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十篇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篇1

关键词：生育政策；调整；一胎化；生育意愿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降低我国人口数量，缓解人口膨胀压力，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出来，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应运而生，有悖于我国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对国家的和谐长远稳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如何破解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系列问题，意义重大。面对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应考虑选择恰当时机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本文拟就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及关于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原因分析、对策思考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调整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建国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历史背景、领导决策等不同，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同，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建国初到前的“从限制节育到节制生育”人口政策（1950～1965年）

建国后，出生率在摆脱了战乱、疾病、动荡、贫穷等抑制后迅速增长，1950年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的出台等，又严格限定了女性的流产行为，从而形成"限制避孕、限制节育"的政策特色。但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政府先后颁布出台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等法例，要求各地一方面要改变那种不作公开宣传的做法，设立避孕指导门诊，另一方面则要训练技术人员和宣传骨干，做好药具供应。这时起，“节制生育、宣传为主”的人口控制政策，正在逐渐向国家调控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

（二）时期“从节育到计划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1966～1976年）

“”10年，我国计生工作虽受到干扰和冲击，人口生育数量控制工作仍然有较大进展。这一时期，人口数量控制措施由宣传教育和节育转变为国家计划，成为历次"五年计划"进行指标限制的重要内容。 1971年由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这预示着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式开始。此后，国家制订指标，层层控制落实并限定育龄妇女的生育数量。在那个政治至上的年代，为推广计划生育，甚至于搞出了“计划生育领域的阶级斗争”，对于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者实施政治攻击和打击。有效推动了“晚、稀、少”（晚：晚结婚，男不得早于25周岁，女不得早于23周岁，城市可略高；稀：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最多生两个孩子），并将人口节制任务由城市、镇等推广到了农村。

（三）过激指标与随后的政策波动（1977～1988年）

“”后我国进一步加强了“晚、稀、少”政策执行力度，并把重点转移到“少”上，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比较激进的做法。中央政府明确了要在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的总目标，准备坚定不移地推行一对夫妇只能要一个孩子的政策，并认为只生一个孩子是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产生的问题，则是属于第二位的。为落实上述目标，1983年开展了规模浩大的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提倡生了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上环，生了两个以上孩子的夫妇一方结扎”，各地向农村派出了宣传队和避孕节育手术队。但是，这些急于求成的做法不同程度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形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政府与群众家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影响了社会稳定。1984年党中央在随后几年的计生政策有了很大程度的调整：适当放宽生育政策，在农村全面纠正“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强制性做法，推行的政策是“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即适当放宽农村群众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开小口），减轻计划生育工作的压力，但严防超计划的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行为（堵大口）。

（四）“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多元化计划生育政策（1988年至今）

1988年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稳定和成熟，中共中央和政府逐渐放宽的总量控制目标，进一步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计划控制压力，使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的矛盾充分缓解。2001年12月29日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施行），将原有的政策性规定法律化为：“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实施，人口老龄化加剧、性别比失调严重、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等问题也接踵而至。面对这种态势，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也发出了是否要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两种不同的声音。

二、调整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

（一）满足大多数公民生育意愿和呼声的要求

1.调查统计，大多数公民希望生育两胎

笔者在对天涯论坛关于“你认为生育几胎最符合你的愿望”的生育意愿调查中，118个回帖，有70%以上的回帖者表示希望生育两胎，20%以上的回帖者表示只愿生育一胎或者不生育，而不到10%的回帖者意愿生育三胎或者以上；四川省2010年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中，希望生两个及两个孩子以上者占75%；这表明我国公民的生育意愿与以往相比已经有很大的降低，放开二胎是符合大多数公民意愿的良好选择，也不会带来放开后的生育失控。

2.多数公民偏好“一男一女”的子女组合

在天涯论坛关于“你希望生育的子女组合是什么”的调查中，65%左右的公民选择了“一男一女”的子女组合，表明多数公民偏好“一男一女，男女双全”的子女搭配组合。放开二胎尽量满足多数家庭“一男一女”的子女组合意愿要求，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满足多数家庭意愿的选择，更是调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重要措施。

3.社会各界要求改革人口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

除普通民众外，近几年的“两会”中，也有不少代表、委员提出人口政策改革的建议。2013年两会中，“允许生二胎”这个话题持续升温，全国人大代表、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说：“我的意见是，提倡生一胎、允许生二胎、坚决控制第三胎。”人大代表、惠州市旅游局局长黄细花指出，现在当务之急是政府信守30年为期的承诺，并审时度势，立即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全国人大代表，律师朱列玉提议国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城市与农村，一律允许生二胎。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建议无条件全面放开生育。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建议：快速完善计生国策，终止一对夫妇一个孩。民间和两会上“放开二胎管制”的呼声日渐高涨。

（二）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

1.计划生育部门行政执法高压政策带来的官民、党群矛盾

由于现行的“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定程度上不符合群众的意愿，造成群众抵触情绪较大，社会上超生偷生现象仍大量存在，而计划生育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操之过急，加之部分领导和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观念比较淡薄，素质偏低，采用暴力执法，引发了大量官民冲突事件，激化了党群矛盾。例如在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一些地方打出了各种“触目惊心”的口号：“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等等，这种类似强盗的行径，麻木不仁的宣传标语，是对法律和生命的亵渎，也是一种严重的违法办案行为。高压政策反而让官民矛盾不断激化，更加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实施的难度。

2.强制堕胎、强制结扎带来的人权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中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的行为，不同程度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形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政府与群众家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影响了社会稳定。在有些地方，那种强迫命令和强制妇女做绝育手术的做法，影响了群众对计生工作的看法。

3.社会抚养费征收中带来的冲突

不少群众尤其是农民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存在不满和不理解，在与执法的计划生育部门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中，容易引起语言冲突甚至肢体冲突，严重者导致的爆发。基层领导干部在执行公务中，为有效吓阻违法生育的家庭及时缴纳社会抚养费或者对已有身孕的妇女实行强制流产堕胎，经常会集结上百口人登门，而同村一些群众认为不进行帮助就是软弱的表现，经常也会纠结村中人口围堵执法人员，以致冲突产生。另外，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把计划外超生等的收费和罚款作为机关日常经费，存在着“自费执法”的现象，据统计，每年全国针对生二胎的夫妇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估计超过200亿元，且流向不明。这造成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行为与执法目的的严重背离，并衍生出了腐败、不公平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近两年，虽然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但仍未得到完全遏制，基层在执法过程中打法律球现象仍时有发生。

（三）控制社会发展风险，促进国家稳定进步的要求

1.人口老龄化问题

独生子女政策推行至今，导致了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造成了空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超低生育率导致老龄化程度不断上升。2013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再增加约1000万人，首次突破2亿大关，全国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将在2030年到来，届时需要抚养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40-50%。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快很多。新生人口严重不足，很多农村中小学的生源已经严重短缺，初级劳动力市场短缺现象已很突出。

2.新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

因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力挤压和农村“一孩半”政策的误导，加上受“重男轻女”的封建残余思想影响，部分群众尤其在农村家庭中，通过各种方式如中医偏方、生前进行性别鉴定，造成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据东北某乡镇的调查，该乡镇2000-2004年新生1206人，性别差值286个，其中“计划内二胎”出生人口占总新生人口的32.26%，而性别差值却达191个，占总差值的66.78%。“计划内二胎”基本上是已生育一个女孩的农民家庭自动获得的二胎指标，这正说明“一孩半”政策的误导作用极其强大！而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获悉，2012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70，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仍高出警戒线10多个百分点。再过十多年，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几千万光棍。

3.独生子女风险问题

由于独生子女比例高和适龄青年逐渐减少，国防方面，近年全国很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征兵难”，而且情况急剧恶化。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控制，几年之后，中国的军人数量和军人素质必将危及到国防安全。再者，很多独生子女家庭也面临着严峻的养育风险。独生子女一旦遇到夭折、伤残等意外，对于父母特别是年岁较大不能再生育的父母，将构成毁灭性打击。另外，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加大，又累加放大了政府养老风险。政府对于未来数量庞大的老龄人口，无论从计划上、资金上、还是服务上，还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把这种本来分散的风险全部集中压到政府肩上，也是极不科学，极不明智的。最后，“一胎化”造成人性的变异和人伦的缺失，这也使儿童在兄弟姐妹陪伴中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有损身心健康。

4.生育政策中不平等现象

现行生育政策中，公民因民族、地域、职业的不同，其生育权是不平等的。这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在生育上，农村优于城市，富人优于穷人，少数民族优于汉族等等不平等的现象激化了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潜在隐患，例如，少数民族数量的增多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稳定，农村人数量的增多不利于城市化的建设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等等。

5.偷生超生现象的存在导致的“黑人”增多

由于部分群众生育二胎的意愿得不到满足，他们开始想法设法进行偷生超生，计划生育部门对不按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孩子，不给落户口，从而导致了“黑人” 的增多，孩子的上学工作等都会受到影响，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儿童的成长。

（四）避免国际不利舆论，实现民族振兴的必然

1.国际舆论关于我国人权的态度

一胎制的政策，加上在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许多地方存在强迫上环、强迫结扎和强迫孕检的做法，美国等国家就我国人权问题多次提交联合国审议，虽然有嫌干涉我国内政，但也深刻影响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成为部分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的借口和例子。

2.“一胎制”不利于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

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成功延续了我们的民族的文明和人口（而其他很多文明却相继消亡）。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经济起飞、国家崛起、合理养老金制度的建立等的必要条件，而畸形的人口结构却是经济衰退的充分条件。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急剧压缩人口规模、催生畸形人口结构为代价提高生活水平，不利于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

（五）放开二胎并不会带来失控

尽管政策允许，但目前城市育龄夫妇的生育愿望并不见得强烈。有调查显示，双独生子女家庭中，六成以上不愿生二胎。很多育龄夫妇面对高生育成本和抚养压力，宁可选择少生、晚生甚至不生。而在江苏省常熟市计生委对800多个家庭进行了生育意愿的调查中，其中有效问卷731份，调查对象认为家庭理想子女数为1个的，达到了432人，占52.81%；理想子女数为2个的，只有119人，占14.55%。另外，随着老年人口的堆积，死亡人口将急剧增加，中国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继续现行人口政策，中国人口高峰连13亿都难以达到，更不会达到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所宣称的16亿。

