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乡镇 图书管理人员 素质

一、关于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现状探讨

1.当前，由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因此大部分乡镇都把图书管理员的工资纳入了财政预算，而且开始实施绩效工资制。但是很多经济欠发达地方的领导还是不够重视乡镇图书馆在推动精神文明及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只抓经济建设，把文化建设放在无关紧要的地位。导致投入乡镇图书馆建设的资金很少，无法建立有“诱惑力”的年终绩效考核机制。

2.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福利待遇不够好，因此直接影响到这些岗位人才的招聘，国内现今的情况是：乡镇图书馆人员的工资并没有纳入到财政预算体系中来，造成各乡镇图书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不一。经济条件好的乡镇，可以基本保证图书管理人员的工资，而一些经济条件欠佳的地区给乡镇图书馆人员发放工资往往视效益而定。所以，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工资普遍较低，优厚的福利等更是“天方夜谭”。而工资待遇低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很多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都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他们在乡镇图书馆共走大都是为了“混日子”，还有的管理人员直接在上班时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他们完全把图书馆当成了打发时间的地方。这使得基层图书馆往往只能保证正常的开放，提供借还书等基本的图书服务，很难真正的发挥乡镇图书馆的作用。

3.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往往身兼数职，工作量较大。由于乡镇企业发展缓慢，资金有限，往往无法聘请更多的人员。这就使得很多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往往要身兼数职，既要负责图书的采购、又要保证图书的流通，还要处理一些读者活动，及打扫图书馆的卫生等。另外在一些乡镇，图书管理人员往往还兼当其镇上的包村工作人员，而当镇上有重要的中心工作，如计生、新农保、新农合等宣传和组织工作时，图书管理人员就必须参加。这些都严重加重了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而且分散了他们进行图书管理的精力。

4.乡镇图书馆人才招聘门槛低，这就使得其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乡镇图书馆对人才的要求很低，这就使得一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学历只有初高中程度的非专业人士走上了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岗位。这些人没有受过专业的图书管理培训，而且往往不热衷于学习，缺乏兢兢业业的岗位精神，因此很难胜任图书管理的工作。而有些图书管理人员只会对图书进行简单地分类、编目等，无法担任检索、向借阅人员推荐读物的工作，严重影响了乡镇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二、乡镇图书馆资料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之业务素质

1.图书馆专业的基本技能。这是作为图书管理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我们把这项技能概括为：其一，对图书馆所藏图书参考文献的采访和组织技能。作为基层图书管理人员，必须熟练掌握该地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特点，还要深入人民群众中间了解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的信息需求。这样就可以根据当地群众的阅读需求进行图书的采购工作，使图书更好地为当地人民群众服务。此外，图书管理人员要掌握图书分编的技巧，要会编制目录，要会建立数据库。其二，图书资料管理人员要熟悉乡镇图书馆所藏图书的类型，这样在读者前来阅读时，管理人员就可以在掌握读者的阅读需求后，为读者提供辅的建议。

2.要熟练掌握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为乡镇图书馆的管理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它要求图书资料管理人员不但要会传统的图书文献工作，而且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等网络技术，以便更好地位乡镇群众服务。另外通过网络技术，图书管理人员可以及时了解外界信息，为乡镇图书馆建设出谋划策，为基层群众提供更新的图书信息。

3.具备指导乡镇读者阅读的能力。乡镇地区，人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阅读能力有限，这使得他们在图书阅读时往往会面临很多困惑，很难独立地完成对文献的解读。这就需要乡镇图书管理人员及时地给予读者帮助，引导读者应对相对复杂的阅读环境，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此外，乡镇图书管理人员必须要掌握读者的心理，给他们推荐一些适合他们阅读的的书籍。当然有条件的乡镇地区，图书管理人员可以定期组织一些小型的阅读活动，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

三、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之良好的职业道德

很多乡镇地区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而且没有大的发展前途，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就要求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要提前做好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要有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要有“在其位，谋其职”的爱岗敬业精神，不能因此工作条件不好就随便的应付工作，把工作当做混日子，这是不可取的。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必须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必须把为读者和基层人民群众服务作为宗旨，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认真钻研馆藏文献的采访和组织，要热爱自己的职业，并忠于自己的职业。

四、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之高水平的文化素质

乡镇图书馆是面向广大基层群众开放的，基层群众的知识构成不同，有工人、农民、教师，还有学生和机关干部等。这些群体都各自有其特点，他们的阅读水平和阅读能力存在差异。这就要求乡镇图书资料馆人员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不同层次的读者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另外，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还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系统地学习，多掌握一些图书管理知识，还要加强计算机网络方面的学习，要具备运用网络获得所需信息的能力。要坚持不断地学习，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

五、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之较强的沟通和协调能力

乡镇图书馆的阅读群体比较宽泛，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阅读水平也各不相同。这就需要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充分发挥其“引路人”的作用，在与读者进行良好的沟通交流后，明确读者的阅读层次和阅读需求，给读者指出适合其阅读的书籍。当读者遇到阅读问题时，要与读者进行良好的互动交流，帮助读者解答疑惑，引导读者进行正确阅读。此外，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要有良好的协调能力，要协调图书建设与基层各个建设之间的关系，为争取社会支持和理解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结语

综上所述，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素质直接决定了乡镇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我们必须加大对乡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通过鼓励图书管理人员进行进修学习等方式全面提高乡镇图书管理人员的素质，使其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赵蓓，有关“社会力量援助基层图书馆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1年第01期

篇2

关键词 子宫动脉阻断 腹腔镜 子宫肌瘤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1.02.043

子宫肌瘤是妇科常见良性肿瘤，患病率达70～80%，以40～50岁多见。传统的手术方式是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和子宫切除术，但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肌瘤患者均要求保留子宫。因此，为了探讨创伤小、疗效好及保留子宫的治疗方法，采用腹腔镜下子宫动脉阻断后肌瘤剔除术治疗有症状而要求保留子宫患者36例，收到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08年11月～2009年12月对36例有症状且要求保留子宫的子宫肌瘤患者进行腹腔镜下子宫动脉阻断后肌瘤剔除术。平均年龄40.5±5.3岁，均有生育史。入选条件：①无生育要求但要求保留子宫；②B超显示肌瘤数目＜3个，直径＜8cm的肌壁间或浆膜下肌瘤；③患者无内科合并症；④临床表现月经量增多、月经周期缩短、月经期延长并有不同程度贫血和尿频及下腹不适等症状；⑤术前所有患者均检测血清AFP、CEA、CA125、CA153和CA199并行诊断性刮宫术，排除潜在恶性可能。本组肌瘤生长快5例，月经量过多27例，其他4例。

手术方法：术前2天阴道冲洗和清洁脐部，禁食水并清洁灌肠。选择连续硬膜外麻醉或气管插管全麻，取膀胱截石位，头低臀高位20°～30°。气腹针在脐孔或上下缘穿刺注入CO【sub】2【/sub】气体建立气腹，腹压12～15mmHg。用10mm套管针穿刺置入镜体，左下腹2个穿刺点分别为5mm和10mm，右麦氏点置5mm套管针。腹腔镜检查：常规检查子宫附件，由助手自阴道内置入举宫器，以便操纵子宫，暴露手术视野。双侧子宫动脉阻断：术中于阔韧带后叶近子宫颈处打开腹膜，暴露子宫动脉，游离后用双极电凝或超声刀凝固子宫动脉，以阻断子宫血流。如盆腔粘连异常，可打开后侧腹膜，在子宫动脉水平暴露输尿管再找出子宫动脉，以确保输尿管安全。肌瘤剔除：暴露子宫肌瘤，垂体后叶素12U注入子宫肌瘤周围宫体部，单极电凝刀切开肌瘤包膜深达瘤体，用勾剪清除周围包膜及组织连接带，剥离肌瘤，蒂部以双极电凝凝固并剪断，要明确是否穿透子宫内膜。若创面出血活跃者，以双极电凝止血。肌瘤挖除残腔用1号可吸收线间断8字缝合肌层以闭合瘤腔。直接腹腔镜下打结，采取体内肌瘤粉碎，从左下腹10mm中取出送病理检查。

观察指标：观察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住院时间；术前、术后3个月、术后6个月、月经周期第3天检测LH、FSH、E【sub】2【/sub】水平；随访1年月经改善情况等。

统计学处理：数据采用SPSS12.0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采用X【sup】2【/sup】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X±S表示。

结 果

本组均在腹腔镜下成功完成手术，无1例中转开腹。其中单发肌瘤7例，2个肌瘤21例，3个肌瘤3例，＞3个肌瘤5例。无蒂浆膜下肌瘤及壁间肌瘤28例，有蒂浆膜下肌瘤5例，阔韧带肌瘤3例。肌瘤直径15～83mm，平均53mm。所有病例无大出血及副损伤等并发症发生，无1例子宫肌层血肿形成，穿刺口皮肤Ⅰ级愈合。手术时间85.2±42.5分钟，术中出血量83.6±35.6ml，术后排气时间15.33±3.26小时，住院时间4.33±1.33天，术后体温最高38.5℃，2天后恢复正常。所有病例术前LH、FSH、E【sub】2【/sub】水平与术后3个月、术后6个月比较均无明显变化（P＞0.05）。本组术后均随访1年，所有有症状者术后均改善，尤其是月经量增多者症状改善明显。无1例复发和术后并发症发生。见表1。

