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范文10篇

人口结构范文篇1

关键词:社会保障；人口结构；影响

一、相关理论基础概述

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具有现实的意义。社会保障水平太高或者太低都会带来负面影响。社会保障水平太高会加重政府和企业的经济负担，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社会保障水平太低，也难以使居民的社会保障需求得到相应的保障，无法保障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给整个经济的运行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而且社会保障水平主要作为消费性支出，对资本积累产生挤出效应，致使经济社会的投资不足。所以，探究社会保障的适度水平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现阶段学术界从多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穆怀中根据人口结构理论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构建的社会保障水平的测定模型。：aswSQHwG=⋅=⋅公式中，S代表的是社会保障水平；Sa指社会保障支出总额；W代表工资收入总额；G代表国内生产总值;Q代表社会保障负担系数；H代表劳动生产要素分配系数。

二、吉林省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结构影响的分析

从吉林省人口情况来看，2016年吉林省全省人口总人数为2733.03万人，比2015年减少20.2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按照常驻人口城镇化率计算，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5.97%，人口总数为1529.68万人。吉林省全年人口出生率为5.55%，人数为15.28万人；死亡率为5.60%，死亡人口为15.42万人，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05%。以女性为100来计算，吉林省男女性别比例为101.9.从就业和失业情况来看，吉林省2016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口52.87万人，2016年末吉林省登记城镇失业率为3.45%。如表1所示，为2016年年末吉林省人口及其构成。吉林省社会保障事业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16年收入总计4531.90万元，支出总计3610.70万元，与2015年相比，收入增加121.25万元，支出减少30.49万元，收入增长2.98%、支出减少0.84%，主要原因：人员工资增加，项目支出减少。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3608.78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2015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减少30.52万元，降低0.84%，主要原因：项目支出减少。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行政运行年初预算为1038.95万元，支出预算为1242.2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19.57%。决算556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增加。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年初预算为263.52万元，支出决算为279.4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6.03%。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净增加3人。事业单位医疗年初预算数7.25万元，支出年初预算为6.5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9.93%。2016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944.9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668.12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475.90万元，津贴补贴383.05万元、奖金36.31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120.92万元、绩效工资30.39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9.93万元、退休费312.62万元、抚恤金22.21万元、生活补助0.10万元、医疗费18.00万元、奖励金0.20万元、住房公积金136.43万元、购房补贴85.36万元，采暖补贴36.05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66万元。通过调查，吉林省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分割和流动人口就业形式多样化的挑战。首先，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缴费标准、报销比例、统筹层次及管理部门存在差异，如公费医疗、城镇医疗保险、新农合等，养老待遇的城乡差距非常明显。其次，管理属地化、制度碎片化的社保体系与城镇化初期农村转移人口正规就业率低、就业岗位流动性强、就业方式灵活的特点不相适应，导致农民工参保率低、社保关系转接困难，这些问题成为阻碍农民工在城镇安居乐业的重要因素。第三，部分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后，就业存在困难，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和缴纳社保。第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系统资源不能共享，新转城镇居民重复参保的情况时有发生。最后，城市低保水平高于农村低保水平，有限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服务资金，难以满足符合享受城市低保障待遇的农转城人员的需求。

三、结论与建议

人口结构范文篇2

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累积效应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与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步由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过渡到了第三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经济社会变化在人口领域的反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我们可以从人口结构的变化中窥探出经济社会结构的状况。而经济社会发展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要素的保险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经济社会发展是保险发展的基础，保险发展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在寿险领域，人口结构变化和寿险发展更是具有直接联系。所以，人口结构变化对保险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保险发展如何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现实与趋势，不仅关涉到保险发展的前景，也涉及到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实现。基于此，厘清人口结构与保险发展的关系，分析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现实与趋势，为我国保险发展建言献策，无疑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作为概念而言，无论是人口结构还是保险发展，不同的划分标准，内涵不同。另外，不同的具体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所以，对相关概念进行范围界定十分必要。人口结构又称人口构成，是指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定地区、一定时点人口总体内部各种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数量比例关系。通常按人口生物学、人口社会学特征和人口居住地域状况将人口结构划分为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和人口地域结构。人口自然结构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人口社会结构包括阶级结构、民族结构、文化结构、语言结构、宗教结构、婚姻家庭结构、职业结构、部门结构等;人口地域结构主要有人口的自然地理结构、人口的行政区域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和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来看，语言结构、宗教结构等的作用非常微小，没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职业结构、部门结构等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但是仅从职业、部门等结构中仍然难以全面了解人们的经济状况，难以直接地从这些结构中分析出其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所以，这里主要分析对保险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相关人口结构，包括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教育结构、婚姻家庭结构、行政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为便于说明，仍按原分类进行归类分析。根据提供保险的目的不同，保险可以分为商业保险和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是以赢利为目的，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保险双方自愿建立经济契约关系，通过市场实施，当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予被保险人补偿的一种保险制度，包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政策性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政策性保险包括社会政策保险和经济政策保险两大类型，狭义的政策性保险指经济政策保险，包括出口信用保险、农业保险、存款保险等，经济政策保险属于财产保险范畴。社会政策保险不按商业模式操作，不受《保险法》的调整和约束①，其发展情况不受现行保险经营和监管的影响，因而对保险的研究无实质影响和实际意义。经济政策保险虽然有财政上的补助，且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操作模式与商业保险区别不大，且保险公司符合条件的仍可以经营经济政策保险。因而本文的保险包含商业保险和经济政策保险，主要是商业保险。

二、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我们知道，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散风险和经济补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源于风险的存在，风险存在的领域及其广度，决定了保险市场的领域与广度。分析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主要就是分析不同人口结构面临风险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保险的需求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不同保险产品的市场规模，同时，催生新的保险产品诞生。下面，我们按通常的人口结构分类对其进行分析。

1．人口自然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根据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在得益条件下，男性比女性偏好风险;在损失条件下，女性比男性偏好风险。女性为了避免损失更愿意冒风险，男性为了获得确定利益更愿意冒风险(何贵兵等，2002)。保险主要功能是对损失的弥补而非利益的获取，从这个意义上，女性对保险的需求强于男性。在现实中，女性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都比男性高，但是女性退休早，且有生育耽误，导致社会整体上出现就业的男性偏好，使得平均而言女性经济状况弱于男性，导致女性对未来的不安感高于男性，客观上也使得保险需求上女性强于男性。另外，根据《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②显示，女性在各年龄段的死亡率都小于男性，女性患重大疾病的概率也小于男性，女性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低于男性。男女生理差异和生活习惯差异会导致患特定重大疾病机率的差异，自然影响到特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费率和投保率的差异。寿命差异使得不同的寿险品种和商业养老保险预期回报率也出现男女差异，直接影响到寿险多个险种和商业养老保险的费率和销售。根据大数定理，如果性别差异明显，那么潜在的保险需求差异将凸显出来。从年龄结构看，不同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效果。如果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两头小，这样的结构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称为“人口红利”(UNFPA，1998)。“人口红利”从理论上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如果利用得当，将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反之，如果人口年龄结构中间比重偏小，两头比重偏大，表明社会的抚养负担增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③，经济发展后续力量不足，将导致经济发展趋缓。如前所说，经济发展是保险发展的基础。保险发展必须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变化。另外，如果老年人口比例过高，则老龄化④问题严重，老龄化不仅迟滞经济发展，还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比例而对保险发展产生作用(孙秀清，2004)。在商业养老保险和人寿保险方面，人口年龄状况更是具有明显的直接影响。如果老年抚养比高，对储蓄类保险产品需求增加，对纯粹死亡类保险产品的需求将会更少(郭金龙等，2005)。另外，根据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率与人身保险密度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对人身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张连增等，2011)。

2．人口社会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从理性上分析的人们的保险需求和现实中实现的保险需求并不一致，就是说人们有保险需求，但是人们不一定购买保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保险的认识并非完全理性。很多人对保险产品的排斥不在于其不需要保险产品，而在于其对自身需求和对相关保险产品的非科学性的判断和认识。文化教育水平高低无疑影响着人们对自身保险需求和相关保险产品的认识，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有助于人们把理性分析的保险需求转变成现实的保险需求，从而助推保险业的发展。在经济状况方面，事实证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收入水平又是影响人们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所以，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无疑还会提升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提升文化教育本身方面，提升文化教育无疑延长了自身被抚养的时间，增加了家庭对死亡保险的需求，而且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增加，提高了未来收入预期，会促进本人对储蓄类保险产品的需求(郭金龙等，2005)。另外，在一个教育普及化的时代，各种教育机构层出不穷，教育风险增大，教育本身也成为保险的对象，为教育保险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婚姻家庭结构方面，现阶段，我国保险需求更多的还是靠城市家庭推动，城市家庭的数量和状况将影响到保险市场的规模和保险产品的种类。就风险承受力而言，不同类型的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不同，大家庭优于小型家庭，小型家庭优于单身家庭。如果家庭趋于小型化，由于个体家庭遭遇风险的因素加大，将扩大家庭的保险需求，社会整体保险需求将随家庭小型化趋势而扩大。对于单身家庭而言，相对的个体封闭会使得其具有某些相对特殊的保险需求，单身家庭的增多将影响家庭保险产品的种类发生变化，刺激新的保险产品的开发。家庭的稳定状况也将影响相关保险产品的市场，人们对婚姻稳定性的渴望将促使相关的婚姻保险产品的需求。另外，由于现代社会风险的增加，独生子女的安全和抚养已成家庭的重要问题，一般的家庭在抚养和照顾孩子方面皆愿意做出最大的付出，与孩子有关的保险产品市场前景可观。可以说，家庭变化的方方面面都对保险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3．人口地域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在中国甚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行政区划和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很多经济发展政策是以行政区划为界，不同的行政区域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不同的具体政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现实和常态。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导致不同的保险发展水平，这是其一。其二，不同区域的政策不同，特别是对保险发展的政策差异也是影响区域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是现实与常态，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人口状况，人口状况的差异对潜在的保险市场规模，特别是寿险市场规模有着直接的影响。人口城乡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人口对保险的观念差异;二是人口聚集程度对保险网点布局的影响;三是人口流动带来的风险转移和风险增加导致的保险整体需求上升。这里无意贬低农村人口的素质，但是，从对保险的认识上看，整体上城市人口对保险的认识远远强于农村人口，这不仅和城市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相关，也与城市生活环境风险系数高于农村相关。无疑，城市人口的多少影响着保险市场的规模。另外，农村人口居住地常常处于分散状况，而保险网点通常布局在一定的人口聚集区，人口太过分散，布局保险网点的成本将提高，而保险网点的布局情况又直接和当地保险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只有布局相应的保险网点，才便于把当地理性分析的保险需要变成现实的保险业绩。城乡结构的另一影响在于，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将成为常态，而人口流动自然带来风险转移和风险增加，同时，人口流动也会让流动人口的保险意识增强。所以，从人口生活于农村的静态看和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动态看，保险需求差异巨大。