发达国家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失灵史、东亚儒家文化圈富裕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鼓励出生率上升政策的无力状况说明，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社会，国家或政府调控人口生育政策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中国即使停止计划生育也将达不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的生育率，多次生育意愿调查也证实这一点。人们观念改变了，即使政策放开一些年轻人也不愿多生，而且丁克家庭越来越多，据媒体报道，上海已100万家庭没有孩子。人口问题已经是火烧眉毛，容不得继续延误时机，中国人口政策需要方向性的改变。

三、调整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对策分析

（一）基本生育政策：在未来三到五年内逐步全面放开二胎

根据新生人口统计显示，最近几年为生育高峰年，所以“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暂时不进行改变，但是在未来三至五年后，随着生育人口的减少，可以逐步全面放开二胎。即在“奖一、放二、禁三”的六字方针的范围内，由夫妇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家庭状况，自愿对生育孩子的数量、频度等进行规划。

实行“奖一、放二、禁三”。即奖励自愿生育一胎的家庭，精神奖励上，给予独生子女家庭以上学、工作等政策上的某些优惠，并发放“独生子女光荣证”，节日进行慰问等；物质奖励上，每年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补助，养老上补助一定的保障金。对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或者特殊情况的家庭放开二胎，在三到五年内全面放开二胎，生育二胎者不予罚款等限制条件，意愿“一男一女”生育组合的，可以通过医院进行性别鉴定，自愿取舍，满足家庭儿女双全的要求。放开二胎一方面是满足人们生育意愿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性别比失调和党群矛盾。严格禁止三胎，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让社会形成“少生光荣，多生违法”的舆论氛围，给予超生户以引导和思想教育，让其认识到多生育的弊端；另一方面可以对三胎及以上家庭根据其家庭条件给予严罚（处以财产30%以上的罚款），吓阻其三胎及以上生育。

（二）注重优生优育，晚婚晚育

1.把力度放在优生优育上

由于多数家庭对“独苗”的过度关注，从而对孕妇饮食起居做出了有违自然的安排，也使出生缺陷率上升。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全国每年先天畸形儿和出生缺陷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我国目前累计约有3000万个家庭曾经生育过出生缺陷患儿，占到全国家庭总数的1/10。而妇女生育数量过少，也使人们过多选择剖腹产等非正常分娩方式，造成婴儿体质和智力水平的下降。这些现象也说明，计划生育工作在“控制人口数量”上做的过多，而在“提高人口素质”上做的又过少，亟需做出必要调整。计划生育部门应把力度放在优生优育上，重点进行婴儿缺陷防治，加大“优生”干涉力度，大力提高婴儿质量和孩童素质。

2.把方向放在控制晚婚晚育上

据调查，在农村，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青年男女结婚年龄普遍较早，或者刚到法定结婚年龄，马上就结婚生子，或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通过各种手段早婚早育，从而间接地增加了生育量。而如果青年妇女推迟5年生育，100年内就可以少生一代人。青年时期是一个人体力、智力、精力的旺盛时期，适当晚婚晚育，可以把精力集中到工作和学习上。如果青年男女过早结婚生育，影响了学习和工作，在自身学识、经验、精力不足，经济自主能力不强，缺乏教育子女能力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另外，如果女青年过早结婚生育，虽具备了生育能力，怀孕势必增加身体负担，容易引起身体虚弱。如果晚婚晚育，男女青年在各方面都较成熟，有利于母婴的健康和对孩子的培养教育。当然，提倡晚婚晚育，不是越晚越好，而是提倡适当的年龄的晚婚晚育。只有把握方向，积极转变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想，才可以通过晚婚晚育拉长两代人的间隔，使生育人口量相对大幅度减少。

（三）推行差异化、多元化生育政策

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各地的工作基础不同，人口形势严峻的程度也不同。因此，在生育政策上不能简单地“一刀切”，而要根据本地区人口控制的状况，分类实行不同的生育政策。例如西部人稀地区可以适度放宽生育数量，城市居民或者高素质群体一般较为富裕，有足够的财力和智力，有利于高质量人才的诞生，所以对城市居民、高学历者也应放宽限制，甚至可以鼓励其生育二胎。但是，推行差异化、多元化生育政策的前提是不违背公平原则，对全民一视同仁。

（四）调整计划生育工作作风：从以“罚”为主转变为以“奖”为主

1.推进人口计生机构队伍建设

提高计生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是保证其依法执法的重要基础。因为业务素质低下，势必导致盲目执法，随意执法等。而提高其业务素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是把好执法人员上岗资格关。二是对在岗执法人员强化法律基础知识、依法行政知识等学习。三是创造条件选送执法人员进行知识进修，以适应法律知识、法律制度的更新。四是举办执法人员政策、法制理论研讨会，交流执法经验，解决执法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只有建设好一支高素质的计生行政执法队伍，才能真正公正、公平地贯彻执行好计生行政法律、法规。

2.推行计划生育惠民政策

加大奖励扶助工作力度，全力提高全区60周岁以上无业的独女户补贴标准，同时，要下大力解决部分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奖金拖欠问题，积极研究解决城镇下岗、失业、提前离岗人员退休时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问题，并认真兑现计划生育各种奖励。降低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力度和标准，把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限制在最小范围内。

认真开展“生育关怀行动”。成立“生育关怀行动”领导小组，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入千家万户，营造出“生育关怀行动”的浓厚氛围，从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使党的生育政策越来越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3.搭建新型生育文化的宣传平台

政策宣传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一大重点，始终将群众满意作为计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组织、宣传、引导、帮助等措施，使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积极争做计划生育的主人，成为新生活的创造者。

积极宣传人口计划生育“一法三规一例”及生殖健康、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知识。例如，在电视台开办“人口与计生”栏目，在交通干道和镇、村宣传点建设醒目的计生宣传标语牌走廊，搭建政策法规、生殖保健、优生优育等科学文化知识平台，进行新型生育文化为主题的宣传漫画、宣传栏，成立计划生育办、计生论坛、茶话会等提供咨询服务活动，实行阳光计生。

总之，计划生育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面对新问题、新矛盾，我们须积极应对，适度调整，促进人口政策良性和谐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因此，如何调整政策，既总体控制人口数量，又考虑到未来的适度放宽，需要决策者的勇气和智慧。未来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按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和完善，继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参考文献：

[1] 张翼. 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化与改革趋势[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8）.

[2] 包蕾萍.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50年评估及未来方向[J]. 社会科学， 2009（6）.

[3] 杜世勋. 关于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J]. 江苏社会科学， 2008（2）.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篇2

关键词：生育政策；社会机制；变迁

中图分类号：C9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119-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12

The Adjustment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Changes of Social Mechanism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UANG Juan

（School of Marxism，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Changsha 410114，China）

Abstract：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ese，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our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wave type. We found that changes in fertility policy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adjustment of social mechanism， from the 1950s mainly by administrative plan and control mode， gradually to the 1990s mainly by guide service and security mode. The current fertility policy， leap the limitations of pure administrative orders， under the care of social mechanism， soften the institutional power single implied in the whole social framework， through the power system of multi level， reconcile the gap between national population awareness and individual reproductive behavior， provide the harmonious strength for popul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family planning policy；social mechanism；changes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作为人口大国，如何协调人口、资源、发展间的关系，是我国人口政策的核心。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随着社会发展的具体形态，出现了适应性调整。学界从社会需求的层面论证生育政策的实效与价值，关注的多是生育政策制定的宏观社会环境，但对政策的具体运行模式、政策与社会机制之间的互动研究却鲜有涉及。本文在分析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理论关系的基础上，尝试从历史视角出发，考察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机制和运作模式的不断变化之下生育政策调整的具体形态，进而从社会机制变化的背景和条件来分析生育政策不断完善应有的价值取向。

一、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的关系

为了充分说明社会机制的调整与生育政策的变迁，首先要对二者的理论关系进行梳理，从而为评价二者的现实互动确立标准尺度。

1.生育政策的实践必须通过社会机制实现

所谓社会机制，就是社会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律动或惯性作用联系，这种作用联系通过一定的作用形式表现出来，形成系统的综合效应[1]。社会机制是构成社会系统的纽带，是社会系统产生综合效应的重要条件。任何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机制的衔接才能发挥实际效应，并且一经形成就会出现惯性作用。社会活动对社会体制的影响、社会体制对社会活动的影响，都通过社会机制来实现。

生育制度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以生育行为为调整对象，但生育行为受到自然环境、社会习俗、养育环境、医疗保障、竞争就业等诸多其他结构的影响，因此，生育政策的实践及生育政策的调整都势必通过社会机制的运行才能实现。

2.社会机制和生育政策变迁会引发互动性的调整

社会机制和生育政策在社会的不断变迁中并非静止，而是不断地做出适应性调整。

生育政策是社会整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社会机制通过联系作用，协调联系各个有机部分。当社会机制的运行模式发生改变，各个部分的关系也势必发生变化，从而发生适应性调整。因此，社会机制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势必会对其他社会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引发生育政策的变迁。

生育政策的不断变迁也必然引起社会机制的不断调整。随着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它与其他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必然随之调整，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社会机制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促成了社会机制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促成了社会机制运行模式的不断转变。

3.社会机制调整的目标是减少生育政策产生的摩擦和代价

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客观上存在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生育政策其实就是协调个人生育行为和社会人口发展的制度补偿。而社会机制调整的目的就在于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协调矛盾、平衡关系。

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都会受到其他社会结构的影响，从而表现阶段性特点。生育政策作为协调个人生育行为与社会人口发展的制度补偿，终因制度的外在性带来一定的社会摩擦和代价；社会机制则通过不同结构之间的联动利益，协调这种摩擦从而减少社会代价。

社会机制和生育政策均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不论是社会制度的完善还是生育政策的调整，既需要对应的社会基础的支持也必然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最终将外在的生育政策融合进社会有机整体当中去，推动社会机制不断走向完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的互动

1.从“行政―计划式”向“指导―服务式”转变

生育政策内容包括国家意识指导下的各类相关法规，涉及管理和执行政策的机构部门，以及从事技术研究和提供服务的部门。自20世纪50年代生育政策的不断提出与完善以来，尽管价值导向仍是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核心，但运行的社会机制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行政―计划式”逐渐转向八九十年代的“指导―服务式”。

