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对社会的重要性十篇

创新对社会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实验室 创新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2（c）-0006-01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都面临着学生不愿意学，老师不愿意教的局面。对于这样的问题，作为高校教师应该如何面对，并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它呢。学生应该学什么，教师应该教什么就成为问题的核心。如图1所示学生在入学的时候，学生水平和用人单位的要求有一段距离，那么这段距离就是学生需要被学校提高的知识、技能和态度。能否培养受企业欢迎毕业生的关键要素是教师教学是以自我的思想为中心，还是以企业的需求为中心。

通过对多届毕业生的回访调查，我们发现现在的学生在工作过程中很难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就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的学生四年中都学什么了。我们现在的教育还是以一种填鸭的方式进行理论灌输，学生对于理论的东西能够背的滚瓜烂熟，但是一遇到现实的问题就很难去解决。而且对用人单位的回访中，我们也了解到现在的学生团队意识比较淡薄。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想到底什么是育人？

育人其实就是协助学生装备人生，而装备人生要为学生装备如下四种东西――为脑装备、为手装备、为肩装备和为心装备。为脑装备指的是增进知识、思考方法、创意思维等；为手装备指的是学生的技能提升；为肩装备指的是勇于承担的精神；为心装备要有效感染学生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人生。

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同时满足育人的四个装备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探索着建立了学生创新实验室。创新实验室可能在很多高校甚至初、高中学校也都设立了，但是这些实验室或者中心有没有真正的起到该起的作用。

我院建立学生创新实验室后，整个实验室是由学生来管理，由教师指导，目的是想让学生在这里不仅能够学到理论知识，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从建立实验室开始，我们要求只有参加社会科技类实践活动的学生才能进入，虽然开始成绩一般，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学生对专业开始有了兴趣，慢慢的我们放开了进入实验室学习的门槛高度，让那些有兴趣的同学很容易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来。同时，我们开展对大一新入学的学生进行专业引导，把创新实验室的学生作品统一摆放出来让新生参观，使新生知道自己要学的专业能够干什么，然后在新生教育课上对学生再进行专业介绍，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目前为止，很多大一学生就有兴趣加入学生创新实验室，在实验室中他们跟着学哥学姐们学习专业知识，在一种学习的氛围下，能够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之前说的先知后行有的时候也可以先行后知。我们给他们分组，让他们对一些课题进行立项，通过分析课题，让他们进行分工，每个人负责一个部分，这样就锻炼了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勇于承担的精神，即为肩装备。同时在课题进行的过程中他们会遇到很多没有见过的难题，这样就强迫他们去图书馆查找资料，自学没有学过的知识，有针对性的学习来解决遇到的问题，这样就解决的为脑装备。搞清楚知识点后他们会动手设计、制图、工作计划、成本预算、编程、制造、组装、调试、运行、编制报告还要进行汇报及答疑，完成了为手装备。这个过程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老师不仅要在专业上对学生进行指导，还要定期的跟学生聊天、沟通，了解其心理动向，为他们解决心理压力，也就是为心装备。我们还发现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动手能力提高了，并且在理论课上也能够集中注意力听讲，所谓温故知新不亦说乎。

这种以项目驱动的方式激励学生学习的方法采用的是一种往下分的方式进行，如图2所示。通过这种往下分的方式能够是学生更清楚那些课程对于解决问题更重要，也就更能够贴近用人单位的需求。

通过学生创新实验室的建立，我们也从中感受到，专业建设也要用往下分的形式来对课程开设进行修改。我们现在的专业建设采用的是往上堆的模式进行，即我要开设若干门课程，通过这些课程形成一个专业，而这个专业不一定会适应社会。如果我们先做好如下工作可能效果会有很大的改善。首先期望或预估某个专业的毕业生将输送到哪类型企业工作，其次毕业生要做什么岗位，这些岗位需要哪方面的知识、技能、素质，老师通过什么手段协助学生获取相关的知识、技能、素质，最后专业设置内容与企业需求是否一致。根据这些内容我们来开设相关课程就会非常有针对性。

参考文献

创新对社会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创新能力；社会文化；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03-02

影响人发展的因素除了人自身因素就是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又是影响人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社会环境中，社会文化对人的影响可谓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

一、制约我国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社会原因分析

1.传统文化对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鼓励创新行为和创新思想的实例比比皆是，如战国的商鞅，宋代的王安石以及近代的领导者等变革者以及他们倡导的社会变革，可谓是充满创新的智慧体现，是对创新的推行和实践。尽管如此，中国的主流思想却一直较重，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完美的人伦关系，稳定的社会秩序，高度统一的政治集权，中国传统文化压制改革求新，排斥异己思想，反对“离经叛道”的行为。张岱年曾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弊端是尊古保守，重继承轻创新。”自从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建立之后，中国独尊一家思想的行为在历朝历代就反复出现，广为效仿。秦朝统一之后，著名的“焚书坑儒”对文化的影响可谓深远，党同伐异，排除异己；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行为也是。此后各朝也都不同程度的尊崇一家思想，限制其他思想文化的发展，这种“独崇一家”的思想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中，便形成了强调整体，忽略了个体；注重大多数，忽略了少数；注重求同，忽略了求异。阻碍了人的个性发展，压抑人的自主创新和自由发展的天性。近20年来，社会各界对个体个性的发展、创新能力的培养日益重视，社会环境不断改善和提高。然而，不受束缚、自由宽松这种适合发展独立个性的条件依然不足。如今社会上依然存在认识偏差，将个性张扬表面化、庸俗化，认为在服饰、外表、装束、娱乐等消费方面的与众不同就是个性张扬，而在教育、文化、行为等方面的个性张扬却明显不足。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制约性主要体现在：培养的学生缺乏创新性，个性不足。在高校中多是创新口号响亮繁多，创新宣传多式多样，创新理念层出不穷，创新条例要求宏观多具体少，难以在具体实施中落实。因此，高等教育在这方面依然是“走在老路上”。教育只把人当作“类”来看，而不是当作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来看，忽视了每个个体之间的差异，不通的个性、知识背景、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等。导致高等教育培养出来人的创新能力不足，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创新水平。

2.就业压力对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就业情况对高等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影响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因此说教育的发展走向跟社会就业情况息息相关。就我国人才市场的需求状况来看，各项事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不断增加，对高层次人才的要求也逐步提高，近几年，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形势不断严峻，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张国宁对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心态调研显示：“认为形势好，没有压力的硕士研究生只有2％；形势较好，压力不大的有10％；形式较严峻，比较困难的占到55％；感觉就业形式严峻，非常困难的有33%；只有40.4％的硕士研究生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目前人才市场，以学历为重的现象较重，有学历人就业比无学历人就业状况好，高学历人就业比低学历人就业状况好，重点院校毕业学生就业率高于一般院校的毕业生，海外留学归来的就业率高于国内毕业生，“唯学历”的盛行。于是，相当一部分学生将硕士研究生当成了取得好工作的一个跳板，那么势必影响到学生、家长对学习过程中学习内容的选择，选择提高个人就业所需的素质、能力，创新能力不一定能被重视。相当一部分硕士研究生热衷于实际技能的掌握，致力于考取各种证书，以提高个人就业的机会。因此，创新能力的提高便被束之高阁了。

3.创新环境和创新氛围不足。我国对创新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实施起步都较晚，发展速度也较慢，且开展的效果也尚不尽如人意，至今还没有形成与浓厚的创新氛围与创新环境，社会为硕士研究生提供的创新机会和创新氛围明显不足，高校为硕士研究生创造的创新环境多体现在促使硬件建设方面，比如图书馆、实验室、机房等硬件设施改善以促使学生创新的可能性，但创新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一种氛围。

二、弘扬适合创新的社会文化，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绝不能一概否定、全盘抛弃，但更不能固守其中、一成不变。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思想要继承发扬，但对于“重中庸、守古训、循传统、排斥‘离经叛道’、压抑变革求新”等循规蹈矩、排斥新事物、因循守旧的思想必须革除，促使全社会形成创新意识，营造创新氛围。而硕士研究生作为社会的一员，创设适合创新的文化必然有其积极意义，那么应该如何构建适合创新的社会文化和氛围：首先，要引导全社会正确看到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思想”。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思想、鼓励创新的思想、支持创新的规定，以及古代创新的伟人、轶事等创新典范，社会要重视宣传教育，在社会文化中不断渗透，在新闻、网络、报纸、电视影片、科普读物等进行普及，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接收、重视，慢慢深入人心。第二，在全社会鼓励创新，使创新成为一项习惯。除了国家大力宣传、奖励重大发明的专家之外，各地都应重视发明创造、改革创新，无论在哪一方面做出创新之举，都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和鼓励，都应该弘扬这种精神，在各行各业也应该对创新改革有明确的激励机制。而作为培养人才的主阵地，改变人的思想的重要场所，学校更应该重视培养认得创新精神，建立促使创新的体制。使创新成为人的生活“必需品”，一项良好的生活习惯。第三，提高人们的创新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创新氛围，提高全社会的创新意识，这就需要重视创建创新理论体系，加速对创新技法的研究，加强对创新的宣传和教育。对于全社会的创新成果，尽可能以大众能够的方式，在报刊、杂志等各种普及读物上得以刊载，在网络、电视等进行宣传，使其在全社会得以传播，促使创新“平民化”，真正的让社会每一个人都认识到：人人都能创新。同时，还可以通过学校教育、企业培训、社会讲座等方式，对进行创新技法的训练和推广，提高他们的创新技能。

社会是一个大染缸，每个人都会被着色，如果全社会崇尚创新，必定会影响其中生活的每一个人，使每个个体重视创新，以创新为荣，在社会上形成了浓厚的创新氛围，提高全社会的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国宁.硕士研究生就业趋势调查[J].中国硕士研究生，2007，（1）：45

创新对社会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新社会服务体系；社会理性；新社会组织；社会政策创新；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1-0058-07

在社会结构日益碎片化、原子化，社会阶层结构固化以及社会风险凸显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项与现代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实践，当前我国社会服务生产和供给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与挑战。社会需求的凸显以及党和政府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理念与政策的转型，要求传统的社会服务体制必须做出积极的改变。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思考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价值观念变迁ι缁岣＠制度以及大众福利观念的影响，揭示当前社会服务实践面临的困境，并进一步探讨社会发展对创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在需求。同时，社会服务应该坚持怎样的理论视角，才能突破和超越现有的困境与局限？如何进一步建构本土化新社会服务体系，以回应社会服务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与限度？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一、传统社会服务体系面临的多重挑战与实践困境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社会制度设置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我国社会服务体系未能获得有效的福利制度支持。在碎片化凸显、整合性不足的社会福利制度下，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趋势与新风险面前，我国社会服务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实践困境。

1.社会服务实践面临的多重挑战

第一，单位制解体带来个体困扰与公共制度之间的连接通道不畅。单位制在我国总体性社会时期发挥着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重要职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市场化体制的确立与推广，我国原有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单位社会不断走向终结，附着在单位中的个人变成了“个体人”。在这种背景下，个体因这些均使得个体困扰难以有效与国家公共制度形成勾连①，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服务需求存在回应上的“真空”。

