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成因及对策范文
时间:2023-12-14 17: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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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对策;郑州市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3-0161-02
一、郑州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按照现代人口学理论,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1]。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在1999年已跨入了人口老龄化国家行列[2]。就郑州市的情况来看,郑州市作为中原城市群第一大市,2009年底总人口752.1万,城镇人口476.9万,农村人口275.2万,城镇化率为63.4%。65岁以上人口66.9万,占郑州市总人口的8.9%,已处于老龄化社会。
1.老年人口规模大。20世纪中后期,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普遍推行,使得人口出生率下降,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同时改革开放也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日益增多。2009年底,郑州市65岁以上老年人66.9万,占河南省老年人口总数的7.9%。郑州市人口老龄化关系到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2.老龄化程度高。郑州市2009年底65岁及以上老人占全市总人口8.9%,人口老龄化高于河南省0.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
3.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逐渐加快。郑州市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呈不断加快趋势。65岁及以上老人在1980―2000年每年递增2.4%,2000―2009年为3.8%,增速达1.4个百分点。数字表明,郑州市老年人口不但在绝对量上呈上升趋势,更主要的是增长速度的逐渐加快。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郑州市老龄化率将保持着很高的速度递增。
二、郑州市人口老龄化成因
1.出生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以来,郑州市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导致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引发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这是决定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1970年人口出生率达3.5%,1982年降低至2%,2000年降低为1.4%,2009年降低到0.94%。按照目前生育水平发展下去,人口老龄化将会进一步加剧。
2.人口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20世纪50年代,郑州市人口死亡率较高,在1%以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较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医疗水平逐步提高,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郑州市人口死亡率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每年都在7‰以下,1990年人口死亡率为6.3‰,2000年为6‰,2009年为6.2‰;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持续上升,1990年为69.8岁,2000年为72.4岁,2009年为75.2岁。人口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口规模扩大,人口年龄金字塔出现顶部扩张,从而加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
三、郑州市老龄人口生活状况分析
老年人口的生活状况主要可以从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简称“六老”)入手分析,郑州市的情况大致可分为几个类型[3]。
1.“六老”有着落,且基本满意者。这部分老人情况如下:生活费基本充足且不再负担子女晚辈的生活费用;有较充分的生活自理能力;有一个较好的学习和娱乐的环境条件,生活活动热情度高。这一生活等级类型的老人约占老年人群体的1%或2%,且绝大部分分布在退休干部和国企退休工人群体中。
2.“六老”虽有一定的着落,但不大如意。这一类型的老人,其情形比较复杂,虽自身的生活费基本有着落,但存在以下一些问题:或有子女晚辈的经济负担,或有种种思想负担,子媳姑婿不和,子女晚辈招灾惹祸引发的精神刺激等。这一类生活质量等级的老人数量较多,约占老年人口的85%左右[4]。
3.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费用仅靠社会保障来源。这类老年群体的基本特点是:物质生活比较清苦,基本解决温饱;经济寄托单一,只求安宁走完人生历程;这一状况的老年人口除了无子女老人之外,还有虽有子女但不生活在一起。这一部分老人约占老年人口的10%左右。
4.托老所中的老人。这部分老人是指在各社区办的敬老院,民政部门办的福利院和一些慈善机构办的养老院以及一些带商业服务性质的养老院中生活的老人。由养老院雇佣的临时工照料,子女抽不出时间侍奉或者不愿意侍奉,隔性到托老所探望。这类老人占老年人口数量的1%左右,但从目前托老所的发展态势看,这类托老所不仅越来越多,而且会越办越好[5]。
5.贫困无助的老年人。这部分老年人虽然占不到老年人口的2%,但确实存在。因其子女不愿赡养老人、甚至还虐待老人,老人生活贫困直至终老。
