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碳排放的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碳排放的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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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排放权;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免费; 资产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我国已先后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在不久前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我国作出了“到2020年单位GDP 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的庄严承诺。所有这些需要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管理排放的具体措施。排放权交易是发达国家为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而广泛采用的一种市场运作方式,我国也已开始试行排放权交易。排放市场的运营已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问题,亟待国内外进一步探索解决,其中也有从会计角度研究的必要。

一、排放权交易制度及其运营现状

科斯认为,污染排放作为生产要素中的一员,其中很多将自然交易给那些能够用于产生最大财富的人手中,因此它是社会最伟大的商品(Coase,1960,1988)。20世纪70年代,科斯等经济学家提出排放权交易的概念后,美国国家环保局首先将其运用于大气污染和河流污染的管理。此后,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也相继实施了排放权交易的政策措施。

排放权交易的一般做法是:政府机构评估出一定区域内满足环境容量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将其分成若干排放权份额,采取赠予或招标拍卖等有偿方式出让给排放者。排放者得到排放权后,可根据自身排放权使用情况,在二级市场上买入或卖出排放权。排放权交易制度明确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从而确定并分配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不同企业控制排放的成本差别很大,在排放权可以有偿转让时,那些治理排放成本低的企业就愿意通过治理大幅度地减少排放,然后卖出多余排放权而获益。有些企业安装排放治理设施成本比购买排放权的成本高,就有动力去寻找排放权的卖方。最终,减排总量由治理成本低的企业完成,这从总体上降低了治理排放的成本。可见,排放权交易制度直接制定排放总量,而排放权价格随排放处理技术的变化自行调节,这样,既能有效保护环境,又兼顾各经济个体的发展需要。排放权交易制度框架包括:政府设计排放总量;将总量指标分配给各个排放源,并赋予其可交易性;建立市场机制;监管市场运营。

目前国际上较有影响的排放权交易制度有《东京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和《欧洲排放交易体系》(欧盟ETS)等。《经济学家》(2007,P.10)报告,2007年交易了30.4亿美元排放许可,其中欧洲利用了总额的80%,碳市场分析和指导组Carbon Point估计这数字只达2008年前6个月的数字(Milner,2008)。排放权交易也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公司有碳排放许可盈余在手,但其价格已在2009年崩溃(Glover,2009),至少这时有效削弱了它们在改变公司实践和技术方面的作用,还可能导致这些方法长期效果的问题。排放总额的确定、额度的初次分配、排放计量和监管难度等特殊问题,导致排放权交易市场不同于其他最终产品的交易市场,欺诈、操纵和所有预料不到的结果在这里都可能出现。人们不仅明白排放可能离岸,而且逐渐发现自出售排放权得到补贴的许多碳节约项目已在一些事例中消退,可能所有排放权交易制度中1/3到2/3的抵消现被视为不代表实际减排。排放权交易可基础性改变排放样式,但是受操控的市场调节太慢、太迟,价格和市场影响资源利用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二、欧盟ETS免费排放权存在的一个会计问题

在欧盟ETS相对较早的时期,公司被给予规定数量的免费排放权,他们要求的额外许可必须在市场上购买,或支付罚金。这一方法背后的理念是减少对该体系抵抗的公司,及在新市场发展期间提供一个学习阶段。可是实践中出现了困难。在市场购买额外许可的成本将进入公司常规的成本结构,那确是该体系设计用于提供经济激励给减排的原始旨意,可是免费许可怎样核算?英国新闻部门关注排放权核算,对如下事实感兴趣:即使电力生产公司得到了一些免费排放许可,他们依然花费着现行市价的免费收入,并用这增加的成本基础向顾客辩护涨价。管理当局(煤电市场办公室)不仅认可这种实践,而且同意使其清晰的机会成本概念基础。新闻界似乎有不同的办法,在强调结果意外利润时采取可能被视为更道德的姿态。如有文(The Guardian,10 Aug,2008)称,石油公司在碳交易中目标意外获利11亿英镑;另一文(The Guardian,13Sep,2008)称,污染者稳定地从欧盟ETS赚取几亿元。从远处观察该体系的运营,其他人也似乎承认其设立的份额和带来公司反应的利润之间的缺口,排放许可的免费分配产生租金――对免费许可的接受者而言,那是超过常规期望资本报酬的利润。

这里似乎有必要引入机会成本概念。经济学家John Gould(1962)曾提出:“机会成本理论维护了成本的真实性质,成本的定义是牺牲的可选方案价值,它应该推进制定决策问题性质的更好理解”。上述电力生产公司的例子中,传统成本计算将分配零成本给赠予,企业藉此在价格决策时没确认其为成本。因此价格可能较低,特别在可能要求涨价辩护的管制环境中,结果利润增长的潜力被牺牲。但英国等地的公司提议利润增长是一支配性考虑,这似乎给机会成本的利用提供了机会。的确,欧盟ETS运营方面随后的文献充满了机会成本的语言。

认为应该考虑免费排放为机会成本的依据是,如果电价高得足以补偿其使用,那么生产者将只生产电而非出售他们的排放许可,即公司将比较用免费排放许可生产电力的利润和直接以现行市价出售许可的利润。所以如果排放许可被用于取得较高利润,它们就不能被出售。这一逻辑可能提供不同的、纵使利润没增长但也考虑机会成本的方法基础。欧洲有关研究发现,是否考虑机会成本方面的那些差异是部门性的而非全国性的,所有以市价核算许可的是金融部门的交易者而非许可的使用者,使用者无一对外核算免费配额。所以有趣的是,即使机会成本进入价格计算和管理当局涨价的辩护,它们仍不能进入主流财务账户,对其的考虑可能还只是初始尝试。

三、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相关努力

排放权交易确实给现有的会计体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排放权是否属于资产,如果属于,是何类资产;排放权是否应被确认,如果应该,何时确认;以什么价格进行初始计量,从政府那里无偿获得排放权和由外购买排放权,分别应该如何入账;排放义务是负债吗,如果是,是何类负债,应如何进行确认和计量,等等。

在上述问题的困扰下,欧盟建议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研究碳排放权交易问题,以指导在ETS中的经济实体对排放权交易进行合理的会计处理。由于ETS把绝大多数的欧洲企业都纳入其范畴中,而其运作模式又会对现有的会计核算体系产生极大的冲击,特别是关于政府以低于公允价值分配给企业的排放权的会计处理问题。所以IASB下辖的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修改了IAS38,在无形资产中增加新的科目,以包括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排放权,让资产(排放权)和负债(排放义务)在稳定的基础上,与所有应同时报告的对象一起计量,以确认其价值变化(损益),继而减轻由混合计量方式和报告制度(IAS37和IAS38)给企业损益带来的一些影响。IFRIC后又试图正式对外推出一项新的解释:初始确认排放权时,企业以少于公允价值获取的排放权应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所以账面金额包括了已付款与视为政府援助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异。而且不管排放权是继续留存还是出售,这部分差异应在相应的排放权有效期内被确认为递延收入,且根据IAS38成本或重估模型在收入中确认。此外,IFRIC注意到混合计量模式所引起的关注,要求IASB提出对IAS38的修改建议,以便企业能够以公允价值计量在活跃市场上交易的排放权,且把排放权的价值波动确认为损益。

后来,IASB考虑来自欧盟的压力后认为,由于制定关于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方法要涉及一条或多条准则,由委员会从整体角度重新考虑排放权本身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较之由IFRIC零星地提出修改有关准则的方式来说将更为合理和有效。IASB关于排放权核算的讨论和争论指向政治和公司游说,也包括概念和技术问题。

四、对我国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的思考

我国的排放权交易刚刚起步,因此,合理进行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至少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是将排放权作为资产,始终以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变动直接增减资产价格。如是免费取得,按稳健原则,这类收入具有流动性风险,对其初始确认不应作为损益,可确认为所有者权益,计入资本公积;报告期末对其价值进行再确认,其公允价值变动同样确认为权益,计入资本公积。待到出售该项资产,流动性风险释放了以后,才将其纳入损益核算,由资本公积转为营业外收入。

二是全面核算环境收入和成本,促进商品比价合理化,充分发挥价格的宏观调控作用。应将环境成本、排放权资产,享受到的国家环保补贴、奖金和税收减免,回收的“三废收入”,及实施环保措施后带来的效益纳入现有财务核算体系。这样才能实现企业算小账,政府算大账,建立新的、更合理的商品价格体系,使各种商品之间的比价能够反映环境成本,使排放权真正成为调节环境保护的有效杠杆。

三是健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而排放权交易本身是一种市场手段,要接受社会各方的监督。充分披露信息可以降低企业经济活动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也有益于消费者、投资者、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作出更有效的决策。必须制定环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环境信息的地位和作用,加大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强制力度,并为环境信息披露提供统一的标准。

四是加强环境审计。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环境审计是必不可少的保障之一。注册会计师的环境财务审计提供独立第三方的鉴证服务,为交易双方和监管部门提供权威客观的高质量信息。国家审计进行的环境合规性审计审核交易双方的合规性,各国均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排污权交易。企业内部的环境绩效审计也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必要手段,不同企业运用排放权交易的绩效有好有坏。目前我国环境审计还局限于国家审计,应该尽早制定环境审计准则、明确环境审计执业资格的认定,联合发挥财务审计、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三者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郝玲,涂毅.碳排放权会计处理初解[J].新理财,2008(8).

