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管理的海恩法则十篇

安全管理的海恩法则篇1

海恩法则与墨菲定律区别是：海恩法则指出每一次事故都是可以提前预防的；而墨菲定律则指只要存在发生事故的原因，事故就一定会发生，而且不管其可能性多么小，但总会发生，并造成最大可能的损失。

海恩法则是德国飞机涡轮机的发明者帕布斯·海恩提出的一个在航空界关于飞行安全的法则，多被用于企业的生产管理，特别是安全管理中。

（来源：文章屋网 ）

安全管理的海恩法则篇2

【关键词】三鹿奶粉 海恩法则 媒体预警

一、三鹿奶粉事件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震惊全国。这场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给众多无辜婴儿的健康带来了巨大伤害,也使众多家庭遭受痛苦。不可否认,企业违反食品安全生产规定,违反职业道德,是事故发生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原因。但是,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进行反思,我们会发现,此次事件的征兆,其实早在当年3月就已经显现出来,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有消费者投诉三鹿奶粉。2008年3月初,三鹿集团接到消费者投诉,投诉中称“婴儿服用问题奶粉后尿液发红,有结晶现象。”

第二阶段:出现结石宝宝。2008年3月中旬,南京出现全国首例肾结石婴儿病例。南京大学医学院接到南京儿童医院送来的10例泌尿系统结石样本,经检验发现,结石混合成分在我国此前从未发现过,发病者均为尚在哺乳期的婴儿;6月28日,甘肃出现首例患儿;7月,广东出现疑因食用三鹿奶粉引发肾结石的病例;7月16日,甘肃卫生厅接到多起患病报告;8月1日,三鹿查明不法奶农掺入三聚氰胺,但未对外公布消息;9月1日,豫赣鄂等多省发现类似病例;9月8日,甘肃14名患结石的婴儿住院,并且他们均来自农村;9月10日,陕甘宁再现6例结石病例,南京出现10例结石病例。

第三阶段:三鹿集团承认奶粉有污染。2008年9月11日,甘肃59名婴儿患病,1人死亡;9月11日,三鹿上午称奶粉质检合格,没有18元价位奶粉,晚间承认700吨奶粉受污染;9月11日,卫生部提醒停止使用该品种奶粉;9月12日,三鹿集团辩称不法奶农掺入三聚氰胺。

第四阶段:警方传召嫌疑人员。2008年9月12日,石家庄警方传唤78名问题奶粉嫌疑人;9月12日,质检总局开始全国性调查。

从整个三鹿奶粉事件信息公开路径中,我们可以看出,信息公开处于明显的滞后状态,直到2008年9月11日,由简光洲撰写的《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在《东方早报》刊发,首次披露了导致众多婴儿同患肾结石的原因可能为“三鹿”奶粉,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质量问责风暴,揭开了中国乳品行业“三聚氰胺”黑幕。

二、海恩法则与媒体预警

媒体是社会的望哨,对突发事件应承担预警功能。德国人帕布斯・海恩曾提出过“海恩法则”。海恩在对多起航空事故的分析中发现,每一次事故总有一些征兆表现出来,但是人们要么没有注意到,要么即使注意了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埋下隐患,导致事故的发生。据此,海恩总结出一条规律,即“在每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l000起事故隐患。”要想避免一起事故的发生和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就必须第一时间发现那些可能引发事故的征兆和隐患,将事故即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扼杀在萌芽中。海恩强调“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制度,在实际操作中,也无法取代人的素质和责任心”。

现代社会人类活动面对的是海量信息。如何从各色信息中迅速甄别出危机的征兆,从而为消除危机发生腾出足够的时间,是我们面对的挑战。作为肩负着社会责任的媒体,“媒体预警”的理念必须时刻谨记。

危机事件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一般来说,危机的发展有四个阶段:即潜伏期、爆发期、扩散期和消退期。根据海恩法则,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危机在爆发前,即潜伏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征兆,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结果。“在危机到来的时刻再关注危机是不幸中的大不幸”。

媒体预警的着眼点是发现危机的征兆,以求及时甄别隐患,扼杀危机,这一点与海恩法则在原理上高度契合。媒体预警作为社会预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危机即将来临或处于萌芽状态之时,大众传媒对有关信息进行采集和处理,并将信息传播出去,以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或危害。

结合海恩法则,我们重新审视整个三鹿事件的发展路径发现:第一阶段,3月中旬即事故的潜伏期,三鹿集团就曾接到消费者投诉,但这一明显的征兆没有得到媒体的重视,媒体也没有对这一食品安全生产活动中的“非常态”的征兆进行及时探究和报道,造成了预警上的缺失。而最终,事件在历时半年之后,才被曝光。事件发生后,三鹿集团曾向政府提出两项要求,其第二项要求即“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显然,这是想让政府对媒体进行“管控和协调”,把自己的损失减至最低。这不仅损害了媒体自身的公众性、公开性这一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受众的知情权。

不可否认,在企业能够调度的多种资源中,媒体也是其中之一。五年前,三鹿是“大头娃娃”事件中的45家问题奶粉厂家之一,但很快三鹿就使自己从问题奶粉的传媒名单中消失了。有人曾做过统计,2008年9月12日下午,将网上的热贴《三鹿,在小朋友的生命健康面前请不要表演》作为关键词搜索,Google显示11400条,而百度仅显示11条;9月13日上午,“三鹿奶粉事件”Google显示11800条,百度仅54条;当天21:50,在Google搜索“三鹿公关案”,得到34500条结果;在百度只得到243条。这似乎也应证了之后的“三鹿300万元企图摆平搜索引擎”的传闻。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有一句话传播颇广,他说:“媒体就是社会的保健医生。它的主要职责是帮助社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三鹿事件中信息公开滞后,某些企业能够屏蔽信息或是瞒报谎报信息,说明媒体的预警作用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挥。

媒体预警作为整个社会预警机制中重要的一环,肩负着反映舆情、发现隐患、避免危机发生的重大职责。危机征兆作为一种“非常态”信息,具有突发性、持续性、复杂性的特点。公众对于危机的信息需求相比常态的信息需求,表现出更迫切的心理特征。大众传媒应该在危机处于萌芽状态或即将到来之时,迅速搜集来自于各个渠道的征兆信息,及时对信息进行有效甄别和处理,并予以合理报道,履行好媒体的预警功能。

海恩法则告诉我们,事故征兆能否被及时发现与人的责任心有很大关系,媒体应担当起社会守望者的角色,运用制度和公众舆论的力量,将社会上的一些风险因素或危机征兆及时表达出来,避免对社会造成危害。■

参考文献

①彭宏恺,《从红海海难看海事管理中的“海恩法则”》,《中国海事》,2006年3期

②肖艳艳,《“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中国新闻传播业的意义》,人民网――传媒频道,2008年4月

③王蓓蓓,《展江:舆论监督和新闻立法的守望者》,《今传媒》,2008年9月

④赵艳丽,《网络舆论监督:打造同一个舆论场》,《青年记者》,2007年8月下

⑤李勤,《新闻传播环境优化对知情权的保障》,《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⑥罗小萍,《舆论监督的法制现状及其改善》,《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

安全管理的海恩法则篇3

以“骷髅头”作为商标的海德当恩制造公司，位于美国乔治亚州的保德尔斯普林斯市，是一家规模较小的公司，而且公司的历史也只有3年。但在这3年中，凭借着生产高品质的AR15系步枪的配件与整枪，在AR15的粉丝中培养了许多公司产品的拥趸者。海德当恩制造公司的配件产品包括AR15系步枪的枪管、上机匣、下机匣、消焰器、消声器与背带环等。这些配件质量上乘，做工精良。

当有能力生产高品质机匣后，海德当恩公司开始转战AR15整枪市场，推出了面向民用市场的XPR15 BR半自动步枪系列与面向警用市场的XPR15 SR半自动步枪系列。

XPR15 BR半自动步枪系列有黑色与沙漠色两种款式，其中沙漠色型号的上、下机匣表面均呈黄铜色，全枪聚合物部件大都采用了当前流行的麦格普MOE系列沙漠色配件，包括枪托、护手、握把等。

针对警用市场的海德当恩XPR15 SR系列有5.56mm与6.8mm口径两种型号，为警用提供了不同威力的选择。

2010年，经过对市场的调研后，公司意识到普通巡警对AR15步枪有着不一样的需求，一款专为巡警量身打造的AR15诞生了――这就是XPR15 EBR（Enhanced Battle Rifle，增强战斗步枪）。

高性能的XPR15 EBR

设计细节改进

海德当恩XPR15 EBR半自动步枪属精确射击步枪，枪管采用浮置式设计。该枪口径为5.56mm，全枪长914mm，枪管长406mm，空枪质量3.85kg。其冷锻枪管使用4150号合金钢制造，膛线导程为178mm，枪管前方安装有公司生产的标准鸟笼型消焰器，也可以换装迈克工业生产的新型鸟笼型消焰器。迈克尔工业公司生产的新型消焰器是专门针对导程178mm的枪管设计的，比起老式的鸟笼型消焰器有着更好的抑制后坐力的效果。枪管中后部四周有305mm长的海德当恩MC12多功能导轨。XPR15 EBR的上、下机匣均采用6160铝合金打造，表面采用阳极电镀处理。

平顶式上机匣与传统的AR15上机匣外形并不相同，最明显的区别是横截面由原来的圆形改成了棱角分明的梯形。并且为了更好地优化抛壳方向，抛壳窗后的抛壳导板也增大了许多，后面的辅助推机柄座的横截面也由圆形改成了方形。机匣上刻有XPR的铭文，

