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的影响十篇

二胎政策的影响篇1

关键词：农村“二胎”政策；经济发展；影响

0.引言

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其核心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因此，以人为本就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核。而我国人口众多，控制人口有序增长的压力比较大。在农村“二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带来相应的影响，保障政策实施的科学性就变得相当重要。通过从理论层面对“二胎”政策的实施加以研究，开拓新思路、新举措，希望能对经济的科学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1 农村“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1.1农村“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分析

1.1.1 根据我国人口现状发展的需要，高二孩生育率，叠加第二次“婴儿回声潮”效应，促使人口老龄化进程延缓，增加年轻、高素质的新生劳动力，符合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大量的新生人口将增加未来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以及消费者数量，利于未来经济发展[1]。伴随新生人口的成长，大量消费行业需求有望持续高涨。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愈来愈严重化，这就对农村“二胎”政策的实施有了强烈的需求。

1.1.2 鉴于我国家庭发展的规模逐渐变小，加上人口基础大，这就等于单个家庭的数量会不断增加，另外我国失独现象问题也比较严重，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和社会进步，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利于人口年龄的结构合理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工作。

1.2 农村“二胎”政策实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1.2.1 农“二胎”政策实施的积极影响

1.2.1.1农村“二胎”政策实施之后，通过对人口的影响进而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影响，首先它有助于实现人口结构的优化。我国人口结构主要分为年轻以及成年和老年三种类型，在人口结构合理化程度上对经济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最为显著的就是在生产力上有着鲜明的呈现[2]。在计划生育影响下，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在近些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老龄化现象比较突出，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力，但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有可能使老龄化的曲线有所平滑，使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这就必然会带动经济的整体发展。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结构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努力使劳动力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从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2.2农村 “二胎”政策的消极影响分析

1.2.2.1 农村“二胎”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发展有着有利的一面，但是事物发展都具有两面性，相应的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主要就是体现在能够对人口和环境资源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从资源环境发展现状来看，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在人均资源的占有量上相对比较少，是典型的资源紧缺型国家。由于农村“二胎”政策的实施，就必然会造成人口数量的上升。以山东省为例，山东群众生育意愿比较强烈，使得生育反弹势能较大，2014 年全省出生139 万人，同比增长25%，二孩出生同比增长达到65%，这对本来就缺乏的资源环境，将会带来进一步的矛盾加剧，在人口和环境的影响程度上也会不断加大。

1.2.2.2农村 “二胎”政策的实施也会在今后的发展中，对独生子女家庭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我国的传统观念还比较严重，养儿防老以及重男轻女的现象还依然存在。在农村“二胎”政策实施后，就会有思想保守的老人希望能多添个孙子，在孩子的抚养成本上就会不断的增加。这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就带来了诸多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产生了对中国经济构成挑战的人口趋势。

1.2.2.3 农村“二胎”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过程中，虽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的问题，但是老龄化问题并非仅仅是生育因素造成的，如果只是从生育水平上进行提高，就未免存在着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在日后发展过程中，新增的老龄化人口就会对医疗保障方面的资源争夺产生负面影响。

通过这些层面的分析能够看到，农村“二胎”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一面，但也有着消极的一面。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独生子女已经成为比较主要的家庭模式。在生育率的不断下降下，我国的老龄化问题也愈来愈严重。在对二胎政策实施之后，对出生率的提高能否起到积极的作用呢？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在二零一三年开始放开单独二胎后，在生育的效果上并不是很理想，在全国能够满足这一生育条件的有一千一百万对夫妇，但是提出申请的只有一百四十五万对。从这些数据能够看到，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并没有达到预期值。面对这些现状，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虽然能够解决一部分的老龄化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还会存在比较严峻的挑战。所以在具体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就要充分的从多个方面详细考虑，注重整个政策的完善化，不能只是从单方面来考虑问题，只有注重多方面问题的考虑，才能把“二胎”政策实施的积极性充分体现出来。

2 “二胎”政策实施应注意的问题分析

对“二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要和实际情况紧密结合，对后续的预案完善要着重加强，通过对实施中的一些关键点加以重视，才能对政策的落实效果的良好呈现比较有利。

2.1 “二胎”政策的科学性实施

对“二胎”政策的实施要注重对其实施的效果进行全面跟踪，结合实际，注重策略实施的科学性，避免再陷入到低生育率的陷阱问题。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要能制定长远的发展计划，我国在每个发展时期，都会有详细的发展计划，在政策的调整上要和实际的发展紧密结合[5]。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发展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在人口的控制以及人口结构的调整方面，都要能加强重视。而“二胎”政策的实施，就要能和以往的发展经验相吸收，充分和我国的当前经济发展情况相结合，制定科学化的发展计划。在对“二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为能在这一过程中减轻独生子女家庭抚养的负担，当地政府就要能提供更多的社会养老服务，和“二胎”政策进行相互弥补。计生部门协助相关部门，积极做好完善城镇失业、无业、自谋职业人员年老奖励政策，认真解决企业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加发养老补助问题。继续深入开展计生助福行动、幸福家庭创建活动，紧紧围绕计生家庭健康、致富、养老、助困等问题，完善家庭发展政策体系，提高家庭发展能力[6]。

2.2 “二胎”政策的实施要和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注重动态化的调整

在实施过程中，要能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注重解决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为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打下基础。注重对医疗事业以及养老事业和教育事业等相关工作的科学实施，保障“二胎”政策实施后续问题的解决优化。当前我国正处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转型发展时期。经过几十年艰苦不懈的努力，计划生育取得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决定性胜利，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人口计生工作将由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调控总量、提升素质和优化结构并举方向转变。

2.3 “二胎”政策的落实过程中要科学化、分步骤加以实施

从小的方面来说，虽然生育二胎会对这个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但是对于这个家庭的未来还是益大于弊，毕竟一个家庭要同时赡养四个老人和抚养孩子，生活压力很大，如果生育了二胎，养老压力就会相对减轻；而且相对于独生子女，有兄弟姐妹关系的孩子更利于孩子的成长、情商发展、道德素养等各方面品质的培养和提高。“二胎”政策的实施要能实现人口结构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在经济发展上的有效促进，所以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就要充分注重和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要能从多方面充分的考虑，不能盲目追求政策的[7]。政策的落实要科学化、分步骤进行，山东省就在放开二胎政策方面循序渐进，先是取消了生育间隔，然后允许单方独生子女生育二胎，到现在是全面放开二胎。只有充分注重“二胎”政策的科学实施，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稳步发展。

3 结语

总而言之，农村“二胎”政策是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部分，在实施过程中要着眼于我们国家现在的实际国情，要结合人口发展的现状，结合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充分考虑，有效实现我国人口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在经济发展层面的促进，在策略的实施方面注重和经济发展的结合。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真正有助于实际目标的实现，通过此次的理论研究，对“二胎”政策的优化以及调整方案，就能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也希望能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周羿.“全面二胎”政策的经济影响与社会后果[J].公关世界. 2015（11）

[2]王强.“二胎”政策放开与消费经济发展关系实例论证[J].商场现代化. 2015（26）

[3]汪淼.基于经济学视角下对开放“二胎”政策的分析[J]. 中国市场. 2014（52）

[4] 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 人口研究. 2014（02）

[5] 王荃.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谈起[J].新经济.2014（08）

二胎政策的影响篇2

摘 要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对于国家发展，对于社会人口分布等问题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主要从人口学、社会学进行了广泛思考，而本文则站在长子/女的角度，针对性地从独生子女思想教育问题、父母赡养及财产继承问题、性别歧视问题三个方面剖析“单独二胎”政策对这类人群的利弊影响，并结合实际给予相关对策。