讨 论

对子宫肌瘤患者在尽量减少创伤的情况下，既要祛除病灶，又要保留器官完整，这就形成了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的理论基础。但是存在的困难是，术中出血时腹腔镜下止血困难，无论是用内凝器还是单极或双极电凝止血，效果都不理想。因出血可致患者继发贫血，不利于术后恢复，而且可造成术中视野不清，影响缝合，甚至中转开腹；同时不能触摸子宫易使小肌瘤残留。本组对36例有症状且要求保留子宫的子宫肌瘤患者采用腹腔镜下子宫动脉阻断加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

根据UAE作用机制，以腹腔镜下子宫动脉阻断术达到治疗子宫肌瘤的目的【sup】［1］【/sup】。腹腔镜手术时，止血有一定局限性，特别在出血量较多时，按常规方法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无法像开腹手术那样用压脉带勒压子宫峡部，暂时阻断子宫血流，因此缝合前创面有效止血十分重要【sup】［2］【/sup】。双侧子宫动脉阻断后，子宫肌瘤平滑肌细胞变性坏死，肌瘤细胞总数减少。术中阻断子宫动脉主干，出血明显减少，利于手术操作，避免术野不清时反复电凝止血和盲目缝合导致的术后切口愈合困难或瘢痕愈合，缩短了手术时间和降低了手术操作难度。对B超没有发现和开腹手术手指不能触到的小肌瘤抑制其生长，降低肌瘤复发。解剖上阻断子宫动脉后有来自阴道动脉、卵巢动脉的分支及盆腔小血管的侧枝循环建立，从而不影响子宫血供。此手术方法具有操作简单、失血少、无需切除子宫、住院时间短等优点，且与UAE相比，具有UAE所不具备的优点。UAE由于栓塞剂及技术等方面的缘故，容易发生阻断不完全，而且栓塞剂在一定时间后要溶解吸收血管可复通，因此症状容易复发。而腹腔镜下子宫动脉阻断术是在腹腔镜直视下分离子宫动脉后进行阻断，比UAE阻断更可靠彻底，阻断后不会复通，也不易复发。

综上所述，腹腔镜子宫动脉阻断后肌瘤剔除术治疗子宫肌瘤，能有效控制术中出血，缩短手术时间，减少住院天数。它既保留了子宫，又剔除了子宫肌瘤，同时由于阻断了子宫血流可以阻止或延缓潜在小的或复发肌瘤的生长，并能缓解月经量过多等症状，可以达到近似于子宫切除的效果【sup】［3］【/sup】。腹腔镜子宫动脉阻断后肌瘤剔除术是安全有效、可行的治疗子宫肌瘤的方法，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刘昌凤,方荔华.腹腔镜子宫动脉阻断加肌瘤挖除术治疗子宫肌瘤69例临床分析.福建医药,2009,31（4）:57.

2 孙晓莉.腹腔镜下子宫动脉阻断加肌瘤挖除14例临床分析.黑龙江医药,2009,22（6）:889.

篇3

以下内容由收录，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一、        “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继续贯彻落实省、市、区相关部署和任务，继续以创优“四最”营商环境为目标，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动力，以创优营商环境提升行动为抓手，积极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进程，为实施“营商环境联建、重点领域联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系互认、市场发展互融，逐步实现统一市场规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市场监管”的“三联三互三统一”工程，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二、        “十四五”期间重点任务

1.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准入环境。落实市场准入政策共享和“放管服”改革协同，为地区市场主体准入提供便利化服务。统一市场准入规则。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实现业务流程、条件要求、解释口径、办理时间“四个统一”。加快实现证照管理一体化，推行“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事项相同、改革措施相同。协力推进“一网通办”建设。共同落实数字政府建设，构建跨区域政务服务网，强化公共数据交换共享，完善网上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电子文书归档等功能，统一电子营业执照运用场景。按照市级的统一部署设立地区“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加强政务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提供区域性一体化受理、收件、查询、发证等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

2.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监管环境。深入推进市场主体监管制度创新,营造规则统一、公开透明的监管环境,全面提高市场监管效能。落实一体化信用监管体系。推动“双随机公开”、抽查检查等信息在区域内充分共享应用,落实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标准、企业信用修复规则、实现信用监管标准互认结果互用。对重点监管领域和对象实施精准监管,对守信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实施重点监督和联合惩戒。落实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创造、运用和管理知识产权,鼓励以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为纽带,促进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加强地区行政执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移送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配合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实“满意消费行动,共建区域内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推动经营主体自律,配合打造统一的消费投诉公示平合。推进消费领域社会监督。协同监管网络交易。充分发挥全省网络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平台作用，注重整合辖区电子商务经营者基础信息、经营信息、监管信息等信用数据，开展研究分析，实施分类监管。落实地区网络、合同案件查办协作机制，协同破解新形势下的网络监管难题。

3.合力打造一体化的质量供给环境。配合推进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一体化建设。在信息、业务、资源各方面配合推进一体化建设，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协同联动、效率共同提升。配合建设和华东地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促进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整体水平提升。培养计量技术人员，互派计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交流互动。推动特种设备监管一体化。推进特种设备单位、人员、设备信息互查互享，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和运用。

4.合力打造一体化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全面建成责任体系更加健全，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程监管更加科学，“党政同责”、“四个最严”、“四有两责”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履行，社会满意度全面提升的食品药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有效遏制制假售假、无证经营等行为，杜绝和控制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控制和减少较大及一般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继续巩固省食品药品安全城市成果，积极配合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继续深化食品安全“四项治理”行动，全面推进小作坊登记和小餐饮、小摊贩备案管理。保持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压态势，公开违法违规、虚假欺诈产品和企业信息。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基础，推动实现顺向可追、逆向可溯、风险可控的地区食品领域全产业链追溯体系。不断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三、        “十四五”期间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发展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局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共同做好“十四五”规划工作和“十四五”期间各项重点工作。“十四五”规划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2800字范文稿当前，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近年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新特征新变化新趋势，对于维护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增强提升国际塑造力影响力引导力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社会前进动力，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强国建设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加快发展数字科技，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坚强基石。尽管我国是数字科技应用大国，却不是数字科技研发强国，很多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因此，须加强数字科技关键技术攻关和布局，以数字科技大突破带动数字经济大发展。

一是采取清单制梳理我国数字科技的短板软肋，短期内寻找可靠的替代源和备份源，使“卡脖子”技术不因外国的封锁而断供。

与此同时，发起专项研发计划，集中力量攻克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工业软件等短板，补齐数字科技研发链。

二是面向数字科技前沿领域，设立国家或世界实验室，牵头发起全球大科学计划或工程，更多更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嵌入全球数字科技创新链条和生态系统，吸引和积聚全球创新人才。

三是支持数字科技试点应用，积极利用智慧城市、智能工业、智慧医疗等发展契机，推进数字新科技先行应用，为数字科技应用提供试验平台和应用场景，在应用中不断完善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数字基建，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我国在发展数字基建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比较滞后。由此，应科学决策、统筹布局，把数据中心、场景中心、区域中心、应用中心有效结合。

一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要有战略导向和规划牵引，前瞻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共同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二是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规划布局、互联互通等，引导数字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和有序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充分考虑本地发展情况和财力承受情况，尤其要根据实际需求开展数字基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意避免一哄而上，形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三是正确处理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以需求为牵引，把应用场景建设置于数字基建的重要位置，鼓励大型龙头企业和平台企业依托自身需求参与数字基建，并开放为社会使用，实现数字基建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合理跨区域布局数字基建，将数字基建同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渠道打通，形成产业链应用生态。

加快发展数字贸易，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强大引擎。随着5g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以b2b为主导的产业互联网推动的企业间数字贸易将成为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强大引擎。须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先行优势，依托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双轮驱动数字贸易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效益与质量。

一是继续做大做强消费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利用数字技术“在线化、无接触、可传输”特性，进一步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数字娱乐、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兴业态，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费选择。加大主要电商平台的全球化战略布局，通过收购或自建本土化网站，建设更多海外仓、展贸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等，带动更多中国产品与服务进入海外市场，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拓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

二是培育壮大产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制订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更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支持打造“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生态，共享产能、技术、数据、人才、市场、渠道、设施等，促进产业互联网带动的新型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稳步推进数字货币，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抓手。当前，各国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实践，竞相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布局。对于我国而言，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零售支付体系发达，同时，较早启动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理论研究，加快了央行数字货币试点落地步伐。展望未来，须顺应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趋势，及早谋划、动态应对、争取主动。

一是加快战略布局，协同推进人民币数字化与国际化工作，实现国际国内同步部署，强化央行数字货币与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的联动发展，助力人民币更好承担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计价、支付、结算职能并发挥世界储备货币角色。

二是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先进地区整体落地，及时总结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运营与管理经验，有序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多场景推广应用进程。与此同时，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与其他零售移动支付方式联动互促、协同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三是深化系统研究，加强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金融运行体系及国际金融格局影响的分析研究，包括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现实影响和预期影响、直接影响和关联影响等，推动数字货币法律体系、监管体系与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加快完善数字治理，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制度保障。数字经济正在重塑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和运行规则，对传统治理方式构成巨大挑战，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为数字经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篇4