[2] Anthony G. Hopwood. Accounting and the environment [J].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3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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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政排水管道工程；施工；问题；预防措施

中图分类号：TU9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市政排水管道系统是市政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与人民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关系到城市防洪防涝、防止地下水或土壤被污染等环境问题，因而市政排水管道工程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同时由于师资排水管道工程的隐蔽性，维修非常麻烦，维修费用很高，有些甚至无法进行维修，因而确保市政排水管道工程的施工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当前市政排水管道工程施工中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市政排水工程的有序发展，只有进行合理的施工控制与监督才能有效预防这些问题的出现。

市政排水管道工程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及其预防措施

总体来说，市政排水管道工程的施工工艺不是很复杂，但由于施工地点多在市区，环境较为复杂，地下的管线、电缆等情况不明，另外在确保施工安全的前提下还要考虑到地面交通等影响因素。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加大了施工的难度，使得施工工期与质量有时无法得到保证。因而在施工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施工的具体情况。市政排水管道工程施工中存在的比较常见的问题及其预防措施如下：

管道偏移、积水或者反坡

产生原因

市政排水管道工程施工中容易出现偏移、积水或者反坡的现象，其原因是积水测量出现误差、施工走样或者意外地避让原有的建筑物，从而在平面上产生了位置的偏移，继而在立面上产生了积水或者反坡的情况。施工中出现了这些情况时，如果误差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一般作微小的调整即可，若超出了允许偏差的范围，只能拆除返工重新做，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预防措施

在施工前要按照施工测量规范以及规程来认真的进行交换桩的复测和保护；根据当地的水文地质条件来布置样桩，并且按照埋置深度以及相关规定放样，放养后还应复测检验，误差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才可以进行施工；严格控制平基混凝土的高程，不能高于设计要求，铺设管道时应将管道铺平，铺设稳管后，管座混凝土的浇注应该由两侧同时进行，防止管道被挤偏，发生位移；如果在施工时遇到意外的建筑物，须要避让，应当在适当的文职增设连接井，井和井之间以直线连通，且连接井转角大于135°。

管道渗漏水

产生原因

选用的管材质量差，存在裂纹，或者局部混凝土松散，抗渗水能力差；管道接口填料以及施工的质量差，这样管道在外力作用下容易查收破损以及接口开裂的现象；闭水段封口不密实；管道基础条件不佳，导致管道与基础产生不均匀的沉陷，局部出现积水，严重的的情况下甚至管道或接口会断裂。这些情况都会导致管道渗漏水现象的发生。

预防措施

应该建立一支专业的质量检验队伍，对以上情况进行检验。选用具有质量部门提供合格证和力学试验报告等资料的合格管材，安装之前对管材进行逐节的检查，对发现质量疑问的管材应弃之不用，或者处理后再使用；选择质量好的接口填料，按照合理的配合比和工艺进行施工。施工前做好接口缝内的清洁和预处理，水泥类填料接口应先润湿，油性填料接口应预先干燥，然后刷上冷底子油；认真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保证管道基础的稳定性与强度，地基的水文条件不佳时，为提高基础的承载力，还应采用换良的方法进行治理。例如槽底的土壤如果被水浸泡过，或者被扰动过，应当先将其挖除，然后填上砂或者碎石等稳定性较好的材料。低下水位以下开挖土方时，要做好沟槽底部排水、降水等工作。

闭水试验不合格

产生原因

闭水试验是对管道施工以及材料质量进行全面检验的试验，由于影响施工质量的因素很多，难免会出现多次不合格的现象。

预防措施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先在渗漏处做好标记，排干管内的水后再进行处理。细小的缝隙渗漏可以用水泥浆或者防水涂料涂刷，严重的情况下应当返工。油膏接口用喷灯进行处理。处理之后还要进行闭水试验，直到合格为止。

回填土深陷

产生原因

回填土压实机具规格不合适，填料质量差，且含水量没有控制好等因素都会对压实效果造成影响，施工之后可能会产生过大的沉降。

预防措施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在管槽回填时必须依据施工条件以及回填部位来选择适当规格的填料以及压实机具。例如管槽较窄的时候最好采用微型压路机或人工和蛙式打夯机填压。针对不同填料，不同的填筑厚度也要选配不同的填压机具，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果。另外淤泥、树根、草皮等材料不仅会影响压实效果，还会在土中干缩、腐烂，最后形成孔洞，引起沉陷，因此这些材料都不能用作填料；填料的含水量控制不能大于最佳含水量的2%，如果雨后施工或遇地下水，应当先将水排干，然后分层填压密实，不可带水回填或者带水压实。

检查井变形、下沉、构配件质量差

产生原因

检测井的基层和垫层不牢实，容易造成下沉的情况；另外铁爬梯安装随意性大，且选用的材料质量不好，既影响了外观还影响了使用质量。

预防措施

施工时认真做好检查井的基层与垫层，防止井体下沉；砌筑检查井时，控制好井口与井室的中心位置以及高度，防止变形；检查井井盖和井座等要配套，安装过程中座浆要饱满，不能用错型号和面底；安装铁爬梯时要控制好每两步之间的距离以及上下第一步的位置，不能偏差太大。

结语

综上可见，目前市政排水管道工程施工中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但是只要按照规范以及设计标准进行施工、把好管道等材料质量关、认真做好监督监管工作，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得到有效避免的。这不仅可以打造出优质的市政排水管道建设工程，也体现出了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参考文献

[1] 姜伟. 浅谈市政排水管道施工中的质量通病与防治措施[J]. 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1(19);

[2] 姜运朋. 市政排水管道工程中的常见问题和预防措施[J]. 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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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京都时代 隐含碳 碳排放

一、引言

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引起各个国家的广泛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在2009年提出碳关税概念，即对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我国作为出口大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

国外学者对于国际贸易和环境效应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Sanford J.Grossman & Krueger（1991），他们首次发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创立了贸易与环境的一般均衡模型，将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部分；Weber（2008）结合中国的情况，研究发现碳泄漏和碳出口是导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大量增加的两大原因，“污染天堂假说”适用于中国。本文选取后京都时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代表性的文章进行文献综述，总结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碳排放的研究进展，并提出其他可能的研究的方向，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展望。

二、中国国际贸易与碳排放的研究进展

（一）中国贸易与碳排放理论经验研究

从理论与经验研究来看，马艳和李真（2010）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以不平等交换的视角来分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碳”不平等交换的问题。他们认为，国际贸易交换活动中，除了直接体现在商品价值方面的不平等交换之外，由于生产技术的差异和人为单方面制定的碳排放标准导致了“碳”的不平等交换，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是不平等交换的重要原因。王文举和向其凤（2011）对世界主要碳排放大国2005年的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进出口差额进行了测算，提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汇率效应的碳排放应该由消费者来承担，纯技术效应部分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姜鸿、梅雪松和张艺影（2012）利用中国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6～2008年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碳排放权价格，评估中美贸易利益。结果表明，中国无偿为美国排放了二氧化碳，考虑到碳排放权价值之后，中方贸易利益减小，中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低价格出口模式不可持续，外贸政策有待调整。李丽（2014）从低碳经济对贸易规则的影响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环境产品清单的谈判，并关注区域及双边贸易协定中低碳规则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低碳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更大程度上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中国国际贸易与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从实证研究来看，李斌、彭星（2011）在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三大效应的基础上引入全球价值链视角，运用GMM法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影响中国碳排放的机理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影响中国碳排放的三大主要因素是贸易规模的扩张、技术进步及融入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最大；碳排放效应分析中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的曲线，中国碳排放不存在“污染避难所假说”。吴献金、邓杰（2011）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角度，对1995～2007年期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存在碳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代表结构效应的资本劳动比和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贸易自由化的总效应会增加我国碳排放量，“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王正明、温桂梅（2013）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3～2009年的数据为基础，基于SYS-GMM方法的面板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期及滞后一期的出口加剧了国内碳排放，当期及滞后一期的进口对碳排放有积极效应；滞后二期的FDI起到优化碳环境的作用；OFDI也降低了国内的碳排放。我国应该实施绿色FDI引进战略和新型“走出去”战略，转变出口贸易结构。

（三）对外贸易中隐含碳的测算

一国在进行对外贸易时，进出口的不仅是商品本身，还包括其中隐含的碳排放。在全球都在关注和提倡“低碳”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隐含的碳排放是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减排任务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以网文献来看，计算生产产品的碳排放量主要使用的是投入产出模型（Input-Output Model），其中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SRIO）的使用最为广泛。其基本假定是进口产品与国内生产技术相同，在核算上表现为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具有相同的隐含碳排放系数，基于此计算的进口隐含碳排放有可能高估或者低估进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具体到计算公式上，虽然学者们采用的字母符号有所差异，但是都是依据扩展的Kaya恒等式，利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推导出碳排放的计算公式：

其中，C是碳排放总量，E表示能源消费总量，Ei为i种能源的消费量，S表示i种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份额，表示各类能源的排放系数，即消费单位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如果进口产品的排放系数采用进口来源国的技术。则可以明显提高碳排放测算的准确度，这一处理方法是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多区域模型具有很多优点，但是对于数据要求较高，周新（2010）采用了多区域产出投入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多个国家2000年的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美国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最大（464Mt），中国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顺差最大（452Mt）。

在二氧化碳来源的上，由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是中国广泛使用的一次能源，大多数学者使用这三种能源的消耗来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除此之外，学者杜立民（2010）①估算水泥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0%左右。李子豪和代迪尔（2011）根据IPCC（2006）提供的煤炭、原油、天然气、燃料油、柴油、汽油和焦炭七种燃料的净发热值和排放系数，处理后得到各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从而求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四）碳排放责任的认定

根据以往文献，在核算一个国家碳排放量上，目前存在三种标准：生产者负担原则、消费者负担核算原则和生产者消费者共同负担原则。生产者负担原则指一个国家全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核算，消费者负担原则指根据最终消费使用的各种产品和服务进行二氧化碳核算，生产者消费者共同负担原则是以前两种原则为基础，将碳排放责任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分配。一直以来，国际社会以及OECD国家基本上都采用生产者负担原则作为环境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按照生产者负担原则核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有利于净进口隐含碳的国家，不利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的核算方法很可能会对气候协议效力的执行产生消极影响。一些发达国家很可能因此大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高碳排放和高能耗产品，通过“碳泄漏”完成其减排任务，全球碳排放可能因此不减反增。

三、结论及研究展望

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气候科学家们表示要停止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在2015到2020之间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我国在面对全球碳减排的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世界普遍使用的碳排放生产者负担原则高估了我国的碳排放水平，导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向我国“碳泄漏”的发生。为了确保我国能在一个公平合理的框架下确定其碳排放额度和排放权，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我国应该坚持主张碳排放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负担的原则，保护我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同时更加有效地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碳减排。

关于我国国际贸易和碳排放问题的研究最近几年开始增多，但是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的研究起步较晚，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和改进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前文有提及的加工贸易产品的碳排放问题。加工贸易在我国国际贸易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方式剔除进口中间产品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第二，我国学者对于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核算时，大多是采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精准度更高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使用较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碳排放测度。第三，关于世界性气候谈判、世界性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谈判的动向对碳排放权和减排任务方面的影响上的研究不多，准确分析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做好充足的调研和理论准备，会让我国在参与这些协议谈判时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第四，关于中国国际贸易和碳排放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结构分析分解考察影响因素，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定量考察各种类型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未来可以在这方面深入分析研究，为国家进出口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

注释

①杜立民.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J].南方经济，2010（11）：20-33。

参考文献

[1]李丽.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国际贸易研究，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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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文举，向其凤.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核算及责任分配[J].生态环境与保护，2012（2）.

[7]李子豪，代迪尔.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J].生态环境与保护，2011（12）.

[8]杜运苏.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研究新进展[J].国际贸易研究，2011（12）.

[9]李斌，赵新华.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J].国际贸易研究，2011（9）.

[10]李斌，彭星.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环境的碳排放效应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7）.

[11]高秋杰，田明华、吴红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进展与评述[J].生态环境与保护，2011（5）.

[12]吴献金，邓杰.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

[13]马艳，李真.国际贸易中的“碳”不平等交换理论与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研究，2010（12）.