枪机与拉机柄均采用158钢制造，非常可靠。枪机上带有海德当恩公司的“骷髅头”商标。

麦格普的高标准配件

全枪聚合物部分均使用麦格普公司的产品。麦格普MBUS准星与照门安装在机匣顶部的导轨上。准星可折叠，并带有护翼。照门为觇孔式，可调节风偏，不用时也可折叠放倒。握把采用了麦格普MOE握把，这款握把前后均带有横向防滑纹，并且握把内部带有可以放置电池或者备用枪弹的储藏室。枪托为麦格普MOE系列的5段式枪托，枪托后部带有一个橡胶缓冲垫。客户可选附件里还有一款很特别的麦格普公司的产品――空仓挂机延长杆，其可安装在原来的空仓挂机上，并延伸至扳机护圈上方，这样，射手扣扳机的食指不用离开扳机就可操作，使用方便。下方的扳机护圈也是麦格普公司的产品，这款护圈中间略向下弯曲，增大了扳机护圈内部的空间，使射手戴着很厚的手套也能射击。

增强战斗配件

海德当恩公司针对巡警的特别需求，增加了一套增强战斗配件，其中包括一款休・费尔公司刚刚面向AR15市场推出的大容量弹匣。休・费尔大容量弹匣共两款，分别是容弹量为100发的MAG-100与容弹量为60发的MAG-60。因为容弹量为100发的弹匣非常长，不适合携带，海德当恩公司采用的是容弹量60发的MAG-60。这是一款四排弹匣，比传统的AR15弹匣要宽，长度比普通弹匣略长，容弹量却增大了1倍，十分适合普通巡警使用。因为普通巡警不像SWAT特警或军人，一般不会身穿战术背心，更不会随身携带备用AR15弹匣。只有30发容弹量的AR15步枪，如果面对特殊情况便无法应对，而如果容弹量增大1倍，则可以持续应对突发事件，或足够撑到其他巡警赶来。

海德当恩公司为了应对左右手不同习惯的警员使用背带，巧妙设计了一种特别的背带环，其两侧均有一个固定背带的环圈。将其固定安装在枪托前部后，使用者可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选择将背带固定在任一侧的背带环圈上。

靶场测试成绩出色

测试使用了一支标准的海德当恩XPR15 EBR半自动步枪，配备了尼康M-223光学瞄具与威沃公司出品的两脚架。发射了黑山、联邦与温彻斯特等5款不同公司生产的0.223英寸雷明顿枪弹，标靶是标准圆形标靶。在100码（91.4m）的距离上进行3发一组的精度测试，其中3款枪弹发射3发后精度小于1MOA。最好成绩是温彻斯特全被甲枪弹，3发的散布圆直径仅17mm――这个成绩相当好，与旋转后拉枪机式狙击步枪的精度相当。联邦公司生产的弹头质量为2.8g的比赛级枪弹打出的成绩算是其中最差的，但3发的散布圆直径为30mm。可见这款海德当XPR15 EBR半自动步枪完全可以用于近距离精确射击。

安全管理的海恩法则篇4

“海辽”轮起义，是在中共香港工委领导下，由华润公司直接参与组织的

1949年1月下旬，平津战役取得最后胜利。人民乘胜前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以及上海等沿江大城市，已处于人民的直接威胁之下。为了保存实力，卷土重来，令招商局一分为三，一部分船只留在上海，大部分船只开始向台湾、香港撤退。

招商局原名轮船招商局，是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了解决清政府漕粮运输困难，于1872年设立的中国近代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总局设在上海，沿江沿海开设了南京、汉口、香港等19个分局。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招商局实行接管。新的招商局承担了国民政府的大量民运和军运任务。

解放大军南下，迅雷不及掩耳。中共香港工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政府驻港企事业单位，包括香港招商局，开展积极的统战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对外贸易机构――华润公司，正好与香港招商局和所属的船队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中共香港工委决定，由华润公司直接参与策反招商局在港船只的联络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东北解放区的出口商品在香港打开销路后，华润公司有了较大的发展。1948年秋，在护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之初，公司总经理杨琳（原名秦邦礼，系博古的胞弟）就考虑，要扩大国际贸易往来，靠租用苏联货船不是长久之计。经请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华润公司买下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3000吨客货轮，取名“东方”号。当时大陆沿海尚未解放，外籍船只往来行驶相对比较安全。

因为是自己的船，承担的又是秘密运输任务，杨琳请中共香港工委书记方方从工委系统内帮助物色一名熟悉航海业务的高级海员，欲让其担任“东方”轮船长。方方推荐了时年40岁的厦门港引水员、中共厦门地下党工委书记刘双恩。

早年毕业于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刘双恩，曾留校任教，培养过很多航海人员，在沿江沿海各招商分局人缘关系很熟。抗战期间，刘双恩曾在长江“峡光”轮任船长，精通航海业务。华润公司董事长钱之光和总经理杨琳派人将刘双恩请到香港会面，决定聘请他担任“东方”轮首任船长，并委托他为“东方”轮配备各岗位的高级船员。由刘双恩物色、推荐，中共香港分局协助审查，“东方”轮很快配齐了大副、二副、三副、报务员等主要船员，其中有15名共产党员。为了便于与香港港务局打交道，理顺加水、加油、生活供应等事务，总经理杨琳还决定在华润公司名下成立华夏船务公司。中共党组织调上海海关地下党员王兆勋任华夏船务公司经理。

1949年4月，“东方”轮迎着解放战争胜利进军的春风，满载着解放区急需的货物，终于启航了。

“东方”轮凯旋时，上海已经解放，招商局总部被人民接管。而留在上海的只有30多艘小海轮，其余70多艘海轮由台北招商局控制、调遣。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抓紧策反工作，不要让停泊在香港的船只再驶向台湾。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潘汉年找到杨琳商议，决定通过刘双恩实行重点突破，相机开展策反工作。经过认真周密的思考，刘双恩选择了“海辽”轮。

“海辽”轮是招商局的一艘大海轮，执行上海至厦门的客货航班。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军队已经溃不成军，随时准备逃离大陆。正逢岁修的“海辽”轮，也被急于溃逃的军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征用，以抢运物资、撤退军队。警备司令部对应征船只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包括所有船员不得擅自离船等，违者以军法论处。

“海辽”轮船长叫方枕流，时年33岁，江苏无锡县人，毕业于上海海关总署税务专科学校。抗战后期，刘双恩在“峡光”轮任船长时，方枕流任大副。其间，刘双恩曾多次送进步书籍给方枕流看，与他交流对时局的看法。有一次，刘双恩试探方枕流是否愿意到解放区工作，方枕流显得非常激动，恨不得立刻卷起铺盖投奔解放区。刘双恩开导他说，目前，我们的任务是积蓄力量，团结更多的船员，总有一天，要把的船变成我们自己的船。方枕流豁然开朗。后来，方枕流成为“海辽”轮船长，刘双恩被调到厦门港任引水员，但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海辽”轮突然驶进香港锚地，华润公司负责人秘密接见船长方枕流

“东方”轮首航成功后，不断往返于香港与大连、天津之间，把东北的木材、大豆、猪鬃、人参和中药材等源源不断地运往香港销售，又在香港采购橡胶、棉花、钢材、机电配件、轮胎、汽油、药品、军鞋、麻袋、纸张等解放区急需的货物。6月的一天，刘双恩的“东方”轮和方枕流的“海辽”轮同时停泊在香港锚地。看到“东方”轮满载着紧俏货物南来北往，而“海辽”轮却在给拉军差，方枕流的心情非常沮丧。刘双恩趁机与他彻夜长谈。

刘双恩首先向方枕流通报了招商局“中102”登陆艇配合嫡系第三伞兵团在海上起义的消息。伞兵三团是奉命撤退到台湾的部队，团长刘农和副团长李贵田都是共产党员。接到撤离命令后，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共产党员段仲宇，直接安排由“中102”登陆艇负责承运伞兵三团。4月14日下午，“中102”艇满载着伞兵三团2500名官兵和大批军事装备驶出上海港，伪装南下福州，途中却秘密转向北上，驶抵连云港解放区。和复电，嘉勉刘农团长和全体起义伞兵，祝贺他们脱离反动集团、加入人民的英勇举动。

听到这个消息，方枕流非常兴奋，决心效法“中102”登陆艇率船起义，早日脱离的控制。刘双恩叮嘱说，一定不能盲动，要等待时机，做好充分的准备。原来，招商局害怕所属海轮出逃解放区，对每次航行的燃料控制得非常严。而从南海各港口驶向大连港，必须储备足够10天航行所需的燃料，以及足够的淡水和食品。

8月下旬，“海辽”轮被调往海南岛南端的榆林港拉军差。在驶返黄埔港（今广州港）途中，方枕流以加油为由，于9月15日突然将“海辽”轮泊进香港锚地。他找到刘双恩，联络起义事宜。他态度坚决地表示，这次，“海辽”轮已经准备了足够的油料，直接驶向大连港，机会难得！

刘双恩和方枕流仔细研究了航行路线，为了避开军舰和雷达的搜寻，决定“海辽”轮在离开香港后，立即向马尼拉航线南行，穿过巴林塘海峡，转向进入太平洋，然后在远离台湾东海岸的公海绕道北上，经日本海域，沿朝鲜西海岸北驶进入渤海，最后驶向大连。方枕流表示，他和船上的骨干已做好准备，控制了驾驶台、机舱、电报房等要害部门，万一在航行中被海军发现，就与敌舰同归于尽。刘双恩再三嘱咐他，要沉着、果断，务求安全、圆满地把船开到解放区！

