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十篇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1

打破国企改革停滞困局

：国企改革向来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在改革进程中，特别是近10年来，出现了不少争议。你怎么看待之前的国企改革局面？

王江平：国企改革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来路、去向都明确，但历程相当复杂和艰巨，可谓“路就在脚下，但寸步难行”。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一直在不懈探索把国企培养成真正的市场主体。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改革方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当下，打破停滞不前的平静，是我们共同的改革追求。除了要解决真改还是假改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探索怎么改。

：贵州国企发展面临的是怎样一个历史状况？

王江平：贵州国企大多数是依托于“三线”建设发展起来的，产业结构粗放，加之地处西南，长期思想僵化、人员冗余、活力和竞争力弱，改革历史欠账较多，是“改有困难，不改困难更多”的典型。因此，改革已成为企业生存的必经之路。今天的改革较以前虽然有了一定基础，但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压力丝毫没有减轻，越往前走，人们的期待越高，遇到的困难越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也越高。

：贵州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在行动。《贵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已经向社会公布，外界对此反响热烈。你怎么评价这个“三年行动计划”对贵州改革以经济发展的意义？

王江平：实施《贵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是贵州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三年行动计划”将从深处着力，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国资监管企业全面改革，通过改革释放更多红利，充分激发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

贵州省以改革、开放、包容的姿态，启动贵州省国资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向外推介贵州省国资监管企业合资合作项目，旨在让社会各界了解、关注和参与贵州国资监管企业改革，吸引各类资本汇聚贵州、助力贵州、发展贵州，实现各方互利共赢。

由于历史原因，贵州省经济发育很缓慢，但是我们沉淀了很多优秀的国有企业，沉淀了许多优秀的可以流动的上市资产和资源，所以不管做实业还是做金融，投资者从“三年行动计划”以及相关政策、信息中，应该都能寻找到宝藏和成功的喜悦。

“三年行动计划”释放出许多改革机遇，希望企业家抓住这些机遇，充分发挥每个企业独特的优势，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活力和带动力，开辟更加美好的未来。

：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启动国企改革也是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举措，因此贵州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决策背景不难理解，也可说是水到渠成、顺势而为。

王江平：中共贵州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指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关键在市场主体是不是充分发育、是不是充满活力。国资监管企业是贵州省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资监管企业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全省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

去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多次研究贵州省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我们提出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提出了“一条底线、两个目标、三个关键”的工作思路，并制定了《贵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解决国企改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确保国企改革可行、可操作、能见实效。

创新思路推进国企改革

：在“三年行动计划”启动暨推介会上，很多人对“一条底线、两个目标、三个关键”这个思路很感兴趣。“一条底线”是指“坚守保护职工权益的底线”，以此作为国企改革的底线，其依据何在？

王江平：国企改革过程中，职工权益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职工权益的保护是我们必须要坚守的底线，把职工权益研究透、保护好，国企改革的方案才有可能落地、推行。

以前提到国企改革需坚守的底线，大家的第一反应，通常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从实际推进和操作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有较为完善的监督体系，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有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贵州省计划3年完成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时间紧、任务重，涉及职工人数多、历史遗留问题多、改革成本筹集难等复杂问题。如果不坚守这一底线，改革将只能停留在口号上、文件中，甚至会产生新的“包袱”，引发“旧病”。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围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想办法、出思路、定政策，确保国企改革又快又稳进行。

：“两个目标”是指“增强企业活力、提升企业带动力”，有的放矢推进国企改革，确保贵州省国企改革的方向。请谈谈这“两个目标”的具体内涵。

王江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要增强国企的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对贵州省来讲，由于省属国有企业更多属于消费品领域，所以贵州国企最迫切需要的是活力和带动力，要通过改革提升国有企业活力；另外，由于贵州省经济总量比较小，特别是我们市场主体总量小、结构单一，贵州现在有136万户市场主体，其中80.6%是工商个体户，也就是不到20%的市场主体是企业，这说明市场主体的结构是单一的。通过国企改革，把国有企业拥有的一些资源、一些配套变成市场主体，挖掘市场机会，带动更多市场主体的发育，从而带动贵州经济总量的提升。

现在，贵州省启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对各类资本全面开放，对竞争性国企，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限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增量补充资本，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探索员工持股制度，希望以此全面提升国企的活力和带动力。

：“改革成本筹集、职工分流安置和社会职能移交”是需要抓住的“三个关键”。贵州省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如何解决这三个关键问题？

王江平：国企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点多、面广，改革成本筹集、职工分流安置和社会职能移交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有改革改制的支持政策，已不能满足现有改革成本支付的需要。抓住“三个关键”，创新思路推进国企改革，就显得十分必要。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有企业基本已经和市场融在一起了，现在来看，国有企业改革的这三个关键问题，随着时间推移、时代变化，也产生了一些不确定性因素，迫切需要对这三个问题有很好的研究与回答。

在贵州“三年行动计划”中，对三个问题作了很好的回应。我们省属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的筹集渠道，可以是建立改革、改制平台，开发和利用金融工具，放大现有改革、改制资金规模和政策功能。解决成本筹集问题，也能强化、保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底线的能力。

职工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国有资本如果退出，不能完全把职工推到社会上去，要让职工有选择，要让职工的权益有保障。我们的思路是，围绕劳动关系接续和职工合法权益保障，探索建立竞争性职工利益保护机制，供分流职工选择安置路径，统筹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和本轮改革的职工分流安置。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2

关键词：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同一性；关联性：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05-06

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是党的领导人首次系统阐述建国以来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性。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在时间上已经超过第一个时期，改革开放催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已经成型，在这样一个历史起点上反思两个历史时期的关联性，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历史认识。

一、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

理解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需要首先确立观察两个时期历史关系的方法论。我们总的观点是，观察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需要运用大历史视野。一是纵向大视野，“历史转型的整体历程往往展现了其漫长的历史连续性”，要从历史连续性中把握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二是横向大视角，即摆脱单纯从党的历史出发的偏狭视野。跳出党史的视野，将党的历史放到中华民族复兴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史的宏观视野中观察。从上述两个角度观察，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同一性和关联性。

首先，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两个阶段党的历史主题都是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复兴中华民族，是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时期的一贯追求。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实现现代化，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对等领导人提出的现代化设计加以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用10年时间，即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即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即到21世纪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21世纪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实践上看，党在两个历史时期都致力于推进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工程，取得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一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是实现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1953-197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是维护了国家和安全，挫败了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提升了国际地位，特别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力量，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四是发展了具有高度普惠性的教育与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以及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发展中国家中的最高水平，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改革开放30多年，更是给中国带来广泛深刻的巨大变革，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生机活力得到空前释放，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国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目标。

其次，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两个阶段贯穿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但植根于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探索和形成了诸多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早在1956年4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就明确提出中国要“以苏为鉴”，走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1958年6月17日，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所作的批示中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和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多中国特色：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有特点，如对资本家的改造采取赎买而不是剥夺的手段。二是计划经济体制有特点，中国的计划经济即使在最高点，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而苏联高达5500种。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1958年开展了地方分权改革，赋予地方一定的机动权限和灵活性。三是工农关系不同，正如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低。”四是政治生活局面不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

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共同探索形成的，第一个时期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源头，正是对这个基础的坚持和改革，才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是贯穿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主线。

第三，在中国现代化史上，探索现代化中国模式是两个阶段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须探索自身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这也是贯穿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目标。20世纪以来，被动卷入世界体系的中国先后面临三次历史旋涡：一是以资本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即欧洲模式作为榜样，另一方面。老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又不允许这些国家接近和采用欧洲模式。前者构成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而后者构成拒斥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排斥力，两种力量的复杂作用构成一个历史的旋涡。二是以社会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第一个定型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即苏联模式，另一方面，苏联模式所引申的等级分工体系也制约向往苏联模式的国家真正实行这一模式。前者构成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后者则构成排斥力，这也构成一个历史运动的旋涡。三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即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另一方面，这一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交往的规则体系和分工链条又限制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这一体系，这也构成一个旋涡运动。这三个历史旋涡首尾相连、接踵而至。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20世纪注定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世纪，而是一个在各种旋涡中痛苦挣扎的世纪。一些国家尽管摆脱了第一个旋涡，获得独立，但是或者付出民族分裂的代价，或者伴随着依附性的增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则始终没有摆脱第二个旋涡，最后以放弃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体系的裂变而告终。一些国家尽管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要么改变了社会制度，要么陷入了社会分裂，要么陷入了国家瓦解。总之，付出了失去自我的沉重代价。

中国则先后冲出这三次历史旋涡，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模式。具体来说，1919-194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摆脱了资本主义主导的殖民体系，实现了民族独立，摆脱了第一个旋涡，创造了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49-1978年，中国选择“走自己的路”，构建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发展模式，摆脱了苏联主导的分工体系，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初步的物质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摆脱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旋涡运动，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开创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综上所述，从宏观历史视角观察。两个阶段探索的主题、主线和目标是一致的，两个历史时期是同一的，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

二、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关联性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两个历史时期是内在关联的，具体来讲，改革开放前的时期不仅为改革开放时期准备了制度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成功的条件。

首先，第一个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计划经济体制蕴含着“可改革性”，这是第二个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转型成功的内在条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与原国家比，中国体制转型没有带来经济衰退和社会制度变化；与越南等后发改革国家比，中国保持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成功？国际转轨经济学界提出过多种观点，如中国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顶层和路径设计科学、经济结构和权力结构有利于采取增量式改革道路、改革采取“渐进式”和“双轨制”路径等。所有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没有切入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原国家经济体制为什么不能通过改革过渡到新体制，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通过改革逐渐过渡到新体制，即具有“可改革性”？我们的观点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是“照搬”的，而是内生的，因此包含着“可改革性”。其一，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植根于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经济体制实践，与根据地时代的经济体制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相似性，包括国民经济、地区经济与企业经济的“大而全”、“小而全”，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与分配方式，通过政治运动和精神鼓励调动人力资源的方式。其二，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植根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体制实践。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内在矛盾和内在运动趋势决定了此后的经济体制运动必然朝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因素占支配地位的方向发展。其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深厚的现实渊源，即后发落后大国工业化战略的必然选择。正如林毅夫教授指出的，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为了在资源稀缺的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其主要内容是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独立自的微观经营机制。”

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性决定了这一体制特定的逻辑结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是政府，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构建者，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政府是计划者，是整个体制的主体。既然政府成为计划主体，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以排斥非政府机制为前提，在中国，计划工作与计划体制的推进过程，就是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退出的过程。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包括三大逻辑构件。即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体系、条条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微观经济模式。这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缺一不可的逻辑整体。为了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要求，必须人为降低资源、要素成本，因此，必须建立指令性计划体系，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了将计划集中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部门，必须建立条条为主、高度集中的专业性垂直管理体制。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又必须剥夺企业的自身经济利益和自，实行工业的国有化和农村的化，形成与宏观经济管理相适应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内生性和逻辑结构决定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因为，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而是和政治体制、国家体制、社会体制“胶着”在一起的。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政府是这一体制的构建者，政府是整个体制的主体，一旦中央政府决定改革，就可以按照设计不断推进，通过渐进式改革不断解体这一严密的系统结构。与此相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和归属则是各个部门，而不是统一的中央政府，由于既定部门利益的阻扰，加上协调困难，改革只能以“推倒重来”的“大爆炸”方式进行。

其次，第一个时期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松散的，决定了第二个时期拥有通过增量式改革方式和渐进式改革道路取得成功的空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什么可以采取增量式改革方式，采取渐进式改革道路？其深层原因也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一是前国家计划体制在行政管理方面采取“条条”即部门管理体制，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呈现出“条块”并存特征，这种特征有利于控制改革所产生的风险影响的范围，因而成为改革得以启动的关键。因为，在既定政治格局下推行改革，具有不确定性，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一般都要在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先行试点，取得成效，积累经验，再行推广。“条块”并存特征有利于将改革风险都控制在特定区域或行业，经验和收益则可以推广到全国，农村联产承包、国有企业承包制等改革都是这样推进的。二是多元并存的财政体制蕴藏着地方加快发展和改革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后，财政体制始终没有固定下来，虽经历了多次变革，但主要局限于中央政府主导下不同级次政府放权与收权的调整。1950年，实行“统收统支”全能财政体制，到1951-1957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财政体制：1958年。实行大幅度放权，下放中央企业管理权，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财政体制；1959-1960年，实行适当收权的“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1961-1967年，实行扩大地方固定收入的“总额分成、一年一变”体制；1968-1970年，实行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少部分地区仍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财政体制；1971-1973年，再次下放财权特别是下放中央企业管理权，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财政体制；1974-1975年，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财政体制：1976-1979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财政体制，部分地区试行“收支挂钩、增收分成”财政体制。可见，改革开放前的财政体制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在收支间建立联系，因而有利于激发地方政府加快改革、发展地方经济、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这构成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开放试点的财政体制基础。