“行政―计划式”的机制是指用行政的手段和计划的手段将社会的各个部分统一整合起来并使之运行和发展。“行政―计划式”的机制一般包括相关主管部门的规划指标、制定章程、统一拨款，以及由其检查、审核、评估等方式，这种形式是计划经济时代运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机制形式，因此也成为20世纪生育政策运行的重要模式。

“指导―服务式”的机制是指用指导的方式和服务的形式将社会各部分统一起来使之运行发展的模式。在这种运行模式中，管理者主要是提供方法、信息及服务，被管理者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生育政策开始跃出单纯行政命令的简单模式与范畴，权力逐渐开始在其他领域泛化，开始通过一种柔性的、隐形的引导模式改变过去单纯硬性的、显性的政策指导模式。

（1）法规政令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出台和颁布了一系列干预人口生育的政策，尽管从政策导向上看有所区别。1949～1953年，以限制节育为主；1953年以后计划生育政策初步提出，20世纪60年代展开以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为重点的计划生育试点，到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推行，以计划生育为主。但至20世纪80年代，所颁行的生育政策法规政令均是以干预生育行为为直接目的的显性政策。据《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内容统计来看，1949～1989年，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有36份，全国人大的有关文件和法律为34份，国务院有关文件和法规25份，共计95份[2]。此95份文件法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三类：①分析计划生育对国民经济、农业发展的影响，强调控制人口数量的重要性；②具体规划计划生育工作，包括各省市计划生育工作安排、科研工作及经费开支问题、避孕流产药具研制与生产问题等；③有关人口变动及抽样调查工作。这些政策或是探讨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背景，或是构筑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内容，并结合人口调查来反映政策的实效，比较完整地勾勒出计划生育政策的主体核心结构，因此也都是直接服务于控制人口、计划生育这个终极目标的。这一阶段的法规政令，从结构层面来看还处于构建强制性的制度性力量；从内容层面来看，几乎都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的，生育从个人行为转变成为带有国家意识和色彩的社会化行为，甚至被当成一种资源进行了集中配置。因此，这一阶段的生育政策以高效率态势，在较短的时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生育政策出现显著变化。从政策本身来看，不再局限于该不该生、生几个、何时生的问题，而是开始渗透到相关领域，并立刻得到了其他社会结构的信息反馈，产生联动效应。由于前期积累，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生育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颁布生育政策法规的数量有所减少，但从内容上看，却与此前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是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不仅关注控制人口的数量，更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二是强调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从提高妇女地位和解放妇女身心的角度，探讨生育政策在女性权利、妇女发展方面的隐形作用；三是把计划生育与扶贫攻坚工作相联系，实现生育政策与经济发展、解决贫困的现实联系。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生育政策，开始突破控制人口数量的单一目标局限，从其他社会结构和功能中联系和挖掘生育行为的隐形影响。这一变化不仅表现出生育政策不断走向一种成熟和完善，更反映出生育政策是社会有机整体当中的一个部分，不能被隔绝和独立起来，不论其完善还是推行，都必然会受到其他社会结构的影响，比如儿童教育、妇女地位、扶贫开发，等等。实际上这种变化只是一种现象，其背后真正的动力在于，社会机制有效地将生育政策与社会肌体进行了联系，生育政策不仅扎根在这个肌体之上对人口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开始辐射一些相关的领域。

（2）管理机构名称与职能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计划生育工作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管理，未设专门机构，节育宣传和技术管理工作由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妇女卫生处负责。为贯彻落实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关于成立中央和地方的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要求，1964年1月15日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至1964年底，全国共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计划生育行政领导机构，共有专职人员2000人左右[3]。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有关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检查和促进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协调有关部门的配合和合作。后来由于“”的冲击，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停止工作。1981年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统一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督促检查计划生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令的贯彻执行；协同国家计委编制国家人口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协助有关部门搞好宣传教育和干部培训；协同卫生、医药部门落实节育措施、科学研究和药具生产供应；承办有关计划生育的外事工作等。随后，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于1981～1984年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之后，到1986年底，全国有2427个地区（市）、县（市、区）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62030个乡（镇、区、街道）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4]。从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网络，并依托这个比较完整的体系高效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展开。

1988年、1993年、199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了三次机构改革。尽管机构设置和职能没有多大变化，但缩减了行政编制，人员减少21%数据来源：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692-699.。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为：①继续承担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②加强人口规模、趋势、素质、结构等人口和计划生育重大问题的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治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③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和政策，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展[5]。首先，从职能转变来看，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比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注重人口结构的优化和生殖健康、优生优育工作；其次，从转变的目的来看，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不仅将控制人口作为唯一的目标，还开始认识到人口结构的合理、人口质量的优良才是一国人口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再次，机构改革还增设了科学技术司，从理论层面和实践角度为优化人口结构提供技术支持[6]。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生育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重要单位，它的几次机构改革和职能的调整，既是生育政策的硬件调整的过程，也是生育政策的社会机制从单一的“行政―指令式”向“指导―服务式”转变的重要结果。

（3）科学研究与服务重点的变化。20纪世60年代至70年代，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避孕药具研发、流产以及结扎手术改进。从内容上看比较单一，均是直接服务于节制生育的显性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计划生育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内容和重点均有明显的变化，亦是生育政策运行机制从单一的“行政―计划式”向“指导―服务式”转变的表现。

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避孕药具和节育技术既不能适应计划生育形势发展的需要，又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加强计划生育的科研工作。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加强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保证手术质量，努力研究安全、有效、简便、经济的避孕方法”，并成立了计划生育科研专题委员会[7]。此后，计划生育科学研究主要围绕避孕方法及药具的研发、人工流产和结扎手术的改进而进行。

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的科研工作开始探索新的内容，即开展优生优育工作以提高人口的质量。首先，明确优生优育是实现计划生育中的一项重要任务。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要大力开展生殖生理、优生（就是不生育有残疾的婴儿）和节育技术的科研工作，培养大批合格技术人员，做好节育技术指导、妇幼卫生和儿童教育工作，以保证节育技术的安全，减少出生有先天性遗传疾病的婴儿[8]。”其次，展开了优生优育的科普工作。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举办了56场优生科普展览，参观人次超过2000万，举办优生知识竞赛和有奖征文活动，开展优生咨询服务，等等，并制订规划，推动优生工作的持续开展。1983年6月，在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部署下，制定了《计划生育一九八六至二零零零年科技发展规划设想提纲》，明确指出：“应以预防性优生研究为主，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出生缺陷的监督工作和人口质量的群体调查，摸清中国人口素质的基本情况，找出智力低下和智力缺陷的各种疾病原因，为进一步做好防治工作提供依据。为了制定和执行《优生法》，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还要加强医学遗传学、环境致畸学、围产医学的研究[9]。”

20世纪90年代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推出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同时开展试点工作，并总结了重要的经验：在开展优质服务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健全和完善生育政策法规体系，对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保证服务质量；以技术服务为重点，依靠科技进步，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要求，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依托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各个部门通力协作完善服务[10]。

主管生育的部门机构的更名与改革在一定层面反映出生育政策运行机制从“行政―计划式”向“指导―服务式”进行转变。

2.从“制约机制”向“保障机制”转变

制约机制是指用制约的手段和形式发挥制约的功能，将社会各个机构联合起来，包含了行政制约、法律制约和舆论制约等多种形式。

保障机制是指用保障的手段发挥激励的功能来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潜能，发挥引导作用，从形式看包括了提供物质条件、提供观念导向、提供政策支持和管理服务三种形式。保障机制既是社会机制不断完善的结果，也是从需求满足的角度实现功能引导的一种管理思维和模式变更的结果。

（1）从政策限制到经济利益导向。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为推动生育政策实施，政府还将生育政策与个体经济利益挂钩。一是提倡晚婚晚育。卫生部1963年《关于认真开展计划生育的方案》中提出：①中等、高等学校招生，一般不录取已婚男女；②中等、高等学校学生，在学习和实习期间不得结婚；③分配工作不照顾爱人关系；④已婚在校生应实行避孕，怀孕女生应立即休学；⑤厂矿、企业、事业和服务行业的学徒、练习生，在学习和实习期间不得结婚，现已结婚的青年学徒应实行避孕，如怀孕应即劝令退学[11]。招工方面，晚婚者也享有优先照顾。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初生年龄，对实现晚婚晚育起到了辅助作用。但作为独立的个体，因生育而丧失就学、招工的机会，个人的其他权利显然被压缩。二是对违规超生实施惩罚。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违规超生，要给予适当惩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计划外生第二胎的，要取消其按合理生育所享受的医药、福利等待遇，还可视情况扣发一些比例的工资，或不得享受困难补助、托幼补助。对农村社员超生的子女不得划给责任田、自留地；或对超生子女的社员给予少包责任田，或提高包产指标等限制”[12]。这些政策虽出于特殊社会环境，但无疑损害了因超生而遭受经济制裁的家庭公平享有社会资源的权利。

进入21世纪，生育政策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都有了明显的转变，从孤立的“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从社会制约为主向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结合。实现两大转变的主要标志有三个：一是基本形成综合治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局面；二是基本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调控体系；三是基本形成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基层工作机制[13]。

第一，在西部地区开展“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工作。200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南部西海固山区开展了“少生快富”试点，从单一的处罚多生转变为奖励少生为主。具体做法是：在贫困地区对按政策规定可生三个孩子而自愿少生一个的，符合政策只生女孩的，采取永久性节育措施的夫妇给予一次性3000～5000元的经济奖励；引导和帮助这些家庭把奖励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并与扶贫开发的项目相结合。这次尝试得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协调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促成中央支持宁夏“少生快富”扩大试点项目经费的落实，并将其纳入西部大开发政策中。2004年3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下发《关于在西部地区开展“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工作的意见》，推广了这一做法。仅以2005年为例，宁夏就有18999对夫妻申请参与“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兑现奖励资金5768.7万元。宁夏、青海、云南三省从项目试点开始至2004年底，少生23.1万人，落实奖励13.6万户，兑现奖励资金1.7亿元。这一政策仍在向其他省份推广，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湖北、内蒙古、海南、四川等省，惠及更多家庭[14]。

