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言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汉语语言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天象

观、视│物││鸟类

人───│├───┤│兽类

取│象││地象│

（庖牺）───││││植物类

─人类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夬，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以下引许书只注明页数。

篇2

摘　要：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拟从汉字、语序和流水句三个方面讨论汉语言和汉民族文化的对应关系。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汉语；汉民族；文化；语言

一、语言、文化的定义及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潘文国(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是更为妥当的提法。

文化与语言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张公瑾，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344-346)。语言和文化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推动。

二、汉语与汉民族文化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汉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语言大系统的不同层次上。汉民族文化的鲜明特点在汉语言中呈现以下一些表征：

1.汉字

汉字是汉族创造的独特的产物，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汉字平面型的方块形体能够比线型的拼音文字存储更多的信息量；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将数十亿汉语使用者维系在一个完整的汉文化系统内，使这一文化中的各个民族都能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汉字多采用形声字方式字乳新字，为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粱，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汉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差异。

2.语序

语序是各级语言单位在上一级语言单位内的排列次序。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中，语义的搭配是决定语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把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言语观倾向于寻求整体和笼统，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汉民族习惯于概括综合，往往从整体入手，认识和处理个体间的关系。汉语逻辑关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设后论证，先叙事后表态，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由一般到具体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观，反映在句法层次上，表现为汉语“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构造。这也是汉语语法成为意合语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过意思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句子合在一起。汉语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组织起来的。在叙述事实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两三个、甚至十个八个小句，小旬与小句之间没有连词，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达意为主，“辞达而已矣”。这正是汉语口语里流水句出现频率高的原因，也是汉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汉语语句结构上的反映。汉语的这种特征是和汉族人的整体观念、直觉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开的。

转贴于

三、结语

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缩影，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都会充分反映在语言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学科提供真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同时，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建民.1999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罗常培1989/1996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

[3]潘文国.1997.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篇3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对中学阶段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来说也是如此。兴趣是激发中学生学习的主要的动力，对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性格是比较活泼的，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激发学生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兴趣。只有在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之后，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有了兴趣，才能够积极地投入到实际的学习过程中来，这样的情况下学习的效果才能更加的良好。对激发学生的兴趣的措施来说，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多样的，我们有着很多的选择，比如在上课之前我们可以让学生自己讲一讲对于汉语言文学的理解，这个过程对于学生来书是需要一定的准备的，学生能够自主地体会到汉语言文学的特点，这对于他们兴趣的激发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同时也可以在对汉语言文学进行了一定的学习之后，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兴趣，相应的活动可以有，展开辩论赛，设置一个合乎于这个年龄阶段讨论的问题，让学生对这个问题展开不同的观点，进行观点的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体味汉语言文化的博大；展开诗歌朗诵比赛，让学生在古诗词的韵味中体会汉语言文学的悠长。通过各种积极活动的展开，初中学生乐意参与其中，就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这对我们的教学过程来说将会有着极大的帮助，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产生兴趣，从而最终有益于汉语言文学的学习。

二、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对策

在传统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现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守旧，教学方法单调以及教师的专业的素质有待提高。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来提高中学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质量。对于教学模式守旧的现象，在实际的教学规程中表现为教师在教学中上课的方式单点，往往只是教师成为课堂的主角，教师自己一个人在教师上讲，初中学生在下面听，缺乏师生之间互动的过程，学生的节奏完由教师来掌控，这样的情况产生的问题就是随着课堂的继续，学生往往会产生比较厌烦的心态，他们对学习过程中掌握新知识的乐趣也逐渐丧失，自主的学习意识不能够得到激发，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学习效率低下，难以使自己更加符合社会的要求。针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改观这样的现象，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建立对于汉语言文学学习的兴趣，这样初中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才能够得到提升，学生愿意学，愿意主动学，学习的效果就有了保证。同时还应该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新课改的教学理念下初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教师是来帮助学生学习的辅助者，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这一问题，让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发挥出学习主体的重要作用，保证课堂的良好的氛围，这样长此以往的坚持下去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一定是有着积极的重要作用的。教学方式的单一问题一直是影响教学成果的一个关键，能否采取好积极的措施来改变这样的问题就决定着能否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传统的教学中对于课文的讲解多是每句进行讲解，这样的话不免显得冗长耗费时间，所以我们应该改变这样的状况。新课程的改革理念在不断地渗透到我们的教学过程中来，我们在结合自身的教学资源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合适的措施来改观这样的现状，汉语的博大精深更加适合于各种各样的教学，我们可以采取各样的方法来进行教学。比如让学生进行讲课，学生讲我们进行相应补充，甚至于采用各种各样的故事来生动的教学工作。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也进入到了现代化的教学过程。多媒体的运用能够在课堂上起到积极的效果，因为多媒体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它可以将课本上文字性的描述以一种直观的视频或者图片的形式来展示出来，通过这种直观的展示往往可以让学生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从而使他们能够将知识理解得更加透彻。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改观教学方式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结语

