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劳动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产劳动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人力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剩余价值

2020年4月中浅析劳动力资本理论产生的经济根源丘斌摘要:资本和劳动是同一关系的两个方面，二者的对立不可能消除，消灭了雇佣劳动也就消灭了资本。庸俗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混为一谈，力图抹杀二者对立，把劳动力商品也说成是资本，人力资本理论就是其最典型代表。本文着重分析人力资本理论产生的经济根源。一是由于拜物教的发展，以至于人们常常把资本的物质要素当成资本，进而认为劳动力也是资本。二是在资本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人们也用资本主义的范畴去看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占有也看成资本。最后，由于生息资本的发展，人们习惯于把工资看成利息，进而又把劳动力当成产生这种利息的资本。关键词:人力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剩余价值恩格斯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称为“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1］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不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马克思说:“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2］劳动力是不能变成资本的。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探讨人力资本理论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为此需要先说明价值和资本的实质是什么，进而指出是怎样的经济关系产生了人力资本这一观念。

一、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质是劳动采取的社会形式

经济学考察的价值是指商品的价值，恩格斯说:“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3］可见，价值只是劳动所采取的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有在商品生产中，一般的社会劳动才表现为价值。既然价值是劳动所采取的社会形式，那么衡量价值量的尺度自然是劳动时间，但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恩格斯说:“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二者之间的差别的可能性。”［3］也就是说，如果个人花费的时间大于社会的平均时间，这样的私人劳动将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因此，价值规定不过是劳动时间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同理，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采取的一种社会形式。

二、资本的本质在于生产剩余价值和占有剩余劳动

资本不是物，不是商品，不是生产要素，而是一种具有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前面谈到，价值是劳动采取的一种社会形式，是物化的劳动，因此，价值的增殖就是指物化劳动的增加，而要使物化劳动增加，只能通过活劳动的创造。同时，对自己劳动的占有不能称为资本，资本是对他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马克思指出:“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4］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马克思说:“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5］

三、劳动力不可能成为资本

上面说过，资本是对他人无酬劳动的支配。因此，判断劳动力能不能成为资本，关键要看劳动力能否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劳动力由于自身的特点，不可能实现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增殖。劳动力价值指再生产出劳动力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增殖”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指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生活资料价值增大了，显然，这样并不能使劳动力成为资本;如果是指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的新价值，那么这显然同劳动力价值增殖是两码事，因为劳动创造的价值是被生产资料所吸收的，从而使生产资料的价值增加;如果是指活劳动注入劳动力商品使得劳动力价值增加，这也不可能使得劳动力成为资本，因为劳动力不可能像货币一样去雇用劳动力，即劳动力不可能和劳动力相交换。

四、“劳动力资本”概念产生的社会根源

根据唯物史观，社会意识不过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力资本”观念的形成必然要深入到经济关系中才能予以说明。一是由于拜物教的发展，人和物的关系被颠倒了，以至于把资本的物质要素的载体———劳动力、知识等当成资本。资本主义是最后一种对立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人和物的关系是颠倒的，这是一种物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物的生产，马克思说:“资本家……他的统治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6］物对人的统治表现为人对货币和商品的依赖和崇拜，这种关系反映在人们的脑海里就以颠倒的形式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被物的关系掩盖了，这种颠倒的关系被马克思称为拜物教。

篇2

关键词：物化劳动力；智力劳动；价值；剩余价值

中图分类号：F014.2

杨沛英先生在《人文杂志》2010年第6期发表的《智力价值论――剩余价值来源新解》一文（下称“杨文”），通过对“物化劳动力”的界定，提出物化劳动力与活劳动力一起创造了价值，剩余价值来源于劳动过程中的智力因素和物化劳动力中的科技含量。“杨文”是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一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成果，对于推进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于进一步从基础理论研究的视域提升智力劳动在社会主义劳动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及提升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作用的认识，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但对于物化劳动力与抽象劳动力的关系、物化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是不是可以形成一种“智力价值论”的理论判断、能不能把剩余价值的来源归结到作为智力劳动凝结的物化劳动力上这些问题，笔者在多次拜读“杨文”后深存疑虑，因此提出下面几个问题，一方面向杨沛英先生求教，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以期把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一、由智力劳动凝结形成的物化劳动力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劳动价值理论关于抽象劳动是价值质的创造者这一重要观点。

“杨文”的整个研究是立足于通过对劳动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区分所提出的“物化劳动力”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关于物化劳动力的内涵，“扬文”是这样界定的：“物化劳动力是在劳动过程中承担劳动手段和劳动工具的物。”但并不是所有的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劳动生产物都具有物化劳动力的性质，“只有那些替代和当作劳动力使用的劳动生产物，我们才能称其为物化劳动力。比如畜力、风力、水能、太阳能利用，以及煤、油、电为能源的各种动力设备，各种各样的工作机床，试验设备、计算器、电脑、自动化生产线等等，它们的使用价值就是替代活的劳动力，并且像活劳动力一样重复地加入生产和再生产之中。它们和活劳动力一样，也有体力和脑力之分，也是一次性购买后任资木家支配，使用时同样可以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他们和活动力一样创造着价值和使用价值。”[1]从这里的论述来看，物化劳动力具有与活劳动力一样的属性，而且随着劳动的发展，物化劳动力体现出对活劳动力的“复制”、“克隆”和替代。这里显然是要提升智力劳动在劳动进程中的作用，这一点无疑是确信的。但问题的关键却是，智力劳动或物化劳动力的发展，与抽象劳动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构成了商品的价值质。“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2]57这就清楚地表明，分析商品的价值，要“撇开”劳动的有用性，把它作为抽象的人的脑、肌肉、神经、手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马克思讲的抽象劳动，其实并不抽象，就如同美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斯威齐所分析的，抽象劳动“有一个直截了当的意义，即一切使这种劳动有别于那种劳动的特点都撇开了。”[3]47从这个意义上说，决定商品价值质的抽象劳动，其实质也就是劳动的无差别性。杨文中的“物化劳动力”这一概念，也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智力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具体劳动，物化劳动力作为智力因素的凝结，撇开劳动的具体形式，完全从属于抽象劳动的范畴，只不过更加消耗人的脑力和神经。作为替代活劳动的物化劳动力在参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时，渗含在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中的并不是物化劳动力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的有用的劳动，如对畜力、风力、水能、太阳能的利用，或各种动力设备，工作机床，试验设备、计算器、电脑、自动化生产线等所体现的特殊功用，而是包含在物化劳动力中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

“扬文”在对“物化劳动力”的界定中，实际上体现的逻辑恰恰是有用劳动、使用价值来决定价值和创造价值，这样就把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忽视了。此外，“扬文”认为，“马克思所指的劳动，不单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活的劳动，而且包括物理学意义上的物化了的劳动力。”这事实上很难成立。劳动是人的劳动力的消耗，正如马克思所比喻的，消化是人的消化能力的运用一样，脱离开了人，物理学意义上的劳动是不可能存在的，劳动是人的专有属性。

二、起着劳动工具和劳动手段作用的物化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起着“机器”的作用，只是转移其价值，其本身非但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使价值量不断趋于减少。

关于物化劳动力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杨文”认为，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不单是劳动力创造价值，劳动手段也创造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智力参与价值创造和凝结于价值之中的部分大大增加，革命化了的动力系统，包括电力支持下的电动机，能源即煤、汽油、天然气、太阳能、风力支持下的蒸气机、发电机，“他们代替了人力。而只要是能够代替人力的机械，它在转移消费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也必然创造了价值。现代化时代的价值生产更多地体现出智力劳动作用不断加大的特点。”这里涉及到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即物化劳动力，或者说，体现为以智力劳动参与生产过程的机器以及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究竟是转移了价值还是创造了价值？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至今看起来都非常有力的论证。马克思在论述价值生产中机器的作用时说：“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另一方面的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决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就机器具有价值，从而把价值转给产品来说，这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2]444这里的机器，在马克思的语义中，首先是科学技术的物质形式，在劳动过程中起着生产资料的作用，或者说是一种物化劳动力。其次，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机器，不是单个的机器，而是一个机器体系，即在生产的“整个过程中客观地按照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织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2]437虽然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已经发展到今天的高度，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所分析的机器及其在价值生产的作用，完全适合于我们分析“杨文”关于物化劳动力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这一问题。