第二，市场化推进导致功利主义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市场化进程，在鼓励社会大众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将市场的经济理性、功利主义等思想渗透到个体之中。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销蚀了原有的社会信任体系，进而使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社会福利服务传送体系处于断裂之中。

第三，全球化浪潮促使多元主义盛行。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成为影响各国福利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要素、信息资源、意识形态观念等不断注入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思想与生活之中，它们对社会服务观念的确立以及福利服务体系的构建产生深刻影响。

第四，信息化扩张衍生新的社会不平等。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社会。网络信息技术的连接性、聚集性和非正式性等功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再生产着一系列新的不平等，亟须社会服务体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改变这种现象。

此外，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着重大转型，特别是经济发展正处于新常态阶段，对于因经济增长减缓或停滞而出现的社会服务“真空”，也需要积极构建新的社会政策来加以应对。②

2.当代社会服务体系的实践困境

在新社会趋势与新社会风险背景下，有必要对传统社会服务的实践限度重新进行检视。

第一，社会服务体系的补缺性。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服务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在目前“大社会保障、小社会福利”的体制格局下，社会服务更多地被视为与狭义社会福利相关的内容。这种“重保险、轻服务”及明显的“工作福利”导向，使当前的社会服务制度具有明显的补缺性，处于边缘化位置。

第二，社会服务递送的分化性。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社会政策长期缺位。既有的社会政策将公共服务、社会服务责任交给地方政府，加之中央层面缺乏对社会服务的整合与统筹，导致目前社会服务体系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严重分化。同时，长期以来社会福利服务主要面向经济发展目标，这也导致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产生分化。

第三，社会服务制度体系的碎片性。由于特定的体制因素，我国社会政策实践长期存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之争，即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的“大社会保障”还是应该坚持与国际通则相一致的“大社会福利”？③“社会保障派”强调社会保障在社会稳定和谐中的工具理性作用；“社会福利派”则注重为各类社会群体提供普惠性社会福利制度。这种论争反映在实践中，表现为现有的社会服务体系的碎片化：一方面，部分地区尝试为社区大众建立系统的社区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资源、权力不对等。其结果是社会服务的成效十分有限。因此，要构建积极的社会政策话语体系，从社会政策视角来思考如何增进人民福祉。

二、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重构、理论基石

及多重特征社会结构的转型与风险的聚集无疑对反思和创新传统社会服务体系提供了内在动因。同时，社会服务所处的政策环境、实践限度构成了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逻辑起点。基于此，重新厘定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并寻找适合当代中国语境的恰适性理论视角，是实现社会服务体制和体系创新的根本前提，是实现社会领域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

1.内在价值及实践向度：新社会服务体系内涵重构的两个维度

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性产物。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服务普遍成为国家应对社会需求、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尽管如此，社会服务的内涵在国内外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各种概念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张力。

有学者尝试从国内外争论中梳理出社会服务的一般性解释维度：一是针对弱势群体需求而采取的干预及公共援助服务；二是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或社会工作，进而将社会服务视为一种社会政策。④这一概念体现了社会服务的救、补缺性和服务性特征。另有学者指出，去商品化、利他和福利性是社会服务概念的关键表达。⑤还有学者尝试从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实践与机制创新方面阐释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⑥上述界定对我们思考当前社会服务内涵及其创新具有重要启示，但是这些内涵界定仍然具有抽象性、模糊性和宽泛性，更多地从社会服务的内容、形式及功能等方面加以阐释，忽视了对社会服务本质的内在规定。

笔者以为，社会服务的核心意蕴还需从社会服务的内在价值取向及实践向度入手进行阐释。从国际经验来看，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坚持公平正义和非营利性原则，追求一种社会秩序与社会整合目标；社会服务的实践要素主要包括社会服务理念、主体、客体、内容、性质和手段。随着社会环境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社会服务的内涵与外延也不断受到挑战，社会服务内涵、实践与社会理论、社会发展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失衡状态。因此，社会服务的内涵亟待得到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基于此，所谓新社会服务，是指在社会理性的价值理念指导下，由受过专业教育或训练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依托于各类具有非营利性和专业性的新社会组织，以社区为平台，通过对各类资源（政府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向一般性社会成员传递的专业性、非营利性和个性化的社会服务，以促进其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实现社会福祉。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探索和构建新型社会服务体系已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与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命题。所谓新社会服务体系，是指由新型社会政策（理念、规则）、新社会组织（行动者）和新社会服务（内容）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社会政策应该进一步体现社会理性的原则和目标，以形成指导社会组织进行社会福利服务生产和传递的重要依据。新社会组织是构建和实现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和组织化行动者，应从生存理性向社会理性演进，以更好地履行社会使命、发挥社会功能，应逐渐摆脱现有的组织能力弱、依附性有余而自主性不强等弱点，更好地形成一种政社分工与合作治理格局，这是我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根本逻辑。新社会服务是构成新型社会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和实质内容，其内涵也应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有新的扩展，因而强调通过重建社会关系来回应碎片化、去组织化、去支持化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大众需求，是新社会服务的内在特质和应有之义。

2.从工具理性转向社会理性：新社会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石

“理性”一词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哲学概念，为了较好地阐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理性化”一词，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因果机制。⑦在社会学领域，学术界也正是基于韦伯有关社会行动的理性化理想类型，对各类社会主体的行为依据和行动策略进行分析。其中，较为关键的理性行动是手段―目的理（也称为工具理）和价值理，前者指的是把外界对象及他人行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使之成为社会行动发展的方向；后者指的是为了某种绝对价值或社会信仰（真、善、美）而采取的行动，这种价值观或者信仰成为行动者的义务进而对其产生了“约束力”。我们在此借助韦伯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思想，尝试对我国社会服务政策及其实践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在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单位制的解体使得个体逐渐从单位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个散落在社区的个体，这种个体化、原子化现状催生了社会服务从原先的政府母体中脱离出来并通过独立的政策体系和组织渠道来提供。基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逐渐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回应市场化以来社会问题的政策体系，这成为促进社会保护的重要机制。⑧结合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宏观脉络，这一历史阶段采取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政策及实践，更多的是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而采取的目的合理性行动，也就是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行动。我们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保障社会建设的社会政策体系也因此残缺不全。这种工具理性行动带来了明显的弊端：在和谐稳定话语下强调社会服务的管控特征；在物质贫困现象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强调消极性物质救助；在户籍制度限制下形成社会福利服务的区隔化等。

基于长期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导向的社会服务政策及其实践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今后的社会服务政策和实践应该以社会理性为理论基石。社会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韦伯的价值理性思想，但它不仅强调某种价值观或者信仰对于行动主体的约制作用，还更加强调行为主体在特定价值观基础上能够形成对社会有利的行动实践。它区别于以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理性以及以权力、权威为核心的政治理性。具体而言，社会理性是指个体或集体的行动需要有特定的社会规则、社会规范和社会机制的指引，以社会利他主义为基本原则，在实现个体自我目的的基础上为了更大的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质言之，社会理性是指“为社会”的理性，在当前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应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建设长期缺位）的体制设置转向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逻辑，以彰显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性而非经济性目的。将社会理性引入新社会服务体系分析之中，是指在一系列新型社会政策价值的指引以及政社分工c协作机制的指导下，政府更好地发挥资源供给、制度保障等方面的主导，社会组织及其工作队伍通过社会合作、关系整合等，在社会服务领域中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以实现社会福祉。

3.内在品性与目标旨归：社会理性视阈下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多重特征

社会服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仅包括一套新型的社会政策体系和多主体相结合的行动系统，同时还包括社会服务体系的最终目标所指，即以建设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为落脚点。在社会理性的理论指导下，新社会服务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包容性和社会保护性。前者指的是要将原先具有排斥性、补缺性的社会政策转向一种更具包容性精神的新社会政策上来，让所有人能够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后者指的是在当前全球化风险社会时代，为脆弱性特征明显的个体和群体搭建安全的社会保护网，以从整体上建构一种有效回应社会大众需求的社会保护机制。

第二，专业性、非营利性和人本性。新社会服务区别于政府公共服务和市场化营利服务，它指的是为社会大众提供的非政府性、非营利，这些服务是由专门的社会组织和专业人才队伍提供的，体现其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专业性特质。笔者将这样的社会组织称为“新社会组织”，它既不同于官办非政府组织（GONGO），也不同于社区文化娱乐团体，更不同于以经济理性为导向的各种市场性组织，而是以追求社会理性、注重社会利他、向社会提供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的独立法人团体。新社会组织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等同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以外的所有社会组织，因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导致目前所运用的社会组织概念具有笼统性和含混性。非营利性、社会性、人本性等特征决定了新社会组织与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亲和性。

第三，社会性和服务性。这里所谓社会性与服务性是从党和政府的角度来分析的，即在新社会服务政策和实践中，应强调党的社会性和政府的服务性特征。应坚持党委的核心引领作用，引领社会服务朝着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前进，党组织的行动逻辑应是回归社会属性的组织建设实践。同时，应坚持政府在资源供给、配置和监管方面的主导作用，这里并非强调政府的“大管家”角色，而是在坚持政社分开与合作原则基础上形成以服务社会大众为核心的服务型政府。因此，党的社会性引领和政府的服务型治理是建构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条件。

第四，社区性和公共性。社会服务最终要落到社区空间中，这就要求社会服务实践坚持“以社区为本位”的逻辑取向，追求以社区需求为核心的服务品质，构建符合不同社区实际和需求的专业化服务体系。这种专业化服务体系彰显社会服务体系的公共性特征，即旨在回应社区需求、促进社区参与、加强社区基层民主建设，进而塑造社区公共精神和公共凝聚力。

三、社会理性视角下新社会服务体系的

本土路径建构社会环境及社会价值观念等要素的变迁，客观上对现行社会服务实践和体制产生着明显的双向形塑：一方面，对原有社会服务体系造成了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又不断要求适应社会变迁和发展需求的新社会服务体系的生成。结合当前社会结构转型对我国传统社会服务体系带来的挑战及其由此产生的实践限度，应坚持社会理性的理论指引，从创新社会政策体系、加强新社会组织发展以及重构社会服务本质三个方面，构建适合新时期我国社会结构发展脉络的本土化社会服务体系。

1.促进社会政策范式转换，探索形成社会理性指引下的普惠型社会服务政策

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的理念及目标最终都要由具体的社会政策来实现。不断推进社会政策理念和体系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保障，也是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根本前提。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社会政策创新意义重大，它既是保障市场经济成功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治理工具，更是检验政府绩效的关键指标。

正是急剧变迁的社会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风险因素，成为社会政策不断创新和转型的原动力。为有效回应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对社会服务的需求，进行社会政策创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这应成为社会政策创新的根本前提。在“国家―市场”关系范式和科学发展观、创新社会治理等重大战略举措下，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已初现曙光，这种社会政策强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基本职责，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等力量，以实现国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⑨这与国际经验具有相似性。⑩从个体化社会视角来看，传统社会政策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存在失灵现象，一种具有包容性导向的社会政策亟待出台。