篇4

关键词： 英汉语言文化 比较的意义 应用

一、英汉语言文化对照的意义

在外语教学中适当地运用汉语语言比较，一方面帮助学习者识别语言的共性，利于用母语知识促进对目的语的习得；同时帮助他们找出差异和各自的特点。这对克服母语的干扰也能起积极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定的语言反映着一定的文化，反映该民族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往往是语言差异的根源。在英语教学中适当地运用语言文化比较，可以帮助学习者了解语言产生的不同文化背景、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了解语言异同的根源，提高使用语言的能力。因此文化比较是语言文化比较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二、英汉语言文化对照在教学中的应用

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来说，要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关键在于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文化比较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语言文化及观念方面的比较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谈些看法。

1.把握总体文化背景对语言的影响

在总的文化背景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语言表达。

西方文化重视个人的自由、荣誉和成就，提倡个人奋斗，强调基督民主精神。英语国家很多的风俗习惯都反映了这些特征。在英语国家不论男女老幼互相之间一般都直呼其名。这与儒家思想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在西方人看来，在姓名前加上职位显得过于正式、拘谨，表示彼此之间的疏远。因此，除正式场合，特别是在私人交往中人们都习惯于直呼其名。同样的，西方人不喜欢别人问及私人事务，这些都反映了他们强调个人民主、自由的生活规范。

西方人的这种民主精神还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表示“请求”时往往运用过去式，也就是用虚拟语气的形式。如：

C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to the railway station?

Would you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虚拟语气本来表示与实际相反的假设，在请求对方做某件事时用这种形式给对方留有余地。在这个问句的背后还隐藏着这样的含义：“我只是随便问一下，如果你不愿意，完全可以不必回答。”中反映了说话人把自己放在与对方同等位置上，在他们看来“Can you...?”就显得居高临下，有强加于人的感觉。从这一民主观念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You’d better use another word.”是表示一种婉转的责备了。

2.介绍一些具体观念上的差异

除了基本文化思想方面差异以外，英汉两民族在一些具体观念方面还存在差异。现以时间观念上的差异为例作简单介绍。

中国人和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在时间观念上的差异很大。很多中国人时间观念比较淡薄，例如我们常常未预约就串门访友，我们还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你什么时间有空，我想去拜访一下。”“你随便什么时候来都行”中国人这样说也是出于好意，表示热情好客。但西方人则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说话者并非诚心邀请，而是客套应酬。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呢？我们来看看美国人的时间观。美国人类学家藿尔（Edward hall）曾指出：“我们对待时间就像对待一个物品，赚得它、花费它、节省它、浪费它。在我们看来，同时做两件事几乎有点不道德。”持有这种时间观念的英美人士把时间看成是具体实在的东西，甚至可以当成商品一样买卖和拥有。因此，他们特别强调把时间分割不同的时段来安排活动，强调守时，严格按照日程一次做一件事。我们可以在以下句子或短语中看到这些观念的影子：

Time is money.

Don’t attend two things at a time.

