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的利弊十篇

二胎政策的利弊篇1

由此可见，当时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即“一胎化”政策并非最佳选择，而是在中国人口过剩、计划生育起步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急刹车”政策，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是，这项政策只考虑30年，也就是一代人是不科学的，至少应再考虑三代人，否则不可能认识到“一胎化”可能产生的社会弊端，结果可能导致30年后“一胎化”政策被否定。到头来，这种国策是难以持续的，甚至还会出现反复。

基本国策当以百年计

其实，早在1980年9月25日“独生子女政策”作为基本国策正式出台之前，笔者就在1979年冬提出，下一代要实行“双独可以生二胎”，即一百年四代人平均为“1.5胎化”的中国人口战略主张。30年过去了，实践证明笔者当年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

一项长期政策，特别是基本国策，必须考虑眼前利益和长远影响，权衡利弊，作出最佳战略选择。人口战略所涉及的计划生育应该作为百年大计来考虑。也就是说，计划生育至少要以100年为单位，以25年为一代，考虑四代人应如何实施计划生育，而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么“一胎化”，要么“两胎化”，把根本国策混同于临时对策。

“一胎化”政策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伴随着巨大的弊端。“一胎化”生育政策实际上是以“剥夺”人们自主选择生育数量的权利为代价的，其带来的另外一个弊端就是“老龄化”。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从现在起就要应该计划地实行中国计划生育的新战略“1.5胎化”。

有选择地“1.5胎化”

近期有报道称，“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开展“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2011年将首批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试行；然后，在京沪津等大城市实行；计划在“十二五规划”(2015年底前)内，实现全国全部执行“单独二胎”政策。这与笔者的人口架构理念比较接近。

我认为，中国最合理的计划生育和人口战略应该是在未来100年，即1980年至2080年，实行“有选择地1.5胎化”。即，从中国在全国范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以未来四代人为对象制订计划生育长远规划，具体做法是：

第一，凡是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选择权，而他们的下一代人生育第二胎则要受到一定限制，提倡重返生育独生子女。

第二，凡是夫妇中男方是独生子女的，原则上可以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选择权。如果只有女方是独生子女，则这对夫妇则不能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选择权。这非歧视女性，而是在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女婴。

第三，父母是独生子女的“二胎选择”并非硬性规定，而是一种选择的权利，如果放弃这种权利，便意味着这种把权利移交给了自己的下一代。这就增大了人们接受的自愿性和自主性。城市和农村应统一政策，少数民族可以例外。这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素质和中华民族多民族合一的国家特色。

二胎政策的利弊篇2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预示着，“单独两孩”的政策将全面放开。

多年的计划生育，已导致人口老龄化、用工荒等问题，让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危机。放开“单独二胎”，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既顺应了新时期群众的殷切期盼，又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不过，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将由各省（区、市）据实际情况确定。据调查，仍然有四成受访者因各种诸多原因而面对单独二胎新政的放开，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心态与选择……因此，此次单独二胎只是第一步。政策调整必然带来人口变化，须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积极跟进，做出调整和完善。同时，政府还应注意普惠政策与特惠政策的衔接与配套问题，对失独家庭的补偿和优惠纳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制度体系。

文／本刊综合

“调整生育政策和保持现行生育政策均存在利弊。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人口的首要特征，通过调整生育政策适当提升生育率以改善人口结构性矛盾，只能是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上。”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在国家卫计委2013年11月17日召开的人口学界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表示。

座谈会上，近20位人口学界专家热议国家启动“单独”二胎政策（指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认为政策实施还面临诸多挑战。

数据显示，中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原新表示，“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2030年会使老龄化水平从24.1%降到23.8%，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开始增加，同时还减轻了全社会的老年抚养负担。

原新认为，“单独”二胎对于近中期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微弱作用，但对缓解远期的人口老龄化则有显著作用。

自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出生性别比问题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2004年更一度攀升至121.20（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和持续升高已持续30年，近四年出现连续性下降，但依然在高位震荡。

原新就此指出，“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唯一手段。”他认为，“单独”二胎可以适度多生，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定会下降，但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

“中国迄今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异常复杂。不是单靠生育政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刘爽认为，政策调整必然带来人口变化，需要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积极跟进，做出调整和完善。

刘爽表示，“单独”二胎启动后，尽管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出生堆积，但可能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出现一定程度的出生“拥挤”。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亦表示，任何社会政策的调整都会使相应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目标人群发生变化。“当前，卫生计生部门在计生服务、妇产科服务方面，教育部门在托、幼教育方面，规划部门在人口空间布局变化方面，都要尽快做好服务能力调整等相应安排。”

虽然新政策的实施还面临诸多挑战，但原新表示，“单独”二胎政策符合民意，符合国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也符合国家改革和发展总体部署。“由此可见，‘单独’二胎与现行生育政策比较，利远大于弊。”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我国已实行了三十多年，这项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政策不仅促进了中国人口的健康良性发展，也避免了诸多无节制生育带来的社会次生灾害。如果三十多年前不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真不知现在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局面。经过三十多年的贯彻执行，目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已成了很多人的自觉行动，在一些地方，很多年轻夫妇都只愿意生育一个小孩，“把一个小孩带好”成了很多人的共识。在一些城市，不愿意生养小孩的“丁克家庭”越来越多。“青黄不接”导致人口老龄化、用工荒等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已让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危机。与此同时，一些有条件和能力抚养第二个孩子的“单独”家庭，却苦于没有政策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中央决定放开“单独二胎”，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既顺应了新时期群众的殷切期盼，又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是一项既有民生温度，又有战略深度的好政策。

放开“单独二胎”会导致人口暴涨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已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认为新政启动4-5年，会出现生育堆积的释放，并在今后两三年引发一个小的生育高峰，但总和生育率不会超过2%，之后开始回落，并仍会维持低生育水平。事实上，很多大中城市的年轻夫妇已经感受到了生育带来的各种压力，孩子生下来后就基本要用“金钱”武装，奶粉、衣服、玩具、上学……哪一样都需要钱，没有一定经济基础，谁敢再生一个来“自找苦吃”呢？因此，虽然政策已放开了，但并不是所有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都愿意生养“二胎”。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我国人口老龄化已比较严重了，为什么又不全部放开呢？愚以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还无法全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我们国家目前经济水平有了快速发展，但仍然属于“底子薄，人均占有量小”的状况，各种社会资源还无法满足一些有生育意愿的人“放开生”。况且，在严格执行计生政策的这三十多年里，我国一些偏远地方仍还有少部分老百姓因为“重男轻女”“传宗接代”思想影响，想方设法逃避政策，一个劲的生孩子，直到生出男孩为止。如果全部放开，就会助长这种“只重生、不重养”的不良社会风气，最终受伤害的仍是国家和社会。

二胎政策的利弊篇3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口结构；人口红利；失独问题

[DOI]10.13939/ki.zgsc.2016.38.101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5年12月21日上午初次审议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并于2016年起正式施行。全会提出，为促进人口长远均衡发展，逐步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二胎政策。在此之前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从高生育率国家转变到低生育率国家的队伍，从而导致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不是增长过快，而是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和失独现象严重等问题，二胎政策的出台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解决措施。同时政策也考虑到群众的生育意愿、人口规模及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

1 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

1.1 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

我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已突破13亿人，但这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大约占总人口的15%，并且每年这个数据还在不断增长。虽然人口结构趋向于老龄化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社会中也必然产生一部分老龄化人群，但是由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的人口生育率严重降低是导致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而且一般来说，其他国家多数是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成为发达国家后才进入老龄化时代的，而我国早在2000年以前，人均GDP还不足其他发达国家一半时就已“未富先老”，并且带来了社会抚养压力严重、劳动力缺失等问题。如果我们不及时去制定相应的政策，我国过去辛辛苦苦所积累下来的丰厚的经济财富将会被“老龄化”逐渐侵蚀，中国未来的发展也会因“老龄化”所形成的人口负债而拖累。因此，国家有必要出台二胎政策以防止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