三、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现状与趋势

如前所说，计划生育政策的累积效应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多个方面。下面我们按类别进行分析。

1．人口自然结构表1显示，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0～19岁人口中男性远远高于女性，而65岁以上人口中性别比开始逐步下降，特别是70岁以上人口，随着年龄的提高，女性比例越来越大。表2反映了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同时，少儿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老年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表明未来我国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不足①和老龄化严重的问题。根据学者的预测(图1，王金营等，2011)，未来三十多年，我国少儿人口变化不大，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变化呈明显的相反趋势。从上面的资料可以得出: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减少趋势，但是从抚养负担的角度，未来二十年我国的总体抚养负担还属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抚养负担，之后，人口负担的压力逐步增大。从性别比来看，我国未来的婚姻挤压现象将更加严重。“在今后二十年里，比例会明显提高，很可能会从现在的1．05增加到1．1，偏远地区可能比例更高。青壮年劳动力二十年里将从现在的42．6%下降到31．3%左右(高圣国，2011)。”性别失衡(出生性别男多女少和老年性别女多男少)、老龄化、婚姻挤压、劳动年龄人口短缺，将成为我国未来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的趋势。基于这种趋势，未来家庭模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方式也必将发生一定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保险市场的发展。

2．人口社会结构一方面，如前所说，人口性别失衡客观上将造成婚姻挤压现象，大量单身男性无法找到伴侣，同时，对婚姻观念的认识差异和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也使得一部分人，特别是“三高女性”(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主观上难以步入婚姻殿堂，社会上单身家庭增多。另一方面，由于价值观、经济状况的变化和人们交往面的扩大，婚姻风险增加，“闪婚闪离”已成司空见惯。据婚姻登记部门统计，2009年全国共有230．5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北京有25872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其中五分之一的婚姻维持不到3年，三分之一婚姻维持不到5年(博文，2010)。婚姻问题必将成为中国未来的一大社会问题。另外，家庭小型化和独生子女现象也不容忽视。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家庭户均人口呈下降趋势，2000年“五普”显示为3．44人，2005年人口抽样数据显示为3．13人，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为3．10人。户均人口逐年下降反映了家庭小型化的趋势。如前所说，小型家庭与大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完全不同，整体保险需求将随家庭继续小型化而增加。独生子女家庭增多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带给家庭的最大变化，在城市，大多数“80后”人口都是独生子女。在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家庭还将处于独生子女和少子女状况，如前所说，这种状况将为与孩子相关保险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提供广阔市场。文化教育方面，中国的发展十分明显，图2①显示了五年来中国中等以上教育的发展现状，表3显示了十年来中国整体教育发展情况。图2、表3显示:近年来中国各级学校的招生人数数量庞大，特别是高等教育，招生人数逐年上升，表明中国的中、高等教育已经向普及化方向迈进。从每十万人中的受教育情况来看，十年来，文盲率下降了2．64个百分点，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明显增加。这种趋势还将持续，未来中国人口教育结构将逐步趋向优化。文化教育素质提升必将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人力资源，同时提升人们对保险的认识，保险发展的大环境将趋于优化。

3．人口地域结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各地在人口和经济发展方面出现了巨大差异。以2010年的数据为例①，广东、山东等地的人口是西藏、宁夏等地人口的几十倍，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河北6省常住人口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33．25%。人均GDP方面，上海、北京、天津超过7万元，江苏、浙江超过5万元，而贵州、甘肃、云南、西藏等地才1万多元，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各地的人口年龄结构等也不一样，西藏等地的人口年龄结构年轻，老龄化比例不高，而四川、北京、上海等地则老龄化比例偏高。人口数量和经济状况特别是人均经济状况是决定一个地区保险市场容量的重要参数，各地人口结构状况是各地不同保险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行政区域结构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出现明显变化，保险发展必须考虑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差异。人口地域结构另一变化是中国城市化率的持续提高(图3，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绘制)。城市化过程是产业结构优化、要素配置优化、集聚发展的过程。以2008年数据为基准预测点，可以估算出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带动最终消费新增加2160亿元。到2015年，全国人口的54%将居住在城市(陈玉和等，2010)。可以预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带动的消费将持续增加，保险需求和购买能力将增加。同时，中国产业结构将逐步优化，产业风险将发生改变，保险市场必须应对这样的变化。另外，与城市化同步发生的是人口流动现象。根据“六普”资料，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六普”公报，2010)。人口流动将成常态，人口流动带来保险风险的增加和保险意识的增强，保险需求将扩大。四、中国人口结构转变下的保险发展对策不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保险发展的影响虽然有区别，但是也有联系，有些影响是具体的、个别性的，有些影响是共同的、综合性的、甚至交叉的。

因而除了根据三类人口结构变化情况提出对策外，也从综合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1．应对人口自然结构转变的对策从性别比失衡来讲，单身家庭增多不可避免，由于一切靠自己，单身人士对自身的健康问题和将来的养老问题具有本能的关注。性别比失衡原因之一是“养儿防老”观念，在“养儿防老”观念还难根除的现实下，女孩家庭父母对自己的健康和养老问题同样具有本能的担忧。从老龄化的影响来讲，未来抚养负担的加重将让现在的年轻人担心未来自己的生活状况，同样对自己的健康和养老问题有所担忧。而社会保险提供的更多是一种基本保障，难以满足人们期望老年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所以，商业保险具有潜在的巨大市场。作为社会保险重要补充功能的商业保险，成为了转嫁老龄风险的第三个有效途径(张连增等，2011)。各保险公司应从长远谋划的角度，分析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分析单身人士、女孩家庭父母和一般年轻人不同的担忧，推出适应不同人士需要的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应对市场所需。从老龄化的现实来看，由于老年人具有特殊的需求，如何应对未来老年人特殊需求这个广阔市场，需要各保险公司针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推出相应的老年关爱型保险产品，这方面目前还比较薄弱。从男女预期寿命来看，平均寿命差异对寿险市场有重要影响。一是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会降低对纯粹死亡保险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男女寿命差异，女性对生存保险的潜在需强于男性，男性对死亡保险的潜在需求强于女性。老年人中女性比例明显偏高，生存保险市场前景光明。目前生存保险囿于道德因素等，主要集中于一些消费型的重疾险和意外残疾型，保险公司可以尝试开发新的产品。

2．应对人口社会结构转变的对策婚姻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为“爱情保险”提供了广阔市场，“爱情保险”产品曾陆续出现，比如“红玫瑰”、“世纪同祥”、“百年好合”、“爱家之约”等产品。这里的“爱情保险”并不一定能保障爱情，但是由于通常是男方给女方购买，受益人为女性，保障了离婚后女方能获取一定的利益。在“闪婚闪离”常见的今天，“爱情保险”不仅对婚姻寄予了一种美好期待，同时可以让女方心理感觉一丝温暖。保险公司应抓住新时代青年人追求浪漫同时冀望稳定的心态，做大“爱情保险”这一市场。对于家庭内部来说，独生子女和少子女时代，孩子是家庭的重心。虽然学校有各种保险，但是重大疾病和教育仍然是家庭担忧的问题，所以针对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和教育保险仍有广阔的市场。另外，小型家庭和大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和面临风险的种类等也不同，保险公司应该重点研究家庭小型化带来的保险需求变化，从而制定出对策，开发相应的产品。针对教育结构而言，教育文化素养的提高为保险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各保险公司应采取主动出击，利用教育结构改变的有利条件完成人们保险意识的提升和发掘人们的保险需求，适时推出教育培训风险保障、教育期意外保障等有关保险产品。在提升保险意识方面，教育从娃娃抓起，保险至少要从大学生抓起。可以定期到各高校进行保险宣传，一来提升未来社会主力人群的保险意识，二来培养潜在的保险人才。同时，保险进社区也是今后保险宣传的方向，把普通百姓潜在的保险需求激发出来，变成现实的保险需求。

3．应对人口地域结构转变的对策保险的发展离不开各地的人口和经济状况，从数据上看，以四川为例，2010年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占整个保险业保费收入的74．99%，在财产保险中，车险业务占比75．31%，①而机动车辆的车主以中年人居多，而购车能力显然和当地人口的经济收入相关，可以看出，人口和经济状况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极为明显。保险公司应分析各地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状况，分析各地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人均经济状况，测度出各地大致保险需求总量，确定不同地区差异化的保险发展战略，配备相应的保险资源，避免重点地区资源不足，非重点地区资源浪费。在这个过程中，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密切沟通，获取地方政府对保险发展的支持十分重要。为顺应城市化的发展，保险网点应迅速覆盖新的人口聚集地区。银行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固然和银行本身功能有关，但是商业银行网点相对分布较广也是重要原因，目前保险公司和银行在网点布局上不可同日而语。结果是常见普通百姓主动上银行的门，而罕见普通百姓主动上保险公司的门，人们对保险和银行的认识也差之千里。既然保险从功能上讲应该为普通百姓所需，为什么保险公司不可以学习银行网点的布局经验，让客户由被动变主动呢?城市化的另一现象是人口流动。流动人口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对意外伤害保障需求强烈，其生存现状决定了对医疗保证需求也很迫切。同时，养老保障方面，流动人口整体保障水平也较低。尽管如此，70%的流动人口不愿意为未来生活和未知风险购买保险保障，其中和商业保险机构主动提供配套服务意识不强，用工单位对用工风险存在侥幸心理等不无关系(杨济时等，2010)。如何把庞大的流动人口的潜在保险需求变现，无疑需要各保险公司认真思考。变被动为主动，和政府沟通，和企业联系，让企业明白为员工提供一份他们所需的商业保险，价钱不多，但是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关爱，同时可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爱心，从长远看，对企业发展利大于弊。保险人员不仅仅需要一定的推销技巧，更需要一定的讲解能力。把政府说通，把企业说通，和企业与政府合作，定期进企业，主动出击，必将为保险公司带来丰厚回报。另外，与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相伴随的乡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安全，外出之后家庭财产的安全，庄稼的安全等也是广大外出农民工的心病，“人口流动时代”农村家庭财产保险和农业保险无论是风险概率、保险需求，还是保险产品类别都发生了一定变化，很多保险公司不愿意涉足这块业务，认为风险大，效益低。但是这毕竟是一块巨大的市场，如果保险公司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做出努力，必将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丰收。

人口结构范文篇3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的人口总数是13.062亿。如果加上该年11月和12月的净增加人口，则2005年年底我国大陆人口总量达到了13.0756亿。考虑到最近几年每年净增加人口约750万，2006年，我国的总人口应有13.1亿多。

2005年，我国人口自然增率一反过去下跌的势头，出现首次上扬，人口年净增长量比上年多增加768万人。这个增加额虽然不大，仅比2004年净增加人口761万多出7万人，但却是上升的迹象。