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政策应该坚持社会理性的价值取向，使其成为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基石。这种社会理性强调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主体在社会政策实践中的合作治理与公共参与机制，尤其强调国家作为社会福利政策的主导力量。坚持以人为本、发展型导向、包容性和“为社会”等理念，应成为我国社会政策转型与创新的主要原则。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及新旧社会风险并存的现代中国，只有切实关注社会环境与人们现实生活的变迁，才有可能真正构建符合现实的新社会政策体系。而要迈向新的社会政策时代，必须实现社会政策范式的创新与转移。从剩余救助型社会政策到适度普惠型社会政策，再到社会理性指导下的普惠型社会政策范式转移，这应成为当前及未来社会政策实践的根本逻辑。

2.加强新社会组织发展，构建社会理性原则下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体系

在单位制式微、社会中介组织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之际，培育和发展新社会组织是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组织化载体。新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福利服务生产与递送的重要主体，是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强调政社关系从依附向分工协作转变，强调民间性、自治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注重职业化与专业化、专业服务的普遍化与个性化相结合。新社会组织已成为促进现代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柔性力量，创新现代社会组织发展机制成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国际经验来看，新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是化解社会矛盾、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机制与必要l件。在我国社会发展实践中，新社会组织是社会保障、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以市场发展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为政府带来巨大收益，其体现的是经济理性，而以社会理性为取向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则需要政府让渡部分权力、空间，并需要加大社会投入。因此，政府在新社会组织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常常缺乏内在的动力。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总体上呈现出“依附式自主”的发展特征，这种特征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组织的公信力缺失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的缺失，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边缘性地位，整个社会呈现显著的个体化、原子化、碎片化、非组织化特征。那么，发现或找回“社会”，再造社区共同体，客观上要求新型社会服务体系和体制不断生成和创新。

基于此，在推进社会建设进程中，要用好社会这只“手”。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关键在于创新和完善现有社会组织体系和机制，加强和转变现有社会组织的职能，通过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发展“双轮驱动”来构建我国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具体而言，要切实发挥新社会组织尤其是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机构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政府要用改革精神调整社会政策，包括完善新社会组织的相关制度，加强对新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服务，构建有助于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公共财政体系及资源分配机制，推进新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制度化进程。其中，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助推新社会组织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

总体上，新社会组织具有体制建构、服务建构的双重功能。在体制创新上，新社会组织是对传统社会领域中以政府为全能形象的“政社不分”“以政代社”体制的超越，有助于形成“政社分工与合作”的体制机制。在服务创新上，新社会组织注重以人为本、立足社区实际需求、坚持在证据为本原则指导下开展专业社会服务，是对传统社区服务内涵的扩展与创新。因此，今后应该在社会理性指导下，不断推进“社会再组织化”和“社会自组织化”，构建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体系，加强新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为社会政策创新与实践、社会服务创新提供组织化载体，以不断适应新时期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催生的各种社会服务需求。

3.深化社会服务的本质内涵，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多维要素

在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内在地要求深化现有的社会服务内涵。这可以从社会服务本身创新、社会服务体制和体系创新以及服务型社区治理与社会建设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提升社会服务的社会性、专业性特质。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重要手段，其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的核心追求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社会工作具有独特的专业理念、专业伦理价值观和一套整合性理论、方法体系，它在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团体、社区的困境和需求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成为连接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之间的重要纽带和通道机制。因此，在现行社会服务内涵中，注入社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并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本土化导向下的专业社会服务，建构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体系，是我国未来社会服务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内容。

第二，创新社会服务体制和体系。社会服务体制、体系的改革与创新，不仅是技术和组织层面的创新，还包括服务主体、服务内容、资源供给、政策供给等要素的系统性改革与创新。这就要求：一是实现服务主体多元化。构建包括政府、社区、家庭、公益性与专业性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群体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服务体系，其中，“三社联动”机制的探索与实践成为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二是服务内容多层次、多样化。构建社区养老服务、法律服务、就业服务、卫生医疗服务、困难群众帮扶服务等内容多样化、综合体系。三是资源供给多渠道、多方式推进。既要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构建专门的公共服务财政体系，也要使社会力量在社会服务生产与供给领域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坚持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从根本上讲，创新社会服务体系和体制的核心在于建立政社分工与合作关系机制。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推进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社分工与合作的重要理念创新，这既是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和改善公共服务状况的重要探索和实践。

第三，推进服务型社区治理与社会建设。所谓服务型社区治理，即改变以往社区建设中的管控导向和政府“大一统”的管理格局，坚持从“管理”向“服务”“治理”的实践逻辑转换，它是社会治理创新在基层建设中的重要体现。这就要求创新政社关系，建立政社分工与合作机制，实现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服务体制中的合作治理格局。而要实现服务型社区治理的目标，最根本的路径在于坚持社会的再组织化策略，重构社会整合和团结机制。同时，服务型社会建设是指一切机构或行业均以服务为理念、以服务为手段、以服务为形式、以服务为目的所形成的社会类型。其特征在于：以生活服务业作为人们社会事业的基础，以社会服务作为社会团结的基本纽带，发挥新社会组织作为实施社会服务的基本主体和组织载体，并注重推进服务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党建设，营造整体服务型的社会氛围。服务型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的理念和内涵，应作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党建构的最终落脚点。这是因为，政府和政党运行的根本宗旨在于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改善民生事业、促进人民幸福。正如有学者强调的那样，政府的职能不能仅限于对社会的控制，而是要面向最广泛的社会大众，以不断培育社会的自主性。通过形成服务型社区治理格局，提升现代公共意识和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程度，不断提升社会建设的公共性目标，这对于构建我国新社会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将反过来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四、结语

本文在反思传统社会服务面临的当代挑战及其实践困境的基础上，尝试从社会理性视角建构一种新型的社会服务理论基石，从社政策范式转型、新社会组织体系发展与社会服务创新等方面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本土化实践路径。质言之，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张扬社会理性的必然要求，是应对社会风险、重构社会秩序、创新社会治理、构建服务型社会的必要的制度安排。然而，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构建，也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既包括对原有服务理论的超越与创新，也包括对具体服务政策、服务体制和服务内容等方面的创新，这其中涉及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调整与关系重构。当前，中央有关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政社分开”“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等重要理念和制度为创新社会服务体系指明了方向。同时，近年来，各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不断得到深化，通过职能转移、服务机制创新，为不断探索和提炼与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实际相符合的本土化社会服务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和经验基础。

总之，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新社会服务体系还有很多群和理论元素可以继续深化，强调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理论转变，强调一种迈向社会理性的社会建设导向，应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创新以及社会服务转型升级的根本方向。社会理性既指明了新社会服务所具有的“为社会”的价值取向，又指出了其与市场提供的营利以及政府提供的广覆盖、保基本的公共服务之间的本质差别。因此，只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各主体之间的有序互动与合作，才能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才能形成维护社会良性运行的长效机制。这些都需要更多的理论反思和经验探索。

注释

①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学海》2015年第1期。②王思斌：《试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东岳论丛》2015年第3期。③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④倪明胜：《社会服务概念辨识与路径优化》，《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⑤刘继同：《中国现代社会服务体系构建论纲》，《社会建设》2016年第1期。⑥杨君、徐永祥：《新社会服务体系：经验反思与路径建构――基于沪深两地政府购买服务的比较研究》，《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8期。⑦[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0―163页。⑧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⑨李迎生：《国家、市场与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前瞻》，《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⑩Stephan Grohs. Hybrid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Service Delivery in Quasimarkets： The Case of German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4，Vol.58， No.11， pp.1425―1445.徐永祥、侯利文、徐选国：《新社会组织：内涵、特征以及发展原则》，《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7期。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姚锐敏：《困境与出路：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问题研究》，《中州学刊》2013年第1期。李培林：《我国社会组织体制的改革和未来》，《社会》2013年第3期。徐选国：《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徐选国、徐永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孙希有：《服务型社会的来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景天魁：《在社会服务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中发展非营利组织》，《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8期。Sanford F Schram. Fostering autonomy： A theory of citizenship， the state and social service delivery.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2015，Vol.14， No.1， pp.18―21.高中建、周菲菲：《现代公共意识的生成与公民的社会建设参与》，《中州学刊》2013年第8期；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Social Ration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 Service System

Xu Xuanguo Hou Liwen Xu Yongxiang

创新对社会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 高校社团 创新文化 创新意识 创新型城市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校作为创新人才的培养者和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已被推向经济社会的中心，①而高校社团作为参与广泛的学生组织和对第一课堂的有益补充，通过开展活动，在引导学生价值观念、提升学生素质能力、塑造校园文化、实现学生与社会对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科学引导高校社团发展，培育创新文化，对社团自身发展及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均具有积极意义。

1 高校社团服务于创新型城市建设应扮演的角色

“社团活动为大学生进一步认识社会、服务社会、塑造社会形象铺设了一座桥梁。”②高校社团作为学生与社会沟通的窗口，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1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者

创新型城市建设关键在于培养创新型人才。社团作为校园文化的主导者和隐性课堂，以自由、灵活的组织和丰富多样的活动，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③高校社团使学生能充分发挥才智解决问题，并从中发现新的观点、视角及创意，成为开发潜能、激活创意的平台。此外，参与社团活动，不仅可使学生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互补，还可在协作、沟通中互相启发，为创新思维孕育、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途径。

1.2 创新性文化的传播者

高校以自身文化影响城市文化的建构，而高校社团集聚了作为校园文化创造者、传播者的大批青年学生，会通过社团文化影响其行为观念，在培育、传播创新型城市所需的创新性文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一，通过社团活动平台，学生可以增强问题解决、团队协作等能力，培养敢挑战、敢质疑的创新精神，并通过实践内化为自身素质。其二，其创新精神会随公益活动的开展及学生毕业，传播到社会中。

2 高校社团服务于创新型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精品，与课堂教育和社会发展脱节

一些社团开展活动，或为了应付要求、或为了应时应景，缺乏新意与特色。其一方面内涵不足，缺乏理论与实践的转化能力，很难将课堂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灵活地应用其中；另一方面，既不符合当今社会人才能力培养的要求，更不满足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要。

2.2 束缚限制多，缺乏专业指导

对高校社团，管得太死、束缚太多，容易限制其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受“无过便是功”思想影响，一些负责人对具有新意的建议不能及时采纳；另一方面，不能为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场地、设备借用等手续繁琐，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创新管理、创意培养的积极性。此外，目前社团的教师指导力量主要来自团委，④由于事务繁忙，对社团多是宏观性指导而欠缺专业性。社团能邀请专业教师作为社团顾问的较少，且面临薪酬等问题。

3 高校社团服务于创新型社会建设的对策

3.1 学习先进，鼓励“科技型社团”发展

（1）学习先进，加强交流。服务于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高校社团，其创新精神与文化的形成，不仅要靠内部孕育，还要学习先进。要充分利用交流会议、活动观摩等形式，向影响力较强、富有活力与创新精神的外界优秀社团“取经”， 避免因过度自我探索局限视野而带来的不利影响，⑤同时，也要加强校园内各社团的互动、交流，探讨打造创新文化、培育创新能力的途径，致力于鼓励形成创新型校园文化，并推向社会。