1.2 人口红利的减弱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飞跃式的发展，经历了一段长达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期，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人口红利所带来的优势。人口红利不仅使中国具备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让全球各地都布满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同时国内所需赡养的老人少、社会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在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的现象，因此有专家推测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从而导致未来我国经济要经过一个“门槛”。这就意味着，如果我国不采取一些措施，也许未来我国经济会进入长时间的滞胀状态，尽管科技会继续进步，经济也仍会发展，但社会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整体的活力会受到局限。所以，我国对于依赖人口红利的经济体系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善措施，如何制定相关的经济、人口政策成为一大难题。

1.3 社会问题严重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带来了不少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养老负担过重的问题。我国目前已有多个省市进入了老龄化状态，家庭结构也逐渐变成了 “上有四老，下有一小”的“421”模式。如果目前的局面继续延续，这些独生子女不仅要在繁忙工作的重压下腾出精力教育孩子，还要在没有兄弟姐妹协助的情况下，为双方常年多病的4～8个老年人（甚至还有祖父母那一代人）奔忙。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有很多家庭因意外事故导致了孩子的不幸死亡，而此时父母也常因年龄较大而无生育能力，变成了失独家庭，生活也因此失去了正常家庭的美满。这些社会问题如不找到相应的解决措施，将会对广大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

2 二胎政策带来的影响

2.1 对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影响

任何政策的影响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胎政策也不例外。短期内，我国将有可能出现小波的“婴儿潮”，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较大，这种生育回潮对我国总人口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因为根据数据长远来看，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我国人口数量将在2025年达到最高值14.08亿人；而实行二胎政策，我国人口数量也只会推迟到2038年达到最高值，且只有14.70亿人左右，并还可以借此将我国老年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逐渐改善，从而具有更强的人口再生产速度和发展优势。所以相比较而言，二胎政策不仅促进了广泛相关产业的发展，还能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等现象，优化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及规模，并带动劳动力资源的增加，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正能量，这些优势是十分有利于我国的长久发展的。

2.2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胎政策的实施，首先将直接影响婴儿产品行业及与儿童相关类别的行业，如奶粉、教育、医疗、学区房等。每诞生一个新生儿，其身上的潜在消费就会增加市场活力，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市场也会逐渐加大对年轻化产品的需求，增加我国居民消费水品，从整体上带动GDP的发展，并有望在2030年后，使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至7%～12%，扩大国内经济需求。长远来看，二胎政策还会增加我国的年轻劳动力，这样会使我国更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和技术性发展，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近年来有许多外国企业十分看好中国发展前景，如果增加劳动力，可以吸引这些外国厂商陆续转移到我国来发展，增加招商引资的机会和国外资金的注入。不仅如此，我们也许还可以创造依托老年经济下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并通过宏观政策促进中国产品质量的改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应对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

2.3 对现有社会问题的影响

从家庭层面上来说，二胎政策也十分符合广大民众的意愿。家里多一个孩子，不仅可以避免独生子女性格上的缺陷，创造一个对他们人格形成而言更完整的生活环境，还可以有效防止失独现象给众多家庭带来的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打击。另外，二胎政策还可以改善中国现有的“421”家庭成员结构，缓解我国人民所面临的养老问题。现在已经有许多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不能陪伴老人甚至因经济原因无法为老人治疗疾病等问题。但如果兄弟姐妹多，每个子女都可以轮流换班照顾老人，并一起承担老人的医疗费用，这样可以使老人们有更良好的心态和精神状态，也使子女们对父母的赡养做得更好。

3 结 论

总地来看，二胎政策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但中国的人口问题十分复杂，二胎政策是否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地探索和时间的检验。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政策的出台，表明了国家对人口结构及规模的重视，同时在细微之处也体现了更多的人文关怀，由此人口恶性发展的趋势将会得到缓解，我国人口结构也终将会趋于合理化，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璐.放开二胎政策的利弊比较研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14.

[2]李博涵.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对我国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影响研究[J].知识经济，2014（2）.

[3]董姣姣.单独二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1）.

二胎政策的利弊篇4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家将其以每个公民基本义务的形式纳入《宪法》之中，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围绕着这一基本国策的相关法律法规等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不断地出台并完善。不久之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一政策的出台将原本就存在的“二胎梦”有了现实的依据。“二胎”政策事关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党和国家有必要将这一政策提高到工作日程上来，进而将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贯彻好，落实好。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利弊皆有，本论文就将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出发，浅略分析其影响，进而对该新政策做出客观分析。

对这一问题的提出，我们不免想知道，究竟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动力使得这一政策能够出台？下面谈谈本人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1.人口方面。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口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兴旺发展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社会人口形势越来越严峻，社会老龄化趋势也在进一步加重。前不久，新华社报道，上海在预计未来的15年后，将成为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社会养老负担将会最严重。与老龄化问题相对应，二胎政策的实行正好给这一重大问题的出现施加了补救，二胎政策的出台不光是针对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有效策略，而且也是当今社会的必要举措。

2.家庭方面。在时下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现象，亲情意识淡漠，家族亲属族谱没有了概念，独生子女的盛行，使得原有的亲属概念没有了印象，长此以往，这种不良现象将会进一步恶化。恰好，二胎政策的实行正好给这一现象予以适时的纠正，挽救了人们即将淡化的亲情意识，从而重拾大家庭的和谐和美满。

二、 如何应对挑战

针对提出来的问题，解决问题成了这项政策的关键，关键在于将这一政策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照本宣科，空口说白话只能无济于事，为此，为使得这一问题得到切实性地解决，各地方纷纷积极地采取行动，将这一政策开放，以使广大群众能够放心地按照政策行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于子敏教授在他的《人口政策实施根本》一文中明确地提出：“在我国，在人口形势严峻的社会背景下新政策的出台更新是推动力，然而政策的真正落实成了根本的保证。”于教授的这一言论 恰是对解决问题根本的肯定与支持――亦即政策的落实。其中，上海市生二胎新政策的出台，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生育二胎，此举应对上海日趋严峻的老龄化问题有了保障，减缓了老龄化的速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之后，浙江的生二胎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殊情况的生育，在不突破人口与计划生育指标的前提下，由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有政策的实施就会存在影响，无论正面负面。下面谈谈本人对新政策影响的看法：

1.对人口的影响。二胎政策的积极响应与落实，无疑地使得我们人口数量得到扩大。2014《人民日报》最新报道称：“自新政策出台实施以来，预计人口比去年同比增长2.2%。”这个数字清晰地表明了新政策对人口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我们不免担心，新政策的一味放开，对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压力会不会与日俱增？

2.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上面说到人口的骤然增长是否是使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压力与日俱增，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人口的增长势必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增长，增长的人口就是一种社会消费，需要社会抚养费的提供，是对社会经济的消耗。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人口增长会让这一阶段持续地时间更长。

3.对人权的影响。二胎新政策是一种人为的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对少数人来说是一种权利，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一种义务，这不禁让人想到这是否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呢？本人觉得，这一新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与限制。《宪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夫妻双方有计划生育的义务，但是这一义务也只是停留在“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层面，并未涉及二胎层面。现实生活中不缺乏只愿意生一胎的夫妻这样活生生的例子，尤其是妻子一方，与夫一方达成共识，就可以不生育第二胎。妇女有生育的自由权，生与不生，这是夫妻双方自愿的事情，然而这一政策的一定程度的义务强制性，却剥夺了妻子一方生育自由的权利，是对权利，更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在这方面，本人是不赞同的。