如果从马克思关于机器发展的研究来看，“杨文”关于物化劳动力的表述，首先是混同了机器生产中的动力系统和工具机的关系。“杨文”所说的“革命化了的动力系统”，即包括电力支持下的电动机，能源即煤、汽油、天然气、太阳能、风力支持下的蒸气机、发电机，这些本身是动力系统的革命，但动力系统的革命并不必然会带来生产的发展。比如，“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的、一直存在到18世纪初的那种蒸汽机本身，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2]432大量、普遍的工具机在劳动过程中的运用，加速了活的劳动力对劳动对象的改变，从而表现为生产力或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并最终表现为价值的增加。其次，“杨文”之所以认为物化劳动力能够创造价值，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在机器取代活的劳动力后，社会生产的增加，即通过不断丰富的商品表现出来的价值越来越大。“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拖犁的犍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一事，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4]19把取代活的劳动力的物化劳动力（机器或高科技），理解为推动价值增加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混同的是机器本身和利用机器的方式。已经对象化在机器或科学技术上的劳动，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只是不断转移凝结了过去抽象劳动的价值，而且在既定的机器磨损条件下，通过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越多，那么，机器在劳动过程中越是表现出利用自然力的形式，即一种无酬劳动。通过“利用机器的方式”，或者说，利用物化劳动力的方式，才是价值变化的真正根源，这一变化并不是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是价值的增加，相反是价值的减少，因为通过这种利用，机器生产进入劳动过程后，其引起的最显著结果就是，在既定时间内工人生产的产品增多，也就是说，在既定工作时间内单个产品凝结的抽象劳动越来越少，表现在价值的层面上，商品中的价值量也就越小，这其实也就是现代一些机器生产品或高科技产品在价格趋势上总体上不断趋于下降的实质。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在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利用物化劳动力的方式，非但不能创造或增加价值，反而会使价值量不断趋于减小。但在商品的价值量减小的现时，由于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包含在商品的剩余价值量却不断增加，从而就表现为利润的增加。

三、物化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取代工人的具体劳动，但绝不会具有与活的劳动力一样的性质，也就是说，不可能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如果把物化劳动力看作为剩余价值的来源，那么人或劳动者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通过对物化劳动力作用的研究，“扬文”在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时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来源于资本家对于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夺这一结论，“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此需要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因为，首先这一结论违反了能量转换规律。“按照马克思所说，价值是劳动的凝结，劳动是劳动力的释放过程，一个商品的价值量就是生产它时的劳动力支出的量的总和。也可以延伸为，整个劳动者队伍劳动力释放出的劳动的总和，就是全社会商品的价值量的总和。那么，根据物理学能量守恒定律即物质能量等值转换的原理来判断，就人类总和的价值量而言，不可能有多余的价值产出，整个资木家队伍剥削全体工人剩余价值便不可能有物质基础。”其次，这种结论不符合历史逻辑。“如果说靠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就能生产出剩余价值，那人类的祖先，原始公社的成员就不会受冻挨饿了。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资料，我们的祖先原始公社时期的公民，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远远超过了现代人。那他们为什么只能仅仅维持生存，而没有多少价值积累呢；奴隶主剥削奴隶的程度要比资木家残酷得多，而奴隶主剥夺的剩余价值为什么比资本家少很多呢。”根据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扬文”提出，“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家靠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强劳动强度生产的，而是劳动过程中智力因素和物化劳动力中的科技含量重复使用过程中生产的。”对于上述观点，我们需要逐一分析。

关于剩余价值不符合能量转换规律的问题，其实是混同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关系问题。“整个劳动者队伍劳动力释放出的劳动的总和”并不是商品的价值量的总和，而是商品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的总和，也就是说，“劳动的总和”中本身就包含了剩余价值量，用不着在“劳动的总和”之外再寻找一个剩余价值量了。另外，关于剩余价值不符合历史逻辑的论据，也是不能成立的，这里混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别。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生产和占有使用价值为目的，或者说，是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的基础上的，而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大规模的劳动力才开始受雇于同一资本，社会生产方式才建立在了生产和占有交换价值的基础之上了。从劳动过程来看，生产和占有交换价值实质是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生产。“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2]583由此来看，剩余价值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特定概念，把它放到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重复使用“劳动过程中智力因素和物化劳动力中的科技含量”能不能产生剩余价值？前面已经分析了，劳动过程中的智力因素，作为抽象劳动力的一部分，其本身产生的是价值质，而不单单是剩余价值。至于物化劳动力中的科技含量，只能是通过机器运用到生产中时，才能对劳动产生作用，但这一作用也只是通过机器来转移价值，而不是产生剩余价值。显然，这里也把科技含量本身与利用科技含量的方式混同了起来。通过利用科技含量的方式产生的剩余价值，并不是科技含量本身产生的，而是由于物化了科学含量的机器在进入生产后引起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变中的其他因素所产生的。这些因素主要是，第一，物化劳动力代替活的劳动力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劳动力开始贬值，劳动力成本降低后，劳动过程中弥补可变资本的劳动时间减少，而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量就开始增加。第二，在既定的劳动时间内，通过物化劳动力，工人附加在产品上的抽象劳动减少，进而商品的价值量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却总体上不断地加大，从而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剩余价值。显然，在这里，物化劳动力本身并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它只是在劳动过程中部分地转移其价值。物化劳动力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改变了活的劳动力在既定劳动时间内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后，才导致生产出来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事实上，如果物化劳动力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那么无论是单个商品的生产还是整个社会生产，在生产普遍机器化的条件下，即物化劳动力普遍替代、复制、克隆了活的劳动力后，劳动过程中将不再存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再存在生产关系，也将不再存在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将表现为没有生产关系的单纯的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沛英.智力价值论――剩余价值来源新解[J].人文杂志，2010，（6）.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

[3]（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商务印书馆，1997.

篇3

一、“异化劳动”概念解读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义。在近代，欧洲哲学家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异化概念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化(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异化主要是指转让。法国的哲学家卢梭的异化思想反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中，他主要从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把异化看成是人们利己主义的结果。而真正从政治上探讨异化，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他的伦理学和社会理论中，汲取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的社会往往使人们行为的结果也发生异化，良好的愿望并不产生良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近代，异化概念是唯物主义或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用来表达反封建社会政治观点的一个工具。真正把异化概念纳入唯心主义轨道，还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首先使用异化概念的是费希特。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一“自我”和“非我”中，异化是个基本概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是绝对观念向自然和社会的外化和退化；异化是正源的对象化或物化和客观化；异化是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概述

总的来说，《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进行的初步分析。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资本家尖锐对立的经济现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手稿》有关异化劳动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通过对工资、资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规律(中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第二部分，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把异化和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异化理论对社会基本阶级关系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对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1](P42)。而所谓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1](P42-43)。其实质也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规定。

(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P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1](P46)。

(二)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1](P45)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1](P47) (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1](P48)，人的类生活、类存在就是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得到表现和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是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四)从人的社会交往看，人与人关系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52)。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也是他们中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说来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来说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1](P53)。至于这“别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财产)的任务。

马克思这里的整个思考线索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肯定的事实出发，分析了他们所说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异化劳动，然后由劳动的自身异化理解了人类的自身异化，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从而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劳动概念及其四个规定就是对现实劳动异化的概括。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历史必然性。

三、异化劳动理论在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其中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但《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其核心概念劳动异化导引着马克思以后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向，劳动异化理论正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马克思思想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为马克思以后发现并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异化劳动理论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历史的基础，为唯物史观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前提。以往历史观的根本缺陷之一，是不能理解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理解人类历史是个自然史过程，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相反，异化劳动学说却已开始把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转向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本质上揭示了人与动物的独特差别；并用这种观点说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现人类历史所以会发展到私有制社会，是劳动自身性质发展的结果。