“数字黄河”工程是一项复杂而且庞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多学科、多技术的支撑，主要是在各类水利数据基础上围绕水利技术，应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技术、宽带网络技术、大容量数据存取和处理技术、智能化信息提取技术、动态互操作技术、科学计算技术、可视化和虚拟现实与仿真技术等，对黄河流域的资源、环境、经济等各个复杂系统的各类信息进行数字化，通过数据整合、虚拟仿真进行信息的集成应用，为黄河的治理开发、重大问题决策提供科学支持和可视化表现。

“数字黄河”工程覆盖了黄河流域及其相关地区，涉及到黄河治理开发的各项业务，其建设包括信息采集、传输、存储、信息标准与管理、应用系统等。“数字黄河”工程总体框架（如图2-1所示）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应用服务平台、应用系统以及标准规范体系和工程保障体系等。

总体框架

基础设施主要是完成各类信息从采集到数据的处理和存储全过程的软硬件的有机组合，是“数字黄河”工程建设的基础。通过分布于黄河上下的各水文站点广泛采集“数字黄河”工程所需的基础数据，通过覆盖全河的宽带计算机网络，快捷、实时地将采集的数据传输到数据存储与处理系统。

应用服务平台是“数字黄河”工程资源的管理者，也是服务的提供者。它由数据仓库、知识库、模型库和数据存取接口、应用服务中间件等部分组成。应用服务平台是一个开放的资源共享、应用集成以及可视化表达的公用服务平台，是业务应用的重要支撑。

在可视化的应用服务平台基础上，开发了防汛减灾、水量调度、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与管理、电子政务等应用系统，为治黄业务提供专业决策支持和信息服务。基于三维仿真技术的应用，为黄河决策会商提供了三维可视化的功能。

政策法规、标准规范体系等是实现“数字黄河”工程的保障和支撑。在项目建设的同时，从制度上和组织上落实了对工程建设的管理，建立严密的工程建设组织管理体系、工程运行维护管理体系，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符合黄河流域信息化建设特色的标准规范体系。

工程之间的逻辑关系

“数字黄河”工程的基本组成部分: 基础设施、应用服务平台、应用系统在逻辑上是一个整体，是高度关联的。图2-2描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逻辑关系及它们各自的内部逻辑关系。

篇5

一般来说,以政府机构与公众及私人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水平为准,政府管理方式发展至今经历了信息、交互、提交和交易这四个阶段[1](见表1)。目前处于交易阶段,这一阶段政府管理方式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与公共服务提供,而是政府信息、服务的融合,公众通过政府信息平台能够更方便进入一个多机构、多服务的政府管理系统。这也是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变革,其更关注政策或战略的制定,为公众和企业提供更有效的全面在线服务媒介,而且能够借助外部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来完成这些活动。这一阶段,受众能够全面与政府服务机构交互,享受全面和制定式的信息及公共服务。这是一个更加复杂和不断完善的系统,丰富的信息、交易平台及多媒介是主要的特征。交易阶段的政府管理模式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政府显著的数字及多极化特征,因此,这一阶段的政府也被成为“数字政府”。数字政府包含狭义和广义的定义,美国得克萨斯州数字政府规划中将数字政府明确定义为:“各级政府与公众、企业之间借助电子通信技术开展的政府活动,包括:产品及服务的提供和购买,产生及接受(政府)指令,提供及获取信息以及完成金融交易”。[2]数字政府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革命最后的实践,成为公共部门改革公共服务的主要推动力,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更倾向于归入后新公共管理理论。最早的数字政府可以追溯到1997年,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起并逐步引入。1997年,基于一份关于21世纪迈向数字政府的报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指导美国联邦政府利用Internet技术来提高公共服务透明度,由此利用现有的先进技术建立高效数字政府的理念雏形,随后发展迅猛并得到推广和应用。仅1997年,世界范围内有1915个中央级政府机构建立了相应的政府公共网站,2000-2001年,短短一年,这一数字增长到9363个,美国以拥有403家政府公共服务网站(这里,仅以数量计,不论服务质量)独霸数字政府发展鳌头,一些发展较早的国家包括法国、巴西、葡萄牙及丹麦等,[3]。Gartner将数字政府的特征概括为:“数字政府,即通过各种技术、网络及新媒体发展,推动政府机构内部及社会外部的连续转型,从而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参与公共事务活动的能力和管理水平进行最优化的结果”,其实质是政府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的公共化和透明化。[4]Pardo进一步概况了数字政府区别于传统政府的主要功能:(1)公众获知政府信息更加便利;(2)更加清晰地遵守一般性规则;(3)公众借助政府提供的数字平台和公共协助更有效地取得个人利益;(4)政府之间活动及政府与企业之间活动的便利和公开;(5)政府对政府的信息和服务融合;(6)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的更广泛性。[5]数字政府将进一步带动整个社会信息技术的融合和应用,形成“数字政府———数字企业———数字公众”三位一体的“数字社会”。

Fang将数字政府的交互内容概况为八种:政府—市民,市民—政府,政府—企业,企业—政府,政府—政府供职人员,政府—政府,政府—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政府。数字政府的建立需要重视其中的五种关系:市民—政府,企业—政府,政府—政府,政府—非营利组织,政府—政府供职人员。[6]具体来看,首先,市民—政府的关系反映了公众个人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与服务的需求,这些服务包括发放有关许可和执照,如驾驶许可,渔业许可等,不仅包括纳税人对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税费支付,也应该囊括政府对纳税人的退税等服务。其次,企业—政府的关系主要是企业、商务活动及合作组织对政府提供服务的需求,包括营业许可,用工信息及经营选址等服务。最后,政府—政府,政府—非营利组织,政府—政府供职人员的这三种关系源于其三者相互之间及其内部机构及政府供职人员提供与完善政府服务的要求,包括政府公务活动、政府采购、政府内部资金转移及其他相关的服务。目前,数字政府的发展阶段主要存在于市民—政府,企业—政府,政府—政府这三种关系之间,尤其是前两种服务需求较大,发展较快。[7]根据上述八种关系,多极数字管理体系的运行机理可以展示为图2。如图2所示,城市数字管理系统是不同机构与组织之间相互传递信息,内外部联动的“开放式循环”,其中内部的信息双向流动包括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以及这两级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交流,外部信息流动分支包括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传递,这里,地方政府不仅承担着本级政府与公众和企业之间的信息、服务联通,更重要的是公众及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信息交换的媒介,中央政府的各种信息,需要通过地方政府的相关活动进行传递和解读,因此,地方政府在整个数字整合系统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央政府信息传递与反馈的主要渠道,这显示出城市管理系统的重要性,地方政府建立的城市管理系统不仅提供了公众与企业及其他组织需要的信息及服务来源,而且是贯通中央政府信息上下流动的决定性环节,通过地方政府实施的城市管理系统,中央政府的各种信息及政策才能得到顺畅的和贯彻,意味着借助于城市管理系统,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府实现其政策目标的主要执行者,也是公众及企业信息及其他服务需求的主要提供者。

二、全国省会数字城市管理体系构建的综合比较

根据城市管理体系运行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选择政府门户网站开通情况、城市管理专门机构的设立、城市管理专门条例或规定颁布情况、城市管理分类规章及制度颁布实施情况以及数字网格化管理模式建立等五个方面的指标,对全国31个省会城市(包括直辖市)的数字城市管理体系进行了比较。(1)从拥有政府门户网站情况看,全国31个省会城市(包括直辖市)无一例外都建立了政府门户网站,提供有关政府政策文件、法律法规信息、重大事件、经济社会发展状态、近期工作进展、公共服务信息等一系列浏览和查询服务,并提供政府直属机构及各相关部门的链接,实现了政府信息与机构的互通互联,体现出政府信息化建设初步成功和“数字城市”打造的前期成果。(2)从颁布专门性城市管理条例情况看,除天津和长沙外,其余城市都没有出台相应的城市管理专门条例,城市管理法制体系的建立相对滞后,统领性的城市管理条例出台势在必行,其颁布实施将有助于完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为未来城市管理的法制化创造必要条件。(3)从城市管理分类条例或规定实施情况看,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市政管理和园林绿化管理规定实施情况最好,除乌鲁木齐和兰州外其他城市都有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市政管理规定仅长春和乌鲁木齐没有,园林绿化管理规定没有出台实施的是石家庄和兰州。(4)从数字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建立情况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成都和昆明都已经启动,其中重庆和成都不仅较早推行实施了数字网格化管理模式,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此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