第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包含着“反计划”因素和“准市场”因素，这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层基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会通过改革走向它的对立面，即市场经济体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包含着“反计划”因素和“准市场”因素。在具体运作层面，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理性的计划经济，而是松散的计划经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追求理性和精密计算。在理论上，苏联开发了比较系统的计划方法，包括投入产出方法、数理计划方法等。在计划实践上，苏联的经济计划非常严谨，一旦制定和通过法定途径确定，就难以改变，乃至于僵硬。但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则呈现出明显的“人治”特征，以至于有时候呈现出无政府的、无计划的特征，因此，在实践上往往否定计划性。例如“”目标的确定，是对此前“二五”计划目标的，“”时期年度经济指标的确定实际上是根据党的少数领导人的个人意志确定的，而不是计划的产物。“”时期否定一切规章制度，打破一切计划工作框架，实际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期间，1967年、1968年两年甚至没有制定年度计划，这种松散的计划为向市场经济转变留下了空间。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上，如前所述，中国的计划经济是“条块”并存的。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强调部门管理，即“条条”管理，而中国的计划经济具有更为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在地方层次追求构建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体系，因此。更多地强调“块块”管理。从1958年开始，中国开始逐渐向地方分权。1971年全国开始实行以“包干”为基本原则的财政体制和物资分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自主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初期地方采取灵活经济政策包括引进外资和引入市场机制奠定了体制基础。在计划经济的环节上。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是“铁板一块”，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农村集体经济尽管被纳入了计划经济，但是，毕竟只是“准国有经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也保留了生产队的部分经营自，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改革最容易发生的环节。在经济构成上，由于上述“中国特色”的存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着“准市场”因素，即计划调节以外的经济活动形式，包括市场活动及介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亚市场行为和活动。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下的“小自由”，包括自留地、家庭副业和以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农产品和城市产品收购的非计划部分。社队企业等；在城市，表现为城镇个体经济，大量的城市集体企业、小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层面，还存在由于秩序混乱而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物资串换、地下经济等。中国在建立计划经济达到鼎盛时期时，其公有制成分也没有达到100%。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地下经济”。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等持续的政治运动，地下经济以隐蔽的形式存在。这些民间草根的经济活动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一旦形势许可。条件具备，就会快速发展。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计划经济外经济活动不断增加的过程，即市场活动经济活动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那些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角度看的“地下经济”、“黑市”的存在及活跃，实际上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蕴含的市场经济的种子。

总之，正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准市场”因素，决定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也决定了这种体制的改革必然朝着否定自身的方向，即市场经济方向发展。

第四，改革开放前形成的“”格局为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初始条件。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中国的开放快速推进，30多年间，中国已经从半封闭经济体系发展成为开放型经济体系。对外开放的引领和促进，开放与改革的互动，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快速推进的重要动力。中国对外开放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前期形成的“”格局。“”格局，即在中国范围内存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个区域，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形式。“”格局构成开放的初始条件：一是“”紧密比邻，存在显著的制度差异、体制差异，一旦排除意识形态影响，破除政策限制，就会形成巨大的体制机制和管理经验学习效应，构成开放的巨大动力。二是“”之间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为相互之间资本、技术、产业、人才流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这种效应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显著释放。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作为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成为改革的外部参照，成为开放的直接对象和平台，改革开放初期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就是以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存在为前提的。

“”格局是在改革开放前形成的。1949年，当在全国战场上节节胜利，准备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时，中央及时做出了“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的战略决策。事实证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战略决策执行的结果，初步达到了中共中央的预期。曾在1951年春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对这个战略决策进行了初步的总结，系统阐述了中央制定这个决策的战略考虑。他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据的指示，总结10年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在不改变香港现状的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也延伸至澳门，同时，通过正确处理，形成大陆与台湾“一个中国”的共识与格局，这样，改革开放前形成了“”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蕴含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意图不仅在改革开放前得到充分体现，而且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了充分实现。

第五，第一个时期为第二个时期准备的诸多发展“红利”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红利”本意是指对投资人的利润回报，引申为某方面或某发展要素对发展的支撑与贡献。支撑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市场、制度、文化、生态等，当这些要素供给充分且价格低廉时，就构成发展红利。用这个视角观察，第一个时期为第二个时期准备了多种发展“红利”，或者说，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发展“红利”。一是制度红利。改革开放前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形成巨大的稳定红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提升社会动员参与能力，形成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工程，提供了巨大的基础设施红利。二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改革开放前的人口政策固然带来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同时也为改革开放时期准备了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红利。过去30多年，中国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由1978年的57.99%上升至2000年的70.1%，再至2010年的74.5%。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61.5%的水平。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抚养比率呈逐步下降态势，由1978年的72.44%下降至2000年的42.6%以下。2010年则进一步降至34.2%。这种人口结构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提高了储蓄率，提升了人力资本，有力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三是土地红利。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农田改造等措施，耕地数量逐渐增加。改革开放时期，土地红利开始释放。一方面，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土地的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急速提高。另一方面，土地支撑城镇化、城市化的进程。2001-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只增长了30%，土地有力地支撑了城市化快速扩张。更重要的是，土地红利的释放增加了大量的土地财政。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9万亿元，同比增长70%，占财政收入比重达32.53%。土地收益变成财政收入后，又反哺于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有效促进了城市发展，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推动了国企改革和发展。

三、结论

综上所述，从大历史视野和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变迁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共同的历史主题、主线和目标，具有历史内涵的同一性，因此，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断裂：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根本性转折，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转轨是平滑的；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具有显著的路径决定与路径依赖性，没有第一个时期，就没有第二个时期。因此，不能将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更不能将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

注释：

①：《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②禹贞恩主编《发展型国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56页。

③《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37页。

④⑤⑥《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380页。

⑦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235页。

⑧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728页。

⑨赵凌云：《延安精神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企业家》1991年第1期。

⑩赵凌云：《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⑩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0页。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3

一、前三十年城市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

中国城市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总体上反映着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建国前夕,1949年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城市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

建国之初,我国的主要经济成分包括:没收官僚资本形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容许存在和发展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1949―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致力于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稳定物价与统一财经工作,医治连年战争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和创伤,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与秩序。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52年,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工业总产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长144.9%,主要工业品产量除化肥外都已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农业总产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长48.5%,主要农产品粮食、棉花、糖料、大牲畜和猪的年底头数都已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1952年,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并有结余,财政支出中用于建设支出已增加到占50%以上。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在有些方面如基本建设、工业和地区如东北地区已经逐步实行计划管理。从1953年起,实行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1953―1957年,逐步走上计划经济。“一五”期间,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到1956年年底,参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7.8%;到1957年年底,全国高级社总数达到75.3万个,入社农户共计11945万户,占农户总数96%以上。在农业合作化带动下,手工业合作化进展迅速。到1956年,手工业合作社社数达74000个,社员占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73.6%,产值占手工业总产值的86.2%。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是主要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采取赎买的办法进行。到1956年底,占私营工业总产值99.6%的企业已经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主要形式是公私合营;占私人商业资本额93.3%的商店也完成了所有制改造,其中公私合营部分占资本总额的71.5%。这样,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确立起来了。

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在当时的国内外条件下,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企求在那个时候建立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立后,一方面在一段时间内的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集中力量建设156个项目,建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并主要靠指令性计划安排产、供、销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体制,束缚了广大生产经营单位和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致使整个经济活力不强。

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经济学家也有察觉,并试图作某些改造。比如,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就试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在中共会上,陈云提出了利用市场调节作为国家计划补充的意见。1964年,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共成立了12个托拉斯,其中烟草公司和医药公司具有全行业的性质。一些经济学家也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尖锐的批评,如1956年孙冶方提出要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1957年顾准提出让价值规律自动调节企业生产和流通等。但是,总的来说,在实际工作中采取的措施都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放权、收权上兜圈子。孙冶方等经济学家的观点比较尖锐,但那时尚未成为主流观点,更难于为领导人接受,相反,在阶级斗争为纲环境下,他们反而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期间更把孙冶方作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投进监牢达七年之久。

总之,在建国头三十年,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逐步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虽在其运行中试图作一些改进,但未走出“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怪圈,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前三十年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变迁

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体制,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极其强化,政府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主角,而且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愈来愈全面直接介入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支配力量。

中国是一个大国,政府管理经济要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要处理政府同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讲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前,更多的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放权和收权,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没有多少实质性变化,所以人们常说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只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和算盘珠。

根据《论十大关系》讲话精神,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基本上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同年11月14日,一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会议原则批准了这三个规定,自1958年起施行。如《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提出:适当扩大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工作的权限。包括:调整现有企业的隶属关系,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作为地方企业。一切仍归中央各部管辖的企业,都实行以中央各部门为主的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加强地方对中央各部所属企业的领导和监督。增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在物资分配方面的权限。原来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现在下放给地方管理的企业,全部利润的20%归地方所得、80%归中央所得。在人事管理方面,增加地方的管理权限。等等。这些可以说是初步的有益的探索。可惜的是,这些设想绝大部分被1958年的“”冲毁了。

以后,在五年调整期间(1961―1965年),1964年9月,中央又决定把19个非工业部门(即农业、林业、水利、文教卫生、交通运输、商业等)属于地方管理的基本建设投资,划给一笔资金,由地方统筹安排。拨给地方的基建投资,在1964、1965两年都占预算内投资的20%以上。

“”期间,1970年,在批判所谓“条条”的情况下,又开始大规模下放中央企事业单位。至9月底,中央工交9个部已下放2237个企事业单位,占总数的73%。这次下放,把鞍钢、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等都下放了,一机部连一个直属企业都没有了。1965年,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2%,1976年,已下降到6%。商业部门也再次实行政企合一,撤销了全国和省两级公司,商业部直属企业全部下放。这次由于下放过多、过猛、过急,也带来不少问题,突出的是地方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倾向发展,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严重,造成浪费。

由上可见,建国头三十年,在政府管理经济工作中,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放权、收权上做文章,而且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处理。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61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已经提出新的不同的思路。他说:“财经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至于体制中的其他问题,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等等,在企业的职权问题解决以后,是容易解决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证明,孙冶方的上述主张是对的,可惜他的主张那时未被采纳和考虑。

三、改革开放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认农民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城市国有企业也实行扩大自试点,并逐步放开市场与价格,国民经济逐渐活跃起来,使改革一开始就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从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起,中央开始扩大改革范围并将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道:“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随后党的十二届三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出了重大决策,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1979―1992年市场取向改革探索和逐步展开阶段。

1. 在企业改革方面,主要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

1978年10月,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个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的试点,确定企业在增收基础上,可以提取一些利润留成,职工可以得到一定的奖金。允许国有企业从事国家指令性计划之外的生产,允许出口企业保留部分外汇收入自主支配。1983年开始,向政府上缴利润由利润所得税替代。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按照这一目标,国有企业改革转向实行“两权分离”,即国家的所有权与企业的经营权分离。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要推进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1987年,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达78%,大中型企业达80%。1990年,第一轮承包到期的预算内企业有3.3万多户,占承包企业总数的90%。接着又开始第二轮承包。

从扩大经营自到承包制的放权让利改革,使企业开始有一定的活力。但是,承包制也有重大缺陷,承包制“一对一”谈判强化了政企不分,只有激励没有约束,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但所有者缺位,所有权不能约束经营权。经营者滥用经营自谋取私利或小集体利益,普遍出现“内部人控制”,短期行为,以致不少企业承包一轮,国有资产流失一轮,富了和尚穷了庙,后果严重。实践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以承包制为方向,必须另找出路,实行制度创新。

2.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

改革开放后,由于认识到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允许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这也是扩大就业的重要举措。因此,从1980年开始,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截止1992年,个体经济已从1978年的14万户、从业人员15万人发展到1533.9万户、从业人员2467.6万人,注册资金600.9亿元,营业额2238.9亿元;私营经济则从零开始,也发展到13.9万户,从业人员232万人,注册资金221.2亿元,营业额113.6亿元。

3.放开市场,放开价格

改革开放后,城市经济运行的重大改革是放开市场放开价格。全国许多城市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逐步放开一些商品价格。广州市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早放开蔬菜、水果、水产品、猪肉等价格的,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放开价格之初,价格有点上涨。但不久由于供应充足很快价格就平抑下来、稳定下来,老百姓拍手称快。放开价格带来的最大变化的是取消凭票供应。广州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票证最多时达118种,随着商品价格一样一样地放开,市场供应增加,票证一个一个被取消。1982年还有48种票证,1988年只剩粮票、糖票两种。不久连这两种也取消了。

全国各个城市差不多都在几年的时间走了广州市走的放开价格的路子。1985年开始,国家放开了除国家定购的粮、棉、油、糖等少数品种外的绝大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工业消费品价格也逐步放开。1985年放开了缝纫机、收音机、手表等价格,1986年放开了自行车、电冰箱、洗衣机等七种耐用消费品价格,1988年放开了13种名烟名酒价格。在这之前,1982年9月和1983年8月先后放开了160种和350种小商品价格。1992年,随着宏观经济环境改善,政府进一步放开大批商品价格,中央政府管理的商品价格目录大大减少。其中,重工业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由原来的737种减为89种,农产品价格由原来的40种减少为10种,轻工商品由41种减少为9种。从此,中国的市场价格体制初步形成了。

中国价格改革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行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并于90年代初并为市场单轨制的实践,是渐进式市场取向改革的生动范例。中国同种工业生产资料在同一时间、地点上存在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是1984年开始出现的,1985年后遍及所有产品。据1988年统计,在重工业品出厂价格中,按国家定价销售的比重,采掘工业产品为95.1%,原材料产品为74.6%,加工工业产品为41.4%,其余为计划外价格即市场价销售部分。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在短缺经济环境下,双重经济体制特别是双重经济运行体制并存的集中表现,是双重生产体制和物资流通体制的集中表现。双轨制价格能刺激紧缺物资的增产,鼓励超计划的生产,满足计划照顾不到的非国有经济包括乡镇工业企业的原材料等的需要,有助于调剂余缺、调节流通,还有助于了解正常的比价关系等。这是实行双轨价的有利的一面。与此同时,双轨价又常常在利益驱动下影响供货合同的履行,助长投机倒卖、营私舞弊等,这是它的弊端的一面。经验表明,如果双轨价差不那么大,市场价格高出计划价格一倍以内,双轨价的积极作用可以发挥得好一些;而如果价差很大,超出一倍,其消极作用就很突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双轨价初期,价差不很大,如1985年年底、1986年初估计,价差在一倍左右,属正常范围。但此后在需求过旺推动下,市场价格往往比计划价格高出一倍多,甚至二三倍,造成市场秩序混乱,倒卖生产资料活动猖獗,要求取消双轨制价格呼声很高。1990―1991年,由于宏观经济环境改善,供求关系趋于缓和,双轨价差缩小至一倍以内甚至50%以内。党和政府抓住有利时机,对双轨价进行并轨,主要并为市场单轨价。这说明,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及其向市场单轨制过渡,是中国渐进式市场取向改革的又一成功实践。