篇4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服务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的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在当代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与之相反，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众多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已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服务业和服务劳动的发展程度也是经济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这无疑给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服务业的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创不创造价值?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认识倾向:一种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一般规定为基础，坚持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而服务业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也不创造价值。另一种是把服务劳动的内涵加以扩大，并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是能为资本带来利润的劳动的定义为尺度，认为服务业的劳动能带来利润，因而是生产劳动并创造价值。这两种观点的持有者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在于误解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服务劳动理论的相关原理和结论。为此，深人探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服务价值思想，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理清，并对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有“生产劳动一般”和“生产劳动特殊”两个定义。“生产劳动一般”指的是人们在自然形态下从事的生产产品的劳动;“生产劳动特殊”指的是人们在某一特定社会形态下从事的反映该社会特性的、生产产品的劳动。在“生产劳动特殊”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判定服务劳动是非生产劳动，“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生产关系得出来的”。马克思判定服务是非生产劳动的条件是这些劳动“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人即工资或利润交换”，如果服务经营的方式改变了，服务“作为活的要素来代替可变资本价值合并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去”，服务劳动直接生产资本，那么，服务劳动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特殊。他明确指出:“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歌唱，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进行的的服务劳动，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从属于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

    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服务劳动是否属于生产劳动一般则要进行具体分析。马克思将服务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物化的服务劳动，“把自己的劳动固定在某种物上，并且确实使这些物的价值提高了。”这些服务劳动都是生产商品，即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劳动。马克思以运输服务为例对生产进行了分析，认为生产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延伸，因此它是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这点大多数人都同意。另一种马克思称之为纯粹的服务，这种服务“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这种服务劳动所提供的消费品是一种无形产品。“服务本身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马克思将官吏、艺术家、牧师、律师、教师等归人“纯粹的服务”。这些人的服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艺术家如演员、音乐家等，他们的表演服务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和交换价值(通过服务取得报酬获取生存资料)。如果这些演出被录制成片，他们的劳动就物化了，若不被物化，他们的劳动一经提供随即消失。第二类:教师和医生。马克思指出:“有一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总之，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的，例如学校教师、医生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加人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和再生产费用。”第三类:国家官吏、军人、法官等。马克思说:“他们的劳动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上述三类纯粹的服务，马克思都肯定他们的服务是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马克思对纯粹服务的分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纯粹服务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则不是生产劳动，理由是这种劳动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规定性;也有人认为纯粹服务无论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还是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都是生产劳动，理由是马克思认为“以产品或某种使用价值为结果的一切劳动、一般地以某种成果为结果的一切劳动”都是生产劳动。我们认为物质规定性只是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成为生产劳动的前提条件，而生产劳动不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中，它还存在于非物质的生产领域如服务生产领域中。

二、服务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服务进行了原则性的分析和阐述，认为服务具有使用价值。他在分析非物质生产领域时，多次提到服务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指商品“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不管是物质产品还是服务产品，都是以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或非物质的需要，都具有使用价值。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就其形态而言包括两类，一类是“物化、固定在某个物中”的“实物形式”的使用价值;一类是“随着劳动能力本身活动的停止而消失”、“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的“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后者就是服务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说“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表)有什么区别。可见，马克思认为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服务也具有交换价值，服务具有活动形式的特点。马克思认为服务具有可消费性，“在服务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与“在物

品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一道构成社会消费品，服务消费品能够“满足个人某种想象的或实际的需要”，这点与其他商品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分析了服务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特点，服务“只是在它们被购买时才被创造出来”，只能以“活动本身的形式”出售，在生产过程结束之后就完全消失了，这说明服务具有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因为服务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他的工资花在这些服务上，同他的工资花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工人作为买者，即作为同商品对立的货币的代表，同仅仅作为买者出现，即仅仅把货币换成商品的资本家，完全属于同一个范畴。同时马克思也认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

    马克思认为“服务”也和一般商品一样，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价值。马克思说:“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马克思并且指出:服务产品“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不作为价值组成部分加人某一商品。这种产品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都体现了具体服务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而对这些服务劳动的补偿，就形成了服务商品的价值。这就是说，服务产品的价值不需要凭借物质商品来表现，即其价值不需要加人到商品价值中，成为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服务产品本身就可以利用非实物使用价值作为其价值的载体，体现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我们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来看，说商品是劳动的化身，那仅仅是商品的一个想象的即纯粹社会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和商品的物体实在性毫无关系。服务产品既然是社会劳动的化身，它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商品。可知服务产品的存在形式不能作为服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依据。

篇5

威廉・配第在经济学说史上首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认攀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从而把劳动与价值联系在了一起。重商学派认为只有能够给一国带回更多货币的、为对外贸易服务的生产部门中所使用的劳动才是唯一的生产劳动。重农学派第一次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认为只有农业劳动刁‘是唯一的创造财富的劳动。

在重农学派之后，出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缔造者亚当，斯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理论既是重商学派和重农学派劳动理论的发展，又是马克思劳动观的重要理论来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把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原则自觉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从流通过程的现象形态转移到生产过程的内在机制，对生产过程中的主要活动一劳动作了系统的分析，揭示了各种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为了探讨支配所谓“国民财富”即资产阶级财富的生产及其增长的条件，斯密首先着重考察了社会劳动分工同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这种考察使他注意到其时代条件下不同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的共同性。他发现，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劳动以及劳动产品的交换关系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着其他社会财富及其相互关系。

但由于在斯密的经济学思路中，存在着与古典自然法相似的思想前提，即自然是神赐的恩惠，只要给予人自由，社会就是一个自然丰裕的世界。既然立足于这种神赐恩惠的丰裕世界，那当然只要研究商品之间的交换问题就可以了。这导致了斯密无法在其经济理论中正确地对待劳动的作用，致使他把劳动理解为丰裕世界中对罪孽的一种惩罚。与斯密不同，在李嘉图的思想中，劳动是克服自然阻力，不断创造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并由此而实现生产的发展的必要手段，劳动能力越强，生产就越发展，人类所受的痛苦也就越少。因此，劳动在李嘉图那里具有一种积极性的品格。李嘉图的这种从客观意义上来理解劳动及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思想，尽管只是在数量关系上加以了展开，但后来为马克思所有效的吸收和超越，从而为其充分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帮助。阁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表面上重视劳动和劳动的一般产物，但实际上关注的却是劳动产品和剩余价值;他们只看到劳动在创造财富中的积极作用，而没有注意到劳动在资本主义中成为异化劳动这一事实;他们虽然承认人的独立性、自我活动等等的假象，但却割裂了劳动与人的本质联系，也就不可能从劳动出发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去理解人的本质。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观的这些缺陷为马克思观察和分析劳动问题从反面提供了借鉴，从而成为后来马克思科学的劳动观发展的生长点，使马克思克服并避免了类似错误的再次出现。

马克思劳动观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在其早期著作中将劳动理解为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他认为，与动物只是吃掉对象不同，人则能够有意识地改变自然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人有意识地改变对象以满足需要这一能动的本质特征，同时表现在人在劳动中使用工具去作用于对象以取得效果这一事实上。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有意识地改变对象的活动，它是在一个具体目的指导下的行动。意识通过劳动外在化自身，它既否定对象又否定自身，最后，它凝结为产品。劳动是人对消极适应自然的状况的否定，同时又是对人支配自然的能动性的肯定。而承认人在劳动中表现的能动作用，是以承认自然力量的存在为前提的，人通过劳动实现对自然力量的驾驭;就因为在目的和方法中就包含着有对自然界必然性的认识。这样，黑格尔就把劳动与人的本质联系了起来，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的人即现实的人看作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并在劳动的发展中发现了“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但黑格尔的整个劳动观是建立在彻底的唯心主义之上的，这就决定了他把劳动只是看作自我意识自身异化又克服异化的精神活动;同时，黑格尔只是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劳动的否定的方面。(不同于亚当，斯密，黑格尔在他生活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了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产生的异化。然而，黑格尔却是在肯定私有制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异化现象的，他不过是将资本主义存在着的单一性劳动制约着劳动者这一事实，抽象为逻辑进程中一个环节。由于劳动演变为异化劳动的历史过程被劳动从整体到单一的逻辑进程所代替了，因此，关于异化劳动以及它的起源等问题，在黑格尔那里也就失去了任何具体的和现实的意义。)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把人仅仅归结为自我意识作了机智的批判，但在他的视野中，排除了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不懂得从主体方面考察人的本质，因而只能看到生物的、抽象的人，不能推进对劳动的认识。但他毕竟提出了从感性的方面探讨现实的人的本质的任务。

篇6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批判了黑格尔哲学，改造与挖掘了黑格尔哲学中积极的辩证法思想，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改造。劳动的观念是马克思一生始终关注的现实问题，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劳动观念理论的分析批判，实现了他的唯物主义转向。