篇4

[关键词]碳排放权;确认和计量;市场成熟度

[DOI]10.13939/ki.zgsc.2015.12.124

1研究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加剧，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低碳经济势在必行。联合国于1997年制定了《京都议定书》，针对二氧化碳减排提出了三种机制：联合履约机制 （JI），清洁发展机制（CDM），碳贸易机制（ETS）。《京都议定书》在法律层面上对各国的碳排放量进行了限定，使得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市场流通价值。由此，碳交易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建立。

我国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建立起了碳交易市场，但仍未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交易市场。对碳交易市场中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做统一规定有利于规范碳市场的交易秩序，有利于整个碳市场的成长。此外，本文认为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应根据企业持有其的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目前国内仍没有对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作统一的规定，相关的交易制度也未出台。现有研究中虽然有不少关于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但是多数并未明确规定基于某种确定的发展程度的市场。因此，对基于碳交易视角下的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碳市场正处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阶段，最终必然走向成熟。由此，本文结合新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基于成熟碳市场提出了碳排放权的确认与计量方式。

2国内外主流观点概述

国内外大多文献中关于碳排放权的计量问题有三种主流的观点：无形资产、存货、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工具，关于计量问题主要分为以公允价值还是历史成本计量。

国内方面，一是认为碳排放权是一种私权，本质上是精神内在的东西，但是主体可以通过“表达”而给它们以外部的“定在”，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应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在计量的问题上，作者认为应以历史成本进行计量，因为公允价值的选择有赖于成熟、完善的碳交易市场，然而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仍在试行阶段，价格机制并不完善（王爱国，2012）。二是认为碳排放权就是为了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它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出售，符合存货的定义，应当作为存货在会计上进行确认;计量问题上，作者指出鉴于我国目前还处在碳排放权的初级阶段，它作为一种存货，应当以实际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张鹏，2010）。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碳排放权的目的是近期内出售或回购，属于衍生工具，应将其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并指出碳排放权的计量应在获取时或报告期末按不同时点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并于报告期末按该价格指数的实时数据进行后续计量（王艳，李亚培，2008）。

国外方面，一是支持为履行排污责任产生的法定义务所持有的排污权应确认为存货，应按历史成本计量有偿获得的排污许可证，免费取得的按零计量的观点（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RC，1993）。二是认为排放权符合资产的定义，且没有实物形态，属于资产中的无形资产，应按公允价值计量取得（包括授予和购入）的排污许可证（IASB，2004）。三是认为碳交易合同符合金融工具的定义，排放权是一种其价格随企业自身权益主体的市场价格以外的因素而变动的特殊金融衍生产品（会计准则委员会，ASB，1998）。

3碳排放权的确认和计量

3.1基于成熟碳市场

我国财政部于2014年1月26日出台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该新准则强调公允价值是基于市场的计量。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某项资产时，市场成熟度不同会对所确认的公允价值产生影响。当市场充分活跃时，可以直接用当前的市场价值作为公允价值;当市场不够活跃时，采用估值方法对公允价值进行估计入账。

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迅猛，且有国外成熟碳市场经验可以借鉴，在不久的将来必将达到成熟水平，故我们基于成熟碳市场下提出碳排放权的确认和计量方式。在此框架下，公允价值应采用市场交易价格入账。

3.2根据碳排放权持有目的不同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

成熟碳市场和成熟碳交易机制有如下五个特征：

第一，配额的分配不再只是免费授予，大部分将由企业从政府手中以竞拍的方式获得，也就是说，配额不再完全免费。

第二，碳交易市场参与者不再只是有履约责任的重点排放单位，而增加许多以交易碳排放权并从中获利为目的的投资者或投资机构。

第三，法律法规制度比较完善，关于配额分配、配额交易、配额回收的各阶段均有相关政策予以约束和执行。

第四，政府监管力度强。由于市场变得活跃，各种市场违规行为甚至操纵市场的行为也有可能变本加厉，政府对这种违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有较强的打击力度以规避制止。

第五，企业信息披露全面。成熟碳市场下，企业不再是自愿披露模式，政府对企业信息披露有强制性要求，且有一套碳会计信息披露准则。

在成熟碳市场下，根据碳交易参与企业持有碳排放权的目的不同，碳排放权应采用不同的确认和计量方式，具体分为以生产为目的持有和以交易为目的持有。

3.3为生产而持有

这种企业大多为政府规定的重点排放单位，在成熟市场下占比较小。持有碳排放权主要为了满足自身生产的需要。在配额发放之时，首先从政府那免费获得小部分配额，其生产所需大部分配额来源于对配额的竞拍（竞拍价一般低于市场交易价格）。在企业持有配额期间，其可以视自身情况在碳交易市场买卖配额。配额交收之日，履约企业必须向政府上缴与其排放额等量的配额，如没有充足的配额上缴则要罚款（罚款金额一般高于市场价格）。

企业持有的碳排放权应确认为无形资产同时以公允价值计量。配额取得之时，应以公允价值（即）以公允价值（即市场价格）确认无形资产，同时入账价值与实际取得价值之间的差异计入政府补助;会计期末，若企业持有的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发生变动，要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调整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

3.4为交易获利而持有

这类企业在成熟碳市场中占据主流，它们不参与配额的发放也不参与配额的交收，它们只是把碳排放权作为一项投资工具，在配额发放与回收日之间在碳交易市场上频繁的买进卖出，以赚取差价获利为主要目的。

这种企业持有的碳排放权，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定义，相应的，以公允价值计量。在配额取得之时，以公允价值（即市场价格）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费用确认为投资收益;若这类企业持有碳排放权跨越不同的会计期间，则需要在会计期末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调整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当企业出售碳排放权时，根据公允价值与账面余额之间的差额确认投资收益。

4研究结论

关于碳排放权的确认和计量问题，国内外尚没有定论，无疑给信息使用者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本文提出成熟碳市场下碳排放权确认和计量的新观点――碳排放权应根据企业持有目的不同采用不停地确认和计量方式，希望能为碳会计体系的建立做出一点贡献。

在成熟市场条件下，根据《公允价值准则39号》，市场价格即反映交易物的公允价值。本文将碳排放权的持有目的分为两类：生产需要和交易获利。前者在不成熟市场下占主流，后者在成熟市场下占主流。若是由于生产需要持有，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初始取得成本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异计入政府补助，后续根据公允价值变动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若持有是为了交易获利，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同样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后续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参考文献：

[1]Heather Lovell， Thereza Sales de Aguiar， Jan Bebbington，Carlos Larrinaga-Gonzalez.Accounting for Carbon [R].ACCA， IETA，2010.

[2]ASB.FRS13――衍生和其他金融工具：银行和类似机构的披露[R].ASB，1998.

[3]FERC.规范酸雨计划排污许可证交易会计处理的统一会计系统（ RM92-1-000） [Z].FERC， 1993.

[4]IASB.排放权解释公告（IFRIC3 Emission Rights）[R].IASB， 2004.

[5]王爱国.我的碳会计观[J].会计研究，2012（5）：3-9.

[6]张鹏.CDM下我国碳减排量的会计处理和计量[J].财会研究，2010（1）：39-41.

[7]王艳，李亚培.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J].管理观察：2008（12）.

[8]夏琴华，张敏静.低碳经济时代为碳交易定位――基于碳排放权会计处理方式的研究[J].商业会计，2011（21） ：12-13.

篇5

【关键词】碳排放权；会计确认；会计计量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各国首脑齐聚哥本哈根商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措施。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在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机遇。我国拥有着庞大的碳排放量，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无强制减排任务，因此我国有着碳排放权交易的巨大潜力。对于这一个新兴市场的形成，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进行交易，必然会对参与CDM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等会计要素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对碳排放权加以认识，进而对其进行科学地确认和计量，以做出合理的会计业务处理。

一、碳排放权的概念及实质

（一）碳排放权的相关概念

碳排放权也称“温室气体排放权”。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每个发达国家缔约方都有一定温室气体排放限额，表现为一种排放权利，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权”。由于这种排放权具有稀缺性，所以它能够进行交换，具有市场价值。面对碳排放的减排义务和超标之后的经济负担，各个企业灵活运用自己超出和剩余的碳排放权，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由此，碳交易，即“碳排放权交易”便应运而生。这样一来，原来无形的碳排放权就变成了可以确认和计量的商品。

（二）我国碳排放权的实质

我国的碳排放权区别于国外的“温室气体排放权”。2005年2月16日，旨在控制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第一阶段（2005―2012年）该协议只对发达国家碳排放作出限制，并不要求我国减排，后来因碳减排在发达国家存在技术瓶颈和逐渐增高的成本，灵活地发展了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京都议定书》第12条阐释的CDM，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或者私人经济实体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并据此获得“经核证的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简称CERs），亦即获得碳排放权。发达国家可以用所获得的CERs来抵减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因此，许多发达国家的企业、基金或政府纷纷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寻求与发展中国家的CDM项目合作，目的在于顺利实现《京都议定书》中量化的减排目标。这也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他们希望通过CDM项目合作，能够吸引新的外国投资，促进技术转移，同时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为各部门制定未来的减排策略提供信息支持。也正是因为CDM机制的颁布，才把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减排阵营，使得碳排放为我国带来了经济利益。

这样看来，我国的碳排放权实质是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通过CDM项目产生的。所以，我国的碳排放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对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存在着很大争议。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既然碳排放权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那么如何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科学、合理的确认与计量就成为会计学术界应解决的首要问题。目前，我国的碳排放权作为一种交易商品，是在企业过去的交易、CDM项目或其他事项中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通过企业在营运过程中使用或出售已认证的碳排放权，与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且企业通过投入CDM项目或直接购买已拥有或控制碳排放权，该资源的投入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因此，碳排放权应该作为一项资产在会计系统中予以确认和计量。现阶段，国内学者就碳排放权应确认为何种资产观点不一。

（一）碳排放权交易确认的不同观点

关于碳排放权的确认问题，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有：确认为金融资产、确认为存货、确认为无形资产三种。

王艳、李亚培（2008）认为，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具有自由的交易市场和具体产品定价机制。由于清洁发展机制下碳排放权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交易，国际上有完善的排放权定价机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取得。参与CDM项目企业通过减排取得的碳排放权是为了在近期内出售以获得资金和技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中金融资产的定义，其认为碳排放权具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特点，因此碳排放权可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确认。

张鹏（2010）认为，对于一个CDM项目而言，碳减排量是其核心所在，存在于企业的日常活动之中，并且对于目前中国的CDM项目来说，碳减排量就是为了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它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出售。所以，碳减排量是符合存货的定义的，应当作为存货在会计上进行确认。并且指出了碳排放权的确认条件，初始计量、期末计量和出售等问题。

王学、胡等（2009）指出，碳排放权具备无形资产的特征。碳排放权是经相关权威部门签发排放减量权证，可以作为一国减除温室气体的资源，其不具有实物形态，但可以单独出售或转让；由于CDM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使得碳排放权在企业持有过程中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情况不确定，不属于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属于非货币性资产。因此，其认为可以将碳排放权作为无形资产在会计上进行确认。

