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十篇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1

【关键词】全面“二孩” 政策 生育意愿 家庭经济能力

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1]。该政策的颁布，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二孩政策的出现，对于人口处于新的历史阶段的中国来说，在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方面都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和思考中国的现状以及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答疑解惑，而且对于中国的生育政策的选择、人口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认知，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全面“二孩”政策的研究现状

当今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一方面使得老龄化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另一方面，也给我国带来了诸多不容忽视的影响。张梦丹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影响分析中[1]，通过对出台的二胎政策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方面进行客观的分析，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季国华在二胎生育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联性探讨一文中[2]，运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通过access工具建构数据库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对二胎生育意愿有着一定的影响，对此作者提出了详尽的二胎生育措施实施条件。

谭雪萍在成本-效用视角下的单独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中[3]，以徐州市单独家庭为主进行调查，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通过设计成本量表和效用量表，研究结果得知，家庭经济因素是考虑生育二胎的重要因素，同时一些非经济因素也表现显著。

李晓楠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可行性与对策分析中[4]，认为逐年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制约了社会的发展，二胎政策必须全面放开。通过对抚养成本、女性生育观念、孩子教育质量等方面阐述了全面放开二胎后所面对的问题，并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对策分析。

除此之外，有的学者还对双独夫妇生育二胎意愿进行了分析，有的学者对生育政策作出了调整战略，有的学者对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全面剖析了二胎遇冷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有的学者探讨了独生子女的性别是否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等一系列问题……

以上学者对二胎生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十分全面的分析与探讨，并针对各种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但没有对二胎生育的影响因素中的某一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本文从家庭经济能力这一方面对生育二胎影响着手研究。

二、生育二胎意愿的调查设计与说明

（一）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主要以20至50岁的居住在所调查区域的常住人口为主。人群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已婚未育人群，一类为已生育一胎孩子的人群。

（二）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年收入情况、二胎生育意愿以及二胎意愿的影响因素等。其中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教育因素、经济因素、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等。

（三）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我们小组的研究利用江苏大学图书馆资源，以 “二胎政策”、“二胎生育意愿”等为关键词或篇名进行了文献检索，搜集关于全面“二孩”政策及其利弊和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并根据现有资料的内容进行分类整理，从而总结此方面的研究现状作为本研究的参考依据。同时，我们通过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对有关学识产生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使得研究的基本思路更加清晰明了。

2.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是社会学研究中较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其在调查研究中的运用尤为普遍。我们小组在研究普查阶段的前期采用问卷调查法。根据研究的目的和内容设计出探究江苏省在婚人群二胎生育意愿的调查问卷，而后对已确定的研究对象（江苏省在婚人群）发放问卷。我们小组一共发放700份问卷，回收整理后并从中筛选出有效问卷600份，有效回收率为86%。在对这600份有效问卷进行科学的整理、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探索家庭经济能力对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

3.访谈法。为了进一步探究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我们小组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还采用了访谈法。我们采用的访谈形式从与被访谈者的交流方式来看，属于直接访谈；从被访谈者的人数来看属于个别访谈[5]。研究中访谈所涉及的对象主要从不愿意生育二胎的186个调查对象中进行筛选，最终筛选出20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作为被访问者。访的内容主要围绕不愿意生育二胎的原因展开，从而获取每个被访问者不愿意生育二胎的主要影响因素。

4.数理统计法。本次调查采用Epidata3.0建立数据库，用SAS 9.2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χ2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分析调查人群二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p

三、生育二胎意愿的调查统计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居民中，愿意生育二胎的占45%①，不愿意生育的占31%，处于犹豫状态的占24%。不同身份背景的居民的二胎生育意愿有所不同，调查结果如下：

（一）不同性别

根据调查结果来看，270个调查对象（146个男性，124个女性）有二胎生育意愿；男性中愿意生育二胎的占54%，女性中愿意生育二胎的占43%。结果显而易见，男性的二胎生育意愿比女性的高。我们认为女性的二胎生育意愿低于男性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两方面。一方面，女性作为母亲，她们会更自觉地站在孩子的利益角度来考虑生育的选择，在还没有生育之前就会比较全面地考虑在生育中应该为孩子提供什么和家庭是否具备这种供给能力，而所有生育需求的良好满足在当下看来是不容易的。另一方面，女性面临着生育二胎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未生育过的女性来说，她们将遭遇更为严重的劳动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对于已经生育一胎的女性，本来已婚已育又有工作经验的职场女性在企业招聘中备受青睐，而现在因为存在再生育的可能性，她们也陷入劣势，生育后重返劳动市场同样遭遇性别歧视[7]。

（二）不同年龄

30岁以下的调查对象中愿意生育二胎的占48%，31至35岁的调查对象中占71%，36至45岁的调查对象中占57%，46岁以上的调查对象中仅占19%。由此可以看出，46岁以下的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明显较高，其中31至35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最为强烈。如果仅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一般业内比较公认的最佳生育年龄是女性23至30岁，男性25至35岁。对于女性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卵巢功能逐渐趋向衰退，卵子中染色体畸变的机会增多，一些遗传疾病发生的机会随之增加。同样，随着男性的年龄增加，的活力逐渐减退，胎儿各种疾病的发病率亦会相对增加。我们的调查对象大多数可能考虑到了年龄对生育的影响，因而选择在比较适当的年龄生育，所以31至35岁的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强烈。

（三）不同文化程度

观念影响行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总会受到生育观念的影响，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肯定会使生育观念发生改变[8]。在270个调查对象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居民有102个，本科及专科学历的居民有126人，硕士及博士学历的居民有42个。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发现，具有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1.8个，具有本科及专科学历的理想子女数为1.6个，而具有硕士及博士学历的理想子女数为1.3个。可见，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理想子女数越来越少，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呈负相关的关系。

（四）不同收入水平

由调查结果可知，家庭收入水平对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很大。家庭年收入为5万及以下的调查对象中愿意生育二胎的占32%，家庭年收入为5万至10万的调查对象中占44%，家庭年收入为10万至20万的调查对象中占56%，家庭年收入为20万以上的调查对象中占53%。可见，二胎生育意愿随着家庭年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总体看来，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的二胎生育意愿差异较大。在此前的访谈中，我们访问了20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根据对其的访问结果进行分析，可知家庭经济能力无法承受养育二胎的成本，是他们放弃生育二胎的主要因素。

四、养育二胎的经济成本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医疗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改革，使得养育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很多家庭有意愿生育二胎，但面对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承受高额的抚养成本，从而打消了这个想法。养育二胎的经济成本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将根据调查结果来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产前产后护理费

对于准妈妈来说，在孕期第11周或12周时需进行第一次产检，产检内容在孕期每个阶段都会有所调整。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每次检查结果都正常的情况下，平均每一位孕妇的产检花费为4000元至5000元。如果检查结果出现异常情况，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理，花费更多的费用。在婴儿出生时，如果孕妇是自然分娩，并且婴儿的各项指标都正常的情况下，平均每一位孕妇的花费为3000元至4000元；如果孕妇进行剖腹产手术，在同等情况下，平均每一位孕妇的花费为6000元至7000元。

（二）衣食住行等费用

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衣食住行方面的花费将是一笔较高的支出。在通常情况下，一岁前的小孩食用奶粉比较多，也有母乳和奶粉混合喂养的情况。在孩子出生后的前6个月，不能食用辅食，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一位小孩每月的奶粉开销为1200元左右；6个月以上的小孩，可以食用米糊等各类辅食，平均每一位小孩每月的奶粉开销为1500元左右；1岁至3岁期间，平均每一位小孩每月的奶粉开销为1000元左右。如此算下来，一小孩从0至3岁期间仅奶粉花费就需4万左右；在加上尿布、衣物、玩具、医疗等消费，则需要7万至8万元。

（三）教育费用

如今，家长都十分重视孩子的个人发展及教育培养，教育成本也随着教育质量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有36%的调查对象把自己的小孩送去了早教机构，平均每一位小孩每年的早教费用为15000元左右。另外，有的家长还为小孩购买智力开发用品，总得算下来，在小孩0至3岁期间，平均每一位小孩的教育花费为5万左右。

五、全面“二孩”政策的对策分析

在本次调查中，调查对象所反映的对二胎生育意愿有较大影响的是经济因素， 上述的分析证明许多家庭由于家庭经济能力无法承受养育二胎的成本，导致他们放弃生育二胎。经济因素相对来说是不可控因素，与其自身原因有关，但是政府也可以采取一些对应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生育。如果想在有限的家庭经济能力下，最大程度的激励人们的二胎生育意愿，我们还应该进行有效地宣传，让居民从计划生育的禁锢思想中解放出来，从影响一部分人开始，共同影响广大社会群众。我们根据上述经济成本分析，从政府，社会，家庭三方面给出相应的对策，借此来提高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为政府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政府方面

在欧洲地区，许多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数量减少，推出相应的鼓励生育政策。其实我国可以参考欧洲国家鼓励生育政策，来完善我国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由于欧洲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其福利机制已经十分完善，而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建立过高的福利机制，会使我国财政面临过大压力，所以在参考借鉴的同时，也需要符合我国国情。具体我提出以下对策供参考：