黑格尔劳动概念的完整阐释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劳动陶冶事物。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或陶冶的行动同时就是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这种意识现在在劳动中外在化自己，进入到持久的状态。”［1］人是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劳动的对象，人在自然界中进行对象性活动，改造了自然，改造了社会，创造了人的本质。劳动是人与自然界相统一的纽带，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始源性关系。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101这里可以看出：第一，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现实、对象性的人是他自身劳动的产物，人的本质是在于劳动，人的本质在劳动中得到自我的确证。人的产生是根源于劳动的过程，但是黑格尔这里的劳动不是感性的、现实的实践活动，而是抽象的精神的活动。第二，劳动是对象性的活动，劳动的对象化是对象性的丧失，对象性活动成了异化的力量。劳动的对象化实际上就是劳动的异化，异化是对象性的不断扬弃。人通过劳动把人的类本质力量发挥出来时，“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第三，他看到劳动的历史性作用。人的自我产生是一个过程，人的本质是在劳动中形成的，人是历史性的存在物，人的自我的产生过程就是历史的不断创造的过程，“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看待，而这首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2］101黑格尔的哲学里，绝对观念既是逻辑起点，也是其逻辑终点，绝对观念经过扬弃异化的形式最后回到自身。在异化的不断扬弃过程中，劳动是其连接点和主轴线，是扬弃异化的中介，虽然这种劳动最后为抽象的劳动，归结为绝对理念，但是他看到了劳动的重要作用，看到了社会中的“合理”的异化现象。这一异化为马克思所借用，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相联系起来，对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分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同时肯定了黑格尔对劳动异化结果的分析。黑格尔认为现代劳动不再服务于人的直接的需要，劳动变成了抽象的形式，对象化变成了非对象化，劳动成了为满足他人的需要，劳动由满足自身的需要变成抽象的统治。马克思赞扬了黑格尔坚持人的异化，“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2］100

二、黑格尔对劳动本质理解的扭曲

黑格尔看到了劳动的本质，但是他对劳动本质的理解是片面的、扭曲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2］101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立场”是怎样视域的立场？国民经济学的立场所指称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利益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工人被资本家雇佣、奴役、控制与剥削，劳动是财产的主要来源，工人劳动是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并且是合理有效的手段。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劳动观念的批判起始于批判他的出发点，指出黑格尔是举着私有财产合法性的大旗，站在私有制社会的立场上，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彰显和自我确证，以此为出发点，把私有财产看成是获得财富的合理正当的来源，私有财产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并且被固定化与永恒化。这种国民经济学抽象性地把人的利己本性认定是永恒不变的，并且认定的人是按照固定理性的要求，进行对象性活动，人的情感、意愿、自由等非理性的一面被抹杀了。其次，要厘清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这里的积极方面指称的是劳动的积极能动的作用，黑格尔看到了劳动在社会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劳动是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消极方面是指他没有看到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消极被动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劳动已经变质、异化了，劳动者的劳动不是积极主动的劳动，而是在被迫的、奴役的状态下的劳动。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已经失去自主性，劳动的主体和客体相分离，劳动成为异己的力量，“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劳动者的劳动只是维持生存活动的手段，而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真正体现。最后，劳动的精神抽象性。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不停息的圆圈过程，劳动理论作为其整个哲学体系一部分，同样是框定在这个圆圈之内，劳动的落脚点还是复归到绝对理念。黑格尔阐述劳动本质的理论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是脱离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亏空的、僵死的，是在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的范围内的劳动。所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他——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2］113人对自身的关系等同于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人不再占有自身的本质，人类的“类意识”和“类生活”的生成与实现都是在抽象的精神的范围内得到确证的。三、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理论的超越：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在分析批判黑格尔的劳动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视阈，实现了对黑格尔劳动理论的超越，即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劳动者的创造物成为异己力量，劳动的对象化变为非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外化为非现实化，人的本质力量已经丧失为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这种劳动的存在形式即异化劳动。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看到了劳动的本质，但是黑格尔理解的异化和马克思理解的异化有着实质性的不同，黑格尔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下的异化现象的不可逃脱和不可避免的客观必然性，他也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但他对异化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异化是社会的必然趋势和合理状态，是非批判性的。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实现对黑格尔劳动思想质的超越，表征为：

第一，恢复了人的劳动的实践本性。实践这一哲学范畴是贯穿于马克思哲学理论体系的始终，实践是其理论体系的一条红线。马克思提出劳动是在实践中进行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的感性活动，人在劳动实践中不断生成现实中的人，确证人的本质的存在。这与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相对立，实现了实践视域的根本转向。第二，劳动是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原则。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劳动的性质，自觉意识到自己劳动的意识，能够在劳动中积极主动地改造外部的感性世界，并能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调整控制、自己，不断地变革世界。第三，劳动是社会历史性活动。“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2］90整个社会历史就是在劳动中不断生成的历史。从共时态看，劳动丰富历史的内容，历史不断地确证劳动的价值，劳动与历史是同步的。

人类社会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仅生产它生产的对象，而且还生产“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历史的维度在劳动中不断延伸，并不断地积累劳动的成果，确证劳动的存在意义。从历时态角度审视，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劳动是形成历史的基石，在劳动实践中实现对外部感性世界的改造，在劳动中形成历史性的关系，历史的河流在劳动中不断地得到彰显。第四，揭示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性的关系。劳动直接满足服务于资本的需要，劳动成为被动式的、压迫式的。劳动本身是无助的，成为资本奴役的劳动变得更无力，失去了劳动的本质。资本的噬人本性就是榨干每一位劳动者身上的血汗，劳动和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为对抗、冲突的关系。

四、劳动实践观的提出：现实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从劳动的本身来看，劳动是指人们运用一定的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有目的的活动。它是主体改造客体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作用形式。劳动本身是无助的，劳动关系体现的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至于主客体之间如何作用、作用的形式、结果，并不是劳动自身本原性的关系，而是劳动生成性的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从高度的理论视域出发，超越了现实中的外在强制性的因素，把劳动规定为人的本真意义的存在方式，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自由自觉地改造劳动对象，人的劳动本性就是实践性。“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2］105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需要从自然界索取各种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没有劳动的对象化的外部自然界，工人的劳动就没有物质基础，什么都不能创造，感性的自然界是劳动者的劳动得以进行、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活动要受到自然界的限制，受到自然环境、自然条件等各种因素的约束，是受动的存在物。但是这样并不是说人类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人还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可以通过劳动调整、控制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在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中真正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性的活动中才能确证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它没有对象性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2］106但在资本主义状态下，实践活动的内容被歪曲了，劳动的现实状态外化为非现实的状态，对象性的存在异化为非对象性的存在，改造世界的活动异化了，本真状态的生存方式异质为非本真的生存状态。

人类历史的产生与发展也是一部劳动史，人类历史的产生与劳动的产生是同一个过程，人们在劳动中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历史脱离了人没有任何意义。“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92，人类社会历史产生过程中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外部的自然界相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具有“优先地位”，但是在其现实性上，脱离人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我们所关注的自然界只能是人类自身活动的自然界，人类进行劳动改造的自然界，是人化了的自然界，一切在人之外的原生态的自然界对人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对象性活动不仅确证人的生命的存在，而且人类历史也只有在对象性的活动中才能确证，“历史对人来说是被意识到的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同时，对象性劳动也是主体力量的确证，只有在劳动中，主体的本质力量才能展现出丰富性、多样性，主体的感性丰富性才能逐渐彰显与发展起来。与之相反，脱离人的感性活动，自然界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对人来说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为马克思在后来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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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深化劳动价值论活劳动价值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它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构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于劳动价值论，在新时期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由来与演进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是由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奠定的。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演进

（一）英国学者威廉·配第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

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个考察了商品价值问题，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商品价值的源泉归因为劳动，从而确立了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认识到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认识到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劳动，也意识到货币的价值量也是由劳动决定的。

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其价值和价格概念也含混不清；没有把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区分开来；把使用价值及价值混为一谈。

（二）亚当·斯密对劳动价值理论有所发展

斯密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斯密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还对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做了一定的分析。但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也有不彻底性，他认为：1.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2.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时所购买到的物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3.商品的价值是由“多种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的。斯密的第三种价值决定论被后人称为“斯密教条”。