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年初南方讲话精神鼓舞下,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从此,城市市场化改革迅速全面展开,并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即现代公司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实行“抓大放小”以及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的任务。在此指导下,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1998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为23.8万户,销售收入64685亿元,净资产50371亿元。到2002年,国有工商企业总户数降为15.9万户,但销售收入增加到85326亿元,净资产增加到66543亿元。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快步推进,其中作为国有企业主干的中央企业的子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面2002年已达30.2%。

2. 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确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非公经济得到进一步的迅速发展。到2002年,个体经济已达2377万户,从业人员4743万人,分别比1992年增加55%和92%;私营经济已达243万户,从业人员3409万人,分别比1992年增加16.5倍和13.7倍。

3.初步建立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由于工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已基本放开,市场关系迅速扩展,生产资料市场消费品市场日益发达,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也逐步建立。特别需要指出,中国市场化改革经过近20年努力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奇迹”,突出的标志是,从1997年起,中国告别了困扰全国人民几十年的短缺经济,市场一片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开始形成大家梦寐以求的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还要特别提出,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4.主要运用经济手段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初步形成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意味着国家不能再主要用行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运行,而转为主要采取经济手段、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间接管理。我国1988年和1993年治理通货膨胀,恢复宏观经济的稳定,就是主要通过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大幅度提高利率)同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如一度冻结个别必要消费品价格)实现的。1998年治理通货紧缩,则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刺激需求等逐步实现的。

5.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有经济学家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的观点。当时有一些经济学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展开过相当热烈的讨论。但不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逐步被党的文件确认。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样,新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6.着手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特别提出,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此后,据此原则,各地着手建立养老、医疗、失业和最低生活等保障制度。

第三,2002年以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纪头二十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要求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国新体制进入以完善为主题的阶段。这方面主要的进展是:

1. 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也就是要建立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体制。此后,国有资产监管逐步纳入规范轨道,国有企业出资人逐步到位。下表说明2002年以来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发展情况。

2002年以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首先是组建机构,继国务院国资委于2003年成立后,到2004年6月,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全部成立,目前地(市)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这意味着三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管机构逐步组建完成,“政企分开”和“三统一、三结合”的管理模式初步形成。与此同时,制定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与此相配套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已于2008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与此同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开始建立,中央企业2007年起区别不同行业分类上交5%和10%的利润或暂时不上交利润。

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中央企业经过重组已从2003年的196家重组为目前的136家,中央企业下属子公司改制面已从2002年的30.4%上升到70%,已有24家中央企业开展建立规范董事会试点工作。一批垄断行业开始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革。

2. 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

进入新世纪后,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到2009年6月底,全国实有私营企业692.35万户,注册资本12.81万亿元,从业人员8212万人;实有个体工商户3063.63万户,资金数额9851.3亿元,从业人员6099.6万人。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目前非公有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难、融资难、税费负担重等问题,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以促进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

3.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上市

股权分置改革对象主要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到2006年底,全国除国有金融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外,801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已有785家完成或启动股改程序,占98%,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这是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大步骤。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经过剥离不良资产、注资本金、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陆续整体上市,使中国的银行体系比较健全。这就使中国能够较好地抵御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4.社会保障体系迈出大的步伐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有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两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步推进。截至2009年6月,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24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37亿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23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4亿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0.98亿人,成为世界上参保人数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保障也有大的进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享有人数达到4291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合农民达到8.14亿人,参合率达91.5%;目前还在启动农民养老保险工作等。

四、改革开放后政府职能转换

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的职能随之相应转变,从全能型经济建设型政府逐步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的职能定位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政府依法行政。作为政府经济支柱的财政,也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要求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上述原则方针指导下,政府职能转换首先表现为从1982年起进行了六次政府机构改革。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内容是撤并机构、裁减人员,以解决干部副职过多和干部老化问题。同时,注意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对政府机构设置提出的新要求,较大幅度地撤并了经济管理部门,并将其中一些条件成熟的单位改为经济组织。这次共裁掉了39个部门,从原来100个部门缩减为61个部门。

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企求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还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这次改革,从全能型政府走了出来,增强了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为目标,仍然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继续推进政企分开。这次改革,从计划经济的政府走了出来,增强政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换,优化政府组织机构,大规模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服务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这次改革,把国务院40个组成部门,一下子拿掉11个,保留29个,把绝大多数直接管理工业的部门都撤销了。

2003年政府改革的一个特点,是按照十六大要求,实行政资分开,成立国务院国资委作为特设机构,代表中央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同时,成立国家发展与改革委,撤销原体改办。这项改革至今有不同看法,认为实际上削弱了对改革的领导。成立银监会,组建商务部,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等。

2008年政府改革的特点则是探索实行大部门体制。这次改革,主要围绕转变职能,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调整和完善行业管理机构,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如将有关交通运输(铁路除外)部门合并为交通运输部,将原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合并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成立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等。

在上述政府机构改革的同时,从2002年起,浙江、湖北、河南、广东等省开始了强县扩权改革,并多从财政入手,探索和扩大省直管县改革。

在政府转变职能的同时,与政府行为最为密切的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一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适宜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将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主要税种(如增值税)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分享税(增值税中央得75%,地方得25%)。实行分享税制以后,我国财力不断增强,全国财政收入从1993年的4348.95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1316.9亿元,年均名义增长率近20%。从1993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从22%上升到53.3%。二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财政也向公共财政转型。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大幅度提高用于改善民生的各项投入,如教育投入、环保投入、社会保障投入、节能投入、廉租房建设投入、公共医疗卫生投入、就业培训投入等。同时,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取向,进一步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同政府职能转变紧密相关的,还有投资体制改革,特别是审批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的原则是谁投资,谁受益、谁承担风险。审批制度改革则是减少审批、依法审批、透明审批。这方面改革已取得很大进展。也要看到,发展并不平衡。比如,2009年年初,河北省还暴露出办理一个房地产项目手续要一年多甚至两三年时间,盖166个公章,涉及54项收费。后经清理,河北省政府2009年初作出决定:对147项行政审批、备案办理事项,取消119项;166枚审批公章,取消139项;54个收费项目,停收、取消23项,放开由市场调节9项;审批流程缩短为18天。这说明,投资和审批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有待今后继续推进。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4

    根据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是一种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而财政则是这种制度安排的金融手段。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背景,不同发展目标,各国政府对其职责的认识和理解不同,财政活动则表现出各自不相同的特征。对于改革开放30多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学术界通常按照“市场化”程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1年,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阶段;1992-2003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以及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据此,并按照财政“公共化”推进程度,考察我国财政改革以及财政政策实践演变历程,我们将其划分成三个阶段:1978-1991年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与财政政策概念认识阶段;1992-2003年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建立与财政政策实践启动阶段;2003年-至今市场经济下财政政策运用技术日臻成阶段。

    1.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与财政政策概念认识阶段(1978-1991年)

    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由计划决定,国有企业收入全部上缴财政,生产全部按计划由财政资金安排。政府用集中行政命令的方式组织全社会生产活动,财政收支只是执行计划的具体手段,只是计划的会计。在这种背景下,基本不存在一般概念上独立的“财政”活动,当然也就更无从谈起财政政策了。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进程,财政改革必然成为了这场改革的“排头兵”,新旧体制转型的“对接口”。从“让利”入手,1978-1992年期间,我国政府相继进行了“分灶吃饭”、“利润留成”、“利改税”、“税利分流”等一系列“以让利、放权”为核心的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打破中央高度集权、财政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体制格局,引入市场经济运行新机制。在此期间,我国经历了1978-1990年三轮明显的经济周期:第一轮经济周期是1978-1981年,第二轮经济周期是1982-1986年,第三轮经济周期是1987-1990年(刘树成,2004[7]),相应的政府进行了3次大规模宏观调控。在这三轮宏观调控中,政府仍主要延用计划经济时期行政命令加计划的方式,如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规模,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对在建项目实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等。客观讲,这些方式在这一阶段对于稳定经济运行是显着有效的。

    一是因为,这三轮经济波动更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需求过快引起的,在当时政企不分的特定历史背景下,采用行政命令方式直接且见效快。这一时期财政分权化改革,使地方和企业预算外自有资金猛增,不仅调动了地方政府聚财理财、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使得国有企业的活力和效率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释放。同时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手中有钱后,在预算软约束下,从各自的经济利益出发,片面追求高速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方政府投资无度、国有企业盲目扩张的冲动,从而引发严重的经济过热问题。对此,政府凭借着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掌控权,采用计划经济时期惯用手法,行政命令式的急刹车,可谓轻车熟路、经验丰富,直接且见效快。例如1978-1981年第一轮经济周期中,1981年3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若干规定》,该年经济持续走低,并成为第1个经济周期的谷底。1982-1986年第二轮经济周期中,1986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7月国务院《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若干规定》,经济增速下降,该年成为第2个经济周期的谷底。1987-1990年第三轮经济周期中,1988年9月了《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经济开始步入收缩期。1989年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抓紧抓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通知》,经济急剧收缩。1990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90年继续搞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工作的报告》经济增速继续走低,并形成第3个经济周期的谷底。主要经济政策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大事记》整理而得。

    二是因为,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处于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民营经济只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很不成熟,市场运行机制很不健全。相应的,政府针对市场经济运行的间接宏观调控只是处于初步认识阶段。控制经济波动只能主要倚重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此外,不得不提,无论放权,还是让利,事实上都是以财政上的减收、增支为代价的,这使财政收支运行自身陷入了不平衡的困难境地。中央政府财力严重下降,连年赤字,捉襟见肘,在许多情况下维持“吃饭财政”都成为问题,又何谈调控效力(李茂生,1999[8]),这也是无法倚重经济手段调控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没有形成真正的财政政策调控实践。从一般意义的经济学逻辑上看,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利益机制影响市场主体行为,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行动,是一个基于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运行机制尚未形成,又何谈政府宏观调控的概念。尽管如此,在此期间,政府还是逐步引进了财政政策的概念和做法,如在1981-1990年整个“六五”、“七五”期间,政府一直控制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增速,见图1,除1983年以外,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全国基本建设增长速度,其周期性调整始终超前于全国基本建设增速。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抑制投资需求过快增长,稳定经济运行的政策意图还是较为明显的。同时,在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造成中央财政困难日趋严重的情况下,1981-1999年,中央政府还是累计举借内外债1008.8亿元,有保有压、保证重点地全部投入到了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生产等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建设上去,这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建立与财政政策实践启动阶段(1992-2003年)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5

今天，市政府在这里召开全市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全省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以及市委四届九次全会、市届人大七次会议精神，回顾总结去年全市发展改革工作，部署安排今年发展改革工作的主要任务。市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副市长参加会议并将作重要讲话，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抓好落实。下面，我先代表市发展改革局讲三点意见。

一、凝心聚力，攻坚破难，推动发展改革工作取得新突破

年是“十一五”的“收官”之年，全市发展改革系统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执行中央和省的重大决策部署，围绕建设全省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循环经济和人居环境示范市、富庶文明大西关的战略目标，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挑战，凝心聚力，攻坚破难，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394.27亿元，比上年增长13.8%，“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12.8%，圆满完成了“十一五”确定的目标任务。回顾年，全市发展改革工作实现了“五个新突破”：

（一）科学谋划发展工作取得新突破。年是规划编制年，全市发展改革部门围绕科学发展主题，把规划编制工作作为一项中心任务，积极推进重大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科学谋划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一是科学制定年度计划。按照“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科学安排，有效发展”的原则，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编制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提出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提交市人大会议审议后实施。二是配合做好长期规划。市发展改革局协助市经济发展研究室做好《市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的起草、修改完善及上报审批工作，使纲要得以顺利实施，成为今后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领。三是扎实推进“十二五”规划编制。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市发展改革局牵头组织召开全市“十二五”规划工作会议，制定《市“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开展专题调研活动，提出了市“十二五”规划基本思路，配合编制组起草《规划纲要》；协助市委政研室起草《市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说明；《规划纲要》形成初稿后，经过征求各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和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以及工商届、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意见，并根据市委四届九次全会通过的《中共市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行反复修改完善，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2月份，《规划纲要》（草案）提交市四届人大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我局积极配合各级部门做好粤北规划、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市重点专项规划以及“三规合一”等相关工作。