（2）创造条件，鼓励专业性社团发展。应鼓励“科学技术协会”、“创新教育协会”等专业性、科技型社团发展。由于其承担组织科研立项、课外学术竞赛与交流等职责，在开发创新能力，服务创新型城市方面可担重任。对该类社团，高校应予以支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同时强化其学术交流职能，打造成极富创新精神的课外学术、科研“圣地”并形成品牌。

3.2 与课堂、社会要求接轨

高校社团作为对第一课堂的有益补充，应和课堂教育相结合，同时因其自主管理模式为大学生自管自治、组织管理、社会活动等能力的发挥提供了机会，那么高校社团也应与社会发展要求对接。⑥

（1）与课堂教育接轨。高校社团在打造特色的过程中要注重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活学活用，如运用现代管理学方法规划社团发展，以课堂所学的技术、理论指导社团的科研制作与开发等，不仅可以避免课堂与社团活动脱节，还能使社团发展更具科学性，使社团具备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知识条件。

（2）与社会需要接轨。高校社团应根据创新型社会建设的需要制定长期规划，从培养社团成员的创新意识入手，努力培育富有创新精神的社团文化，勇于挑战，宽容失败，强调团队精神，将自身打造成为学生灵感与创意萌芽、发展的平台，与校园的创新性教育相结合，最终达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的。

3.3 聘请专业教师指导

高校创新教育的主要任务，应是基于创新隐性知识转移的创新能力开发，磨炼创业意志，增强创业情感体验。⑦为此，应该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让专业教师走进第二课堂。高校社团，特别是科学性、专业性社团，应聘请专业教师作为顾问，并应注重年龄、专业等配比，使其指导保持连续性而又不致使单个教师陷入社团事务而影响其他方面的工作。⑧此外可以考虑将社团指导纳入教师科研工作考评的一部分，增强教师对社团指导的积极性。

3.4 转变活动开展理念

首先，坚持“自主办团，学生主导”，尊重学生的创意灵感与诉求。其次，坚持“开门办团，资源共享”，既要邀请社会创新精英进行交流，又要把优秀创新活动向社会公开。此外，还要坚持“融入社会，有效对接”，坚持传播创新精神与思维的同时，也要实现与科研单位、企业对接，为学生的创意提供平台，实现创新成果转化。

注：本文为2012年秦皇岛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第二批）《创新型试点城市发展中高校文化引领作用的研究》课题成果，项目编号2012025A116

注释

① 李景春.论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的辩证互动[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18（3）.

② 舒辉.浅论高校社团文化建设原则[N].湘声报，2010-10-22（F02）.

③ 董艳.高校学生社团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11.32（4）.

④ 王智金.高校社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文教资料，2009（11）.

⑤ 周晓进.分析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高校社团建设[J].新课程，2012（10）.

⑥ 董晓欢，王苑岭.人文校园构建中的高校社团文化建设[J].中国成人教育，2013（2）.

创新对社会的重要性篇5

论文摘要：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费本外，还有一个被忽略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技术创新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文章将社会资本理论融入到技术创新理论中，探讨了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信息需求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试图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路。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在我国将掀起一股企业自主创新的浪潮。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网络和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以信息、网络和知识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变化迅速且难以预测的买方市场，企业不再只是依赖于对稀缺资源的占有，而是通过不断地学习、知识创造以及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来获取竞争优势。但是，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运用知识改造世界的过程，它必定会与社会的许多层面产生各种复杂的联系，从而给技术创新活动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此背景下，任何企业仅仅依赖自身拥有的、有限的内部资源已无法满足技术创新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因此，为了有效利用企业内、外部资源，原有的生产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企业正开始朝着开放、合作、网络和动态整合的方向迈进。

一、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来研究企业的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理论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技术创新的概念来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熊彼特于1912年在其德文版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和最根本的源泉在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创新概念包括了五种情况：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个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或企业重组。这个定义一直到现在还有它的积极意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研究，即从传统的经济学视角转向管理学视角，并向社会学视角演进。

随着技术创新理论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也逐渐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因此，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技术创新的本质和特征，理论界和企业界开始从管理学的角度来打开技术创新这一“黑箱”。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技术创新就是从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剧研究、发展、试制、生产制造到首次商业化和扩散的过程。解释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强调，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导致创新的滞后甚至失败。

由于孤立的创新性企业或者高度专业化的研究与开发部门本身很难迅速创新并开发足够多的、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它需要在与其它企业或组织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的基础上才能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因此，当代的技术创新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过程，即技术创新的社会网络理论。

因此，如何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去研究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和重视。同时，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来研究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是技术创新理论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它可以为技术创新理论自身的“创新”提供—个新的突破口。

技术创新过程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不确定性的存在既是创新存在的根据，又是创新行为发生的障碍。由于没有历史的惯例可以依循，技术创新的产生、发展以及创新后果的不确定，使企业的创新行为面临较大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也滞缓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进程。在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技术开发的不确定性。一项技术从科学原理到完全应用于生产，中间要经历多个层次产品，每个层次产品都是在前一层次产品基础上完善的，是前一层次的科技产品生产的继续，目的在于使科学转化为技术，并使技术接近生产，使之成为成熟的生产技术。但在实际的转化中，技术本身可能难以直接应用于生产，而且企业在处理技术的过程中，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自身科研实力不足等诸多原因，相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2．生产实现的不确定性。即使是一项已成功开发并相对成熟的技术，要转化为实际的生产活动，也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开发或引入的技术对生产的环境、设备的要求，对原料的供给、人员的提供、管理体系等各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3．市场销售的不确定性。企业技术创新的产品最终要经受市场需求的检验。创新产品能否为市场所接受是不确定的；同时，市场的竞争程度、经济政策等因素也是企业在推出新产品时难以事先预见的。4．资金支持的不确定性。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必须要有充裕的资金支持。技术创新属于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技术经济活动，在技术开发、设备调整等环节上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如果资金供应无保障，加之企业的财务制度不规范，企业的创新资金将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现代社会信息已渗透到各个领域，技术进步加速发展的趋势，使企业利用信息的能力显得更为重要。信息已经成为继资金、技术之后影响企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增强利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是增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一条捷径。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到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能够帮助企业充分有效利用科技知识和信息，缩短技术差距，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

社会资本一词最早出现在社会学研究中，它特别强调了随时间演变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相互频繁、交叉的关系网络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关系网络为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合作和采取集体行动奠定了基石。目前，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不断发展，它已被广泛地用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和一个区域或国家的经济繁荣，而且，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社会资本不仅会影响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的发展，更会影响到企业和区域的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经营绩效，甚至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正式从社会学意义上提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对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占有联系在一起。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的《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中首次在美国社会学界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分析了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产生中的作用，并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其仔博士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研究，他结合了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人与人之间在信任和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网络，将社会网络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其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尽管上述的学者和专家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尽一致，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他们都认识到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资源对社会活动的重要性，而且一致认为社会资本代表了行为主体借助于社会网络或其他的社会结构来获得各种利益的能力。在推动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与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等一样，社会资本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部分，即内部和外部的社会资本。1，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技术创新是一个过程，它从一个新构思出发，先后经过研究发展、工程设计、生产试制、市场营销等等过程。因此，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仅仅取决于企业的研究发展部门，而且还取决于企业的生产制造部门、市场营销部门、财务管理部门等等。尤其是研究发展部门、生产制造部门和市场营销部门的有效合作是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2．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而知识的创新主要依赖于大学和科研机构，这些机构的主要功能是知识的生产、转移和传播。培训机构和信息咨询机构的主要功能是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由于技术创新的来源不仅仅限于企业内部，企业的外部资源也是技术创新的有效来源，因此，企业既要加强与纵向部门(如销售商和供应商)的联系，也要加强与横向部门(如竞争对手)的联系，更要重视与用户之间的联系，通过企业良好的社会资本，以提高企业技术合作和技术创新的效率。

在我国，由于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缺乏信任而导致各种合作失败的案例时常发生。因此，社会资本已经成为技术合作和科技创新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而深入研究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对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从社会资本视野看企业技术创新

随着世界经济向全球化方向的快速发展，企业之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国际竞争的实质就是科技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因此，为了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都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但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投资风险的不断增加、产品和工艺生命周期的缩短、竞争对手的增加、企业内部资金及人才等各方面资源的约束，再加上知识和资源互补性的不断增加，单靠企业自身实力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日趋困难。因此，与竞争对手进行技术合作、联盟的方式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

社会资本根植于本地的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是难以流动的资源。由于社会资本的这一特性，使得企业只有加强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知识的交流和沟通的速度，才能掌握较高的社会资本，获得更多的隐性信息资源，这对企业自身来说无疑是一笔财富。隐性的信息资源并不是在公开的市场里可以买卖的，它需要通过信任和类似的价值观、忠诚等高社会资本来获得。一个具有高度信任的企业才可能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高度的信任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并能使企业生产出更多的新产品或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企业在参与竞争的过程中，所依赖的主要资源不再是资本，而是信息。企业技术创新与信息息息相关，企业应积极搜集和充分利用信息，来减少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提高创新能力。企业技术创新将需要如下各类信息：1．市场信息。市场信息是技术创新的诱因。为避免因信息不灵或信息不准而导致立项失误所带来的损失，技术创新就必须首先从市场信息调查抓起，促进创新与需求的协调和产销的衔接，避免创新的盲目性。2．科技信息。为避免因信息闭塞而导致创新的失败，技术创新必须有科技信息的支持。例如专利信息、成果信息和工程信息等。只有掌握了雄厚的科技信息，才能使本来前景难断的创新项目转变为成功在握的可控工程。3．政策信息。政策信息是企业确立创新战略的指南。了解税收政策信息、熟悉产业政策信息、研究采购政策信息、掌握科技政策信息和通晓金融政策，企业才能得到国家的支持，避免一些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产生。在国家政策指导下，使企业技术创新的指向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相一致。

企业的社会资本正如企业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一样，需要经过积累和再生产，它也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企业自身应提高把握更多社会资本的能力，以减少企业技术创新中存在的不足，技术创新才能有所突破，企业才能有所发展。

创新对社会的重要性篇6

社会管理创新是对新形势下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探索，社会管理需要创新，社会管理如何创新是我们正在探寻的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法律保障则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社会管理创新首先应该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只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制体系、法治程序和规范为支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是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重要环节。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

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问题，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不断积聚能量，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消极腐败现象和严重犯罪活动影响严重，还有一系列天灾人祸给公众内心带来的颠簸、震动。面临这一系列关系民生的棘手社会问题，社会管理体制需创新。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是中央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出发、科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战略决策。社会管理创新，是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是以社会管理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①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基础

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社会管理创新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必须在法治的基础上进行。

（一）社会管理创新不能超越宪法的规范

第一，社会管理创新不能超越宪法的维度。创新不是刻意突破现有宪法和法律的界限，而是更好地维护宪法、执行法律。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之下进行，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突破宪法与法律的创新的社会代价是巨大的，不仅冲击社会成员的规则意识，而且容易使创新的成果缺乏保障。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夯实基础，不能置法律于不顾，严格遵守法律的中立性、程序性等要求，不能以“创新”的名义逾越法律去从事社会管理工作，否则措施不合法，效果也是舍本逐末。第二，处理问题要有法律意识，尊重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些都是保障中国公民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重要原则。宪法在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作了详尽的规定，包括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权利和自由，自由，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我们应当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二）社会管理创新要全面践行法律

