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消费十篇

职务消费篇1

所谓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是指为保证领导干部正常生活和履行职责、完成工作任务，由政府和领导干部所在机关（单位）按照规定，为其提供和报销的费用。它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领导干部个人自主支配和使用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费用，如工资、津贴、生活费等。二是领导干部为开展工作而投入的成本，以及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责和公务活动中所发生的费用，目前这些费用还不是以货币形式发放，而是以票据报销的形式由机关（单位）支出，如招待费、通信费、小车购置费、差旅费等。

武汉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焦建国认为，职务消费是一个“灰箱”，它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处在某一个特定职务上的公务人员在履行公务时必需的消费；履行公务需要，但不需要那么多或那么奢侈的过度消费；不是履行公务需要，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或假借履行公务用于满足个人需要的个人消费。

严格地说，职务消费是处在特定职务上的公务人员为履行公务所必须的、适度的消费。假公济私的个人消费是腐败，过度的职务消费尤其是故意的奢侈浪费也属腐败之列。

然而，现实中，在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干部看来，利用职权收受、索要贿赂或者贪污或者买官卖官那叫腐败，而过度的职务消费，譬如吃点、喝点、玩点、铺张点顶多叫不正之风，大家已经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惊、习以为常了。

官“轿”：一年3000亿

中国有多少公车？养这些公车一年得花多少钱？

湖北省老河口市是一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县级市，财政供养人员16224人，除工资外，职务消费支出一年在3500万元以上。到去年年底，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有各类公务用车447辆，剔除车辆折旧费，在当地一辆公车年均消耗近5万元，算下来全市一年公车耗资2000万元左右。这对于一个经济不甚发达的县级市来说是一笔巨大耗费和一项沉重负担。

2003年3月"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提交的“第0225号提案”中的调查数据显示，“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 ，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大约是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1999年，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人民币。而1999年我国的地方财政收入才5594.86亿元！也就是说，350万辆公车的开支和新购公车的费用之和，占据了199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强！这笔3000亿的巨款如果摊到人头上，中国的13亿人口，平均每人得摊约230元！

公车消费这个毒瘤，最早是从1985年开始的。

1984年以前，国家对公车控制较严。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配备专车，县团级以下的官员只能使用吉普车和自行车。1984年，这项规定被取消，公车消费犹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1985年，全国进口的轿车、面包车达20万辆，耗资近20亿美元，超过了前30年的总和。

公款购车的“雄起”，使中国汽车市场欣欣向荣。据了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公车在我国轿车中曾占到90％以上的比例。以“奥迪”为例。1988年，奥迪授权中国一汽生产奥迪100，当时一汽组装了499辆奥迪100，结果全部被政府部门抢购一空，自此，奥迪100成了中国名副其实的官车。

公车几乎垄断了国内的汽车消费市场，以1993年为例，当年全国生产轿车22.5万辆，加上进口的18.1万辆，共40.6万辆。其中竟有98％为公款购买！国家一只手投资造轿车，一只手掏钱把轿车几乎全部买下，随着“公车”数量的激增、档次的攀升，财政日益不堪重负。

公款的大力支撑，催生了中国的汽车暴利时代，汽车市场也开始了虚假的繁荣。公款购车造成了汽车价格的极度扭曲，加剧了产业规模和分布的散乱局面。而中高档车市场，所呈现出的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状况。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刘同心公布了一份公车私用情况的调查：“目前在一些地方，公务车公用占三分之一，干部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公车不‘公’，日趋严重。”也就是说，如果一辆公车每年开支为3万元，那么其中有2万元是在干“私活”。以此推之，全国为公车开销的3000亿元中，有2000亿元是被私用了！至于公车的维修、加油以及配件更新，更是成为各种“硕鼠”腐败的温床，也是地方各级财政的支出“黑洞”。一些小车维修店堂而皇之地出售电饭煲、消毒柜等小电器，大家都明白这些费用可以入到修理费当中。据湖北省老河口市纪检和审计部门掌握的情况，有的县局级单位一辆小车修理费用一年在6万元左右。6万元究竟花在哪里了，绝对是一笔糊涂账。几年前，曾有一个市对40多个部门公车维修支出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平均每辆车每年维修费高达2万元，比同类私家车高出数倍。

事实上，公车私用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外出旅游、钓鱼、宴会娱乐、红白喜事、子女上学等都要用公车。许多单位都有这样的呼声，公车越多越不够用。过去只有一辆车的时候，谁有急事谁用，谁有大事谁用。等有了两辆车的时候，一辆就成了一把手的专车，另一辆则大家轮流用。等有了三辆车、四辆车的时候，二把手、三把手也都想有自己的专车，同志们用车依然紧张。就这样总是不够用，总是想添车。

由此可见，目前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明确规定什么样的干部才可以有专车。二是明确提出对公车私用的问题怎么查，怎么罚。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对北京、上海、青岛、郑州、武汉、重庆、广州等7城市普通居民调查显示，70%的公众认为公车私用现象非常严重，95%的赞成进行公用车改革。其中64.3%的选择“公车租用”，27.5%的选择“岗位补贴”。

官“宴”：一年1000亿

“一顿饭一头牛”，群众对干部大吃大喝问题看在眼里，气在心里。

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河北省阳原县，在全县财政紧张、办公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一些部门靠打“白条”几乎吃遍了全县上档次的饭店。因长期兑现不了现金，一些饭店只好攥着一把白条被迫关门。有一个餐馆老板拿着欠条找当地法院要账的时候，有关领导“理直气壮”地说：“法院没有办公经费，连公车的汽油钱都拿不出来，怎么还你账！”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下岗女工吕碧晶拿出全部积蓄，又向亲戚借了一部分钱，开设餐馆经营，没想到餐馆开业不到3年，就被县里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赊账拖欠了约47万元吃喝款。2003年4月底，吕碧晶关闭了餐馆，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讨债上。

地处山区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海南省白沙县，也爆出丑闻。因一些政府机构、行政事业单位长期拖欠当地餐馆酒店的餐费，导致许多酒店举步维艰、被迫关门，酒店老板们无计可施，要把那些平日里大笔一挥就可签单吃饭的“老爷们”告上法庭。据记者调查，近年来经当地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们打出的吃喝白条，竟多达300万元，相当于该县一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在一家已经关闭了的餐馆里，老板手里的白条装了51个信封，一个信封代表一个单位，涉及到全县半数以上的政府机构和相关单位。

那么这些公仆们吃的都是些什么呢？一位酒店老板拿出一张县政府某局一次晚餐的消费清单，记者看到，上面写有：山猪：2.7斤，108元；黄鲸：2.5斤，125元；甲鱼：1.9斤，456元；麻鱼：2.8斤，336元；蛇：1.8斤，180元；油菜：8元；古井贡：4瓶，200元；冬瓜茶：10元；三五香烟：6包，84元；包厢费：50元；纸、饭：5元；总计1562元。老板说，她记得那次吃饭只有5个人。当地干部告诉记者，白沙县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1700元，仅够这四五个干部大吃大喝一餐。

为堵住职务消费的种种漏洞，各地制定了不少规章制度，并展开了多项清理与整顿。据老河口市纪委的统计，为管住干部一张嘴，1999年以来出台了32个400多条制止大吃大喝的规章制度，结果却并不理想。河北省阳原县纪委副书记郝卫军有两个不解：一是穷到没有办公经费，干部却可以“挤”出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大吃大喝；二是纪委出台了这么多规章制度，吃喝之风却没有丝毫收敛。

中国烹饪协会消息称，2002年中国餐饮业全行业年度营业额首次超过5000亿元，其中公款消费的比例是20％，其绝对数竟然达到1000亿元。

1000个亿，可供开两次奥运会、建两座三峡大坝。如果少一些“官宴”的话，省下的钱，每年能为中国办多少大事！

党和政府的威信，就这样一点一点被吃没了。

官“游”：一年300亿美元

关于“游”，有很多解释，在这里我们只取其“游学”之意，即到外国或境外“考察”“学习”。干部公费出国（境）考察制的由来干部出国（境）考察（不同于专业出国考察）制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

到了90年代初，公费出国（境）考察已逐渐变成党政部门干部的一种福利、工作表现奖励、休假等性质。而一些干部则把公费考察，作为“捞一把”的特权。这份“特权”，如今除了被用在游山玩水、花天酒地、大开赌兴外，更被用于转移赃款，预留后路上，甚至成为贪官携款外逃的捷径！

2001年干部出国（境）4417200人次。

2002年干部出国（境）5046400人次。

早在2002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已通过自律决议：压缩高层领导干部外事出访活动，出访要简化礼仪程式、减少随员，注意实效、精干、节约。2003年年初，中办、国办下达指令：干部出境要讲实效，要约束非正常活动。并下令各地出境开支要比2002年下降20%至25%，不准搞突击出境活动，消耗开支。据公安部、外交部消息，2003年干部出国（境）达4273600多人次。其中到香港、澳门特区者为3168400人次，到外国者为1155200人次。

据报道，1998年以来，地方干部公费出境开支都超过指标三至四倍。如：1998年指标为50亿至52亿美元，实际开支达280亿美元；2OOO年指标为65亿至70亿美元，实际达320亿美元；2OO2年更达350多亿美元。超标费用从哪里来？各地超规限外汇来源为挪用税收、土地开发收入、动用留存外汇、动用人民币买入外汇作经费、侵吞行政和其他公共项目经费等。

干部公费出境经费开支超标最突出的省市有：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山东省、福建省、浙江省、辽宁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上海市的区、局级干部，每年有四分之一以上，在境外考察、参观、访问、学习。深圳特区的区、局级干部，有二分之一以上，常年在香港、澳门特区参观、访问、学习。深圳特区的区、局级干部个人出境津贴，每年平均2万至5万美元。

3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资料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开支中，文教、科学和卫生事业费（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为2408.06亿元。也就是说，该年干部公费出国所消耗的费用，是我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

中纪委统计过，这笔300亿美元的公费消耗，基本上可以帮助全国32至35个贫困县地区五千多万农民和县、乡、镇居民进入初步小康阶段，能兴建二组长江三峡特大工程，能初步解决南水北调工程所需费用，能增加培养三百万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人才。

他们出去干了什么？无疑，考察团的主流是好的，他们将国外的先进经验、先进理念带了回来，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但是，主流之外的渣滓也不可小觑。