（二）经济运行监测研究取得新突破。去年，全市发展改革部门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和国家宏观政策取向，注重做好经济运行监测、重点项目跟踪和重大问题的研究，为党委、政府决策当好参谋助手。一是加强经济运行监测，提出对策建议。市发展改革局围绕国家和省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加强对全市工业经济运行、产业集群发展、农村改革发展、社会民生等热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形成每季度的《经济动态》。特别是去年对全市1-10月的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针对完成较差的指标，查找原因，科学判断全市经济发展的趋势，及时提出完成年度经济发展目标的对策和建议。二是加强重点项目跟踪，形成监管机制。对全市重点项目、新增投资项目实施定期报告制度，形成每季度的国债项目、每月的省市重点工程项目、新增中央投资建设项目进展情况的报表，及时将项目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和建议向市委、市政府报告。三是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形成调研成果。围绕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调研，抓好重大课题的研究，形成调研报告，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我市经济总量小、基础薄弱等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形成了10多篇调研文章；配合省发展改革委开展我市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建设的调研，省委书记对调研报告作出了重要批示，肯定了我市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建设的做法。

（三）推进重大项目工作取得新突破。全市发展改革部门把推进重大项目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积极谋划重大项目，落实工作责任制，强化督促检查，加强项目跟踪，破解建设难题，在项目报批、重点项目建设、重大项目储备等方面都取得新的进展。一是抓好项目审批上报。充分利用政策信息，加强上下协调沟通，创新服务方式，主动为项目建设做好服务，在项目审批上，既坚持原则，又特事特办，只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报批材料完备的，即到即批；在项目上报上，认真把好材料审查关，积极协助项目单位跑部门、送材料，即到即报，抓好跟踪落实。去年，经市局审批、核准、备案的项目有79个，总投资76.25亿元，上报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立项的8个，总投资50.83亿元，已通过批复的有5个，总投资33.72亿元。二是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重点项目台帐管理，建立项目督查报告制度，全面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妥善处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去年，全市60项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44.8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92.3%；列入省的22项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93.47亿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11.9个百分点。三是推进重大项目工作。去年，市发展改革局倾全局之力，迎难而上，重点推进发电厂C厂、华润西江发电厂首期项目、风电项目、核电项目4个项目，并取得了重大突破。发电厂C厂两台机组比原计划提前2个月正式投产；华润西江发电厂首期项目，已基本落实替代关停小机组任务，并已上报国家能源局，请求国家同意该项目开展前期工作；风电项目，省发展改革委已核准同意动工建设。核电项目，其中中广核核电站的项目建议书已上报省发展改革委，并申请上报国家；中电投核电项目已获得国家电规总院的审查意见，并已向省发展改革委上报项目建议书，争取纳入国家和省的核电发展规划。在重点推进以上4个重大项目的同时，我局主动出击，极力争取，做好项目储备，华润（罗定）水泥获得省发展改革委批准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积极推进肇云城际轨道交通项目预可研工作；配合开展全省现代产业500强项目的遴选工作，有6个项目进入了省现代产业500强项目，总投资19.1亿元。

（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取得新突破。全市发展改革部门把落实扩大内需战略作为化解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主动出击，策划和组织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社会民生工程，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等项目向国家申报，争取列入中央新增投资计划。2008年以来，国家下达给我市的新增中央投资计划项目共71宗，总投资5.15亿元。去年，我局根据国家和省扶持政策信息，继续组织项目申报，并逐项跟踪落实，努力为地方争取国家和省更多的资金扶持。去年获得国家和省补助资金共2.41亿元，其中国家补助1.48亿元，省补助9294万元。为确保扩大内需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我局加强对项目的跟踪、监测，按照规定程序规范项目建设，积极配合国家、省检查组，联合有关部门，对相关项目开展督查工作，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加快建设进度，落实项目建设资金，促进项目建设有序、安全。

（五）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取得新突破。去年，我局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增活力的思路，围绕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大力度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一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开展市本级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和调整，取消行政审批事项123项，改变行政审批管理方式事项6项。积极推进富县强镇事权改革工作，确定云安县、云城区作为市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试点县（区）。二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制定实施《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年）》和《市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近期实施方案（2009-年）》，启动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三是积极推进项目“代建制”。加快市教育园区体育中心及公共道路建设项目代建工作，完成市中专新校区及市农民工培训和技工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工程项目室外工程的招标。

去年，全市发展改革部门在服务大局、服务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出色完成了经济动员、党的建设、队伍建设和扶贫“双到”等各项任务。我们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市直有关部门和各项目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在这里，我代表全市发展改革系统对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发展改革工作的部门和项目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离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服务发展的能力还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对此，我们要认清形势，戒骄戒躁，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二、创新思路，把握机遇，力促发展改革工作实现新跨越

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发展改革工作意义重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明确了我国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全省发展改革会议提出了今年发展改革工作的主要任务。黄华华省长对全省发展改革工作提出了“六个抓”的要求，号召全省发展改革系统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再立新功。中央和省的决策部署为我们做好今年发展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市委四届九次全会通过了《中共市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十二五”时期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十二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左右，作出了建设幸福，实施“十大幸福计划”和推进“十大发展工程”的战略部署。全市发展改革系统要深刻领会中央、省和市委的会议精神，牢牢把握推动科学发展这一主题，紧紧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围绕建设幸福这个核心，突出“促进转型、改善民生、深化改革”三个重点，按照“抓规划谋发展，抓项目促增长，抓监测保运行，抓体改增活力”的总体思路，努力提高谋划发展和服务发展水平，推动发展改革工作跨越发展。年，全市发展改革工作力求实现“三个新跨越”：

（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有新跨越。发展改革部门是政府的综合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服务器和推进器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在服务大局、服务发展中更有作为。一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市委四届九次全会提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15%，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2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3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2%和11.84%。围绕上述目标，我们要突出调结构、保增长这个重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大力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打造石材、不锈钢制品、水泥、电力、硫化工五个超百亿的产业集群，培育发展基于“三网融合”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健康产业、新能源产业集群，壮大机械、纺织服装、电池新材料、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围绕打造成部级畜牧业产业化示范中心、珠三角健康食品基地和珠三角生活品质提升基地，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全面提升农村经济总量和效益，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编制和实施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培育发展“三网融合”新型业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打造禅宗文化、石艺文化、南江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业互动发展。二是推进规划纲要的实施。“十二五”规划纲要是引领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切实担负起推进规划纲要实施的职责，发挥好综合协调部门的作用，把“十二五”的目标任务分解到各部门，形成合力，推进规划纲要的顺利实施，确保实现“十二五”规划开好头、起好步的目标。三是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全市发展改革部门要围绕市委四届九次全会提出的“建设幸福”这个核心任务，加强事关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在创新思路、推动发展、服务全局中更有作为。重点围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农村改革发展、改善民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加强研究，针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形成新思路，提出好建议，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二）谋划重大项目有新跨越。发展改革部门不仅要在推进项目实施上履行职责，而且要在谋划重大项目上更有作为。一是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拉动投资、促进转型、推动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强跟踪服务，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确保动工一批、建成一批项目，为全市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今年安排市重点项目100项，计划总投资797.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09.88亿元。我们要主动做好服务，未动工的项目要积极创造条件促其尽快动工，已动工的项目要加快建设进度，促其早日建成发挥效益。二是继续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继续组织一批事关国计民生的农业水利、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城镇化建设、基础设施等项目向国家申报，积极争取国家对我市的资金扶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同时，继续做好扩大内需项目的续建，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按照“三个百分之百”的要求，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顺利完成。三是谋划一批重大项目。把谋划重大项目作为发展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倾全局之力，动员各方力量，加大攻关力度，确保重大项目谋划一个、实施一个、见效一个。加快风电项目的动工建设，确保年内发挥效益；推进华润西江电厂的立项，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沟通，争取尽快获得核准动工建设；加快核电项目向前推进，争取纳入国家和省的核电发展规划；积极开展电厂D厂、中材水泥二期、华润水泥二期、粤泷电厂二期、国电郁南风力发电厂、郁南抽水蓄能发电站等项目的前期工作；配合省开展西水南调的前期论证工作。

（三）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有新跨越。推进改革创新是发展改革部门的重要职责，我们要义不容辞地履行职责，增强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的能力，在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上有所作为。一是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协助有关部门认真总结推广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经验，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统筹城乡资源配置，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流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林权、户籍、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加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二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继续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等五项改革，确保完成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重点工作任务。三是推进富县强镇事权改革。加快制定实施市直单位下放或委托县级政府管理事项目录，进一步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着力理顺县镇权责关系。四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认真落实全市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加大行政电子监察力度，除项目外，对行政审批项目的受理、承办、批准、办结和告知等环节进行全程监督。五是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项目代建制，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规范政府投资资金管理，实行以项目带资金的管理体制，确保项目建设有序、安全。

三、增强服务，创先争优，打造发展改革队伍新形象

新的起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对发展改革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主动适应形势的变化，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打造队伍新形象，不断提高执行力、战斗力和凝聚力，争当全市建设幸福的排头兵。

一要加强学习，提高驾驭复杂形势的能力。加强学习是适应时代变化、引领时展的必然要求。突出抓好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坚持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树立终身学习的风气，创建学习型机关，在学习与实践中形成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认真学习新技术、新产业的基础知识，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家的宏观政策取向。要善于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增强战略思维，树立世界眼光，提高驾驭复杂形势的能力。

二要改进作风，提高服务发展的水平。进一步转变观念、转变职能、转变作风，树立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想大事、议大事、抓大事，为党委、政府出主意，提对策，当好党委和政府的参谋助手；加强调查研究，培养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拓展作为空间，做到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清廉，推动发展改革工作取得新成效。

三要创新机制，推动工作责任的落实。进一步完善抓落实的机制，提高执行力，把国家、省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及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落实工作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对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作，坚持一月一报制度，做到每项工作有目标进度、有效果要求、有专人负责。

四要加强协调，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主动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强业务联系，及时沟通协调，形成部门协同推进的良好格局。加强系统上下沟通，密切与国家、省发展改革委和有关部门的联系，争取上级支持；加强与基层发展改革部门的沟通，热情服务，耐心指导，大力支持，主动了解基层对全市发展改革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基层解难题办实事，也希望各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的同志一如既往地支持市发展改革局的工作，形成上下一致、相互配合的强大合力。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6

2004年1月，赣州市在市级机关、全额事业单位实行工资统发的基础上，对市本级财政基建、城建资金实行了财政直接支付，并取得了成功，积累了操作经验，打开了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同年10月，为了稳步推进我市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经市委批准同意，以市人民政府文件正式下发了《赣州市市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2005年1月率先在市财政局、市水利局等8个有代表性的市直主管部门及下属单位共33个预算单位正式进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将单位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政府性基金等全部纳入改革范围，从而拉开了赣州市市级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序幕。

从目前改革的情况看，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正在顺利、平稳、扎实地向前推进，并已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一是财政资金运转效率和使用效益明显提高。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基础上，财政资金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直接支付到商品或劳务供应者，解决了过去由于资金层层拨付到位不及时的问题，方便了单位尤其是基层预算单位的用款，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同时，通过使原来分散在各部门单位的预算结余资金全部保留在国库，大大提高了财政资金调度的能力，为降低财政筹资成本，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益创造了基础条件。二是预算执行透明度显著提高。全新的运行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预算执行管理信息的来源机制。以财政资金的每一笔支付交易为基础信息，通过电子化信息传输处理，预算执行信息的完整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大幅提高，提高了预算执行透明度，为财政部门进行预算执行管理和宏观分析调控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基础。三是预算执行监督制约明显加强。在新的财政国库管理体系下，通过电子化、网络化手段，实现了对财政支出信息的全面和明细记录，建立了相互制约的内部操作流程，基本形成了过去无法实现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四是预算单位财务管理意识和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有利于促进部门预算的合理编制，使整个财政预算编制和执行工作更加透明也更具科学性。改革实施以来，各改革单位均能认真按照用款计划申请和财政规定的资金用途使用财政资金，资金使用的计划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都相应得到了加强。同时，预算单位通过使用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在数据录入、财务处理、数据上报等方面更为快捷，便利，预算单位的支出管理也更为细致，管理水平也有新的提高。

二、改革的主要做法

（一）严格把握政策，规范推进改革

1、制定制度体系，健全支付机构。

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印发赣州市市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对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实施步骤和配套措施进行了明确部署。同时依据改革方案，制定了资金支付、会计核算、银行清算、结合资金处理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和办法，对财政内部业务操作规程进行调整、规范，建立完善了资金审核、拨付、结余管理监督制度体系。2006年，根据具体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了资金支付管理办法，简化了工作程序，加强了服务功能，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单位用款。

根据国库集中支付改革需要，市级成立了财政国库支付中心，具体办理财政直接支付业务和加强授权支付监督。国库支付中心与国库科实行合署办公，国库科科长同时兼任支付中心主任，保证了国库改革工作统一协调运转。

2、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规范资金操作。

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是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基础。改革首先从清理整顿改革单位银行账户入手，共撤销账户84个。为减少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震动，对单位现有银行账户、资金，采取了“清理规范、划断管理、逐步撤销”的办法，允许单位暂时保留一个原有账户核算自有资金，禁止从零余额账户再向原有账户划拨资金，财政性资金全部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内支付和清算，基本实现了财政资金在实际支付前不流出国库和财政专户，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财政资金大量沉淀、闲置在预算单位账户问题。

3、搭建支付平台、提高技术保障。

建立完善的网络信息系统是推进改革必需的先决条件。市级财政投入100多万元，为每个改革单位配备了计算机、打印机和网络设备，建立起了覆盖财政部门、银行、预算单位的财政国库管理信息系统。各部门都通过登陆支付系统完成业务操作，从预算指标的下达和资金申请、支付、清算全部实现网上操作，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可以利用网络手段，对每笔财政资金支出的全过程进行双向实时动态监控。