首先，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首先要带头依法行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早已从一个“整体性社会”转变为一个“多样化社会”，它包括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等。多样化的利益和资源需要协调和整合，原子化的个人也需要整合进各种大大小小的新的社会共同体中，以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多样化的思想观念需要在求同存异和包容中通过协商对话和平等交流，形成社会共识和扩大社会认同。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中也涌现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需要有新的解决办法。②面对这样一种形势，当前的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从管理理念看，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只重视经济增长，对社会民生建设缺乏兴趣和热情，对常规化和科学化的社会管理研究不多，还存在管控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的问题。从管理法规看，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还显得滞后，有些领域还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如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法律；对于如何规范大量的行为、如何引导和利用社会舆论、如何引导和利用新兴媒体、如何有效管理城市、如何有效保障公民权益，以及如何处理等，都缺乏相应的层次较高、法律效力较大的规定。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亚太蓝皮书》指出，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区域内第一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说前30年的改革发展因为我们专注于经济建设，努力做大蛋糕，而相对忽视了蛋糕的分配和公平正义的追求，以致现在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有待解决。在当代腾飞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下，过去曾经被经济发展所遮蔽和冲淡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现在也有了解决的可能。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用5年乃至更长时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起一个和谐、健康发展的社会。形势不等人，但要开出社会管理的新局面，前提是政府必须依法行政。③其次，司法应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运行提供法治保障司法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具有特殊功能、担负重要使命。司法是维护人民群众权益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寻求公正的制度化途径，同时在社会管理中又是最具国家强制力的方式。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解决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的纷争矛盾，监督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办事，本身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也是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同时，司法活动将法律条文中所蕴含的一般的、抽象的公平正义精神贯彻到每个具体案件的处理中，通过准确公正地适用法律，规范和引导民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通过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司法活动，对民众行为施加影响，促使其接受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和意识，推动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进而提高社会管理品质、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因此，司法是通过法治途径实现社会管理的重要渠道，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司法的中立性、统一性、专业性、公开性以及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禀赋，使其在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其他社会管理方式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优势。

三、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保障机制建设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是规范人们活动的准则。法律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必要依据和重要手段。法律也是在社会管理中依法决策、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依法组织人民群众全面参与的可靠保障。社会管理创新，说到底它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其难点在于明确职能、保障权益、完善机制和夯实基础。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保障机制建设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推进：第一，推进立法，完善公民权利保障的法律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完善公民权利保障的法律体系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立法在近些年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一些重要法律还需要推进，如住房制度改革、遗产继承限制等都需要法律加以支撑；财税法律还不能满足初次分配要求；环境健康保护法律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缺陷和漏洞。这些都亟须从立法理念、立法制度到整个法律运行机制上进行调整。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对经济、土地、收入分配、住房保障、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保险、救济等民生领域已有的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辅之以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特别要关注收入分配、住房、教育、医疗制度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农村土地征占、城市房屋拆迁、劳动合同签订、农民工权益保护等问题。要及时制定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以使法律充分反映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充分发挥法律对于加强社会管理的基础保障作用。第二，加强依法行政，遵守法律程序保障公民权利。一般而言，社会管理行为是具有公权力性质的行为，按照现代法治的基本原理，公权力行为都应遵循一定的程序，这样才能避免公权力的滥用，才能保护社会利益主体的合法权利。④由于特定的法治传统等原因，我们的社会管理行为一度较少关注程序，甚至为了求得问题的快速解决而忽略了程序的价值，最终影响了公民权利的保护。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管理的程序正当问题，所有的社会管理活动都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做到不但实体上合法，程序上也合法，确保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护，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第三，坚持公正司法，切实维护权利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坚持公开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保障。为推动社会管理事业顺利进行，必须从国情出发，进一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对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出现的涉及民生的矛盾和问题，司法机关不仅要公正判决而且要有效执行。同时，要完善社会矛盾的调解机制，加强人民、行政和司法调解联动来解决社会冲突。特别要不断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切实推动社会问题的法律解决。检察机关要加大监督力度，促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创新对社会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基层检察院；检察职能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09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安排部署了全国政法机关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明确了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政法机关的三大职责任务之一。因此，作为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院，应当深刻认识到检察机关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主体，并将如何立足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促进社会管理水平提高，作为检察工作的重心之一。

一、检察机关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应然主体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定义

社会管理是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和法律，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公民对社会公共管理与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凸现。因此，迫切需要对现有社会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创新，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以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和谐。［1］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方法和机制，对传统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检察机关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

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健全法制、实现法治，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3］目的是通过制定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社会规则，并通过行政、司法等执行手段，来实现建立在公平正义价值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检察机关的根本职责在于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承担着打击刑事犯罪、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等任务，对推动法制健全和法治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应然主体。

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之一，检察机关虽身负重任，但也迎来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应对社会管理的新形势、新问题，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廉洁的政务环境，找准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契合点，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二、基层检察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坚持五个原则

（一）立足检察职能原则

基层检察院参与社会管理，推动社会管理的创新，必须以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为立足点，不能偏离检察工作的主题。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具有自身明确的职权边界，基层检察院不能擅自突破法律规定盲目扩大参与领域、创新参与机制；二是基层检察院在开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时，必须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去解决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依法履行检察职责中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二）有限参与原则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法治理念的发展，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保持足够的谨慎、自制和谦逊已经被广泛认可。基层检察院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也应该坚持司法的谦抑性原则，在检察职能和法律监督触角延伸的范围、方式等方面应当谨慎与自制，不能片面强调延伸的广泛性和主动性。同时，对通过行政管理、道德约束能够解决的问题不宜过多介入。

（三）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原则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也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落脚点。曹建明检察长在7月16日召开的第十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检察机关应当坚持检察工作的人民性，更加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基层检察院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观念，着眼于促进解决基层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注重长效原则

基层检察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有长远眼光，稳妥推进，注重长期效果。在采取一项新的方法手段前，必须进行扎实的前期调研准备，分

析其可行性和科学性，同时应当将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与检察改革、队伍建设等长远规划有机结合，整体推进，使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各项举措更加符合检察工作发展的内在规律。

（五）结合本地区实际原则

社会管理的范围较广，各地区实际情况也不尽相同。各基层检察院在开展参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必须结合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治安等执法现状和社会实情，因地制宜，创新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社会管理新形式。

三、基层检察院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应当抓好五项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面对机遇与挑战，检察机关必须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幸福和谐。

（一）加强惩防职务犯罪，规范社会管理权力运行

社会管理权力如果被滥用，就会侵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导致公民对公权力的不满，影响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发挥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这一重要职能，规范社会管理权力的有序运行。加大对社会管理领域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通过依法查处国家公职人员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犯罪行为，净化社会管理环境，促进社会管理部门和国家工作人员正确履行管理职责，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同时，坚持“惩防并举，预防为先”的方针，强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围绕中央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在易发生职务犯罪的社会管理领域通过廉政教育讲座、重大工程专项预防、个案警示教育、法制宣讲等形式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使干部勤政为民，廉洁奉公。

（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探索参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寻找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必要途径，把综合治理工作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结合目前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外来人口犯罪相对高发的情况，主动加强与法院、公安、城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深入开展对流动人口集中地等社会治安重点地区以及特殊行业的排查，加大对突出治安问题和治安混乱地区的整治力度，进一步探索检察职能与外来人员服务管理的结合点，促进外来人员规范、有序、有效的服务管理。同时坚持和健全涉检社会矛盾化解责任制、社会矛盾排查机制，进一步完善涉检案件信访风险评估机制，加大信访源头预防，努力探索化解矛盾纠纷的新途径新举措。

（三）加强网络建设管理，发挥网络社会正面效应

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缓和政治冲突，促进政治稳定，但另一方面，如果利用不当，也可能激发政治冲突，解构现有的政治秩序”。［5］如何利用好这把双刃剑，发挥网络社会对社会发展的正面效应，是社会管理主体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作为基层检察院，一方面可以探索成立专门的网络监督队伍，收集网络中的各种违法犯罪现象和信息，督促有关部门立案、查处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充分发挥批捕、起诉职能，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颠覆国家政权、诈骗以及“黄赌毒”等犯罪，维护网上秩序，净化网络环境。另一方面要以虚拟网络为平台，通过网站、邮件、微博等载体，建立涉检网络社情民意的处理和反馈机制，及时对人民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进行处理和反馈。成立网评员队伍，时刻关注舆情，既要把网络舆情作为听民声、察民情的重要渠道，又要重视涉检负面报道，主动回应社会关注，正确引导网上舆论，营造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舆论环境。

（四）加强调查研究，发挥检察建议功能效益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服务大局的重要方式。基层检察院应当加强对执法办案中发现的有关社会管理问题的研究分析，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眼，分析特点、原因和规律，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的对策与建议。既要重视对办理个案中发现的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提出检察建议，更要重视就社会管理中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具有更有质量、更有影响的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的检察建议，促进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问题的发生，完善管理和工作机制。要强化检委会对重要检察建议的把关，加强与被建议单位的沟通，及时跟踪掌握检察建议的整改落实情况，确保工作效果，完善社会管理服务。

（五）加强社区矫正工作，促进特殊人群受益社会管理创新

创新对社会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基层检察机关;社会管理创新;法律监督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多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基层检察机关如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全新课题,也是一项重要使命。全国3600多个检察机关中,基层检察机关共有3205个,占总数的88%。[1]基层检察机关,作为践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主力军,其工作成效直接关系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检察工作的全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层检察机关如何找准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契合点,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大局,是当前基层检察工作中需要明晰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基层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意义

(一)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新形势下确保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各司法部门必须着力抓好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治程序和法律规范为支撑,从而实现政治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社会管理与检察工作密切相关,它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领域,也是检察机关承担的社会责任。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助推作用,是以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延伸检察工作触角为着力点,来融入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担当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促进者和保障者,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基层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性。检察机关的根本职责在于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承担着打击刑事犯罪、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等任务,基层检察机关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稳定的第一线,在消解社会冲突、修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层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践,是检察系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首要推动力,是检察部门总结推广管理创新经验的重要载体,更是检验检察工作推进社会管理成效的重要标准。因此,充分发挥基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有利于增强社会管理创新的持续性和创新成果的直接转化,保障创新目标的实现。

二、基层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现状与问题

基层检察院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检察职责,为社会管理创新做出了贡献,但从基层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新意识和举措欠缺。近两年来,各基层检察机关立足本职工作,以执法办案和法律监督为中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有了新成绩,但基层检察院和检察人员,存在对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认识不清、主动性不强,片面地认为创新工作是上级部门和领导的事,基层检察院只要执行上级的指示即可,没必要搞创新,或者害怕标新立异而遭非议,或者缩手缩脚存在畏难情绪。另外,对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与检察工作的关系把握不准,在工作中适用法律和政策的手段不够丰富,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没有认真进行调研, 生搬硬套,缺少科学的工作方法和举措,导致创新工作脱离检察工作实际。