第二，建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2002年4月，贵州省余庆县委、县政府下发《关于印发的通知》，同年10月，《农村独生子女户、二女结扎户养老金管理使用办法》颁布，对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两女户的农民在年满60后，每人每月发放40元生活费，这一制度广获好评，成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雏形。2004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各地现行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基础上，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进行奖励扶持，按每人年均不低于600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金，直至亡故。已超过60周岁的，以该政策开始执行时的实际年龄为起点发放。奖励扶助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确定合理比例共同负担，纳入专项资金预算。2004年5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下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方案（试行）》，对推进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进行部署。据估计，2004年8月，自行试点省（区、市）共有奖励扶助107252人，奖励扶助专项资金预算5673万元，全部由地方财政负担；2005年，国家奖励扶助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23省，奖励扶助对象达135万人，中共和地方财政投入奖励资金8亿多元；2006年中央财政加大力度，进一步扩大奖励扶助制度实施范围，并基本覆盖全国，目标人数为185万人，投入专项资金11.1亿元[15]。

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两个转变，既是新的社会环境下计划生育工作的一场深刻变革，也是通过生育政策真正实现控制人口的客观必然，还是社会制度与社会机制不断完善协调发展的必然趋势。计划生育政策只有适应社会发展进步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配置、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机制和服务体系，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从孤立政策到配套政策逐步完善。我国的生育政策自20世纪60年代实施以来，逐渐形成一套独立的法规体系。197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78～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经历了研究、起草、修改、完善，为形成计划生育专门法体系走出重要一步。国家还公布实施了系列法律法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提供辅助和配套性支撑，强化和明确公共调控人口目标，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依托最高法权体系成为控制人口生育的最高权威。但这段时期生育政策的制度完善，仍然是以政策本身为中心。

进入21世纪后，生育政策开始构建更全面的运行机制，配套政策不断完善。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强调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控体系和相关社会经济政策。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土地、企业、医疗、社会保障、户籍、劳动、教育、财税等制度和改革措施，要统筹考虑，相互协调，有利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律建设，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落实对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和优惠政策；积极发展社会保障事业。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省（区、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在19个市（区）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2006年试点扩展到全国。此次综合改革的重点就是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其别强调在城市计生工作中，积极推动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开展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社会保险试点工作，逐步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三、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经历了曲折的变迁过程，这种变迁是在与社会活动互动的过程中发生的，伴随着社会机制的微妙变化，这些影响和变化不但是我们客观评价生育政策的新视角，也是我们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的新起点。

第一，社会的发展带动社会机制运行方式的改变进而影响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社会才逐渐形成一种协调的有机体，而非机能模块的简单堆积。将各个不同功能模块有效联接的不是单纯的制度的力量，恰是社会机制的作用。当社会发展程度不高、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时候，个人的生育意愿或行为与社会需要的人口发展趋向和模式之间存在落差，我们只能用强制性的制度进行补充和调整。但是，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提升时，生育行为更多地从个人的行为演变成一种社会的效应，必然受到很多层面的影响，比如养育成本、子女教育、职场竞争、养老保障，等等。用来约束生育行为的便不再仅仅是外在的制度性的力量，而是受到社会这个有机体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到，社会的发展带动了社会机制运行方式的改变，并通过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展示出来。

第二，生育政策的运行必须通过社会机制发挥作用。生育政策和其他一切制度性政策一样，是对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外化的力量。要让制度所蕴含的发展模式和理念得到认可和执行，就必须让政策能够有效发挥力量和效果。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协调并进是我们制定和调整生育政策的宗旨和目标。但如果仅仅依靠制度的规范性和强制力，不仅不能让人们理解政策的本意而且容易产生逆反心理。社会机制恰恰是协调制度性政策和政策对象的剂，它既能够让人们在鲜活生动的现实当中感受政策或者制度的合理性，还能通过利益的连贯性，触动人们进行更深层面的思考，从而不断调整内在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使生育行为和生育政策之间的间隙不断缩小。

第三，生育政策的新调整必须以社会机制的不断完善为基础。我国的生育政策历经60余年的检验，已经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协调资源配置、缓解世界人口压力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具体形势的不断变化，生育政策势必需要作出新的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政策出现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也正是在社会机制的不断完善之下进行的。社会机制的完善，其实指的是在社会这个有机体内，既要让各个零部件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也要兼顾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发展，而这种协调性正是社会机制最重要的使命与价值。当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发展速度和利弊关系均可以得到有效调节的时候，社会机制其实便起到了统筹各类资源的枢纽作用，能够最大程度地衔接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之间的差异。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已经显示出生育政策新的调整取向。对比，或许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之间的规律能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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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3]177.

[5] 同[3]312-313.

[6] 同[3]700.

[7] 同[3]162.

[8] 同[3]164.

[9] 同[3]164.

[10] 同[3]225.

[11] 同[3]291.

[12] 同[2]18.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篇3

关键词：公共管理;计划生育;政策

我国在2013年11月15日正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这表明我国的人口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计划生育政策也要随之进行调整。在这种背景下，是否仍然要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讨论十分激烈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争议，本文将从公共管理的角度上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的公共效用，提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新时期的调整要点，为优化我国的人口结构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一、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

我国在建国之后，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每年在30‰~37‰之间。人口的高速增长给我国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比如在教育、饮食、就业等方面。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且将这一政策纳入宪法条款，各地政府也响应国家号召，制定相应政策，并且在群众当中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开始持续下降，虽然偶然会出现小规模的反弹趋势，但是总体上仍然保持着下降的态势。这说明了我国在过去的计划生育工作当中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不良趋势，对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的发展，单纯地降低人口增长率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越来越弱，甚至开始产生了负面的作用。对此，我国必须对计划生育的政策进行调整，从公共管理的视角下来选择新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公共效用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对人民大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激励效用和时间效用两方面。政府通过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人口生育数量，从个人逐步推广到全社会，形成一种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生育氛围。通过这种方式，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妇女生育率显著降低。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从1972年以来，到我国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为止，如果我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国家人口总数要比现在多上五亿。由于每个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减少，家庭在孩子身上的教育投入大大增加，我国人口的平均素质大大增强，这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正向激励效用。由于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人要经历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计划生育政策在实行之后并不能明显体现效果，而是要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体现出来，这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时间效用。所以，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发点不在于对当下的人口问题立刻进行解决，而是通过对人口增长趋势的调控来缓解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各方面压力。这也导致了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一部分副作用，比如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劳动力短缺、年龄结构失衡等问题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了几十年之后才暴露出来。

三、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

1.从紧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许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都认为我国虽然在控制人口增长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然不能放松，必须继续从紧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才能够缓解我国的人口问题。这部分官员和专家学者主要是考虑到了我国庞大人口给国家的资源、生态环境带来的沉重压力，认为只有将我国的人口总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每年人口保持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才能够解决我国的资源紧缺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他们认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仍然要继续实行，而且要从紧从严实行，保持我国对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的控制。

2.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也有一批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认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放开。这些人认为：我国目前的人口问题不在于人口数目太多，而是在于人口结构不够合理，老龄化问题严重。“单独二孩”政策的全面实行，就是我国初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上所做出的尝试。他们反对继续从紧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是：如果继续从紧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就容易导致我国新生儿的性别比例失调，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四、公共管理视角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选择

1.人口政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我国在计划生育政策是继续从紧实行还是适当放开的问题上争议相当激烈，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数据，来验证自己的观念。但是，双方在争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情绪化严重，观点极端化的问题。在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之后，人口政策的争议越来越激烈，我国政府必须要保持理智和冷静，促进人口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所谓科学化，就是说人口政策的制定或调整必须要有科学依据，利用科学的方法分析人口政策对公共社会产生的影响，然后依据法律程序来进行调整或颁布。所谓民主化，就是人口政策在颁布施行之前，要将草案公布出来，经受社会大众的讨论，结合群众的反馈意见来进行修改和调整，符合大部分人的公共利益。

2.政府承担起职责。在人口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社会责任。政府要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社会大众的生活稳定提供各方面保障。政府要对社会福利体系进行完善，让各种保障制度全面覆盖我国的城乡地区，让所有家庭都能够享受到适当的福利待遇，政府提供养老帮助，解决我国的养老难题。另外，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例失调也是困扰我国的一个人口难题。想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尽可能消除性别歧视的影响，转变我国民众的生育观念，另一方面是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比如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中止人身等等。

3.以人为本。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调整、宣传、执行一切过程都要秉承“以人为本”的观念。计划生育工作的观念影响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执行方式、工作思路和工作效果。为了建设人口结构合理，人口增长率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必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强调群众的主体地位，在行政管理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人文关怀,对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进行完善。只有对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进行完善，才能够促使人民去拥护该政策。计划生育办公室一方面要加强人口政策的宣传力度，转变人民大众的观念，另一方面也要改善公共服务，保障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比如给予独生子女家庭经济奖励，或者是在升学、就业、就医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具体的经济奖励数额和政策优惠幅度要根据地区的物价水平来制定。另外，我国还要完善整体的社会福利体系，为独生子女家庭和多生子女家庭制定不同的家庭保险方案，让所有家庭都能够享受到应有的社会福利，保障我国所有家庭的合法权益。

五、结语

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缓解了我国在资源和生态环境上的压力，对于社会大众起到了激励效用和时间效用。目前，我国存在着是要从紧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还是要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议，对我国新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我国新时期一定要注意人口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政府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秉承“以人为本”的观念，既要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调整，也要确保人们大众的根本利益。

作者:丛默燃 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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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智雷.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J].公共管理学报,2014,04:83-94+115+142-143.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篇4

关键词 人口政策 基本国策 计划生育法 生育权利与自由 可持续性发展

一、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必要性

近些年来，随着主义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对依法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依靠地方立法管理计划生育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要求。在继续完善各地有关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 1的同时，制定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基本法律，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对保障计划生育事业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 2战略中的地位需要由国家的专门立法来确定。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曾将“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写入《宪法》，党的十二大最早提出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党的十五大提出在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政策、基本原则及主要措施、保障条件等需要由国家专门立法以及配套的法规予以保障。

2．实行计划生育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应当由国家法律予以规定。 3，《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对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和义务未作规范化、具体化的规定 4，需要通过专门立法来界定和明确公民在生育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有关地方性法规虽然对此已作出不少规定， 5但仍存在某些不足，主要是规定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较多，规定公民可以享受的权利较少，权利与义务规定不相统一，或者说权利义务的配置失衡。