（三）大卫·李嘉图提出了在资产阶级限度内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大卫·李嘉图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实际上他是把使用价值看做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着，并且他始终坚持商品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对斯密劳动价值论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同意斯密的商品价值分解为“三种收入”，但不同意“三种收入”决定价值。但李嘉图无法从价值规律的范畴内说明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无法解决价值规律同平均利润之间的矛盾。所以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能完整的解释价值规律。

（四）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创立过程

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的笔记中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同时在方法论上反对李嘉图在价值理论中所用的抽象方法。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两个著作又开始承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学说。随后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终形成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建设工作。马克思创建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容包括：商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价值量决定理论，价值形成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价值转型理论，国际价值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理论等。其中的核心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人的活劳动是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其他劳动与生产要素都不创造价值，不能成为价值的源泉。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倍增，等等。

二、当今现时代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一）劳动价值论适用于工业经济时代，也适用于知识经济时代

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商品生产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时代，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仍然能够对现有的经济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而且尽管处于信息时代，但必须承认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耗费的活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才是创造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就对否定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进行了批驳。他这样说道：“有人提出了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认为进入新世纪和新技术发达时代，从劳动价值论角度来分析，生产要素在现今，不但包括资金、厂房、机器、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等要素，这些新要素都具有资本化特点，都不具有创造价值，只有和具体的生产性劳动相结合，才能够创造出来新的价值。而生产性劳动则是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既包括生产物质资料，又包括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所以，劳动者整体既包括工人，又包括科技人员、管理人员，乃被雇佣的指挥劳动或监督劳动的人员他们都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作为劳动的分工体系来说，知识生产、智力创造也越来越独立于生产环节之外，脑力劳动作为一种复杂劳动就越来越成为价值的主体。但是劳动价值论不仅适用于工业经济时代，而且同样适用于知识经济时代。

（二）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如前所述，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活劳动与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是有区别的。正是由于这两种生产性劳动是不同的，在经济运行中就该认清这种生产性劳动的具体特性。如果不能弄清这两种生产性劳动之间的不同特性，在经济建设中极易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已经根据性质将生产物质资料的部门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产业和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产业，而且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的扩大再生产要按照比例协调发展。我们如果将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所属的生产部门称之为第三产业，那么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三个产业也要协调发展。假设在三大产业不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所生产的所有产品和劳动都进行交换和消费，这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况：第一产业能够为第二产业提供全部固定资本投资和向第三产业提供部分固定资本投资，而且第二产业能够为所有产业提供物质生活资料和向第三产业提供部分固定资本投资；同时第二产业应该能为另外两个产业及自身所必需的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产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现实生产中存在的是扩大再生产。只有扩大再生产才能够提供人们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新增加人口的消费需要。那么在扩大再生产中就应该也是第一、第二、第三类协调性的出现增长，不能出现不协调而使经济出现不健康的增长进而引发经济危机。这样产生的不健康增长应该有如下几种：

第一，当第一产业所占有的资源过多时，有可能会由于没有相应的消费品与劳务（此处指没有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劳动）与其交换，从而导致消费资料和劳务的缺乏，大量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因为找不到买主而破产，进而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第二，当第二产业生产消费品过多，而第一产业没有相应的物质补偿，第三产业没有相应的劳务提供，根据价值规律，生产资料和劳务就会价格急剧上涨。这样就能会维持一段时间的经济虚假增长，但最终经济会因发展过于不平衡而陷入经济危机。

第三，当第三产业占用资源过多，相对于可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来讲，那么就出现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同时由于第一、第二产业资源量占有不足，所以就出现物质资料的相对不足。

第四，现在由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都使资源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而由于大部分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并且由于市场配置经济的自发性与滞后性，使得在经济发展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出现了不协调和市场配置失灵。同时由于投资人的不理性，更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不协调。大部分西方国家主要出现的就是第三产业资源占用过多，产生资源配置不均衡，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大量失业人口的原因之一。而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经济的时期，第一、第二产业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而第三产业则资源配置不足，所以在有些地方就出现了第三产业等服务业就业不足，服务业发展不健全等情况。总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典理论，现实情况下仍然也验证了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值得我们去细细研究。

参考文献：

[1]胡代光.注意当前对劳动价值论的几种“理论深化”.高校理论战线，2002（2）

[2]胡代光.如何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与现实，2001（2）

篇8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基础之上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是由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经历了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多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发展，最终由马克思创造了劳动价值论科学的体系。新时期，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深化认识在于坚持价值来源于活劳动的一元论，确立生产精神性产品的的劳动和第三产业的服务性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的观念，并且做好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避免因为各个产业发展的不协调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它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构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于劳动价值论，在新时期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人的认识。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由来与演进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是由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奠定的。

(一)英国学者威廉·配第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

1,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成绩

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个考察了商品价值问题，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商品价值的源泉归因为劳动，从而确立了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时间成反比;认识到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认识到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劳动，也意识到货币的价值量也是由劳动决定的。

2,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缺陷

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其价值和价格概念也含混不清;没有把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区分开来;把使用价值及价值混为一谈。

(二)亚当·斯密对劳动价值理论有所发展

斯密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斯密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还对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做了一定的分析。但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也有不彻底性，他认为:(1)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2)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时所购买到的物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3)商品的价值是由“多种收人”，即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的。斯密的第三种价值决定论被后人称为“斯密教条”。

(三)大卫·李嘉图提出了在资产阶级限度内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

大卫·李嘉图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实际上他是把使用价值看作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着，并且他始终坚持商品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对斯密劳动价值论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同意斯密的商品价值分解为“三种收人”，但不同意“三种收人”决定价值。但李嘉图无法从价值规律的范畴内说明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无法解决价值规律同平均利润之间的矛盾。所以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能完整的解释价值规律。

(四)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创立过程

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的笔记中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同时在方法论上反对李嘉图在价值理论中所用的抽象方法。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两个著作又开始承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学说。随后在《1857一一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终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建设工作。马克思创建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容包括包括:商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价值量决定理论，价值形成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价值转型理论，国际价值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理论等。其中的核心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人的活劳动是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其他劳动与生产要素都不创造价值，不能成为价值的源泉。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倍增，等等。

二、当今现时代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一)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问题

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商品生产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时代，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仍然能够对现有的经济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而且尽管处于信息时代，但必须承认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耗费的活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才是创造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就对否定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进行了批驳。他这样说道:“有人提出了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认为进入新世纪和新技术发达时代，还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那肯定被认为脑子出了问题，而且聪明的马克思、恩格斯也会在坟墓里发笑”。这种理论“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化为乌有了。”从劳动价值论角度来分析，胡代光认为，生产要素在现今，不但包括资金、厂房、机器、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等要素，这些新要素都具有资本化特点，都不具体创造价值，只有和具体的生产性劳动相结合，才能够创造出来新的价值。而生产性劳动则是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既包括生产物质资料，又包括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已愈益对其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劳动者整体既包括工人，又包括科技人员、管理人员，乃至被雇佣的指挥劳动或监督劳动的人员，他们都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仔细揣摩其涵义，笔者认为，做这样的论述的原因是:这些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既创造了使用价值，又创造了价值，在作为商品出售时，也同时包含了剩余价值。“我国轻视知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根源，主要是来自小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由此产生的民粹派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劳动的分工体系来说，知识生产、智力创造也越来越独立于生产环节之外，脑力劳动作为一种复杂劳动就越来越成为价值的主体。但是劳动价值论不仅适用于工业经济时代，而且同样适用于知识经济时代。”只不过这种商品或服务在购买时与物质性的商品的不同点在于:这种劳动就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本身，而不是凝结在商品中的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

所以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与其他的生产性劳动，特别是服务业的生产性劳动的最大不同在于，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是最终凝结在物质资料当中的，而其他的生产性劳动，特别是服务性劳动，其劳动并不是凝结在物质资料当中的，在购买时就意味着对这种劳动的即时消费。比如:擦鞋工为顾客擦鞋，理发师傅为人理发，在其劳动力的购买中就直接实现了消费;而不是像金银等物质财富的提炼一样，在消费的同时有人的劳动凝结在待加工的原材料上，最终使其转化为金银，并能在其物质的存在期内一直具有相应的价值。服务性劳动等其他未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在消费的同时就已经消耗的尤影无踪。但由十这两种劳动都具有相应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除了由于两种生产性劳动的作用对象存在差别而使其最终存在方式不同外，其本质都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活劳动，具有相同的性质，应当同样予以重视。其本质上都创造了社会财富。