1.给予孕妇适当的优抚政策[4]。现在职工女性的产假一般不少于90天，而女性产后需要休养55天左右。也就是说，我国职工女性休假一般是产前半个月至产后两个月。所以规定可以适当延长产前休假，减小孕妇在生育时的心理压力，维持孕妇周边环境稳定。其次，给予孕妇（第二胎多孩）一定的财政补贴，规定可以带薪休假，可以每个月得到40%至60%的工资。另外，适当降低对二胎养育家庭的税收，制定仅对多胎家庭有效的新税收政策。

2.建立优惠完善全方位的医疗体系。对生育二胎的家庭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适当降低各方面医疗开销，这笔开销由国家进行补助。提供良好生育环境，由产前安抚，产中分娩，产后护理一体化，降低生育成本。

3.批准开设专业的良好的生育机构。这样，可以方便和确保上述第二条对策实施。简化生育过程，安抚孕妇心态，提高二胎存活率。

（二）社会方面

在这里，社会方面主要是对社区，公益活动，企业机构等提供一些对策进行参考：

1.加大宣传活动的力度。使更多家庭了解全面“二孩”政策，以及生育二胎的好处，积极响应政策的实施。

2.设立生育服务机构部门。这种机构可以为具有二胎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相关服务。例如，为这些家庭提供一些生育二胎时的费用规划，提供所在地区的医院、生育机构的信息，寻找性价比更高的医院或生育机构，降低生育成本，另外开展一些相关二胎讲座，为二胎家庭提供养育经验。这样的机构可以在各个社区，居委会开设。

3.企业对所产产品采取一些优惠的促销手段。由于二胎政策的实施，婴儿用品，产后护理用品，保健用品肯定会得到热销。企业应该借此机会提供优惠的促销活动，使得自己产品得到宣传提高销量。生育中心，产后护理中心等机构也可以提供相关优惠活动，提高业绩。

（三）家庭方面

家庭是是否生育二胎的决定者，他们是二胎政策的实施对象。而家庭经济能力是生育二胎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所以他们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会想方设法去降低生育成本，从而更加理想地生下二胎。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方法来供家庭夫妇参考：

1.时刻关注相关行情。可以使用相关母婴APP了解行情；与已有二胎的熟人交谈总结经验，等待一些优惠政策的出台等。

2.做好预算，“货比三家”。做好相关的财务预算，通过网络、走访等方式寻找性价比较高的生育中心生育二胎。

参考文献

[1]张梦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影响分析[J].管理观察.2016，（32）.

[2]季国华.二胎生育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联性探讨[J].中华少年.2016，（09）.

[3]谭雪萍.成本-效用视角下的单独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南方人口.2015，（02）.

[4]李晓楠.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可行性与对策分析[J].经营管理者.2016（02）.

[5]倪姝囡.“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的生育意愿研究――以长春市为例[D].2016.

[6]李琳，崔元起，刘小芹. 上海市在婚户籍人口二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生殖与避孕.2014，（11）.

[7]叶文振.“单独二胎”生育政策的女性学思考[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12）.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2

关键词：二胎政策；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辩证影响

我国在十八届三中上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上指出要全面实施二胎政策，改变原有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人们积极生养二胎。生二胎政策的全面实施是我国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改变人口发展局势所进行的重大调整，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意义。

一、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实施的理论依据之科学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指的是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范围内，实现既满足当代人发展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能力发展需要。在我国人口的持续增加下，我国自然资源和能源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人口规划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即实行计划生育。

在计划生育实施的几十年，我国人口快速增长问题基本得到了控制，我国逐渐步人了低生育率的行列，减少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但重新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我国作为人口资源大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人口资源的支持，在人口减少的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突出表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和社会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为此，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要在人口规划控制的基础上和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

经过有关调查分析表明，单独二胎政策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在单独二胎政策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目的是降低社会人口的数量和生育量，经过多年的发展证明这种政策不再适应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计划生育的实施逐渐出现了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导致我国人口结构发展变得不合理。二胎政策的实施时为了纠正过度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在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二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辩证影响

（1）积极影响

第一，能够解决用工荒的问题，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后一步是劳动力过剩问题。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一些区域发展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据有关调查报告系那是，我国现阶段已经转出的农村劳动力在2.3亿左右，剩下的没有转移的劳动力一般是年纪大、劳动力不足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2009年开始，我国内陆地区出现了用工荒的问题，导致劳动力成本费用增高，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实现二胎政策能够带动人口的增长，在长远上增加社会年轻劳动力总供给，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二，能够减少甚至消除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首先，能够协调人口性别比例。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人们在计划生育的指导下喜欢生男孩，由此导致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衡。而二胎政策的实施能够拓宽人们的生育选择权，减少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能够解决人口老龄化及社会养老问题。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口生育的正常规律被打破，导致人口结构问题开始凸显，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进而引起社会保障问题。二胎政策的实施，虽然不能立即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问题，但是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减缓因为老龄化引起的社会负担问题，实现人口劳动力发展比例的平衡。

（2）消极影响

第一，加剧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在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的短缺问题，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见，不断增长的人口会为本身已经很脆弱的资源环境发展带来更多无法预料的问题，加大对各种资源的损耗，不断引发各种环境问题。第二，会引发日后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全面独立二胎政策的实施目的是缓解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实现对人口结构发展的优化。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起到真正的作用引起了群众的思考和质疑。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仅仅依靠生育来缓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外，人口的发展具有延时性的特点，现在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可能在多年以后才会反应出来一些隐性的老龄化问题。在社会保障体系得不到发展的情况下，这种隐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会导致社会养老资源的争夺，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第三，会对独生子女家庭带来消极影响。中国传统思想的弊端在于重男轻女，一些家里是女孩的家庭，在二胎政策之后会继续鼓励家里人生育男孩，但是基因的影响所致不能保证这些家庭生二胎的孩子使男孩，为此出现了一些家庭超生的恶性循环，进而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会加重原本生活困难家庭的负担。

三、如何实现独立二胎政策的良好发展

独立二胎政策的实施需要多个部门配合完成，首先，要处理好人口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发展的协调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促进人口资源发展和社会环境发展之间的协调。同时，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我国的人力资源强国。其次，要将计划生育政策贯穿到独立二胎政策中。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实现对人口流动发展的合理把控，有效处理好人口流动问题，比如留守儿童问题、空巢老人问题等，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最后，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生育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为此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关注人的需要，提升人口的总体素质水平。在二胎政策实施下，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在统筹人力资源、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3

关键词：“单独二胎”；基础教育资源；少数民族

1 调研背景

单独二胎，即单独二孩，是指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第一胎非多胞胎，即可生二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胎”政策将正式实施。

在“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立法实施之前，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唯一一个实施一胎政策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单独二孩”政策实行后将会为广西带来庞大的急需接受教育的低龄人口群，而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区，与经济发达城市和其他沿海省份相比，教育资源相对较匮乏，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新增的低龄人群对于广西现有的教育机制及基础教育资源分配方式无疑会产生重大的冲击。

2 研究意义

推进少数民族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之一，具有庞大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以及丰富的民族文化，因此保证广西的基础教育平稳推进，提高广西少数民族整体文化素质是尤为必要的。“单独二胎”政策在广西的实施会直接对广西人民的教育行为及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其为广西基础教育资源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否会制约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都将是政府需关注的重点。因此，收集广西人民对“单独二胎”的意见，并研究“单独二胎”政策对广西基础教育资源的影响是十分有意义的。

3 调研结果分析

1.将如何分配教育支出（针对有意愿生育二胎者）。

图1

图2

由上图可以看出，针对如何分配教育支出这一问题，65%的被调查者选择不改变原有的教育支出，增加教育总支出，这说明大多数的家长很重视对孩子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不会因为二胎的出生，而改变对第一个孩子在教育方面的支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在不改变当前教育资源的情况下，由于家长对两个孩子的教育都十分重视，这势必会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短缺，从而引发很多问题。

2.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会带来哪些影响（选择最主要的三项）。

由上图可以看出，被调查者认为“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会带来的三个最主要的影响依次是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造成基础教育资源的压力和缓解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压力。这说明目前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了“单独二胎”政策的开放对教育资源造成的巨大压力，因此，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逐步实施，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与优化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4 结论与建议

4.1 对政府部门的建议

1.增加教育拨款。广西壮族自治区一直存在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 相较于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桂西、桂西南和桂西北山区，发达的东部一直占有大量的教育资源，“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势必增加广西较为发达地区的低龄人口，从而进一步增加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压力。这种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将使经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难以开展，加剧群众负担及适龄儿童辍学率高等一系列问题。为缓解这一情况，政府部门需主动承担教育成本，增加教育的拨款和地方财政投入。

2.落实基础设施的建设。“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将给原有的基础教育资源带来压力，影响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进程，因此为解决教育短板带来的影响，在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时，要考虑到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优先保证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重点抓好少数民族教育的基础建设，落实好校舍、图书馆、运动场等基础建设的添加扩建问题。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一支素质高、有敬业精神的教师队伍对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十分重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加强骨干教师、优秀教师的培养，通过学历补偿教育让未达标教师学历达标；另一方面要减缓少数民族地区艰苦的教学工作条件，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 让广大教师安心投入民族教育工作， 为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优秀人才贡献力量。

