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教学十篇

时间:2023-04-03 22:23:37

科学教学

科学教学篇1

我校在2004年9月承担了部级“十五”重点研究课题“小学科学(青岛版)教科书开发与应用”课题的研究。在制定实施方案时,我校就结合青岛版科学教材编排的特点和我校所处的城乡结合部这个特殊的环境,制定出研究的重点方向:面向农村社区,放眼城市文明,突出特色。三年来在这方面摸索出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在下面的介绍中还详细介绍。青岛版《科学》教材具有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表现在空间、时间、内容、资源整合等方面,给教师、学生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和创新的空间,由于教材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经验、背景不同的学生学习科学的需要。面对的是社会经验较少的学生群体,如果没有选择性的进行整合,教学中将遇到知识与时令的不协调;空间与时间的不协调;比如在教五年级教材中《植物的花》一课时,时令已经是秋季末,当时的花单性花多(南瓜花等),完全花(雄蕊、雌蕊)基本上找不到,给教学带来很大的麻烦,教学效果也不好,于是在教学时调整到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完全花特别多的季节,到农村的果园、城乡结合部的公园,教师带领学生到大自然的大科学课堂中,观察各种各样植物的花,学生在教师的启发指导下,就可以掌握花的共性,了解花的构造,进而认识到完全花与不完全花的特征及其区别。并向有经验的农民学习到了人工授粉的知识,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而《果实是怎样形成的》则选择在金秋十月的收获季节进行教学,发动学生到大科学课堂中,广泛收集各类植物的果实,整理农谚:“七月的核桃,八月里的梨,九月的柿子来赶集”。

学生通过对实物的观察,更加热爱大自然。《植物的‘分身术’》一课安排在春季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现在大多数植物的繁殖在春季,例如“速生杨”的繁殖是近几年林业扦插繁殖最多的方法,一般在春季,我校的周围就有许多这样的苗圃,把学生带到这种场地,帮助林农进行扦插,既学习到了无性繁殖的方法,又锻炼了学生能力。《种子的萌发》的教学内容原来安排在春季较早的季节,学生做实验时,受温度的影响,效果不明显,并且与农时不相符。我把这一课安排在春夏相交的时节,这是正是种大豆、玉米、棉花的季节,从田间播种到种子萌发,学生能观察到全部的过程,当5-7天后在带领学生走到田间地头时,双子叶的大豆、棉花;单子叶的玉米、高粱出现在同学们的面前,在讲解大豆、玉米种子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学生很容易接受。

遵循新课标精神,以开放的观念和心态,引领我们到校园、社会、大自然中去学科学、用科学。

二、利用好特有的教学资源,躬身实践,培养兴趣,缔造探索研究型“小科学家”

教师是教材的二度开发者。我校在平原地区,学生对于石头的认识较少。在教学中,可以立足于课堂教学与课外的延伸来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教四年级第四单元《各种各样的石头》这个单元时,正是冬季(12月5日左右),学生家都点上了取暖的火炉,这是很好的教学资源。在学习完整个单元之后,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我组织学生利用石灰石烧制石灰的探究活动,四年级共有71名学生,在两天的时间里,每人烧制2—3块石灰。并且下发了研究表格

科学教学篇2

关键词:科学教育;科学史;科学素养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把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如何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科学史体现着科学文化的丰富内涵,蕴涵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有很大的教育价值。本文将以科学史作为基本,探讨如何培养学生在科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创新能力和学习科学研究方法。

一、在渗透科学史中,领略人文精神

以兴趣作为引导,让学生在科学的历史长廊中寻找科学答

案,领略科学和人文精神。比如,在讲到《谁选择了他们》一课时,我以大自然的食物链和淘汰法则引起学生的兴趣:宏观的表象下面因为微小的联系而密不可分,生物的多样性和进化改变正是由于要适应生存环境和优胜劣汰。1858年达尔文和华莱士发表进化论演说,认为物种是可变的,生物进化的动力是自然选择,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生物界的认可,认为其违反了遗传学。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在后人的研究中,结合孟德尔定律形成了现代综合进化论,解释了看似矛盾的两种观点,并重新肯定了自然选择的重要性。用科学史让学生领略科学史实,能促使他们形成尊重事实、善于质疑的科学态度。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激励人们发展自身的人文内涵,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境界。

二、在渗透科学史中,培养创新能力

因材施教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兴趣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小学科学教师应有意识地保护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增强创新意识。如,在讲到《物质的变化》一课时,我先做了一些实验,比如在碘酒中加入淀粉会使溶液颜色变蓝;白糖在加热过程中会逐渐变色,并且由无味变为焦糊味等既含有物理变化又含有化学变化的启发性实验,让大家在脑海常识和新知识的碰撞中引发

共鸣和学习的兴趣。在“大发现”的课后作业中,学生果然开动脑筋,通过学习和查资料解释了铁为什么会生锈、小苏打和白醋混合为什么就会产生气泡、酒精为什么可以洗掉衣服上的油渍等等科学问题,自主发现和创新能力大大提高。在渗透科学史实中,应采取非单一的评价标准,引导学生真实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保护个性,尊重学生的眼光,欣赏其独到新颖的呈现,并及时地给予表扬和肯定,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引导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在科学史渗透中,领略科研方法

小学生由于经验积累和知识层面的限制,不能进行独自的研究,然而为了培育未来的科学家,教师应该让学生从小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接触科学研究的方法,在幼小的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如,在《宇宙》一课中,我以故事的形式为学生展开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只凭感官认知承认“天圆地方说”,这是人们认知不足的一大误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开始以实际行动探索太空,1957年,前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让全世界一片哗然,为人们重新认识天地、认识宇宙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1998年,美国“月球勘测者”通过光谱仪探测氢原子发现月球上存在水等等。在本课的导入过程中,选取科学史上的关键发现和发明,让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重温科学家当时的想法,体验了科学家在做科学研究中的想法和方法,展现了科学史的特有魅力,在推进科学和人类发展的进步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科学史是一门融合历史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综合学科。由于科学史其内容的特点及它所具有丰富教育因素,决定了它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方面能发挥出独特的功能。科学史在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创新能力和科学研究方法学习方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晓利.论小学科学课程中渗透科学史教育的价值和方法[J].现代教育科学:普教研究,2014(12).