(二)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如前所述，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活劳动与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是有区别的。正是由于这两种生产性劳动是不同的，在经济运行中就应该认清这两种生产性劳动的具体特性。如果不能弄清这两种生产性劳动之间的不同特性，在经济建设中极易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已经根据性质将生产物质资料的部门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部类，而且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扩大再生产要按照比例协调发展。我们如果将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所属的生产部门称之为第三部类，那么第三部类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等三个部类也要协调发展。

假设在三大部类不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所生产的所有产品和劳动都进行交换和消费，那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况:第一部类能够为第二部类提供全部固定资本投资和向第三部类提供部分固定资本投资，而巨第二部类能够为所有部类提供物质生活资料和向第三部类提供部分固定资本投资;同时第三部类应该能为前两个部类及自身所必需的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产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现实生产中存在的是扩大再生产。只有扩大再生产才能够提供人们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新增加人口的消费需要。那么在扩大再生产中就应该也是第一、第二、第三部类协调性的出现增长，不能出现不协调而使经济出现不健康的增长进而引发经济危机。这样产生的不健康增长应该有如下几种:

第一，当第一部类所占有的资源过多时，有可能会由于没有相应的消费品与劳务(此处指没有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劳动，下同)与其交换，从而导致消费资料和劳务的缺乏，大量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因为找不到买主而破产，进而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第二，当第二部类生产消费品过多，而第一类没有相应的物质补偿，第三部类没有相应的劳务提供，根据价值规律，生产资料和劳务就会价格急剧上涨。这样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的经济虚假增长，但最终经济会因发展过于不平衡而陷人经济危机。

第三，当第三部类占用资源过多，相对于可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来讲，那么就出现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同时由于第一、第二部类资源量占有不足，所以就出现物质资料的相对不足。物质资料的相对不足，那就是物质资料的价格出现上张，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停滞，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篇9

一

霍耐特最早在他和姚斯（Hans Joas）合著的《社会行动和人的自然》①中关注马克思是如何批判费尔巴哈人类学唯物主义的，他既看到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唯物主义历史化的积极意义，又发现马克思在这种历史化过程中遗漏了他早期既有的人类学的解放性力量。在随后的《工作和工具行动：关于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1982）一文中，他对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指出实践规范的维度在后人解读中的遗失；在《统治和道德斗争——修正了的的哲学遗产》（1991）一文中，他分析了20世纪下半期的革命陷入了低谷之后出现的内部的自我批判流派，指出它们共同牺牲了马克思的“社会劳动”的概念，以至于不能找到行动理论的出路、满足解放理论和社会分析的要求。在他承认理论的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1992）中，他主要分析了马克思早期生产美学（Produktionsaesthetik）中存在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以及后期的功利主义的斗争模式，指出马克思阶级斗争概念忽视了一种道德动机。在《社会病理学——社会哲学的传统和现实》（1994）一文中，他分析了马克思对社会病理学的贡献。下面，笔者将主要围绕“社会劳动”、“斗争”这两个概念介绍霍耐特对马克思的解读。

首先，霍耐特把马克思理论定位于一种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这个理论的中心概念是“社会劳动”。从经济角度看，马克思重建英国古典劳动价值理论，后者把当时的地理扩张和经济增长归功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这种劳动最初是农业劳动、后来是商业劳动、再后来是工业劳动，统治阶级被排除在人类生产行为之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这种劳动价值理论的继续和发展；从解放角度看，马克思的劳动具有黑格尔的辩证法意义，劳动是主体意识的客观化的过程，即主体认知能力和智力自我发展的过程；费尔巴哈的人类学的类的发展的概念是马克思劳动概念中的第三个成分，因而它具有了德国表现主义的道德底蕴和浪漫特征，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不是被揭示为精神的自我发展过程，而是被揭示为人类生命过程，这个过程为马克思描述人类劳动过程的客观化提供了背景。②

霍耐特认为，社会劳动概念有三个重要的维度，第一，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用“社会劳动”概念来表征人类存在形式的再生产形式——即对自然的共同占有（approriation），这样技术结构和对工作的社会管理成为人类历史理论的关键因素；第二，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把社会劳动看作人类获取实在知识的实践背景，对自然的共同占有构成了抽象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第三，从实践－规范的角度看，马克思试图赋予社会劳动一种意识学习的功能，其中工作主体意识到其能力和需要超出了一定社会的结构所允许的可能性的范围。③在后人阐释和重建的过程中，大多注重前两个维度、而忽视了第三个维度的解放性功能。为了重建这个解放性的维度，霍耐特解析了马克思本人对这个概念的处理。

就马克思本人而言，霍耐特认为在早期的巴黎手稿时期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对于劳动的社会解放意义具有不同的论证模式。在前期，马克思主要从有机的手艺人工作活动和机械式的工业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出发来论证的；而在后期马克思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将会把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一支有纪律、有组织、在技术上能干的集体主体的角度来论证的。霍耐特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是有问题的，前者使得马克思“陷入了社会劳动历史形式的二元结构，而没有概念能够解释沟通二者的发展中介。”④由于马克思放弃了早期激进的、把工作过程理解为一种释放道德－实践动机的形成性过程的意图，所以他再没有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一种沟通背景，放弃了手艺式的工作程序也是一种对象化的过程的假设，这样工人再也不可能期望劳动是一个自我保存、自我导向、体现着自身知识的过程。第二种论证模式霍耐特认为是一种工具主义模式的论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将会担负起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的作用，然而工业生产劳动的实际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所以晚年马克思仅仅强调工业劳动在技术教育方面的功能，这样第二种论证模式并不能支持他在革命理论中的关于社会劳动优先性的主张。“在这个论证层次上，马克思只能建议无产阶级在智力上学习如何修正它已经发展起来的批判－规范性意识以及如何转化这种意识为革命性活动；解放意识的形成性过程和社会劳动的行动结构以何种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依然和他早期著作中一样不是很清楚。”⑤可以说，这两种论证模式显示出马克思始终没有找到将社会劳动的内在性关系和社会解放过程连接起来的论证模式。

“斗争”是和“社会劳动”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由于马克思前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连接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的论证模式，所以斗争概念在马克思理论前后也出现了不同的论证模式。

霍耐特认为马克思前期斗争模式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实现模式；而后期则是功利主义模式。前者主要体现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主观辩证法”的讨论当中。“马克思把他颇具有原创意义的人类学建立在一种劳动概念上，这一劳动概念颇具有十分规范的内涵，以至于他可以把生产活动解释为主体间的承认过程。”⑥在这样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自身能力的对象化经验与一个可能的消费者的精神期望（geistigen Vorwegnahme）纠缠在一起，给予个体以一种主体间性关系为中介的自我价值感。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所以它必然会摧毁这种体现以劳动为中介的个体间承认关系的社会秩序，所以历史冲突就必须被理解为“为承认而斗争”。所以，青年马克思把当时的社会冲突、阶级斗争解释为被压迫的劳动者为重新建立充分承认的交往关系而发动的道德斗争，而非获取物质资料和权力工具的策略斗争。然而，霍耐特认为，由于这种斗争把劳动当作手工劳动或者工艺劳动来思考，局限于片面的生产美学特征，马克思不能把他诊断到的异化劳动放到复杂的主体间性承认关系当中，来揭示异化劳动在社会斗争中的全部道德含义。

当马克思从早期著作的历史哲学的人类学前提中挣脱出来，把社会劳动当作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绝对基础的时候，他的社会斗争的道德理论视角就转移到功利主义模式中，因为马克思虽然重申把劳动看作一种社会价值的创造过程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过程，但是马克思还是放弃了费尔巴哈的观念，即把未异化的劳动看作是对人类全体成员需要的充满爱的肯定。⑦一旦马克思运用了功利主义模式，即用结构稳定的利益竞争来代替因相互承认关系受到破坏而产生的道德冲突，阶级斗争就可能被还原为无产阶级为追求“客观的”利益而从事的斗争，这种斗争甚至可以无视现代法律普遍主义的成就。不过，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霍耐特还是看到马克思在经济著作中的功利主义途径和政治历史研究中的表现主义之间的冲突，对于后者马克思用“伦理分裂”来描述彼此对立的利益集体行为者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连接起来，社会阶级的冲突始终没有被系统地理解为具有道德动机的冲突形式。 二