关键词 “单独二胎”政策 长子/女 影响 对策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1独生子女思想教育问题

我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采取计划生育政策，在有效控制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同时也产生了独生子女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独生子女“自我为中心”思想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研究的热题。

1.1利：改善独生子女的亚健康的心态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对于独生子女来说有着很好的教育引导作用。弟弟妹妹的出生使独生子女不再“单独”，而相应地给他们增添了最亲密的伙伴，在这样的一种家庭伦理关系更加正常化的环境中，能对独生子女我行我素的任性骄纵、依赖性强独立性弱、感恩意识淡薄等心态进行纠正，并让他们学会分享，学会感恩，以达到学校教育所达不到的效果。

1.2弊：加重独生子女的逆反和嫉恨心理

从另一方面来看，“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对独生子女来说可谓形成了威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觉得弟弟妹妹的出现抢了自己的东西，而又不得不进行分享，比如父母的关爱。而往往在二胎出生的时候，家人很难顾得上长子/女的感受，过多地将目光和精力放到了幼子身上，使长子/女的优越感突失，从而造成他们对新成员的嫉恨和对父母的逆反心理加重的情况。

2父母赡养及财产继承问题

权利与义务是有关于父母赡养和财产继承的根本，“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让父母养老问题得以缓解，但财产继承方面也会经常产生利益冲突。

2.1利：独生子女父母赡养压力减轻

一直以来独生子女就肩负着父母赡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沉重负担，独生子女面临着较过去子女而言更为严峻的就业情况和更高的社会要求，而这种情况下弟弟妹妹的到来对于长子/女来说无非是雪中送炭。虽然按中国传统思想来讲“养儿才防老”，但是在现代社会人们观念的改变，这种思想已经被淡化，在一个家庭里，无论是儿还是女都应该担负起赡养父母的基本责任。

2.2弊：财产继承问题常引纠纷

财产继承问题一直是多孩家庭头疼的问题，如果分配不好极容易引起家庭纠纷，伤害兄弟姐妹情谊，以致家庭支离破碎。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些甚至闹上法庭，家丑外扬。因为对于长子/女来说，“单独二胎”政策除了会失去父母的专宠外，还有最直接的利益损失――财产。这个问题会随着孩子的长大愈加凸显，特别是在儿、女的分配上矛盾显得最为突出。

3性别区别对待问题

在我国，“重男轻女”影响深远，女性在生活中工作中往往受到不平等待遇。“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引起长女家庭的大改变，长女幸福指数会降低。而以“女富养男穷养”为首的爱女派也为长男家庭中的长男地位带去了威胁。

3.1利：女富养男穷养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各种观念都变得越来越开明，对于“重男轻女”情况有与之相对应的思想在影响着现在的家庭，“女富养，男穷养”就是其中之一。“从来富贵多淑女，自古纨绔少伟男”，在这种正确的教育思想下，大多数家庭不再追求子女成群，而是喜欢男女各一，这样的家庭成员组合最受大众所推崇，所以无论长子还是长女都能够得到科学的照顾和培养，这无疑也是我国学生教育事业努力想达到的目标。

3.2弊：重男轻女

在“单独二胎”政策中，从部分准生条件中可以看出重男轻女思想在中国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如：一方连续从事矿井井下作业五年以上，已生育一个女孩，并继续从事井下作业的;农村户口第一胎为女儿也可以申请生二胎。虽然这两条准生条件有协调我国人口男女比例失调的因素，但其中不免受中国“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头胎为女儿，而二胎为儿子的家庭中，长女受到区别对待的情况就时常发生。

4对策

综上所述的三方面影响分为利弊两个部分进行阐述，而导致利弊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家庭的教育问题。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言所行所教都深深影响着孩子今后的一生。所以谈及对策主要从父母身上着手。

4.1提前做好孩子工作，充分尊重孩子意愿

日前网上报道“父母为生二胎为孩子写下保证书”的新闻，及孩子以死要挟不让父母生二胎的这些现象足以说明提前与孩子商量，了解孩子态度是很有必要的。虽然绝大多孩子并未成年，但是他们作为家庭成员也有权利为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做选择，并负责。这是一种责任意识的培养和体现其存在感的最好方式，在这样的前提下，长子/女更容易接纳新成员。

4.2随时关心长子/女，做到前后一致

父母因为过于关心二胎而冷落长子/女的不利情况可想而知，在二胎出身后长子/女产生了前后落差，极容易在这个阶段产生对弟弟妹妹的嫉恨感，以至于父母在无形中为二孩今后的和谐相处设立了障碍。所以父母在孩子成长期间应该合理分配自己的情绪，或者最好可以在二胎初生时期将长子送离自己身边，以免情绪不能为自己左右。

4.3二孩教育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榜样

孩子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父母作为教育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必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再加之孩子是模仿性比较强的，因此父母的言谈举止很容易会引发孩子的模仿。作为父母要学习正确的家庭教育，用公平的方式对待子女。在生活中与自己的兄弟姐妹和谐相处是给孩子最好的示范。

参考文献

[1] 范靖，党娅娅.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问题、原因及对策[J].金田.第391期

二胎政策的影响篇3

摘要：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控制了我国过度膨胀的人口规模，但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依据国情的需要，审议通过了单独二胎政策，即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这对于解决家庭养老问题、低生育率问题、出生婴儿性别比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计划生育；单独二胎政策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人口与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它标志着执行了33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退出历史舞台，是我国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一步。

一、单独二胎政策出台的必要性

（一）家庭养老负担的加重

独生子女政策已实施33年，当年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长大成人，结婚生子，由他们组成的“421”家庭模式已成为我国主流的家庭模式，即两个成年人需要照顾四位老人和一个小孩，在当今物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他们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十分沉重，尤其是四位老人在年老生病的时候都需要得到悉心的照料，这对独生子女夫妇来说赡养老人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此外，独生子女家庭最大的风险莫过于独生子女的不幸逝世，在中老年时期失去自己唯一的孩子，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这对家庭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不仅使他们失去了精神的寄托，而且使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在他们没有收入又没有子女赡养的情况下，养老问题便成了一大难题。

（二）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持续走低

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制执行和近年来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①水平呈持续下降趋势，2010年“六普”时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10。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公布的2010年世界人口数据，世界人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2.7。显然，我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已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国际人口学界认为，总和生育率维持在2.1，才能保持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我国总和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我国已进入低生育率时代，且生育率持续走低，导致儿童比例的下降，无法保证我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进而导致未来劳动力的短缺，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

（三）出生婴儿性别比例的失衡

出生婴儿性别比，是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数据，是指某一时期（通常是一年）内男婴的出生总数与女婴出生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来表示。诚然，生男生女的比率并非纯然1比1，人口学家认为新生儿正常的性别比约为105，上下约在102至107之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0至4岁的人口性别比是117.3，这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王磊（2013）认为出生婴儿比会对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首先，性别挤压，男性过多无婚配对象现象严重，光棍汉的社会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严酷事实。其次，家庭的不稳定，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的不稳定。”②

（四）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

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人口众多依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但是人口形势发生了变化，人口结构愈趋不合理，尤其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201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总人口8.87%。由此可见，我国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很大，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这个国家就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按照这个标准，我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单独二胎政策出台的社会影响