(二)帮教管理特殊人群的水平低。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和对青少年的教育保护,推进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创新,建立健全对服刑在教人员、刑满释放解教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等高危人群的常态化帮教管控机制,是检察机关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他们个人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的机制制度,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但基层检察机关,由于机构不健全等体制性原因,受经费和人员保障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形成帮教特殊人群的有效机制,部分基层检察院仍未设立乡镇检察室,对参与帮助刑满释教人员回归社会、加强农村留守儿童的司法保护等仍没有形成规范性的长效机制。

(三)网络虚拟社会管理能力弱。网络虚拟社会的管理,是信息化时代下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又一重要领域,同时也是一项高科技条件下充满挑战的工作,特别是基层检察院,参与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能力还不够强,导致网络舆情的应对水平较低。随着网络舆情逐渐下沉至基层的发展趋势,低俗和色情信息也在基层大肆传播,然而,目前大部分基层检察院虽然形成了应对网络舆情的初步工作机制,但对网络犯罪进行立案监督还存在一定监督盲区,应对水平仍难以稳控非正常的舆情。

三、基层检察机关助推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举措

检察环节的社会管理创新任重道远,正确认识和看待当前基层检察机关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方能进一步加强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本人根据基层检察工作实践,认为当前检察机关,应着力推进四个重点方面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创新对社会的重要性篇9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初步的、不发达的、不完全的、不完善的或“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其现实的历史进程很难说比现实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要高。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的不成熟性和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的合理、合法性。这种“二重性”进一步证明中国现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具有“多质性”。这种多质性主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状况参差不齐的多层次性；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且相互作用；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与人的自主性全面发展关系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定程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一定程度社会化产品经济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农业社会的技术形态、工业社会的技术形态、与信息社会的技术形态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等等。对此，我们曾把现阶段的中国比喻为一座大“熔炉”或活的“博物馆”，几乎人类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各种要素都共存于中国现实的社会之中。这种多质性的社会，它既含有作为过去遗迹的前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包含作为现实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还包括未来社会主义的因素。在这些因素当中，现实的社会主义因素与非社会主义的因素相比，前者应当占主导面，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质的规定性决定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中国国情的质理解为“社会主义定向性”（注：乔耀章：《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246页；《略论作为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这种作为定向的社会主义同非社会主义的成份或因素长期共存与竞争、互动与互补，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存共荣，达成“命运共同体”。正因为如此，中国国情与政府创新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关联性。政府创新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的“多质性”发展规律使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不能不决定着、制约着、影响着中国的政府创新。从“应然”层面说，中国的政府创新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或社会主义定向的政府创新；从“实然”层面说，中国的政府创新只能是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政府创新。

何为政府、何为中国政府呢？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讨论。中国学者一般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和使用政府概念。如中国改革开放恢复重建政治学以后，由赵宝煦先生主编的第一本政治学教科书《政治学概论》中就明确地指出：“政府一词，历来就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解释。在资本主义世界，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部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这就是所谓广义的解释；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就是所谓狭义的解释。”（注：赵宝煦：《政治学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赵先生关于政府的这个界定在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共识和影响。但同时也提出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即政府是否只同国家相联系？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在广泛阅读学习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政府问题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初步论证了“非国家机构的政府”问题（注：乔耀章：《政府理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页。）。在国内，关于中国政府的法定含义有两种：一是建国初年“共同纲领”规定的集立法、行政、军事、司法于一体的广义的政府，一是始于1954年宪法规定的狭义的政府，即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或国家行政机关。（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政府的狭义解释几乎没有大的分歧，而对于广义政府的解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将对政府概念的界定从国家机关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扩大到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等暴力机构，如芮明春主编的《政府学》，高民政主编的《中国政府与政治》等就是持这种解释；另一些学者则将对政府的概念界定从国家机关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领域，这里又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把政府＝国家＋社团＋民间组织＋社区政治机构，如辛向阳在其著《红墙决策：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深层起因》一书中关于政府的五级定义的前两级定义就是如此；另一种是把中国共产党纳入中国政府定义之中，如王敬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治》一书中就基于中国政府的特殊结构，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了广义的政府之中；胡伟著《政府过程》一书认为，共产党组织是当代中国政府机构的核心，无论就广义的政府还是狭义的政府都是如此；朱光磊著《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主张政府等于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认为这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实质；第三种是提出更大的政府概念，它超越了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并主张用“政府体系”概念等同或取代政府概念，如由曹沛霖、林尚立教授等编著的《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在总论中就使用了“政府体系”概念，作者把政府体系优化的基本组成概括为10个方面；陈红太研究员认为“政府体系”这一概念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组织及其相互关系、或制度、体制的极高度的逻辑概括，认为应该用“政府体系”的概念替代“政府”概念（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以上对政府概念所作出的“超国家”机构的解释不同于我们提出的“非国家机构的政府”概念，把政党等纳入政府的研究对象虽有事实根据，但是值得商榷。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认为将政府概念的解释限定国家机构范围内就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而不能自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如果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纳入政府概念就是无视当代中国政府的实质，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政府”与“政府体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简单等同。非国家机构的执政党、政协和“单位”也不能同政府相提并论，它们只构成政府的生态环境和履行职能的工作对象，虽然过去和现在仍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还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等现象，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这些现象会逐步淡出政府，做到各自相对独立，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务正业，逐步理顺党政关系。通过政府创新逐步达到“解放政府”，这也应是政府创新的内容和基本走势之一。由此可见，作为政府创新中的“政府”，应当是指同国家机构相联系的政府，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狭义的政府。

创新，是人类智慧之树上最为璀璨的花朵，也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大力弘扬的理念。然而，“创新”是一个很严肃的大字眼，人们不要轻易言“创新”。因为创新是很不容易的，它对创新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何为创新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创造”(creation)“创新”(innovation)等几个概念进行辨析。

有学者研究证明，如果没有发现，便不会有人类的发明。人类的每项发明都是建立在发明者对某种特定自然规律的发现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发现可以分为自发性发现与自觉性发现。前者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现象外在性的首次感性认识，后者亦即通常所说的科学发现，是人类对自然规律内在性的首次理性认识。如果溯人类文明之河而上，就会发现古代社会时期的发明大都是在自发发现的基础上获得的，而近代的发明则多是自觉的发现。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对于理性的科学发现来说，发明起着极其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科学发展史也同样证明发明亦为发现之母。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与发现是互相促进、互相发展、紧密联系的两种过程。发现引发新的发明，发明同时导致新的科学发现。发明是科学发现的基础（注：郭成安：《发明与发现》，《新华文摘》2001年第9期。）。至于创造与创新，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创造和创新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指通过革新、发明、产生新的思想、技术和产品，另一种看法是，创造的意思是原来没有的，通过创造，产生出新的可称为“无中生有”；而创新则是指对现有的东西进行变革，使其更新，成为新的东西，可称为“有中生新”。创造与创新的联系在于，创造性最重要的表征是创新，亦即创造概念包含着创新。既然创造具备了新颖、独特的属性，那么，表征创造核心价值的创新，就更应该表现出“首创”和“前所未有”的特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与创造的词源不同，创新是一个外来词，创新的含义有两点：引入新的概念、新东西和革新，亦即“革故鼎新”（前所未有）与“此入”（并非前所未有）都属于创新。熊彼德曾给创新下过定义，他把“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入经济系统的过程”称之为创新。这种定义要比“首创”“前所未有”的创造指称更宽泛，它包容了前所未有，也包容着对原有的重新组合和再次发现。并且把新知识“引入经济系统”才算完成，才能使发明者成为创新者（注：叶平：《“创新教育”解析》，《新华文摘》2000第3期。）。我们可以对“发现”“发明”“创造”“创新”这些概念不作严格的区分，而只需注重它们的共性：非教条性、非守旧性、非封闭性、非片面性和狭隘性。我们认为创新的基本内涵可包括：其一，创新应当表征出自觉地合规律性，以免创新主体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其二，创意虽无穷，资源则有限，创新应当拥有原创性或首创性即前所未有，这是创新的原义或本义；其三，与合规律性和原创性相适应，创新应当努力站在前人的肩上，具有文明、健康、进步和发展性或不可逆性、传承文明与开拓进取的统一性，不可庸俗地将任何“新”都赋予“创新”字眼；其四，创新应当立足在梯度发展的现实基础上有条件地将已有的创新进行重组或再现，万事不必另起炉灶，从头做起，这是合规律性的一种具体体现，对于后来者来说也是一种创新，但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其五，创新应当将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任何一种创新都能够进入可操作性的过程，并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对创新的初步理解。

政府“综合创新”浅析

政府创新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或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合历史逻辑的引申。根据上文对中国国情、政府和创新的理解，我们认为政府创新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无论是从狭义的或广义的抑或是“政府体系”的角度看，政府都需要辩证的“综合创新”，而不能孤军奋战，搞“单一创新”，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本文所指的政府综合创新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历史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政府综合创新

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政府综合创新同上文论及到的中国国情的“二重性”、“多质性”相关联。一方面，历时性的政府创新是一种综合性、纵向整体性的政府创新。从生产关系角度或“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看，就是要处理好作为社会主义定向性的政府创新与资本主义的政府传统（在中国还有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即旧中国的政府传统）和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政府创新的关系。从生产力角度或“三大社会形态”角度看，我国社会发展基本上还处于第一大社会形态，即人对人依赖关系的社会向第二大社会形态即人对物依赖关系的社会转变过程之中，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我国的政府创新就是要建立在这一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基础之上，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创新与继承计划经济的政府传统的关系。这种历时性政府创新具有宽广深厚的历史基础的优点，基本属于“重组”性、“引入”性、“有中生新”性创新，但这一优点也可能蜕化为一种惰性力量从而成为制约政府新的创新的阻力。另一方面，共时性的政府创新，是一种综合性、横向整体性的政府创新，其实质就在于开创未来，创造新的“传统”，从而把社会历史推向前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创新既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传统，也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传统，而只能是“革故鼎新”的“无中生有”的原创性创新。共时性政府创新涉及到中外政府创新之综合，国内不同层次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区域如东部、中部、西部等，不同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政府创新之综合。无论是历时性的政府创新，还是共时性政府创新，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只有把历时性政府创新与共时性政府创新相结合，才能实现政府综合创新。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政府综合创新，逐步形成古今中外优势互补的政府创新机制，以保障政府不竭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广义与狭义及“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