由以上关于碳排放会计处理方法可知，不论是把碳排放权确认为金融资产，还是存货，或是无形资产都有一定的道理。每种观点都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并对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进行了剖析。但为何同一种经济业务会出现三种截然不同的会计处理，这也是值得探讨和深思的问题。本文认为，之所以在碳排放权会计处理问题上有截然不同的方法，原因在于我国碳排放权存在着两阶段性及各主体持有碳排放权的不同目的，而上述观点没有对此进行全面的分析。

（二）我国碳排放权确认的操作建议

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由于还没有实质性的国际条约来约束碳排放问题，所以中国的碳排放权问题都只是同CDM机制有关。通过与发达国家合作，企业把通过CDM项目所产生的碳减排量出售给发达国家，这是中国碳排放权的第一阶段。

但是，伴随着中国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迟早会受到国际条约的约束，政府会把温室气体减排量作为硬性指标分配到各个企业，这样一来，中国的碳排放权就会像发达国家一样，可以在碳排放权交易所进行交易，并且有自己的定价系统，始终以公允价值计量。这将会是中国碳排放权的第二阶段。

由此，本文以我国碳排放权的两阶段性为基础，结合交易主体持有碳排放权的不同目的进行具体的分析，将碳排放权分别确认为：无形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第一阶段

（1）企业购买碳排放权只是为了销售，应当确认为金融资产。由于企业碳排放权不仅仅是考虑近期出售而持有，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2）企业购入留待以后使用的碳排放权，应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

2、第二阶段

（1）如政府对于企业规定了排放限额，且将排放配额分配给企业，以及为了达到政府规定的排放限额，企业需要从外部购买部分碳排放权才能满足生产经营需要，此时，碳排放权是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须的，应当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

（2）如企业使用分配取得的碳排放权尚有剩余，剩余的部分如果准备结转至下一年度自用，那么其仍然是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使用，并非为了在近期销售，仍然应当作为确认为“无形资产”；但如果企业准备对外销售，应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如果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实际排放已经超过其拥有的配额，如果不足的配额还没有购买时，应当将该不足部分作为“预计负债”处理。

三、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

会计计量是为了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列表于财务报表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上文中明确了碳排放权的资产归属后，碳排放权的计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对于应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其初始计量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银行存款”。在后续计量中企业应按照实际排放量对碳排放权进行摊销，借记“无形资产摊销――碳排放权”，贷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再将摊销额计入当期损益，借记“生产费用”，贷记“无形资产摊销――碳排放权”。对于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不考虑减值。

对于应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碳排放权，应当按照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进行初始计量，借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银行存款”；资产负债表日，应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持有期间产生的收益作为“投资收益――碳收益”。当对碳排放权进行处置时，可以按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处置规定，将取得的处置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碳收益；同时，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计入“投资收益――碳收益”。

四、展望与小结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碳排放权非常有必要作为企业的一项资产进行确认，但是由于碳排放权存在许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会对碳排放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相关性产生影响。所以清洁发展机制下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需要结合许多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探讨。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推广，该资产将为许多企业普遍拥有，因此，对其会计核算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对现阶段我国碳排放权的实质以及面临的会计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根据我国碳排放权的两阶段性和各交易主体持有碳排放权的目的，对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会计计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期能为我国在这方面制定相关会计准则规范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王艳,李亚培.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J].管理观察，2008（12）.

[2]张鹏.CDM下我国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和计量[J].财会研究，2010（1）.

[3]王学,胡,姜洋.浅谈碳汇的确认、计量与定价[J].绿色财会，2009（8）.

[4]申金荣.浅议我国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J].财会通讯，2011（8）.

篇6

【关键词】 碳排放权； 会计确认与计量； 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5-0008-04

一、引言

2015年6月，中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交《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20%左右。在2015年9月25日中美联合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我国也重申了这一目标，并表示将在2017年启动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将覆盖钢铁、电力、化工、建材、造纸和有色金属等关键行业。党的十报告也提出要“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将“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视为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贯彻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重大举措，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节能减排的重要内容。

会计体系首先是对企业经济业务的真实反映，可以从企业发生业务的源头予以控制，并经过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一系列严谨处理和提炼，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其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传统的会计理论体系已经不足以完全满足低碳经济的需求，有必要建立碳会计核算体系。碳会计是低碳经济发展的产物，也促进了低碳经济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同时，碳会计最根本的会计属性决定了其作为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一部分，将持续影响会计实践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如今，各国相关政府和有关组织都在积极研究碳排放权的相关会计核算问题，虽未制定统一会计政策，但这些研究也为我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在碳排放权的相关会计研究中，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研究算最全面系统的。2004年12月其下属委员会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颁布了《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3号――碳排放权》。该公告解释道：碳排放权的会计属性确认为无形资产，取得碳排放权时按照其公允价值入账，在后续计量方面，采用当前市场价值进行环境负债的后续计量，用历史成本进行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企业每个会计期间的碳排放量按其公允价值确认为环境负债，处置碳排放权时同时核销环境负债和无形资产。后来，欧洲财务报告咨询组织（EFRAG）认为碳排放权负债和资产的计量属性不一致，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经营成果，IASB便撤销了此公告。IASB此举充分体现了碳排放权交易会计核算模式的建立是会计学者在探索会计前沿问题时的重大挑战，因此加快该问题的研究步伐是当前国际会计学者的首要任务。

由于我国2012年才正式承担减排任务，碳排放权交易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因此关于碳排放权交易会计核算方面的研究基本仍处于探索阶段，结论多样化。

在会计属性及计量方面，毛政珍（2015）基于成本视角认为为了加强对碳排放权核算的管理，不适宜将其列入其他会计要素中，而应单独设立一项资产要素，制定相应的核算准则。沈剑飞等（2015）则将碳交易分为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阶段和后京都时代阶段，前一阶段将碳排放权计入无形资产，后一阶段根据使用目的不同分别计入“碳经营资产”和“碳金融资产”。张凯文（2014）认为应根据碳排放权的不同用途做不同处理：若是持有以备增值出售，则确认为投资性碳排放权，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若是持有用于日常经营，则初始计量时以公允价值计入碳排放权资产，后续计量以成本模式入账。卫志毅（2014）认为碳排放权应从有价证券、无形资产和存货三方面核算。彭敏（2010）认为碳排放权基本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在会计计量方面应采用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相结合的方式――即初始计量采用历史成本，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徐峰林和李晨晨（2011）认为碳排放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以更直接地体现其价值属性，并认为应以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

在会计信息披露方面，李端生和贾雨（2014）认为应将碳信息的披露提升到企业社会责任层面，要求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评价报告中详细披露相关碳排放权交易信息。陈华等（2013）通过构建碳信息披露指数，分析我国上市公司2011年度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的现状，结果显示我国碳信息披露状况堪忧。张彩平和肖旭（2010）在结合国内外研究后认为碳信息披露框架应由三部分构成：碳排放核算、碳排放管理及碳减排审计。邹武平（2010）则认为可以把碳排放信息直接加入报表中，在报表附注内补充说明其基本文字信息。朱敏和李晓红（2010）认为碳排放权信息的披露应包含表内和表外两方面，表内信息可以列示出碳排放权的取得金额、出售时的递延税款等，而表外则披露企业减排方式、购入的方式、时间、持有目的、消耗情况和引进技术等信息。

可见目前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者对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都各执己见，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这对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和开拓是不利的。

三、我国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的现状分析

（一）确认的现状及问题

参与CDM项目时，碳排放权的初始确认属性无法得到统一，在交易过程中大部分企业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并以公允价值计量，少数企业认为碳排放权是持有以待出售，符合存货的定义，故确认为存货。

（二）计量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了一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碳排放核算体系，例如，《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2012）、《江苏省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平台计算指南》（2013）、《基于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2010）等。但这些指南只是规范了如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具体考核指标等，并未涉及、解决碳排放权会计的具体核算问题。

（三）披露的现状及问题

一是尚未建立碳信息披露的法规和制度。碳信息披露是一种自愿行动，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对碳披露项目缺乏具体的了解，心存疑虑，对其重视程度不够。许多管理者认为碳披露项目会让企业承担某种风险，如怕给竞争对手看到自己的关键数据等顾虑。企业没有认识到碳披露是一个企业通过做碳检测来摸清家底从而找到减排潜力的较好途径，不仅可以有效地管理和降低成本，企业还可以从中发现更多机遇，寻找新的发展源动力，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强企业长远竞争力。

二是碳披露数据参差不齐，没有统一的度量口径，使得碳披露的质量得不到保证。企业大多没有设立专门部门对此进行相关核算管理，使得碳披露项目在我国反响不大。

三是碳排放会计核算制度不健全，碳排放计量存在难题。碳信息披露内容单薄、缺乏量化管理和数据搜集是目前我国企业进行碳信息披露的主要短板之一。要实现碳信息的量化管理，就必须建立起一个权威的碳排放量化和碳信息披露标准。但是目前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的随意性较强，会计体系还未完全建立，缺乏可比性；对企业进行碳信息的披露方式和核算方法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缺乏统一的碳会计计量标准。

四、碳排放权会计的理论基础与核算体系的构建

（一）理论基础构建

碳会计碳排放权会计理论基础是指对构建会计理论体系起着指导或支撑作用的理论，也是构建碳会计体系的重要支撑。它需要明确三个问题：一是碳会计假设：将确立研究碳会计更为具体的理论问题的基础，并为研究会计技术与方法和分析实务操作提供前提条件；二是碳会计对象：明确碳会计核算中的客体，界定企业需要纳入碳会计核算的经济业务；三是碳会计基本原则：以承接传统会计原则为主，探索碳会计是否需要满足新的会计基本原则。

1.碳排放权会计的基本假设

（1）会计主体假设

碳排放权交易之所以能够在市场进行，主要因为碳排放权具有相当明确的产权归属，因此碳排放权会计的主体是个体企业，是拥有碳排放权使用权、交易权的个体企业；碳排放权会计的主体也是国家，因为国家也需要履行减排义务，承担社会责任。

（2）持续经营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是进行碳排放权会计确认、计量、披露的重要前提，是指企业在未来可预见的期间内仍会按照保持的发展水平不会倒闭、破产，只要国家仍有减排的需要，碳排放权交易便会持续存在，企业碳排放权会计的核算也不会停止。只有在此假设的基础上，财务报表披露的数据才会真实可靠。

（3）会计分期假设

会计分期假设是指企业在进行碳排放权交易一段时间后定期进行会计报告和披露，以便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会计分期是衡量企业一定期间减排效果的重要基础。

（4）双重计量假设

鉴于碳排放权会计的复杂性，单一的货币计量假设无法满足企业需求，碳排放权的取得及交易的会计确认和计量能够借助货币计量，而非货币计量（如吨、立方米、升等）更能直观地反映如碳排放强度等指标。

