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趋势十篇

农村金融发展趋势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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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相龙. 回顾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J]. 中国金融， 2010，19： 28-31.

[3] 王松奇. 简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J]. 银行家， 2012，2： 4-5.

[4]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背景：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回顾[OL]. http：///jrzg/2012-01/08/content_2039093.htm

[5] 宗少俊. 风正一帆顺——学习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有感[J]. 农村金融研究， 2007， 2： 25-26.

农村金融发展趋势篇2

关键词：农村金融 发展现状 问题对策 未来趋势

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需求呈现了新的特征。首先,从融资总量上看,融资需求规模扩大。由于务工收入和国家有关惠农政策的实施,当前单户传统农业、家庭承包型农业生产资金已趋于饱和。但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技术的换代升级,当前农村资金需求总量仍然不断扩大。除去农民自筹和信用社贷款外,财政投入和农村积累远不能满足其需求。从现实情况看,农民缺乏可抵押、质押的物品来进行有效的融资。其次,从金融服务对象上看,不同服务对象的金融需求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随着传统耕作方式的逐渐改变,用在纯农业的投入一般农民都能自己解决,而家庭规模经营和个体工商户资金需求量大,超出了小额信用贷款的范畴,但经营者又不能提供足额有效的抵押担保。对于乡镇企业和一些民营中小企业而言,由于经营风险大,加上信息不对称,其资金短缺问题非常突出。再次,从财政融资角度看,财政支农趋于弱化;从财政融资的历史角度和财政支农来看,一方面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能力十分有限,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另一方面由于乡镇财政供养人口过多,而地方财政收入有限。

经过2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已形成了以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为主体、多种农村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同时,各地涌现的民间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以及中外资的贷款公司等各种农村金融机构逐步产生和发展,灵活多样地发挥着作用。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等改革议程纷纷列上了各金融机构的改革进程表。但农村金融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是短期内就能消除的。

1.农村金融服务功能整体弱化。农村资金向城市逆向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农村金融服务整体上不能满足“三农”的要求。过去农村的融资渠道有四大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合作基金会等多个渠道,现在多数地区对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贷款基本上只剩农村信用社这一渠道。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撤并、重组,形成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盲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影响农村资金的整体供应。

2.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职能发挥不充分。支持“三农”除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以外,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发挥其特有的扶持功能。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政策性金融功能缺位,制约了金融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基本上只负责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发放和管理,其他政策性业务,如支持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功能并没有有效运作起来,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乏力。

3.农村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不足。当前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不足,大多数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而且在运营中多靠政府扶持。支农力度不够,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经济活动等方面作用较少,对农户、个体工商户、涉农民营企业支持也有限。

4.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发放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小额农户贷款对于急需脱贫致富的农民群众无疑是雪中送炭,但农村金融机构却很难发放。主要原因,一是一些农民信用观念淡薄,逃废债务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二是小额农贷业务量超常,放贷成本高;三是清收手段脆弱,致使很难使用依法起诉、强制扣款、变卖资产等手段清收贷款;四是农民风险防范能力弱,受社会、自然、市场条件的影响很大,小额农贷风险很大。

改革后的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改革仍不彻底。

二、中国农村金融未来改革发展趋势

农村金融发展趋势篇3

关键词：农村金融 现状与问题 发展对策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状况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二是“三农”贷款持续增长。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农业贷款余额近3万亿元,约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14%,60%以上农户的贷款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当前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中也存在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农村地区资金外流情况严重。目前,通过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商业性金融组织,每年从农村地区流出的资金大于从城市流入的资金,导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城乡差距过大。二是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商业银行改革以来,几家主要银行都大批撤出了在农村地区的营业网点,与此同时,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建设没有跟上,造成机构网点覆盖率偏低,农民接受金融服务困难。三是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盈利水平不高。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主要经营传统的信贷产品和商业保险产品,而对农民需求量较大的小额贷款和农业保险则缺乏创新,造成金融产品单一,盈利能力严重不足,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薄弱,而一些非正规的农村金融组织由于金融服务比较符合农民需求,发展较快,但是潜在风险较大。四是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支付结算体系落后。适合农村经济特点的金融电子化、票据化基础设施研发和建设不足,覆盖的地域范围小,便捷化程度低。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金融“三农”服务的能力,严重制约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的可行性建议与措施

通过对农村金融的经营背景及现状的分析与比较,为促进其更快更好的发展,从而裨益乡民,较好辅助“三农”政策的执行,特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相关风险补偿核准规划。通过财政部门等尽快偿还原拖欠农信社的相关贴息,同时剥离先前由于政策性原因而导致的不良贷款,地方政府应完善农业部门的信用评级制度及相关部门的贷款担保机制,控制农业贷款的可能性风险及损失。

2.建立有效的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在引导农村信贷资金回流支持新农村建设方面,一是要为抑制农村信贷资金外流提供制度性保证;二是要合理利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通过财政资金补偿金融机构贷款风险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农村资金高效率地转化为农村投资。增加对当地经济信贷投放较多的金融机构再贷款额度;鼓励邮政储蓄资金参股农村信用社,投资设立农村小额保险组织,试办农村小额贷款机构,为支持新农村建设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来源。

3.制定《农业投资法》,规定县域金融机构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将一定比例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或购买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建议以县为单位,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贫困县免除所得税和营业税,非贫困县免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加强对县域资金流动的监测和预警,限制国有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系统内上存资金比例,通过运用差额准备金制度,对上存资金比例过高的金融机构可以提高超额准备金比例实行缴存,并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

4.发展农村社区基金和小额信贷机构,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近年来农信社改革的商业化趋势不断强化,一批农信社将撤离偏远落后地区。这种趋势无法逆转,只能采取有效措施,弥补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农村社区基金和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就是弥补农村金融空白的重要手段。

5.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改善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环境,重点是完善农村经济基础条件,提高农户和农村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建议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科技服务的投入,改善农村经济运作的基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在市场交易的谈判地位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出资成立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带动其他担保机构的发展。要扩大有效抵押品的范围,增加农作物收益权、权利质押,同时保护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权。探索运用动产质押、仓单质押等形式,根据“产业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济主体的不同特点,采取“一企一策、一户一策”的办法解决农民抵押难、担保难的问题。