2006年，为提高财政管理自动化水平，我们以国库集中支付系统为核心，积极推进财政各业务系统的整合，建立起了涵盖指标管理、预算外资金管理、国库集中支付、工资统发、拨款、政府会计等财政核心业务功能的统一系统平台。一是将指标管理软件的可执行指标实时划转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和拨款系统中，既满足单位及时用款需要，也使国库部门实时掌握预算指标的变动情况和预算执行情况，大大方便了预算执行分析。二是工资统一发放数据直接转换成单位直接支付申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三是国库支付系统和拨款系统发生的支出每日转入政府会计系统，自动生成总预算会计账务。四是根据改革需要，在国库支付系统增加和改进了网上对账、银行账户禁转、年终结余资金自动结转、预算执行情况网上查询等操作，进一步完善了系统功能。

（二）结合我市实际，创新业务模式

1、做好会计集中核算转轨工作。我市会计集中核算改革虽然起步比较早，但实施范围不大，市级会计核算单位仅有23个，且单位人员比较少，经费数额也不大。针对这一情况，采取了整体转轨方式，取消会计集中核算，将原会计集中核算单位全部纳入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范围。对具备会计核算条件的单位，恢复会计核算职能，移交会计档案；对不具备条件的单位，由市机关事务局会计中心为其会计核算。

2、推行部门国库集中支付核算。我市有些部门下属单位比较多，但所辖单位人员少，大多安排一名办公室人员处理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不高。经过试点摸索，我市率先在全省推行部门集中支付核算，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市文化局、市机关事务局成立财政支付分中心，采取“统一开户，集中支付，分户核算”的方式，统一办理单位资金的集中支付，做好集中支付资金收支业务的核算，向各单位提供资金活动情况。此举对节约单位人力资源，降低改革成本，规范财务管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财政支付分中心与财政支付中心形成互补，减轻了改革推行阻力。

（三）强化服务意识，保证改革平稳运行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财政资金运行机制的根本变革，不仅涉及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变化，而且涉及一些部门和单位利益的调整，甚至触及和暴露一些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为此，我们在加快推进改革的同时，大力改进服务，积极提高效率，努力化解矛盾和阻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依靠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做好改革工作。

1、把强化服务放在突出位置。一是加强宣传培训。我们通过召开改革动员、制作并发放改革宣传小册、开通国库集中支付信息网等多种形式，宣传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意义和“三不变”原则（即不改变预算单位的资金使用权，不改变预算单位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权），努力消除预算单位的顾虑，进而使预算单位了解改革、支持改革。同时，我们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有针对性的培训工作，两年来举办培训班3期，并深入到所有新增改革试点单位进行上门一对一单独辅导，共培训人员200余人，使各方管理和办理支付的负责人、经办人熟悉了改革政策和系统操作技术，确保了集中支付改革在各单位、各环节顺利实施。二是加强协调沟通。根据改革进展情况，多次召开改革座谈会、协调会，主动征求银行、预算单位对国库集中支付工作的意见，当面探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共商解决问题的办法。定期组织人员深入改革单位了解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三是落实各项服务措施。开通国库集中支付信息网站，改革信息，提供网上服务。设立热线电话，进行政策和技术咨询。成立应急服务小组，随时上门服务。加强对银行服务质量考核，督促银行为预算单位提供优质服务。实行AB岗工作制度，对正常业务采用“一人为主，一人为辅”新的受理方式，避免当主办人不在岗位时，造成业务无人受理情况的发生。通过周到细致的服务，加深了预算单位对改革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了改革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了改革的良好环境。

2、不断简化业务程序，提高工作效率。针对改革初期资金拨付程序繁杂的问题，经与各银行、预算单位和业务科多次协商，不断简化业务程序。一是针对基本支出用款比较稳定、均衡的特点，基本支出用款计划由预算单位按月编报改为全年一次性分月编制，减少上报次数，同时取消主管部门和业务科审批环节，单位上报后，国库科直接审批。二是统发工资支付申请改由支付系统自动生成，减少预算单位上报和支付中心审核环节。三是在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单位用款计划和支付申请通过网上申报、审核，用款额度通过网上下达，银行、财政和预算单位三方账务实行网上核对，逐步取消纸质单据，减少了大量纸质单据的打印和单位的往返奔波。四是强化工作责任，规范工作时限，用款计划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下达，资金支付在当天完成。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7

(一)着力推进产业升级和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要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把加快结构调整作为重中之重，既要抓新兴产业培育促增量，更要抓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优存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在“加快”上下功夫，在“转变”上求实效。

一是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积极争取国家尽早批复我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和试点工作方案，分解落实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任务和责任，精心筹备全省海洋经济工作大会，推动规划和方案的落实。尽早完善并上报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组织实施海洋新兴产业规划和海岛利用保护规划。大力促进“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编制实施海洋经济发展重大建设项目计划，启动实施一批海洋经济发展重大项目。大力争取国家先行先试和保税、土地、用海等倾斜政策的支持，抓紧拟定海洋经济发展政策意见。抓紧组织沿海各市县编制海洋经济示范区规划的实施意见，落实年度工作任务和责任，形成上下联动的推进机制。

二是大力推进产业集聚区规划实施。组织实施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总体规划和14个省级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指导各市抓紧编制各产业集聚区功能分区规划，明确产业培育重点和主攻方向。推动产业集聚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点引进一批代表行业先进水平的大项目大企业。加快启动实施产业集聚区重点基础设施配套项目。认真落实产业集聚区相关支持政策，推动制定土地保障、财税支持、环境容量等具体配套政策，加快建立产业集聚区工作协调机制和考核评价办法。积极推进开发区(园区)整合提升。深入实施开发区(园区)生态化改造。

三是大力推进服务业体制政策创新和集聚示范区、重点企业培育发展。抓紧制定2011年全省服务业工作要点和服务业发展目标分解方案。研究拟定促进服务业体制政策创新的意见。编制实施服务业十大重点行业“十二五”规划和年度服务业重大项目计划，着力培育全省108家服务业重点企业，加大创建培育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工作力度，积极推进一批服务业重大项目建设。切实做好杭州、宁波两个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开展服务业集聚示范区按季统计直报和服务业重点企业监测分析工作。

四是积极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推动落实11个产业转型升级规划。牵头编制年度重大工业项目计划，大力推动一批重大工业项目实施。积极争取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专项项目和资金支持，抓紧制定全省重点产业布局规划。加快制定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协调推进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规划年度计划任务的落实，引导和推动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实施。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支持科技创新基地、重大科技项目建设。积极争取国家高技术产业专项项目和资金支持，培育建设高技术产业基地。扎实推进国家和省级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积极支持块状经济和龙头企业发展。

五是推动农业“两区”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着力推动农业十大主导产业转型升级规划实施。促进公共建设资金、重点项目安排向农业“两区”建设集中，支持新建粮食生产功能区100万亩、规划建设现代农业同区310万亩，切实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力争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930万亩，确保农业稳产增产。突出推动中小河流治理和中小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易灾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三位一体”规划和项目资金争取工作。着力推进滩涂同垦和低丘缓坡开发。

(二)大力扩大民间投资和培育消费增长点。努力优化需求结构。在稳定和拓展外需的同时，把促进民间投资、培育消费增长点作为突破口，促进需求结构优化，不断增强内生动力。

一是大力推进以基础设施为重点的重大项目建设。制定并实施年度“二三个千亿”工程为主体的重大建设项目行动计划、重点项目计划、项目前期计划、省级政府投资计划等五大计划。计划安排“三个千亿”工程投资1670亿元，推进项目155项：省重点建设投资1380亿元，建成投产76项。加快推进杭宁、杭甬、杭长客专、金温扩能改造铁路项目、杭州、宁波铁路枢纽以及嘉兴至绍兴跨江通道、萧山国际机杨二期扩建、嘉兴电厂三期、甬绍金衢成品油管道、钦寸水库、舟山大陆引水二期等一批续建工程：争取新开工建设“九线一站”铁路项目(九景衢、杭黄铁路、商合杭客专、通苏嘉城际、沪乍杭城际、湖苏沪城际、衢宁、金台、甬金铁路和杭州站)以及六横电厂、苍南电厂、甬台温高速公路复线、京杭运河“四改三”工程、台州朱溪水库等一批铁路、能源、公路、航道、水利项目。扎实做好“国批”、“省批”项目前期工作。进一步完善重大项目稽察制度和监管工作，加大投资项目的稽察力度。

二是促进民间投资更多投向实体经济。抓紧研究制订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落实的具体分工方案，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市政公用设施等领域和节能环保、海洋开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推动民企加快转型发展的机制体制，促进资本与实业的互动发展。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扩大直接融资，构筑民间资本有序流动的平台。认真清理现行有关民间投资的审批事项，简化手续，加强民间投资的管理决策、项目咨询、行业准入和审核报批等方面的综合。

三是积极做好央企对接工作。扎实做好加强我省与央企对接合作工作政策意见的贯彻落实工作。围绕建设重点发展平台、重点产业提升、重大项目建设、重点创新载体、重点骨干企业，抓紧编制实施我省与央企对接合作项目年度推进计划，抓好已签约项目的落地、实施和推进，抓紧谋划一批重大推介和洽谈项目，更加主动与重点央企开展沟通对接，争取再签约一批央企对接合作协议。积极构建上下联动、统筹协调的有效推进机制，建立健全央企对接合作项目全程跟踪和服务制度，不断巩固和扩大对接合作成果。

四是大力培育投资和消费结合点。继续促进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鼓励消费政策的实施工作。大力推进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支持完善农村物流配送中心、农资连锁经营、农村电子商务网络体系，

培育农村消费增长点。深入推进农村住房改造建设，进一步加大在农村用地、农房产权、农村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认真贯彻落实房地产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以公共租赁房、廉租房为重点，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五是努力稳定外需和加大利用外资、境外投资力度。加强对企业开展汇率风险防范和应对的培训指导，用足用好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政策。积极推进境外贸易促进平台、出口品牌培育、省级出口基地、境内外营销网络建设，努力推动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优化外商投资空间布局。积极引导企业境外投资，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市场拓展、资源开发，开展以获得市场、资源、技术、品牌为主要目的的收购兼并活动，建立重大境外投资项目跟踪服务机制。

(三)坚持不懈地推动循环经济试点省和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要扎实做好循环经济、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大力推动生态环保、节能减排等工作，努力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一是扎实推进循环经济试点省建设。全面贯彻落实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积极做好循环经济统计试点省、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杭州低碳城市试点三大国家试点工作。全面推进25个循环经济试点基地建设，支持工业、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继续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重大示范项目、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重点项目、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三类项目建设。认真组织实施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扎实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各项工作。

二是开展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组织编制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及时制定年度能源发展计划。积极加快核电发展，推进方家山、三门、龙游、苍南等核电项目的建设和前期工作。稳步提高天然气利用水平，积极发展天然气发电和集中区热电联产。加快宁波、萧山、绍兴、江山、常山气电等在建工程建设。积极引导太阳能光伏发电，加快嘉兴、舟山、宁波、台州等海上风电、以及舟山苜蓿制新能源燃料等一批项目前期工作。着力发展电力成套装备、风电装备、太阳能利用装备、核电装备及电力相关配套设备五大产业，全面提升清洁能源产业竞争力。推进我省与能源央企、新疆等能源富集地的合作，争取有更多的安全、清洁的一次能源输入我省。

三是推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整治重点工程建设。配合有关部门及时分解落实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进一步完善节能减排考核办法。强化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健全区域和总量双控制度，完善温室气体排放和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制度。严格执行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支持继续实施“节能降耗”十大工程，加快推进节能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实施，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快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管网改造和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大垃圾处理设施规划和建设力度，启动燃煤电厂脱硝工作，深化非电行业脱硫工程建设。积极支持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四)加强价格监管和市场供应，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要充分认识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做好市场保障和价格稳定工作。

一是保障重要商品市场供给。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协同有关部门落实好保障粮食、蔬菜、化肥等重要商品生产供应的政策措施；发挥生猪生产成本收益预警机制作用，促进生猪生产稳定发展；抓好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落实工作，促进农产品产运销有序衔接。

二是完善市场和价格调控。认真落实各项价格监测预警报告制度，及时准确掌握重要商品价格动态，加强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调研并提出对策建议；完善价格应急机制，妥善处置突发性市场价格异常上涨：把握好政府管理价格的调整时机、节奏和力度，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审慎出台政府调价项目；加强舆论引导，稳定社会预期。

三是加强民生价格和收费监管。进一步完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规范医疗服务收费行为。加强学前教育收费管理，继续规范学校服务性收费。加强有线数字电视、电信、保障性住房等公益价格和收费监管。协同有关部门落实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价格补贴机制，确保困难群众生活水平不因价格上涨而降低。

四是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加强对重要商品市场价格的监督检查，加大对串通涨价、恶意囤积、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价格，开展涉农、涉企、医药、教育、银行、资源性产品等价格和收费等专项检查，加大对各种乱涨价、乱收费行为的治理力度。

(五)积极推进中心镇改革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要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把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中心镇改革发展和小城市培育试点、美丽乡村建设、欠发达地区扶持为重点，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一是深化中心镇改革发展和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深入推进中心镇强镇扩权改革，推进财政和投资体制、金融制度等改革创新。实施中心镇“两百双千”工程，落实年度投资计划。督促各地出台落实扶持中心镇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全面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认真编制小城市发展建设规划，编制并实施小城市试点三年行动计划，探索建立与小城市发展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二是加大对口支援工作力度。组织实施对口援疆、、援青规划，根据年度援建项目计划，加强协调衔接、监督检查，切实完成对口援疆、、援青项目建设实物量任务，继续做好青川灾后援建后续工作。组织和引导浙江企业参与支援地区资源能源开发和经贸合作，积极探索具有浙江特色的对口支援新路子。按照国家要求全面推进经济、干部、人才、教育、科技和民生事业等全方位的对口支援工作。