4.对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如何应对社会压力。危害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社会的供给范围与能力是有限的，倘若过多的给社会增加压力，使其处于负荷状态，无疑是对社会的损害，这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就像之前讨论过了的，增长的人口是一笔社会抚养费的开销。从出生到长大成人，衣食住行以及教育等等各方面都是需要社会去投资，去经营，去花费。为此，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压力，我们必须有意识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压力，本人就一方面的例子进行阐述，比如，针对就业，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十八大召开后，强调调整社会经济结构，这将也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对就业压力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抓住机遇，应对压力，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二胎政策的利弊篇5

1.1 国产天然橡z严重不足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橡胶消费国，天然橡胶表观消费量占世界天然橡胶产量的40 %左右。受地理位置限制，我国橡胶种植面积有限，年产量多年来一直维持在60万～80万t，约占全球总产量的7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我国天然橡胶需求一直逐年增长。据了解，2005年我国天然橡胶自给率首次跌破30 %。2016年，我国天然橡胶产量约为70万t，但表观消费量却达到516万t，国产天然橡胶仅占13 %左右，供需矛盾十分突出。2016年，我国进口天然橡胶250万t，进口复合橡胶16万t，进口混合橡胶182万t，合计448万t，占到天然橡胶消费量的87 %。

1.2 天然橡胶进口关税高

我国是世界上除印度（印度天然橡胶基本自给，进口量较少）外，唯一对天然橡胶征收进口关税的国家。近十几年来，我国一直对天然橡胶进口实行高关税政策。自2004年起国家取消天然橡胶进口配额后，我国一般贸易项下天然橡胶进口开始实施20 %的进口关税。之后有过几次调整，2007年开始，天然橡胶进口实行选择税，即从价税20 %或从量税每吨2 600元，两者从低；2010年调整为烟片胶20 %或1 600元/t，技术分类天然胶为20 %或2 000元/t，两者从低；2013年调整为20 %或1 200元/t，两者从低；2015年又调高为20 %或1 500元/t，两者从低。

1.3 高关税的弊病

一是大量进口加工贸易类天然橡胶。为规避高关税，轮胎企业纷纷采用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天然橡胶。海关统计，2016年，加工贸易项下进口天然橡胶106万t，占天然橡胶进口量的42 %。这导致了两方面的弊端：一方面，大量进口加工贸易天然橡胶导致轮胎大量出口，加剧国外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加工贸易限制了轮胎企业在国内外市场间灵活调节的能力，无法在国内市场好时分享市场利好的机会。

二是高关税没有起到预期作用。我国实施天然橡胶进口高关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内天然橡胶种植产业。但由于关税过高，下游加工企业无法承受，因此每年一般贸易项下进口的天然橡胶并不多，2016年一般贸易天然橡胶进口量为69万t，占天然橡胶进口量的27.6 %，此前历年占比基本为15%左右。因此，高关税并没有起到阻止天然橡胶进口，保护国产天然橡胶产业的作用。

三是增加了轮胎企业的生产成本。天然橡胶成本占轮胎总成本的40 %左右，天然橡胶进口高关税，直接增加了我国轮胎企业的生产成本，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

四是引发市场乱象。由于正常进口天然橡胶的关税太高，许多企业被迫进口复合橡胶和混合橡胶。自2009年我国从东盟自贸区进口复合橡胶关税设定为零后，复合橡胶进口逐年激增。2014年，我国通过复合橡胶形式进口天然橡胶160万t。但自2015年7月1日《复合橡胶通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后，复合橡胶进口一落千丈，同时合成橡胶项下的混合橡胶进口量迅猛增长。2015年复合橡胶进口量降为100.3万t，同比（下同）下降37.4 %；2016年进口16万t，大幅下降84 %。同时，2015年进口混合橡胶53.8万t，增长734 %；2016年进口182万t，增长238.3 %。由于复合橡胶和混合橡胶均需要添加炭黑、合成橡胶等其他辅剂，轮胎企业使用时品质难以控制，容易对产品质量造成影响，而且其加工本身也不是轮胎生产必须的工序，轮胎企业仍要将其再次加工，既不利于轮胎厂本身的节能降耗，也不符合国家的低碳经济政策。因此，复合橡胶和混合橡胶都是高关税下的特定产物，其存在的根源也都在于天然橡胶的高关税。

五是助长了天然橡胶走私等违法行为。由于天然橡胶进口高关税，为不法分子走私天然橡胶等违法行为提供了市场。

六是使轮胎企业两头受苦。由于中国对进口天然橡胶实行高关税政策，东盟10国对中国轮胎出口也实行了不合理的高额关税。目前中国从东盟进口轮胎的关税为零，进口天然橡胶关税为20 %或1 500元/t；而中国轮胎出口东盟却有较高关税，其中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分别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征收15 %和5 %的关税。这样的关税政策对中国轮胎行业极不公平，也使中国轮胎出口东盟受到了严重影响。

2 建议

近20年来，中国橡胶行业一直在呼吁将天然橡胶进口关税降为零，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主要原因是国家担心一旦取消天然橡胶进口关税，中国的橡胶种植业将受到伤害。橡胶种植和轮胎制造行业是唇齿相依的上下游关系，为了使两个行业能够双赢发展，特提出如下建议：

2.1 天然橡胶、复合橡胶、混合橡胶进口关税全部统一为260元/t从量税

该方案依据如下：按照目前国内天然橡胶产量70万t，而天然橡胶进口暂定关税为1 500元/t从量税测算，保护国产天然橡胶所需金额为：70万t*1 500元/t=10.5亿元。

2016年，我国进口天然橡胶406万t（不包括天然胶乳，包括复合橡胶和混合橡胶），按照每年进口天然橡胶约为400万t计算，摊派该项资金为10.5亿元/400万t=262.5元/t。即进口每吨天然橡胶征收260元的从量税，可实现用现行关税保护国产天然橡胶产业的目的。

而且，降低天然橡胶进口关税，就能避免轮胎企业因复合橡胶、混合橡胶中天然橡胶含量降低带来的矛盾、问题和困难；有利于企业调整转型，提高发展质量和水平。同时，也有利于保证轮胎企业的正常开工生产，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

2.2 设立天然橡胶专项资金，补贴重要领域用橡胶种植及研发

二胎政策的利弊篇6

关键词：公共决策；传统媒体；计划生育；“单独二胎”；网络协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徐文策，扬州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江苏扬州225009；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公共决策是指公共组织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所做出的决定，它是公共管理的首要环节，贯穿于整个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政府作为公共决策的制定者，理当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尽可能地减少决策失误。大众传媒（尤其是传统媒体）依然四平八稳一如既往地进行国策宣传，民众的诉求和呼声难有协商之机。独生子女作为计划生育的国策实施已有30多年，人口结构失衡、劳动力短缺等社会问题已较突出，网络尽显民之忧虑，民众通过网络与政府协商，提出了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看法和建议，为国家、民族可持续发展进言献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单独二胎”政策出台，最大程度上达成官民共识。其间，网络协商显示了巨大的“正能量”，为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探索了一个新的路径。

一、传统媒体：“计划生育”国策不容协商

（一）效率优先的渴望

改革开放窗口的打开，国人终于知道中国与世界隔绝是多么的久远。当年“赶英超美”的梦想不进没有实现，而且差距再次拉大。面对当时贫穷落后的现状，国人都在反思，“众所周知，从解放到现在，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给国家带来了不少困难，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独生子女政策的诞生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对效率的迫切需求，效率指的是在达到同样的目的下，使用的时间最少。效率优先成为当时经济运行的准则，实质是结果唯一论，发展生产力优先。既然人口众多拖了效率的后腿，那么控制人口增长自然成了是人口政策的导向，体现了当时政治精英期盼国家脱贫富强的急切心态和焦虑。

宣传国策，凝聚共识，媒体责无旁贷。

（二）传统媒体对“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的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国媒体具有“政治家办报”传统，必须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遵守宪法、法律，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然党代会报告、宪法都强调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对这一国策的宣传就成为媒体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了。

