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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扶贫；西部地区；模式；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

西部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等诸多挑战。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是西部地区的基本特征。2010年我国共有贫困人口2 688万，其中，西部地区1 751万，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66%[1]。2010年我国的平均贫困发生率为2.8%，西部的贫困发生率高达8.3%[1]，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几乎是东部地区的17倍。在国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新确定的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就有9个[2]。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西部贫困地区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与东中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的扩大，贫困人口的分布进一步向西部地区集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比重由1998年48%上升到2010年65.9%。

西部地区贫困现状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总体上看，目前西部的贫困现状与自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随着贫困人口规模的减少，生态环境在诸多致贫因素中越来越突出。我国贫困人口当前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恶劣、自然资源匮乏、地理位置偏远地区， 这就使得我国的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间存在高度重叠[3]。同时，贫困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如果生活在当地的人们不能在经济和生活上脱贫，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生态环境的过度开发乃至破坏。而单一的生态保护治理政策或脱贫政策都难以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因此，反贫困应从生态环境入手[4]，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扶贫开发的有机结合，实施生态扶贫战略，实现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改善与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双赢”目标。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案例区提出了生态扶贫的概念，对生态建设与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耦合关系[5]、生态灾害对农牧民生计的影响[6]、以及贫困地区生态服务功能建设[7]等方面进行了部分案例地区的研究。然而，目前已有的研究缺乏对生态扶贫内涵的系统诠释，对整个西部地区如何实施生态扶贫研究较少。本文将深入分析西部地区贫困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并系统性地提出西部地区生态扶贫的基本模式和政策建议。

1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与贫困的耦合关系

贫困既是生态环境脆弱的产物又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由于生态环境脆弱，生产条件差，生态环境承载力较低；而越是贫困的地区对生态环境的依存度越高，生产方式落后，决定了只能采取一些简单粗放的生产方式来开发那些相对容易开发的水土、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不易开发的自然资源又无力开发，落后的生产技术使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商品经济落后，贫困必然发生。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对劳动力需求增加，使人口压力持续增加，迫使人们高强度地、过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导致生态退化乃至荒漠化，进一步加剧生态系统破坏，使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质量下降，产出减少，加剧贫困。这样就使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陷入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中（图1）。西部贫困的发生以及贫困程度的大小与当地生态环境状况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我国，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两者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国家环境保护部2005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95%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老少边穷地区。中国最贫困的人口多生活在环境破坏最为严重，自然恢复能力最低的地区，西部地区的有70%的贫困县分布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贫乏的自然资源以及对外交通不畅是导致西部地区贫困的综合因素。其中，恶劣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地质灾害频繁，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地貌不平坦，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可利用耕地面积少；气候条件恶劣，干旱、高寒制约农作物的生长。

首先，西部贫困地区多处于自然灾害高发区。地震、泥石流、沙漠化、水土流失等灾害是导致受灾地区贫困和返贫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恶劣的气候环境制约了多种农业作物的生长，造成植被单一，生命系统脆弱，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长期影响。特别是极端气候灾害对居民生命财产、农业生产活动、社会基础设施等造成极大损失，而且给灾后恢复和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其次，贫困地区多与高山、丘陵相伴随，这种地形决定了耕地数量少、可利用土地和水资源少，农业的自然条件差。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农业生产条件恶劣，以及农业生产土地资源贫乏，土壤肥力差，这使得土地的单位产出低、总产出量少。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低，制约了集约经营。农业生产的低产量和不稳定，不仅使政府财政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减少，而且致使扩大再生产的经济积累很少。

1.2集中连片贫困区多位于主要生态功能区，绿色贫困问题突出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西部地区9个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被列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成为国家重点保护和禁止开区域，承担着为国家或地区提供生态服务的重要义务。这些地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丧失许多发展机会、付出机会成本。同时，以农牧业为主，耕地和草场的限制开发，打断了农牧民广种薄收和扩大放牧面积的增值路线；排污和环保指标的定额，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部分有一定经济效益的地方工业的发展，导致这些地区的多数居民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成为绿色贫困人口。而一些地区生态环境良好，农牧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却因地理区位差，远离经济中心，限制了优势资源的发展和对外经济联系，对外交通等联系不畅，同样让当地居民陷入贫困，成为贫穷的“世外桃源”。 总体来看，西部大多数贫困地区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生态功能定位制约了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开发，甚至一些重要生态功能区群众也成为“生态贫民”的尴尬局面。