不同的时间观念会赋予语言以不同的内涵。在美国人看来“Time is money.”，时间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金钱，浪费或耽误别人的时间是不道德的。他们无论是看病还是走亲访友都必须事先预约然后严格按照日程执行。汉语中也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警句，但它仅仅被用来勉励人们珍惜时间。它的内涵和美国人严重的“Time is money.”的含义相去甚远。

时间观念上的另一差异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有鉴赏过去的习俗，非常重视历史和传统也特别敬老，老年人成了智慧、经验、稳重、权威等的化身。如汉语中的“老练”、“老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

美国的历史不过二百多年，美利坚人的祖先移居美洲大陆以后，在开发新天地的同时也重构了一种新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人奋斗、追求实力和物质享受等价值观驱使他们不太留恋过去，不安于现状，更注重未来。

他们注重于未来的心理也反映在语言上，对美国人说“old”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字眼，因为它给人的联想是缺乏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例如：

It is hard to make an old dog stoop.

正因为如此，在英语中常常用委婉语代替“old”，例如，eldly或senior代称“老年人”，evergren clubs美称“老人俱乐部”。

显而易见，对于两种文化在世间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如不通过比较来提醒学生高度重视，必将成为语言交际的一大障碍，不利于他们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

3.介绍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对于一些带有浓厚民族（或地方）色彩或具有典故性的英语短语，如不介绍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学生就很难理解其含义。同理，如不说明Newcastale是英国的一个产煤区也就很难想象“To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的含义是“多此一举”。

综上所述，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都是产生语言差异的根源。引导学生了解这些差异，认识他们对语言产生的影响，有利于学生改变思维方式，逐渐养成用异文化思维去理解语言的习惯，克服母语的干扰，这是提高学生语言使用能力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Brown，H.D.Principles of Languange Learning and Teaching，1987.

篇5

关键词：词汇；语言差异；翻译学习

一、引言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风貌和信仰的总体。”作为语言基本要素的词汇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文化的核心在于语言，语言的核心在于词汇。汉语和英语虽然分属不同语系，特点迥异，但是都拥有大量的、丰富的词汇。对比英汉语言，人们不难发现有很多的词汇是对立词语，并且这两种语言的语法功能和句法结构也有很多的类似或接近的地方。这些成为了英汉翻译的语言基础。

但是，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受到了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成为翻译活动中的最大障碍。因此，认真学习和研究英汉

语言的差异，特别是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找出翻译的对策和提高翻译的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

1．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的差异

语言中单个词的语法归类称为该词的词性。英语词汇可以通过自身形态的变化引起自身词性的变化，这就使得英语的构词法有着灵活性和多样性的优势。例如：英语的名词通过添加词缀可以变成动词或形容词；动词通过添加词缀也可以变成名词或是形容词等。英语构词法中词汇的变化大部分都是通过词汇本身形态的变化而产生的。英语的这一特性使英语具有强大的派生能力，许多的词都是由其它词通过词形的变化派生而来的。其中在英语词汇中变化最多的是英语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比如：通过对动词形态的改变，动词就会产生人称、时态、语态、情态以及非谓语（不定式、分词）的词性变化；也会产生词类的变化。英语通过词汇的形态变化表示句子丰富多彩的语言关系和逻辑关系。和英语比较起来，汉字相对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自身的形态，更不像英语可以由形态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汉语词汇的表意能力和互相组合能力要比英语强，所以汉语主要靠词汇、词序以及各个部分之间暗含的逻辑关系来表达句子的语言意义。

2．英汉语言在词类和词类使用上的差异

英汉词类的数量大致相等，类别也基本上是对应的。但是，英语中的冠词(Article)和汉语的量词为各自所独有，没有像其它词类的直接对应。英语中没有单列的量词，一些起量词作用的词划归名词类。汉语中没有冠词，汉语中的数词和量词或是代词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英语冠词的作用。

在词类使用上，英汉两种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别。英语多用名词而汉语多用动词。英语里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表词达意的能力非常强，是构成英语句子的主要词汇，它们由谓语动词连接，使英语语言的态势相对平稳和安静。汉语的代词、介词、连词使用的频率远低于英语，汉语造句主要依靠动词或是动词词组，从而造成了汉语的一种动态语势。