方枕流走后，刘双恩立即将情况向华润公司领导作了汇报。经中共香港分局批准，成立了由船长方枕流、报务主任马骏、二副席凤仪组成的“海辽”轮起义领导小组。杨琳请刘双恩和华夏船务公司经理王兆勋做东，在香港九龙南国酒家为方枕流饯行，并协助“海辽”轮做好航行中的各种物资准备工作。席间，杨琳秘密接见了方枕流。他代表中共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欢迎“海辽”轮弃暗投明。回到船上，方枕流立即召开核心骨干会议，统一思想，发动骨干秘密串联，层层开展深入的宣传工作，孤立极少数反动分子。

9月18日，“海辽”轮接到台北招商局电令，令其与其他在港船只于20日晨启航，去汕头运兵，驰援舟山。中共香港分局接到华润公司的报告后，认为“海辽”轮驶往解放区的时机已到，指示华润公司向方枕流传达上级指示：做好一切准备，选择安全航线，近日寻机开往大连；途中对“海辽”轮的船形进行改装，并用电讯迷惑台北招商局；驶入大连港前改名“安东尼”号。香港分局通过密电与中共东北局旅大区委取得联系，准备迎接“海辽”轮起义。

在“海辽”轮起义的感召下，香港招商局13艘海轮同时拉响了起义的汽笛

1949年9月19日下午6时，香港招商局下班后，“海辽”轮未拉汽笛就悄悄启航了，乘着夜色闯过鲤鱼门。晚9时整，方枕流将全体船员集中在餐厅，庄严地宣布：“海辽”轮正式举行起义，脱离反动派，开赴解放区！由于事先做了周密部署，控制了少数反动分子，局面很快稳定下来。

“海辽”轮按照事先选好的航线，乘风破浪，加速驶向菲律宾北面的巴林塘海峡。新任大副席凤仪率领船员涂掉船上所有的“海辽”字样，改装了船形。马骏指挥报务员两次向汕头招商局佯报：“‘海辽’轮主机发生故障，在同安湾抛锚修理！”

25日，报务员收听到受命驰援“海辽”轮的“海鄂”轮发给台北招商局的电报：“‘海鄂’轮已到同安湾，未发现‘海辽’轮。”方枕流判断，敌人已经怀疑“海辽”轮的行踪了。情况变得异常严重！

正在这时，香港海岸电台台风警报，说近期将有一股强台风在港汕一带登陆。方枕流大喜，下令加强收听，不再与任何电系。

27日夜，“海辽”轮驶进朝鲜西南海面，全船实行灯火管制。28日晨，一艘漆有“安东尼”号标志的海轮突然出现在大连湾，拉响了破晓的汽笛。经过八天九夜的航程，经过伪装的“海辽”轮胜利抵达大连港。船长方枕流将船员们在航程中精心制作的“海辽”轮的舵轮和救生圈模型，亲手交给前来迎接的中共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请他转呈，并向发去致敬电。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停泊在大连港的“海辽”轮上，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10月24日，发来电报，祝贺“海辽”轮起义成功，嘉勉全体船员弃暗投明的正义行动。电文说：

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海辽”轮起义是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艘海轮起义。“海辽”轮起义不久，便发出通电，号召招商局及其他官僚资本轮船公司的海员，早日驾船开回祖国大陆。与此同时，中共香港工委和华润公司决定，首先策反香港招商局经理汤传篪和副经理陈天骏等高层领导，争取香港招商局整体起义，脱离的反动统治。

“海辽”轮的成功起义，也对犹豫中的“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杨琳奉命赶赴广州，向中共华南局第一书记详细汇报了“两航起义”和招商局滞港轮船起义的准备情况。11月9日，“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两大公司及其所属的40余架飞机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50年1月15日早晨8时，随着海关的钟声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香港招商局办公大楼的楼顶以及招商局的仓库、码头上空冉冉升起。停泊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和锚地的“海康”等13艘轮船同时拉响了汽笛。香港招商局及13艘轮船上的700多名船员，在汤传篪和陈天骏的率领下宣布起义。

安全管理的海恩法则篇5

“四个一”文化创建 亮点纷呈

灵新煤矿以氛围营造、强势渗透为依托，编发《安全文化手册》《企业文化故事集》《安全文化集锦手册》，推行一个安全文化园地，一个安全文化长廊，一个安全文化广场，一个安全文化阵地。在井上下开设“员工艺苑风景线”“员工安全教育运输线”“百里煤海员工风采线”3条线。在“星光大道”和“平安岛”建立“共织安全网，微笑千万家”齐抓共管安全网，在井下开设安全之声广播站，做到了“万米巷道运输线，时时处处传佳音”。丰富了“四个一”文化创建载体，形成强烈听视冲击，增进了员工对安全理念的认知程度。

各区队也以多种形式进行教育宣传。尤其是综掘一队推行的“刺球文化”，从危险源的角度直观形象地宣传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安全理念，起到了良好的警示教育效果。

亲情文化 润泽心灵

在区队会议室，一张张“全家福”里亲人微笑期盼的眼神，坚定了员工安全第一，坚守家庭的责任。每逢员工生日，总能收到一份蛋糕和生日的祝福。在井口爱心服务站，无论中夜班，上下班的员工都会喝上一杯由家协女工热情呈上的爱心果汁或热气腾腾的茶水。清真寺阿訇经常深入班前会、井下工作面念“安全经”。中层干部坚持记民情日记，与员工零距离沟通，心贴心服务。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亲情文化在矿区的每一个角落开花结果，润泽着员工的心灵。

执行文化 规范行为

心灵是精神的土壤，行动是精神的升华。灵新煤矿以“坚决服从、严格执行”为核心，探索推行了以准军事化管理，践行“六要六戒”灵新作风为内容的执行文化体系建设。从岗位手指口述操作、物料摆放、危险源辨识、灾害处理等都有军事化的质量标准，每道程序都有军事化的操作要求，工作追求精益求精，立即执行无借口,成为每一名员工的行为准则。

“10+4”感恩文化 美化心灵

以感恩教育和亲情教育为突破口，在宁夏企业界最先开展了员工与企业相互感恩的感恩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并形成了独具灵新特色的“10+4”感恩主题教育法，坚持每季度开展一个感恩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将感恩的情结渗透到安全生产、经营建设的全过程，培育了员工心存感恩、知足惜福，立足岗位、奉献敬业的思想意识，架起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桥梁。

安全管理的海恩法则篇6

因为那个叫做康世恩的人，关于中国海洋和能源的梦想，正在实现。

以国务院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的身份，他曾是他们的领导者，并被称为“中国工业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新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在革命者生涯中，他还曾是晋县绥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

1949年之后，康世恩作为一位指挥员，领导了为共和国能源工业奠基的“十大石油会战”，催生了大庆、胜利、辽河这些中国最有名的油田。

而在他的传记和回忆录中，关于南海、西沙第一口油田、进军海洋石油的部分，大多被作为一个章节。

“康世恩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当之无愧的开拓者。”石油工业部原副部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原总经理秦文彩对《望东方周刊》如是说。

这家大型国企，亦是在康世恩的推动下呱呱落地，承担起开发中国海洋石油的使命。

这是一个横跨30余年的个人、企业与国家之梦。

海上也会有油吗

秦文彩说，关于康世恩和石油的故事，要从玉门说起。

1949年，伴随着进军大西北的号角，康世恩所在的西北野战军进抵玉门，他成为接收玉门油矿的军事总代表。

3年后，时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的康世恩起草了他对于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份重要文件：《关于调拨一个建制师担任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发展石油工业基本建设任务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最终签发者是。随后，中国第一个“石油师”成立。

未几，康世恩就成为当时中国石油管理机构的总负责人――石油管理总局局长。

一天下班，当时在石油管理总局工作的李国玉走出位于北京北海西畔的办公室，看见一群人在围观篮球场打篮球。

有人指着场子里那个戴眼镜、跑得挺快的人告诉李国玉，这就是新来的局长康世恩。

李国玉回忆，他“投进去就哈哈大笑，投不进去就紧张地跑来跑去”。

作为康世恩的部下，李国玉后来曾担任石油工业部勘探司副司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资源局局长。

如今，这位8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正准备出版一本书，以纪念康世恩，以及他们共同走过的中国石油开发的艰辛之路。

那时，和苏联专家们一起四处找油。从北京出发去西北前，康世恩特意找国家民委开了介绍信，并购买了两个景泰蓝花瓶，用于拜访当地少数民族首领。

根据勘探结果，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5个地区存在若干大油田，轰轰烈烈的石油会战由此拉开。

在1960年的大庆石油会战万人誓师大会上，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康世恩见证了“铁人”王进喜被树立为会战的第一个劳动模范。

3年后，总理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此后，康世恩挥师南下，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基地先后崛起。

而中国还有广阔的海疆，海上也会有油吗？这个问号，一直随着康世恩走上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的岗位，直至国务院副总理。

“资料井”

在秦文彩、李国玉等人的记忆中，当时苏联专家的结论是：中国南海可能是波斯湾和墨西哥湾之外的另一个“油极”。

清华大学地质专业出身的康世恩也没有含糊，联系各省、抽调人马开始在南海进行物探作业。

数十年后，康世恩曾对李国玉说，当年自己带领这个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专家组开展工作时，“忐忑不安”――如果专家组否定了中国的石油前景怎么办？

他对老部下吐露衷肠：“你能想象到我当时欢喜与不安的复杂心情吗？”

1964年，中国南海近岸第一口探井―― “莺一井”开钻。康世恩的决心是，一定要在这个叫做莺歌海的地方“抱个金娃娃”！

秦文彩说，这个战略性计划，后来被叫做“下海找油”。

那时，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美军机、军舰不断在莺歌海附近游弋。康世恩批准，为钻井平台配备武器，工人们一边钻井、一边训练。