1.3地区贫困加剧生态退化

贫困地区经济水平低，产业结构落后，决定了粗放式的发展路径，农业上广种薄收，毁林开荒，以满足基本食物需求，畜牧业不断萎缩，加剧生态退化，使本来就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脆弱。低端工业决定了能耗与污染大，过分依赖矿产资源开发，产业链条短，矿产资源利用程度低，产品附加值低。例如，部分西部贫困地区的大型煤炭企业缺乏高新技术的支撑和大型战略投资者的带动，只是进行原煤、洗煤生产，经济效益低下，能耗排污大，产业单一化，不仅破坏当地环境污染，而且增加了地质灾害的发生。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居民环保意识不强，环境整治力量薄弱。居民生活质量不高，要求他们注重环境污染与承载力协调发展是不现实的，而且贫困地区财政收入低，经济实力弱，不能够也不愿意支持昂贵的环境治理费用。

2西部地区扶贫开发面临的挑战

2.1西部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因灾返贫率高

目前西部地区尚存在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自然条件严酷、基础设施落后、社会服务水平差的边远山区。这些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因灾返贫率高。大部分集中连片贫困区山大沟深，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长期面临干旱、洪涝、泥石流、冰雪、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导致返贫率居高不下。2008年四川因地震和雪灾造成返贫、致贫人口60.5万人，其中汶川地震就使58万人返贫。青海贫困农牧区常年返贫率13%左右，灾年25%，重灾年50-60%[8]。甘肃舟曲作为生态环境脆弱和贫困双重地区，在短短三年之内经历了“汶川地震”和“舟曲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短暂恢复的社会经济建设再一次遭到重创，贫困人口迅速增加。同时，该类地区地处偏远山区，信息闭塞，交通不便，进行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由于大多数贫困县农业基础薄弱，长期以来，“大灾大返贫，小灾小返贫”成规律性发生。

2.2经济基础落后，扶贫资金缺乏

西部贫困地区普遍生产方式单一， 第二、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对水土等自然资源依赖大，随着人口的增加造成对环境的破环压力不断增大。同时，西部绝大部分地区经济基础差，地方财政能力弱，扶贫资金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省级和地方资金十分有限，资金供给远不能适应贫困地区实际发展需要，与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如甘肃省扶贫整村推进中每个村投入财政扶贫资金50-70万元，而实际需要100-120万元，扶贫资金缺口较大。此外，贫困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能力弱，资金缺口依然庞大。

2.3劳动力素质低下，自我脱贫能力弱

西部地区不但是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同时也是知识贫困和人力贫困最突出的地区[9]，各类教育水平均不同程度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年西部地区盲率高达11.37 %， 远高于全国7.1%的平均比重。西部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3年，也低于全国8.3年的平均水平。全国有35%的学龄儿童在贫困地区，但只有4%的大学生来自贫困地区。贫困地区只有40% 的初中毕业生能够继续接受高中教育[10]。同时，西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质量不高，学生营养不良状况也很突出，直接或间接地对未来劳动力素质产生重要影响。此外，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相当落后，不能满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专门技术人才的需求，也难以给贫困地区劳动力提供有效的实用技能培训。

教育水平落后和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导致西部贫困地区的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劳动力素质长期低下，接受新技能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差，缺乏足够的生存能力，难以在收入较高的城镇非农行业就业。与此同时，较低教育水平和较差的卫生条件造成了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现象，加剧了贫困人口结构的恶化。

2.4扶贫资金分散，难以产生有效合理

由于扶贫项目归属不同的管理部门，我国的扶贫资金处于多部门管理状态。例如：发改委系统管理的以工代赈资金、交通部门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科技部门管理的生态建设资金等。各部门在扶贫项目安排、资金区域投向上常常相互独立，没有协调，造成资金投入在区域布局上的分散化，且单独部门的资金投入有限，影响了扶贫效果。

2.5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脱节

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是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两项主要任务，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任务在空间上存在高度重叠。然而，遗憾的是，虽然西部地区已经开展了多项生态治理工程和扶贫开发工程，但很多的生态建设工程很少考虑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也很少考虑生态建设，使得当前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脱节。因此，兼顾减贫和改善生态环境双重目标，亟需探索一条符合西部区情的生态和扶贫“双赢”的道路，实施生态扶贫开发战略。

