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十篇

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篇1

一、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研究综述

目前人们对西部大开放金融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的作用程度认识；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问题；西部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直接融资政策以及外资政策等方面。

(一)金融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的作用程度认识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离不开金融业的大力推动。问题是金融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人们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1、金融支持处于主导性地位

马润平等人认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须有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系统。在该体系中，金融支持处于主导性地位。”他们的理由是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可以拓宽西部开发资金供给的渠道，可以优化资金投向和经济结构调整等等。

2、金融支持不起主导作用

戴小平认为，金融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主导作用这种提法是过分夸大金融作用，也忽视了金融的特性。在他看来，金融业在西部大开发中确实能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原因是在西部大开发前期，由于投融资项目的长期性、非盈利性，商业性金融和外资大举投资内在动力不足，应以财政投资和政策性金融为主导；而在中后期西部投资环境改善后，商业性金融和外资才会发挥其资金融通的主导作用。除外，支持这种观点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兰州市中心支行有关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在肯定金融业支持西部开发作用的同时不能夸大了金融业的作用，原因是金融作用的发挥要与金融领域内外环境紧密相关，不对西部金融环境进行改革，金融将难以真正发挥对西部开发的支持作用。

(二)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问题

在分析西部地区经济金融落后的根本原因时，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央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和西部地区差异性的矛盾所造成的。为了发展西部，不少人认为必须根据西部地区实际，实施特殊的金融政策，为此提出了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战略。如马润平等人认为：要推行有差别的货币政策，途径有：①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政策；②扩大再贴现和再贷款业务等。马洪波认为实行向西部倾斜的信贷政策其措施有；①降低西部存款准备金率；②东西部差别贷款利率；③提高西部地区商业银行分支行的贷存款比例等。和秀星等人认为，有效的倾斜性金融政策是一种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所不能替代的无形资源，它是金融杠杆撬动西部大开发的“支点”。他们提出的措施有：①按大区实行差别准备金政策；②适当提高西部利率浮动水平；③适当提高西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比例等；④提高呆帐准备金比例等。

在这股要求实施倾斜的货币信贷政策的强大呼声中，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戴小平的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倾斜受到很大限制，在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有着不同的货币政策，那将给中央银行监管带来很大困难。在他看来，货币政策因为主要是调控总需求，即使倾斜后对于结构调节的作用也不大。作者认为他所理解的货币政策的倾斜，应是体现在实施具体的优惠利率和约束性管制的节制等两个方面。

(三)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

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到底是多还是少?人们看法不尽相同。张锖认为，“金融组织体系残缺不全，尤其是区域性商业银行缺位，是限制西部地区外部融资环境的一个主要因素。”她的根据是西部金融机构的网点密度与资产总量远落后于东部，提出的对策是适当降低金融机构的设立标准等。人行兰州市中心支行有关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谈到要对“机构准入政策进行创新，降低西部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可见，不少人的观点是认为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少了，为此提出通过降低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设立的标准等措施来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金融组织体系。

而戴小平则认为，在构建金融组织体系之前，应明白西部需要怎样的金融机构。西部的金融组织体系目前是基本建立了，这时候过多增设网点，无异于自相残杀，引起恶性竞争，当务之急是增强西部现有金融机构的服务职能。他还认为没有必要专门设立西部开发银行，原因是三大全国性的政策性银行可以履行这一职责。

(四)直接融资政策

发展西部金融，通过金融机构融资，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目前西部普遍存在着金融市场不完善的问题，表现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的滞后。但许多人提出的直接融资政策中关注更多的是西部资本市场怎么发展。和秀星等人认为“应放宽直接融资的政策限制，促进西部资本市场的发展。”人行重庆营业部一个课题组关于西部大开发中金融政策的建议之一是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张方等人对于直接融资政策的建议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市场的培育完善；二是设立西部开发基金。他们提出的措施有对西部企业上市给予倾斜和优先；在西部建立第二层次的证交所；在西部发行区域性债券等。

戴小平却是从一个比较广阔的视角来谈直接融资政策。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内容：一是在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不应忽视货币市场的发展。理由是资本市场主要是解决长期资本的融通问题，货币市场主要是解决短期资金的融通。两种市场对西部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在发展资本市场时，应找准切入点，股票上市只是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更不能为上市而刻意破坏规则；在重视股票市场的同时注意发展债券和投资基金的市场。此外，吴跃云等人在论及货币政策融入西部大开发的难点时，谈到的一点是西部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他们主要是从西部货币市场的不完善来说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部地区发展货币市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五)对外资(FDI)的政策

西部大开发必须采取各种政策，以多元化方式提供多种渠道吸引外资参与开发建设，其中灵活的金融政策对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点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外资政策的建议方面，人行重庆营业部课题组认为：实行外资银行国民待遇，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立分支机构。马洪波认为：要加大西部利用外资力度，必须从基于规制的政策来吸引外资，那些对外资金融机构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法规和不合理的行为必须及时清除。张锖对外资政策提出如下看法：在间接利用外资方面，可考虑在西部地区率先放宽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首先是人民币经营种类的放开)；逐步推行所谓“同步设点”政策，即要求已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金融机构，今后如要在东部增设分支机构时，必须相应的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等。

简言之，人们关于外资政策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是为了吸引境外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点，必须实行国民待遇原则，以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外部环境；其二是可以通过西部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政策来吸引外资。

二、制定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应注意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从有关西部大开发中金融政策研究的综述可以看出，当前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进程。总结分析各方的观点，笔者得到的启示是，在制定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时应注意处理好如下几对关系，这些关系理顺了，才能更好地设计，出现实可行的金融政策。

(一)增长与稳定关系

金融业遵循的最高原则之一是稳健经营，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在稳定币值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在促进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政策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鼓励金融投；资西部大开发与维护金融业稳健经营原则之间的关系。当前有的金融政策主张很有创新力度，但如果执行起来，其结果可能仅仅是在鼓励金融机构的冒险精神，与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的稳健经营基本职责相违背。如适当降低西部企业贷款条件、降低西部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等。金融业一旦置于稳健经营原则于不顾，大肆投资放贷，金融泡沫也就为期不远，到时不仅造成巨大金融风险，还影响了西部大开发的进程。所以制定金融政策时，必须正确处理好西部发展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二)政策创新与维护关系

西部情况的差异性和西部大开发的紧迫性需要金融政策的创新思维，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我们在强调金融政策创新的同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创新本质上属于一种市场行为，而不仅仅是由政府政策就可以推动的结果。金融创新是在经济、技术、市场需求等外部环境都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我们在对金融政策进行创新时，应遵循金融创新的这种特性。政府行为不是万能的，政府失败论是客观事实。所以在研究金融政策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政府的金融政策不应过多地于预金融活动主体的自主经营活动，而主要以市场取向为主。有人提出的“同步设点”等措施实质上是强调·以政策的硬性规定(行政干预)来“迫使”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该政策可行性值得怀疑。②在对金融政策进行创新时，应该是在总结、吸收已有的政策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不应前后矛盾。如有人主张的降低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措施，“如果硬要实行，则会否定商业银行一级法人体制改革成果，回到原有的以各地分行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③相关金融政策的创新应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如倾斜性的金融政策旨在消除东西部存在的政策不公平现象，具有合理性，但应注意的是，在消除旧有的不公平的同时不应该又造成一种新的不公平产生。这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也是公共政策的属性之一，因为实现公平是公共政策要寻求的目标之一。有的金融政策主张在消除已有的不公平同时无意中造成新的不公平，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是在进行金融政策创新时应加以避免的，如，降低西部法定准备金率等。

(三)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的关系

当前西部地区的金融落后是由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和西部地区差异性的矛盾所造成的。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金融政策属于“一刀切”做法，这种做法忽视西部经济金融落后的实际以及对统一性政策给西部经济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许多入主张实行倾斜性的区域金融政策。该政策强调了地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其一系列政策主张的本质是通过政策手段在抑制本地区资源和要素的不断流动的同时吸引外来资金的投资。笔者认为，区域性金融政策的提出同样没有很好地处理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关系。因为该政策的实质是借助于人为力量将地区市场与全国统一的市场割裂开来，在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潮流面前显得不是很合适宜。况且，这种区域性金融政策的存在也会给中央银行的监管带来困难。“原则上，为了区域发展目标，货币政策可以区域化，但由于货币系统的高度一体化，这样做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此，货币政策是较少用于区域目的的。”所以，该政策的现实性让人怀疑。人们在研究金融政策时需要从系统论观点出发，同时考虑金融政策的一般要求(统一性)与地区现实存在问题，协调好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之间的关系，以便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金融政策。

(四)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的关系

针对当前西部地区经济金融滞后的状况，许多人提出的金融政策之一就是放松对西部金融机构相关标准的要求，希望以此帮助西部地区金融业尽快发展起来。如，降低西部地区的法定准备金率、适当降低再贷款条件、降低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等措施。人们可能对倾斜性的西部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实际上，西部地区经济金融的问题，不仅仅是资金短缺的问题，金融外部环境的不完善则是更深层次的方面。西部地区还属欠发达地区，本地区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造成地区经济效益普遍较低，投资环境不佳，可投资的有前景的项目不多，银行贷款回收、资产治理和风险问题因而也变得突出。这种状况下如果再降低有关标准，而不同时强调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那么可能的结果是一些并不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一哄而上，为了生存势必恶性竞争，导致的后果将是严重的。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就认为：“在西部开发中，应始终强调投资质量和防范金融风险。”所以，金融当局不可能对西部金融机构一放了事，与此同时强化金融监管也是十分必要的。从政策科学的角度讲，一项政策的周期包含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终结等环节，其中监控环节对于及时矫正政策偏差、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金融监管措施是一项金融政策的重要环节，在强调对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适当放松管制的同时，强化金融当局对其相关金融政策进行监控是其职责所在。总之，放松管制必须与强化监管紧密结合在一起。