军人作风，是康世恩留给下属们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开会时，卫士就坐在他对面，面前小桌上放着手枪。

在这个环境中开会的人们，向身着军装的康世恩汇报工作，而司局长中总有人因工作问题，被他在众目睽睽下严厉批评。

由于安全威胁，中国第一支南海石油开发队伍最终撤回。

但，康世恩没有死心。7年后的1971年，听说上海人排长队买“的确凉”，生产“的确凉”需要用乙烯，而乙烯的主要来源是石油。在的部署下，康世恩主持的燃料化学工业部决定：重返南海。

此时，这片海域的资源争夺已日趋激烈。面对多国勘探船，燃料化学工业部得到的指示是：在南海大陆架开展勘探。

这第一口井，位于西沙永兴岛。

康世恩说，永兴岛是大平台，上去打一钻，就地取资料搞研究，“永兴岛上的井是资料井，也是研究井。”

一些老人的回忆录中说，没有哪个石油基地像南海基地那样受到康世恩的重视，从打井、建码头、建基地到干部配备，都亲自过问。

这位抽烟几乎不停歇的高级官员，经常一根没抽完就续上一根，半天只用一根火柴。

在烟雾缭绕中的会议室，康世恩可以随时见到他的下属――燃化部规定晚饭后也要上班。康世恩要求，晚上9点以前叫谁谁到。

1973年6月，燃料化学工业部从中国北方抽调的物探队和钻井队开向南海。

队伍从天津等地乘火车出发，经湛江乘广州海运局的货轮和南海舰队的登陆艇直奔西沙。

很多井队职工从未见过大海，晕船很厉害，经过广州湾“鬼门关”时，“有的棒小伙子连黄胆汁都吐出来了”。

科学家和工人们由海军南海舰队护送。秦文彩说，那是4艘炮艇，边护送边演习，不断变换队形，直抵永兴岛。

1974年春节前夕，西沙自卫反击战打响。

几乎是在西沙海战发生的同时，水深55米、井深3071米的“练兵井”――在南海利用引进钻井船打的第一口探井，按康世恩的指示，快速钻进了。

开放就有前途

中国人在南海的能源开发，很快遭遇了没技术、没经验的困难。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康世恩决定探寻双边及多边合作的可行性。

他的想法是，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特别是海洋石油工业，必须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

获得高层肯定后，康世恩当即告诉秦文彩：“马上写信，邀他个七八家来。”

李国玉回忆说，1979年4月，已于前一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找到他说，准备一下到美国去谈判，中国的海洋能源开发，开放就有前途。

6月初，康世恩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美国。

对于中美石油谈判，康世恩的原则是――大陆架合作坚持独立自主，从勘探、打井到开采方案，由中方审查决定，并派人监督。

这种由外商承担风险的合作形式，被秦文彩称为“他始终坚持第一”的明证。

那时，秦文彩以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兼外事局长之职，出任中法海洋石油合作合同双边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

谈判中他发现，法国人只想提供装备、技术、贷款、专家以及技术服务。在勘探前景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秦文彩急匆匆赶到康世恩家里。

他记得，那天康世恩正在吃晚饭，得到报告后，反问一句：“日方的谈判是不是也是如此？”

获悉肯定答复后，康世恩迅速命令，马上打电话召回谈判组，“中止谈判”。

也就是在这个谈判过程中，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酝酿成立。原因是外国人希望与公司而不是政府合作。康世恩说，是的，要有个组织。

1981年4月，康世恩在原石油工业部生产会议上提出，海洋石油对外开放要成立一个公司，按章程办事―― “总公司要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国际性公司。”

秦文彩说，那时康世恩同意了他的想法：有油就有钱，早出油、早得益，需要拿出海洋石油区块对外招标。

后来有人说，康世恩与秦文彩“出卖国家利益”。秦文彩说，人们没听到康世恩的另一句话：“要防止（外国人）牟取暴利。”

秦文彩分别在纪检、宣传等部门作了3次报告，此后“康世恩、秦文彩出卖资源、崇洋”的声音逐渐小了下去。

康世恩又让秦文彩去大庆讲了一次。最终，在他的协调下，秦文彩走了48个党政部门。

1981年初，一场关于海洋石油对外开放的北京论证会开始了。它如今出现在所有关于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历程的著作中。

1982年2月15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北京王府井一栋三层小楼挂牌成立。

秦文彩说，中国的海洋石油工业每个重大战略决策，每个重要发展部署，“都是在康世恩同志的亲自关怀、支持、指示下实施的。”

死也不撒手

就在中方与数家外国公司就招标问题展开多轮谈判之时，来自301医院检查的结果说，康世恩患了膀胱癌。

他这时仍在幕后主持谈判：坚守经济界限，低于底线的，哪家公司都不选择。

1984年初，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功完成第一轮招标，其基本模式沿用至今。

90年代初，从未被告知病情的康世恩对医生说：“这一次我能战胜肺癌，还能再活10年。”

医生很奇怪，他怎么知道得了癌症――尽管位置判断不对？“医疗仪器测查的曲线，与地质勘探仪器的曲线没多大区别，是吧？”康世恩说。

在这个乐观老头的目光里，那个遥远的南方的波段始终占据重要位置。他曾要求，“南海西部石油公司要特别注意研究这个区域的天然气。”

1983年，中美合作的合同区“Y-13-1”构造发现了天然气。

3年后，中法合作的北部湾“涠10-3”成为中国在南海的第一个投产油田。

1996年，当时中国最大的海上天然气田、位于莺歌海的“崖13-1”建成投产。

很多人提起，20年前康世恩说：“莺歌海不搞出油气来，死也不撒手！”

那时，他总说：“南海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的一口油井啊！”

他给中国留下了进军南海能源的第一步，也曾愧疚地对儿子说：“我这一生，只知道工作，到死也没给你留下任何东西。”

就在“崖13-1投产”前一年，1995年4月21日，康世恩去世。

安全管理的海恩法则篇7

三江闸是浙江绍兴观赏钱塘江大潮的绝佳胜地。每年八月十八日，大潮涌入钱塘江喇叭形入海口，随着两岸不断地收窄，大潮越涌越高，最大潮差可达8.93米以上，正如诗中所写“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大潮如万头雄狮惊吼跃起，当遇到宛如铁壁铜墙的三江闸及其堤坝的阻挡时，只得返身飞逝而去。真可谓“潮来溅雪俗浮天，潮去奔雷又寂然”。

四百多年来，三江闸及其堤坝就这样成功地阻挡着海潮的一次次侵袭，保护了绍兴平原不再受咸潮之害。三江闸的另一效能，是成功地泄蓄了钱塘江、曹娥江、钱清江三江之水，使得绍兴平原重新成为旱涝保收的膏腴之地。

主持这项古代规模最大的挡潮排水闸工程的人，是明代嘉靖年间的绍兴知府汤绍恩。史载三江闸工程修建之后，“旱有蓄，潦有泄，启闭有则，山会萧(山阴、会稽、萧山)三邑成膏壤”。明代著名学者徐渭题联赞曰：“凿山振河海，千年遗泽在三江，缵禹之绪；炼石补星辰，两月新功当万历，于汤有功。”将其誉为与大禹、女娲一样英勇无畏为民造福的英雄，实不为过。

命运似乎注定他将施恩于绍兴百姓

汤绍恩判断，在两山之间一定有坚实的石根可作水闸的基础。于是召募善水者在彩凤山与龙背山之间潜水探察，探察后果然发现有石脉横亘其问。汤绍恩大喜，决定兴事动工。

汤绍恩，字汝承，四川安岳人。他的名字有些奇特，似乎冥冥之中，命运注定他将与远在千里之外的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一生将承担起某种责任，成就起大业施恩于绍兴百姓。

后来他果然被调任绍兴知府，任职其间，他服官济世，排除万难修筑了三江闸。三江闸造福一亢当地的百姓世代深受其恩泽。于是有一种传说在坊间传播开来：说在他出生之时，有一个云游峨嵋的僧人恰巧路过他家，看到这位正在玩耍的男孩长相不凡，便给其父亲说：“他日地有称绍者，将承是儿恩乎!”于是其父给他取名“绍恩”，字“汝承”。传说难免有些穿凿附会，将汤绍恩神奇地变为天授大任的神人，但细想下来，传说实则表达了世代百姓对他的崇拜和敬仰。

汤绍恩，明代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曾任户部郎中、德安(治今湖北安陆)知府。嘉靖十四年(1535年)调任绍兴知府。他来绍兴之时正遇淫雨连绵，暴雨成灾，四处一片，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当地人说，这样的灾难几乎年年降临。

越州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膏腴之地，著名的鱼米之乡。唐朝诗人曾说“越州机杼耕稼衣食半天下”。即越州每年上缴的利税可以养活半个天下。如今怎么灾难频发，一片破败景象?这要从这里的地理变迁说起。

