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范文10篇

人口红利范文篇1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个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过多，负担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风险最小化。古有明训：过犹不及。人口控制是有边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包括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甚至还有亲属文化断裂的文化风险和作为一个责任政府需要承担后顾之忧的政治风险。归根结底，其风险性在唯一性。三是潜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节流，做的是减法和除法；人口投资是开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转变的现代阶段，中国的确需要更适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汉族人口中实施“城乡统开二胎”，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譬如可以减少独生子女综合症，可以保障更适量更优质劳动力的供给，可以降低家庭养老的难度，规避人口风险，减少人口负债。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独生子女老龄化问题。

除了恰当的人口政策之外，中国还需要在教育培训、人口就业和积极老龄化方面大做文章，需要一揽子、互相依存的政策支持体系。首先，中国要建构起福利性国民素质教育体制。今天的教育培训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力资源是可再生、可替代、可创造的宝贵资源。人力资源可以替代自然资源，人力可补天力之不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知识、技能、信息、文化的贫困是深度的贫困。中国如果能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国民教育，就一定大有希望。优先投资于人民，反哺贫弱的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观。其次，中国要建构起有序流动、充分就业的政策环境。劳动力转移的成败，人口就业收益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多大的社会升迁空间和管道。社会是分层的，他们在实现居住地、职业转移的同时，是否也能实现身份的转移?也就是说非农化之后是否有城市化的可能?如何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发展目标?因此，有序的人口流动和转移同时也应该是有效和稳定的，否则民工潮的逆向转移会抵消人口转移红利。最后，中国要建构起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政策支持体系。老年是不是包袱，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它。从低处看，健康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可以减轻自己对家人和社会的服务与医疗的负担。从高处看，积极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还可以继续创造社会财富，为家庭和社会作出贡献。从结构看，和谐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与年轻人同社会和谐共生、协同并进。人口转型红利是我们积极看待和建设老年与发展的关系、实践健康、积极以及和谐老龄化战略的结果。

总之，人口红利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开发出来就是大财富，否则就是大包袱。所幸的是，我们已经逐步走上了以人的发展来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人口发展之路，我们对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充满信心!

人口红利范文篇2

近代以来，现代化一直与人口转变过程相伴随。不少学者从劳动力比较优势等供给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人口因素受到很大重视(Juliansimon，1987；Simon，1980)。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是一体两面：人口过程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分布等变动过程；经济过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过程。在人口过程中，人口结构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Bloom等人(1998)发现，过去的研究都只关注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而忽视了人口年龄结构这个关键变量。在相等的人口变动规模下，由于不同年龄组人口的相对比重不同，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强度也会不同，人口转变过程所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就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也就是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研究者又进一步认识到了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Lee和Mason(2006、2007)提出人口老龄化将会产生第二人口红利。他们认为，进入老龄化阶段后的一二十年内，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为退休而积累资产的动机增加了储蓄，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加，而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从而提高了每个劳动人口的生产资本，单位平均资本收入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并且会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目前，凡是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都已经完成，而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仍未完成。中国是唯一的例外，虽然经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是在过去短短30年左右的时间里，史无前例地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变模式，在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邬沧萍等，2003、2004)。改革开放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近14倍。这两个变化几乎是同步的，那么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果如何，如何挖掘人口红利利用的潜力与不足，重点分析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课题。