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篇2

一、关于政策性金融的理论探讨

(一)政策性金融的有关概念

对于政策性金融的基本概念,目前的探讨主要在国内理论界进行,并且存在描述上的差异,这也反映了对于政策性金融研究的假设前提与出发点还存在较大争议。在此,我们所定义的政策性金融的一般概念为:充分体现政府特定政策意图,而且不单纯以市场化商业机制作为运营基础的金融活动,该类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往往直接或间接担负了部分公共性的金融政策职能,它们或者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或者由政府承担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部分成本。

应该说,政策性金融的背后,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职责。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按照不同的内涵和边界,对于政策性金融的概念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政府作为运作主体或者委托人,为达到特定政策目标,而直接或间接展开的、组织和运用金融资源的过程。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政策性金融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了现有各种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某些政策导向的金融活动,而且涵盖了围绕政府信用进行的投融资活动。

第二,由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主体,政府通过立法来规定该类机构的基本行为,并在金融监管和融资方面提供特殊政策,围绕该类机构来实现政府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目标,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政策性金融的概念。

第三,由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运作主体,政府为了达到特定政策性目标,通过具体手段来指导或影响这些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过程。在此,政府通过优惠或惩罚性措施,来引导金融机构的行为,使之符合自己的特定目标,并以此对整个金融运行产生影响。

(二)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与作用

1.政策性金融的一般功能

(1)体现政府的“政策性”意图。这是政策性金融区别于一般商业金融的根本特点,也是对这种金融运作形式展开研究和分析的基础。所谓政策性,就是指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运作和经营活动中,或者商业性机构承担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中,总是隐含着政府特定的价值判断和具体目标。这种政策性通常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政策性金融活动的资金来源方面,二是在政策性金融活动的资金运用方面。

对于前者,我们知道政策性金融机构除了具有普通商业金融机构所拥有的市场融资手段之外,通常还会得到政府的某些特别支持,例如补充资本、给予特殊的债务融资权、短期信贷支持等措施,这正是政府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优惠性融资政策的表现。同时,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时,也往往会获得政府在税收、再融资等方面的间接支持。

对于后者,我们看到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通常会受到特别法令的限定,其掌握的资金主要被运用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准公共领域”,特别是商业金融机制难以完全发挥作用的“市场失灵”的领域,这更直接反映了政府应有的、增进市场经济效率的政策职能。而对于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商业金融机构来说,在获得政府相关支持后,其特定业务也往往通过法律或法规的形式被明确下来。

(2)联系不同的金融范畴。由于政策性金融又必须是某一经济体系中金融活动的组成部份,因此应当体现出现代金融的基本特征,也是一般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特征。在此,如果我们把金融结构分为公共金融和私人金融两个层面,则政策性金融应作为联系这两个层面的中间部分。

所谓公共金融,实际上是公共财政的核心内容。财政学理论告诉我们,公共财政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分配和再分配活动,公共财政的行为对象主要是经济资源。而对于公共金融,则是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掌握和运用金融资源的过程,因此是公共财政的必要环节。从本质上说,公共金融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并由政府或其他公共组织作为主体来运行,而且是以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比较作为运行原则。也正是基于此,公共金融活动具有了非盈利性的外生特征,也必须通过某种公共选择过程、以强制性的形式来获取金融资源。

所谓私人金融,则是指渗透到国民经济各个层面的、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基础的、以商业性运作方式为基本原则的、由私人组织或机构来运用金融资源的过程。私人金融的商业化运作方式,就是要充分考虑任何经营行为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亦即能够直接用货币进行计量的成本和收益。私人金融的性质,决定了其运行目标必然是以私人金融机构的利润最大化或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除非能够有利于其利润或市场价值目标,否则私人金融的范围绝对不可能涵盖非盈利性的公共领域。

虽然从概念上来看,公共金融与私人金融是截然不同的,但在现实经济中,二者并没有泾渭分明的边界,也是难以进行严格划分的。事实上,公共金融与私人金融的划分,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即: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存在既具有满足公共需要的特点、又具有私人竞争性需求特点的金融资源的组织与运用活动,政策性金融恰恰是在这一方面把公共金融和私人金融联系在一起。

2.政策性金融的具体作用

根据各国的政策性金融发展实践,可以看到其在现实中主要发挥如下具体作用。

(1)支持农业发展。支持农业发展,这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政策性金融最为基本的目标。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产业由于其内在的特殊性,都是必须得到政府关注的弱势产业。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保障农业从业人员的福利水平、实现农业基础产业的社会稳定作用,各国政府都主导或参与建立各种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支持农业的发展。

(2)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由于其公共性或准公共性特征,也往往成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对象。健全的基础设施是一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而由于基础设施通常具有非盈利性或盈利周期长的特征,商业性金融难以成为支持其发展的主体。在各国的工业化中期以前,政府往往都利用政策性金融来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

(3)影响国家进出口业务。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利益差别,使得各国都在某种程度上运用金融手段来影响自己的进出口情况。虽然国际合作是当今世界贸易的主流,但也要看到,目前并未形成公平合理的国家贸易秩序,贸易保护主义还处处存在。在此情况下,政府往往通过政策性金融来对进出口业务产生金融影响,从而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保护本国利益。

(4)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由于中小企业的特殊地位与其融资的困难,使其经常成为政府特殊政策所关注的对象,这也是政府出于促进风险产业成长、增加就业、优化经济结构、维护市场竞争等目标的考虑。鉴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背后隐含着众多的政府特定目标,因此政策性金融在这方面经常大有作为。

(5)增进社会福利水平。经济发展不仅要求总量的扩张,而且要求一国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这也是像我国这样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家所必须注意的。政府把增进社会福利水平的目标落实到金融体系建设上,就表现为运用政策性金融来有针对性地对关系居民福利的领域提供金融服务,尤其表现在住房金融、社会保障等方面。

(6)优化经济结构。鉴于私人部门通常认为政策性金融活动的背后隐含着特定的政府意图,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活动来引导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中,政府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主要政策手段还是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如果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政策性金融活动来传递调控者的意图,协调私人部门的经济行为,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二、关于各国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实践考察

(一)国外政策性金融发展的三种模式

从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实践来看,有三种基本发展模式。

第一,美国模式。即由政府发起建立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的运作是市场化方式,依靠专门法律来确定机构的业务经营。在美国,早期基本上由政府来保障这类机构的盈亏,而到上世纪中后期,这些机构普遍实行了私有化改革,在组织结构上趋同于商业性金融机构,最后保留的是政府信用和政府的政策目标,主要通过法律和法规的形式来保障政策性意图的实现。

第二,日本模式。即是由政府发起设立、并长期保留政府控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这些机构与商业性金融严格分离。如日本的“两行九库”,以及这之外的三个开发性金融机构。作为长期金融资源的主要提供者,这套政策性金融体系曾对日本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过度管制和经济金融危机冲击,在上世纪末出现了严重问题。

第三,德国模式。实际上是取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的中间形式,即在政府目标与商业运行之间达到最大限度平衡,代表性的是德国复兴开发银行。相对于美国模式来说,德国模式中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而相对于日本模式来讲,则其运作方式显得更偏重市场一些。

(二)国外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

当前,国外政策性金融发展突出表现出三大趋势性特点。

第一,根据前面的三类概念区分,当前发达国家政策性金融发展的阶段,已经先后渡过了以第一类和第二类政策性金融活动为主的阶段,而进入第三类政策性金融为主的时期,即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来完成政府政策意图。

第二,从发展模式来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外政策性金融发展的主流逐渐成为美国模式,即市场主导完成政府政策性金融目标的模式。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一趋势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方面,美国模式本身在不断调整,开始向增加政府干预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回归,呈现出强化传统政策性金融的特点;另一方面,各国都对政府主导或特殊政策性金融机构主导的政策性金融有所强化,类似于德国模式的中间模式逐渐被各国所接受。

第三,未来的国外政策性金融在三方面将体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一是在房地产政策性金融领域。由于各国的经济金融危机都与房地产市场动荡结合在一起,这对于各国的居民生活和社会稳定都产生较大冲击,因此,危机之后各国普遍重视强化房地产政策性金融支持。二是在进出口政策性金融领域。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重新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各国都试图使自己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因此传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手段得到更广泛地运用。三是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领域。危机爆发时,许多国家的中小企业都大批倒闭,使得这些国家的失业率急剧上升,这使得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变得更加引人关注。

(三)国外政策性金融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分析国外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状况,对于我国有四方面的重要启示。

第一,国外政策性金融发展模式与特点的演变,都是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相适应的,也是与其金融基础条件的变化相应的。国外政策性金融的最新变化,很多是基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前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照搬其市场化改革模式。

第二,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要兼顾政府与市场,达到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在此过程中要避免政策性金融发展走向极端,否则就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例如,日本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就是一度走向了过度依靠政府、忽视市场原则的极端,因此产生了巨大的风险;再比如,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简称“两房”)这两大传统政策性金融机构,却一度走上过度依靠市场的另一极端。“两房”正是由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面走向私有化,因此与其承担的政策性目标产生了内在冲突,导致在本轮美国次贷危机中出现严重问题,最终在2008年被政府“接管”,重新回到了传统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地位,这也充分体现了“过犹不及”的问题。

第三,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趋势存在反复性和多元性。一方面,发达国家政策性金融的总体趋势虽然是转向市场化、依靠商业金融机构,但金融危机后依靠传统政策性金融机构、非市场化的情况却重新加强。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失灵的领域众多,仍然需要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主导的相关金融支持。

第四,对于健全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来说,需要协调发展政府主导、政策性金融机构主导、商业性金融机构主导这三种类型的政策性金融,区别在于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对这三种类型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

