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主义教育思想十篇

西方科学主义教育思想篇1

关键词：当代 教育思想 泛西化

一、我国当代教育思想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可总结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这一时期主要是改变期间错误、过激的教育思想，将我国教育思想纳入到正轨，虽然该阶段时期较短，但对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阶段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局部改革，这个阶段是我国教育思想从落后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渡时期。第三阶段是当代的全面走向整体的改革。21世纪，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国家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我国的教育思想经过众多教育研究工作者和一线教师的不断探索、研究，在总结以往教育经验，借鉴外国教育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产生了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如以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根本目的的素质教育，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等。在具体方面，我国的教育思想更是如雨后春笋，主要有快乐教育、结构教育、兴趣教育、全人教育、自由教育等思想。

二、我国当代教育思想的特点

我国当代教育思想呈现出“百家争鸣”之势，众多教育思想中也蕴藏着多样性特点，主要体现在鲜明的人性化；蕴涵着浓烈的生命意识，关照独特的生命主体；强调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培养与生成；关注学生个性的发展，还原学生的主体地位，并关照学生个人的幸福；注重教育的生态学意义，引入“生态伦理教育”价值观；强调教育和人自身的完整性等方面。这些都是我国教育思想发展的积极表现。然而，因教育思想质量的良莠不齐，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些消极特点，这其中泛西化太强就是一个普遍而又关键的问题。所谓泛西化是指教育思想的精髓主要来源于欧美等西方国家，过于严重者甚至出现了照搬西方教育思想的现象。中国当代的教育思想精髓主要来源于西方的改造主义教育、永恒主义教育、新托马斯主义、要素主义教育、结构主义教育、存在主义教教育、新行为主义、科学主义等其他教育思想流派。这些教育思想是西方一批卓越的教育教学思想家，通过对教育教学的典型性探索，从而形成的一些独特理论体系。这些理论虽然对我国当代的教育有一定启示意义，但毕竟其产生于不同国情的欧美国家之中，若我国过分依赖，甚至照搬这些教育思想，将会对我国的教育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我国当代教育思想泛西方化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探索我国教育思想泛西化的原因，首先要理清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国引进西方教育思想并不是近代才出现，而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教育思想泛西化的根源来自于乾隆时期就已存在的中西学观之间的论争，教育思想领域也未能幸免。薛福成、汤震、宋育仁、马建忠、郭嵩涛等近代早期教育思想家把西方政治和教育纳入到中体西用论，丰富了中西学观的基本内容，对发展中体西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19世纪中叶，中西科学技术之间的巨大差异，促使了教育思想的又一次重大转变，魏源、马建忠等人开始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几何、算数、重学、光学、热学等自然科学，这种现象导致西学在中国教育思想中逐渐占据主导未知，传统教育思想的地位被严重削弱。20世纪以来，我国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引自西方，实行“中体西用”，但出现了根据国情形成自身特点的教育思想。如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在20世纪初受到西方民主主义影响，他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教育，提出教育四大主义，主张“教育取法西洋”，到以后，其教育思想主要转变为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蔡元培年轻时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熏染和陶冶，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托尔斯泰的自由学校和蒙台梭利的儿童室，甚至他还建议中国须设实验教育研究所。虽然蔡元培很推崇西方的教育思想，但还是主张根据中国国情形成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教育思想。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五育并举”、“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并提出了平民教育、个性教育等新的教育思想。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学习俄罗斯，甚至是照搬俄罗斯的成功体系。经过这样一个教育思想停滞期，然后到了改革开放教育思想的百家争鸣，泛西化又进一步渗透到中国的教育思想之中。

由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可看出，从清朝全盛的乾隆时期开始，西方思想对中国教育思想的渗透就未停止过，改革开放后，这种渗透不仅没有因为的禁锢而终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二）现实原因

虽然历史原因对我国教育思想的泛西化有着重要影响，但现实因素才是这种泛西化倾向愈强的直接原因。

首先，这种泛西化来自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教育思想的对外扩张。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教育思想相对而言一直比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先进。不仅各国教育发展由西方教育思想引导，而且各国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也可以从西方教育思想中寻求答案，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欧美等西方国家有资本、也有资格向其他国家推行教育思想的扩展。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及矛盾会促使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对落后国家在思想上加以浸润。教育关系到中国整个民族未来的发展，教育思想的渗透相对于其他文化渗透来说具有更大的优势和威慑力。

其次，全球化趋势要求我国教育思想与国际接轨。我国与欧美等西方国家之间虽然存在众多文化、文明等方面的冲突，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更加趋向融合仍是21世纪的主要特征之一，这就要求各国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人才能够互相融通。在此背景下， 教育思想泛西方化也更容易被一般民众所接受，因为人们认为它不仅可以解决中国教育持续发展的问题，也能克服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障碍，因此泛西化的教育思想也就应运而生，并得到广大的赞同与认可。同时，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加入并全力推动全球化，其吸收、引进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教育思想，并加以利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这对于提高中国的教育思想水平有着重要作用，有利于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加快全球一体化进程，也是中国作为新的世界性大国崛起的一种跨文化特征。然而这种作用在当代有被过度重视的嫌疑，教育思想上的借鉴、吸收变成了全面照搬国外教育思想，这样自然也就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是适得其反。

四、当代教育思想泛西方化的利弊与解决办法

当代教育思想的泛西化使我国教育吸收了众多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但也有众多不利因素伴随而来，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不利因素，才能促进我国当代教育思想的健康发展。

（一）有利因素

首先，教育思想的泛西化为我国引进了众多先进的教育思想成果。西方一些教育思想中有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是西方各国优秀的教育学家们辛勤探索的结晶，只有正确加以利用，才能促进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

其次，西方各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错误。他们在教育思想上的教训有利于我国当代教育少走弯路。

（二）不利因素

教育思想泛西化的不利因素其实是一种相对存在的状态，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西方教育思想，再根据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不利因素自然也就不会存在。相反，我国部分教育工作者对于西方的教育思想在引进过程当中过于粗糙，未经筛选就直接全面照搬。这样会导致两种不利后果：其一，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引进，并不适合我国当代国情；其二，是在引进某种教育思想时，不但吸收了其精华，也照搬了其糟粕。这两种情况无论是那种，都不利于我国当代教育的健康发展。

（三）怎样使我国教育思想走向健康轨道

既然不利因素是从以上两方面产生的，要使我国当代教育思想走向健康的轨道，也应从这两方面着手。

其一，要把握我国当代国情。首先，要把握我国的大国情，那就是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含义有两层：其一，是从社会性质来讲，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其二，是从发展程度来讲，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程度还很低，还很不发达，仅是初级阶段。其次，要把握我国当代教育的现状。当代，国家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提倡的是以“素质教育”为标志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现状，培养的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道德、有理想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既然我国的社会性质和现实状况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我国的教育思想就应体现本国的民族特性。我国教育思想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到蔡元培的“五育并举”、“三育并重”以及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都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精华，我们当代的教育只有在把握国情及现状的情况下，以民族的教育思想精华为主线，融合西方有利于我国的教育思想，才能形成真正的符合我国当代教育发展的教育思想体系。

其二，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我国当代的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明白，并不是所有西方的教育思想都是精华，其中也有糟粕，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具有去粗取精、辨伪存真的火眼金睛。同时，在教育研究和教育工作中要有一颗负责的心，对待外来的教育思想，要严格把关，根据我国国情和教育实际，加以引进、吸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彤，杨莉.泛西方化高等教育思想与全球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J]，现代大学教育，2007，（04）.

[2]肖川.论当代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J].全球教育展望，2006，（08）.

[3]郭戈.西方近代的兴趣教育思想[J].教育研究与实验，1987，（03）.

西方科学主义教育思想篇2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课程设置；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举措。山西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从20世纪80年代初创建以来，与时俱进，改革创新，针对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从理论上回答了大学生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启迪和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教育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实现高校培养目标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始终坚持与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结合课程教育教学特点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势特点，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不断发展完善。笔者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山西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历史沿革以及改革发展的梳理，可以将山西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课程设置沿革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初步发展阶段(1978—1984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总体来说，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80年7月，教育部印发了《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实践经验和现有条件，在目前全国高校本科开设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文科专业加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也可试开科学社会主义。”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984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要求从1984年起着手准备在全国高等院校增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课程。按照教育部对于课程设置的相关要求，山西省各高校积极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工作，在教学中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瘤毒，拨乱反正，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教育学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山西大学、太原机械学院等高校开设了“中共党史99、66政治经济学”、“哲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等必修课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不断完善阶段(1985—1997年)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以及新时期大学生思想、心理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教学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改革。1985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指出，在新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须对大学生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使大学生能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使大学生能用正确的理论分析鉴别各种社会思潮和观点，对错误的思想观点进行进行分析批判；必须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理论实践的教育，使大学生能深刻体会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任。

1986年3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在高等学校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指出，从1986年起，要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进行改革，逐步开设“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9966马克思主义原理99％66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这四门课程。从1985年以后，山西省教委和各院校组织广大教师对政治理论课积极进行改革，建立了新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得到了不断修改和充实，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山西省还利用一年多的时间，本着先易后难、由点到面的原则，坚定、积极、稳妥、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进行了改革，到1986年暑假后，山西省各高校开始开设“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等必修课程，将“马克思主义原理”课分成“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几门课程，并增加了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容。