农村金融发展趋势篇4

关键词：农村金融 现状与问题 发展对策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状况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二是“三农”贷款持续增长。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农业贷款余额近3万亿元，约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14%，60%以上农户的贷款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当前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中也存在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农村地区资金外流情况严重。目前，通过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商业性金融组织，每年从农村地区流出的资金大于从城市流入的资金，导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城乡差距过大。二是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商业银行改革以来，几家主要银行都大批撤出了在农村地区的营业网点，与此同时，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建设没有跟上，造成机构网点覆盖率偏低，农民接受金融服务困难。三是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盈利水平不高。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主要经营传统的信贷产品和商业保险产品，而对农民需求量较大的小额贷款和农业保险则缺乏创新，造成金融产品单一，盈利能力严重不足，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薄弱，而一些非正规的农村金融组织由于金融服务比较符合农民需求，发展较快，但是潜在风险较大。四是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支付结算体系落后。适合农村经济特点的金融电子化、票据化基础设施研发和建设不足，覆盖的地域范围小，便捷化程度低。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金融“三农”服务的能力，严重制约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的可行性建议与措施

通过对农村金融的经营背景及现状的分析与比较，为促进其更快更好的发展，从而裨益乡民，较好辅助“三农”政策的执行，特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相关风险补偿核准规划。通过财政部门等尽快偿还原拖欠农信社的相关贴息，同时剥离先前由于政策性原因而导致的不良贷款，地方政府应完善农业部门的信用评级制度及相关部门的贷款担保机制，控制农业贷款的可能性风险及损失。

2.建立有效的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在引导农村信贷资金回流支持新农村建设方面，一是要为抑制农村信贷资金外流提供制度性保证;二是要合理利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通过财政资金补偿金融机构贷款风险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农村资金高效率地转化为农村投资。增加对当地经济信贷投放较多的金融机构再贷款额度;鼓励邮政储蓄资金参股农村信用社，投资设立农村小额保险组织，试办农村小额贷款机构，为支持新农村建设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来源。

3.制定《农业投资法》，规定县域金融机构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将一定比例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或购买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建议以县为单位，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贫困县免除所得税和营业税，非贫困县免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加强对县域资金流动的监测和预警，限制国有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系统内上存资金比例，通过运用差额准备金制度，对上存资金比例过高的金融机构可以提高超额准备金比例实行缴存，并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

4.发展农村社区基金和小额信贷机构，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近年来农信社改革的商业化趋势不断强化，一批农信社将撤离偏远落后地区。这种趋势无法逆转，只能采取有效措施，弥补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农村社区基金和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就是弥补农村金融空白的重要手段。

5.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改善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环境，重点是完善农村经济基础条件，提高农户和农村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建议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科技服务的投入，改善农村经济运作的基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在市场交易的谈判地位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出资成立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带动其他担保机构的发展。要扩大有效抵押品的范围，增加农作物收益权、权利质押，同时保护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权。探索运用动产质押、仓单质押等形式，根据“产业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济主体的不同特点，采取“一企一策、一户一策”的办法解决农民抵押难、担保难的问题。

三、美国农村金融体系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体系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美国农村金融体系来看，美国已经建立起了包括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以及农村保险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体制，建立起了支持农村建设资金循环的长效机制，较好地支持了农村和农业发展，维护了广大农民利益。借鉴美国经验，结合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已经成为下一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主线。

1.要鼓励金融组织创新，推动交易工具和业务品种的创新

要按照农村现实和农业经济发展实际，培育和发展商业性的、可持续的金融组织。条件许可的地方可建立社区银行和小额信贷组织。鼓励引进国外农村金融中的专门为农业设计的金融品种，以满足农村金融需要。

2.对现有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明确功能定位

农信社要巩固已有改革成果，办成商业上可持续、主要服务于乡(镇)、村和农民的金融机构，农业银行要结合股份制改革，通过机制和体制的转换，充分发挥农业银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优势，切实提高对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支持质量和效益，加强对县域经济的服务;积极推进邮政储蓄改革，按照商业化原则，引导邮政储蓄资金支持“三农”。

3.加强政策引导，开展金融知识教育

要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转变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理念，要努力塑造有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用市场化利率覆盖其经营风险。

参考文献:

[1]章奇.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多元思考.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5，(7).

农村金融发展趋势篇5

关键词：农村金融 发展现状 问题对策 未来趋势

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需求呈现了新的特征。首先,从融资总量上看,融资需求规模扩大。由于务工收入和国家有关惠农政策的实施,当前单户传统农业、家庭承包型农业生产资金已趋于饱和。但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技术的换代升级,当前农村资金需求总量仍然不断扩大。除去农民自筹和信用社贷款外,财政投入和农村积累远不能满足其需求。从现实情况看,农民缺乏可抵押、质押的物品来进行有效的融资。其次,从金融服务对象上看,不同服务对象的金融需求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随着传统耕作方式的逐渐改变,用在纯农业的投入一般农民都能自己解决,而家庭规模经营和个体工商户资金需求量大,超出了小额信用贷款的范畴,但经营者又不能提供足额有效的抵押担保。对于乡镇企业和一些民营中小企业而言,由于经营风险大,加上信息不对称,其资金短缺问题非常突出。再次,从财政融资角度看,财政支农趋于弱化;从财政融资的历史角度和财政支农来看,一方面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能力十分有限,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另一方面由于乡镇财政供养人口过多,而地方财政收入有限。

经过2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已形成了以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为主体、多种农村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同时,各地涌现的民间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以及中外资的贷款公司等各种农村金融机构逐步产生和发展,灵活多样地发挥着作用。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等改革议程纷纷列上了各金融机构的改革进程表。但农村金融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是短期内就能消除的。

1.农村金融服务功能整体弱化。农村资金向城市逆向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农村金融服务整体上不能满足“三农”的要求。过去农村的融资渠道有四大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合作基金会等多个渠道,现在多数地区对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贷款基本上只剩农村信用社这一渠道。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撤并、重组,形成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盲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影响农村资金的整体供应。