科学教学篇3

[关键词]科学教育;学科建设;学科身份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1-0066-04

随着新课改的实施和不断推进,为了确保培养高质量的小学科学课专职教师和部分初中的综合科学课教师,我国高等院校(尤其是高师院校)的科学教育学科建设终于在21世纪之初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今天科学教育作为一门新兴的教育学科已经开始踏上了建设和发展的征程,这是新世纪我国科学教育改革的现实需要推动的结果。但是科学教育的学科身份尚未得到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研究管理部门的完全确认。科学教育是不是一门学科以及作为高等院校的一门新兴的教育学科如何建设、如何发展?如何促进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发展?对此,人们的认识还存在很多分歧、困惑与迷茫。本文针对这个问题从科学教育的学科身份确认、学科建设的方向和学科建设的不同层面作一点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促进科学教育作为我国教师教育一门新兴学科的成长与发展。

一、科学教育的学科身份确认

学校科学教育从20世纪初期正式成为我国教育体制的一部分之后,在20世纪20-40年代大体上与美国相似。小学开设的“自然课”源自美国的“自然学习”模式,中学虽基本上是分为物理、化学和生物教育,但也强调科学教育的综合性,甚至20世纪30-40年代北京市一些著名中学(例如,京师公立第四中学,即今天的北京第四中学)还开设一门叫做《科学概论》的综合科学课。20世纪下半叶,从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开始,受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高等院校把原先的理学院分割成物理、化学、生物等单一的系科,培养具有专门学科知识和能力的“专家型”人才,这在建国初期科学技术专家紧缺的情况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也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此后半个世纪我国高等院校只有分科的科学教育,而没有综合的科学教育。高等师范院校同样受这种分科教育模式的影响,理科各院系为中学分别培养物理、化学、生物等各学科教师。长期实施这种分科的理科教育,造成大学和中学理科教师都离开了科学和科学教育的整体背景,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竟然不知道自己是从事科学教育的教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学科教育学的推动,原先从事理科教材教法的教师逐渐变成了学科教学论教师,但他们大多数人局限于单一学科的教学论研究(如物理教学论、化学教学论、生物教学论等),一般不认同自己作为科学教师教育者的身份,因此只认为自己是从事物理教育、化学教育或生物教育的学科教学论教师。同样,在中学任教的物理、化学或生物教师一般也不认为自己是科学教师,而只是物理教师、化学教师或生物教师。“科学教师”这一称呼在我国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竟然不复存在,而现在这个称呼只属于在新课改中诞生的专门教初中综合科学课或小学科学课的那部分教师。大学与中学理科教师对科学教育的这种“认同危机”固然是我国长期的分科教育体制造成的结果,但与我国近年来兴起的科学教育学科身份未能确认也不无关系。自2002年以来,由于基础教育新课改的需要,已有60余所高等院校(主要是高等师范院校)开设了本科科学教育专业,另有30余所专科学校开设了专科层次的科学教育专业。部分高等师范院校在课程与教学论二级学科建制内还培养科学教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教育硕士,少数大学开始培养科学教育博士研究生。但是,我国新的“科学教育专业”从一开始就诞生在分科教育体制的“娘胎”里,大多数本、专科科学教育专业设立在某一理科院系里,这一先天缺陷致使科学教师教育专业难以确立自己应有的学科身份。它们虽然号称“科学教育专业”,实际上大多仍是偏重分科的科学教育。

要重视科学教育的学科建设,首先需要确认科学教育的学科身份。科学教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许多国家成为高等院校的相对独立的一门教育学科,相应地,科学教育专业也从那时起开始成为高等院校里一个新的专业。作为相对独立的一门教育学科,科学教育有自己的研究园地,如科学教育研究会、科学教育学术期刊、科学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等。作为一个新兴的专业,科学教育需要建立新的科学教育系,成为教育学院的组成部分(如英美模式),或者成为理学院的一部分(如欧洲模式,我国台湾省也多是这种模式)。无论是英美模式还是欧洲模式,科学教育作为一个学科都已经成为高等院校教师教育一个必不可少的专业。

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建立的大多数科学教育专业设立在单一的理科院系,这种状况不利于科学教育确立自己的学科身份,不利于科学教育专业的师生获得他们的身份认同,也不利于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发展。同时,这个新兴专业在学科体制上的这种安排,有意无意地把原先早已存在的培养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分科学科的教师教育专业排除在科学教育专业之外,致使这些学科的师生也难以认同自己作为科学教育工作者的身份。这种状况很不利于科学教育学科建设,也不符合国际科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事实上,高中以上阶段的科学教育在所有国家都以分科的科学教育为主,但这并不影响中学科学教师的身份认同。

合理的学科体制安排应当是教师教育机构设立专门的科学教育系,承担中小学科学(无论是分科的还是综合的科学教育)教师和实验师以及新一代科学教育研究者的培养任务(如欧洲模式或我国台湾省的模式);或者由大学教育学院成立教师教育系或课程与教学系,培养所有学科(科学教育是其中之一)的教师(如英美模式)。因此,培养中小学师资的高等院校应当把学科体制的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应当像多数国家的大学那样,认同科学教育的学科身份,确认自己培养科学教师的专业地位。只有这样,我国高等院校的科学教育学科建设才能获得健康发展,中学的科学教育文化才能有更坚实的理论支持。

二、科学教育学科建设的“实践取向”

除了需要考虑确立学科身份之外,科学教育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还应当考虑学科建设的方向问题。反思过去半个多世纪我国教育学及近20多年来学科教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理论取向”的教育学及学科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方向需要深刻反思,它们应成为科学教育学科建设的前车之鉴。1949年以后的中国教育学以前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为摹本进行学科建设,虽然这对于新中国高等师范