三、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的现状与思考

(一)对政策性银行改革现状的反思

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1994年,我国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分别为“两基一支”、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出口、粮棉油收购等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

应该说,自成立以来,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也日益体现出某些问题。例如:职能定位不清,导致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与商业性金融竞争的态势日益明显;缺乏负债规模约束机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规模不断扩大,导致负债规模与资金本比例不相称;不良资产率高,风险准备金严重不足。

进入21世纪,改革政策性银行的呼声日渐高涨,而开行也通过有效引入商业化运行模式,成为三家政策性银行中最成功的典范。经过长期争论,2007年结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原则和思路。目前,开行的商业化转型已经初步完成,进出口行将在兼顾政策性与商业性业务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农发行将继续保留政策性业务为主。

在此阶段,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反思政策性银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要避免政策性金融改革思路走向极端。对此,我们有三方面判断。

第一,政策性金融机构全面商业化的时机尚未成熟。根据国际经验来看,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市场化转型,都是建立在一国金融不断深化、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的基础上。这样政策性银行才可能在特定政策目标约束下,游刃有余地进行资金运用和风险控制。

第二,政策性金融业务全面商业化的时机尚未成熟。政策性金融业务涉及的往往是商业金融难以自发解决的领域,多是市场失灵领域。各国经验表明,政府采取招标等市场化手段来实行政策性金融目标,通常是基于两种考虑,一是超出了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容纳能力,二是完全市场化运行更有效率。而从国内情况来看,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很多领域还需要大量以非盈利、甚至亏损目标的金融资源投入,也缺乏依靠市场商业化运行的成功模式。在此情况下,脱离特殊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全面实行业务市场化是不现实的。

第三,某些领域仍迫切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但在商业化转型的呼声中容易被忽视。如中小企业、住房等方面从未建立起有效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而这是多数国家所不可或缺的。

应该说,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转型虽是长期趋势,但却不要操之过急。根据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仍然是处于应不断强化政策性金融功能的时期。对此,在以条件相对成熟的开行作为商业化转型的试点对象基础上,在其他领域的改革则要更加慎重。例如在农业方面应保持甚至扩大非盈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建立包括纯政策性、政策性与商业性结合、纯商业性的、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此外,发展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住房市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是当前历史阶段所需要的。

(二)未来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的重点

我们认为,未来我国政策性金融改革的重点,应该包括三方面内容:

第一,完善和发展传统政策性金融机构主导的活动,避免片面追求其市场化、商业化的极端倾向,在某些领域,反而需要加强和创新传统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农村政策性金融领域、住房政策性金融领域、进出口政策性金融领域。

第二,完善和创新政策性金融业务与产品,探索通过商业性金融机构来实现政策性金融目标的模式。主要包括: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和中长期信用支持领域等。

第三,继续保留政府主导的政策性金融活动,主要是在农村政策性金融领域。因为,各国政策性金融发展历史表明,在其工业化中前期,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大部分成本必然是应当由政府承担的,片面脱离发展阶段,要求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商业化转型,会导致严重的负面影响。

总之,结合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借鉴国外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经验,我国的政策性金融发展应该是:以传统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主导作为政策性金融发展的两条并行主线,以政府主导、政府买单的政策性金融活动为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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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China’s Policy-oriented Financial Reform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Yang Tao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732, China)

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篇3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海外投资：金融支持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任何经济大国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和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必然选择。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需要知己知彼，同时做好对内协调和对外协调两件事。加大金融支持，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是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环。当前，如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金融服务，支持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实环境与融资困境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我国海外投资的投资主体是中央部委　级大型外贸公司、省级外贸企业、大型金融和远洋运输企业，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贸易、航运、金融、海外工程承包等行业。随着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国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尝试直接跨国投资生产经营，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对外投资领域开始扩大到资源开发、加工制造业等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大型能源、资源企业纷纷走出国门，投资建厂建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重点逐步转向自然资源开采和加工制造业。从整个产业和地区投资看，2003年以后，尤其是以2004年为转折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能源、资源型取向极为明显，产业和地区投资主要围绕能源、资源丰富地区开展，如拉美地区，同时，随着中国内地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实力增强，以家电产品制造企业和少数信息产品制造企业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企业海外投资设立研发、制造中心的力度也在逐渐加大。

目前承担对中国企业提供海外投资政策性融资支持职责的唯一机构是中国进出口银行。1997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批示，中国进出口银行正式开始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提供融资支持。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具体落实，我国政府对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从较为限制转为鼓励、引导、促进和保护，从鼓励以出口为目的的海外投资扩大到以资源占有和开发、获取技术为主要目的海外投资，与政府政策导向的转换相配合，中国进出口银行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也因此开始逐渐加大，特别是进入2003年以后，国家明确对海外投资活动要大力支持。政策的全面“开禁”使进出口银行海外投资信贷业务发展势头尤为迅猛。然而，相比方兴未艾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融资需求来说，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外投资融资服务依然还有很大空间，而且自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政策性金融是长期稳定资金的重要供给者，但我国的现实情况却是它们无法满足经济增长和海外投资对长期稳定资金的需求。我国政策性银行组建的主要目的是接受原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为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扫除障碍，因而自组建之初就背上了沉重的政策性呆帐形成的不良资产包袱。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传统的政策性银行作为政府出纳。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它们主要依赖政府补贴，实行保本微利的目标。由于我国政策性银行资本补充仅仅依赖政府注资或政府担保下的债务融资，单一的资本补充渠道使其资本充足率随着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加而进一步降低。资本充足率低直接影响了我国政策性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低资本充足率和高不良贷款率是我国政策性银行的现状，要维持政策性银行的运转只能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这种低效率和高风险的现状不仅影响到其自身的资产回报率，从而制约了其长期运作的能力，而且也限制了其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

与此同时，在企业跨国经营的国际竞争中，由于各国政府的积极参与和相关产业本身具有的特点，除了具备普通商品的竞争特点外。还在国际竞争中出现了一些特有的“潜规则”。目前，这些国际竞争潜规则的运用愈演愈烈，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并具有高级性、跳跃性、带动性和干预性等特点。干预性是指国家通过政府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使其在某些产业能够取得竞争优势，发展成为国内支柱产业并成功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改变国际市场的竞争格局。国际竞争已经从价格、成本、质量、品牌等传统要素的简单竞争转向制造与运营管理互动能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动能力、企业与政府互动能力等综合要素的多层次竞争。国际竞争潜规则的主要手段表现在外交、金融、制度和技术等方面。金融手段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深度结合提升资本的影响力。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机构、私人信贷机构等完善的出口信用体系，有重点地支持本国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利用进出口银行支持本国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但西方发达国家进出口银行更大的作用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这些国家的进出口银行通过国家财政强有力的支持，实施海外投资战略，拓展国际市场，开发海外资源，在发展本国经济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进展，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呈现出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的进出口银行都把促进外贸出口与实施海外投资战略结合起来，对本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多方面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有的已达到相当规模。

经济全球化给更多企业带来了跨国经营的机会与动力。推动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政府确立的重大政策目标。从上述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运用的手段来看，中国政府只有制定适应国际竞争潜规则的发展战略和相应措施。增强我国企业的应变能力，才能使它们在国际竞争中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并能够有效帮助高素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我国尚处于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起步阶段，需要政府和政策性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建立各种相关的支持体系，特别是建立与完善金融促进体系，形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互动关系，以保证“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研究协助相关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政策策略，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支持“走出去”的金融政策体系，增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手段。

二、政策性资金对企业跨国经营融资支持的模式与效果分析

政策性资金是一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而对市场中某些类型经济主体或经济行为提供的无偿或优惠支持资金。它是政府以其社会财富再分配职能为依托，运用公共资金对

需要扶持的特定领域或对象进行支持和帮助，以干预市场主体利益分配的政策。在我国，提供政策性资金支持的主体主要是国家财政和政策性银行。依照政策性资金支持的条件或形式，政策性资金的支持形式大致可归结为直接支持模式和间接支持模式两种类型。直接支持模式指政府资金通过设立政策性机构直接参与市场运作，以实现政策目标；间接支持模式指政策性机构不直接参与市场运作，仅对市场主体符合政策目标的行为或后果进行补贴，以鼓励此类行为。按照政策性资金借助的媒介，每种渠道内都有直接和间接支持两种模式。例如，在政策性机构直接对企业提供支持时，可以对符合政策要求的企业进行无偿支持或股权投资(直接模式)，还可对其进行税收减免和利息补贴(间接模式)；在借助金融机构支持时，可以通过设立政策性银行、风险投资公司等机构参与市场运作(直接模式)，也可以通过对商业银行或投资公司进行利息或收益补贴；在借助担保机构支持时，既可以设立政策性担保机构对商业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还可以通过对商业性担保机构代偿风险提供补贴以刺激担保机构的发展，进而促进商业金融机构对企业加大信贷投入。

从性质上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包括商业性金融支持与政策性金融支持。在正常市场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但海外投资活动中的高风险性及国家风险因素等特点。使商业性金融往往在很多具体领域或项目上不敢、无力或很少涉足，从而使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成为在海外投资发展初期提供金融支持的主导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可以在不改变原有市场均衡金融价格的情况下，使经济社会中的资本供应增加，从而提高社会产出。在海外投资活动中，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表现在它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因而使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增强，从而增加参与海外投资的资金数量。因此，评判政策性资金的政策效果的依据应当是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不同支持模式的资金运作效率(包括支持对象的明确性、范围)，对商业性机构、社会资本的杠杆放大作用(包括通过示范引导和改变投资风险―收益分布)，对完善市场机制的贡献(包括对融资市场失灵的弥补、对高科技企业、商业机构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经营机制的促进)等问题。