（一）增强家庭养老功能，降低家庭“失独”风险

我国已构建起了覆盖城乡的“三项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和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以及我国宪法规定的子女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和孝顺老人的中华传统美德的影响，家庭养老模式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可以减少未来我国“421”家庭的比例，让更多的子女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减轻独生子女的经济负担和压力，增强家庭养老的功能。此外，单独子女夫妇被允许生育二胎，对减少“失独”现象有着巨大的作用，对家庭稳定、社会和谐也有着巨大的作用。

（二）提高生育率，增加未来劳动力

有人认为：“生育意愿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降低，继而在更大范围内形成特有的低生育文化”，所以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不会提高我国的生育率。可是我国的经济水平还未到发达阶段，虽然有一部分人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变化，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针对我国妇女生育意愿做了多项调查，调查结果均显示“目前，我国妇女生育意愿均处于较高水平，至少60%的妇女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③”所以说，在我国生育政策才是影响妇女总和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60%的妇女中必定有一部分是独生子女妇女，这满足了她们的生育意愿，释放她们的生育能量，这会在未来会成为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增加劳动人口规模。

（三）平衡人口性别结构，保持男女比例适当

由于受“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在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很多家庭想方设法的避免生育女孩。单独二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使政策目标与人们的生育意愿之间达到了一个相对理想的结合，使人们对传统的性别偏好多了更多的选择，对生育的结果更加坦然，对婴儿的性别关注度降低，从而在生育行为上，特别是对婴儿的出生性别选择上少了更多人为干预，这样，单独二胎政策的执行实际上起到了对传统生育观念的修正作用，诱导人口性别比在经历极度不平衡后回归到正常比例水平，使出生性别比更符合人口规律。

（四）缓解人口老龄化程度，放慢老龄化进程

我国是世界上进入老龄化社会步伐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与我国经济的发展严重不符，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我国主要是由人口政策引起的。老龄化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强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单独二胎政策的执行，虽然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我国老龄化现状，无法在根本上消除人口老龄化，却表明了我国政府对人口结构和老龄化问题的重视。未来，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提高，新生婴儿的增加，人口规模的扩大，老龄化指标的分母值会增大，人口的年龄结构得以改变，从而缓解人口老龄化程度，放慢老龄化进程。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使我国的老年人口比例有所下降，“2050年从34.1%下降到32.8%”。

三、结语

政策的实施是一环套着一环的，虽然二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我国目前的人口问题，但完全靠该政策来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是不现实的。新政策的实施在带来一定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单独二胎政策酝酿了很多年才决定实施，很多学者担心政策会使出生的人数大幅度增加，给住房、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等服务带来过重的压力，同时，要特别注意单独二胎的放开引发的新一轮的“生育潮”。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的出台，促进社会资源的跟进和配套设施的完善。（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解：

①总和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

②栾玉晶：《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必要性―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人资社科》。

③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人口研究》，2014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申新旺.单独二胎待时而动[M].中国新闻周刊，2013（8）.

二胎政策的影响篇4

关键词：二胎；上海；经济发展；社会；家庭；消费；产出

为了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于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然而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国情本就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环境的容量不足，该政策反而加重了人口对经济、资源、环境的压力。但是更多学者指出该政策将解决“失独”问题，减少中国福利体系的压力；从长远来说，它增加了劳动力储备，增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竞争力，减少出现“未富先老”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等问题。

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三个方面：消费，投资，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应以消费为主（蔡P2013）。上海市老龄化极其严重，消费需求不足，即使达到需求，预计未来劳动力也无法满足生产力，最终导致生产力低下，经济衰退。如果把整个经济笼统地分割成消费和生产两方面，人口增长意味着未来有效劳动力的增加，促进了生产；同时人口增长也会使消费需求增加。消费即需求，生产即供给，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刺激着经济的增长。从长远来看，逐年递增的二胎最终会转化为劳动力，促进企业的生产，加快经济增长。

因此基于经济统计分析视角，对多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海人口与经济现状，并从家庭和社会两个角度出发，研究“二胎”政策对上海经济的影响。

一、上海的人口现状

在国际上，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近十年来，在上海地区，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直至2014年，比重已经上升至28.77%，年增长率高达6.32%，已远超欧洲部分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法国等。

注：数据来源《中经数据网》

目前，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效果良好17岁及以下占总人口数量则相对比较稳定。而18岁-59岁年龄层的人口比重则在逐年下降，至2014年从年增长0.63%减少到负增长3.23%。这说明进入市场的劳动力人口远小于退出市场的劳动力人口，将出现劳动力不足，生产力低下等问题。而且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即使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其经济水平也远没有达到可以赡养人口比重占了将近30%的老年人群体。

二、二胎时代对上海经济的影响

1.二胎政策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二胎”政策开放可以减轻失独的痛苦，也可以减少未来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但是站在经济角度上，一个家庭如果要生育“二胎”，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本文通过研究上海居民各项消费支出对总消费的影响程度，了解一个上海家庭所能负担的再抚养一个新生儿所面临的经济状况。其中消费支出分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设消费总变化率为Y，其他各项变化率分别为X1，X2，......，X7，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Y=C+aX1+bX2+cX3+dX4+eX5+fX6+gX7

通过Eviews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检验：

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R2=0.9701，说明模型有很高的拟合优度，且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都较为合理。如表1所示，食品（X1）的统计量值为7.6973，表明食品（X1）消费变化对消费总额变化率的影响是所有变量中最显著的，其边际消费额增长率为0.4513，其次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X3）、教育文化娱乐服务（X6）。交通通讯（X5）的消费变化率对消费总额变化率的影响不明显，且其边际消费额增长率仅为0.0031。

因此上海家庭的的主要消费在于食品、家用设备和文化教育。由于家用设备很少涉及孩子，故假设新增人口的消费主要用于食品和文化教育，因此当一个家庭的总消费为y，原消费额为y0，新增消费额为x1，x6，则：

y=y0+x1+x6

令y0为常数，对消费额进行二元线性回归计算后，得到新增食品和文化教育的边际消费额分别为1.3763，3.4231。分析居民是否有能力承担一个新生儿的费用，需要再引入变量居民可支配收入为z。当z-y>0时，说明居民有能力抚养一个新生儿；反之，当z-y

2.二胎政策对上海整体经济的影响

（1）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二胎”同时对社会的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在短期内，出生率上升会促进母婴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医院的妇产科也会受到不小的冲击；从长期看，二胎的成长将刺激文化教育产业的发展，同时人口增长，与生活相关的产业需求上升，促进其生产销售。

反应上海经济发展的直接指标就是上海的生产总值，其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产业指以农业为主的畜牧业、渔业、林业等；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指以服务性产业为主的运输、通信、金融、教育服务等。

因此基于上海统计年鉴，选择1978年-2014年第一产业（Q1）、第二产业（Q2）和第三产业（Q3）生产总值，与上海总人口（P）进行相关性分析：

二胎政策的影响篇5

[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生育意愿；生育决策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4218

20世纪中叶，为了缓解人口增速过快，调节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和日益增长的人口与资源环境有限的矛盾，我国全面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在1982年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如今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计划生育政策在缓解了人口对环境资源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如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力资源短缺等诸多问题。2016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然而“全面二孩”的开放，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本文将从育龄妇女的生育现状，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育龄妇女作出生育决策的效用进行分析。

1育龄妇女生育现状、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此次研究数据来源于长春市计生委及小组设计发放的调查问卷。发放共计500余份问卷，收回的有效问卷一共469份。

11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水平

通过表1调查发现，不同特征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教育方面，可以得出，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二胎意愿越低；初中及初中以下的育龄妇女生育二胎意愿高达513%；二是年龄方面，从问卷中可以得出，年龄越大，愿意生育二胎所占比例越小。调查可得45～49岁年龄组意愿生育二胎所占年龄组比例最小，比最高20～25岁年龄组低534%；三是不同收入人群意愿生育二胎水平的差异。可以基本得出，收入水平越高的人群生育二胎的意愿水平较高于收入水平较低的育龄人群。