绍兴平原是一块冲积平原，一边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一边面临大海。每当大雨来临，群山上的雨水急速汇入曹娥江、钱塘江、钱清江等诸条河流，暴涨的河水涌向入海口。但由于年年钱塘江大潮的侵袭，将海中的泥沙顶托至海岸，造成泥沙淤积，河水入海不畅，形成一片。加之咸潮倒灌，盐渍的海水恶化了土壤，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遇到极端天气，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生命和财产都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抵御灾难，免遭洪水之苦，早在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会稽郡(今绍兴)太守马臻就带领百姓修筑了800里鉴湖，成功拦蓄了绍兴一带36条溪流的洪水，并安装了斗门、闸门、涵管等，有效地排蓄了洪水。唐开元十年(722年)，绍兴一带又修筑了一条100多里长的海塘，在海塘上修建了闸门，既可以抵挡海潮，又可以排泄内涝。此时的绍兴平原可谓平畴千里，稻香阵阵，鱼肥藕白。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由于泥沙淤积和围湖造田，鉴湖同我国历史上不少著名的陂塘一样，没有摆脱逐渐萎缩并最终湮没为田的悲剧性宿命，至宋代鉴湖已完全失去了作用。没有了鉴湖的拦截，洪水直冲百里海塘，海塘所有的闸门全部开启，也无法渲泄如脱疆的野马—样，从连绵的群山上奔腾而下的溪水。人们只得在海塘上挖开口子排涝。这样一来，海潮来袭时，咸潮便长驱直入，淹没了良田，成化了土壤；而大旱之时又无法蓄积水流，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绍兴平原的环境越来越恶化。

汤绍恩初来绍兴就任，洪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正逢暴雨来袭，只见海塘外“拥沙堆积如丘”，洪水不能外泄，绍兴平原一片。正如史载“每受潮患，逢淫雨泛滥、决塘泄水，苗槁泉竭……民甚苦之”。在他就任第二年，又遇大早，农民颗粒无收，民有易子而食

听到百姓悲号震天，作为一名父母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救助，汤绍恩心中悲苦万分。他开始踏勘当地的地形和水道，寻找治水之道。一路走来，只见“波涛浩淼，水光接天，目击心悲，慨然有排决之意”。等行至钱塘江、曹娥江、钱清江汇合口，只见两山对峙，他喜出望外，这可是修建闸门的好地势，一个宏伟的计划在心中产生：在三江汇合的彩凤山与龙背山之间造一座挡潮排洪大坝。汤绍恩判断，在两山之间一定有坚实的石根可作水闸的基础。于是召募善水者在彩凤山与龙背山之间潜水探察，探察后果然发现有石脉横亘其间。汤绍恩大喜，决定兴事动工。

祈告海神：誓与大堤共存亡

汤绍恩对工程的成败时时牵挂于心，以至于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史书《三江闸全书》载他“乍闻树叶声，疑风雨骤至，即呕血”。

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三江闸正式动工兴建。

安全管理的海恩法则篇8

遭否，因为华为

2月19日，45天法定调查期的最后一天，3Com公司、贝恩资本和华为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撤回了申请。

去年秋天，贝恩与3Com提交了一个收购方案，申请由两家成立的合资公司以22亿美元的价格全面收购3Com，其中华为将持有3Com公司16.5％的股份，并可选择再增持5％（相关报道见《财经》2007年第21期“收购3Com”）。但这一方案迟迟未能通过美国政府的审查，现在双方撤回申请将意味着两个可能：其一，修改方案并获得交易各方及美国政府的同意；其二，就此放弃交易。

这是一个出乎交易三方预料的局面。去年秋天收购方案提出之时，固然有个别议员反对交易，认为“这是对美国网络安全心脏的挑战”，但商业层面的声音基本乐观，华尔街分析师也大多预测，被CFIUS挡道的可能性不大。毕竟，该委员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接手的1500个案例中，撤回的只有13桩。

贝恩在2007年10月4日递交给CFIUS的申请中强调，出售3Com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为华为没有3Com的管理运营权，也不会由此获得任何美国敏感技术或美国政府的订单。

意外的，CFIUS随后开始搜集资料，向交易方提出了很多问题，大多数问题都与华为有关――华为的背景、华为的经营情况、并购后的业务打算，以及并购的结构。

CFIUS对交易结构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贝恩起初猜测，美国政府的疑虑可能在于3Com公司旗下的网络安全公司Tipping Point。

据美国右翼报纸《华盛顿时报》称，包括美国国防部在内的很多美国政府机构都是Tipping Point的客户。于是，贝恩资本主动提出剥离这家公司。但CFIUS的回答仍然是“NO”（不）。

贝恩这才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政府的否定，就是因为华为。而且，只要华为被纳入这桩交易，答案就不会改变。

越收越紧的审查制度

CFIUS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算陌生了。2005年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中国海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CFIUS审核都是必经的环节。

CFIUS于1988年根据Exon-Florio法案成立，其职责是阻止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收购。根据该法案，CFIUS是一个由财政部长领衔的跨部门委员会。涉及的12个部门包括财政部、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经济顾问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科技政策办公室等。

通常，涉及境外资本收购的相关企业会自愿提交材料，供委员会分析。多数案件可在30天审核期内完成，但复杂的并购案可能需要另加45天的调查期和15天的总统裁决期。整个调查过程不会超过90天。

财政部一直强调，设置这个自愿审查程序是出于“国土安全考虑”，美国一如既往地欢迎境外投资。实际上，通过率也的确比较高。以2007年为例，2000宗、涉及总金额超过4000亿美元的涉外收购交易，受到CFIUS审查的只有147宗。这147宗里，撤回的只有9宗。

根据Exon-Florio法案，CFIUS审查属政府层面的安排，国会并不干预。但是，两年前的一桩收购风波让情况变得复杂。

2006年，阿联酋国有公司迪拜港口计划以68亿美元并购英国“半岛－东方航运公司”在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18个国家30个港口的业务。CFIUS当时批准了这项并购，但参众两院多名议员勃然大怒，认为CFIUS在保障国土安全方面没有尽职。最后，不仅并购泡了汤，国会还通过了修正案，即《2007年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

这份法案于2007年10月26日生效，除了将能源部增设为CFIUS的第13个成员，还有两个重要变化，即要求CFIUS及时向国会披露信息；并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DNI）分析所有被审查交易在国土安全方面存在的威胁。

情报总监的职责很快由美国国家情报局反间谍负责人布莱纳（Joel Brenner）承担起来，2007年底，布莱纳在CFIUS这个商业主导的专家组里建立起反情报小组，并公开发表言论称“高端技术向中国方面流失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贝恩和华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递交了收购审查申请。美国Carter Ledyard ＆Milburn LLP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兼并交易律师罗伯特・A・麦克泰姆雷（Robert A. McTamaney）告诉《财经》记者，新法案出台前，财政部在CFIUS中发挥主导作用，“但现在，很难说清究竟13个部门中哪几个部门抗议声音最大，因为CFIUS整个决策信息都不对外公开。”

财政部负责公共事务的执行助理部长布鲁克尼・麦克罗夫林（Brookly McLaughlin）向《财经》记者强调，“财政部仅仅是CFIUS的13个参与决策者之一”。

律师麦克泰姆雷认为，这项收购受到CFIUS的阻拦，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2008年不仅是国会议员换届年，也是总统大选年，“政府比较谨慎，可以说对任何涉及关键行业的收购事项都持消极态度。这当中就包括电信、网络业。”

三个受阻关键词

而“中国”、“军方”、“网络安全”这三个让某些国会议员神经紧张的关键词，恰恰让华为占全了。

华为与贝恩资本联手收购3Com的消息公布不到两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里纳・罗斯－列蒂农（Ileana Ros-Lehtinen）就联合11名共和党众议员和一名众议员，专门就此事递交了一份议案。

该议案零碎地罗列了23条“事实”：包括华为自1988年起迅速发展的情况；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曾在中国人民服役；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情报机构认定华为是伊拉克空军防御系统纤维光学设备的提供商；2007年间几家西方媒体对中国军方攻击德国和美国政府电脑系统的猜测性报道……最后的结论是――“这些公开证据明确显示了，涉及华为的收购交易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CFIUS不应批准。”

虽然这份议案至今没有拿到台上去辩论或投票表决，给CFIUS的政治压力却不容小觑。

到了2008年1月，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约翰・D・邓吉尔（John D. Dingell）及该委员会的其他三位议员又联合致信财长保尔森，就华为公司及其收购事项列出了十多个问题，要求CFIUS作答。问题之一是：“如果CFIUS认为华为与中国军方没有联系，请提供详细的解释。”

律师麦克泰姆雷猜测，今年2月提讼的两桩涉华间谍案，应当也加深了CFIUS的疑虑。

其一是美国司法部指控国防安全合作署的一位武器系统政策分析师通过一名58岁的美籍台湾移民，将涉及美国台湾军售的加密文件非法泄露给中国。其二是司法部指控一位72岁的前波音雇员将包括太空梭、B-1轰炸机及重型运载火箭等在内的机密国防科技资料转交给中国有关航天工业单位。

游说不力

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陶景洲告诉《财经》记者，因为政治制度的差别，美方存在一种误解，他们不认为这是单纯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而觉得是中国政府或者军工领域无形的手在操纵。

陶景洲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担心贝恩只是华为的一个工具，即华为才是这桩收购的主导者，它日后会从贝恩手中买下3Com剩下的股份。

但华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层告诉《财经》记者，“外界认为最后的接盘人肯定是华为，其实那样行不通”，因为“贝恩最后的要价肯定很高，华为没必要这么做”。

一位熟悉交易的人士否认贝恩在替华为做收购。“贝恩请华为来，因为华为带来了价值。形成两边的协同效用，”他解释说，“但有人戴了有色眼镜。”

遗憾的是，尽管贝恩也采取了各种沟通和游说，但最终没能摘下这副“有色眼镜”。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贝恩资本雇佣了著名律师事务所兼游说咨询机构艾金・岗波（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来促成这桩交易。2005年夏，中海油185亿美元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时，重金雇用的就是这家公司。