政策性资金追求的应当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其导向作用在于激励市场主体朝政策设定方向努力，通过政策性资金的各种有效运作方式，例如提供信用担保，改变社会投资者对企业投资时面临的风险―收益分布，降低其投资风险，提高收益，从而激励其投资积极性，达到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与直接投入相比，政策性机构的运作示范效应更为重要。其示范引导作用表现为，政策性资金介入某些产业或者开发项目相当于向商业金融机构传递了一个国家要大力支持和发展这些部门的信号；其次，通过政府资金的投入，可以促使部分企业迅速成长壮大，带来丰厚的投资利润，吸引商业机构投资；再次，通过政策性资金的各种有效运作方式，如提供信用担保，改变社会投资者对部分企业投资时面临的风险―收益分布，降低其投资风险，提高收益，从而激励其投资积极性，达到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包括融资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在市场机制框架内实现，因此。政策性资金应尽量朝着建立以商业性机构为主体的方向努力，通过一系列相应政策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增强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所以，政策性资金的有效运作应当表现为对海外投资企业融资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促进作用，使这些企业的融资问题最终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实现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有机统一。从对市场机制的干扰和影响来说，那种通过设立政策性机构直接参与市场操作的直接支持模式，由于约束软化、激励动力不足。即使实行商业化运作，政策性机构也可以得到政府一系列优惠的财税政策和资金补充支持。而商业性机构则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这就在竞争起点上造成了不公平，可能会产生政策性机构间接地压制和排挤商业性机构的市场地位和社会资本顺利进入的负面效应，使得本就对商业性机构和民间资本缺乏吸引力的海外投资企业融资市场更加难以吸引社会资金进入，这对于建立符合市场机制的海外投资企业融资体系将带来负面影响。而间接性的补贴方式可以使政策性资金不参与市场直接运作，仅是作为市场的裁判对某些市场行为进行鼓励和引导，不会对正常的市场机制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从市场实践的情况来看，设立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调动的资金要远远大于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商业担保机构实行补贴的杠杆作用要远远大于对商业银行进行补贴。这些都说明间接支持模式不论就其运作的效率、政策放大作用，还是对市场机制的完善作用，都要优于直接支持模式。所以，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可以减少政策性资金干预市场运行的负作用，有助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三、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研究

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力量。但是，对于低收入的国家来说，由于经济发展的起点低，与其说存在着市场失灵，不如说市场本来是不存在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大多面临着两大障碍：一是市场发育不足，机能不够健全：二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信息和长期资金严重不足。解决这两个问题，单靠市场本身的力量是有限的，政府应当酌情介入市场，手段之一就是建立“开发性”金融体系。这种“开发性”体现的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和谐关系，即政府培育市场，主导市场，弥补市场不足，开发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为了取代市场。开发性金融是政府开发性介入经济活动、培育市场的有效工具，是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开发性关系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开发性金融是传统的政策性金融的继承与超越，反映了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府目标的运营理念，树立了有效联系政府与市场的开发性意识形态。其运作方法是：充分利用国家信用作为基础，通过市场化方法融资培育市场主体：在依靠国家信用的基础上，不断地运用和放大国家信用在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为企业信用的发展创造条件。在我国政府主导的经济转轨过程中，在融资体系方面的体制建设和市场培育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挥更多的作用。市场的发育和成熟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不仅包括制度的基础设施和架构，而且还包括市场体系间的结构性机制以及宏观层次的制度运行机制。只有在一些基本的制度、体制完善之后，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解决转轨经济中市场残缺问题的要害在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参与主体在政府的主导下主动地建立市场和培育制度，从而为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发挥创造

条件和环境。在这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在于联结政府与市场，它们是把政府信用运用于建设制度和培育市场的主体和执行者。

目前，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尤其是融资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由于商业机构及社会资本对部分高科技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因而政府通过政策性来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支持高科技企业跨国经营十分重要。政策性资金支持的有效性对于建立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高科技企业融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多少年来，我们都重视对高科技产业的融资，但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缺乏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相适应的市场化的金融平台。在这一平台体系中，资本市场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过去30年全世界高科技产业都出于美国，其中资本市场的发现机制是重要原因之一。美国的科技创新风起云涌，被称作“硅谷模式”。实际上指的是从风险投资到资本市场的一个体系，也是一种把科技创新者和科技的投资者撮合到一起的机制。美国有一个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主体的高效的金融体系，这个机制赋予它不断产生新的微软和比尔・盖茨的能力。而这个机制是我们中国最需要研究和借鉴的。自主创新标志着我国国家战略的重要转型，而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创新体制。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推动。以资本创新推动自主创新，是当下的现实选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科技创新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依靠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发现和推动机制。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政策性资金运作与资本市场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如何提供全方位、多品种、多渠道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问题。

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篇4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一、货币国际化的涵义

目前，就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现有的定义表述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着眼于国际化动态发展的过程，如潘理权（2005）和戴小平（2006）认为所谓货币国际化是指国家的货币走出国门、逐步成为世界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的动态演变过程，是该国综合国力、对外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影响力的集中体现。

二是着眼于货币在职能上的国际范围的扩展；它体现了一种权利和义务的国际化。梁勤星（2008）认为货币随着本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外市场扩展，在本币职能基础上，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境外货币兑换等方式流出国境，在境外逐步担当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的过程，是本国国际贸易扩大趋势的必然结果。

结合以上各种说法，我们可以给货币国际化下一个这样的定义：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货币随着本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外市场扩展，在本币职能基础上，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境外货币自由兑换等方式流出国境，在境外逐步担当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价值尺度等职能，从而由国家货币走向区域货币、再走向世界货币的过程。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难点

1、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个有一定广度、宽度和深度的国内金融市场来提供支持。市场需要有一定的规模、较大的弹性和足够的平稳性，才能极大地缓冲和吸收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目前国内金融市场规模较小，部分市场参与主体受到限制（如银行间市场），债券、资产支持证券、远期、期货、期权等金融产品发展落后，这不仅制约了境外人民币的回流规模，而且也难以应对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资本带来冲击，从而增大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

目前，从我国自身的经济金融现状来看，仍存在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有限，我国的利率还没有实现市场化，我国的金融市场功能存在欠缺，控制风险能力不高，这些都影响了人民币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同时，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交易、公平竞争的金融环境尚未形成。

2、央行对冲货币能力准备不足

人民币国际化的初衷之一是降低贸易顺差对外汇储备激增的压力，实现这一初衷的基本前提是出口收取人民币贰进口支付外汇，以降低储备压力。但是在目前进口支付人民币占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总额90%的情况下，很难通过人民币国际化降低外储压力。

三、问题的解决方法

1、提高金融业的开放度

与其说国内体系不健全，金融业开放度不高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不如说是人民币国际化使国内体系更健全，金融业开放度更高，推动了人民币向国外流通。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已经开始了结构性的转型，从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均衡的方向演进由于人民币国际化将带来更多的竞争，这也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业需要变得更有效率，而利润率可能也会随之降低。有专家认为，由于人民币是一种坚挺的货币，在国际化之后，会有更多的资金涌入中国，从而给人民币的汇率带来上升压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前中国的企业和个人资金由于种种限制难以走出国门，一旦这些限制取消，就可能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去收购外国企业，私人去购买外国的不动产，从而使资金流出中国。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我更倾向于后者，人民币大量流出中国，流入国外。

2、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要尽快出台专门而特殊的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实现依法监督、制约、保障和引导的规范性要求。目前我国金融立法体系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的总体性和结构性失衡和不协调发展的问题，集中表现在政策性金融专门法律法规的严重缺位，难以有效保障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两大基本金融中介的协调发展。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是既包括对不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单独立法，也有专门的政策性金融监督条例以及具体的业务管理制度。从而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法与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构成了具有内在统一协调特性的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使得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和考评有法可依。

我国最高决策机构和立法机关应该高度重视和加快政策性金融的单独立法建设，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有关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的环境因素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运作十年来的实际情况，统筹规划循序渐进立法有别在法律内容上体现出普遍性原则基本规则与不同机构业务特殊性规范性要求的有机统一，切实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一方面为了保障和落实政策性金融机构本应享有的优惠待遇，如国家信用保证、稳定的利益补偿、税赋的减免等，同时又能有效规范约束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使其既不缺位、又不越位、更不错位，需要有政策性金融的专门立法予以保障和制约，而且这种立法并不单纯是对政策性银行的一种优惠和特权，相反更多的是对它的限制，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目标业务宗旨资产负债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具有本质的不同，与一般的政府机构或社会公益机构也有着根本的区别，因而既不能套用商业性金融法也不适用于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律，必须把政策性金融独立立法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3、尽快建立健全特殊的监管体制

尽快建立健全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特殊的监管体制与运作机制。在我国政策性金融监督主体上应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并体现为不同的监督机制和治理结构，通过这两个监督层面或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有机统一，形成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机制、决策机制、激励约束机构实现对政策性银行的有效监督，要超越类似于或雷同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盈利性考评要求，在注重评价政策性金融的政策实现度的基础上，将其政策性贡献同其工作业绩和工作报酬也同时挂钩和制度化，体现规范、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有机统一。

人民币国际化不但能增强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促进贸易和投资、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地位、以及带来国际铸币税等一系列收益。然而也会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本币国际化后，不但国外的经济波动将更容易传递至国内，整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也会受到威胁，资本的大量自由流动也增加了金融监管和政府实施有效货币政策的难度。同时中国的各种金融政策也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

[1]潘理权.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路径及保障措施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2011.