综合来看,有两项指标没有体现的为北京、重庆、南昌、杭州、南京、合肥和广州;表现较好、仅有一个指标没有达到的城市包括上海、西安、成都、昆明和长沙;而表现最突出,所有指标都有所作为的是天津,显示了天津市近年来对城市管理工作常抓不懈、突出重点、统筹规划、强调落实获得的良好成效。通过对全国省会城市管理体系的综合比较,发现以下几个特点:(1)从管理主体上看,政府仍是城市管理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及承担者,目前通过营利性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配合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城市较少,政府管理城市的任务艰巨且过于繁杂,无法完全发挥其最重要的市场维护和监督职能,管理主体过于单一,不利于分担政府管理事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管理运行效率。(2)从管理技术上看,数字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仅在几个城市得到应用,大多数城市还没有建立起科学的数字城市管理系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管理技术相对滞后的现状,制约“柔性化”城市管理的转变及发展。(3)从管理手段上看,包括城市交通管理、市容环境管理、旧城区改造管理、公共服务保障、公共安全管理、综合执法等多个领域的城市管理运行系统整合仍需时日,不同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完善与修订城市专门性管理条例、加强城市管理资源整合和配置的问题。(4)从管理目标上看,城市管理目标的法制化是保证其实现的首要因素,我国法制化的城市管理体系虽已起步,但进展较慢,目前还没有城市形成较成熟的城市管理法典,管理目标多体现为政府短期政策目标,从城市长远发展角度考虑形成的固定化城市管理目标仍是未来政府城市管理活动的努力方向。

三、建立多极数字城市公共管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1•建立现代城市管理三元治理结构。加快引入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新的组织要素,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组成的多元化主体城市治理结构,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这种三元治理结构中,政府是组织者和指挥者,其行为决定和影响其他城市管理主体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果;营利性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配合政府提供城市公共物品与服务,其有利于分担政府管理事务,提高城市管理运行效率和效益;社会公众作为基础通过公开与不公开途径参与城市管理活动,推动城市管理机制内生化转变。[8]其中,政府突出其统领与指导作用,企业突出其专业与独立作用,社会突出其监督与制衡作用,完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造,对于城市公共服务中的自然垄断产品,建立严厉的政府监督下的市场供给体制,对于共有资源或纯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委托给专业的建造者或经营者,提供高效高质的第三方产品或服务。[9]

2•运用先进数字信息管理技术提升“数字城市”水平。“数字城市”提供给城市管理强大的技术和数据支持,使城市管理各部门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城市资源,实现工作流程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网络化,作为其中重要组成的“数字城管”,更是强调运用信息技术、地理信息技术、无线通信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在城市管理信息综合平台基础上建立综合性的管理信息系统,提供准确、适时、有效的信息搜集和加工处理,为城市管理者的决策和职能履行服务。[10]目前,“数字城管”已发展到城市部件管理和万米单元网格相结合的阶段,初步实现对城市管理对象的定量、定性和定位,为实现城市管理工作的快速性和准确性提供了基础的数据保障。因此,应加快建立市区两级网格化管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搭建城市管理信息综合平台,推进综合性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从市区两级完成城市部件管理和万米单元网格的整合互通,在技术上保证城市管理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行。

3•推进城市管理资源和管理体系整合。城市管理运行系统内容繁杂,包括城市交通管理、城市市容环境管理、城市旧城区改造管理、城市公共服务保障、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城市综合执法等多个领域,涉及面多,牵涉面广,必须采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才能达到整合管理资源、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的目标。继续加快建设城市交通诱导信息系统,建立ITS(智能交通系统),通过大范围和密集的信息交换及集成,组织管理交通运输,缓解交通拥阻,提高出行质量。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快速应急管理,建设快速抢险信息系统,形成突发环境、安全及灾害事件的应急处理系统。[11]目前全国许多城市已完成突发环境、安全与灾害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的编制,但具体的处理流程及机制设计还未落实,应急与预警处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应进一步加快应急处理流程及机制设计,并建立统一指挥与调度体系,保证各区域应急资源、信息之间的统筹调配。

篇6

事实上，货币的本质就是一种债

货币问题，是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问题。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文明和国家政权，都经常因管理货币问题而出现社会经济波动，甚至导致王朝崩溃、改朝换代、国家消亡。由于货币是社会现象中乃至自经济学这门学科诞生以来最难理解的问题，从而激发了无数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研究兴趣。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近年来专注于货币思想史研究，近期，他就什么是货币，货币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何种地位，以及该如何管理好货币等问题，接受了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翁一以《中国经济报告》特约作者身份所做的专访。

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债

翁一：要讨论货币，首先得回答货币是什么的问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把货币当作一般等价物的一种特殊商品。比如，最近有新闻曝出美国监狱里的货币是方便面。对此，您如何理解？

韦森：这属于金属货币时代的理解。从亚里士多德、洛克、亚当・斯密、萨伊、约翰・穆勒到马克思，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一件东西，是从众多商品中挑选出来的一种商品，以此作为市场交易的媒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货币商品说，不仅影响了后来中央计划经济国家里的政治经济学，也影响了当代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大多数经济学家把货币理解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并认为其具有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

这种理论认为，在人类的远古社会，人们用粮食、贝壳、牛、鳕鱼、白银、黄金、铜等各种各样的商品做货币，后来逐渐固定为以金银做货币，然后到铸币和纸币。这种商品货币观还可以举例说明，如到了近代，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营中，人们还用香烟做货币；在晚清时期的江南，中国的商人们还一度用鸦片做货币（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苏州制度”）。你刚才说的美国监狱囚犯把方便面作为货币也属于这种货币观。

这一流行的商品货币理论还认为，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只是一种一般等价物，是市场交易的媒介，主要“是用来协助贸易的”。由此，经济学家们用理论分析的逻辑推出货币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历史逻辑是：物物交换一种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金银铸币纸币信用货币电子数字货币。

翁一：进入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的确是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数字货币来实现了。

韦森：正如你所言，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以及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与黄金脱钩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网络形成后，货币越来越数字化了，纸币正在慢慢从人类社会退出，货币越来越成为一种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s）。也就是说，市场贸易的支付和债务清偿也越来越多地通过银行间的转账支付来完成，记账货币则越来越多地成为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乃至到目前为止，各国的货币均已主要为“记账货币”所构成了。

翁一：那么，商品货币理论说清楚货币的本质了吗？

韦森：显然没有。2015年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英国财经作家菲利克斯・马汀所著的《货币野史》一书，为大家讲述了雅浦岛的货币故事。“雅浦岛的货币不是‘费’，而是背后一套以信用记账以及靠这种账目而进行清算所构成的体系”。马汀正确地认为：“硬币和通货都是表征，是背后用来记录信用账目（credit accounts）并背后进行结算过程的体系。……即使在经济规模比雅浦岛更大的地方，也需要信用账目和清算体系。但通货本身不是货币，货币是信用账目及其清算所构成的体系，而通货只是这个体系的代表。”

实际上，硬币和通货只不过是货币的表征，这说来已不是什么久远的历史故事了，而是现代各国都在实行的现实货币制度。按照马汀的数据，到今天，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硬币和纸币只是各国货币总量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不再具有实物形态了，更谈不上是一种什么“特殊商品”了。

譬如在美国，90%以上的货币已经没有实物形态了，在英国这一比例则为97%。而按照中国目前的M0和M2总量来计算，到2016年6月末，以149.1万亿元广义货币M2和只有6.28万亿元流通中的现金M0来计算，作为各类银行账户中各类存款的中国的“记账货币”，目前已高达95%以上了。由此，马汀作为一名媒体经济学家，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提出，货币并不是一种商品，而是由信用和清算所构成的一套体系的观点，在理论上和事实上砜匆彩浅闪⒌摹

雅浦岛这样的一个原始经济体中，正如在当今的体制中一样，通货（currency）只是暂时性的（ephemeral）和表面的（cosmetic）：货币的本质是它背后的由信用账目和清算体系所构成的机制。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与传统的货币理论所描绘的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完全不同的图景。这种有关货币的不同观点――亦可称为原初的货币概念――的核心是信用（credit）。

货币不是交换的一种商品媒介，而是由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的一套社会技术（a social technology）。第一，它是由货币本身所表示的一种抽象价值单位；第二，它是一个记账体系（a system of account），它可以在个人和机构与他人进行贸易时用来跟踪和记录信用或债务余额；第三，原始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的债务（obligation）转移到第三方，用来清偿一些不相关的债。

翁一：也就是说，货币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债？

韦森：对。把货币的本质看成是一种可转让的债或可转让的信用，这是对货币本身最深层的理解。事实上，货币的本质就是一种债。

从历史上来看，当世界各国历朝历代的官员、军人、侍从、工匠从王室和政府拿到“货币薪酬”，当商业银行和钱庄从政府的司库或央行借到“法币”或“基础货币”转而借贷给其他商家和个人时，只不过是把政府欠全社会的债和可转让信用，转到下一个债务人那里而已。而人类社会市场运行，从表层看来是商品的买卖、是产权的让渡，而从货币的债务和转让信用的本质来看，不过是通过记账货币、铸币、纸币和电脑数字货币来不断地清偿债务而已。

从大范围的人类社会的货币制度史来看货币，就会发现人类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把货币看成一种债、一种可转让的信用、一种支付承诺，用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话来说是一种“债务支付契约”，就会发现许多之前看不清楚的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

当然，当货币一旦投入经济体，它最终的主要功能还是辅助市场的商品交换和劳务交易。近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崛起，实际上货币的另一个职能就变成了人们虚拟财富的一种承担者。但是，这仍然没有改变货币的可转让信用与债务的本质。并且，社越现代化、货币越虚拟化，货币本身就越来越以“记账货币”的形式独立存在，而金银，乃至历史铸造的金银铸币以及收藏的历朝历代的印钞则越来越脱离开货币而变成一种独立的收藏商品和财富的承担者了，从而货币也就天然不再是金银了。