三、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具体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上，而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基本要求。所以，了解并进一步掌握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1．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存在的巨大差异，造成了英汉词类的名同实异。这中“同名异质”恰恰解释了语言现实中不同形式（词类）表达相同内容（词义）的“形异实同”现象。从翻译理论上说，这就是“词类转译法”的理论基础。英语语言可以通过派生法(derivation)和转化法(conversion)等构词方法的变化引起英语词汇形态的变化，进而引起英语词汇词性的变化，而汉语中的汉字和词汇没有任何这样的功能。和英语比较起来，汉字相对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自身的形态，更不象英语可以由形态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所以英汉翻译时两种语言之间的词类转换，亦称为词类转译就成了英汉翻译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种基本的翻译技巧。常见的词类转译有：1.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之间的互相转译；2.名词向代词的转译；3.动词向介词的转译。词类转译法的采用可使译文既能够符合汉语语言的表达习惯，又能使其多样化。[例]Rocketshavefoundapplicationfortheexplorationoftheuniverse.

[译文]火箭已经用来探索宇宙。

英语例句中的名词“application”和“exploration”分别是在动词“apply”和“explore”后添加名词性后缀“-tion”而转变过来的。英语词汇形态的变化引起了词性的变化，而汉语没有这样的变化，所以英语例句中的名词在翻译时转译成了汉语的动词。

2.英汉语言在词类和词类使用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由于英语中的冠词(Article)和汉语的量词为各自所独有，没有象其它词类的直接对应；另外，英语里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是构成英语句子的主要词汇，而汉语的动词是构成句子的主要词汇；所以，翻译时应通过各种手段对译入语（英语）的词义加以补充、限定，在具体的翻译技巧和方法上表现为增词法。

[例]Wemustmakeacomprehensiveanalysisofaproblembeforeitcanbeproperlysolved.

[译文]我们要对问题作全面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

英语例句中的不定冠词“a”为英语独有，汉语中没有对应词类，所以在翻译时将其省略。

四、结束语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学习和研究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在具体学习翻译方法和技巧的时候就不能很透彻的理解诸如增词法、词类转译法等的具体理论基础，更不能随心所欲的驾驭两种语言，确保翻译译文的准确、流畅。所以，如果能够吃透英汉语言的差异尤其是在词汇上的差异及翻译时的对策，对提高翻译的水平是很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1]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5.

篇6

一、课堂魅力缺失之现象及分析

现在的汉语教学课堂上，时常感觉到缺少了点优化的教学过程。课堂上要么是教师僵化的老一套的词语教学模式，要么是眼花缭乱的教学形式：比如有的课堂教学形式过于多样化，课堂气氛虽然热热闹闹，却不见有多少实际可学的内容；有些教师不是引导学生在学习内容的本身上下功夫，而是过多地依赖多媒体教学手段，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知识信息输入的内涵。一堂课下来，黑板上只写寥寥几个汉字，学生也很少动笔；还有一些教师没有在钻研教材上下功夫，出现概念偏误，给学生输入错误信息还浑然不知；甚至有的教师把自己还没有弄懂的问题拿来让学生讨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由于汉语教师缺失了课堂教学语言的魅力，课堂上缺乏灵动的活力，教法呆板，学生不积极配合，思维被抑制；教师按部就班，学生亦步亦趋，缺乏创造性；教师只顾复制教材内容，然后粘贴给学生，使学生缺乏创新的空间和土壤，这样的课堂必然呈现出冷清的思维流动，教材便成了束缚学生自由灵性的锁链，大量的词语、语法、课文、阅读、写作等课程便成了许多民族学生不可逾越的障碍，学生感觉乏味就在所难免了。