其实，早在1970年代后期就有一些知识精英对“一胎化”政策提出质疑。1979年梁中堂就警示了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认为“一胎化”会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王金营对1972年以来人口发展的动力学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57.88%，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61.21%，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1980年前后两个政策阶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趋势并无显著区别。但是，媒体宣传国策是刚性的，也是绝对“去协商”的，不容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

（三）对精英“全能主义”的迷信导致公民个体政治主体性的普遍缺失

1980年代以来，媒体的宣传口径相当一致，中国地大并不物博，人口众多，无论什么一经“人均”就不多了。GDP总量即便排在世界前几位，但由于人口分母太大，人均GDP却排名很后，因此需要降低人口分母，控制人口增长。

知识精英的一家之见与政治精英的战略思考，加上媒体的悲情宣传，“全能主义”政治导致了公民主体性的缺失。“全能主义”是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的核心表现为政府与民众的“命令一服从”关系，革命战争年代向极限挑战的成功先例给执政者留下深刻的记忆。任何人的认识与知识都是有限度的，不经广泛协商的全能主义精英政治使决策带有相当大的权力意志和空想色彩，从而造成公民个体政治主体性的普遍缺失。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合意”通过中央集权对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被动员起来的群众以集体的形式作出统一的行动，被动员的一方只存在整体的“人民”，不应该存在有差异的个体。为了实现“国策”的意志，不仅不能张扬个人的主体性诉求，甚至要牺牲个体。精英更多地从理想的目标出发而不是多样化的现实状态出发，更多的是实现国家统一意志和社会的一致性，而不是基于社会的多样化和个人自由而产生的自主性。

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既定，持异议者发声甚微，作为人民“喉舌”的传统媒体往往在一片“坚决拥护”、“万众一心”中表示拥护和支持，少数人观点甚至正确的观点甚至被其错误的批判，民意只是在官方宣传话语中得到尊重，实际上更是被边缘化。

二、网络：搭建“人口政策”公共协商的新平台

中国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从部级媒体到各级地方媒体，可以说是阶层制十分严格的行政化传播组织，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对大政方针的宣传必须恪守上下口径一致的原则，对“独生子女”引发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担忧很难有发表“异见”的机会。网络生逢其时，以其便捷自由、公开透明、平等互动等优势网络促使公民主体性觉醒，为公众参政议政提供一个公共协商的新平台。

（一）表达自由

网络是个自媒体，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个麦克风，这为公共决策中公众进行自由表达提供了技术支持。传统媒体是专业性很强的组织机构，有着严格的“把关”规定。传播自由在传统媒体中是一种追逐的“迷思”，能获得多大程度的自由完全取决于于操盘手们的施舍。网络的传播自由改变了这一状况。

网络协商的主体是自由的大众和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协商内容主要是大众对时政态度、看法的自由表达，传播效果由公众自由评判。网络协商体现了网络传播与生俱来的美魅力。独生子女真的好吗？“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了30多年，伴生着人口结构失衡、干群矛盾激化、侵犯人权、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独生子女的人格缺陷等许多社会问题频频见诸网络，网民从“一小二少四老”家庭结构的弊端自由充分的表达了自己观点和担忧。网民康博涛微文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终极目标，那就错了，当经济大幅发展之后，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变弱，越富的社会，生育率越低，君不见亚洲发达国家及地区、日、韩、香港等，生育率在1.5以下，人口会随经济发展逐步回落的。当今之政策，是以减少儿童数量来消减当年鼓励生育之错误。”提出了独生子女政策应该解禁的看法。作为一个纪极为普通的网民，言论如此自由表达在传统媒体上是难以想象的。

（二）主体平等

网络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不曾谋面便可坦诚自由交流的匿名性，这便使得网络协商的主体平等得到保证。协商主体的平等是指网民与政府及官员之间在虚拟的世界里，由于彼此匿名，互不相识，没有权力高下之分、财富多寡之别、威望大小之异，但都可以平等自由地发表观点，实现彼此的沟通，彼此对话无所顾虑，可以就各自关心的问题的话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宣传国家大政方针、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平等性贯穿于网络协商的各环节，公共利益是他们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从信息的、政策出台前的咨询、互动回应到事件的办理再到效果好坏的反馈，主体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其中，没有现实政治生态中由于科层制带来身份的差异而使得人们不敢讲话或不敢讲真话。在网络世界里，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名字叫“网民”，为了公共利益走到一起来，我们彼此称呼对方为“网友”，既然是朋友，理所当然是平等的，所以协商主体的平等性赋予网络协商无限的生命力。网络上进行“单独二胎”调查，不管你是官是民，都只拥有平等的一票，至少不会公然出现“1>99”违背民意的情况发生了。

（三）互动性强

互动性强是网络协商的一大特色。我国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生态等国情的特殊性原因，代表民众问政的人大、政协、、听证等机构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精英式代议制民主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加之在官民具体互动过程中，权力结构的阶层化明显，协商主客体并无实质上的平等，越级互动（如上方）又受到诸多掣肘，客观地说，公共决策的协商渠道并非十分畅通，所以官民互动范围较小，频度也不是很高，一些民众在与政府及其官员交流时有时表现得理性不足，甚至有少部分民众伴有消极抵触情绪，所以民意得不到及时表达，相关政策民众也不够理解，政府态度和想法得不到有效传递，这种沟而不通的情况影响官民互动，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基于现代技术的网络协商，官民互动频率高，民众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先说话，多说话，说明白话，政府和官员可以做耐心的倾听者，也可以细致地看，多听多看，了解社情民意后再多做，促进官民关系的和谐。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网站和官方微博上，关乎“单独二胎”的问答颇是热络，其互动频率高于以往任何时候。解释“单独二胎”并非放弃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国策不会改变。民众通过网络协商、官民互动，对“单独二胎”政策也有更多的了解。

（四）公共理性的张扬

网络协商剔除了利己主义的私人理性，表现为卢梭认为关涉公共善的公共理性。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就是指“各种政治主体（包括公民、各类社团和政府组织等）以公正的理念，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之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共的、可以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茅于轼在新浪博客发表博文《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紧急呼吁一一学者的联合建议》（2012.08.18）从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人口发生的主要变化、按照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未来的二十年内必将发生的事件、如果不改变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发生的事件、应该改变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看法、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育政策等几个方面来阐释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梁建章、何亚福、易富贤等用翔实的文献材料从历史纵向性、空间横向性等角度发表大量微文、博文，颇为系统地分析论证计划生育无利于家、无利于国的事实，许多网民或跟帖、或发表评论、或赞成、或反对，“忧天下之忧”流露于字里行间，其公共理性的张扬不无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通过这样的网络协商来参政议政，无疑推动着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健康良性发展。

三、网络协商：公共决策科学民主的路径选择

公共决策前必须有协商这个环节，这是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党的十七大要求，要把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充分体现了协商在党和国家决策程序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十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网络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参政议政的途径，网络是各种信息资源获取的渠道和交流的平台，“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民主的精神，因此，将网络协商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将会大大提高。

（一）权威信息，为公共决策消除盲点

政府既是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更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一个公共决策的颁布、实施，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充分公开信息，权威信息，必不缺或。网路悄无声息地把人们带到信息社会，信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和交流手段。只有保持信息自由流动，满足公众知情权，才能提高他们的研判能力。

网络提供了更加丰富、全面、权威的信息，为公共决策的制定消除盲点，便于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主持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研究结论是，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达到72.35%峰值，此后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可下降到67.42%，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家长进入老年，我国已开始进入少子老龄化的新阶段。目前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已达到49.7%，农村空巢和类空巢家庭也达到48.9%。二胎政策对全体家庭开放的占50.2%，超过半数。这些信息通过网络，让公众对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老年化程度高的现状有清醒认识，同时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人的期盼乃至有生育更多孩子的意愿也不做无原则的迁就，通过网络协商，让一些人认识到多生孩子对家庭、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不利，消除了认识上的盲点，提出“单独二胎”政策更符合我国国情，并最终达成共识。