12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

对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在长春市，大部分育龄妇女理想子女人数为2人及以上，而影响生育子女因素中，由于家庭经济情况、出于对工作事业的考虑以及对于子女未来发展的考虑这三个因素是影响妇女生育子女考虑的首要因素，而养儿防老与身体原因占少数。

2数据分析

根对长春市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水平及影响意愿生育的因素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如下：总体来说，育龄女性群体中较为年轻且收入水平较高的这一部分生育二胎的意愿较为强烈。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分别为家庭经济情况，对工作事业的影响和孩子未来的发展，具体分析如下。

21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经济水平是生育二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主要体现在父母能否负担养育二孩的成本上。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但居民人均收入并未有大幅度的增加，与日益增长的物价水平相比，居民消费水平居高不下，而生活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提高。这也间接导致了居民生育并养育第二个子女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在考虑经济负担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孩子的教育、未来住房等诸多问题。2013年瑞士信贷的发出过一份报告，其数据显示：在中国，一对父母平均每年要在孩子身上花费约225万元（约合3600美元），直到孩子成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22对工作事业的影响

现如今，在时间与精力有限的条件下，同时扮演好每个角色容易造成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在生育二胎与工作事业中，不少职业女性会更加倾向于工作。且根据数据，可以得到已育女性和未育女性在职业发展机会和发展速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低于后者，这说明了女性生育孩子对女性的职业规划有着不小的影响。这也印证了育龄妇女为工作事业放弃生育二胎的原因。

23对孩子未来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孩子的教育一般从学前幼儿园开始，九年义务教育后，大多会选择继续深造，如上大学、上研究生、出国留学等。早在2004年，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刊物《青年研究》上发表调研报告显示“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大学毕业，父母的直接经济支出高达48万元”，而这只是十多年前的数据。现今孩子的教育成本如此之高，生育二胎后，对一般家庭来说，两个孩子的教育水平势必比不上独生子女的水平，从而可能影响两个孩子的发展，这是父母所不愿意的。

此外，在影响生育意愿的其他因素中，我们调查到，影响育龄女性生育二胎的因素中还有较为重要的是女性生育观念。妇女妊娠的痛苦是一部分育龄妇女不愿意再生育二胎的原因之一；而且受生理因素的制约，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大多具有性别歧视，且生育二胎会对女性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如收入水平变化、职位。出于考虑，育龄妇女会慎重选择生育二胎；根据数据显示，受到较好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一般首次生育年龄会推迟到30～33岁以后，如果继续生育二胎，则多在34～37岁，对于育龄女性来说这个年龄生育二胎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不理想。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利用收集分析调查问卷相关数据，对长春市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生育决策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影响差异的具体因素进行讨论。而根据对数据的统计与分析，以及根据长春市2016年生育率较2014年、2015年相比无明显提升甚至有小幅下降，对于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第一，在二胎政策实施的同时，政府应构建更加合理完善的配套体系。例如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公共服务的建设，同时应重视对新增人口的社会保障。第二，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强烈的25～29岁和30～34岁年龄组的育龄夫妇，在为他们提供各种卫生计生服务的同时，应着重进行宣传和引导活动，以指导育龄夫妇合理进行二胎生育计划。第三，给予意愿生育二胎家庭适当的优惠政策。政府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减轻家庭生养二孩的负担；在给予孕妇更长的假期同时，可适当放长男方陪产假。第四，生育二胎对女性的职业规划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政府在推行二胎政策同时，应切实保障妇女的就业机会和工作权利，以期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迟明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经济学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5

[2]王军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J].人口学刊，2015（2）：26-33

[3]张晓青，黄彩虹，张强，等“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J].人口研究，2016（1）：87-97

[4]陈卫，靳永爱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学刊，2011（2）：3-13

二胎政策的影响篇6

关键词：“单独二胎”政策 二胎生育 人口增长 思考

1.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

1.1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49-1953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生产技术落后，国家的建设与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人多就是力量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时期鼓励人口生育。1954-1959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人们意识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必要性。在党的“”会议上，在代表中共政府所做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名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1]但由于受到时期现实客观因数的影响，实施计划生育萌芽的思想被搁浅了。1960-1969年，国家的经济发展受挫，政府重新认识人口的快速增长严重影响了国家社会经济增长与人民正常生活，控制人口增长问题再次摆到了人们面前，划生育政策开始逐步试点阶段。1970-1984年，人口与经济发展比例关系失调问题持续恶化，计划生育工作开始提上日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逐渐形成了以“晚、稀、少”为中心的计划生育生育政策。1984-1999年，由于一孩政策在农村地区实施困难，对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开小口，堵大口”的做法，逐步调整，在农村适当放宽二孩生育，实行“一孩半”政策。2000至今，计划生育政策稳定实行，生育水平持续走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三中全会提出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完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各省根据自身省情决定实施时间，并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这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新一轮起点。

1.2单独二胎政策的提出背景

1.2.1人口结构比例不合理。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出现的一种必然趋势，当前也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2]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影响，我国人口结构迅速向老龄化趋势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但全国人口总数比重从7.1%上升到9.7%（如图1），老年人口总数逐步增多，养老压力日益增大，中国将面临着未富先老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年轻劳动力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例也逐渐下降，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国际比较优势减弱，人口红利消失，势必会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将有助于改变我国当前人口结构比例失衡的现状，促使年轻人口迅速增长，缓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1.2.2生育水平低下。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正效益来看，人口增长会有效地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增长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满足经济增长的所需的条件。[3]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紧缩计划生育政策多年实施的影响下，加之当前巨大的生活压力与经济负担，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也降至历史低位，更是低于更替水平。中国步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生育平均水平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持续下降（如图2），每年的净增人口数逐步减少，人口增长速度慢，长此以往将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生育率持续走低还会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结构失衡问题。

1.2.3性别比例失调，单独家庭问题突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传统养儿防老思想以及选择性生育问题的影响，我国的性别比例开始呈爬高趋势，截止至2013年，我国男女性别比例已高达117.7，超出了正常值。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所导致的性别比失衡，有着诸多方面的社会经济原因和潜在危害，不仅影响到未来婚姻市场的平衡和家庭关系的稳定，严重干扰着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常秩序，而且势必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长治久安。[4]

2.单独二胎政策实施问题思考

2.1对人口自身发展的思考

2.1.1如何实现控制人口目标。控制人口数量，稳定低生育水平一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2013年，我国大陆人口总数超过了13.6亿，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依然是世界上人口总数最多的国家。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虽然人们的生育观念近年来有所改变，长期看来不会出现人口的剧增，但群众的生育意愿和国家生育政策之间还存在距离，低生育水平存在反弹的压力，扎堆生育现象肯定不可避免。据有关人口学家预测，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每年新生人口数将会增加100万左右，人口增加幅度上升，如何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成为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的一个实施难题。

2.1.2人口质量保证。国家一直提倡少生、优生，希望在人口质量上有所保证。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在人口质量上，人们不得不思考几个问题。首先，当前的独生子女中，年龄大的已经超过了最佳生育期，甚至达到了高龄产妇年龄，二胎生育对她们来说存在一定风险，胎儿缺陷风险比例也比较高。其次，孩子的成长成本太高，无论是在奶粉、看病、幼托、择校上都需要大量金钱的投入，生活品质和教育质量达不到标准，无法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容易造成教而不善的后果。再次，迫于生存的压力，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忙碌与自己的工作，没有精力顾及到孩子的成长，原本生养一个孩子就已经筋疲力尽，二孩的生育后更会打破原来的生活节奏。基于此，部份家庭选择把孩子送到托儿机构，或让父母照看，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滋生心理问题。