2.碳排放权会计的核算对象

会计的核算对象是指会计核算中的客体，界定企业需要纳入会计核算的经济业务。碳排放权会计的核算对象是运用会计理论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碳排放权。具体可以包括发生碳排放权交易时资产负债的变动、日后的减值变动及处置时的损益结转等。

3.碳排放权会计的基本原则

碳排放权会计首先也要遵守最基础的传统会计原则如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等，除此之外还需遵守特殊的会计原则。

第一，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相结合原则：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碳排放权交易的重要理论基础，企业在生产经营的同时要注重环境的保护，注重环境效益不仅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也是企业能得以持续经营的前提保障。

第二，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原则：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排放到大气的碳气体直接危害着社会公众的利益和安全，但企业并未对此付出相应成本，这便是外部负经济。因此为准确确认、计量碳排放权会计，企业应将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这也利于企业时刻考虑对社会的减排责任。

（二）核算体系构建

碳排放的会计核算体系是指碳排放与交易事项在财务会计框架内的确认、计量及披露。

1.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体系构建

（1）碳排放权的会计属性

碳排放权的会计属性应为资产。《企业会计准则》中指出，资产是企业在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中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在符合此定义的同时还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二是成本可以可靠计量。

首先，碳排放权符合《会计准则》中资产的基本定义：碳排放权是企业在过去的交易或事项中形成的，企业主要是通过政府无偿授予或从市场购买来取得碳排放权，满足“在过去的交易或事项中形成”这一点；碳排放权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无论是政府授予还是购买所得的碳排放权，企业都拥有对其的使用权和出售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可以自由支配，用于自身生产经营或出售获利。

其次，碳排放权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与碳排放权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若企业将碳排放权用于自身生产，可以抵减因减排产生的成本；若企业超额完成减排指标，可以在市场中出售剩余碳排放指标获取利益。因此碳排放权可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二是碳排放权成本可以可靠计量。政府无偿授予的碳排放权在初始确认时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外购所得的碳排放权的成本以当时的交易价格为准。

（2）碳排放权的资产类别

碳排放权的资产类别应具体细分自用型碳排放权和出售型碳排放权，并分别确定。

自用型碳排放权资产应属于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首先自用型碳排放权是从政府无偿获取的，企业对其拥有使用权；其次碳排放权是企业拥有的排放碳气体的权利，不具有实物形态；另外碳排放权能从企业中分离出来用于出售、转移等，具有可辨认性；最后自用型碳排放权不同于出售型碳排放权，其带来的经济利益是间接的，不能用货币计量。

出售型碳排放权资产应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是指企业为了近期内出售而持有的金融资产，特点包括持有目的为短期获利及具有活跃市场。企业在满足自身生产的基础上，将剩余的碳排放权近期出售赚取差价，满易性金融资产的定义。另外碳排放权交易具有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在市场中获得，满易性金融资产的条件。

2.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体系构建

（1）计量属性

对于外购的碳排放权的计量属性可以按历史成本模式计量，因为外购的碳排放权的购买价款和支出成本可以确定，且拥有合法的原始单据作为交易凭证，提高了信息的可靠性，所以可以采用历史成本模式计量。

对于政府无偿授予的碳排放权若仍按历史成本模式计量，则初始计量便为零，当企业出售碳排放权时，取得的收入会与成本不相匹配，高估企业的利润，导致企业不能真实反映会计信息。公允价值无偿取得资产时的支付成本，是指资产负债日当天的市场价值，故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20 号――政府补助会计和对政府援助的揭示》的规定“企业应以公允价值对无形资产进行初始确认”，政府无偿授予的碳排放权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2）初始计量

对于外购的碳排放权，应采用历史成本模式按照购买当日的支付价格及相关税费确认其初始入账金额。

对于政府无偿授予的碳排放权，应以资产负债日当天的公允价值对其进行初始价值确认。当交易市场很活跃时，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是公开市场标价；当交易市场不够活跃时，可通过类似交易价格或国际惯用交易价格确定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

（3）后续计量

自用型碳排放权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时排放碳气体而不受罚的权利，因此自用型碳排放权是有具体使用年限的，超过使用年限则残值为零。故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规定：在企业进行无形资产后续计量时，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应采用合理方法进行摊销。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碳排放量逐渐增加，自用型碳排放权便随之减少，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也会减少，因此可以采用企业实际碳排放权量占总持有量的比例进行摊销。每个会计期末，企业应重估碳排放权的可收回金额，若可收回金额低于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则碳排放权发生减值，要计提减值准备。

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出售型碳排放权应于资产负债日根据市场报价调整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若资产负债日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则调减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同时其公允价值变动调减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反之则调增。

除此之外，还应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向大气层排放的碳气体征收生态税，以完善我国税收体制，同时能有效减少资源浪费、空气污染的现象。鉴于生态税是一种惩罚性税种，企业在预提生态税时应视作“营业外支出”的增多，以便期末结转时冲减“本年利润”。

3.碳排放权的会计信息披露体系构建

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社会公众等都是碳排放权会计信息使用者。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必须为其决策提供帮助，那么企业关于碳排放权的取得和使用成本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带来的经济效益等指标的披露必不可少。由于碳排放权不仅影响企业自身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还涉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故应采用财务报表表内和表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披露，披露时，关于会计确认、计量、处置的结果披露于财务报告中，关于无法计量的信息则表外披露，方便企业和会计信息使用者作出决策。

（1）表内披露

为了使信息使用者明确企业碳排放权相关信息，企业应在会计报表中增设“碳排放权”项目。

首先，应在资产负债表“交易性金融资产”下增设“碳排放权”，用于买入卖出碳排放权的核算；在“无形资产”下增设“碳排放权”，用于企业自用型碳排放权的增加和减值、摊销核算；企业所缴生态税则可以通过新增“应交税费――应交生态税”科目反映，根据账户的期末贷方余额进行填列，用以反映企业应交、未交或多交的生态税。

其次，在利润表“管理费用”下增设“碳排放权”，用于其减值核算；“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下增设“碳排放权”，用于计量资产负债日公允价值的变动；“投资收益”下增设“碳排放权”，用于处置时的核算；“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下增设“碳排放权”，用于每期分摊的递延收益的核算，企业缴纳的生态税亦在“营业外支出”科目下列示。

最后，在现金流量表中，碳排放权超额使用所支付的罚金和购买自用型碳排放权支付的现金计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中，出售碳排放权所收到的现金和购买出售型碳排放权支付的现金计入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表外披露

表外披露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解释和补充财务报表中的内容。对于碳排放权而言，应于表外披露的信息包括：企业取得碳排放权的方式、时间、数量，持有目的，计量属性的选择，所交生态税的情况，企业制定的减排战略，减排目标，等等。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需求进行不同的内容披露。企业可以编制单独的碳排放权报告书，详细披露企业碳排放权的战略和实施情况，列明会计核算相关文字说明，将这些非量化信息提供给包括审计人员在内的信息使用者。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近年来碳排放权交易日益兴起，在缓解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其带来的会计核算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本文就企业碳排放权会计核算问题展开一系列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碳排放权按照获取来源可以简单分为政府无偿授予与从市场购买获得，按照持有目的可分为自用型和出售型。获取碳排放权后按其持有目的不同确认为不同属性：企业自用的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用于出售获利的碳排放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初始计量时从获取来源不同入手，外购的碳排放权以历史成本入账，而政府无偿授予的碳排放权则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后续计量时从持有目的不同入手，自用型碳排放权属于无形资产，需进行摊销和减值测试，处置时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同时结转“累计摊销”等账户；出售型碳排放权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后续计量时应按资产负债日的公允价值调整其账面价值，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处置时将获利计入“投资收益”。

信息披露时为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应在表外披露相关文字信息，在表内披露相应会计数据，用于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建议

首先，制定完善、强有力的碳排放权会计政策，明确规范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属性、初始计量、后续处理及披露等内容，为企业会计工作人员提供统一的核算模式，便于会计信息的对比。

其次，碳排放权不同于其他，还需要加强法律基础的建设，为碳排放权交易行为提供约束和保障，明确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促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稳步发展。

最后，碳排放权会计的监管亦必不可少，需要设立专门的监管审核机构和岗位。在企业内部设立专门的内审小组对企业自身碳气体的排放情况进行监督；在企业外部，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府机构可以对企业的碳排放情况定期审计，加大监管力度，保证企业披露数据的真实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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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ANEK R，STEWART J，KASHI B.The Valuation and Reporting of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in Carbon Emissions Management[J]. Accounting Horizons，2011，25（1）：127-147.

篇7

关键词：碳信息披露质量 CDP 现状 对策

前，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年度报告等自愿披露碳信息。碳信息披露项目（CDP）是成立于2000年的全球性非营利组织，总部设在伦敦，该项目提供全球自然资源环境信息披露系统，来自80多个国家207个城市的4 500多家企业通过此系统报告、管理和共享重要的环境信息。CDP从2002年开始向全球许多的大型企业、上市公司发出参加碳信息披露调查的邀请。CDP调查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着重提高公司管理层对于生存环境变化的关注。

一、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发展历程

为了改善环境质量，促进企业公开环境信息，国家环保部门2007年颁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公开环境信息的部门规章;2008年5月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明确规定了披露环境信息的相关程序要求和披露方式。

2009年11月25日，在“低碳经济与金融创新论坛”上CDP委托商道纵横首次对中国100家上市公司的调查问卷进行结果分析，并且正式了《碳信息披露项目中国报告2009》。结果显示11家上市公司对问卷进行了填写，提供相关信息的企业有18家。

2011年CDP关于中国碳信息的调查问卷显示，100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中46%做出了积极回应，其中11 家企业填写了问卷，35 家提供了相关信息，39 家没有回复，15 家拒绝参与。这100家上市公司涉及到的行业有28个，参与问卷调查的行业有7个。

2014年，我国向CDP披露信息的上市公司从2013年的32家增加到45家，42家企业还通过其他途径如企业年报、其他合规性文件等披露了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表现。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我国企业2014年回复率（45%）处于中等水平，相对高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CDP中国项目主任李如松表示，从上述信息可以表明，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方面已具备良好基础，政策驱动效果和企业重视水平同步提高并互相促进。尽管如此，在应对气候变化具体政策的完善和碳交易市场的成熟方面，我国依旧处于上升阶段。

2015年2月12日，CDP与安永在京共同举办2015年中国企业气候变化信息披露项目启动会，对2015年CDP的气候变化项目开展计划进行了分享。同时，启动会了《中国企业碳信息披露情况现状深度分析》报告，肯定了中国企业在过去一年中取得的进步，并通过与其他国家碳信息披露情况的对比，指明中国企业存在的差距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国内外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比较

（一）国际碳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的一些国家间组织就开始了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和探讨，并制定了相对应的一些制度规章去要求企业披露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但是，由于缺乏经验，也没有统一的计算标准，这个项目的实施存在极大困难，在企业提供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从内容到格式都有很大的差异，进而给调查者对于这些信息的筛选和分析带来了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国际间的非政府组织各自制定了关于企业碳信息披露的框架，方便了企业披露自身的碳信息，而投资者和管理人员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比较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气候变化对于自身发展的影响，从而调整自身的发展步伐，制定发展战略。