二、把人文关怀渗透在教学中

怎样上出充满趣味的汉语课？有人认为汉语课就应该做到室中书声朗朗，教室热热闹闹。我认为：这只是课堂的表面形式。实际上好的汉语课应是教师情感投入，学生积极参与，充满讨论气息，充满人文关怀。这样，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不仅是汉语知识，而且在双向互动中情感得到交流，运用汉语的技能得到提高。由课文而悟道，由悟道学做人，真正达到教书育人完美结合的境界。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中丰富的人文内涵。强调对人的培养，对个性的张扬。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尊重学生趣味的选择。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处处依赖课本，而要对课本内容做出独特的解读和情景创设。不同侧面地引导民族学生琢磨、体会、领悟，掌握。同时，教师还要挖掘教材丰富的人文内涵。例如刚初中毕业进入中专学习的学生，已经开始对异性产生好感，对爱这个词非常敏感。当老师讲到爱这个词时，学生的反应往往是：有的羞涩，有的脸红，有的窃窃私语，通过观察我发现同学们对爱的理解比较狭窄，一谈到爱就会联想到情爱。为了引导民族学生对爱有更全面、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便启发学生让他们说说什么是爱，爱都有哪些？并且围绕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再让学生把列举的每一种爱都用一个事例来进行说明。学生踊跃参与，积极发言，列举了各种不同的爱。通过这种方法，同学们懂得了爱的博大，爱的美好，并且明白了只有不断地为他人为社会付出爱，才能赢得更多的爱，更多的尊重。最后再请学生把这些感受写下来。多做类似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积累语言，更能吸引学生达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升华的效果。

三、让汉语课堂洋溢着爱的情感

篇7

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特殊语言，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是汉语语言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研究对象。

1．1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界定

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是对外汉语教学老师在教学活动中使用的特殊语言，是教学语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教学组织形式来看，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课堂教学语言；二是个别教学语言。课堂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也反应出课堂教学语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主要表现形式。个别教学语言是在教师与学生一对一的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学语言，也是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中的主要形式之一。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作为教学语言之一，也包括了口语、书面语和体态语等形式。在实际教学中，对外汉语教师为了达到教学目标会将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融人到教学活动当中，以便于学生的更好理解和学习。

1．2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分类

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从使用目的来看，可分为两种类型：目的语教学语言和媒介语教学语言。目的语教学语言是最受推崇的教学语言，在我国大多数高校的汉语教学中都使用的是汉语教学，社会培训机构大多数也使用汉语教学，因此，目的语教学时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主要形式；媒介语教学语言也是非常普遍的对外汉语教学语言，适应于大多数汉语的初学者，有利于汉语初学者对汉语的学习。

2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研究的意义

2．1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语言作为教师传道授业的主要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了最直接的影响。教学语言不仅具有组织功能和负载功能，也承担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功能。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不但具备了以上教学语言的功能，而且还承担了学生可理解语言输入的重要功能。对外汉语的学了学生自身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外部语言。因此，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是对外汉教学中的主要手段，它不仅关系到是否能够实现教学计划，更关系到学生是否能掌握汉语，实现教学目标。

2．2理论意义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体现了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因此，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是近几年随着“汉语热”而出现的一个新语言，对其研究不但可以进一步加强汉语变体理论的建设，而且有助于强化我们对汉语本体的认识。

2．3现实意义

就目前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来看，仍存在了诸多不利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导致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法接受，教学效果不佳。由于教学语言在教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对对外汉语教学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研究，可以增强对外汉语教师的语言意识，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应用能力，增强教师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

3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特点和功能类型

3．1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特点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双重性、受限性和阶段性。

(1)双重性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和熟练使用汉语，是教师的教学目标，也是学生的学习目标。把汉语作为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不但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教学手段，也是师生的共同目标，因此，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具有双重性。

(2)受限性

对外汉语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汉语基础和接受能力，使用的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必须符合学生的接受能力，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对外汉语教师要制定一套科学的教学语言，既要符合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又要高于学生现有的语言水平，才能让学生在理解的同时学习新的知识。由于汉语学习者大都是成年人，而且汉语基础较差，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编制时受到较大的限制，具有受限性特点。

(3)阶段性

对外汉语教学有明显的阶段性，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也具有阶段性。对于不同阶段的教学语言在语言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对于零起点、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的学生，教学语言有明显的阶段性。随着学生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外汉语教师也在随之调整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因此，对外汉语教学具有阶段性特点。

3．2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功能类型

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功能类型有：课堂语言、教学用语和交流语言。

(1)课堂语言

课堂语言是老师在教学活动中，为实现教学目标而是用的语言。课堂语言的主要组成有：导入语、指令语、说明语和结束语。

(2)教学用语

教学用语是是对外汉语教师在传授学生词汇、语法等教学内容的语言。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新的知识，对外汉语教师要对其进行示范和解释。通过教师的示范和解释，让学生理解和掌握。示范主要是领读，解释则是对生字词的发音、语句、语法等进行剖析。