3．全国推行计划生育近30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并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管理和规章制度，需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充实完善 6。

4．为地方立法和依法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和保证，同时规范和保障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工作人员正确执法、文明执法。

5．为综合治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设定法律依据。实践证明，仅从限制公民生育抓计划生育难以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稳定、健康、持久地发展。需要通过国家立法明确规定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面的义务及法律责任。如“三结合” 7的工作思路以及制定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经济政策和保障措施，已得到中央和国务院充分肯定，并深受基层广大干部群众欢迎，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计划生育部门以及社会团体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并以法律形式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

（二）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意义

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列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1998年底，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了由相关部门参加的立法领导小组、起草小组和专家咨询组。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立法调研和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先后数易其稿 8，于1999年12月底向国务院报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送审稿）》。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广泛征求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意见的基础上，对送审稿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草案）》。2001年3月，这一草案经过国务院第3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由国务院提请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2001年4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了第21次会议，对法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2001年6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22次会议，对法律草案（修改稿）进行了第二次审议。2001年12月，九届全国人常委会召开第25次会议，对法律草案（修改稿）进行了第三次审议。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123票赞成、0票反对，12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下简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9。这部法律是我国第一部以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法律，它首次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法律地位 10，将具有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制度，将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方针、政策、制度、措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进一步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治理人口问题，为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建设，全面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服务水平，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持续发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

该法的颁布实施，顺应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通过依法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行政行为，明确规定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和义务，为构建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基本法律，以相关行政法规 11、地方性法规 12、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为配套规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政策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

该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将依法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约束政府行政行为与规范公民生育行为，维护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与公民履行计划生育义务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强化了人民群众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主人翁地位，确立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有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从而为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会进步，促进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二、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我国立法机关在以往国家立法和20多年来地方立法经验并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面向21世纪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的指导思想。即：1、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一系列论述为根本指导思想。2、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与可持续性发展，努力创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人口环境；控制人口数量 13，提高人口素质 14，改善人口结构 15。3、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维护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增进家庭文明幸福，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4、有利于体现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为综合治理人口问题提供法律依据，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健康、稳定、持久发展。5、有利于保障和规范计划生育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正确执法，文明执法，提高计划生育依法行政水平。6、为地方立法提供法律依据。

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遵循的原则有：（1）公民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即，立法除了对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作出规定外，还要相应地对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作出规定。（2）全面履行法定职责的原则。即，要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法定职责，明确规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社会各方面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义务与相关法律责任，明确规定村（居）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依法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义务和责任。（3）法制统一的原则。即，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要以宪法为依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相关的行政、民事及其他法律相衔接，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4）依法维权的原则。即，明确规定维护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合法权益的方式、途径、责任以及对违法行为的追究。

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共7章47条。第一章总则（共8条）。主要规定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的宗旨、目的和依据，国家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各级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相关部门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责，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等社会各方面配合政府作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协助义务，以及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和其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等。第二章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共8条）。主要规定了编制人口发展规划，制定与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的经费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以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基本原则。第三章生育调节 16（共6条）。主要规定了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并将现行生育政策法律化、制度化，规定了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应享有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管理、服务措施。第四章奖励与社会保障（共7条）。主要规定了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公民实行奖励、优待制度，建立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五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共6条）。主要规定了国家在提高母婴保健、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 17服务方面应承担的责任，规定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法律地位，计划生育部门综合管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第六章法律责任（共9条）。主要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技术服务人员、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违反该法规定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第七章附则（共3条）。主要规定了对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立法授权，即授权国务院依据该法规定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管理办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具体管理办法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办法，授权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据该法规定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该法的具体办法，以及该法的施行时间。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体现了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思想。本法总则第一条即明确本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是“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并将“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设立专章予以规定，明确提出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编制人口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二）体现了综合治理人口问题。本法明确规定国家采取综合措施，对人口与发展问题实施综合决策，规定了各级政府、计划生育部门及相关部门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责，以及机关、部队、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和公民等应当协助政府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义务，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依靠进步、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进步、提高妇女地位等项工作有机结合。

（三）强调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的生育政策法律化、制度化，既没有收紧、也没有放宽，并规定了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管理、服务和制约措施，对保证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积极推动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开展，有重要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四）体现了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本法不仅规定了公民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还规定了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包括享有生殖保健、男女平等、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健康与安全保障的权利等，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为保障公民充分享有和行使这些权利应承担的义务，明确了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方式和途径。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由于其客观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源环境造成了影响，加重了社会公共投入的负担，有必要从经济上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应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作为对社会公共投入的一种补偿。

（五）强调严格依法行政。本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规定了各级政府、计划生育部门应履行的法定职责，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同时，也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六）坚持分类指导。由于各地人口发展状况、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不同，加之计划生育地方立法先于国家立法，且已实施多年，国家立法只对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原则规定，为地方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提供法律依据。基层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的具体制度与措施，则主要由地方性法规作出规定。

（七）注意借鉴国际有益经验。本法体现的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生育工作与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引入生殖健康、开展计划生育的教育、信息、咨询活动、提供计划生育、生殖保健优质服务、实施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等内容，反映了中国政府认真履行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的庄严承诺。

四 立法为何规定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为了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相适应，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将人口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不仅提出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年度人口计划，而且提出各项人均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并逐级下达人口发展计划，明确各级政府负有完成人口计划的责任，列入目标考核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多次明确指出，人口再生产仍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内容，仍要坚持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的方针，做到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继续发挥人口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近30年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证明，通过制定和落实人口发展计划，合理调节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一个重要调控手段。为了把这一经验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设专章对国务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编制和制定人口发展规划、以及根据人口发展规划制定并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方案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有利于国家对人口问题实行宏观调控，促进各级政府始终抓紧抓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对人口问题实施综合治理，确保国家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实施，与维护群众实行计划生育合法权益并不矛盾。在计划生育实际工作中，人口计划只下达到县一级，乡、村两级按现行生育政策实行管理，确保群众按现行生育政策实行管理，确保群众按现行生育政策，简化手续，公开办事程序和政策，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五、立法为何强调稳定现行生育政策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已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生育水平已降到较低的水平，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未来几十年，我国人口数量仍将持续增长，预计年均净增1000万人以上，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劳动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我国的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国家必须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长期坚持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生育政策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也是规范和调节公民生育行为的基本准则和规范，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计划生育各项方针、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贯彻落实生育政策而制定的。国家在制定生育政策时既考虑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又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群体的实际情况，以及群众的生育意愿和接受能力，把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结合起来，坚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的原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并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即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有实际困难的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决定。根据中央确定的生育政策，各省区市相继制定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根据实际情况，对具体生育政策作出了规定。我国计划生育的历史实践证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因此，中央多次强调，现行的生育政策要保持不变。2000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强调指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条件下，仍然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这是因为，虽然现行生育政策已逐步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但是，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实行计划生育仍有相当的难度。因此，生育政策既不能放宽，也不能收紧。

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也符合国际公认的人权原则。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我国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来，少出生了3亿多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过快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实行计划生育，正是为了维护人民享受更高生活质量的权利，是真正维护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

六、立法对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权利与义务的具体规定

本法对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主要做了以下规定：1公民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2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3公民有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依法规范生育行为的义务；4公民有自觉落实避孕节育措施，接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指导的义务；5公民有协助政府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义务；6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有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义务；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本法对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主要作了以下规定：1依法生育的权利；2实行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的权利；3获得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信息和教育的权利；4获得避孕节育技术和生殖保健服务的权利；5获得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服务的权利；6获得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的奖励、优待、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权利和平等发展的权利；7公民有依法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 18。

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本法对各级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责与义务做了具体规定。主要有：1依靠宣传教育、科学技术进步、提供综合服务，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开展计划生育工作；2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建立有效的服务制度，提高服务水平，维护公民合法权益；3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的经费，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提供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给予重点扶持；4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推行计划生育中必须严格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5指导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七、立法对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制度的具体规定

（一）明确规定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责任主体是各级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建立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对人口问题实施综合治理的制度。

（二）明确社会相关方面负有协助政府管理计划生育的义务，主要内容包括：1、机关、部队、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做好本单位所属人员的计划生育工作：向育龄人群提供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和科普知识，提供必要的计划生育、生殖保健服务，向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工作机构通报有关计划生育工作信息，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与优待措施；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应当依法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指导下，向育龄夫妻发放避孕药具，开展孕情检查、随访服务，动员群众参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3、社会各方面应当配合政府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为流动人口提供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信息、教育、咨询，开展计划生育、生殖保健优质服务，帮助解决流动人口在生产、生活、生育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维护流动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

（三）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的奖励与社会保障制度。本法设专章规定建立计划生育的奖励制度，对公民晚婚晚育、妇女怀孕、生育、哺育期间、采取避孕节育措施给予必要的福利待遇，实行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制度，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给予经济发展的优惠和照顾，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和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服务，以及国家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有利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规定等。

（四）建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生殖保健服务制度。本法设专章规定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并明确服务职责，政府应采取措施，保障公民享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指导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保证受术者安全等方面作出规定。

（五）明确规定实行征收社会抚养费制度。社会抚养费的性质属于对政府对社会公共事业投入进行补偿的行政性收费。设置社会抚养费的目的在于对资源的开发和使用予以调节，减轻人口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压力。建立征收社会抚养费制度，是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对社会增加公共投入的补偿，也是承担经济后果的一种法律责任。本法授权国务院依据本法制定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具体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范围、标准、征收体制、缴纳方式等，符合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

（六）建立法律责任追究制度。为维护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秩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章。法律责任追究的类别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计划生育职责、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行为的责任追究；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工作人员以及违法开展计划生育手术人员的责任追究；对伪造、变造、买卖计划生育证明行为的责任追究；对违反本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予以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的规定；对不履行协助管理计划生育义务的单位、群众自治组织予以通报批评，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的规定；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和未在规定期限内足额缴纳社会抚养费行为的责任追究；对拒绝、阻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行为的责任追究。注释:

1至今已有29个省、市、自治区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名称为《计划生育条例》的地方性法规，2个自治区政府（新疆、西藏自治区）制定了有关计划生育的地方政府规章。