三是进一步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配合有关部门全面启动对6个重点欠发达县的群众致富奔小康三年特别扶持，加快实施一批建设项目。促进山海协作，实施兴林富民工程。对欠发达地区继续在项目、资金安排等方面予以倾斜，做好景宁结对帮扶工作，加大帮扶项目、资金扶持力度。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积极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四是积极推动“美丽乡村”建设。选择若干工作基础好的县(市)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工作。整合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农房改造、中心村培育、千万农民饮用水、森林浙江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工程，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进一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

(六)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就业社会保障，不断改善民生。按照“两个提高”、“两个同

步”的要求，更加注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是继续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计划。编制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年度实施计划，统筹安排十大工程80个以上项目实施任务，力争提前完成五年总投资计划任务。继续做好绍兴县、浦江县、遂昌县三大联系点的改革试点工作。着力推进均等化体制机制创新。积极开展国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二是加快社会事业发展，编制实施“十二五”社会发展规划。深入推进县乡村医疗卫生资源统筹配置改革试点，重点加强欠发达地区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深入实施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继续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全面启动教育改革试点。组织实施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加强重点文化产业基地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加强基层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实施红色旅游二期规划，积极打造部级、省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重要红色旅游景点三级红色旅游精品。

三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建立健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各类重点工程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深化信用浙江建设，预防和化解区域信用风险。加强系统层级监督，努力化解行政争议。切实做好国民经济动员工作。

四是推动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扎实推动就业再就业的各项工作。继续推进社会保险“五费合征”，建立健全转移接续等基本政策体系。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稳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七)深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配套改革和各具特色的改革试点。推进科学发展体制机制创新。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重要载体，以更大决心、更务实作风深入推进各项改革，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

一是加快推进中国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争取国家尽早批复试点方案，制定年度实施意见和相关配套政策，力争在外贸体制机制上有创新突破，探索建立新型外贸发展方式新途径。创新市场带动、产业联动和区域合作机制，提升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战略地位。深化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立与小商品国际贸易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政策体系、服务平台、贸易方式，优化国际贸易发展环境。

二是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探索钱塘江流域水权制度改革试点。完善居民生活用电阶梯式电价制度，实施超能耗产品惩罚性电价制度。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建立完善省市两级排污权交易机构和平台，探索开展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交易。完善污水处理收费机制。

三是全面完成医改三年阶段性目标任务。着力抓好综合协调、督导评估，制订和完善医改配套政策。在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全面建立基层医务人员绩效工资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落实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政策。

四是深化审批制度改革。着力清理和依法削减前置审批事项和条件，建立新增非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核制度。完善投资项目联动审批机制，推进全省投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正式运行，推广行政审批服务全程制和网上审批制。

五是积极推进金融等领域改革。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积极推动优势企业上市。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支持14个省级产业集聚区融资。积极推动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的优质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做好我省发行企业债券的项目库建设。

同时，要加强对全省改革的总体指导和综合协调，尽快出台年度我省体制改革要点，加快“11+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开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评价试运行等工作。

(八)以中央和省委“十二五”规划《建议》为指导，切实做好“十二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高水平地编制好“十二五”规划，是当前各级发展改革部门的重要任务。

一是高质量编制“十二五”规划。抓紧编制“十二五”规划《纲要》，在规划政策导向、指标体系设置、战略任务安排等方面，都要始终贯穿科学发展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力争编制一个具有前瞻性、战略性、指导性的五年规划。抓紧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和绩效考核办法。抓紧编制“十二五”专项规划，组织开展区域规划工作，推动形成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二是加强各类规划衔接协调。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各类规划间的衔接协调，加强本地区、本部门规划与上一级层面规划和区域规划之间的衔接，特别要加强发展目标、重大项目等方面的衔接。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8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33.3万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实行股份制改革的已经占63.6%，作为国有经济代表的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数占公司制企业数的比例接近57%。由此可见，股份制尤其是混合所有制是我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方向。而目前发展混合制经济主要面临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面临的主要问题

发展混合制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一是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空间仍然较大。国有经济资源有不少仍然还布局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和产能过剩领域，企业经营效率和效益低下；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公用事业等领域的产权多元化和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滞后，国有资产沉淀较大；金融、保险、烟草、电力等国家垄断性行业领域产权单一，政策限制和体制瓶颈问题突出；改制后的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优化仍需提速，“一股”独大的局面亟待改善，需要在产权制度创新中寻求突破。

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制约因素仍然较多。当前，非公有制经济虽已超过经济总量的60%，但还存在结构（包括产业和地区）失衡、活力不强、动力不足等问题，以家庭制、家族制为主的民营企业管理体制亟待向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转轨；受政策环境的制约，还存在市场主体权益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规则不平等，不仅投资领域受限，而且民营资本参股国企资本时缺乏话语权，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民营企业投资者顾虑较多。

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建议

当前，应把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积极加快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推动产权多元化和合理化，籍此优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产权结构，推动企业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既化解国企缺活力和创新力的问题，也化解民企缺实力和创新力的问题。

完善政策法规，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产权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要以完善产权应该受到公平保护为前提，清理现行有关产权的法律与法规。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的精神，对不能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规定，要及时修改或者废止，取消对非国有产权的歧视和限制，做到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加强对各类市场主体的保护，切实同等保护法人和自然人的资产、收益等财产权以及其他合法权益，严格依法行政，打击非法占有或损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

改善发展环境，调整定位市场主体的产业领域。尽早制定和出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规定或决定，战略性布局国有经济的产业领域和范围。切实落实非公“新36条”，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建立和完善各种所有制经济“权益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和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中退出，破除“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强化国有资本向维护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产业集中，向能形成产业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的高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和产业高端集中，向大企业大集团集中。尽早向社会公布国有企业需要采取全资、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等运营方式的产业或行业。

不断深化改革，推进国资控股的混合所有制。要推进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实质性改善，国企要通过国有股减持、增资扩股、发行可转债、管理层和员工持股等方式，吸收社会资本、非公资本，允许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通过合资合作建设新项目、组建新公司，从而建立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坚持市场导向和效益优先原则，使资本的联合或融合在法制框架内自主完成，做好国有资本的去行政化，不搞行政主导的“拉郎配”。充分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不得随便干预不同性质企业间正当经营与重组行为，实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

完善产权市场，发展非公经济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平公正公开、规范有序的产权交易市场，将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等各类资产的交易纳入产权市场，并实现全国产权交易市场联网，鼓励国有等资本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交易，使产权市场成为各类市场主体有序竞争、资本流动、资产重组、扩张发展的平台。积极探索特许经营权、预期收益权、知识产权、债权等权益通过产权市场进行交易，催生更多民营企业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促进社会上分散、沉淀的资金资本化、资本市场化和资产证券化。

规范企业管理，引导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大企业。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吸收投资、转让股（产）权、债权转股权、经营者和职工持股等方式，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健全适应现代产权制度的新型劳动关系和股权激励机制。鼓励、支持并引导混合所有制经济跨所有制、跨地域、跨行业实现强强联合、资本扩张和资产重组，组建更多的“航空母舰”型混合所有制大企业，引导混合所有制经济围绕优势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和产业高端发展，以创新驱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将建立混合所有制与企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与淘汰落后产能、消化过剩产能结合起来，与通过参股政府平台公司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从而减少政府债务结合起来。

完善资产监管，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既公既私”的双重性质，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审计程序和内容。国有资本监管机构要适应“混合产权”带来的新变化，通过监管好资本和所派出的董事等管理国有资产，规范混合所有制经济活动中以产权为纽带的资本合作、企业合作和产业合作行为。建立产权交易的自查、抽查、复查制度，每年应对国有、集体产权进场交易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建立产权交易违规违纪举报制度，制定责任追究办法，防止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资产流失，同等保护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合法权益。

（本文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链接

国企改革历程

1978-1998年： 探索并明确市场化改革方向

改革的起点是1978年，当时的国有企业只是一个指令性计划的执行者，它的生产、投资、销售、资金调拨、员工录用均按指令性计划行事。利润上交财政、亏损由财政补贴。

最初改革目的就是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调动国有企业做好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因此，国有企业的运行由完全受制于指令性计划开始转为受计划与市场的双重调节。正是由于计划与市场的并存，因此改革的取向一直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之争。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指令性计划不断被削弱，而市场的作用则不断增强。1992年，党的十四大终结了计划与市场之争，确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在这一时期，改革主要是使国有企业挣脱指令性计划束缚而逐步走向市场。

然而，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是无法进入市场的，所以，国有企业运行要实现市场化，必须实现制度创新。为此，对国有企业采取了扩大企业自、实行经济责任制、两步“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经营机制等不同形式的改革，最终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就是将国有企业改革为按公司法登记并受公司法约束的公司制企业。为实现这一转变，1994年，国务院启动了百户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到1997年，三年的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探索创新国有企业制度的同时，还实施了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即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这就是以某个大型企业为核心，将一些国有企业划归它进行管理，从而形成了由企业来管理企业的层级制法人企业联合体。1987年，国家开始组建企业集团试点，据此了《关于大型工业联营企业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暂行规定》《关于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意见》。此后，国家积极鼓励企业集团的发展，并随之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文件。因此，企业集团迅速发展，1996年，1993家国有企业集团的总资产就占到全部国有企业总资产的1/4。企业集团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一种重要企业组织形式，也是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重要方式。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在探索改革。中央层面，国有企业仍由各行业主管部门管理，它们任免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分配国家预算内投资、审批投资项目、下达部分产品生产计划等。也就是说，行业主管部门仍然拥有计划体制下的绝对大部分管理国有企业的权力。企业真正能够拥有的权力就是部分产品或某些产品部分的生产经营自。1988年，国务院曾组建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目的是行使对国有企业的资产所有权、监督管理权、投资收益权、资产处置权等职能，但受相关因素制约，它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能，而更多的是做了一些资产登记管理等工作。于是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时被撤销。

在地方，一些省（市）则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出现了上海模式、深圳模式、武汉模式等。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撤销各行业主管部门，同时将由它们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捆绑打包组建若干家国有企业集团，然后再建立一个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它来统一管理各个国有企业集团，包括任免企业领导人、批准重大投资项目、审批年度投资和经营预算等。

1998-2002年：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累积的矛盾

1998年，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务院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撤销了管理国有企业的各行业主管部门，对每个行业的国有企业捆绑打包，组建了一家或几家企业集团。至此，企业集团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对企业集团的管理则由相应的党政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如党的企业工委负责企业领导人任免，劳动人事部门负责工资和劳动管理，财政部门负责企业财务管理，计划部门负责投资审批，企业监事会负责监督管理，经贸委负责国有企业改革。

这时，指令性计划被取消，国有企业完全进入市场，但国有企业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是竞争能力不强且负担沉重。在双轨制下，很多国有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争取来自行业主管部门的投资项目、国家的政策支持上，而不是关注如何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而很多投资项目的资金则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所以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有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其负担的银行利息已远超过企业利润。同时，很多企业还拥有大量的富余人员。这两大负担，使国有企业很难参与市场竞争。二是公务员制的企业领导人身份。当时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仿效公务员进行管理，甚至他们就是公务员身份，享受着相应级别的公务员待遇。把企业干好了，不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把企业干坏了，因本身的级别待遇，利益不会受到根本损害，甚至不排除到其他岗位任职。这样的企业领导人是很难经营管理好企业的。三是多部门管理的责任缺失。多部门管理下的各司其职，导致对国有企业管理缺乏明确的责任人。结果便是，有些事情，各部门争着管，而有些事情则无人管。

由于存在着这些问题，已市场化的国有企业表现出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状况，有相当数量的企业陷入困境。对此，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问题，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以此为目标，实施了相应的改革措施。一是实施债转股。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给新成立的信达、长城、东方、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由其负责管理和处置。同时，对这些部分不良资产所在的580户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总额为4050亿元。二是实施下岗分流，让一些失去竞争能力的企业退出市场。1999年，在纺织、煤炭、有色、冶金、军工等行业批准兼并破产项目1718个，核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261亿元。为消除冗员，实施员工下岗分流，1998-2002年，2100万员工下岗。三是加快企业技术进步，推动结构优化。国家有计划分批安排880个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240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459亿元，国家给予贴息195亿元。四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推广邯钢经验，以成本、资金和质量管理为重点，努力降低采购、销售、管理等费用，提高效益。五是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加大对企业领导班子培训、考核、调整的力度，使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走向领导岗位。强化经营激励约束，试行年薪制，部分企业还搞了股权激励。

这些改革举措，基本上解决了20年国有企业改革累积的矛盾，国有企业由一个“虚弱的病人”成为一个“正常的健康人”，基本具备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条件。

2003年以来：建立市场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2003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对中央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此前，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管理国有企业的权力全部划归国资委，这改变了国有企业多部门管理时责任不清的问题。同时，20多年国有企业改革的艰辛探索，对创新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发展的体制与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因此，国有企业新的体制机制应运而生。

一是实行经营业绩考核与年薪制。2003年以前，国有企业领导人是有任期但没有考核的，薪酬比照同级别公务员。2003年以来，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实行经营业绩考核并实行年薪制。考核结果作为企业领导人是否留任或晋升的根据，并同时决定他们的薪酬。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任何一个理性的国有企业领导人都会在主观上尽全力来把企业做好。同时，国有企业领导人基本上有较高的素质和管理好企业的能力，因此，搞好国有企业就有了基本保证。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日益深化改革的进程，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迄今为止，经历了大致四个发展阶段：