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个问题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作为狭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如上文所述，对于狭义的政府，学术界没有大的争议，一般是指各级人民政府。狭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可以从多方面来论证，大体上可分为纵横“十字”型创新和政治与行政统一性创新这两个方面。纵横“十字”型创新，主要是指纵向的政府层级及其行政区划方面的创新，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设立特别行政区，建立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地市合并，撤县建市，撤乡建镇，以及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等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创新；横向的各级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改革和调整，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人事制度等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创新。纵横“十字”型创新是政府创新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政治与行政统一性创新，主要是指随着社会和政府的发展、扩延，政府的“双重性”日益凸现出来。一是政府的政治性，一是政府的行政性，即政府是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统一。如西方的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我国的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公务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与行政的统一。有必要指出的是，自伍德罗·威迩逊创立现代行政学以后，特别是古德诺提出著名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以后，似乎政府只与行政相关，而与政治无关，这是一种有着广泛而且深远影响的误解。事实上政府中的政治与行政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的政治与行政不分由来已久。“政府”的政治表现为是非、善恶，而行政则表现为效率、优劣。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在政府中政治和行政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它们日益显现出相互支持的趋势（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时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既然如此，中国政府的创新就不能局限于政治创新（计划经济时代）或行政创新（市场经济时代），而只能将政府的政治创新与政府的行政创新并举，显示政府综合创新特征。如目前中国政府贯彻落实主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进新公共管理、治理理念等就是政府综合创新的重要举措。其次，作为广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广义的政府一般是指所有国家机关，主要包括国家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谓广义政府的综合创新从理论上讲是指政府立法创新、政府司法创新和政府行政创新（狭义政府创新）三者之间的“同步”创新，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但是，广义政府的诸方面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的改革和创新将分轻、重、缓、急进行。实践证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首先对政府改革和创新的呼声最大的是作为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对政府改革、创新问题最为关注的就是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很少联想到广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这是带有片面性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广义政府的配套改革和创新，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就很难顺利进行并卓有成效。在中国，人大的创新、司法的创新与政府的创新同等重要，一个都不能或缺。再次，作为“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前文已述及，学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这也是一种创新，并有学者主张用“政府体系”替换“政府”概念，这是值得商榷的。不过，使用“政府体系”概念，旨在将“政府”概念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把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把企业，把社团、群众自治组织等，也包括在“政府”之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中国国情。目前，被学者们列入“政府体系”的各主体无一不面临改革创新的历史性选择，尤其是政党、执政党、企业等等的改革和创新，其中，执政党的改革和创新最为核心和关键。通过它们的创新，一方面，借此理顺它们同国家、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作为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的生态环境创新来同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产生互动效应，将政府综合创新推向新阶段。以上三个层次的政府综合创新，自然形成三个同心圆，最中心的圆是狭义政府综合创新，其他两个圆都是它的生态环境的综合创新。这三者之间互动互补，任何一方面的创新都不可或缺，由此构成当代中国政府综合创新体系的全景式画面。

第三、政府理论、制度、技术、实践的综合创新

中国国家主席2000年6月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概念。6月30日，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提出要“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用“制度创新”替换了“体制创新”的提法。国家副主席在有关讲话中，还与理论创新相适应，提出了“实践创新”的概念，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和革命创造性，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努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根据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我们拟把政府综合创新的具体内容概括为：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只有将这四方面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完整地构成政府综合创新。其中，政府理论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起源、政府性质、政府目的、政府规范、政府环境、政府结构、政府功能以及政府发展等等方面的知识、观念的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民主制度、政府法律制度、政府经济制度、政府文化制度以及政府体制、政府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现代化的工具、技术、网络、手段、方式、方法方面的创新；政府实践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以及自身内部事务进行治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取得公共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创新。这四个方面的政府创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来说，政府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实践创新可归结为实践创新范畴。政府理论创新源于政府实践创新，而政府实践创新又有赖于政府理论创新先行，政府实践创新检验政府理论创新，推动和发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理论创新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实践对于政府理论创新的需要程度。既然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属于政府实践创新范畴，那么，为什么又将它们从政府实践创新中凸显出来呢？这是因为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言，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是介乎其中的桥梁或纽带。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直接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而只能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中介间接地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同样的政府理论创新可以作用于各种不同的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进而作用于不同的政府实践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制度和技术及其创新的缺失或不完善（体制）可能误导或反向作用于政府的实践及其创新，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导致偏离政府公共管理实践的价值取向。因此，一旦政府理论创新问题解决之后，能否有政府制度，政府技术创新及时跟上去就是起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倡导和尽可能实现政府理论创新层面，还要努力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将政府理论创新贯彻到政府实践中去，进而实现政府实践创新。除了政府理论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的关系、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中介于政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关系外，还有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政府制度创新（选择）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变迁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总之，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制度创新内在规律，政府制度创新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实践创新内在规律，这体现着唯物论；另一方面，政府实践及其创新依赖于政府技术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依赖于政府理论创新，这体现着辩证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政府实践创新。政府理论创新领先，政府实践创新第一，做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论者，这是我们研讨政府创新问题必须确立的一个基本理念。

政府创新有赖于“政府自觉”

在中国，政府综合创新势在必行，但是，政府综合创新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的，而只能有赖于“政府自觉”。如果我们不刻意思考一下“政府创新”与“创新政府”这两个汉语词汇有什么不同，还以为这两个词义很相近或相同，其实不然。“创新政府”属于被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被创新客体地位，谁来创新政府，创新主体不一定是政府；而“政府创新”则属于主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创新的主体地位，内含政府自创，发挥政府自觉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政府创新动力来自内外两方面。外部动力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有国家、有社会、有公众等等，内部动力则主要来自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来自政府自觉，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府创新的外动力只有通过政府创新内部动力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正确发挥，如果没有政府自觉，政府综合创新就难以实现。

费孝通先生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费老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注：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费老的“文化自觉”概念对我们思考政府创新问题，进而引申并提出“政府自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创新，代表着当代中华民族对于自身的创造性潜能的一种深度发展和自觉运用，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创新中逐步找回自信，酝酿着伟大的复兴。自政府被创造发明以后，创造力、创新力就是政府特有的能力，它直接地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的，必经通过政府的自觉开发和积极运用才能发挥作用，政府在开发和运用自身创造、创新能力的自觉程度、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与政府的创造性潜能的实现程度之间呈正比递进关系。是因循守旧，还是锐意创新，对政府来说，则表明其自觉性水平，特别表明其公共精神和对于未来的责任和态度。

政府创新本质上是对社会、国情认知的结果，必须基于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再认识。社会、国情发展规律决定着政府创新的基本性质。有什么样的社会，国情发展规律就产生什么样性质的政府创新。社会、国情发展规律作用的好坏，决定着政府创新效能的高低。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创新总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国情发展规律。事实上，政府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能够起到巨大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的大小及其作用力的方向，取决于政府创新是自发还是自觉的及其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程度。所谓“自发”是同“自觉”相对的，原指人们未认识、未掌握客观规律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无远大目的，盲目地为客观必然过程所支配，往往不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而“自觉”则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是人们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同理，政府创新也可分为“自发的政府创新”和“自觉的政府创新”。前者是指政府在未认识和掌握社会、国情发展规律时的一种创新活动，其创新成本往往比较高；后者则是指政府在已经认识并掌握了社会、国情发展规律时的一种创新活动，其创新成本往往比较低。前者或迟或早必然向后者发展，后者则必须以前者为历史前提和基础。因为政府创新也必然是一个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自发”的政府走向“自觉”的政府，从“自在”的政府走向“自为”的政府。一般说来，与公有制社会相联系的政府创新比私有制社会的政府创新更具有自觉性，因为政府有领先的理论指导，通晓历史发展规律。但是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选择了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发展道路，由于缺乏其成长发展的自然历史前提和基础，从而使这种“自觉”大打折扣。如何使“政府自觉”立足于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并发挥得适度，这是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程（注：乔耀章：《公共行政与公共哲学》，《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第49-53页。在该文中作者提出并初步论证了“自发的公共行政”与“自觉的公共行政”问题。）。

创新对社会的重要性篇10

(一)社会结构变化与高校继续教育认知创新

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主要表现为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等“六大结构”的变化。［1］在这六种变化中，对高校继续教育认知创新具有实质性影响的是城乡结构变迁与就业结构变化。城乡结构变迁有利于高校继续教育使命认知创新。近年来，我国城乡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2.8%，在7.4283亿人城市人口中，约有1.4亿人是进城半年以上的农业人口和外地城镇人口。［2］这种变迁将对高校继续教育使命认知创新产生重大影响。促使高校继续教育更深刻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使命，进一步确定“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树立清晰的“兼顾城乡、惠及社会”发展意识，尝试把学校继续教育的创新发展，同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推进城镇成人教育与农村成人教育，职业培训教育与农业技能教育、城镇社区教育与农村社区教育等等的融合过程中，创造一个处处、时时、人人皆能学的社会化教育体系，不断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使社会转型的成果普惠于民。就业结构变化有利于高校继续教育责任认知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就业结构开始由以国有企事业单位为主，转变为以民营企业和社会机构为主的就业结构，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将对高校继续教育责任认知创新产生深远影响。进一步深化了推进“职业、行业、事业”发展的责任意识，更加坚定了“为国家、社会、民众”的服务认知，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人才需求，以素质教育为抓手，以技能教育为重心，把培养新兴产业、行业和技术职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为已任，以培养创新人才为亮点、以培养实用性人才为基点，满足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使“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服务民众”的办学理念落到实处，为促进社会发展和推动国家繁荣做出应有贡献。

(二)社会机制变革与高校继续教育目标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运行机制、社会组织机制、社会资源机制、社会利益机制等社会基本机制正发生革命性变革。其中，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革故鼎新，将对高校继续教育目标创新产生重大影响。社会运行机制变动有利于高校继续教育远景发展目标创新。当前，我国社会运行机制战略性转变已成潮流，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优先，注重公平”转化。这种转变所提出的，在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国家财政要不断向民生倾斜，要提高人民接受各类教育的机会的社会诉求，不仅对社会发展有着深远历史意义，更对高校继续教育远景发展目标创新具有重大影响。它使高校继续教育进一步明确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目标趋势，坚定的以“服务社会、服务城乡、服务学校、服务群众”目标宗旨，确定了“推进社会进步、经济贡献、教育发展、科技进步、文化建设同步”的目标内涵，使高校继续教育成为推动社会转型发展的长效能源。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变革有利于高校继续教育现实发展目标创新。近年来，我国社会资源配置机制转变已然雏型，由单一依靠政府的行政指令、行政计划和行政审批，发展为确立并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了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3］这种变革将对高校继续教育现实发展目标创新作用巨大。更加明晰了高校继续教育“规模、质量、效益”三统筹的办学目标，描绘了“立足学校、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目标取向，坚定了“自主招生、自主办学、自主发展”的目标路径，设置“与政府、与市场、与学校”互动的目标方式，从而使高校继续教育成为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社会价值变更与高校继续教育行为创新