4.2 对计划生育二胎家庭的建议

1.慎重生育“二胎”

抚养两个孩子所需要的成本对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对于经济条件不是很优越的家庭来说，伴随着二胎出生而带来的各项开支势必会影响家庭在其他方面开支的分配。并且多数父母因工作忙碌而无法保证足够的精力抚养孩子长大。因此，在生育“二胎”的问题上，家庭需结合自身条件慎重考虑。

2.家庭需增加对孩子教育支出

由于“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会给基础教育资源带来一定压力，因此在政府部门积极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同时各个家庭应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考虑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支出。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4

关键词：二胎题材；家庭影响；社会缩影

当代电视剧的趋势随人们的需求和社会热点与时俱进，电视剧《二胎时代》就是响应了国家的政策，描述了社会政策变革对于家庭的影响。因为其是立足于全面二孩的背景，不同于其他家庭生活剧的单纯家庭成员间的纠葛，它的特征是是否生育到要二胎后对于家庭经济的影响，以及二胎后对于不同家庭成员生活的利与弊。从新中国成立时，因多年争战而导致劳动力不足以及国家还处于落后的局势下，相关部门适时提出的“人多力量大”充分适应了国情需求。再到后来的70年代因人口增长过多提出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顺应了当时中国人口过多增长而导致的经济和资源不足，这个政策的影响下便有了独生子女这一群体的出现并且多是80后和90后这一人群，电视剧《裸婚时代》《奋斗》等都是描述了长大后的80后不同的生活生活方式，譬如AA制的夫妻生活，裸婚等等都是电视剧所刻画不同人群的生活。二胎为背景的剧情下，映射出了杀踩说牟煌观点，同时不同的家庭和睦程度对一家生育决定的影响，隐藏在剧情娱乐表象下的还有人口的老龄化和对于经济的长远影响。

一、家庭关系影响二胎生育意愿

家庭伦理剧多是叙述婆媳关系，以及丈夫在家庭经济上和婆媳纠纷上的挣扎。在《二胎时代》剧中婆婆多是鼓励生育，而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对于生育的看法有所改变，不再是传统封建的生儿育女单一角色的扮演者，现代的女性崛起体现在职场上的新重要角色扮演，两方思想上的冲突可以从家庭关系中有不同的表现。这部剧中女主金灿灿是在重回职场后对二胎的犹豫不决，婆婆的鼓励最终让她决定生二胎，并以此为线索细致写了一个家庭在面对二胎的家庭压力和由此诱导出的家庭矛盾，剧中还讲到两家亲家在产检和买房上纠纷不断。

二胎生育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婆媳之间的不同观念的隔阂，新时代的女性若许久只是待在家中，就会逐渐成为“隐居人士”，生活圈子缩小与脱离社会，在工作方面没有自己的保障，而婆婆则是秉承过去对妇女的观念，认为女性的外出工作并没有生育重要。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丈夫对二胎的影响，前面说到选择生育二胎且陪伴孩子的女性无疑是牺牲了自己的工作，该剧的豆瓣影评“一池萍碎”说过“剧中对贤惠男主角的塑造方面影响着女主选择二胎，对于二胎有时候不光取决于经济、健康、心情、周边环境，还取决于家庭组合以及老公的人品。”婆媳基于不同时代对于女性观念的不同，丈夫与妻子性别间的思想碰撞，都会影响一个家庭的二胎决策。

二、从电视剧家庭经济到GDP

计划生育至今的中国逐渐出现人口老龄化，但养老政策还不健全造成了新的社会和家庭压力，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就是一个家庭负责两个家庭的养老，在此基础上二孩的加入毫无疑问更是艰难，不管是经济还是是劳动力方面都会增加新的负担，还有前面提到的女性回归家庭更是加重了丈夫的经济压力，并且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家庭的影响也是不一的。对于农村经济落后的地区来说 二孩的到来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其部分思想的封建导致此类家庭多鼓励生育，《二胎时代》剧中的城市家庭所描写的，作为丈夫的人设是从普通职员到了公司高管，但期间其家庭还是会因为孩子的用品购置和买房而导致家庭矛盾，这是剧中体现的小社会缩影家庭经济受二胎的影响。而从宏观上来看的话，我国当今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步增高，而人口年龄结构跟不上社会劳动力的需求，二胎人口数量的增加从长远来看能够改变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并且也能缓解劳动力的供给问题，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和长远计划。

从房地产方面看待二胎政策，还是围绕剧中的家庭因买房而导致的家庭纠纷，房是一个家庭人员扩展后的必需品，但是房价却总是不能顺应民意，居高不下的房价和越来越多的楼盘现如今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原本只在一线城市卖不出房的现象如北京的房价的让多少北漂人做梦都不敢多想，而后逐渐在二三线城市也开始发生此现象，二胎的未来人数增加能有利于楼盘的售出数额增高，逐渐缓解房地产方面带来的经济危机。电视剧中的家庭经济纠纷和买房决策都用影像的传达，来描绘了百姓对二胎政策的接受力和用小缩影的方式来表达了大数据会有相应改变，虽然对有的家庭会造成不小的家庭经济负担，但是从要不断的改变的人口构造来适应的不同的社会发展期才会能有所进步。

电视剧是民众的茶饭后谈资，渗透其中的社会热点与国情国策也会影响民众的现实观点，这就是实时题材电视剧的特殊艺术表现形式。二胎题材电视剧既能达到从中宣传政策又能反应普通家庭的思想变动和对此的选择行动，从小家庭反思社会大家庭多方面的变化和利弊。

参考文献：

[1]德庆贡布.以经济学角度观“二胎政策”[J].智富时代，2016.5.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5

关键词：全面二胎 人口红利 老龄化 性别比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

从1957年开始，我国对节育态度开始明朗化。《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要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

人口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明确了人口过快增长与中国资金积累及工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指出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控制人口增长刻不容缓。并提出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提倡节制生育。时期左倾思想泛滥，大力推进工业和农业发展以致劳动力需求大增；同时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了发展危机。在1958年至1961年间，“计划生育”几乎中断。

（二）计划生育一胎政策

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计生工作自此正式进入全面普及阶段。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通过，标志着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被纳入法制轨道。2000年，我国出台“双独”政策。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2015年，为应对老龄化现象，我国政府启动全面二胎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二、全面二胎政策的提出背景

（一）人口红利消失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人口红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为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目前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局面，同时劳动力价格逐渐增长，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以及产品出口，减缓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人口老龄化

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也是促使我国政府采取全面二胎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一胎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日益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从2000年到2014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已经达到10%，老年人口比例升高增加了社会的养老负担。“根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12.1%，2030年将达到大约16%，2040年为22.3%，到2050年将达到23.6%，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会增加家庭抚养负担，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不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

（三）男女性别失衡

由于我国自古以来的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一胎政策实施后，多数家庭选择性生育，刻意选择性别。特别是自从我国部分地区实行一胎半政策以后，第一胎为女孩的家庭会继续申请二胎，更加剧了性别失调。

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与正常值104―107有较大的偏差。性别失衡会影响家庭关系与社会稳定，甚至影响生育计划政策的实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有利于推进性别比趋向平衡，维持社会稳定并促进社会发展。

三、全面放开二胎的意义

（一）延长人口红利

由于年轻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因此全面放开二孩，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与政策不变相比，203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政策不变多出4600万人，2040年多出9100万人，2050年多出1.09亿人。若维持生育政策不变， 从2036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降至8亿人以下，但在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的条件下，劳动年龄人口在2048年才下降至8亿人以下，生育政策的放开使其推迟了12年。”

（二）减缓人口老龄化

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人口结构问题日益凸显，人口老龄化问题加重。全面放开二孩有利于有效减缓人口老龄化。“根据预测，202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6. 6%，比维持政策不变低1个百分点；203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升至23.6%，比政策不变低1.6个百分点；2040年，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至27.3%，比政策不变低2.8个百分点；2050年，两种方案下人口老龄化的差异进一步拉大，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为29.9%，比政策不变低4.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可以有效延缓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三）拉动相关产业发展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将会对相关产业如食品、玩具、母婴医疗等等产生直接影响。同时政策的实施在未来将改变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间接对房地产等行业产生影响。根据目前的儿童抚养成本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会带来大约每年1200亿―1600亿的消费红利。

四、全面放开二孩的弊端

（一）加剧资源短缺现状

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量小。全面放开二孩，人口将面临加速增长，人口基数进一步增大，资源短缺加剧，特别是将会导致粮食短缺加剧。除此之外，资源短缺问题不只体现在自然资源方面，也包括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人文资源。由于中国医疗教育、公共设施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加剧这些资源区域不平衡的现象。

（二）影响女性就业

女性就业歧视一直存在，生育是其主要原因。而二孩的生育将进一步影响女性的就职率，并同时产生更多的就业问题。除此之外，一些女性就职率较高的单位，比如学校，全面放开二孩会影响其正常的工作活动。女性扎堆生二胎，申请生育的女教师明显增多，再加上福利制度的日益完善，产假延长，导致单位排班困难，教师紧缺，直接影响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增大性别比