一、前三个阶段的回顾

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之前。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酝酿、启动"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着重点是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发表，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全会做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的重大决策，并且提出：为了适应这一战略转变，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 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从而吹响了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声进军号。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鼓舞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一个"加速发展，拓展办学形式"的新阶段。由于这一期间高校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社会急需人才，高校渴望发掘自身潜力为社会多做贡献，但又深感现有的高教管理制 度和规章，把高校的手脚捆得"过死"。所以，有一股强烈的"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愿望和要求。其突出标志 是：197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等几位著名大学校长、书记关于《给高等学校一点 自主权》的呼吁。《人民日报》还为此加了编者按语，提出：学校应不应该有点自主权，应该有哪些自主权， 教育体制如何改革，才能更好地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希望全社会就此提出建设性意见。

这份呼吁和这条按语，在高教界引起了强烈共鸣。这场《人民日报》发起的讨论，为推动我国高教管理体制的改革，起了重要作用。在此舆论先行之下，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代表，从1979年起，率先实行了人员流动、 岗位责任制和内部工资改革。1983年6月9日，国家教育部同意上海交通大学扩大管理权限，增强学校办学活力 。由此，一个"全国学交大，以管理、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逐步铺开。与此 同时，各地还纷纷结合本地情况，由地方政府出面，开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诸如，1983年2月浙江省就高 教改革做出的5条决定；1984年6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就高教改革做出的6条决定；同年7月黑龙江省政府做出《 关于扩大全日制高校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同年12月，山东省提出高教改革6条措施等。这些决定，重点都突出 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决定所"放"之权，有不少（或基本上）过去并不是捏在省 里，而是捏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手里。所以，这种"放权"，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一层是"要回来"--把本 应属于省级的管理权限从国家要回来；二层是"放下去"--把"要回来"的权限中属于高校应有的自主权部分还给 高校。因此，这些省级"改革放权"动作，不能仅仅看作是"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而应看作两个关系的调整， 即：①中央与省两级高教主管部门之间关系的调整；②政府与高校之间关系的调整。实质上，这些地方"决定" 的做出，标志着向原有高度集中统一的高教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

第二阶段，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到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前。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 特点是："教育五大体制"的改革在"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中，全面向前推进。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5年间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实践及其成功的经验，为党中央在经济理论上取得第一个重大突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 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并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 要条件。"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表和"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不仅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对科技、教育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新的要求，1985年5月，中共 中央做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尖锐地指出我国高教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弊端，即：在教育 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 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为此，《决定》明确提出"要从根本上改革这种状况"，要认真"改革管理体制，在 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在中央《决定》的指引下，从1985年到1991年，我国高等教育围绕着"五大体制"全面展开改革的探索。其主要实践有：

1.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主要进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心城市举办的"市属高校"的兴起，突破了以往"只有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办学"的体制。至1991年，我国中心城市举办的市属高校已达到了占全国高校 总数的30%左右；二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兴起，进一步突破了单一政府办学的体制。至1991年，经省级人民政府批 准的民办高等学校已达400多所。如1988年，北京有17所民办高校，在校生达1.2万人。不用国家经费，依靠社 会力量培养人才，充分展现了民办高等教育的旺盛生命力。三是"一校两制"、"一校多制"的发展，开辟了我国 高教办学体制改革的新局面。"一校两制"有两种实践，一种是指隶属关系由单一化变成多样化，实际是"多方投 资，共同管理"。另一种是指在一所大学中，既有公办部分，又有民办部分。这种在公办大学中创办民办大学的 改革试验，已展现五条明显的优越性：第一，有利于发挥公办高校人才、物力的潜在优势，进一步解放教育生 产力，克服原来国家包办教育的体制对高等教育的束缚。第二，有利于调动社会潜力和社会办学的积极性，有 利于正确引导群众消费支出，满足更多家长期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第三，有利于将"民办"高校中精干 高效、优胜劣汰等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引入"公办"部分来，推动"公办"部分的改革；第四，以老 校为后盾，有利于保证办学质量，从而提高民办大学的社会信誉，有利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提高和发 展。第五，有利于推进一部分地方高校转为"国有民办"积累经验。

2.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进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扩大了高校办学自主权。《决定》明确赋予高校应有6个方面的自主权，即"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高等学校有权在计划外接受委 托培养和招收自费生；有权调整专业的服务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和选用教材；有权接受委托 或外单位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有权提名任免副校长和任免其他各 级干部；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和经费；有权利用自筹资金，开展国际的教育和学校交流"，等等。 由于高校自主权增大，使它们得以主动地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挖掘潜力，扩大规模，调整专业，适应需要， 促进了高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二是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使其放掉了一些本来不应管 的事，从而得以腾出精力，更有效地管好该管的事。诸如，1985年国家教委会同国家计委、劳动人事部部署的 "全国15年人才需求预测和教育规划"，为加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再如，1985 年11月13日，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开展高等工程教育评估研究和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建立我国高校评 估制度的问题。其后，1990年10月31日，国家教委14号令又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提出 建立、健全包括"合格评估"、"办学水平评估"和"选优评估"在内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评估体系和评估制度。评 估工作的开展，对全面提高高校办学管理水平和质量，起到了巨大的鞭策作用。充分体现了政府转变职能，加 强宏观管理的作用和成效。三是由于扩大了地方管理高校的权力和责任，既充分调动了省级政府管大学的积极 性，又增强了它们管大学的责任感；加大了地方对高校的投入，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的 联系。仅以1988年为例，全国就有上海（2月）、内蒙古（5月）、广东（5月）、海南（9月）、福建（10月） 、四川（12月）等省相继做出"加强高教主管部门的宏观管理职能，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以及增加地方投入，改 善办学条件"等决定。由此表明：宏观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后，由过去只有中央高教主管部门一个积极性，扩大到 省级地方政府以及办学主体--高等学校在内的各方面的积极性，这就为进一步管好高等教育，真正实现"宏观管 住，微观放活"的体制和机制，奠定了良好地基础。

3.推进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主要进展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少量"自费"试点，到"双轨并存"（即有自费、又有公费），到"收费制"基本确立，开辟了国家投资以外的一个新渠道--"家庭和个人投资的渠道"。 据统计到1992年，全国高校的学费收入大约为5亿元，约占全国高等教育事业费的4.6%。尽管这个比例还很低， 但却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制度"开始建立，其作用不仅在于增加了高等学校的经费收入，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学生刻苦学习的上进心。二是兴办校办产业，开展广泛的科技服务，在为经济建设服 务的同时，扩大了高教投资来源。自《决定》赋予高校开展创收活动和使用创收资金的自主权以来，我国绝大 多数高校都开始利用自身的智力优势，并结合教学、科研工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科技开发、技术咨询和人才 培训等服务兼创收活动，有效地发掘高校潜力，既促进了生产和社会发展，又促进了教学、科研，还增加了学 校收入，拓宽了经费来源渠道。据统计，到1992年全国高等学校创收收入已达到21.6亿元，相当于同期高教事 业费的五分之一，有力地支持了学校的发展。三是由政府给政策，开征专项用于高等教育的附加。例如北京市 等决定征收高消费品教育费附加、广告费教育费附加等。这是通过政府行为，推动高教投资改革，拓宽高教投 资渠道的新尝试。四是接受捐赠，允许私人依法办学。《决定》后，海外华侨捐资兴学以及国内企业家出 资兴办民办高校、私立学校的实例很多，而且势头日增，这也是广开高教投资渠道的一个重要方面。

4.推进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其主要进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突破单一的指令性招生计划，试行"指令性计划"和"调节性计划"相结合的新的招生计划制度，并逐步扩大"调节性计划"。这一 改革，使学校能够在保证国家计划完成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培养能力及国家规定的比例，发挥潜力，扩大招生 计划。据统计，到1991年，我国自费生已达11.34万人，占在校大学生的5.2%；委培生达20.7万人，占在校大学 生的9.48%。与此同时，针对贫困、落后地区"招不来，回不去"的问题，一些地区还相继实行了"定向招生，定 向培养，定向就业"的招生改革尝试。针对"统一考试，统一录取"所存在的问题，相继实行了录取办法、录取体 制和高考办法的改革试验。从1985年开始，国家将"统一录取"改为"学校单独录取"。这样，就由"学校招生，政 府录取"的原体制，改变为"学校录取，招办监督"的新体制。并从1985年起，由上海市率先，其后浙江等省也相 继开始试行"高中毕业会考与相应的高考改革试验"（减少高考科目），目的在于探索一种"既能保证德智体全面 发展人才的选拔，又能对中小学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起到积极导向作用"的高校招生录取方法。二是 试行"双向选择"的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依据《决定》的精神，1986年，国家教委、财政部、原劳动人事部 等有关部门联合提出《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通称"中期改革方案"），提出我国高校毕业生就 业制度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 度。该《方案》曾率先在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试行并总结了经验。1989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关 于改革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和《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同年，又有100多所高校按两个 文件精神，起步实施"一定范围内的'双向选择'的就业办法"。

5.推进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其主要进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中共中央经济、科技和教育三大体制改革的东风及其创造的外环境，促进了高校内部运行机制的转换。在80年代前半期校内管理改革的基础 上，进一步突破了高校人事上"一潭死水"，"只能进不能出，只能升不能降"以及分配上"论资排辈"、"平均主义 "、"大锅饭"等原有体制的束缚，逐步形成了"公平竞争，择优上岗，多劳多得，合理流动"的新的运行机制。二 是促进了高校办学效益和质量的全面提高，以及民主化、法治化管理的加强。由于改革，进一步调动了广大教 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不仅教育教学质量在竞争中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教学工作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据 北京市1992年统计，平均提高25%。竞争机制的形成，要求科学的考核、评价制度作为保证，因而又促进了高校 管理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

第三阶段，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目标和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标志，开辟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新时期。 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突出重点和难点"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是，在"五大体制"改革继续全面深 化的基础上，突出"管理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和难点，集中力量，明确目标，限期突破。

自"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提出后，又经过8年的改革实践，为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在经济理论上取得第二个 重大突破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到1992年初，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再也回避不了"市场经济"的时刻， 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提出"市场和计划关系"的科学论断，从根本上解决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 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要求进一步改革一切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与政策，这就要求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在《决定》的基础上要有新的突破。为此，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了《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为指针，确定了跨世纪高等教 育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战略。它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国高等教 育体制改革的主要进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深化"；二是着力于重点和难点。

1.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完善和政治、科技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新视野，确立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新目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各项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其主要表现有：第一， 在办学体制改革上，进一步打破了国家包揽办学的旧格局，加快了"建立以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政 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办学的新格局"的步伐。一个以公办高校为主，民办高校、民办公助、与境外合 作办学等多种形式的办学新格局已经形成。第二，在投资体制改革上，进一步改变了单一依靠国家拨款的状况 ，加快了"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新体制"的步伐，包括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 收取大学生的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据统计，1995年、1996年，多渠道筹 措的高等教育经费均占高教经费的四分之一强。同时，进一步改革了对高等学校的财政拨款机制，着手探索变 "按人头拨款"的办法为"教育基金制"，并针对不同层次和别类的高校，实行不同的拨款标准和拨款办法，以充 分发挥拨款手段的宏观调控作用的新机制。第三，在招生、收费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上，一是通过"两个计 划相结合"的过渡（即"国家任务计划和调节性计划"），进一步促进了新的招生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二是通过 "双轨并存"的过渡（即公费和自费）和"并轨"改革的推进，进一步确立了大学生"缴费上学制度"。据统计，从 1994年开始在46所高校中进行"并轨"试点，到1997年全国已有1000多所普通高校全部实行了并轨；三是通过"供 需见面和一定范围内双向选择"的过渡，进一步促进了毕业生"面向人才市场、自主择业新就业制度"的建立。第 四，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上，进一步推进了高校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合理定编的基础上，对教 职工实行岗位责任制和聘任制，在分配上按照工作实绩进一步拉开了差距。通过正确的政策导向、思想教育和 物质激励等相结合，进一步打破了平均主义，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校内部运行机制的转换和 办学水平、办学效益的提高。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高校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促进了高校"自我发展、自 我约束"机制的形成。

2.以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共建、划转、合并、合作办学和参与办学"为主要途径，实施改革的重点突 破。1994年，李岚清副总理亲自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明确提出，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进一步深化高教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即中央部委和地 方分别管理一部分高校），并就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思路和途径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同时确定在广东省 、上海市、机械部进行一省一市一部的高教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后又增加一个江苏省作为试点省）。1995年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到1997年末，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48个中央部委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 涉及普通高等学校400多所，成人高等学校200多所。涌现出一批好的典型，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其主要进展 表现在五个方面：

(1)共建。到1997年末，全国已经实行不同形式共建的高等学校共有100所。其中国家教委所属31所，其他部委所属高校54所，地方所属高校15所。共建形式有省（直辖市）与部、市与部、部与部等，还有一批高校已 有了共建意向。共建增强了高校为地方服务的意识，促进了高校为地方多做贡献。所有参与共建的大学，无一 例外地都围绕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和支柱产业主动调整了专业和学科体系，使学校和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融为一体。同时，也促进了高校自身办学条件的改善。据统计，近几年来，通过"共建"，全国高校共增 加经费投入约7--8亿元，增加学校土地面积1300多亩，增加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

