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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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权激励；问题；管理层权力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15日

一、引言

激励理论机制与人力理论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其理论基础是指导人。同时也是与企业的人力资本共同运作，作为一种管理制度，他和与之相配的分配存在紧密联系。所以，股权激励机制是企业大力推行股权激励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同时可以行之有效地指导其实施和推广，也是其他重要理论的理论基础。

二、企业推行股权激励制度的目的

（一）有利于端正员工的工作心态，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企业员工身份的质变，而身份的质变和与自身利益的变化定会使管理层的思考方式发生改变。当企业利益与自身利益挂钩的时候，定然会促使人更加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

（二）规避员工的短期行为，维持企业战略的连贯性。企业中存在的“不安全感”是导致员工短期行为的主要原因，从而危及企业的长期利益。而股权激励机制的推行却恰好解决了这一矛盾，表达了老板与员工长期合作的共同心愿，这也是对企业战略顺利推进的一种长期保障。

（三）引进各方稀缺人才，为企业唤醒生机活力。在企业中，员工看重的不仅是与自身相关的工资利益，同时公司股权的发送不仅能使员工更加的努力工作，也会让员工为作为公司股东而自豪。股权激励机制的出现正好实现了员工们的美好愿景，而且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企业。

三、股权激励是如何起到作用的

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公司所有者和管理层之间利益和信息的不对称，这种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但是委托人追求的是公司利润最大化，人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正是因为两者的这种利益追求的不同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种基本问题，那么如何把二者的经济目的结合起来，使公司平稳健康的发展就成为了亟须解决的问题。

虽然股权激励能够切实调解委托矛盾，为企业争取更长远的利益。但是，没有一个好的计划和实施方案，一切也只是纸上谈兵。因此，委托人需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来确保股权激励能够长远平稳的发展下去。若要有确保激励机制的实施，那么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激励对象。激励对象也就是股权的受益者，一般有三种人群能够作为股权收益者，所有员工、大部分员工以及核心人员，分别对应的是企业发展的起步时期、发展中期和鼎盛时期。当然，对于股权激励也要实行严格的筛查制度，防止不利因素的传播。

（二）激励方式。通常情况下采用三种方式，分别是股权类、期权类和利益分享类，这三种方式各有利弊，也各有其适用的环境。就比如说，期权类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比较合适，其余两种适合非上市公司，在考虑采取哪种方式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的是激励机制更要考虑的是约束机制，只有激励约束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股权激励的作用。

（三）人持股比例。股权激励的总量，以及用于分配到人的比例的量的划分是需要根据企业的自身经营状况来确定的。对于人的持股比例基本上是按照职位的高低或者说是对企业的贡献程度来确定的。对于高层来说，较为适合中长期股权激励方式。

（四）股票来源。对于上市公司，其股票来源要证监所审核，股东大会审批。主要是库存股票，实质上是公司将自己发行的股票从市场上购回，不再为公司股东持有，并存入库存股票下账户，将其作为股权激励机制的来源而被需要。

（五）监督管理机制。实施股权激励项目一般都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小组或者部门来管理方案实施的日常操作，这个部门要能够公平、公正、公开的监督和实施股权激励机制，确保该机制能够长期平稳有效地进行下去。股权激励的目的是刺激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强调其投资者的身份，让企业利益与人利益挂钩，要想获得利益就要努力扩大公司利润。因此，在日常工作中一定要保证这个机制的正常运行，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优秀的人才。

四、完善股权激励制度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可能存在让国有资产流失的潜在风险。在我国的上市公司当中，股东大会形同虚设，控制力微乎其微，董事会权力集中，高层形成公司内部控制人，管理层权力膨胀，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企业内部监管部门，监事会形同虚设，难以发挥监督作用。因为董事会中的部分董事是大股东的代表，他们不仅代表大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投票，而且所代表的大股东的股权比例通常比较高，一般情况下，股权激励方案经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也就可以通过，而如果股权激励的对象中包括了董事本身，他们就可能从为自己谋福利的角度，通过提高业绩股票数量来掠夺股东的利益。这样也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若想规避以上风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作出相应的调整对策：

1、避免董事会一家独大，积极调整股东结构，让董事会发挥真正的作用。在建立了合理的股东结构制度之后，可以避免任何个人、机构法人或国家单独控制股东大会，决定有关公司的一切事项。

2、通过完善董事会的结构和功能，提高企业所有者素质和水平。坚决实行独立董事制度，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确保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更加透明。

3、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发挥董事会真正的作用，参考独立董事的做法，积极引进外部监事制度，可由外部监事和内部监事共同组成监事会，增强监事履行职能的实效性。

为了完善股权激励制度，作为国家政策监管部门的国资委和证监会，应该在政策上给予企业照顾，从而帮助企业健康发展：

1、强化国家监督，出台相关政策约束股东权力，增加权力监督机关，避免一家独大，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2、鼓励企业实行股权激励制度，在一些繁琐的手续上予以简化，同时在财政资金予以补助。

3、积极制定相关的股权激励政策，借鉴外国优秀经验，完善公司管理制度。

五、结语

由于中国忽略高层激励机制的推行和实施，导致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便宜的企业家，却拥有最昂贵的企业组织制度”。主要原因是，激励机制的匮乏形成对高层管理者的激励不到位，从而使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产生了信息和利益的不对称，没有结成利益共同体。经营者会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做出p害企业利益的事，究其原因都是企业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激励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这样不仅造成管理层薪酬普遍很低，而且还会使企业制度的建立变得困难重重。因此，就导致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便宜的企业家，却拥有最昂贵的企业组织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杨国莉.高管股权激励机制的有效性研究[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11.

[2]周绍妮.管理层股权激励与股东利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3]马永斌.公司治理之道：控制权争夺与股权激励[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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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权激励；市场强制力；组织强制力

股权激励效应存在两种假说：利益一致性假说（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Hypothesis）与堑壕效应假说（Entrenchment Hypothesis）。利益一致性假说认为，成本源于管理层不能获得企业的剩余收益，通过管理层持股使人拥有剩余索取权，可以促进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趋于一致，代表人物是Jensen和Meckling；[9]而堑壕效应假说则认为 ，当管理层持有的股份过多时，其权力会得以扩大，即使背离企业目标也不会对其职位或待遇产生影响，随着管理层持股数量的提高而增加的堑壕效应是造成董事会不能有效监督管理层的重要原因之一。[10]上述两种假说似乎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即市场强制力与组织强制力之间的替代。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股权激励制度差异所隐含的市场强制力与组织强制力的替代效应，并且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来进行实证检验。

二、市场强制力与组织强制力在激励机制中的替代效应

我们把企业对市场产生的影响称之为市场影响力，而把市场对企业产生的压力称之为市场强制力。前者表现为市场资源、专利技术、产业优势、强势品牌、市场占有率等对市场的影响力，它是全体员工努力程度的函数；后者包括了产品市场、股票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和经理市场等市场对企业产生的具有某种强制性的压力。可以假设产品市场、股票市场主要对企业家、劳动市场主要对员工、资金市场主要对部门管理者产生较大压力。市场强制力发挥作用的机制是通过一定制度性安排对企业成员形成一种心理张力来激励或约束其行为，如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员工的收入与市场绩效挂钩等。

奈特曾经通过“不确定性”来说明企业是重新分配市场风险的一种机制，以及组织强制力的来源。[11]不确定性意味着一个特殊阶层——企业家的存在具有必要性， 他们向企业员工支付有保证的工资并借此控制他们的行动，这是企业家权威的主要来源。对员工实施控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最严厉的惩罚措施是把员工除名。由于企业所实施控制和惩罚具有组织性和强制性，因而可以称其为组织强制力。但是，基于控制和惩罚的组织强制力的缺陷在于，企业家获取剩余收入并承受全部市场压力，并因市场压力难以传导进入组织内部而产生“X效率”。X效率理论的核心是把“努力”作为一个重要变量与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相联系，并且认为大多数人会随着外部压力增大而提高努力程度。[12]所以，在组织强制 力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地方，让企业员工分享剩余收益的制度安排可以使市场压力传导进入组织内部以消除X效率。这种制度的安排可称之为用市场强制力来替代组织强制力，股权激励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

经济学及管理理论有许多关于经济激励制度的研究，如拉丰和梯若尔在研究政府规制政策时 ，通过企业有无获得转移支付和激励方案强度（即企业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转移支付与该企业 的价格、成本和利润的关系）等两个维度来研究激励机制。[13]对于企业的经济激励机制而言，可以类似采用企业员工“有无绩效挂钩的收入”和“激励机制强度”两个维度。如果企业员工获取固定合约收入，其个人努力的边际回报为零，企业员工因而没有努力工作的激励，其行为也不会承受市场压力的影响；相反，绩效挂钩的收入或股权激励使个人努力有正边际回报，可以激励个人付出额外的努力，其行为也会受到市场压力的影响。激励机制强度主要是指员工所获得的变动收入部分与企业的成本或者绩效之间的关系，其中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激励强度：（1）高强度激励。管理层和关键技术人员的股权激励计划，其制度机制是通过分享剩余收益来承担相应风险，由此形成较高强度的市场压力。（2）中强度激励。员工成本分享或者收益分享方案都会产生较强的经济激励。“成本分享”如贵州翁福集团的节约成本分享方案：对低于标准成本的节约部分，由员工与企业进行“二、八分成”；高于标准成本扣工资以示惩罚。计件工资制（按完成的产品数量支付工资）可以视为成本分享方案的一种特例，在固定工资制下，提高产量所节约的劳动成本由资本获取，而在计件工资相当于工人分享了成本。“收益分享”可以用销售佣金、奖金和股票增值权等来说明。收益分享计划这种制度安排可以使员工分享收益但不承担风险，因此形成中等强度的激励。（3）固定工资制度仅有很低强度的激励。固定工资的激励机制可以用工资的机会成本来解释，如果固定工资较高或者劳动市场的工作机会较少，则意味着失去工作的机会成本高，员工会倍加珍惜工作机会而努力工作。在较低固定工资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其他一些制度安排来激励工人。

贝可赞等人认为，选择什么样的激励方式和激励强度必须要考虑下述四个条件：其一，员工规避风险的意愿。即是说，员工的风险态度决定了激励方式和激励强度，激励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员工承担风险的意愿。其二，业绩可评估且方差较低。即是说，在业绩无法准确评估且波动很大的情况下员工通常不愿意接受高强度激励，所以，激励性制度安排适合于那些干扰因素少且业绩容易准确评估的行业。其三，员工具有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得较高经济收入的意愿。即是说，员工具有不同的需求层次，必须根据员工心理需求层次来设计不同的激励制度。其四，努力工作的边际回报较高。即是说，那些努力边际回报很低的业务是不适合激励性制度安排。[14]

综上所述，在一定条件下，当组织强制力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时，市场强制力可能是组织强制力的一种良好替代或补充，所以，把市场强制力引入激励方案的设计十分必要。由于股权激励制度是通过分享剩余索取权对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产生激励作用及风险分担，本质上是一种引入市场强制力的制度安排，所以，本文选择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来检验组织强制力与市场强制力的替代效应。因为各行业市场结构及其竞争激励程度存在差异，引入行业特征可能更好解释不同激励方案的制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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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股权集中度； 股权制衡度； 盈余管理

一、引言

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股权过度集中的现象，而股东之间相互制衡能力又相对较小，从而使得公司治理中缺乏对控股股东行为的有效约束。因此，围绕公司股权结构改革，促进控股股东行为优化，非控股股东能够理性地行使监督上市公司行为的权力将是监管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2010年5月14日国务院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以控股、参股等方式参与国有股权改革，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2012年5月23日印发《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更加明确地提出积极引入民间投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民间投资主体可以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融资租赁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从而推进企业股权结构优化。这些法律体系的构建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根据经典的企业产权理论，企业所有权结构对其经营绩效率及其管理决策层的经营理念、行为方式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么，企业产权结构肯定也会对其盈余管理行为及其经济效应存在显著的积极或负面影响。因为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其公司治理的关键问题在于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冲突，而在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大股东对公司有足够大的控制能力，其公司治理问题的本质就发生了异化，从而演变为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即大股东往往凭借其对公司的主导与控制地位对非控股股东的利益进行侵害。这种矛盾冲突在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表现得更为突出（陈小林、林昕，2011）。