2 1988年，世界环境与委员会首次提出可持续性发展的概念，它要求的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满足后代人的需要构成危害。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可持续性发展作为确保当今和后世所有人公平享受福祉的手段，要求充分认识到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它们协调一致求得互动平衡。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使所有人民都享有较高的生活素质，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无法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并推行适当的政策，包括与人口有关的政策，以便满足当代的需要而又不后代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

3 根据我国《立法法》第7条、第8条、第9条的规定，凡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规定。

4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立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1978年《宪法》第53条首次明确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在我国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2年《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此外《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9条、第61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4条，《婚姻法》第2条、第6条、第16条，《妇女权益保护法》第25条、26条、35条、42条、46条、47条、50条，《劳动法》第61条、62条、63条，《收养法》第3条、8条、19条，《母婴保健法》第4条、32条、33条、37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2条，《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3条，《刑法》第280条、335条、336条、382条、384条、385条、387条、388条、397条、402条都涉及计划生育管理的相关事项。

5 同前注1

6 如坚持以“三为主”的工作方针，即以宣传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7 具体指“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相结合，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

8 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统计，在形成送审稿之前曾有过12次讨论稿。第一讨论稿的名称是《人口与幸福家庭发展法》，第二讨论稿的名称是《人口与家庭发展法》，第三讨论稿的名称是《人口与生育法》，自第四讨论稿开始，法律的名称就确定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9 这部法律将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10 该法第2条1款规定：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11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母婴保健法实施管理办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等

12同前注3。

13 这里的人口数量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反映某个时点人口总体规模的量的规定性。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的变动，二是由人口迁出和迁入引起的迁移变动。

14 人口素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反映某个时点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亦称人口质量。一般指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及思想道德素质，它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

15所谓人口结构是指按照人口的自然、社会经济和生理等特征把人口划分成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亦称人口构成。人口结构一般可归为三大类：自然结构、地域结构、社会结构。人口自然结构是根据人口的自然特征划分的，主要包括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人口地域结构是根据人口居住的地区而划分的，包括人口的城乡结构、人口的行政地区构成等。人口社会构成是按人口的社会标志和经济标志划分的，主要包括人口的阶级构成、民族构成、宗教构成、职业构成、部门构成、文化教育构成等。人口结构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16 医学概念的生育调节，是指运用医学使具有生育能力的男女有计划地节制生育，或帮助无生育能力的男女使其生育，是生殖健康的核心之一。本法所称的生育调节，是指调整人类生育行为的经济、行政、法律、医学手段的总和。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篇5

【关键词】我国 人口 生育政策 研究

虽然上述国家并未明确提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这一概念，但是，各国的具体措施体现出了人口政策对物质奖励与惩罚、优先优惠措施、扶助与保障措施综合运用的特点，体现出了人口政策不是以控制人口总数为单一目标，而是同时体现出了补偿性、奖励性与诱导性的人口政策发展方向。

我国早期鼓励人们少生孩子、实行计划生育的做法主要是与节育、流产和结扎手术有关的一些措施和办法。1973年在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正式提出夫妇生育孩子要实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为此还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规定。例如，高等学校不招收已婚青年入学； 招工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有女无儿户； 农村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农村口粮实行按人分等定量分配制度； 后来，又提出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对无子女的老人逐步实行社会保险。在城市住房分配和职工福利方面也采取了适当措施，使有关政策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开展。这些带有利益诱导性质的办法使当时提出的计划生育“晚、稀、少”政策迅速为多数群众所接受。自 1970年至197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由33.4‰降到17.82‰，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死亡率相对稳定情况下，由25.83‰降至11.61‰。显然，这一时期鼓励和支持人们实行计划生育的措施和办法有了很大扩展，已不仅仅局限于与节育技术直接有关的方面，并且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198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基础上，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奖励政策比较全面和比较完善。纪要指出，通过奖励，激发群众贯彻执行生育政策的光荣感，并与必要的限制办法相配合，形成实行计划生育的社会环境，逐步提高群众执行生育政策的自觉性。奖励政策包括： 对响应国家号召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给予奖励。具体办法是： 发给荣誉证书； 奖励现金； 给独生子女母亲延长产假；在入托、入学、就医、打工、招生、分房或宅基地方面照顾独生子女家庭。1989 年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转发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关于扶贫工作与计划生育工作相结合的报告》，要求各贫困地区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建立必要工作制度，努力使扶贫工作有利于计划生育的推行。这一时期，鼓励人们实行计划生育的措施更加明朗化、细致化、宽泛化，利益导向份量逐渐加重。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0年《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明确提出： “要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2001年12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 “国家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促进计划生育”。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党和国家最终以国家法律的形式，首次将调节生育行为的主要措施定位在了利益导向上。这些法律规定说明，国家从制度上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利益导向措施已成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利益导向政策得到了全方位、更深入的发展，政策覆盖对象更广泛、政策内容更详尽、更具有针对性。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人口规模适度、人口素质优良、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中国独一无二的人口国情决定了中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鲜明中国特色和高度原创性，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国外的做法和举措，但是其它国家的实践无疑在开拓思路、验证利益导向政策运用与计划生育领域的正确性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0，（1）.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篇6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求自由，认为孩子是自由的束缚，所以出现了不生育的现象，使得我国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

计划生育的概述

计划生育概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是实现规模适度、素质较高、结构优化和分布合理的人口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计划生育发展

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较往年下降了63万，人口出生量受到了业内人士甚至整个社会的关注，一时间计划生育“二胎”政策遇冷问题频频爆出。1984年，中央曾颁布“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对于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调整。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国家要求“独生”政策，并且对于第一胎是男孩，再生育第二胎的情况进行罚款处理，对于农村和城市计划生育制度也不尽相同，一时间人们无法适应“独生”政策，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思想发生转变，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不生育的现象，独生政策的弊端开始展露。针对这一现象，2016年我国实施了“二胎”生育政策，鼓励大家生育二胎，并且进行相应的扶持服务，加大人口出生率。

计划生育意义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与时俱进的政策。在不同时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有着不同的要求。无论是“独生”政策，还是“二胎”政策，都具有特殊时期的特殊意义。首先，独生政策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独生政策，对于我国人口增长起到了控制作用。当时我国粮食供应不足，社会养育问题成本很大，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经济，控制人口增长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有了后期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解决了民生问题，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现在，二胎政策开放，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根据2010年的报道，我国总生育率只有1.18%，这个数量是极低的，甚至比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还要低出很多，这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进入负增长时代，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所以开放二胎政策，促进人口增长，刻不容缓。二胎政策，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更多新鲜血液的注入，能够促进社会劳动力增长，减少社会风险。二胎政策，可以改善人口均衡问题，让独生子女拥有弟弟妹妹，更有利于孩子社会化行为养成，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新政策落实不到位

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对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新要求，工作的目标也发生了改变。虽然，已有关于二胎的政策，但是政策落实不到位，宣传不到位，甚至有一些地区没有颁布相关政策，从而导致计划生育工作落实难。比如，新疆地区就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施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是保持原有的办法，这样就不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统一管理。对于计划生育新政策，只是提出了新政策，树立新的计划生育工作目标，但是没有在根本问题上进行解决。增加生育假期的工作都没有落实到位，只是有一个虚假的名号，这样不利于树立人们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正确认识。

流动人口管理问题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流动问题对于计划生育工作影响极大。人口流动迁移已经替代生育和死亡，成为决定我国人口发展的主导因素，成为推动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组织体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一直以来都没有完全落实到位。由于流动人口有许多不确定性，关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较复杂，并且流动人口数量多，并且对于“流动人口”的定义比较模糊。在管理流动人口过程中，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不太高，比较难管理。并且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管理制度和目标，每个城市之间联系不够，流动人口对于政策的了解会出现偏差，导致了流动人员管理难。

加强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的策略

重视政策接续工作

计划生育工作平稳进行，有利于社会的稳步发展。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续接工作要一步一步来，切忌焦躁，要让人民感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好处，从而自愿参与到计划生育工作中，积极主动响应政策。计划生育由“独生”到“二胎”政策的转换，必须要照顾新旧政策所涉及到的人员感受。之前遵守“计划生育”工作的独生家庭，继续享受计划生育带来的奖励和扶持政策。而新政策所提倡的“二胎”家庭，也要切实进行了解，进行相应的奖励和扶持。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服务于每一个家庭。

重视流动人口管理

人口流动问题，是计划生育的重要环节之一。重视人口流动问题，有利于构建美好城市，构建美丽中国。

首先，加强人口流动的管理机制。要落实人口流动管理政策，注重各个城市之间的联动问题，同时注意各个部门的联合管理，促进计划生育管理。每年公安管理部门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都可以联合开展一次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各个社区可以進行社区人员普查工作，了解一个区域的流动人口，进行相关工作。尤其是出租屋的管理工作，必须要纳入计划生育的管辖范畴内，同样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在实行计划生育过程中，各个部门相互支持，从而实现统一管理，资源共享更有利于推动计划生育工作。

其次，重视建档立卡过程，对人口流动进行统计。流动人口的成分复杂，一定要摸清人员的底细，有些居住不规范，经常来去无常的人，要特别进行关注，这些人很可能会造成违法生育。因此，社区工作人员要对小区的每一户有基本了解，社区要定期进行清理活动，了解社区的孕妇的基本信息，建立健全一体化的管理机制。从计生办到小区楼长，责任细分，更有利于管理服务落实到底。

基层工作落实到位

计划生育工作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而且对于社会和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好工作安排与计划很关键，要更科学合理的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在制度和管理体系不断完善过程中，加强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

首先，计划生育基层工作要做好，满足人民的不同需求。在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过程中，要考虑到一些特殊人士的情况，比如，残障人士、贫困家庭、再婚家庭和少数民族等，要细心做好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工作。在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要多进行走访慰问，了解基层的情况，解决计划生育困难户的问题。在工作中要注重女性身体健康，对于新婚夫妇或怀孕夫妇进行相应的计划生育政策宣传，重视每年的育龄妇女的健康查体活动，安排女性健康查体活动，防止女性疾病发生。对于上一阶段计划生育中的独生子女家庭，做好相关的服务活动，对于独生子女父母的补助金要落实到位。在基层建设中，要注意基层工作人员的管理问题，可以通过奖励机制，来激励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斗志，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促使计划生育工作更好的落实。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篇7