二、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Bloom等学者提出人口红利概念以后，以中国的人口红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也逐渐增多。Cook(2006)认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越南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变相伴而生，经济结构从农业向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业转变和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无疑有着重要意义。Wang和Mason(2005)对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的研究，把Bloom等人的结论放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进行验证，证明了中国的人口转变促进了经济更快增长。蔡昉、王德文(1999)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红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建国以后的人口转变“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王德文、蔡昉等，2004；Cai等，2005)。在中国的第二人口红利方面，巩勋洲、尹振涛(2008)分析了财富积累将如何推动经济增长；蔡昉(2009)认为，仅从人口老龄化时期储蓄动机角度来观察，在推动经济增长作用的程度上，尚不能构成堪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提并论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老年人力资源也应该受到重视。通过文献整理，我们发现上述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以前的研究始终没有论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周祝平，2007)；总抚养比的变化可能是少儿系数和老年系数绝对或相对变化的结果，不多的定量和实证研究忽略了其变化的影响，也完全忽视这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不同影响，而这些影响恰恰是亟需研究的(邬沧萍，1999)。2000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人口红利”稍纵即逝，只是有存在的可能，很多问题比如中国是否存在第二人口红利和怎样增强和利用第二人口红利的研究相对较少。判断潜在人口红利是否为经济增长所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需要使用长期的经济增长数据、人口数据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数据进行综合计量分析(Bloom和Williamson，1997)。因此，我们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研究这几个问题。第一，“第一人口红利”是否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利用，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第二，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人口红利”是否已经到来或者是否存在?第三，如何利用短暂的人口红利尤其是第二人口红利？如何将其效应进行延伸？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有可能受到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影响，采用普通的面板回归难以解决。本文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三、计量模型和数据

本文的目的在于检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而非研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所以我们只考虑重要变量的影响，参照以往研究，选择的变量如下。

(一)选择指标

(1)人均实际年收入(PGDP)：用来考察经济增长水平，由于获得的统计数据是名义GDP，因而要对数据进行调整，按照全国各种价格定基指数所提供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换算，得出当年的实际GDP再除以年末总人口，得到人均实际GDP。(2)物质资本投资比例(SK)：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来表示。(3)人力资本的度量(Pedunew)：人力资本测度一般有劳动力成本法、教育年限法、在校学生比例法和教育经费法等，各类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优缺点(沈坤荣、李剑，2003)。本文借鉴陈钊等(2006)的估测方法来度量我国各省份的教育发展水平。计算方法如下：将每一种受教育水平按一定的受教育年限进行折算，然后乘以该教育水平的人数，再加总，最后除以相应的包含文盲的总人口便得到人均受教育水平，数据单位为人年。(4)经济体制变迁(PI)：政府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政府的参与程度，反映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5)金融发展(FD)：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存贷款占GDP比率、证券市场市值比率、证券市场流动性比率(Levine，1997、2004)。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时间较短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故在此暂不考虑证券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同时，在金融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金融中介的功能主要体现为信贷活动即资金的运用程度，而以存款/GDP来确定金融发展水平可能是不恰当的(王晋斌，2007)，故本文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额/GDP来表示金融发展。(6)对外贸易(TRADE)：改革开放以来，在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进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本文使用各省份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作为变量。(7)城市化(URBAN)：由于中国大陆的城市政策变化很大，城市标准不一，所以使用城市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表示城市化水平。(8)技术进步(RD)：技术进步通常被认为来源于人力资本投资和R&D的投入(Lucas，1988；Romer，1990)。我国R&D支出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投入，民间投资较少；健康素质的提高也是人力资本的一个方面(张车伟，2005；王丰，2007)，在我们已经考虑了教育水平后，也要考虑健康；技术进步指标选择财政支出中用于科研、卫生的人均经费支出(科卫经费/全社会总就业人口)来表示。(9)迁移(EM)：迁移代表人力资本的流动，使用各省净迁移率来表示。(10)人口红利指标的选择：目前，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也众说纷纭，但都认同人口红利包含两大基本要素：一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二是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王丰(2007)认为，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未必都参与生产，被抚养的人口未必不参与劳动，因而最好使用参加工作的劳动力人口所承担的抚养人数，即抚养人数/劳动力人数。但是，由于经济活动人口受到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很大，产生严重的共线性，因此本研究仍旧选择人口年龄结构，分为少儿抚养比(CDR)、老年抚养比(ODR)和总抚养比(TDR)。