由于制度性的原因，盈余管理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较为普遍，往往被上市公司用来包装上市、规避摘牌和实现配股、增发等目的。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企业必须在近三年内连续盈利，才能申请上市，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内净资产收益率每年都必须在10%以上才能申报配股。为达到上市或配股等目的，企业便采用盈余管理及其财务包装，盈余粉饰的报表还有助于企业获取非正常的资本性收益。通常，当公司的经营业绩不佳时，控股股东为了从上市公司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会通过管理盈余达到配股资格。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了获得控制权私人利益，往往会控制若干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导致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使得他们在控制的不同子公司之间进行利益侵占，如通过资金占用、债务担保、资产转移、股利支付等手段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也即所称的“掏空”。而大股东为了掩饰其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往往会采取盈余管理手段。控股股东享有的控制权私人利益越多，他们为了掩饰公司业绩而进行的盈余管理的动机也越强。由于控股股东采取“掏空”、盲目“圈钱”等手段转移企业资源增加自身财富，其对企业的盈余管理产生负面影响（刘洪渭、荣蓬，2010）。因此，大力培育非控股股东的股权集中度，不断提高非控股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构建完善的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约束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控股东对非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侵占行为。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这将更加有利于深入剖析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内在特征、盈余管理行为的异质性差异及其内在影响。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剖析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的基本特征；二是构建盈余管理评价模型，并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实证资料对其进行准确计量；三是构建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对其内在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为构建高效的企业股权结构体系提供一定理论与实证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股权集中度是指企业的全部股东因持股比例及其相互影响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股权集中化与股权分散化的数量化指标。它既是衡量企业股权分布状态的关键指标，也是衡量企业治理结构体系稳定性强弱的重要指标。公司股权集中度的高低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Berle和Means（1932）最早研究了股权结构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过于分散的股权结构体系会削弱企业股东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以及限制企业管理层的在职消费行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分散股权拥有者——股东在监督过程当中会存在较高的边际成本。因此，在股权过度分散的公司当中，巨大的分散股东群体便存在较强的“搭便车”的动机，而不愿意去付出巨大的监督成本。也就是说，股权集中度太低会导致企业的管理人员掌握企业的控制权，使得他们有能力通过经济决策和会计职业判断来影响报送的会计信息，进而影响他们在企业契约中的利益，从而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Peasnel（200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Fernando（2008）以智利上市公司为例进行研究发现：过度分散的股权集中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盈余管理质量。

与之相对应的是，随着公司股权结构的不断聚集，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将不断提升，尤其是当公司股票被几个主要大股东同时持有时，这些股东因为持有公司较大份额的股份，出于自我利益保护动机而具有强烈的监督动力，其监督效率会相对较高，对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及其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正面、积极。也就是说，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对公司盈余管理质量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Tsai（2009）基于神经网络模型与决策树分析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股权集中度超过一定的阈值后，它与公司绩效、盈余管理质量存在正相关系。Antonio（2011）基于董事会结构特征与审计委员会属性视角，构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内在影响关系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股权集中程度会对董事会与审计委员内部结构体系产生积极影响，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公司盈余管理质量。

假设1：在排除控股股东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公司股权集中度的提升对其盈余管理质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随着公司股权集中度的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股权会聚集在少数或者是一个大的控股股东的手中，当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达到了一定程度时，控股股东就能够对上市公司实施有效的内部优化与控制，此时，公司治理的最基本问题就会从企业投资者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冲突转移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具有以牺牲中、小股东经济利益为代价来掠夺公司财富的强烈动机。黄少安和张岗（2001）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处于股权分置的特殊背景造成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利益冲突，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有足够的能力与权力来操纵和管理盈余数字。Tsai（2009）研究认为高股权集中度的上市公司容易导致控股股东的“特权行为”，其内部管理层和董事会、控股股东之间存在更为密切的利益关系，促使它们更加有可能形成“内部合谋”现象，这种现象会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从而出现前几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的公司内部权力制衡效果反而较差的现象，盈余质量下降。Nurwati（2011）通过理论研究得出，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配股过程中实施盈余管理的最直接原因突出表现在为获得配股资格和提高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控股股东为了将稀缺的资本配置到优秀上市公司中和避免恶意融资，这也将直接诱发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Kiridaran（2010）通过研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会计盈余信息之间内在影响关系发现：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使得其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冲突，控制性股东将在不同时期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利益来披露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信息，从而削弱了报告盈余对中、小投资者的可信性，为盈余管理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有关控股股东与盈余管理的内在影响关系。

假设2：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程度越高，其盈余管理质量则越低。

但与之相反的是，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上市公司内部就会形成实力相当且相互制衡的大股东，大股东之间既存在利益共同点，也存在利益冲突，从而使得它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合作又互相监督的“内部制衡”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也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从股权制衡的角度研究企业管理行为及其经营绩效的文献较多，如朱、汪辉（2004）考察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制衡的效果，认为股权制衡模式并不比“一股独大”更有效率；Kin（2008）基于企业经营绩效的角度分析大股东之间股权制衡的程度的影响，它不仅对公司绩效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与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多数上市公司的除控股股东后的前九大股东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在抑制第一大股东私利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制衡作用。Antonio（2011）基于经营范围假设、监督假设、谈判假设检验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质量与主要大股东规模和结构的内在影响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重大信息披露与经营决策执行均受到股权结构、大股东规模的影响，在公司监督成本与收益的共同影响，公司盈余管理质量与股东“内部制衡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George（2009）分析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共同影响的研究显示：在控制股权制衡度的前提下，股权集中类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质量明显好于股权分散类的上市公司，在控制股权集中度的前提下，股权制衡类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好于股权集中类公司，而显著地大于由单一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基于上述研究，笔者提出如下关于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内在影响关系。

假设3：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与盈余管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的实证研究设计主要是构建公司盈余管理质量测度方法，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公司盈余管理质量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的计量分析模型。

（一）盈余管理质量的测定方法设定

基于应计制的会计管理模式可以知道，公司的盈余由经营现金流与应计利润构成，由于经营现金流的可操作性的空间比较小，应计利润的操作弹性大，盈余管理行为也就主要通过公司利润调整来实现。正基于此，本文参照修正的Jones模型①来测算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质量。

从理论上讲，公司的非可操性应计利润是其主营业务收入变动额、应收账款变动额和公司特征变量的函数，即：

NDAit=α0+α1（1/Assetit-1）+α2[（REVit-RECit）/Assetit-1]+α3（PPEit/Assetit-1）+α4Rassetit-1 （1）

其中NDAit为i公司第t年度的非可操纵应计利润总额；REVit为i公司第t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额；RECit为i公司第t年度的应收账款的变动额；PPEit为i公司第t年度固定资产总额；Assetit-1为i公司第t-1年末的总资产的数额；Rassetit-1为i公司第t-1年末的国有股权在总资产中所占份额。方程（1）式中的系数α0、α1、α2、α3、α4可以使用横截面样本数据通过如下的方程（2）式进行估计而得到：

TAit/Assetit-1=α0+α1（1/Assetit-1）+α2（REVit/Assetit-1）

+α3（PPEit/Assetit-1）+α4Rassetit-1+εit （2）

TAit=NIit-CFOit （3）

其中，TAit是i公司第t年度的应计利润总额，等于净利润减去经营现金流量的差额。NIit表示i公司第t年度的净利润；CFOit表示i公司第t年度的经营现金流的总额。α0、α1、α2、α3、α4分别是待估参数α0、α1、α2、α3、α4的估计值。εit是随机误差扰动项。然后，用总应计利润减去非可操性应计利润，就可以测算出i公司第t年度的盈余管理的异常应计利润。则盈余管理质量系数（IDAit）为：

IDAit=（TAit-NDAit）/NDAit （4）

该系数值的大小表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质量的高低，数值越大，表示盈余管理质量越差，反之，则越好。

（二）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盈余管理质量的影响回归模型设定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有可能是由于第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增加所导致，也有可能是由于机构投资者或普通投资者所持股份的增加所至，因此，研究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的内在关系必须考虑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参照陈德萍（2011）、Nurwati（2011）等相关学者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构建其内在影响关系的非线性计量分析模型。

IDAit=β0+β1FIRit+β2FIR2it+β3（1/Assetit-1）+β4

[（REVit-RECit）/Assetit-1]+β5（PPEit/Assetit-1）+β6Rassetit-1+εit （5）

IDAit=γ0+γ1FIVRit+γ2FIVR2it+γ3（1/Assetit-1）+γ4[（REVit-RECit）/Assetit-1]+γ5（PPEit/Assetit-1）+γ6Rassetit-1+εit （6）

IDAit=δ0+δ1TENRit+δ2TENR2it+δ3（1/Assetit-1）+δ4[（REVit-RECit）/Assetit-1]+δ5（PPEit/Assetit-1）+δ6Rassetit-1+εit （7）

其中模型（5）表示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度对盈余管理质量的影响的计量回归模型，其模型为二次型的表示方式，FIRit是i公司第t年度的第一大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份额占公司所有股份比重。从理论分析来看，β1大于0，β2小于0或者不显著。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即为影响盈余管理质量的上市公司特征变量，其设置方式的理论基础与模型（1）相同。模型（6）表示非控股股东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股权集中度对盈余管理质量的影响的计量回归模型，其模型也为二次型的表示方式，FIVRit是i公司第t年度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前五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份额公司占所有股份比重。从理论分析来看，γ1小于0，γ2大于0或者不显著。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即为影响盈余管理质量的上市公司特征变量，其设置方式的理论基础与模型（5）相同。为了验证上述模型分析结论的稳健性，设置模型（7）来进行相应的验证。其设置方式是将变量FIRit改为TENRit，其模型为二次型的表示方式，TENRit是i公司第t年度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前十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份额占公司所有股份的比重。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的设置方式的理论基础与模型（6）相同。从理论分析来看，δ1小于0，δ2大于0或者在不显著。

股权制衡度主要体现在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上，在“以手投票”的公司运行模式下，这种影响关系就直接体现在各个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大小，因此本文在研究股权制衡度对盈余管理质量的关系时，直接以大股东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关系进入计量回归模型：

IDAit=φ0+φ1（FIVR/FIRit）+φ2（FIVR/FIRit）2+φ3（1/Assetit-1）+φ4[REVit-RECit]/Assetit-1]+φ5（PPEit/Assetit-1）+φ6Rassetit-1+εit （8）

IDAit=？渍0+？渍1（TENR/FIRit）+？渍2（TENR/FIRit）2+？渍3（1/Assetit-1）+？渍4[（REVit-RECit）/Assetit-1]+？渍5（PPEit/Assetit-1）+？渍6Rassetit-1+εit （9）

模型（8）表示非控股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度对盈余管理质量的影响的计量回归模型，其模型也为二次型的表示方式，FIVR/FIRit是i公司第t年度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前五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份额与第一大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比重。从理论分析来看，φ1小于0，φ2大于0或者不显著。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即为影响盈余管理质量的上市公司特征变量，其设置方式的理论基础与模型（5）相同。为了检验回归计量模型的稳健性，以TENR/FIRit作为替代变量构建回归模型（9），即以i公司第t年度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前十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份额与第一大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比重作为替代变量，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四、实证分析

（一）实证研究样本数据选择

本文的实证分析是以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所有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盈余管理质量的影响，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主要来自于深圳国泰安公司开发的CSMAR数据库，样本数据为2009—2011年度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保持样本数据的一致性及其理论模型的内在要求，对样本数据进了如下筛选：首先是剔除执行特殊会计制度的金融类公司等行业特性及法律规章异于一般行业的样本观测值，其次是剔除披露不完整以及2009—2011年度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剔除当年退市、暂停交易等的公司年度样本，最终本研究样本数为1 127家上市公司。

（二）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是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从控股股东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数量来看，FIRit的均值达到47.45%，中位数达到45.37%，远远超过欧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20%的平均水平，而且最大值达到93.27%，最小值也达到了9.27%，标准差较大，达到22.49%，不同上市公司间分布极不平衡。从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前五大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数量来看，FIVRit的均值仅为16.53%，中位数仅为15.85%，最小值仅为了6.45%，最大值也仅为21.59%，标准差相对较小，为14.45%。从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前十大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数量TENRit来看也表现出相类似的数量特征，从而使得FIVR/FIRit、TENR/FIRit的数值相对较小，其均值分别仅为0.3484、0.4421，从此可以较好地看出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十分高，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十分强，但主要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相互制衡能力较差。而上市公司净利润NIit和经营现金流CFOit的均值分别2.1201亿元与0.0148亿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上市公司存在虚增利润之嫌疑，盈余管理质量也存在较大问题，初步印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三）盈余管理质量实证分析结果