二、城市化速度在加速中放缓，乡村人口总量持续减少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自1996年开始增速加快。这与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化历史所得到的经验基本一致，即当城市化水平达到或超过30%之后，这个国家会进入到快速城市化时期。1996年，我国城市化增速达到了1.44%，1997年为1.43%，1998年为1.44%。在此之后一直稳定增长，每年都保持在1.44%或1.43%左右。直到2004年和2005年，增长速度才逐渐减缓，但仍然保持着1.23%的年增速。

虽然近两年我国人口城市化速度稍有放缓，但整体城市化水平在2005年已经达到42.99%。如果2006年的增速也在1个百分点以上，那么，到2006年年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超过44%。但各省的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说，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西部内陆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

与城市化增速的时间相仿，1995年之后，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转为下降态势。到2005年年底，乡村人口的数量已下降到7.45亿。1995年－2005年，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1.14亿。

三、婴幼儿性别比居高不下，未来婚姻挤压会日趋严重

人口出生性别比正常值一般在103到107之间。但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却迅速攀升。例如，1995年，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18.38，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20.17，2003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得到的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为12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22.66。

19岁以下各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现象，年龄段越低，性别比值越高；年龄段越高，性别比越低。这个问题不解决，和谐社会就难以实现。因为女性的短缺，会造成婚姻上男性的堆积，并因此带来求偶挤压。这会给弱势男性带来终身不婚的风险。

四、人口倒金字塔结构显现，人口流出大省老年抚养比升高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1.03%。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69%。显然，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从分年龄段人口结构上来看，0岁－4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34%，5岁－9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24%，10岁－14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97%，15岁－19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50%。年龄段越小的出生队列，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小。

另外，老龄化水平的升高增加了老年抚养比。对于那些有大量年轻人口流出的省份来说，常住人口的抚养比在上升。例如，人口流出大省（直辖市）四川和重庆的老年抚养比最高，分别达到了16.24%和16.04%。另一个劳务输出大省安徽，其老年抚养比也达到了15.1%。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山东等劳务输出大省，老年抚养比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五、文化程度提高较快，西部地区文盲率偏高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在全国人口中，具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为6764万人，高中程度（含中专）的人口为15083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为46735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为40706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增加2193万人，高中程度人口增加974万人，初中程度人口增加3746万人，小学程度人口减少4485万人。这说明，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自2000年以来有了很大提高。

但在1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中，还存在着数量不菲的文盲人口，全国文盲人口所占比重为11.04%。但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女性人口的文盲率高达16.15%，而男性的文盲率则是5.86%。文盲人口的这种性别差异，主要导源于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歧视。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还发现，全国1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文盲率超过20%的省和自治区有5个，它们依次是西藏（44.84%）、青海（24.07%）、贵州（21.41%）、甘肃（20.83%）和云南（20.07）。安徽虽然低于20%，但却接近20%，为19.24%。可见，文盲率最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六、独生子女占人口比重上升，“男独”多于“女独”

就全国来说，30岁及以下年龄独生子女占同龄人口的比重已达29.30%。独生子女所占比重的增加，会增加同年龄段人口独生子女互相结婚的比率，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家庭关系的代际抚养结构，形成一定比例的4︰2︰1或4︰2︰2结构。尤其是在城市和镇30岁以下人口当中，这种几率会上升得很快。

由于某些省份实行的是“生男即止”政策，所以在独生子女中，男性多于女性。就全国层面来说，30岁以下人口中男性独生子女所占比重为32.02%，女性所占比重26.38%。

七、汉族人口增速大大减缓，少数民族人口增速仍然很高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在全国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18295万人，占总人口的90.56%；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333万人，占总人口的9.44%。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

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会加大其居住区域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影响少数民族人口生活状况的改善。从长期趋势上来说，也不利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

摘要：为了了解人口动态的变化状况，我国于2005年11月1日进行了1%人口的抽样调查。根据此次抽样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结构新近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一、现人口总量达13.1亿，自增率首次上升；二、城市化速度在加速中放缓，乡村人口总量持续减少；三、婴幼儿性别比居高不下，未来婚姻挤压会日趋严重；四、人口倒金字塔结构显现，人口流出大省老年抚养比升高；五、文化程度提高较快，西部地区文盲率偏高；六、独生子女占人口比重上升，“男独”多于“女独”；七、汉族人口增速大大减缓，少数民族人口增速仍然很高。

人口结构范文篇4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迁移;时间序列;经济增长

一、引言

人口与经济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核心因素，二者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或多或少的人口经济问题，作为工业基地的老东北这种问题表现的尤其明显。东北地区国企遍地，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较高，但由于计划生育的低出生率以及低死亡率使得东北老龄化人口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加上人口大量外流。导致17年来，辽宁常住人口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经济上，从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1个省份的生产总值(GDP)数据来看，辽宁增速仅为3%垫底。从辽宁的经济结构来看其发展受限于传统工业结构，几十年的发展定势让辽宁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经济都产生了“路径依赖”。为了进一步研究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将从人口因素细分为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从业比例、流动角度，利用时间序列对辽宁省近25年的经济与人口相关性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人口负增长对辽宁经济发展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

二、辽宁省人口、经济发展现状评述

（一）人口。从图1可以更直观的看出辽宁省的人口总量变化情况，从1990年到2008年，人口总量在不断上升，而从2008年到2014年，上升速度明显减慢并且已经开始呈现下降。图1辽宁近25年人口总量变化图从自然增长率上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极大的降低了死亡率;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中国新的婴儿出生高峰期。但东北地区似乎并没有受到二胎政策的影响。由于东北地区国企遍地，计划生育政策对东北地区的影响的根深蒂固，加上儿童的养育成本越来越高，即使二胎政策放开后，东北人的生育意愿依然很低，尤其是辽宁地区，2015年辽宁出生率仅为由6.17‰，自然增长率甚至为负值，成为全国首个人口负增长的省区。从人口迁移角度看，近年来，辽宁已经由人口流入地转为人口流出地。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至2015年末辽宁省常住人口总数为4382.4万人，相比2014年常住人口减少了9万人。姜玉通过对东北地区流动人口特征研究得出结论，东北三省人口持续外流，净流出数量呈增加的趋势，流出人口平均年龄低，受教育程度高[1]，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或者南下做生意，根据流出人口特征我们可以推断东北地区面临的不仅仅是人口流出的问题还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从家庭规模角度，2015年，辽宁地区平均每个家庭仅有2.77人，由于结婚年龄的推迟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青年结婚越来越晚，产生很多大龄单身青年；人口流动比较大，带来很多“迁徙式”的二人户或者单人户；过去一大家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更多年轻人选择独立居住，一大家子被拆成几户，很多老人单独居住，加上辽宁老龄化程度较高，所以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正在构成辽宁省家庭结构的重要部分。从年龄结构的角度，辽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0.38%；15-59岁人口占69.02%；60岁及以上人口占20.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2.82%。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比重下降1.04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比重下降4.13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5.1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51个百分点。图4反应了青少年的人口比重在不断下降，壮年人口所占比重自2012年后也呈缓慢下降的趋势，而老年人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意味着辽宁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深。从性别比角度看，2015年底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2211.2万人，占50.46%；女性人口为2171.2万人，占49.54%。总人口性别比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2.54下降为101.85，辽宁省性别比远低于全国水平。辽宁省彻底跨入“男性低比例时代”，并且有非常大的可能成为全国第一个“男少女多”的地区。（二）经济。从2015年的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经济运行数据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来看，辽宁增速仅为3%垫底。由图三我国的生产总值指数地图颜色可以看出，辽宁地区颜色明显浅于其他省份，在剔除了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的影响后，辽宁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不容乐观。辽宁是老工业区，能源行业和大宗商品生产等传统工业是该地的支柱产业。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定势让辽宁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经济都产生了“路径依赖”[2]。近几年，传统产业的优势在减弱，投资和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出现下滑，使得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品需求大幅减少。从产业结构角度，辽宁省作为老工业基地，其工业产业曾经位于全国的首位。随着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传统的重工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东北经济衰退，工业发展速度减缓，第二产业产值下降，三次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二一三逐步向三二一转化。图五为辽宁省1991--2015年三次产业贡献率变动比率，这里的产业贡2018年第08期下旬刊（总第706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08，2018（CumulativetyNO.706）献率是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由此可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在2014年重合后，到2015年发生了交替现象，第三产业成为辽宁省GDP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图2辽宁省1991-2015年三次产业贡献率变动比率从消费结构角度，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同时消费结构随之改变。通过对比图七和图八可以发现，辽宁省消费结构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一是食品支出占比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代表该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居住消费占比增加，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房价越来越高，人们对住房需求有增无减，解决下一代的住房问题成了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三是医疗保健在消费总支出的占比有所增加，人们越来越关注养生保健，药品价格也在上涨，看病贵问题依然存在。

三、人口因素和经济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将采用辽宁省1990年到2015年二十五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做为时间序列数据。在本文当中，将老龄化、家庭规模、性别比等作为人口因素分析其对经济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为考察人口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将采用以下变量进行实证研究：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被解释变量y，人口总量作为解释变量X1，家庭规模作为解释变量X2，老年人口占比作为解释变量X3。为避免通货膨胀的影响，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将对时间序列数据取对数来建立回归模型。因此，该模型的计量方程为：lnY=αllnx1+α2lnx2+α3lnx3+ε，ε为随机误差项。将辽宁省1990-2015年的相关数据输入stata统计软件进行实践序列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F值=7125，P值=0.000，说明模型整体上是比较显著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0.9766，模型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734，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很强。因此模型的回归方程是：lnY=-14.99+3.33lnX1-6.02lnX2+1.29lnX3通过回归方程可知，人口总量和老年人口占比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家庭规模对经济增长作用相反。（一）人口负增长，劳动力供给减少。从生命周期理论中我们知道，青少年是潜在劳动力，青少年人口数量减少，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将对为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再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知，在一定时期内在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产出由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决定。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领头羊，辽宁的经济基础并不差，在此我们假设资本不变，将劳动作为变量，L所代表的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少年也将成为新的劳动力供给。此外，流动人口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在经济发达地区，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工作机会来留住当地人口并吸引外来人口，相反在落后地区，就业机会少，工资待遇差，对外来人员没有吸引力，甚至成为一个推力将当地人才推向外地，导致人口流失，而流失的人口中绝大多数为高素质，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由于经济发展速度降低，辽宁省对于外来人口不再具有吸引力，甚至对本省人口产生了推力，一些高校毕业生和高素质的人才会选择到北上广或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工作，使辽宁省面临人才流失问题，缺乏人力资本这个生产要素，又会对辽宁的经济复苏造成阻碍，因此形成恶性循环。（二）老龄化程度高，消费结构改变。消费、投资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人口年龄结构也会对储蓄、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分析2005年到2015年十年间，辽宁省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产生的原因，与辽宁省的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尤其是医疗保健支出的增加最直接的消费人群是老年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保健，老年人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因此他们的消费结构主要用于医疗保健。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口占比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是因为老年人作为纯消费群体，对养生保健品的消费刺激总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影响系数不高是由于老年人收入减少后，生活支出皆来自以前的储蓄，且老年人受传统观念影响深，崇尚勤俭持家的思想，日常消费多为理性消费和生活基本消费，多数用于医疗支出。老年人对于投资的需求并不高，主要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所以老年人口增加会导致储蓄率下降，医疗保障、社会福利支出增加。（三）家庭规模小，经济需求大。家庭规模对经济具有负相关关系，家庭规模越小对经济增长越有利。最显著的原因是家庭结构的缩小刺激了住房需求，原来一大家子住在一个屋檐下，现在以小微型家庭为主，大家庭拆分之后，增加了购房需要；房地产泡沫化严重，面对日渐飞涨的房价，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提前为下一代买好住房，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作业十分显著，因此，家庭规模缩小，住房需求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四）国有企业减少，从业结构改变。根据2015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辽宁省国有企业员工数从2014年到2015年减少了近20万人，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东南沿海各省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蓬勃发展，传统国有企业缺乏创造力和灵活性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3]，加上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国企不再是铁饭碗，国有企业的工作岗位对劳动力不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选择向私企或者外企转移，使国有企业流失了大量的人才。根据劳动力转移特征分析显示，向外省转移的劳动力多为高素质，有一技之长的中高端人才。其中不乏有从辽宁的国有企业跳槽到其他福利待遇较好的其他地区的私营或者外企，国企员工的跳槽带走了公司的技术，技术创新是企业前进的动力，人员、技术的流失对国企改革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十分不利。