(二)研究方法

对于解决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Islam(1995)建议将增长区间划分为几个更短的区间，从而可以应用固定效应或差分变换等面板数据方法，有效地消除随时间变化的地区非观测效应，以减轻估计误差，缩小内生性。然而，固定效应估计量尽管可以减轻一部分省略变量误差，仍然不能排除某些随时间变化的未观测因素可能同时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仍然可能是不一致的。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一阶差分广义矩，可以有效控制某些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即DIF-GMM估计(first-differencedGMM)。DIF-GMM的基本思路是求差分，然后用一组滞后的解释变量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避免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在选择解释变量时，我们充分考虑了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复杂性，采用的基本模型表达为：it0it1itiitPGDPαPGDPβECλU?=++++(1)其中，i、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itPGDP与it1PGDP?分别为地区i在t和t—1时刻的人均实际年收入。itEC为自变量；iλ、itU分别表示地区效应及残差。为消除地区固定效应iλ的影响，对式(1)进行差分转换，得到：itit1ititPGDPPGDPβECU?Δ=Δ+Δ+Δ(2)在式(2)中，滞后被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项ΔitPGDP与差分误差项ΔitU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可能导致内生性。动态面板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以滞后项itkPGDP?为工具变量(Arellano和Bond，1991)，并且可以通过矩约束条件来获得有效的参数估计：(,)0itkitEPGDPU?Δ=，其中，k≥2(3)当解释变量严格外生时，应满足矩条件：(,)0,itkitEPGDPU?Δ=此时k为任意值；当解释变量为弱外生变量或内生变量时，应满足矩条件：(,)0,itkitEPGDPU?Δ=此时k≥2。由于差分GMM的滞后项工具变量与差分项内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小，易产生弱外生工具变量问题，而且差分后还滤掉了非时变参数的影响(Blundell和Bond，1998；Bond等，2001)。为了克服这一问题，Arellano和Bover(1995)、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了另一种GMM估计量，即SYS-GMM估计量(systemGMM)。其基本思想是将水平式(1)作为补充纳入估计方程，最终采用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进行估计。这时，水平方程因变量滞后项itΔPGDP采用其差分滞后项it1PGDP?Δ作为工具变量。对于系统GMM估计而言，结合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还增加了一组滞后的差分变量作为水平方程相应变量的工具，相对来说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更能控制内生性。根据对权重矩阵的不同选择，系统GMM估计可分为一步(one-step)和两步(two-step)估计。Bond等(2001)认为，在有限样本条件下，两步GMM的标准协方差矩阵能更好地处理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但同时也存在向下偏倚的缺陷，从而影响统计推断。因此，xtabond2在xtabond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通过二步协方差矩阵对样本进行纠偏，从而使两步系统GMM比一步法更加有效(Roodman，2006)。此外，对于GMM估计量是否有效可行，Bond等(2001)指出了一种简单的检验办法，即将GMM估计值分别与固定效应估计值及混合OLS估计值比较。由于混合OLS估计通常严重高估滞后项的系数，而固定效应估计则一般会低估滞后项的系数。因此，如果GMM估计值介于两者之间，则是可靠有效的。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动态变量，以便更好地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模型见式(4)：it0it11it2it3it4it5itPGDPβPGDPβSKβPedunewβRDβPIβFD?=++++++6it7it8it9ititβTRADE+βURBAN+βEM+βDR+U(4)根据现有文献通常处理方法(Loayza等，2000；Horioka和Wan，2006；钟水映、李魁，2009)，我们将人口变量当作外生变量。模型中的其他变量要么当作弱外生的，要么当作前定的，我们选用“内部工具”，即把弱外生或前定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它们自己的工具变量。

(三)使用数据

国际上通常把总抚养比下降到50以下称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也就是人口红利期的形成，因此我国的人口红利大致是从1990年开始，样本取自1990—2007年的年度数据；我国于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为了考察第二人口红利，对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仅考虑到2000—2007年。我们的数据来源为《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与《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以来常用人口数据集》。为保证数据口径的相对一致性，西藏不包括在内，重庆市则与四川省合并，数据跨度为18年，横截面单元为中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使用软件是Stata10.0。