1988年7月，山西省教育委员会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程和召开法律基础课研讨会的通知》，将“法律基础”课列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必修课，为此，从1988年新学年开始，山西省各高校普遍开设“法律基础”课。从1991年起，山西省各高校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中增加了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的内容。1993年8月，山西省教育委员会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改革意见》，高校的“大学生思想修养”和“人生哲理”两门课调整为“思想道德修养”一门课，作为必修课从1994年秋季开学实施。“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仍为必修课，其中“形势与政策”针对学生的思想认识，采取报告或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每学期集中进行五次左右。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健康发展阶段(1998—2004年)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这给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高校必须下大力气使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以武装大学生的头脑。1998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教育委员会了《关于我省普通高等学校开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的通知》，从1998年秋季开学，山西省各普通高校都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为基础，开设了“邓小平概论”课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课程设置必须着眼于引导和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反映我国实际和时代特点。199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至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课“98方案”形成。按照上述要求，山西省各高校进一步推动“两课”学科建设，充分发挥“两课”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重要阵地作用，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华北工学院等高校把“两课”列为重点课程，加强了课程的建设。由此，山西省各高校“两课”课程设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003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通知》，要求把“邓小平理论概论”课调整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山西省各高校从2003年秋季开始开设这一课程，并重新编写了这一课程的教材，从总体上贯彻了十六大精神。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科学发展阶段(2005年至今)

西方科学主义教育思想篇3

关键词：全球化；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创新对策；创新意义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305-02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历史潮流，它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1]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渗透到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是西方文化以及意识形态不断进入我国，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碰撞，影响着我国国民尤其是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给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这必然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

一、全球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一）全球化影响大学生的经济思维方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当代西方经济文化思潮中反映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东西，我们必须 “把它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2]而对一些西方国家所极力宣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推销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以及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等观点，需要高度警惕。虽然我们暂且不能把近些年西方流行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在国内兴起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全球化，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全球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对大学生造成的消极影响。据调查发现，不少大学生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把追求高消费， “不要活得太累’、“享乐就是我们的目的” 等作为了人生道路上追求的目标，并且成为了唯一的价值取向，这些现象都是因为西方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

（二）全球化对大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产生影响

政治认知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心理的重要内容，它是单个个体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运行状况的认识。非常明显，在当今渐趋频繁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西方国家的政治观点和态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的影响和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影响和冲击有些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政治和法律的要求， 对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步起积极作用，但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一些现代化的传媒手段，比如报纸、网络，传播不利于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言论，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三）全球化影响大学生的“三观”

“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三大支柱，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3]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作为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科学的世界观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冲击，西方的一些哲学家将现代信息技术作为载体，竭尽最大的能力攻击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称其为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通过找出马克思与恩格斯一些观点的不同以及提出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不同，并且到处宣传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达到摧毁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邪恶目的。在当今的中国，宣传以个人为本位，集体不过是保障和达成个人利益的工具的个人主义价值观长期受到集体主义价值观抑制，处于隐性地位，伴随全球化的深层演化，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家、思想家极力向我国推行个人主义、贬低集体主义。在其影响下，大学生思想上开始出现困惑，“唯我独尊”、“个人至上”、“自我陶醉”的个人主义思想。所以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客观、全面地向学生讲述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的区别，并且让学生明白我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并不代表未来的经济状况，坚定学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

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意义

（一）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关键环节，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今天，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但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来讲，它的内容、形式、方法等都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急需改进与加强。而认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研究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内容、原则、方法、载体，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大环境的相互作用，无疑有利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新的时代环境和教育对象的新变化，要求变过去那种经验型的非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要完成这一转变，也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多方面的深入研究。”

（二）有利于建设高校高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我党的基本方针、路线和政策的宣传者，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坚定拥护者，这就应该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但是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管理不到位；教师的教学与科研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除了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的管理；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师资队伍政治理论素养；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以及加强业务学习等，最重要的就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在理念、内容、方法、机制等方面都加强创新。

（三）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全球化下我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改革开放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代新人来推动，和谐社会需要一代新人来建设，而培养一代新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对策

在新时期应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主要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内容、方法和机制四个方面加强创新。

（一）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创新

1.要有创新意识。众所周知，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教育体制和学生的身心特点。当今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唯有创新才能促使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展。

2.在教育中做到以学生为本。教育者要明白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所以在工作中要做到以学生为本，树立人本意识，这就要求教育者在育人过程中时刻做到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按照大学生身心成长的规律，在充分尊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扎实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3.教育要跟随时代步伐。思想政治工作要保持其生命力，就要吸取最新、最前沿的事物，要跟上时代不断变革的步伐 ，要跟上信息时代迅猛发展的节奏，要跟上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时代。

（二）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

1.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要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要求，主动吸收社会各学科的优秀理论成果，要突出形势与政策、和谐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等教育，切实加强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

2.要重视高校网络文化内容的创新。改变网络内容来源比较单一、静态成分偏多的现状，积极进行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相关的内容的教育，而且教育的内容要适合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的成长规律，一定要用健康、正确、科学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

3.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针对当代大学生面临的学业、就业、经济等压力普遍加大，由此引发的心理问题增多的状况，以及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一些心理问题，这些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心理健康甚至就业，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必然要重视并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1.教育者要跟随时代步伐，不断完善自身。教育者对自身的完善包括完善基础的思政知识，打牢基础，也包括完善思想政治的工作方法，不断调整和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手段。灵活且有效的教育手段能够更加准确、更加迅速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知识传递给受教育者。

2.将教育对象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结合实际情况从每个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出发，全面分析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特点，具体安排教育的方式和内容。只有区分了教育对象的层次，对不同教育对象开展不同的工作，因材施教，这样才能够有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3.不断优化教育的环境，树立“大教育”观念。恩格斯指出：“人们创造了生活的客观环境，同时人们又在客观环境的制约下生活。”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改造客观环境，在改造客观环境的时候也在重新塑造自身的思想和观念，这就是说，人们的思想观念会受到受所处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无数的事实得以证明，努力创造一个和谐优美的人文自然社会环境，是有效增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

（四）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新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保障机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有效运行，必须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必须有健全的领导体制，专门的组织机构，得力的队伍，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必要的经费与物质保证。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激励机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一切从人出发，以调动和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手段，达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发掘和调动人的积极性，离不开激励理论的应用，采取多种形式的激励手段，健全和完善激励机制。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机制的创新。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就是教育主体根据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设计一个完善的评估标准，充分运用各种方法如：测量和统计分析等，对思想政治教育所达到的实际效果进行主体判断、客观评价的过程。它能够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能够为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有效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情况做出正确决策而提供可靠的保证。为了有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展开，尽快建立和完善评估机制，以更好地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周从标.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西方科学主义教育思想篇4

[关键词]自然 适应自然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自然主义教育主张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顺序进行教育，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种教育思潮与教育理论。本文主要针对处于形成阶段的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进行分析，阐明夸美纽斯、卢梭及裴斯泰洛齐三位伟大的教育家对自然主义教育的理解，进而引发人们的思考。

一、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客观化阶段

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著名的教育家，是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在他的教育理论体系当中，他的理论起点是自然，他从教育学的高度第一次拉开了自然主义教育的序幕。本文主要研究他在《大教学论》中所体现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夸美纽斯认为教育必须建立在适应自然的基础上。他的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主要强调两点：一是要遵循自然的“秩序”进行教育。他在《大教学论》中明确提出，“改良学校的基础应当是万物的严谨秩序”。秩序就是事物的灵魂，它应当、并且只能以自然的作用为借鉴。因此，必须把万物的确切规则作为改革学校的基础。二是要依据儿童天性、年龄和能力进行教育。他认为教育应该考虑儿童的性格特点。他认为教育要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要遵守适当的时机，凡是超过儿童年龄阶段所能理解的知识都不要强迫他去学习。

夸美纽斯的“适应自然的原则”被称为“客观自然主义”。他是从教育学的高度来论述自然主义教育的第一人，使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初步具有理论色彩。然而他的自然主义思想仅仅停留在客观化阶段，未能真正领会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普遍法则，因而使得有些观点不免片面和机械。

二、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观化阶段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客观自然主义”到了18世纪已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开始转变为“主观自然主义”，促进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是卢梭，他所理解的“自然”已纯人本化了，它是指儿童本身，儿童的自然本性。他并不是像夸美纽斯那样强调完全顺应大自然，而是要利用自然规律，回归自然本性，根据儿童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进行教育，脱离对人的疏忽，培养反封建的“自然人”。他被誉为“教育学上的哥白尼”。他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爱弥儿》中。

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教育要适应儿童天性的发展，并且要按照儿童自然的天性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不同的教育。二是要保护和发展儿童善良的天性，回归儿童的自然本性，要使儿童的身心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三是要去乡村大自然的环境中去接受自然的教育。

卢梭明确提出自然主义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自然人”。他的“自然人”是相对于“公民”而言的。他的自然人也并不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野蛮人，不是与世隔绝的孤独人，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自然人.