、看艳舞甚至嫖妓是一些“考察团”的“选修”甚至“必修”科目。还有一些贪官，利用出国考察给自己预留“后路”。北京市一位处级干部将子女送到英国后，自己四处看房，意欲在英国购买两处房产，以备不时之需。更有“聪明者”利用关系在境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而当事人长期游移于境内外之间，一旦东窗事发，便不再回国。去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的程三昌便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跑到新西兰定居。原黑龙江省石油公司总经理刘佐卿在成功地把近亿元国有资产转到美国之后，也神秘地去了美国。

300亿美元，这还只是出国出境考察的费用，至于那些没有机会出境，在国内“考察”的干部花了多少钱，就无从统计了。这种“考察”形式无非两种，一种是参加各种学习班、培训班。这些学习班的办班地往往选在那些风景名胜区。一周的培训，往往“安排”两周的时间，多余的时间就算是“考察”祖国大好河山了。这种班多收一些费用，也没人反对，“考察费”全算在“资料费”里了。组织者和参加者各得其所。二是“出差”公干“拐个弯儿”，譬如到上海出差，一拐弯儿就到了苏州、杭州。

专家：职务消费进薪酬预算

全国企事业单位一年的职务消费支出是多少，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统计。但据业内人士保守估计，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一般是其工资的一二十倍。办公室装修、配备专车、出国考察旅游、体检、疗养、请吃等等，都可列在“职务需要”的名下。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建议，职务消费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将其计入薪酬制度，让它与岗位工资、年终奖、人力资本持股、福利补贴一起构成薪酬的一部分。目前，我国仍把职务消费纳入会计制度里，要求当事人凭发票实报实销，这样监督成本太高。

国际上许多企事业单位的通行做法是把职务消费计入薪酬制度，给有消费需求的岗位设立一定资金额度，打入工资里，无论盈余还是不足，全由支配者自己调整。譬如德国政府给施罗德配备了高级防弹轿车，但他私事外出不用，因为要付钱；给他造了豪华别墅，可他不住，另租面积小一点、设施差一点的房子，因为别墅的昂贵租金得由他自己从薪酬中支出。

武汉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焦建国认为，应该推行财政预算改革，这样才能有效解决职务消费中普遍存在的腐败与浪费。

焦建国认为，职务消费的核心是财政制度问题，一方面，“无财难以行政”，财政是行政的经济基础，没有钱，没有财力支持，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职务消费是必需的，是行政运行的成本。另一方面，“无政难以治财”。行政活动是公务人员用别人（纳税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成本和效用都是外在的，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予以控制，才能保证财政资源的运用不偏离公众利益，否则必然产生浪费和腐败。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职务消费的腐败是权力的腐败，其根本在于政府官员花钱没有规矩，是支配财力的公共权力“私有化”的结果。

焦建国认为，职务消费的规矩就是政府预算或财政预算。预算的本质是法律，预算是年度立法，与此比较而言的其他法律是永久立法。政府提交给立法机构的预算一旦被批准，就成为立法机构对政府的授权或政府对立法机构的责任状，政府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花钱必须严格依据预算，没有预算，一分钱也不能花。作为预算执行结果的决算必须接受审计，并向全社会报告审计结果。因此，预算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必须接受立法机构与公众的监督。当然，要真正建立起现代预算制度绝不是轻而易举的。

一个标本：湖北省老河口市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操作办法

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主要是对领导干部职务消费中票据报销部分进行改革，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核定标准，包干到人；在支付和结算方式上，实行货币化。

老河口市确定招待费、通信费、交通费、差旅费和学习考察费5项费用，为个人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项目。改革分四步走：第一步，制订配套制度，划分个人职务消费项目和公共职务消费项目，拟定职务消费标准，实行记账式管理；第二步，加大个人职务消费比例，减少公共职务消费比例；第三步，运行成熟的职务消费项目由记账式转为货币化；第四步，对职务消费项目全部实行货币结算。各单位的改革方案，必须报市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领导小组审批，改革在市纪委的监管下运行。

如何科学核定职务消费标准呢？老河口市具体操作的办法是：各单位先行对1999年～2001年财务收支情况进行清理，重点掌握5项消费使用情况，以这3年平均数为基数下降10%以上，作为改革的职务消费总量，其中要求招待费、交通费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个人定额标准则根据前3年消费基数及领导干部职务、分工和实际工作量综合确定，党政一把手与副职之间、副职与副职之间根据工作需要适当拉开差距，不搞平均主义。各单位利用多种形式公布职务消费标准，广泛征求职工、离退休人员意见和建议，尽可能使标准核定合理。

老河口市建立了一整套工作机制，严格程序运作。各单位成立一个管理办公室和一个监督办公室，分别负责改革的运作和监督。在记账管理阶段，各单位所有职务消费项目由机关财务室设立专账，公共职务消费按项目设立科目，由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财务的领导审批开支；个人职务消费每个领导干部一个户头，分设若干个细目，开支由领导干部本人经手或征得其本人同意后实施。结算管理主要是招待费、交通费两项，来客就餐由单位办公室填发派餐卡，负责对口接待的领导签单，月底结账时，机关财务室凭餐费发票、派餐卡和菜单核减领导干部招待费数额。经过实践摸索后，确定领导干部的个人职务消费标准，全部以现金形式发放到个人。

湖北省老河口市卫生局是这个市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首批试点单位之一，从招待费、交通费、通信费、差旅费、学习考察费5项费用来看，改革使行政开支大幅降低，一年节支近10万元，降幅近50%。

职务消费改革试点后，老河口市卫生局局长刘亚林5项职务消费年标准核定为30360元，其中招待费10000元，交通费5000元，通信费3360元，差旅费8000元，学习考察费4000元。从2002年7月到2003年7月投入运行一年后，支出16203.96元，其中招待费7250元，交通费4876元，通信费3251.96元，差旅费826元，学习考察费未支出。运行情况与核定标准相比，减少14156.04元，降幅为46.6%。

据老河口市纪委匡算，职务消费体制改革今年可为全市节约1000万元以上的行政开支。湖北省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室负责人说，“阳光下的职务消费”基本实现了从源头治腐的改革初衷，堵住了一些职务消费中的腐败，也为地方节省了不少开支，而且这里面还有巨大的空间。他举例说，现在湖北省有4065名离退休厅局级干部，现有政策是每5人配一辆公车，这需要养800多辆公车，而一辆车平均每年要6万元费用，人平1.2万元，如果实现货币化每人发放6000元交通补贴，这就能省下2000多万元。

链接：国外是如何根治公车私用的

瑞典：为遏制公车私用，瑞典财政部设计了一套由电脑控制的“公务汽车监控系统”，即在每辆公车上安装了带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一个按钮上刻着“公务”，另一个按钮上刻着“私车”。任何人用车时，必须先按下两个按钮中的一个，车才能起动。按钮按下后，代码器就将该车的特定代码发往监控卫星，卫星再把代码及汽车所在的方位转向中央监控台。如果中央监控人员发现按下“公务”按钮的汽车驶向别墅区、钓鱼区、百货区、菜市区或娱乐场所时，便用无线电话询问开车者“为何用公车办私事”。每隔一段时间，监控人员就会将收到的资料进行核实，据此对开车者收费或罚款。

德国：德国联邦政府只为联邦级的领导人和各部部长、国务秘书配备公务用专车。司局长级的官员只保证公务用车，不配备专车。德国防部和各州主管部门为节省开支，都尽量减少公车数量，公车中还有相当数量是租赁来的，连接待来访外国元首用的车有时也是临时从汽车公司租赁来的。

芬兰：国家政府（总统除外）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四人享受配备固定车辆和固定驾驶员的待遇；而在赫尔辛基市政府，只有一人享受这一待遇，那就是市长。

职务消费篇2

关键词 职务消费 刚性预算 绩效考核 货币化

职务消费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如交通费、接待费、通讯费、差旅费、考察费等。正常的职务支出是保障公务活动正常进行的经济基础，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行政职务消费约束机制等原因，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职务消费实际上已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从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 ,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多少，但投入与产出并没

有出现相应的“倍数效应”。[1]建立更为完善的行政职务消费约束机制，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一、职务消费现状透视

(一)公务接待――一年一个三峡

在业务、商务活动中，领导宴请和陪同吃工作餐是一项交往中的礼仪。但在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把它扩大化了，不仅业务请、工作请，而且典礼请、来访请、交谊请，热衷于铺张浪费，吃喝之风屡屡不止，老百姓曾有着许多生动地形容，如“一桌酒饭一头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全国餐饮业零售额7486亿元，而根据相关材料分析，其中至少有50%是公款开支，全国大中型饭店宾馆60.7%的营业收入来自公款宴请，每年公款吃喝不下3500亿元。[2]

(二)公务用车――一年的全国财政赤字

在我国，公务用车是职务消费开支中最大的一部分，也是问题最多的领域。一是有的地区公款购车的档次越来越高；二是公车私用十分普遍；三是公车维护费用持续攀升。据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截至2001年末，全国共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102.6万个，按每个单位至少配备2辆公车，全国公车总量约为205万辆，每辆费用按6万元/年均计(维护、保险、养路、燃油等费用)，合1230亿元；按30万公里5年更新，每年新购公车41万辆，每辆平均25万元，合1025亿元。以上两项费用合计，全国每年公务用车支出公款约为2255亿元。加司机工资奖金，每年国家因公车支出的费用为3000亿人民币，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赤字的总规模。[3]

(三)差旅考察――巧立名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地方的外出公务活动明显增多，各地都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一些地方甚至走出国门，加强与国外的联系。对于外出公务中的职务消费问题，国家和各地方都有规定，但总有一些部门和个人，无视这些规定。一是食宿出行超标。在差旅中大吃大喝不说，还经常出入高档娱乐场所，造成差旅费用严重超支。二是借考察学习之名，公款旅游现象比较严重。一些单位和个人以工作需要为由，“借学习考察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把公费旅游巧妙地隐藏在公务活动之中。

二、职务消费存在问题的制度分析

台湾学者张金鉴曾提出影响行政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心理生态及生理生态四个方面。[4]其基本结论是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行政行为必然受到影响。笔者认为，导致这种消费成为可能的因素应包括以下方面。