四、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1.老龄人口的社会功能和成本。老年人在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是宝贵的社会资源。特别是中老年人,大部分还具有相当强的劳动力,不仅能从事简单的劳动,其中一部分老年人还能从事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
2.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生活影响。老年人口比重的日益增大将会给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文化教育、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影响。首先,改变了人口抚养比。人口老龄化正在改变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的抚养比构成,由于两者的赡养(抚养)费的来源不同,由于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的消费水平不一样,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6]。其次,导致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社会保障费用大量增加,将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
3.人口老龄化对其他方面的影响。首先,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一方面赋予社会公共管理新的内容,向社会公共管理提出更多政治要求;另一方面,老年人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老年人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价值取向差异所引发的矛盾,必然反映到政治生活中来 [7]。其次,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重大而深远。老年人的科技传承活动,思想教育活动、老文艺工作者的传、帮、带活动,老年人的宗教思想等,无不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随着老年人群体扩大,这种影响的层面和深度也将日益扩大[8]。
五、郑州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1.用科学的态度正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能回避和改变的人口发展过程。20世纪我们面对的是人口数量多带来的问题,21世纪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9]。把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因素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从而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人口老龄化问题同人口数量问题一样,具有一定的潜伏性和巨大的惯性。
2.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承受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力量。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当本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时,他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已达到5 000美元,而郑州市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尚不发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 000多美元情况下出现的[10]。这说明,郑州市经济发展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因此,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壮大经济实力,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多种经济形态和多种就业形式的出现,保障制度及资金筹集办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1]。但保障的覆盖面仍然有限,个体营业者、失业者、农村人口和城镇居民等,仍不能享受保障。因此,不仅要建立国有经济单位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养老保障制度,还要建立各种非国有经济单位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养老保障制度。
4.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机构。郑州市目前的养老模式有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
目前,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依靠家庭照料生活,在家里安度晚年。但是随着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多,家庭养老的危机日益严重 [12]。家庭养老危机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和身心健康,也影响在职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应该发展多形式的养老机构,使养老服务社会化。如兴办各种形式的养老院、老年人之家、托老所、老年人社区服务站等。