中国人固有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家族思想。对于有一个女孩的家庭来说，二孩放开，无疑是给了他们得子的机会。而在医学水平发达的今天，生育的性别选择很容易做到。而这不仅不能改变我国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反而会加大性别比例差距。

（四）增大家庭压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物价指数逐步攀升，再加上社会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公共资源的稀缺，孩子的生育养育成本增加。而一些社会调查显示，极少的富人和一些收入水平低的穷人，生育欲望最为强烈。对于那些穷人来说，生二胎只会进一步降低其家庭生活水平，且孩子的教育水平不能得到保证。

五、结束语

针对二孩政策带来的种种弊端，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全面二胎政策，加快相应工作的进展和配套设施的完善。第一，增加资金投入，加快医疗卫生与教育资源的发展与合理分配。第二，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并提高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水平。第三，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

从长期看，我国老龄化社会的趋势不会改变，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不能阻止老龄化的大趋势，但是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老龄化社会的进程。人口学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面二孩”每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在300万―800万之间，估计中值为500万，生育高峰可能在2017年出现。

虽然暂时我们还不能清晰地判断全面放开二孩对人口结构产生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相当一部分中国家庭的家庭结构将发生改变，人们将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老龄化和人口的关系，从而形成更加理性成熟的生育观念，这种观念也必将进一步影响人口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这也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利好。

综上所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一项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极大积极意义的举措。但在实施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对于全面放开二孩对于经济发展的利弊进行了阐述，针对其中的问题，本文也提出了建议。总之，全面放开二孩对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来说，终归是一个完善社会人口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策，是一项需长期坚持并逐步发展完善的政策。

参考文献：

[1] 施峰. 人口老龄化：中国和平发展必须应对的挑战[J]. 经济研究参考，2004（75）：2- 22.

[2] 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 人口研究，2014（2）：3- 17.

[3] 汪妍. 二胎政策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J]. 青年与社会，2014（1）：202- 204.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6

一、引言――政策的出台及问题的提出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备受社会关注的“单独二胎”终于正式走上政策层面。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也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中国“单独二胎”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独生子女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导向和趋势，是中国生育政策的转折点。

作为一项影响13亿人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政府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一直持有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历经十年酝酿，无数次专家调研、讨论和测算，“单独二胎”政策才得以出台。那么，“单独二胎”政策何以出台？其中，“单独二胎”政策议程是如何构建的？推动“单独二胎”进入政策议程的关键力量有哪些？笔者拟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切入，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二、多源流模型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多源流理论最早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翰?W?金登在1995年提出来的，该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问题的议程受到决策者的注意，在议事日程上出现，而另一些则被忽略了。多源流理论认为，在政策系统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所谓问题源流，指的是问题如何被确认与界定，焦点事件、系统性的指标、对现有项目运行的反馈等都有可能引起政府对某一个问题的关注。政策源流是专家提出政策方案和政策主张的过程。政治源流主要包括国民情绪的变化、民意的反常、选举结果、政府或国会的变动、利益集团的压力运动等。这三条源流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它们的发生、发展和运作都不依赖于其他的源流。但在某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三大源流就耦合到了一起，问题就会被提上政策议程，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就是所谓的“政策之窗”。“政策之窗”只会短暂开启，稍纵即逝，需要“政策企业家”在政策之窗打开之时成功地将彼此独立流淌的三大源流结合起来，那么该问题上升到政策议程的概率会增加。这就是金登教授所描述的“多源流模型”，是当代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广泛的理论工具。[1]

在中国，政策过程逐渐成为一种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层理论。[2]多源流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工具，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解释力究竟如何呢？多源流模型的运用前提是具备一定开放性和多样性的政治系统，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升，特别是新媒体的普及极大地活跃了公众政策参与，使得当下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不再纯粹是“精英主导”模式，政策过程已呈现出相当的开放性，这使得以多源流模型为理论基础剖析中国政策过程具有一定的基础。近年来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多源流模型总体上在中国具备适用性，其关键的区别无非在于识别和控制上述理论模型与中国政治体制规则不一致的因素，以提高理论模型对特定政策经验的解释能力。[3]多源流模型具备方法论的动态性和系统性之特点，其优势在于更全面和历史地看待议程设置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后果。[3]（130）因此，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模型，分析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举措，试图按照多源流理论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分别进行归类梳理，对政策之窗的开启及三源流的耦合进行分析，试图解释“单独二胎”出台的政策过程，并检验多源流理论在分析中国政策过程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三、“单独二胎”政策过程的多源流模型分析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政策诉求很多，但是最终进入决策过程的是“单独二胎”，这既取决于客观事实的性质或严重程度，也取决于公共权力主体确认问题的标准和程序。“单独二胎”能够进入决策过程，依据多源流理论的解释，它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者耦合及政策之窗开启的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一）“单独二胎”政策过程的问题源流

问题源流是人们在政策活动中对客观存在的、已经被觉察到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辨认与理解的过程。社会公共问题不会天然地成为政策议题，重要指标、重大突发事件或现有政策的反馈等有助于将一些状况选择性地被界定为问题。在“单独二胎”政策出台这一案例中，问题源流主要源于严格控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全方面的负面效应以及人口形势的变化，主要是由存在问题、重要指标以及焦点事件构成。

1.存在问题及数据指标

第一，老龄化问题凸显。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水平同时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到2000年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8838万人，占总人口的7.0%，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8.87%，同时老年人抚养系数也已经提高到11.9%，[4]据联合国2010年估计和预测的数据，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6%，2030年将提高到18.7%，2040年是26.8%，2050年则高达30.8%。[5]中国老龄化问题凸显及较快的发展速度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强烈影响，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及养老保障体制带来沉重的负担和严峻的挑战。

第二，劳动力资源萎缩。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在15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较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标志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新趋势的开端，并且这一趋势在今后二十年中还将加速推进。预测表明，18-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30年9.1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3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4.7亿；2030年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9亿，[6]如此之快的下降将造成劳力严重短缺，影响经济的发展。

第三，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根据自然规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应该在103-107之间。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数据显示，1981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8.5，1986年上升为110.9，1989年达到111.3%，1995、2000、2002年更分别高达115.6、116.9、119.9。[7]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总人口性别比为118.06。[8]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是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空间狭小与人们生育上强烈男性偏好双重挤压的结果。

第四，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存在潜在风险。根据中国的生命表和生育年龄分布，母亲在40至65岁之间孩子夭亡的概率是1/100左右，这样二胎家庭孩子都夭亡的概率就只有万分之一。相对于二胎家庭，“一胎化”把这个比例提高了一百倍，达到1/100左右。[9]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成为中国家庭结构的主流，客观上加大了其潜在风险。有学者估计，目前中国的“失独”家庭已逾百万，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安。

2.焦点事件

问题通常并不是因这些指标而自明的，它们需要一些推动力来引起政府内部及其周围人们的关注，这些推动力就是由焦点事件所提供的。焦点事件可以强化对某一问题的某种预先存在的知觉，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已经“被人们忘到脑勺后边去了”的问题上。同时，焦点事件可以与其他的类似事件配合起来影响政策问题的界定。某类焦点事件数次紧挨着一起发生则可能会使人们意识到某一普遍问题的存在。[10]严格控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饱受诟病，近年来，相关焦点事件一直层出不穷，如2010年“法学教授杨支柱二胎抗争之路”、2012年“陕西镇坪强制流产事件”、“《一个计生委主任的失独之痛》的报道”以及2013年“张艺谋超生门事件”都暴露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中基层政策执行者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社会抚养费去向成谜，以及选择性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权问题。

（二）“单独二胎”出台过程中的政策源流：政策建议如何漂进与漂出

当问题被识别并得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关注时，围绕这个问题的解决就会产生许多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就形成了政策源流。从人员的构成情况看，单独二胎的政策共同体的构成人员主要是学者，相关的政策建议最早也是由学者发起的。从时间上看，关于“单独二胎”的政策建议早在2004年就被提出，却到2014年才进入政策议程，十年的时间里政策建议在政策制定系统中历经了漂进与漂出的过程。

1.“单独二胎”的政策方案的提出

2004年4月，18位人口专家历时两年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上书国家计生委。建议先放开“单独二胎”，然后再逐渐过渡到“全面二胎”。这是首次提出单独二胎的政策建议，关于政策方案形成的建议如田雪原的“三种‘着陆’方案”、[11]陈友华的分“四步走”、[12]曾毅的“二胎软着陆”、[13]桂世勋的“双轨制”、[14]翟振武的“三步走”等。[15]虽然不同政策领域的政策共同体在人员构成与分布上表现出差异性，但政策共同体中的成员都会围绕政策问题提出主张，希望自己的政策建议能得到重视。