关键词：生育观念；计划生育；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已经实行了多年，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得到很大转变，这项政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1 生育观念的转变促进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近年来，在计生部门转型发展的大环境下，曹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在生活中探讨新思路、在工作中探索新方式，用朴实的话语、暖心的举动、高效的能力为全乡育龄群众、留守老人和儿童送上贴心关怀与服务。

1.1 转变传统观念，提升服务质量。在全面实施两孩政策的大环境下，“学”政策，利用每月例会对相关政策进行讲解培训，做到温故知新。“做”实事，以全县当前实际情况为基础，要求计生专干每月坚持多下组、多访户，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法律法规和生殖健康等知识。“改”方法，积极改变传统工作方法，通过建立全县计生专干QQ群、微信群和各村计生服务群，充分利用新时期、新方法及时现行计生政策信息和掌握该村育龄群众信息，提高工作效率和方法。

1.2 强化办事程序，解决群众需求。曹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将各项办事程序及所需要的材料汇编到公开栏，通过公开规范办事程序、减少了群众不必要的跑路，提高了为民办事效率，也避免了推诿扯皮现象；严格执行“限时办结”制度，对于群众的需求，能够马上办理的绝不拖延；对于暂时不能解决的，给出合理原因，同时承诺办理期限，并且上报备案。通过规范承诺制度，大大提升了计生窗口服务的满意度和信誉度。

1.3 开展多彩活动，丰富群众生活。充分利用春季集中服务、5.29协会活动日、“两癌”筛查等有利时机，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孕产妇保健、儿童保健等惠民政策宣传活动和“好婆婆”、“好媳妇”、“计生光荣户”等生育文明示范户先进典型做出表彰并颁发了荣誉奖牌和纪念品，引导群众主动接受孕优、孕期保健、产前筛查和诊断、预防出生缺陷，保障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有成效；引导广大家庭以先进家庭为榜样，正确树立科学进步的婚育观、家庭观和幸福观，为构建美丽、文明、幸福、和谐新风尚做出积极努力。

1.4 贴心为民服务，拉近干群距离。新增优检、孕情、出生、手术集中开展一次上门随访服务，为育龄群众送上贴心服务和关怀；结合时间节点与精准扶贫等重点工作相结合，计生干部进行入户走访，用真诚的态度、暖心的话语，为群众送上党和政府的温暖之情，用实际行动践行“两学一做”，切实拉近干群距离。

2 提倡转变生育观念，促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措施

在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条件的制约，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没有贯彻落实到每个地方，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困难，也非常被动。所以，怎样转变生育观念，促进计划生育的开展，是当前计划生育的重要工作。

2.1 对我国人口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应展开全方位的教育

应该加强我国人口形势的教育，使每个公民都了解到我国人口的基本特点，意识到我国人口的现状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逐渐增强人们的人均观念。通过进行全方位的人口教育，使公民意识到，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影响了公民的文化素质水平，阻碍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同时，人口的急剧增长，给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在人口上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转化为社会压力、经济压力和生态压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媒体等（报纸、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段，进行宣传，给人们思想上以警示，使计划生育的责任感存在于每个公民的心中。

2.2 形成以“宣传教育、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府推动、综合治理”为标准的长效工作机制

大力宣传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引导现代人形成科学的婚育观念，在各个社区中以及乡镇中，各个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可以开展一些婚育活动，营造良好的计划生育氛围，进而有益于社会计划生育活动的开展。正确引导公民关注社会、关注自身发展，了解国情、省情以及身边发生的事情，自觉树立人口意识、人均观念，同时，加入到宣传计划生育的工作中，从自身做起，尽自身能力，为减轻社会人口压力尽力一些微薄之力，政府要提高综合之力能力，保障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2.3 注重实施奖励措施，以经济手段引导生育观念的转变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完善人口政策体系，出台与政治发展政策相配套的人口政策。在农村实施计划生育的过程中，要紧抓当前农村改革的发展机遇，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转变生育观念。在各项惠民政策出台时，政府应提前做好宣传，提前介入，增强利益导向作用，通过经济杠杆和各种利益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进行有效调整，引导人们将外部的利益政策转变为自身内部的自觉行为，对自觉执行计划生育的家庭，要给予一定奖励和优待，使他们感受到经济上的实惠和生活上的保障。通过相关奖励措施，加强群众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自觉性，教育引导群众树立科学进步的生育观念。

2.4 有效实施政策劝导，加强法制治理力度

有效利用多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加强计划生育普法教育工作，把婚育行为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上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做到学法、制法、懂法、守法。各地方计划生育办公室，应大力宣传各项相关法律制度，不断增强民众的婚育法制观念，使民众具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政策外生育，应该对相关人员依法高限征收社会抚养费，充分发挥警示作用，使群众认识自己遵守婚育法规条款；对于农村计划生育的管理，应采取民主管理的方针，充分调动计划生育协会在当地的实际作用，联合广大农民群众，全面推进农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不断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村务公开制度，根据各项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健全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加强村民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法规中的各项制度。

2.5 建立“生育关怀基金”，在政策上鼓励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优育，做好养老保险的配套工作

相关部门（各计生协会、慈善总会）应建立“生育关怀基金”，用于开展计划生育家庭慈善救助活动，若独生子女出现意外情况，可给以不同标准的救助金。此外，随着独生子女逐渐成年，他们的父母也陆续步入老年人行列，“空巢”家庭也越来越多，所以，社会应开展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关怀服务，进一步深化生育关怀行动，在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体现对独生子女母的优先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1]张洪青.以群众需求为中心加强宣传教育[J].中国人口报，2012-06-15）.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篇8

【摘要】通过对现在城乡计划生育现状的了解,并结合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出发,分析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二孩计划生育政策的可行性以及重要性,以促进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的完善,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打造和谐的城乡一体化环境。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社会保障

城乡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社会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自2005年以来,我镇个体企业主男孩户存在领养孩子现象,有了领养孩子的先例,就出现了个体企业男孩户对象发展自已生育的现象,这两个主要原因对我镇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目前,我镇计划外对象怀孕后经我们多次上门做工作,对象户拒绝采取补救措施,造成很多个体企业主计划外生育二孩的意愿日趋强烈。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起到很强的限制和引导的作用了。因此各省级单位调节城乡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很必要的,针对这种现状,本文从城乡生育政策的现状出发,提出适合城乡生育计划的二孩生育政策,以不断的促进生育政策的完善,更加的贴近实际生活。

1 加快实行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我国在生育问题上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例如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人口数量瞒报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城乡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不利于城乡的和谐发展。近年来很多城镇的计划外生育始终处于反弹势头中,对稳定低生育水平总目标实现困难重重,我镇也面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艰难局面,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的约束性和指导性随之减弱。具体表现在:首先,一些通过政府将城乡的行政级别的提高使一部分农村居民成为了城镇居民但是实质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改善,一些外出打工的人在外面发展的很好但是子女依旧在农村接受教育,生活水平其实已经等同于城市人口的竞技水平;其次,人口老龄化不断的加剧,需要有更多劳动力来补充这部分的需要,有多余的劳动力能够照顾老人,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再次,现在的很多独生子女,性格上发展不完善,由于独生子女从小备受呵护,养成了叫娇生惯养的习惯,同时家中没有兄弟姐妹,不能体会互助和分享的意义,造成性格和人格上的偏差;最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内需来推进的,而人是拉动内需的唯一的因素,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消费者,所以必须要保证城乡的人员的充足;除此之外,实行城乡二孩的生育政策,可以调剂人口的性别比例,打破性别失衡的局面。综上所述,适度调节城乡的生育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是利国利民的重大决策。

2 实行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过程中二孩生育政策的可行性

这一生育政策在上海已经开始了尝试,上海作为一个思想很前卫的大都市,有着很强的预见性,上海就宣布了符合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针对这种现象,一些人提出了质疑,说上海是公然违背国家的政策,但是这个效果积极的,是明显的,缓解了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缓解了这方面的财政负担,同时也带动了城乡的消费,

2.1 “二孩的生育政策”符合大部分人的心理意愿,养育两个孩子可以保证养老,能够使生活丰富,能够完善孩子的性格,在对城城乡居民的调查中,生育子女数的平均值为1.9,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居民赞成每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赞成养育一个孩子的意愿远远的偏离了正常值。

2.2 “二孩的生育政策”有利于控制人口的性别比,缓解城乡老龄化的进程,维持整体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平衡,而且能够稳定并促进计划生育率,这对城乡的和谐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2.3 “二孩生育政策”并不违背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一政策,我理解的这个低生育水平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而是一个合理的区间,生育率这个区间保持在1.5左右就可以视为正常;

2.4 “二孩生育政策”的前提还得是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来保证,随着我国城乡经济水平的发展,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了养育两个孩子的条件,而且整体城乡对教育的认识也字逐步的提高,这也就保证了城乡的孩子有比较高的受教育水平。

3 实行城乡统一的二孩生育政策必须落到实处

有些农村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生存环境也相对封闭,思想观念也不能得到快速的更新,加强全面推行村民自治,以村为单位制定村规民约,推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省条例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在审批宅基地、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分红等利益分配时,现在审批宅基地已经实行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的优惠政策,收益分红方面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还没有到位,还有对不履行计划生育义务,不按期上环、结扎、环孕检、外出流动人员不办理婚育证明的人员拟定处罚条款,由政府、计生办督促、指导依村规民约章程处罚和奖励。从而制约不遵守、不服务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行为。我们第一,必须加大宣传力度,重点是农村地区,破除封建思想的束缚,第二,必须从国家政策的高度狠抓落实,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还要加快城乡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同时做好深入细致的工作;第三,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过程的经验告诉我们,健全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可以缓解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问题,进而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维护城乡生育政策的稳定。

3 结束语

从上面的几点可以看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是大势所趋。“二孩生育政策”可以满足城乡群众的生育意愿,也可以保证国家低生育水平的号召,同时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是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二孩生育政策正处于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结合点上,所以要慎重的对待这个问题,在目前对政策研究尚不完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缺乏社会调查和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要以现实情况为标准,在实际调查中,为找准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加紧制定科学的城乡计划生育的政策,以争取政策效益的最大化为准则,不断的促进龙岗镇生育政策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陈晓华,张小林,梁丹.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与建设实践及其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05,14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篇9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以来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学研究中也备受学者的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界的研究也一步步趋于成熟。此次研究希望通过回顾既有的研究成果，梳理现有研究关于人口政策的研究，了解每一视角出发学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做出一个比较全面的文献综述，为接下来的研究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切入点，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可借鉴的二手资料。读者们在综述中也可以看到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课题，并在相关的研究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二、概念澄清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据本国人口增长过快或人口停止增长乃至出现负增长而采取的相应的政策措施。不同的国家，因本国人口发展的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中国在1982年至今推行的是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因此，计划生育政策不等同于人口政策。