从《财经》记者了解的情况看，三个交易方与CFIUS间的沟通的确存在障碍，如果有游说存在，这些游说工作也未能消除这些障碍。直至申请撤回，交易方都不确定美国政府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说，整个申请非常不透明，美国政府方面从来没有说得很明确。“他老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但从来没有说过怎么行。”

另一方面，华为尽管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中国电信设备商，在海外市场亦颇有斩获，但公司至今没有上市，其创始人任正非很少公开露面。据说，贝恩方面曾一度建议任正非接受媒体的采访。

至于3Com方面，则由于近年来收益滑坡，差不多从2003年就停止了游说支出。

没有华为还是只收购华三

3Com赶在45天调查期结束之前撤回申请材料，实际上，是延长了准备的时间。

3Com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艾德加・马斯利（Edgar Masri）表示：“我们对没能与CFIUS关于交易达成一致感到非常失望。”他同时强调，3Com会继续同贝恩和华为合作，并针对CFIUS的关注来考虑备选方案。

贝恩方面也表示愿意继续谈。但问题是，其一，不知道美国政府到底要什么；其二，考虑新的备选方案意味着又要重新开始同3Com和美国政府两边展开谈判。这当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贝恩能肯定的一点是，原协议无法通过，主要是因为华为的参股。但贝恩当初请华为参与收购，是因为3Com的主要资产就是原来与华为的一间合资公司“华三”，华为参股后会给3Com带来很大帮助。

“另外找一个合作者是没有用的，贝恩不需要钱。”接近交易的人士说。

其实，在3Com去年三季报中，马斯利就解释了3Com欢迎华为入股的原因。

华三数千名员工绝大多数来自华为，3Com除马斯利担任华三董事长，只派出CFO等少数几名高层管理财务等事项，关键业务全部控制在华为管理团队手中。华为本身是华三最大客户，并由此占到3Com全部销售额的30％。华三对华为的依赖事无巨细，连华三设在杭州的总部办公楼都从华为租赁而来。

但2006年华为和3Com为收购对方在华三的股份展开竞价，最终，2006年11月29日，华为同意向3Com出售所余49％股权，作价8.82亿美元。

双方且约定，2008年9月华三和华为之间“互不竞争”的君子协定失效。届时，华为将不再受此条款约束，可自由进入华三的企业级数据通信设备市场。而现在华三工作的原华为员工及管理团队，也可随时返回华为。

“到时候，华为将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3Com在给SEC提交的文件当中写道。不仅如此，由于华为已经不持有股权，完全可以减少在华三的采购量。这也是贝恩在这次收购中力邀华为加盟的原因。

《财经》记者从可靠渠道获悉，虽然贝恩不排除在没有华为的情况下收购3Com，但这样的话，“22亿美元的收购价格就显得太高了。”

对于千方百计要保留华为的贝恩而言，更倾向的是另一种备选方案，即保留华为的参股，但全部放弃3Com在美国的业务，相当于只收购华三。

安全管理的海恩法则篇9

机场送惊喜

现年28岁的江海松是中国江西人,200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2007年,他进入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联合分子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2007年春。江海松认识了同样来自中国的女孩儿钱莼,当时24岁的她正在攻读医学研究生,经常前往实验室做实验。江海松对这个大眼睛、小虎牙,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女生非常有感觉,总喜欢找她说话。在缺朋少友的异国他乡,一点儿乡情加一点儿好感,让江海松和钱莼很快相恋。

2008年,钱莼毕业后在洛杉矶一个医学实验室找到工作,两人一东一西,距离让他们更加依恋。江海松经常跟钱莼通电话,倾诉相思之苦,并多次飞往洛杉矶跟钱莼团聚,共同度过了许多甜蜜时刻。

2010年元旦,钱莼来看江海松。接着,两人一起回到江海松位于皮斯卡特维市的租住地,在那个温馨的爱巢里,他们有说不完的甜蜜话、做不完的甜蜜事。

良辰苦短,2010年1月3日下午。钱莼就要搭乘5点多的班机返回洛杉矶了。在反复叮嘱、反复吻别后,江海松将钱莼送到了安检区。钱莼很快顺利通过安全门,此时离飞机起飞还有半小时。看着女友越走越远的背影,江海松的泪水汹涌而出,就在那时,钱莼又回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亦满是失落。就是这个眼神,让江海松自律的意识突然崩溃。而此时,站在安全绳索旁边的警卫正转过身去跟同事说话,边说还边朝对方走去。

瞬时,一个大胆的念头闪过江海松的脑际:钻过绳索,再吻钱莼一次j江海松迅速钻过安全绳索,然后大步跑起来。为了给钱莼一个惊喜,他还尽量使自己的脚步不发出声音。

赶上钱莼后,江海松从后面一把抱住她。没有任何察觉的钱莼一声尖叫,回头看到是他,便兴奋地蹦起来,搂住他的脖子,一边怪他恶作剧一边雨点般急促地亲他的额头、嘴唇、脸颊。江海松也紧紧地抱住了钱莼,荡气回肠地吻了起来。

此时,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妥的钱莼很快将头抽回来,提醒他这还是警戒区。江海松回头看去,发现那个警卫已经说完话往回走。为了不让他发现自己穿过了警戒线,他拉着钱莼迅速跑往登机区,在那儿他们再次吻到了一起。

激情退却后,江海松发现离飞机起飞只有25分钟了,钱莼给他一个飞吻后拖着行李迅速消失在登机口。

江海松带着甜蜜而忧伤的心情转身,发现登机区的气氛跟刚才不一样了,警卫在来回跑动,广播里播放着飞机暂缓起飞、旅客要重新接受安检的消息,大厅里乘客们的脸上满是紧张与不满。

但这一切在江海松看来,都跟自己毫无关联。因为他并不需要登机。他三拐两拐找到出站口(机场因为害怕劫机,向来只重视进站口的安全保卫。出站口的安全级别则很低),几乎没费周折就翻越了一个栏杆走出了机场。

小浪漫闯下弥天大祸

江海松离开后,纽瓦克机场一片混乱。首先是一个神经质的旅客,目睹江海松钻过警戒绳索,跟一个女孩儿亲吻,然后牵着手慌慌张张冲向登机区。这个有过航空历险经历的白人,看到一个亚裔人没接受安检就闯入登机区,立即联想到,他赶紧报告警卫,还添油加醋地描绘了两人的行踪是如何的诡秘。

警卫大惊失色,因为就在9天前,纽约机场刚发生了一起炸机未遂事件。于是。那个警卫赶紧报告长官,负责机场安全保卫的罗德斯警官迅速调用监控视频。但是关键时刻线路出现了故障,摄像镜头拍下的画面传到监控室屏幕上时足足晚了5分钟。就在这关键的5分钟,江海松已经走出了出站口。安检人员依照视频找遍了整个C航站楼。都没有找到穿黄色风衣的亚洲人。

恐怖气氛更加浓厚了。机场将警戒级别提到最高,要求即将起飞的飞机停止发动。已经通过安检的乘客要逐一重新接受检查;尚未安检的旅客,则推迟进入安全门。稍后。荷枪实弹的特警用各种尖端仪器扫描旅客的全身以及飞机的每个角落,随后又对机场进行地毯式的清查。

大量乘客因此被困,钱莼所在的飞机也在晚点之列,这个沉浸在甜蜜爱情中的姑娘。丝毫没有将特警的上机搜查跟江海松联系起来。而两人在警戒区接吻时,因为江海松的头刚好遮住了她的脸。所以特警们也没认出坐在飞机上的钱莼就是他们要找的视频上的女孩儿。当时,她还打电话给江海松。告诉他航班晚点的烦恼。

随着时间的推移,滞留的旅客和航班越来越多,负责调查此事的罗德斯警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晚6点,罗德斯将情况上报到航空安全局,航空安全局又将问题上报给了联邦安全局。想从反恐渠道里寻找线索,但依然没有消息。

直到晚上11点,C航站楼的所有旅客和飞机才完成全面检查。在确认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后,才被重新放行。此时,离江海松闯警戒线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其间有115个航班晚点,27个航班被取消,16000名旅客被困;机场和航空安全局出动警察300余人。直接损失2000多万美元。加上各大航空公司对旅客的赔偿,以及旅客误点造成的间接损失,数字则高达1亿多美元。

事发后,机场为了避免民众恐慌,没有将消息公布,江海松的送别视频更是被当做机密文件保护。连一向嗅觉灵敏的媒体,在这个事件上也保持噤声,于是江海松的生活一直平静地延续到1月8日。

但是,接下来的5天,整个新泽西州的警方都在连夜奋战,最后在8日下午7点锁定嫌犯是罗格斯大学的江海松。他们迅速前往他的住地,江海松正好在家,他打开门,惊讶地看到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守候在门口。

罗德斯告诉他涉嫌违反公共安全罪、要将他带走时。他还恍如梦境。接着,江海松被押送到航空警务局,在那里包括联邦安全局的反恐专家在内的诸多办案人员都在等着他。罗德斯警官说,如果罪行属实,按照新泽西地方法律,他将面临30天的监禁以及巨额罚款,此外航务公司也会就他给旅客造成的损失进行索赔。如果被判坐牢,刑满后他还将被遣返回中国。

江海松这才慌起来,他还有4个月就要博士毕业了,如果被遣返,多年的努力就要付之东流。而且1亿多美元的损失,他如何赔偿得了?那时,江海松怎么也无法相信一个小小的浪漫,竟然会闯下弥天大祸。

真心认罪终获谅解

在警务局。办案人员对江海松的身份进行了严格的盘查,一直追查到他是中国江西临川人。毕业于临川一中,父母是干什么的。女友在哪里等等。审问一直持续到午夜,罗德斯才相信江海松的确是一个被爱情冲昏了头的莽撞小伙儿。次日凌晨2点,罗德斯将江海松释放回家,告诉他必须接受监视居住,准备随后的法庭听证会。

第一场听证会在2010年1月9日下午举行,江海松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法官和听证团,更不知如何进行自我保护。他的室友、邻居、甚至房东都替他着急,在大家眼里,江海松学习刻苦、为人真诚,大家不忍心看着他的一生都毁在一次浪漫的接吻上。于是大家相约来到法庭,为江海松作道德证词――在美国,这样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听证团的判断。

但是道德的证人,并不足以左右法官的判决,江海松需要一个过硬的律师,可一个留学生哪有钱聘得起知名律师呢?