2.政策方案的选择历程

卫计委启动调整生育的政策始于2009年，人口专家和学者（王丰、顾宝昌、翟振武等）、法学专家（湛中乐等）、经济学家（梁建章、茅于轼、许小年等）、政协委员（叶廷芳、李崴、王名、刘大钧等）、人大代表（贺优琳、陈佳贵等）不断通过上书国家计生委、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政治局常委，在“两会”提交议案等方式来呼吁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在政策企业家的持续努力下，2009年卫计委启动调整生育的政策，并在2010年初的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获得了突破，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征求意见稿）》提到要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这一方案曾得到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在2010年底经过修改微调后曾提交国务院。但之后一直没有进展，“单独二胎”漂出了决策者的视野。2011年“单独二胎”政策的酝酿接近成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工作会议通过新的“单独二胎”方案并上报国务院，然而政府内外都出现了反对放宽人口政策的声音，如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等人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更为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政府机构中的反对者担心生育政策放宽会导致人口突然增加，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单独二胎”政策还遭到了几个省份省委书记的反对。反对声音一度占上风，加上之后计生系统重要人事的连续变更，以及2012年十八大召开和随后的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众多因素，致使“单独二胎”政策被搁置下来，[16] “单独二胎”又一次漂出。2012年众多学者再次施压，但由于某些政府部门和学界一部分人的反对，生育政策的完善再次停滞不前。2013年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再次提议分省放开二胎，并最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迎来了“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

3.政策方案的选择标准

政策方案的选择历程呈现出“思想在政策源流中四处漂浮的画面”，[10]（164）思想并不是简单的漂浮，政策思想幸存的标准――技术可行性、价值可接受性、可承受的费用、预期的公众默认以及在决策者中被接受的合理机会等标准极为相似，“如果一项政策建议一开始不能满足这其中一个或更多个检验标准的话，那么它可能需要重新拟定或者与别的东西结合起来，然后再漂浮。一项幸存下来的政策建议通常都可以满足这些标准”。[10]（165）在“单独二胎”的政策过程中，技术可行性和价值判断的共识是政策出台的衡量标准。技术可行性建立在对政策方案慎重的调研和科学的测算上，包括对生育成本、生育意愿、生育率、人口总量和结构、人口变动趋势、以及政策试点结果的判断和测算。但是仅在技术上具备可行性是不够的，隐藏在技术可行性背后对政策出台起着关键因素的是价值的可接受性。价值判断的共识表现在生育政策的适当与适度，不能长期从宏观人口控制出发就决定微观生育政策的选择，要考虑到对家庭发展的长久影响；其次是对人的权利与尊严的保护，允许人们在生育上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再次是社会公平，生育政策不能在生育权利上制造不公平。

（三）政治源流：政治环境有何变化

政治源流是政策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诸如公众情绪、压力集团间的竞争、选举结果、政党或者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10]（184）“单独二胎”政策议程的政治源流主要由国民情绪和管理权限划分构成。

1.国民情绪

金登教授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有大批的民众正沿着某些共同的路线思考，这种国民情绪以明显的方式经常发生变化，而且国民情绪的这些变化对政策议程和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10]（186）国民情绪可以被视作一种较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通常是以公众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强大的公众舆论会对政府公共决策外部形成强大的压力群体，迫使政府不断地关注舆论和民情，寻找解决问题的新路径。事实上，关于中国的生育政策是否应该松动一直是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话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适度放开二胎政策是很多民众的呼声。

2011年3月8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数据显示，“二胎放开”排在两会话题热榜第二位，纪宝成“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刻不容缓”成为两会代表话题热榜的第一名。2013年1月15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侠在工作会议上“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的言论”引发的公众关注度也逼近“爆表”，统计显示，21万网友参与讨论和超过2.5万条网友评论。2013年8月媒体“单独二胎”政策有望近期重启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而10月底，“卫计委否认全面放开单独二胎”的消息再次推动相关舆情热度快速升温。“单独二胎”相关话题一直是媒体和公众比较关注的热点话题。

2.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我国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党的意识形态对公共政策影响是关键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无论是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都力图通过建立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使得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这种执政理念必然要求在今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更重视社会公平、重视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和遵循法治原则。过去数年间，社会各界一直在呼吁中央政府反思调整这项政策，而中央政府俯听民情，在政策表述上已经有了明显改变，预示未来政策的调整方向。“单独二胎”的出台，并不是政府向群众“想多生孩子”的意愿妥协，而是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采取的政策措施，反映了我国在调整人口结构上的努力和与时俱进。

3.管理权限的变更：政策调整的主导职能的归属调整

2013年3月，国务院进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成立国家卫计委。新华社授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有“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表述。在国务院办公厅的国家卫计委“三定”方案中，明确“负责完善生育政策”属于卫计委的重要职能之一。中国人口学者何亚福表示：“在部门重组之后，计划生育部门的权力会被削弱。它将不再有制定政策的能力，在中国人口战略上的发言权也会降低”。 [17]传递出的信息透露出政府进行计划生育调整的信号和契机。

（四）三源流耦合的实现

从以上分析来看，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三流并不会自动实现汇合，汇合的实现还需要适当的时机和政策行动者的推动。

1.政策窗口的开启：十八届三中全会

金登认为在关键的时间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汇合在一起，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样的关键时间点就是政策之窗。政策之窗之所以开启是因为紧迫的问题或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于是就有了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的区别。[18]通常来说，问题之窗不可预测，例如地震等突发事件等；政治之窗大部分可以预测，例如年度预算安排、常规例会等。我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政治之窗的开启实现了“单独二胎”政策议程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汇合。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这35年的改革历程中，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是构建改革框架，做出全面部署的会议，为“单独二胎”的出台提供了契合点。

2.政策企业家与三流耦合

在多源流模型中，三源流的耦合对于政策议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这三种因素中缺少一种，即如果得不到一个解决办法，不能够发现问题或问题不太紧迫，或者缺少来自政治源流的支持，那么该主题在决策议程中的位置就会转瞬即逝。尽管政策之窗可以短暂地敞开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没有很快实现这种结合的话，那么政策之窗就会关闭。”[10]（230）金登教授认为，问题、政策与政治三大源流独立流淌，它们的结合还少不了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时的登场与软化作用。在“单独二胎”政策出台的过程中，政策企业家通过相关焦点事件唤起公众与媒体舆论的响应，引导媒体和舆论以创造出一种支持和呼吁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政治环境，提升“单独二胎”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同时，软化强大利益集团的阻力和潜在的反对强度，促使决策高层对问题的感知，然后使得核心决策者在问题感知与政策行动之间构建其联系。翟振武教授接受《?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呼吁“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候已到”。[19]著名人口经济学专家田雪原参加中国网的面对面访谈节目。在张艺谋“超生门”事件中，人口学者，如黄文政和梁建章撰文《张艺谋应拒交社会抚养费》，呼吁张艺谋拒绝缴纳罚款，引发人们对社会抚养费是否合理的思考，并抨击计划生育部门为了部门利益拖延放开生育的时间，需要道歉的是把部门私利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计划生育机构。

四、结语和讨论

综合上述分析，“单独二胎”政策议程过程基本符合多源流模型的轨迹，是三源流在政策之窗前耦合的结果，其中社会背景因素（三大源流变化）、行动者因素（政策企业家的软化行动）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在该案例中均得到验证，与多源流模型的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同时，多源流模型也为以往“单独二胎”未进入决策议程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当时的政治源流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十八大及三中全会以前没有因素引发政治源流的变化和政策窗口的打开，即使政策企业家采取过相关的软化行动，依然没有实现源流的汇合并推动“单独二胎”进入政策议程。十八大以后，问题、政策与政治三大源流相比之前发展得更为成熟，政策企业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提供的政策方案的测算和可行性验证更为精准和成熟，促使核心决策者的转变，实现了政策企业家与核心决策者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取向上的有效链接。核心决策者的权威又加快了原来计划平行流动的三大源流的汇合，决策议程得以设立。可见，本案例的发展与多源流模型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尽管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存在很多差异，但多源流模型在中国同样具备适用性，因为一种政体或一个国家中不可能只有一种议程设置模式，每一种政体下的议程设置方式都是多样化的。[20]中国不断进步的民主化进程使得议程设置过程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开放性，吻合了多源流模型的理论前提。但是，中西方政治体制的不同对政策议程设置依然有较大影响，作为舶来品的多源流理论无法回避中国情境与本土化问题。

（一）源流的独立性问题

多源流理论认为，在政策过程中，三条源流是彼此分离的，每条源流都遵循自身的规律，其发展变化也与其他源流相独立，在出现耦合前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交叉和结合。本文认为，在“单独二胎”政策议程过程中，三源流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任何一个源流的改变都将会导致或促使其他源流发生改变，耦合过程的偶然性大大降低，整个过程的目的性和战略性更强。一方面可以从源流的缘起发现，政治源流的发展变化（包括国民情绪变化和管理权限调整）均与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问题源流发展息息相关，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问题的恶劣性让政策企业家感到忧心并进行政策调整方案，促使政府部门尤其是核心决策者感受到政治紧迫性，也促成了管理权限的调整。源流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也削弱了不同源流的独立性。同时，这也凸显三大源流呈现出一定的先后顺序，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多源流理论在我国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保持足够的独立性，这也是多源流理论在中国的情境化表现。

（二）源流的重要性问题

与西方政党选举制度不同，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稳定性较高，竞选利益不是首要考虑，不需要过度逢迎选民的意愿，而可以从长远发展的高度做出政治选择。这就使得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中的国民情绪的影响有限，它们取决于执政党对问题源流的判断，执政党往往会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和长期执政的优势，用足够的时间和投入去引导和改变这种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问题源流的重要性及国民情绪在政治源流中的影响。其次，执政党处于长期执政地位，对政策连贯性的要求相对较高，不能出现西方选举政治下新党派执政后完全转变政策风向的现象，新政策需要与原有政策有一定的相容性，政策路径依赖和渐进式调整的特点十分明显。这就使得政策源流之于政治源流处于天生弱势地位。无论政策源流中的方案多么完美，它都是处于“被选择”的地位，而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对政府决策具有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在影响政策议程的所有变量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三）政策企业家身份的双重性问题