2.2对资源环境影响的反思

人口众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小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缓减人口的快速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缓解环境资源的压力。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加之人们不合理的过度开采，资源储存量逐渐减少，资源问题突出，特别是一些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资源储存量有大幅度减少。不仅如此，2013年底国家国土资源部开展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耕地质量下降，当前我国耕地面积逐年下降（如图3），截至2009年底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至1.52亩，比1996年人均下降0.07亩，低于世界3.38亩的平均水平，并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有可能持续下降，这将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保障。作为人类生存的唯一家园，地球的资源承载量是有限的，人口过多会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影响人类持续发展。单独二胎政策实施过程中，二胎生育后人口增长必然会对有限资源存量之间产生压力，无论是对矿产资源的开发，还是耕地的使用，都需要人们的思考与关注。

图3 2009年-2012年全国耕地面积变化情况

除了考虑到资源的有限，环境的承载力度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数。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2年，全国废水及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生活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比重较大（如表1）。基于此，不难看出人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对周围环境影响大，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人口增长会进一步加大生活污染物的排放，导致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紧张。

2.3对当前公共服务机制的挑战

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会解决我国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但有专家认为，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技术的提高，人的平均寿命会延长，这样一来，老年人比例将不会降低太多，二胎生育并不能及时地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婴儿成长成为劳动力人口至少需要15年时间，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短时间内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劳动力人口减少的困境，人口红利消失问题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取得了一定进展，但 服务效能低下、定位模糊、责任迷失、资金与资源投入严重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牵一发而动全身，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后，新生婴儿数量将会有大幅度的增加，在老龄化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同时就会迎来“婴儿潮”的到来。老龄化与婴儿潮的同时出现将会对国家的公共服务机制以及政府管理工作产生新的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在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医疗保险、住房保障、人口管理、妇女就业问题上，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解决。

4.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数据系国家2001-2013年年度数据，主要来源有2001-2013年全国年度统计公报、2009-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07-2012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等。

5.结论及政策建议

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单独二胎”政策的提出，是在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基础上，特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人口数量的增减及其变化频率会对相关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亦是当前人口形势下的重要决策，在中国人口结构调整和持续发展上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当前的人口总量、教育、资源、服务机制的现实情况以及近年的变化趋势来看，单独二胎生育势必会对以上各个方面带来新的挑战与压力，有效地解决好政策实施后带来各个问题，平衡好各方关系才能保证政策实施达到预期目的。

首先，在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保证上，各地根据自身的人口现状出台实施细则，明确二胎生育事的生育间隔期限，防止扎堆生育，避免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剧增。加强对育龄产妇的孕检工作，特别是一些高龄产妇，降低生育风险，保证新生儿质量。此外，增加幼儿教学实施，完善教学体制，提高教学质量，平等教育机会，保证每个孩子不仅上得起学，而且上得好学。

其次，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提高人们的资源的保护意识。合理开发资源，严厉杜绝资源的滥采滥用现象。加大资源开发技术投入，延生资源型产业的产业链，拓宽产业幅度，提高资源利用率，保证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并存。而在环境的保护上，人们应该在日常生活尽量减少生活排污量，政府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切实落实“谁污染、谁治理”原则。

最后，二胎生育，配套先行。计划生育政策涉及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二胎政策的放开，应出台和调整相关配套政策，对现行的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生育保障、教育体制、就业等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加大社保投入，降低生育成本，保障妇女的就业机会与生育权利，有效解决很多单独家庭能生却不敢生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尹豪.人口学导论[M].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336.

[2]陈明华，郝国彩.中国老龄化地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数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4）：136-141.

二胎政策的影响篇7

关键词：“二孩”政策；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近20年我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4亿多的最高值，之后将维持在3亿～4亿的规模。出生率的降低和老龄化比重的加大，标志着中国社会已逐步进入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随之成为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的调查显示，如果实施“普遍二孩”政策，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为9652.2万人，潜在生育人群中实际生育的人会在1700万至3100万之间，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在2200万至2700万之间，总和生育率峰值会在2.17至2.68之间。为了正确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经过多年酝酿，中共中央委员会于2013年11月提出了“单独二胎”政策。该政策实施以后，我国新生人口由2012年的669万增至2014年的1687万。为进一步改善我国出现的人口结构问题，中共中央委员会于2015年10月提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二孩政策”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有一定积极作用，不会造成中国人口的过度膨胀。居民生育二胎的意愿与影响生育二胎的因素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重点，本文着重探究并分析了“二孩”政策背景下烟威地区居民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并依据统计学分析，对公共卫生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一、研究方法

1.调查对象

选择不同性别、职业、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居民，通过分层、整体随机取样的方法进行访谈及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有调查对象421人，其中有效调查对象407人。

2.调查与分析方法

（1）文献研究法：对相关文献进行查阅、分析和总结，为调查奠定理论基础。（2）访谈法：预先设计好访谈提纲，做好访谈记录。（3）问卷调查法：利用关于“二孩”政策的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4）统计分析法：建立数学模型，对调查获取的数据及资料进行数理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1.意愿调查

有意向生育二胎的占调查总人数的46%，无意向的占33%，犹豫的占21%。二胎生育意愿因性别、职业等因素存在差异，调查结果如下：（1）性别差异：有意向生育二胎的居民中，女性占41%，男性占59%。（2）职业差异：个体户和农民对二胎的生育意愿（66%）远高于企事业单位人员（34%）。

2.影响二胎生育意愿因素的{查

（1）选择生育二胎的原因。排在首位的因素是减轻子女未来赡养老人的压力（45.6%）；次位的是担心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产生孤单心理，培养其健康的心理品质（21.4%）；培养子女团结互助的品质及受环境影响分别占总数的17.5%和15.5%。（2）不选择生育二胎的原因。经济状况：有近50%的居民认为现如今抚养子女的费用过高。17%的居民认为自己不足以给两个孩子创建良好的经济和教育环境。工作压力：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中，有52%的人存在加班加点或工作任务需要带回家完成的情况。工作中竞争压力过大，某些工作岗位对女性的就业性别歧视，女性生育后回归工作岗位的适应问题，使现阶段大多数拥有稳定工作的夫妻不愿意或犹豫生育二胎。养老压力：自计划生育实施至今，“421”（4位老人，2位成年人，1个孩子）的“倒金字塔”形式已成为很多家庭的结构模式。调查显示，养老压力成为近40%的居民不愿或犹豫生育二胎的重要因素。高龄产妇生育风险大：部分妇女面临高龄生育风险，例如妊娠高血压、先兆子痫等疾病，易发生产后感染及产后贫血，先天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发生率也会增加。有87%的高龄女性在了解高龄产妇的生育风险后选择不生育二胎。

三、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男性对二胎的生育意愿高于女性；个体职业者和农民对二胎的生育意愿远远高于企事业单位人员；居民受教育程度与其生育意愿并不成正比。在影响因素方面，减轻子女未来赡养老人的压力成为居民愿意生育二胎的首要因素；在不愿意或犹豫生育二胎的原因中，经济压力高居榜首。