(3)交流语言

交流语言就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语言，包括谈话、问答以及讨论等。交流语言主要包括教学过程中的提问和反馈语言。

篇8

1.1“去中心”平等教学思想

现代教育理念就是提倡“公平、民主、自由”的教学氛围，营造这样的教学氛围，建立公平、自由的学习环境，提高每一个学生的自我学习与自主钻研的学习动力。反对老师的“个人主义”，反对教师的“一言堂”行为，要让学生与教师积极配合，形成默契的工作模式，积极提高教学中的师生平等关系，加强汉语言文学教学的互动。现代教育思想背景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能作为辅导的角色，而学生才是课堂真正的主人。

1.2“公平对话”教学方式

“公平对话”的教学方式是提供给现代教育理念一种直接对话的教学参考模式，在课堂教学中，让教师和学生保持一种公平地位进行交流，这样有助于学生对学习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的正确理解。利用“公平对话”的模式开展教学，学生可以更顺利的求证各类理论知识和相关汉语言文学内容，保证自身学习的深入性和自主性。“公平对话”追求的是以平等的教学观念进行教书育人，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

1.3阐释教学方法

阐释教学方法是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个创新，教师在现代教育思想的引导下，要利用阐述教学方法，积极引导学生进入正确的学习状态，保证每一个学生的乐观、积极的学习状态，不断提高学生的教学观念与学习方法。阐述教学方法不同于学生陈述这样的简单教学思路，而是要引导学生进入真实的环境，融入情景之中去学习和掌握真正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思路。阐释教学方法将传统的教条主义去粗取精运用在后现代化的教学过程中，在一边阐述，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模式中，让学生学会在文化背景中解读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教学文本，这种教学方法充分体现了教与学的创造性，同时也强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1.4灵活的教学评价

现代教育思想融入到教学评价工作中，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评估必须体现出现代化教育教学的灵活性。因此，灵活的教学评价方式更适合传统的以分数为标准的判定方式，很多学生可以展现出自我的汉语言天赋与才华，让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潜力得到开发。

1.5教学实践与互动

教学实践增强学生交流，让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互动的最原始解释就是让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和沟通。通过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老师可以开放、平等、灵活的沟通，取得相互信任，提高学习积极性，加强教学实践，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现论要求我们的教育从业者要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学工作，尤其是在汉语言文学的教育工作上，要积极开展教学主导的定位，帮助教育工作者提高教学规划能力，科学定位现代教育方式，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能力，处理一系列学生存在的疑惑与问题。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鼓励学生的语言艺术、文学、科学和社会学实现全面的提高，与此同时，实现学生与文中的内容进行“对话”。这就要求我们的后现代教育在教育实践中实现对话中的语言运用、达成理解、思想观点的融合，这样的教育成果就是使我们的教育体现了教育人、民主平等、因材施教的后现代的思想理念。

1.6教学方法与教学评价

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应该首先关注的是教学方法的选择，最新的理论要求我们采取讲解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具有很多的优点，其优越性在于这种教育模式不仅采用教师进行详细的讲解，更重要的是心态的调整，实现新的学习方式的转变，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的正确轨道。消除不合理的教育模式，在现代教育上进行批判继承。利用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的有效结合，改善传统教学思路，在教学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出积极调整和工作改进方案。注重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能力，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文学应用能力，尤其是在生活中，提高应用的次数与应用的有效性。在教育方法上要因材施教，实现教学的差异化。让更多的理论教学与学生知识教学融合在一起，让理论与实际行动相互结合。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注重教育成果的同时，也需要把重点放在教育的实现过程。所以，我们要重视教育评价体系的动态性以及复杂性。

2现代教育思想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

2.1改革传统的教学计划

传统的教学计划强调在教学行动之前制定教学计划，且不能更改计划。这是一种对教学和课堂的独断控制，它迫使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汉语言文学教师应借鉴后现代教育思想中“去中心”的教学引导模式。让学生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上有一种前期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方法，利用自由和灵活掌握学生学习规划的方式，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开发出自我潜能和学习动力，提高学习灵活性，改善学习动力，让汉语言文学的应用在社会中发挥价值。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强调实践应用性，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2.2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