我国的政治体制下部分政策企业家具有双重性身份特点，部分政策企业家既是学者又是“两会代表”，拥有提交议案的权利，他们能够同时活跃于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之中，其在不同源流中的活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协调和整合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的政策企业家有着质的区别。这种政治制度的安排有助于政策企业家从政府中打开政策议程的“政治之窗”，为政策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机会。尽管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因素在本案例中没有产生关键性影响，但并不能否认这一因素的可能性影响，因为政策企业家最早就是利用这一机会进行软化活动的。这是多源流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本土化特点。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7

特别保障措施是只针对一个国家出口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属于保障措施的“特例”,最早起源于1942年美国的《罗斯福议案》中的免责条款,1943年美国与墨西哥签定的《互惠贸易协定》第一次对特别保障措施进行了法律界定[1]。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开始依据《中美正常贸易关系法案》(2000)中的“421”条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16条规定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对中国实施特别保障措施。由于它是目前WTO框架内唯一允许存在的歧视性措施且专门针对中国,因而被称为“中国特保”。在“中国特保”的影响下,21世纪初美国先后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钢管、手套等商品的进口发起过特保调查。美国青睐“中国特保”,是因为它与反倾销、反补贴、经济制裁等措施相比有其自身特殊性[2]。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中国特保”使实施方受到的政策限制较少,实施更为便利。20世纪末,为了与美国达成入世协议,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16条中同意WTO成员方可以对中国采取特别保障措施(杨仕辉,2006)。由于这一协议,特保措施开始作为WTO的例外条款存在,实施方可以不受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任意对中国实施特保。同时,从美国政府决策实施特保的过程看,特保也比其他贸易救济措施的决策更为便利。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具体的对外政策制定既可以由以总统为代表的美国行政当局命令实施,也可以由国会通过议案实施。但是,21世纪初美国国会热衷于与总统争夺对外政策主导权的事实,使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或实施常需要较长时间[3]。而在特保政策制定中,美国总统可以不受美国国会的影响直接命令实施,决策过程较为便利。

2.“中国特保”更易达到实施方的政策目标。首先,特保措施是针对一国特定行业的特定产品实施的限制性措施。它不针对目标方的所有商品实施出口限制,也不会对与贸易争端无关的第三方实施“连锁限制”,且其要实现的主要是经济目标,而不会涉及复杂的政治因素。其次,一旦发起方对目标方的特保政策付诸实施,其他国家或地区有权在不经过与目标方磋商的情况下,发起对目标方的同类特保。如美国对中国提出轮胎特保调查后,印度也在2009年5月18日对中国客车轮胎发起特保调查。因此,从理论上讲,更多国家或地区参与实施对目标方的特保,使其相比其他限制性经济措施更易成功。

3.“中国特保”持续时间较短,实施方遭受的消极影响相对较小。特保措施多数是因为实施方国内市场受到目标国产品出口的影响或威胁实施的一种临时限制措施,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与之不同,其他限制性经济行为则持续时间较长,如美国的经济制裁,成功案例平均持续2.9年,失败案例平均持续6.9年,耗时最长的达21.4年(Huf-bauer,1999)。不仅如此,“中国特保”的实施门槛较低,只要实施方能确定目标方出口对其国内市场造成“市场扰乱”,就可以实施特保,同时,实施方又不需要像其他限制性经济行为那样担心目标方上诉WTO争端解决机制,不用担心WTO主导的全球贸易报复和对目标方的贸易补偿,也不需要像出口补贴那样增加政府预算,更不会涉及双边政治谈判,因此。从这些因素分析,特保实施方承担的政治与经济成本相比其他限制性措施要低得多。

二、美国实施“中国特保”的原因分析

1.美国对中国实施轮胎特保与近年来中美轮胎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间接有关。自改革开放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对中国的FDI日益增多,美国十大轮胎生产商中有九家在中国投资建厂。随着FDI的增加,在包括轮胎业在内的许多行业,都出现了“外资引致美中贸易逆差”的现象[4]。而FDI带来的对华产业转移也使美国国内开始抱怨中美贸易顺差中的利益分配不均。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中美贸易顺差扩大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已作了初步研究,如Griswold等就提出中美贸易顺差的最大得益者是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而更多中国学者则认为中国从对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实际收益只是全球生产网络中加工生产工序的低附加收益,其核心收益则被外资在华直接投资企业获得[5]。从中美贸易的整体情况看,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从美国政府的视角及中美轮胎行业内贸易的实际看,美方从中美轮胎贸易中的实际获益偏少是其发起对华轮胎特保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中国国内轮胎业竞争激烈使美国在华企业实际获益相对偏低。目前,由于以法国的米其林、日本的普利斯通和美国的固特异为首的外资轮胎企业对中国的FDI日益增多,使中国的轮胎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实际收益不断降低。尤其是在附加值较高的轻卡与轿车轮胎领域,美国在华轮胎企业的生产、出口和实际获益相比其他外资企业和中国本土企业并不占绝对优势,因此,一旦美国对中国实施特保,将使外资企业生产环节外移,国内企业贴牌生产减少,而且由于中国本土企业普遍生产实力与研发能力较弱,难以迅速通过产业外移或扩大内需,降低对美轮胎出口减少的损失,因而这一措施将最终保护和增加美国企业的全球利益,使中国企业实际受损。

2.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自2009年开始,美国政府的执政党从共和党转变为,而长期以来,在美国最支持的利益集团就是其国内工会组织,也成为美国工会的“代言人”,为美国劳工的工作条件、安全保障和工资水平提供支持。美中轮胎特保案最初就是起源于美国的钢铁工人联合会,该组织是美国最强大的工会之一,钢铁、橡胶、伐木、能源等行业的工人都是其成员,而其凝聚利益集团内部力量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为这些行业的工人谋求更多岗位和更高工资。2009年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杰勒德明确提出,2004—2009年美国共有5家轮胎企业倒闭,8100名工人失业。而该集团也将轮胎行业的失业恶化归因于中国对美轮胎的长期贸易顺差,开始采取手段游说美国政府实施能够弥补集团成员利益的经济政策。而以奥巴马为首的政府为了继续获得美国工会利益集团的支持,也就顺理成章地做出对中国的轮胎特保决策。

3.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2007年3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在次贷危机影响下,世界经济气候指数、美国经济咨商局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及欧元区经济信心指数都降到了历史新低,国际资本市场也随之出现流动性不足与信贷条件紧缩。而与轮胎行业密切相关的美国汽车业也陷入危机:一方面银行信贷能力的下降直接限制了人们的汽车消费能力;另一方面金融危机造成的企业利润下降,使美国汽车企业的投资与生产规模大幅减少,失业人数大幅增加,美国三大汽车生产商中的通用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一度曾陷入破产清算的边缘。

美国汽车业危机使汽车的主要零部件———轮胎的需求也大幅减少,美国轮胎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由于中国产轮胎在国际市场上素有“物美价廉”的优势,导致中国对美轮胎出口逐年快速递增,因此,“中国特保”能帮助美国轮胎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使其逐步走出金融危机“阴影”。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美国政府做出了对中国轮胎特保的决策。

三、应对“中国特保”的具体措施

针对中美轮胎特保案,中国政府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尤其是提出了希望与美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框架下进行双边磋商,以尽快解决贸易争端。然而,“中国特保”是WTO框架下合法的贸易救济措施,美国完全不担心或理会中国上诉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未来四年,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16条,对中国商品实施特保。因此,中国急需找出新的有效措施以应对日益增多的中国特保。

1.注重双边磋商,逐步合理调整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积极举证,找出美国在决策和实施特保过程中,哪些环节与其国内法及《WTO保障措施协议》抵触,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磋商过程中应注意主动调整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在“以我为主”的互利共赢战略指导下做出适当让步,利用其他行业扩大开放、减免关税等弥补美国轮胎行业损失。加强与贸易摩擦无关的第三方进行双边磋商。特保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将随“第三方”的连锁特保而扩大,一旦对中国的特保成立,中国需要加强与特保实施后进口剧增的目标国沟通,努力保持与他们正常的政治与经贸关系,争取其不要行使对“中国特保”的自动实施权。

2.强调政治游说,以利益集团制约美国政府决策。利益集团对美国特保决策的影响并不会因为特保的实施而消失,在特保措施的初始阶段、中间阶段和结束阶段的决策过程中,都将充斥着利益集团间的竞争,不同阶段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压力的汇总和均衡,直接影响美国对中国特保的决策结果。在实施对中国轮胎特保的初级阶段,美国主要受工会利益集团的影响。而特保政策主要涉及的汽车和轮胎行业的企业利益集团,并未直接支持甚至反对美国的政策。随着美国特保措施的持续,中国实施的对美国汽车业及其他行业的反倾销调查,使美国许多利益集团利益受损。而且随着时间延长,美国工会利益集团的收益将持续增加,按照经济学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其为特保持续实施愿意付出的代价将逐渐减少,而以美国汽车业为首的其他利益集团的损失将因为特保而持续增加。一旦反对特保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的游说力度大于支持特保的利益集团,则美国将很可能迅速停止中国特保。因此,当前中国应发挥政府部门(主要是商务部)、行业组织和企业的三方合作,想尽办法对美国国内反对特保的利益集团进行游说,加强对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宣传,使其作为中国利益的代言人,游说美国行政当局,使其按照中国需要中止特保。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8