为促进烟威地区“二孩”政策的实施，笔者根据调查结果对烟威地区政府及居民提出以下建议：

1.全面宣传“二孩”政策

建议采取不同的手段加大宣传力度，如发放宣传画册、制作计生展板、合理利用新兴媒体等途径使“二孩”政策进入到公众视野内。同时，建议政府相关部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二孩”政策，促进群众对该政策的理解。

2.采取适当措施鼓励二胎生育

本次调查发现经济条件成为决定居民是否生育二胎的重要因素。笔者建议国家可以通过提高福利，鼓励二胎生育。如加大二胎补助津贴、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适当控制教育经费等。

3.完善医疗卫生机制

相关部门要提高妇幼保健服务水平，建立健全保障妇幼医疗服务的法律法规，重视新生儿的护理工作；促进各级医院完善医疗设施，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尤其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政府要为居民提供安全、舒适、值得信赖的就医环境，为新生儿的降临提供良好的条件。

4.提高母婴护理师的专业化服务水平

建议国家进一步完善《家政服务母婴生活护理服务质量规范》，努力提高母婴护理师的专业化服务水平。

5.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念

重男轻女的现象在社会中仍然广泛存在。国家可以通过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的方式，引导广大居民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念，呼吁广大居民摒弃传统旧观念，积极响应国家及政府的号召。

6.注重育龄女性的心理问题

建议政府在各地市设立和扶持相关心理辅导机构，了解符合政策人群的各种心理问题，并积极缓解其压力。

（通信作者：许森）

二胎政策的影响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二胎政策；人口老龄化；新发展理念

DOI：10.19354/ki.42-1616/f.2016.17.146

一、我国二胎政策改进的背景环境

（一）人口红利消失。我国自1980年起享受了为期30年的人口红利，主要得益于“婴儿潮”的叠加效应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增长的控制[1]。但在2010年、2011年出现拐点，支撑人口红利的两大要素：高劳动人口占比、低抚养率逐渐消失，主要受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影响。不仅使未来可转化为劳动力人数的数量降低，而且劳动力的补充不足以及老龄人口的增加令劳动人口占比降低、抚养率上升，包括年轻劳动力规模迅速缩小，储蓄率降低等等。如果人口政策没有调整，未来劳动人口占比预计将持续走低，而抚养率也将持续升高，用工荒、用工难现象将继续蔓延。

（二）老龄化加速。我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口数量位居第一位。2013年末我国总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36072万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3199万人，占总人口的9.7%，我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已然不在，随着国家医疗、卫生、健康教育的不断改进，我国老龄化的程度越来越深。依照现有人口政策，我国人口老龄化将持续加速，主要受老龄人口增速升高以及新生人口数量的低位影响。

（三）人口困境对经济产生的影响。（1）劳动人口短缺带来人工成本上升。老龄人口加速增长、新生劳动力供应持续降低，人工成本上升，导致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劳动力供给趋紧。自2010年起，我国已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状态，并且有扩大的趋势。劳动力供应不足将推动人工成本的上升，限制企业规模的增长、侵蚀企业利润，从而进一步限制经济增长。（2）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消费服务业及工业升级转型需要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消费服务业崛起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未来经济的增长需要靠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和消费服务业的拉动。从国家政策看，随着国家双创的要求以及消费支出的不断增长，服务行业的蓬勃发展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人口老龄化看，由于我国的学习培训制度尚未完全，新技能的掌握人数有限，具备新型劳动技能的劳动力供给将减少。从消费需求看，消费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不断加大，人口增速的放缓将限制消费服务业发展所需潜在劳动力供给。

二、二胎政策放开所带来的影响

（一）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1）提高二孩生育率，叠加第二次“婴儿回声潮”效应，增加劳动力，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基于全面放开二胎将有效提高二孩生育率的判断，适龄生育妇女的数量大以及二孩生育率的提高，新生人口在未来几年有望大幅提升。新生人口的增多将有效补充未来劳动力，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得到有效延缓。（2）增加年轻、高素质新生劳动力，符合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大量的新生人口将增加未来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以及消费者数量，利于未来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大量新生儿在未来将提供年轻、高素质的劳动力，这将更有利于未来经济的发展，符合企业转型的要求，同时带动了大量新生代消费行业的发展。（3）伴随新生人口成长，大消费行业需求有望持续高涨。在新生儿成长的不同阶段，各消费行业将受到需求支撑。从消费角度看，新生儿的大幅增长将扩大居民消费，依据年龄增长，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娱乐、家庭设备用品、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等支出将陆续增加，相关行业需求将相继提振。因此二胎政策若全面放开，婴幼儿市场规模将进一步高速增长 。（4）缓解当前严峻的就业压力。近年来由于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就业形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长远看，二胎政策在将来会增加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缓解由于大量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用工荒现象；另一方面新一代人所接受的知识与技术都是适产业升级所需要，将会对产业升级产生积极作用，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二）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1）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我国公共资源的影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社会和资源环境的竞争，虽然推迟了我国总人口到达峰值的时间，但到2030年我国总人口将会达到14.53亿，总人口的增加无疑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2）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我国基础设施的影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会在一定时期内导致我国新生婴幼儿不断增加，从而对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基础设施造成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大量高危人群的集中生育，对医院的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加大了财务支出、公共福利体系等部分相关产业的支出。

三、二胎政策下的“新发展理念”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2]，人口众多，资源稀少，人均占有量少，在实施二胎政策下，稳定合理的人口生育水平，使国家走人口-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之路。

（一）应对用工荒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人口红利期过后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不断减弱，消费人口比例提升，生产性人口比例降低，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削弱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调整，二胎政策一定程度上能在合理范围提高我国劳动力数量，解决劳动力的比例与协调问题，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削弱社会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古代的重男轻女思想以及当代社会的遗留观念使出生人口比例性别失调，使我国人口比例相对失衡。二胎政策的实行有助于拓宽人们的生育选择权，遏止生育性别选择和性别歧视，降低性别比例，使人口性别结构比例回归日常。合理的人口性别结构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减轻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负

担。折中的二胎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为1.85，人口老龄化虽仍不可避免，但可大大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负担，减轻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需赡养的人口增多、劳动力减少、中青年负担加重等危机，有利于开创家庭养老模式，社会养老保障与家庭养老保障相结合，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与社会环境的和谐。

（四）提供劳动供给，增强国家的创新能力。二胎政策的放开会在一定时期内增加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新出生的一代人大量接受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高科技的项目成果为之所用，加之当代人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新生代的劳动力素质教育不断提高，自我创新能力也随之增强，伴随着国家的“双创目标”，不断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缓解就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持续发展[1]。

（五）各消费行业需求伴随着新生人口生长有更多的发展

潜力。随着新生儿数量的不断增加，各消费行业将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相关行业需求不断增加，婴幼儿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二胎全面放开有望带来新生儿的大幅增长，新生儿在出生、成长中涉及的行业将迎来需求的提振，提升相关公司业绩，同时带动不同行业的消费需求，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二胎政策的影响篇9

摘要：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演变为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尽管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更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但现实却是，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仍经久不衰。以2009年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回顾了轮胎特保案的发展过程，进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因素间的博弈，并从中得出若干启示，以期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有利于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美轮胎特保案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3－0009－03

引言

2008年由美国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经济衰退，全球经济至今尚未完全复苏。根据传统经济贸易理论，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福利，因而自由贸易政策能更好地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

但是，自由贸易理论并不能解释现实状况。2009年，中美轮胎特保案是美国政府为应对美国汽车轮胎业衰退而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轮胎特保案，其决策过程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来分析，将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传统贸易理论仅仅局限于在经济分析的框架内考虑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而忽视了政府目标和行为、各利益集团等非经济因素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以中美特保案为例，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来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决策过程，并提出若干建议，以利于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更好地促进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典型案例：中美轮胎特保案