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篇5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篇6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 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 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主权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 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 金融机构危机 货币危机 资产价格冲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9-041-05

一、引 言

从世界范围看，在过去的20年中货币政策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此期间物价稳定，通货膨胀得到了良好的控制。这主要归功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在最近的十年中逐渐收敛于物价稳定这一单一的终极目标，或者至少是兼容物价稳定的一系列目标集合。

尽管有更多的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于物价稳定，但是对于这一货币政策目标对金融稳定究竟造成何种影响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综观国外学者的研究，有关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主要有三类观点：权衡观点（Trade-off）、协同观点（Synergies）和新环境假设（“New environment”hypothesis）。

所谓权衡观点是指为实现物价稳定而采取的货币政策设计并不必然有利于金融稳定，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着平衡的关系（Mishkin,1996、Cukieman,1992、Fisher,1933等）。但是，权衡观点似乎与人们的传统认识相悖。通常认为通货膨胀会提高人们错判未来收益可能性的概率，而且通货膨胀将进一步恶化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同时，高通货膨胀通常伴随着高波动率，这会进一步导致人们错判未来收益。此外，当经济周期处于伴随着高通胀的繁荣时期时，通常都会出现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泡沫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中央银行向市场提供过度流动性所导致的，而相对于真实预期收益而言过度的信贷增长经常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因素。于是，产生了协同观点。所谓协同观点是指为实现物价稳定而采取的货币政策设计将同样也会有利于金融稳定，也就是说价格稳定意味着金融稳定（Schwartz,1995、Padoa-Schioppa,2002、Issing,2003等）。

新环境假设观点建立的背景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较低且更加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较低的短期产出波动、显著的信贷和资产价格波动、频繁的金融危机、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于物价稳定（Claudio Borio 和 William White，2004）。新环境假设的观点认为在新环境下需要重新审视原来的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关系，甚至需要价格稳定有利于金融稳定这一结论，即认为价格稳定会引发金融不稳定。因而，新环境假设观点认为中央银行仅仅关注物价稳定是不够，而是应该直接关注于金融不平衡本身。

此外，不仅是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存在争议，而且关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样存在争议。该观点认为金融不稳定会导致货币政策设计的改变，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的金融危机非常严重或者是货币政策当局为了避免未来发生金融危机而改变货币政策。尽管金融不稳定可能是中央银行错误货币政策的结果，但金融不稳定也可能会驱使中央银行改变货币政策设计以应对金融不稳定的情况。例如，García Herrero (1997) 、Martinez Peria (2000)发现银行危机并不必然导致货币政策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发现那些经历过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国家从长期来看其货币需求是稳定的。这些研究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因为这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上认为的只是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的单向因果关系。

上述观点的相互矛盾与冲突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金融稳定的内涵缺乏一个广泛可接受的定义，从而无法建立起考察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一致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将从金融稳定的内涵入手，在选择目前较为广泛接受的金融稳定涵义基础上进一步梳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研究进展并进行相关评述。

二、金融稳定的内涵

迄今为止金融稳定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广泛的可接受的定义。这主要是因为从直观上看稳定似乎意味着没有波动，但不幸的是，波动对金融市场而言并不一定是坏事。正如Schinasi (2003)所指出的，即使是稳定市场中的资产价格也会有较高的波动率。Issing (2003)进一步指出，导致金融机构失败的大的资产价格波动甚至是稳定的信号，或者是系统自我纠正或净化能力的信号。尽管定义金融稳定存在着较大困难，但学者们仍然尽了极大的努力界定金融稳定的内涵。目前有关金融稳定的定义可以笼统地分为两大类：金融稳定说和金融不稳定说。

（一）金融稳定说

Mishkin(1991)认为金融稳定是确保能够长期持续的一种状态，没有大的破坏和冲击，并且储蓄分配转化为投资机会是富有效率的。Crockett (1997a)定义金融稳定为没有明显的引发损害经济（不包括一些严格限定范围内的消费者及其对手方）的冲击的存在。Padoa-Schioppa (2002)定义金融稳定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金融系统能够承受冲击，并且在抵御冲击的过程中不会导致出现损害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和经济中支付处理过程的风险积累。Foot(2003)认为金融稳定的内涵包括：（1）货币稳定；（2）就业水平接近自然就业率；（3）对于经济中核心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运转存在信心；（4）经济中不存在损害货币稳定和就业水平的实际资产或金融资产的相对价格波动。此外，还有一种在概念上不是很令人信服但可以直接观察得到的金融稳定定义，即金融稳定是指没有银行危机、资产价格稳定、利率平滑的状态（Goodfriend, 1987; Cukieman, 1990）。

金融稳定说试图从金融稳定的特征、条件以及实现过程来描述金融稳定内涵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但金融稳定说所描述的金融稳定的内涵尽管在形式上看起来很美，但却缺乏一个合适的可以量化的基准来将金融稳定与金融不稳定区分开来，从而给实证研究带来了困难。

（二）金融不稳定说

与金融稳定相对应的概念是金融不稳定，而排除了金融不稳定的情况即为金融稳定。Mishkin(1999)认为金融不稳定源于信息流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受到冲击的金融系统不能正常发挥其资金融通渠道的作用，从而使资金无法配置到最有生产效率的项目中去。Schwartz（1986）认为金融危机是被支付手段在任何价格下都无法获得的担心所驱使，即便是在部分银行储备体系中发生这种情况，也会导致对高能货币的争夺，这种情况将由于公众对银行系统的突然挤兑而迅速恶化。金融危机是短暂的，当公众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放缓时危机将结束。Ferguson (2002)认为金融不稳定包括三个基本标准：（1）一些重要的金融资产价格与基础价值严重背离；（2）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市场功能和信用有效性都显著地发生了扭曲；（3）前两项的结果导致总支出显著偏离（或高或低）于经济的生产能力。Large (2003)认为金融不稳定的特征包括价格的波动性和无法预期的变动，而防止这些波动性和变动的发生则是需要面对的实际挑战。

从学者们对金融稳定内涵的定义来看，不仅每个学者对金融稳定有自己的理解，甚至有的学者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描述金融稳定，并且大多数学者都是针对自己特定的研究目的来定义金融稳定的。尽管采用金融稳定说来定义金融稳定的内涵从逻辑上看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但由于金融不稳定说可以用明确的指标进行量化，从而有利于实证研究的开展，因此研究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学者大多都采用了这一定义。本文也采用这一定义，同时考虑到金融不稳定从表现形式看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危机、货币危机和资产价格冲击三个方面，我们主要就从这三个方面梳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尽管我们没有选择从权衡观点、协同观点和新环境假设这三个方面来研究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但这三类观点均内含于相关研究中。

三、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危机

相比于金融系统中的其他机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设计将会更直接地影响到银行系统功能的发挥。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2003）利用1970年-1999年期间79个国家（27个工业化国家、32个新兴市场国家、20个转轨国家）的年度面板数据，研究了货币政策设计（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与银行危机的关系。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发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与银行系统危机呈显著负相关，即中央银行采用物价稳定的目标有利于降低银行系统危机的发生。同时发现，盯住汇率的货币政策策略与银行危机呈显著负相关，即采用汇率目标制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利于降低银行系统危机的发生。进一步分析，他们还发现除了转轨国家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与银行系统危机呈显著负相关，但货币政策策略与银行系统危机之间则在分类样本国家中未呈现出显著关系。

根据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的研究，中央银行采用物价稳定的目标以及采用汇率目标制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银行系统危机的发生。因此，单就银行危机而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主要目标，同时应选择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

但De Graeve, Kick 和 Koetter(2008)的研究结论则与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2003）截然相反。他们利用德国1995年-2004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和银行业数据，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微观-宏观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与银行危机的关系，结果发现采用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会导致金融不稳定。为了避免采用单一的微观模型或宏观模型而导致有用的宏观经济信息或微观经济信息被忽略掉，他们将微观经济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相结合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微观-宏观模型来分析货币政策与银行危机的相互影响。其中，微观经济因素主要是涉及到银行的七个财务指标，包括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比率、资产减值准备与银行总资产比率、贷款与银行总资产比率、表外业务与总资产比率、对数总资产、股权收益率、净同业资产加现金与银行总资产比率；宏观经济因素包括GDP增长率(Y)、通货膨胀率(P)和3个月利率(R)。利用这一微观-宏观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货币稳定并不必然导致金融稳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Y和P不变），如果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这有利于物价稳定）而提高一个标准差的利率（即一个标准差利率的冲击），这会导致一年以后银行出现危机的概率提高0.44%，也就是说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会以导致金融不稳定为代价。进一步地，如果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越低，货币政策冲击导致银行出现危机的概率越大。

此外，Adrian.T 和 Hyun Song Shin(2008)将研究视角延伸至金融市场中的其他中介机构。他们认为与商业银行相比，证券经纪商尽管规模比较小，但由于其资金来源几乎完全是短期市场融资，因此其资产是反映市场信贷边际供给（Marginal Availability of Credit）的最佳信号。他们研究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化与证券经纪商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关系，结果发现，联邦基金利率的降低将导致证券经纪商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膨胀，相反，联邦基金利率的提高将导致证券经纪商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收缩。因此，短期利率是影响金融机构规模的最重要的因素，其变化将加剧而不是熨平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波动，即采用短期利率为货币政策工具将不利于金融稳定。据此，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明确定位于金融稳定。

四、货币政策与货币危机

当一国发生货币危机时，采取何种恰当的货币政策加以应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议，出于稳定本国汇率和货币的目的, 应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 即提高利率水平，以吸引资金内流或防止外资大量抽逃, 进而稳定本国汇率。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则对这一看似正确的建议提出了挑战，因为危机国家基本都按照IMF的建议纷纷大幅提高本国利率水平以试图稳定汇率和货币，但结果却使本国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从理论上讲，提高名义利率水平的确会起到稳定汇率的作用，从而减少本国企业的外币债务负担。但是高企的利率水平也会增加本国企业的本币债务负担，降低企业进一步投资或者仅仅是避免破产的能力，而这又会对汇率的稳定性产生负面的冲击。因此，为应对货币危机而采取提高利率水平的货币政策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