首先利用上市公司2009—2011年不同年度的截面数据，根据模型（2），采用极大似然估计（MLE）回归方法，求得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质量的非可操性应计利润计算模型的系数，其具体的回归结果如下表2所示。其中模型（1）是以2009年度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2）是以2010年度上市司的截面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3）是以2011年度上市司的截面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分析的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大部分回归变量的T-统计值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调整Adjusted-R2值分别达到0.823、0.908、0.826，F-Value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因此，这种回归方法是可行的。其回归系数可用于预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质量的非可操性应计利润模型各变量的系数。

然后，根据各个上市公司模型（1）中各个变量的具体数值及其表2中计算的各变量的系数值，计算出不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质量系数IDAit值。由于涉及样本数量的个体较多，在此不便全部列出，本文利用SPASS软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其统计分析图表如图1所示。图1是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质量系数分为（-∞，0]、（0，0.25]、（0.25，0.5]、（0.5，0.75]、（1，+∞]五个不同区间，分析不同年度所有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质量系数值在这五个不同区间分布状况。从图1的统计数据来看，2009—2011年度盈余管理质量系数IDAit值小于0的公司所占比重十分少且逐年呈现出递减趋势，仅为9.19%、6.98%、4.75%，而在区间（0，0.25]的公司所占比重最多且逐年呈现出递增的变化趋势，分别达到30.44%、33.58%、37.85%，在区间（0.25，0.5]的公司所占比重次之，也逐年呈现出递增的变化趋势，分别达到28.23%、31.58%、32.81%，而在区间（0.5，0.75]的公司所占比重位居第三位且逐年呈现出递减的变化趋势，分别为22.88%、20.27%、19.26%、在区间（1，+∞]的公司所占比重最少，且逐年呈现出递减趋势，分别为9.26%、7.59%、5.33%。

（四）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盈余管理质量的影响的实证计量分析结果

根据理论分析部分的计量经济学模型（5）—模型（9），基于2009—2011年度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经协方差分析和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选用等斜率的固定效应面板计量模型来实证分析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盈余管理质量的影响，其实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模型（5）是以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比重为股权变量，以检验理论分析部分所提出的研究假设1，从其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来看，调整-R2为0.898，大部分回归变量的T-统计量在5%以上的显著水平的显著。Wald x2为72.345，也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比重这一变量的系数值为0.339，与研究假设2相一致，Best-S的值为23.67%，这与实际均值47.45%有较大差别。资产、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额、应收账款的变动额、固定资产总额、产权比重等变量的数值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模型（6）是排除控股股东以外的股权集中度为股权变量，股权集中度变量是以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前五大股东所持股份所占比重来表示，以检验理论分析部分所提出的研究假设1，从其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来看，调整-R2为0.902，大部分回归变量的T-统计量在5%以上的显著水平的显著。Wald x2为97.326，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股权集中度这一变量的系数值分别为-0.423，即排除控股股东以外的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质量系数成负相关关系，排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公司股权集中度的提升对其盈余管理质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印证了研究假设2的存在性，Best-S的值为30.13%，这远远大于16.53%的实际均值。资产、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额、应收账款的变动额、固定资产总额、产权比重等变量的数值与理论分析也基本一致。模型（8）是以股权均衡度为股权变量，股权均衡度变量是以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前五大股东所持股份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的比重来表示，以检验理论分析部分所提出的研究假设3，从其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来看，调整-R2为0.937，大部分回归变量的T-统计量在5%以上的显著水平的显著。Wald x2为102.302，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股权均衡度这一变量的系数值分别为-0.468，即股权均衡度与盈余管理质量系数成负相关关系，公司股权均衡度的提升对其盈余管理质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印证了研究假设3的存在性，Best-S的值为0.4021，这远远大于0.3484的实际均值。

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模型（6）和模型（8）的股权变量的内在构成进行了相应的修正，模型（7）是在模型（6）的基础上将股权变量修改为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前十大股东所持股份所占比重来表示，而模型（9）是在模型（8）的基础上将股权变量修改为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前十大股东所持股份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的比重来表示。其他变量设计及其回归方法与统计检验都相同。从其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来看，调整-R2分别为0.864、0.895，大部分回归变量的T-统计量在5%以上的显著水平的显著。Wald x2分别为96.322、54.378，分别在1%或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股权集中度这一变量的系数值分别为-0.497、-0.438，略微有所下降，但与前模型（6）与模型（8）所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资产、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额、应收账款的变动额、固定资产总额、产权比重等变量的数值与理论分析也基本一致，也进一步验证回归分析结果与研究假设的正确性。

五、结论

本文基于盈余管理的内在影响因素，构建盈余管理质量评价模型，并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实证资料对其进行准确计量。从理论上分析控股股东、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构建其内在影响的计量经济分析模型并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十分高，这种十分高的股权集中度主要源自于控股股东的股份聚集，从而导致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绝对控制优势，但非控股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相互制衡能力十分差；2.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十分严重，从盈余管理质量系数来看，有将近30%的上市公司的这一指标超过0.5，也就是说，这些公司的异常应计利润占到非可操性应计利润的50%以上；3.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比重与盈余管理质量系数的内在影响系数值为0.339，二者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即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程度越高，其盈余管理行为则越严重；4.在排除控股股东以外的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质量系数的内在影响系数值为-0.423，二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非控股股东股权集中度的提升对其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股权均衡度与盈余管理质量系数之间成负相关关系，公司股权制衡度的提升对其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以上研究结果显示：股权结构体系不合理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关键因子，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过高的股权集中度主要源自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的过度集中，而非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过于分散，这同时也对其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过于分散的非控股股权集中度，又导致上市公司内部过低的股权制衡度，使得上市公司本身缺乏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即上市公司内部缺乏一种非控股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内在制衡能力，其他大股东不能够对控股股东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正基于此，本文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下，应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和构建大股东多元化、股权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大力提升非控股股东的股权集中度，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目前所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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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内容提要: 按照现行立法，在企业集团中，母公司股东尚无法律依据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由此母公司股东因信息不对称而难以保护其合法权益。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法许可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使得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权穿越母公司而对子公司产生效力。公司结构的变化给股东权益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我国现有股东查阅权的规定，难以应对这种挑战。我国在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中均已存在穿越制度的应用，将这一立法经验推广应用于股东查阅权，使母公司股东能够穿越母公司去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是我国可行的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大多数股东往往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导致其陷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为此，各国公司法普遍确认股东查阅权制度，以加强对股东的保护。作为股东手中的利器，查阅权本身虽然不是一项财产性的权利，但是它对于保护股东在公司中的投资利益至关重要：既是股东收集信息据以作出决策的有力工具，又是开展调查、发掘证据的有力工具，同时还是威慑公司管理层、防止其危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有力工具。但是，在企业集团之中，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权却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在企业集团之中，母公司股东与子公司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尤其在母公司属于纯粹控股公司（pure holding corporation）时，企业集团的经营资产集中于子公司之中，母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具空壳。此时，子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对母公司股东将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丝毫不亚于母公司本身对其股东的影响。这样，母公司成为介于股东和子公司之间的法律主体。由于传统公司法只承认股东对其持股公司的查阅权，因此隔着母公司这一层障碍，母公司在股东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得不到法律支持。由此，母公司股东陷于巨大的投资风险和现实危害之中。尤其当侵害母公司股东的证据材料均被保存在子公司之时，母公司股东很可能毫无办法。

总之，在企业集团之中，传统的股东查阅权难以起到为母公司股东合法权益保驾护航的功效。在实践中，母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屡屡遭到侵害，却无法找到有效的救济。如何确保母公司股东查阅权应有的功效，从而保障母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成为企业集团化之后应当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美国法的理论与实践

（一）穿越理论下的母公司股东查阅权

穿越理论（pass-through theory）来源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法理。当母子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之时，母公司股东也被视为子公司股东，从而母公司股东的权利穿越了母公司而对子公司产生效力。

在1944年的Anderson v.Abbott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公司法人格的插入（通过设立子公司从而使得母公司成为插入母公司股东与子公司之间的法律主体），不能被用来规避立法政策；如果母公司仅仅只是经营者架空股东控制权的工具，则应当通过人格否认的方式恢复股东控制权。[1]尽管这一判决并未言明穿越理论，但是其却清楚地阐述了穿越的法理。即，为了应对企业集团化所带来的母公司股东权被规避的问题，应当允许母公司股东的权利穿越母公司这层法人实体，从而对子公司产生效力，由此恢复股东应有的控制权。

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企业界掀起一股企业集团化的热潮。在企业集团之中，母公司股东的诸多权利（包括查阅权）与实际从事经营的子公司隔绝开来。母公司股东因此处于危险的境地：一方面，由于子公司是企业集团的经营主体，子公司的决策将实质性地影响母公司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母公司股东的诸多权利触及不到子公司，难以对子公司的经营决策进行有效监督，其合法权益将难以得到保障。为此，美国学者Eisenberg提出，子公司的股东投票权要么属于母公司而具体由母公司的股东会行使，要么直接穿越母公司转移到母公司股东手中。[2]Eisenberg从投票权穿越的角度揭示了穿越理论。

支持穿越理论的一个主要理由在于：母公司股东与子公司之间存在母公司这一层法人实体的事实，不应被允许用来挫败法律确定的重要股东权利。即，在特定情形之下，有必要将实质置于形式之上，强调母公司股东与子公司之间存在的实质性经济联系而并不过多地纠缠于母公司在形式上阻隔了两者之间的直接法律联系的事实，使得法律赋予母公司股东的合法权利穿越母公司而直接适用于子公司，从而防止他人利用公司独立法人的障碍侵害母公司股东权利。

对于公司制度来说，穿越理论并非陌生。该理论在双重派生诉讼[3]、子公司出售重大资产时母公司股东会的表决权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在双重派生诉讼之中，母公司的股东可以子公司的名义提起派生诉讼，尽管从法律技术上来看其并不是子公司的股东。因此，允许提起这类诉讼，法律实质上是允许以子公司名义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穿越母公司而转移到母公司股东手中。如果没有这种穿越，一项重要的股东权利（保证管理层忠实、谨慎的权利）将会仅由于在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嵌入额外的一层实体物而被毁灭。[4]

同样，这一原理也适用于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情形：母—子公司结构的设置，导致原本母公司股东可以依据查阅权获得的信息大大缩减，法律授予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权的功效被规避。为恢复查阅权应有的保护股东的效力，在一定情形之下，应当使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权穿越母公司这一层法人实体的障碍。如果没有这种穿越，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权将会仅仅因为母公司的障碍（也许母公司正是为规避股东查阅权而被故意设置的空壳）而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有违公平。

当然，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在许可母公司股东对子公司账簿记录进行查阅之时，并未言明其依赖的是穿越理论。不过，法院在论证这种授权的合理性之时，阐述的往往都是穿越理论的法理。即出于维护母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应当允许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使其能够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

（二）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实践

对是否允许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问题，美国各州的态度并不一致。一些州对此表示认可，并在制定法中予以确认。在制定法中没有规定之时，一些州的法院直接采取对制定法进行严格的字面解释的方法，否定母公司股东的查阅要求；另外一些州的法院则会继续寻找相应的普通法规则，许可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的穿越。无论是依据制定法还是普通法，当法院许可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之时，其将通过颁发训令（mandamus）的方式，命令母公司促使子公司交出其账簿记录，以供母公司股东查阅。[5]

1．制定法无规定之时的处理

（1）严格的立法解释

在美国大部分州，成文公司法并没有规定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的穿越（连《标准商事公司法》对此也没有规定）。所以，一些法院直接采取对制定法进行字面解释的方法，否定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要求。

Panitz v.F.Perlman&Co.，Inc.案是这一做法的典型代表。[6]在该案中，上诉法院认为，法律解释的主要规则是，立法机构的意旨应居优先。如果一项制定法的语言是直白、清楚且没有歧义的，法院的义务便是简单而明确的，即按照法律本来的规定予以阐述并遵从之，法院并非能够不受拘束地偏离制定法的用语。因此，如果一项法律的语言直白地表明一件事，就不能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赋予其另外的含义。最后，法院认为，该州查阅权的法律仅涉及一个公司的股东查阅该公司记录的权利，它并未授予一个公司的股东查阅另一个公司记录的权利，即使另一公司完全为前一公司所有。所以，依照制定法直白的语言，股东并不享有查阅其并不是股东的公司的记录，因而法院拒绝了原告提出的查阅两个子公司的账簿记录的要求。