四、结果分析

在SYS-GMM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解释变量滞后项的系数来判断二步法系统GMM估计结果是否合理。从表2可知，两步系统GMM估计结果位于混合OLS与固定效应之间，这表明两步系统GMM估计未因弱工具变量问题而出现严重偏误。一般而言，Sargan统计量对应的P值越大，越能够说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在二步SGMM估计下，Sargan检验(原假设“工具变量组合外生”)的P值为0.834和0.473，这说明采用的工具变量都能够满足与各自随机扰动项不相关的要求。检验附加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差伴随P值达到0.447和0.792，说明采用的工具变量都能够满足与各自随机扰动项不相关的要求。残差自相关检验AR(1)和AR(2)伴随P值分别为0.182和0.263、0.18和0.303，这验证了二阶差分方程中的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说明我们设定的动态二阶自回归模型符合矩约束条件的要求。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从1990年开始至今，在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这验证了中国过去20年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期内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大于总人口增长，带来了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劳动力价格下降，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在成年时期进行正储蓄。因此，人口年龄结构是决定一个国家居民储蓄率高低的重要因素，而高储蓄率被认为是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Horioka等，2006；Modigliani和Cao，2004)。国民收入中的人口投资，都要有一笔用于新生人口的投资；所以少儿抚养比的升高对经济增长起负面影响，影响系数在(－311.5，－90.87)之间。1990—2007年间，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较大地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也是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渠道。中国经济的增长从1990年后至今平均高于10%，高于1978—1990年间的经济增长，这更加说明了“人口红利”的作用。但是，少儿年龄结构和老年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增长影响不同，两者虽然都比较稳定，但方向不同。少儿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起负向作用，而老年则相反。这说明了第二人口红利的作用。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也不必然就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Bloom和Canning，2001、2003；Bloom，Canning和Sevilla，2001)。快速的人口转变会在一二十年内使一国储蓄率大幅上升，逐渐出现储蓄高峰(Higgins和Williamson，1996；Bloom和Williamson，1998)。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度下降(Coale，1984；Mauldin，1982；Bongaarts等，1985；Wolf，1986)，造成了罕见的快速老龄化进程(杜鹏，1992、1996；Cai和Wang，2006)，因此现在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初期，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总的影响效应为正(袁志刚、宋铮，2000；汪伟，2008)。居民储蓄率快速上升的主要影响因素可归集为三大因子：制度因子、不确定性因子与收入因子(殷兴山、孙景德、张超群，2007)，较大的不确定性会使老年人预防性储蓄增加，老年人的医疗和养老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改革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的储备性储蓄，人口老龄化使更多的人们出于养老防老的考虑而进行储蓄。老年人的消费和投资渠道狭窄，则使老年人强制性储蓄增加(孙奎立、刘庚常，2009)。更为重要的是，当下的老年人口长时期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他们对把钱存进银行有着较强的惯性依赖，对银行的放心和其他金融工具的高度不信任使他们无可选择。上述诸多原因使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储蓄甚至更高，金融市场为国内储蓄转换为生产型的投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带来了第二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发展。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和比例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这种转变只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兑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人口红利的兑现具有条件性，主要体现在：我们看到人力资本对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积累极大地缓解了人口负担过重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了经济增长。同时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也可能有老年人力资本的作用，在健康寿命延长的条件下，老年人为宝贵的人力资源，拥有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在实际上(不是在数字上)降低每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的退休人口数量，为经济增长做贡献(蔡昉，2009)。因此，人口健康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形成的人口质量红利可以补偿逐渐消失的人口数量红利，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在1990—2007年间物质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这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类似。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未能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而获得普遍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在提高物质资本存量的同时未能同时或优先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因而缺乏对所引进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再创新的能力。第二人口红利阶段的劳动力质量取代战略，依赖于第一阶段积累的经济成果能很好地通过教育、培训、医疗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大力投资教育和健康，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全民素质，使未来的老年人大都拥有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是最大化兑现第二人口红利的重要举措。由于教育、科研和卫生的改善具有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投资，但是政府对科技和医疗卫生的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说明了我国现阶段教育体制、教学质量和医疗、卫生保健体制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的原因，政府的教育、卫生投资短期来看，并不能对经济发展带来正面影响，在目前的唯GDP政绩评价体系下，对其的投入不会有太大的增长。同时验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人口红利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而非技术进步。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改善劳动力的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在城乡间的配置也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在各省区间的迁移也为迁入地带来了经济增长。在目前中国，发达地区和城市中更好的就业机会以及人口差异仍会继续推动城乡间、跨省迁移(王丰、梅森，2006)。迁移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稳定，按照替代迁移(ReplacementMigration)理论，人口迁移“能够抵消总人口减少，劳动力减少”。按照Rogers(1984)所提出的“年龄—迁移率”理论，青壮年人口的迁移倾向要远高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口；在中国，15～29岁青壮年构成了流动人口或迁移人口的主体(翟振武，1996；段成荣，2008)，给迁入地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经济增长。目前，我国依然存在着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制度性障碍，二元户籍制度及其附加的就业福利制度则首当其冲，只有逐步废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流动，才能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进而最大化我国的人口红利效应。但是，人口的迁移和城市化会使中西部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农村的人力资源流向东部和城市地区，曾经对其投资的当地地方政府获利不大，这对地方政府投资科研、卫生带来消极作用。因此，中央政府要给予净人口迁出地区政府补偿，并加大中西部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农村的科研、卫生投入。