(一)官员的自利性追求

官员权力范围的扩张，使职务消费成为一种特权进入官员的生活，并加以制度化。行政官员在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获得权力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权利。权力与权利之间、权力与责任之间都是对等的关系，双方内在意蕴的平衡是权力实现的基础。客观上说，权力的使用既需要官员承受因此做出的种种牺牲，还要铭记自己的责任，体力和精神两方面都存在压力，为此，官员渴望用一种方式来补偿自己的损伤，分享权利或特权正是这样的一种补偿。然而，由于人性的贪欲或不满足，官员便倾向于扩大权利分享的范围而忽视应该承担的义务，甚至放弃一切义务，从心理上不断认可和放纵，使权利不断扩大，职务消费就在渐变中成为权利而深入官员的生活之中。

(二)财政预算制度编制粗糙，不符合实际

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权力运行的无秩序和监督缺乏是导致职务消费泛滥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缺乏刚性等因素的影响，使腐败分子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便利，在公务接待中搞各种违规动作。预算执行不到位，实际上是首长决定制。在公务接待方面，没有在预算上把各部门及部门内各单位的接待费、差旅费、考察费等定额明晰。[5]财政部门规定的出差住宿标准为:省部级干部60元/晚，厅局级干部50元/晚，县处级干部40元/晚，科级及科级以下干部30元/晚，而伙食标准统一为12元/天。这些标准脱离了现行宾馆、酒店住宿和用餐消费的实际，导致可执行性不强。此外，预算经人大批准后，在执行中往往变动很大，在实践中预算的变动是政府首长或财政部门决定。预算执行的这种弹性大、易变通的特点，使一些部门和单位领导在工作中不计成本，消费无度，在一定程度上方便和纵容了公务接待中的违规行为甚至腐败行为。

三、职务消费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选择

(一)市场化

即要在公务接待中引进市场机制，凡是能够由市场提供的消费尽可能由市场提供，将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政府只做市场不想做或想做但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按照市场化原则，由各地或各部门的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等提供的服务，完全可以引人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由效率更高、服务更好的社会化的宾馆、酒店等来提供，哪里价廉物美、服务周到就去哪里。甚至公务会议的后勤服务，也可采用政府采购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政府机关经营的大量楼堂馆所、培训中心等一些行政服务，能推向市场的都推向市场，形成社会化服务体系；公务车可以由汽车租赁公司提供服务，等等。

(二)系统化

协同推进，至少包括上下协同推进、横向协同推进、不同项目协同推进、职务消费和与其相关的非职务消费改革配套协同推进等几个方面。要有一个能够协调各个相关因素、相关部门、相关环节的机构来统筹规划整体的改革方案。要理清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与外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分出主次关系，分出轻重缓急，分出先后顺序。在明确由谁、由哪些或哪个部门制定哪类或哪个制度的基础上，论证、选择制定出什么样的制度，然后按已经制定出来的制度编制预算、执行预算，并进行决算、审计预算执行情况，之后严格追究责任，最终达到规范职务消费的目的下是分类制定规范，适当适度货币化。职务消费系统中的各个支出项目性质不同，费用发生的依据不同，与系统外因素的联系也不同；处在不同职务上的不同级别、不同职位的消费需要不同，衍生腐败的基础和可能性不同，社会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也不同。因此，必须分类制定规范。不能笼统地说职务消费货币化，有的能货币化，有的不能货币化，如差旅费用货币化的方法就不合适，只有制定严密的报销制度。

(三)制度化

彻底严密规范化规范职务消费需要强硬的制度约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化也好，货币化也好，基础都是制度。规范职务消费的制度体系要覆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各个职务，覆盖从人员支出到事务性支出及设施支出的所有项目，覆盖依据、标准、方式、程序、监督等所有环节。应该承认不同地区同级别职务消费差异的合理性，但职务消费的标准必须是公开透明的，要经当地立法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同意。

(四)透明化

应明确所有的职务消费都要用预算内资金支出，纳入预算框架之内，不能游离于预算之外；在安排所有的公务时都要充分考虑到预算的可能，必须量入为出，严格依据预算；预算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必须接受立法机构与公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1]顾华.一比吓一跳[J].经济与管理，2006；(9)

[2]焦建国.规范职务消费：辨析、探源与改革建议[J].地方财政研究，2005；(9)

[3]王天敏.刍议行政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J].经济师，2004；(9)

[4]张金鉴.行政学新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4.12

职务消费篇3

1.职务消费不透明、不规范，滋生腐败

职务消费中的腐败是腐败最集中、最常见的表现。由于对职务消费的范围、标准等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使得实际工作中缺乏合理、规范的制度性约束，形成了“职务消费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局面。制度刚性的缺失和消费的不透明又使得假公济私的个人消费、过度的职务消费以及故意的奢侈浪费层出不穷。与贪污、受贿等其他的腐败行为相比，职务消费中的腐败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几乎天天在人民大众面前发生，很容易导致民心的流失。

2.职务消费管理口径不一，随意性大，并呈扩大化趋势，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

职务消费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预算外资金，由于我国对职务消费的管理口径不一，存在很大的地域、部门差异，随意性较大，因此，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职务消费项目越来越多。另外，“实报实销”的财务报销制度使得公务员只要有合法的票据，就可以由政府为其“埋单”，这些行为必然会加重政府负担，导致行政经费的过快增长和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

3.供给制和实物分配制广泛存在，导致了高行政成本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务员职务消费及福利待遇由政府大包大揽：其住房、用车、通讯工具等实行实物配给，差旅费、招待费等采取“实报实销”的财务报销制度。当前的职务消费制度虽然进行了试点改革，却依然没有实现全面货币化分配，大部分地区继续实行实物供应，并且对供应对象也缺乏严格的控制。1995年，全国行政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1%，如今已经达19%～20%了。2006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1]。

4.监督主体不合理，有效监督少

公务员既是职务消费政策制定者，又是职务消费政策执行者，并且是最后的受益者[2]。行为主体的一致性使得监督过程中暴露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上级“鞭长莫及”难以监督、同级“怕惹非议”不愿监督、下级“怕穿小鞋”不敢监督，最终导致内部监督失灵；另一方面，由于公务员职务消费在制度上缺乏透明性，使得公众和舆论等外部监督获得信息的渠道不畅通，获得的信息量也不对称而难以实行监督。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职务消费制度难以达到节约资金、防治腐败的目的。

二、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1.缺乏完善的公务员薪酬制度

目前职务消费的诸多问题与薪酬制度的不合理有着直接联系。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的薪酬制度，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给公务员加过几次薪，但由于幅度不大，公务员工资偏低的状况并没能得到根本的改观，与其社会地位、工作需要和工作强度难以匹配。在这种情况下，职务消费就变相成为公务员工资的补充。由于我国缺乏公务员工资加福利的薪酬体系，各种津贴和补助游离于工资之外，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较低的工资以及不规范、不透明的各种补贴又加大了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差距，刺激了部分官员的腐败行为。可以说，低工资是造成当前职务消费混乱、公私不分的根本原因。

2.制度建设方面的缺失

①预算约束的缺失。硬性的预算约束的缺失，是导致职务消费异化最根本的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预算制度，预算没有细化，执行标准不一，只重投入、不重产出，必然导致不计行政成本，不讲行政效率。近年来，我国对预算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但是实际执行中随意性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预算难以从经济根源上规约职务消费。目前，我国的预算制度还未完善，还存在大量的预算外资金，预算的法律效应也不强，没有任何约束力。

②职务消费范围界定模糊。由于职务消费与公务员所拥有的权力有直接关系，有人据此把职务消费同权力消费等同起来，认为只要与手中权力沾边的消费，都可以找公家报销。有一些消费虽然与权力沾边，却介于职务消费和非职务消费之间，这种消费既不违反职务消费的规定，却又超出职务消费的范围。比如，一些无明确目的的会议被安排在高档宾馆甚至是旅游度假区，有些领导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空间，提高接待的档次并且扩大邀请的范围。正是由于职务消费的范围规定不明晰，导致职务消费恶性膨胀。

③职务消费制度在执行中大打折扣。我国现行的职务消费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就不合理，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执行起来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有些制度规定脱离实际，缺乏可行性，造成职务消费在制度和执行上严重脱节，比如差旅费制度；其二，公务员既是职务消费制度的制定者，又是职务消费的直接受益者，很难排除自身利益的干扰，执行起来难以真正到位。

④对职务消费违规行为处罚不力。由于目前对大吃大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职务消费中出现的问题难以量化，对职务消费违法违纪行为尚无明确的规定，鲜有人因为职务消费而受到制裁。低风险及消费“攀比”效应的广泛存在，很容易促使一些公务人员不必担心后果地过着奢侈的生活。

3.政府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

目前，我国依然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机构设置框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特别是直接为领导干部服务的人员日益增多。2005年8月10日，安徽省出台《关于加强对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管理监督的暂行规定》，取消了省辖市、县(市、区)领导干部的专职秘书配备。两年前，四川省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但是改革的阻力很大。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进行此项改革，不仅市县级领导有专职秘书，就连一些乡镇干部也普遍有秘书跟班。自1982年以来，国家虽然先后对政府行政体制进行了五次较大的调整，但政府机构人员膨胀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人越多，官越多；官越多，事越多；事越多，又刺激人更多，如此，陷入帕金森定式。官多，必然导致与此相关的职务消费过度膨胀[3]。三、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改革的思路

要彻底清除公务员职务消费中出现的问题，就必须进行改革，将其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货币化轨道，用制度来规范、约束职务消费行为；同时，根据职务消费项目的具体特点，将部分职务消费货币化，从制度根源、经济根源上规约职务消费。

1.加强思想建设，强化职业自律

推行公务员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首先要解决公务员思想认识上的种种问题，引导其破除利己思想，树立行政成本意识，强化职业自律；同时，加强公务员对腐败的认识，提高其思想觉悟，从而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2.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职务消费行为

①实现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化。这就要求按照政府运行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逐步建立起一套机制完善、运作规范、措施得力的管理制度，彻底清除职务消费“灰箱”，降低公务成本，提高行政经费利用率。为此，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压缩职务消费的范围，严格区分个人消费与公务消费。职务消费应该主要限于在职人员的公务消费，要坚决杜绝私人消费由政府“埋单”的现象。

其次，分类制定职务消费标准。职务消费标准既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一成不变，要充分考虑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部门的工作需要，承认不同地区同级别职务消费差异的合理性，分级、分类核定地方政府职务消费标准，从而达到既能满足公务员的正常公务消费，又能降低公务成本、提高政府行政经费利用率的目的。同时，为了保证标准的有效执行，制定消费标准的单位必须是独立于执行标准单位、个人之外的“第三方”[4]。