（2）普通法上的救济

当成文公司法中没有规定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之时，一些州的法院很不情愿在制定法的层面就了结母公司股东的查阅请求问题，于是便超出制定法的规定，转向普通法寻求解决之道。这又主要包括两种做法：另一自我分析（the alter ego analysis）和控制或支配分析。

另一自我分析原本适用于刺破公司面纱的案件，但在实践中，美国很多法院采用这种分析方法来决定是否准许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在股东查阅权的案件中，法院会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决定是否将子公司视为母公司的另一自我。当子公司被认为是母公司的另一自我时，母公司股东就被允许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美国有许多州的法院都采用这种做法。例如，特拉华州在2003年修订公司法之前，就是通过分析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审查子公司是不是母公司的另一自我，以决定是否授予母公司股东查阅权。[7]

法院这样做的道理在于：如认定子公司是母公司的另一自我，母公司的股东在法律上也被认为是子公司的股东，其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便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中，法院在股东查阅权的案件中，认定另一自我的标准比刺破公司面纱案件中的标准要有所降低，毕竟让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并不会产生责令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样严重的后果。

控制或支配分析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的角度来衡量许可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适当性，一些法院将其与适用于刺破公司面纱案件中的控制相提并论。在刺破公司面纱的案件中，对子公司进行有力控制或支配的母公司可能会因此而为子公司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卡多佐大法官解释道：“支配可能是如此地全面，干涉可能是如此地明显，以至于依据的一般规则，母公司成为本人，而子公司是人。”[8]将这种推理推广到股东查阅权的案件中，法院主张，在母子公司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将子公司的责任归于母公司时两者之间的联系相同之时，母公司的股东就有权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在State v.III Investments，Inc.案中，[9]上诉法院认为，初审法院需要审查母公司的公司结构及其与子公司的关系，以及审查其他相关的事实，以确定母公司是否对子公司进行了足够的控制，从而决定是否准许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

2.制定法有规定之时的处理

截至2006年，美国已有特拉华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母公司股东对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查阅权，因此这两个州的法院可直接援引制定法的规定来处理母公司股东的查阅请求。两者的规定是相同的：任何股东，可由其个人或律师或其他人以书面请求并说明其目的，在公司正常的营业时间内，为任何正当目的而查阅、复制或摘录子公司的账簿和记录，只要：（1）公司实际持有且控制子公司的该记录，或（2）公司通过对于子公司的控制能够取得该记录，并且自提出请求之日起，股东对子公司的该账簿记录的查阅并不违反与公司无关联的他方与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的协议，同时子公司依据适用于它的法律在公司提出请求之时无权拒绝公司取得该账簿记录。[10]

如何理解和适用上述法律规定？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Weinstein Enter.，Inc.v.Orloff案中，[11]围绕《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0条（b）款第（2）项关于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规定，作出了全面的阐释。

该州最高法院认为，援引第220条（b）款第（2）项的前提条件是，确定被查阅的公司是第220条（a）款第（3）项规定的“子公司”。依据该规定，“子公司”是指直接或者间接为一个公司全部或者部分所有的实体，且该公司是该实体的股东，并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该实体的事务进行控制。依此规定，认定“子公司”应该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所有权关系和控制关系。对于所有权关系的认定通常并不会产生争议，只要确认一个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一个实体的股份即可。容易产生争议的地方在于对控制关系的理解。该州最高法院解释说，“控制”一词并没有固定的法律含义，是否存在控制通常是在对案件事实进行具体分析之后才能认定的。对于第220条（a）款第（3）项规定的“子公司”的认定，其中“控制”的含义是通过适用在承担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的目的之下通常使用的控制概念来确定的。在承担信义义务的情形下，当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拥有一个公司的投票权超过50%之时，便存在控制；如果少于50%，那么该股东不被视为应该承担信义义务的控制股东，除非能够证明该股东能够对公司施加实际的控制。

随后，该州最高法院对母公司交出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条件进行了具体分析。依据第220条（b）款第（2）项的规定，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形下，母公司才负有交出子公司账簿记录供母公司股东查阅的法定义务：（1）母公司实际持有且控制子公司的该记录，或（2）母公司通过对于子公司的控制能够取得该记录。

对于第1种情况，既然母公司实际持有且控制着子公司的记录，那么该记录可被视为母公司的记录，由此母公司股东便能够查阅之。[12]当然，该案中原被告双方对此并没有争议，因为原告要查阅的是子公司实际持有和控制着的记录。

第2种情况是该案的争议焦点。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解释说，此处的“控制”的含义与信义义务中的“控制”并不相同，此处的“控制”是指施加控制的实际能力（an actual ability to exercise control），区别于有权进行控制（have the power to control）。因此，通过了子公司认定中的控制标准，并不表明同时满足了此处的控制要求，即便母公司持有子公司超过50%的股份，其也有可能不享有出于迫使子公司交出其账簿记录的目的而必须的控制。[13]在实际的案件中，法院必须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以确定：母公司事实上能否通过对子公司施加控制从而取得子公司的账簿记录。

最后，该州最高法院同时注意到，依据第220条（b）款第（2）项的规定，即便母公司能够通过对子公司施加的控制取得其账簿记录，在以下的情况下，其没有义务施加这种控制：（1）这样做将违反与第三方的协议，或（2）在依据子公司住所地法律直接对子公司提起的诉讼中，子公司有权拒绝母公司取得其账簿记录。

（三）查阅权穿越对母公司股东权益的保护

为应对企业集团化之后母公司股东查阅权失效的问题，美国许可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从而涵盖对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查阅。尽管对于这种做法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但自从1908年Woodworth v.Old Second Nat.Bank案法院判决支持母公司股东对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查阅要求，[14]至今已一百多年，美国越来越多的州采纳了这一制度。在那些尚未采纳这一制度的州，法院也表达了对于采纳这一制度的某种程度的支持。[15]

许可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能够为母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保障。首先，这种查阅权能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通过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以及母公司本身的账簿记录），母公司管理层的非法行为更有可能被发现，由此便对母公司管理层（甚至包括子公司的管理层）形成无形的威慑，促其抛弃侥幸心理，规范其经营行为。其次，这种查阅权能够起到收集证据以支持诉讼的作用，母公司管理层会因此放弃通过转移其非法行为的证据材料到子公司以逃避追究的想法。最后，这种查阅权能起到“踏脚石”的作用。通过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而获得相关的信息，这就为母公司股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提供了事实依据，母公司股东得以在信息充分的前提下作出其决策。

总之，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的穿越，极大地增强了企业集团之中母公司股东的力量，使其能够对公司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制衡；同时母公司的中小股东也因此能够更合理地对抗母公司大股东的欺压，防止大股东勾结公司管理层作出危害自身利益的行为。此外，这也有助于提高子公司经营管理的透明度，规范其公司治理及经营行为。

三、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在我国的构建

（一）对我国股东查阅权规定的检视

我国《公司法》在第34条和第98条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股东查阅权。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包括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等在内的诸多文件，这可为其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但是，在面对企业集团之中母公司股东权益的保护问题之时，这种建立在传统单一型公司结构基础之上的股东查阅权，几乎难以发挥作用。

在企业集团中，母公司董事会作为母公司的代表行使对于子公司的股东权，其获得了对于子公司的完全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传统的股东查阅权止步于母公司而触及不到子公司，因此，母、子公司管理层背信弃义或怠于履行职责，损害母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将变得有恃无恐：只要非法行为是在子公司范围之内进行的，或者非法行为的证据材料均被保存在子公司，公司管理层便可逃避股东的监督和追究。

我国《公司法》第15条已明确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并取消了对转投资数额的限制。由此，公司可以其全部资产投资设立子公司，进行控股公司化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母公司股东的利益与子公司经营管理状况息息相关，但是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权却触及不到子公司。实践中经常发生母公司股东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尤其是缺乏有关于子公司经营管理状况的信息）而无法获得有效救济的事情。[16]总之，公司结构的变化给股东权益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我国现有股东查阅权的规定，难以应对这种挑战。

（二）立法引入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制度

美国法通过许可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方式，为母公司股东获取子公司信息提供了一条便利途径，从而使查阅权并不因为公司结构的变化而丧失其为股东利益保驾护航的功效。美国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法律实践有一百多年，至今不仅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判例，而且在这些判例的基础之上还归纳出若干规则（普通法的规则和制定法的规则），为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提供指导。美国法确立的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制度，对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在1999年修订其《商法典》时，便借鉴美国法的做法，引入了母公司股东对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查阅权。在2005年颁布统一的《公司法典》之时，日本再次确认了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的这种穿越，规定母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17]虽然迄今尚未见到适用该规定的日本判例，但是日本立法机关未雨绸缪地引入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制度的举措，给我国以启示。

近年来，我国在公司立法方面亦很多参考美国法的规定。尤其在2005年修订《公司法》之时，为解决我国公司领域的相关问题，我国引入了诸多美国公司法律制度。当前，我国亦面临着母公司股东（因无法获取子公司信息而导致的）权益保护问题。在美国已有丰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制度，可为我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提供重要借鉴。

我国可以立法引入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制度。并且，这样做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我国立法上已将穿越制度应用到一些领域之中，这为股东查阅权领域的穿越提供了先例和立法经验。

依据2008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控股或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相应标准的，应当由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依法作出决议，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18]这其中就包含了表决权穿越规则：上市公司的股东穿越了该公司，对控股或控制的子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行为行使表决权。此外，2003年公布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由各级政府出资设立的企业（称为“所出资企业”）投资设立的重要子企业的重大事项，需由所出资企业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19]这就使得在国有企业实行控股公司化改造之后，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母公司股东）仍可控制重要子公司的重大事项，其代表国家行使的股东权并不因此遭到削弱。[20]

在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中均已存在穿越制度的应用，将这一立法经验推广应用于股东查阅权，使母公司股东能够穿越母公司去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是我国可行的选择。

（三）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制度设计

1．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界限

引入股东查阅权穿越制度，初衷在于为母公司股东提供更充分的保护。但是，允许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无疑又会对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带来干扰。子公司不仅要应对其自己股东的查阅请求，还要付出额外的精力去应付母公司股东的查阅请求。过多的查阅，不仅不利于子公司账簿记录的保存，而且也加大了子公司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

在涉及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场合，母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与子公司自主经营权的保障形成紧张的角力局面。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的角力时刻存在，在设置股东查阅权之时，立法确认了股东利益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优先于公司利益，要求公司容忍股东经由查阅而带来的干涉。而在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场合，立法似乎要求公司作出更大让步——要求子公司容忍非其股东的他人的查阅。在此情况下，划定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合理界限尤为重要。

就美国法的实践来看，尽管做法并不统一，但无论是普通法的规则还是制定法的规则，都从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入手，来划定穿越与否的界限。母子公司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固然拉近了母公司股东与子公司账簿记录之间的联系，但仅仅从此角度来划定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边界，似乎并不够充分，有偏向母公司股东之嫌。在实践中，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往往都存在紧密关系，这使得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几乎成为一种常态，由此给子公司带来不小的干扰。

穿越界限的划分，既要保证为母公司股东提供合理的保护，又要兼顾对子公司利益的恰当保障。不能为保护母公司股东的利益而无限制地扩张其权利，使子公司利益受损。

为兼顾对子公司利益的保障，使子公司的经营活动不至于因母公司股东的查阅而受到严重干扰，应当为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设定一定的场合，使得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成为一种特例性救济而非常态。毕竟，母公司股东并非时刻均有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必要，其只在涉及其自身重大利益的场合才需要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

此外，为了防止母公司股东权利滥用，对要求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母公司股东，应当施加必要的主体资格的限制、查阅目的和方式的限制。这样在保障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同时，能够尽量减少给子公司造成的干扰。

总之，只有满足主体资格要求的母公司股东，在特定的场合之下，出于正当目的，以合理的方式，查阅与母公司存在紧密联系的子公司的账簿记录，这样才被允许。这样的查阅并不给子公司造成重大干扰（或者说，在这种查阅条件下，相比于母公司股东能够获得的保护，子公司的“不受干扰权”应居于次要地位），但却能充分保护母公司股东的重大利益，这正是股东查阅权穿越所意图实现的效果。在确定是否准许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之时，应当全面考虑上述各种因素。

