家指定机构与当地企业直接见面，如此以来，应该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企业都能充分了解有关制度的内容和要求，为企业充分地提供公开的信息和政策咨询。三是按照法定职责，对所辖地区《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中产品实施监督并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CCC 认证行政处罚工作，负责CCC 认证行政执法工作。

依据自2009 年9 月1 日施行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国家质检总局第117 号令)，在市场监管活动中发现不合格品可加以证书暂停，撤销并辅以对相关制造商予以经济处罚的措施，视情节不同处罚金额而不同，对照原2001 年颁布的《管理规定》，通常认为新《管理规定》比原规定内容更加具体、监管更加有力、处罚更加严厉、责任更加明确。而国家认监委可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对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的指定。值得注意的是，未获得CCC 认证的产品不一定就是不合格产品或者伪劣产品，因此在执法过程巾，要注意对产品采取强制性措施的尺度。

3.3.2 欧盟对产品的监管

在欧盟，对于产品的市场监督活动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由各成员国的主管当局监督通过采取检查措施监督投放到市场的产品，检查其是否符合所适用的新方法指令中的相关条款要求;二是采取必要的一致性措施。当国家主管当局发现产品不符合适用指令条款的规定时, 必须采取适宜的行动，其所采取的纠正措施视产品的不合格程度而不同。如产品没有正确加贴CE 标志(如尺寸或设计)，属于轻度不合格;若产品不符合新方法指令的基本要求，或是没有采用合格评定程序，从而可以推测产品可能会危及人们的健康和安全，这种问题则被视为严重不合格，主管当局必须采取措施使不合格品符合要求, 并限制或禁止这类严重不合格产品投放市场及投入使用, 最终保证这类产品从市场撤出。采用禁止或限制产品投放市场的措施是暂时的，旨在允许监督机构对产品可能产生的危险或其他重大不合格项获取足够的证据。对不合格品所采取的措施还包括警告或法律诉讼(甚至包括对指定机构和相关人员)。

根据《产品责任指令》(85/374/EEC)和《一般产品安全指令》(2001/95/EC)，在出现不合格品时，产品制造商作为产品的安全责任方，一旦面对在用户和消费者因使用某种产品遭受伤害，向制造商提出的指控时，作为被告的制造商将负有举证责任：即制造商须自己设法证明对用户和消费者的此种伤害并非由其产品所造成，否则制造商将承担由产品责任法所确定的，包含对人员/ 财产/牲畜等的伤害。由于按产品责任法判定的赔偿往往数额十分巨大，因此对产品制造商/ 供应商具有较强的镇慑作用，促使其必须提供优质和安全的产品，并在最大程度上采取可靠的防护措施(既可以采用技术性措施防止伤害，也可以通过标注警示作用的语句提醒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