再次，改革公务员的薪酬制度。职务消费恶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公务员的法定工资较低。借鉴西方公务员薪酬制度的经验，公务员工资应该包括满足其生活方面的支出以及履行公务的必要支出。在财力支持的条件下，应给有消费需求的职位设立一定的金额，并将其纳入公务员薪酬之内，其职务消费部分结余归己超支自付。同时，要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不同的工资标准，允许合理的工资差距。通过逐步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使其工资水平略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

最后，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机制。配合建设有限政府和节约型政府的要求，政府要将市场能做的还给市场去做，政府只做市场不想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政府机关的一些行政服务能推向市场的应当交由市场去做，例如：公车可以通过成立汽车租赁公司来提供服务，取消专职司机队伍；机关后勤服务也可以进行社会招标。政府管的事情少了，职务消费的范围和耗费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②实行部分职务消费货币化。职务消费的货币化改革，主要是对职务消费中票据报销部分进行的改革，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核定标准，包干到人；在支付方式上，实行货币化[5]。

将职务消费全部货币化是不现实的，很多指标难以量化衡量，要避免出现“泛货币化”的倾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将易量化的职务消费(如交通费、通讯费等)以货币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公务员，超支自付、节余归己，以强化其成本和效率意识。有的用货币化的方法就不合适，比如差旅费，对此只能依靠建立严密的职务消费报批制度。

③硬化预算约束。职务消费主要来自于预算外资金，职务消费问题存在的主要根源在于预算的软约束，因此，抑制职务消费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预算制度的有力约束。具体来说，在预算的编制层面上，要做到全面、及时、合理，加大预算外资金的清理力度，所有的职务消费都要用预算内资金支出；在预算的执行层面上，要使广大公务员认识到预算的本质就是法律，一旦被批准，就不能随意更改，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违反预算即是违法。

3.加大监督处罚力度，维护制度的权威性

职务消费中出现的腐败问题，与监督处罚不力、政务透明度不高有直接的关系。进行职务消费制度改革，就必须将政府的公务活动置于“阳光”下，接受外部的监督。

①实行政务公开，提高公众的参与度。由于政府政务不透明、公开程度不高，公众对公务员职务消费最基本的知情权都得不到满足，更谈不上监督。而且我国现行的制度安排缺乏必要的保障机制，公众揭发官员腐败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激励和保护，公众参与度比较低。建立职务消费公示制度，定期公布政府行政经费使用信息，有利于职务消费透明化、公开化，把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降低职务消费腐败的发生率。

②以外部监督为主，严惩违法违纪。由“内部人”制定改革规则容易导致职务消费货币化程度过高，从而引发“变相腐败”：一方面享受职务消费补贴，另一方面又暗中报销费用，因此，必须加强对改革过程的监督检查。内部监督的失灵启示我们将监督的重心转移到依靠外部监督上来，形成以纪检、监察、司法、舆论、公众等组成的外部监督合力。对于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要畅通渠道，鼓励群众举报、媒体曝光；纪检监察机关要通过开展专项检查，及时查处违纪人员；司法机关要对职务消费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4.加快各项配套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职务消费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需要精简机构、预防转嫁消费、完善考评机制等相关措施保驾护航。

①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臃肿的机构、超编的人员必然导致政府财政不堪重负。为了切实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公务员职务消费改革必须配合机构改革才能有效进行。合理规定职务消费适用人群的范围及额度，遏止“公共地悲剧”。在保证行政作为的前提下，改革最终要达到减人、减事、优化职务消费结构的目的。

②建立转嫁消费的预防机制。当前进行的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并没有全面铺开，只是在少数地区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搞试点，改革还没有深入到垂直部门和企业，这就为部分官员利用职权转嫁改革的成本提供了机会。由于目前尚未对此有明确的惩罚措施，出现问题处理起来很棘手，因此，必须针对这种行为竖立起“警戒线”。

③完善公务员绩效考评机制。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必须与完善公务员绩效考评机制相结合，防止因职务消费紧缩导致公务员行政不作为，影响政府行政效率。要将是否利用职务消费搞腐败、是否在职务消费中奢侈浪费作为考核公务员廉洁自律情况的重要内容和晋升的重要依据。对于那些拿了补贴不好好履行职责的，要有专门的惩罚办法，将异化的公共权力重新引导到“公共”的大道上来。

参考文献：

[1]王鹏.去年公车出行耗资3000亿[N].现代快报，2007-01-18(A16).

[2]张永刚，邸平玲.从公务员职务消费看当前腐败[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6)：126-128.

[3]焦建国.规范职务消费：辨析、探源与改革建议[J].地方财政研究，2005(9)：4-8.

[4]孙建东.对行政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思考[J].经济与管理，2004(12)：35-37.

[5]王军.我国职务消费问题的成因及改革途径[J].现代经济探讨，2004(5)：46-48.

职务消费篇4

Abstract:The duty expense achievement multiplies a corrupt important carrier, how to perform the effective guard, becom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arty highly the matter of concern, is also the current combatting corruption work important content.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meaning which the improper duty expended, to form the reason, the harm and the essence, proposed the concrete guard countermeasure.

关键词：不正当职务消费 反腐倡廉 党的建设

Key words:The improper duty expense combats corruption party's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6-0009-02

一、不正当职务消费的含义

职务消费作为国家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履行职责，完成工作任务而提供和报销的费用，正如商品生产必须付出的成本一样，作为一种生产成本来讲，已经为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职务消费的主体，按中纪委的报告来理解，应该是指各级党政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职务消费的种种弊端及由此衍生的严重后果，就是不正当职务消费的表现及由其产生的恶果。正是在职务消费的过程中，公共资源被私有化，属于国家或集体的财产通过不同形式被用来满足个体需要，从而产生了不正当职务消费现象。

由职务消费、职务消费的弊端而提出防范不正当职务的消费，基于这样几个理由:一是必须承认履行职务只能时的成本付出，正当的职务消费应受到尊重和保护，因为它符合社会生活规律;而是应高度重视防范不正确职务消费，因为这种履行职务过程中的额外消耗，加大了履行职务的成本，本质属于腐败，必须坚决制止；三是不正当职务消费的行为往往附着于正当的职务消费之中，以正当职务消费的形式出现，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更需要下大力气进行铲除。笔者明确提出“不正当职务消费”的概念,正是力图将防范不正当职务消费纳入当前反腐倡廉的系统工程中，党内外同志一起，积极探索解决的方法。

二、不正当职务消费的形成原因

从职务消费本身特点来讲，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导致了不正当职务消费现象的产生。

1、正当职务消费的范围无法明确进行界定。职务消费从本体上属于由公款支付的个人消费，由于职务消费本身一定的合理性，对于职务消费的范围，职务部门和纪律监察部门都很难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这就为公款消费群体扩大职务消费的外延提供了可能。

2、正当职务消费的额度没有明确的限制。正当职务消费由于用途不同，因此消费时应有什么样的限度，无法进行明确的规定，这就为公款消费群体超需要消费提供了机会。

3、正当职务消费过程不透明。职务消费的主体，既是职务消费规章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又是职务消费的直接受益者，因此他们在从事职务消费时，活动的余地很大，从而导致职务消费的过程不透明，为职务消费的暗箱操作提供了方便。

4、正当职务消费监督难。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往往给监督揭露他们此类问题的干部穿小鞋，从而在实践中造成了这样一种难堪的局面：职务消费的管理者和监督者是受益者的下属，因此对于不正当职务消费，既难以管理监督，也不愿甚至不敢管理监督。

另外，从职务消费的主体来讲，其头脑中歪曲的权力观和利益观，成为不正当职务消费形成的主观原因。

1、扭曲的权力观。有些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是自己奋斗得来的，而是凭自己的意志支配，因此在履行智能的时候，想方设法为自己提供方便甚至化公为私，变相地把国家财产据为己有。

2、扭曲的利益观。人民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委托给领导掌握和使用，目的就是领导者为公共利益服务。但某些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领导却认为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台上，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为自己谋取私利，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然导致人民群众的不满意，影响党群关系。。

外因和内因的结合，成为不正当职务消费存在的肥沃土壤，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也决定了要彻底遏制不正当职务消费行为，必然是一个长期的、需要各方面下大力气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 、不正当职务消费的危害及本质

各级领导干部或国家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是各级领导干部或国家公务员利益观扭曲的具体表现，从而导致公共权利私有化，因此,从本质上说，不正当职务消费行为危害极大，隐藏很深。不正当职务消费早现实生活中必然会带来诸多危害，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履行正当职务职能的额外支出不断增多。领导者在行使管理职务时往往涉及到通讯、吃、住、行等多个方面。如果某些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能时慷国家之慨，必然导致履行正常职务职能的开支不断增多。另外，某些领导者将本人甚至亲属的个人消费也以隐藏的姿态附加于正当的职务消费当中，造成了履行正当职务职能的额外支出不断增多。

2、不正之风蔓延，党性原则受到损害。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在职务消费上大做文章，从中谋取私利。某些领导干部由于自身不正，往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法严厉批评和制止，不正当职务消费在这样一种畸形的环境中得以生存，不正之风因此得以存在和一定程度的蔓延，党的优良传统没能得到更好的坚持，良好的党风受到了严重损害。由于某些领导干部在职务消费上对自己要求不严，放任自流，有些人甚至心安理得的享受种种不正当职务消费，党员意识淡漠，党性原则受到了严重损害。

3、党群关系受损。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分析不正当职务消费的特点和本质，我们不难发现它和我党的宗旨相去万里，格格不入。职务消费主体拿着国家的钱财满足私欲，中饱私囊，将党的宗旨抛在脑后，将群体利益置之不顾，必使党群关系在实践中受到严重损害，必将造成党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更为紧张，势必给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社会稳定大局带来巨大的冲击。

由此可见,不正当职务消费行为其实就是腐败，必须下大力气解决。

四、不正当职务消费行为的防范对策

反对腐败是党在当前和今后较长历史阶段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对于防范本质上属于腐败现象的不正当职务消费，思想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制定出科学的防范对策，下大力气加以克服。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教育，发展民生，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以身作则，正确实行手中的权利始终做到清政廉洁，自觉地与各种腐败现象做坚决斗争。”这对于热衷于不正当职务消费的各级干部来讲，无疑是当头棒喝。同志还指出：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务管理和使用的监督”，“实行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这为我们防范不正当职务消费指明了方向。

有效防范不正当职务消费，从源头上解决不正当职务消费，既要解决思想认识、政治立场上的问题，还必须以法律和制度来约束。笔者认为，当前抓防范不正当职务消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教育活动。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广大党员头脑,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思想上树立正确的职务消费观。

2、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加强对权利监督的前提和基础。事实表明，只要切实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拓宽监督渠道，综合运用纪律检查，法律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就能逐步形成易于揭露和有效治理不正当职务消费的机制，将职务消费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同时通过法律的约束,严惩不正当职务消费行为。截止目前，全国内地有关省份和城市已经制定了多部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性法规。这些法规对于有效防范不正当职务消费，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2月《中共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颁布实施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党内法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这对于我们防范不正当职务消费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武器。

3、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精神。同志曾说过，艰苦奋斗是“防腐剂”。要防范不正当职务消费，就要在全党，全社会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领导干部更要率先垂范。领导干部能否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仅表明其自身道德境界的高低，而且这个影响到党群关系，社会风气的好坏。领导干部只有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才能和不正当职务消费彻底决裂，才能让不正当职务消费现象彻底消减。

综上所述，由于不正当职务消费是不正当权力观和利益观的产物，决定了防范不正当职务消费必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但是只要我们坚定信心，认真研究新形势下不正当职务消费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制定正确的策略，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一定能彻底遏制住不正当职务消费.