2.我国规则的设计

如何设计我国股东查阅权穿越的规则？围绕前述应当考虑的多种因素，笔者尝试提出几点建议，以求抛砖引玉。

首先，作为前提条件，必须母子公司之间存在紧密关系，母公司股东查阅权才被准许穿越。母子公司之间关系应达到何种紧密的程度？对此，美国有不同的做法。比较而言，特拉华州的做法更适合我国。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对成文法有着天然的偏好，法官固有的成文法思维恐难以驾驭普通法的规则。另一方面，特拉华州公司法的规定本身更为客观合理，其仅需考察母子公司之间的控股关系以及子公司账簿记录为母公司的可得性（availability），操作起来更为方便。而普通法上的另一自我或控制及支配的分析，涉及对案件事实的全面考量，美国法官尚且感到棘手，我国法院恐更加无所适从。[21]

因此，在我国，对母子公司关系的考察应当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母公司必须是子公司的控股股东。[22]控股股东的地位，表明母公司向子公司进行了大量投资，此时子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对于母公司股东的切身利益有着重大影响，子公司账簿记录对母公司股东而言尤其重要。此外，子公司账簿记录必须处于母公司的持有和控制之下，或者母公司通过施加对子公司的控制能够合法获取。强调子公司账簿记录为母公司的可得性，可为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提供更大的正当性——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子公司账簿记录在实质上如同是母公司的一样，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出发，母公司股东应该有权去查阅该账簿记录；如果任由母公司成为阻隔其股东通过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而维护自身利益的道具，这将是不公正的。

其次，只有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场合，母公司股东方可穿越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这种场合，主要是指涉及子公司重大变更的情况，即可能改变子公司的组织结构和控制权格局的决策，包括分立、合并、重大资产出售、制定盈余分配方案、建立联营或者其他形式的商业联合、增资、减资、引入累积投票制、选任或者解任董事、取消股东的新股认购权、变更组织形式、修改公司章程、解散、清算等等。子公司的上述重大变更，大多涉及需要股东表决权2/3以上多数通过的事项，其对母公司股东利益将产生重大而直接的影响。而母、子公司管理层损害母公司股东的非法行为通常也发生在这些场合。此时允许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显得尤为必要。

最后，从防止母公司股东权利滥用的角度出发，母公司股东欲穿越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第一是主体上的要求。当前《公司法》对股东查阅权的主体并无特别的要求，但考虑到此处母公司股东要查阅的是子公司而非母公司的账簿记录，故有必要对主张查阅的母公司股东进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又不能太苛刻，毕竟有动力去行使查阅权的大多是母公司的中小股东。具体而言，可以参照我国《公司法》关于提起派生诉讼对于股东持股时间和比例上的规定，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才可以要求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这是因为，行使了查阅权发现公司管理层有欺诈、不当管理的行为，母公司股东很可能会提起派生诉讼，查阅和提起派生诉讼的主体将可能是同一的，那么对两者主体上的要求也应该是相同的。

第二是目的上的要求，即查阅的股东必须具有正当目的。我国当前的《公司法》规定了在有限责任公司之中股东查阅公司账簿记录的正当目的要求，但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之中并无此项要求。考虑到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对子公司可能造成的干扰，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在母公司股东要求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场合，查阅人均需表明其正当目的。正当目的是指与查阅人作为股东所享有的利益合理相关的目的。[23]即，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必须出于维护与其作为母公司股东的地位而享有的利益直接相关的目的。实践中，可由法官依据具体案情来决定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是否具有正当的目的。

第三是权利行使方式上的要求。欲行使查阅权的股东必须提出书面请求。“股东提出书面请求的制度设计目的有二：一则为公司预留置备会计账簿的必要准备时间，二则便于公司提前发现股东滥用查账权的蛛丝马迹，从而抗辩滥权股东的查账请求。”[24]此外，母公司股东只能在子公司正常的营业时间内进行查阅，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母公司股东的查阅将给子公司的正常经营带来的妨害。

注释:

[1]See Anderson v.Abbott，321 U.S.349（1944）.该案中，肯塔基国家银行（以下简称银行）和Louisville信托公司共同组建了Banco Kentucky Company（以下简称Banco公司），并将自身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给Banco公司，使得Banco公司成为银行和Louisville信托公司的控股母公司。其后，因经营不善，银行与Banco公司破产。银行的破产清算人经过评估，认为银行股东有400万美元的出资尚未支付。因此，该破产清算人起诉并从Banco公司破产清算人处获得9万美元。对于余额，银行破产清算人起诉要求Banco公司的所有股东予以支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2]See Melvin Aron Eisenberg，Megasubsidiaries：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tructure on Corporate Control，84 Harv.L.Rev.1577（1971），pp.1588—1589.

[3]母公司股东要求代位行使属于母公司的以子公司名义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时，该股东提起的诉讼就被称为双重派生诉讼。See Note，Remedies of Stockholder of Parent Corporation for Injuries to Subsidiaries，50 Harv.L.Rev.963（1937）.

[4]See Melvin Aron Eisenberg，supra n.2，p.1597.

[5]美国有关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诉讼比较特殊：诉讼的原告方为母公司股东，被告方为母公司，子公司不是诉讼的当事人。因此，若原告胜诉，法院将责令母公司交出子公司的账簿记录以供母公司股东查阅，而不是对非诉讼当事人的子公司发出命令。

[6]See Panitz v.F.Perlman&Co.，Inc.，173 S.W.3d 421（Tenn.Ct.App.2004）.该案中，原告Monte Panitz和Barry Panitz是被告F.Perlman&Co.公司的股东，其要求查阅被告及其子公司的记录，以确定被告及其子公司的董事或高管人员是否存在违反信义义务的行为。被告F.Perlman&Co.公司允许原告查阅该公司的账簿记录，但认为原告并不是其子公司的股东，因此对原告提出的查阅其子公司的记录的要求予以拒绝。初审法院对原告提出的查阅被告子公司记录的要求不予认可，上诉法院确认了初审法院的这一判决。

[7]See，eg.，Skouras v.Admiralty Enterprises，Inc.，386 A.2d 674（Del.Ch.1978）；Carapico v.Philadelphia Stock Exchange，Inc.，791A.2d 787（Del.Ch.2000）；Saito v.McKesson HBOC，Inc.，806 A.2d 113（Del.2002）；etc.

[8]See Berkey v.Third Ave.Ry.Co.，155 N.E.58，61（N.Y.1926）.

[9]See State v.III Investments，Inc.，80 S.W.3d 855，866（Mo.Ct.App.2002）.该案中，原告是被告Five I公司股东，持有Five I公司2.68%的股份。原告欲向Five I公司出售所持有的股份，但是对于该股份的价格却无法与Five I公司达成协议。为此，原告要求查阅Five I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相关账簿记录，以确定所持有股份的合理价格。被告Five I公司只同意提供有限的资料供原告查阅，其中并不包括子公司的账簿记录。原告起诉到法院。初审法院认为原告并非Five I公司子公司的股东，因而拒绝了原告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要求。该案便被上诉至密苏里州上诉法院。

[10]See Del.Code Ann.tit.8，§220（b）（2）（2003）；Okla.Stat.tit.18，§1065（B）（2）（2005）.

[11]See Weinstein Enter.，Inc.v.Orloff，870 A.2d 499（Del.2005）.该案中，原告Orloff是被告Weinstein Enter公司（以下简称W公司）的股东，其欲向他人出售其所持有的W公司股票，但是无法准确对其股票价格作出评估。为此，原告起诉要求查阅W公司与J.W.Mays公司（以下简称M公司，其是W公司的子公司）的账簿记录。原被告双方对于原告是否有权查阅M公司持有并控制的M公司的账簿记录产生争议。该案经过初审之后被上诉到特拉华州衡平法院，衡平法院签发了执行令，强制要求W公司交出M公司的账簿记录供原告查阅。W公司将法院的执行令通知给M公司，M公司认为，交出其账簿记录供原告查阅将对其造成不利影响，遂拒绝之。最后，此案被上诉到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股东查阅权穿越：母公司股东权益保护的利器

[12]在Siravo v.Sirian Lamp Co.案中，原告是被告Sirian Lamp公司的股东，其起诉要求查阅被告及其子公司的账簿记录。在涉及原告是否能够查阅被告子公司账簿记录的问题之时，新泽西州纠错与上诉法院审理认为，该案中，被告子公司的账簿记录被保存在被告位于纽瓦克市的办公室里，因此该账簿记录实质上属于母公司的账簿记录，原告当然能够查阅。See Siravo v.Sirian Lamp Co.，124 N.J.L.433，39 Gummere 433，12 A.2d 682（N.J.Err.&App.1940）.

[13]对此，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进一步解释说，即便控制股东能够选举子公司董事会的多数成员，仅仅这种能力并不自动表明，为促使子公司交出其账簿记录的目的，母公司控制了子公司的事务。原因在于，子公司的董事负有法律上的义务为其公司股东的利益来管理公司业务，公司董事是由大股东选出的事实并未解除这些董事对公司和公司的小股东所负有的信义义务。

[14]See Woodworth v.Old Second Nat.Bank 154 Mich 459，117 NW 893（1908）.该案的原告对被告Old Second国家银行（以下简称银行）的两位董事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理由是其因为相信了这两位董事的虚假和欺诈性陈述而支付了过高的对价来购买银行的股票。在这一诉讼开始审理之前，为获取充分的证据，原告又对被告银行及其子公司Maltby Cedar公司起诉，要求查阅两者的账簿记录，以获取支持对银行董事诉讼的相关证据材料。本案的二审法院认为，原告并非Maltby Cedar公司的股东所以无权查阅该公司记录，这一观点并不成立。Maltby Cedar公司仅仅只是银行的一个工具，银行的所有股东在MaltbyCedar公司之中至少享有一种衡平利益，因此原告作为银行的股东有权查阅Maltby Cedar公司的账簿记录。

[15]例如，在Feldman v.San Mateo Fin.Corp.案中，法院认为，母公司通过采用控股公司的形式，使法律赋予股东的收集公司信息的一般机会与子公司绝缘。依照法院的观点，拒绝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法律规定对于促进公司责任的目标造成损害，应该由立法机关重新审查。See Feldman v.San Mateo Fin.Corp.，276 Cal.Rptr.285，288（Cal.Ct.App.1990）.

[16]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国有企业管理层通过设立控股子公司并向子公司转移资产，从而取得对国有资产的完全控制权，进而将之出售或将经营利润据为己有，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参见《李金华：国有资产流失有五方面，分配不公浪费严重》，载中国新闻网http：//chinanews.com.cn/cj/hgjj/news/2007/05-10/931559.shtml，2010年5月10日。

[17]日本《公司法》第433条第3款规定，股份公司的母公司股东，为行使其权利所必要时，在表明理由之后，经法院许可，可以就该股份公司的会计账簿或与之相关的资料提出查阅请求。（参见崔延花：《日本公司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值得说明的是，日本《公司法》将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两者一体化，统称为股份公司。因此，此处虽然使用“股份公司”的称谓，但是其涵盖了传统上的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18]参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53号）第11条、第19条。

[19]参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87号）第24条。

[20]李凡：《论表决权穿越》，《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2期。

[21]有美国学者评论道，另一自我的分析过于主观，其涉及许多因素的复杂平衡与考量，法院在面对同样的案情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且耗费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在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领域有所降低的另一自我标准很容易渗透到涉及刺破公司面纱的案件中，对后者产生不利的影响。而控制或支配的分析则与另一自我的分析方法常常难以区分，其同样存在过于主观的问题，容易产生分歧。See Matthew A.Kitchen，The right of a parent's shareholders to inspect the books and records ofsubsidiaries：none of their business？74 U.Cin.L.Rev.1089（2006），pp.1106—1107.