如果从货币的可转让信用和债务的本质来看待货币，我们会发现任何国家和朝代的政府不但从社会中征收各种各样的税和费，还通过铸造、印制和通过互联网投放基础货币来征一种铸币税，或者换个角度看，是政府欠全社会的一种不必归还的债。

翁一：学术界视货币为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韦森：事实上，不把货币视为作为市场交换媒介的一种商品化的硬币，而是把货币的本质视为一种债，一种可转让的信用，在19世纪的一位不大为人所重视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亨利・邓宁・麦克劳德（Henry Dunning MacLeod， 1821―1902）那里就开始了，而这一思想认识又可以再往前追溯到比亚当・斯密还要早100多年的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巴本（Nicolas Barbon，1640―1698）。巴本在17世纪就提出了货币名目论（Nominal Theory of Money）的一些思想，即否定货币的商品性和价值性，认为货币只是一个象征，一种票证，是名目上的存在，是便利交换的一种工具。

到了20世纪，凯恩斯在1930年出版的上下两卷的《货币论》第一卷第一章开篇第一句，就说：“记账货币是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的货币。这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始概念。”而熊彼特则在其出版于1939年的《商业周期循环论》中说：“货币的‘本质’并不在于其可发现的任何外在形式，如一种商品、纸币或其他任何东西，而在于稳定地转移支撑经济交易的信用和债务。”

近代以来，已有如此多的经济学家从可转让信用和债务清偿的角度来认识货币的本质，这一点可惜并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所接受乃至注意。从支撑经济交易的可转让信用和债务角度来认识货币，也并非否定货币是人类社会市场交易的一种媒介的作用，而只是让人们在更深层面上认识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尤其是认清国家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翁一：记账货币这种形式是古已有之还是伴随着人类历史逐渐演化而来？

韦森：也许我们今天还认为，人们在市场交易中越来越少用现金（包括纸币和铸币），越来越多用银行账户转账的支付和清算形式，只是到银行和现代金融机构出现后的一种现代和当代社会现象。但是，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著的《债：第一个5000年》的研究，记账货币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产物，而是像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说的那样，应该是货币的“原始概念”。

格雷伯说：“事实上，虚拟货币正是货币的原始形式。信贷系统、账款，甚至花费账目，要比现金（case）出现早得多。它们与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古老。诚然，历史上存在过金银块货币（bullion）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里假设金银就是货币，也存在货币被认为是一种抽象的虚拟计量单位的时期。我们发现，在历史上，这两类不同的时期交替往返。但是，根据史实，是信用货币率先出现，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复古。在中世纪，甚至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事实都被认为是常识。”

由于“记账货币”完全是一种信用货币，在当代的货币制度中，这种记账货币既不需要贵重的金银实物（尽管在历史上要以金银或商品实物来支持），也不需要金属铸币（金、银、铜、铁、铝、镍、镁、锌等）的生产及其铸造成本，甚至到了不需要为制造精美的造币纸而付出印制成本，货币完全可以从央行和商业银行的电脑软件中“无中生有”任意创造了。这样一来，如何管理货币以及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成了现代经济运行管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理解货币以及货币在经济增长和商业周期中的作用，也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货币

翁一：货币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居于何种地位？

韦森：从管钱管物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治理制度的核心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起国家的宪法民主制度和相关法律来管住政府任意征税和花钱；一是建立一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系统来管住政府如何“造钱”和“发钱”，即“法治的”货币的发行和创造制度。从这个视角来看，尽管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有早有晚，路径也各异，但是到了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控制政府财政预算收支和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两个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维度上大致正在趋同。

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也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征税和花钱，与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如何“发钱”，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也应该有管住政府财政预算收支和管住政府及其有关机构滥发货币两个方面的内容。换言之，建立起既受法律约束又能独立运作的现代中央银行体系，应该是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

翁一：纸币发行实行金本位制，是否就含有限制政府任意“征货币发行税”的制度安排的意思？

韦森：是。从历史上来看，在古代和近代早期的金属货币时代，政府征税和“花钱”，一方面通过征收实物（如粮食、盐、铁、绢丝、布帛和其他实物）、徭役以及钱币、银两来实现，实际上也包含着通过官铸金属货币“投放”到社会来征收一种铸币税。在19世纪之后，世界各国陆续进入了纸币时代。为了怕乱发货币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社会动乱，在英国和美国这些经济起飞较早的工业化国家，差不多全都实行了金本位制的纸币制度。而这种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从表层上看，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为维护市场交易秩序而设置的一个稳定币值的金属锚，实质上也内含着政府不能随便通过增印钞票来向全社会征收“通胀税”的一种制度安排。

尽管实行金本位制的纸币制度本身就有含有尽可能避免政府滥征“货币发行税”的制度约束的含义，但是在世界各国陆续进入纸币制度或言“法币”的时代之后，在各国近现代乃至当代历史中，总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利用“不独立的”货币发行银行而滥印钞票，向全社会居民征收各种“货币发行税”，尤其是“通货膨胀税”。因而，几乎在所有实行纸币的国家和社会中，均存在政府不仅只向社会和市场征收赋税或“徭役”的一只“攫掠之手”，还存在另一只“攫掠之手”，就是通过“印发钞票”来从民间、市场和私人那里攫取资源和财富。尤其是当一国政府的征税之手征不够政府官僚阶层的铺张和奢侈之用，乃至到了政府“还不起所欠负债”的时侯，几乎所有这类政府最后总是通过增印钞票来“赖账”，斫一步“搜刮”民间的财富。这种政府滥发钞票的结果，也必然是一个国家的恶性通货膨胀。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上，这种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虽然几乎任何国家的统治者都懂得恶性通货膨胀只会破坏自己的执政根基，甚至会导致自己政权的乃至王朝的覆灭，因而也都会在货币铸造和货币发行上有一定的自我约束和收敛。但是，由于在前现代化的社会中，几乎任何皇帝和政府都常常会因财政亏空或战争频繁而难能在货币铸造和发行上真正做到自我约束，最后都会铸造分量不足的金属货币。到了纸币时代，一些皇室或政府更发现“印钞和发钱”几乎可以便宜到不计印制“成本”的程度，也自然会使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几乎同时认识到“印钞票”是比强制征税更容易、更便捷攫取社会财富的一种方法和手段，结果是几乎所有开始实行纸币制度的国家，无不例外地都经历过一段“通货膨胀”的历史。由此看来，要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制度，或言达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除了制定出一定性法律制度（如英国的《大》和世界各国宪法）来管住王室和政府如何征税、如何花钱外，一国现代化进程的另一主轴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且有制衡的货币发行制度体系，来管住政府随意“印发钞票”。换言之，一个国家要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要建立起能够管住政府财政收入和花钱的国家基本预算制度，另一个就是要建立起能约束政府任意印钱和发钱的货币管理制度。

翁一：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除了“税收法定”还有“货币法定”？

韦森：是。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了，随即世界各国纷纷结束了货币的金本位制，结果到目前，世界各国的货币基本上都是一种“无锚的电子货币”了。在纸币或电脑数字货币与黄金完全脱钩而变成了彻底的“无锚货币”的时代，货币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无任何黄金和实物保证的“纯信用债”，精确地说是用国家或政府信用所担保的“纯信用债”。现在“发币银行”增发货币，既不是征“铸币税”，也不是征“印币税”，而是征一种几乎无成本或成本甚小的“纯发币税”，已经到了每发一元基础货币，就是多征一元“货币税”的程度。政府如何征税和如何花钱，又与作为一个政府机构的中央银行如何“发钱”更加难以辨识地交织在一起。

因此，现在我们讲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就不仅仅只有一个“税收法定”――即如何管住政府任意征税和如何花钱的问题，实际上也牵涉到这个国家如何管住“印钱”和“发钱”的问题，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法定”的问题。

由于世界各国的纸币与黄金脱钩才只有40多年的历史，“货币法定”所面向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不仅还不怎么为国人所注意，甚至也还没有进入国际、国内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和转型经济学家的视野和思考问题的范围。

货币事关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兴衰更替

翁一：中国的货币制度是如何演化至今的？

韦森：从历史上看，中国奉行“货币王室专铸”的思想和制度。这影响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货币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秦始皇统一货币，也是一种货币形制的改革和定型，即把中国原始形态的刀币、布币、贝币、圜币、蚁鼻钱，统一于方孔圆形的半两钱铜铸币之下。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并没有铸造用于市场商品交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金币和银币。秦半两、汉五铢钱和从唐代之后到晚清的通宝钱基本上都是用铜铸造。这与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有关。因为，尽管货币同样是用于市场商品和劳务交换的一个工具，但因为从秦汉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皇权专制一体的大一统的国家制度。在这种传统中国社会中，个人的私有产权制度没有完全形成，人们的个人权利意识也没有生成。加上从秦汉王朝到晚清，中国历朝历代皇帝基本上都实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中国数千来基本上是一个市场贸易相对较少的自然经济。

这反映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货币制度上，虽然可以认为货币源于商品交易和债务支付，但一旦作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实际上成了皇帝和政府为了有限地发展经济、富强国家的一个工具和手段。故从春秋各国铸铜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货币秦半两，再到西汉时期的五铢钱制和唐帝国开始的通宝铸币，货币的铸币权全被垄断在国家手中，屡屡通过处极刑和杀戮来禁止民间私铸货币。这是中国古代经济学思想中的“货币国定论”的起因。