2.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职能发挥不充分。支持“三农”除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以外,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发挥其特有的扶持功能。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政策性金融功能缺位,制约了金融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基本上只负责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发放和管理,其他政策性业务,如支持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功能并没有有效运作起来,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乏力。

3.农村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不足。当前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不足,大多数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而且在运营中多靠政府扶持。支农力度不够,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经济活动等方面作用较少,对农户、个体工商户、涉农民营企业支持也有限。

4.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发放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小额农户贷款对于急需脱贫致富的农民群众无疑是雪中送炭,但农村金融机构却很难发放。主要原因,一是一些农民信用观念淡薄,逃废债务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二是小额农贷业务量超常,放贷成本高;三是清收手段脆弱,致使很难使用依法起诉、强制扣款、变卖资产等手段清收贷款;四是农民风险防范能力弱,受社会、自然、市场条件的影响很大,小额农贷风险很大。

改革后的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改革仍不彻底。

二、中国农村金融未来改革发展趋势

1.发挥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作用。作为我国商业银行在农村领域的主要力量,应当将农业银行定位于服务农业的专业银行。一是分拆机构,形成集团控股模式,巩固和稳定县域农业银行分支机构,以资本为纽带发挥系统优势,给予县级金融机构更大的自主权,扩大基层机构的信贷权限,增强其融资功能。二是明确要求其在农村吸收资金的60%用于发放农业贷款。三是充分考虑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性,制定更加符合基层实际的信贷管理方案和信贷政策。四是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重点支持农业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新型发展模式,逐步提高涉农贷款的总量和占比。

2.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增强农业抵抗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能力。一是经营农业保险基础较好的地区,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二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出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三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四是继续引进经营农业险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在积极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广农业政策性、专业性保险业务,建立覆盖农村的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相辅相成的农村保险体系。

3.建立农村融资信用担保机构,完善担保体系。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和组织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推动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为企业融资创造条件。建立担保基金补偿机制,增强担保公司资金实力,要在财政支出中按比例提取启动资金,建立市、县、乡多层次的信用担保机构,由财政、银行、企业、社会共同出资建立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大力发展企业间互助性和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扩大担保覆盖面,分散和化解风险的贷款信用担保体系。探索贷款抵押新方式,可以试行农村房屋、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方式,以缓解贷款抵押难问题。

参考文献:

[1]刘颖.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创新与监管的法治对策[J].北华大学学报,2009(4):27-30.

[2]周正庆.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农村金融发展趋势篇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并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显现，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和谐与公平开始受到拷问，并可能最终影响我国未来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近年来，各级政府都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整体看效果并不理想。近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大多聚焦“三农”问题，并且将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显然，我国正处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因此需要正确理解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清醒地认识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建设农村金融体系，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构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按照传统经济学逻辑，金融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农村金融是为了有效地动员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林毅夫等，1994)。因此，过去农村金融为了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成为向工业和城市输送农村经济资源与剩余的管道(温涛等，2005)。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国的农村金融并非内生于农村经济，其发展也不可能沿着自身内在的逻辑展开和扩展，而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显然，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系不仅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反而极有可能会抑制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就在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的失调(冉光和，2008)。因此，在新形势下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重新理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促使和保证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丁志国等，2011)。

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King和Levine(1993)指出发展我国家政府提供的低效率农业信贷投入对农业增长产生了制约效应，这一经验证据表明政府参与的农村金融活动实际上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传统经济理论指出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市场很难达到有效，这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同样成立。正如Burgess和Pande(2002)基于印度1961—2001年银行业政策调整阶段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印度农村银行业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活动和雇佣行为，进而使贫困减少和产出增加。由此，撇开外部政策干预，农村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援农村发展，然而这仍然依赖于农村金融市场整体的活跃程度。针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何广文(2001)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当前农村金融体制明显阻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张兵等(2002)和安翔(2005)分别对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绩效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没有对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的回归分析，因此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推敲。朱喜和李子奈(2006)、杨栋和郭玉清(2007)分别实证研究了农村信贷效率和农业信贷效率，但研究的视角主要是基于传统农业内部，不涉及农村经济的其他方面。谢琼等(2009)研究了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存在偏差。我国西部农村地区1978—2008年的数据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以及投资水平有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贾立和王红明，2010)。事实上，之所以出现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显著负向影响农民收入增加源于该区域农村金融整体效率偏低。黎翠梅和曹建珍(2012)的研究就直接指出我国农村金融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效率总体高于中西部地区。温涛等(2005)、余新平等(2010)实证研究了我国金融整体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

张敬石和郭沛(2011)进一步基于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农村金融效率则有助于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局面。总体而言，关于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现有文献为这一问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尚缺少一致性结论，尤其缺少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影响路径和影响效果的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经典理论模型，选取1978—2010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基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采用协整检验、Grange因果关系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而科学甄别现行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回答农村金融是否真的有效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为保证有的放矢地发挥农村金融在现代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持。

二、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关系的基本判别

为了有效刻画和判别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现状，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验证农村金融是否真正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本文选取了农村实际人均增加值、农村投资比率、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存款比率和农村存贷比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指标说明及其处理见表1。有效识别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并剖析两者发展态势的背后动因是分析相互影响机理的基础，因此本文首先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进行了对比描述和统计分析。图1描绘了我国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与金融信贷的基本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出，1978—2010年我国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与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基本保持趋同的增长趋势，说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确实随着农村产出的增长呈现同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与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双向协同。然而对比农村存款和贷款的变动趋势来看，虽然两者同样保持了较明显的增长态势，但农村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差额却逐步放大，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贷供求不协调的基本现状，同时也暗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贷结构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村金融体系调整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本文在图2中给出了农村金融市场信贷和投资状况与人均实际增加值变动的趋势分析。由表1可知，农村金融相关率(fir)、农村存款比率(ck)、农村存贷比(cd)和农村投资比率(tz)都不同程度地剔除了农村产出增长所引起的结构变化，因此图2中对比给出的农村人均增加值与农村信贷投资结构变动趋势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发展的基本关系。从图2中可以看出，相比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稳步增长趋势，存款比率虽然较平缓，但仍表现出较明显的协同增长趋势，说明我国农村储蓄率处于较平稳的增长态势。投资比率所表现出的平行趋势表明我国投资产出效率在考察期间并未出现显著的调整，其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功效有限。图2结果进一步显示，金融相关率和存贷比具有明显的波动特征，且两者呈现此消彼增的特征。相对而言，金融相关率反映了我国农村整体金融市场规模，而存贷比则一方面反映了投资转化比率，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结构。不难发现，金融相关率虽波动较剧烈，但基本趋势随着人均实际产出而增长，说明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基本保持平行发展。而存贷比的变动趋势表明我国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可能与政策调整和政府扶持力度相关。另外，1990—2010年存贷比处于增长趋势，说明我国农村信贷结构正朝着不协调方向转化，这可能影响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撑功能的实现。总体来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虽并未完全一致地与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变动趋同，但是总的趋势可以表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特征。#p#分页标题#e#