5.加快发展老龄产业。老龄产业是为老年人口提品或服务,满足老龄人口衣、食、住、行、用、娱等各方面需求的行业。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老龄产业的发展,即是满足日益扩大的老年人口需求 [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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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质;异质性;生命历程;累积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2-0024-05
自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有关老年体育、老年体质的研究逐年增加。这些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宏观层面上的研究居多。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将老年人看作是具有同质性的一个群体,重点探讨其共性的一面。例如研究全国或某一个区域老年人的体质现状和对策、适宜于老年人的体育锻炼方法及其效果等等。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现阶段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类)大多属于行政主导型,在课题指南的设置上,强调研究成果须为相关职能部门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尽管这些研究结果对政府制定相应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如果研究过度地集中在群体的共性方面,往往会忽略了对个体特征的研究,从而导致相关政策的制定过于抽象,有关措施的实施缺乏针对性,出现试图用“一把钥匙打开千把锁”的现象。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老年体质下降等老龄化社会特有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老年体质研究的视野,加大研究的深度,为应对老年体质问题提出更加切合实际、有效合理的对策。为此,本文从微观社会学的视角论述老年体质的异质性,借助生命历程理论分析累积与体质异质性分化的关系,就老年人体质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以期为构建多元化的老年体育锻炼模式以及老年体质的综合评价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1 体质的异质性
异质性(heterogeneity)是指某一物质所具备的、有异于其它物质的特性。世界之所以千姿百态,正是因为构成世界的物质是由缺乏一致性的不同成分组合而成的。进入21世纪之前,异质性一词较多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论文中,它被认为是达尔文进化论及物种多样性的基础。近年来在我国社会学研究论文中异质性的出现频率逐渐增加,大量社会学研究者从社会属性的角度探讨了人的异质性。刘海生指出,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由于遗传基因、教育和环境等因素的差异,人的素质进而人的能力(或智力)是不同的,即人是异质的[1]。
钟陆文则将人的异质性分为经济位势异质性、天赋异质性、成长环境异质性、偏好异质性、期望异质性以及能力异质性六个方面,并提出研究人的行为特征,不仅要研究人的行为的共性,更要研究人的行为个性和隐藏在人们行为差异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即研究人的异质性[2]。上述学者从人的社会属性对异质性进行了分类,然而,人除了具有其社会属性的一面之外,还具备着生物属性。从人的生物属性看,人的异质性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形态异质性、体质异质性、健康异质性等等。生物属性的异质性是某一个体区别于其它个体的唯一性特征。体质的异质性是指存在于个体之间的体质差异,它既可通过抽象的概念笼统地界定,又可使用具体的测试指标予以明确区分。了解体质的异质性不仅有助于认识体质的本质,还可为有针对性地开展体质研究提供新思路,尤其是进一步探讨体质的异质性分化过程,分析影响异质性分化的因素,对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应的体质问题对策有着重要意义。
1.1 年龄与个体的体质异质性
每一个体从出生到死亡,体质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由于个体的生物学差异以及所经历的社会学因素的影响不同,导致每一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始终保持着有别于他人的体质特征。
为了比较存在于不同年龄阶段人群之间的体质个体差异,本文引入了变异系数这一指标作为统一的量纲。变异系数是反映总体各单位标志值的差异程度或离散程度的指标,也是反映数据分布状况的指标之一[3]。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是:变异系数=标准差/平均数。当总体平均水平不同时,使用绝对差异指标(如标准差)对比则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变异系数常用于不同水平的总体之间标志值变动程度的比较。在研究不同年龄阶段人群之间的体质个体差异时,各年龄段的人群为一总体,其中的每一个体视为一个单位,个体的测试值则为标志值。变异系数越小,说明标志值离散程度越小,总体中各单位之间的差距越小,也就是说这一人群中个体之间测试指标数值比较接近,体质的异质化程度较低。由于国民体质监测每个年龄段的样本量已经达到“足够大”的水平,所计算出来的平均数及标准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稳定性,适宜于进行年龄组之间的变异系数比较。为此,本文使用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公布的数据计算并比较了不同年龄阶段体质指标的变异系数[4]。