由此看来，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上，与其说作为中国历朝历代的铜铸币主要是用作商品和贸易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以及债务清偿手段，不如说是皇帝和官府维持王朝运作的一个工具。

翁一：既然作为国定和国铸的货币本质上是皇帝和政府从民间汲取生存物质和财富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那为什么他们还要用被认为具有稀缺价值的贵金属来做铸币呢？中国古代社会的货币制度与西方和其他地区实行金银铸币的国家的货币制度又有何本质区别？

韦森：铸币成本与货币标量值之间的差额越大，用今天的话语来说，朝廷和官府从中攫取的“铸币税”就越多。这应该是中国历朝历代皇权不受约束，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采取铜铸币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用铜铸币是一种必然的制度选择后果。

反过来看，在西方和世界其他社会和文明中，尽管皇帝、君王和军事首领表面上看也与传统中国社会一样要用金属铸币来支持皇室开销、宫殿城堡营建以及官员的俸禄和军饷，但是，因为一开始皇帝君王们就用有“真实内在价值”的黄金和白银贵金属铸造货币，他们对民间和商人的攫取和掠夺实际上是有限的（而不像是在中国皇权专制政府中，这种攫取和掠夺完全取决于皇帝和官府的意志，几乎是不受限制的），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看成是一种“交易”和交换：我为你服务，你换取我的商品和财物，要给我足值的货币。这本身就意味着皇帝和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也存在真正意义的财产和个人劳动能力的私有。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货币制度与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实行金银铸币的国家的货币制度的本质区别。

翁一：总结起来，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或者其他地方，货币都事关一个国家的兴衰更替。

韦森：是的。货币本身不仅仅是一种市场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和流通手段，而且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与民间市场进行“交易”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是皇帝与臣民、国家与社会博弈的一种产物、一种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明代中后期在中国实行用白银做货币，以铜铸币做辅币，实际上是民间富商、百姓与皇室政府进行货币选择博弈以对抗朝廷官府不受限制的权力和任意攫取掠夺社会财富的一种制度均衡。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货币的本质，货币的债务起源说，货币的物物交换自发产生说，似乎都不是太重要的问题了。货币是在人类到了有市场交易的社会阶段的一种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媒介、一种支付信用和手段，实际上是完成人类经济社会运作的一种制度构建。

到了20世纪，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和货币创造机制正在趋同。人类诸社会正在从近代的金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的纸币制度向无任何锚的电子数字货币制度演进，而这种无锚的电子货币也正在向货币本身作为债务清偿和完成物品和劳务交易比例的一种记账货币的本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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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土保持；发展；战略目标；建议

Abstrac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s a human and natural calamities production activities will be long-standing, an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s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social, economic, historical and other factors, compare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carry ou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China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its own particularity the. This paper will be suitable for the work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described.

Key word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suggestion

中图分类号：TL37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我国水土保持发展存在的问题

1、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相对滞后

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系统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科学技术指导作用乏力；二是水土保持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应用缓慢；三是城市化与建设项目产生的人为水土流失日渐严重。城市水土保持工作刚刚起步，尚缺乏技术标准和治理经验，取土开挖形成的高陡边坡、弃渣弃土造成的松散堆积物治理技术薄弱，标准偏低，严重影响了当地及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也直接影响城市环境质量和投资环境。全国虽然有100多个不同层次的水土保持科研站（所），但普遍存在研究力量分散、仪器设备落后、高层次人才缺乏、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难以取得区域性的重大突破。

2、水土保持意识有待提高、宏观管理办度不够

我国政府相继颁发实施了一系列有关水保的法律、法规，但由于宣传不够等原因，人为造成水土流失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由于水土保持工作技术性、综合性很强，涉及的面广，遇到的问题较多，往往对造成水土流失的条件、途径、后果及防治措施等，认识看法不一，给水土保持执法工作带来一定困难；管理体制不顺、条块分割、各种措施综而不合，也是水土保持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管理体制不顺，政出多门，各项治理措施相互脱节，搞工程的轻视坡面植被建设，搞林业的轻视沟道工程，大大降低了治理的综合效益。

3、治理任务艰巨，投入严重不足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之所以出现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投入较少，尽管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但跟广大的水土流失面积以及治理任务的艰巨性相比，国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国际组织援助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每k㎡投资在20-40万元以上，而国内项目仅有1-3万元，投资过低，治理的质量与进度难以保证。且每年对水土流失重点治理的补助偏少，每年平均仅能完成3万多k㎡的治理任务。按照目前这样的投入和治理速度，200万k㎡亟待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尚需近七十年的时间，这显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发展的战略目标

1.建立与完善水土保持科技政策体系

根据水土保持专业的特点，将理论研究、技术开发、试验示范、推广应用四个阶段概括为RDDE模式。理论研究（Research）阶段主要是原始数据的观测与积累、过程与机理的研究；技术开发（Developing technology）阶段依据基础研究的成果发展和集成技术，如水土保持的工程技术、保水与节水技术、生态修复与快速绿化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等；试验示范（Demonstration and experiment）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应用前两个阶段的成果，集成和组装先进技术，建立起不同类型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实体模型，做出示范；推广应用（Extension）阶段的任务是将上述成果进一步应用到更大的范围，促进区域发展。为了加快水土保持科研步伐，提高水土保持工程科技含量，建议实施科技与工程一体化制度与模式，从工程建设经费中划出一部分资金，重点支持研究工程建设中亟待研究解决的若干科学技术问题。

2.完善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科研、教育与推广体系

随着水土保持工作深入广泛地开展，对科技人才，特别是高中级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应尽快完善我国水土保持科技队伍建设体系，分层次、分类别建立规范的培训制度。结合国家生态建设规划、水土保持工程以及地方水土保持规划，和有关县（区）、乡水土保持科研站（所）结合，建立水土保持科学技术推广体系。组织全国水土保持科研院（所）、水土保持管理部门制定全国水土保持科学技术重点推广计划，以加快科学技术推广步伐，提高水土保持科技含量。

3.建立全国水土保持科技协作网

建立全国水土保持科技协作网，以全国水土保持对科技的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水土保持工程科技含量和加快生态建设速度为目标，针对目前我国水土保持科学研究与工程建设相对脱节、低水平重复、各自为战等现象，尽快制定全国水土保持科学研究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全国水土保持科研单位围绕重大科技问题联合攻关、协同作战。

4.建设一批高水平的水土保持试验示范与科普教育基地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水土流失类型十分复杂，治理方式也多种多样。在不同地貌和生态类型区，采取不同形式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开发模式，建立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试验示范工程，是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有效途径。通过试区示范、推广、扩散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开发，不断提高水土保持在农业增产中的科技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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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一些文件被我加密了。”

“我敢保证，没有我们的解密服务，就算老天爷来了也不能恢复这些文档。”

“想要恢复文档，需要付点费用……最好三天之内付款，过了三天费用就会翻倍……一个礼拜未付款，将会永远恢复不了。”

“对了，忘了告诉你，对半年以上没钱付款的穷人，会有活动免费恢复，能否轮到你，就要看你运气怎么样了。”

……

从5月12日开始，这段心平气和又略带诙谐的文字，以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语言，呈现在全球150多个国家近30万终端用户的电脑屏幕上，告诉这些用户他们的电脑已经染上一种名为“想哭（Wanna Cry）”的勒索病毒，要么以比特币的形式支付赎金，要么就放弃电脑中的所有文件。一时间，中毒的用户欲哭无泪，没中毒的用户提心吊胆，先断网再备份、补漏，忙得四脚朝天……

作为一个勒索软件，“想哭”病毒的目标在于经济上获利。由于比特币难以追踪，所以对该病毒爆发到底讹诈了多少钱尚无法准确评估（根据美国思科公司的估计，获利仅为5.5万美元），但其传播速度与广度均为同类“勒索软件”所无法比拟，特别是其引发了医院、交通、教育部门的服务网络瘫痪，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基础设施受到网络攻击后产生的恐慌，对社会乃至国家安全都不失为一种威胁。更有甚者，这种病毒还打破了通过隔离内外网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童话”。因此，有网络问题专家将其形容为一场“准网络战”，也有人推测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组织或国家行为，甚至可能是一次有国家背景的网络攻击预演。有西方媒体把矛头指向朝鲜，也有网络公司散布消息称“想哭”病毒的设计者“很可能是讲中文的人”。

“想哭”病毒并不像它的中毒界面所说的那样“就算老天爷来了也不能恢复这些文档”。病毒出现不久，包括中国的阿里云安全、360、天安等在内的全球网安公司纷纷推出了拦截、查杀、补救措施和程序。一个名叫马库斯・哈钦斯的英国专家发现了“想哭”病毒中的“断路开关”。根据他的分析，“想哭”病毒是一款设计简陋的蠕虫病毒，“就是各部件零零碎碎凑到一起的产物，支付系统更是粗劣到不忍直视的地步”。