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2000)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两期小型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与货币危机关系模型，研究了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应对货币危机的临界条件。这一模型建立在几个假设条件之上：（1）存在购买力平价关系；（2）存在利率平价关系；（3）资本完全自由流动；（4）企业财富是决定其投资和产出的唯一变量；（5）浮动汇率制。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首先从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角度建立了第2期产出Y2和第1期名义汇率E1之间的关系，即

（1）

这一关系为利率平价LM曲线（IPLM），反映了货币角度E1与Y2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然后，他们从实体经济角度，即从企业的融资和生产决策角度建立了第2期产出Y2和第1期名义汇率E1之间的关系，即

（2）

这一关系为W线，反映了实体经济角度E1与Y2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与（1）式中E1与Y2非线性关系不同，（2）式中E1与Y2是一种线性关系。

当IPLM曲线和W线相交时，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即提高利率可以有效应对货币危机。但当IPLM曲线和W线相切或者没有相交时，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会导致宏观经济的进一步萧条。若IPLM曲线和W线相交，则需满足，可得：

，（3）

这就是为应对货币危机而采取提高利率水平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条件。其中，

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2001)将上述模型进一步放松至无限期限，研究了在存在信用约束的情况下小型开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与货币危机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体拥有外债的比例越大就越容易发生货币危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都可能爆发货币危机；公共部门的不平衡会通过公共债务尤其是公共外债的挤出效应对本币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信贷供给对利率不敏感，那么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应对货币危机是有效的；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对中期的经济行为产生债务负担效应，即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中期内会提高本国企业的债务负担。

然而，Zettelmeyer(2004)在研究了上个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三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变化对汇率的影响后发现，当中央银行为稳定汇率而提高100个基点的3个月市场利率时会导致汇率水平提高2%-3%的水平，即支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有利于稳定汇率作用的传统观点。但是，为稳定汇率而采取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代价是高昂的，为弥补本币10%的贬值需要提高大约500个基点的利率。

尽管上述研究对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货币危机存在争议，但有一点是学者们都接受的，即稳定的汇率是防止货币危机发生的必要条件。

五、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冲击

尽管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金融不稳定现象却明显增加，尤其是全球资产价格在急速攀升过程中伴随着较高的波动性。Borio 和 Lowe(2002)指出从历史上看资产价格波动通常伴随着金融不稳定现象的发生，尤其是在资产价格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过程中容易导致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在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全球陷入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关系再度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虽然早在10多年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并怀疑这种波动是否完全由经济基本面因素所导致，但关于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关系的理论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尤以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在存在有效的资本市场并且不存在监管瑕疵的世界中，资产价格的波动仅仅反映的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因此，中央银行没有必要对资产价格波动给予特别的关注。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构建了一个考虑工资粘性和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宏观经济模型，研究考虑或不考虑资产价格泡沫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规则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结果发现，只有当资产价格可能预测未来通胀或通缩压力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关注资产价格是有益的，否则，采用传统的通胀目标制对中央银行而言是最为合理的。即如果非基本面因素（包括市场心理影响和监管不力等因素）是导致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并且来源于非基本面因素的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具有潜在的显著影响，那么资产价格波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经济不稳定的独立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应该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其中，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包括财富效应、Tobin q效应、金融加速器效应等。Bernanke 和 Gertler (2001)进一步指出，尝试稳定资产价格的努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央银行无法准确知道资产价格的变化究竟是否来源于非基本面因素，亦或基本面因素，还是两者的结合。

当然，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所建立的模型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1）不是从模型中推导出货币政策规则，而是人为设定为考虑或不考虑资产价格泡沫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规则，然后研究货币政策规则对实体经济的影响；（2）假定资产价格泡沫在破灭之前以恒定的速率增长，但实际上资产价格泡沫也许不是突然破灭，而是以一定的速率上升或下降；（3）假定资产价格泡沫存在一段时期并且在破灭之后不会出现，所以仅仅研究了资产价格泡沫对实体经济的短期影响；（4）因为无法知道市场心理的准确影响而没有将下期资产价格泡沫可能破灭的概率内部化，而将之内部化与仅仅将其作为外生概率所得出的货币政策规则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结论可能是不同的。Semmler .M 和 Wenlang Zhang(2007)在弥补上述缺陷后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研究了在面对资产价格波动时货币政策的反应，结果发现，在零利率的低利率环境下，金融市场的萧条会使得衰退的经济更加恶化，如果为了避免陷入流动性陷阱，中央银行不应该忽略资产价格的波动。Alexandros Kontonikas 和 Christos Ioannidis(2005)也认为无论是相机抉择货币政策规则还是标准的Taylor规则，考虑资产价格波动的利率调整有利于降低宏观经济的波动。

六、结论性评述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门话题，这反映了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如何确保金融稳定方面的困惑。综合目前的研究进展，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一）金融不稳定通常来源于对一些共同因素而非特殊因素的风险暴露。也就是说，金融不稳定是系统性的危机，而非个体危机。如果金融系统中众多金融机构按照类似的模式进行运作，金融系统就更容易在遭到共同的宏观经济威胁时出现危机。因此，为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要尽量避免金融机构的同质化运作，推动金融机构的多样化运作无疑是重要的。

（二）物价稳定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金融稳定，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不能仅仅将物价稳定作为确保金融稳定的唯一指标。根据当前的研究结论，物价稳定并不一定必然会导致金融稳定，但是，物价不稳定却是引发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在关注物价稳定的同时应该综合考虑其他经济指标或因素以确保金融稳定。为了确保一国的金融稳定，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货币政策对经济行为更为广泛的影响，而不单单是对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的影响。

（三）若要试图建立考察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一致的分析框架，当务之急是必须对金融稳定的内涵建立明确且为大家所广泛接受的定义。尽管金融稳定的内涵难以清晰地界定，但这是研究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深入探讨并寻找衡量金融稳定且得到广泛公认的一揽子指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其他尚待进一步挖掘的领域。尽管目前有关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但仍然存在很多尚待进一步挖掘的领域。比如，目前的研究多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特殊情况，没有深入分析一国的金融自由化程度和中央银行独立性等制度变量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此外，当前的研究也没有对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加以区分，以判断在不同阶段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不同表现关系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在未来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Adrian.T and Hyun Song Shin, 2008.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Monetary Policy , kc.省略.

2.Aghion.P, Bacchetta.P and Banerjee.A, 2000. A simple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and currency cris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4, pp 728-738.

3.Aghion.P, Bacchetta.P and Banerjee.A, 2001. Currency crise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an economy with credit constraint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pp 11211150.

4.Alexandros Kontonikas and Christos Ioannidis, 2005. Should monetary policy respond to asset price mis alignments? Economic Modelling, Vol.22, pp.1105 1121.

5.Alicia García Herrero and Pedro del Río, 2003.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the Design of Monetary Policy, working paper, bde.es.

6.Bernanke, B., Gertler, M., 1999. Monetary policy and asset price volatility. Economic Review, fourth quarter 1999.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17-51.

7.Bernanke, B., Gertler, M., 2001. Should central banks respond to movements in asset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1, pp.253257.

8.De Graeve. F ,Kick. T,Koetter. M,2008,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An integrated micromacro approach，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Vol. 4, pp. 205231.

作者简介：

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篇8

作为G20的重要成员，我国正在着力加强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这是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深入总结国内实践经验、准确把握金融改革方向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安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工作做出了部署。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推进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工作的有关精神和要求，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提升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内涵

宏观审慎的概念首先是由国际清算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其核心思想为：仅加强单个机构的风险监管将不足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应强化金融监管的宏观视野，强化以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为目标的监测（Davis & Karim 2009）。2000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克罗切特（Andrew Crockett）首先主张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两个方面。微观审慎指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而宏观审慎则指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与这两个层面相对应的就是以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稳健为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和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为目标的宏观审慎管理。相对于微观审慎管理以单个机构为管理对象，宏观审慎管理着眼于防范整个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从系统性风险的类型来看，宏观审慎管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从跨机构维度看，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针对不同机构间相互影响、传播导致的系统性和网络化风险，当前集中表现为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与风险控制，防范风险过度集中与风险扩散；其二，从跨时间维度看，宏观审慎管理旨在防范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和经济波动风险，当前则集中表现为逆周期的政策调节与政策工具创新，约束机构的同质，调节金融体系的频率特性等内容。

宏观审慎管理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政策工具与制度框架。这其中不仅包括已有各项政策工具的使用与发展，更包括可能的政策工具创新与制度创新，因此可以说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框架，其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强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

具体而言，目前的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包括了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拨备规则、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以及衍生产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方面。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又有差异。宏观审慎政策会运用一些类似微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如对资本、拨备等提出要求，但其本质上采取的是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标，不同于仅盯单一机构稳健与合规性的微观审慎监管。同样，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虽都有逆周期调节的特征，但货币政策主要针对实体经济状况和总量问题，而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传播，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是逆周期的宏观管理工具，但在作用范围和着力点上又有一定差异，恰好能够相互补充、互相强化。

宏观审慎管理的国际实践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推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

各经济体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

已正式生效的美国金融改革法案提出建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负责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法案要求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授权美联储负责对资产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的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并对金融市场至关重要的清算、支付、结算体系进行监管，发现、衡量并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且，法案还提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杠杆限制、流动性和风险管理要求。

英国政府也宣布授权英格兰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通过在英格兰银行内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来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并把金融监管权从金融服务局转移到央行。同时，建立专门委员会来重新审视银行的业务结构，包括是否分离投行和零售业务等。欧盟则建立了专门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和评估系统性风险，开展压力测试，实施宏观审慎管理。