四、对策建议

通过对辽宁省1990年到2015年的人口因素对经济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得到结论：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人口增加，产出增加，人民收入提高，储蓄余额随之增加，从而刺激消费，最终有利于提高地区生产总值。而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又反作用于人口，经济发展，可以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和较好的福利待遇，有利于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大力提倡二胎政策，优化人口结构。辽宁省作为计划生育“重灾区”，符合二胎的条件的家庭众多，如果忽略其他因素，“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的作用应该大于其他省市，但事实并非如此。针对二胎生育意愿低，辽宁省政府应该充分了解民意，从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着手，在大力宣扬二胎政策的同育提供条件。同时二胎的出生又会繁荣新生儿市场，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二胎政策虽然不可能逆转东北地区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但对于改变严峻的人口形势必将产生积极的效果[4]。通过优化人口结构，为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有利影响。（二）开发老年劳动力，发展老年服务业。人口年龄结构对于消费的影响十分敏感。辽宁省老年人口众多，应当合理开发利用老年人口资源。开发老年劳动力，延长退休年龄，实行退休返聘制，增加劳动人口，同时使老年人找到自身价值，老有所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低于还出于对自身未来的担忧，很多老年人收入低甚至没有收入，只能靠原来的储蓄生活，经济呈现“只出不进”的状态，所以消费仅限于生活必需品和医药指出。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养老保险普惠力度，切实解决老年人的医疗，养老问题，使人们老有所依，摆脱后顾之忧，从而刺激消费。老年人是庞大的潜在消费群体，应该针对老年人的需求发展以保健、休闲、养生、老年人用品、老年人食品等为着手点的老年服务业。既增加了劳动人口又刺激了消费，两方面促进辽宁省经济发展。（三）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留住人才。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重要因素，高水平高素质的劳动力能极大的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由于近年来多数国企经营效益差，许多原来的国企员工跳槽或举家迁移到发达地区，甚至有一些技术工人将技术带走，这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辽宁有68个本科学校、60个专科院校，培养了大量人才，但是由于待遇，发展前景等因素，很多有能力高素质的毕业生选择到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工作。因此，辽宁省应该不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教育建设，针对本省经济情况培养专门人才，增强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利用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优势，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实行奖励，使年轻人有干劲有动力为家乡奉献力量。借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推动创业创新带动就业。对外省来辽工作的高素质人才在福利待遇，晋升机会给予支持，吸引国内外人才流入为辽宁省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四）加快经济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在实证分析中不难看出，经济发展同时反作用于常住人口，经济发达地区对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2015年，国家《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5]。辽宁省作为老工业基地，省内国企遍布，应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借助国家力量，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引入民间资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强企业效益，加快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进程。完善市场机制，促进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来吸引人才，增加人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姜玉.东北地区人口迁移流动及其影响研究[D]:吉林大学，2017.

[2]胡少维.我国区域经济分化明显———2016年上半年区域经济分析及全年判断.[J]，北方经济.2016.12.10

[3]闫佳祺，关晓丽.东北新一轮振兴吸引中高端人才回流创业的问题、路径与对策[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8(02):23-29.

[4]赵丹.“全面二孩”政策对东北地区经济影响的分析[J].理论界，2016(07):83-89.

人口结构范文篇5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自1996年开始增速加快。这与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化历史所得到的经验基本一致，即当城市化水平达到或超过30%之后，这个国家会进入到快速城市化时期。1996年，我国城市化增速达到了1.44%，1997年为1.43%，1998年为1.44%。在此之后一直稳定增长，每年都保持在1.44%或1.43%左右。直到2004年和2005年，增长速度才逐渐减缓，但仍然保持着1.23%的年增速。

虽然近两年我国人口城市化速度稍有放缓，但整体城市化水平在2005年已经达到42.99%。如果2006年的增速也在1个百分点以上，那么，到2006年年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超过44%。但各省的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说，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西部内陆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

与城市化增速的时间相仿，1995年之后，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转为下降态势。到2005年年底，乡村人口的数量已下降到7.45亿。1995年－2005年，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1.14亿。二、现人口总量达13.1亿，自增率首次上升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的人口总数是13.062亿。如果加上该年11月和12月的净增加人口，则2005年年底我国大陆人口总量达到了13.0756亿。考虑到最近几年每年净增加人口约750万，2006年，我国的总人口应有13.1亿多。

2005年，我国人口自然增率一反过去下跌的势头，出现首次上扬，人口年净增长量比上年多增加768万人。这个增加额虽然不大，仅比2004年净增加人口761万多出7万人，但却是上升的迹象。

三、婴幼儿性别比居高不下，未来婚姻挤压会日趋严重

人口出生性别比正常值一般在103到107之间。但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却迅速攀升。例如，1995年，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18.38，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20.17，2003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得到的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为12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22.66。

19岁以下各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现象，年龄段越低，性别比值越高；年龄段越高，性别比越低。这个问题不解决，和谐社会就难以实现。因为女性的短缺，会造成婚姻上男性的堆积，并因此带来求偶挤压。这会给弱势男性带来终身不婚的风险。

四、人口倒金字塔结构显现，人口流出大省老年抚养比升高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1.03%。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69%。显然，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从分年龄段人口结构上来看，0岁－4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34%，5岁－9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24%，10岁－14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97%，15岁－19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50%。年龄段越小的出生队列，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小。

另外，老龄化水平的升高增加了老年抚养比。对于那些有大量年轻人口流出的省份来说，常住人口的抚养比在上升。例如，人口流出大省（直辖市）四川和重庆的老年抚养比最高，分别达到了16.24%和16.04%。另一个劳务输出大省安徽，其老年抚养比也达到了15.1%。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山东等劳务输出大省，老年抚养比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五、文化程度提高较快，西部地区文盲率偏高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在全国人口中，具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为6764万人，高中程度（含中专）的人口为15083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为46735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为40706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增加2193万人，高中程度人口增加974万人，初中程度人口增加3746万人，小学程度人口减少4485万人。这说明，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自2000年以来有了很大提高

但在1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中，还存在着数量不菲的文盲人口，全国文盲人口所占比重为11.04%。但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女性人口的文盲率高达16.15%，而男性的文盲率则是5.86%。文盲人口的这种性别差异，主要导源于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歧视。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还发现，全国1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文盲率超过20%的省和自治区有5个，它们依次是西藏（44.84%）、青海（24.07%）、贵州（21.41%）、甘肃（20.83%）和云南（20.07）。安徽虽然低于20%，但却接近20%，为19.24%。可见，文盲率最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六、独生子女占人口比重上升，“男独”多于“女独”

就全国来说，30岁及以下年龄独生子女占同龄人口的比重已达29.30%。独生子女所占比重的增加，会增加同年龄段人口独生子女互相结婚的比率，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家庭关系的代际抚养结构，形成一定比例的4︰2︰1或4︰2︰2结构。尤其是在城市和镇30岁以下人口当中，这种几率会上升得很快。

由于某些省份实行的是“生男即止”政策，所以在独生子女中，男性多于女性。就全国层面来说，30岁以下人口中男性独生子女所占比重为32.02%，女性所占比重26.38%。

七、汉族人口增速大大减缓，少数民族人口增速仍然很高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在全国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18295万人，占总人口的90.56%；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333万人，占总人口的9.44%。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

人口结构范文篇6

一、现人口总量达13.1亿，自增率首次上升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的人口总数是13.062亿。如果加上该年11月和12月的净增加人口，则2005年年底我国大陆人口总量达到了13.0756亿。考虑到最近几年每年净增加人口约750万，2006年，我国的总人口应有13.1亿多。

2005年，我国人口自然增率一反过去下跌的势头，出现首次上扬，人口年净增长量比上年多增加768万人。这个增加额虽然不大，仅比2004年净增加人口761万多出7万人，但却是上升的迹象。

二、城市化速度在加速中放缓，乡村人口总量持续减少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自1996年开始增速加快。这与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化历史所得到的经验基本一致，即当城市化水平达到或超过30%之后，这个国家会进入到快速城市化时期。1996年，我国城市化增速达到了1.44%，1997年为1.43%，1998年为1.44%。在此之后一直稳定增长，每年都保持在1.44%或1.43%左右。直到2004年和2005年，增长速度才逐渐减缓，但仍然保持着1.23%的年增速。

虽然近两年我国人口城市化速度稍有放缓，但整体城市化水平在2005年已经达到42.99%。如果2006年的增速也在1个百分点以上，那么，到2006年年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超过44%。但各省的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说，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西部内陆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

与城市化增速的时间相仿，1995年之后，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转为下降态势。到2005年年底，乡村人口的数量已下降到7.45亿。1995年－2005年，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1.14亿。

三、婴幼儿性别比居高不下，未来婚姻挤压会日趋严重

人口出生性别比正常值一般在103到107之间。但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却迅速攀升。例如，1995年，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18.38，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20.17，2003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得到的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为12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22.66。

19岁以下各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现象，年龄段越低，性别比值越高；年龄段越高，性别比越低。这个问题不解决，和谐社会就难以实现。因为女性的短缺，会造成婚姻上男性的堆积，并因此带来求偶挤压。这会给弱势男性带来终身不婚的风险。四、人口倒金字塔结构显现，人口流出大省老年抚养比升高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1.03%。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69%。显然，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从分年龄段人口结构上来看，0岁－4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34%，5岁－9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24%，10岁－14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97%，15岁－19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50%。年龄段越小的出生队列，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小。