3生态扶贫的内涵与模式设计

3.1生态扶贫的内涵

生态脆弱是我国西部最大的特色，贫困是最大的问题，生态因素是西部贫困的根源之一。要实现改善生态环境，使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最佳途径就是生态扶贫。所谓“生态扶贫”就是要坚持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同步进行，生态恢复与脱贫致富相互协调的原则。结合生态综合治理和保育项目，挖掘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性就业岗位，为当地贫困农牧民劳动力提供生态就业机会，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同时，通过生态移民与劳务输出等扶贫开发方式，减轻人口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压力，转变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从而有效解决贫困地区人口、生存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减压增效，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致富。对于短期难以外迁的贫困人口，实施智力扶贫，提高教育程度，推动教育移民，增加未来非农就业能力。

3.2生态扶贫模式设计

3.2.1原地生态扶贫模式

对于位于农牧业生产条件较好或区位条件较好（如：地区经济中心郊区）地区的贫困人口和少数民族地区因文化、教育等差异难以移出的贫困人口实施原地生态扶贫开发。原地生态扶贫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加大生态建设扶贫力度，引导部分农牧民向生态工人转变。结合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公益林补偿、天然林资源保护、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及生态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挖掘生态建设与保护就业岗位，为生态保护区的农牧民提供就业机会，使当地农牧民直接参与到生态保护和治理工程中，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例如在澳大利亚卡卡度国家公园的环境管理中，绝大部分的公园生态环境保育项目都是雇佣当地土著民众参与实施，一方面保护了当地的土著文化，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有了持续的生计来源。此外，要根据当地环境资源承载力，积极促进农牧民放弃原有的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引导部分农牧民成为生态建设的重要力量，重点加强林业防护生态工人、节水灌溉生态工人、退耕还林生态工人及植树造林生态工人等培养，稳步推进生态工人队伍建设。

（2）推进特色生态产业扶贫发展，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发挥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积极培育草畜、中药材、果品、瓜菜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鼓励和帮助龙头企业按照市场运作的方式，与农户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和扶持贫困农户发展生产，通过特色生态产业加大贫困人口的收入。如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以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扶贫为特色的“晴隆模式”既解决了农民的增收问题，又解决了生态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充分肯定。

积极打造特色农业重点品牌，特别是贫困地区绿色产品认证、原产地认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保证每个重点品牌产品有广告策划方案、利用各种宣传平台宣传品牌，在全社会形成品牌效应，促进拓宽产品市场，实现生态产业农户可持续收入增长。加快贫困地区生态旅游、节水产业等其他生态产业发展，千方百计吸收当地农牧民劳动力。

（3）积极拓展整村推进工程，促进农村生活环境与自然环境融合。整村推进是原地扶贫的重要方式，在整村推进中科学把握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及农村环境优化间的关系，以县域为重点，鼓励多方整合资源，统一规划，集中投入，实行水、电、路、气、房和优美环境“六到农家”工程。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实施清洁能源、卫生厕、卫生厩、路旁植树、道路及庭院绿化等环境优化项目。对贫困村相对集中的地方，可连片制定规划，实行整乡、整流域、整片区扶贫攻坚的整体推进，提升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的规模效益。采取考核奖励、建立产业协会、扶贫互助社等方式，加强对已实施整村推进项目村的后续管理，巩固扶贫成果。我国在“十一 五”期间整村推进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国家新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整村推进仍然作为国家专项扶贫的重要内容之一。

（4）加强“3+9+3”教育，全面提升贫困地区未来劳动力素质，推动生产方式转变。立足长远，切实加强贫困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全面提升未来贫困人口素质水平，实现劳动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双提高。通过创造条件，整合力量，尽力实施贫困地区农村孩子3年学前教育，解决外出务工农民孩子安全入园入托问题；彻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加大教育设施建设，推进基础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努力发展义务教育后3年的生存技能培训，增强贫困地区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就地工作能力。2007年开始，甘肃省扶贫办在全国首先启动了贫困家庭“两后生”（初中后和高中后不能升学的毕业生）劳动技能培训工程。2009年，甘肃省又在此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实现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免费，并成立了甘肃省贫困地区“两后生”职业教育培训集团，从而加大了甘肃省农村贫困劳动力的转移力度。截至到2010年甘肃全省共培训“两后生”6万人，其中已毕业就业2.8万人。据跟踪抽样调查，接受过中长期技能培训的“两后生”与未培训的一般劳动力相比，每月工资差距在一倍以上。“两后生”培训已成为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和首要选择。