参考文献:

[1]赵丽.对我国职务消费现状的思考.《环渤海经济望》，2008.03

[2]刘军民.进一步规范职务消费的对策研究.《地方财政研究》，2008（9）

[3]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贾康、马晓玲.我国公职人员职务消费现状分析及改革方向.中国总会计师， 2004（5）

职务消费篇5

“职务消费”问题，已成为当前管理理论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关于“职务消费”的解决之道，许多学者提出了“职务消费货币化”的观点，即或将“职务消费”计入薪酬、或以货币包干方式个别发放，均实行留余补缺的政策。对于这一观点，学界看法不一。笔者认为“职务消费货币化”从理论上分析是有其合理性的，通过薪酬化、货币化将“职务消费”行为与员工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对于节省开支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但其可操作性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解决“职务消费”问题的瓶径――“职务消费”度和量的问题仍未解决，“职务消费货币化”因此并不具有现实意义。

“职务消费”作为企业营运费用的一部分，完全可以通过企业的预算管理过程尝试解决。而“职务消费”控制作为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一项内容，无论管理思想还是具体方法都与全面预算管理一脉相承，管理的关键在于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预算执行的制度性：

预算准确性差，其指导和控制实践的作用必然受到限制。所以“职务消费”的预算编制不应是随意的，而是应该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针对性地采用科学的方法。由于“职务消费”条目繁多，在预算编制中要严格界定各项费用名目的内涵，通过费用的具体化和细化避免一费多名、巧立名目，保证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实际工作中，不妨借鉴作业管理的方法，首先对所有与“职务消费”相关联的作业活动进行追踪分析，判断直接引起某项具体费用的作业能否为企业实现增值。只有由“增值作业”所引起的“职务消费”才是企业真正必要的营运费用，而由“不增值作业”引起的消费内容均不应保留在“职务消费”清单上。实际上，对于那些推行了以作业为中心的科学流程管理的企业来说，在剔除“不增值作业”的同时即消灭了某些不必要的“职务消费”内容。另外，在企业实际运营过程中还应不定期地对那些尽管是由“增值作业”所引起的“职务消费”的必要性进行考察，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及时的调整。例如，企业在对某项“增值作业”进行改进和优化后，由该项作业所引起的“职务消费”的额度也应考虑做相应的调整。

随着管理会计科学的发展，针对传统的固定预算和增量预算的种种弊端，预算的编制方法上已出现了以“弹性预算”和“零基预算”为代表的创新。预算额随业务量水平变动而变动的弹性预算方法和从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以零为基逐项审议的零基预算方法，尤其适用于“职务消费”这一类人为主观性较强的成本费用，可以借鉴到“职务消费”的预算编制中来，提高“职务消费”预算编制的准确性。最后，预算的准确性还应作为预算管理考核的首项内容，与预算编制人员的薪酬直接挂钩。

职务消费篇6

但除高额正式薪酬外，数额同样惊人形式却更隐蔽的高管职务消费同样饱受指责。为此，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已于近日联手成立了一个推进国有企业领导人职务消费制度改革的工作小组，对国企领导人职务消费实行调研。

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安体富认为，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当前采取的管控举措十分必要，据此可以对相关制度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和规范。

最大的隐性腐败是职务消费失控

长期以来，在高额的正式薪酬之外，中国国企领导人还享受着大量数额更惊人、同时也更加隐蔽的各种职务消费。

据了解，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主要包括交通、通讯、住房、各种俱乐部会员资格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衍生消费。与显性薪酬相比，职务消费蕴藏的寻租空间和腐败机会更大。在交通消费上，公车私用甚至滥用极为普遍，车辆购置、保险、保养、燃油、过路过桥等等费用，每年平均下来要几十万元；各种俱乐部的会员资格的费用也高得惊人，办一张高尔夫球场的金卡要几十万元，这些他们都不会自己掏腰包。原上海市国资委旗下的直管企业兰生集团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常中即掌握十多张各类信用卡、会员卡、贵宾卡用于各种消费，一年应酬等方面的开销在300万元以上。

另外，数额更为巨大的还有用公款为自己拉关系走人情，跑官买官，以及用公款包养情人，这种消费更是个无底洞，动辄上百万乃至上千万。

“职务消费实际上花100万，账上也许就只出现3万。那些多余的钱哪里报销?材料费，其他成本开支，或者由‘小金库’来支出，等等不一而足。”国资委分配局一位官员向本刊记者表示，

他承认，由于对范围和额度缺乏严格的预算和规范，国企经营者此类职务消费有时处于失控状态。

华信惠悦咨询公司在受国家国资委的委托完成的《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绩效与薪酬研究》报告中指出，不少国有骨干企业，高管的职务消费随意性很大，根本无标准，且不公开，特别是用车、住房和出国方面的公款支出数额非常大。

报告称，泛滥的隐性收入和职务消费，已经成为中国国企高管薪酬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且，一些隐性收入已经不仅仅是个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而是涉及侵吞国有资产、侵害企业所有者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华信惠悦咨询公司中国大陆地区薪酬总监廖怡玟表示，国有企业设计薪酬体系时，职务消费往往不列入其中。这也就意味着，国资委为老总们设计的各种考核公式，各地国资委设计的限薪规则，都仅仅是在占老总全部收入的小部分上做文章。

奢华的职务消费惯坏了不少国企高管，一旦从岗位上退下来，不再有消费上的便利，他们就会立马陷入消沉，甚至一蹶不振大病不起。民间流传着一个俏皮的段子：国企老总退位后都到哪儿去了?答曰，不是进医院了就是进法院了。

摸底职务消费

据了解，今次三部委摸底的方式是发放调查表，在发给被调查企业的调查表中，要求被调查企业如实填写2006年至2008年3年的公车使用、通讯、业务招待(含礼品)、差旅、国(境)外考察培训、俱乐部会员消费费用，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补充填写其他职务消费内容，被调查企业要如实填写这3年来负责人年薪总额、负责人人数、职工年人均收入等数据作为参考。

另外，企业负责人岗位设置情况、职务消费的有关制度办法，以及职务消费占企业负责人薪酬总水平的比例等内容，也都在调查之列。

据媒体报道，目前，河北、山东、四川、贵州等地的相关部门已接到了上述通知，并在3月份就安排了相关国有企业着手填写有关调查表。

除填写调查表外，企业还需分析目前企业领导人薪酬和职务消费的背景、方式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度上、政策上提出规范和完善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和职务消费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各地、市相关的主管部门，需要对被调研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和职务消费情况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撰写调研报告。

国资委分配局文件指出，希望各企业填写调查表，结合本企业实际，如实分析问题，并就如何在制度上、政策上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次调研，是对前期各中央企业规范职务消费工作进展情况的一次促进和深化，有利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国有企业领导人职务消费制度改革。”国资委分配局人士指出。

安体富对此持肯定态度。“国有企业享受国家的众多政策就应当有义务接受公众监督，以便让企业利润更多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安体富说，“有效控制中央企业的薪酬水平，遏制公款消费之风，对于提高企业形象，惠及社会公众都有积极意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此亦表示认同，但他指出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如果仅寄望于管理层的道德自律，并不现实。

治标三步走?

批评人士称，这种部门自上而下摸底调查，然后再依靠政府外部制定一些诸如消费标准之类措施的治理路径，显然不是治本之计。让国企自己填写调查表上报，最后难免沦为自导自演的滑稽戏。就算能摸到底，基于此制定的规范措施的可执行性，也很难让人放心。

前述国资委分配局官员承认，央企户数较多，行业和地域分布很广，他们很难准确地掌握所有情况，对职务消费的有效管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

“我们的做法是分三步走：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做好‘摸底’工作，下属企业要建立严格有效的控制制度，对考核对象的职务消费进行完整的记录并及时报告；‘摸底’工作完成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主要是实行“定额制”，即根据企业规模和效益情况设定考核对象职务消费的水准和额度；第三阶段是对那些能够货币化的职务消费项目经过合理换算后转化成经营者的职务工资。”上述官员表示。

据其透露，目前一部分企业已经在规范职务消费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负责人公务用车、通讯费用制定了标准，实行了货币化发放。

该人士同时明确表示，“规范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应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因此，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靠完善的公司法人结构，在企业内部形成有效内控和监督机制。”

职务消费篇7

此前，在去年底今年初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以及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表示，今年国资委将研究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提出下一步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路径、具体措施。中央企业以及各地要结合自身实际，谋划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同时，要鼓励基层和企业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允许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措施。

吃自助餐 不坐头等舱字号

在2012年上半年经济效益大幅下滑的压力下，为实现“保增长”目标，中央企业严控各项费用开支，大力推进降本增效。“许多企业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减投资项目，大大压缩投资规模。许多企业下大力气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大力调减职务消费。许多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降薪，三季度以来，中央企业人工成本各项指标增幅逐月下降。”