另外，老龄化水平的升高增加了老年抚养比。对于那些有大量年轻人口流出的省份来说，常住人口的抚养比在上升。例如，人口流出大省（直辖市）四川和重庆的老年抚养比最高，分别达到了16.24%和16.04%。另一个劳务输出大省安徽，其老年抚养比也达到了15.1%。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山东等劳务输出大省，老年抚养比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五、文化程度提高较快，西部地区文盲率偏高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在全国人口中，具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为6764万人，高中程度（含中专）的人口为15083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为46735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为40706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增加2193万人，高中程度人口增加974万人，初中程度人口增加3746万人，小学程度人口减少4485万人。这说明，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自2000年以来有了很大提高。

但在1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中，还存在着数量不菲的文盲人口，全国文盲人口所占比重为11.04%。但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女性人口的文盲率高达16.15%，而男性的文盲率则是5.86%。文盲人口的这种性别差异，主要导源于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歧视。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还发现，全国1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文盲率超过20%的省和自治区有5个，它们依次是西藏（44.84%）、青海（24.07%）、贵州（21.41%）、甘肃（20.83%）和云南（20.07）。安徽虽然低于20%，但却接近20%，为19.24%。可见，文盲率最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六、独生子女占人口比重上升，“男独”多于“女独”

就全国来说，30岁及以下年龄独生子女占同龄人口的比重已达29.30%。独生子女所占比重的增加，会增加同年龄段人口独生子女互相结婚的比率，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家庭关系的代际抚养结构，形成一定比例的4︰2︰1或4︰2︰2结构。尤其是在城市和镇30岁以下人口当中，这种几率会上升得很快。

由于某些省份实行的是“生男即止”政策，所以在独生子女中，男性多于女性。就全国层面来说，30岁以下人口中男性独生子女所占比重为32.02%，女性所占比重26.38%。

七、汉族人口增速大大减缓，少数民族人口增速仍然很高

人口结构范文篇7

关键词：计划生育；人口结构；进出口贸易；经济发展

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处于转变时期，通过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与推动增长力的发展，促进经济改革。在人口结构弱化发展下，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阻碍。人口结构组成主要决定了向社会输送的劳动力人口结构的转变，改变了劳动力供给结构，进而改变了经济贸易结构。在此发展形势下，若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将会影响经济发展，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推动经济改革转型升级，加强人口结构优化发展。

一、人口结构与进出口贸易

中国是人口大国，面临人才亏缺的发展局面，应将人口转变为人才，这是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随着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的人口结构优化将面临更多挑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不断加强对外开放，推动进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核心，加强引进来、走出去的路线。以更为开放创新型的经济发展态度，促进国内外经济发展，促进东西方文化经济的互动交流，构建开放的社会经济格局。中国需要大力推动进出口贸易经济发展，通过扩大与国际合作的项目规格，提高走出去发展质量。寻找社会建设中、人口结构、进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实现中国小康社会发展建设。人口结构对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是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于经济储蓄、劳动力、经济贸易等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我国推出计划生育政策发展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加剧了社会的养老负担，大幅度降低了经济储蓄率，我国更多经济行业转向老年人需求发展，抑制了我国对外出口贸易。人口结构中的劳动力占比数量的增多，向社会输送了更多劳动力，体现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优势[1]。人力资源是推动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关键要素，将有助于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创新，增加进出口贸易总量与促进贸易技术的更广泛扩散。

二、人口结构转型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人力资源将成为满足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有助于提高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与贸易技术的发展，而我国进出口贸易开放程度也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城乡结构优化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通过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可以加强物质经济的方法努力，并引发更多先进技术。但随着进出口贸易对产品的质量提高要求，对于劳动力提出了更高技能的要求。企业应加强对员工的技能培训，通过提高盈利资本质量，加强企业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累积人力资源。在企业发展中贸易的溢出效应并不可以使人力资源达到无限的增长，而是需要企业自身能力资本累积到一定程度。相关数据调查显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提升发展，不但可以有效地完善我国劳动力资本，同时，也可以加强对其子女的教育，此过程是人力资源的长期性积累[2]。在研究我国进出口贸易时，通过分析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技术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而进出口贸易促进技术的发展。在对人口结构因素分析时，可以将其分为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两个方面。20世纪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我国人口呈老龄化发展，老龄人的数量增多，降低了有效劳动力数量，使得经济生产中劳动力价格持续上升。面对我国人口大国的经济局面，降低了我国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因缺少价格优势进而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从人口质量角度分析，提高劳动力综合质量，可有效地完成社会经济的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产业在进出口贸易市场中的优势。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发展降低了社会对于经济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参与程度大幅度下降，社会经济市场为适应此社会发展局面，老龄劳动力的数量不断增多，而劳动力的综合性、质量、体能也在逐渐下降，劳动力的增长缓慢将会加剧未来产业生产成本，特别是对企业产品的生产劳动强度高但技术含量低的企业来说，要考虑到产业升级改革问题。但随着我国全面二胎政策的开展，将延缓我国未来老龄化速度，为社会市场提供更多适龄的劳动力。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人口覆盖面积的增大，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也在不断上涨，促进了劳动力的综合质量。当人们接受到更多教育时，可以完成社会的一定人力资本累积，企业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本后，可以有效地推动企业的创新发展，高质量人才在社会中的职业地位则是生产资本密集型商品，而不是倾向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人口结构对于产品的消费需求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包括产品的生产，同时，也有消费需求，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影响，不同类型群体会有不同的消费习惯与消费喜好[3]。人口结构的改变，使社会的消费需求也发生一定改变，进而影响企业的进出口贸易生产结构。人口老龄化相对来说所拥有的可支配收入就更多，当然对产品也提出更多需求。虽然人口老龄化局限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也在促进企业生产的转型升级，进而影响了进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发展。

三、进出口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1.缺少价格优势我国产业经济在进出口贸易中占据市场经济份额，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进出口贸易一直以物美价廉作为发展优势。近年来，产品经济成本的上涨与人力资源的缺乏，加大了企业发展压力，解决该问题，不少企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达到缓解压力。虽然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在短期内缓解了经济困境，但在出口贸易中却缺少了经济价格优势，市场占有率逐渐下降，因此，单纯依靠提升产品价格是无法解决企业发展问题。2.产品缺乏自主创新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与在市场中的发展都需要依靠企业产品的不断创新，但随着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发展陷入瓶颈，很难在市场中涌现出新鲜活力。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商品的创新程度较低，大多数以靠模仿国际的热销产品来打开国际市场，因此，专利纠纷问题频发，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因无力支付专利费用，也缺少专业设计人员，企业产品主要依靠客户提供的设计草图来完成生产，不具备自主创新性。3.国际产品需求量的降低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中最大的竞争优势是价格，随着我国产品价格的上涨，东南亚地区也开始试图用价格优势来抢占国际市场。同时，随着各国的经济复苏及发展，为确保国内的经济稳定性，与部分国家建立贸易壁垒，加大了我国进出口贸易难度。在此社会经济背景下，国际市场对于产品的需求量大幅度降低。

四、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战略发展方向

1.优化产业贸易结构我国的人口结构，对于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了一定影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通过对进出口贸易与人口构成间因素的详细分析，帮助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展中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同时，也要加大海外市场的需求。在全球社会经济中，我国的出口贸易为提高在贸易环境中的竞争力，应加强贸易结构的人才引进，通过结构的优化来吸引更多海外投资与经济贸易。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中，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促进城乡协同性发展是重要的精神目标。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需要市场的需求，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消费能力人群对市场经济给出一定刺激。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要善于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势，通过互联网加强对经济发展信息资源的整合，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加强城乡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产业结构发展。通过改革进出口贸易形式，改变传统经济体系，改变原有的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将经济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方向做出发展，推动商品贸易结构的改革与优化，以此来提高人类资本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价值[4]。社会经济发展也要加强对人力资源的投入，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来达到产业优化目的，完成产业结构高度统一发展。2.社会医疗体系的建设计划生育所带来的突出性问题是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发展，老年人并没有固定收入，对于产品的消费欲望也较低，但却具有强烈的金钱储蓄欲望。老年人经济生活习惯的养成与心理状况有极大的关系，针对老年人开展更好的经济服务，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加强养老金储备体系的建设来弥补养老资金缺口。通过为老年人的储蓄提供更为稳妥的保障，避免老年人的资金财产损失。老年人的最显著群体特点是老弱多病，为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应完善医疗体系与医疗保险机制。当老年人的生活后顾之忧得到解决后，自然可以调动老年人的消费欲望。3.减轻劳动力人口经济压力为改变我国人口老龄化结构体系，在全面二孩政策的发展背景下，未来我国人口结构中低龄人口将出现直线型增长。全面二孩政策缓解了未来人口红利的回升与人口负债问题，但低龄孩童的增长，也会加大劳动力人口的经济负担与生活压力，最明显的上升是家庭开支增长，储蓄力提升消费水平下降。对此问题，政府应对消费品物价与房价进行一定宏观调控，缓解劳动力人口社会生存压力，减少经济支出。同时，也应根据行业经济发展情况，提升劳动力人口工资水平。在社会经济进出口贸易发展中，通过更多的外资引进与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为劳动力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劳动力服务到社会发展建设中，通过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市场经济的对外出口奠定坚实的保障[5]。劳动力人口的消费主要开支是低龄人口的医疗与教育，为缓解劳动者的经济压力，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加强教学体系与医疗体系的建设，通过完善保险机制与助学机制，来缓解劳动力人口在该方面的经济支出压力，通过经济压力的放松刺激劳动力在其他消费需求的经济上涨。4.构建稳定性社会发展社会的稳定是确保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我国人口结构转型中，实现男女平等及推动人口结构优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女性与男性的不平等，直接决定了女性较低的消费能力与经济社会地位。受腐朽的封建思想所影响，部分地区或国家依然存在着歧视女性的严重问题。歧视女性大幅度限制了劳动力的人口结构，制约女性的劳动生产能力发展，同时，对女性社会地位与经济消费能力也造成一定影响。但随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不断落实，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与歧视逐渐减小。政府及有关部门为保障女性消费与社会发展地位，应通过立法出台相关法律与机制，对社会及企业进行监督管理，推动男女平等，贯彻社会稳定性发展的思想理念。在人口结构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提升，可以加强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培养。女性劳动力注入到劳动力市场中，为社会发展带来新鲜动力，同时，也是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强大生产力，可有效形成全新的经济消费体系，拉动生产与进口贸易，推动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

五、结语

为解决人口老龄化严重问题，通过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积极推动人口结构转型发展，为推动我国进出口贸易经济发展需重视人口结构转型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型，我国经济的进出口贸易将摆脱对成本的劳动力优势，进而转变成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社会的经济发展要正确看待人口结构转型，通过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实现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有效解决老龄化社会发展的劳动力成本缺乏问题。提高劳动力质量，政府要加强对人才战略投资，通过公共教育的完善，劳动者可以接受再教育。企业也可以通过内部的人才保障机制与人才奖励体系，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当前社会发展人口结构转型已是必然趋势，将全新的人口结构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重要目的，这不仅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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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姚武华.人口结构与居民受教育水平对社会医疗保健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城镇居民面板数据[J].中国物价,2020(9).