霍耐特之所以对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和斗争概念进行这样分析，是与他早期形成的人类学思想基础、实践－规范性的理解路径分不开的。

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各种文化思潮澎湃兴起，其中生态主义、反文化主义、女性主义等这些思潮都力图从人类学的角度通过重新审视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本身的自然本性之间的关系来对现当代西方文明进行批判，霍耐特的哲学人类学基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霍耐特主张的哲学人类学不同于一般的经验研究的人种学，而是要研究人类变化的不变前提，剖析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结论的生物学基础，构建前语言或者外乎语言的、生物学的哲学人类学。正是因为这种人类学的前提和个体自我实现的要求，霍耐特认定马克思的青年和成熟时期蕴含着在社会诊断上的一致性，也正只有借助这个自我实现的人类学要求，霍耐特才能连接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和解放理论之间的鸿沟，也就是说，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革命性效果，也不是自主的社会系统过程、更不是哈贝马斯式的参与者的直觉交往成就提供了社会解放的可能性，而是行动主体的社会经验以及在这种行动中的自我实现的要求遭遇障碍的事实提供了社会冲突和进步解放的动力。实践－规范性的理解标志着上个世纪西方理论家开辟的解读马克思的一种新路径，它主要批评的“还原论”、“文明效果论”，摒弃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主张以社会哲学的规范概念丰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个人或群体积极融入社会的再生产和转型，同时社会的再生产是以个体或者群体围绕着社会规范而进行斗争的方式而进行，并且人类历史在一个敞开的行动背景中展开。霍耐特与其他主张“实践－规范”的理论家不同的是，他将这种实践－规范解释路径和他的哲学人类学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结合起来，不仅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挖掘了自我实现的要求和规范性的解放内涵，也对马克思之后丧失解放性规范内涵的社会劳动观点进行了批判。

这里尤须指出的是霍耐特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的批判。霍耐特认为，哈贝马斯试图摈弃主体－客体模式而将工具行动的技术理性和沟通行动的道德－实践理性区分开来，以化解马克思那里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之间的范畴联系的必要性，但是他不再坚持马克思一直坚持的自主劳动和工业组织劳动之间的区分，同时放弃了劳动的规范性内涵，而仅仅把它保留为一个中立性的概念和社会生产力的范畴置于社会行动的底层。霍耐特不满这种对社会劳动的规范性内涵的剥夺，他强调：“在社会劳动领域中的道德导向过程将会从通过统治建立起来的社会形式中要求属于工具行动的、有意义的工作内涵。这种有效的规范性要求来自于一种表达出来的、道德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不是来自于对相互理解的沟通模式的压迫，而是对工人劳动自主性的剥夺。”⑧随着工业社会学调查深入到劳动过程的日常细节，社会劳动中更多的规范犯和冲突被揭示了出来，这一点可以为霍耐特作证。哈贝马斯的沟通性进化过程固然可以避免将解放过程归责于某一个阶级，但是他理论的局限性也在于它简单地认为异化的工作关系已经被历史地克服，因而无法把握既有的工作关系中的道德紧张。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还曾出现了三种对进行自我批判的流派，分别是博弈论(game theory)的、文化理论（culture-theoretic）的和权力理论(power-theoretic)的，它们试图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救赎式的批判。前两种流派都认为缺乏一个集体性的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概念，主张要么借助于博弈论在的功能主义框架之外补充以个体主体的策略行动，要么对文化传统和解释性模式的逻辑进行再评价；第三个流派认为缺乏一个充分区分的社会权力理解，而这种缺乏是由从经济再生产过程中清除社会权力导致的。⑨而对霍耐特来说，这三种救赎式的批判都牺牲了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更不能填平马克思行动理论方面的社会分析和解放理论之间的鸿沟，因为它们的行动概念牺牲了马克思劳动概念本来所具有的诊断潜能和规范潜能。

总之，霍耐特将这种实践－规范性建立在人类劳动中体现出来的自我实现的自主要求之上，构成了它揭示马克思社会劳动概念中的解放性规范内涵、将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连接起来的根本原因和根本途径。

三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霍耐特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结合两个小问题来展开。一是考察这种解读对霍耐特形成他的承认理论的影响和贡献；二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霍耐特的解读基础和路径。

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在他的哲学人类学理论基础上、在主体间性的框架下主张人类的自我实现依赖于家庭之爱、社会之尊重和交往共同体之重视三个维度的承认关系的保证。现实生活中的斗争都是围绕这些承认关系而展开的，人类社会的冲突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为承认而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通往人类的进步和解放。

首先，解读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是霍耐特要将他承认理论建立在规范性的基础上的一个批判步骤。霍耐特紧紧抓住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捍卫其中规范性的内涵，然后又紧紧抓住马克思如何将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联系起来的问题线索，为他提出规范性的承认理论做准备。无论马克思本人、还是后来马克思理论的诠释者都没有将这种规范性内涵坚持到底，所以当霍耐特不满于哈贝马斯将工具劳动概念中性化以及将道德规范性诉诸于参与主体的直觉的时候，当霍耐特捍卫蕴含在社会劳动中的规范性内涵的时候，他找到了将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的新的联系点——即为了劳动的自主性、为了社会劳动领域中的承认而斗争。虽然后来霍耐特承认理论并没有明确地把劳动领域的承认关系作为独立的一个维度，但是它的规范基础是在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中获得的。

其次，霍耐特抓住了马克思的斗争概念，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病理分析和历史观点，但是他不满马克思晚期的功利主义模式的斗争思想，因为这种斗争只是争夺物质生产资料和国家权力的斗争，忽视了社会劳动和社会交往中的规范性内涵。只有对这种英格兰式的功利主义模式进行批判，才能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建立在规范性的基础上。这是霍耐特和马克思的根本不同之处。这个观点立足于一个基本假设：如果不将斗争建立在为规范和承认而斗争的基础之上，纯粹的物质斗争对于人类解放是不够的，人类斗争的动力不是为了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料，而是要满足自我实现的要求，这个要求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物质范畴。另外，霍耐特明显地质疑马克思将社会解放推往某个阶级的肩上的论断，他那里只有异化劳动和承认要求未被满足的“群体”，因而“为承认而斗争”具有一定的超阶级性。很明显，霍耐特的斗争理论更加具有现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因为那里无产阶级也占有了一定的社会财富和“福利保障”、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从事阶级斗争夺权的动力。而马克思主张的斗争则更加符合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要求，因为那时的无产阶级真正地一无所有，经济危机尚未得到有效地克服。勿庸置疑，对马克思斗争概念的批判浓缩了霍耐特对当时代社会阶级状况的思考和诊断。

其三，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也可以说是马克思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下的延伸和发展，它们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和延续性。因为霍耐特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人类学基础中找到了规范性和人类学思想的共通之处；他们都主张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持续的社会斗争和解放；都重视具体的生活事件和经验感受，反对超验哲学和超验理论对现实生活和感性的脱离。

篇10

关键词：生态学；异化消费；资本逻辑；生态逻辑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31-03

生态学是当代西方的重要流派之一，以本・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者致力于结合理论与当代全球性生态问题，围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呈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本・阿格尔在其关于生态学的论述著作《西方概论》中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角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在其论著中系统阐述了异化消费理论。通过对其异化消费理论的解读，对于遏制当代社会出现的“物质至上”等社会风气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一、生态学的异化消费理论内涵

在对于经济领域的论述中，生产与消费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对范畴。作为生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本・阿格尔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并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加以发展，形成了异化消费理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的生产是在满足动物机能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的，而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能懂得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上从而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人的类特性就是实践活动。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欲享受却成了普遍追求，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反而作为痛苦的存在――“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结果造成“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55