三、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关系分析

上述基本判别的结论表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金融确实对农村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一)模型设计及数据选取

为了有效测度金融发展对产出的影响，Pagano(1993)引入了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以表示产出与投资存量之间的相关特征。由此，Pagano指出金融可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以及投资的产出效率影响经济体的产出模式以及结构。事实上Pagano所提出的结论已被大量学者的经验结论所验证，然而这里忽略了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体系之间内生的相关性。按照经济学理论，理性人对储蓄和消费的决策取决于其财富基础，其中收入是财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收入本身又受到经济产出和价格体系的影响。金融虽会显著影响经济体的增长模式，但其在本质上又依赖于经济增长，因此单纯考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视两者存在的内生相关性，其所得结论虽反映了经济系统的部分信息，但是信息的有效性和可信性值得推敲。为此本文基于Pagano(1993)所提出的结论选取了反映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并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测度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相关关系，真实反映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共生依赖的事实。本文数据选取区间为1978—201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自于《新我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我国统计年鉴》、《我国农村统计年鉴》及《我国金融年鉴》，数据处理采用EViews6.0。数据指标的选取与处理参见表1。按照基本的操作步骤，本文首先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并基于平稳性结果实施了协整检验，以确定农村经济发展变量与金融发展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稳定长期相关关系;而后则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等手段考察两者的相互影响机理。

(二)结果分析

表2给出了实证过程中的平稳性和协整检验结果。鉴于前文分析和引述中指出金融相关率与存款比率两者在反映的基本信息方面存在交叠，且两者在统计上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本文构建了两个不同的变量组以更好地刻画和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共同服从单位根过程”还是从“个体服从单位根过程”假设出发的验证结果均表明组别1和组别2中变量的原始序列都显著服从单位根过程。进一步对变量组内一阶差分后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显示，一阶差分后的变量组服从平稳过程，说明组别1和组别2内变量都服从一阶单位根过程，因此存在协整的可能性。在表2的下半部分结果中，对组别1和组别2存在协整关系个数的验证结果表明，组别1和组别2均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组别1和组别2各自变量间存在长期相关关系，其对应协整方程为:rpgdp=－7．52tz+49．86fir－24．03cdLoglikelihood=154．9(3)rpgdp=19．16tz+74．06ck－16．24cdLoglikelihood=175．2(4)从公式(4)和公式(5)给出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比率、投资产出比率等途径与农村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对比方程(4)和方程(5)可以发现，由于在两个方程中分别以fir和ck反映农村储蓄率，进而影响了投资比率影响农村产出的性质，这是因为fir中包含了贷款部分，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贷款，因此投资比率在两个组别内的系数性质发生了改变。总体而言，农村储蓄率正向影响了农村经济增长，而存贷比这一反映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率的指标则负向影响农村产出增长，并说明了农村信贷结构的恶化将有碍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事实。

通过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分析可知，本文所选取变量不能直接进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估计，但可以运用Granger检验变量之间短期的因果相关性，并选择误差修正模型(ECM)测度变量之间长短期相互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测度变量之间的相互冲击影响效应。鉴于篇幅和阐述的必要性，本文在此略去对误差修正模型回归结果的描述，仅以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来反映回归分析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判断结果。表3给出了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相关指标的短期因果检验。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是投资比率和存贷比的Granger因”的假设在5%的置信水平下成立外，其他假设均在可接受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农村经济增长同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然而从上文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农村金融发展同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关系，只是短期内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彼此的相互影响关系存在一定的“惰性”，即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滞后，如表3中投资比率、金融相关率、存贷比以及存款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检验结果。不过表3中不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恰恰说明短期内部分金融发展指标外生于经济发展，这源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完善进度缓慢，整体发展速度相对滞后。显著成立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一步印证了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给出的结论，即农村经济发展在长期和短期内都与农村金融发展产生一定的相互影响，两者具有明显的内生交互效应。从图3所反映的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冲击路径可以看出:

(1)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对来自投资比率的单位冲击反应迟缓，且从总体效应上来看，投资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影响效应为零，这说明我国农村整体投资效率处于“瓶颈”阶段，其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程度有限，如何有效转变当前农村投资效率低下局面成为政府决策的问题之一;投资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单位冲击虽在初始表现出负向调整，但后续则保持持续增长趋势，这说明农村经济发展短期内虽会降低投资比率，不过有助于经济发展推动投资产出效率的提高。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本身虽会持续推动农村投资的增加，也会变相降低农村投资的产出效率，进一步凸显农村投资效率“瓶颈”问题。

(2)存款比率的正向冲击显著提高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且这一趋势会由于农村居民储蓄余额放大的存在而持续，这表明农村可用信贷规模真实影响了农村经济增长，不过这一过程需要考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比率;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正向冲击使存款比率下降，表明模型中未包含反映农村消费变动变量所造成的缺陷，即农村经济发展会适度地影响农村居民传统的消费观念，进而影响农户的储蓄倾向。#p#分页标题#e#