人口结构范文篇8

关键词：人口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人口(劳动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在相关经济学理论中也提出“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密切的联系”。例如，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等学者都提出了人口增长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因此二战结束后世界人口迅速增加。但是人口并非越多越好，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临界点。人口结构的变迁对经济发展也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在加速显现。

1我国人口结构特点与变化测度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凸显，近年来关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的研究成为热点。尤其是2012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绝对数量首次下降后，人口红利的消失与老龄化社会的加剧，社会背负着一定的包袱。但近年来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和产业形态逐步转型升级的时期，正由投资、出口主导型经济向消费、创新主导型经济转变。人口结构作为影响经济转型升级是否成功的重要变量，研究人口结构特点、预测其变化趋势，对于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特点。人口结构主要包括一个国家所有人口的年龄结构、受教育结构、性别结构、地域结构等，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年龄结构。人口结构特点能够准确反映未来人口发展的类型和变化趋势，甚至可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首先在人口年龄结构上，1983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遏制了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经过30多年的努力，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生育质量和平均寿命有效提升，但是也面临着老年人口比重增加的困境。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为1.5亿，占总人口比为10.8%。世卫组织将“老龄化社会”定义为65岁以上总人口比7%以上，可见我国已经超过此标准。而且60岁以上老人已经达到2.3亿，占人口总比的16.7%。随着生活质量和人均寿命的提升，未来多年内，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还会存在持续加深的趋势。其次是人口受教育结构上。教育结构体现了人口的质量，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社会中，人口必须实现由追求规模向追求质量上的转变，高素质人才比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为1.2亿。而从2010—2017年，每年又约800万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因此综合看我国人口中高等教育人口为1.8亿左右，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也是相当可观。可以说我国人口结构质量较为优质。另外我国历史上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可以预见未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将会持续增加，为经济转型发展带来持续不断的人力资源保障。在人口地域结构方面，人口分布受自然、社会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呈现一些省域、城乡、东西部差异。例如在人口分布上，漠河—腾冲线以东区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4.4%，且随着东部经济的发展，东部人口密度也存在上升趋势。从城乡差异看，2017年城镇常住人口为8.1亿，乡村为5.8亿。从近年人口迁移看，得益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未来城镇人口将会继续增长，而农村人口逐步减少；东部发达人口增加，东北与西部人口将会持续流出。

2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结构特点与变化，会通过适龄劳动力数量变化、人口质量变化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例如在人口质量不断提升、农民人口不断减少的背景下，国民经济必然会逐步脱离初级农业生产，而转向工业、信息技术等创新性产业为主。又如人口规模的下降，对社会资源的消耗也会随之降低，进而社会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其他领域，促进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全方面，多维度的。首先，人口规模和适龄劳动力的减少，导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在改革开放初期，人口红利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适龄劳动人口绝对人数下降。如此为经济发展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消极影响。由于劳动力的减少，甚至是短缺状态。势必会导致社会生产中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导致我国出口产品成本增加，减少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生产经营成本的增加甚至会让许多中小型企业倒闭。二是积极影响，适龄劳动力人数的减少也会推动企业不断进行生产技术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形成创新驱动和效率驱动的良性发展。其次，人口城乡差异，劳动力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东部工业经济的快速崛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开展生产工作。于此同时户籍管理制度的放松和农村生产效率的提升，大量农村适龄劳动力进入工厂，为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区的纺织工业迅速崛起。而当地政府为了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投资改善地方基础设施，在这种良性循环之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机械化生产得到一定的普及，促进第一产业的升级。最后，高素质教育人口的增加，对经济的转型升级也具有重要意义。受教育程度直接反映着劳动者素质，而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则成为一个国家产业经济升级的知识基础，是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相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高素质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工作能力、创新意识以及对新技术的学习能力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劳动者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拥有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就能够不断提高产出水平，进而促进企业发展，具体到各个产业依然如此。例如近年来我国高校扩招等为信息技术产业提供了许多高素质人才，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甚至实现了弯道超车，让我国信息产业站在世界第一梯队，“互联网+经济”更是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成就都来自于高素质人口的贡献。而且从整个大环境看，大量高素质人才为各个产业结构调整也创造了条件，提高了传统工业产品附加值。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品质提升，更快实现了国民经济规划中的节能减排目标。

3优化人口结构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策略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人口规模变动，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并不可怕，高素质人口数量的提升会降低劳动力减少所产生的影响。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业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国民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创新性、技术密集型转变。3.1继续推动城市化进程，优化人口城乡和区域结构。目前我国城市人口占比约为60%，而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比例约为70%，然后才出现逆城市化。因此我国城市人口依然有提升空间。加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在第一产业中并不需要过多的劳动力。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不仅可以为城市工业生产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而且人口迁移过程中，也会进一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一方面通过调整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在保障进城农民土地权益的情况下，鼓励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另一方面，对于进城农民要为其提供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让农民“进的来，留的下”。最后近年来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松，这一政策调整有利于未来年轻人口的增加，能够缓解人口供应压力，保持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合理。3.2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力度，为经济升级提供人力基础。人口质量是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关键时期，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能够提升国民经济的创新发展能力。现阶段，我国经济正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向创新、消费型转变，适龄劳动力的减少也迫切需要提升劳动者素质，来减少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例如，二战后德国人口迅速增加，为其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在婴儿潮退却后，劳动力成本上涨了80%以上。而由于人力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劳动技术能力的提高，德国工业生产效率同比也增加了40%以上，有效地降低了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影响。因此增加教育投资，提高人口结构质量是保障经济升级的基础。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大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资，全面提升青少年素质。例如可以进一步扩大职业教育的覆盖率，让无法进入高等院校深造学生，选择职业技术教育，成长为企业所需的技能型人才。二是鼓励各类培训机构、劳动力短缺的企业投资就业培训工作。例如在农村青年从土地上脱离出来后，很多都没有一定的技术。在针对性的培训中，可以让他们获得一技之长，以满足工业生产岗位需求。3.3制定科学的产业调整政策，迎合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人们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个人素质的提升中，实现优生优育。而人口质量的提升又作用于产业升级。因此二者是相互影响，在这种影响中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针对此，面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政府应重视人口结构变化特点，制定针对性的产业调整策略。例如针对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应引导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到高生产效率产业，减少在高能耗、低产出产业的投资。又如面对高素质人口数量提升的情况，政府应主动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让经济从第二产业向新三产过度，提高创新性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具体来说，一方面，我国政府要扶持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以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应在劳动力比较优势变化的基础上，对支柱性产业发展进行重新定位，减少低附加值、不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

4结语

近年来经济发展态势表明，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劳动力的减少导致了人力成本的上涨，而高素质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促进了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针对此笔者在对人口结构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力度等角度提出了对策。在人口结构转变的背景下，希望研究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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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范文篇9

新城建设理论来源于西方城市规划实践，自霍华德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构想开始［1］，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从北京推进新城建设的思路来看，更多地是希望实现沙里宁所言的“有机疏散”，即将大城市目前的拥挤区域，分解成若干个集中单元，并把这些单元有机组织成为“在活动上相互关联的功能集中点”［2］，这样原来密集的城区分裂成一个一个的集镇，他们彼此之间用绿化地带隔离开来。北京市启动新城建设不久，就有研究从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出发，指出北京市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建设新城难以缓解中心城人口压力，反而容易使新城成为外来人口继续向北京市迁移的集聚地［3］。而新城建设过程中，顺义、通州、亦庄等新城在短时间内的流动人口激增也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曾在2008年对一些重点新城的建设进行了调查，发现重点新城建设集聚的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北京市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也组织开展了相关研究，形成了2009年北京市政协会议提案《关于统筹解决首都重点新城建设中人口问题的提案》(第2018号)，呼吁重视新城建设中的人口规划和管理问题。这些研究对于本文关注的问题已经做出了一些回答，笔者希望进一步结合初步的调查数据，一方面对这些结论进行一些实证检验，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近年来新城建设对于北京市人口规模及流动的实际效应方面有更多发现。在流动人口相关统计信息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笔者的研究主要基于“2010年北京新城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调查于2010年7月至9月在亦庄、顺义与密云开展，主要通过地图法进行抽样，调查结束后通过再抽样对样本进行了筛选，最终有931位受访者入样。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特征，尤其是与流动相关的特征，探讨新城实有流动人口聚集的特征和机制;另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判当前新城流动人口的未来流动趋势。这一思路充分考虑了流动人口群体“是个内部差异性很大的异质性群体”［4］，并且在分析中充分关注流动人口在中心城和新城之间的流动问题，从相对微观的视角分析北京市的人口流动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新城流动人口中，男性544名，占调查对象的58.4%;平均年龄29岁，其中最小16岁，最大62岁;未婚者占52.3%，初婚有配偶者占45.3%，再婚、离婚和丧偶者比例较低;农村人口占73.9%。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为主，分别为39.7%和33%，大专和高职占10.4%。通过与北京全市范围内的流动人口相关数据②比较可以初步发现，新城流动人口平均年龄更低，未婚人口比重更大。笔者首先考察了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的流动情况。从调查数据来看，被调查者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为21岁，平均在外务工6年之余，平均到过2个城市，从事过2个工种。初步来看，北京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和工作类型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就未婚者而言，他们多属于新生代农民工，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北京的占17.9%，至少有一方在中心城的占4.1%，而至少有一方在新城的占11.4%，与父母双方同在新城的占8.4%(表1)。就已婚者而言，家庭流动的趋势较为明显。配偶同在北京新城的比例较高，占已婚者的61.2%，而配偶在中心城的占9.0%，在老家的比例为20.6%。而有1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在京的占39.8%;有2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全部在京的占21.3%，而其中1个孩子在京的占20%。对于子女不全在北京的，问卷中我们询问其“是否打算将他们接到北京来读书或工作”，结果显示，38.6%被调查者回答“想”，31.4%回答“不想”，30%表示没想过。将这些数据与已有调查数据比较可以发现，在有子女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就携子女流动的比例而言，新城相对中心城更高。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新城的流动人口中，那些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更具有稳定居住的倾向。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就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而言，新城是低于中心城的。调查数据显示，新城区的流动人口绝大多数是从老家直接来新城区，占50.8%，其次是从北京其他郊区来到新城区，占18.2%，从中心城区和其他地方来的比例分别为15.6%和15.4%。分区县来看(图2)，密云和亦庄流动人口来自北京中心城区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为25%和18.8%，顺义较低，为14.4%。图2三个新城流动人口的来源分布(%)从流动原因来看，单位迁移、投奔亲朋好友、提高相对收入(降低生活成本)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不过，各区县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则有一些差异，单位迁移是亦庄流动人口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县来到亦庄的主要因素(25.3%)，这自然与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产业集聚有关，不过从比例上来说仍然不高;而对密云流动人口而言，降低生活成本是他们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来到密云的重要原因，这一比例远高于亦庄和顺义，占16.7%。同时，投奔亲友是流动人口在北京市范围内流动的重要原因，各区县的比例相当，都在25%左右。这一结果也与受访者目前工作的获得途径相吻合，“家人、亲戚朋友介绍”，及“同村、老乡介绍”仍是流动人口获得目前在新城工作的主要途径，分别占34.7%和22.5%。那么，新城流动人口的聚集与近年来新城建设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呢?调查考察了受访者流动到新城的时间，发现2000年及以前来新城的占7.2%，2001年至2004年来新城的占8.3%，其余84.5%都是在2005年及以后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具体来看，2008年、2009年、2010年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分别占10.9%、16.0%和41.7%。这一分布至少证明新城建设与新城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是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对于未来工作的打算，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只要“工作机会好就去中心城区”，占45.5%，有37.2%的被调查者没有计划，17.3%的被调查者则“一直在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城区”。值得注意的是，密云流动人口“一直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区”的比例最大，占31.2%，顺义和亦庄的这一比例为17.8%和15.7%。综合前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密云的流动人口中，从中心城流入的比例相对高，同时有强烈流向中心城意愿的比例也相对高。结合前文关于流入新城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可能存在两个重要的机制:其一，从中心城流向密云的流动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临时性流动现象，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主要是迫于经济压力暂时流入生活成本较低的新城，他们一直在寻找重新回到中心城的机会;其二，对大量从京外聚集到密云的流动人口而言，存在“外地—北京郊区—北京中心城”的发展与流动预期，新城只是他们到北京就业的过渡地。这些机制也可以从另外的一项数据得到印证。从期望流向中心城的原因来看，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心城区“发展机会更多”，占59.9%，其次为“城里更长见识”，占16.4%，而选择“环境设施好”、“以后说起来也体面些”、“城里更有北京味儿”的比例则很低，分别为7.2%、5.3%和1.3%。