“国有企业要勤俭节约实现降本增效。”王勇表示，部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处于深度下滑状态，2013年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总的趋势和挑战都是非常严峻的，因此要切实加强人工成本控制，严格规范职务消费，大力压缩非生产性支出。

他表示，目前国有经济稳定增长具备了很多有利和积极因素，但国企后期经营中仍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国资委数据显示，去年1至11月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4.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实现利润1.7万亿元，同比下降6.9%。首次出现营业收入同比上升但利润却同比下降的情况。

据悉，中船集团面对行业整体下滑，主要领导人主动降薪30%。在上半年亏损的情况下，其他许多中央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集团管理层在下半年也主动带头降薪，以示共患难的决心和态度。在建材行业整体陷入低迷的情况下，中材集团大力推进降本增效，其管理、财务和销售三项费用总额下降了20%，其中销售费用同比下降了40%。中国北车大力压缩管理费用，人均职务消费下降38%。神华集团更是下令不买、不换一辆新车，除了经营性业务，一律不允许出国。在煤炭行业整体下行的压力下，神华集团2012年实现了700多亿利润。“这点利润是一点一点抠出来的。”王勇说。

王勇表示，2013年国资委将严格按照规定规范中央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管理，让企业领导人薪酬和绩效更紧密挂钩，让考核更严格执行。

王勇坦言，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尽管国有企业做出了很多突出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亏损企业增多，债务规模过大，利息负担加重，财务风险加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生产经营成本刚性上升等问题。

“国有企业要带头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他表示，国有企业可以学习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优点，不坐头等舱，自己的招待所住，吃自助餐……能省则省。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过紧日子，降本增效，切实把人工成本降下来。

王勇同时强调，各地国资委要在推动企业强化管理防控风险方面下工夫，特别是加强投资和资金风险管控，优化债务规模和结构，严控资产负债率过快增长。

“国有企业改革要鼓励基层和企业大胆探索，允许"摸着石头过河"。”王勇表示，今年国务院国资委将研究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在总结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下一步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路径、具体措施，各地要结合自身实际，谋划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我希望中央企业按照职务消费零增长的要求来控制消费。”王勇强调，职务消费必须有预算，简化各种不必要的接待、会议，严格管理公费出国，购车要购国产车。“零增长，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国企改革仍有四大难点

同时，他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充分证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可以有效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路必须继续坚持。但国企改革仍处于过程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问题仍然很多。

王勇指出，国企改革仍有四大难点。主要表现有：

与现代企业制度有差距。他坦言，国企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

近年来，部分地方国企和50家央企进行了规范董事会试点。“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企业‘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说。但王勇表示，目前董事会的考核和外部董事的选拔、任用和评价机制还不完善，国资监管机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

发展方式仍然粗放。王勇指出，目前国企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布局结构还需进一步调整。“国有企业目前大多仍分布在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比较低。一些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能力不强，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王勇说。同时，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国企研发投入强度还比较低，不少核心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

监管体制待进一步完善。王勇坦陈，国有资产管理中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干预有增加的趋势；经营性国有资产还没有实现集中统一监管，资源配置分散，经营效率低下；出资人职责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分离还不到位；收入分配管理、资本经营预算、境外资产监管等方面的制度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各种社会负担依然沉重。“中央企业还有医院、学校和管理的社区等社会职能机构8000多个，对这些机构的费用补贴每年多达几百亿元；中央企业现有离退休人员523.6万人，还有困难职工等100多万人，企业为此需要承担大量管理和其他负担；厂办大集体改革难度加大，解决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问题需要付出很大改革成本。”在报告中，王勇以央企为重点，指出了当前国企承担的沉重社会负担。

“这些问题不解决，国企就难以‘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若为企业卸掉这些‘包袱’，又需要支付非常大的改革成本，拖得越久改革成本还会越高。”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

完善国资监管体制举措

王勇强调，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努力使各类国有资产实现最优配置、最充分使用，争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使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更好地发挥。

他表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通过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机制，促进了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力地激发了国有企业的生机与活力，国有企业发展质量与运营效率有了极大提升。从2002年至2011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由8.53万亿元增加到39.2万亿元，年均增长18.5%；实现利润由3 786.3亿元增加到2.58万亿元，年均增长23.8%；上缴税金由6960.4亿元增加到3.45万亿元，年均增长19.5%。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从2002年至2011年，营业收入由3.36万亿元增加到20.5万亿元，年均增长22.2%；实现净利润由1 622.3亿元增加到9 136.1亿元，年均增长21.2%；上缴税金由2 926.8亿元增加到1.7万亿元，年均增长21.8%；资产总额由7.13万亿元增长到28万亿元，年均增长16.4%。一批大型企业已经成长为世界知名企业，进入2012年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70家内地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制企业达64家。实践证明，党的十六大以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仍然面临着许多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加快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日前撰文指出：“要按照党的十的重要部署，继续坚持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重大原则，持续推进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各项任务。”

同时，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我们在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使各类国有资产实现最优化配置、最充分使用，争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使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更好地发挥。

王勇强调，必须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机构和职能。王勇指出：要进一步明确各类国有资产责任主体，明晰产权关系，建立体制机制，落实监管责任；进一步完善中央、省（区、市）、市（地）三级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经营性国有资产规模较大的县（市）可探索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进一步规范各级国资监管机构作为政府直属特设机构的性质定位，依法保障其专门性与独立性；进一步落实“上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下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的规定，深入开展国有资产监管。

必须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法规规章。王勇强调：要加快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立法，健全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领导人员管理制度、重大事项管理制度、财务和资产监管制度，规范政府、国资监管机构和国家出资企业（或单位）的关系；健全完善国家出资企业（或单位）投资管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等专项管理制度，不断提高现代管理水平；健全完善产权登记、资产统计、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产权转让等各类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体系；健全完善上下级国资监管机构指导监督制度，确保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管政策、目标和主要任务的协调一致。

必须进一步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要坚持已形成并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管法律法规制度的基本原则，要有明确的出资主体，要落实保值增值责任，建立考核与薪酬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国有资产的监管效能。行政事业性和资源性国有资产转为经营性国有资产的，都要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必须进一步增强国资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及时性。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及时调整监管措施和重点；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加大分类考核力度，探索不同性质、不同类别、不同行业的绩效考核模式，提高考核指标的导向性和针对性，切实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效使用和管理责任。

王勇还特别指出，各类国有资产的存在形态、功能作用、监管方式等虽有所不同，但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的基本要求应是一致的，必须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配置合理、运转顺畅、监管到位、保护严格。要通过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各类国有资产管理的科学性，使经营性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深化央企改革路线图

对于国企尤其是中央企业改革，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实践，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效，国资委将在总结国企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提出近几年国企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路径和具体措施。王勇对央企深化改革信心百倍。

王勇表示，面对全球经济疲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具备了很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但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不少。尤其是中央企业大部分都分布在传统产业，并且不少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却比较低，一些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存在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王勇认为，国资委下一步将重新核定中央企业主业，梳理并调整企业主业，进一步改善央企内部大而全、小而散、重复建设等问题，同时要求央企严格按照主业控制投资方向，加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资源向主业集中。

股份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中央企业要积极深化并不断完善股份制改革，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有条件的企业要推进整体上市。要继续充分利用好境内外股票市场、产权市场和债券市场，更多地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企业改制重组，尽最大努力盘活国资存量、用好国资增量，

董事会试点进一步扩大。要继续深化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工作，扩大试点范围，进一步规范董事会运作。这之中，加强董事队伍建设是关键，要进一步优化董事结构，完善外部董事的选聘、评价机制，完善董事会和外派监事会的工作机制。

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人事、用工、分配三项制度改革要继续深化，建立健全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选聘、考核、奖惩和退出机制，加大竞争性选人用人的力度，逐步建立用工准入制度，依法用工，规范劳务派遣用工管理。

主辅分离进一步到位。要进一步减轻企业办社会负担，加大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力度，特别是对那些担负厂办大集体改革任务重的企业，2013年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快启动相关改革，并主动加强与地方沟通，创造条件推进改革。

降本增效进一步推进。国资委将在2013年继续推进央企降本增效工作，严格推行薪酬和企业效益紧密挂钩，加强措施严格控制人工成本，特别是要规范职务消费。国资委要求各央企制订并公开职务消费量化标准，严格控制职务消费，并划定央企2013年职务消费零增长的“红线”。

职务消费篇8

相对于以往规范国企领导人廉洁从业的一些原则性规定，此次四部门用非常明确的“禁止性条款”对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进行严格规范。四部门表示，暂行办法的，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坚决制止与企业经营管理无关的职务消费行为和奢侈消费风气。

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是指国有企业负责人履行工作职责时，发生的由企业承担的消费性支出。

此次四部门列出的12种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禁止行为包括：

一、超标准购买公务车辆、豪华装饰办公场所，或者在企业发生亏损期间，购买、更换公务车辆、装修办公室、添置高档办公用品。

二、超标准报销差旅费、车辆交通费、通信费、出国考察费和业务招待费。

三、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购置住宅、住宅装修、物业管理等生活费用，或者挪用企业的材料物资，修建和装修个人住宅。

四、违反规定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或者用公款支付非因公的消费娱乐活动费及礼品费。

五、违反规定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负担的各种名义的培训费、书刊费等。

六、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或者支付相关费用。

七、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个人变相支付各种理疗保健、运动健身和会所、俱乐部等费用。

八、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亲属、子女支付各项费用，或者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承担的其他费用。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内部或到下属企业以及往来单位转移职务消费支出。

十、通过虚开会议费发票及虚购物资材料、固定资产、办公用品等名义套取现金，用于职务消费支出。

十一、以各种名义对已配备公务用车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发放用车相关的补贴。

十二、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职务消费。

职务消费篇9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是企业必要公款消费的重要内容。在目前情况下，如何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消费行为的规范监督与管理，是一个迫节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进行了专题调研。通过调研，我们认为，目前国有企业虽然在管理必要公款消费特别是领导职务消费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力度不大、规范不够等问题，因此迫节需要进一步予以重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进行规范管理。