师生互动的课堂应体现其多维性，打破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单一化的互动格局，积极倡导形成教师与学生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格局。教师不应以教授者、提问者、阐述者、指导者自居，而是应将自己定位于学习者、思考者和聆听者，也是教学活动的灵活调度者以及学习障碍的排除者，做好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的组织工作。学生也应摒弃“问”者、“听”者的学习身份，进入思考者、议论者、提问者的主动学习的角色，同时还应承担组织部分学生共同参与教学活动的责任。在汉语言教学工作中，教师要积极掌握学生的不同学习习惯与学习能力，根据师生沟通和彼此的了解，教师可以更高效地为学生讲解汉语言文学课程的一些理论知识，灌输给学生明确的学习观点与方法。

2.3探究式教学方法的运用

探究式教学方法就是为学生引导一个具体的教学方向，然后只带领学生进入方向，让学生自由发挥，自由提问，自由学习，根据汉语言文学的特点和规律，判断汉语言教学的下一步方法与理论内容。让学生通过自我探究学习，深入汉语言文学的内在精髓，了解具体的内容和学习方法。在探究式教学方法的引入中，学生要注意自身学习方法的改进，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单一教学方式上，要注重学习的创新性与灵活性结合。教师要不断引导，为学生指点迷津，给学生提供正确的学习方向和学习内容。

3结束语

篇9

成人教育理论的日益丰富赋予成人高等教育学科以新的时代意义。198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定义成人教育“由于受教育的主体是工农群众，故又称工农教育。业余教学时间以业余为主，故又称业余教育”。①1987年我国《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指出：“成人教育主要是对已走上各种生产或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的教育。”②1997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确定的发展目标是在201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5%，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大力发展成人教育。21世纪初的成人教育在“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担负着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2010年，我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③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对教育需求的不断革新，使成人教育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担负的责任和社会给予的定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人教育理论的发展为研究成人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必将开启其新的时代内涵。互联网的普及和繁荣为研究培养方案提供了物质条件。首先，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教与学的模式。传统的成人教育离不开教室、班级、规定的时间等要素，教师离不开教室、黑板、粉笔，学校的必要组件是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教学设施，学校教育是在有围墙高筑的校园内完成教育目标，教师的教和学员的学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网络教育使传授知识的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投影仪、幻灯机进入课堂，到录音机、语言实验室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从影碟录像到广播电视教育，一直发展到当今的多媒体课件制作、开发以及依靠互联网的传播，使网络成为了集数字、音频、视频、图片等于一体的载体，信息的储存变得简单、方便、易行、快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学习，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教与学的方式方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教育只限于在学校进行的”地域观念，教室已经不是授课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就能随处学习，随时学习，教育向着无限的空间拓展，超越时空，超越国界，走向全人类。

2人的全面发展原则

人的全面发展原则要求成人高等教育课程体现最新的科技知识、信息和人文关怀。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是指人的智力、体力、才能、志趣和道德品质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主要包括:身心健康的和谐发展、活动能力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主体人格的完美发展和各种需要的合理满足。”④人的全面发展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的更新日新月异，知识老化的时间在日益缩短，一次性学校教育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须的新知识、新信息和新科技。有关研究显示，知识的半衰期只有三年，更为形象地说，一个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5年后知识的陈旧率为40%，10年后达到60%，20年后达到85%；一个90年代的大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只占一生所学知识的10%~20%，还有80%~90%的知识要在工作后通过各种学习方式来完成和更新，鉴于此，成人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课程改革的出发点，把最新的科技知识、学科前沿信息都融入在课程教学中，着重提高人的活动能力，促进人的身心发展，学会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提升主体人格的品质。人的全面发展原则应贯穿成人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研究与实践的全过程。人的全面发展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一堂课两课堂就能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对教学组织者来说，需要提供的是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对于受教主体来说，他通过学习这一课程体系，加上自身的内化，达到自身的全面发展。汉语言文学专业应以文学的学习作为主体，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由文学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高尔基说文学是一种“人学”，刘熙载说“文，心学也。”“文学可以说是人生（全方位的、而不是某一侧面的如法学）与人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观念、精神、情感与价值等）通过语言方式的一种艺术建构与呈现。文学对于社会人生的艺术呈现又是以人、特别是人的精神与灵魂为核心的，因而文学史又常常被称为人的心灵史、灵魂史（勃兰兑斯语），这是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点与意义。”⑤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⑥