在国民体质监测中7-19岁这一年龄区间被认定为青少年期,由于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每年体质指标均可发生较大变化,因此监测时以每1岁为一个年龄组实施了测试。而在20岁至69岁的年龄区间,由于成年人体质指标相对稳定,因此,以每5岁为一个年龄组实施了测试。为此,本文分别计算了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数据中青少年与成年人(含老年人)不同性别的变异系数,选用其中的体重(身体形态)、肺活量(身体机能)、握力(身体素质)三项指标归纳于图1~4。如图所示,在少年儿童时期上述三指标的变异系数较大,但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变小。进入成年期后的一段时期内变异系数波动较小,但随着年龄增长而接近老年期时变异系数逐渐加大。国民体质监测所使用的其它指标也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这一现象表明少年儿童受到生长发育程度不一致等因素的影响,体质测试数据分布具有较高的离散度,而随着年龄增长个体差异逐渐缩小。但是当年龄增长接近老年期时,体质的个体差异逐渐又再次加大。这种体质的变化过程实际上就是体质的异质性分化过程,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则是两个体质异质性较大的群体。由于国民体质监测对象的年龄上限为69岁, 无法获得全国水平的70岁以上老年人的大样本数据,无法对更高年龄层次老年人群的体质异质性进行分析。但是,从国内外文献发表的数据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体质异质性将进一步加大。陈晓霞等人对城市高龄老年人进行的研究表明,70岁以上男女老年人握力的变异系数分别将达到0.27和0.33,远远高于其它成年组[5]。日本2010年实施的全国体力测试结果也显示75-79岁老年人握力、仰卧起坐等指标的变异系数均高于其它年龄组,其中75-79岁老年人仰卧起坐这一指标的变异系数约为20-24岁年龄组的3倍,甚至比60-64岁组也高了25%以上[6]。通常进行老年体质测试时要求参加者前往指定的测试地点,因此参加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行动能力,从而限制了许多行动不便的高龄老年人参加测试,而这一部分老年人常常测试数值较低,甚至在有些测试项目中测试数值接近于零。如果将这一部分人的数据也考虑在内,则老年群体的体质指标变异系数将进一步加大。
1.2 体质指标的异质性特征
通常体质测试涉及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三个方面,所使用的指标可达20多项。由于各指标之间的内在变化规律、测试方法等不同,即便在同一群体中各项指标所反映出来的异质性也有所差异。为了比较体质指标的异质性特征,本文将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报告的14项指标按年龄分组计算了各自的变异系数。为缩减篇幅,制表时只选择了25-29岁、45-49岁、65-69岁三个年龄间隔为20岁的年龄组,分别代表青年、中年、老年。
从表1可看出以下特征:1)男女不同年龄组所有指标中身高的变异系数最小,坐位体前屈以及闭眼单脚站立的变异系数则较大;2)各年龄组内身体形态指标的变异系数较小,身体素质指标的变异系数较大;3)部分身体形态指标以及脉搏的变异系数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幅度较小,肺活量以及各身体素质的变异系数变化幅度最大;4)女性身体形态指标的变异系数随年龄增长变化的幅度更为明显。表1给我们一个重要提示,在年龄增长的过程中,体质的异质性分化因指标而有所不同,身体形态指标的分化程度较低,而肺活量以及身体素质等容易受到包括体育锻炼在内的日常生活身体活动影响的指标则显示出较高的异质性分化,并且,这些指标在老年期时个体差异尤为明显。出现这一现象既可能源自于这些指标的测试方法、或者是指标的内在特点,同时,也有可能是某些外在因素所致。尤其是在使用相同器材、相同方法评价老年人时出现了较大的变异系数,说明老年人的确是一个体质异质性分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从而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老年人体质的异质性分化过程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切入点。
2 生命历程中的累积与体质的异质性分化
尽管上一部分所示图1~4以及表1的数据来自于横向研究的结果,但是各年龄段样本量较大,因此不仅可以代表该年龄段人群的体质水平,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体质水平的动态变化。据此可以推论,老年期的体质异质性是在生命历程中逐渐分化、累积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个体必定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因而有必要针对这些开展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借助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就老年体质的异质性分化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2.1 生命历程理论与累积
生命历程是近年来在国际上兴起的一门跨学科研究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美国以来,以美国社会学家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 Jr.)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成果,逐渐形成了生命历程研究的理论体系。埃尔德认为,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并经历事件(event), 这些角色或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而生命历程则是指一种社会界定的并按年龄分级的时间和角色模式,这种模式受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的影响[7]。生命历程研究的对象主要涉及生命历程中的一些事件和角色( 地位) , 及其先后顺序和转换过程。累积 (cumulation) 是生命历程研究中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人生经历的成长性积累动态过程以及人的早期生命阶段的积累性后果; 这种累积过程将导致并维系后期生命阶段的个性与行为类型的长期延续性。累积过程包含了一系列的正面与负面的事件、行为与个性[8]。