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作为全球代表性的碳信息调查活动，它的披露框架由碳风险、机遇与战略;碳减排核算;碳减排管理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四个方面组合而成。它是目前世界上有关碳信息披露的典型范例，它为企业提供了全面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碳信息。（1）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气候的变化给企业的生存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例如恶劣的气候条件、能源价格上涨和利用率的提高、社会赋予的环境保护责任、竞争对手的关于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等。每个行业的性质和产品不同，相对的由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也不相同。同时，气候的变化带来了国家政策的调整，企业可以抓住机遇，投资新的低碳技术，开发新的低碳产品，不仅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可以赢得良好的社会口碑。（2）碳排放信息的计算。目前，碳排放信息的计算主要包括碳减排会计报告、外部机构的审核、历年碳排放的差异比较、温室气体的排放数量等等。其中还包括每个国家的碳排放数量额度和指定的减排目标数量。（3）关于碳排放的相关管理。碳排放管理体系包括排放强度、减排项目、减排规划、能源的成本等方面。减排的强度是对于企业每年碳排放的减价额度，以及制定的关于减排的措施方法。减排项目是具体的减排实施的总体规划，减排需要的技术、投入、目标等都包括在内。（4）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活动。气候的治理活动是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企业甚至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它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还关系到人类的发展。这就需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明确自身的责任，采取应对措施和策略，做出积极贡献。

（二）我国碳信息披露分析。

1.我国上市公司对于CDP的回应。回应碳信息披露项目（CDP）调查，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主要形式之一。从2011年11月在京的《碳信息披露项目中国报告2011》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参与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显著差距。

2.我国碳信息披露框架。除了回答CDP的调查问卷外，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也是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主要形式。我国碳信息披露框架主要包括：碳排放核算、碳排放管理和碳减排审计三个部分。碳排放核算主要是收集、分析碳排放的数据，从而整理出碳排放的报告。碳排放的管理包括：制定减排的目标、实施执行减排的计划、制作减排的成效报告。碳减排的审计是针对碳减排的数据审计、碳减排的信用鉴证和碳配额的交付审计。

三、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现状。

1.我国对于CDP的调查反馈率和信息的提供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2008年只有5%的上市公司给予了回答，2009年的回答率为11%，并且有18家上市公司提供了自己的相关信息，2011年46%的上市公司做出了回应，而到了2014年回复率为45%，每年的回答质量和提供的信息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如表1所示。从对于CDP调查反馈率的逐渐增加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对于自然环境、气候环境的变化逐渐加深了了解和认识，积极主动地公开自身碳信息的观念和意识逐渐形成，不仅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进一步加深，同时更善于抵抗风险和抓住机遇。例如，对于国家号召的节能减排工作，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是只当作一项政策和规定来执行，而是通过技术的改革创新把它更好地融入到日常的发展和运营中来，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和技术效应。

2.不同的行业对于CDP调查的参与态度大不相同。《CDP（碳披露项目）中国报告 2011》涉及到的28个行业中仅有7个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回复，分别为：建筑与工程、煤与消费用燃料、信息技术、石油和天然气、银行、运输、汽车与汽车零部件。其中银行业共有4家企业填写了调查问卷，位居榜首，如下页表2所示。而未进行CDP调查或者拒绝调查的上市公司有54家，分布在酒店、金属与采矿、建筑材料、航空、化学制品、经销商与贸易公司、餐饮与休闲、金融服务等行业。银行业参与CDP调查的次数最多，数量最高，原因在于：银行业是低碳排放行业，与其他产业的联系密切并且样本比较稳定。金融行业与信息产业对于CDP调查高度重视，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到碳信息的披露中来，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创造新的效益，带动其他行业碳信息的发展。而一些高消耗的上市公司参与度相对较低。如图1所示。

（二）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1）缺乏碳信息披露的动力。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的不完善，上市公司缺少政策支持，碳信息披露质量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自身的利益关系、技术力量的限制、资金投入的限制等使得上市公司自身对于碳信息披露的动力不足。（2）信息保密问题。企业对于碳信息披露相对比较谨慎。环境问题是影响较大的社会问题，相关部门对于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企业对于这些数据的披露容易进行筛选和隐瞒，尤其是上市公司，它们的规模一般较大，社会影响力也较大，不愿积极地披露碳信息的相关数据。（3）缺乏对碳信息数据的审计。由于碳信息的牵涉范围较大，关注度较高，而上市公司对于碳信息的披露相对随意，数据的准确性有待提高，我国也没有专门的第三方机构对于上市公司披露的这些数据进行核实和审计。（4）上市公司没有关注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从CDP调查近几年的数据可以看出，许多上市公司没有成立相关的部门来负责碳信息管理，有的明确拒绝参与这个调查，有的则是相互推脱，没有明确的责任人，对于数据的收集和披露产生了较大影响。（5）没有统一的披露准则和规范体系。为了使不同行业的数据具有可比性，CDP调查问卷中涉及到了上市公司如何计算温室气体排放的工具和流程，但是在调查过程中，有一半的上市公司没有进行回答，还有的上市公司表示现阶段没有相关的数据规范体系。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由于管理体制的限制，还是把碳信息的观念停留在认识了解的基础阶段，而没有把规范计算和披露事宜付诸实施。从CDP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碳排放信息数量稀少，难以进行分析研究，而且上市公司碳信息的披露存在不及时、不准确、不充分、不真实的情况，规范的制度管理体系对于碳信息的统计计算至关重要。

四、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不高的原因

（一）碳信息披露涉及到会计信息的公开。会计信息是一个企业重要的管理信息，会计信息的公开使得这些信息具有了公共性质，任何人、任何企业都可以了解到这些信息，而这些信息的使用并没有给信息的提供者带来相对的补偿，并且需要承担一定的道德风险。这些特点使得企业之间出现了信息的不均衡状态，获得信息较多的企业会获得一些超额的信息回报，根据这些消息调整自身的战略，往往会给信息披露者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损失。为了应对这些潜在的风险，信息披露者对于需要披露的信息会进行相应的筛选、修改，依据成本效益原则进行披露，这些信息数据就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准确性。

（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权相对弱化。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使得内部的相关信息被公众所了解，不同的人群所了解信息的渠道不同，造成了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平衡，大股东的信息优势会伤害到未及时得到相关信息的中小股东的权益，造成企业内部、股东之间的矛盾激化，内部动荡，影响了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实施。

（三）巨大的利益诱惑。碳信息披露使得社会大众的目光紧紧盯在了企业身上，企业必须尽快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环境气候问题，这就需要企业改进当前的生产技术水平，投入新的力量、新的技术进行研发。研发需要很多的投资，并且在短时间内很难取得较大的进展，获得较大的利益。企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很难愿意去改变目前盈利的生产模式，转而去投入新的未知的生产领域。

五、对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建议

（一）建立完善的多层次碳排放信息披露法律法规体系。规范的法律法规制度是政策实施的重要前提，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执行实施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经验，制定一部完整的关于企业碳信息披露的法律。此外，针对会计信息的特殊性，应该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会计制度，上市公司可以据此来提供相关信息，减少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也保证了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二）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准则，搭建碳排放信息的公共披露平台。碳信息披露需要的是精确、可靠、真实的数据，不然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碳信息的披露、量化管理就很难实现。从社会责任报告（CSR）中不难发现，我国的相同行业、相似行业的披露口径并不相同，使得不同企业之间的碳信息难以对比，信息的利用价值大大减弱。此外，我国也缺少碳信息披露方面的会计规定，缺少统一的披露标准，碳交易中的相关信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严重影响了我国碳信息披露的进程。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数据规范体系来进行上市公司数据的收集和计算研究。我国可以借鉴目前世界上比较权威的统计标准，探索适合我国上市公司情况的核算体系。

我国上市公司参与CDP调查的数量较少，大部分上市公司是通过自身的年报、官方网站、社会责任报告（CSR）等渠道进行碳信息披露，我国还未建立起一个专门的渠道来这些信息。应要求上市公司不仅向政府部门信息，还要向社会大众进行公开，需要像正规的财务报表那样接受第三方的审查。

碳信息披露是基于数据的披露，没有相关的数据支持，就没有进行合理统计、分析研究的可能。CDP是国际间的调查组织，不一定符合我国目前的发展大环境，也不一定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其中涉及到的数据框架条目、计量方法也不一定适合我国上市公司，我们需要做的是借鉴和创新，而不是生搬硬套。目前，建立符合我国特点的行之有效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准则，搭建碳排放信息公共披露平台至关重要。

（三）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与审计体系。社会监督需要由第三方的权威机构来执行，比如说由一些比较知名的律师、著名的律所来担当，由于这些人、这些机构具有较全面的专业知识，并且对于我国的制度规章、上市公司的内部机构和外部环境有充分的了解，邀请他们来向我国上市公司宣传普及碳信息的相关知识，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碳信息披露制度和标准比较恰当。在上市公司披露自身的碳信息后由专门的审计部门、专业的人才对这些信息进行真实性的分析并作出排名。另外，公众和政府极其关注环境信息，他们的注视推动了上市公司披露碳信息的步伐，大部分上市公司披露碳信息是为了迎合政府的政策和公众的要求，从而提高自身的公众知名度。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应该扩大对于低碳信息的宣传力度，向公众普及更为直接详细的低碳知识，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社会使命感，监督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

（四）上市公司应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碳信息的披露中来。从CDP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参与程度不高，积极性不大，参与的上市公司以大型央企为主，中小型企业和私营企业参与碳信息披露的很少。我国上市公司对于碳信息披露认识不深，它们中的大多数是把节能减排当做一种口号，当成一种负担，并不是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回应。但是气候环境恶化严重，低碳行动刻不容缓，上市公司必须以积极的姿态来参与其中，主动披露碳信息，注重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创新低碳技术、开发低碳产品，积极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

（五）加强政府对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监管作用。首先，政府部门是环境治理的主导部门，但是单靠政府是不能完成治理环境的。政府应该鼓励上市公司对于碳信息进行披露，政府的大力宣传、教育、协助有利于上市公司加强对低碳行动的认识，增强上市公司的使命感。其次，政府应该制定一些优惠的政策、措施去鼓励上市公司披露碳信息，例如，对于一些较完整地披露了碳信息的上市公司提供一定的技术和政策支持，帮助其获得优惠的贷款等等。再次，对于上市公司的碳信息进行独立的审计，制定完整的审计标准，规范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建立行之有效的奖惩制度，对于优秀的上市公司进行奖励，对于一些做的不好的、信息披露不真实的上市公司加以严惩，可以邀请其他各个方面的组织、个人、媒体来共同监督这项工程，以此来促进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发展进程。