（二）搭建网络协商平台，凝聚决策共识

现代社会是个多元化、碎片化的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群体都要在政治上有所表达。网络协商中，参与主体身份的开放和话题讨论的开放能让他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任何公民可以自由参与协商，自由公开地发表言论，不必受权力制约。民众以虚拟网民身份提出各种议题，然后与其他公民自由互动，形成公共舆论，进而影响政府活动，推动政府的决策过程。“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30多年，给家庭、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隐忧，网民通过网络调查、谈感受、发帖子、提建议等方式对“二孩”政策的期盼；也有人提出异议，如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表示，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不可取。而易富贤看法正相反。“假如没有超生会怎么样？没有超生的话，少了1.43亿消费者和1.08亿劳动力（1980年到1989年出生的孩子到2007年年龄分别为18-27岁，并且大都已经进城，是城市的黄金劳动力，现在沿海各工厂抢的劳动力就是这个群体）。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年轻人作为消费者比老年消费者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得多，并且年轻消费者促使产业升级，而老年消费者却使得产业停滞。没有这1.43亿活跃的消费者和1.08亿黄金期劳动力，中国经济如何运转？”对不同观点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网民都能理性探讨，平等对待，最后达成“单独二胎”的共识。这表明网络协商平台的搭建，公民参政的热情和能力得以提高，一定程度上克服精英决策片面性的弊端，也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网络协商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纳入到决策领域和决策过程中，在分歧中求协商，异中求同，在差别中求“最大公约数”，克服了以简单的多数进行决策的缺陷，具有纠偏功能。这样，既有利于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又能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诉求，同时，能够消除疑虑、减少分歧、化解矛盾，凝聚共识，有利于经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三）完善网络协商机制，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以前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是政府实施的公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活动策略，其实是精英施政。但网络加剧了社会多元化、复杂化的现实，倒逼公共决策也得与时俱进了。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保护公众的利益，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使公民的利益表达成为公共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协商的实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公共决策不当带来的弊端。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决策牵涉到了社会成员的利益，是民众的共同事务，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与支持。任何决策，都以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网络协商恰好适应了这样的要求，公众通过网络参与重大决策的协商，有利于广开言路，汇集民智，集中民意，系统综合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合理的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同时，在网络协商过程中，特别是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得到表达，即服从多数，又尊重少数，使决策更加科学、民主。网络成为公民与政府直接或间接对话的重要渠道，影响了政治决策的过程，完善了政府决策机制。

二胎政策的利弊篇7

党的十召开以后，报告中的一个提法备受关注，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个提法平和大气，继往开来，考虑周详。但是，到2013年年初，突然出现一种论调：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当前首要任务。追根溯源，这个提法有一个背景，就是早在2000年中央就颁布过一个“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决定》，稳定低生育水平成为此后人口计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认为低生育水平来之不易，所以要千方百计稳定它。

坦率说，2000年五普以来，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TFR）已经在1.3这个警告性低生育率之下而且持续走低，2010年六普时只有1.18，2011年只有1.04，超低生育率所引发的弊端、恶果日渐显现，概言之中国正在形成年轻人口减少、萎缩和亏损为核心的新人口危机！应当看到，总结国际经验，对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的危害认识不足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在中国进入超低生育率的人口新时代，依然将“稳定低生育水平”放置人口工作的首位是让人费解的，恐怕不仅与科学发展观所推崇的“以人为本”原则严重相悖，也与科学人口观所追求的“人口和谐”格局背道而驰。

1980年9月25日：中国人口发展的分水岭

1980年9月25日，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基调的《公开信》，这一天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分水岭，拉开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历史帷幕――从70年代的“晚、稀、少”的提倡计生迅速过渡到80年后“一胎化”的强制计生。从此，中国人口政策就以“以数为本”、“以人口零负增长为战略目标”。当时追求的目标之所以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是为了实现上个世纪末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所以在人口控制上采取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措施，但强制推行的人口控制战略代价巨大，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

1979年起，中国的人口决策开始被“负人口观”所导航。人口的负面被严重夸大，典型的“见数不见人”。人口数量论、人口负担论、人口过剩论、人口分母论、人口压力论、人口无限增长论、人口癌细胞扩散论一度甚嚣尘上，使得政府对正常的人口转变增长充满了担忧，唯恐20世纪末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梦”梦碎人口无控增长上。必须看到，当时由于受制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人口的正面影响和潜在优势均被严重忽视了。强制推行的以一胎化为方向的人口控制战略风险大、代价高。从家庭视角来看待和反思计生政策，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独生子女家庭有很大的风险性，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唯一性。放大来看，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社会。我们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人口风险问题，而且诸多风险在不断积累、扩展和爆发，对于独生子女的人口风险问题，现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慢慢也形成了一些共识。

始自2002年，穆光宗提出和逐步完善的人口风险-代价理论认为，1980年以来的人口生育政策人为制造了家庭失独风险、独子伤残风险、独子成材风险、双独婚姻风险、家庭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以及人权代价、健康代价、亲情代价、社会冲突代价和行政成本代价。例如，有很多妇女因为引流产付出了沉重的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2003年元旦，穆光宗去甘肃的酒泉调研人口计生综合改革，当地领导谈到为什么他们主张要放弃政策性生育间隔呢？是因为有多名妇女仅仅因为政策性生育间隔不到被强制引流产时不幸死亡，而这些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家庭情况有别，生育间隔不一样，有些长一点，有些短一点，平均也是有间隔的，不过“自然间隔”优于“强制间隔”，因为影响家庭决策的因素各不相同，也更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生态。持续的生育少子化和独子化不仅造成了年轻人口萎缩亏损、可婚女性人口短缺等人口生态问题，而且产生了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为基本特征的“少子老龄化”问题。

强制计生为何能够延续至今？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人口误判。无视超低生育率的巨大危害，无视人口生态失衡的巨大风险，无视强制一胎化的巨大代价，一概认为：中国人口问题是总量问题，即规模太大、人口过剩。但具体到现实生活，我们却不知道该定义哪些人口是“过剩人口”，是你、是我还是他？其实，每一类亚人口都存在潜在的红利，例如残疾人口、老年人口也会产生特殊的人口红利。

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相反地，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西方有人口转变理论，中国有人口问题转型。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人口问题有三大转型，即从体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型人口问题，从多子的人口问题转向少子的人口问题，从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一胎化人口政策本身是有负作用的，所以，穆光宗于2004年10月18日在《学习时报》发表“构筑以人为本的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一文时就提出我们要注意政策性人口问题，要尽量避免政策性人口问题的产生和扩散。过去是多育、早育、密育，现在是少子、晚子，甚至不育的问题。以前是增长过多，现在是结构性的，比如性别比失调，过度、过快的老龄化，包括我们很难预期的深度老龄化的挑战，我们面临的是独子少子老龄化等等的挑战，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最严峻的。其次，集权决策。集权决策可以无视民意，集体决策谁负责？本来生育决策应该是人民自己负责的私权，却演变为公权力替代了私权利的悲剧。再次，基本国策。地位尊崇，难以撼动。将一个应急政策固化为国策，产生了强大的政策惯性。最后，利益集团。饭碗问题，官位问题，利益问题。计生系统担心自身的出路问题，担心这么多干部职工的吃饭问题。其实，人口和家庭发展委员会的体制选择远胜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回归计划生育的本意