院校教育学科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对中小学的教育与教学实践也曾具有指导作用,但随着教育科学的发展,实践证明这种单凭“理论取向”・的教育学学科建设已经失去了发展的活力。这里的所谓“理论取向”是指教育学研究以发现具有普适性的教育学规律(即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为特征的教育学研究取向。世界教育学发展史和当代教育科学的最新发展昭示我们,教育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人文科学,它深受民族文化和具体情境的制约,过去人们试图寻求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适性的“教育规律”,今天看来无疑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迄今为止,制度化的教育学研究至少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如美国全国教育研究会的前身赫尔巴特学会创建于1895年),而这种模仿自然科学规律的所谓“教育规律”至今谁也难以说清楚。最近20余年来我国兴起的学科教学论(即物理教学论、化学教学论、生物教学论等)在学科建设上不幸也步上了普通教育学“理论取向”的后尘,致使其走上了一条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发展道路。鉴于此,我国科学教育学科建设应当吸取教训,由单纯的“理论取向”转向重视“实践取向”的新的发展之路。

所谓“实践取向”的科学教育(学)学科建设,是指基于施瓦布提出的“实践取向”理念的、以改进科学教育实践为目的科学教育研究。施瓦布认为,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课程研究(乃至整个教育科学研究)充斥着各种彼此不相协调的理论,不能解决实际的课程问题或学校教育问题。课程研究“走向了死亡”。因此,必须以新的“实践取向”的课程理论来取代以往仅仅追求“理论取向”的课程研究。需要澄清的是,“实践取向”的课程研究在施瓦布那里不是以“理论”与“实践”相互对立为特征的课程研究,而是具有以“实践取向”为终极关怀的课程研究,包括科学课程研究。在他眼里,这种以“实践取向”为终极关怀的课程研究不是不需要理论,恰恰相反而是需要吸收多种理论成分参与到课程审议和课程实施之中。各种“理论”在这种课程审议和课程实施中不再是高于“实践”的纯粹理性,而是与“实践”平起平坐的课程资源;也因此,大学的课程教授在课程集体审议过程中也不是“‘同伴中的首席’,而是众多成员中的一员”。加拿大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迈克尔・康纳利(F,M,conneuy)认为,如果把“理论”比如为高山,把“实践”比如为与高山为邻的草原,那么,施瓦布首倡的“实践取向”的课程研究则是介于高山(“理论”)与草原(“实践”)之间的、连接它们的“山麓”。“山麓”上的课程研究既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实践的,而是熔理论与实践于一炉的“实践取向”的新型课程研究。①这就启示我们,我们在科学教育学科建设中,大学的科学教育研究者要高度重视在新课改中主动与一线的中小学科学教师一起开展合作研究,并直接在科学课堂上吸取教师的实践智慧。

因此,我们不能把“实践取向”的科学教育学科建设理解为只关注实践问题,而不需要关注理论问题。恰恰相反,科学教育学科建设迫切需要以“实践取向”为终极关怀的理论研究。科学教育学科建设是否具备“实践取向”,关键是看科学教育学术共同体内的同仁是否具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乃至文化自觉。

三、科学教育学科建设的不同层面

确立了科学教育学科建设的“实践取向”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在不同层面开展大量细致的学科建设的具体工作。这些具体的学科建设工作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层面,即研究者个人层面、大学或学院层面、专业学会层面和学术建制层面。

在研究者个人层面上,主要是要大力提倡“实践取向”的科学教育学术研究。科学教育研究是科学教育学科建设的最重要的奠基性工作。只有高质量的科学教育研究成果多起来了,科学教育的学科地位才能建立,学科认同感才会增强,培养科学教师、改革科学教育的决策及进行科学教育实践才有可靠的知识基础。当前全国拥有科学教育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的高等院校科学教育教师和学生要积极投身于“实践取向”的科学教育研究之中。这就要求我们一要特别关注和重视基于实证的经验性研究,即采用定量或质性的研究方法,依据先进的理论,研究来自我国科学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真实问题。二要在科学教育研究中与新课改中的广大科学教师建立广泛、持久、密切的联系和关系,与他们一起研究科学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不是仅仅把科学教师及其课堂当作被研究对象。三是要在重视对科学教育进行整体研究的同时,不忽视对中学理科各学科教育的深入研究。综合的科学教育与分科的科学教育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前者注重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整体统一性,如科学观、科学本质、科学素养、科学探究的问题,后者关注学科知识的逻辑结构和系统性。两者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推动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在大学或学院层面上,科学教育学科建设需要加强学术组织或基地建设。高等院校不仅要建立本科层次的科学教育专业,还要进一步建立独立设置的科学教育系,建立更多的科学教育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建立更多的科学教育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科学教育学术组织和基地强大了,其影响力才可能增大,学科建设才能做好。目前全国还只有60所高校设置了科学教育本科专业,少数高校可以招收科学教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只有个别高校设立了科学教育博士学位点。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学教育研究的队伍太小,这与我国作为教育大国和强国的需求太不相称。我国科学教育学科建设需要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步伐,要在大学或学院层面上重新设计科学教育专业的教师教育体制(无论是培养综合科学的教师还是分科科学的教师)。

在专业学会层面上,我国科学教育学科建设要加强科学教育研究者之间的沟通与团结,尽快建立全国科学教育研究会。没有一个团结的、活跃的、有权威的科学教育研究会,科学教育学科建设就不可能搞好。目前,全国科学教育研究会正在着手筹建之中。全国科学教育研究会成立以后,还需要建立与原先已存在的物理教育研究会、化学教育研究会、生物教育研究会、地理教育研究会以及各地方科学教育研究社团的横向学术联系。全国科学教育研究会应充分吸收广大中小学科学教师参与科学教育研究,并为他们发表研究成果提供交流的机会。全国科学教育研究会还需要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科学教育研究会以及国际性或地区性的科学教育学会建立联系。

在学术建制层面上,我国科学教育学科建设首先要考虑把科学教育从课程与教学论二级学科中独立出来,使之成为我国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目前,我国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立了10个二级学科,科学教育甚至连三级学科都不是,事实上它只是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内一个专业方向。这种状况固然反映了我国科学教育研究刚兴起不久因而还相当落后的局面,但这与我国科学教育实践的要求及科学教育在教育体制中的重要地位是

极不相称的。科学教育学科建设需要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通过科学教育学术界同仁的努力和进取,力争获得二级学科的资格和地位。国际上,科学教育作为一个新兴的教育研究领域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科学教育研究的组织规模庞大,研究课题多,研究成果丰富,研究期刊和专著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所有这些都与科学教育在学术建制层面上获得学术界的广泛承认密切相关。