3.2.2离地生态扶贫模式

以水源涵养林区、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风沙及荒漠化威胁严重、生态环境脆弱、重要生态功能地域等区域为重点， 进一步推进生态移民范围和补助力度。重点实施将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地质灾害频发、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就地脱贫无望的贫困人口向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转移； 加大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向当地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输出力度。而对处于地质灾害频发地区的贫困劳动力人口，积极探索实施和支持劳务移民，促进就业地落户安家。离地生态扶贫的主要内容包括：

（1）拓宽生态移民范围，加大跨省移民力度。继续扩大移民搬迁范围，探讨有计划的跨区域国有农垦系统安置模式，尤其加大汉族人口的跨省外迁。如：甘肃河西地区向新疆建设兵团的移民安置，一方面减轻了河西地区的生态压力，另一方面，移民的生活生存条件得到改善，收入增加。生态移民要以选点为基础，以建房为前提，以工作为根本，以文化融合为目标，切实保证生态移民人口在新安置区的长住久安，杜绝“迁后返贫”和“重返原籍”现象。

（2）拓宽贫困人口进城增收渠道，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就近转移。积极发挥各贫困县自身优势，千方百计拓宽贫困地区群众向当地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转移。加强工业园区建设、小城镇建设和移民搬迁相结合，依托产业园区建设和二三产业发展，选择县城、重点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有条件的乡村旅游开发区，对生态移民进行集中安置。例如：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建设的移民新村紧邻镇政府，并配套建设农民返乡创业园。通过移民新村与工业园区建设的结合，形成“移民-就业-经济发展”的循环机制保障了迁移人口的后续生计问题。由于绝大多数移民缺乏新的就业技能，因此，要有针对性地对农民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满足企业用工的基本要求；搞好职业技能培训，实施技术工种与熟练工种、进厂培训与引厂入县培训、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专业培训与务工常识法律知识培训结合，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由数量型向质量型、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化。对于自发的进城务工人员，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居住条件，逐步实现稳定转移。

（3）鼓励贫困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鼓励贫困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有序劳务输出，从根本上缓解当地人口和环境资源压力。健全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劳务培训体系，整合培训资源和培训资金，推进培训方式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借助政府力量在东部沿海地区创建劳务合作平台，拓展劳务输出渠道，开展订单培训，扩大劳务经纪人队伍规模。如甘肃省采取政府组织、市场运作的办法，开展农民工培训，建立劳务基地，拓宽劳务市场，每年输出农民工都在230万人次以上，人均纯收入2 000元左右。仅2008年上半年，甘肃就组织省外劳务移民1.87万人。外出打工的农民，大部分做到“输出一个劳力，省下一份口粮，学会一门技术，带回一笔钱，养活一家人。由于劳务输出直接瞄准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使得劳动力转移成为贫困家庭稳定增收的一个重要来源。许多地方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健全农民工工资保障、就业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是贫困地区农民工长期稳定外出打工的重要保障。

4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西部地区贫困和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生态环境在诸多致贫因素中越来越突出。同时，劳动力素质低下也是造成长期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扶贫开发的有机结合，实施生态扶贫战略，它是实现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改善与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双赢”目标的重要途径。根据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生态扶贫可分为原地扶贫和离地扶贫两种不同的模式。为了更好的实施生态扶贫战略，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4.1控制人口增长，加强教育投入

人口增长过快是造成西部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重要根源。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对保护环境、减少贫困有显著的作用，通过“教育移民”缓解生态压力，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手段之一。解决西部贫困，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减少贫困地区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中去。但是，教育是决定能否转移和找到工作的决定因素。因此，从长远看，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改善贫困地区人力资源质量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核心。

（1）坚持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工作结合起来，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户采取优先和优惠的政策措施，对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的县、乡、村，在扶贫资金、扶贫项目的安排和计划生育事业费的投入上予以重点考虑和重点扶持。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优先、优惠政策，通过利益导向机制，调整人们的生育观念。减少人口压力。