“巴塞尔协议Ⅲ”改革框架等关于宏观审慎管理的进展

巴塞尔委员会（BCBS）在近期提出的“巴塞尔Ⅲ协议”的改革框架中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其中包括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等。

在应对顺周期性方面，一是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提出资本留存缓冲的要求。当缓冲接近最低资本要求时，将限制银行的收益分配，促使银行通过内部积累提高资本实力。二是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国际统一标准，要求银行在信贷扩张时期建立更具前瞻性的资本缓冲，并在危机时使用，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此外，BCBS还正在研究其他应对顺周期性的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包括公允价值的衡量，以及在对预期损失进行定性和定量估计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更具前瞻性的拨备制度等。

在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均提出要从规模性、可替代性与关联性方面评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巴塞尔委员会（BCBS）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具备更强的吸收损失能力。BCBS和FSB正在制订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相关政策，包括额外资本要求、应急资本和自救债券（Bail-in debt）等，估计很快就将会有相关的具体措施出台。此外，有关风险处置的措施也在加紧研究，了《跨境银行处置工作组最终报告及建议》，提出综合利用各种工具和技术改善跨境危机管理，并应加强国际合作。

此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BCBS采取慎重办法确定流动性标准，设计了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作为流动性的国际标准。明确原则上应采取前瞻性预期损失的拨备制度，并正在对有关规则进行研究。而且，各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还正在加强对影子银行、衍生品交易和集中清算、评级机构、会计准则等机构和规则的监督和改革。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的中国银行业发展

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未来金融宏观调控与管理的新蓝图。一方面，在宏观审慎框架内，各种宏观经济与监管政策将进行重新的整合与创新。货币政策、监管政策与宏观审慎等政策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更好地维护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另一方面，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金融调控与监管的思路也将面临新的调整和转变。可以预见，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将表现出以下特点：其一，管理方式上将从现有的单一合规性约束向着机制约束与合规性约束共存的方式转变；其二，调控和监管的目标也将从当前的单一目标朝着多目标转变；其三，各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制度安排的发展与创新将不断涌现。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也将对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银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来看，可以认为是风险、挑战和机遇并存的。

新的风险。依照国际经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引入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动态拨备、额外资本要求等监管指标和顺周期应对工具。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将改变原有的以单一合规性约束为主的金融管理方式。游戏规则的改变将会给金融机构的经营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在宏观审慎的标准下，银行面对的监管要求将随着整个宏观经济波动、全行业的发展以及机构本身的业务发展情况而不断地发生改变。监管约束的不断调整，不仅增大了违规风险，而且也会放大已有的各种业务风险。从业务发展来看，新的监管框架将要求业务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切合，避免顺周期性。从流动性风险来看，业务不确定性增大，对流动性的要求也会相应增加，流动性风险也必然会增大。

面临的机遇。宏观审慎政策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传播，在管理方式上强调机制约束，主要目标则是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与稳定。从国际实践与各项审慎政策的模拟效果来看，动态的逆周期调节政策较好地制约了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扩张和收缩行为，不仅有利于维护整体稳定，而且对银行业内部结构也起到了调节作用。审慎政策的实施将改变银行只追求规模，不注重效益，不注重风险防范的发展方式，鼓励抗风险能力强，且发展方式和增长速度与宏观经济相适应的机构的发展。审慎视角下的监管政策将使我国的银行业结构得到优化，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银行体系的融资功能。

未来的挑战。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建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审慎性政策框架在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也对我国的银行业发展提出了诸多挑战。

首先，在贷款科学化管理方面与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间存在差距。审慎政策的目标是贷款的总体投放速度应该与实体经济的需要相适应。近两年来，我国银行业的贷款规模和业务量在短期内快速增长，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粗放、贷款“三查”不到位等问题多有发生。同时，部分中长期贷款行业集中度高、贷款中长期化等趋势日益明显。

其次，在风险管理水平方面与宏观审慎要求间存在差距。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实施，将会对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当前，部分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管理意识弱化。2010年底，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出现反弹。齐鲁银行案件等多数案件发生在所谓低风险业务领域，且多为内部人员作案，这反映出部分银行内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缺陷。而且，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风险意识不强、风险管理经验欠缺，尤其是面对货币政策转变、利率市场化和汇率体制改革的挑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管理能力与审慎政策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

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篇9

[关键词] 政策性银行 海外投资 商业化运作 金融支持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以“商业化运作”为主旋律的政策性银行改革目标，明确了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方向。从国际经验来看，政策性金融具有随经济金融发展“协调弱化”的特征，政策性金融的弱化淡出并以“渐进式过渡”的方式向商业化方向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当前，如何通过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运作”改革实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金融服务，支持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适时研究针对为实施“走出去”战略服务的政策性银行的改革问题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一、我国政策性银行的经营困境与改革取向

经济全球化给更多企业带来了跨国经营的机会与动力。推动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政府确立的重大政策目标。从上述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运用的手段来看，中国政府只有制定适应国际竞争潜规则的发展战略和相应措施，增强我国企业的应变能力，才能使它们在国际竞争中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并能够有效帮助高素质的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我国尚处于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起步阶段，需要政府和政策性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建立各种相关的支持体系，特别是建立与完善金融促进体系，形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互动关系，以保证“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研究协助相关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政策策略，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支持“走出去”的金融政策体系，增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手段。

目前承担对中国企业提供海外投资政策性融资支持职责的唯一机构是中国进出口银行。1997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批示，中国进出口银行正式开始允许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提供融资支持。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具体落实，我国政府对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从较为限制转为鼓励、引导、促进和保护，从鼓励以出口为目的的海外投资扩大到以资源占有和开发、获取技术为主要目的海外投资，与政府政策导向的转换相配合，中国进出口银行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也因此开始逐渐加大，特别是进入2003年以后，国家明确对海外投资活动要大力支持，政策的全面“开禁”使进出口银行海外投资信贷业务发展势头尤为迅猛。然而，相比方兴未艾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融资需求来说，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外投资融资服务依然还有很大空间，而且自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政策性金融是长期稳定资金的重要供给者，但我国的现实情况却是它们无法满足经济增长和海外投资对长期稳定资金的需求。政策性银行的经营困境具体体现在资金来源的效益性与资金使用的政策性之间的矛盾上，同时，政策性银行风险管理机制的薄弱和风险补偿机制的缺乏，也制约了政策性银行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传统的政策性银行作为政府出纳，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它们主要依赖政府补贴，实行保本微利的目标。由于我国政策性银行资本补充仅仅依赖政府注资或政府担保下的债务融资，单一的资本补充渠道使其资本充足率随着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加而进一步降低。资本充足率低直接影响了我国政策性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低资本充足率和高不良贷款率是我国政策性银行的现状，要维持政策性银行的运转只能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这种低效率和高风险的现状不仅影响到其自身的资产回报率，从而制约了其长期运作的能力，而且也限制了其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当制度运行的成本超高社会难以承受的范围时，制度的变迁在所难免。

建立在商业化基础上的政策性银行运行模式将伴随着金融创新和业务品种多元化出现业务综合化趋势，并且伴随着资本市场融资能力的强化越来越多地向资本市场渗透。而这些都强调商业效率原则。政策性银行将由“高政策的单业务模式”向“政策主导的多元业务模式”转变，从长期贷款适度扩张发展到证券承销、股权收购等投资银行领域，向“全能银行”的方向发展。在新形势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方向是对其功能的重新定位，扩大支持范围，增大支持规模，创新支持模式，构建适应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要求的新型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跨国经营的可持续发展需求与金融发展相脱节，融资体制发展落后使长期资本需求难以满足。要解决制约可持续发展中的长期资金瓶颈问题，就要深化我国融资体制的改革，寻求解决融资困境的有效方式，建立一种可以重新配置“国家信用”的、可以为企业“走出去”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的金融制度安排。

二、政策性资金提供金融支持的模式与效果分析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是政府为避免直接的财政带来的经济政治纠纷和与世贸规则发生冲突而可以借助的一种重要经济性手段，它实际上是一种政府间接财政资助手段，但因为通过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来达到海外投资促进的目的，具有间接性、隐蔽性、经济性，因而可以有效避开直接财政资助带来的一些麻烦，并提高海外投资扶持的专业性和效益性，是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最重要也是最普及的一种政府海外投资促进手段。

政策性资金是一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而对市场中某些类型经济主体或经济行为提供的无偿或优惠支持资金。它是政府以其社会财富再分配职能为依托，运用公共资金对需要扶持的特定领域或对象进行支持和帮助，以干预市场主体利益分配的政策。在我国，提供政策性资金支持的主体主要是国家财政和政策性银行。依照政策性资金支持的条件或形式，政策性资金的支持形式大致可归结为直接支持模式和间接支持模式两种类型。直接支持模式指政府资金通过设立政策性机构直接参与市场运作，以实现政策目标；间接支持模式指政策性机构不直接参与市场运作，仅对市场主体符合政策目标的行为或后果进行补贴，以鼓励此类行为。按照政策性资金借助的媒介，每种渠道内都有直接和间接支持两种模式。例如，在政策性机构直接对企业提供支持时，可以对符合政策要求的企业进行无偿支持或股权投资（直接模式），还可对其进行税收减免和利息补贴（间接模式）；在借助金融机构支持时，可以通过设立政策性银行、风险投资公司等机构参与市场运作（直接模式），也可以通过对商业银行或投资公司进行利息或收益补贴；在借助担保机构支持时，既可以设立政策性担保机构对商业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还可以通过对商业性担保机构代偿风险提供补贴以刺激担保机构的发展，进而促进商业金融机构对企业加大信贷投入。