科学教学篇4

(一)教育目标:从“精英”到“大众”

出于政治和科技竞争的原因,“做个科学家”成为20世纪60年代科学教育的目标,尤其是在美国。为了达成这一科学教育的目标,美国科技界与教育界共同研制了一批反映当时科学发展最新水平、呈现学科知识基本结构的小学科学教材;与教材内容改革同步,引进“发现教学法”和“过程”观念,试图以此两者为核心,为社会发展培养科技精英奠定基础。然而,只适合20%的学生的精英教材,对80%的学生来说是一种资源浪费。现代科学技术在人类生存和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更加明晰地认识到,科学课程应体现对所有学生的价值;对一个国家来说,普通民众高水平的科学文化素养,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现代化程度。因此,科学教育的目标逐渐由培养“精英”转移到提高“大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上。科学教育目标的转换,对小学科学教师的教育教学方式和能力构成了挑战。在“精英”模式下,教师需要传授体系完整、逻辑严谨的科学知识,教学所需的是充裕的知识储备,教师知识和教学是“一桶水和一碗水”的关系;而在“大众”模式下,教师不但要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同时要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体验、理解以及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如果教师缺乏科学素养,缺乏探究的实践和能力,仅靠书面化的知识系统,显然难以胜任教学要求。

(二)教学方法:从“过程”到“探究”

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课程改革,强调科学的“过程”性。与“知识”取向所秉承的静态知识观不同,基于“过程”取向的科学课程反对科学教学中静态、僵化的知识灌输,希望中小学生通过经历科学研究的过程、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知识结构。然而,这一时期的科学观仍然以“静态知识”为主流,“探究”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掌握体系化的“知识”,体验“过程”与“探究”只是学习人类已经取得的科学成果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科学课程依然难以跳出唯“知识”的窠臼。伴随着对科学性质的重新认识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探究”将“过程”取而代之。建构主义珍视儿童对自然世界的天生的探索欲望,希望通过儿童与他人共同的学习和研究建构知识,让儿童形成对科学本质的更现实的观念。同时,建构主义强调科学、技术发展史对儿童科学知识建构的价值,把科学史、科学哲学作为中小学科学教学的重要资源,“认为研究科学知识的创造和协商问题,可以帮助学生知道科学中人性的一面”。建构主义理论和实践为中小学科学教育贯注了极大的活力与创造力,但也因过度强调儿童在知识建构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否认客观世界的可知性,导致科学教育的形式繁荣和实际教学质量的下降。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始,“科学的探究”成为提高小学科学教育质量的新举措。“科学的探究”与“探究”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探究不仅仅是儿童自我建构的过程,这个建构的过程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规范,这个基本的规范即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小学科学教师如何成为儿童科学探究过程中的“科学界的代表”,如何在学生的自由活动和教师的引导、讲授与活动、动手与动脑之间形成平衡,让儿童通过探究学习知识、提高能力、培养情感、提高科学素养,是当今世界教师教育中的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二应对与建构:关于小学科学教师素养的思考

没有高素质的小学科学教师队伍,就谈不上小学科学教育改革目标的实现,这已被反复证明。在当代科学教育改革背景下,小学科学教师的专业素养,应该实现由“静态”到“动态”的转换,这也是小学科学教师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动态的教师素养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科知识。小学科学教师对科学学科内在的概念、原理、原则、方法等系统知识以及知识之间关系的掌握情况,决定了小学科学教师的素养层次。在学科知识方面,小学科学教师需要关注小学科学课程所涵盖的相关学科的结论性知识,更要关注对科学学科性质的理解,以及科学知识和技术与个人发展、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为了实现对科学性质的理解,教师需要通过学习体验知识的生产过程,经历科学探究实践;通过“科学探究的学习过程,增强对科学探究的理解,掌握科学探究式教学的实质,形成一定的提出问题、观察实验、收集信息、形成猜想、技术设计、交流合作和科学思维的能力”。唯有如此,在小学科学教学中,才有可能将系统的学科知识内容贯穿于具体的科学探究任务之中。第二,引导儿童进行科学探究的能力。“探究”作为小学科学教学的核心,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强调他们经历过程、体验过程、在思考与探索过程中主动建构知识的思想方法;除此之外,探究式科学教学还旨在使学生利用原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像科学家那样进行思考和探究,在智慧的积极参与中,理解现象、探究本质、交流观点、建构知识。毫无疑问,把科学探究简化成课程上的科学教学,起关键作用的是教师。正如美国著名科学教育专家阿瑟•A•卡琳所说:“虽然探究教学是模仿科学家进行研究所经历的一般过程,但由于儿童受到发展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完全像职业科学家那样进行探究,中小学的科学探究活动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形式,学生在探究中能够理解自己在做什么,使科学探究适合儿童发展水平的关键是教师,教师制订教学计划、准备材料、设置情境、进行引导、提出问题、提供信息、讲解、解释———教师要为儿童在真实世界里动手做科学探究进行各项准备。这些是教师引导儿童进行科学探究所负的责任。”