胡薇指出:老化的过程是一个随时间推移不断累积与分化的过程, 累积因素的先后顺序对个体之间的分化具有重要意义, 累积是生命历程资本遭遇生命历程风险的结果, 是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性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9]。每一个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扮演着不同社会角色,并经历着各种事件,这些事件在产生即时效应的同时也不断累积,并成为异质性分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老年是生命历程的最终阶段,它也是生命历程中发生的各种事件累积效应(cumulative effect)的集大成阶段。因此,老年人这一累积性最大的年龄群体,它所具有的社会学、生物学、行为学等方面的特征可以看作是各种事件所产生的累积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体质从属于广义的生物学范畴,人类自出生以后至成年期的这一阶段中体质逐渐由弱变强,而在随后的生命历程中又逐渐由强变弱。在这一漫长的变化过程中,体质“由弱变强,由强变弱”是人类这一生物体所具备的共性,是每一个个体都必须经历的变化过程。但是比较不同的个体可以发现,他们经历变化(如发育、衰退)的时间不同,同一期间内变化的程度也有所差异,说明有许多“无形或有形的手”在推动或拖延变化的时间点,增大或缩小变化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人的体质异质性。从社会学视角看,在生命历程中人始终处在诸多事件的包围之中,这些事件则或多或少地对体质产生着影响,体质可以看作是各种事件影响累积效应的结果。个人的经历彼此不同,生命历程中不同事件的累积效应也不同,事件的累积效应可以从正负两个方面影响体质,因此它是推动体质的异质性分化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体质的异质性又是一个不断演进、逐渐累积的过程,进入老年阶段后其结果更加显现,加大了老年人之间的个体差异。
2.2 初始的累积因素与时间上的累积因素
在累积过程中产生累积效应的因素被称为累积性因素。生命历程中的累积性因素又可分为初始的累积因素与时间上的累积因素两种。初始的累积因素带有先赋的特点, 它与出生时的机会结构和历史环境相关, 将会持续一生影响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积累资源, 如性别、种族、阶级等; 而时间上的积累则代表那些随生命历程演进而出现的事件, 它们会对个体以后的生活造成长期的影响, 甚至会有不断放大的作用[9]。初始的累积因素具有不可选择性,并且其影响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可与时间上的累积因素相叠加,有时甚至影响整个生命历程。生物学研究已经证明,遗传是体质的重要影响因素。父母的体质将对下一代,尤其是对生命早期阶段的体质产生重大影响,同时遗传对形态学以及健康的影响甚至还会延续至生命历程的其它年龄阶段。根据遗传的作用特征,它可归类于初始的累积因素。遗传形成了累积的基础,所有时间上的累积将在这一平台展开。但是,社会学以及教育学的实践已经证明,生命历程中的各种事件的累积效应对体质产生的影响更为重要。越远离出生日期,初始的累积因素(遗传)对体质的影响越小,而时间上的累积(社会学因素)效应越大。初始的累积具有不可控制和不可选择的特点,很难人为地改变初始的累积以达到体质的改善。但是时间上的累积与社会结构、社会环境、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因素有关,它不仅是影响体质的主要因素,而且具有较大的变化空间,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时间上的累积与体质的关系。
2.3 累积过程中社会对身体的形塑
人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社会提供的物质与条件,因此必须置身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但是,在社会环境中每个人的身体都将被置于密实的社会规范和规则系统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社会对身体的形塑。曾清林等指出,身体的存在不能独立于任何社会建构之外,任何看似身体本能性的存在,都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的身体看似本能的很多现象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10]。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体质时应以“人置身于社会环境中”为前提,以身体的自然属性为抓手,从肉体层面探讨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体质问题。人自出生至死亡,不断地履行着不同年龄阶段的社会角色,同时身体也受到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社会形塑。在社会对身体的形塑过程中,生活事件(life event)的作用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占用生命历程较长时间的重要生活事件更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生命历程理论认为入学、就业、结婚、生育、退休等重要生活事件常常会左右人的生命轨迹,因此研究分析重要生活事件在累积过程的作用是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研究的重要模式之一。生命历程理论强调“生活的时间性”,认为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或时机(timing)比事件本身更具意义。但是,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体质时,生活事件的发生时机对体质的影响就显得相对薄弱,而生活事件本身的发生与否、及其性质和内容则显得更为重要。以现代社会为例,在人的生命历程所经历的生活事件中,教育事件和工作事件应属于占据时间最长,它们不仅对体质直接产生影响,也是在累积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因素。因此探讨这两个事件的发生、性质、内容及其与体质的关系可以成为解读累积过程中老年人体质异质性分化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人是生长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习俗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些因素对身体的形塑作用也是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2.3.1 教育事件