计划生育怎么理解？我们认为，计划生育在方式上可以有三种理解。一种是自主的计划生育，就是家庭计划，比如政府提倡生二胎，是不是很多家庭会生三胎、四胎呢？第二是提倡计生，无论是倡导多生还是少生，政府扮演的是助推者的角色，而不是决策者的角色。第三是强制计生，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只能按照政府的意志来决定生育的间隔和生育的子女数。现行计生的政策和男女平等的政策天然是有冲突的。

现在失独家庭和老人越来越多。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全国0-30岁独生子女人数有209894700人，概数2.099亿，其中0-17岁的独生子女人数1.6336亿，18-30岁的独生子女人数4653万。根据王广州等通过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建立生命表推算，大约有3.91%的人活不到18岁，有5.1%的人活不到30岁。这样的话，大概有638.8万独生子女活不到18岁，大概有1070.5万独生子女活不到30岁。18-30岁的成年独生子女夭折人数可能达到432万。也就是说，2005年失独老人人数可能达到864万之多！

由于各种风险的存在和叠加，独生子女夭亡的人数和失独老人将是增加的趋势。风险有两类，包括了内源性风险，就是政策的唯一性风险、身心的脆弱性风险，外源性风险则是的破坏性风险（疾病和意外）。一旦破坏性风险爆发并与内源性风险叠加，独生子女家庭就会演变为独生子女残缺家庭、无后痛苦家庭。随着时间的推演，独生子女家庭孩子夭亡的个体自身风险、政策内源风险和环境外源风险都会进一步放大。独生子女夭折人数在逐年增多，卫生部数据称每年新增7.6万名夭亡的独生子女。

失独群体是新的弱势群体，突出的问题是“精神痛苦”和“心理弱势”。他们心里有很多不平，对计生政策有很多怨言，其实选择一个孩子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强制选择的结果，政府是有责任的。在数量上，计生也是有弹性的，无论少生也好，多生也好，都可以理解为计生的含义。但是我们现在缺乏有弹性空间的计生政策。

虽然一胎化制定之初学术界就有不同的呼声，比如梁中堂先生从一胎化不符合农村实际的角度提出修正方案，后来也有不同学者提出要反思计生政策，计生政策不是十全十美的，要不断反思，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再到学界，都是有不同声音的。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强大的民间反思计生政策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现在回看1980年的决策，依据是不充分的，是脱离国情民意的。计生政策毕竟涉及到民生、涉及到国家的命运，影响非常广大、深远，所以各界很关心这个事情。

人数是人口的一个外衣和表象，实际上内在的是人的存在，人口是一人一口，但是人决定口，所以以人为本，抓住了牛鼻子，人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人口观，把“人”看得大一点，把“口”看得小一点，这样才符合科学人口观。

通常所说的人口压力，是指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从而出现了人口分母说、人均指标说，可称之为人口数量的压力。比如现在讲循环经济、绿色发展模式、生态文明，都可以改变人口数量变动对资源环境的作用方式、方向、力度和强度。我们还应该看一看分人口和分人口的关系问题，人口学视角下的人口压力实际上是说人口生态的匹配关系，是被负担人口与负担人口的关系，比如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关系，老年人口与年轻人口的关系，可婚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关系，可称之为人口结构的压力，人口失衡之后，人口结构的压力越来越大。

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过去很多物品短缺，所以出现了计划经济时期人口增长的分母效应，因为要福利性分配，所以人口对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当时我们进入了一个陷阱，是制度性的人口增长陷阱，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有问题的，这个体制使得很多农村的劳动力作为一个隐性失业人口存在，难以转化为必要劳动力。后来我们进入政策性低生育时期，认为少生就是一切。在某种情况下，一胎化是政治体制的产物，民意、民权的意识是非常微弱的，一胎化政策缺少科学依据、文化基础、群众基础，也违背人口规律和社会规律。

鼓励二胎：人口政策的战略底线

人口生育政策应该有战略性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突破的话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生育要适度，政策的倡导不要低于两个孩子。

“低生育水平”这个提法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我们还需要一个价值判断，低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回答，这是很遗憾的。比如日本在TFR达到1.57的时候，就惊呼“1.57冲击”，中国需要重建大国人口观。生育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肯定不是，这是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和评判的，中国需要确立适度的生育水平。我们需要区分政策生育率、意愿生育率和实际（条件）生育率，这三个率有重要的区别和联系。

人口问题的确非常复杂，人口问题是指人口内部失衡以及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冲突。对于具有强大惯性的人口变动过程，我们应该有一种长远的眼光，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应该只看到它当下的表现。“人口显问题”往往只是冰山一角，“人口潜问题”则是海下冰山。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人口问题有一个潜伏期和爆发期，人口变动是长周期的现象。等我们发现了人口的冰山露出海平面了，往往问题积重难返，为时已晚。

必须看到，生育文化的力量强于生育政策。实在说，中国少子化危机日趋深刻，即使放开人口政策，我们在短时间内也难以跳出超低生育率的陷阱，因为现在生育率太低了，很多80后根本不愿意多生，不要说生两个三个，甚至一个都不想要，丁克家庭并不鲜见。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逐渐进入了一个外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推动力包括计生政策强制力、计生文化的诱导力和经济发展的自发力。

如果说发展是最强的避孕药，那么政策就是最强的堕胎药。由于长期鼓励、提倡和限制只生一个孩子，到了2000年以后，中国的生育率陷阱就更深了，进入了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五普和六普所展示的TFR数据应该是值得尊重的，反映了主要的趋势。《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结果表明，35.6%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1个；56.4%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2个，想要3个或更多孩子以及不想要孩子的妇女分别占7%和1.1%。《2002年全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在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被调查者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78个；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意愿生育子女数为2.04个；无论城市、农村还是小城镇，想要“一儿一女”的比例都是最高。

城市新婚家庭不少扮演着车奴、房奴、孩奴的角色，害怕生两个孩子，在城市里生活压力很大。2006年北京独生子女夫妇理想子女数不到1.2。江苏省人口计生委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合作，于2006年启动了为期5年的“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全省18600余名城乡育龄妇女接受调查，包括15000多名已婚妇女。在这项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是，符合江苏省生育二胎条件的育龄妇女中，超过70%的选择放弃生育第二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中间环节会受到除生育政策外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尽管社会普遍关注二胎政策，可现实情况是，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也有不少，但真正申请生二胎的很少。南京每年符合“双独”条件可以生二胎的家庭至少上万个，但向计生部门发出二胎申请的“双独”家庭只有100个左右。

80后生育二胎意愿并不明显。2011年上海共有1万多对夫妇申请办理第二胎生育手续，其中仅不到一半的夫妇最后生育二胎。据2012年6月上海抽样调查显示：本市户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2个孩子。双独家庭根据现行生育政策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的并不多，有的来自经济的压力，也有的来自工作的压力。

上海本市户籍平均生育率只有1.2，后来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可能还更低，所以实际生育的话，很多家庭即使符合标准，也会放弃生育二胎的指标，80后双独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是没有强有力的措施，生育率根本提不起来。上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推进家庭计划指导，引导家庭按政策生育。

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难以自拔。人口少子化的危机已经爆发而且将深化和扩大。国家实力削弱，内忧外患：在内，社会和谐受到威胁；在外，国家安全受到挑战。

最后，本文有三个结论：

第一，厘定人口政策战略底线，允许并鼓励二胎，理解并不限多胎。我们认为多胎不要去限制，事实上这只是小概率事件，无碍大局，对提升适度总和生育率反倒是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利用经济的杠杆、文化的杠杆去鼓励、奖励二胎生育。很多家庭还是希望生两个孩子，比如有一个数据证明，全国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率由2000年的26.1%上升至2009年的29%，有些家庭认为一个孩子不保险，但是落实到行动上也只生一个孩子，这需要政府采取一些家庭友好的政策。从宏观来讲，要保障国家的人口安全，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和保障，要走出超低生育的陷阱，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中国不要过份陶醉于低生育率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还将面对巨大的风险和挑战。生育率过低和年轻人口储备不足是人口的“显问题”，也是人口的“潜问题”。过犹不及，古有明训；不察时弊，必失未来。形势逼人，人口危机纷至沓来，政策调整迫在眉睫！中国需要只争朝夕、小步快进、不要坐收最后的战略机遇！现在的情势是，实际生育率调整到平均两个孩子难度极大！