在引导学生进行科学探究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具备的不仅仅是丰富的知识和对一般科学探究方法的理解与掌握,更重要的是能够将科学探究的内容、方法和过程与特定年龄段和不同能力层次孩子的现实以及特定的教学情境联系起来。引导小学生进行科学探究是小学科学教师应该加以强化的能力。对于小学科学教师来说,要想形成这种基本的探究教学能力,一方面,需要教师在职前与职后专业学习过程中形成探究习惯,把知识的系统学习融入科学研究的过程;另一方面,小学科学教师还要充分了解小学生的心理与生理发展规律、小学生的生活经验以及他们将前科学概念转化成科学概念的机制和特点。一旦具有扎实的学科基本功,同时对学科课程中不同分支学科间关系、学科知识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学科内容与学生发展之间关系形成了深度理解和把握,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反思,生成和积累教学经验和教学智慧,高水平的小学科学教学素养的形成也就指日可待了。第三,教育、心理学知识。丰富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是形成教师专业知识的基础。新的小学科学教育课程标准倡导一种课程共建的文化,需要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师中心观念,形成一定的科学文化积淀,包括新的科学世界观、科学探索观、科学教育观,同时关注有关儿童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关心自己所处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并把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学习融入专业实践之中。小学科学教师在教育学、心理学方面所需要的,并非仅仅是纯粹的系统知识。教育学、心理学学科知识,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很难直接运用到日常的课堂教学与学校生活中。因此,如何把系统的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知识与小学科学教学的特点和性质结合起来,与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并转化成教师对学生、学科教学的态度和能力,对于小学科学教师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教师职前和职后教育的核心任务,即是培养小学科学教师基于教育理论建构自己对小学科学及其性质的理解,形成恰当地处理知识的确定性与教学现实的情境性之矛盾的能力。第四,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学习与把握。把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纳入小学科学教师培养的必修课程体系之中,是当今国际小学科学教师培养的基本趋势。20世纪80年代之后,“如何通过科学教学使学生能够获得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从而不仅学到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具有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一直是国际科学教育界的核心话题。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课程,是有助于教师形成对科学性质理解的基础学科。正如论者所言,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给我们提供了科学发展的历史、科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轨迹,以及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失误,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科学与技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功过得失,以及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所存在的局限性和破坏性”。对科学哲学、科学史的了解和理解,有助于提升小学科学教师对科学性质的洞察力。

科学教学篇5

一、民族性跟教育性

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主要就是民族教育学的民族性和教育性。民族教育学的民族性是民族教育过程中所涉及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语言、社区、、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而民族教育学的教育性就是指民族教育过程中在教育学上的特点反映。民族教育学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必须要“两面适应”、“两面兼顾”、“两手准备”。在此,笔者把民族教育学具有的这种特有的特点,称之为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总之,双重性在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多个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从总体上讲,我国在民族教育学的实践中较好地把握住了双重性。尤其在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上方面,双重性坚持得较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民族教育的过程中,怎么样合理把握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民族教育过程中如何坚持双重性,特别是如何有机统一起来开展民族教育学,显得十分重要。

二、民族教育学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要了解和把握好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特点,就必须得从民教育学的形成说起。20世纪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二战以后,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兴起,民族教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教育学和民族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民族教育学是由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土着教育、移民教育等几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所组成。在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民族学、教育学的交叉发展关系密切。

第一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孕育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30年时期。

①民国时期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民国政府为贯彻“民族主义”国策而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和安抚,以达成“五族共和”之目的,在教育方面推行“蒙藏教育”、“边疆教育”等,另一方面,围绕“蒙藏教育”、“边疆教育”而开展了大量的民族教育调查研究工作。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如高风谦的《蒙回藏教育问题》、郑鹤生的《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等,而且还出版了刘曼卿的《边疆教育》、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等民族教育的专着。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推进边疆教育的方案》、《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等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的宝贵资料。尽管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同化主义为主的民族教育,使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从概念到体系、从经验到方针政策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起点,即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教育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存在。

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对少数民族重新识别后,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即国家着力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但就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主要还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的较多,且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而加以研究的较多。反过来而言,也正是民族教育实践的发展促使了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热潮的到来。

第二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阶段。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开始复苏。理论界更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下,开始构建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在这一时期的独立正在教育科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①国内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民族理论研究者中间分化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经过他们的努力,到80年代末形成了民族教育学的最初成果,这就是景时春教授主编的《民族教育学》、谢启晃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概论》,前一部着作从教育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后一本着作从民族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二者殊途同归,形成了我国民族教育学的代表之作。

②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逐渐壮大。

第三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完善阶段(1990年至今)。经过80年代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到90年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从内容体系到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民族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体系研究的深化;中国民族教育学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学的接轨;民族教育学分支研究领域对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充实;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

回顾民族教育学学科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正在逐步拓展,从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到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现象与规律,民族教育的研究不再孤立地就少数民族论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再是对教育学或民族学研究体系的简单移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同时也包含了教育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性。

通过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民族教育学既具有民族性,同时也具有教育性,伟大的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不是曾说过:“只有在文化上是多样的,才可能是可行的:一致性在人类领域里可能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是极其有害的。”于无形处也说明了民族性在教育的领域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如何对待民族教育学的教育科学及民族科学双重性

如何对待对待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不仅仅要体现在民族教育学课程的设计和实践上,还要在相关的政策上作出一定的倾斜。民族性和教育性在民族教育学的地位中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它们既有相同的共性特征,又有不同的个性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问题上,要持科学全面的观点。

在民族教育学的理论课程设计上,我们要坚持民族教育学的教育科学性特点为原则,同时兼顾民族教育学的民族科学性特点,比如说在民族教育过程中要把少数民族自身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艺术、体育、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政治等各方面的要素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学设计当中去,让我们的民族教育学的理论课程设计更趋完美。

科学教学篇6

“‘科学识字’关键在‘科学’二字,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汉字本身的科学,二是教学方法的科学。具体讲:第一,讲解汉字要符合汉字科学;第二,教法要适合汉字的特点,还要适合小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尤其对难学的字,不能违背汉字科学,而是要创造合适的方法教好这个字;第三,在教学中适时适度地传授汉字本身所负载的文化知识或信息;第四,解析汉字的形音义关系,并使之成为阅读与习作教学的基础,从而达到识字写字、阅读、习作教学相融共长,有利于学生整体语文素养的提升。”

第一,讲解汉字要符合汉字科学

这是识字教学科学化的关键。多年来公认的识字教学科学化的第一条是“符合汉字规律”,但该要求始终难以落实。原因是广大语文教师并不清楚汉字规律,教学无法去“符合”。汉字博大精深,汉字规律只有汉字研究专家有条件和能力去研究和揭示,并著述进汉字学著作中,广大教师只能通过学习汉字学来掌握汉字规律。所以,教学要“符合汉字规律”,实际的说法应是“符合汉字科学”。