(3)存贷比的正向冲击降低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虽然实际增加值对这一冲击的反应具有2～3期的时滞，但是这种负向影响会持续存在，进而说明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会显著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储蓄投资转化比的提高会推动经济增长，而这也暗含了农村信贷结构合理配比会改善农村金融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信息;来自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冲击会使存贷比在1～3期出现大幅度下降，即经济发展会改善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率，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其效应在第4期达到峰值，但该种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趋近于零。这说明经济增长本身对信贷结构或投资转化比率的反馈效应具有时效性。总体而言，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储蓄比率影响农村市场的信贷规模，并通过储蓄投资转化率影响实际投资规模，进而通过投资的产出效率影响农村经济增长，而农村经济发展本身则会对农村金融发展产生反馈效应。基于协整和Granger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果均验证了上述结论，而方差分解的结果也表明在20个年度的考察周期内，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指标波动的解释能力达35%，经济增长指标对金融发展指标波动的解释能力平均为20%。由此证明了农村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内生于农村经济系统的事实。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农村金融发展趋势篇7

关键词：天津市；“十一五”规划；金融发展；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1．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29(2006)01―0013―02

“十一五”期间，天津经济运行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仅会在经济总量上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巩固加快发展、率先发展的优势，而且将实现经济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同步改善，实现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天津市金融业要努力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和需求，改善供给，提升服务，促进金融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

一、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要求金融业加快改革创新步伐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指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把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布局，是党中央审时度势、深思熟虑、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对滨海新区建设的高度重视，为天津今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滨海新区加快开发开放，同样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机。面对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要求金融业必须审时度势，加快改革创新的步伐，用新机制、新思维，再造新优势，开创新局面。加快滨海新区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才能不断适应滨海新区加快发展的需要。

二、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不断丰富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要充分考虑天津市未来人口变动的趋势和特征。一是人口规模将继续扩大。日益庞大的人口数量，将对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效率提出更高的要求。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预计“十一五”期间，全市户籍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大量增加，面对老年人口规模加速扩大的趋势，应加快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大力发展补充养老保险业务特别是企业年金业务，同时适当增加资本市场长期金融产品的供给，满足养老保险资金的投资需求。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劳动力人口充分就业的压力将会更大，金融部门要支持就业政策的实施，为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还要考虑经济进入宽裕型小康社会的个人金融服务需求的新变化。到2010年天津市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人们由追求生活数量水平向追求生活质量水平转变，相应地金融服务需求将进一步趋于多样化和个性化，要求金融部门为城乡居民提供质量更优、效率更高的金融服务。围绕个人消费结构升级，要求进一步发展住房、汽车、助学等消费信贷业务，改善个人银行卡用卡环境，围绕个人支付结算服务，大力推广银行卡，小额多用途储值卡、个人支票等非现金支付工具。围绕个人投资和创业，要积极开展个人金融资产保值和增值业务，为个人提供全方位的综合理财服务。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地区产业升级，要求进一步加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

天津市委八届八次会议提出：“构筑高层次的产业结构，是滨海新区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新变化，密切跟踪世界产业和技术转移的新动向，坚持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具有先导的作用。因此，金融业要不断研究地区产业特点，按照产业发展规律，不断优化金融结构，增加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投入。同时，要发展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满足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多层次金融服务需求。要通过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创新，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四、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加快农村金融体系改革

《建议》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方面，要求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步伐，另一方面，要解决农民就业、收入、消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突出问题，缓和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差距继续拉大的矛盾，都要求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围绕农村经济发展，应加大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和创新的力度。一是要继续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使农村信用社成为服务于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主力军；二是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通过担保、贴息、专项基金等手段，支持农民创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农业发展银行的功能应适当拓展，服务对象应扩展到支持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多个领域。三是要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创新。要通过发展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市场、小额信贷等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推动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五、推进城市化进程，要求加快金融创新

“十一五”期间，天津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要求金融业不断创新产品、加大金融投入，调整融资结构。积极开展市政建设项目信贷、房地产开发信贷和住房消费信贷业务，探索开拓市政建设项目债券、BOT等融资渠道。同时，金融业还应适应新城区建设和老城区改造的新变化，在老城区撤并一批重复设置、业务量小、效益差的营业网点，同时在新城区包括新兴的开发区、商业区和居民区增设营业网点，扩大分支网络。

六、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要求加快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

《建议》指出“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所有制的中小企业”。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可充分发挥其在吸纳就业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发展中小企业，可有效解决我国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一方面要不断完善中小企业评级体系，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改善对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

七、推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要求发挥好金融业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建议》全面规划了我国规划经济发展，要求建立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并明确提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天津滨海新区功能定位中，也明确提出要服务环渤海，把滨海新区作为环渤海区域发展的重要一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区域发展、服务区域发展、推动区域发展，努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金融是区域金融合作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同时，金融合作还是经济合作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飞跃的重要标志。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需要金融部门为跨省市区贸易投资往来提供更快捷、更方便、更安全的支付结算服务，共建统一的区域金融市场体系，需要培育和发展区域金融市场，促进区域产业的梯度转移。

八、“十一五”期间全国金融业发展趋势，要求天津市金融业顺应历史潮流，加快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趋势篇8

关键词:农村地区;金融系统;改革发展;贷款

近年来,随着中央对农村发展的不断重视,农村地区的金融系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农民及农村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农村地区一些不同程度的贷款难和其他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因此,当前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改革。

1 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 农业金融产品较少,损失补偿机制不健全 由于长期以来对农业金融建设的缺乏关注,导致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乏力,农业保险发展滞后,无法满足农业风险转移的需要,由于农业本身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个体农户采用落后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难以规避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自然灾害风险和价格波动风险,急需通过保险的方式将风险转移。然而这种产品在农业金融体系中却极度缺乏。当前的农业保险产品大都是一些容易测算的养殖业保险,而且一般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度不高,参保人数一直没有太大增长,农业保险在农村地区一直没有推广。另外,农业损失的补偿机制一直没有形成完善,也是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旦农业发生自然灾害,给农民带来财产损失,一般都由农民自身承担,即使是民政部门发放一些补偿,但远不能补偿农民的损失[1]。