卢梭的主观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了近代教育的新纪元，其核心就是要求教育要遵循儿童生来善良的天性，顺应儿童的天性进行教育。卢梭的教育不仅仅是学自然，更重要的是要遵循人自身的“自然”。这就使得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发展到了主观化的阶段，其对于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心理学化阶段

裴斯泰洛齐是19世纪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他非常重视人的天性，要求根据人的天性进行自然教育。但他不像卢梭那样美化儿童的天性，他认为不仅仅要遵循儿童的天性，同时教育也要对人的本性加以约束。他是第一个提出教育心理学化理论的人。他把自然教育与人的心理发展特点科学地联系起来。这使得教育以更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定义，可见这种教育适应自然的思想在裴斯泰洛齐这里达到了更高更深的层次，开创了新的时代。经过他的发展，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进入了另一个转折点――“心理学化”阶段。

裴斯泰洛齐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中的“自然”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指大自然本身的活动及其规律，但是更多的是指儿童的天性尤其是其心理活动的规律。另外裴斯泰洛齐并不像卢梭那样认为儿童的本性都是“善”的，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两面性，即低级天性和高级天性。低级天性即动物性；高级的天性则指人所独具的理性。他认为，教育一方面要遵循儿童的天性，另一方面也要对人的本性加以约束。因此，为了使教育能够更好地促进儿童内在能力的发展，他提出了“教育心理学化”的主张。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心理学化”显然比卢梭的主观自然主义前进了一大步，他力图研究儿童的心理特点与发展规律，并和儿童教育工作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人的本性理解为人的心理发展，要求教育必须与人的这种心理发展的特点和心理过程相一致。他具体化了自然主义教育，开启了19世纪欧洲的教育心理学化运动，对自然主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在形成阶段经历了“客观自然主义”――“主观自然主义”――“心理化自然主义”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目的各个方面都在一步一步走向科学化，从夸美纽斯到卢梭开始重视追求人本身，从卢梭再到裴斯泰洛齐又进一步按照人的心理发展特点重视人的身心发展。他们都用各自继承和创新的思想，论证了自然主义教育对于时代的意义。所有他们三个人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不仅都对当时束缚人性、违背人的自然发展规律的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教育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对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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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主义教育思想篇5

为增强高校德育课程的实效性、说服力和吸引力，我们立足于四川西北部，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教育方式、考核方式和实践环节这些现状入手，总结影响教学实效性的现实问题，多角度、探索性地阐述了教学方式和方法的改革，指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思路以及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

思想政治理论课；现状；改革探索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这是该文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战略定位。同时，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明确定位，强调高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2013年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科建设提出的新的指导思想，并且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加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和法治教育的新要求。由此可见，党中央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极为重视。

一、川西北地区高校德育课程的现状

（一）四川地区致力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成绩斐然四川西北部地区的高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下，尤为重视德育课程教育及其学科建设并取得了成效性发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由弱小到强大，在诸多学科门类色明显，学科体系逐步完善。该学科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量素质过硬、专业知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管理与教育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四川西北部地区德育重教化，效果不佳1.德育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我们的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以“05方案”实施为主要标志的全新课程体系，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四门必修课程，同时开设《形式与政策》课程等选修课程。课程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性过强，对社会发展以及学生思想实际重视不够等弊端，且存在课程之间或一门课程当中在不同时间重复设置某项内容。例如：对法律知识这一块内容，中学阶段强调的具体的法律规范，大学阶段再次重现；道德部分应集中讲完，而不是分散在不同章节。另外，川西北地区的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主要是作为知识传授的一部分被纳入教学体系，强调材、学计划、案、统一课件，导致教师课堂发挥性不强。2.采用传统的单项灌输式教育方式。传统的德育教育是指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单向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川西北地区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大都采用两个班级合班的方式进行教学，属于大课堂，学生课堂参与率较低，蒙混过关现象较严重。思想道德教育的计划性、目的性取代了学生们的主体性，教师们把教化之道变成了理论教学，教学方法很单一。在教学语言的运用上，大部分教师使用概念化、学术式的理性语言，这种说教方式使教学内容枯燥乏味，弱化了感染力，结果是失去了思想教育应有的活力，因而也就失去了思想教育的吸引力。毋庸讳言，川西北地区的高校德育工作已显得苍白无力，无法在后现代文化的遭遇中，去面对思想性较强的学生，找不到有效的切入点。传统德育模式过分强调理性的色彩，强调单向灌输，学生们处于被动、被控制的处境，缺乏主动性，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平等，忽视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需求，导致德育的内容和形式都趋于单调、刻板。教师在课堂上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具体阐释，导致学生疏远了德育课。3.考核方式陈旧，缺乏地方特色。长久以来，川西北地区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期末用闭卷考试的方式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期末试题一般分为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教师按照各高校考试大纲出题，考试题型大多为单选题、多选题、名词解释或辨析题、综合论述题，总分100分，从期末试卷分析上的数据来看，这种形式的考试成绩并不理想，60~70这种低分段的学生居多，高分的学生微乎其微。学生们仅仅把这一类思想政治理论课看成考试科目而已，不能真正感知它的时效性、有用性的存在。近年来，川西北地区有少数高校为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大胆尝试考核方式改革，实行开卷考试+闭卷考试，半开半闭的考核形式对于提高学习兴趣，成效甚微。4.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环节薄弱，使学生思想道德认识与思想道德实践脱节。川西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方式是课堂理论的讲授，社会实践这一块则显得薄弱贫瘠，而实践活动具有帮助大学生把所学理论知识转化为素质的重要功能，能够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该地区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目前只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落实，有的学校一年中带部分学生去博物馆或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一次就算完成实践教学任务，有的学校直接给学生印发一本实践手册，基本内容大致为读书笔记、社会调查、班级主题活动等等，由学生课余完成，期末打分就完成实践内容，还有的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一次公益活动，用照片和视频记录活动过程。这样教学模式造成了德育意识与德育实践脱节，主要原因是班级过于庞大，不利于安排学生社会实践，学生们不能亲身经历实践内容，只有少数学生是社会实践项目的组织者、实施者，其他都是观望者，没有达到实践教学的目的，学生们对老师局限在课堂上的主题活动内容由于操作性不强也无动于衷，对教师布置在课余时间的社会调查项目由于教师无法监控，小组成员过多而消极怠工，实践效果不显著。

二、综合改革，多管齐下，营造德育新气象

（一）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德育中的指导性作用德育教育必须注意它的传播方式，寻找有效的文化载体。裸的真理有时难以被学生接受，只有将德育具体化、生活化、文化化，并通过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平等的网络虚拟文化平台、高校校纪校风等载体，抽象的理论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有效的传递，并且可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德育建设的理论，也是我们宣传的纲领和重点。加强和改进德育，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基础的工作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教育学生。要使这种理论武装工作有成效，必须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基本原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对当前亟须进行理论引导说明的突出问题，做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充分发挥马克思理论在德育中的主旋律的作用。为此，我们应该科学生动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学生不断克服和抵制错误的、腐蚀落后思想的影响和侵蚀。首先，我们要让学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具进的属性，它会随着实践变化而变化，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其次，将科学理论的学习与解答学生现实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其解决疑惑，以人为本，力求创新。再次，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提高自己运用科学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队伍的师德师风教育叶圣陶老先生明确提出：做老师是为人也为己的事业，做老师要有理想主义情怀。教师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人格魅力直接影响到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养成。在高校日益商业化和技术化倾向的现实面前，思政教师自身素质显得尤为重要。思政教师不仅是道德规范的传播者，更应该是道德准则的践行者，肩负者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应该是一个品行高尚的人。思政教师应该从多方面具体提升自己的素养。首先，思政教师应坚守高尚的职业道德。青年教师应该克服自身困难，全身心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以敬业乐业的精神、较高的学识水平和良好的师德形象展现在学生面前，既要有脚踏实地、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又要具有为人师表、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品格，还要有淡泊明志、甘为人梯的精神境界，以学识为广度，以人格为高度，努力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真正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其次，教师应注重对德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教育家卢梭说，千万不要干巴巴地同年青人讲什么理论。如果想让要使他们懂得你所讲的道理，你就要用一种东西去标示它，应当使思想的语言通过他们的心，才能为他们所了解。德育不是单纯的理论灌输，没有情感体验和内心认同的道德意识，对学生们的约束和指导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找出符合学生生命成长诉求的规律。因此，教师要从文化入手，注重德育的感染性、激励性、渗透性和动力性，这就要求我们站在德育文化的高度，把传统德育教育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比较审视，把我们的工作目标与莘莘学子的具体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教师的角色不再是传道者，而是学生成长路上的陪伴者和同行者。再次，课堂上为提高学生抬头率，教师除了利用现代多媒体引导学生在娱乐中学习，更应该注重讲授效果，不能哗众取宠。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中教师要善于运用诗化语言，增强教育感染力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应该摒弃那些概念、特征等僵化刻板的理性语言，代之以生动、活泼、富于艺术感染力的诗化语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恰当使用诗化语言，有以下积极意义：首先，诗化语言可以增强教育说服力。艺术本于真，诗化语言强化了教育的理论力量。有人在讲理想时，是这样诠释它的：理想是人对未来生活的赤诚寄托和对生命价值的超现实追求，是行动着的肉体生命之精神支柱与导向。崇高的理想，能使人在艰辛的求学生活和将来的职业生涯中保持一种高昂的伟岸，永不气馁的精神状态，使之于平淡的生活中呈现出恢宏，于坎坷的磨难中展现出豪迈。这位老师用诗一样的语言解释了理想的含义。铿锵的话语，澎湃的激情，使人深受感染。其次，诗化语言不落俗套。传统的思政教育课堂是枯燥冗长的，然而教师诗一般的语言，让人耳目一新，充满意境。再次，诗化语言展现了德育的超越。思想道德教育是一种超前性的文化，它以未来为导向，为生活提供思想，走在社会生活的前面，诗化语言具备这样的特征，让人倍受鼓舞。