关键词：贸易保护；轮胎特保案；WTO机制

一、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一）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发展历程。

自1979年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来，发生了许多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大事。分阶段看，从1979到1989年，中美两国战略合作关系良好，贸易争端主要集中在个别商品贸易领域；1990到2001年，美国出于政治需要，对华的贸易保护不仅有商品贸易领域，还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最惠国待遇等制度层面，但这些年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贸易上的自我保护能力也有所提高；从2002年至今，中美在贸易争端解决方式上，由原来的双边磋商变为利用争端解决机制。

（二）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特点。

中美经贸关系恢复正常化当年，美政府单方宣布对中国输美七大类纺织品实行限额，美对华贸易保护从此开始。其特点有：保护手段多样化，贸易争端发生频率高，贸易争端领域扩大化和显着的歧视性。

二、中美轮胎特保案

美国是我国轮胎产品出口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数据显示，我国2008年共向美出口4600万条轮胎，占出口总产量63.8％。对此，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于2009年4月20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递交议案，要求对中国轮胎进行特保调查。4月29日ITC正式启动调查，并于6月29日以中国轮胎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建议美国在现行进口关税（3.4％－4.0％）基础上，今后连续3年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分别加征55％、45％、35％的从价特别关税。

对这起“轮胎特保案”，中方认为其输美轮胎未出现连续快速增长，与美国国产轮胎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中国轮胎出口不是导致美国轮胎厂工人失业的直接原因。此案是奥巴马时代美对华首起特保案，也是奥巴马对华贸易政策的风向标，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和地区抵制中国产品。

三、美国实施轮胎特保的原因分析

特保是“特定产品过度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16条：中国产品在出口有关WTO成员国时，如果数量增加幅度过大，以致对这些成员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威胁”时，这些WTO成员可单独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特保”实施期限为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美对华实施贸易保护是出于其自身政治体制运作及经济因素的考虑，中国经济发展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也是原因之一。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发达国家一直把反倾销和特保作为其贸易保护和对付非公平竞争的主要工具。美国经济发展具有显着周期性和波动性，当其经济增长减速时，失业率会上升，此时它采取保护措施以减少进口，增加其国内的就业机会。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中美迅速攀升的贸易逆差，引起美国强烈不满。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陷入衰退，失业率的攀升对美政府形成巨大压力，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矛头直指中国产品。美国把其国内经济发展的疲软和对外贸易逆差归因于中国进行的不公平贸易，并以保护国内市场为由实施贸易保护措施迫使贸易伙伴改变贸易方式。“轮胎特保案”，就是要求对中国出口的轮胎进行特保措施调查的结果。

（二）美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是其对华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原因。

中美在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上差异很大，双边政治关系波动大，冲突时有出现。美国常利用双边贸易关系对华实施贸易保护，实现其政治目的。在“轮胎特保案”中，美政府不顾轮胎进口商、销售商及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仍实施特保措施，迎合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需求。

此外，中国加入WTO虽加快了与世界接轨的步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也为美国部分利益集团发动对华贸易争端提供了便利，当时签署的附加条款就为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提供了机会。

（三）我国轮胎产能较差、出口结构不合理，部分轮胎产品技术含量低。

这起“轮胎特保案”中，美国对从我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加收高额特别关税，主要依据是我国出口的绝大部分轮胎存在低成本和低价格倾销问题。埃及、墨西哥，印度为此也曾对我国出口的轮胎发起过反倾销调查。

此外，我国商品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盟、美、日等国家和地区。“轮胎特保案”中，出口美国的轮胎占企业销售总额的比例极大。2008年，中国轮胎对美出口就达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大额出口引起美国的关注而引发贸易保护。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增加了我国防范对外贸易风险的难度，一旦出口受阻，国内生产企业和相关企业就会受到严重打击。

（四）长期以来，我国对美贸易冲突回击力度不够。

我国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也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者，却很少实施反击措施。在中美经贸交往中，美国几乎年年都要制造多起对华贸易争端，我国只在1983年实施过一次贸易报复。从“轮胎特保”到对中国钢铁产品的3项“双反”调查，再到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的措施，充分说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不断高涨。

四、轮胎特保措施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影响

（一）对轮胎制造业的影响。

美国对我国出口的轮胎实施特保后，其出口销量急剧下降，影响到企业的开工率、利润及就业水平。全球金融危机已使国内外汽车产销量及全球轮胎进口需求减少，造成国内轮胎市场产能相对过剩。“轮胎特保”措施则成为金融危机下美对华轮胎制造业的新一轮冲击。从2008年开始，如俄罗斯的许多轮胎生产商已把投资重点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特保措施”的实施不仅减少了中国轮胎的出口，还加快了轮胎业的国际转移。

（二）对上游合成橡胶行业的影响。

合成橡胶是轮胎用胶的一种，特保措施会对合成橡胶生产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此外，合成橡胶需要大量进口，2008年美国出口中国合成橡胶的份额为14.45％，列第二。“轮胎特保案”通过后，会对出于上游产业链的橡胶、炭黑、焦油等产业造成不同程度的产品积压和销售困难，波及上游合成橡胶的进口来源，包括特保措施的发起方美国。

（三）轮胎特保措施容易引起国际贸易摩擦的连锁反应。

奥巴马政府实施的特保措施具有“风向标”作用，会鼓舞其他国家和产业对华实施相应措施。“轮胎特保案”的关键不在于征税高低，美国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对世界其他国有引导作用。根据WTO规则，相关国家可直接援引美国特保措施对中国轮胎实施制裁，或以涉案轮胎产品可能发生“重大贸易转移”为由，预先对于中国轮胎产品设限。美对华实施特保措施后，中国轮胎业出口已在阿根廷遇阻，阿拟对中国的小汽车用轮胎征收反倾销税。

（四）轮胎特保措施将引起国内市场的激烈争夺和轮胎工人的失业。

美政府对中国输美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使大多轮胎企业无法再向美出口。部分从美国市场退出的轮胎转移到国内市场，形成产能过剩局面，短期内轮胎供给的大增还会引发轮胎价格恶性竞争，给国内市场造成巨大压力，进而影响整个轮胎行业健康发展。特保措施的实施，还会影响轮胎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的就业状况。

五、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一）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坚决抵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坚决抵制美国滥用特保措施和贸易保护主义。深入研究美国与WTO总协议中有关规定，尤其是与目前WTO争端解决较多的协议相关立法，找出美国违反WTO规则的行为。发生贸易争端时，应与美国展开磋商，争取把危害降到最低。若不能取得满意的结果，可就美国违反WTO规则的特保行为和措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以争取合理利益保护。此外还要针对贸易保护措施，制定相关的预警和应变方案。

（二）加快淘汰轮胎落后产能，提高轮胎技术含量，同时优化轮胎出口结构。

轮胎特保案中，美国对从我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加收高额特别关税，主要因为我国出口轮胎存在低成本、低价格问题。这反映出我国轮胎行业整体产能落后，部分轮胎产品技术含量低的事实。

因此，轮胎企业应优化出口结构，依靠技术进步，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服务，把开发生产高附加值轮胎作为主攻方向，推动出口轮胎向中高档发展，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等措施来提高出口轮胎的技术含量和品牌价值，不断培育和壮大自主品牌，增强国际竞争力，并加强行业出口管理，规范出口行为，抵制和防范企业低价竞争行为。

（三）积极回应美国特保案，适度采取理性贸易报复措施。

在长期中美经贸中，美国几乎年年都要制造多起的对华贸易争端。从轮胎特保到对中国钢铁产品连续发起3项“双反”调查，再到对中国纺织品的调查，充分说明我国应当对美国特保案做出快速回应，依照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对从美国进口的部分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适时适度采取理性贸易报复措施，回击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

六、结束语

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成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发展存在经济利益冲突和政治利益冲突，双方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和大国之间固有的隔阂促成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在美国对外贸易保护中相当突出。在出口境况严峻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必须努力寻找自己的出路，提高本企业产品竞争力，以更好地应对各种贸易争端。

[1] 陈衍佳.从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双重影响下看我国比较优势[J].商场现代化，2009(4)

薛荣久.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与WTO规则，cwto.mofcom.gov.cn，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网站，2009年lO月

吴琼.阿根廷、巴西相继发难中国轮胎出口南美再遇阻[N].上海证券报，2009-09-17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9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全面二胎；中国经济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迅速增长，到2015年人口总量已经达到13亿。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老龄化问题突出，引发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远大于收入，即抚养比下降。除此之外，从2012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呈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为了防止由于人口老龄化以及超低生育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二、二胎政策下的中国人口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