远在洛杉矶的钱莼得知消息后,表示要连夜飞到新泽西,陪江海松一起出庭。但是江海松的室友们叫她千万别出现,因为事情是因她而起,她的出现反而会引起听证团的反感。

1月9日,当江海松和室友们走出房子时,发现门外满是摄像机和记者,许多人争先恐后地问江海松钻过安全绳索的那一刻心里想了什么,问他是美国的法律重要还是女朋友的吻重要。江海松生怕回答不好,所以三缄其口。

戏剧性的是,江海松很快接到了新泽西大律师布鲁斯的电话。对方表示愿意免费其官司。他直言不讳地说江海松案很受关注,也很浪漫,这样的官司,会给他带来更大的知名度和更多的人情味儿。

布鲁斯曾是新泽西的一名检察官,他对于如何突破检察部门的控诉,有着出其不意的套路,这让江海松吃了一颗定心丸。

当天下午,布鲁斯在陪江海松一起前往纽瓦克地方法庭的路上说,主审法官南恩也是一个经常为爱情折腰的多情种,所以必须表明自己只是为爱情无心犯了错。所以,当南恩问江海松承不承认罪名时,江海松回答:“我只是想在机场和女友吻别,无意中断班机或给任何人带来不便,我不认罪。”

布鲁斯也强调,若非机场安全警卫擅离岗位,这场虚惊根本不会发生,所以应该是负责机场安全的运输安全局(TSA)承担全责。随后他表示需要时间检视检方的材料,南恩爽快地宣布第二次开庭时间为3月。

在报纸和电视对此案广泛报道后,浪漫的起因和灾难性的结果,让公众反应复杂。不同价值观的人们打起了激烈的口水仗。

州参议员劳腾伯格认为江海松案造成了巨大损失,所以要追加联邦控罪,取消签证并将其遣返回中国,持同样意见的还有联邦女参议员斯宾塞。

出人意料的是,对江海松言辞苛责的还有许多中国留学生,他们认为江海松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增加其他留学生获得签证的难度,说他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面对各方面的舆论,江海松倍感压力,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绝不应该用浪漫的误会去掩盖。他应该弥补也应该承担,于是他跟布鲁斯表达了想认罪的愿望,说威胁公共安全是过失造成的,而如果拒不认错则是故意。

好在一些网友的观点让江海松稍感安慰。有中国网友说在海外的日子,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既轻松又风光,每天要学习工作10多个小时,疲惫不堪地回到家还得强打精神做饭。大多数海外学子在当地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所以江海松越过安检线吻别女友,肯定是因一时冲动而违反了美国安检的规定。

也有美国网民说:“这个家伙被当成了替罪羊,真正的问题在纽瓦克机场的安全人员身上,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应该感谢这个年轻人让他们注意到了问题,难道发现安全人员不在岗位时会斯文地站着吗?”

网民的大度。让江海松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某些素质的缺失。在等待第二次开庭的日子里,他开始到社区做义工,以实际行动来表示他对美国人民的歉意。

2010年3月9日,第二次庭审如期举行,结案陈述时江海松一字一顿地说:“我认罪!”南恩法官宣判前意味深长地看了江海松一眼,突然问:“你的女友是不是比以前爱你多了一些?”江海松朝听众席上望过去,看到了正在那里站着的钱莼。

这些日子,钱莼虽然躲避着媒体。但她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不过乐观坚强的她,一直默默地支持江海松,说不管结果如何都将陪他面对。

双目相对后,江海松回答:“应该是我爱她多了一些,而且我看清楚了什么是爱和应该如何爱。”南恩很满意这个答复,他站起来,做出“做社工100小时,罚款500美元”的判决。这个结果超出绝大多数人的预料,因为这不仅适用了地方法。还择取了最轻的处罚。

安全管理的海恩法则篇10

作为一名党史记者，我特别留意党史人物和故事。一次，我单位一位离休老干部和我讲起百岁老人陆久之的故事，并建议我去采访。他告诉我：“陆老是一位富有传奇经历的神秘老人，已经一百多岁。他过百岁生日时，我还向他敬了酒。老人精神很好，也很健谈。”炎炎夏日，茫茫雨天，我按约来到这位百岁老人家里。陆老的家在上海市区一片典型的石库门中。沿着长长的弄堂来到他家门口，不料，一辆先我而到的车要接他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陆老客气地定下了再次采访的日期。

见陆老之前，我已经查阅了有关的资料，得知这位一辈子信仰共产主义的老人，至今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早年却是地下信使的联络人，舍死忘生地为共产党工作；他曾以“纨绔子弟”的身份周旋于十里洋场，以灰色身份办公司，开舞场，出没于舞榭歌台，以此作掩护营救了许多中共要员；他还巧妙利用日本人的钱，打着“中日亲善”的旗子，办报宣传抗日，为根据地运送紧急物资；他家学源远，父亲是汤恩伯的恩人，因为这层关系，上海解放前夕，受命冒死策反汤恩伯；解放后，则因潘汉年、杨帆冤案受牵连被捕，被判有期徒刑15年；“”中，又被冠以“蒋匪潜伏特务”、“日本特务”的不实罪名而屡遭批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潘、杨反革命案”得到，他也被宣告无罪，但直到1996年，他96岁高龄时，中共上海市委才做出结论，肯定了他的全部革命历史，参加革命的时间从追随的1926年算起。

陆久之的夫人陈瑶光是和陈洁如的养女，因而他是的女婿。然而见面坐定后，陆老马上表示：别人常常把我和联系起来，说我是的女婿，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件值得炫耀的事。让我自豪的是，我追随革命七十年，相信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和他走的不是一条道。

老人虽过百岁，但目光炯炯，语气和缓却坚定。我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更相信，历史是不会忘记这样一位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的老人的，那怕他现在无欲无求隐于市中。

如今，陆久之老人隐居于都市一隅，屋内摆设和普通人家没啥区别，在繁复喧嚣背后过着淡泊宁静的日子。老人白衫灰裤，乍见之下，甚感平常，然几句言语之后，便显出了这位世纪老人的不同凡响，那是曾经沧海后的慨然、豁达和睿智。下面便是老人两个多小时的自述。

叛离军阀家庭向往革命生涯

我家原籍江苏常州，清末全家随家父迁往湖南。父亲陆翰曾任清王朝的辰州知府，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湖南省财政厅长、全国烟酒专卖局局长。袁世凯死后，又成了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高参，后来又位居五省联军军法处处长之尊，掌握着生杀大权。我190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大官僚的家庭。我是父亲的长子，他希望自己的长子能够继承父业，光宗耀祖，但是我却厌恶豪门深宅的纨绔生活。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喜欢看马列书籍以及《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慢慢地思想上就憧憬起了革命生涯。我不愿意在家做一名锦衣玉食的少爷，18岁那年我从报上看到上海宝承纱厂的招聘广告，就瞒着家人跑到上海投考宝承纱厂当了一名练习生。幸运的是，在工厂里，我碰到了许多志同道合者。

1926年的时候，我经好友徐梅坤介绍，认识了地下党员蔡叔厚，当时，蔡叔厚的思想非常激进，经常为我推荐宣传共产主义的进步书籍，我们两个有着许多共同语言。不久蔡叔厚和我一起在上海新闸路迁善里和吴淞路有恒路一号，创办了绍敦电气公司。公司老板是蔡叔厚，我是文书，负责刻蜡纸等事务，公司里除了我们俩之外，另外有一位负责生活的老师傅和三位工人，专门负责修马达、装电灯等业务。一般人都以为这只不过是上海千千万万公司中的一个，在人来人往的上海马路弄堂里，毫不引人注意，事实上它却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秘密联络站。经常出入这里的有、夏衍、杨贤江、、吴克坚、刘晓等，当时他们曾悄悄开玩笑，说这里是“谈笑有‘红’儒，往来无白丁”。后来，大约在1926年9月，我在徐梅坤的介绍下，来到了由领导的上海市地下总工会秘书处工作，当上了地下信使的联络人。

1927年4月初，此时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到上海总工会送旌旗，以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这一天的场面甚为热烈，我作为工会代表，上前去从手里接过旗子，还对我夸奖了一番，说了些鼓励的话。可是过了没有几天，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还成立了“工会统一委员会”，到处搜捕革命志士，制造恐怖活动。鉴于当时的形势，党组织安排我以“工会调查员”的身份为掩护，巧妙进入敌阵，进行反跟踪和反侦察活动，负责刺探敌方的动向，为我党收集情报。