(2)合并。部分学科互补或规模较小、科类单一、设置重复的高校进行合并的试点，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到 1997年末，全国已有159所高校合并成74所，减少了85所，使全国高校由1994年的1，080所变为1997年的1，020所 （含新批的若干所）。试点的实践表明：凡是真正进行实质性合并的高校，学科专业结构都得到了优化，办学 条件得到了改善，有限的教育资源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并效应。

(3)合作办学。多种形式的校际间合作办学试验，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到1997年末，进行各种形式合作办 学的高校已达到288所，形成162个合作办学体，总计372校次。合作办学打破了原来学校各自封闭办学、不合理 的重复、自成体系的状况，对于改善高等教育结构和学校学科氛围，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科交流与合 作，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参与办学和管理。企业、企业集团和科研单位参与学校办学和管理的试验也有了较大的进展。到1997年 末，全国已有5000多家企业和科研单位参与了217所高校的办学与管理。其主要"参与"形式有：成立校董事会、 在高校设立各种奖学金、与高校合作办二级学院、办系、办专业等。企业、企业集团和科研单位参与办学与管 理，促进了高校与社会的联系，促进了"产学研"一体化，增强了高校的办学实力和活力。

(5)划转。中央部委所属高校调整由地方政府管理的试点，也正在取得进展。到1997年末，虽然转由地方政 府管理的高校只有8所，但毕竟已经起步，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一些转由地方管理的高校在转制以后又和其他 院校合并，使学校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划转"这一体制改革形式对加强地方政府统筹高等教育，改革因"条块 分割"而导致的重复办学及严重浪费教育资源的现象提供了经验，对促进高校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参与上述五种类型管理体制改革的高校共600多校（次），涉及普通高校400多所。涉及高校总数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40%，涉及在校大学生数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总数的近50%～60%。随着这些探索、试 验的不断进展，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效果已经逐步显现。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在全国或地区范 围内进行优化的势头正在形成；有限的教育资源的配置正在日趋合理，办学效益日益提高；长期条块分割的局 面正在打破，逐步走向条块有机结合；使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迈出了重要 的步伐。

二、新阶段的展望与思考

第四阶段，以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和国家即将出台的"将高等教育管 理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结合起来的新思路"为标志，表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深入突 破"的新阶段。

党的十五大是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必将带来实践的大突破。以"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的 新突破，必将要求教育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之相适应。为此，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专门强 调了"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问题，为了认真贯 彻十五大精神和江总书记的指示，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加紧完善和加速出台《关于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 布局结构调整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的奋斗目标：

1.总目标：以共建、合并等联合办学为主要形式，淡化和改变学校单一的隶属关系，由"条块分割"转变为 "条块有机结合"，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学校投资渠道，适当调整学校服务面向，逐步建立起布局结构合理、学 科门类齐全、规模效益好、教育质量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

2.学校数量目标：到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全国高等学校数量由目前的2100多所调整到1600所左右（包括 普通高校、成人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其中普通本科院校由1000多所调整到600所左右。

3.管理体制改革目标：逐步建立起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三者职责分明；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投入；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条块有机结合的新体制。

4.布局结构调整目标：形成"三个布局结构合理"的新格局。即：一是三类覆盖面的高校（面向全国、面向大区、面向本省、本地区）结构布局合理；二是三种不同办学层次的高校（教学科研型学校、以本科教学为主 的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结构布局合理；三是三种不同类型的高校（综合性、多科性、单 科性）结构布局合理。

实现上述目标，必将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有一个大的飞跃。但能否实现这一飞跃，关键还要取决于能否做到"三个突破"--这是立足于第三阶段实践，对于新阶段、新目标的思考：

1.观念上要有一个大的突破。要立足于"科教兴国"、"科教兴省"的认识高度，进一步突破"隶属观念"的束 缚，切实加大推进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以共建为例。在以往的实践中，一些地方，只注重于要求中央部 委学校如何为地方经济服务，而不注重于自己如何拿出实际行动来支持部委院校建设。谈"服务"很积极，谈"共 建"绕着走。这里有两大思想障碍：一是把推进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与实施科教兴国、科教兴省战略对立起来，看 不到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会给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增加不可估量的促进力。二是头脑中还有"部委的"、"地方的 "等狭隘的隶属观在起作用，认为"我自己的学校钱还不够呢，哪有钱投向别人的学校去搞共建？！"这两种思想 是妨碍这些地方深化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必须认真破除，必须结合十五大精神的学习，把思想和认 识统一到十五大上来，立足于全局，立足于优先发展教育，切实加大深化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

2.规划上要有新的突破。要加强全国和省两级"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的整体规划。以往的实践表明，一些地区的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存在三种倾向：一是"随机性"，如有三所高校实际具有合作办学的一切 条件，但因其中两所不愿和另一所合作，因而就排斥该校于合作之外。二是"个案性"。如某校矛盾特别突出了 ，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上级主管部门才不得不下决心对其进行调整，否则能拖则拖。三是"割裂性"。迄 今为止的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涉及的是现有1000多所普通高等学校，而事关高教资源优化的还有1100多所 成人高校，尚未得到统一、认真的考虑，等等。由上可见，一些地区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还缺少 一个整体规划，缺少有计划、有步骤的整体推进。

为此，很有必要借全国贯彻十五大精神的良机，切实推动从省到全国的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整体规划的制定工作。针对以上"随机性"、"个案性"和"割裂性"的弊端，加强从地方到国家对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统一领导， 进一步促进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和高校结构布局调整的有机结合。通过"四个结合"，即：一是促进管理体制改革 与高校结构布局调整相结合；二是促进普通高校与成人高校结构布局调整相结合；三是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 主；四是坚持中央和地方相结合，以省为主。形成"三个结构布局合理"的格局，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有 一个大的提高"的目的。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10

(一)划入的职能

1、将原地区行署经济贸易处负责的产业政策、技术改造和投资管理、重要工业品及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等职能划入；

2、将原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职能整体并入。

(二)增加的职能

食盐、烤烟、成品油等国家重要物资的宏观管理以及成品油的网络规划、布局建设等职能。

(三)转变的职能

1、加快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将基本建设投资管理和技术改造投资管理整合为固定资产投资管理。

2、加强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的研究，综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全面性工作。加强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和重大问题协调，促进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并提出全市实施产业政策的意见。

3、取消商有关部门确定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总量和确定商业银行贷款、直接融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职能。

二、主要职责

(一)研究提出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组织编制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衔接、平衡各主要行业的行业规划；研究提出总量平衡、发展速度和结构调整的调控目标及调控政策；作好社会总需求总供给等重要经济总量的综合平衡和重大经济指标比例的协调。

(二)贯彻落实国家、省上关于西部地区开发的方针、政策，研究提出全市开发战略、发展规划、重大问题和有关政策、法规的建议。提出城镇化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措施；研究提出我市吸引人才的政策建议。

(三)依据国家和省上产业政策，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和制定全市相应的产业政策，引导和促进全市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四)研究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组织拟订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协调有关专项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提出全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改革开放促进发展的建议，指导和推进总体经济体制改革。

(五)提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规划重点项目和生产力布局；建议安排财政性建设资金；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和监督管理重点建设项目；编报、下达利用外资项目、境外资源开发类和用汇投资项目；负责全市投资体制改革工作。

(六)负责限额内政府投资项目即全部或部分使用了国家补助资金、国债资金、省级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资金以及政府承担偿还或担保责任的国外贷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审查上报、竣工验收工作。

(七)负责搞好纳入省计划的基本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概算(含概算调整)、竣工验收的审查上报审批工作；审批限额以内基本建设项目，审查申报限额以上项目。

(八)组织和管理重点项目稽察工作，督办省稽查办交办的案件。

(九)依据国家《招标投标法》和省上制定的实施办法，指导和协调全市招投标工作，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有关《招标投标法》配套规定；对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工程招投标进行监督检查。指定招标公告的媒体；组建全市跨部门、跨县(区)的综合性评标专家库。

(十)拟订和协调全市国土开发、整治、利用和保护的政策意见，编制区域经济发展、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环境保护、土地利用规划、计划，扶持国扶贫困县(区)发展经济，搞好资源开发、生产力布局，推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搬迁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搞好项目方案的审查、上报及项目建设的监督、检查验收，促进扶贫开发工作。

(十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出全市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并协调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衔接农村专项规划和政策；贯彻落实“工业强市”战略，研究并制定工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制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十二)研究分析市场事关群众生产、生活切身利益的供求状况和重要商品供求总量平衡，组织制订重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展规划、调控政策；搞好粮食宏观调控，制定粮食储备和物资储备计划；指导、监督重要物资的流通：提出现代物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

(十三)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衔接平衡，协调社会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全市科技发展的方向、重点及相应的政策措施；组织制订科技项目攻关计划和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推动科技成果商品化并转化为生产力。

(十四)搞好宏观经济预测、预警和分析研究，参与研究运用税率和价格等主要经济手段的政策建议；组织或参与地方经济法规的起草和协调实施；指导协调全市国民经济动员工作。

(十五)根据国家和省上提出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和利用国外资金的战略和方针、政策，提出我市利用外资的总规模和投向。

(十六)搞好各类项目的前期储备，推介招商项目，职责范围内的项目评估、咨询服务工作。

(十七)研究提出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意见，协调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的重大问题。

(十八)负责库区移民工作和库区经济建设项目工作。

(十九)承办省发展改革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十)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工作。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主要职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9个职能科室。

(一)人事秘书科

负责组织协调机关日常政务工作；负责会议的组织与服务；负责草拟委机关有关重要文件；负责文电处理、政务信息、档案管理、办公自动化以及督查、保密工作；负责办理全委机关工资福利、干部考核、人事调配、编制管理以及机关财务、总务保障、财产管理、车辆调度和接待等后勤服务工作；负责离退休职工管理工作；承办委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国民经济综合科

研究编制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组织制和协调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编制、分解、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年度计划，提出全市经济总量平衡、发展速度、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措施；进行宏观经济预测、预警，组织宏观经济调查，提出分析报告和对策建议；负责全市粮食宏观调控，协调粮食购销政策和储备库建设；负责全市高新技术、利用外资计划和外贸、经贸流通等计划和建设项目。

(三)固定资产投资科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上有关投资宏观调控政策，规定，积极引导投资方向；编制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度计划及重点建设项目投资和房地产开发建设投资计划；负责城市基础设施、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建设项目；汇总下达国债资金，省下达的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和省资本金基金计划，向省发展改革委汇报、争取、落实建设资金；负责全市基本建设计划和重点建设项目等管理工作。负责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资许可证管理工作。

(四)社会发展科

研究提出全市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协调拟订社会事业发展政策，负责安排和管理政府投资的社会事业项目；衔接国家和省上安排我市的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社会事业项目专项资金。

(五)工业科

研究全市工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和方针政策，收集分析工业信息，预测发展趋势，提出发展对策。提出相关产业总量指标和结构调整建议，研究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研究编制全市工业生产中、长期规划，上报下达年度工业生产计划；编报工业建设项目计划，上报、审批工业建设项目。协调有关工业发展工作。组织贯彻国家和省上产业政策，研究分析全市工业产业发展情况，组织拟订工业综合性产业政策，组织和协调我市工业专项产业政策的制定，监督产业政策的落实。负责工业技术改造投资管理、重要工业品和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编制，研究并协调重点工业基本建设及技术改造项目的布局，提出指导行业技术法规和行业标准的拟定意见。

(六)交通能源科

提出全市交通的发展和改革思路，编制交通中长期规划，衔接平衡相关行业规划，研究产业政策及改革措施，监测和分析交通发展建设状况，规划重大交通项目的布局。研究编制全市交通运输、邮电、农村能源中、长期规划，上报下达年度交通运输计划；编报交通、邮电、能源建设项目计划，农村能源建设计划；上报、审批交通能源建设项目。协调有关能源、邮电等业务工作。收集分析交通、能源、邮电信息，提出全市能源的发展和改革思路，编制能源中长期规划，衔接平衡相关行业规划，研究产业政策及改革措施，监测和分析能源发展建设状况，规划重大能源项目的布局。研究节能措施，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七)农村经济科

农经科职能：组织编制和实施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农村小康建设和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战略。衔接统筹全市农村经济发展项目及资金支撑。负责权限内项目审批、指导、协调、建设项目实施。负责农村经济信息网络建设和管理工作。

库区移民办公室职能：组织编制全市在建、新建水库电站移民搬迁、补偿、安置规划的制定和组织实施。负责已建水库电站的移民遗留问题，并扶持移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移民脱贫的组织协调服务工作。组织审查移民专项工程概算及年度计划的编制实施。参与拟建水库电站的库区淹没损失和所在地经济。环境分析、移民搬迁安置与迁建规划等前期工作。

(八)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科

依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研究提出全市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投资宏观调控政策建议；组织、协调汇总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改革情况。

(九)小城镇建设发展科

负责研究提出全市小城镇建设发展规划和政策建议等。

纪检、监察机构按有关规定设置。

四、机关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人员编制24名(含原体改办并入的5名编制)，其中行政编制20名、事业编制4名。领导职数：主任1名、副主任4名，纪检组长1名，科级干部职数14名。

非领导职务职数按有关规定另行核定。

根据“编随事走、人随编走”的规定，原体改办6名工作人员随编制划转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五、其他事项

(一)保留市以工代赈办公室(挂市以工代赈易地搬迁办公室牌子)，正县级建制，主任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导兼任。核定事业编制5名，其中副县级专职副主任1名、科级干部职数2名。

(二)保留市项目办公室，副县级建制，核定事业编制5名，其中副县级专职副主任1名、科级干部职数1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