我国于1978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高出生率、高增长率的势头很快被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下滑。数据显示，201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由1971年的23.4%直线下滑到4.96%。目前，中国人口结构正处于人口老龄化过渡时期，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而且这一数据还在不断上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且呈现出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征。根据拉文斯坦的推力-拉力理论，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经济状况。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劳动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使得东部地区老龄化放缓，而中西部地区老龄化加速，并且这种态势仍在加剧。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人类本身是生产财富的主要手段，马克思人口理论认为，人口既是生产力也是消费力。随着经济与人口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不仅造成消费不足，也造成了生产要素的短缺。人口的老龄化还使劳动力的供给格局发生变化，不但造成劳动力资源短缺，还引发劳动力老化等问题。老龄化的队伍缺乏创新精神，阻碍大众创新的发展，从而使创新与进步缓慢。老龄人口的增多限制了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使得经济增长缺乏持久动力。此外，老龄人口的增加加重了政府的养老负担，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低生育陷阱”

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的生育水平开始下降，在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也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1971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4，2014年总和生育率下降为1.55。根据人口学规律，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达到2.1，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才会达到合理的更替水平，既不会出现人口的快速增长，又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低生育率带来的首先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使得劳动力价格上升，直接造成外资转向更加便宜的劳动力市场。其次是加剧了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的数量超过青年人数，这对养老所需的人力和财力都是个不小的挑战。有学者预测，2030年以后，我国供养一位老人将需要两个劳动力。劳动力同样也是消费的主要人群，拉动内需的主力军，所以生育率低使得我国经济前进动力不足。中国过低的生育水平将在不久的将来达到15亿的人口峰值后进入负增长状态，人口结构将呈现“倒三角”型。

（三）家庭结构

计划生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结构，缩小了家庭规模。1982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43人，2010年则缩减至3.1人。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家庭呈现“421”的结构，家庭的基本功能（生育、养老）弱化，年轻人婚后将面对双方父母四个人的养老负担以及来自住房、工作等方面的压力。

三、二胎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短期内拉动内需

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与出口拉动，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出口、投资出现下滑，必须转向内需拉动。而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短期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当前的育龄妇女大多数是“80后”和“90后”，她们当中的大多数属于工薪阶层，面对未来抚养孩子所需的巨大支出，大多选择只生一胎，二胎政策的执行率可能只有8%。但单独二胎、全面二胎实施以来，“70后”的大多数以及部分“80后”“90后”每年能带来将近100万的人口，将会带动相关产业与服务的需求。全面二胎政策对我国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在于中长期对于老龄化的缓冲。二胎时代的到来将改变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使老龄化速度得到有效减缓。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到，人口增长同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保持平衡，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所以未来我国人口在中长期内应保持一定增势。

（二）中长期为房地产创造需求，延缓老龄化，保持人口红利

首先，房地产业将会在中长期受到二胎政策的影响。二胎政策为住房创造了一定需求，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人们更倾向于置换或租住更大的房子，并且人们依旧会热衷于对二胎教育有利的学区房，可以说二胎政策将是未来房地产发展的人口红利。有数据显示，全面放开二胎后，在2050年，20～40岁的人口比例将比不放开二胎增加4%，增加的人口将达到1.28亿，这将直接使房地产从中受益。住房需求的增多缓解了楼市泡沫，使房价趋于稳定与软着陆。其次，从中长期来看，二胎政策有利于缓和养老保险收支压力。由于老龄化严重，我国养老保险已经跟不上老龄化的增长速度。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超过2万亿元。随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中断社保的现象普遍，这一数字可能还在增加，老无所依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政府不仅出台了延迟退休改革方案，而且放开二胎政策同样有利于养老保险的收支趋于平衡。最后，全面二胎政策能够改善人口结构，解决人口红利消失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型，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更何谈人口红利。而二胎政策的出台正是为增加中国的适龄劳动力，稳定发展中国经济。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其优势就在于劳动力充足以及价格低廉，而现在的人口结构使得更多的外资公司甚至国内的制造企业转向劳动力更廉价的东南亚市场，这一切都在说明人口红利的消失带来的后果。而二胎政策是劳动力市场的福音，在中长期发展阶段，该政策会为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多新鲜血液，提供更多高素质人才，使人口红利继续延续。

四、结论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上身为独生子女的“80后”“90后”的生活观念不断改变，人们放弃“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传统观念，这导致二胎政策遇冷，居民生二胎的积极性不高。央视公布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3～2014》显示，有52.9%的独生子女仍然坚持“只生一个好”。所以，政府在实行二胎政策的同时，还要制定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完善上学、就业和医疗等配套政策，为家庭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以提升他们的生育愿望。人口问题关乎一个国家的命运，人口政策是国家的基本政策。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其对于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以及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而二胎政策正是为经济注入新鲜血液的有力举措，其影响将会更为深远。相比政府通过完善社保制度等措施来拉动内需，二胎政策实施起来相对简单且拉动内需能力强。综上所述，二胎政策可以有效解决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通过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来改变人口结构以及延续人口红利，从而使得经济得到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晶.基于人口红利视角下中国人口转变效应的经验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2]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3]大渊宽,森冈仁.经济人口学[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孙祁祥,朱南军.中国人口老龄化分析[J].中国金融,2015,(24):21-23.

[5]德庆贡布.以经济学角度观“二胎政策”[J].智富时代,2016,(5):112-113.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10

关键词：二胎；上海；经济发展；社会；家庭；消费；产出

为了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于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然而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国情本就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环境的容量不足，该政策反而加重了人口对经济、资源、环境的压力。但是更多学者指出该政策将解决“失独”问题，减少中国福利体系的压力；从长远来说，它增加了劳动力储备，增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竞争力，减少出现“未富先老”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等问题。

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三个方面：消费，投资，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应以消费为主（蔡P2013）。上海市老龄化极其严重，消费需求不足，即使达到需求，预计未来劳动力也无法满足生产力，最终导致生产力低下，经济衰退。如果把整个经济笼统地分割成消费和生产两方面，人口增长意味着未来有效劳动力的增加，促进了生产；同时人口增长也会使消费需求增加。消费即需求，生产即供给，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刺激着经济的增长。从长远来看，逐年递增的二胎最终会转化为劳动力，促进企业的生产，加快经济增长。

因此基于经济统计分析视角，对多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海人口与经济现状，并从家庭和社会两个角度出发，研究“二胎”政策对上海经济的影响。

一、上海的人口现状

在国际上，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近十年来，在上海地区，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直至2014年，比重已经上升至28.77%，年增长率高达6.32%，已远超欧洲部分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法国等。

注：数据来源《中经数据网》

目前，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效果良好17岁及以下占总人口数量则相对比较稳定。而18岁-59岁年龄层的人口比重则在逐年下降，至2014年从年增长0.63%减少到负增长3.23%。这说明进入市场的劳动力人口远小于退出市场的劳动力人口，将出现劳动力不足，生产力低下等问题。而且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即使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其经济水平也远没有达到可以赡养人口比重占了将近30%的老年人群体。

二、二胎时代对上海经济的影响

1.二胎政策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二胎”政策开放可以减轻失独的痛苦，也可以减少未来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但是站在经济角度上，一个家庭如果要生育“二胎”，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本文通过研究上海居民各项消费支出对总消费的影响程度，了解一个上海家庭所能负担的再抚养一个新生儿所面临的经济状况。其中消费支出分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设消费总变化率为Y，其他各项变化率分别为X1，X2，......，X7，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Y=C+aX1+bX2+cX3+dX4+eX5+fX6+gX7

通过Eviews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检验：

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R2=0.9701，说明模型有很高的拟合优度，且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都较为合理。如表1所示，食品（X1）的统计量值为7.6973，表明食品（X1）消费变化对消费总额变化率的影响是所有变量中最显著的，其边际消费额增长率为0.4513，其次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X3）、教育文化娱乐服务（X6）。交通通讯（X5）的消费变化率对消费总额变化率的影响不明显，且其边际消费额增长率仅为0.0031。

因此上海家庭的的主要消费在于食品、家用设备和文化教育。由于家用设备很少涉及孩子，故假设新增人口的消费主要用于食品和文化教育，因此当一个家庭的总消费为y，原消费额为y0，新增消费额为x1，x6，则：

y=y0+x1+x6

令y0为常数，对消费额进行二元线性回归计算后，得到新增食品和文化教育的边际消费额分别为1.3763，3.4231。分析居民是否有能力承担一个新生儿的费用，需要再引入变量居民可支配收入为z。当z-y>0时，说明居民有能力抚养一个新生儿；反之，当z-y

2.二胎政策对上海整体经济的影响

（1）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二胎”同时对社会的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在短期内，出生率上升会促进母婴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医院的妇产科也会受到不小的冲击；从长期看，二胎的成长将刺激文化教育产业的发展，同时人口增长，与生活相关的产业需求上升，促进其生产销售。

反应上海经济发展的直接指标就是上海的生产总值，其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产业指以农业为主的畜牧业、渔业、林业等；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指以服务性产业为主的运输、通信、金融、教育服务等。

因此基于上海统计年鉴，选择1978年-2014年第一产业（Q1）、第二产业（Q2）和第三产业（Q3）生产总值，与上海总人口（P）进行相关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