2009年4月20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国产乘用车轮胎发起特保调查。其在诉状中称，从中国大量进口的轮胎损害了当地轮胎工业的利益，若不对中国轮胎采取限制措施，将会有更多的美国轮胎业工人失业。4月29日，ITC启动对中国轮胎产品的特别保障措施调查；6月29日ITC决定对轮胎特保案救济，以中国轮胎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建议美国在现行进口关税的基础上，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三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关税。7月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向总统和贸易代表办提交救济措施报告；9月2日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咨询财政部、劳工部、商务部等部门意见后向奥巴马提交了轮胎特保案制裁意见；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国方面和美国业界的反对，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即在原有4%的关税基础上，今后三年分别加征35%、30%和25%的附加性关税。这一特保措施于2009年9月26日正式生效。

根据中国橡胶协会的统计，中国生产的轮胎有40%供出口，而其中三分之一出口到美国。美国对中国实施轮胎特保案后，征收35%的关税，这意味着第一年中国的轮胎产品将无法出口到美国。三年惩罚性关税将影响到中国10万工人就业，损失约10亿美元的出口额。

虽然奥巴马政府认为这是为缓解经济危机所采取的一种救济措施，但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从本质上说，这显然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其背后蕴涵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动因，必须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来寻找其原因和对策。

二、美国实施轮胎特保措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础

（一）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新政治经济学是用来分析政治因素如何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之一。它的理论前提来自于对经济学方法论中理性人假设的认可，并将一国政治经济决策活动视为一系列的利益交换活动。具体而言，新政治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引入了公共选择和集体行动逻辑等分析方法，认为政府决策牵引着许多强大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和妥协，是政策供给方（政府）与政策需求方（各利益集团）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它认为，一国制定的贸易政策是偏向开放还是贸易保护，除了要考虑其经济方面的因素，还要考虑政治上的因素，要顾及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和诉求。贸易政策最终成为公共制度安排的结果，不是“外生”形成的，而是政治因素“内生”决定的，这是解释贸易政策决策结果的重要变量。换言之，贸易政策的形成是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不仅是各种经济因素均衡的产物，同时也是各种政治因素博弈的过程，是政治市场力量均衡的结果。

（二）轮胎特保案的新政治经济学解释

在政治市场上，针对不同的政策，均衡的主体也随之发生改变。以中美特保案为例，选民（劳动工人联合会、产业工人联合会、轮胎行业相关利益集团）、政治家（总统和议员们）是该博弈中主体，这两方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目标函数。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理性人假设，在美国，政治家（总统和议员们）作为轮胎特别保护措施条例的供给者，追求的是自身的当选和连任，以及连任后的支持率，因而他们为了在选举中获得足够多的选票并在当选后能够取得最大限度的支持，会根据自己预先设定的目标制定贸易政策，即使有时候该目标并不与国家利益相一致。拥有选举权的劳动工人联合会、产业工人联合会、轮胎行业相关利益集团的选民作为政治产品的需求者，则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期望，利用其手中的选举权，把选票投给那些保护美国轮胎行业利益，减少轮胎业冲击的决策者们。因而，这决定了中美轮胎特保案的条例细则所牵涉的利益各方范围甚广，而且各个利益牵涉方的目标函数又不同；这决定了其条例细则的制定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以最大化各方的利益为目标，并在不断的矛盾和斗争中逐渐走向均衡的结果。当然，这也说明了民主制国家的贸易政策或经济决策并不是单纯地由政治家或某一阶层决策，而是由广泛的社会阶层和集团参与所做出的公共选择。

在中美轮胎特保案中，具体地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说，美国对中国出口轮胎所征收的关税将产生收入分配效应，使得政治市场中的参与者――选民（劳联、产联和利益集团）和政治家甚至中国方面各相关人员将根据他们各自的既定目标或既得利益产生对该特保措施的需求和供给；该特保案所征收的关税率作为贸易保护政策的“价格”将在政治市场中出清，最终达到均衡稳定状态，从而决定了该特保案的形式和征收的程度。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一国的政治制度、体制和结构特征决定并制约着贸易政策的各个方面。

三、美国对华实施轮胎特保措施的决策过程

以上对中美轮胎特保案的政治经济因素分析静态地展示了一个博弈棋局里影响双方力量的各自因素。然而，现实的过程却是，贸易保护政策在政策的需求方和政策的供给方之间进行动态的博弈，当连续的博弈使最终的结果达到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点的位置时候，这时的均衡就实现了。美国对中国轮胎出口征收关税的这一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均衡，该均衡包含着各种规则、条件，以及谈判最终各方让步的结果。

（一）美国两大政党之间的贸易倾向

20世纪初，共和党最初的选民基础是北方的工业集团势力，其中有美国最强大的钢铁、汽车、造船等重工业部门，他们更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最初的选民基础是南方种植园的利益集团，他们更希望通过低关税的自由贸易政策，来扩大其他国家对其农产品的出口。

二战之后，共和党和的贸易政策却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当时，欧洲的整个工业体系遭到彻底性的破坏，而战火并未真正延烧到美国本土，这就给了美国经济一个迅速崛起的契机。美国逐渐认识到其经济产业结构中工业及其制造业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这期间，以这些工业部门、制造业部门为选民基础的共和党在对待贸易政策的倾向上慢慢由保护贸易转变为自由贸易。

与此同时，原先的选民基础――南方种植园利益集团在20世纪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中反而失去原来的比较竞争优势，其出口市场一直在萎缩，到后期美国的农业只有靠政府的补贴才能生存下来。这时候，就转而利用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争取劳动工人联合会和产业工人联合会来作为其选民基础，而劳联-产联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总是以中国出口的廉价产品扰乱美国国内市场秩序、减少其行业工人的就业机会、损害其相关工人的利益为由，反对与中国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

（二）美国国会与政府在实施轮胎特保案中的较量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之间各司其职、互相独立，但也相互依赖和竞争，其中司法机构有对前两者进行监督的责任。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由于国会与总统的选民基础不一样，各自受到的利益集团影响不一样，以及各自内部的架构和部门利益也不一样，加上他们对所需的专业知识也不一样，吸纳的人才也是各有侧重，因此处理信息、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会有很大差异，经常产生很大的分歧与冲突。从而一项贸易政策的制定是美国国会议员、总统及政府人员之间互相牵制、博弈的结果。

1.国会对轮胎特保案的支持

国会议员的目标是争取连任的几率达到最大化，而这主要取决于普通选民的支持和利益集团的捐资与支持。赫克歇尔-俄林的模型认为，由于生产要素可以在各个部门自由流动，因此国际贸易可以使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获益，而使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受损。以中美特保案为例，轮胎行业的工人无疑是属于普通选民的阵营，而且在美国是属于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从而贸易自由化会使得该工人组织利益受损，所以轮胎行业的工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只会联合起来向国会议员施压，促使其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国会对华贸易态度会比较消极，较容易受到其国内消极对华舆论的左右。

2.政府对轮胎特保案的有限支持

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倾向则较为务实。首先，总统是通过全国范围的选民选举产生的，而国会议员只是通过各个州的选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总统做出的决策会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考虑问题；其次，总统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较远，因而会更看重国民福利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从而能够做出代表全局利益的决策。从这个角度上看，美国政府是站在国会的对立面的，应该是反对轮胎特保案的。