（四）积极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恩格斯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也强调读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解决遇到的问题，要充分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和现实的确切真实，努力做到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实实在在地做事情。十报告中报告多处提出要加强责任感教育，其中对学校教育提出的要求是“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思想教育要反映社会生活实践的丰富性，脱离社会实践的丰富性就显得苍白。而且思想教育本身是为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服务的，因此，我们要注重把思想教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去。然而，川西北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时中约占三分之一的实践教学基本上还是“鸟笼”状态，为激发学生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可以作以下三方面的尝试：首先，在单班授课的前提下，高校应该积极配合任课教师批准学生走出教室，深入到与教学主题相关联的各单位、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如参观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工厂等，并让他们以问卷或采访的形式进行，事后要求各实践小组用多媒体或者DV视频在课堂上交流和共享，这样的方式不但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参与，而且能锻炼胆量，调动学生的内在潜能，增强情感认识，使外部教育产生内化作用。其次，任课教师在实践教学部分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课程表并表明课时数量，做到每讲完一个专题就配以规定的活动内容，比如讲完爱国主义就去博物馆参观调查，讲完人生价值观就组织一场报告会，请成功企业家或大学生创业标兵现场和同学们交流互动等等，根据学生们在活动中的表现，教师分类细化评分并记入期末成绩。再次，开展校外实践活动，高校应积极支持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活动经费，这是有效落实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

三、结束语：

对于四川西北部地区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课程设置、教育方式、考核方式以及实践环节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多管其下，全方位无死角采取符合我们本地资源生源多种方式，对症下药，解决长久以来困扰我们思想教育者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思想教育者对教育的深刻认识，我们不能以一个权威者的姿态对待学生，而是要具备服务学生，服务社会的活力教育意识。相信，在我们的用心改进的努力下，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充分发挥学生们的思想生成性和创造性，从而让学生们真正喜欢我们的政治理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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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主义教育思想篇6

关键词：谭嗣同教育思想;当代大学生;启示

一、谭嗣同教育思想的渊源

1.深受名师启发，辱中觉醒，并掀起了一股西学浪潮。中国近代著名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在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的影响下，自少即有爱国思想、鸿鹄之志。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言语妙天下。1877年，谭嗣同师从涂启先，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历史典籍，并接触了格致学、算学等自然学科。此外，湖湘文化的代表船山思想也备受谭嗣同推崇。2.游历经验丰富。此外，谭嗣同还爱好游历，数十年间，来往于湖南、湖北、陕西、新疆、台湾等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尽管谭嗣同早期的游历生活是因为父命，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游历机会，才催生了谭嗣同的维新思想以及后来的《仁学》创作。期间，一方面他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另一方面，他看到了社会的腐败和中国人民的苦难，国家的贫弱进一步激发了谭嗣同心中爱国的热情，坚定了他爱国救亡的信念。在游历过程中，谭嗣同还结识了不少佛家和西学方面的饱学之士，这使其眼界大开。在他们的熏陶下，谭嗣同潜心读书，知识与日俱进，思想日臻成熟。因此，谭嗣同的整个思想体系，很明显地留有佛学和西学的烙印，其教育思想也不例外。

二、谭嗣同教育思想概述

1.学问保国的教育观。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来，我国民族危机不断加重，帝国主义掀起了一场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狂潮。谭嗣同作为维新派的杰出代表，为挽救民族危亡，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他用政治的眼光看待教育问题，提出学问保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弱民穷，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是因为人才零落，所谓“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欲讲富国以刷国耻，莫要于储才”“培植人才，为自强本计”。因此他得出结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教育，教育是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为此，他不辞辛劳，躬行实践，对我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例如，在湖南，他鼓励兴办学校，创立《湘报》《湘学报》，并建立浏阳算学馆。这些不但成为学校变革和建设的典范，它所带来的维新气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湘人的视野和湖南学界的新风气，使广大民众能够深入地了解学习新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当时反对旧式封建教育，提倡新兴文化教育上，比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谭嗣同这个后来者毫不逊色，教育救国是谭嗣同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2.中西互通、继承兼容的教育理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一直使用的是科举取士，即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优秀人才，考试的内容主要包括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等，这就决定了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向学生灌输“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等儒家思想。不可否认，在儒家经典里面，凝聚了许多哲人思想的精华，而且，相较于爵位世袭，科举取士确实为统治阶级、为朝廷招揽了大批人才，一定程度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是，到了清朝末期，随着西方科技的进步，传统封建教育内容的弊端，科举取士的没落性和腐朽性显露无余。《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很好的例子，对于大厦将倾的清王朝而言，仅仅靠“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熏陶出来的人才，是挽救不了覆灭的命运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把教育的目光转向了西学。西学作为实用性科学，在很多人眼里，被认为是救亡图强的必经之路。作为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谭嗣同忧国忧民，崇尚教育救国，而且学贯中外，自然也会将教育救国的眼光投向西学。谭嗣同认为，西学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一环。但西学博大精深，名目繁多，因而主张将西学中的数门学科分门别类，由学生各选一门以学之，以更好地将西学落到实处。他提出，考生“必须真精通一门（西学）。始得考取，不兼西学，虽制艺极工，概量不录”。他在浏阳算学馆、中华女子学堂和时务学堂的课程体系设置上，提出在必须开设格致学、算学等自然学科外，还必须增设外国语言文字一门。可见他对西学的推崇。不同于一般有识之士的是，谭嗣同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思想，是捆绑人们手脚的镣铐，封建落后的科举制度更该废除。但在传统文化中、国学精华中蕴含的求索精神、爱国情怀、经世致用、勇挑重担的品格，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感是应该继承的。沟通中外，海纳世界，同时在批判中继承传统国学的精髓，兼容世界文化的精华，谭嗣同在把维新变法的理念融进教育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3.稽古振今，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两眼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生动写照，也是许多读书人追求的最高境界。科举制下，教育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求取功名。谭嗣同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经世致用，也就是“实”，让每一个读书人学到实实在在的本领，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是谭嗣同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稽古振今，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其实也是他教育救国思想的体现，和他的学问保国教育观一脉相通。4.重视德育，以德化人的教育思想。谭嗣同深谙德育教育的重要性，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读书的目的在于“济世安民，以天下为己任”。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清王朝风雨飘摇，民族危机空前绝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挽大厦于即倒，救民族于水火，需要一大批具有圣贤豪杰的高尚品德，敢于担当，勇于为国献身的英才，而这又离不开德育教育。关于德育，谭嗣同提倡以圣贤豪杰之品德，育经纶天下之英才。他认为学生应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善于自理其身，达到“大无畏”的境界。他开办的时务学堂里，就培养出了后来像蔡锷那样的品德高尚，意志坚定，济世救国，捍卫共和的奇才。他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唤醒民众，感染了许多后来的志士仁人，实践了自己以德化人的德育思想。