单纯从病毒程序本身来看，“想哭”还进不了计算机病毒的“名人堂”，但其背后的故事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震动，至今仍在发酵。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想哭”病毒出现后不久，一个名叫“影子经纪人（Shadow Brokers）”的黑客组织宣称，该病毒是根据其对外披露的“永恒之蓝（Eternal Blue）”漏洞开发的，而这个漏洞是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网络“军火库”里窃取的。根据“影子经纪人”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的“方程式组织”主要负责挖掘系统漏洞、开发网络攻击程序等，而“影子经纪人”入侵了该组织的数据库，获取了其中一些重要信息。“影子经纪人”本希望“方程式组织”能“回购”这些信息，但却未能收到对方的任何回应。于是，“影子经纪人”对外披露了部分信息，以期引起“方程式组织”的重视，这其中就包括那个名为“永恒之蓝”的漏洞。

当根据“永恒之蓝”开发出的“想哭”病毒名声大噪之后，“影子经纪人”又放话称，将从6月开始，逐月出售从“方程式组织”盗取的浏览器、路由器、手机等的系统漏洞及相关工具，以及针对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导弹和核弹计划的内部网络数据。较之“想哭”病毒，这些“私贩货”更具危险性，有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感觉。雪上加霜的是，“维基解密”近日放言，下一步将公开一份取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网络的秘密文件，内容是一种名为“雅典娜”的针对“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的攻击工具。

拷问全球网络治理能力

“想哭”病毒的肆虐为终端用户的网络安全敲响了警钟，但其背后的故事却在拷问当前的全球互联网治理能力。如果国际社会不对无节制的网络攻击工具开发行为进行管控，各种全球范围的网络病毒袭击事件还会层出不穷，“永恒之蓝”过后还将会有“永恒之绿”“永恒之黄”……

遗憾的是，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还远不能适应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空间是一个人造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有着很大差别，人们尚未充分理解和掌握网络空间的特性和规律，而且，由于技术更新过快，网络空间的发展走向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与此同时，网络空间又并非完全孤立、虚拟的存在，它实际上是实体空间的延伸，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同样存在大国博弈、地缘政治、非国家行为体犯罪等因素，甚至比实体空间更为复杂多变、更具挑战性。

目前国际社会对“应该进行全球互联网治理”已经达成共识，分歧在于由谁来治、怎么治，特别是卡在“谁来治”这个问题上。虽然现在多利益攸关方（“多方”）的治理体系正在形成，但在“多方”中是否应该包含国家或政府以及国家或政府是否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进而引发了围绕“网络”的争论。

美国坚持纯粹的“多方”，排除国家的参与。如果当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技术发展均衡，关键资源配置平等，那么这种方法确实可以体现互联网的自由精神。但现实是，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关键资源的分配，美国都占据绝对优势。最具象征意义且关系全球互联网正常、稳定、安全运行的资源是以根服务器、根区文件和根区文件系统为典型代表的关键资源，它们共同支撑着域名解析服务器，就像它们的名称一样，是网络空间物理意义上的“根”。因为技术发展和历史原因，全球目前使用的域名解析系统呈树型结构，处于最顶端的是13台“根服务器”，分别处于12家运营商的控制之下，其中10台位于美国境内。此外，在互联网骨干架构以及互联网交换节点等骨干设备方面，网络名称、IP地址、顶级地理域名等关键性软资源方面，美国均占有绝对优势。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排除国家加入治理体系，实则是引入了丛林法则，最终令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更加无法实现网络空间的公平与自由。

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平等”来对冲技术能力资源不对称分布造成的弱势地位，主张采取多边协商手段，由政府间组织制定互联网治理规则，其对“”的强调是出自于一种自卫本能以及对美国政府无节制地使用自己网络安全能力的强烈不安，特别是在“棱镜门”事件发生之后。2014年，印度在国际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会议上提出颠覆性的调整方案，核心内容是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主要职能转交给国际电信联盟，数据资料置于本境内而非跨境流动。俄罗斯也提出了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政府间组织以取代“多方”治理的方案。中国的态度则相对温和，既不全盘否定“多方”模式的作用，又强调“网络”对全球共享共治网络空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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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新技术;水利信息化;一体化应用;物联感知;水务云;智慧水务

当前，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新技术，不断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大大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成熟，高新技术与水利行业的融合逐步深入，新技术日益成为创新驱动的先导力量，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重塑水利信息化发展模式，促使水利信息化发生新的变革。济宁市地跨黄、淮两大流域，北部黄河、大汶河、东平湖纵横交错，东部山区水库众多，湖东河道源短流急，西部黄泛平原河流峰低量大，中部南四湖承接着4省8地市34个县区31700km2的来水，入湖河流有53条，防洪任务十分艰巨。济宁市境内水利工程众多，流域面积在50km2以上的河流有93条，其中大中型河道8条，堤防长1718km;有各类水库251座，其中大型水库2座，中型水库5座，总库容为5.81亿m3;有大中型闸坝42座，塘坝1184座，固定机电排灌设施2300余处。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虽然已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防洪工程体系，但各工程建成时间跨度大，防洪级别不统一，在数据监测、水情传递、信息共享等信息化防洪能力方面仍有较大的缺陷，无法适应现阶段对涉水信息动态监测和智能感知的要求，极大地影响了防洪工作的开展，而打破这一困局的根本方法，就是通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技术，以水利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体系、网络安全保障为支撑，以水利数字化为核心，以水利信息化应用为重点，大力推进信息化技术与水利业务的深度融合，实现从传统水利建设到水利工程+IT的转型，提高信息化综合防洪能力。

1水利信息化建设方面的优势

济宁市在水利信息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山东省率先完成了市级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和水利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东部山区的泗水县、曲阜市、邹城市等县(市)构建了中小河流山洪灾害视频监控系统和山区小水库信息化监测平台，各县区也根据自身特点建设了河长制管理平台，初步建立起以信息采集系统为基础、通信系统为保障、计算机网络为依托、决策支持系统为核心的市级水利信息化系统。

1.1信息采集体系初具规模

依托河长制、湖长制，中小河流水文监测，山洪灾害监控及小水库信息化监测建设等重点项目，现已建成雨水情水文站400处、墒情站11处、水土保持监测站3处及780处视频监测点，全市11条主要河道、556条中小河道、1000余段堤防、248座湖库、104座水闸、2300处灌排设施及相关建筑的信息化采集工作已初步完成。

1.2信息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2019年，济宁市大数据管理局成立了大数据中心，对水利信息进行了统一托管，大大降低了系统运行成本，提升了信息利用深度，为各业务部门统一提供基础软硬件设备资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济宁市以移动互联网为载体，建成了覆盖市、县两级水务部门的带宽为10M的水利业务内网，实现了省、市、县三级骨干网的互联互通，保障了视频会议、综合办公和业务信息的即时传输。

1.3信息数据资源不断丰富

通过水利数据中心和各级业务系统的建设，济宁市水利信息数据资源不断丰富，可以为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监控、河长(湖长)制、水利移民安置等多个业务应用系统和应急管理、指挥调度等部门提供数据服务，实现了依托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平台上传历史数据和数据共享交换。

1.4信息应用系统成果丰硕

水旱灾害防御信息系统累计采集90个表单类型、约80万条数据，已有2个数据接口接入省级共享交换平台，政务信息资源200余项，开放88项共享服务共2496条数据，与生态环境等13个部门对接，获得共享数据业务库3项;市县两级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平台整合了水质、水文、视频等各类涉河湖数据，标绘了117条河流、248个湖库及3000余处河(湖)长责任段，为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管理体系的一体化管理提供了保障;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二期、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山洪灾害防治系统、重点地区洪水风险图系统等项目也初步形成了覆盖县级以上水务部门的防汛抗旱指挥调度体系，实现了对全市河道外许可水量92%以上和全市总用水量50%以上的取用水量在线监测，5万亩以上灌区渠首取水在线监测，1万亩至5万亩灌区渠首取水在线监测和规范计量，对供水人口20万以上的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实现水质在线监测全覆盖，基本满足了水资源管理的信息化支撑需要。

2存在的问题

虽然济宁市在水利信息化建设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仍然存在着阻碍信息化建设的困难和问题。

2.1水利业务与信息化技术融合不深

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施，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智能化决策等新一代计算机技术的运用，都要求必须加强水利业务系统与信息化技术之间的深度融合，在以往实施过程中，许多项目处于单独立项的状态，各业务应用系统缺乏宏观规划，建设目标单一，系统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水利业务融合程度不深，业务协同不够，水利综合决策指挥能力薄弱，整体优势和规模效益难以充分发挥。

2.2信息感知体系不完善

水文、水资源等感知监控体系较好的业务，也只针对重点流域或重点设施进行了监测，山洪沟治理、水土保持等业务监测多采用传统监测技术，监测的要素不够丰富，河湖水系、地形地貌、水利工程、历史数据等基础数据仍停留在纸质化、碎片化的状态，没有建立系统全面的数字化数据库;加之站网密度不足、监测频次低且以单点采集为主，手段单一、被动，无法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和感知全貌，数据的连续性、精度和稳定性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信息感知体系不完善造成了基础数据的不完整，不能满足业务应用的需求。

2.3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不够

由于水利业务分散建设和局部应用，开发的系统往往为单一部门服务，信息孤岛现象普遍存在，没有形成统一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造成了基础设施资源、数据资源、系统资源的分散;对互联网数据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统一平台和同一用户(一个平台、一个账号)建设力度不大，外部共享受到了制约，虽然接入了防汛需要的部分气象数据、测绘部门的基础地理数据、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数据等，但是环保、交通、自然资源、住建、工信、民政等部门的相关数据还不能做到真正共享，极大地制约了水利信息化资源的高效利用。

