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十篇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篇1

关键词：生育政策；社会机制；变迁

中图分类号：C9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119-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12

The Adjustment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Changes of Social Mechanism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UANG Juan

（School of Marxism，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Changsha 410114，China）

Abstract：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ese，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our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wave type. We found that changes in fertility policy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adjustment of social mechanism， from the 1950s mainly by administrative plan and control mode， gradually to the 1990s mainly by guide service and security mode. The current fertility policy， leap the limitations of pure administrative orders， under the care of social mechanism， soften the institutional power single implied in the whole social framework， through the power system of multi level， reconcile the gap between national population awareness and individual reproductive behavior， provide the harmonious strength for popul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family planning policy；social mechanism；changes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作为人口大国，如何协调人口、资源、发展间的关系，是我国人口政策的核心。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随着社会发展的具体形态，出现了适应性调整。学界从社会需求的层面论证生育政策的实效与价值，关注的多是生育政策制定的宏观社会环境，但对政策的具体运行模式、政策与社会机制之间的互动研究却鲜有涉及。本文在分析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理论关系的基础上，尝试从历史视角出发，考察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机制和运作模式的不断变化之下生育政策调整的具体形态，进而从社会机制变化的背景和条件来分析生育政策不断完善应有的价值取向。

一、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的关系

为了充分说明社会机制的调整与生育政策的变迁，首先要对二者的理论关系进行梳理，从而为评价二者的现实互动确立标准尺度。

1.生育政策的实践必须通过社会机制实现

所谓社会机制，就是社会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律动或惯性作用联系，这种作用联系通过一定的作用形式表现出来，形成系统的综合效应[1]。社会机制是构成社会系统的纽带，是社会系统产生综合效应的重要条件。任何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机制的衔接才能发挥实际效应，并且一经形成就会出现惯性作用。社会活动对社会体制的影响、社会体制对社会活动的影响，都通过社会机制来实现。

生育制度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以生育行为为调整对象，但生育行为受到自然环境、社会习俗、养育环境、医疗保障、竞争就业等诸多其他结构的影响，因此，生育政策的实践及生育政策的调整都势必通过社会机制的运行才能实现。

2.社会机制和生育政策变迁会引发互动性的调整

社会机制和生育政策在社会的不断变迁中并非静止，而是不断地做出适应性调整。

生育政策是社会整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社会机制通过联系作用，协调联系各个有机部分。当社会机制的运行模式发生改变，各个部分的关系也势必发生变化，从而发生适应性调整。因此，社会机制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势必会对其他社会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引发生育政策的变迁。

生育政策的不断变迁也必然引起社会机制的不断调整。随着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它与其他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必然随之调整，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社会机制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促成了社会机制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促成了社会机制运行模式的不断转变。

3.社会机制调整的目标是减少生育政策产生的摩擦和代价

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客观上存在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生育政策其实就是协调个人生育行为和社会人口发展的制度补偿。而社会机制调整的目的就在于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协调矛盾、平衡关系。

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都会受到其他社会结构的影响，从而表现阶段性特点。生育政策作为协调个人生育行为与社会人口发展的制度补偿，终因制度的外在性带来一定的社会摩擦和代价；社会机制则通过不同结构之间的联动利益，协调这种摩擦从而减少社会代价。

社会机制和生育政策均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不论是社会制度的完善还是生育政策的调整，既需要对应的社会基础的支持也必然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最终将外在的生育政策融合进社会有机整体当中去，推动社会机制不断走向完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的互动

1.从“行政―计划式”向“指导―服务式”转变

生育政策内容包括国家意识指导下的各类相关法规，涉及管理和执行政策的机构部门，以及从事技术研究和提供服务的部门。自20世纪50年代生育政策的不断提出与完善以来，尽管价值导向仍是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核心，但运行的社会机制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行政―计划式”逐渐转向八九十年代的“指导―服务式”。

“行政―计划式”的机制是指用行政的手段和计划的手段将社会的各个部分统一整合起来并使之运行和发展。“行政―计划式”的机制一般包括相关主管部门的规划指标、制定章程、统一拨款，以及由其检查、审核、评估等方式，这种形式是计划经济时代运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机制形式，因此也成为20世纪生育政策运行的重要模式。

“指导―服务式”的机制是指用指导的方式和服务的形式将社会各部分统一起来使之运行发展的模式。在这种运行模式中，管理者主要是提供方法、信息及服务，被管理者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生育政策开始跃出单纯行政命令的简单模式与范畴，权力逐渐开始在其他领域泛化，开始通过一种柔性的、隐形的引导模式改变过去单纯硬性的、显性的政策指导模式。

（1）法规政令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出台和颁布了一系列干预人口生育的政策，尽管从政策导向上看有所区别。1949～1953年，以限制节育为主；1953年以后计划生育政策初步提出，20世纪60年代展开以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为重点的计划生育试点，到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推行，以计划生育为主。但至20世纪80年代，所颁行的生育政策法规政令均是以干预生育行为为直接目的的显性政策。据《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内容统计来看，1949～1989年，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有36份，全国人大的有关文件和法律为34份，国务院有关文件和法规25份，共计95份[2]。此95份文件法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三类：①分析计划生育对国民经济、农业发展的影响，强调控制人口数量的重要性；②具体规划计划生育工作，包括各省市计划生育工作安排、科研工作及经费开支问题、避孕流产药具研制与生产问题等；③有关人口变动及抽样调查工作。这些政策或是探讨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背景，或是构筑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内容，并结合人口调查来反映政策的实效，比较完整地勾勒出计划生育政策的主体核心结构，因此也都是直接服务于控制人口、计划生育这个终极目标的。这一阶段的法规政令，从结构层面来看还处于构建强制性的制度性力量；从内容层面来看，几乎都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的，生育从个人行为转变成为带有国家意识和色彩的社会化行为，甚至被当成一种资源进行了集中配置。因此，这一阶段的生育政策以高效率态势，在较短的时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生育政策出现显著变化。从政策本身来看，不再局限于该不该生、生几个、何时生的问题，而是开始渗透到相关领域，并立刻得到了其他社会结构的信息反馈，产生联动效应。由于前期积累，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生育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颁布生育政策法规的数量有所减少，但从内容上看，却与此前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是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不仅关注控制人口的数量，更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二是强调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从提高妇女地位和解放妇女身心的角度，探讨生育政策在女性权利、妇女发展方面的隐形作用；三是把计划生育与扶贫攻坚工作相联系，实现生育政策与经济发展、解决贫困的现实联系。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生育政策，开始突破控制人口数量的单一目标局限，从其他社会结构和功能中联系和挖掘生育行为的隐形影响。这一变化不仅表现出生育政策不断走向一种成熟和完善，更反映出生育政策是社会有机整体当中的一个部分，不能被隔绝和独立起来，不论其完善还是推行，都必然会受到其他社会结构的影响，比如儿童教育、妇女地位、扶贫开发，等等。实际上这种变化只是一种现象，其背后真正的动力在于，社会机制有效地将生育政策与社会肌体进行了联系，生育政策不仅扎根在这个肌体之上对人口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开始辐射一些相关的领域。

（2）管理机构名称与职能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计划生育工作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管理，未设专门机构，节育宣传和技术管理工作由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妇女卫生处负责。为贯彻落实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关于成立中央和地方的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要求，1964年1月15日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至1964年底，全国共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计划生育行政领导机构，共有专职人员2000人左右[3]。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有关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检查和促进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协调有关部门的配合和合作。后来由于“”的冲击，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停止工作。1981年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统一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督促检查计划生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令的贯彻执行；协同国家计委编制国家人口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协助有关部门搞好宣传教育和干部培训；协同卫生、医药部门落实节育措施、科学研究和药具生产供应；承办有关计划生育的外事工作等。随后，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于1981～1984年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之后，到1986年底，全国有2427个地区（市）、县（市、区）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62030个乡（镇、区、街道）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4]。从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网络，并依托这个比较完整的体系高效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展开。

1988年、1993年、199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了三次机构改革。尽管机构设置和职能没有多大变化，但缩减了行政编制，人员减少21%数据来源：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692-699.。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为：①继续承担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②加强人口规模、趋势、素质、结构等人口和计划生育重大问题的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治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③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和政策，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展[5]。首先，从职能转变来看，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比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注重人口结构的优化和生殖健康、优生优育工作；其次，从转变的目的来看，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不仅将控制人口作为唯一的目标，还开始认识到人口结构的合理、人口质量的优良才是一国人口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再次，机构改革还增设了科学技术司，从理论层面和实践角度为优化人口结构提供技术支持[6]。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生育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重要单位，它的几次机构改革和职能的调整，既是生育政策的硬件调整的过程，也是生育政策的社会机制从单一的“行政―指令式”向“指导―服务式”转变的重要结果。

（3）科学研究与服务重点的变化。20纪世60年代至70年代，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避孕药具研发、流产以及结扎手术改进。从内容上看比较单一，均是直接服务于节制生育的显性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计划生育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内容和重点均有明显的变化，亦是生育政策运行机制从单一的“行政―计划式”向“指导―服务式”转变的表现。

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避孕药具和节育技术既不能适应计划生育形势发展的需要，又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加强计划生育的科研工作。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加强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保证手术质量，努力研究安全、有效、简便、经济的避孕方法”，并成立了计划生育科研专题委员会[7]。此后，计划生育科学研究主要围绕避孕方法及药具的研发、人工流产和结扎手术的改进而进行。