三、启示

谭嗣同的教育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对当代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而言，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1.紧扣爱国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之魂。谭嗣同一切的教育思想都是构筑在学问保国的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是谭嗣同教育思想的灵魂，是核心部分。当时代的巨轮驶进二十一世纪，我们国家的富强使每一名中国人为之而自豪。然而，个别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功利主义大行其道，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失误。昔日，志士仁人忧国忧民，从落后挨打的惨痛现实中试图走出一条学问保国、富国强民的变革道路，这是一种艰辛而酸楚的爱国。今天，大学生们身处伟大的时代，肩负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时代不同，但历史赋予的使命相同。如果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中缺失了爱国主义教育，丢掉了爱国之魂，将何以告慰先烈们的在天之灵，何以完成复兴中华的宏图大业？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有多种，铭记历史是一种爱国教育，激发民族自豪感也是一种爱国教育，重拾儒家经典、国学精华也可以是一种爱国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应浸透于大学学习的任何一门功课，贯穿于大学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2.继承传统美德，崇洋而不。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功不可没。西方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经验、先进的管理模式，一切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优秀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定地学习，闭关锁国的回头路我们决不能再走，这是近代中国惨痛的历史带给我们的经验。但是，开放国门的同时，也有一些与传统美德相悖，不适合中国社会的西式思潮裹着潮流民主的华丽外衣泛滥于中国大地，盛行于大学校园，侵蚀着大学生的灵魂。在传统与“新潮”，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碰撞面前，如何找到平衡点？如何在学习西方一切先进东西的同时，过滤掉一切不良的思潮？这是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中绕不开的问题。在谭嗣同的教育思想里，中西互通、继承兼容是他变革教育的重要内容，他主张在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同时，应批判地继承传统的文化。人类社会发展至今，进入网络信息时代，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大学生，已不可能再是井底之蛙。所以，学习传统文化，继承传统美德，增强免疫力，洁身自好，抵制各种视觉和功利的诱惑，崇洋而不，应成为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3.脚踏实地求知，做社会有用之才。谭嗣同的经典教育思想是“经世致用”，也就是学到实实在在的本领，服务于社会。大学本是学习知识的殿堂，淬炼人才的熔炉。然而，有些人一进入大学，便开始不思进取，混日子，捞文凭，四年光阴虚度，未来人生迷茫。毕业后，又自认为是天之骄子，好高骛远，叹息找工作难，埋怨社会之大，却没有给自己留下能够奋飞的位置，不知道从自身寻找原因。所以，正确引导大学生规划人生，制定目标，不空谈，不死读，脚踏实地地学习真本领，孜孜不倦地探索新知识，是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样，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将来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他们才会闪耀出自己灿烂的光辉。4.平等相处，友爱待人。平等、友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墨家“兼爱”思想的体现，和西方现代的民主、民权思想是相通的。谭嗣同摒弃尊卑，开办女学，这种教育思想里显然蕴含着平等、民主和友爱的思想，是我们今天大学生政治思想工作所必需继承和坚持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看到存在于大学生生活中的矛盾点，教导大学生正确处理矛盾，养成良好的道德素质，使大学生的精神世界里加入“平等”“友爱”的元素。5.加强德育工作，坚持以德化人。谭嗣同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最重要的启示是大学要重视德育教育，要以德化人。“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运用道德力量鞭策人们提高思想政治素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谭嗣同十分重视德育，并以他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演奏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气之歌，激励了许多后来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为国捐躯。今天，我们的时代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楷模，如拯救“东方之星”潜水乘客的当代大学生官东、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徐立平等，他们的英雄事迹可以激励今天的大学生树立复兴民族、为国献身的理想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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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主义教育思想篇7

【关键词】中体西用；和魂洋才；差异

20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日两国面对日益严峻的生存形势，先后进行了诸多领域的改革，教育领域的改革也相继展开。基于同样外忧内弱的国情以及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世情，作为两国教育改革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有着共同之处。首先，两者都是本土文化在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时，对于外来文化的挑战而做出的回应，最初具有相同的被动性；其次，两者都试图调和或融汇东西方文化，以期以西方文化之长补自我文化之短，属于一种文化调和；再次，两者都力图保存自身文化在文化调和过程中的主体性，试图以自身文化之“体”或“魂”去主导西方文化之“用”或”才”；最后，两者的原始含义大致相同，“中体”与“和魂”都主要是指本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而“西用”与“洋才”则均指西方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富强之术”。而，面对洋务运动之后清政府甲午战失败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反差，不难看出，看似相似的两种指导思想必然存在着巨大差异。

一、纵观两国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原始含义虽然有一致性，但其实质是不同的

虽然中体与和魂均以儒学为基础，其内核表面相似，但中体主要是指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思想文化，其核心是“纲常名教”，具体体现的则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和魂主要是指构成日本传统文化核心的天皇制下形成的“忠诚一体”、顽强不屈的“大和魂”这一民族精神，它是以儒家道德为基础的个人伦理。因此，有学者将当时的中体与和魂之别归结为封建性与民族性之差别。此外，虽然儒教伦理在两国的意识形态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但儒学传入日本后，转化为不同于中国儒教的日本化的儒学，这二者在两国道德领域的影响深度不同，核心也不同，中国是以“仁”为中心的大众儒教，而日本是以“忠”为中心的军事儒教，这也决定了“仁”的思想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而日本却一直延续了自己的军国主义传统。

西用与洋才，从原义看二者均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富强之术，而其真正的内涵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是指声、光、电、化、理、工、医、农等自然科学和史地、教育、商务等社会科学以及“坚船利炮”等物态文化。这决定了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只学习西文、西艺、西史，不学西政，吸收西方文化仅局限于器用层上。而后者不仅指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等物态文化，还包括政治经济制度、法律形式、教育制度等意识形态文化。基于这一认识，日本不仅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还学习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和制度文化，即不局限于器用层面，兼取西方文化各个层面之长。

对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实质认识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接受西方文化时的宽容程度上的差异。我国在吸收西方文化时掌握的尺度较严，“西用”一般局限于西方科技，而西方的制度和思想，尤其政治制度则被视为“中体”的对立物和异端而加以排斥。日本则恰恰相反。

二、中体与和魂在各自框架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

“中体”在中体西用模式中处于根本的和优先的地位，“西用”则处于从属和次要的位置，两者是一种不对称的主从结合。而“和魂”则并没有受到优先的强调，“洋才”也没有被摆到末位，两者基本上是对等的结合，这就避免了陷入既要维护落后制度，又要学习先进文化的自我矛盾之中，精神与文化的融合无疑比制度与文化的对立更能取得改革成效，可见，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别。

三、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

在文化特性上，中国文化是自生、内发性的，而日本文化是外生、吸纳性的。因此，中日两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的文化在封建社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即使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中，数千年的儒学文明和封建专制体制依旧表现出消极的抗拒性和被动的适应性，封建传统教育仍处于中国教育的主体地位，中国单一的、内向封闭型的传统历史文化阻碍了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融合。因此，中体西用思想拒绝了西方的政治文明，也同时延缓了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的步伐。日本则不同，虽然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同属于东方儒学文明圈的范围，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是无我中心型文化，容易抛开传统观念和习惯。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并存性特征使得日本传统文明在与西方近代文明发生碰撞时，极易对西方政治文明进行接收与吸收。可见，和魂洋才思想是日本文化与民族精神相结合的成果。

四、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在实践环境上存在差异

一方面，二者指导的改革目标就是不同的。中体西用指导下的改革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主义旧制度，而和魂洋才指导下的改革目的在于建立资本主义新秩序。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在改革过程中的被动性，必然会受到统治者与旧势力的掣肘，阻力比较大。另一方面，中体西用是在局部范围内实践的，其实践主体主要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部分较为开明的官僚、汉族地主官僚以及部分洋务思想家。换言之，中体西用的实践主体不是一个有统一纲领、统一组织、进行统一行动的政治团体，这势必影响其实践的效果。而和魂洋才不仅是政府教育改革的政策，而且已经上升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取得了自上而下的一致共识，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化，主动学习西方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一种自觉选择，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不存在异己力量，政府可以运用政权的力量，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对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自然能收到良好的实践效果。

回首历史，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的不同结局必然引发我们对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深思，然而，虽然中体西用的体用二元对立直至现在仍倍受诟病，但我们应该看到，其指导下的洋务运动确实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和魂洋才虽然指导了明治维新教育改革的成功，却没有将日本军国主义传统连根拔起，因此，我们无需妄自菲薄，以史为鉴，才是学习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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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主义教育思想篇8

论文关键词：蒋梦辟；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民主

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中国近代著名民主教育家。他六岁人私塾，接受传统教育，其后就学于绍兴中西学堂、浙江省立高等学堂，1903年考中秀才，次年转入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自费赴美留学，以学教育为主，1912年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于同年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同时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理事。1918年蒋梦麟与陶行知、黄炎培等创办《新教育》月刊，并任主笔，以“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为旗帜，介绍西洋新思想，与北京大学教授们所办的《新青年》遥相呼应，不久即任北京大学教育学教授。20年代中期起，蒋梦麟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45年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假如要对蒋梦麟进行知识分子分类的话，毫无疑问应归为自由主义者，他以自由主义理念来改革社会，改革教育。

一、蒋梦麟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渊源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势力的压迫下，中国逐步沦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落后挨打、饱受欺凌、任人宰割的祖国是蒋梦麟刻骨铭心的记忆。在蒋梦麟的一生中，始终围绕着他的思想主题就是实现祖国的强盛和现代化。

蒋梦麟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其明显的学理渊源，它是在中西不同的政治文化观念熏陶和濡染下形成的。在蒋梦麟求学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古今中西、传统与现代思想文化的冲突与交融。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蒋梦麟，面对外国的侵略空有一腔爱国的热情和忠诚的信念，在当时中华救亡图存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无力回天的历史条件下，蒋梦麟转向西学，以期用西学来强国御侮。

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注意观察美国的社会生活，广泛接触发达的物质文明，注重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他结合中国当时新旧思想交替的情况，认为在结束旧时代旧思想的同时，应积极建设新时代的新思想。而这种新思想，主要是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思想。具体地说，就是学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措施，加快我国现代化的步伐。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说：“孔子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教训，和孟子的民主观念，都使中国适于做一个不愿欺凌其他民族的现代民主国家。中国在战后必须强调的是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科学方面应注重生产方法的应用，民主方面应强调国家的统一。科学和民主是现代进步国家的孪生工具，也是达成强盛、繁荣和持久和平的关键。”