[2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17条第2款的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50%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这一规定与特拉华州认定一个公司是另一个公司的子公司是一致的。

篇5

【摘要】目前越来越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为调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公司经营绩效，纷纷实施了股权激励制度。那么针对我国创业上市公司其特殊性和所处的资本市场，股权激励制度能否提高公司绩效值得探讨。本文就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的53家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得出：由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比例太低、资本市场弱有效性等原因，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不明显，即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关键词】创业板上市公司 管理层股权激励 公司绩效 相关性

我国于2006年颁布且推行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此办法规范和指导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这对推动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执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不少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这一制度，旨在凭此制度有效地激发管理人员的工作热忱，使其利益与公司利益趋于一致，以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实现公司长远稳定地发展，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自创业板于2009年推出以来，不少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纷纷推出股权激励制度，并且每年呈递增的态势，从最初的2010年的十几家，截止2013年12月31日达到了148家，占当时总公司数的41.69%。那么，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对提高公司经营效率的效果如何？即创业板创业板上市公司给予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能否提高公司绩效，两者是否相关？本文以此展开研究。

一、股权激励概述

股权激励是一种长期激励方式，是公司通过一定的方式像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等，赋予管理者一定的权益，使其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分享利润等，以激励其努力地为公司服务从而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

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实践中实施股权激励模式常见的有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业绩股票、股票增值权、虚拟股票等。而在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实施股权激励的几乎都采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又或者两者同时采用。如从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的54家公司来看（如表1），就只采用了股票期权（占比40.74%）、限制性股票（占比38.89%）或者同时采用这两种激励标的（20.37%），激励模式较单一。

二、文献回顾

对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的研究，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有大量规范研究或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

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最早是Jensen和MeCkling（1976）开始的。他们提出的利益趋同假说，指出让企业经营管理者持股，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绩效。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在1985年，Demsetzd和Lehn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对提高公司绩效关系不大。Aboody、 Johnson和Kasznik于2010年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给予高管适当的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

国内学者魏刚于2000年以791上市家公司经验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由于我国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水平偏低等原因，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2006年姚燕以45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有助于改善公司业绩，即存在正相关性。以上研究主要集中于主板市场和中小板，由于创业板成立发展时间相对较短，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公司绩效相关性的文献只有少数几篇。翻阅相关文献中，张浩（2014）在其股权激励模式研究论文中，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绘制XY散点图，发现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在现代企业制中，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者委托经营者经营管理自己的公司，当经营者接受所有者的委托时，便产生了一种关系――委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由于双方利益不一致，所有者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而经营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再加上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具有信息优势的经营管理者可能会利用自身优势损害所有者的利益，这样就增加了成本。为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公司有必要建立良好的激励和约束制度。而股权激励制度被认为是基于此目的的一种长期激励机制。它赋予管理者一定的剩余收益索取权，使其成为公司股东之一，使双方的利益趋于一致以减少冲突，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绩效。因此，本文假设创业板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2）样本选取

本文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从中选取了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样本，共计54家。考虑到极端值、业绩较差公司像被会计师事务出具非标准报告的等对研究结果的不利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筛选，最终选取53家公司为代表进行研究。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创业板模块。此外，本文的管理层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等。

（3）变量设计

衡量公司绩效的财务指标主要有净资产收益率（ROE）、每股收益（EPS）、经济增加值（EVA）和托宾Q值等。本文综合考虑各财务指标后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解释变量选取上，考虑到在创业板市场上管理层持有的股票在上市流通后，因其个人原因或其他一些客观因素遭遇频繁抛售等现象，若继续沿用前人的研究采用管理层持股水平作为股权激励水平，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会受到影响。因此，本文选取股权激励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即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时，授予管理层股份占当时公司总股份的比例，相对于管理映止杀壤更客观直接。此外，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本文综合以往研究和其他学者的研究，选取了资产规模和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资产规模和资本结构对解释变量解释被解释变量的额外影响，增强回归结果的可观察性。本文还需说明的是由于股权激励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本文在取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据时往后滞后了一年即选取2014年的数据。

（4）回归模型的建立

为研究创业板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是否存在相关性，本文借助SPSS19.0软件拟建立如下线性模型：

ROE=c+a*MSR+b*SIZE+d*DAR+e

其中： c表示常数项， e表示误差项，a、b、d代表各变量的系数。

ROE――净资产收益率

MSR――股权激励比例

SIZE――资产规模

DAR――资产负债率

在此模型中，用ROE来衡量公司绩效为被解释变量；MSR代表股权激励水平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分别为资产规模（SIZE）和资产负债率（DAR）。

四、实证分析

（一）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利用SPSS19.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得到了表2的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创业板上市公司盈利情况总体较好，在53家公司中净资产收益率最高的为23.88%，最低0.81%，均值10.52%，主要是因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大多处于成长阶段，相对于在主板上上市的成熟企业来说，其盈利空间较大。其次，根据表2，可以看出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的53家公司，股权激励比例平均只有2.9%；最大值是安利股份公司实施的9.38%，最小值是天玑科技的0.14%；其中大多数公司的股权激励集中在2%-3%，激励水平相对于国外一些上市公司10%―15%的激励水平来讲偏低，其是否能够有助于提升公司绩效值得探讨研究。最后，从表2可以得到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趋于中小企业水平，其样本均值是19亿多，其相对于主板市场上的上市公司而言规模较小。由于其规模较小，又大多数处于成长初期，风险较大，因此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来说其融资较难表现为资产负债率较低，平均水平为27.51%。

（二）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SPSS19.0软件对上述线性模型进行了回归检验，检验后可以得出R=0.462，调整的R方=0.166，回归的F值为4.439，其伴随概率为0.008小于0.05，说明该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自变量之间也不存在自相关的情形。

虽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只能说明该模型是有效的，但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怎么样，只能通过回归分析中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检验表（表6）看出。从表6可以看出，常量和资产规模的T值分别是-2.654和3.429，其相伴概率分别为0.011和0.001，都小于0.05，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也说明了资产规模会影响企业绩效，影响系数是0.04，说明资产规模越大，企业盈利能力越大，盈利表现越好。究其原因主要是企业资产规模越大，会产生规模效应，而规模效应可以降低企业营业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益。而股权激励水平的T值是-0.43，其相伴概率为0.669大于0.05，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认为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与此同时，资产负债率也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在创业板上市公司中，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不存在相关性。

五、研究结论

为研究创业板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相关性，本文主要利用SPSS19.0软件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得到股权激励水平的T值是-0.43，相伴概率为0.669，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该结果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股权激励水平太低，难以形成激励效果。从本文选取的样本公司来看，平均股权激励比例才2.9%。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上市公司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但创业板上市公司平均2.9%的股权激励水平不及股权激励办法的1/3，相比国内主板等较成熟上市公司的5%―10%的股权激励水平来说，还是显得太低，激励不足。（2）缺乏完善的资本市场。有效的资本市场是保证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载体。而在我国由于创业板成立发展时间不长，有些制度规则还有待完善，再加上创业板上投资者的投机性较强，难以形成强有效的资本市场，整个市场目前还处于弱有效性。市场上股价的变动不能很好的发映公司的业绩变动，影响股价上q的因素太多，可能有时候起决定因素的未必是公司业绩的提升，因此被激励对象能否从此激励计划中通过努力获得收益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激励效果不明显。（3）缺乏有效的股权激励考核制度。科学有效的股权激励考核制度，决定了股权激励制度能否有效实施。而在创业板中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行权条件的业绩评价指标可操作性强，像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净利润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等，不利于客观评价激励对象对公司的长期发展所做的贡献。与此同时，激励对象可获授的条件或可获授的股权激励份数更多的是以激励对象过去的业绩为评判标准，未真正关注其未来的长期激励性。因此，创业板上市公司要想股权激励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科学有效的股权激励考核制度必不可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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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燕.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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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股权激励的实施现状

我国的股权激励制度起步较晚。2005年5月起，我国证券市场开始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为上市公司管理层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提供了制度基础。次年《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的颁布，都标志着我国的股权激励机制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其后2008年证监会又连续出台了《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第1号、2号、3号备忘录，这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都为加快股权激励这种长期激励模式在国内企业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1.1股权激励的实施广度

从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分布来看，所涉及到的企业涵盖了证监会规定的行业分类中划分的13个行业中的一多半，包括制造业、房地产业、信息技术业、社会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建筑业以及批发和零售贸易等。所涉及的行业类型和实施范围还算广泛，其中制造业占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多数。制造业在我国工业中占主导地位，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并且在所有上市公司中制造业所占的基数本来也大，所以我国现行的股权激励基本是以制造企业为主要实施载体。

1.2股权激励的模式选择

实施股权激励的模式可谓是多种多样，如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业绩股票，员工持股、虚拟股票等等。从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现状来看，我国以选择股票期权的激励模式主，基本占总数的一半还多。

股票期权模式分享的只是公司市场价值增加的一部分，对公司现金流基本没什么影响。对激励对象而言，当预期业绩指标达不到时他们会选择放弃行权规避风险，自身也并不会遭受什么惩罚性措施。综合上述优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股票期权模式会受到众公司追捧了。相比较而言，员工持股计划多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然而，股票期权的价值是严重依赖于股市的上升的，在股价持续下跌的状况下，此种模式很有可能失效。

1.3股权激励的股票来源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规定，实施股权激励的股票来源共有3种：（1）向激励对象发行股份；（2）回购本公司股份；（3）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从我国的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状况来看，股票来源以定向发行为主。

另一方面，股票期权的股票主要来源为公司库藏的股票或增发的新股。目前我国缺少系统的配套制度支持，对于管理层和员工的激励所使用的股权来源受到了较大的限制，甚至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同时，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由于资本市场制度性缺陷而较难确定。这种阻力尤其以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2我国实施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

2.1资本市场的弱有效性问题

股权激励的核心思想要求股票的市场价格必须真实反映公司的经营情况，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包含所有与公司经营有关的信息，而且包含专家对公司经营情况和经济情况的预测。

我国证券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仍处于初期发展的弱有效性阶段。我国资本市场股价波动和企业经营业绩并非完全相关，信息不对称现象非常普遍，因此政府相关政策与社会资金的移动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是很大的。

2.2经营业绩评价体系的缺乏科学性

一方面实施股权激励，要求经营者的收入直接与股票价格或股权的价值变动有关。但现实中，二者的变动不仅取决于经营者的努力，同时还受到诸如总体经济形势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目前股权激励对经营者的绩效测评侧重的是企业经营管理的绝对业绩，而非比较业绩，这对于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来说，激励作用的差别很大。

2.3公司治理制度的不完整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给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带来了很大障碍。首先，上市公司两职合一现象比较严重；其次，“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再次，在我国尤其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很突出，大股东中国家股东和法人股东占压倒性多数，相当一部分法人股东也是国家控股。在“一股独占、一股独大”的情况下，由于所有者虚位，“内部人控制”现象仍十分普遍。

在此情况下，就会出现在实际运作中形式大于实质，形成“人治”大于“法制”的状况。在“人治”的情况下引入股权激励制度，会出现经营者为自己定薪定股，从而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严重的影响激励制度的效果。

3完善我国股权激励机制的建议

3.1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

有效的股权激励机制的形成是以完善的资本市场和经理人才市场体系为背景的。因此，我国要实施股权激励，首先要建立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加快新型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升发和利用；其次，要逐步培育竞争性的经理人才市场，使经理人员职业化，实现企业和经理人员的双向选择，促进经理人员的自我约束。

由于我国的经理人市场并不健全，很多国企的经营者也不是由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从竞争市场来选择，而是由政府丰管部门任命，具有很强的政治因素，因此只有加强经理人的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股权激励机制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3.2完善业绩考核指标体系

完善合理的业绩考核指标体系是股权激励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因素。各公司由于所处的行业、发展状况等的不同，必然要求其设计应该灵活，切不可死板硬套其他公司模式。在制定过程中可以尝试多样化的业绩指标和指标组合，最好做到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并用，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并用，物质与非物质奖励并用，建立客观综合的指标体系。

3.3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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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是一种通过经营者获得公司股权形式给予企业经营者一定的经济权利，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从而勤勉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的一种激励方法。

股权激励也是公司股权的增值权，以某种方式授予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使他们能够分享企业成长所带来的好处的一种制度安排。

股权激励制度是企业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乃至企业文化的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无论企业的形态和资本结构如何，无论是否是上市公司，都有必要建立和实施股权激励机制。实施股权激励的重要性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企业的利益共同体

一般来说，企业的所有者与员工之间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所有者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和投资收益，而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受雇于所有者，他们更关心的是在职期间的工作业绩和个人收益。二者价值取向的不同必然导致双方在企业运营管理中行为方式的不同，且往往会发生员工为个人利益而损害企业整体利益的行为。实施股权激励的结果是使企业的管理者和关键技术人员成为企业的股东，其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趋于一致，因此有效弱化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形成企业利益的共同体。