教育事件是指发生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对人的素质要素、人格要素的改变有影响的教育情境[11]。从现代生活来看,由于义务教育制度的存在,我国国民在生命历程中都将在一定的时期内经历教育事件。即便是现在步入老年阶段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经历了教育事件,因此教育事件可以看作是生命历程中累积的重要因素。Mirowsky等指出,教育可以发展被教育者获得掌控自身生活的能力,促进、实现健康的生活。教育对健康的累积效应是从多个层面上体现出来的,从社会经济学(包括工作和收入)、行为学(包括参加体育锻炼等健康行为)层面到生理学、细胞学层面,而且这种累积作用随着年龄增长更为明显[12]。Hoogendijk 等人对近千名年龄55-65岁荷兰人进行10年跟踪调查的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在10年后的随访时发生身体功能障碍者远高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13]。Guedes 等对巴西60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显示,男女老年人受教育水平较高者身体活动能力丧失率低,而且生存年限较长。他们指出,较好的教育始于生命周期的早期,并对整个生命历程将产生重要影响,可引导人们保持健康的生活并获得较长的寿命[14]。 另一方面,教育对体质健康的影响作用可通过体育教育体现出来。体育教育是教育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认为是通过一种组织性、系统性、强制性的方式进行身体改造和塑造的封闭式教育活动[15]。体育教育不仅可以使学生掌握运动技能,而且通过学生直接参与体育运动,在提高了体质水平的同时也培养了终身锻炼的理念。因此体育教育事件对体质产生重要影响更为直接、重要。
2.3.2 工作事件
一般而论,人的一生中工作事件是人生历程中占用时间最长的事件,因为绝大多数人进入一定的年龄阶段后均会选择从事某个职业,并且工作至退休或劳动能力丧失。工作内容则决定了身体活动的程度,有些需要较高水平的身体活动,有些则需要长时间伏案工作,身体活动严格受限。也因此产生了所谓“蓝领”、“白领”等根据工作中身体活动需要程度对职业进行分类的方法。回顾目前已进入老龄期的人群的职业经历可以发现,这部分老年人因为受到了制度的限制,在就业适龄期时的择业自主性空间较小,多数老年人曾经从事的工作相对稳定。由于工作时间和内容的束缚,人们每天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必须付出较高的体力,或者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身体活动,长期的累积必然对人体的体质产生一定的影响。传统的观念认为工作时间内大强度的身体活动可能有益于体质健康,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我国国民体质监测的数据也显示,从事体力劳动者的多项测试指标数值优于非体力劳动者。但是,Leino-Arjas等对902名芬兰工人进行了长达28的跟踪调查,发现工作强度较高者在28年后身体活动机能下降的比率高于工作强度较低者[16]。Russo等人对80岁以上的意大利老年人测试的结果显示,具有长期从事手工劳动经历的老年人在握力以及身体活动能力综合测试评分方面均低于非手工劳动者[17]。Burdorf 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指出: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有可能引起各种肌肉损伤,从而导致在晚年时肌肉、关节等运动系统器官的机能下降;此外,长期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将导致过早发生臀、膝、手等部位的关节炎,从而对身体机能产生不良影响[18]。尽管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阶层在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方面存在的不利因素也可能影响体质健康,但是不可否认,工作事件是人生历程中对体质产生累积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
2.3.3 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对身体的形塑
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对体质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束缚、限制女性的行为等方面。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社会性别的存在。社会性别主要指通过语言、概念和文化符号等对男人和女人的界定。现实生活中男人和女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被一套性别文化的指令所支配[19]。人出生之后,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就会根据人的生理性别的差异进行不同的所谓“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教育。例如,女性被要求具备温柔、文静、顺从等所谓的女性气质,多数女性在社会期待下,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自己社会角色,自觉或不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为社会所接受的女性。从身体的角度看, 作为一个女性,“柔弱”比“强壮”似乎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为了完美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有些女性常常会限制许多有利于增强体质的行为,如参加体育锻炼活动。这种现象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老年人中尤为明显。尽管目前老年女性已成为最积极参与健身活动的群体,但是回溯她们的人生历程,仍有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是在累积的重要时期――生长发育期内限制自己参与体育活动,以匹配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而对体质产生负的累积效应。社会习俗和传统文化对行为的影响与生命历程中其它一过性事件不同,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并且在老年期愈加固化。因此它对体质的影响是长期的,并且对部分老年人来说具有不可逆性。