当下，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我国社会转型最具现代意义的跨跃，从传统的一元化价值观向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观、道义价值观、功利价值观的同存并行，基本上构成了我国社会转型的价值意识体系。其中，厘清主流价值观、多元价值观的意义与内涵，将对高校继续教育行为创新有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主流价值观有利于高校继续教育办学行为创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流价值观是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放首位。［4］我国主流价值观对高校继续教育办学行为创新提出了根本性要求，高校继续教育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出发，要坚持“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核心社会价值理念，把“办学行为与推进社会发展、经济贡献、科技进步、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将以往带有“随意性、迷惘性、功利性”的办学行为，锐变成“公益性、社会性、集体性”的主导行为，衍化为“文化行为、服务行为、社会行为”的具体行为，蜕变为与“政府部门、行业主管、事业单位、企业”的合作行为，进而使高校继续教育成为社会转型发展的促进者、推动者。多元价值观有利于高校继续教育育人行为创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多元价值观的并存，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地位与作用的认同与尊重，也是对每个人的个体意愿的尊重。这种认同与尊重本质上是党和国家“以人为本”思想的传播与推进，将对高校继续教育育人行为创新意义重大。它深一步明确了高校继续教育的育人行为要满足“国家、社会、市场、行业、个人”的多元需求，不再以培养单一性的人才为目标，而以满足不同需求的社会学习需求为导向，以满足不同学生个体自我成才理想为途径，“缺什么、补什么、需什么、教什么”是其逻辑起点，“多样化、多层次、多规格”是其行进空间，“技能型、应用型、实用型”是其育人诉求，以“全面发展的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其发展常态，在不断满足社会多元价值需求的过程中，彰显自己应有的作用与价值。

二、社会转型问题与高校继续教育创新缺憾

勿庸置疑，社会转型问题也凸现出高校继续教育创新的种种缺憾，尽管这些缺憾生成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现实因素，表现出的形式也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缺憾正是社会转型迫切要求高校继续教育改革的主要方面。

(一)转型取向问题突出高校继续教育创新定位缺位

当下，我国高校继续教育创新定位失据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顺应社会转型潮流，绝大多数高校继续教育都制定了新的发展定位，尽管这些创新定位都有可取之处，但把这些定位与高校继续教育整体创新发展要求对比，就会发现，这些并非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定位的顶层设计，只是以满足市场需要为原点的底层筹划，基本上都是以松散的经济效益目标定位为主，诸如追求市场热点的社会培训每年创收多少，如何做大“高层次与高收益”的高端培训等，而对于如何实现“以全面发展的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创新定位，则表现出整体性缄默。高校继续教育创新定位缺位应与“社会制度影响社会转型发展取向”问题有很大关联。当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初步建立，并是向着完善方向发展的时候，但产生于市场转型阶段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弊端就日益显露，比如会导致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等问题，影响甚至制约社会转型发展进程。这种状况在高校领域则反映为，继续教育是“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还是“学校服务市场的重要窗口”的关系上。尽管社会和政府对高校继续教育提出了由“学历补偿教育”向“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新取向，但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构建相对独立又彰显个性的办学实体，拥有必要的教育场所、师资队伍、教学设施、专业设置、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等教育资源，按照社会发展需求和继续教育规律，推进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文化建设。而现实状况却是，由于“路径依赖”的惯性作用，高校继续教育迄今尚未摆脱全面依托办学的窘况，不仅没有取得相对独立的办学资格，反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高校服务市场的重要窗口，甚至是沦为学校效益创收的渠道，增长经济效益已成为大多高校继续教育创新的基本定位，由此引出的创新定位缺失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转型方式问题突显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机制缺失

目前，我国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机制缺失问题明显，主要表现有二:(1)自主开放办学机制滞后，始终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惯性的制约，尤其是在招生计划、招生方式制订与实施、专业设置的审核与批准等等重要方面，主要还要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以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继续教育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既缺少创新机制构建的社会支持，又缺乏创新机制生成所必要的基础条件。(2)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机制陈旧，对理论对创新实践指导作用的认识整体性缺位，特别是对学科建设与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对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机制形成上不可替代作用的认识不足，导致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机制的构建，缺少必要的创新机制构建的理论引领，只能在实践经验梳理和挫折教训总结过程中摸索进行。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机制缺失与“社会矛盾影响社会转型方式的选择”问题有重要联系，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决定了中国选择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但在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改革中，出现了市场经济制度与计划经济制度并存，各项工作重心都是围绕经济建设，把追求经济总量当作目的，造成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失衡。［5］这突显出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机制的焦点是“以人为本打造文化基地”还是“以物为本成为创收机构”的选择上。高校继续教育作为连接传统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社会组织，，应“以学生为本”，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打造“双高同筑”的文化基地，以“筑就水碧山青学风高地、筑就明丽光阳学科高原”为目标来促进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机制的健康运行，创立产学研新平台，维护高校继续教育的社会品牌。但就目前而言，高校继续教育以提高学历文凭为亮点来扩大规模，从而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创收机构，这种“文凭论”必然停留在学历文凭上，导致学校为了让学员拿到文凭而出现管理、教学、评估的松弛，以学历文凭为热点来扩大招生规模，以致“粗放式”、“地摊式”办学现象蔓延，从而出现“人才培养结构性不足”等问题，创新机制缺失的弊端也就应然而解。

(三)转型行为问题突现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方式缺憾

在信息化、网络化快速发展的时代，高校继续教育应该采用现代教学方式，然而目前部分高校继续教育的教学方式仍然以教师、教室、教材为中心，很少根据成人教育、技术教育、在职教育的特点采用“启发式”“案例教学式”“现场模拟式”等教学方法，更没有把现代培训与与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结合起来。同时，项目研发队伍及管理队伍的状况更让人担忧，员工素质低、被动工作，严重缺乏主动开拓市场的能力和管理能力，显而易见，目前这种现状是实现新颖性、突破性、个性化的创新学习方式的重大障碍。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方式缺憾应与“社会规范影响社会转型行为”问题有重大关系。当下，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规范建设往往滞后于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由于法制规则系统的强制性调控不健全、道德规范系统自觉调节的失范，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无序行为的增长。受这种情况的影响，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方式表现为，是“动态管理”还是“固态管理”。动态管理模式是具有市场经济特色的现展理念，高校继续教育在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引导的双重作用下，要实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进一步协调项目开发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实施项目负责制，由项目负责人作为总负责人和执行人，自行建立团队，建立责、权、利对等的有效激励机制，打破固态管理模式，促使员工主动融入到工作中去。然而，固态管理是当前高校继续教育基本管理模式，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从综合部门到专业部门，还没有构成继续教育法规体系，导致管理部门领导力度不够、部门间的职能不分，使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校名誉，打着联合办学的旗号，进行无序竞争。从而可见，继续教育立法工作滞后和道德约束失调致使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方式缺憾。

三、社会转型趋势与高校继续教育创新设计

上述状况显明，我国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和跨越阶段，在机遇与挑战的并存时期，社会转型趋势引领高校继续教育创新设计。高校继续教育只有进行科学的创新设计，才能在复杂的社会变化下把握转型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一)以“建设文化强国”引领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方向

“建设文化强国”是引领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方向的关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成为充满激情和理性的历史潮流，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仅是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改革创新的亘久根基，更是我国高校继续教育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

1．创新发展方向以“传承优良传统文化为魂”。优良传统文化是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方向的思维源头。在市场经济过热发展的背景下，面对种种诱惑与干扰，让“知行合一”成为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方向的文化印记，提倡开门办学，形成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风尚;提倡学术创新，兼收百家之长，让转型发展的时代人文精神高扬。同时，高校继续教育要以明确学习目标为基础、以端正学习态度为前提、以严明学习纪律为保证、以良好学习兴趣为动力、以科学学习方法为路径、以优质学习效果为标准，让学生不仅学到货真价实的技能，还能受到润物无声的文化陶冶，使群体的思想品德、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意志情感等都发生质的变化，从而实现高校继续教育时代历史使命。

2．创新发展方向以“发展现代主流文化为径”。发展现代主流文化是我国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方向的现实动力。我国高校继续教育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与时俱进，建立“继续教育文化意识”，明确其在建设文化强国战略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面向世界、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办学，不断引入科技、技能、知识在内的各种文化要素。从整体优化的角度出发，充分利用已有各种文化资源，在专业设置、资源融合、市场培育、项目开发等方面，根据市场需求，坚持“成人为本，教育惟真”的现代办学理念，集聚“求真务实、以人为本”精神为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方向积蓄现代文化力量。

(二)以“建设人才强国”引导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方式

以“建设人才强国”为引导是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方式的战略选择。从国际上看，人才资源成为关系国家竞争力强弱的基础性、核心性、战略性资源。从国内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与人才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出现高技能人才短缺、人才结构不合理、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问题，这对我国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方式具有实质性引导，高校继续教育应该以“三管齐下”为创新发展方式。

1．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一是探索“学历+技能”多证的人才培养模式。要大力探索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各类继续教育学习成果认证和“学分银行”制度，推进不同类型继续教育之间的学分积累与转换工作，从而使高校继续教育走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前列。二是建立校企合作的实训基地。由学校和企业共同提供教学资源，建立生产性实训基地，企业为学员提供生产性实训机会，这种合作模式实现了校企资源的互补和共享，使培训兼具教学和生产的功能，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2．学科建设机制创新。一是实行区域性师资联合。本地区或相近地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高校学科点为了培养具有特色的师资队伍，通过“资源置换”“、师资交流”等方式，共同投资而建立的一种新型的师资培养联合体。在交流、切磋、探讨中，实现提高区域内高校学科点教师的整体水平和层次的目标。二是建立产学研学科基地。高校继续教育注重发扬自身特色，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全力推进产学研互动，以联系企业、推广新技术、加速实现产业化为目标，以科研为先导，产学研为纽带，队伍建设为基础，人才培养为中心，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学科发展之路。

3．质量评价机制创新。(1)收集反馈信息。高校继续教育对各专业毕业生要进行跟踪调查，或发放社会问卷，广泛搜集其毕业生的工作去向，从而在评估其教育质量同时，及时把握市场对人才素质的新要求。(2)创新评价机制内涵。高校继续教育培养一专多能、一技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评价方式也应不拘一格、因地制宜、灵活多样，评价标准应多层次、全方位、多规格，通过动态人才评价机制，打破高校继续教育的传统评价机制。

(三)以“建设学习型社会”引示高校继续教育创新行为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引示高校继续教育创新行为的路径。学习型社会构建的目的是提供一个理想的社会学习环境，从而促进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高校继续教育在构建学习型社会的环境下，坚持以“三学共建”为创新行为。

1．建立“人人愿学”的学习体系。(1)宣传终身学习理念。高校继续教育要引导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存，学会生活”，使学生自发的、积极主动的不断学习、接受学习，从而应对就业的严峻形势，正是身边的变化并随时调整自己，适应变化。(2)设计特色学习方式。高校继续教育教师要“以生为本”，营造良好地课堂学习氛围。以课堂为既定空间，以成人学习规律为基础，以适应学生学习心理规律为核心，精心编组课堂学习程序，让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具有实用性、多样性、速效性，让学生发自内心地、愉快地接受新知识、新信息。

2．建立“时时能学”的学习平台。(1)实行灵活的弹性学制。高校继续教育在学制方面要遵循灵活性原则，实施学分制，实行弹性化管理，突破传统学年制中统一入学时间、统一上学时间、统一获取证书的限制，逐步建立以学分制为主线，以选课制、指导制为基础的素质教育教学模式。(2)积极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现代远程教育是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趋势，高校继续教育应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推进继续教育的现代化、信息化，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中对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教学内容多媒体化、教学传播多样化、教学时空扩大化，搭建“时时能学”的学习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