1.2 农村的金融组织同质化严重 农村金融组织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竞争,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普遍不高,优质的信贷载体稀缺。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的金融大都有着相同的客户目标定位、趋同的经济管理模式,趋同的金融贷款利率,以及趋同的贷款利率发展。

这种同质化的竞争导致农村金融结构对农村和农民各种经济形态的覆盖面大大降低,并且农村地区的金融产品供给比较单一,大多数都是简单的存取款业务和一般的汇兑业务,其他金融增值业务在农村金融系统中占比较小[2]。

2 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改革发展的方法措施

2.1 完善农村金融发展法制环境 尽管我国已经颁布《商业银行法》,但是却没有提到农村合作银行和其他农村金融组织,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并完善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应尽快出台《农村合作金融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农业保险法》、《存贷款保险条例》、《小额贷款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配套政治措施。通过法律法规配套政策的出台,来为企业农村地区金融系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在环境,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急需的可先出台条例,然后立法随后跟上,通过外在环境的搭建来保证整个农村地区金融系统改革的顺利进行。

2.2 加大和完善政府的支持力度 农村地区金融体系的形成仅有法律的支持是不行的,因为开展农村金融业务一般风险比较大、季节波动性大、盈利水平低、经营周期比较长,因此比较难吸引商业银行的资金支持,因此,农村地区的金融体系建设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首先,政府要给予农村金融金融以税收、利息补贴等政策优惠和保护。例如农村金融机构所上缴的存款准备金比例要小于普通的城市商业银行。为农村金融企业的发展赢得一定的优势[3]。

2.3 整合农村金融机制,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 为满足农村地区多层次,差异化的需求,需要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因此在农村地区应尽量建立起农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相互补充、相互协作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实现对三农支持的多种农村金融形势并存、对三农支持的竞争的局面。从我国当前农业金融的发展方向和业务结构来看,农业银行可将重点放在中小型农村产业龙头企业;农业发展银行的县支行可以作为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重点工程的落实;农村信用社主要定位于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据农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要求,变更自身的业务结构,积极发放农民消费贷款,农民调整产业结构贷款,农民养殖业贷款,农民新型种植业贷款等,促进农民增收。邮政储蓄可将业务重点放在促进农村地区工商户发展,以及农村地区其他经济发展形势。而对于农村的小型信贷组织和小额贷款公司将主要定位于企业农村地区的消费。

3 总结

农村地区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法律政策方面的支持,也离不开农村地区金融组织机构的合理搭建,只有这些金融组织机构各司其职,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相信随着我国在农村金融方面的不断探索,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参考文献

[1] 张惠君. 关于改革和创新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考.中国集体经济, 2011(33):78-80.

农村金融发展趋势篇9

1．1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估算

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没有正式的官方统计口径，大部分的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都是通过调查估算求得，其中引用最高的估算方法是郭沛提出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窄口径和宽口径统计方法，其后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其中借鉴最多的是林汉川对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调查结果，2005年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规模的调查结果以及2009年清华大学课题组对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比例的调查结果．本文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估算主要参照郭沛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的研究稍作修改，。

1．2数据选取

为了研究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年度数据，样本区间为1995－2012年，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其中非正规金融UF主要按照郭沛的方法估算而得，正规金融F以年度农村贷款余额表示，农村贷款余额用农业贷款余额和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之和表示，农民收入使用传统上的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2实证分析

2．1单位根检验

本文研究的是1995—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非正规金融和农村正规金融的关系，属于时间序列范畴．如果时间序列不平稳，模型易出现虚假回归，降低对经济现象解释的可信度．单位根检验可以对变量进行检验，以确定各个变量是否平稳，因此在回归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目前运用最广泛的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单位根检验方法．表2汇总了各个变量的相关检验结果．原始数列和一阶差分序列即使在10%的临界值水平上也不显著．而在二阶差分序列下，在1%的临界值水平下即显著，因此原始数列是标准的二阶差分序列即I(2)，通过两次差分数列平稳，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

2．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即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协整检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单方程模型的E－G(Engle－Granger)两步法和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分析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在协整之前需要对VAR模型确定最优滞后期数，文章以LR、AIC和SC信息准则为标准来确定最优滞后期数的选择。通过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可知，A1系统和A2系统的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接受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综上，系统A1和系统A2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标准化的协整系数估计值为:A1:Y=0．023071F+C(常数项)，A2:Y=0．109108UF+C(常数项)．从长期来看，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同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即农村正规金融F和非正规金融UF每增加一单位分别引起农村农民分均纯收入增加0．023071和0．109108，并且农村非正规金融UF的收入效应大于农村正规金融F的收入效应．

2．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仅仅能够验证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至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明确的表明，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同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关系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如果变量X能够预测到Y的未来值，那么对Y以及Y的过去值进行回归时再加入X的过去值，能够显著的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如此X是Y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是Granger原因．通过分别对A1和A2系统最优滞后阶数进行的协整检验关系得知，在10%的显著水平下，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是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格兰杰原因，相反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不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农民纯收入与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因果关系，这与唐礼智［2］分析福建泉州市农民收入和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关系所得的结论一致．即就全国范围而言，尽管协整分析的结果是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都促进了农村农民的收入，但是二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产生此种结果的原因来说，唐礼智［2］、高燕［6］形成了一致的结论，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金融同经济发展水平成正向关系，经济规模越发达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效应越明显，当经济规模不足以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时，这种效应就不明显，甚至为负．就中国目前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来说还比较落后，落后的经济不能支持金融业务的开展，阻碍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2．4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可以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民人均纯收入同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短期波动情况，即均衡误差(ECM(－1))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为此分别对系统A1和系统A2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表8和表9的分析结果表明:模型1和模型2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均为正值，分别为0．250147和0．283044，表明当农民人均纯收入发展偏离长期均衡时，误差修正模型会通过误差修正项系数0．250147和0．283044对其进行正向调整，直到达到均衡状态．从误差修正模型中可以看到，短期内A2系统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大于A1系统．