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的科研工作开始探索新的内容，即开展优生优育工作以提高人口的质量。首先，明确优生优育是实现计划生育中的一项重要任务。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要大力开展生殖生理、优生（就是不生育有残疾的婴儿）和节育技术的科研工作，培养大批合格技术人员，做好节育技术指导、妇幼卫生和儿童教育工作，以保证节育技术的安全，减少出生有先天性遗传疾病的婴儿[8]。”其次，展开了优生优育的科普工作。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举办了56场优生科普展览，参观人次超过2000万，举办优生知识竞赛和有奖征文活动，开展优生咨询服务，等等，并制订规划，推动优生工作的持续开展。1983年6月，在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部署下，制定了《计划生育一九八六至二零零零年科技发展规划设想提纲》，明确指出：“应以预防性优生研究为主，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出生缺陷的监督工作和人口质量的群体调查，摸清中国人口素质的基本情况，找出智力低下和智力缺陷的各种疾病原因，为进一步做好防治工作提供依据。为了制定和执行《优生法》，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还要加强医学遗传学、环境致畸学、围产医学的研究[9]。”

20世纪90年代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推出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同时开展试点工作，并总结了重要的经验：在开展优质服务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健全和完善生育政策法规体系，对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保证服务质量；以技术服务为重点，依靠科技进步，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要求，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依托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各个部门通力协作完善服务[10]。

主管生育的部门机构的更名与改革在一定层面反映出生育政策运行机制从“行政―计划式”向“指导―服务式”进行转变。

2.从“制约机制”向“保障机制”转变

制约机制是指用制约的手段和形式发挥制约的功能，将社会各个机构联合起来，包含了行政制约、法律制约和舆论制约等多种形式。

保障机制是指用保障的手段发挥激励的功能来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潜能，发挥引导作用，从形式看包括了提供物质条件、提供观念导向、提供政策支持和管理服务三种形式。保障机制既是社会机制不断完善的结果，也是从需求满足的角度实现功能引导的一种管理思维和模式变更的结果。

（1）从政策限制到经济利益导向。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为推动生育政策实施，政府还将生育政策与个体经济利益挂钩。一是提倡晚婚晚育。卫生部1963年《关于认真开展计划生育的方案》中提出：①中等、高等学校招生，一般不录取已婚男女；②中等、高等学校学生，在学习和实习期间不得结婚；③分配工作不照顾爱人关系；④已婚在校生应实行避孕，怀孕女生应立即休学；⑤厂矿、企业、事业和服务行业的学徒、练习生，在学习和实习期间不得结婚，现已结婚的青年学徒应实行避孕，如怀孕应即劝令退学[11]。招工方面，晚婚者也享有优先照顾。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初生年龄，对实现晚婚晚育起到了辅助作用。但作为独立的个体，因生育而丧失就学、招工的机会，个人的其他权利显然被压缩。二是对违规超生实施惩罚。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违规超生，要给予适当惩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计划外生第二胎的，要取消其按合理生育所享受的医药、福利等待遇，还可视情况扣发一些比例的工资，或不得享受困难补助、托幼补助。对农村社员超生的子女不得划给责任田、自留地；或对超生子女的社员给予少包责任田，或提高包产指标等限制”[12]。这些政策虽出于特殊社会环境，但无疑损害了因超生而遭受经济制裁的家庭公平享有社会资源的权利。

进入21世纪，生育政策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都有了明显的转变，从孤立的“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从社会制约为主向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结合。实现两大转变的主要标志有三个：一是基本形成综合治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局面；二是基本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调控体系；三是基本形成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基层工作机制[13]。

第一，在西部地区开展“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工作。200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南部西海固山区开展了“少生快富”试点，从单一的处罚多生转变为奖励少生为主。具体做法是：在贫困地区对按政策规定可生三个孩子而自愿少生一个的，符合政策只生女孩的，采取永久性节育措施的夫妇给予一次性3000～5000元的经济奖励；引导和帮助这些家庭把奖励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并与扶贫开发的项目相结合。这次尝试得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协调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促成中央支持宁夏“少生快富”扩大试点项目经费的落实，并将其纳入西部大开发政策中。2004年3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下发《关于在西部地区开展“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工作的意见》，推广了这一做法。仅以2005年为例，宁夏就有18999对夫妻申请参与“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兑现奖励资金5768.7万元。宁夏、青海、云南三省从项目试点开始至2004年底，少生23.1万人，落实奖励13.6万户，兑现奖励资金1.7亿元。这一政策仍在向其他省份推广，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湖北、内蒙古、海南、四川等省，惠及更多家庭[14]。

第二，建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2002年4月，贵州省余庆县委、县政府下发《关于印发的通知》，同年10月，《农村独生子女户、二女结扎户养老金管理使用办法》颁布，对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两女户的农民在年满60后，每人每月发放40元生活费，这一制度广获好评，成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雏形。2004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各地现行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基础上，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进行奖励扶持，按每人年均不低于600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金，直至亡故。已超过60周岁的，以该政策开始执行时的实际年龄为起点发放。奖励扶助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确定合理比例共同负担，纳入专项资金预算。2004年5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下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方案（试行）》，对推进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进行部署。据估计，2004年8月，自行试点省（区、市）共有奖励扶助107252人，奖励扶助专项资金预算5673万元，全部由地方财政负担；2005年，国家奖励扶助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23省，奖励扶助对象达135万人，中共和地方财政投入奖励资金8亿多元；2006年中央财政加大力度，进一步扩大奖励扶助制度实施范围，并基本覆盖全国，目标人数为185万人，投入专项资金11.1亿元[15]。

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两个转变，既是新的社会环境下计划生育工作的一场深刻变革，也是通过生育政策真正实现控制人口的客观必然，还是社会制度与社会机制不断完善协调发展的必然趋势。计划生育政策只有适应社会发展进步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配置、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机制和服务体系，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从孤立政策到配套政策逐步完善。我国的生育政策自20世纪60年代实施以来，逐渐形成一套独立的法规体系。197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78～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经历了研究、起草、修改、完善，为形成计划生育专门法体系走出重要一步。国家还公布实施了系列法律法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提供辅助和配套性支撑，强化和明确公共调控人口目标，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依托最高法权体系成为控制人口生育的最高权威。但这段时期生育政策的制度完善，仍然是以政策本身为中心。

进入21世纪后，生育政策开始构建更全面的运行机制，配套政策不断完善。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强调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控体系和相关社会经济政策。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土地、企业、医疗、社会保障、户籍、劳动、教育、财税等制度和改革措施，要统筹考虑，相互协调，有利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律建设，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落实对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和优惠政策；积极发展社会保障事业。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省（区、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在19个市（区）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2006年试点扩展到全国。此次综合改革的重点就是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其别强调在城市计生工作中，积极推动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开展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社会保险试点工作，逐步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三、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经历了曲折的变迁过程，这种变迁是在与社会活动互动的过程中发生的，伴随着社会机制的微妙变化，这些影响和变化不但是我们客观评价生育政策的新视角，也是我们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的新起点。

第一，社会的发展带动社会机制运行方式的改变进而影响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社会才逐渐形成一种协调的有机体，而非机能模块的简单堆积。将各个不同功能模块有效联接的不是单纯的制度的力量，恰是社会机制的作用。当社会发展程度不高、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时候，个人的生育意愿或行为与社会需要的人口发展趋向和模式之间存在落差，我们只能用强制性的制度进行补充和调整。但是，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提升时，生育行为更多地从个人的行为演变成一种社会的效应，必然受到很多层面的影响，比如养育成本、子女教育、职场竞争、养老保障，等等。用来约束生育行为的便不再仅仅是外在的制度性的力量，而是受到社会这个有机体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到，社会的发展带动了社会机制运行方式的改变，并通过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展示出来。

第二，生育政策的运行必须通过社会机制发挥作用。生育政策和其他一切制度性政策一样，是对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外化的力量。要让制度所蕴含的发展模式和理念得到认可和执行，就必须让政策能够有效发挥力量和效果。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协调并进是我们制定和调整生育政策的宗旨和目标。但如果仅仅依靠制度的规范性和强制力，不仅不能让人们理解政策的本意而且容易产生逆反心理。社会机制恰恰是协调制度性政策和政策对象的剂，它既能够让人们在鲜活生动的现实当中感受政策或者制度的合理性，还能通过利益的连贯性，触动人们进行更深层面的思考，从而不断调整内在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使生育行为和生育政策之间的间隙不断缩小。

第三，生育政策的新调整必须以社会机制的不断完善为基础。我国的生育政策历经60余年的检验，已经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协调资源配置、缓解世界人口压力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具体形势的不断变化，生育政策势必需要作出新的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政策出现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也正是在社会机制的不断完善之下进行的。社会机制的完善，其实指的是在社会这个有机体内，既要让各个零部件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也要兼顾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发展，而这种协调性正是社会机制最重要的使命与价值。当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发展速度和利弊关系均可以得到有效调节的时候，社会机制其实便起到了统筹各类资源的枢纽作用，能够最大程度地衔接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之间的差异。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已经显示出生育政策新的调整取向。对比，或许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之间的规律能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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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3]164.

[10] 同[3]225.

[11] 同[3]291.