六、结论

虽然现阶段低碳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环境信息的逐步披露也是大势所趋，但是从我国现阶段碳信息的披露状况来看，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还不成熟，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还没有明显的提升，披露的内容也相对散乱，没有一定的规范体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由于我国碳信息的披露缺乏相应的规范准则、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难以取得较大的突破。这需要上市公司、政府和社会大众的共同参与，使碳信息的披露越来越透明化、规范化。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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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碳收支；遥感；碳收支模型

中图分类号： S153；S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11（b）-0000-00

1.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日益严重，人类面临到了迄今为止最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日益严重，人类面临到了迄今为止最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已经涉及到区域经济秩序、政治格局前景、人类生存环境以及能源发展方向等领域。区域碳收支能力是承载于碳排放和碳汇之上，运用于评价剖析和趋势预测的科研方向。相关研究表明通过遥感技术经济、高效地提取土地利用和地物覆被信息，成为现阶段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有力手段之一。[1]因此加强区域碳收支评估的精确性和针对性、研究区域碳收支能力估算的有效途径，对区域碳环境的平衡和气候变化的预测具有承上启下的效果。

2.主要原理和方法

2.1土地分类原理

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实施，人们史无前例的认识到了全球气候变化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将极为严重，这其中涉及碳循环的土地利用覆

被变化就是重要因素之一。世界各国随之高度重视针对气候变化的土地覆被分类的研究，其中包括：欧洲环境署（EAA）为便于欧盟各国间进行统一的环境监测，提出了CORINE土地覆被分类系统；美国方面通过遥感技术衍生出针对森林特色植被和稀疏草地的分类体系，将其命名为Anderson分类系统；中国中科院提出了主要面向植被覆盖的土地利用分类系统，便于我国大尺度的生态环境评价研究。同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利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估算碳储量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

在诸多分类系统的辅助下，张磊[2]等专家提出了基于碳收支的中国土地覆被分类系统，该系统结合我国地物排列、监测水平、季节变化等19个特征指标，设计出6大类、38个小类面向碳收支的土地覆被类型，推动了我国区域碳收支能力专题研究的发展。

2.2遥感技术

2.2.1遥感应用于碳收支研究

遥感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波段分辨率、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的不断提高的过程[3-4]。现阶段引用遥感技术进行区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基于碳源汇实地观测的方法，使得区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面积更具整体化，突破了以往获取和统计数据的瓶颈。例如：方精云[5]等利用遥感技术结合相关数据研究1981-2000年中国陆地植被的碳汇情况，预测了我国森林固碳能力将会显著增加的趋势，同时总结了其反演模型的不确定性；Soegaar.H[6]等利用遥感技术提高了基于景观层面碳通量的估算水平。

2.2.2针对碳收支专题的遥感分类方法

反观现阶段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大量出现并广泛应用的大背景下，传统基于像元的分类方发法不断面临挑战，已经难以满足现阶段的需求，王东生[7]等就曾在基于RS和GIS的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碳收支研究中提出，传统的分类方法无法对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开展进一步的细分，导致估算出的碳收支结果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基于此面向对象遥感影像分类技术脱颖而出、推陈出新，面向对象分类技术可以完美地利用影像对象的空间、形状、纹理、上下文等特征信息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类，使得区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更加切合实际。例如郭亚鸽[8]等利用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对森林植被进行二级信息提取，并通过精度对比体现出面向对象分类方法相比传统分类的精确度具有很大的提高。

2.3碳收支模型

目前国内外在区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上早已将经验模型提升到碳循环参数模型方向，大量的RS模型、GIS模型应用于碳收支能力研究的成功案例逐渐涌现，已经成为现阶段生态碳循环相关研究的必经之路。徐国泉[9]采用Divisia分解法建立了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分析了10年间影响中国人均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拉动了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朱文泉[10]等人在GIS技术的支持下，利用MODIS数据构建了一个区域NPP估算模型，提高了估算森林NPP的可操作性和真实性。国外方面，Rik Leemans[11]结合环境资源结构模型预测分析了生物能源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区域碳循环的影响，总结了绿色能源使用和节约的相关措施。因此为增加区域碳收支能力研究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基于前人的经验总结归纳其碳收支相关模型的优劣，建立更为适宜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现状的碳收支模型显得尤为重要。

3. 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

除了研究区域碳收支的原理与方法之外，形成区域内碳能力差异的影响因素也是现阶段关于碳收支能力的研究重点。大部分专家学者认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地形地势分异是三大影响碳收支能力的主导因素。

3.1经济发展

工业革命带动了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趋势，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如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污染等人为灾害。因此，为了更为科学的探究经济发展与碳收支之间的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应运而生，并且随之而来的相关研究大量开展。DeBruyn S M[12]等人认为在中、远期之后环境压力与经济关系应该是N形曲线，而非传统观念上的倒U形曲线。相似的结论在胡初枝[13]等结合分解分析法研究EKC模型后也有展现，并分析出中国自1990至2005年碳排放量总体呈现出N型曲线。近期国内大量研究表明在省、市级层面上，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脱钩关系，并且有待进一步探讨。

3.2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与区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大都一致认为，区域碳排放与第二第三产业息息相关，而碳汇能力与第一产业紧密联系。李雷鸣[14]等曾在分析山东省碳排放问题时发现人口因素及产业结构因素对区域总碳排放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李建[15]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了三个产业与我国各省碳收支能力的具体关系，其研究表明区域碳排放的强度跟该区域第二产业关联最深，第一产业对区域碳排放的作用最小。同时潘磊等提出了以调整产业结构低碳化、产业内部减排等手段，解决辽宁省碳收支能力与生态环境和谐等问题，并给出了低碳产业结构化的经济发展对策，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3.3地形地势分异

在区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上，虽然尺度不大，但大部分区域内仍涉及到明显的地形地势分异问题，从而会造成温度、水分、植被覆盖等因素的变化。例如黄从德[16]等人结合四川森林碳储量等信息分析出海拔越高，总结出碳收支能力的影响越小，碳密度越大等特点，对日后区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具有推动作用；刘玉[17]针对独特花岗岩地形区进行区域碳汇能力研究，发现裂隙带厚度与风化程度干涉了区域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度等情况，从而影响了花岗岩地区的碳汇强度。相信随着RS和GIS技术的快速发展，更多关于特殊地形地势的区域碳收支能力相关研究将逐步解决。

4. 总结展望

近年来，国内外在区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上具有长足的进展，尤其是通过RS技术和GIS技术解决碳收支问题方面。面向对象分类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空间分析技术的广泛应用，完全可以解决传统的实地观测不便、手工统计资料量大等问题，为日后拓宽区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该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某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由于测算模型的不同、标准碳转换系数不统一、能源消耗统计来源相异等问题，使得同一区域的碳收支能力估算结果具有或多或少的差异，影响了区域碳收支能力研究的实用性前景，容易误导区域碳收支预测分析的结果。

（2） 在区域碳收支能力的影响因素方面，大量研究主要针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为干扰等相关因素，而忽略了较为重要的政策性因素。相信国家政策性因素对于现阶段区域碳收支能力的研究影响也很关键。

（3） 大量研究提出了不少针对统一划定区域碳收支放标准的制度性建议，可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均衡，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一带的经济水平差距较大，统一划定区域碳收支标准不利于我国部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此应该因地制宜的给予一些补偿性措施以平衡区域碳收支差异。

基于此，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对于区域碳收支问题仍旧尤为重要。我国正处于工业加速扩张、经济逐步提升、社会文明高速发展时期，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城市转换以及人民物资丰足，我国已成为受人瞩目的碳排放大国。为此中国有责任进行相关内容的科学研究，提高碳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完善节能减排工作，处理好区域碳收支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赵荣钦， 黄贤金. 基于能源消费的江苏省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碳足迹 [J][J]. 地理研究， 2010， 29（9）： 1639-1649.

篇9

碳标签是指把商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信息以标签的形式标识出来，以告知消费者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也称为碳足迹。由于有了产品上的碳标签信息，利用商品上加注碳足迹标签的方式可以引导消费者选择更低碳排放的商品，从而达到减少碳排放、缓解气候变化的目的。目前，已有 12个国家及地区通过立法要求其企业实行碳标签制度，全球有一千多家著名企业将低碳作为其供应链的目标之一。如日本已于 2011 年 4 月开始实施农产品碳标签制度，要求摆放在商店的农产品通过碳标签向消费者显示其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 2008 年通过了2009 年碳标签法令，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碳标签制度;家乐福、IBM、宜家等均已要求其供应商提供碳标签。

为了能将碳标签体系推广到世界各国以降低全球碳排放，以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积极考虑将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着手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出口商品时加注碳标签。在这样一个碳标签应用大背景下，碳标签已经成为部分国家，尤其是走完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等国贸易保护的一种手段，会给我国经济带来各种不利的冲击，比如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弱、国际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市场份额减少以及多边贸易冲突加剧等。

这种情势意味着我国发展碳标签体系政策已迫在眉睫，基于此，我国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等借鉴国际标准组织已经的标准和英国 Carbon Trust 的 PAS2050 标准，尝试搭建中国碳标签体系的框架。在具体的实施上，2009 年 6 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英国标准协会在北京共同主办了 PAS2050 中文版会，以推动建立碳标签制度在我国的试点工作。在现有的国内外关于碳标签的研究中，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体现在碳标签对消费者的影响上。部分学者从碳标签对消费者及生产厂家行为影响上进行了研究，学者 Shane等认为碳标签的市场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碳标签的认知程度和标签公信力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帅传敏等通过实证方法发现碳标签会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贴有碳标签的低碳产品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于学历层次和月收入水平等人口变量对消费者低碳标产品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而且从产品替代性方面，与没有碳标签的同类产品相比，拥有更多产品信息的产品具有更高的替代弹性。据统计，67% 的顾客更倾向于购买低碳足迹产品，约 44% 的顾客愿意转向购买低碳足迹产品。本文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考虑产品贴上碳标签后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考虑低碳消费者、企业、政府(环保机构)之间的博弈行为，解决碳标签标准的设置问题 ;第二，碳排放标签政策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2 模型说明及相关假设

2.1 碳标签

当前市场上的碳标签主要有两种类型，分别为二氧化碳当量标签和分级标签，其特征见表 1。相对于具体的碳足迹数据标签，分级标签具有直观，更易于实施的特点。二氧化碳当量标签以英国碳标签为代表 ;而碳等级标签以美国的 Climate Conscious Carbon Label、香港地区的LCMP 标签为代表。而这两种标签关于低碳标准(碳等级)所对应的碳足迹高低的制定则是企业最为关注的。只有自身产品的碳排放能够达到标准，那么其所付出的努力才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否则减排努力就无法为企业创造收益。而碳标签划分级别的方式可以使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单位碳产出率有直观的了解，可以更清晰地引导消费者进行低碳产品的消费，如家电行业的能效分级。本文将考虑碳标签达标标准如何设定才能使社会效益最大化。