2．5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旨在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时或者说当系统受到外界一个标准误差冲击时，模型所作出的反映．它反映了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强度关系．为了详细分析A1和A2系统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假设A1和A2系统受到脉冲为一个标准差的冲击，脉冲响应函数的轨迹为十期．图1和图2中，横轴代表脉冲响应函数的轨迹期间，纵轴表示冲击强度，。图1－A中蓝线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Y对自身信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发现这种冲击从第一期开始表现出强烈的正向效应(129．6468)，且这种正向效应成逐期递增趋势，在第十期达到最大．红线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Y对农村正规金融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变化曲线，也表现出正向效应，第一期除外(0)，这表明给农民人均纯收入Y一个标准差冲击会导致农村正规金融正向冲击，且正向冲击效应是持续的．图1－B中蓝线表示农村正规金融F对农民人均纯收入Y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冲击具有正向效应，长期来看呈现出持续的正向效应，表明农村正规金融F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前面协整分析的结论相一致．红线表示农村正规金融F对自身信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变化曲线，冲击在第五期之前呈现逐期递减趋势，随后开始上升，但是上升趋势不明显．图1－C中蓝线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Y对自身信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变化曲线，冲击效应与A图蓝线一致．红线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Y对农村非正规金融UF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变化曲线，其效应和趋势变化同正规金融一致，区别是农民人均纯收入Y对非正规金融的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大于正规金融，这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Y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正向促进作用大于农村正规金融．图1－D中蓝线表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民人均纯收入Y的一个标准差冲击，整体来看冲击呈正向递增趋势，但是在第五期前冲击的波动趋势很大，这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正向影响存在时滞性，即短期效应波动性大且不明显，长期效应显著．红线表示农村非正规金融UF对自身信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变化曲线，其变化趋势同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民人均纯收入Y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相近，区别是第五期滞后正向作用趋于平缓．综上，就农村正规金融F和非正规金融UF对农民人均纯收入Y的脉冲响应比较分析来看，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个标准差冲击都产生的正向冲击效应，长期来看正向效应明显且增强，区别是非正规金融的一个标准差产生的正向冲击大于正规金融一个标准差产生的正向冲击，这与协整分析所得的结论相一致．即再次证明了不管是农村正规金融还是非正规金融在农民增收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农民人均纯收入同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相关的A1和A2两个系统，采用1995－2012年18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VAR)分析方法，分析了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在1995－2012年间，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都促进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这种收入效应具有长期稳定性．从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上来看，农村非正规金融高于农村正规金融．从长期来看，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效果大于农村正规金融的影响效果．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格兰杰原因，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不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农村金融发展趋势篇10

关键词 江西省；农村金融；金融生态；金融相关率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1）11-0085-04

一、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滞后状况的一般描述

经济是金融的基础，金融反过来对经济又起到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而金融业发展的好坏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国内学者较早系统探讨金融生态问题的是周小川（2004）[1]，他在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作了题为《完美法律制度，改善金融生态》的演讲，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徐诺金（2005）[2]认为，金融生态是指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之后，伴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步伐的逐步推进，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渐凸现，学者们开始把研究视角转入农村金融生态问题的研究。李爱喜、章玲超（2007）[3]从生态学角度来研究我国农村金融生态问题，运用恢复生态学有关理论研究表明，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功能正在逐步退化。韩延春、喻伟（2010）[4]运用聚类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统计方法，以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金融数据为基础，通过与生物生态系统作类比，按照生物生态系统的研究范式来分析金融生态系统，并揭示出金融生态系统与生物生态系统的内相似性。唐赛、惠晓峰（2010）[5]通过因子分析方法的运用和计算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总体得分和排序情况，结果显示农村地区经济基础、金融发展状况、社会保障普及程度、法制环境完善程度以及诚信文化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

以上学者大多数是基于全国整体层面考察来研究我国金融生态问题，对于经济金融发展相对贫乏的江西省则很少涉入。鉴于此，本文运用戈德斯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指数计算出当前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水平，即分别计算出1978年～2009年全省、城镇和农村的金融相关率。它们各自的计算方法分别为，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存款+农村贷款）/（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增加值）；全省金融相关率=（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全省GDP；城镇金融相关率=（城镇金融机构存款+城镇金融机构贷款）/城镇总产值。

根据《江西省统计年鉴1990-2010》、《新中国六十周年的江西（1949-2009）》、《中国农村金融统计年鉴（1979-1989）》、《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及有关统计网站，我们对1978年～2009年相关数据进行计算整理，并得到图1计算结果的趋势图。

一是全省金融相关率。从计算的结果来看，全省金融相关率基本保持逐步递增的态势。1978年，全省金融相关率为65%，1985年以后全国金融相关率就已经超出了100%，2003年上升至最高值206%，之后的几年有所下降，但是在2009年又回升到204%。

二是城镇金融相关率。相对而言，历年来的城镇金融相关率都是最高的。1978年，城镇金融相关率为107%，1990年为203%，1993年达到最大值356%，是1978年的3倍多，此后的年份保持较为稳定的态势，基本维持在230%以上。

三是农村金融相关率。总体上看，江西省农村金融支持的规模不断壮大，农村金融相关率也逐渐在提高。由图1的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因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动，1978年～1992年一直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后的4年略有下降，到了1997年以后基本上维持逐年增加的态势。然而，与历年城镇及全国金融相关比率相比，还是存在很大程度的差距，并且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差距有种逐渐扩大的趋势。

相关率的趋势图（%）

二、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滞后的制约因素分析

上文深入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的状态，并与同期全省和城镇水平进行了比较，我们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滞后问题依旧严峻。经验表明，如果一国或地区的金融业发展滞后，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其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这种滞后现状将会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利局面变得更为严峻，难以有效实现党中央关于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下文笔者将分别从六个因素予以分析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今后的解决途径。