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也不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国内外学者在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利弊分析时，很少有人明确区分计划生育政策与独生子女政策两种类型，事实上，考察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便可得知，一胎化政策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部内容，只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限制，因此，学者们不能将计划生育的研究核心局限于生育数量的探讨。

三、文献回顾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来产生的人口效果研究很多，因为这样的人口政策作用于中国社会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完成的人口转变，使中国人的“人口红利”时期迅速到来；另一方面，抛开国际社会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责，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一胎化”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人口红利”时期很快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不断攀升带来的“婚姻挤压”，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以及由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失独者的问题。

（一）“人口红利”时期

中国的人口转变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然而，对中国的计划生育、人口转变不仅要有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计划生育带来的不仅是排除社会经济要素使中国少生了4.58亿人，更包括一系列的经济效果。低抚养比打开了“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日趋缩小的年度人口增量减缓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人口增速缓慢对社会综合发展、人民福祉改善也有极其广泛的积极影响。

（二）计划生育带来的后果

计划生育带来的最严重也是最显著的后果，就是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这使中国处于一种“未富先老”的尴尬状态。在底部老化和顶部老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人口快速老龄化，日益膨胀的庞大老年人口数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还不足以支撑养老的费用，由此引发的社会保障问题困扰着中国人。国际上提出的精神慰藉等复杂的老年人问题，已经让中国望而却步了。在这一问题上，梁秋生和和刘宁所做的研究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研究结论中表示，人口老化现象是实施计划生育的必然结果，但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大和老年人口问题产生却不是计划生育的产物。他们的观点是人口太多仍是我国人口的首要问题，其次才是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问题。

计划生育也带来了中国人口性别比的持续攀升，由此引发了“婚姻挤压”等一系列社会风险问题。学界的研究还是比较倾向于认为计划生育是导致性别比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直接原因。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现状是基础，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是手段，少生孩子是动因。要改善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改变农民、农村、农业的经济社会条件，增强农民的创新能力，推动农村及城镇贫困家庭从生产性生育偏好向享乐式生育偏好的转变是根本途径。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篇10

关键词：新时期　计划生育工作

1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现状

近年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共同努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全面健康发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深入人心，以婚育新风进万家、计划生育新农村新家庭新阵地活动为载体，大力开展多形式、多样化的宣传活动，群众生育观念有了明显转变；质量管理水平显著提高，低生育水平得到进一步稳定，“三查两清一服务”工作扎实有效，后进乡村转变效果明显；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加强了对B超、终止妊娠手术和药品以及二孩生育的跟踪管理，深入开展打击“两非”专项行动，出生人口性别比逐年呈下降趋势；计划生育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兑现落实了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计生家庭新合疗补助、独生子女保健费、“三结合”帮扶项目等，建立起有利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利益导向机制；依法行政水平全面提高，严格遵守计划生育“七不准”有关规定，依法查处各类计划生育违法违规案件，开展了计划生育便民维权活动，依法维护公民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流动人口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办证、验证、三查工作及时到位，信息交换平台查询反馈率达100%，形成了有效的管理服务机制；优质服务工作深入民心，围绕生育、节育、不育开展了一系列生殖健康进村入户活动，通过面对面的宣传、组织医疗小分队下乡集中普查等形式，及时解决群众生殖健康方面需求，每年对全体育龄群众进行免费健康检查，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满意度明显提高，逐步形成了“依法行政、村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

2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虽然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促进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但计划生育工作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以及第三次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进入生育旺盛期，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小高峰可能相互叠加，有可能造成人口出生率升高的问题；部分群众生育意愿依然较强，近年来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民生活水平和抚养能力有所增强，但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未得到真正改变，进一步刺激了群众生育二孩的意愿，导致生育率反弹。

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短期内仍然偏高。近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一孩基本正常，二孩严重偏高的现象，除了传统的生育男孩偏好，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尽管相关部门对B超、终止妊娠手术做了明确详细的规定，但监管、检查措施不力，“两非”案件中存在调查难、取证难、处理难的问题，无法杜绝“两非”现象的发生。

三是工作手段弱化，行政执法不到位。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由过去依靠强制手段控制生育数量，转变为计生对象提供优质服务，依法行政。乡镇的执法主体资格被取消，计划生育日常工作靠政策引导、思想教育，面对逃避、抵制计划生育工作的对象束手无策，加之计划生育相关法规与婚姻、民政、社保等法规衔接不够，形成国策执行部门化的局面，直接影响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导致违法生育人员社会抚养征收不到位，处罚不到位，客观上助长了非法生育现象的发生。

四是流动人口管理难度增大，问题日益突出。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相比，因其居无定所，劳无定职，行无定踪，而成为社会管理的难点。流动人口目前实行以流入地为主的目标管理双向考核机制，也建立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避孕节育报告单，流动人口信息交换平台三种主要载体，但使用和效率都较差，信息不够畅通，没有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流出地普遍存在着信息采集难，外出情况不详，地址不清，管理服务内容缺乏操作性，服务管理不到位。

五是优质服务工作不到位，利益导向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目前正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孕前型转变，但由于经费投入不足、基层基础网络薄弱等问题，直接影响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技术服务、日常管理工作，导致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形成“有导向机制、无政策保障”的尴尬局面。

3　做好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措施与对策

3.1　继续加大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要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做好一法五规等计生政策法规的宣传，使群众真正了解政策，消除理解上的断章取义，自觉参与到计划生育工作中。要以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为载体，以建立计划生育新农村、新家庭、新阵地活动为契机，向群众宣传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破除陈规陋习。要突出重点，针对群众的婚育状况和宣传服务需求，开展个性化的面对面宣传服务活动，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落实各项优惠政策的同时，率先在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建立养老保障，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扩大实施范围，提高奖扶标准，让计划生育家庭优先分享政策发展的成果，促进群众生育观念的彻底转变。

3.2　强化生育管理，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严格执行现行生育政策，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教育、经济等手段，继续抓好以孕前管理为主的“三查两清一服务”工作，做好避孕节育措施的落实，引导育龄群众自觉落实以长效为主的避孕节育措施，从源头上控制、减少非意愿妊娠和政策外生育现象。严格落实生育审批制度，全面提高政策符合率。建立计生、卫生部门信息交流通报制度，及时掌握现孕和生育人员信息，做好非意愿妊娠和不符合政策的妊娠人员引导补救工作。落实长效避孕奖励措施，解决节育措施并发症的治疗和经济补助问题，促使群众自愿落实长效措施。要整合农村公共政策资源，重点突出计划生育公共政策的优先优惠地位，教育、卫生、民政、社会保障等具有普惠特点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兼顾计划生育国策优先优惠的原则，维护基本国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3.3　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WIS系统应用水平。要在抓质量指标的同时，强化信息化建设，把更多的人力从繁杂的数字与业务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要经常开展WIS系统信息的清理清查工作，及时录入更新信息，做到不缺、不漏、不虚报项目。要抓住育龄妇女基本信息这一工作命脉，坚持做到没有核实的信息不录入，与相关系统信息未核对的不录入，从细、从实、从严做好信息录入和更新工作，大力提高信息网络应用水平，为各级科学决策提供有力的信息依据。

3.4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禁止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要对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实行责任追究，建立严格的B超使用管理和准入制度，孕妇实施B超检查一律实名登记，严肃查处使用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要加强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管理，严格落实定点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审批制度，对擅自开展人工终止妊娠的机构和个体诊所坚决重处重罚，严厉打击。要加强对二孩生育指标的管理，对二孩孕期妇女采取全程服务，定期监测孕情，落实定点分娩和出生实名登记制度，严密排查怀孕后擅自终止妊娠的行为，解决“两非”案件取证难的问题。

3.5　加大执法力度，规范生育行为。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规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法行为，改变执法人员重政策、轻法律，重义务、轻权利的思想观念，不断提高执法水平。要依法对政策外生育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切实维护法律尊严，消除负面影响。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违反政策生育的党员干部要依纪依法严格处理；对违反政策的社会公众人物要依法处理到位，当事人拒不接受处理的，可申请法院公开处理、公开曝光、强制执行，达到执行一案，教育一片，引导一方的作用，形成依法综合治理违法生育的社会舆论氛围。

3.6　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计生人口流入地要积极承担管理职责，以出租屋管理为切入点，从源头上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做好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查验，限期办证，逐步与流出地建立信息交流平台。要充分利用信息交换平台，及时掌握报告流动人口生育、节育情况，对流动人口环情、孕情监测定期通过网络进行相关信息核对，杜绝假证明的发生。工商、公安以及各用工单位要按照“谁用工，谁负责”，“谁出租，谁负责”的原则，将查验婚育证明作为对流动人口登记管理的重要手段，对未办理婚育证明的一律不办理其它证件和进行录用，达到一证管多证的效果。同时，要切实维护外来人口的合法权益，真正解决好她们在生产、生活、生育等方面的困难，落实市民化待遇，提高她们的主人翁意识，真正实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范化、法制化。

3.7　加大经费投入，深化优质服务。要继续加大对计划生育经费的投入力度，真正做到有预算，有安排，有使用，且逐年按比例增长，从根本上避免有预算没落实的现象。要以先进理念倡导优质服务，树立以人为本，转变职能抓服务的意识，通过优质服务，让广大群众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要强化基层基础网络建设，加强人员配备和设施建设，为优质服务提供硬件保证；要深入开展生殖健康三大工程，为优质服务提供有效载体；要全面落实各项优惠政策，以利益导向促进优质服务。要始终围绕低生育水平这一中心任务抓优质服务工作，加大对困难群体、弱势人群的政策倾斜，制定具体的帮扶计划，不断提高群众对计生工作的认可度、满意度。

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方面。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要形成党政领导负总责，相关部门配合，群众广泛参与，计生部门组织实施的工作局面，各级负责人要经常深入乡村，主动解决问题，狠抓工作落实，全面夯实基层基础，努力提升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