[12] 同[2]18.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篇2

一、充分认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重大意义

（一）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经济恢复、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改善和医疗卫生保障水平的提高，我国总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4亿人迅速增加到1970年的8.3亿人，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国家从七十年代开始在城乡推行计划生育。1980年，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40多年来，我国实施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不断完善计划生育政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资源、环境压力有效缓解，妇女儿童发展状况极大改善，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力支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也为世界人口发展和减贫作出了重大贡献，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在此过程中，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作出了巨大贡献；广大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者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符合我国国情，是正确的，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强国富民安天下的伟大事业。

（二）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重大转折性变化。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人口的趋势性变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面、深刻、长远的影响。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群众生育观念发生重大转变，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养老抚幼功能弱化；人口红利减弱，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国际竞争优势有待进一步加强。这些变化对人口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在13亿以上，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立足国情，遵循规律，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

（三）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是新形势下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重大决策。单独两孩政策稳妥扎实有序实施，为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积累了经验，当前启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有利于更好地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用法治的思维、创新的精神和务实的作风，不断探索新形势下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使计划生育成为惠及亿万家庭的甜蜜事业。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四）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增进家庭和谐幸福、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主线，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统筹推进生育政策、服务管理制度、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和治理机制综合改革，努力实现规模适度、素质较高、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人口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

（五）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尊重家庭在计划生育中的主体地位，坚持权利与义务对等，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引导群众负责任、有计划地生育。

——创新发展。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由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调控总量、提升素质和优化结构并举转变，由管理为主向更加注重服务家庭转变，由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向政府、社会和公民多元共治转变。

——法治引领。充分发挥立法对完善生育政策和服务管理改革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不断提高计划生育法治水平。

——统筹推进。注重改革措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与服务管理改革同步推进、配套政策措施同步制定。

（六）主要目标

到2020年，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和家庭发展支持体系较为完善，政府依法履行职责、社会广泛参与、群众诚信自律的多元共治格局基本形成，计划生育治理能力全面提高；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功能完备、便捷高效的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基本实现人人享有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保持适度生育水平，人口总量控制在规划目标之内。

三、稳妥扎实有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七）依法组织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贯彻落实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完善相关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综合评估本地人口发展形势、计划生育工作基础和政策实施风险，科学制定实施方案，报国务院主管部门备案，确保政策平稳落地，生育水平不出现大幅波动。

（八）改革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对生育两个以内（含两个）孩子的，不实行审批，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改进再婚等情形再生育管理。优化办事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全面推行网上办事，进一步简政便民。依法依规查处政策外多孩生育。

（九）加强出生人口监测预测。加强人口变动情况调查，科学预测出生人口变动趋势，建立出生人口监测和预警机制。加快推进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和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实现国家与省级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互联互通，实现户籍管理、婚姻、人口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等信息共享。

（十）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根据生育服务需求和人口变动情况，合理配置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资源，满足新增公共服务需求。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妇女儿童医院、普惠性托儿所和幼儿园等服务机构。

四、大力提升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水平

（十一）加强妇幼健康计划生育服务。推进优生优育全程服务，落实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加强孕产期保健服务和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向不孕不育等生育困难人员提供必要的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推进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加强孕产妇与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建设。加快产科和儿科医师、助产士及护士人才培养，合理确定服务价格，在薪酬分配等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全面推进知情选择，向育龄人群提供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服务，提高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开发推广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新技术新产品。

（十二）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按照常住人口配置服务资源，将流动人口纳入城镇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范围。巩固完善流动人口信息互通、服务互补、管理互动的全国“一盘棋”工作机制。推进网上信息核查和共享，做好流动人口在居住地的生育登记服务。广泛开展生殖健康科普宣传，增强流动人口等人群自我保健意识和防护能力。关怀关爱流动人口和留守人群，促进社会融合。

（十三）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完善宣传倡导、依法管理、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长效工作机制。深入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创建活动。建立健全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监督行政执法体系，加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能力建设。稳定和加强县、乡级计划生育工作力量，妥善解决好村级计划生育专干的报酬待遇、养老保障等问题。

（十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广泛动员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的生力军作用，切实加强县、乡级计划生育协会的组织和能力建设，更好地承担宣传教育、生殖健康咨询服务、优生优育指导、计划生育家庭帮扶、权益维护和流动人口服务等工作。鼓励社会组织依法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公益慈善与帮扶救助活动。在城乡社区和企事业单位，引导群众广泛开展计划生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五、构建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

（十五）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力度。切实保障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使他们优先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对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政策，在社会保障、集体收益分配、就业创业、新农村建设等方面予以倾斜。完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特别扶助制度，实行扶助标准动态调整。帮扶存在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妥善解决他们的生活照料、养老保障、大病治疗和精神慰藉等问题。推进计划生育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继续实施“少生快富”工程。对政策调整后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不再实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惠等政策。

（十六）增强家庭抚幼和养老功能。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在内的家庭发展政策，鼓励按政策生育。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增强社区幼儿照料、托老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等服务功能。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大对残疾人家庭、贫困家庭和独居老人的帮扶支持力度。广泛开展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和新家庭计划。

（十七）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创造有利于女孩成长成才的社会环境。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依法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依法保障妇女的宅基地、房屋等财产继承权和土地承包权。依法保障女性就业、休假等合法权益，支持女性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的措施。

六、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十八）落实党政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计划生育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主要目标任务未完成、严重弄虚作假、违法行政造成恶劣影响等情形，实行“一票否决”。

（十九）加强部门协作。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兼职委员和领导小组制度。建立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发展影响评估机制，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有效衔接。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重点解决好政策配套、公共服务保障、执法协调、信息互通等问题，加强对各地工作的指导。

（二十）深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深入研究新形势下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的变动趋势，加强前瞻性研究，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编制中长期规划。科学评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准确研判生育水平变动态势，做好政策储备。加强人口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篇3

关键词：倡导联盟框架模型；二胎；政策变迁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7019203

1问题的提出

197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明确提出“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就意味着计划生育成为一项时效长、影响范围广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人口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历史转折，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迈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同时也创造了长达30余年的“人口红利”，具体表现在充足劳动力资源、高储蓄率、低劳动力成本对经济促进效用。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的短缺、失独家庭的数量增加等社会矛盾也日益增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放开严控生育政策向“单独二胎”过渡引起了各方热议与论辩，关于单独二胎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运用倡导政策联盟框架分析其中政策参与主体在政策变迁弈与学习的过程，并提出单独二胎政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2理论基础：倡导联盟框架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发展实质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对于公共政策变迁而言，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的决策子系统之间博弈的影响下也在持续不断的变革，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存在的一种常态。传统政策变迁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Charles Lindblom 的“渐进主义”模型，该阶段以Robert Nakumura的“阶段分析法”最为典型，它把问题界定、议题设置、政策规划、政策设计、政策执行与结果评估视为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这种视角最大的弊端是把政策看成是一种线性过程的变迁，忽略了公共政策变迁的动态性，无法对政策变迁作出全面性、动态性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Sabatier&Jenkins-Smith在“阶段分层法”批判的基础上提出“非线性公共政策变迁过程”的理论典范―倡导联盟框架。该理论努力探究代表不同价值观的政策行动者如何通过竞争和学习从意识形态、政策利益的对立转化为共享一套信仰体系的过程，从而实现政策变迁。为了更加清晰的解释政策变迁过程具体情况，倡导联盟框架需要通过观察一个十年或更长久的时段来解释政策的变迁，具体理论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倡导联盟框架的政策主体

传统的政策变迁理论认为政策的变迁是不同利益集团件相互讨价还价的结果。与此相反，倡导联盟框架则认为是由持有不同政策立场的行动派相互博弈、相互学习的过程。这种思想源自于对“行政管理机构、立法机关、利益集团”的传统铁三角的批判，希望从原有的模式中拓展出来，主张把共享一个特定的信仰系统（信仰、价值取向、立场、问题的态度）的政策行动者归属于同一个行动联盟。然而，在一个政策系统当中会存在多个政策联盟，由于各自的政策偏好和政策目标的不同则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引起政策僵持。因此，各种倡导联盟需要设法把他们的内核信念转变为公共政策，如果发生政策僵持，权威决策者、专家学者等也将充当政策经纪人协调各方的矛盾，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将矛盾降至最低。

2.2倡导联盟框架的影响因素

引起政策变迁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由相对稳定因素和外部事件的互动的结果。相对稳定的因素一般指在较长的时期内基本没有较大变动的因素，如政策问题背景、基本的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等一切可能对引起政策过程变化的影响因素。外部事件相对来说活跃程度较大，如社会经济条件、民意、其他子系统的决策影响等。倡导联盟框架重点关注这些变量的属性如何影响政策的变迁的发展，真正摆脱了传统的从单一因素决定论。真正回应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和环境复杂化的实践背景。

2.3倡导联盟信仰系统

倡导联盟理论认为每一个政策变迁都有具体体系化的信仰系统，信仰系统主要包括倡导联盟的价值取向、问题认知、政策目标认同及目标优先序等。这些信仰系统对于人们对问题的判断、选用政策工具和路径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信仰系统由抽象到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深层核心信仰、政策核心信仰、表层信仰。深层核心信仰属于抽象信仰层面，如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等这类难于改变价值观，它直接影响政策核心信仰和表层信仰，直接改变倡导联盟的判断力、认知力及其行为规范。政策信仰是较为具体的信仰，是由政策子系统当中的行动者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将深层核心信仰作用与某个具体政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个联盟政策的核心信仰并非僵化不变，只是调整起来非常困难；表层信仰指政策变迁当中具体的规范，如对问题界定、影响问题的成因，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等。