从性质上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包括商业性金融支持与政策性金融支持。在正常市场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但海外投资活动中的高风险性及国家风险因素等特点，使商业性金融往往在很多具体领域或项目上不敢、无力或很少涉足，从而使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成为在海外投资发展初期提供金融支持的主导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可以在不改变原有市场均衡金融价格的情况下，使经济社会中的资本供应增加，从而提高社会产出。在海外投资活动中，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表现在它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因而使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增强，从而增加参与海外投资的资金数量。因此，评判政策性资金的政策效果的依据应当是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不同支持模式的资金运作效率（包括支持对象的明确性、范围），对商业性机构、社会资本的杠杆放大作用（包括通过示范引导和改变投资风险―收益分布），对完善市场机制的贡献（包括对融资市场失灵的弥补、对高科技企业、商业机构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经营机制的促进）等问题。

政策性资金追求的应当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其导向作用在于激励市场主体朝政策设定方向努力，通过政策性资金的各种有效运作方式，例如提供信用担保，改变社会投资者对高科技企业投资时面临的风险―收益分布，降低其投资风险，提高收益，从而激励其投资积极性，达到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与直接投入相比，政策性机构的运作示范效应更为重要，其示范引导作用表现为，政策性资金介入某些产业或者开发项目相当于向商业金融机构传递了一个国家要大力支持和发展这些部门的信号；其次，通过政府资金的投入，可以促使部分企业迅速成长壮大，带来丰厚的投资利润，吸引商业机构投资；再次，通过政策性资金的各种有效运作方式，如提供信用担保，改变社会投资者对部分企业投资时面临的风险―收益分布，降低其投资风险，提高收益，从而激励其投资积极性，达到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包括融资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在市场机制框架内实现，因此，政策性资金应尽量朝着以“商业化运作”改革的方向努力，通过一系列相应政策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增强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所以，政策性资金的有效运作应当表现为对海外投资企业融资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促进作用，使这些企业的融资问题最终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实现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有机统一。由于间接支持模式不论就其运作的效率、政策放大作用，还是对市场机制的完善作用，都要优于直接支持模式。所以，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可以减少政策性资金干预市场运行的负作用，有助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三、以国际化运作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战略选择

企业“走出去”战略也要求政策性银行“走出去”，与“走出去”的企业相伴相生，实施跟随战略。因此，对于主管外经贸业务的政策性性银行来说，提高国际化程度是其改革的另一项任务。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影响下，伴随着国际融资和业务拓展能力的增强，主管外经贸业务的政策性银行的国际化趋势也必将日益显著。同时，在国际资本运营方面，我国上市公司已经取得了成功经验。这表明我们面临的战略性课题是深入研究政策性资金运作与国际资本市场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入研究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问题。自主创新标志着我国国家战略的重要转型，而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创新体制，离不开国际资本市场的推动。以资本创新推动自主创新，依靠以国际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发现和推动机制，通过提升国际化程度增强政策性银行的金融创新能力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是当下的现实选择。

目前，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尤其是融资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由于商业机构及社会资本对部分高科技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因而政府通过政策性来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支持高科技企业跨国经营十分重要。政策性资金支持的有效性对于建立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高科技企业融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多少年来，我们都重视对高科技产业的融资，但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缺乏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相适应的市场化的金融平台。在这一平台体系中，资本市场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过去30年全世界高科技产业都出于美国，其中资本市场的发现机制是重要原因之一。美国的科技创新风起云涌，被称作“硅谷模式”，实际上指的是从风险投资到资本市场的一个体系，也是一种把科技创新者和科技的投资者撮合到一起的机制。美国有一个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主体的高效的金融体系，这个机制赋予它不断产生新的微软和比尔・盖茨的能力。而这个机制是我们中国最需要研究和借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科技创新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依靠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发现和推动机制。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政策性资金运作与资本市场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如何提供全方位、多品种、多渠道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问题。

在国际资本运营方面，我国上市公司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证据。国内著名的“京东方模式”是作为上市公司的北京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资本运营方式创立的，其主要经验是：围绕“打造显示领域的世界级企业”战略目标，不断培育技术优势，努力拓展产业优势，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境外收购―海外融资―国内建设―带动配套”模式。它打破了吸收外资主要依靠外商投资企业的固有格局，真正做到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在较短时间内培育出中国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京东方模式”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成功的关键在于不失时机地运用资本运作手段获取市场资源和核心技术，并实现了核心技术向国有企业的迅速转移。同时，该案例向我们说明了资本市场在促进高科技企业跨国经营方面的积极作用，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运用资本市场，如何实现资本创新。近年来，北京市的高科技企业还在创造通过跨国经营获取优势的新模式，即企业试图通过跨国经营在技术资源、销售资源或原料资源等方面获取优势，集中表现为2002年以来中国企业开展的新一轮跨国并购，其中包括1984年在北京中关村起家的，而在2004年收购美国IBM全球电脑事业并跃居全球第三大电脑制造商的中国联想集团。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典型案例。由此可见，我们面临的战略性课题是深入研究政策性资金支持高科技企业海外上市、跨国并购的方式及其杠杆放大效应，深入分析政策性金融与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内在关系，探讨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在新形势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方向是对其功能重新定位，扩大支持范围，增大支持规模，创新支持模式，构建适应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要求的新型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

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篇10

(一)金融生态的概念

金融生态是一个仿生概念，其基础是自然生态学，对金融系统运用生态学相关理论进行研究。伴随着经济与金融的发展，近些年来金融生态在不断扩展其概念，定义被学术界普遍认可为：金融生态指环境之间相互关系与金融的总和，各大金融组织以生存与发展为目的，与其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和生存环境之间在长期的互相作用以及紧密联系过程中，运用合作与分工形成的拥有某种特征和结构，来完成一某种作用与功能的动态平衡系统。

由金融生态调节机制、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三个要素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生态”体系。第一，金融生态体系的核心是金融生态的主体。

(二)货币政策制定、实施的外部条件是金融生态，严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制定、实施的外部环境是金融生态，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曹成直接影响，并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间接曹成影响。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初步建立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间接调控，其流程为：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若社会整体的企业制度完善、市场基础条件优越、行政影响适度、法律制度健全、信用环境优良，并能够使金融生态良好运行便可以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出现一个理想的外部环境。相反，如若恶劣的金融生态，不完善的信用和金融机构经营自，扭曲了企业、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行为，从而就不能很好地甚至是不能对货币政策信号相应的作出反应，就会严重影响到货币政策有效性。

二、我国金融生态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一)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制度结构的不完善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这主要包括 ：中央银行的政策偏好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商业银行体制的不完善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直接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调, 因为市场融资对银行的依存度大，使货币渠道的作用严重受到削弱；经济主体对利率迟缓的敏感性反应，利率非市场化机制的形成，使利率渠道的作用收到制约；非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使了我国实行货币政策的能力收到极大地限制。

(二)金融生态环境结构性失衡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

第一,不良的外部信用环境制约了货币政策的传输。因为我国尚不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全社会范围内的客户资信查询系统,从而限制了商业银行对客户评价和调查,再加上社会信用环境差, 普遍存在的恶意拖欠和逃废债现象,不健全的法律制度 ,缺乏高流动性的抵押品市场和完善的破产接管机制,致使不能有效的保护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不能有效化解贷款风险,最终使信贷投放的力度和速度受到影响,使货币政策的传导受到阻导。

第二,不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信贷渠道受阻。我们知道,我国法人治理结构还没有完善，相当大一部分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也没有得到明晰,导致出现偏高的资产负债率,同时，由于市场开拓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的缺乏,贷款条件从客观上不能得以满足。对非国有企业来而言,虽然拥有比较明晰的产权关系, 但大多资金不足、规模较小 ，抵押与担保不足, 贷款风险大, 资产净值较小使商业银行对其贷款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因此极大削弱了货币政策的传导。

第三，货币政策的效力受到公众悲观的预期的影响。长期以来,因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加大了居民的就业压力，再加上不到位的教育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减少了公众预期收入,增加了预期支出,从而增强了公众持币的谨慎动机,使交易动机减弱,居高不下的储蓄存款总额,不旺盛的消费和投资增长,遭成了不明显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三)金融生态调节机制的失衡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

政府隐含担保下的企业、银行信贷扩张是我国金融生态的特征之一，地方行政对金融机构的不适当影响，使企业、金融机构信用残缺，使社会信用失衡。投资扩张经由金融机构信贷扩张微观经济主体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下不能有效的受到影响，不能彻底实现货币政策意图，最后可能会使资产泡沫、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现象出现，使宏观经济不能稳定。比如在我国部分地区存在的问题企业中，政府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在进行直接的经济活动，即通过政府的授意，承诺下以银行贷款大量收购国有资产，给银行留下隐患。

三、改善金融生态，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一)创作良好、宽松的环境以货币渠道为主导地位的货币传导机制能够得到培植

长远来看来,要使各项改革的步伐加快,在工具的选择上货币政策应实现从倾向数量型调控工具向价格型调控工具转变,市场主体应该理性培育，应创造良好而又宽松的环境，更好的为货币渠道向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转变。

(二)完善金融制度结构，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其一，使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进程得以完善。使加快产权改革成为当务之急的主要原因是国有银行产权所有的实质性缺位和其在金融生态圈内的主体作用。其二，使地方性金融机构得以规范发展,逐渐建立起以股东为中心的、真正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现象得到控制。其三，吸引外资作为战略投资者，以适应金融业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 使金融产权结构得到改善,使中资金融机构良性竞争得到促进,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得到提高,从而使整个金融生态得到改善整。

(三)加快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加快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其中包括：完善信用法制建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促进信用评级体系的完善，培育优良的信贷市场;健全信贷担保体系，创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中国人民银行应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加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建立复合型金融监管模式应该以中央银行监管为主体、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纽带、社会监督为补充,最终形成一套立体化、综合性、全方位、多角度、分层次的大监管新局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