第二，人口问题不仅仅是总量过大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构失衡问题。人口数量问题包括存量、增量和流量问题，存量问题需要的是开发人力、提供素质、合理分布和保障人权，但不存在绝对的人口过剩和人口压力问题。人口增量对人口存量的压力不是线性的。

第三，中国需要从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必须考虑适度生育、平衡结构、投资人口，目标是实现四个发展，一个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是家庭健康、幸福的发展，三是社会团结、和谐的发展，四是人口优化、持续的发展，这些发展的结合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概念，应该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改革导向和前进方向。树立强大的正人口观才能帮助我们挖掘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的“正能量”，这就是：鼓励生育，持续发展；保障自由，幸福家庭；人口和谐，社会稳定；人口优化，中华复兴。

二胎政策的利弊篇8

关键词：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女性生育意愿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3-0050-02

1979年，鉴于严峻的人口形势，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政策出台后，时代更替的号角也随之吹响。一次重大的人口政策调整也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人民的安康和国家的昌盛。

选择女性作为切入点，考虑到女性同胞是二胎生或者不生的受体，是二胎孕育的母体。许多人本来就想，新政策让他们的“多子梦”有了实现的可能，于是就决定生了；有些人本来意愿不太强，是受到新政策的激发决定生的；又有的人家中本来意见不一致，新政策给想生的一方很大助力。新政策出台后，让许多家庭的老人很高兴，他们往往竭力鼓动子女再生，目前城乡“上班族”因为工作紧张不想再生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新政策出台后遭到一定“冷遇”的重要原因。

现如今，独立的女性比较多，随着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竞争意识的增强，许多女性越来越偏向于以事业为重心，生儿育女的事就有被搁置的倾向，甚至还有的人想成为“丁克”一族。但家人想要孩子的想法比较强烈，希望退休之后也能有孩子常伴左右，享受儿孙满堂的幸福感，这不免让适龄女性陷入矛盾境地。

一、全面放开二胎新政策出台后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确实多了一些打算生二孩的家庭。但是具体情况还是复杂的。有很多因素起制约作用。对于一般工薪阶层来说，还是有经济上的顾虑的。因为现在城镇居民的想法是，女性可能需要更多地担负起孩子的养育与教育工作，孩子不仅是生育还应该培养成人，这样所需费用就不是小数目了，其他的制约因素也有许多，给人们的生育心理带来很大的干扰。现今的独生子女可能更多考虑到自身工作情况，带两个孩子对他们来说难度也是比较大的，生育二胎还是会托付给自己的父母辈。调研中一位张女士说：“打算再考虑，可能两三年以后生。”刘女士目前没有这个想法，以后再说，因为现在孩子还小，照顾不来。一位徐女士的家附近有个温州来盐城弹棉花的家庭，大女儿七八岁了，生了一个小弟弟。大女儿要帮着抱孩子、洗尿布，什么家务活都包揽了，这种情况下孩子作业就没法好好完成，成绩也有所下降，一家人就租房子住，无法承担买房的费用。

工作生活条件；医疗保险等是否有一定保障；食品安全问题，如小孩吃什么牌子的奶粉；房价太贵、物价太高也是大问题，学费等开销很大；有人担心工作的问题，因为女性养二胎，怀孕期、产期、哺乳期那么长，工作会受到一些影响。

虽说“男主外，女主内”成为了一直以来固有的观念，作为家中的女主人还要履行照养老人的义务，老人的福利政策越发完善，人口老龄化趋势也出现严峻态势。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顺应时代潮流而生的，那全面放开二孩是否能扭转人口老龄化趋势呢？人口学者常说，人口老龄化趋势在现形势下不可逆转，那国家更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从而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弊端。短时间的二胎政策实施不一定会带来及时的成效，但是其在潜移默化中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变化。

二、政策的实行给女性思想观念带来的影响

中共10月29日推出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决策层已经意识到曾经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社会问题。

（一）生活质量与二孩的抉择倾向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时代的进步引领着人们的思想层次不断提升。从原本对生活质量的认知随性到如今追求高质量高标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又让人们在生活质量与生二孩之间如何抉择呢？调查中有的人偏重于再生一个孩子，如杨女士认为再生一个孩子比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要有意义，认为只要孩子衣食无忧就是自己最大的欣慰，其他别无所求。养育孩子的快乐母亲最有体会，孕育并养育一个孩子是一件伟大和幸福的事。虽然在最初阶段，自己的生活质量会稍受影响，但是每个阶段的感受都会不一样。一般农村家庭有这种想法的较多，城镇家庭的较少。有的人则认为自身的生活质量更重要。调查对象王女士是政府公务员，大学毕业的时候认为人活一辈子能有多长时间呢？三十几岁生儿育女待到他们成人之时已近“知天命”，可能享福的日子也随之延迟了。发达国家的很多年轻人为了自己享受，宁可不要孩子，现在中国大城市也有这样的情况。还有部分人觉得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有人认为年长的孩子入学后，陪伴所耗费的精力也可以稍微减少一些，且家里老人还健康，可以帮助带孩子。所以，再生一个小孩与提高生活质量是没有冲突的。

（二）思想观念现代化，打破传统思想禁锢

二胎政策的利弊篇9

【关键词】多源流理论；“全面二孩”

一、问题的提出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正式推行以来，大致经过了从最初的“只生一胎”到本世纪初“双独二孩”、“取消生育间隔”再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的演变历程。

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我国近十几年来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力度最大的一次，顺应了群众期盼。但目前社会对于“全面二孩”政策仍然充满了呼吁和期待，尤其在“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之后，生育率在没有如预期中出现大幅反弹的情况下，社会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二、多源流理论模型概述

多源流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公共政策科学家金登提出的。金登认为，“一个决策被提上议程是多种因素在特地时刻汇合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它们中的某一种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被金登归结为3个不同的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其中，问题源流的内涵包括问题与指标，焦点事件等；政策源流的内涵包括各种政策建议、主张和方案等；政治源流的内涵包括国民情绪、公众舆论以及政党的意识形态等。

问题、政策、政治三条源流是相互独立的，它们的发生、发展和运作均不依赖于其他源流。当三源流在某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汇合到一起时，问题就会被提上公共政策的议程，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被金登称为“政策之窗”。

三条源流的交汇除了依赖于政策之窗的打开，还需要政策企业家的大力推动。金登指出，“政策之窗”并不经常打开，且只打开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政策企业家必须有效利用这些机会，否则就会错过将政策提上议程的时机。

三、多源流理论模型视角下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期与展望

1.“全面二孩”政策的问题源流

（1）问题与指标

人口老龄化：据预测，我国从2001年开始、将分别经历长达20年的“快速老龄化阶段”和30年的“加速老龄化阶段”，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占总人口的17.17%。老龄化问题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障体系面临沉重负担和严峻挑战。

低生育率：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报告，我国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8、2010年总和生育率为1.5左右，远低于人口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世代更替水平，即2.1左右。低生育率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持续的低生育率不利于我国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单独二孩”政策的局限性：“单独二孩”政策的受益面较窄，同时受生育观念的改变和经济条件及家庭情况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目前符合条件且愿意生二孩的家庭大约只有563.3万-755.6万，远低于预期，生育率大幅反弹的现象没有出现。“单独二孩”政策对于提高我国的生育率，改善人口结构，降低社会风险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不显著。