在蒋梦麟自由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蔡元培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蒋梦麟早年曾在绍兴中西学堂跟随蔡元培学习，两人从此结下师徒之谊。无论治学还是处世，蔡元培对蒋梦麟的影响都非常大。在政治上，蔡元培主张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更确切地讲是希望通过改良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责任制(即议会制)的共和国。辛亥革命后，他一直主张以重实业、重教育来启发民智，改良社会，推动民主政治。蔡元培十分重视德育。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他提出德育是学校教育的中坚，“养成健全的人格”是普通教育的宗旨之一。把道德看作是建设美好共和国的需要。要有富强的国家，必须有合格的公民。他主张废弃封建道德，而代之以新道德即自由、平等、博爱为道德之要旨。蔡元培以其特有的人格、学识深深地影响着蒋梦麟。蒋梦麟认为蔡元培具有“学术自由之精神”、“宽宏大度之精神”、“安贫乐道之精神”、“科学求真之精神”，“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二人的文化观点也颇为相近，都从人类文化的宏观角度着眼看待文化现象，主张学术自由，万物可共育共存、并生不悖；应当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用科学之道整理国故。

留美回国后，蒋梦麟又受到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提携，先后担任北大总务长和校长。他秉承恩师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以至他在继任北大校长之后的许多举措都延续了其师的风格。

“去国原为救国谋”，即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为振兴中华，而向西方寻求真理。在留学期间，蒋梦麟广受欧美自由主义思潮的洗礼，其中对他的思想影响较大的当属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杜威认为，美国式民主社会之所以能达致民众的联合统一，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社会之物质的联络、国家观念的发达、私人自由组织之团体的发达、以及教育与社会之统一的关系。民主制度的优点，在于能联合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民主制度的责任，即在于联合自由与博爱。自由不但是外界束缚的解除，也是精神事业。自由第一的要素，是精神，或心理的特性。自由的真义，是使人人有创造的能力，自思、自行、自决、自裁，不靠旁人丝毫的帮助。蒋梦麟追求个性自由的现代教育理念基本依循杜威的思路展开。他把个人置于社会之首，认为改造社会得首先解放个人、塑造个性，个人强健是社会进化的基础和前提，个人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又是其终极目的。

二、蒋梦麟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

(一)个性主义教育

蒋梦麟以教育家闻名于世，他的自由主义理念，集中体现在其教育思想与实践中，个性主义教育观念即为其教育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

深受西方个人主义教育理念影响的蒋梦麟，清醒地看到了我国传统教育的弊端：中国传统的教育是培养统治者，诸如“学而优则仕”，“秀才，宰相之根苗”之类的俗语就是引导人们走读书做官道路的证据。这样的教育，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而不能“为民众谋利益”，“不能从民族的和社会的经济独立及一般的繁荣与文化上着眼”。蒋梦麟认为，个体是国家的最终基础，强有力的国家最终取决于强有力的个人。国家要强大，中华民族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就要突破向来忽视个体存在的封建旧教育，打破传统的家族观念，建立新的社会本位主义，注重个性的发展，强调个人的自由。他联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以“养成健全个人，创造进化社会”为宗旨的个性主义教育思想。

蒋梦麟在《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一文中对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者作了比较。他说：

“何谓个性主义?以个人固有特性而发展之……何谓个人主义?使个人享有自由平等之机会，而不为政府社会家庭所抑制是也。”接着，他对二者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社会国家而言，是个人主义，即主张自由平等，保障个人。对文化教育而言，是个性主义。

在蒋梦麟看来，教育的目标首先在于养成健全的个人，其途径有三：第一，为了纠正我国青年萎靡不振、依赖成性的不良习惯，应养成独立不移的精神；第二，为了改变中国青年只注重读书而轻视身体健康的传统陋习，应养成健全的人格；第三，为了弥补中国青年不善于思考、遇事武断、奴于成见或感情用事的弱点，应该养成精确明晰的思考力。这就要求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把自己铸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在思想信仰上，具备清楚的头脑，独立思想，独立评判，不迷信权威，不固执己见。同时，做事要敢于担当责任。只有这样，才能造就健全的个人，以改造腐败的中国社会，有了良好的社会，也才能有个人的幸福。蒋梦麟主张培养健全的个人，其最终目的在于“创造进化的社会”。何谓进化社会?进化的社会有三个条件：一、社会所储蓄之文明，能日日加增；二、社会之度量，能包容新思想；三、大多数之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蒋梦麟眼中的进化社会，是以美国为样板的民主政治。民主制度在民国成立之后得以建立，但是要让它运作却不容易。因此，蒋梦麟将个性主义教育作为培育民主政治的基础。

(二)政治自由

新文化运动时期，蒋梦麟主张的个性主义教育，强调个体积极进取，参与社会，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人的价值。他指出，个人之价值，存在于尔、我、他天赋秉性之中，新教育之效力，即尊重个人之价值。“所谓‘自由’，所谓‘平等’，所谓‘民权’，‘共和’，‘言论自由’，‘选举权’，‘代议机关’，皆所以尊重个人之价值也。”不尊重个人的价值，就会视万民如群羊，用牧民政治也就够了，也就没有必要有“选举权”、“言论自由”之类的东西了。蒋梦麟称中国和平之基础一向建筑于并不牢靠的牧民政治之上，“读吾国历史，一治一乱相乘续者无他，羊肥而食，食者暴也；羊瘠而牧，牧者仁也。牧而食，食而牧，循环不已。政府以民为羊，而民亦自甘居于羊之地位。”在牧民政治之下，个人没有自主权，人只是群羊而已。而在民主共和的政体之下，选举权都操纵在个人手上，“政治因尊重个人，故日共和，日民权，教育因尊重个人，故日自动，自治，个性。

蒋梦麟所赞成的个人主义，是不为政府社会家庭所压制的个人，应享有自由和平等。但蒋反对老庄学说、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德国与日本的国家学说。老庄认为社会仁义、道德等标准束缚个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府为万恶之源、社会为万恶所归而戕贼个性，二者皆欲解除、挣脱外在的束缚，以实现个人的绝对自由。蒋梦麟认为它们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蒋梦麟指出，“我们谈自由，当以法律所赋予的为范围，所谓放弃较低级自由，以求较高级的自由。”可见，蒋所提倡的“自由”，指的是在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或者说是法律规定的自由、法律制约的自由。是指在近代法治社会中基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国家权力做出明确界定后而形成的个人活动空间。一方面，法律制约并限制政府的权限与行为方式，这就是宪法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法律以民法及刑法的方式规定个人行为的界限，防止一些人以专断的方式侵越他人的事务。法治原则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宪政。宪政按其字面意义来理解就是依据宪法进行统治。个人自由是天经地义的，国家权力仅是用来保护个人自由的工具而已。因为，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前者只是人们为了更好地保障大部分权利而让渡一部分权利所形成的一种制度建构。而德国与El本的国家学说以国家为无上尊严之所寄，个人应牺牲一己以为国家谋强力，“国家有存在，个人无存在，是极端反对个人主义者也。”蒋梦麟认为以上这些趋势都不符合自由主义关于个人主义的本意。真正的个人主义，应取中正、和平之义，即英、美的平民主义。蒋提出了平民主义的概念：牧民政治之反面，即平民主义是也(或日民权主义)。平民主义，首以增进平民之能力知识为本，使人民咸成健全之个人，倡造进化的社会。于是一方以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而为和平之保障；一方以个人之才智，社会之能力，而扫除强暴不良之政治。在蒋梦麟看来，平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含义是相通的，都注重个体的自由、权利、平等。在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上，个体与国家社会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作用，共同导向进步，国家和社会要保障个人的平等和自由，而个人对于国家也有维持的责任，在其中个人的价值既获得了肯定，国家的权益又得到了实现。

(三)文化多元观

处身在西洋潮流冲击中国的大时代，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到西洋新式的大学教育，从老式的秀才到西洋的博士，这种学贯中西的经历，使蒋梦麟不仅对本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了精深的了解，而且能用双重视角去观察、分析问题，形成了“亦中亦西”的文化多元观。

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大多赞成西化的主张。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传统文化不足以救中国，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不如西方的价值观念合理，只有西方文化才是救治中国的良方。蒋梦麟认为，西方文化固然先进，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确有优于西学的地方，不能像鲁迅先生说得那样，把小孩连同洗澡水一同泼掉。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不是单一的，是多元融成的。文化的进步，是新旧相通、固有的与外来相通的结果。中国社会的进步要靠文化的进步，文化的进步有赖于中西结合，尤其有赖于引入传统文化中极其缺乏的科学文化。

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重道轻艺，把科学贬之为“术”，只重视人伦道德的研究而忽视对自然规律的探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也是造成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要使国家强盛，就必须发展科学。对于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蒋梦麟很是赞赏并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于19世纪与资本主义携手而产生科学的技术。这技术经百年不断的进步，至今成为世界生产激急增加的大关键。”为此，他把20世纪称为科学的时代、工业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西文化的融合就要求把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精神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一方面，保存和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方法、工程技术及现代文明的成就，蒋梦麟希望中国能适应世界潮流，迎头赶上。可见，蒋梦麟主张中西文化复合论，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以现代化为主要目标，以中国文化为载体，融合西方文化的精华，创造出现代中国自己的新文化。中西复合的新文化实质上就是中国文化现代化。

(四)和平渐进的土地改革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从自由竞争转向社会公道、社会公正，转向社会主义。蒋梦麟也受到了这种思想倾向的影响，因而颇关注社会公道问题，尤其是其晚年在台主持农复会期间颇费心力于和平渐进的土地改革。