二、业绩激励

实施股权激励后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成为公司股东，具有分享企业利润的权力。经营者会因为自己工作的好坏而获得奖励或惩罚，这种预期的收益或损失具有一种导向作用，它会大大提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员工成为公司股东后，能够分享高风险经营带来的高收益，有利于刺激其潜力的发挥。这就会促使经营者大胆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采用各种新技术降低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和核心竞争能力。

三、约束经管者短视行为

传统的激励方式，如年度奖金等，对经理人的考核主要集中在短期财务数据，而短期财务数据无法反映长期投资的收益，因而采用这些激励方式，无疑会影响重视长期投资经理人的收益，客观上刺激了经营决策者的短期行为，不利于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引人股权激励后对公司业绩的考核不但关注本年度的财务数据，而且会更关注公司将来的价值创造能力。此外，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机制，股权激励不仅能使经营者在任期内得到适当的奖励，并且部分奖励是在卸任后延期实现的，这就要求经营者不仅关心如何在任期内提高业绩，而且还必须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以保证获得自己的延期收人，由此可以进一步弱化经营者的短期化行为，更有利于提高企业在未来创造价值的能力和长远竞争能力。

四、留住人才，吸引人才

在非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企业稳定和吸引优秀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实施股权激励机制，一方面可以让员工分享企业成长所带来的收益，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当员工离开企业或有不利于企业的行为时，将会失去这部分的收益，这就提高了员工离开公司或“犯错误”的成本。因此，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企业留住人才、稳定人才。

另外，股权激励制度还是企业吸引优秀人才的有力武器。由于股权激励机制不仅针对公司现有员工，而且公司为将来吸引新员工预留了同样的激励条件，这种承诺给新员工带来了很强的利益预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可以聚集大批优秀人才。

股权的权能

从现代企业制度角度看，股权的权能主要分为以下四种：

1、分红权：按照股份额度享有相应股权比例的公司税后利润的分红的权益；

2、公司净资产增值权：按照股份额度享有相应股权比例的公司净资产增值部分的权益；

3、表决权：按照股份额度享有相应股权比例在公司组织机构中行使的相关表决的权益；

4、所有权（含转让、继承、资产处置等）：按照股份额度享有相应股权比例的公司股份所有者的权益。

激励的多种模式

从股权的4种权能可以知道，安排股权激励时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来灵活赋予股权权能种类的多少，由此就会使得股权激励产生很多种激励的模式。最为常见的模式主要分为三大类：

1、虚拟股份激励模式

该类股权只有分红权（有的还带有净资产增值权），此类股权激励不涉及公司股权结构的实质性变化。所以，次类股份也叫岗位股份（历史上的晋商企业也叫过身股）。如虚拟股票激励、股票期权模式等。

2、实际股份激励模式

该类股权具有全部的以上4种权能，此类股权激励不仅涉及公司股权结构的实质性变化，而且会直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所以，次类股份也叫实股（历史上的晋商企业也叫过银股）。如员工持股计划（ESOP）、管理层融资收购（MBO）模式等

3、虚实结合的股份激励模式

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实施虚拟股票激励模式，到期时再按实股激励模式将相应虚拟股票转为应认购的实际股票。如管理者期股模式、限制性股票计划模式等。

股权激励的几大特点

1、长期激励

从员工薪酬结构看，股权激励是一种长期激励，员工职位越高，其对公司业绩影响就越大。股东为了使公司能持续发展，一般都采用长期激励的形式，将这些员工利益与公司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筑利益共同体，减少成本，充分有效发挥这些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达到公司目标。

2、人才价值的回报机制

人才的价值回报不是工资、奖金就能满足的，有效的办法是直接对这些人才实施股权激励，将他们的价值回报与公司持续增值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公司增值来回报这些人才为企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3、公司控制权激励

通过股权激励，使员工参与关系到企业发展经营管理决策，使其拥有部分公司控制权后，不仅关注公司短期业绩，更加关注公司长远发展，并真正对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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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地产股权激励方案的通过至少说明国家已经发出一个信号，即管理层对已沉寂半年的股权激励开放的信号

日前，中粮地产(000031SZ)公告称，该公司首份股权激励计划及考核办法经董事会通过，将向高管团队以及核心骨干授予308.64万份股票期权。

中粮地产的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表明中粮地产对未来三年公司业绩是有信心的。

另外，中粮地产的股权激励方案的通过至少说明国家已经发出一个信号，就是管理层对已沉寂半年的股权激励开放的信号。但是，业内人士认为，这并不会刺激其它地产公司效仿。

中粮方案出炉

受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这个利好消息的刺激，12月20日，中粮地产在10：30复牌后不到10分钟就被拉升至涨停。

据悉，中粮的激励方案为：在满足授予条件时，公司将无偿授予部分高管308.64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日起五年的行权有效期内，在满足一定业绩条件下，以约定的行权价格购买一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草案显示，在该计划实施前一年业绩需要达到两个条件：条件一是年净利润增长率达到或超过20%且不低于近3年平均水平或同行业平均水平；条件二是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或超过10%且不低于近3年平均水平或同行业平均水平。

中粮地产的首期激励幅度只占总股本的0.34%，而之前很多上市公司的幅度都达到了总股本的10%。对此，中粮集团相关人士表示，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业内普遍认为，中粮地产股权激励的实施业绩条件并不高，未来实现激励的业绩条件不难。

这次股权激励创造性地提出了激励收益限额制度――三批行权股份中，如果某一批股权激励累计账面收益超过授予时薪酬总水平的50%，该批剩余的期权将不再行使。

某上市地产公司的内部人员说：“股权激励的实施表明中粮地产至少对未来三年的业绩是有信心的。”

股权激励再开闸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于2006年开始。证监会出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资委也为国企管理层增量持股解禁。

因此，今年上半年之前，先后有40多家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但是，2007年3月，证监会开展了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要求上市公司只有完成公司治理整改报告后才能报送股权激励材料。

股权激励因此沉寂了长达半年的时间。2007年，只有5、6家公司推出股权激励方案。这次中粮地产推出的股权激励是下半年来的首度开闸。

上述上市地产公司的内部人员对记者说：“中粮地产股权激励的推出至少说明国家已经发出一个信号，就是管理层对股权激励开放的信号。”

业内人士也普遍认为，随着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接近尾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将会再度开闸。

业界传闻招商地产早有实施股权激励的计划。

记者从招商地产的内部人员了解到：“招商地产明年也要争取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在股权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两种方式中选择其一。至于最终采用何种方式，正在与国资委的沟通中。招商地产原打算借股改的机会，行使股权激励，但是由于怕影响股改的进度，所以一直没有启动。”

股权激励就是把管理层与公司利益捆绑到一起，在国外，如果一个公司没有股权激励，那么这个公司的制度就是不健全的。但是在国内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还占很小的部分。

但是，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说：“中粮地产的股权激励不会刺激其它地产公司效仿。因为为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上市公司中的国资控股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方案要报送国资委审批，服从国资委的要求。中粮地产的股权激励方案在国资委论证的时间超过两个月。再如招商地产就要由大股东招商局通盘考虑下属的上市公司，经过详细论证，再与国资委沟通才能最终定下来。”

而一些股权比较分散的、国资控股比例很小的地产公司，在股权激励方面则比较灵活。比如率先实施股权激励的万科。

万科于2006年3月份推出股权激励方案，这是房地产行业，也是A股市场上最早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

当时，万科总经理郁亮表示，万科将借助这一中长期激励计划，在对公司内部的优秀人才进行奖励的同时，慧眼识英雄，把行业内的优秀人才也吸引到万科来。业内也认为三年后万科的管理层将出现一批千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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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more and more dispersed ownership and more and more complex management technology， more large companies all over the world implement equity incentive way to motivate employees， and more effectively share profit and risk.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listing corporation equity incentive， including the meaning，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equity incentive， then mainly introduces the accounting problems of listing corporation equity incentive， finally analyzes the matt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of equity incentive based on the problems and significance of incentive equity of the listing corporation.

关键词： 会计处理；股权激励；股权激励制度

Key words： accounting treatment；equity incentive；equity incentive system

中图分类号：F71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1-01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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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玉娟（198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学、管理学；张雪（1990-），女，黑龙江绥化人，研究方向为会计。

1 股权激励的概况

股权激励制度是企业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乃至企业文化的一次重要创新，无论企业的形式、资本结构是怎样的，无论是否是上市公司，都应有并要简历和实施股权激励机制。而实施起来主要也就分为：建立企业的利益共同体、业绩激励、约束经营者短视行为和留住人才，吸取人才。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激励工具，在降低委托―成本、激励管理层努力工作和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早已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得到证明。在我国，徐义群、石水平在《股权激励真的改善了企业绩效吗―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一文中提出股权激励以减少了成本、鼓励员工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并且能够有效地解决高级管理人员过度关注短期利益等问题，为公司长远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保障，但是如果实践的不好也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股权激励政策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应该理性地对股权激励制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相应合理的改进。因此，研究股权激励制度无论是在时效性上还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非常富有意义的选题。具体说来，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可以发挥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①建立企业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统一目标，从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实现低成本的工效挂钩，降低道德风险、优化公司股权结构，稳定管理层。②业绩激励。也就是说实施股权激励后，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成为企业的股东，具有分享企业利益的权利。③约束管理者短视行为。引入股权激励机制对公司的业绩考核不仅仅停留在对本年度的财务数据上，而且更关心的是公司将来的价值创造能力。④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它是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有利武器。

2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问题

股权激励的会计计量主要是取决计量属性和计量日。据我了解，在股票期权会计中，各国会计准则委员会所涉及的计量属性主要有历史成本法、内在价值法和公允价值法。而相对于股权激励的会计计量这一个关键问题，突出的就是计量日期的选择，因为不同时点所计算出的公允价值都存在很大差异。而选择计量相关的日期主要分为授予日、授权日{是指员工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义务之后，有权获得期权的时间}、可行权日、行权日和到期日。股票期权的实际影响在授权日就已经发生，根据配比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要求应选择授予日作为计量日。

然而随着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在实际会计处理操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在等待期的确定和股权激励成本的分摊、股票期权公允价值的确定、信息披露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全流通环境下，针对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改革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行为会计监管，主要措施分为：

①加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会计信息披露监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能够有效的约束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并避免股票市场的信心不对称现象的出现。②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职业经理人才市场的完善对于促进股票激励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不断的完善职业经理人才市场，并同时完善监管体制以及证券市场的交易准则。③加强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合规性的监管。针对目前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存在行权条件过于宽松、行权价格不合理等问题，合理制定股权激励要素的标准，增加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违规责任与成本，建立合理的激励对象行权或退出的约束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3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和意义

国家对股权激励制度的健康发展在法律法规方面的是很不规范的，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是一个新兴的市场，起步相对较晚，正处于弱式有效性迈向半强式有效性发展的阶段，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也不算完善，尤其是公司内部监督机制根本不健全。有很多问题在有待解决，而在股权激励新规相继出台以后，如何防止股权激励中的漏洞，又称为现下值得关注的重中之重的现实问题。在具体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时仍需注意以下几点：

①防止管理高层行使控制权套利，因为控制权收益的存在，企业高管阶层的收益并不能完全取决于薪酬制度和剩余索取权的安排，所以股权激励机制也是有可能失效。②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任命制度与股权激励的前提并不符，我国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大部分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任命的，远没有形成以市场供需为基础的成熟职业经理人市场，就此差别会带来股权激励效果的相对偏差。③中国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性，这就需本着公正、谨慎的原则，设定趋利避害和弹性调节的评估体系来尽量规避和平滑风险因素，并且要通过加强监管以及市场内在的调节和约束、制衡机制，来更好地确保激励的有效性和持久性。④“一刀切”方法的适用性，想运用统一的方法来进行股权激励，这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企业。在经营者市场上不完善带来的问题：股权激励的评价指标的不够完善、证券市场的不健全，有效性的不足、资本市场的缺乏效率和我国的税收政策不能跟上股权激励的步伐都相应的影响着股权激励问题的预期效果。当然相对的也是存在于股权激励上的问题所在。

总之，中国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我国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的完善，并能够巩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果。有利于企业综合实力的增强，尤其是对于我国企业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的股权激励，目前看来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制度不断的完善，以及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建立，必然促进我国的企业股权激励制度的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

[1]李维友：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问题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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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权激励 盈余管理