（2）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居民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更加重视劳动力技能型培训，重点面向市场需求的具有证书、实用技术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积极实行“订单式”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稳定的非农就业能力，提高收入水平。实施中等职业教育东西联合培养计划，鼓励东部与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联合办学，面向西部农村招生，并对贫困地区学生实行免费的中等职业教育。鼓励东部高等学校与西部贫困地区高校联合办学，为贫困地区培养高级专业人才。

（3）实施教育移民，缓解生态压力。通过对贫困脆弱生态地区实行区外教育、区外就业的措施，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异地生存能力，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主动迁移代替强制性移民搬迁，从而减少当地生态压力，实现人口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4.2建立扶贫部门与生态保护部门统一协调机制，促进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1）尝试建立省级扶贫部门与生态部门联系会议机制，确立两个部门管理事项的宏观调控机制及监督协调机制，统筹扶贫资金和生态建设资金，实现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有机统一。对于生态功能与贫困重合地区，确保生态建设项目中生态补偿部分与当地扶贫开发项目相衔接，实现生态扶贫效率的最大化。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促进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有效地打破“部门割据”与“条块分割”的局面，切实落实财政扶贫与生态建设资金报账制、项目公示公告制、招投标制、竣工验收制和定期审计检查等制度，进一步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以县（市、区）为重点，基于连片贫困区集中开发与解决突出生态问题的项目资金渠道不变、用途不变原则，建立和完善资金整合机制。

（2）将扶贫开发中的“以工代赈”与农田水利建设相结合，通过“以工代赈”工程，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水利建设和基本农田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将“以粮代赈”和“退耕还林还草”相结合，积极执行“以粮代赈”政策，解决贫困人口温饱，同时，继续完善和执行国家无偿向退耕农户提供粮食、生活费补助等退耕还林政策，提高退耕农户补助。鼓励贫困地区创建新的保护生态建设和“以工代赈”结合工程。不仅仅局限于退耕还林、还牧、水土流失治理等方面，只要关乎生态恢复、生态保护的项目，国家均以奖励和资助并重的政策，协助这类工程的开发、实施建设。

4.3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1）培育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业。立足资源优势，面向国内外市场，培育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业，支持扶贫龙头企业和设施农业的发展，千方百计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开发和培育“绿色、优质、安全、高产”的农产品，形成一批规模化、标准化、设施化、品牌化、生态化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做到扶贫和生态建设的有力结合。

采取有效措施扶持贫困地区的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依托一批龙头企业的带动和辐射，由农村合作组织引导与管理，形成区域性产业。在政策上给予龙头企业优惠，资金上给予补助。

（2）因地制宜的发展民族和地方手工业和特色生态旅游业。依托当地独特的文化、人文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以生态旅游业为重点的文化产业。同时，大力挖掘地方传统民族产品，鼓励民族特色工业和地方手工业的发展，加大对相关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当地农牧民就业，增加贫困人口收入。

（3）打造绿色品牌，实现“绿色利润”还民。以无公害、无污染、无破坏为原则，立足绿色资源和文化资源，创建西部绿色品牌，涵盖农业产品、旅游产品、服装和文化创意。注重技术创新、产品设计、产品生产到产品包装等环节，以企业宣传构架西部绿色品牌体系，将西部贫困地区打造成为未来大众消费、休闲的绿色品牌。

同时，始终以广大农牧民作为全过程的参与实施者和最终受益者，在发展特色农产品和绿色产业时，以广大农牧民为主体，农村产业为依托，做到解决生计，增加收入，改变传统低端污染型工业发展思路；地方政府应做好鼓励农民创业环境和劳务输出组织工作，做好产品的宣传、销售渠道、引资等环节。依托绿色资源、发展绿色产业、收获“绿色利润”是贫困地区最有效的可持续生计的根本举措。

4.4完善生态移民的制度安排

建立跨省生态移民统筹管理联络机构，由省级政府统筹管理生态移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并且保证移民安置地基本住房用地和农耕用地需求，制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引导相关市县（区）采取与对口市、县（区）衔接、与园区管委会衔接、与用工企业衔接、与培训学校和劳务基地衔接等行之有效的措施，积极组织生态移民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乡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凡是人均收入低于本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移民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并针对不同年龄移民人口，开展相应社会福利服务。移民迁入地相关部门确立以生态移民就业稳定率、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参保率作为工作考核指标，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为生态移民享受良好的生计条件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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