一、目前国有企业管理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几种主要模式

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虽是近年提出的新概念，但早已是企业客观存在的现象。多年来，我市一些国有企业本着既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又促进领导人员廉洁自律的精神，对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办法进行管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单项控制型。其特点是：对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企业结合实际逐一立规定矩，进行管理和控制。被调查企业中大多数采取这种办法。如通信费、交通费、业务招待费等，企业大都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开支的标准、范围等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实际运作中效果较好。如通信工具方面，大多数企业参照党政机关的作法，对公费配置的移动电话一次性作价卖给原使用者，通话费实行限额报销，限额标准每月在元至元范围之内；对企业领导人员住宅电话通话费，实行规定限额，超额自负，节约归己，自行结费的办法，确定了报销标准，一般每月为元左右。据统计，加强管理后，全市国有企业每年可节约通话费近千万元。又如交通工具方面，大多数国有企业结合实际制定了有关小汽车的使用管理规定，对油耗实行公里概算发油票，维修实行定点制等。以对小汽车管理相对比较规范、比较节约的市建材工具总公司为例，公司两名主要负责人相对固定乘坐的两辆红旗小轿车，平均每辆车每年的油耗、维修费及各种规费等约为万元（含司机工资，不包括车辆的年折旧费）。在业务招待费开支方面，许多企业都确定了开支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且每年的业务招待费的使用情况，一般都要向本企业职代会报告。

第二种模式：实报实销型。其特点是：对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开支，据实报销，开支范围、标准等没有作出具体限制。部分企业采取了这一办法。如有的企业因业务需要与外界通信联系较多，对企业主要领导的移动电话通话费，没有限额控制，而是据实报销。大多数企业对领导人员的差旅费用，基本上也是开支多少，报销多少，对开支的范围、标准等没有作具体的限定。还有如过年过节，由企业领导出面，对企业协作单位、相关部门感情投资的公关费用、接待应酬费用等，基本上也是实报实销。

第三种模式：总量包干型。其特点是：对将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根据营业和净利润及历年的实际开支水平进行测算，测算后确定每年的开支总额，预算包干由个人支配，超支不补，余额结转。少数企业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如武汉中百集团，他们在年初根据本年度下达的营业额指标，按销售额的予以控制，将下属部门全年的经营消费、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进行一次性拨付，其中包括所有与经营活动有关的费用。又如武汉医药公司，对总经理的日常接待应酬费用，包括企业生存、发展所必须的正常交际费用、外出考察和公关费用等，经职代会确定为每年万元，由总经理个人支配，超支不补，节余下转。

二、国有企业管理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市国有企业在管理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方面，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办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存在的问题和漏洞仍然不少，离规范管理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主要问题是：

（一）采取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系统。尽管一些企业在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方面，对有些项目，如通信、交通、接待等，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但比较单一，不够具体、系统和全面。还有一些项目，如公关、差旅等费用，没有纳入规范管理的范畴。在有制度要求的一些项目中，有的得到监督执行，产生一定效果；有的则流于形式，未得到落实。有的企业对规范管理职务消费问题还在等待观望，没有将其列入议事日程。

（二）控制不严，漏洞较多。有的企业由于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和管理，造成某些方面的开支失控；如国企领导人员的差旅费用大都居高不下，开支缺乏有效约束。由于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生产、经营和流通环节中需要企业领导人员亲自前往、亲自参与的各种活动比较多，如果企业领导人员出差来往都乘坐飞机，到达目的地后再入住高级宾馆及其高级套房，就必然会造成差旅费支出较大。是勤俭节约还是奢侈浪费，全凭领导人员的个人素质，有的财务管理制度不严，企业领导违规使用信用卡，公私消费不分；有的开支缺乏标准，随意性大，透明度不高，职工对此意见较大。如市属某企业开发公司副董事长，在不到年的任职期间内，以职务水费名义大肆挥霍公款，其中仅以白条报销的费用，就达万元之多。

（三）违规违纪问题时有发生。有些国有企业由于制度不严、管理失控，致使少数素质不高、对自身要求不严的企业领导人员，钻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在职务消费方面搞以权谋权、侵占国家和集体资财。如：某汽车厂厂长，利用出差之机，虚报消费款额，非法侵占公款元，被司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某区泵站站长，在离任地前不到个月的时间内，报销吃喝费用万元、出租车票万元、唱卡拉费用万元，受到和撤职处分。市机电控股集团下属单位仪表电器厂，本是一定亏困企业，新厂长上任不到个月，仅某经手在餐馆请客一项，就达多元，经查其中有多元不属于因公消费，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后要求其作了个人退赔处理。

由于对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管理和监督不规范，造成的危害是严重的：

第一，增加了企业成本。企业发生的与企业领导人员职务相关的一些非生产经营费用，一般都记入企业管理费中，一些国有企业对这方面的开支控制不严，增加了生产经营成本，给企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引发干群间矛盾。特别是一些效益不太好的企业，在职工连工资都不能足额发放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领导人员不能与职工同甘共苦，注意勤俭节约，严格要求自己，而是搞铺张浪费，甚至，必然会引起广大职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较严重的干群矛盾，危及企业和社会稳定。今年五·一前夕，一企业职工举报：该单位领导把变卖设备准备用于给职工发工资的钱，拿到一渡假村潇洒，职工欲上街游行。市纪委、市监察局接到举报后，及时组织人员进行了调查处理，才使事态得到平息。

第三，毁掉了一批干部。从近年来我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企业人员违法违纪案件看，职务消费方面的问题占有相关比例。如我市一大型涉外企业老总，就是因为在出国进行贸易洽谈时，把在国外的职务消费开支，拿回国内重复报销，而受到严肃查处的。⒏两年时间内，全市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挥霍浪费公款和非法占有公款的案件有起，其中涉及主要领导干部人，他们都他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和法纪处理。

三、对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问题的思考

（一）必须正确分析职务消费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断提高规范管理的针对性

目前，国有企业在管理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方面，出现不规范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正确分析这些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对切实有效地规范职务消费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调查情况看，职务消费管理不规范的原因，概括起来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视程度不够。有的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本身对规范职务消费问题，未引起足够重视，对其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尚未纳入议事日程加以研究和解决。有的国企领导人员片面理解《企业法》，把《企业法》赋予企业的权利，等同于自己的权力，对迎来送往等职务消费项目，随意性大，透明度不高，极个别自身素质不高的国企领导人员，甚至把企业的资产，当成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的私人银行。有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对待规范职务消费，思想上有抵触情绪，不愿规范，怕规范后会捆绑住自己的手脚。还有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员认为，规不规范职务消费无所谓，每年的职务消费还是那么多，一旦规范下来，增加了透明度，有些事就不好办了，因而顾虑重重。

二是机制不健全。企业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对领导人员的监督管理还跟不上形势要求。制度不健全、管理监督滞后的现象，在一些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涉及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开支与消费的管理上，许多企业仍然沿袭过去的老办法，实行大锅饭，用多少报多少，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有的企业对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哪些可以开支，哪些不能开支，没有明确的界定；有的是开支标准不确定，完全靠领导人员个人掌握，随意性大；有的企业对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范围、标准等，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批，而是少数人说了算；有的没有明确具体部门来规范、管理、操作和监督，从而导致领导职务消费行为的失控。

三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负面影响。有些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说：为了企业生存，很多职务消费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些开支是完全可以节约的。特别是在一些竞争中，由于要与一些民营、私营企业抢市场、抢份额，逼迫一些国有企业不得不采取与民营、私营企业相同的手段，进行所谓感情投资和投入，打球，明知违规，还不得不违心去做。

（二）必须切实解决对职务消费的思想认识问题，不断提高规范管理的主动性

加大对职务消费行为的规范管理力度，最重要提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要使国有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负责人以下几个方面，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一是深刻认识规范职务消费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加快企业改革和发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而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是健全企业内部监督制约的重要方面。加强对职务消费行为的管理、监督和制约，增加透明度，能够防止和避免奢侈浪费等现象的发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企业效益。

二是深刻认识规范职务消费是加强国有企业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国有企业的职工是企业的主人，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把国企领导人员的职务消费，置于企业职工的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之中，坚持厂务公开，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具体体现和客观要求。

三是深刻认识规范职务消费是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国企领导人员也是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内各项规章制度，勤俭办企业。企业领导人员在进行与其职务有关的消费时，更应该克己奉公，廉洁自律，没有任何理由铺张浪费，损害国家和企业的利益。规范职务消费，有利于规范国企领导人员的行为，有利于促进国企领导人员依法依规办事和廉洁自律，有利于保护国企领导干部，使他们少犯或不犯错误，因此，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不是要不要规范的问题，而是必须尽快加以规范。

（三）必须进一步明确职务消费的原则、标准和模式，不断提高规范管理的科学性

一是要明确职务消费的基本涵义和规范职务消费必须遵循的原则。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首先应付职务消费的涵义和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认为，所谓国企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是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在履行职务时所必需的消费与开支项目的总称。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就是对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的范围、标准、程序等，用制度的形式作出规定，并严格监督执行。规范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必须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来进行，且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因公必需的原则；二是量力而行的原则；三是勤俭节约的原则；四是公开透明的原则。

二是要明确职务消费的内容、标准和对象。企业领导人员哪些开支属于职务消费，应包含哪些项目，标准如何确定，这是规范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我们认为，要按照循序渐进、逐步规范的办法来解决。对有条件的项目先规范，条件尚不成熟的后规范。目前条件下，首先对国企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以下四项内容进行规范：（）通信工具费用；（）交通工具费用；（）差旅费用；（）有关接待应酬费用。职务消费的对象，应包括企业领导层的每一个成员。未进行公司制改造的企业，应为企业领导班子每一个成员；已进行公司制改造的企业，应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每一个成员。规范的重点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即厂长、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消费的标准，应由企业依据有关政策规定，根据企业的业务需要和效益状况，结合自身实际来确定。职务消费的内容、标准、对象确定后，必须提交职代会或董事会、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后，才能付诸实施。

三是要明确职务消费的模式。目前企业管理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三种模式中，据实报销型存在的漏洞较多，应予摒弃。我们认为，其它两种模式，即单项控制型、总量包干型，企业可以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加以选择，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所谓单项控制型模式，是指对确定的职务消费的项目，逐项建立规章制度，明确开支的范围、标准、审批程序、监督措施等内容，使领导人员的消费行为做到有章可循，并逐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此模式比较符合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现实状况，且许多企业在这方面有了一些成功的作法和经验。所谓总量包干型模式，是指对确定的消费项目，根据历年来的开支水平状况，测算出年平均消费或开支总量，据此包干给领导人员掌握，实行总量包干、超支不补、余额下转的办法。为了防止总量包干后，领导人员超标准、超范围以及将应由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范围内的开支，转移到下属单位开支等违规问题的发生，领导人员消费的凭据要留存并交财务部门核销，定期接受财务、审计部门的审核和监督。