一、引言

研究发现，以委托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等为基础的股权激励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却可以有效的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降低成本，更合理地激励公司高管人员发挥潜力，是解决委托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借鉴于国外在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我国近年来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不仅规范了企业在实施股权激励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为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创造了条件。尽管如此，股权激励制度尚在摸索阶段，在许多方面并不完善，实践过程中面临了许多问题。一方面，虽然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上市公司不断增加，股权激励方案也层出不穷，但是在这些激励方案中，不少公司所设定的行权条件较低，公司高管很容易便可获得大量股权，股权激励成为一种变相的向公司高管输送利益的行为，而没有起到以奖励股权、分享收益的方式来激励公司高管发挥潜力、以公司的长远价值为目标去提升公司未来业绩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管理当局通过盈余管理的手段操纵公司的会计数字让公司账面业绩满足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或者影响股票价格的行为时有发生，而在获得大量股权和推高股价后，上市公司管理层还可能通过套现获得巨额收益，利用其拥有的信息优势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这些都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没有发挥其原本的效应。对于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国外起步较早，Mary Lea McAnally，Anup Srivastava， Connie D.Weaver（2008）认为在股票期权授予之前，公司高管为了使股价下跌可能故意不实现盈利目标，即授予股票期权为高管们创造了不实现盈利目标的动机。Fayez A. Elayan， Jingyu Li，Thomas O. Meyer（2008） 通过实证数据研究以激励为基础的薪酬结构与会计违规行为有关联的主张，发现有会计违规行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获得的全部薪酬的很大一部分是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形式发放的。在会计违规行为是一种过度盈余管理的假设下，很明显股权激励刺激了高层管理人员的盈余管理行为。我国是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实施股权激励制度，起步较晚。赵息、石延利、张志勇（2008）和李春景、李萍（2009）等，多数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刺激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与盈余管理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耿照源、邬咪娜、高晓丽（2009）运用实证手段对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比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在业绩目标处拥有更强的盈余管理动机，其所报告的收益中有部分是通过上调盈余实现的。何凡（2010）研究发现，提高激励股权数量的意愿可能诱发股权激励实施前严重的盈余管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都在不同层面上表明了管理层都有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即获取股权激励（不管是通过影响股价还是薪酬等）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而使得股权激励的实施严重影响着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探讨股权激励影响盈余管理的动因，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指出影响盈余管理的问题并给予建议。

二、股权激励理论基础

（ 一 ）委托理论 20世纪30年代，由于企业所有者兼具经营者的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弊端，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了“委托理论”，倡导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的所有者需要让渡经营权给人即经营者而只保留剩余索取权。这样，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成为现代企业经营的一大特点，企业所有者并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而由企业的高级雇员掌握经营权。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委托关系，首先是由Jensen.M和 Meckling.W在1976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行为和其所有结构》中定义的。委托关系的实质是委托人在授予人某些决策权的同时不得不对人的行为后果承担风险，而这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备。在委托关系中，由于双方的目标不同，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是企业的股东，追求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作为人的经营者则更多的考虑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导致了成本的产生。而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委托人无法直接了解到人的行动，加之双方的利益冲突，很容易产生人不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为了减少委托人的风险，降低成本，防止委托人做出损害人利益的行为发生，建立一种激励与约束并存的股权激励机制成为必然趋势。通过实施人股权激励，人行使期权，获得公司的股份，成为公司的内部股东，从而使得他们能够从股东的利益出发去经营管理公司并进行决策。

（ 二 ）人力资本理论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各种资本投入中，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价值最大，这是因为公司管理层及核心骨干人员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是公司价值创造的所在。人力成为资本，能为企业创造剩余价值，在企业的经营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而经营者与所有者一样也应当拥有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这就需要从产权角度考虑对人力资本的报酬。如何有效的管理企业的人力资本，进行适当的激励和约束，关系到人力资本的价值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果人力资本所有者即公司管理层和核心骨干人员等的人力资本投入得不到相应的偿付，他们将失去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时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损害所有者利益。股权激励机制的引进在进行激励与约束的同时，使得人力资本的回报形式逐渐向剩余索取权转变。这使得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能够在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重大决策过程中受激励效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充分释放知识和能力等，并且能够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将自身看做公司的一员，真正参与到公司的发展建设中去。股权激励机制的实施使人力资本即管理层和核心骨干人员的价值得到了肯定，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也有助于公司建立起一只属于自己的优秀的稳定的人才队伍。

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盈余管理动因及其影响分析

（ 一 ）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因分析 从盈余管理研究文献看，获取一定的私人利益是盈余管理的根本动机，而在实施盈余管理过程中又会出现一些具体的动机，主要分为三种：基于会计盈余数据的契约动机（如管理者报酬契约、债务契约等）、政治成本动机（如要求达到相关行业的标准、避税等）、资本市场动机（如兼并收购、发行股票等）。在管理者报酬方面，为了激励管理层产生规范正当的会计行为，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需要建立合理的报酬契约，从而使双方的利益都得到维护。在报酬契约方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建立合理的管理者考核体系以确定对管理者的奖惩。因为净利润等业绩指标容易受到管理者的操控，所以以净利润等业绩指标为基础的考核体系有失客观性，考核方法与股票价格相关联等其他方式便得到了应用，我国近年来推行的股权激励制度便是最好的体现。尽管股权激励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管理层，使双方的利益趋于一致，促使其站在股东的角度思考问题，但也同时刺激了管理层为谋取自身利益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股权激励可以促使盈余管理动机的产生。（1）管理层为了满足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获取自身的利益，存在基于会计盈余数据的契约动机。一般而言，不同的股权激励方式都会设计某种形式的业绩考核指标作为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而这些考核指标通常建立在会计盈余（如净利润）的基础之上，如大多数上市公司所采用的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增长率等指标。管理层作为公司的直接管理者，掌握信息优势，为了获取高额报酬，满足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就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改变对外报告的会计盈余信息，这就产生了盈余管理的契约动机。即使上市公司未实施股权激励，出于报酬、筹资、符合配股条件等动机，管理层也会进行盈余管理，调节公司的盈余数字。但当实施股权激励后，管理层则有更强的动机调节公司的盈余。（2）股东更加关注股票的价格而放松对管理层的监管，对此管理当局存在利用盈余管理来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资本市场动机。由于实施股权激励后上市公司大股东与高管人员都更加关注股票的价格，他们作为企业的管理当局，为了提升股价以获得股权收益，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时，股东就可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放松对管理层的监管，而管理层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会利用职权调节会计数据，从而存在为了影响股票价格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由于具有“内部人”控制优势以及信息优势，不少管理当局在股权激励方案公布之前就开始进行盈余管理的调节，或者影响财务报告中的盈余数据或着影响信息披露的时间以压低公司的利润，故意不实现盈利目标，以便在适当的时机释放利润，与此同时，还可以影响投资者对公司股票价格的预期，使股票价格下跌发生异常变动，为股权激励营造良好的条件。在股权激励实施期间，管理当局可能将报告盈余由未来会计期间提前到当前，采取各种盈余管理手段操纵应计利润，以达到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并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对公司未来股票价格的预期，以使自己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以较低的价格购入公司的股票，最终使得股权激励实施后的效果对自身更为有利。在获得大量股权激励和推高股价后，他们或者拥有大量的股权和股权增值收益，或者通过套现获得超额现金收益，从而获得股权激励所带来的报酬。

（ 二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对盈余管理影响 （1）股份支付会计确认与计量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期权费用化的合理性。我国新会计准则对于股份支付的确认问题类似于国际会计准则，强调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应予以费用化，将股份支付看做是企业支付给员工报酬的一部分，作为费用从利润中扣除。尽管关于股份支付的确认也存在其它处理方式，但基于各种原因，将股份支付费用化似乎更具合理性。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对管理层的激励限定了范围，期权费用化将会明显减少管理层虚增利润的可能性，提供更加可靠的会计信息。如果不采取费用观将这部分费用从利润中扣除，上市公司将很可能利用股权激励代替其他形式的激励措施发放管理层的薪酬，这样将会显著减少工资费用的支出，进而使得公司财务报表中的利润虚增、信息含量存在大量的泡沫，造成公司业绩表现良好的假象，最终刺激股价的上涨而使管理层获得期权所带来的报酬，这严重影响着股权激励的顺利实施。但期权的费用化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就其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而言，期权费用化会提高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由于期权费用化会大幅降低公司的利润，影响公司的业绩表现，而这直接关系到高层管理者的切身利益，他们很可能为了获得较高的期权报酬而进行盈余管理甚至利润操纵。二是股份支付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主观性较大。关于股份支付的计量问题，一般来说有两种方法：即公允价值法与内在价值法。理论上，公允价值法比内在价值法更具说服力，由于它充分考虑了期权的时间价值，减少了人为操纵的可能性，因而更能反映权益工具的真实价值。但是在股份支付按公允价值计量的实际操作中，一方面我国股市目前尚不成熟，很难达到期权定价模型的限制条件，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质疑得出结果的准确性；另一方面按照期权定价模型来计算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时，估值模型中的一些参数指标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以及实际经验进行评估选择，故在参数的选择上就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企业可以通过参数指标的自由选择来调整期权的公允价值，从而控制期权费用，达到企业利润调节的目的。此外，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在股份支付的设计方面也存在一些没有明确的问题，如期权费用在跨年度的等待期内合理摊销问题，公司无法行权时期权费用的转回问题等。这都给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弹性空间。（2）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行权条件过于简单。根据《投资快报》报道，去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开始升温，尤其是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不断推出股权激励预案。金地集团、金发科技、华海药业、广州国光等上市公司是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比较典型的代表。虽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不断增加，股权激励方案也被不断推出，但不少公司所设定的行权条件较低，公司高管不需要做出很大努力便可获取大量股权收益。如探路者的行权条件是以2009年净利润为基数，2011年至2013年相对于2009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30%、70%、120%，换言之，探路者未来4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须达到21.79%，而实际上，从2007年至2009年，探路者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248.19%、132.36%、72.92%，远远高于21.79%的年复合增长率。诸如此类的公司还有很多，所要求的净利润增长率几乎都是最低的保底标准，这使得股权激励成为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完全发挥不了激发公司高管等人员为公司价值创造、提升公司未来业绩的效果，反而刺激了他们从负面角度出发更多的为自身利益考虑的行为。二是行权指标单一且容易操控。从目前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看，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以净利润增长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行权的考核指标。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以净利润在一定时期的增长率这一单一的指标为衡量标准作为管理层行权的条件，有时也会结合净资产收益率综合考虑。虽然这样的行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公司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但由于净利润等指标具有可操纵性，管理层可以通过调整会计政策、选取会计处理方法以及控制费用等手段来调节净利润等指标的高低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结果，进而使得披露的财务信息不能真实的反应企业的财务情况。（3）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一是“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所有者缺位（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国有股股东缺位）、所有权虚设造成公司治理结构中内部人控制的现象严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内部董事仍占有很大的比重，董事会成员兼任高管的做法仍然存在，使得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相互制衡机制失效，这样股东即所有者便不能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控制，管理层掌握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不仅掌管着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控制了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和收益分配权，处于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地位。鉴于管理层实际上控制了公司，相对于股东而言更加了解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并拥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在股权激励影响盈余管理的动因下，管理当局很容易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调节公司的盈余信息。二是董事会、监事会监督作用不到位。我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设立董事会与监事会，董事会、监事会都可以对管理层进行监督，避免管理层做出有损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尤其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由于国家股的控股地位，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司的管理人员，加之外部董事或监事可能对公司不甚了解或者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等，使得董事会、监事会起不到有效地监督约束作用，进而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因此，实施股权激励后，股东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放松对管理层的监管。这种现状严重影响到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性，加深了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动机。

四、结论

本文在对股权激励引发盈余管理动因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股权激励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为上市公司提供了盈余管理的空间，具体包括：股份支付会计确认与计量问题、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问题和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问题。因此，建议从这几个角度出发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压缩盈余管理的空间，即：完善与股权激励有关的会计准则等法律规范，包括对相关假设参数信息、期权变动信息等做充分及时的披露等；完善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尤其是要建立合理的股权激励业绩考核指标体系，采用以不容易受管理层操纵的经营性现金流量、股价等为基础建立指标；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强化企业内部控制，确保股东参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并确立其在内部控制中的核心地位，以改善“内部人控制”的严重现象；监管部门加强股权激励的监管力度，防止管理当局通过盈余管理操纵短期业绩表现和股价来获取大量股权收益的行为。在我国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资本市场还不成熟、企业治理结构仍有缺陷的情况下，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面临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地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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