2.2 消费者需求

碳标签可以直观地引导购买者和消费者选择更低碳排放的产品，从而达到低碳和节能的目的。碳标签只是标示了单位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环保程度)，要真正发挥效果，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消费者具有保护气候和环境的倾向，即拥有足够的环保意识，对于更加环保的产品拥有更高的支付意愿，这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强对消费者消费观念的引导;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对于消费者需求提出以下假设 ：消费者需求与产品碳排放的负相关关系。碳标签将影响消费者的支付意愿，绿色程度更高的产品消费者支付意愿更高，绿色程度更低的产品消费者支付意愿更低。如电饭煲、电风扇等四类生活小家电在贴上新能效标识后，相比未贴新能效标识的产品增加 20% ～ 30%。

因此，我们假设产品的绿色程度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呈正相关的关系，即某一产品的单位碳排放越低则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越大(与碳减排正相关)。本文中考虑的减排主要是通过技术投资减排，主要考虑企业技术投资减排，这是因为技术投资减排已经成为我国直接减少碳排放来的主要方式。2012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了《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明确我国将有 2.366 万亿资金投向节能减排领域。洁净煤技术、火电行业中的脱碳技术和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等碳减排的方式是从源头控制碳排放的主要方式。

3.结束语

篇10

关键词：个人碳交易 成本效益 社会认可

一、引言

根据2008年签署的《气候变化法》（Climate Change Act）的规定，到2050年英国应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碳排放量的长期目标，其中到2020年应当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6%。要完成长期目标意味着英国每年要减少大约4%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近年来英国采取了许多经济方面的手段来减少能源利用以努力减少碳排放，包括采用欧盟能源标识（EU energy labels）、加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等，尽管如此，根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the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2008年报告称，从1990年到2007年英国净CO2排放量只减少了8.2%。由此，英国许多专家学者以及政府机构开始探索新的政策领域，以有效减少碳排放，完成既定目标。2004年至2005年，英国许多学者都致力于研究个人碳交易，有些研究还取得了政府支持。2006年至2007年，英国环境部国务大臣David Miliband对于在减少英国碳排放上引入个人碳交易表达了浓厚兴趣，从而助推了更多学者和组织对个人碳交易的研究热情，到2008年来自于英国更多大学的专家、智囊团以及政策制定机构广泛地对个人碳交易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英国下议院环境审计委员会（EAC，The Environmental Audit Committee）在2007年至2008年度报告中指出，英国政府如果要完成至2050年的碳排放目标，仅减少工商企业的碳排放量将毫无意义，必须考虑减少来自于家庭和个人的减排问题。个人碳交易能促使人们在行为方式上变得更低碳化，且其在促成更大幅度的减排上比征收碳税更有潜力。对于个人碳交易也有不同声音。作为专门负责环境保护的政府部门，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的2008年中期研究报告，在对个人碳交易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后，认为目前个人碳交易缺乏社会认可而且实施起来成本远大于收益，因此就当前而言，个人碳交易只是一种超前的观点（An idea currently ahead of its time）。通过笔者查阅英国近年来关于个人碳交易的研究文献发现，专家学者以及英国下议院环境审计委员会（EAC，Environmental Audit Committee）的研究结论与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截然不同。本文分别从个人碳交易的内涵及具体形式、来自政府的关注、引入方式、成本与收益、社会认可等方面来概述英国学者及政府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为我国寻求更多缓解减排压力措施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二、英国个人碳交易研究概述

（ 一 ）个人碳交易的内涵及具体形式 2006年，Simon Roberts和Joshua Thumim在向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提交的名为《个人碳交易概要――思想、问题与接下来的步骤》研究报告认为，个人碳交易是一个有吸引力而又简单的概念，包括个人碳排放津贴（Personal carbon allowances）、个人碳排放配给（Personal carbon rations）、碳排放信用额度（Carbon credits）等。Tina Fawcett（2010）认为，个人碳交易是一个包含了大量特殊政策建议的概念集合，旨在以更有效、更公平方式来改变人们行动以减少碳排放。尽管个人碳交易有不同的版本，而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给予每个人免费的可交易碳津贴，涵盖了直接源于其家庭能源利用以及个人交通排放的碳，而不包括体现在购买的商品或服务中的碳排放；且这种津贴将逐年减少以与国家长期的碳减排目标相一致。在个人碳交易的整体概念框架下，有多种不同的具体政策建议。其中两个经常被学者们提及的是个人碳排放津贴（PCA，personal carbon allowances）和可交易能源配额（TEQs， Tradable energy quotas）。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分别由两位独立研究人首先提出（Hillman， 1998；Fleming， 1997），后来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完善（Hillman and Fawcett，2004；Fawcett，2005； Starkey and Anderson， 2005）。个人碳排放津贴的主要内容：每个成年人都分得数量一致的可交易碳津贴，这包括来自于他们家庭能源利用以及个人交通（含飞机旅行）所排放的碳量；家庭中的未成年人的津贴较成年人少，且由其家长负责管理。个人碳交易的另一种实施形式是，由Fleming1997年首先提出的可交易能源配额，其所涵盖的范围比个人碳排放津贴更广，包括了整个经济社会的碳排放量。对于个人部分，除了不包括飞机旅行的碳排放外，其他与个人碳排放津贴完全一致。可交易能源配额由许多碳单位（Carbon units）组成，每个碳单位代表了排放一吨CO2的权利。在这种体系下，任何组织必须通过全国性的拍卖来购买碳排放许可，这种形式将取代当前实施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Fleming认为可交易能源配额为人们对气候的担忧和飞涨的油价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

（ 二 ）个人碳交易的政府关注 英国政府对个人碳交易系统的关注始于2004年，国会议员Anon在提交的个人提案中建议，引进家庭碳排放交易机制，设置国家碳排放最高限额。尽管经过讨论该提议没有被作为法规，而从此掀起了政府关注个人碳交易的序幕。英国环境部国务大臣David Miliband在2006年至2007年报告中呼吁，需要全社会为减少碳排放作出贡献，因为和工商企业一样，个人在减少碳排放中也能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个人碳交易能帮助人们认识到他们是如何通过自身行为的变化来对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Miliband对个人碳交易系统的关注，直接导致DEFRA授权对个人碳交易问题进行研究的计划。2008年DEFRA和EAC分别了它们关于个人碳交易的研究报告。DEFRA主要担心的是个人碳交易的社会认可与成本问题，怀疑这两个问题是否能被满意解决，故得出结论，认为个人碳交易就目前而言有些超前。政府部门应当继续参与到个人碳交易问题的讨论，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应当由学术、研究机构而不是由政府来进行。与DEFRA得出的结论不同，EAC在一个月后其研究报告，对实施个人碳交易给予了更大支持，并对DEFRA搁置对个人碳交易的进一步研究表示深切遗憾。其研究结论认为，个人碳交易在帮助减少国家碳足迹上必不可少。尽管尚有进一步工作要做，而个人碳交易一定是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应当立即、认真地施行。

三、英国个人碳交易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仍是严重依赖导致大量碳排放的化石燃料，单位产出的能耗过高，能源消耗量大。2009年，根据英国风险评估公司Maplecroft公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中国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60亿吨，位居世界各国之首。据《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要求，2012年之前发展中国家无需承担全球碳减排，而在2012年之后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中国在1990年至2005年单位GDP的能耗下降了47%，基本实现了既定目标。2009年中国政府公开承诺到2020年比2005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40%-45%，显示了我国政府在节能减排、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决心。而需要关注的是，“提高能效、节能，越往后越难。”为实现“十一五”目标，中国已经关闭了很多钢铁、焦炭、火电、水泥、造纸等高污染企业，把容易减排的、容易提高能效的都减排了，以后提高能效、减少排放困难程度会更大。同时，我国政府下了很大功夫完成了“十一五”的节能减排目标，主要是行政强制措施，而行政强制手段存在违背市场规律、社会接受难、政企不分、易产生社会矛盾等缺点。所以必须需要寻求新的碳减排领域。据Maplecroft公司在2009年公布的涵盖185个国家和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数报告，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人均碳排放排在前两位，分别为20.58吨和19.58吨。中国排在第44位，人均碳排放为4.6吨。而不容忽视的是，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大，中国公民个人碳排放量正在迅速增加。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2010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4.19万亿千瓦时，经计算较上年增长14.56%，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城乡居民生活512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02%，增幅与上年基本持平。另外，据统计，2009年全国车市销量增长最快的是豪华车，其中高档大排量的宝马进口车同比增长82%以上，大排量的多功能运动车SUV同比增长48.8%。与此相对照，不少发达国家都愿意使用小型汽车、小排量汽车。提倡低碳生活方式，并不一概反对小汽车进入家庭，而是提倡有节制地使用私家车。日本私家车普及率达80%，但出行并不完全依赖私家车。在东京地区私家车一般年行使3000至5000公里，而上海私家车一般年行使1.8万公里。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已经形成了高碳排放的消费习惯及从众消费心理，要想改变现状，而仅仅依靠相关政府部门加强宣传和教育，通过不断提升公民职业道德素质来减少个人碳排放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要想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各级政府必须采取干预措施，积极寻求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碳排放问题。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应深刻认识到，要实现节能降耗目标，不只是依靠制造业、建筑业等工商企业的节能减排，也应当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习惯中许多节能细节。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每个人生活习惯中浪费能源和碳排放的数量看似微小，一旦以众多人口乘数计算，就是巨大的数量。据中国科技部《全民节能减排手册》计算，全国减少10%的塑料袋，可节省生产塑料袋的能耗约1.2万吨标煤，减排31万吨二氧化碳。

效仿英国在个人碳交易方面的研究及尝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限制个人碳排放中的作用，实施个人碳排放交易，完全大有作为，况且个人碳排放量已具备测定及实施条件。现时主要任务应当是积极进行个人碳排放交易的前期研究工作，积极探索节能减排的新领域，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当然，在个人碳减排方面不能盲目照搬国外个人碳交易的成果，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应探讨适合中国自身情况的减少个人碳排放的办法，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在加大政策宣传之余，充分认识到碳交易对个人自觉形成低碳、绿色环保意识，低碳行为养成的重要意义，采取有效的财政激励措施，如对那些低排放者给予补贴等，引导低碳生活。学术界必须着手去探讨引入市场机制解决个人碳排放问题，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政府投资项目绩效审计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2-QN-22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Tina Fawcett， Personal carbon trading： A policy ahead of its time？ /locate/enpol，2010.

[2]Bird， J.， Lockwood， M. Plan B The Prospects for Personal Carbon Trading，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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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iliband， D.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House of Commons Debate 14 December 2006. Hansard， Lond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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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imon Roberts and Joshua Thumim， A Rough Guide to Individual Carbon Trading：The ideas， the issues and the next steps，Report to DEFRA。DEFRA.gov.uk，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