2.3.4 累积过程中个人能动性
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个人能动性。个人能动性的基本涵义是:个体并非完全被结构所决定, 而是即便受限于各种约束, 仍藉由有目标的行动, 选择性地塑造自己的生命历程[20]。如果说上述的生活事件以及传统文化属于社会机制的作用,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存在,那么由个体特质所决定的个人能动性则可以看作是促使人们在面对相同社会机制时形成异质性分化的重要因素。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人能动性与社会机制的交互影响所形成的累积性作用力,往往可以将不同的个体带往不同的生命轨迹。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老年人体质异质性分化成因的分析,通过对生命历程中的重大生活事件发生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许多具有相似经历的老年人体质却有着极大的差异,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个人能动性的作用。例如在经历了相同教育事件(例如接受教育年限相同)、工作事件(工作内容大致相似)等重大生活事件的老年人中,是否选择积极参与健身运动往往成为决定体质异质性分化的要因之一。而“选择参与”正是个人能动性作用的结果,通常与社会机制无关。即便是受到社会机制的约束(例如所从事的工作限制了工作时间内的身体活动),也可以通过个人能动性选择在业余时间积极参与健身运动。个人能动性对促进体质发展的作用还可以体现在其它日常生活行为方面,例如选择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因此,个人能动性可以说是累积过程中影响老年人体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将直接决定体质异质性分化的方向。
2.3.5 累积的优势和劣势
老年社会学在研究分析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时常使用累积的优势和劣势(cumulativ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这两个概念。它们是指个体在某些既定的特征上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系统性分化。丹妮夫曾在2003提出了累积的弱势/优势模型, 根据这一模型:随着年龄的推移, 系统化的结构性力量会导致穷者愈穷, 富者愈富。这一结果喻示着老年贫困是横贯整个生命历程的弱势积累的结果, 而非晚年阶段一朝一夕所形成[20,21]。近年,社会学学者还使用累积的优势和劣势的理论分析了老年人健康差异形成原因,他们指出生命历程中教育水平、工作经历等生活事件形成的累积的优势和劣势不仅使老年人在健康资源的利用方面形成了差异,而且也是造成健康本身出现差异的原因之一[22]。同样,作为健康基础的体质也存在着累积的优势和劣势现象。生命历程中各种事件的累积性效应根据其对体质的作用可分为正和负两个方面,正效应或负效应的叠加将在一定的时期内形成体质上的优势或劣势。前一时期累积的优势或劣势将成为后一时期的初始平台,提高或降低了在后一时期内保持优势结构的几率。也就是说,前期的体质优势为后期进一步巩固优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体质较好者可以从事体质较差者不能从事的活动,从而进一步受益;反之,前期给体质带来的累积性劣势,形成了不利的基础,在后期中不得不在较低的平台开始新的累积,并且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以提升体质水平。这种累积的优势/劣势所带来了所谓“马太效应(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进一步加大了累积过程中体质的异质性分化程度。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老年人的生理机能已经处在衰退期,新陈代谢能力下降,即便付出较大的努力也不可能达体质的峰值水平,反而容易引发伤害性事故的发生。因此,应当着力于生长发育这一累积的最佳期,使体质水平在青年期达到较高的峰值,并尽可能延缓其下降的速率,以保证体质在良好的累积状态下进入老年期。
3 结 语
人的体质异质性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体质的异质性分化是一个逐渐产生的过程。生长发育期结束之后,各种事件不断对体质产生正或负的效应,这些效应不断累积叠加。因此某一阶段的体质水平是前阶段累积的结果,老年期则是众多事件累积性效应的集大成阶段,同时也是成年之后体质异质性分化程度最高的时期。在人生历程中重大生活事件以及个人的能动性对体质的影响最为重要,因此加强与体质有关事件的干预以及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提高体质水平、保证进入老年期后有一个较高体质平台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针对老年体质异质性较大的特点,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构建全面、系统的老年体质评价机制,发展突出个性化的老年健身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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