本・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是在当代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对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的发展产物。20世纪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均已步入生产绝对过剩，商品极大丰富的消费型社会。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通过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水平，但劳动异化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存在。本・阿格尔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洞察，在继承理论的基础上，将目光关注点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在阿格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为消费领域的异化，而消费异化导致的生态危机已取代了生产领域的经济危机。阿格尔对异化消费的定义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2]494。他认为，劳动异化是产生消费异化的根源。正是因为工人在劳动时身心受到压抑，追求自由自主的本性使他们迫切地寻找发泄的突破口，即“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2]493。阿格尔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消费两大特征是“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变得十分复杂”以及“人们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2]495。正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大众传媒的联合作用下，无产阶级妄图通过消费逃避痛苦以寻求自由，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沉溺于这种虚幻的幸福中并在不知不觉中默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阿格尔针对如何解决异化消费问题，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一社会变革模式。他提出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内涵是：异化消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而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性与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必将发生冲突进而产生严重的生态危机，在生产领域生态危机会演变成为商品的供应危机。当人们发现原本被激发的消费期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被满足时，一方面会对资本主义能够满足人的无限需求失去信心，继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会对自身的消费欲望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淘汰掉那些腐朽的价值观念，意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取决于生产活动”[3]644。在自发地重新审视制度和调整自身消费观的过程中，人们能够遏制盲目的消费欲望，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建立起“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经济模式，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实现符合生态逻辑的发展。

二、Y本逻辑支配下异化消费的负面影响

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始动机，而资本家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资本家的思维模式就是资本的逻辑。正如马克思对于资本家的形象描述：“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资本逻辑总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向，通过各种途径力求实现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并不断扩大再生产以保证利润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资本家的腰包。

受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异化消费有两大负面影响。一方面，异化消费易造成无产阶级沉溺于虚妄的“避难所”中无法自拔，丧失了阶级意识，难以清醒地识别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阿格尔认为，由于异化劳动的影响，本应为自由自主的类特性变成了仅仅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工具。人在劳动中感受到的是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和不自由，因此期盼寻找到一个避难所，以图在其中寻觅自身的自由和幸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空前发展，能够向无产阶级提供足量的过去只属于资产阶级的消费品。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领域以“效用”和“增值”为原则，以获取利润和扩大再生产为目标时，消费市场难免会存在商品过剩的现象。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550，资产阶级不仅在物质生产上占统治地位，同时也支配着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当生产与消费呈现供过于求的问题时，为了保证生产过剩的产品得以被大众消耗，生产商联合广告商用多种渠道和形式不断地刺激、激发甚至创造出大众的“需求”，使得消费主义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渗入人们头脑中从而做出非理性、不适度的购买行为。在消费领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承诺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并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与资产阶级是平等的，只要拥有钱就可以享受和他们同等的待遇和物资，借此来缓解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为了保证自己拥有足够的“自由”和“权利”，无产阶级又重新燃起激情继续投入到异化劳动中，然后拿着出卖剩余价值的工资来“自由”地消费。无产阶级在这个恶性循环中逐渐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任凭其蒙蔽和驱使而不自知，只能麻木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

另一方面，异化消费使得商品的符号性价值极大地超越了使用价值，无产阶级的消费成了病态的、盲目的非理，资本的扩张主义和异化消费共同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生态危机。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社会，影视、新闻等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着以财富定义成功的价值观，成功人士和名人的消费水平也成为大众关注和羡慕的焦点，进而导致一部分人在选择购买商品时优先考虑品牌潮流度而非实用性。与此同时，异化消费的存在使得商品淘汰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在购买了商品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厂商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和随处渗透的广告都在召唤着人们淘汰掉旧物，跟上新的消费热潮。他们期盼通过购买这种商品来获得他人对他们的社会地位、能力的认可和尊重。人们不再是出于真实的需求去购买商品，而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的激发下，不断地去填补内心贪婪的欲望，期盼从消费中获得幸福感。在他们看来似乎“幸福就是消费更新和更好的商品，音乐、电影、娱乐、、酒和香烟”[5]330，始终以追求更多更好的手机、衣服、电脑等为生活乐趣。如此一来，商品被迅速地消费、淘汰，这就意味着环境需要供给更多的原材料和承载更多的废弃物。由于过度生产带来的商品过剩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异化消费，商品的高淘汰率使得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低下，越来越多不可降解物投入自然中，使得环境污染越发严重；而异化消费的普遍性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的扩大，资产阶级进一步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由此双向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

三、生态学异化消费理论的当代启示

不可否认的是，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存在一些局限：例如他过于关注消费领域而忽略了背后的本质因素，其解决方案具有乌托邦色彩等等。但他对于的异化思想在当代社会的新形态的积极探索，以及对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分析对于遏制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和解决生态问题仍具有警醒意义。

（一）抵制消费主义价值观，转变消费行为模式

阿格尔指出“生态学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要设计将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控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2]420在论述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时将重心放在了消除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两个方面。在消费领域，关于如何遏制异化消费现象，应从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两方面考虑。阿格尔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当市场经济发生了供应危机时，早已习惯将消费作为乏味劳动之补偿的无产阶级会从对资本主义的期待中清醒过来，实现最初的觉醒并改变将幸福等同于消费的价值观念，从而改变以往的异化消费行为。由此观之，消费观念对于消费行为有着重要引导作用。因此，首先要加强对消费观念的引导，提高消费者的理性消费意识，自觉抵制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抵制消费主义并不是要求无产阶级要以牺牲生活质量为前提进行修道士般的清贫生活，而是指要以自身的真实需求和消费能力为出发点，提高对被广告等传媒激发的虚假需求的甄别能力，克制被资本操控的消费欲望，自觉抵制符号性消费、奢侈性消费等行为。其次，鼓励消费者开展理性消费行为，具体包括在消费 “量”上的适度消费和“质”上的绿色消费。适度消费是指人们在消费中应遵循适可而止，而非多多益善，应意识到商品因人的需要而存在，而非人存在的意义是追求更多更新的商品。绿色消费是指兼顾下一代人消费需求以及不同物种间生存条件的可持续消费行为。在理性干预之下， 也许人类最终可以“依据质的消费（更好的文化、艺术、精神的享受和实现）来确定幸福”[2]493，从消费理念到消费行为加以调整，在消费领域告别以物为尺度的单面的人。

（二）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发挥大众传媒的引导作用

如果说资本逻辑是异化消费的内在驱动力，那么助长消费欲望的大众传媒对于消费主义的传播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阿格尔所言“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位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495，异化消费现象既是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思潮影响，同时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鼓吹和宣传作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深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支配下的大众传媒为了高额利润以商业广告、植入性广告等形式不断地刺激着人们对于物质无节制地渴求和消遣，促使人们的物质欲望空前增长。因此，我国需要加大对大众传媒的监管力度，对于奢侈品等的广告要予以限制，对于充斥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的影视要加以监管，有效制止大众传媒对于符号性消费的鼓吹和渲染。同时，政府还可以加大公益广告的投入，使绿色消费观渗入主流媒体的宣传之中。大众传媒是受众极广的媒介，在当代人们的价值观、消费观的塑造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政府可以借助其巨大的影响力宣传可持续消费理念，使之成为有效的社会教育手段，使人们意识到存在意义不在于“占有”继而改变自身的存在方式，借此营造健康良好的社风气。

（三）从资本逻辑向生态逻辑转变，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

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在消费领域的衍生现象。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是互相矛盾，根本对立的，资本逻辑的存在必然导致人自身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异化。要破除社会的全面异化现象，首先，应破除劳动领域的异化现象，增加人在劳动中得到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阿格尔认为只有劳动变成了“闲暇性生产”，人们在劳动中就不会将其“看作是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人们可以在社会有用的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本身的基本愿望和价值。”[2]497也就是说，只有在自主的劳动中获得创造性和价值感，人才能从根本上意识到人的价值在于生产，而不在于消费，继而摒弃了对物的依赖性，在全面发展的目标中重新定位自身的幸福感和价值观。其次，转变资本逻辑主导的发展模式，实现符合生态逻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异化消费理论给予我们的警示在于人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2]497之前，主动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避免落入被动停止增长的局面。发展经济时首先要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向大众提供耐用、可回收的商品而非奢侈品。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唤醒无产阶级的生态意识，从而发展新的生态化的健康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

本・阿格尔根据当代社会呈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异化消费理论，通过对消费领域的批判性分析对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思，主张人的满足最终在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生产劳动而非无止境的消费欲望，从而将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内在地统一到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生态逻辑之中。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本・阿格尔.西方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俞吾金，陈学明.国外哲学流派新编[M]//西方卷（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