为更好地了解新城区流动人口未来流动意愿，分析新城区流动人口的流动机制，我们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动意愿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该变量答案为二分变量(1=“是”、2=“否”)，因而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法。我们以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来新城之前所在地为二分变量，1=“北京其他区县”，0=“其他省市”;性别为二分变量，1=“男性”，0=女性;民族为二分变量，1=“汉族”，0=“少数民族”;户口性质为二分变量，1=“非农业户口”，0=“农业户口”;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收入水平、年龄为连续变量。各变量具体描述见表2描述所示。在以往学者研究及前文对流动人口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假设:(1)受教育程度越高，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2)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城区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3)来京时间越长，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5)与女性相比，男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6)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3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将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均纳入模型，利用SPS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表3所示为回归分析结果。从Logistic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与假设一样，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可能性增加45%。受教育程度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初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7.8%;高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96.9%;大专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75.4%;值得注意的是，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0.6%，低于初中、高中和大专。与假设不同的是，来京时间越长，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来京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减小0.4%。相反，来新城时间越长，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但是不强烈，来新城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0.1%。对于控制变量，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对因变量的影响性质同假设一致。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年龄每增加一岁，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降低了0.09%;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0.8%;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36.4%。

人口结构范文篇10

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和失真、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和转型时期就业政策滞后效应等客观因素,中国人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大量的扭曲现象,人力资源利用水平和就业效率低下。此外,一方面中国总体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在少数行业和局部地区却出现了“教育深化”的现象,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本文从人口转变的背景出发,对中国人力资源、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就业效率进行了简略分析,对未来如何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了探索性的思考。

一人口转变的历史与现状

1世界人口转变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发达国家(这里主要是指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由欧洲移民定居而逐渐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人口转变最早始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的西欧,但主要发生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70年代,即在上述各国先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的过程之中完成。

工业革命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各国改善营养状况,改进社会医疗卫生设施和相关条件,使历史上长期威胁人类社会的高死亡率显著下降,而出生率则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在某些时期内甚至得以提高。这样,原先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间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间的“生死距差”(demographicgap)不断扩大,从而使这些国家由过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变动的第一阶段,过渡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早期。

1870年以后,欧洲各国中的生育决策发生了较大转变,生育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间的生死距差逐渐缩小,西方各国进入了低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第二阶段晚期。

人口变动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相比,是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150-200年左右。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国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动的第三阶段,基本实现了向现代人口均衡的转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出现短暂的“婴儿潮”(babybooming)现象,但人口变动之总格局基本确定。

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普遍下降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除现代医药技术的引进和推广之外,战后国家的独立、社会经济的进步、教育的普及提高、生活的改善等对这些国家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出生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已经凸现的生死距差进一步扩大,人口规模急剧膨胀。

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认识到人口膨胀的严重性,并相继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从七十年代起,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下降,陆续从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和急剧提高的增长率阶段,向以开始下降的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动第二阶段晚期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各国进展不一,措施各异。迄今为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尚未完成,现代人口变动新的均衡状态尚未确立。

2.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变化及其特征

从1953年到1990年,中国人口总数由5．8亿增至11．6亿,年均增长1．81%。在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率相差甚大。从1953年到1964年,平均每年增长1．57%,1964-1982年则高达2．10%,其间的1964-1973年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而在计划生育和城市独生子女政策普遍得到贯彻实施的1982-1990年期间,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到1．50%。

从1949到1992年,中国的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在波动中明显下降,从36%降至18．24%。死亡率除1959-1961三年以外一直表现为不断下降的趋势。1949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20%,70年代以后降到8%以内,1977年以后死亡率持续降至7%以下;1981到1989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由67．69岁进一步提高到69．7岁,死亡水平仍在进一步下降。

1949年以来,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波动很大。1952-1957年是建国后第一个增长高峰,人口年自然增长率平均略高于20‰。1958-1961年因自然灾害和而出现一个明显的低谷,1960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1961年也只有3．78‰。

1962-1973年,伴随着生活状况的封闭型稳定状态,自然增长率出现第二个高峰期,人口年自然增长率达20‰以上。从1974年开始,自然增长率降到20‰以下,1979年达到11．61‰的低增长水平。1980年以后由于出生率的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过两次波动小高峰,峰值分别位于1982和1987年,而1990年的自然增长率则为14．39‰。

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从年轻型人口转变为中年型人口的过程。1990年,0-14岁人口比例下降到27．02%,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上升到5．57%,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5．25岁。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水平的下降,特别是1972年以来连续十几年的大幅度下降。生育水平迅速而持续的下降使中国人口中少儿比例不断减小,成年及老年人相对增多。

死亡水平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高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也有重要的影响,但相对于生育水平的变动,其作用则是次要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其巨大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可以从历次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型图中得到反映。同时,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也必然发生相应变动,进而引发人口年龄结构的传递性波动。这种波动对社会经济生活及人口再生产本身都存在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地理和人文状况均存在显著区域性差别的大国,中国人口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同样体现在不同区域的人口特征和人口变化之中。从人口增长情况来看,1953-1990年,增长最快的是天津、新疆、黑龙江及内蒙古,增长最慢的是上海、河北、山东和江苏。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虽然已很低,但地区间差异很大,同时年龄结构的地区性差异也是十分显著的。上海、天津和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其中上海是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人口年龄中位数达到33．91。另外,有关研究也表明,省际人口迁移具有鲜明的年龄选择性,对迁入和迁出地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最新统计资料,截止到1999年底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77‰,人口总数约为125909万人,其中男性约64189万人,女性约61720万人;市镇总人口约38892万人,乡村总人口约87017万人。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所作的人口动态预测,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条件下,全国总人口将在2040年左右达到最高峰,人口总数将达15．7亿以上,若按照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模式增长,我国人口增长的势头将持续到2050年,届时人口总量将突破16亿。

根据联合国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定义,即65岁以上老人比例大于7%的人口为老年型人口,4%-7%为中年型人口,低于4%的为年轻型人口,我国人口总体上仍属于中年型人口,除少数省市已进入或接近老年型及少数属年轻型的省区以外,大多数仍属中年型。鉴于我国进行了较长时期的人口控制,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在21世纪上半叶将日趋严重。

3中国人口控制实践及其效果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从根本上讲是死亡率快速下降而引起的。在人口过快增长,人口与经济矛盾愈加尖锐的背景下,中国在70年代初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政策。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全国计划生育网络,其人口控制的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首先,它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在1955年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但是从发达国家生育率转变的历史考察,率先完成生育率转变的法国,粗出生率由30降至20用了77年,瑞士和瑞典都用了44年,比利时用了38年,美国(白人)、荷兰及英国分别用了32年、29年和27年,生育率转变非常快的日本也用了17年。而中国粗出生率由1972年的29．92%降至1977年的19．91%仅用了短短4年时间。这充分说明计划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据估计,从1971到1990年,我国共计少生了3．8亿人。其次,它促进人口变动方式正在朝着低生育、低死亡的现代人口均衡迈进,在中国城镇和部分发达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根据联合国1990年出版的《世界人口监测》提供的划分方法,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在低生育率国家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城市化水平仅高于泰国,也处于低水平阶段。与60年代后期同中国生育率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是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1990年,虽然中国生育率水平比亚洲(3．3%)、拉丁美洲(3．5%)和非洲(6．1%)都低,但同欧洲(1．7%)和北美(2．01%)相比仍然较高。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尽管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的低水平(1992年),但每年人口仍净增近2000万,人口低生育率和高增长数量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这一人口大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如此庞大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量,无疑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世界范围内人口控制的实践已使人们形成某种共识,即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我国制定人口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然而处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方面是如何充分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它不仅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变化

市场需求与人口规模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受市场供应弹性的影响,即市场供给弹性较小时,人口规模会较大程度地影响该商品的需求,反之市场供给弹性大,人口规模的影响就小;同时人口规模的影响还与人口平均工资的高低和工资构成有关。

消费群体对市场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现期市场需求的影响是前期市场需求对人口规模的反映,而现今的人口规模会由消费价格通过供应弹性影响未来的市场需求。由于人口变化的较大惯性,这种影响也不是短期内表现出来的。

中国是一个总体消费水平不高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同时又是近年来消费水平提高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具体表现在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长方面,1978年至1994年,按当年价格计算乡村居民人均家庭纯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1221．0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由316元增加到3179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增长355．5%和273．7%。与此同时,农民人均消费由138元增加到1087元,非农业居民由405元增加到3956元,按可比价格分别增长285．2%和289．1%。