2.4倡导联盟信仰系统间博弈

不同的倡导联盟为扩大自己信念体系的影响力，需要借助各种手段保证目标的实现。其一，通过设置议题讨论发动联盟内部的成员从事发表言论、抗议、选举等活动，引起广泛的关注。其二，策略性的利用媒体宣传联盟倡导的宗旨，吸取有相同信仰的成员，扩大联盟内部的力量。其三，借助权威人士、公众舆论、可靠性的信息等各种政策资源与竞争对手进行对话和辩论，通过政策学习吸取各方的信仰体系中合理因素，淘汰不合理的信息，逐渐地调整和改变内部信仰，最终促使政策的产出与实施。若当政策子系统中的各方倡导联盟处于势均力敌时，就会产生政策僵局或内部震荡。政策制定者则会积极寻找各个联盟能接受的折中性方案，缓解各方的矛盾。

3我国单独二胎政策变迁

我国二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鼓励生育时期到计划生育酝酿阶段、计划生育发展阶段、计划生育调整阶段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具体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鼓励生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期间，国家没有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这个时期实际上受前苏联人口政策思想影响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和建设中。

二是计划生育酝酿阶段。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总人口已突破6亿。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表明了丰富的劳动力带来的效应固然是好的，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与调整金，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党和政府意识到限制人口增殖的重要性，开始提倡群众避孕节孕。

三是计划生育发展阶段。1971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行“晚、稀、少”宽松型的计划生育政策。而真正开始转变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该文件明确指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项政策起初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统计妇女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20年代初的5.8下降到了1979年的2.7。

四是计划生育调整阶段。1984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7号文件，对“一孩”政策进行修正。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对要处分，经过批准的困难农村家庭允许生二胎，即“开小口”、“堵大口”、“禁歪口”。

4我国二单独胎政策变迁：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4.1我国二胎政策变迁中的政策子系统的构成及其其核心信念体系

如若对公共政策变迁的整个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倡导联盟框架需要回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秉持不同政策价值观的子系统在多大的程度上、采用何种政策资源支持自身的政策立场，另一方面是如何对对方的价值观、观点和意见加以引导和约束。在围绕信仰差异进行政策论辩的过程当中，也只有结盟，才能保证提出的政策行动方案的建议被决策者所采纳。

（1）“支持二胎联盟”主张“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利大于弊”。

首先，“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数量和人口结构。2012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意味着劳动力匮乏的问题使我国人口红利进入逐渐收缩的态势。因此，需要重新激活劳动的活力才能重新分享人口的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证实来这个观点，开放单独二胎政策能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得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次，我国人口迅速老化的现状使得劳动力数量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比例失衡，未富先老、失独家庭数量激增、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等问题也随之凸显。这将导致社会养老成本增加，年轻人的压力增大。因此，开放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2）“反对二胎联盟”主张“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利大于弊”。

与此相反，“反对二胎联盟”认为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意味基本国策的动摇。担忧一旦放开生育政策，婴儿出生率会在短期内大幅度反弹，一方面这将造成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问题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形成供需紧张的局面。其次，截止到2005年末，《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工作人员共计508713人，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的公务员104753人。《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显示，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的支出是812.85亿元。在防止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有关专家指出单独二胎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龄化，它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弱化老龄化的水平。从社会的抚养负担来说，迫于社会经济的压力下，许多公众表示不是生不起，而是养不起。

4.2政策取向的学习和政策变迁

政策变迁是政策子系统相互学习、调适和妥协的产物。倡导联盟框架认为，在政策制定的环节上，持有不同信仰的联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充分论辩基础上及时调整提出的政策方案及正常立场。最有利的方式是通过政策学习进行调整，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包括一个倡导联盟信仰体系内的学习和跨越不同联盟信仰体系的学习。从单独二胎政策变迁过程中来看，存在着三个层面的政策取向学习活动：倡导联盟内部、倡导联盟之间以及政策斡旋人。各个倡导联盟之间都围绕所面临的争议点着广泛而深入的政策取向学习活动，其目的是：一抨击对方的观点缺点，二吸取对方观点的合理性。

（1）支持单独二胎政策联盟的学习。

放开“单独的二胎政策”并不完全意味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动摇，当前，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当前的人口结构对经济、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要继续坚持落实和稳抓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继续给予奖励扶助；对违法生育的，要依法依纪予以处理。其次，计划生育并非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科技技术、社会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也会延长人的预期寿命。另外，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减少没有必然联系。

（2）反对单独二胎政策取向的学习。

对于公众所关心的“放开单独二胎后短期内是否会出现出生人口大幅增长”的观点，“单独二胎反对政策联盟”认为实行放开二胎政策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人口数量的增长从社会的角度上看必然会增加人口与公共资源的矛盾、劳动力的矛盾。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正发生了转变，“少生优生”的思维定式已在新生代育龄夫妻中悄然形成。面对高昂的育儿成本，即使放开“单独两孩”并不会引起生育的反弹。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在短期内人口数量增长是可以通过各省政策实施的时间差来进行适当调整。中国正处于出生率降低、升老龄化造成死亡率上阶段，二者相抵，新增人口对出生率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3）政策斡旋人的调和。

当各方联盟严守各自阵地，各执一词，都无法作出让步时，政策将陷入政策僵局的局面。在政策变迁过程中需要政策斡旋人帮助政策子系统摆脱僵局状态。如权威机构、专家都能起到斡旋的作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承担着计划生育工作及相关人口工作的规划、协调、指导、监督、宣传等工作职责。其部门本身的公共性一方面不能允许政策的改革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另一方面要想法设法使陷入政策僵局的联盟决策达成一致，共享一套政策系统。二胎政策的出台是否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已到“被松绑”，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表明坚持计划生育是长期坚持的“主旋律”，新形势下的许多问题也要纳入思考中，比如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地区人口分布不均等都是人口政策设计的重要方面。实行二胎政策与坚持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5结论

本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分析了单独二胎政策演变的动态过程。其理论的意义是能为我们全面的研究单独二胎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在应用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挪用，应结合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情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虽然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尤其是调整社会劳动力构成起着重要积极促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放开单独的二胎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需要综合各方面的建议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张璐.放开二胎政策的利弊比较研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14.

[2]陈潭.公共政策变迁的理论命题及其阐释[J].中国软科学，2004，（12）：1014.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篇4

1 概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的计划生育政策较好地控制了人口增长速度，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一些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各种社会问题呼之欲出，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不足、男女比例失衡、居民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人口红利减少以及失独家庭的善后处理问题等。为了缓解这一现象，我国自2013年开始实行单独二胎政策，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诸类问题，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出现人口井喷式发展的预期效果，因此2015年我国进一步开放生育政策，颁布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全面开放二胎旨在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调整人口结构，从而解决一系列人口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人口发展方程对三种政策下人口结构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在不同生育政策下的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2 模型建立

总和生育率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考虑总和生育率受到城镇化率、出生率、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作用不是独立的，因此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总和生育率（TFR）是评价生育能力水平的综合指标，是人口发展方程中的重要变量。，表示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其中和分别表示岁育龄妇女数和出生的婴儿数。

生育政策（FP）是影响总和生育率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在19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后，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70年代之前。计划生育政策确实降低了我国人口出生率，与此同时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为了缓解这一危机，我国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但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最终我国推行了全面二胎政策。以上述三种政策为研究对象，将政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用虚拟变量度量。

人均GDP是评价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一般认为，生育意愿与经济发展情况、人均受教育程度、妇女工作压力成反比。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育儿成本不断提高，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趋势。查阅相关资料可知，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大致呈反比关系。

城市化率（CR）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我国是农业大国，具有明显的城乡结构。农村居民存在思想落后、具有较强的传统观念、生活水平偏低的问题，而育儿成本较低，生育意愿相对较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相比，生活成本较高，育儿成本偏高，生育意愿相对弱，大城市化势必会降低全国总和生育率。随着中小城镇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育儿成本比大城市低，具有较强的育儿承受能力。卫星城、中小城镇人口将会提高生育意愿和平均育儿能力。所以上述两方面会影响城市化对于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效果。

出生率（BR）是出生的婴儿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总和生育率为生育率与育龄妇女年龄之和，出生的婴儿数会直接改变当年的总和生育率，而当年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会影响每年的出生率，总和生育率恰恰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指标。

本文采用Logit函数预测城市化率（CR），用时间（T）解释城市化率（CR），其模型如式（2）所示：

3 混合人口预测模型

众所周知，生育模式不仅与最小生育年龄有关，而且和生育峰值年龄有?P，根据近几十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大约在15岁以后生育模式才会显著易于0，同时，当生育峰值年龄稳定在24岁，我国生育模式函数才大体比较稳定。为简化研究问题，本文将设定为14，设定为24，设定为50，寿命极限设定为99。鉴于历年一直稳定在0.49附近，本文将其设定为0.49。然后将这四个设定值与式（5）、式（1）中回归元估计值，式（2）及其回归元估计值代入式（4）中，得到式（6）所示预测模型。

4 结果分析

4.1 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用式（6）在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时对人口总量做预测，首先要对其中几个参数的未来值进行赋值。在赋值时通过比较其他国家发展变化情况，又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估计2011～2020年、2021～2030年、2031～2040年、2041～2050年人均GDP增长速度分别为8%、7%、6%、5%。假设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则对政策变量赋值为1，将这些赋值带入式（6），得到图1所示的预测结果：