人口红利范文篇3

2.该体系的社会统筹层次还较低。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向省级统筹过渡的改革任务，然而整整十年之后，目前全国仍有19个省份尚未实现省级统筹，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实现市级统筹。这不仅反映了改革的不到位，也反映了改革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衔接，因为统筹层次低就降低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从而在劳动力流动性提高的情况下，使得转移就业地点的劳动者不能接续起保障关系。

3.作为该体系重要支柱的个人账户既不充实也不广泛。为了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2001年开始在辽宁省，随后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先后进行了以作实个人账户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之后，仅仅又有另外8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试点，全国大多数省份还没有起步。然而，在试点省份把空账变为实账的同时，个人账户规模却大大缩小了。在辽宁的试验中，把个人账户的规模从相当于个人工资的11%降为8%，完全由个人缴费形成。原来规定的用人单位的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金。试点扩大到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时，个人账户的规模降到了只有5%。而在另外8个省份的试验中，则允许这个比例进一步降到只相当于个人工资的3%。而在没有进行试点的地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仍然实行混账管理，相互调剂使用，因而继续积累个人账户上的巨额空账规模。

养老保障制度表现出不完善和改革进程缓慢，固然与中国所采取的渐进性改革方式有关，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改革的目标模式有其不尽清晰之处。虽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确立，但是只有在充分认识和考虑到人口转变特征、经济体制类型、公共财政性质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一系列因素，并在制度设计中包含了上述因素之后，改革目标才能逐步清晰，改革步骤才能按照人们的期望推进。

二、政策抉择中面临的两难处境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是在双重的转型背景下进行的，即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核心是从没有积累的、全国统筹和企业支付型的现收现付体制，转向地方统筹加部分积累型的社会化体制(随着辽宁等11个省份的试点，逐步转变为统筹加完全积累型体制)；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不断加快的人口转变过程，即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双重作用下，中国显现出迅速的未富先老趋势。这样一种复杂背景，为中国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或两难处境。

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生育率下降到较低的水平，通常的共识是总和生育率只有1.7。作为人口转变的一个结果，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减缓，人口抚养比预期在2013年之后开始提高(图1)。这意味着，得益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高这样的人口结构，中国经济在很长时期所享受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即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相应地，持续多年的高储蓄率也将逐渐降低。不仅如此，在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同时，中国正在经历着养老保障制度的重新建立，对养老金的需求数量格外巨大。由于无论采取怎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的积累归根结底是一种储蓄，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在创造出更高的养老金需求的同时，却同时导致养老金不足的问题更难解决，构成人口结构变化与养老金需求之间的矛盾或两难处境。

与此相类似的难题，则产生于中国现行的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障制度。2006年全国养老保障基金收入为6309.7亿元，支出是4896.7亿元，历年累计节余仅为5488.9亿元，积累微不足道。然而，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比低以及生产率高的基础上的，在生产率水平尚低，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将提高的条件下，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就值得怀疑了(蔡昉、孟昕，2004)。一般认为，由于预期寿命提高和生育率下降，不可避免地要求进行下列三种调整，或者从中寻找一个组合：(1)提高税收或强制缴费水平；(2)降低养老金水平；(3)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求(Turner，2006)。