3结语

篇10

【关键词】职业教育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

一、前言

随着新课改教学理念地不断深入，在职业高中汉语言文学教学中，为了使其得到更好地发展，就要顺应新课改教学理念，针对职业高中教学现状，全面进行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改革。结合新课改教学理念，根据职业高中学生的实际情况，创新教学模式，完善教学结构，进而更好地传承我国悠久的经典文学。

二、职业教育汉语言文学教学现状

在职业高中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要进行全面地改革创新，就要针对目前职业教育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现状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师综合素养这几个主要方面的分析，进而找到教学改革的方法。1.教学模式陈旧由于传统教学理念的根深蒂固，使得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改革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和阻碍。现阶段，在职业高中的实际教学中，大部分教师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依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这样的教学模式过于陈旧，因此，很多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都不够积极。并且，陈旧的教学模式以及无法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这对于学生的长期发展也是十分不利地。2.教学方法过于单一随着新课改教学理念的不断深入，以往的教学方法需要进行全面地否定。在以往的教学方法中，教学手段过于单一，并且，在实际教学中没有重视学生的个性化教学。汉语言文学属于我国经典的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为了使其得到更好地传承，那么，就要改变单一的教学方法，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3.教师的综合素质不够高最后，汉语言教师整体的素质不够高，这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长期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不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学理念都存在一定的偏差。同时，还有部分教师在进行授课时缺少语言的趣味性，不能够很好地活跃课堂氛围，导致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不高。那么，这些对于学生的学习都不是有利地。

三、职业教育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探析

综上所述，目前在职业高中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学模式过于陈旧；教学方法过于单一；教师的整体素质也不够高。那么，针对这样的教学现状，就要创新教学模式，完善教学结构；丰富教学手段，改革教学方法；加强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进而使职业教育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改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1.创新教学模式，完善教学结构首先，针对于教学模式的陈旧，就要对以往的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改革。根据时代的发展，结合新课改教学的重要理念，进行全面地教学模式创新。为汉语言文学的传承，实现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就要针对课程体现进行创新。同时，还需要结合社会的实际发展需求，进而汉语言文学课堂的改革，为学生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在进行教学模式改革创新中，还要适当地进行教学拓展和延伸，使学生在汉语言学习中获取更多的知识，在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中，文学素养得到不断地提高。通过创新教学模式，完善教学结构，使汉语言文学知识得到更好地传承，并且，通过创新改革使学生在学习中得到更好地发展[2]。2.丰富教学手段，改革教学方法其次，针对教学方法的单一化，就要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改革中，结合实际问题，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同时，还要丰富教学手段，从而有效地改变学生目前的学生状态。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能够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的积极主动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教师需要进行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水平、理解能力、性格特点，可以运用不一样的教学手段，进而更好地发现学生的内在潜力。进而使学生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得到更加全面地发展[3]。3.加强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最后，针对目前汉语言文学教师的综合素质不够高，就要在实际教学中，重视师资力量的建设，加强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教师的综合素养对教学水平其到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为了使学生得到更好地教育，那么，就要重视教师的文化素养以及综合能力。学校可以经常组织一些培训、演讲、讲座等多样化的文学活动，通过活动的参与，进而使教师得到锻炼，使其综合素质水平得到提高。

四、总结

由此可见，现阶段在职业高中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教师素养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为了使职业高中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得到全面地改革创新，就需要在实际教学中，针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完善教学结合；改革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加强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

参考文献：

[1]罗发香.浅析如何提升职业院校汉语言文学教学质量[J/OL].中国培训,2016,(16):190.

[2]姚锦莲.面向新课改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课程改革之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