第一，长期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处中部地区的江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具有较好的经济区位优势，所以新世纪以来，江西省经济呈现逐年加速增长的良好态势。2001年江西省GDP总量为2,175.68亿元，到了2009年GDP总量增加为7,655.18亿元，净增长5,479.50亿元；人均GDP也由2001年的5,221元增加到2009年的17,335元，净增长12,114元。然而，在经济逐步发展和改革这一进程中，江西省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依旧存在很多弊端，在全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排名一直处于比较靠后的位置。2009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排名中，江西省GDP总量位于第20位，人均GDP却只有27位。经济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和依托，没有好的经济水平，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农村贷款资金不足。由于农业积累资金不足，农业发展必然较多地依靠外部资金融通。然而，由于农业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弱质性和外部性等特点，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很难快速地得到提高，使得农业对外部资金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而一些商业性金融机构都不愿与剩余过少、风险较大的小农经济对接，逐步退出了县域以下的地区。表1显示了2005年～2009年江西省农业贷款总额及其在总贷款中的比重，我们发现各年农业贷款额在总贷款中的比重都没有超过12%。我们的一个经验判断是，长期以来江西省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金融发展的二元性，“三农”的贷款需求难以真正得到满足。

第三，财政支农资金比例下降。财政支农是支持农业和农民增收的最直接方式。然而，现阶段，江西省经济建设任务繁重，财政对农业投入不足一直是江西省农业发展的瓶颈。1980年，江西省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为3.55亿元，占财政总

支出（16.2701亿元）的比重为22.2%；1990年，

江西省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为7.718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50.7559亿元）的比重为15.2%；1996年，江西省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为17.9157亿元，占财政总支出（131.8475亿元）的比重下降为13.6%；到了2009年，江西省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的支出总额为203.4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1,562.37亿元）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为13.0%。

第四，农村地区资本形成不足。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把资本的增加作为国民财富的源泉。后来许多经济学家也都非常注重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罗丹的“大推进”理论都分别论述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目前江西省农村地区资本形成的不足，将会抑制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有效发挥。统计资料显示，1980年，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8.8亿元，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3.7亿元，占总数的72.87%；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1亿元，仅占总数的27.13%；2000年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48.2亿元，

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76.2亿元，占总数的68.6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72.0亿元，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为31.38%）；但是，2009年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643.1亿元，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008.1亿元，占总数的90.44%；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35.0亿元，仅占总数的9.56%。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摆脱陷入“恶性循环”，关键是扩大投资、注入资本。因此，自身资本形成的不足将是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

第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尽管市场机制可以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但它也会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会导致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难以维持，从而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并破坏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因而，调节收入分配、减小收入差距、援助社会贫弱阶层就成为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是，在江西省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不满。1990年，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669.90元，城镇住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187.88元，是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的1.77倍；2000年，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2,135.30元，城镇住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5,103.60元，是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的2.39倍；2010年，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5,919元，城镇住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9,109元，是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的3.23倍。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了江西省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在进一步的拉大。

第六，农户消费支出结构不合理。资料显示，长期以来江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不够合理。在总支出中，食品依然占着绝对比重，也就是说，江西省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仍然很高。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2000年～2009年在这10年中，大部分年份，江西省农民的恩格尔系数都在50%以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由此看出，江西省的农村居民生活依旧处于较低的水平。

三、优化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的政策建议

良好的金融生态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经济更快发展，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为当前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2011年《江西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现代手段装备农业、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实现江西省的农业现代化，必须以金融作为杠杆，金融机构要不断改善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按照这一具体要求，结合当前江西省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现状和特点，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加大财政支农力度。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往往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为脆弱但又很重要的产业。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给予农业各种补贴和保护。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农业财政支出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45%～95%，即使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也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10%[6]。前面分析的结果表明，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说明了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扭转。

其次，完善农村金融生态的法制建设。在道德风险的驱使下，金融机构容易过度承担风险，导致过多借贷等问题，因此必须完善农村金融生态的法制建设，逐步建立完整的农户资信档案，以最大限度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一，要及时的考察农户的最新动态，定期评定农户的信用等级，以建立有效的信息信用环境，节约主体间的交易成本，拓展社会经济交往和交易边界，保证交易的连续性和顺畅性；其二，还要加大诚信宣传力度，增强农民的信用意识，要从立法、执法方面推进农村金融法制环境规范化、制度化，尽可能减少呆账、坏账，降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以更好地实现由金融机构资金农户需求满足农村经济发展更好地还贷这种良性循环。

第三，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对农业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稳定器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农村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趋短化日趋严峻的情况下意义更为重大。然而，一直以来江西省农业保险发展较为滞后，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2005年，江西省农业保费收入为0.17亿元，全国农业保费收入为7.0亿元，在全国农业保费收入中的比重只有2.4%；2009年，财政部联合地方省份的财政部门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农业保费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江西省农业保费收入增加至1.28亿元，全国农业保费收入增加到133.9亿元，但是在全国保费收入中的比重却下降到0.96%。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应尽快制定适合江西省省情的农业保险办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四，扩大金融支农资金渠道。①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拓宽农村金融市场融资渠道。完善的资本市场有利于资本集聚、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提高金融体系效率。针对实际情况，当前可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引水”功能，在农村金融机构中创建农业投资基金、农民技能培训基金、发行新农村国债等，通过对亟待发展的农业实行资本运作，以解决因财力有限而不能满足的资金需求的困难。②改革邮政储蓄机构只存不贷的制度困境，建立邮政储蓄资金的回流机制。长期以来，我国邮政储蓄机构施行的是“只存不贷”的政策，这使得农村资金的大量被抽走，当前江西省邮政储蓄机构要迅速完成角色转换，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功能由“抽水机”和“吸血器”变为“蓄水池”和“调节器”。

[参考文献]

[1] 周小川. 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N]. 金融时报，2004-12-

07.

[2] 徐诺金. 论我国金融生态环境问题[J]. 金融研究，2005（11）：31-38.

[3] 李爱喜，章玲超. 农村金融生态功能恢复原理与政策研究[J]. 财经论丛，2007（2）：55-60.

[4] 韩延春，喻 伟. 金融生态系统与生物生态系统的内相似性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0（2）：83-95.

[5] 唐 赛，惠晓峰. 中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绩效实证分析[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7-43.

[6] 朱 刚. 我国财政支农规模问题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1998（10）：76-79.

A Study on the Lag Condition, Causes and Resolutions

of the Rural Financial Ecology in Jiangxi Province

Zhou Caiy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East China Jiao Tong University，Nanchang330013，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