由于人口转变的因素和体制转轨产生的遗产成本，使得基本养老资金严重不足。至于解决的办法，一个是把统筹的负担加在企业身上，形成高缴费，另一个办法是通过试点，试图做实个人账户。在辽宁的试点中，在形成个人账户的同时，原规定的用人单位20%的缴费比例不变，但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金。这个缴费比例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长期以来，许多企业不与再就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基本保险缴费。在《劳动合同法》生效的情况下，这个负担将更加突出。因此，养老资金不敷使用所要求的缴费水平与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之间，也构成一对矛盾。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对于城镇职工实现再就业和农民工就业做出了主要贡献。而这个非正规就业也导致社会保障覆盖率的降低，使工人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就业扩大与社会保障也构成一对矛盾。

在世界银行(1996)发表《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报告之后，中国基本接受了养老保险多支柱模式，即以社会统筹对应世界银行建议的强制性公共管理支柱，以个人账户对应强制性私营支柱，以企业补充性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对应自愿性支柱。选择养老保险的多支柱模式，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单一支柱所能筹集的资金不足以满足实际养老保障的需要。然而，这里遇到的矛盾之处在于，现实中多支柱养老保障的实际运作，并不是相互补充的，而是彼此相伴随的。例如，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很长时间里根本就未能实行分账管理，而在做实个人账户试点中，虽然两者实现了分账管理，但是，实际中有前者才有后者，没有统筹缴费的话，个人账户也就无从谈起。”此外，只有在那些能够同时有统筹缴费和个人账户积累的企业，企业年金才可能建立；只有那些被纳入了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职工，企业年金才是可望可及的。

在一个资源极端有限的条件下，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宗旨应该是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数相对有限的最迫切需要保护的群体。在同时面临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经济赶超这三重重负的过程中，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尤其需要强化这种累进性质。然而，在中国目前养老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情况显示，这种保障具有明显的累退性质，即一个劳动者越是处于低收入群体，越是属于工作不稳定或非正规就业的群体，越是身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其被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所覆盖的概率也越低(王德文，2007)。这也形成资源有限性与资源使用效率不高，以及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在制度设计上的雪中送炭性质，与现实实施中的锦上添花性质之间的矛盾。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以就业单位而且是正规就业单位为依托，实现基本养老缴费和积累，似乎是惟一可行的选择，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上述这种制度设计的累退性质。这又是一个两难处境。

三、国际经验：共识与多样性

中国作为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上的后来者，有机会免费享用丰富的国际经验，正如林毅夫(2002)所指出的，作为经济发展后来者同样具有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我们的确也需要知道，在制度借鉴上面没有真的免费午餐。这就是说，在借鉴学习国际经验时，存在着两个危险，一个是消化不良的问题，即可能面对丰富多彩的不同模式，特别是其中许多模式在不同的背景下，都不同程度有成功的表现，以至选择中无所适从。另一个危险是被外表花哨的经验所迷惑，从而学习了错误的经验甚至选择了错误的模式，最终付出代价。不过，中国在这场学习的竞赛中，一旦借鉴成功并消化、创新为自己的经验，则反过来也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的过程中，应该把握住哪些是对中国具有针对性的，哪些是无关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以便去芜存菁。