2.4信息安全防护能力不足

水利信息安全防护总体水平不高，水利信息化系统核心设备和软件存在安全隐患，部分应用技术落后，安全风险高，对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缺乏完善的防护手段，信息安全体系无法满足新技术的发展需要。

2.5信息管理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水利信息化管理体系尚未理顺，在水利信息化建设运行管理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协调分管机制，存在多部门管理、权责不明晰的情况，尤其市县两级职责不明的现象较为普遍，管理力度不够，运行机制不活，维护制度不全，导致信息化管理上下级不贯通、信息化资源同一级不共享，大大影响了水利信息化管理的效能;缺乏信息化人才引进培养体系，导致无法吸纳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水利信息化、智慧化工作，县级信息化专业人员严重不足;业务信息应用系统各成体系，资源重复浪费，软件开发平台互不衔接，标准不一，导致数据库内容相互矛盾，极大地阻滞了信息化工作的开展。

3加快水利信息化建设的措施与途径

3.1建立水利一体化业务应用平台，提升水利业务融合与协同能力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水利管理深度融合，整合现有水利业务信息系统，建设统一门户、统一用户、统一服务的信息化技术系统，对现有业务系统实行“先上云，逐步升级”的策略，对新建业务系统按照微服务架构体系进行建设，逐步完成新旧融合，建设以水灾害防御、水资源保障、水生态保护、水工程监管、水政务协同和水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水利一体化业务应用平台，实现水利业务与信息化技术的全面融合与协同。

3.1.1提升水灾害防御服务水平

积极运用分布式洪水预报、区域干旱预测等水利专业模型，开展旱情监测分析，强化水情旱情预警和工程联合调度，提高洪水预报和水灾害防御管理服务能力;推广逐网格高时空分辨率的精细化洪水模拟、旱情预警评估与影响预评估等新技术，拓展包括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闸坝等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联合调度，提升旱情监测预警、水量调度及应急响应能力，提升洪水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水平。

3.1.2提升水资源保障管理能力

加强专业水利水文模型、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应用，建立基于地面监测和卫星遥感相结合的水资源立体监测体系和水资源动态调配模型，实现全市重点河网水系的智能调度，提高水资源调配决策支撑能力;构建全市统一的节水信息化管理平台，支撑节水行动实施和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等工作;推广水源地水量水质分析与安全预警、农村供水安全预警等模型，增强城乡供水安全分析评价和预警能力，全面提升城乡供水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城乡供水安全监管提供支撑。

3.1.3提升水生态保护监管水平

围绕河长制、湖长制，水域岸线管理，河道采砂监管，水土保持监测监督治理等重点需求，在全市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水土保持监测系统等基础上，运用高分遥感数据解译分析、图像智能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河湖治理和水土保持的精准监管能力。

3.1.4提升水利工程监管能力

采用空间遥感、倾斜摄影、BIM等技术，加快推进全市大中型水库、灌溉工程、重点河湖流域工程数字化和相关标准化管理应用系统建设进程，开发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对工程建设进行数字化管理，实现相关信息的实时更新，并选取部分工程与三维地图相结合，探索直观便捷的信息管理服务，提升工程运行管理能力。

3.1.5提升水利政务协同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

在内部政务协同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进一步优化现有系统，创建智慧政务平台;在对外公共服务方面，运用移动互联网、虚拟/增强现实、互联网+、用户行为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构建个性化水信息服务、动态水指数服务、水智能问答服务和一站式水政务服务体系，为不同用户和社会公众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数字化水利服务。

3.2加快构建天空地一体化水利物联感知体系

通过构建天空地一体化水利物联网感知体系，推广应用遥感和无人机技术，实现对河流水系、水利工程和管理活动的全面感知，将重要河流湖泊水文监测覆盖率和水库水雨情自动监测覆盖率提高到95%以上，将大中型水库安全监测覆盖率提高到90%以上，在此基础上采集卫星遥感数据、导航及无人机监测数据、视频解析数据等大量数字化基础数据，并通过物联网对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将分级分类后的数据信息在水利物联网平台上进行汇聚，从而实现对河流湖泊、地形地貌和水利工程的全感知，充分发挥感知体系和基础数据对水利信息化建设的支撑作用。

3.3建设完善济宁水务云系统

依托济宁市政务云提供的计算、存储和网络等基础资源，以“一湖三”的建设模式，建设和完善济宁水务云系统:“一湖”是指济宁水利大数据湖，主要是建设统一的水利数据资源体系和水利数据仓库，并构建数据监测体系、数据质量体系和数据服务体系，完善数据监测、质量管理、数据分析、数据展示和共享交换机制，实现关键水利数据的全汇聚，保障数据有效更新和充分共享;“三”是指技术、AI和业务，主要提供业务支撑、服务支持、决策辅助的应用支撑能力，同时探索建设水利模型库、算法库以及人工智能在水利业务决策上的支撑应用，对下实现云资源的管理和服务，对上支撑全市一体化业务应用平台，实现对重点水利业务应用的全支撑，促进水利信息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3.4建设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体系

在济宁市智慧城市顶层设计规划纲要框架下，围绕智慧水务发展需要，建设覆盖综合感知、分析处理、智能应用全过程的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体系，实现水利信息的全面安全管理和全流程闭环运营，全面提升网络信息安全感知和应急处置能力。

3.5构建完善智慧水务信息保障体系

篇10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正在经历从传统型城市向智慧型城市的过渡，各种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无处不在的连接提供可能，云计算技术为数据的共享、整合、挖掘和分析提供可能，而统一的通信与协作为跨部门的相互协同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智慧城市”的概念应时而出。“智慧城市”的概念在广义上指的是城市的信息化，通过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的互联互通能力、全面感知能力和信息利用能力，通过物联网等信息与通信技术，实现城市内及时、互动、整合的信息感知、传递和处理，构建一个高感度的城市基础环境，实现城市高效的政府管理、便捷的民生服务、可持续的产业发展。

风口上的“智慧城市”

物联网促进了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据《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了解，我国分批共设有409个智慧城市“试点”，在完成试点工作之后，智慧城市建设正如城镇化建设一样迅速席卷全国。

前瞻产业研究院提供的智慧城市报告指出，“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产值将超过7000亿元，随着物联网迅猛发展，预计在“十三五”期间，智慧城市总产值将超过4万亿元。随着中国政策红利释放，在“十二五”与“十三五”期间，智慧城市将获得史无前例地发展。

智慧城市的概念，也得到市场的热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市场上智慧城市产业相关的企业超过一万家，涉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

国内一些顶尖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企业也纷纷进入智慧城市领域。以华为为例，在本届高交会智慧城市专馆，华为的智慧城市展区展出了华为在智慧城市领域的最新成果。据《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了解，华为参加此次展会的主题是“新ICT，让城市更智慧”，展台基于“一云二网三平台”解决方案整体架构，与生态圈合作伙伴联合展示了政府治理、民生服务、产业发展三大主题解决方案。

打破信息孤岛

深圳智慧城市研究会专家李林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当前智慧城市建设成绩斐然，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导致智慧城市没有统一标准、出现信息孤岛现象等等。

李林认为，智慧城市建立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基础上，所以要建设智慧城市必须进行数据的充分共享，才能够实现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而目前智慧城市的建设，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实际上是在“不断重复建设信息孤岛”。

“实际上，国家已经在着手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李林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我们提出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是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杜平在亚太智慧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目前国务院已经成立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部级协调组，并着力推进新型智慧城市标准建设。

专注智慧城市的企业也在进行全局性规划。据《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了解，华为的智慧城市业务，正在着力打破信息壁垒。

据华为技术有限公司Marketing与解决方案部总裁张顺茂介绍，华为目前在全球已经建了13个开放的实验室，把华为的平台通过API方式开放出来，华为的开发接口、开发工具和开发应用案例都放在官网上，这样华为智慧城市建设所需要的生态合作伙伴都可以利用华为的工具和开放的实验室进行调测。

李林认为，在建设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规划中，智慧城市领域相关的企业的发展契机就在消除信息壁垒，在总体的规划之下，发挥自身优势，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据《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了解，目前，深圳、福州和嘉兴三市已正式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申报创建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市，未来，智慧城市将在更多的城市落地，智慧城市的网络也将更进一步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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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素可以概括为“六个一”系统工程：

一是构建一个开放的体系架构。新型智慧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需要遵循体系建设规律，运用系统工程方法，构建开放的体系架构，通过“强化共用、整合通用、开放应用”的思想，指导各类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二是构建共性基础“一张网”。为了实现城市的精确感知、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惠民服务的无处不在，要构建一张天地一体化的城市信息服务栅格网，夯实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

三是建立一个通用功能平台。为有效管理城市基础信息资源，提高系统的使用效率，要构建一个通用功能平台，实现各类信息资源的调度管理和服务化封装，进而支撑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智慧化。

四是建立一个数据体系。海量数据是新型智慧城市的特有产物，要建立一个开放共享的数据体系，通过对数据的规范整编和融合共用，实现并形成数据的“总和”，进而有效提高决策支持数据的生产与运用，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的科学性和智能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