由图1可以看出，如果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将陷入人口发展低谷。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口结构将呈现严重的倒金字塔形，人口总峰值将不会达到15亿人，而只会达到13.75亿人左右，而且这一峰值也将提前于2021年到来。青壮年的人口比重严重下降，老年人口逐年递升。长久下去，我国将难以实现人口发展平衡。

4.2 “单独二孩”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单独二孩”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折中，既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也没有完全的放开二胎政策。在对模型进行求解时，定义总和生育率TFR⑴为2，式（3）中其余参数的赋值与上相同，最后得到图2所示的预测结果。

由图2可以看出，“单独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升高到1.4，且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一直坚持“单独二孩”政策，2045年将会出现人口峰值，40年后总人口数大约维持在15.2亿人。儿童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出现几次起伏，但总体上保持在16%左右。青壮年人口比重将出现递减趋势，而老年人口比重将呈现直线上升态势。由此可见，在“单独二孩”政策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仍然不能改善。

4.3 “全面二胎”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2015年我国颁布“全面二胎”政策，该政策将于2016年起实施，因此将式（6）中的政策变量FP（t）赋值为1.1，其他参数的赋值与上相同，对未来40年人口结构和总数进行预测，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全面二胎”政策颁布后，虽然总人口数没有骤增，但在未来的三十年内，总体将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最终大约在14亿人口左右波动。此时，青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为16%，老年人的比重大约为20%。目前，我国越来越重视老年人的养育、关心工作，老年人的寿命逐渐变长，因此老年人所占比重相比于青少年儿童略高是可以理解的。此时，我国整体人口结构层次达到一个较为理想、健康的状态。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篇5

[关键词]计划生育 人口问题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007-03

随着国家的日益发展,人口问题已经是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我国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的公开信》中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现如今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已逾30年,中国人口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数年低于10‰,随着中国用较短时间实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而中国也已站在社会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门口。

一、我国计划生育观念的流变与计划生育国策的形成

(一)我国计划生育观念的流变

1.计划生育观念的提出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地生育。”①总理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地节制。”②马寅初的观点:“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愈加棘手,愈难解决。”③“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称其为计划经济。”④“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对人口的发展进行控制,否则就会出问题。”⑤虽然当时没有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但是随着时间和经济的发展,事实证明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是很重要,很有必要的。

2.计划生育观念对传统生育观念的冲击

(1)传统生育观的表现

自古以来,我国以多育子女为荣的观念十分强烈。“重男轻女”“传宗接代”“五世同昌”等都是这种生育观的具体表现。在传统生育观里,传统的封建思想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无后为大的“后”专指男性,只有生育男孩才是传承后代,女孩则不被重视。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可以更改。

(2)计划生育政策对传统生育观的冲击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思想的不断更新,现在的生育观念认为生儿育女不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加上我们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和集体的关怀下,养儿防老观念的经济基础基本上不存在。思想进步的同时,大力破除生育问题上的传统偏见和各种旧的习惯势力,树立正确的生育观迫在眉睫。

(二)计划生育国策的形成

计划生育的立法过程可谓是曲折不平,多年来经历了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四次论证、起草,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出台。上世纪70年代初,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和需要,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生育主张。“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稀”是指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最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1984年4 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即7号文件,文件指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取代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98年计划生育立法被第五次摆到了台面上,经历了三年的努力,在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这在人口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计划生育政策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了地位,把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政策、方针、制度、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综合治理人口问题、保护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的现状及变化

(一)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人口的状况与实施后人口现状的对比

计划生育实施前,人口无计划的增长带来很多问题。人口总量的剧增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还对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运行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影响;计划生育实施后,在人口趋于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人口的老龄化、就业形势严峻、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下面将从几个阶段来说明实施前后人口的状况。

1.实施前我国人口的状况

(1)1949―1957年处于第一次生育高潮阶段

1949年至1952年,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37‰左右的高水平,表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但整体趋势却是逐渐下降的。数据表明,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自然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1954年达到24.79‰的较高水平。到了1957年全国人口增加到64653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7171万人,年平均增长1434万人,8年中共下降9.2‰,年平均下降1.15‰,下降相当迅速――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生育的高潮。

(2)1962―1973年处于第二次生育高潮阶段

三年的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战争和灾难后的补偿性生育。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以1963年的43.37‰和33.33‰为最高,创建国以来最高纪录。而人口死亡率从1961年的14.24‰下降到1973年的7.04‰,已属较低水平。在长达12年的生育高潮中,共增加人口23352万人,成为20世纪人口发展史上出生率和增长率最高的一次,也是第二次生育高潮。

2.实施计划生育后的人口现状

(1)1981―1990年处于潜伏的人口生育高潮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国人口接近10亿人,对于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而由于育龄妇女逐渐增多,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1‰上升到1987年的23.33‰,上升5.22个千分点;人口增长率由11.87‰上升到16.61‰,上升了4.47个千分点,199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到114333万人,⑥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2)1991年至今处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稳定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和生育水平都进入完善、稳定和稳中有降的阶段。出生人口是逐步减少的,由1990年的21.26‰下降到1996年的16.98‰、2000年的14.03‰,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14.39‰下降到1996年的10.42‰、2008年的5.08‰。⑦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减缓,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

(二)计划生育实施后的变化

1.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目的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计划生育一味地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缺乏同步提高人口素质的意识。应该对人口发展进行有计划地调节,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同时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实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精神。在近几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有政协委员也提出对计生政策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一个不多,两个正好”等各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鼓舞人心的政策。但随着教育程度与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许多城市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同样的窘境:年轻的夫妇越来越不愿意养育太多孩子,甚至放弃生育过丁克生活。

2.实施后的尴尬

在经济落后的地方,超生严重,经济负担相应增加,教育也就跟上不去。而控制这一问题的只是一些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收入的工作人员,其力量的弱小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因为整个社会人口的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消费心理趋于保守。况且,随着国家社会保障的压力加大、保守投资加大、货币流动性降低、资产流动性变差、使整个社会缺乏推动经济运行的活力。

三、计划生育政策的补充与完善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补充和强化

1.中国的伦理结构将出现较大变化

如一胎制继续发展下去,恐怕我们通常理解的兄、弟、姐、妹、姑、姨、舅、表、堂等称谓,将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消失;对于独生子女来说亲情概念也将在某种层面上一步步淡化,这意味注重血脉、注重传统的中国宗族观念将受到很大冲击。

2.人口年龄普遍偏高

在将来,当第一代应计划而生的人接近中老年的时候,会形成社会断层,带来非常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之而来,会是其他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保障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较滞后,到时候谁来负担这么高比例老年人的生活医疗?就目前而言,我国已步入早期老龄化阶段,不久以后必将从轻度老龄化转为深度老龄化,进而转为重度老龄化。一个日益老化且尚不富裕的社会将如何迎接这一浪潮,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要取决于社会能否做出合理的选择。

3.家庭风险抵抗能力较低

从古到今,从中到外,都有独子不征兵的说法。可想而知,长期独子政策对国防安全是个潜在的威胁。同时,也是对家庭的损害。当独生子女参军入伍后,谁来支撑那些只剩下老弱病残的家庭?若有所伤亡时,那些破碎的无法抚养的家庭只能由国家买单,但买单也只能是物质方面,而精神方面的悲恸是无法弥补的,尤其是独生子家庭。

4.影响经济与资源的合理规划

“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健因素”。经过二十多年努力,我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税收年年保持了较高增长势头,人口过快增长之势减慢,低生育水平稳定。但是,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人口总量大、素质偏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冲击显而易见,既不能过度夸大人口对经济建设的作用,更不能忽视人口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在宏观决策上始终坚持把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高度,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到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看到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又要看到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一面,实行人口经济综合决策、统筹兼顾,运用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科学和制定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

1.计划生育奖扶政策的重要性

实行计划生育对于有待于国民发展的中国,我们一定要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奖励扶助政策。在城市,积极建立并发展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生活贫困的计划生育家庭给予生活保障补助;在农村,免除合作医疗费用,建立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给五保户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由于全国人口众多,国家财力有限,目前尚不可能全面覆盖落实,所以各级地方党委政府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领到奖励扶助金和享受福利政策,从而影响和带动一部分家庭,使他们也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政策。

2.以人为本、促进国民发展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广泛开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也要坚持以人为本,由“治民”走向“民治”。

响应国家号召,跟随时代脚步与时俱进。秉持科学发展观,和谐思想从加强人口素质,推动人口教育等因素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深层次理解,对广大群众示以人文关怀,在精神物质层次同步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进步。

3.做好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和思想教育

要注重做到强化宣传的主观意识,坚持把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工作有机地融入到优质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把计生工作的宣传教育列入开展精神文明教育时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通过上街宣传、授课、培训、开展计划生育知识竞赛等形式,使新型的生育文化深入到各个家庭,传播到千家万户,确保计划生育基础知识的普及率。同时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在意识形态上逐渐适应移风易俗、挪余陈规,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文化舆论和社会风尚。

四、结语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坚持了30年的基本国策,在顺应潮流认清形势的今天,根据时展变化对政策进行同步升华是符合科学发展观与和谐思想的。与此同时,生育政策的执行力绝对不能放松。在农村,随着长期计划生育的法制宣传,深入开展国策、国情、人口形势的教育,人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但仍有少数人沉迷于愚昧落后的观念中,他们违反计划生育法,对他们进行良好的劝说教育以及引导可以逐渐的改变人们的观念。笔者建议,一方面要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素质,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和完善各项配套政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在实行计划生育时除经济手段外,还可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教育等手段,建立健全依法管理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对于违法生育者,一律征收社会抚养费,造成恶劣影响的予以公开揭露等措施。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它是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因素。

注释:

①,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27日);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1993年版,第713页.