更重要的是,科学的教育要求传授科学的知识,教学汉字科学的知识,才符合教育科学,才能真正提高教学效率。比如偏旁左“阝”,音fù,甲骨文写作“ 、

”,像人在土山高坡边上挖的脚窝(台阶)形,作部首表示山、台阶义,如“阵、阳、阴、防、陆、际、阿、陈、阻、附、坠、降、限、陡、陟、陨、险、院、陵、陶、陷、陪、隆、隔、隙、障、隧”等字都与山有关,“阶、除、陛”表示台阶――这样根据汉字学解说左“阝”,学生容易理解,做到系统识记,学得轻松且效率很高!将左“阝”教作“左耳刀”,部中几十个字就不好理解了,学生只能死记单字,这样学得累、无兴趣,识字效率也很低。所以,温儒敏、巢宗祺教授主编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以下简称《解读》)一书对识字教学特别强调:

“汉字教学要想由难变易,必须在教学方法、教学程序、教材编写等方面,做好多方协调工作。面对这些由汉字性质带来的诸多复杂问题,汉字教学的方法和程序,必须运用汉字学的科学原理使其科学化,不能因为教学内容显示出的知识不多,就认为教育者所需知识也很简单。小学识字教学是一个尖端的课题,在这个领域遇到的问题,需要大量的汉字学成熟理论支撑,才能处理得当。”

第二,教法要适合汉字的特点与小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

先说“适合汉字的特点”。

新课标强调:“语文课程应特别关注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学生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思维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汉字的特点主要是与拼音文字的不同,它是形音义的统一。同时,汉字又是一个大系统,每个汉字、偏旁都与大系统中的一些字形成子系统,讲对一字,容易掌握一批字。比如“卩”偏旁,据其音,容易理解“节、疖、爷”的形音关系;依其义,容易理解其表义的一批字。教成“单耳刀”,是据形命名,忽略音义,学生就不好理解“卩”系统的字了。

要注意的是,小学教的是现代汉字,不是古文字。数千年的演变,很多字的音形义都发生了大小不等的变化,特别是规范简化字后形成了现代楷书的特点,因此,教学更应“特别关注”现代汉字的特点。比如音变,“怡、始、治”是古代形声字,声符“台”音yí,但现在读tái音,在“怡”等字中已不能表音。比如形变,“乔”,繁体“”,从夭(弯曲)从高(省去亠),表示高而上部弯曲(如“乔木”),高兼表声;“”从清代起简化为“乔”,一撇一竖变得既不能表义也不能表音。汉字学对这些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偏旁,称之为“记号”,与声符、意符并列为汉字三字符,“怡”“乔”等字于是被称为“半意符半记号字”。识字教学要符合汉字特点,就要根据这些特点来施教。如果对“怡、始、治”“乔”还要采用形声字的教法,反而会使学生迷糊。

有些字的形变与书写有关。写字要快而好,就要讲究笔顺。人们书写时,往往会选择最短的运笔路线,利用书写的连续性,根据这两个原则而形成了笔顺规则,成为汉字又一特点。如“万”字,第二笔曾经是撇,与第三笔横折钩衔接不好,不能形成连续性,1997年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改第二笔为“横折钩”,使这一笔向左上方勾起,顺势写第三笔撇,笔势衔接因此而“顺”。正是为了书写得顺,许多汉字改变了笔形。如“匕、工、土、己、子、马、王、车、止、牛、正、业、且、生、丘、立、耳、至、血、豆、里、佥、直、鱼、、堇”做左偏旁时,末笔的横要改成提,如“比、巧、场、改、孔、驼、球、轨、此、牧、政、邺、助、甥、邱、站、取、到、衅、豌、野、剑、矗、鲫、鼓、勤”。甚至“足”“岂”做左偏旁,末笔也要改向右上方提去,如“跳”“凯”。这些左旁的末笔统一向右上“提”去,正是为了顺势写右旁的首笔。

为使书写得顺,有些字的变形甚至违背字理。如“角”字,金文写作“ ”,上边是牛角尖,下部是牛角纹理。后来小篆写作

再说适合学生的特点。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自然要适合学生的这些特点。学生有喜欢理解记忆、喜欢探究原因、形象思维强于逻辑思维等特点。有人说学生记忆力好,教学就应该让他们死记硬背,这是概念错误。死记硬背不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

适合汉字特点的教学在大多数时候也适合学生特点。如,“隹”是鸟,音zhuī,学生掌握了此知识,就容易理解“雀、集、雁、雄、雏”等字与鸟有关,“谁、推、堆、维、唯、崔、催、锥”等字与“隹”声有关。小学生对“隹”的四横不理解,常与“住、佳”两字相混。对此,教师就溯源到金文

“■”,使学生形象地理解到:“隹”的四横是鸟的翎毛,因而记忆深刻而不相混淆了。显然,这样科学地解析,学生容易理解并感到有趣,不但识字效率高,也容易激发其探究精神。某次课堂上,有学生举手问老师:“雀是小隹,就是小鸟,孔雀为什么是大鸟?”幸好老师有准备,告诉她:“孔在这里表示大。”也有小学生学了指事字“一、二、三”后问老师:“‘四’为什么这样写?”老师也不清楚,只好课下加紧学习汉字知识。

到的。

第三,适时适度地传授汉字文化知识

汉字本身蕴涵着博大的文化知识,传授小学生,可以增进其热爱祖国文化的感情。但是小学识字教学以提高识字效率为主,不应刻意追求传授汉字文化。如果教学遵循了汉字科学,也就同步传授着汉字文化知识。所谓的适时适度,经我们的实践体会,就是在识字教学中的自然传授。这样,识字教学中传授的汉字文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汉字本身的文化,即汉字学知识;另一是汉字反映出来的文化。

1.汉字本身的文化

汉字从产生演变至今,历经数千年,形成了科学的体系,其中有不少知识值得小学生学习。比如,“六书”构形法、汉字系统性、古今字体、同音字与同形字、汉字解析法。如果教师科学地解析汉字,学生就能在识字中获得这些知识。比如,学生在学习“亻、日、月、果”等字时了解了象形字,学“灭、看、喜、牧”时理解了会意字,学“郎、恳、嘉、膨”时学会了形声字,学“怡、始、治”等字时理解到“记号”,同时在学习这些字的过程中,学会了科学的自主识字方法,感悟到了汉字的表意性质。