1945年8月蒋梦麟出任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在台湾主持农复会的15年中，蒋梦麟深入农村，接近民众，积极推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农村建设。农复会工作所循的途径，为发展一种以民主为基础的农村复兴方案。他在《新潮》一书中提到：“农复会的工作，一方面要公平解决社会分配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社会公道的问题；一方面要采用近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各种生产问题。我们从事农村工作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在致力于台湾农村复兴的诸项工作中，蒋梦麟始终把土地改革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在蒋梦麟的观念中，“土地问题是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实现社会变革的有效途径也就是从土地人手，改革土地分配，实现耕者有其田。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蒋梦麟主张通过和平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的途径实现。“民主方式之土地改革，系根据公平的原则，逐步实行。”晚年的蒋梦麟对于这场他称之为“不流血的革命”的台湾土地改革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安定农村社会需要，蒋梦麟兼顾各阶级的利益，采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以减租的方式来减轻农民的负担，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社会公道。

蒋梦麟十分重视农民组织问题，认为强有力的农民组织不仅是推行一切农村革新工作及保护农民自身利益所必需，而且也是民主政治坚强的基础。蒋梦麟指出，“民主，即在法律范围以内的有组织的自由，即三民主义的民治民有民享。这要逐步推进，不能马上成功。民主方式的进步，是慢的，不能一蹴即就。”为了推动农村建设的进行，蒋梦麟及其领导的农复会，协助当局修改农会章程，改组农会，使以往掌握在地主及权贵手中的农会成为民治、民有、民享的农民自己的团体，并发展为农村政治、经济、技术、教育、社会活动的中心。通过改组农会、组织农民，“增强了各类农民团体的组织，经营效率，而且因为各类农民团体的集会和推选职员都依循民主方式进行，供给了农民运用四权的机会。凡此种种，对于促进产销合作，发展农村经济以及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努力，都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蒋梦麟自由主义思想的评价

蒋梦麟的自由主义思想充分融合和展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和现实主张。他强调个体的自由、权利、平等，充分肯定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个性价值，并把个体自由价值的伸张与实现当作建立民主政治、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蒋梦麟就这样为国人开出了一剂创造民主社会的药方，将个性主义教育视为创造民主社会的利器。他希望通过培养健全的国民，使之具备改良社会的能力，担负国家社会的责任。蒋梦麟和当时的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极力以自己所接受的西方观念试图在混乱的国家现实中开辟一条新路。他期盼用思想的启蒙、理性的拓展和科学的增长来消除社会危机，推动社会进步。然而，这对于在封建专制下生活了数千年之久的国人，要摆脱根深蒂固的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谈何容易!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蒋梦麟，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试图融合儒家学说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建设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家。他大力宣传新文化新教育思想，把当时欧美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在介绍的同时，他注意对欧美的文化教育思想加以批判吸收，注意到哪些对中国有用，哪些不适合中国。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也没有简单地一概否定，也是采取辨证地态度，吸取精华，摒弃糟粕。

蒋梦麟认为儒家的学问是一种经世之学，归纳起来，只有两句话，一句是有益于“世道人心”，一句是有补于“国计民生”，此外是旁枝末叶。小至个人的志向和人生理想，大至一个国家的立国之道，都不外乎“世道人心”和“国计民生”这两大目标。蒋梦麟离开教育界后，在台湾主持农复会工作，他本着科学的精神和社会公正的原则，探访民情，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科学家的意见，作出合乎实际的决定，在其领导下的农复会实施的各项政策，使中国台湾的农民获益甚大。

西方科学主义教育思想篇9

关键词：美学思想政治教育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学者鉴于美学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研究文献比较少，西方各国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学科研究主要是通过道德、伦理、美育等研究来体现，对美的关注体现在人性美、道德美。美国学者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1]，促进了道德发展的阶段，揭示了道德观念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影响着道德教育。柯尔伯格主张，尽管社会文化背景有所差异，但我们的底线道德发展历程和阶段总体是趋同的和一致的。这些阶段构成了较为固定的顺利，并长久发展下去。英国道德教育学家麦克菲尔的德育课程是以道德情感为主要线索的。他认为有道德的人该充分考虑他人的感受。道德主要靠发自内心的相互体会与理解，而不单单仅靠讲授，德育要致力于“教学生如何关心他人”。除此之外，威尔逊的新道德学习道德哲学，库姆斯的关于价值探析的分析理论，鲍勒诺夫曾经提出的朴素道德理论等，梳理的评价理论和保拉洛夫的道德理论研究了行为科学，考察了人格的发展路径，并注重对人的美的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厘清建立了逻辑。辛普森（Simpson）将其放在“杜威的艺术与教学”之前：杜威认为的“老师是艺术家”，反映了教学方式和方法的的艺术性功能和我们的环境适应力紧密相连。这个观点涵盖了以下几个关于道德的思考：教师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以及和改善社会活动中作为艺术家。西方的教育美学研究领域关系到教学方法的美学意味、教学内容的审美性改造、关于审美教育的教学理论方面，研究的宗旨都是实现教育价值最大化实现。[2]相关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领域：首先，重视“隐性”教育，同时配合“显性”教育，教育中“教育”和“延迟”的结合不会产生强迫感，从而造成思想意识形态上出现障碍。其次，应重视个性化学习，并着重培养合格人员的学术水平。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关注人类自治，个人主义和个性的观念，充分体现了上述教育理想。三是在西方国家，学校思想意识形态教育重视广泛的参与性，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试图用所谓“普世价值”来宣扬资产阶级意识的合法性。

二、国内研究现状

自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从美学的角度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领域，并且还建立了意识形态和政策研究的细分。早期代表学者主要有王宰林、雷才明、陆道廉、袁芳仁、钱立火、梅广才、檀传宝等。陆道廉认为，美育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中一项重要内容，美育建设可以有效促进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3]王宰林认为，美育除了增强大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还有自身的特殊功能，是德育、智育、体育不能取代的。[4]袁方仁等人认为，审美教育是大学生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5]因此，我们应该按照美的规律和逻辑去塑造人。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出发，用美学理论，用审美的观点和原则，审美的方法来帮助大学生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提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需要坚持创新的美学思维模式：树立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审美观；教育者和受教者建立和谐统一的审美关系。自2000年以来，知识界开始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并开始从多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例如美学视角多角度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这段期间主要的学者包括了陈章、郭长伟、丁兆罡、周芳、魏晓文、程卫国等。丁兆罡认为促进学生个体成长和全面发展，需要净化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环境，创造和谐友善的外部条件至关重要。[6]郭长伟则主张，美育可以提高人们审美的能力和水平，借助鉴赏实践，整体审美的品味和层次可以获得全方位提高。[7]他把崇高和优美作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审美情趣的目标。陈章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极具人文色彩的教育活动。具有丰富的美学含义。[8]从美学视角开展思想政治教学实践可以有效地提高思想政治学习的影响和效率。

西方科学主义教育思想篇10

关键词：正名；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161－05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到现在已经历90多年。90多年来，我党对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十分重视，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外开放事业广泛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适应当前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问题，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与思想政治工作，形成有利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的良好氛围，是摆在我党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伟大任务。因此，科学地挖掘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

随着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于2005年的设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相继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在今天的学术界，思想政治教育又成为了热门话题，似有成为某种特别的“显学”的倾向。然而，在这种貌似学术繁荣的背后，却隐含着这样一种陷阱。即某些研究者急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进行淡化处理。或试图以某种价值中立的名义来祛除思想政治教育的严肃的政治色彩。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认真地梳理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即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名”问题，“名正”方能“言顺”，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都应该依据于某种恰当的理论逻辑起点与深层的概念内涵。唯有特定的理论梳理与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所存在的“实效性”与“长效性”方可得到逐步的解决。而为了求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名”真实意蕴，我们首先需考察学术界对何为“思想政治教育”都作了哪些定义。

通过我们对国内十二种文献综合比较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展开论述：有以功能角度而言，如陆庆壬、王勤、苏振芳主张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特定目标的实现。思想品德的转变与指导实践行为”为核心；有以内容的角度而言，如陈秉公、邱伟光与教育部思政司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政治、道德、心理”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有以目的的角度而言，如袁礼周认为“解决问题，提高能力，为当前和长远目标而奋斗”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有以主客体价值关系而言，如张耀灿、仓道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在于主客体需要的满足；有以目的与内容相结合的角度而言。如孙其昂认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培育新人，动员大家为当前和长远目标而奋斗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议题。

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从多维度展开了争鸣，没有形成绝对一致的意见，但这并不代表着这个领域研究的弱化。恰恰相反，多样化的探索正说明学者们对基本概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的充分兴趣。正所谓“名正言顺”——展开对这个学科的本质内涵的探究，离不开概念的逻辑起点。

二、“思想”与“政治”的“教育”抑或“思想”的“政治教育”?