③彭华.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46页.

④彭华.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46页.

⑤洪如林.人口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5页.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篇6

关键词：统计数据 计划生育 人口增长 人口素质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2-0352-02

前言：虽然自2016年1月1日起，我国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但在过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计划生育政策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统计数据是国家进行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统计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工作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质量。从统计数据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符合我国当时基本国情的，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提升我人民的生活质量。

一、计划生育统计的意义

计划生育统计是直观体现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载体，通过统计数据，能够非常直观的认识到我国人口发展态势，也是评价一个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合理性的重要依据。另外，我国在对人口规划进行编制的过程中，计划生育统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托，也是计划生育政策管理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也需要通过统计数据来提供现实依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计划生育政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促进政策的进一步实施。

从根本上讲，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离不开统计数据，其主要意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我国的人口数量有很大的抑制作用，还能够科学合理的对我国人口结构进行调节;第二，有利于稳定我国的低生育水平;第三，在促进科学管理与提升服务水平方面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统计数据的支持，只有以统计数据为依据，才能够确保计划生育政策的稳步开展。

二、计划生育统计的作用

从统计数据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抑制人口增长

从1949年到1964年，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开始加快，15年间已经从原来的5亿增长到了7亿，平均7.5年便增长1亿，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惊人。但从1964年到1974年，短短10年时间里，我国人口又再次从7亿增长到了9亿，已经进入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平均5年人口便增长1亿。而我国的经济建设当时正处于初级阶段，很难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因此，从1973年开始，我国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发展到1995年，我国人口从原来的9亿增长到12亿，平均每7年增长1亿，这一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展已经取得一定成效[2]。

进入到90年代以后，虽然我国生育人群依然非常庞大，但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深入人心，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生育水平也在不断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国人口增长。相比于1970年，我国1994年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从原本的33.43%降低到17.70%;自然增长率从原本的25.83%降低到11.21%;妇女生育率从原本的5.81%降低到2.23%[3]。发展到2012年，我国城市人口已经大体上实现了人口在生产类型的有效转变，与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人口增长率明显偏低，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促进观念转变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在这种条件下，我国人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思想中“重男轻女”、“儿孙满堂”、“多子多福”的观念在育龄人群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相反的，“少生优生”、“晚婚晚育”、“男女一样”的生育思想变成了社会主流，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文明与科学，生活水平也由此得到很大提升[4]。

从统计数据的角度来看，1970年，我国女性初婚年龄平均为20.2岁，但发展到1993年，这一数据已经变成22.67岁，有非常明显的提升。除此之外，我国的家庭规模也在缩小，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形式，1971年，我国平均家庭人数为4.84人，而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这一数据降低到了3.96人，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便是生育数量的减少。相比于1970年，我国1993年的一孩率从原本的20.7%提升至61.3%;二孩率从原本的17.1%提升至27.5%;而多孩率则从原本的62.2%降低到了11.2%，选择生育多个孩子的家庭数量得到有效控制[5]。发展到1994年，我国表露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意愿的夫妇已经占据全国总数的两成以上，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育龄家庭的生活负担，对于生活质量的提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3.提高生活水平

我国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使之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协调，从而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四十余年时间里，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迅猛，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明显提升。从统计数据的角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这26年时间里，我国生产总值虽然增长了3.7倍，但人均却只有1.8倍;而从1978年到1994年这16年的时间里，我国生产总值增长了3.2倍，人均也达到了2.4倍，这不仅仅归功于改革开放，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是不容忽视的[6]。同一时间段，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提升，消费品市场大幅度扩大，零售总额也逐年递增，相比于上个世纪70年代，城市居民投入到生活中的费用每年递增15.5%，农村家庭的纯收入每年也平均递增14.8%。

4.提升人口素质

控制人口数量与提升人口素质，是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目的，在抓好前者的同时，我国对于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视，人口素质也在不断提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人口死亡率在20‰左右，发展到70年代，已经下降到7‰左右;1949年，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仅为35岁，而1990年，已经上升到68.55岁，是国际上平均寿命提升最快的国家[7]。另外，我国卫生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1970年，我国医院床位仅为13.3张，到1994年，已经提升到了23.6张。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人们的营养状况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基本上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另外，我国也逐渐形成了妇幼保健服务系统，婴儿与孕产妇的死亡率都有很大程度的降低。医疗卫生方面的很多指标也都领先于其他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另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很大促进作用，九年义务教育逐渐普及，儿童入学率已经高达98.4%，九成以上的地区都普及了初等教育，很多大城市中也都普及了中等教育，幼儿教育与特殊教育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虽然我国已经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还是相当深远的，统计数据对这一政策的开展与撤销也有着非常大的参考意义。这些统计数据都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数据，可以非常清晰与直观的看到我国人口数量的变化，男女比例越来越均衡、家庭构成越来越科学、生活水平与人口素质也越来越高，由此可见，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数据统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三、计划生育统计的评价

计划生育统计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主要依据，因此，对其进行评价也是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对科学客观的评价计划生育统计工作，就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统计数据是否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就是说，统计数据是否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展起到推动作用，如统计数据能否提升计划生育工作的信心等;第二，统计数据是否强化社会对政策的积极认识，主要指的是统计数据能否直观的显示出人口增长情况，与社会变化情况，从而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开展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意义;第三，统计数据能否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科学开展，只要指的是统计数据能否反馈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能否为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开展提供科学依据，以及时调整政策。

结论

综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根据国家实际发展情况而制定的独有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统计数据作为计划生育政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正因为对统计数据的充分利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才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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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卫，靳永爱.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微观的视角[J].人口与经济，2014，04：118―128.

[3]钟甫宁，王亚楠，刘亚洲等.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计方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51―59123.

[4]周俊山，尹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1，10：61―73.

[5]王伟，景红桥，张鹏等.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吗――80后一代视角的研究[J].人口研究，2013，02：102―112.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篇7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增长速度再次低于人们的预期，关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的讨论重新引起社会关注，社会各界对于放宽生育二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是否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有必要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计划生育的功绩及后果、今后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如何调整等等，旨在希望在未来人口政策制定方面少走点弯路。

“一胎化”政策缘起

众所周知，中国从严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只生育一个孩子，自此，“一胎化”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当然，这里的“一胎化”是加引号的，实际上只有在城镇才实行较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大多数农村地区要生第二胎经过批准可以生育。近年来，虽然生育政策的“口子”在放松，比如全国范围内双独都可以生二胎，大多数农村地区第一胎为女孩可以生育二胎以及其他各种生育二胎的规定，但基本的从严政策没有改变。为什么会产生“一胎化”政策？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简单地把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问题看成只是数量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人口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三低”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与此同时，学术界的关注点也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早在1948年，法国人口学家索维即发表了《西欧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后果》的研究成果，1956年联合国人口司出版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一书，开始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及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之一即是出生率的下降。虽然中国当时还处在人口增长比较快的阶段，但198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即下降到了2.4，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初步遏制，人口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惯性增长。如果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从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得到某些启发，在制定生育政策时能够考虑到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关系，在其中找到某个平衡点，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负面影响可能要小得多。

其二是简单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口问题。当时参与政策制定的主要是从事系统工程的专家，按照邓小平“三步走”战略，利用数学模型预测中国到20世纪末的人口总数并将指标分解到各个省，各个省据此再制定相应具体执行的指标。这种以纯自然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符合社会实际的，更谈不上尊重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实践证明，人口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并不是能够用一套模型就可以解决的。

其三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性不够。当时的政策制定是在短时间内由少数科学家制定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决策过程并不知情。对于一个关系到几亿育龄夫妇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如此重要的生育政策，其决策基本上是在内部进行的。既没有在媒体上开展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也没有在行业内部广泛征求专家的意见。今天看来，当初数月作出的决策，却用了三十余年的实践和学术论证来调整，而且至今未果，其中的经验教训的确很深刻。

计划生育政策的成绩及后果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经过三十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持续减缓，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二是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较长的“人口红利”期。有研究显示，从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中，受惠于“计划生育红利”和“教育投资红利”，中国不仅GDP增长了5.4倍，而且总人力资本存量翻了一番，形成了21世纪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三是使中国占世界人口比重逐渐下降。198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2.08%，2000年占世界人口的20.84%，二十年来总共下降了1.24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从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下降到七分之一，这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世界人口所做的贡献。

但中国从严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有“顶部老龄化”和“底部老龄化”。“顶部老龄化”即人口寿命的延长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过程。“底部老龄化”即少儿人口绝对数减少，导致老年人口相对数上升的过程，这与计划生育政策直接相关。自1978年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变化十分缓慢，而出生率持续下降，造成少儿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相对扩大。中国人口老龄化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是人为压低生育率的结果。

虽然目前及今后二十年的老年人口是过去高出生率的产物，无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这部分人都会进入老龄，但政府推行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在很短时间内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并带来了养老的巨大压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人口将在2033年左右实现零增长，进入负增长阶段。一些学者担忧的人口快速减少、劳动力供给不足、消费市场低迷、国际竞争力减弱等与长期低生育水平相联系的现象也将会出现，并且也将形成惯性，难以在短期内扭转，可能会使国家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生育政策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而且影响到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劳动力资源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意见。