（四）必须加强对职务消费的监督管理，不断提高规范管理的实效性

一是把职务消费纳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范畴。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和重要内容之一。因此，要结合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改制，把规范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同建立和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试行年薪制等相结合，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实践。通过改革，将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置于严格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阳光操作。

职务消费篇10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取消业务招待费可以防止腐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因而国家应该明令取消。文章还就取消业务招待费后如何规范职务消费提出了建议：一是突破业务招待费消费主体思想认识障碍，二是实行职务消费货币化，三是科学核定职务消费标准，四是建立现代财政预算约束制度，五是从上到下形成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大环境。 所谓业务招待费，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活动需要合理开支的接待费用，包括在接待地发生的交通费、用餐费和住宿费。这是国家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文件中下的定义，也是从各行政事业单位帐目中反映出来的表象。 然而，社会对业务招待费诟病甚多，一方面是有的单位穷到没有办公经费，干部却可以“挤”出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大吃大喝；而另一方面，纪委出台了这么多规章制度，吃喝之风却没有丝毫收敛。笔者认为，不如国家明令取消业务招待费，实行阳光下的职务消费货币化。 一、取消业务招待费的好处 1、可以有效的防止腐败。 “招待费，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这句俗话一语道出业务招待费中的暧昧。在一个单位，招待谁、怎么招待，往往都是单位领导说了算，他说招待谁就招待谁，他说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高档烟、酒和礼品等一些费用都可以打入招待费。它的隐性化、不透明、不规范带来了治理难题，而且与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也为反腐败形成了很大的监督阻力。 比如说，位于阜阳市近郊的阎寨居民组，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建，他们的土地逐渐被征用，可数额不小的征地款却一直没有分到居民手中，而居民组兴建的农贸市场，收入颇丰，居民们更是分文未得。为了解开这一迷团，他们组织查账发现：1991年至1999年，阎寨居民组共收入378万余元，而至1999年7月的结余不足3万元，多数以招待费的名义开支掉了，相当一部分是只记录开支的白条或自制发票。 业务招待费不仅是腐败分子中饱私囊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还是腐败分子的“遮羞布”。在最近查处的原枣阳市市委书记曾宪荣受贿案件中发现，在向曾宪荣行贿的公务人员中，大部分是枣阳市市直机关负责人、乡镇负责人，行贿的开销，则多巧立名目，以招待费等名义在单位账上报销。在四川省盐亭县供销社原主任、党委书记江大志，县棉麻公司前后三任总经理赵培修、蒋国勇、邓勇，建筑老板钟洪亮等多人贪污、贿赂一案中也发现了类似问题，行贿者邓勇也把给江大志等人送礼、行贿的开销全部以会务费、招待费、差旅费的名义进了公司的账。 2、可以有效的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业务招待费是职务消费的一个内容，是一个模糊的“灰箱”，它包括处在某一个特定职务上的公务人员在履行公务时必须的消费；也包括履行公务需要，但不需要那么多或那么奢侈的过度消费；还有那些不是履行公务需要，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或假借履行公务用于满足个人需要的个人消费。假公济私的个人消费和过度的职务消费尤其是故意的奢侈浪费是造成国家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国家资产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上至国家机关下到大小事业单位和农村，在年度财务预决算中，都名正言顺的列有“招待费”一项，多则上百万，少则几万、几千元，且呈逐年上升之势，有的还对到下面来的各级干部的招待费用标准、陪餐人数做了具体规定。时间一长，人人都这样，吃喝不交钱也就成为正常了。俗话说：“一桌酒饭一头牛，一部小车一栋楼”。据报载，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而1999年全国的教育经费总额也只有3349.04亿元，真是触目惊心。从各地查处的公款吃喝案即可略见一斑。2003年11月底，山东临沂市临沭县纪委通过整治发现，临沭县干部公款吃喝现象明显减少，招待费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00万元左右。也在这一年，石家庄市纪委通过整顿，共控制公务接待1204次，压缩招待费1060万元。杭州市拱墅区纪委经过调查发现：1997年，全区38个单位的招待费竟占到了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1％、教育事业费的63％和城市维护费的114％。“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当然有些单位的“招待费”也不完全用在“公务招待”上，“招待费”的支出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俗话说，“白条收据假发票，吃喝嫖赌全报销”，有的单位将跑项目送的现金，以“招待费”的单据报账；有的吃少报多，虚支冒领，贪污公款。就这样，大量的集体和国有资产在“招待费”的掩护下流失了。 另外，因为招待而浪费的时间和精力就不用说了。正如明朝廉吏海瑞在《督抚条约》中所说：“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祖宗制也。阿谀作俑，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知府之身亦当驿丞之半，殊失初制。” 3、可以有效的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是一种严重的铺张浪费和腐败行为，不仅浪费了国家大量资财，而且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它已经成为腐蚀干部、离间党群关系、败坏党和政府形象、危及党的执政地位的毒瘤和顽疾，绝不可小看。老百姓把公款吃喝叫“官吃”，吃者吃好了“口感”，却差了公仆的“口碑”，损坏了干部“形象”，结果只能是“吃倒”的饭店越来越多，干部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河北省阳原县，在全县财政紧张、办公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一些部门靠打“白条”几乎吃遍了全县上档次的饭店。因长期兑现不了现金，一些饭店只好攥着一把白条被迫关门。有一个餐馆老板拿着欠条找当地法院要账的时候，有关领导竟“理直气壮”地说：“法院没有办公经费，连公车的汽油钱都拿不出来，怎么还你账！”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下岗女工吕碧晶拿出全部积蓄，又向亲戚借了一部分钱，开设餐馆经营，没想到餐馆开业不到3年，就被县里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赊账拖欠了约47万元吃喝款。今年4月底，吕碧晶关闭了餐馆，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讨债上。但到目前为止，她却只要回了8000多元钱。

二、取消业务招待费的对策 1、突破业务招待费消费主体思想认识障碍。 业务招待费属于职务消费的一个范畴，与一定的职务挂钩，越高的职位，支配权利越大，因而是取消业务招待费的主要障碍。在单位，“一把手”往往拥有“特权”即财务支配权，班子成员行政支出要向主要领导或办公室报告，个别“一把手”习惯于通过控制财权、职务消费权来管理干部。如果实行货币化到人，每个人都有了自主支配消费的权利，有些“一把手”便有大权旁落的感觉，怕失去了这个杠杆，管不住人。因此，不少单位“一把手”借口改革太难，易引起人心不稳定、影响干部工作积极性而抵制改革，或轻描淡写地改一改，换汤不换药。因此要从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入手，突破业务招待费消费主体的思想障碍，为阳光下的职务消费货币化扫清障碍。 2、实行职务消费货币化。 国际上许多企事业单位的通行做法是把职务消费计入薪酬，给有消费需求的岗位设立一定资金额度，打入工资，无论盈余还是不足，全由支配者自己调整。譬如德国政府给施罗德配备了高级防弹轿车，但他私事外出不用，因为要付钱；给他造了豪华别墅，可他不住，另租面积小、设施差一点的房子，因为别墅的昂贵租金得由他自己从薪酬中支出。职务消费薪酬化不仅保证了专款的有效性，过度、过滥消费的漏洞也可真正封堵。 3、科学核定职务消费标准。 职务消费标准核定难是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目前，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做法是以前3年职务消费平均额为基数，剔出职务消费的水分之后再行对比，核定补贴基数，下降一定比例，作为本单位干部职务消费的总量，然后再分公共职务消费和个人职务消费两部分。 同时，职务消费标准的核定还需要考虑地区之间、单位之间、同级别干部之间的平衡。经济较发达地区领导干部的业务量比经济基础相对差的地方业务量多得多，职务消费标准也有较大差距，沿海地区一个乡镇长的职务消费量甚至远高于老少边区一个县市长的职务消费量。同一级别的干部因分管的工作不同也影响到消费的数额。 4、建立现代财政预算约束制度。 职务消费的核心是财政制度问题，一方面，“无财难以行政”，财政是行政的经济基础，没有钱，没有财力支持，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职务消费是必须的，是行政运行的成本。另一方面，“无政难以制财”。行政活动是公务人员用别人（纳税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成本和效用都是外在的，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予以控制，才能保证财政资源的运用不偏离公众利益，否则必然产生浪费和腐败。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职务消费的腐败是权力的腐败，其根本在于政府官员花钱没有规矩，是支配财力的公共权力“私有化”的结果。 职务消费要靠预算控制。职务消费的规矩就是政府预算或财政预算。预算的本质是法律，预算是年度立法。政府提交给立法机构的预算一旦被批准，就成为立法机构对政府的授权或政府对立法机构的责任状，政府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花钱必须严格依据预算，没有预算，一分钱也不能花。作为预算执行结果的决算必须接受审计，并向全社会报告审计结果。因此，预算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必须接受立法机构与公众的监督。 5、从上到下形成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大环境。 目前在全国，仅有少数地方作了一些探索，还没有形成大范围推广的声势，因此进行改革的地方和单位难免瞻前顾后，改革难以突破。一些主要领导怕大环境不具备，孤军深入，难有作为，不敢跨出大步，只是等待观望，随大流。还有的担心“谁先搞，谁吃亏”，可能产生不公平竞争。 实际上，治理这股歪风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想、所盼，也是多数干部所想、所盼。事实上，多数地方和单位不情愿、也掏不起这类“招待费”，之所以也跟着这股歪风跑，多数是出于一种说不出的“无奈”，是迫于一种社会“氛围”的压力，是一种自身无能为力解脱的“苦恼”。自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只要上面拿出治本之策，比方说取消业务招待费，实行阳光下的职务消费货币化，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会双手赞成的，因为它符合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只要公款吃喝这股歪风能够基本刹住，我们的党风和民风，我们的社会风气，才会有大的改观。 参考资料： 1、新华网《权力的“利润”有多大?----市委书记的受贿轨迹》 2、朱贵玉《“取消村组招待费”——民心所向》 3、袁志国、俞俭《强化财政预算为职务消费立规矩》 4、袁志国、俞俭《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要突破几大难点》 5、吴思《血酬定律》 6、2003年度《检察日报》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