（三）美国各利益集团对轮胎特保案决策过程的影响

利益集团主要是通过游说活动、院外活动甚至人际交流和示威活动等自下而上地影响贸易政策的走向。像牵涉众多利益集团的美国轮胎特保案是在各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抗衡之下做出的。

1.民主与集权国家对利益集团的不同定位

在集权制国家里，为了迎合处于垄断地位的利益集团需要，一般只有社会主要利益集团参与经济决策的制定过程；但在美国，一般是多个社会利益集团共同参与决策制定过程，这些利益集团尽管有大小、主次要之分，但是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会被考虑进去。因而，轮胎特保案的制定首先要考虑的是利益集团的利益最优化。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每个利益集团都有他们向上诉求的渠道，可以向国会和政府提出利益诉求，对其形成压力，进而影响政策的制定。

2.利益集团影响中美特保案的作用机理

根据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政府在博弈中的目标主要是取得政治支持最大化，以争取上位和连任。在此模型中，利益集团与政府进行两阶段的非合作博弈。首先，利益集团通过为当权政府提供政治献金以影响美国是否对中国出口轮胎采取惩罚措施，这其中夹杂着偏好各异的利益集团；然后，政府会比较不同利益集团的捐资，从而侧重考虑捐资较多的利益集团，最终决定美中轮胎贸易政策的方向。在该理论中政府被看做是“公共人”，对贸易政策进行“菜单拍卖”，同时尽可能协调好普通选民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关系和利益，从而获得总政治捐献和总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具体利益集团对中美轮胎特保案的博弈过程

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活动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方向是不同的。在中美轮胎特保案中，各利益集团在对华的贸易倾向上也是要一分为二的。首先，赞成中美轮胎特保案的包括：（1）美国的钢铁联合会；（2）美国的劳工联合会；（3）人权组织；（4）宗教组织。前两者经常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自下而上向相关的政府部门施加影响，以福利损失为代价获得贸易保护；而后者则是经常以人权之名，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劳工生活状况进行指责，主张尊重生命自由的权利，并时常涉及我国的宗教自由问题。其次，反对中美轮胎特保案的利益集团有：（1）美国轮胎进口商、零售商；（2）美国汽车行业；（3）美国消费者协会。前两者可以从中美贸易自由化中降低成本，取得竞争优势，是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后者则可以从中享受降价带来的消费者福利的提高。这两个完全相反立场的利益集团都会对政府提供政治献金，以期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从而使得该特保案是在利益集团各方的参与下博弈形成的。

四、中美特保案的政治经济学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加入WTO的成员国之间相互开放彼此的市场进行贸易。就中美之间的轮胎贸易来说，中国由于廉价的劳动力、低估的人民币汇率以及追赶型不计环保代价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的轮胎产品在出口时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通过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对中国轮胎出口所采取的特保措施的成因，并得出该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是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中可以得出关于我国出口遭受美国不公平对待的一些启示。

（一）深入了解美国的利益集团，加强我国相关出口产业集团与其之间的商业结盟

美国轮胎零售商、经销商以及消费者都是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该相关的利益集团本可以动用他们的政治捐资活动来对国会议员施加影响，促使美国不对中国采取轮胎特保措施，但是此次贸易政策的结果却南辕北辙。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内轮胎巨头没有与遍布全美各处的轮胎零售商、经销商，乃至美国汽车产业的潜在利益伙伴结成紧密利益共同体，而是只顾生产和销售，所以没有利益伙伴站出来竭尽所能地为我们说话，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二）在战略层面把握中美贸易政策走向，并在微观层面积极应对

二胎政策的影响篇10

关键词：自我探索；自我分化；单独二孩；家庭策略

前言

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内容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行。推行其间略有微调，如放开“双独二孩”，以及部分省份农村地区实施的“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为女孩，可生育第二个孩子）等[1]。2013年11月15号，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

单独二孩政策是在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问题、社会生育二胎意愿强烈的背景下实施的，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大有裨益[2]。在此背景下，一批年轻夫妇想生育二胎，却有新闻报道孩子让父母签“保证书”才让父母生二胎，或以自杀威胁父母不让生二胎，此类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家庭和谐。我们所要探究的就是该现象发生背后的原因，并试着协助家庭成员找到解决措施。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第一个孩子面临着心理挑战，他们会采取怎样的措施迎接将要改变的家庭格局，而家庭的其他成员又会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来应对即将发生的种种情况。为此，我们小组以鲍恩（Bowen）的家庭系统理论的自我分化为工作原理，探究“单独二孩”政策下家庭的应对策略。

此项研究有别于二胎政策到底该不该实行的研究，既然政策已经推行，我们所要做的是在最大程度上适应该项政策。该项研究旨在为受到二胎政策影响的家庭提出相关建议，更好适应家庭生活，在家庭面临成员结构变化时采取更好的策略来应对。

一、研究问题与内容

（1）研究问题

二胎政策实行，首先受到影响的便是家庭。当家庭受到来自社会的冲击时要采取策略，是抵抗还是适应，这将对家庭产生极大影响。我们所要研究的便是家庭在面对单独二孩这一政策冲击下如何做出正确的家庭策略。其中涉及到第一孩的自我分化程度与自我接纳，主要是探究第一孩如何正确应对家庭的这一变化。

（2）相关名词解释

该项研究以鲍恩（Bowen）的家庭系统理论的自我分化为工作原理。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互动的系统，家庭中每个成员中的行为相互影响[3]。本文主要探讨自我分化对于家庭成员的影响。Bowen使用“自我分化”来讨论个体在家庭中情绪依恋与独立自主的程度， 认为自我分化是一个人把自己的情绪与理智区分开来的能力[4]。自我分化程度较低的个体可能会采取两种极端的适应模式：一是与他人断绝，使自己完全独立于他人，表面上形成虚假的自我感和夸张的独立性；另一种是与他人融合，通过过度依赖他人和顺从他人来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因此如果第一个孩子的自我分化程度不高，那么在面临接受父母的第二个孩子时，或许会产生焦虑，担心父母从此冷落自己或要将父母的爱与他人分享，导致了父母想生二胎却受到了来自第一个孩子的阻力。

自我接纳是指对自己、对现状、对环境的接受，承认它们存在的事实，不否定、不抱怨、不无条件的想要去改变。自我接纳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自我的接纳；二是对环境的接纳。而每一个方面，又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现状的接纳；二是对形成背景、原因的接纳；三是对改变过程的接纳。本次研究主要是研究第一个孩子对环境的接纳，能否接纳即将到来的第二个孩子，或是第二个孩子已经到来，能否接纳这个即成的现状。

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家庭史的研究， 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工业化过程中家庭的作用， 家庭策略可以为家庭面对社会变迁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动机和过程[5]。家庭策略在这里被解释为家庭成员为应对二孩政策采取怎样的措施以平衡各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6]。

自我分化量表（DSI -R）是一个包含43 个项目的自我报告工具，是Skowron 等人基于鲍文的对自我分化概念的解释以及前人研究的成果，于1998 年研制出的自我分化测评工具[7]。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为了更符合研究对象的特点运用了40个项目，并对此量表进行了一些修改。该量表是从四个方面测评了个体同原生家庭及当前家庭成员之间的重要关系模式[8]：①情绪反映（emotional reactivity）：对于个体情绪强烈程度的一些描述；②自我立场（“I”position）：体现了个体自我独立性水平高低；③情绪阻断（emotional cutoff）：有关亲密关系的测量，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是否有不适， 情感是否脆弱，对于亲密关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④人际熔合（fusion with others）：测量个体的人际关系，在同重要的他人特别是同父母的交往中，情感上表现出过度卷入或认同的程度，是否过度依赖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