2.汉字反映出的文化

汉字因义构形又因形表义,此“义”,即是造字时对当时自然界、社会、艺术创作的反映。科学地解析字的形音义关系,自然要涉及古代文化知识,学生在学字的同时,学到了古代的有关知识。比如学习“卩”(jié),通过甲骨文形“■”,了解到古人屈膝跪坐的生活方式。学习“象”,了解到我国上古时期中原地区有大量的大象,“豫”字从象予声,是大象缓行自乐之义,由缓行引申为犹豫。再如“教”字,从孝从攵,“攵”是“攴”(音pū)的形变,“攴”是“又”(手)持带杈棍轻击之形(比如“敲”),“攵”与“孝”合体,反映了古人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教”的古文字“”,会意为持棍棒督教小儿学习,“×”是“爻(yáo)”的省写,表声。)

所以,遵循汉字科学的识字教学,在提高识字教学效率的同时传授着汉字学知识,受到文化熏陶。反过来,学生在科学解析汉字中也能体会到古代文明的博大,体会到汉字构形的科学,体会到祖先造字中的聪慧!如此教学汉字,简洁明了,知识量大,逻辑性强,语文味足,在相同的教学时间里,显出了语文教学的高效。

第四,识字写字、阅读、习作教学相融共长,有利于学生整体语文素养的提升

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汉语言文字包括汉字、音韵、词汇、语法四要素。汉字具有形音义,直接参与到阅读、写作的教学活动中。比如字音,不仅可以利用音符系统快速识字(如“青”字带出“请、清、清、情、晴、精、静”等字),而且可以理解诗歌的押韵,在朗诵中有意地将韵脚读清晰,感受诗歌的声韵美,使拼音学习与朗读艺术、文学欣赏融为一体。

汉字的字义就是词素或词,是语言的基础。准确掌握词义是阅读之必须。比如“十”,本义是九加一的和。从一到十,十是最大的,引申为完满具足,如“十全十美”“十分”。人教版《语文》一年级下册课文《手捧空花盆的孩子》有“(雄日)十分用心地培育花种”的描写。“十分”,表示达到了顶点,说明雄日百分之百地用心了,暗伏着“花盆里的种子却不见发芽”,雄日没有任何责任之意。许多教师教这一课,将“十分”换成“很,非常、特别”等近义词,这些副词都没有达到顶点的程度,作者的用词妙意学生也就无法体会到了。“十”做偏旁也表示众多、齐全之意。人教版二年级上册课文《活化石》有“博物馆”一词。“博”中的“十”表示大、多,“”(fū)是散布、遍布之意,兼表音。博就是大、多之意,学生由此理解“博物馆”,阅读的体会便深入一层了。

科学教学篇7

关键词 科学教学 德育渗透 教育观念

精神力和物质力构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德育是教育的灵魂和核心。德育文化是一个国家精神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信息化、国际化的时代,在寻找德育发展规律中积极建构符合时代精神、具有本校特色的德育文化,已成为摆在每个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只有创造一个教育人的文化时空,德育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只有将学校文化与德育文化教育观念协调一致,才能在学校人性化的文化氛围中实现人性的回归。作为科学教师在教学中如何结合德育,我做了以下一点思考:

一、关爱每一位学生

学生是有尊严、有个性的人。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关爱每一位学生,关心、爱护、尊重他们。在科学课堂上,在提问或演示实验过程时,为了节省时间教师一般请学习较好学生或演示熟练的同学回答问题或演示实验,而忽视其他水平的学生。在教学中,我们是否应该请一些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回答,或在演示实验时请这些学生做小助手,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尊重、关心的。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不吝啬地给予学生赞美。小学生天性渴求被赞美。对于学生的每一点进步都应该积极鼓励、表扬,让他们在收获成功的喜悦的同时得到老师、同学的认可。教师对学生的赞扬与认可,会对学生的学习乃至成长产生巨大作用。有一次,在教学中我让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人的运动方式有哪几种?有个平时学习态度非常不认真的同学站起坐下连续做了几次,我走过去问他:“你在干什么?”他偷偷看我一眼说:“我思考站起坐下是什么运动方式。”“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他自信地说:“这是直线运动方式。”我一愣,没想到他这么认真,连忙夸他真聪明。他很不好意思,此后学习态度有了非常大的转变。这使我欣喜不已。这就是赞美的好处。只有关爱学生,学生才会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才会发自内心确立起对真善美的追求。

二、让学生树立自信心、责任感和做事的勇气、毅力

自信心能激励学生不断克服困难,自强不息。在科学课堂教学中应时时注意树立学生的自信心。在《了解土壤》教学中,让学生观察不同的土壤,初步了解土壤的成分,然后让学生动手通过几个小实验得出自己的结论。让学生感受“我”正在进行科学探究,并且通过动手操作获得结论,了解了一般土壤中的成分,从而获得自信。实验获得的成功最能激发学生的自信心,教师教学中要注重借机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让学生与科学家比,找优点,找差距。“我”的研究过程和科学家的研究过程有哪些相同,哪些不同,让学生明白差距,重视后天知识的积累和品德的培养。当然,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更需要教师对学生多些指导和鼓励,帮助学生正确地评价自己。

做一件事能否成功,坚持是关键。小学生做事情缺乏耐心,缺乏勇气和毅力,我们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在科学实验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刚开始还兴趣盎然,但做了一会儿,特别是失败了就耷拉着脑袋不想做了。教师这时候应该引导学生想失败的原因,思考怎样才能把实验做成功,提高他们参与实验的积极性,不断鼓励他们完成研究任务。例如:我布置学生观察月亮的变化规律,并做记录,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刚开始同学们都有记录交上来,但没几天记录上交的就少了,记录的字也越来越少。最后,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坚持了下来。为了培养学生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坚持到底的毅力,一星期后我加强了课下对学生督促,及时鼓励帮助他们,以科学家的故事激励他们,让他们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有坚持到底的毅力,让他们感受到成功的喜悦,有完成任务的责任感。

科学教学篇8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科学教学篇9

关键词:科学探究;小学科学;运用

前言

科学探究教学和学习能够体现出教学的先进性,这也是目前教育领域最突出的特征,在小学科学的教学中运用科学探究能够突出学生在科学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成为科学的主人,促进他们构建自身的科学知识结构;科学探究教学模式主要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自主的探究,实现对科学知识的深入理解;科学探究教学具有很多特征,它的运用让学生的发展得到了关注,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和操作能力,不仅仅实现对科学基础知识的掌握,更形成了学生的科学价值观念和态度。目前随着我国新课程的改革,科学探究教学模式对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科学探究教学的特征