一是继续坚持现行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计生委系统的政府官员和部分学者；他们认为应该继续“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人口数量过大。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主张中国人口应该减少到3亿左右，认为这样中国就可以赶上美国了。

二是主张适时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学者。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在20世纪末就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在生育率已经接近极低水平的时候，处罚“超生”家庭与人口的正常发展是矛盾的。再过几年国家必须采取鼓励生育和保护儿童的社会福利政策才可能阻止生育率的继续下降。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从现在起着手调整生育政策。首先，我们应该实现三十余年前的承诺。1980年9月党中央《公开信》明确提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是全面深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周年，是兑现当年承诺的时候了。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近三十年一直实行的是严格限制人口增殖的政策并且从1991年开始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这种政策的后果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和国家竞争力的下降。目前是应该开始调整生育政策了。再次，从各种生育意愿调查和国家二胎试点结果来看，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是生育两个孩子，放开两胎生育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而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如何调整？笔者认为如下几点值得思考：

一是综合考量计划生育的社会经济影响应该是未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出发点。历史来看，“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是从人口数量控制的角度制定出来的，没有充分论证该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和国民的接纳程度。今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该综合考虑人口数量和质量、结构之间的平衡并且找到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平衡点。

二是计划生育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如何使计划生育工作更加符合民意，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得到实惠，是未来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考虑的内容之一。国家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该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提供服务为主转变，建立一支自上而下的垂直型计划生育服务职业队伍，为广大育龄夫妇提供专业的、可行的、便捷的生殖健康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篇8

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现状

自从1980年公开信的以后，我国一直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深入人心，为我国控制人口总数，提高人口质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与我国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的思想观念相悖，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和国外生育观念的传入，以及其他的相关因素，近几年来违反计划生育相关规定的情况有所反弹。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而这一政策已经在多数地区实行，从某种意义上讲“单独二孩”政策是我国生育政策历史上的一次转折，有望改变我国独生子女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的趋势。

但是我国总的人现状是好的，下面就简单分析一下我国人口现状的特点以及实行“单独二孩“的原因。

（一）低生育水平稳中趋降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的总的生育率就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了，虽然人口总量仍然保持增长趋势，但是基本上是由于人口基数过大造成的，目前人口总量的增长惯性呈现出趋弱的走势。如果不改变计划生育政策，那么人口总值达到高峰以后，必然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人口老龄化问题会更加突出，会影响到我国的可持续的发展。

（二）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

人口结构性问题是我国目前的一个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就相关调查显示，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呈下降的趋势。2012年比上年减少劳动年龄人口345万，保守估计，到2023年，将会年均减少800万左右人口，社会老龄化严重。去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高达2亿，到2035年左右，我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会达到4亿，约占我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除了社会老龄化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不均衡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201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高达117.7。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家庭规模持续缩减

就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户均3.1人，与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减少了0.34人，而独生子女家庭高达1.5亿户，独居老人的数量也比以前高，家庭的社会功能被削弱，“独生子女问题”“空巢老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四）生育观念的变化

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群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生优生”的生育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开始理性看待生育问题。

二、事业单位计生管理工作的新途径

做好事业单位的计生管理工作，创新管理模式，达到良好的管理效果。

（一）健全管理机构，强化管理职能

要求各个事业单位做好计划生育相关政策的宣传工作，组织单位内工作人员对于现行的人口计生政策进行学习，贯彻落实人口计生政策以及省市人口计生工作会议的会议精神，真正做到重视人口计生工作。在各个单位内要成立一个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由单位的一把手担任组长，并由专人负责管理相关的工作，及时下达最新的计生政策及相关精神，并选派单位内部一名有责任心、工作认真的工作人员作为单位的人口计生专员，负责本单位的计生工作例会，日常计生办证、管理工作，以及同属地居委会、计生办、计生委协调配合工作。

（二）完善台账管理，健全基础信息

事业单位要将本单位内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的相关信息汇总建立台账（包括婚姻、生育、节育等等）。建立单位内部的人口计生档案，及时掌握本单位女性工作者的婚姻、生育状态，并按相关规定将婚育、节育的变动状态上报给相关部门。

（三）制定相关制度，严格规范制定

各个单位可以依据现行的人口计生政策制定相应的制度，在“单独二孩”政策开放以后，各个单位可以相应的制定政策，做好符合相关政策的女性工作者的工作。对于不符合政策的人员做好情绪梳理工作。

（四）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

各个单位每年都要做好组织女性工作者进行孕检的工作，对于已婚妇女做好节育引导工作，比如上环、结扎等。在单位工作人员生育后并不符合再次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做好其思想工作，督促其进行避孕节育，组织已婚妇女定期参加上环检查，为单位的工作人员办理计生相关证件的时候提供高效率优质的服务。

（五）加大惩罚力度，确保落实到位

在对事业单位的计生工作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应该制定鲜明的奖惩有度的制度，对于事业单位中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一旦发现严格处理，对于不符合相关政策多生育的人员，及时上报相关管理机构，并在单位内提出严厉批评，严重的可以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而对于单位内上环、结扎不到位的应该及时引导当事人改正。

（六）严查弄虚作假、坚决执行纪律

各个单位内的负责人口计生的干事一定要具备较强的责任感和坚定的原则性，对于单位内的计生工作做到了然于胸，对于违法生育和政策外怀孕的人员不得隐瞒和包庇，力求早期发现，及时解决，将影响降到最低，不可以漏报、漏管单位内的已婚妇女，更不可以违反规定为单位内的育龄妇女篡改生育信息，对于包庇、纵容他人违反生育相关人员，坚定立场，严厉处理。

三、做好人口计生工作的意义

做好人口计生工作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个人影响，对于事业单位尤为重要。一方面贯彻落实国家的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有利于实现国家对于人口问题的改善，符合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有利于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规模变化带来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也有利改善由于男女比例不协调带来的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促进社会和谐有序高效的发展。

对于单位内部而言，大家积极主动贯彻落实相关的计生规定，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质量，为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也起到一个带头作用。同时有利于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培养出高素质的下一代。

四、结语

做好事业单位的计生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工作的过程中力求突破现有的工作模式，在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寻找符合实际发展的新工作方式，实现单位内人口计生工作的顺利开展，确保在进行工作的过程中不会粗暴简单，造成单位内的不协调。

参考文献

[1]邹爱萍.探索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新途径[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1（05）.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篇9

【关键词】计划生育；老龄化社会；人的全面发展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民族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作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并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少出生了4亿多人，为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全面进步创造了有利的人口环境。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以及生育观念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必要对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以期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

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符合现实国情的英明决策

建国后，由于人民翻身做主人，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由最初的5亿左右增长到70年初的7亿左右，人口的高增长与社会物质财富的低增长的矛盾十分突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工程远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特别是城镇就业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

（一）计划生育政策是根据当时国情作出的必然选择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建国之初，我国仍保持着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处于世界上出生率，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基本保证，卫生与受教育水平也有提高，人口再生产迅速进入高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方针及人口政策的失误，致使在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我国人口基数大和增速快导致社会发展进程缓慢，经济建设步伐放缓，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资源储量有限而消耗较大，环境承载力面临巨大的压力。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把人口数量控制在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增长的根本措施，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

（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要条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人口存在、发展的基础是经济，人口的发展又受到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同时，经济社会的主体是人口，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受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直接影响。70年代以来，我们实施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国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有效控制人口的数量，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出生率降低，人口年龄结构得以调整，人口负担降低，节约了大量的资源，可用于经济的发展，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加大资本的积累。其次，解决了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虽然我国国土辽阔，但人均可耕地面积较少，粮食的供应一直是我们的亟待解决的难题，有效控制人口的增长，较大的降低了粮食供应带来的压力。再次，控制人口数量对于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世界环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人口数量过多会引起境恶化、资源匮乏，最后必然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最后，就业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人口过多、增长过快就会增加就业和教育扩张的压力，引起失业人数增加，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行计划生育，可以使每年进入劳动适龄人口减少，进而有利于劳动力就业。

（三）计划生育的政策对于提高我国人口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自始至终包含着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两个方面。在合理控制人口规模的同时，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实行计划生育，国家可以把积累下来的资金用于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和技术训练，从而达到提高全民族的人口质量的目的。实行计划生育，有利于农民少生快富，使每个家庭的人口减少，不仅可以减少家庭消费，而且使家庭主要成员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发展家庭经济和健康娱乐中，从而保证家庭幸福、社会稳定，促进人的全面快速发展。

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日益显露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在我国已经实施了40多年，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需要进行了不断修改与完善，但政策本身和在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这些问题而引发了不同争论。

（一）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劳动力短缺将是不争的事实

上世纪70年代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全国的生育率开始转变，并迅速的由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转变。我国人口的老龄化现状主要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现今我国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我国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增长的绝对数就大，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是我国面临的严重挑战。老年人口逐渐丧失劳动力，这就会加重国家，企业和家庭的经济负担，人口老年预测表明，我国2025年每100个劳动力将要抚养29.46个老人，而2050年则会达到48.49人。而且，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一直在增长，特别是近年来，增长速度较快。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够完善，在实施过程中更是存在严重弊端，资金不到位和机制待完善等问题。在广大农村，家庭养老是主要的养老方式，农村经济本就不发达，农民收入并未大幅度的提升，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子女人数相对减少，赡养老人无疑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这种负担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更表现在劳力上。