这期间,乡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消费增长幅度,前者高出后者70．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则相反,人均消费增长幅度高出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幅度15．4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使得城乡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2．9：1变为1994年的3．6：1。

同时,这一期间全国人口由96259万增加到119850万,增长24．5%;乡村人口由79014万增加到85594万,增长8．3%,市镇人口由17245万增加到34301万,增长98．9%,成为中国乡村人口转移和人口城市化进展最快的时期,市镇人口从所占比例17．9%上升到28．6%,16年间升高了10．7个百分点。

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指数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2210．3元,(1978年＝100)指数为473．5;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5854元,(1978年＝100)指数为360．6。

此外,由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总体消费结构和替代性消费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趋向现代消费模式转变。这客观上推动了消费,对生产形成强有力的刺激和需求,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即便目前中国人均消费水平仍旧不高,但预示着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有待开发。

1992年以来中国产品生产能力迅速扩大,市场供求关系也逐渐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据国内贸易部等单位对全国609种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1997年上半年市场供不应求的商品只有32种,占5．3%,大部分是农副土特产品,主要在城市市场;供求基本平衡的545种,占89．4%;供大于求的商品32种,占5．3%。在443种工业消费品中,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均为供过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

进一步开发新兴的中国市场已显得十分迫切。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生活消费结构变化特征明显(见图)。

1996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1572．08元,比1985年增长近4倍。农村消费品市场容量日益扩大,1996年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10626亿元,比1985年增长19．6倍。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居民的消费分析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消费支出相应上升,恩格尔系数从65．88下降到39．94,购买力水平差异非常明显。

按1996年末乡村人口86439万人推算,可以形成约2．5万亿元的购买力;按2000年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算,又可增加7000多亿元的购买力。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距,1996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购买力水平达3682元,中部地区2223元,西部地区仅1701元。1999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1887．62元,人均现金支出为1732元,因此对农村市场的开拓应采取梯度发展战略。同时应当大力推进政府主导的以农村供电、供水、通讯和村级公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新农村运动”,促进农村消费。

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6%,1998年增长4．3%,1999年增长3．8%,2000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仅增长1．8%。有人提出,农民收入增长只能寄希望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农村人口的大量转移。

三我国人力资源利用与劳动力供给状况

1人力资源利用状况

1990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7．5亿人,占总人口的66．74%,接近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水平。美国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66．2%,日本为68．5%,英国为65．7%,法国为65．9%。如此丰厚的劳动力资源无疑给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它同时也构成了我国最为丰富的经济资源。

中国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1982-1990年,劳动适龄人口平均递增率为2．48%。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适龄人口以每年净增1100多万人的速度递增。随着我国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劳动适龄人口还将保持增长趋势,到2010年达到峰值时,劳动适龄人口将达到9．4亿人,比1990年增加近40%。

与此同时,劳动适龄人口负担系数(即总负担系数)将处于历史最低水平。1999年全国劳动适龄人口为829312万人,总负担系数为46．14%,而在2010年以后,这一比例将迅速下降。

因此从人力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中国未来20-30年将是利用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鉴于人力资源本身具有周期性更替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内成功地开发和利用好人力资源,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将是十分关键的。

改革开放以来,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从计划体制下释放出来,特别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产生巨大的就业压力的同时,也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几近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最初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特色的经济启动模式,苏南地区的集体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和浙江东部私营经济的发展模式都主要表现为最初大规模地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特征。除沿海开放地区以吸引外资补充经济起飞的原始资本积累动力外,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投入弥补初始资金的不足,走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发展的路子,逐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过程。

十二亿多人口和八亿多适龄劳动力,不仅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而且也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巨大的潜在需求市场。沿海及内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刺激了有效需求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中国普遍的工业化过程目前还处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初级阶段,需要以此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逐步积累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所需的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必要条件。

2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中的配置状况

中国的总人口就业率和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水平都很高。在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总人口就业率提高更快。1982年普查时,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51．9%,1987年提高到54．74%,1990年提高到57．25%,中国总人口就业率高于发达国家,更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比如同时期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总人口就业率分别为46．1%、48．4%、43．9%和38．3%。1999年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56．06%,比十年前略有下降。

截止到1999年底,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就业人口有70586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21014万人,乡村就业人口49572万人。1990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就业人口有6．1亿人,占总就业人口的94．34%,1982年这一比例是95．34%。

根据就业人口与劳动适龄人口所得的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1982年和1990年分别为83．19%和84．17%,而1999年则为85．11%。1990年劳动适龄人口中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3．74岁,比1982年的27．10岁高出了6．64岁。就业人口中25-29岁组的比重最高,说明劳动力的总体年龄还是比较轻的。各行业中,农业就业人口的文化程度最低,三分之二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文化程度最高,41．38%具有大专以上文化,31．03%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其它各行业在农业和科技业之间。1999年全体就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所占比重仍为11%,小学文化程度占33．3%,初中39．9%,高中11．9%,大专以上3．8%。

根据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结构状况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发达国家一般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低于10%,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20%-40%,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50%-70%。从就业人口的三大产业分布看,1990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2．3%,第二产业占15．32%,第三产业占12．83%。与1982年相比,一、二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有所下降,第三产业有所提高。

与1990年相比,1999年第一产业比重显著降低,减少69．29%;第二产业比重有大幅度的提高,增长150%;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从1990-1999年的十年间该产业比重增长217%。但是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都明显偏低(按同时期数据相比)。(见表1)

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体现在总量不足和结构性失衡两个方面,特别是后者,表现为传统的服务性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很大,新型的社会经济功能较强的现代第三产业比重较小。因历史条件和国情不同,各国第三产业人口比例的提高过程不尽相同,如美国从1820年第三产业人口占15．3%到1880年的25．1%、1950年的50．5%、1980年的66%、1988年的69%,走的是“直线式”道路,而日本从1880年的12．1%到1920年的23．8%、1950年的29．7%、1980年的55．4%、1988年的58%,走的是先快、后慢、再快的“曲线式”道路。中国落后的产业就业结构,为进一步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吸纳规模巨大的应就业人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我国工业目前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发展目标是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化。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变与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与目前劳动力文化素质低、技术水平落后的矛盾日益突出,结构性失业在城镇已经非常突出。

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劳动适龄人口达7．31亿,不在业人口为2．03亿,其中劳动适龄人口8816万人,占全部劳动适龄人口的12%,扣除其中在校生、离退人员、料理家务、丧失劳动能力及其他五部分人口后,余下的1456万人,就是在就业压力方面最有影响的人口群体。

这部分人口由失去工作正在寻找工作、企业停产待安置和从未工作正在寻找工作三部分人口组成。即使扣除这三部分人口中的农村人口,其规模也接近1100万人,再加上当前农村1．3亿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更加沉重,既要解决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的转移,又要考虑累计的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持续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80年代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靠乡镇企业粗放式的扩张来吸收的,有关研究表明,1978-1988年,我国乡镇企业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总产值增加额中89．6%是依靠增加固定资产和劳动力的投入取得的。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人数的能力随着其有机构成和吸纳劳动力的成本的不断提高将有所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和近地转移的困难将日渐加大。

1999年农村劳动力总量为4．7亿人,比1998年增长1%,其中非农产业吸纳了约1．4亿人,农业各产业沉淀约3．3亿人。根据每年新增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测算,“十五”期间,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力850万人,而近两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减少约1000万人,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问题十分突出。

199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登记失业人口575万人。从这一数字来看,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判断,目前仍然处于充分就业范围。然而,我国城镇失业的严重局面被下岗职工、隐性失业人口和户籍制度等诸多因素所掩盖。笔者希望国家统计局、劳动保障部和其它有关部门从2001年开始把下岗职工和各类待业人员正式纳入失业人口的统计范畴,以便向国内外公布真实的劳动力供给和就业状况。

5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与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就业压力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人力资源充分、合理利用的问题。一国人口中的就业程度是反映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在论及我国劳动力资源利用问题时,除了利用程度的数量指标外,还必须讨论劳动力资源利用结构和利用效率的问题。比如从就业率看,中国县一级的就业率最高,市级次之,镇一级的就业率最低,但实际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利用很不充分。又比如除少数民族地区偏低外(54．35%),中部地区和沿海发达地区人口的就业率差异并不明显,分别为57．9%和57．23%。

中国总人口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与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比较高的。其中男性的就业率高于女性,并且15-19岁组人口就业比例过高,尤其是该年龄组中女性比例偏高(高于男性),说明在青少年女性中缀学提前就业的现象相当严重。这反映出从绝对数量上看我国人力资源的总体利用程度比较高,而在劳动力资源中人力资本投入仍然不足。

虽然从动态上来看,从1982年到1990年,低龄就业人口下降的幅度大大高于总体低龄人口下降的幅度,低龄就业人口减少的绝对量大大超过低龄人口减少的绝对量;并在低龄就业人口的就业程度不断下降的同时,女性低龄人口就业程度下降幅度更快,超过男性0．54个百分点,提高劳动力总体教育水平仍然任重而道远。

从理论上讲,劳动力资源的利用通过两条途径影响经济效益,一是通过总量增减引起总产出的变化,二是通过调整劳动力利用结构影响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产出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此外,劳动力还通过其自身文化技术水平和其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直接影响就业的效率。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包括转型经济时期)里,中国在就业战略与政策的选择中过于强调就业总量,从而忽视了就业效率低下的隐患。

中国整体就业效率不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提高就业效率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除了继续不断地推进学龄期文化教育、进入劳动领域前的职业教育、转岗转业教育以及劳动力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外,必须结合我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强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优化劳动力配置结构,提高劳动力的总体利用效率。

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传统农业不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农业结构调整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竞争力,但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增加现金收入的潜力。因此,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利用存在一个梯度发展的问题。在市场化程度提高和信息传播成本降低的新经济背景下,把结构调整与科技进步结合起来,促进高起点的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快进行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通过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高城市工业化水平,并为农村以粗放为主的工业发展提供出路,优化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大力发展多层次的乡镇第三产业,缓解农村就业压力。

与此同时,提高农业内部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进行深度开发和改造,实现农业产业化;建立全国农产品供需信息网,促进商品运输和流通环节的改善和发展;建立农产品价格变动和预测预警网络系统,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变化,促进能够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各种产业发展。根据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资源数量、质量和利用水平的差异,实现产业化高、中、低水平的梯度转移和发展,提高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总体配置和利用效率,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2］查瑞传、曾毅、郭志刚主编,《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系列专著之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

［3］国家农调总队:“开拓农村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市场与人口分析》,1997年第6期。

［4］夏业良,“劳动力要素国内外流动的经济分析”,《世界经济文汇》,1999年第2期。

［5］夏业良,“上海市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及产出效率的比较分析”,《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

［6］夏业良,“论人力资本投入与转移中的‘后发利益’”,《市场与人口分析》,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