科学探究教学具备几点主要的特征,即指导性、建构性和自主协同性,指导性指的是教师在科学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科学探究方法和策略进行指导,让学生在科学的学习中更加积极和主动,这主要体现在教师课前的准备,为学生创设特定的学习环境;另外在科学探究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对学生的整个问题提出、探究方法和结论等进行指导,解决学生们在探究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其次,教师在科学探究教学过程中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在他们原来的知识基础上开展探究教学,实现对学生的知识建构,实现科学探究的实质性;最后,在科学探究教学模式中,教师要注重情景的真实性,促进学生主动的探索,解决科学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实现学生对科学知识的自主建构。

2科学探究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运用

2.1创设问题情境,激发探究欲望:学生的探究欲望是在问题的情景中产生的,只有在充满疑问和问题的情景中,学生对科学的研究意识才会得到提升,所以教师在小学科学的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是非常有必要的,让学生在对问题的探究过程中产生对科学的学习积极性。比如在教学科学出版社小学科学《观察蚂蚁的身体》的学习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创设问题的情境,展示蚂蚁的图片,并让学生留意生活中蚂蚁的实际情况,让学生仔细观察;然后教师在学生深入的观察过程中提出问题:蚂蚁是靠什么产生嗅觉的呢?它跟人类一样有鼻子和眼睛吗?通过问题的创设,让学生会对蚂蚁有更多的探索,对它们的身体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提升学生对科学的学习兴趣[1]。

2.2给足学生时间和空间,引导他们独立探究:小学科学的教学活动应该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主要目标,让学生对科学知识提出疑问,引发学生的思考,所以生活愉悦的课堂教学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给学生更多的学习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在接受科学知识的同时,还能自主思考和探索,动手实践;小学生接受科学知识的过程不是被动的,而应该是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情况,对新的科学知识教学进行设计和加工,促进学生对科学知识的更深入理解,所以教师给足学生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独立思考科学问题,对科学知识进行整理和分析,实现科学探究的终极目标。

2.3参与合作交流,提高探究效率:科学探究在小学科学中的应用应该是集体的任务,教师应该利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让学生积极的参与讨论,提高科学探究的效率;在合作交流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之间会相互讨论,交流合作,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在学习小学科学《磁极与方向》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并在每个小组分发与本节内容相关的器具,比如磁铁,铁块等,让学生在小组内进行实验,并引导学生得出实验结果,在学生的合作交流过程中,学生的参与程度得到了提升,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2.4感受探究过程,体验探究乐趣:科学知识的学习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要引导学生感受探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验探究的乐趣;比如在学习《测量水的温度》相关内容的时候,教师应该结合生活实际引导,让学生在生活中注意观察细节和感受科学的变化,比如平时喝水的温度,泡茶的温度,感受不同温度的水带来的效果,让学生感受探究的过程,体验探究的乐趣;在这样的探究过程中,学生更能体验乐趣,培养他们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3结语

总的来说,本文讨论的科学探究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运用,为学生的知识构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让学生可以从整体出发,构建自己对探究教学的认识,让小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更好的提升;同时也能给教师的教学带来更多方法和策略,然而科学探究教学方式实现真正的价值,营造更高效的小学科学课堂效率。

参考文献

科学教学篇10

科学探究教学是指,教师按照科学探索和教育教学的一般规律,创设有益的教学情境,引导和帮助学生就某一探究主题自主地开展搜集资料、调查研究、设计操作实验、合作讨论等探究活动,在小学科学课程中指导学生进行科学探究,是让小学生通过自主的探究活动,学习和掌握科学知识和科学规律,体会科学研究时的探究过程,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探究能力和科学素养。科学探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学生的自主性。学生是自我知识建构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通过探究自然而然地进入科学的学习。第二,过程的体验性。学生进行的科学探究活动,是让学生亲身体验和理解知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探究活动的结果并不重要,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对由亲身体验引出的现象概念有更加深刻的认识。第三,重视科学素养养成。科学探究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让学生通过自己参与、亲身体验、合作讨论,从而提升学生的探究能力和科学素养。

二、小学科学探究教学存在现状分析

探究教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被引入到基础教育中,越来越受到广大中小学教师的重视,但在现实小学科学教学中也还存在着较多问题,教学效果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其主要原因还是教学改革的理念谈得比较多一点,而实际操作层面的教学方法却很少有专门指导。所以,小学科学教师已基本领悟了新课程改革的新理念,也明确了教学改革的方向,很多教师都将教育关注的主体放在了学生上,认识到了教学内容应该丰富、教学方法应该多样化、要多关注教育过程的实施,但实施教育过程的时候,教师却也力不从心,不知如何建构组织课堂教学,如何运用探究教学模式,或者运用了探究教学,而实质的教学效果并不如人意。所以,解决小学探究教学实际操作问题,是我们要首先思考的问题。

三、小学科学探究教学策略思考

1.信任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探究教学与传统的教学方式不一样,教师首先要创设宽松的学习情景和情境,尊重和信任每一位孩子,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积极引导组织学生质疑、思考、调查、探究、讨论。在探究活动过程中要为学生提供适时的指导和帮助。所以,在探究教学中教师要为学生多创设自主探究的实践机会,让学生自主设计实验,观察现象,思考分析,探究问题。要充分利用实验室的资源开展一些生动有趣的科学实验。如在《声音是怎样产生的》、《让灯泡亮起来》、《观察金鱼的身体》、《水和油的分离》、《设计制作一个雨量器》等这些具有小实验、小制作性质的探究课时,应该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进行探究分析,让学生尽情地探究快乐的实验,在玩中学,学中玩,让学生喜欢探究、喜欢动手,必能增长小学生的探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因此,作为小学科学教师,如何开展有效的探究教学,更多是设计研究探究活动,组织引导探究过程,关键是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信任和尊重学生,把科学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多思考、多讨论、多实践、大胆放手,让科学探究课活起来。

2.贴近生活,探究实验贯穿于课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