（二）新生劳动力短缺，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我国进入低出生率时期，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快速转变所形成的劳动力丰富的人口结构相关。不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速，劳动力的供给形势已经发生重要变化。目前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在继续增长，但每年的增长量正在减少。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最新预测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会持续增加到今年，届时总量会达到9.97亿；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到2011年就已停止，总量为9.27亿。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已经要结束，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未来将出现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尽管国家在思考延迟退休的问题，但这是治标不治本。

（三）失独老人的增多，倒逼我们进行反思

“失独家庭”指独生子女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不能再生育和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我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因此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按此统计，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子女不仅是父母血脉的延续，更是精神的寄托。但是对于失独家庭这个庞大的群体来说，他们已经失去了来自子女的情感依赖和养老保障。这批失独父母是在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初期就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践行计划生育政策，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只生育一个子女，而今，他们的唯一的子女或疾病或意外不幸离世，只留下孤独和年迈的他们，现今的养老保险制度又不能为他们提供很好的保障，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四）现行独生子女政策极易出现男女比例失调

据《中国日报》报道，根据“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衡现象继续，2020年未能找到配偶的结婚适龄男性数目达到3000万名。根据这一材料，现在中国的男女比例是117.6比100，到2020年，20-45岁之间的男性数目将比女性数多3千万。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例失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最严重的海南和广东分别高达135.6和130.3.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就有重男轻女的偏见观念，这是男女比例失调的根本原因。加上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政策限制每个家庭的生育数量和现在医疗科技水平的发展，合力造成女婴数量的下降，男婴数量提升，引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

三、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几点建议

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密切相关，在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如何使得这个基本国策更加的合理、更加的有效，是关乎中国未来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又一重大命题。

（一）放宽二胎政策，提高人口素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明确了单独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从各地申请来看并不积极。据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显示，55%的城市妇女理想子女数为一个，43%认为两个最理想，而70%农村妇女更倾向于两个子女，这表明人民的生育意愿有了明显的改变，对生育子女数量要求趋向于合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调整将不利于人口的长期稳定，威胁人口安全，最终会影响社会稳定发展。因此，放宽二胎政策具有必要性，从长远看，放宽二胎政策能够缓解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老龄化压力和独生子女问题，能够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能调节男女比例失调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酒泉、翼城、承德、恩施这些地方作为二孩政策试点地区一直允许生育二孩，但这些地方的人们不一定生育二孩，三孩的情况更是微乎其微，这就驳斥了一些人认为的放宽二胎政策后会导致生育水弹的忧虑，放宽二胎政策切实可行。同时，将提高人口素质作为计划生育的重中之重，努力实现人口的质量代替数量的转移，实现减少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并行的目标，实现少生、优生。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人们生育观念

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是老年人的基本需求，而这种养老制度在传统社会主要是依靠家庭养老，家庭养老的担子就落在了子女的身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养老方式发生了变化，社会保障逐渐建立起来，有力的缓解了家庭养老的压力，但是我国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不足，家庭养老依然是主要的养老方式。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养老保障的需求迅速增长，人口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家庭数量的增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养老问题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低生育率导致子女数量的减少，严重增加了子女养老的负担，特别是失独家庭，养老已经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完善老年人养老保险制度十分迫切和必要。根据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在经济供养方面，应提高老年人的经济能力，适当提高养老金的发放并监督使之不得拖欠、按时按量，确保老年人有一定的养老保障；在生活照料方面，对于子女不在身边的，基层组织要安排服务小组照料老年人的生活，同时监督子女对老人的照顾；关于精神的慰藉，切实关注子女的精神赡养行为，传统的孝道观念和社会规范是我国家庭养老的道德基础，当然，地方政府更应该做好对于孤寡和失独老人的关心，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鼓励动员人们自觉关心、关爱老人。同时，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将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计划生育完全能在可控范围，不会出现井喷式增加。

（三）计划生育不仅要法制化、规范化，更要提高群众自愿意识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本身已经具备法制化，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执行不力和不平衡的情况，使得计划生育工作不能顺利进行，人们对于因人而异等不平衡情况产生抵触情绪，阻碍工作的顺利实施。所以，只有计划生育本身的法制化是远远不足的，不仅需要政策的执行中的规范化和法制化，还需要人们的合作，自觉意识积极践行。党的十报告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就需要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国家通过立法程序根据国情民意制定更加完备可行的政策，并加强组织实施的力度与强度，使计划生育更加法制化、规范化；向全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为所有夫妇和个人提供生殖保健、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等方面的指导和服务，以满足所有夫妇和个人合理安排家庭生育计划的需求。群众自愿主要表现在，所有夫妇和个人在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规的指导下，实行家庭生育计划的权利得到保护和尊重。夫妇和个人在行使其生育权利时，要考虑到对国家和社区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家庭和每个成员的健康和幸福。夫妇和个人在获得有效的信息、咨询和服务的基础上，根据其年龄、健康、工作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负责任地、有计划地安排怀孕和生育，并选择适宜的避孕节育方法，以生育健康的孩子，建立文明、幸福的家庭。

参考文献

[1] 王金营，赵贝宁.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与调整[J].人口学刊，2012（04）.

[2] 李建民.中国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问题及其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4（03）.

[3] 郭熙保，尹娟.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J].理论与实践，2005（11）.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篇10

关键词：计划生育 政策调整 二胎政策

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背景及效应

计划生育是我国实行有计划的调整人口增长速度，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家通过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言，计划生育就是在全国或该地区范围内，对人口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对一个家庭或一对育龄夫妇而言，则是有计划的安排生育子女，以适应家庭与社会的要求。我国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基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的历史国情发展，并在长期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纵观计划生育三十年来的总体成效，我国少生了4亿多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1-2006 年间，党中央、国务院分别发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可见，在全面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施的过程中，我国逐步完成了利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以及初步解决人口问题的历史使命。

二、调整人口政策的必要性

在分析计划生育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计划生育的实施在加剧人口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等方面存在一定隐患。为适应社会发展，解决现有社会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一定调整，以期更好发挥生育政策的作用。

1.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中国于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周岁以上人口达到1.77亿，占人口总数13.32%；65周岁以上人口1.19亿，占总人口的8.92%。[1]将我国现阶段多生于计划生育前的60周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视作一个稳定的值，那么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得30年内我国每年增加的人口总数大大减少便可看做是推动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大主要原因。因此，要想解决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的问题，仍需从计划生育政策着手，在控制人口增长数量的同时，关注我国人口年龄构成。

2.社会劳动力需求。从现在起调整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解决的并不是由于待遇不佳或技术不强所造成的“用工荒”问题，而是一对夫妇现在所生育的、在成长20-30年后具备工作能力的劳动力数量。若在现有人口基数条件下，坚持实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在未来30年后，中国可正常劳动的人口数量必定大大低于社会劳动力总需求，暨时也将带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用工荒”。

3.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出现大量具有结构性缺陷和系统性风险的独生子女家庭。在对独生家庭风险进行管理时，我们应当从应对现存风险与规避未来风险两个方面着手。应对而言，我们可以对现有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包括奖励、补助等；风险规避上，则应当及时调整现有生育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逐步强化家庭的社会功能。

三、放宽二胎政策的可行性

1.我国人口承担能力。在考察一国人口规模时，我们不仅要观察其人口数量、规模的绝对指标，更要结合承载该国人口的土地资源与环境等各项指标进行相对分析。陈友华在《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设想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合并为一个超级大国，从人口规模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超级大国甚至应该推行比中国现行生育政策更为严厉的生育政策。尽管中国目前的人口规模尽管处于较高的水平，但从世界角度来看也尚在现有资源与环境的承担能力之内。

2.意愿生育率下降。由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巨大变化：意愿生育数量下降，城乡意愿生育子女数量差距缩小；“男孩偏好”减弱，“一男一女”成为最普遍的意愿生育组合；生育时间由“早婚早育”转向“晚婚晚育”。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在子女数量方面下降明显，生育目的多样化，但传统“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观念在农村仍居主导地位。性别偏好转变较小，在少数农村地区“男孩偏好”依然强烈。[2]也就是即使放宽二胎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从生育意愿的角度来看，并不会造成人口数量盲目无节制的增长。

3.心理状况的变化。在对生育数量限制较为宽松的情况下，人们对于性别偏好不会有压迫性或是暗示性。在一定时期后，生育数量会较为稳定；同时，普遍允许生育二胎，适育夫妇不用再“偷着生，躲着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经济负担与心理压力。从而使得他们不再盲目地生育，进一步也能促使他们更多地从生育成本与家庭状况的角度选择生育。

四、结论

中国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成效显著，然而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回避计划生育的弊端、无视其可能带来的隐患，一味地坚持“一胎化”政策，对家庭与社会都将造成无法逆转的负面影响。对家庭而言，独生子女则将面对巨大养老压力；对国家而言，政府需要为越来越庞大的老龄人口支出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市场与社会则要承担劳动力供应不足、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因此，在准确意识到现行生育政策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适时地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在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和严格控制多孩生育的前提下，采取“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的办法，逐步完成向二胎政策的过渡。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DB/OL].

[2]郭亚楠.生育意愿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分析[J].黑河学刊，2011（12）.

参考文献：

[1]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19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