我们党在开始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之前，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和成型的过程，就一般而言，我们将之归纳为：政治工作(教育)一思想工作(教育)一政治思想工作(教育)一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这四个主要阶段或环节。

早在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开始以“政治教育”或“政治工作”作为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之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都有了阶级觉悟”。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开，会上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说明“政治工作”作为我党的重要理论教育手段，已是比较成熟了。列宁曾指出：“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对于任何一个政党而言，都是首要的工作任务，这个概念的提出与运用，对于从事党的理论教育与实际工作带来的极大的方便。但同时，当政治教育与政治工作被广泛地运用于一般性的场合和领域时，其概念的明确性与范围的确定性，则显示出其比较局限的一面：思想政治工作，首要的和主要的是一种思想教育与思想工作。

鉴于政治工作与政治教育的局限性，思想教育和思想工作是作为对前者的补充而提出来的，是对前者的深化与推进，因为政治教育的首要方面是思想方面的教育，正如朱德所说：“要以思想教育为主”，而列宁也认为：“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政治斗争，不忘记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教育整个工人阶级。”政治斗争依据的是思想的教育，因此，思想工作对于完成政治任务具有中心环节的作用。但是，政治思想工作在实际的运用中所存在的不足，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工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另一方面也由于特定概念具有“包打天下”的雄心。将政治与思想的关系作一个调整，即将思想放在政治之前而成“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这一概念，原来作为一个词的政治思想，现在则成了两个词：思想与政治，而我们以为，要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并不能宽泛地界定：“由于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在内容上有交叉，就使之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概念，从而增加了所能概括的内容范围。因此，不仅包含了政治工作中的思想工作，包含了政治工作之外的思想工作，而且包含了政治工作中的非思想工作，并且突出了思想工作的政治性。”这个解说，将凡属于思想教育范畴与政治教育范畴的内容皆涵括在内，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家族的日益庞大与繁杂。从过去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扩展到纪律教育与道德教育，甚至当人的心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又欲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其中，这既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本质内涵在理解上存在着差异，也在于对实际“思想政治教育”所承载的任务过于庞杂所致。 但是，不管实践中我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充满多少的期待，或是基于其过于庞杂而导致实效性的可能缺失的认知，进一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本质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一个存在着诸多争议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即是思想政教育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是其价值规定与根本指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基础的、根本的意义。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在于其“政治性”，即思想教育中的政治立场。

要认清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基于其“政治”的属性，就首先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的来源及其含义，孙其昂教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自社会系统中的政治价值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性：首先，政治观念是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理论与价值观。统治阶级思想在社会思想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也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精神内涵。在这样的社会中，支配人们行为的是思想意识，也就是政治价值观决定和支配的行为。其次，政治关系体现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作为上层建筑构成要件之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即是统治阶级思想与被统治阶级思想、统治阶级内部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调节政治思想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协调发展贡献精神手段，另一方面也从属于社会实践活动，倚重于政治关系。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导向其成为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政治制度又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与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化作为我党理论建设的一个文化传统，是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延伸与具体体现。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倚重政治权力的运行。而具有真理教育与政治权力的双重力量，是政治权力的教育领域的延伸。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以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本质属性在于“政治性”，而这种“政治性”禀赋，就其根本意义上而言，在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必须保持与党的中心任务、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而且，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层面的政治与教育的结合，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教育活动，是观念世界的政治灌输与改造活动。

因此，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思想”与“政治”的教育，而是“思想”的“政治教育”，换句话说，也就是“思想”的特定“意识形态教育”。我们以这种构词方式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是多此一举，或是概念上的倒退回“政治教育”的阶段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我们认为，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思想”层面的教育活动，在于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根本上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心灵世界的，而不是外在物质世界，因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的传达，而不是“物质”的给予，虽然，“精神”的能动作用能够引起“物质”的变化，但这并非“精神”与“观念”的自有属性。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分包容，将是导致其实效性、长效性在逐步丧失的重要原因，因为，不同范畴的教育内容。具有不同的教育手段与教育规律，强扭一种方法、一种方式、一种模式的教育，必然导致针对性的下降乃至最终丧失。“思想”的“政治教育”既保证教育对象的单纯性：“思想世界”，也保障教育的价值判断的“政治性”，是根本性与价值性的有效统合。

最后，“思想”的“政治教育”为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与建构提供了正当与合理的出口，既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正本清源”，也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创新发展，保障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指明了清晰的方向，“思想”的“政治性”教化是“意识形态”构建的首要任务。

那么，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

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

要准确地理解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首先需要明晰何谓“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在19世纪初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提出的，用以指称“观念的科学”。特拉西认为，作为观念学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的任务在于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认识的可靠程度。除了理论上的、哲学认识论上的意义之外，特拉西还赋予了意识形态学说以实践的意义：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意识形态是负有社会使命的，它的目标在于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基于这一主旨，特拉西和他的信徒们曾设计了一种国民教育制度，以期把法国改造成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自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后，西方社会首先开始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比较系统阐述，如：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撰写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阐述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理论之间的相似性，并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的含义、类型进行了分析，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方式”，并将“意识形态”区分为两种情形：即“特殊的”(特别的)意识形态和“整体的”(总体的)意识形态。

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明确界定“意识形态”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也没有专门解释过这个概念，即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阐释意识形态的专著里也没有概念式的注解，只是在恩格斯致弗梅林的信中提出“虚假的意识”的说法：“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

而就一般的西方学者而言。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把握主要分成两种用法。

其一，是以“中性化”的态度来概括意识形态含义。如：《布莱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哈里·约翰逊认为，意识形态被运用得最为广泛的定义，是指构成一种社会政治纲领的整套主张、理论和目标。美国哈泼·科林斯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对意识形态作了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观点就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人与社会本质的政治信念的综合体系：是一种最好生活方式和最佳社会机构安排的观念的有机集合体。《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从上述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实体性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信条系

统或信念体系，是一定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和理论体系。 其二，是以“否定”和“贬义”的方式来解释意识形态概念。如：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在《政治社会学》一书中认为，意识形态是“解释一个社会的系统方法”。并强调，意识形态“是一种维持或摧毁、维护或批判一种社会所采取行动的依据。”美国学者阿瑟·施莱辛格认为，意识形态“指的是以组系统的僵硬的教条和信条，人们根据这些教条和信条试图了解世界，并试图保存或改变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浪潮下西方出现了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意识形态观，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意识形态。20世纪5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终结论”之争一直持续不断。在“终结论”的争论中，就包含着对意识形态含义的不同认识，正如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赛特在其《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指出的：“大体上说，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分析是否正确的激烈论战，是围绕‘意识形态’一词的不同含义展开的。”从法国雷蒙·阿隆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54年)一文，到美国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一书，再到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1992年)及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等，他们总体上声称意识形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乌托邦，是一种“欺骗”和“杜撰”，是“虚假的观念和意识”等。

1964年埃利希·哈恩在《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或术语很可能在双重含义上被运用。一方面，它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理解为虚假的意识的标志；另一方面，它被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献中，它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总体概念而出现。”p·c·罗兹在《意识形态概念和马克思的理论》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已经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的意识’，也理解为‘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整个‘上层建筑’”这二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都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否定性，是为“虚假的意识”，可以说是非常切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义，因为恩格斯在弗·梅林的信中就曾直接地道出“虚假意识”的说法。从否定层面来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就真正地掌握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主旨。

但是，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运用的“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概念，实际上，他们是基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与虚假性揭示的前提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疑是以真实世界的实践学说为基础。反映人类生产活动与思想认识发展的科学规律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真实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意识形态作为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武器是不能普泛至马克思主义范畴，列宁批判了伯恩斯坦制造的所谓“意识形态与科学分界”，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真实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以此，著名学者邢贲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中的一部分，并属于社会意识中层次较深的具有理论形态的这一部分。俞吾金也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

此外，宋惠昌、刘建飞、朱兆中、李英田等多位学者与上述两位一样，都比较一致地认为，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特定目的、特定团体的某种社会制度、阶级理论与观念系统的综合物体。他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是“政治性”话语方式的独特路径。但是，当我们进行中西比较时，就会发现，意识形态实际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意识形态一种类型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相当于与物质世界对应的精神世界或精神文化和思想观念：另一种类型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是为某一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需要而表达出来的价值观、思想和主张。从狭义的意识形态来看，它实际是指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提出来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主张，这种狭义主张，实际就特定的“政治性”话语的掌控方式，而且通常是为“统治阶级”的特有宣传手段。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著名的理论家葛兰西通过区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即相对于政治社会的“政治领导权”和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或

精神的和道德的领导权”。后者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而这种领导权在根本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教育关系，是靠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实现的。葛兰西说到：“这种批判使旧的意识形态已拥有的重要影响的分化和变化的过程成为可能。先前是第二位的，从属的或甚至是附带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主要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复合体。”正是通过教化的落实转化了新旧意识形态，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进而完成政治领导权的夺取。葛兰西依据政权建立的过程。区分两种领导权，但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是无法分离这两种领导权的。因此，“政治领导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思想政治教育看来，就不可避免地需要统合二者，也就是“思想”的“政治教育”，而这种教育即依据“政治领导权”的必然出发点。

思想政治教育从产生于“政治工作”的历史，就注定了其最高宗旨不是致力于获取知识世界的境界。思想政治教育从显在层次的意识到潜在层次的意识都渗透着“政治性”意识形态的空气，那种以为可以脱离特定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幼稚、荒谬，而且需要全面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