有一次，我发现一名密探来报告：“陈赓经常在爱多亚路成都路口的牛惠霖医生诊所出现。”特务们大动干戈，连忙守候伏击，企图抓个共产党的大官好去请功领赏。可是守了好几天，却不见陈赓的影子，特务们百思不得其解，只得惺惺撤回。还有一次，另一名特务发现了向忠发的地址，但等到追捕人员紧急赶到，向忠发早已不知去向。他们哪里知道，是我在得到特务们的行动情报后，立即通过的秘密信使，以最快的速度，向自己的同志发出警报。这样几次扑空后，敌人恼羞成怒，意识到是自己内部出了问题，排摸下来，他们怀疑到了我的头上，但苦于一时没有证据，就利用调查部改组之际，把我解雇了。组织上了解情况后，为了我的安全，马上让我离开上海去广州大埔家避难。则认为我有官僚家庭的背景，又是孙中山挚友陈国权的至亲，只要不暴露真实身份，在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应该没有问题，于是就托好友连声海（曾任孙中山秘书）出面，将我介绍给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重新回到了上海，担任招商局的秘书，并兼任《航业半月刊》的主编。这之后，我就是以招商局秘书的公开身份，为中共地下组织继续工作的。在和敌人周旋斗争的过程中，我满怀信心地向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以为自己的这一要求肯定会得到批准，因为我是真心实意为党工作的。没有想到却对我说：“你要求入党，我和赵世炎都可以做你的介绍人。可你不入党比入党更重要，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单线联系嘛。”我有点想不通，而且好长时间一直想不通。

但有一件事，使我改变了看法。记得是1929年的一天，派陈寿昌来与我联系，交给我一项秘密任务：掩护和保卫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的生命安全。接受任务后，我考虑再三，为了确保安全，只有让这位日共领袖住在自己家里。佐野学的公开身份是早稻田大学教授，我就和他以师生相称，基本上没有引起外人的怀疑，这样，这位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就在我家安然度过了35天。此事后来终于被人泄露，佐野学被押解回日本。我受此事牵连，也不得不出走日本。

后来我终于想通了。真伟大。他不让我入党是为了让我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是为了保护我。

利用不同身份积极为党工作

我曾在日本留学7年，拿到了日本铁道学院和早稻田大学的文凭。

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期间，被上海《申报》聘为驻东京特派记者。于是，我以《申报》和东北文化社驻日特派记者的身份广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结交军政界人士，为我党收集情报，从东京连连发回采写的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动向的稿件。说起东北文化社，这里还有一则故事。记得那是1930年暑假期间，我以《申报》驻日记者的身份飞到沈阳，希望能够面见张学良少帅。进入少帅府，发现已经有好多人等着求见了，便以为自己希望不大了。想不到名片送进去不久，他的副官就出来招呼我了，说“少帅有请”。我进入花厅，只见张学良离座相迎。我以自己的所见所闻，申述日本早有侵略中国领土野心的见解。张学良听后表示，一定不忘国难家仇，随时准备迎战来犯之敌。张学良少帅当场聘请我为东北文化社驻日特派记者，希望我将有关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可是没有想到一年后，在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东北三省就沦入日军之手。

这期间，因为蔡叔厚已经由中共中央特科转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他的推荐下，党组织安排我参加第三国际东方情报站的工作，担任远东情报局东京站的负责人。陈修良和沙文汉因逃避的迫害流亡日本时，也曾参与了情报工作。后来，我曾在陈修良的《旧梦依稀哭夏公》一文中，发现她有这样的文字记载：1933年秋，我因事在东京逗留，在陆久之家初见夏公（夏衍）。事后，陆久之告诉我，此公刚从上海来东京，蔡老板要他传话，要陆在东京找一个较大的寓所，以便与上海方面来人联络。原来蔡老板即是为了掩护中央电台工作，在上海开了一家电气公司的蔡叔厚。夏衍、陆久之、蔡叔厚都是留日学生，又同为苏联远东红军总参谋部做日本的情报工作，上司就是1935年春在上海被当局逮捕的“怪西人”劳伦斯。

1936年，许世英出任驻日大使，由于他与我父亲是旧交，所以对我很照顾，任命我为大使馆专员，这一身份，使我得以继续为党搜集情报。我抱着“不如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利用和日本军政人员的旧关系，以实现自己以身报国的夙愿。

1940年汪伪政府粉墨登场。有一天，我在南京路华懋饭店门口，邂逅日本海军武官府冲野亦男大佐，彼此寒暄一番后，冲野问我：“现在正是你们留日学生弹冠相庆之时，阁下为什么不到南京去做官呢？”

我淡淡地答道：“我无意做官，却有心办报，想为中日亲善方面做些东亚共荣工作。”其实，我当时说这些话是有用心的。

“此话怎讲？”冲野亦男大佐很想听听我的真实想法。

我察言观色，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侃侃而谈：“中日开战，其因在于相互不认识，不认识难成朋友，就会兵戎相见。贵国提倡‘中日亲善’，那就应化干戈为玉帛，这不是靠枪杆子所能达到的，而应靠笔杆子，我愿为此竭尽绵力。”

我的一席话，当时正中冲野的心思。后来几经洽谈，这位日本朋友对我说：“办报人员你设法招聘，经费我们筹集。”

我立即向与我有联系的地下党负责人刘少文、沙文汉汇报，在党组织的支持下，我买下了上海租界的《华美晨报》发行权并自任社长，聘请恽逸群任总编辑。于是，上海滩上出现了一张打着洋商招牌，利用日本人的钱，实际上是在地下党的支持下，以“中日亲善”为幌子，专门宣传抗日，收集敌伪情报的奇特的报纸。

在创办《华美晨报》过程中，我还利用和日本军界的特殊关系，打入与日本海军有密切关系的“海安公司”任经理。时值我苏北、山东新四军所在地急需大量的蜡烛、火油、纸张、布匹和军用物资。上海虽然有，但是要把这些物品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从吴淞口运出，必须持有日本海军经理部的准许证。为了切断通往根据地的运输线，敌人把关甚严。我凭着“海安公司”与日海军的特殊关系，千方百计搞到准许证，采用瞒天过海的手段，把新四军所需的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抗日根据地。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事最终被日本宪兵司令部发现，我被投入监狱严刑逼供，但我始终不承认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只讲这是自己生意上的疏忽。后来日本宪兵司令部实在查不到我与共产党来往的证据，再加上有日本朋友的疏通，我才得以释放出来获得自由。

策反汤恩伯工作无奈中断

1949年初，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放。对于上海这个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是和平解放还是武装接管，中共中央首先考虑的是和平接管，而和平接管的关键人物则是汤恩伯。汤恩伯其时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坐镇上海，手握重兵。如能策动他起义，我军便能顺利渡江，京沪杭地区可不费一枪一弹和平解放。所以，能否策动汤恩伯，成了上海和战的关键。

1949年4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策反汤恩伯，并将此重任交给了我。

我和汤恩伯在日本留学时是同班同学，但他一心想进士官学校读书，又苦于无门路，便拜托我的父亲介绍有背景的人作担保，我父亲鼎力相助，使其如愿以偿，并且以后一直平步青云，成为三大宠臣之一。所以汤恩伯对我也是感恩戴德，把我视为挚友、兄弟。

我接受任务后，深感此行风险甚大。因为有两件事，使我对汤恩伯并无多大信心。一件是汤恩伯的“军师”周天谬因规劝汤率部队起义，不仅未成功反遭暗杀；另一件则是汤恩伯的“恩伯”、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劝汤恩伯起义以顺民心，汤恩伯不仅不听，反而立即向密报，使得陈仪被软禁于衢州。这两件事足以看出汤是死心塌地跟随的人，去策反汤，是有生命危险的。但为了党的工作，我义不容辞。

凭借与汤恩伯“兄弟”一般的特殊关系，我去找汤，但几次上门都没有见到他的人影。得到汤恩伯夫人黄竞白的同意后，我住进了蒲石路的汤公馆。一天深夜，汤恩伯匆匆回家，见我还在客厅等他，忙把我让进书房问有何事。我见机会难得，就单刀直入说：“我对时局很担心，如果国共和谈破裂，共军就会立即渡江，不知道总司令如何应变？”汤恩伯闻之连忙为自己壮胆：“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军舰，要突破长江天险，谈何容易？即便共军过了江，上海的防御工事固若金汤，足以和共军周旋一番。”我看出他的色厉内荏，提醒道：“目前人心厌战，军心涣散，大势已去，若不顺从民心，继续作战，徒苦人民，岂仁者作为。依总司令之高见，傅作义将军这着棋走对了否？”

闻听此言，汤恩伯不禁紧锁眉头在房间里踱起了步。过了半天，他停下来盯着我问：“据说傅宜生（即傅作义）目前已下落不明？”我见他心思有所动，抓住时机，赶紧解释说：“上海谣言满天飞，不可轻信，据我所知，傅将军受到共产党极好的待遇，深得民心。”在这个问题上，看来汤恩伯是顾虑重重，想法很多，但在我单刀直入的攻势下，他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说：“此事非同小可，改日从长计议吧。”

第二天早晨，汤恩伯邀我共进早餐。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自然紧追不放，要汤恩伯赶快拿定主意，做一名识时务的俊杰。汤恩伯听了不置可否，只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上海是我从日本人手里接受过来的，我不忍心毁了它，做一个民族的罪人，我会将上海完整地交给上海民众的。”

在我的劝说下，汤恩伯的思想开始有所松动。4月23日，南京解放，蒋家王朝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最后边缘。人民横渡长江直扑上海，我见情势紧迫，便向汤恩伯作了最后的“摊牌”，督促他尽快起义，做傅作义第二。

正当策反汤恩伯的工作大有进展时，不料情势突变。4月27日，父子抵达上海，亲自督战。也许嗅出了汤恩伯周围的异味，便让蒋纬国住进汤公馆。我觉得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便找了个机会直截了当地向汤恩伯献计：“现在委员长父子三人的性命都掌握在你的手里，机不可失，希望你当机立断，那你就一举成名天下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