（2）焦点事件

相对于其他大多数公共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受到我国民众和学者更加普遍和持续的关注。尤其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一系列事件和报道例如：2012年“陕西省镇坪县怀孕7月半孕妇被非法拘禁并强制引产”事件、2013年“张艺谋超生事件”、2012年南方周末的专题报道《一个计生委主任的失独之痛》、2014年媒体对于《女子办二胎证跑断腿 全家出动二十多次历时四月》的报道……均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

2.“全面二孩”政策的政策源流

（1）政策建议、主张和方案

在“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之后，很多学者建议尽快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具有代表性的建议有：南京大学教授陈友华提出的“四步走”方案、河北大学经济学教授王金营提出了“放宽二胎、严控三胎”的政策建议、北京大学教授提出了“二胎软着陆”的政策方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桂世勋提出应在2016年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实施时放开全面二孩政策。

（2）“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动过程和进度

自“单独二孩”政策出台至今，“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进主要经历了以下过程：

2014年10月17日，社科院副院长蔡P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可能在两年左右时间内全面开放二孩，但随即受到国家卫计委否定。

2014年12月15日，中国社科院《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呼吁尽快从“单独二孩”向“全面二孩”政策过渡，但国家层面对于此仍持谨慎态度。

2015年1月13日，“十三五”人口政策课题研究专家刘长庚和石智雷建议加快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的步伐，并建议先试点。

2015 年2月9日，专家在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研讨会上指出，应按年龄段逐步放开二胎生育，建议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

2015 年3月3日，在全国两会上，代表欧广源、张育彪等坚持提出了“鼓励一胎、允许二胎、严防三胎”的计划生育新政策的建议。

2015年3月1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针对全面放开二胎问题，释放了加速改革信号。

2015 年7月12日，国家卫计委首次正式回复“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表示“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

可见，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上，主要是大部分学者对于政府部门不断建议和施压、政府部门态度逐渐软化的过程。

（3）政策方案的选择标准

技术可行性标准：主要看“全面二孩”政策是否符合我国人口现状和未来预期，特别是要根据科学方法对我国未来几十年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进行有效科学地预测。

价值标准：主要看“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是否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和长治久安，是否关系家庭和个人的健康发展和幸福生活，是否兼顾社会公平，是否有利于和谐社会。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个人的价值偏好无法完全避免，但在“全面二孩”政策的选择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尤其是计生委等政府部门，必须摈弃对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代言，做到价值中立。

3.“全面二孩”政策的政治源流

（1）国民情绪和公众舆论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计划生育人口控制带来的一系列弊端逐渐显现以及我国民众民主意识的不断觉醒，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实效性以及对我国未来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前瞻性，均存在很多质疑。

“单独二孩”政策执行之后，对于这一政策的公平性也受到了广大民众的质疑，民众普遍认为在生育权利上，非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不应受到区别对待。

总体而言，国民情绪反应了公众对于“全面二孩”政策的强烈期待，对于政府决策形成了较大的舆论压力。

（2）执政党理念

随着我国政府“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理念不断加深，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更加重视听取群众呼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尊重法治精神、更加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运利益。这些执政理念的改变，有利于政府部门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进过程中更加高效、客观和人性化。

4.政策之窗的开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全面二孩”政策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已经具备基本条件，要实现三源流的耦合，需要一个及时的时机，即政策之窗。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编制正在启动之中，“十三五”规划选取了25个事关全局的重大课题，其中就包括“十三五”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笔者相信，“十三五”规划正是开启“全面二孩”政策之窗的最好时机。

当政策之窗开启之时，三大源流要实现耦合，还需要一个催化剂：政策企业家的登场。相信在“十三五”规划的编制过程中，我国的专家、学者、人大代表都会发出各自的声音，产生激烈的思想碰撞，增进政府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理性思考，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最终出台。

四、总结

通过三源流理论模型对我国的“全面二孩”政策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全面二孩”政策的问题、政策、政治三源流已经基本成熟，“十三五”规划这个政策之窗也已开启，我国的学者和人大代表等政策企业家，也在积极地抓住这个时机，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相应的建议。因此，有理由相信，一旦政府能够正视这些声音，三源流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将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梁鸿. 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在卫生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1（05）

[2]约翰・W・金登. 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9页

[3]汪玉叶. 多源流分析框架理论述评. 现代商业， 2015（08）

[4]徐俊.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与展望――由“单独二孩”引发的思考. 人口与经济， 2014（06）

[5]谭江蓉，杨云彦. 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研究：回顾与前瞻. 人口与发展，2012（03）

二胎政策的利弊篇10

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背景及效应

计划生育是我国实行有计划的调整人口增长速度，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家通过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言，计划生育就是在全国或该地区范围内，对人口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对一个家庭或一对育龄夫妇而言，则是有计划的安排生育子女，以适应家庭与社会的要求。我国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基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的历史国情发展，并在长期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纵观计划生育三十年来的总体成效，我国少生了4亿多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1-20xx 年间，党中央、国务院分别发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可见，在全面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施的过程中，我国逐步完成了利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以及初步解决人口问题的历史使命。

二、调整人口政策的必要性

在分析计划生育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计划生育的实施在加剧人口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等方面存在一定隐患。为适应社会发展，解决现有社会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一定调整，以期更好发挥生育政策的作用。

1.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中国于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周岁以上人口达到1.77亿，占人口总数13.32%;65周岁以上人口1.19亿，占总人口的8.92%。[1]将我国现阶段多生于计划生育前的60周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视作一个稳定的值，那么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得30年内我国每年增加的人口总数大大减少便可看做是推动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大主要原因。因此，要想解决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的问题，仍需从计划生育政策着手，在控制人口增长数量的同时，关注我国人口年龄构成。

2.社会劳动力需求。从现在起调整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解决的并不是由于待遇不佳或技术不强所造成的“用工荒”问题，而是一对夫妇现在所生育的、在成长20-30年后具备工作能力的劳动力数量。若在现有人口基数条件下，坚持实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在未来30年后，中国可正常劳动的人口数量必定大大低于社会劳动力总需求，暨时也将带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用工荒”。

3.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出现大量具有结构性缺陷和系统性风险的独生子女家庭。在对独生家庭风险进行管理时，我们应当从应对现存风险与规避未来风险两个方面着手。应对而言，我们可以对现有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包括奖励、补助等;风险规避上，则应当及时调整现有生育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逐步强化家庭的社会功能。

三、放宽二胎政策的可行性

1.我国人口承担能力。在考察一国人口规模时，我们不仅要观察其人口数量、规模的绝对指标，更要结合承载该国人口的土地资源与环境等各项指标进行相对分析。陈友华在《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设想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合并为一个超级大国，从人口规模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超级大国甚至应该推行比中国现行生育政策更为严厉的生育政策。尽管中国目前的人口规模尽管处于较高的水平，但从世界角度来看也尚在现有资源与环境的承担能力之内。

2.意愿生育率下降。由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巨大变化：意愿生育数量下降，城乡意愿生育子女数量差距缩小;“男孩偏好”减弱，“一男一女”成为最普遍的意愿生育组合;生育时间由“早婚早育”转向“晚婚晚育”。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在子女数量方面下降明显，生育目的多样化，但传统“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观念在农村仍居主导地位。性别偏好转变较小，在少数农村地区“男孩偏好”依然强烈。[2]也就是即使放宽二胎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从生育意愿的角度来看，并不会造成人口数量盲目无节制的增长。

3.心理状况的变化。在对生育数量限制较为宽松的情况下，人们对于性别偏好不会有压迫性或是暗示性。在一定时期后，生育数量会较为稳定;同时，普遍允许生育二胎，适育夫妇不用再“偷着生，躲着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经济负担与心理压力。从而使得他们不再盲目地生育，进一步也能促使他们更多地从生育成本与家庭状况的角度选择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