我们在学习养老保障制度国际经验时，应该抓住以下几个关键，作为正面的指导原则。首先，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具有不停顿性，是一条重要且具有指导意义的国际经验。由于人口转变是全球性问题，其后果对任何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现受现付或者完全积累)都不可回避的(Turner，2006)，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乎任何既有的养老保障模式，无论其被普遍认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处在不断改革的状态中。例如，即使被许多学者甚至政治家一致推崇的智利模式，在其尚未出现任何危机的情况下，也出人意料地进行了改革(Asher&Vasude-van，2008)。其次，国际经验表明，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历史路径，选择不同的模式是可行的，也不乏成功的经验。即使一些理念和操作法都大相径庭的模式，也几乎具有相同的机会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间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不同的模式之间却表现出某种趋同的倾向。最后，具有成功经历国家的经验和具有失败经历国家的教训都表明，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需要与劳动力市场的安排结合在一起进行。这是因为，就业与养老保险都只是劳动者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如何划分，既是十分重要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于一种特定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国际经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由于以下原因，也有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内容。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治理结构，因而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动因是不同的。而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下，社会对于税收或缴费水平的承受能力，通常具有较大的差异。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养老保障体制起点、生育率水平和财政力量都不尽相同，因而面临的问题和约束也是千差万别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时具有一种偏向，即过多关注不同的保障支柱，却相对忽视了机制的设计以及不同机制的组合效果，而后者要求更多的创造性借鉴，相对少的套用。具体来说，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延长工作时间的政策讨论有关。在大多数面临老龄化对养老保障挑战的发达国家，由于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之间的比率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大大改变了既有养老保障体系的供养能力。因此，在养老金筹集已经捉襟见肘或即将遭遇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要么已经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要么正在紧锣密鼓地对于这项改革进行准备。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加速过程，面临着巨大的养老危机，似乎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其实，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但是，如果选择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这个相同的方案，却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

简而言之，在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意味着为劳动者提供更大的工作激励，以解决企业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而对中国来说，由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尚没有类似的缺口，因此，同样的做法可能会缩小劳动者的选择空间，导致部分劳动者丧失工作却又拿不到退休金。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短缺的性质，而中国虽然已经正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却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常态。特别是，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民工荒现象和结构性的缺工现象，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技能和教育水平的年轻劳动力的缺乏，而提高退休年龄涉及的对象却是年纪偏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见，这个经验目前对中国养老制度改革尚不具有相关性。

第二个问题与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与改革的动因有关。由于基本养老保障最广泛地涉及一个社会的老百姓生计问题，在西方国家，该制度的设计和改革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也成为政治家对民意做出反应和争取选票的关键领域。因此，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也就是说，选择什么样的基本模式、是否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选择什么时机进行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政治周期相关。在西方政治制度下，这种政治经济学逻辑在多数情况下，的确可以保证养老资源最有效率地得到使用，并且表现在覆盖面和保障范围上。这是因为从西方决策者的追求执政机会最大化动机出发，他们直接追求的是养老资源的边际收益最大化，相反的话，则无异于浪费自己的政治资源。

但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动机在中国现行的治理方式下，却往往导致资源使用的无效率。这是因为，中国政府部门在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上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直接体现在部门利益上。中国的部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政府元素。它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从而可以取得的政绩，常常要靠它们为自己设置职能而争取。在这样的体制下，在面临养老挑战的情况下，任何部门争取资源的过程，由于其潜在的受益人只是与该部门职能相关的特定群体，通常造成资源并不是最有效率地使用。例如，如果我们把涉及保障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救助，并且以缴费或税收为财务来源的项目，都看作是一种广义的养老保障项目的话，部门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则倾向于把资源分散化，通过划分不同的受益对象，而把资源铺洒到不同的项目上。例如，在基本社会养老保障项目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农村计划生育养老扶助项目等看到养老的性质。由于这些项目的设计出发点是部门资源占有的最大化，因而其使用上则不能保障边际收益最大化的要求，甚至不能保证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可见，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和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中国产生的效果与在西方国家不尽相同。

四、深化改革的新视角和路线图

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迄今为止取得差强人意的成绩，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形成比较清晰的改革目标模式。与此同时，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中国已经是一个物质和知识高度对外开放的国家，制度的设计者和研究者对于相关方面的国际经验已有足够多的了解，并借鉴或移植了其中许多有益的经验。然而，从目前的进展、预定的路径来观察，并结合以上对国际经验的评述，我们认为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思维中，仍然存在一些误区，需要予以打破并相应形成新的认识视角。例如，我们需要破除多支柱优于少支柱的认识误区，把社会养老保障的制度设计与劳动力市场安排相分离的认识倾向，以及养老只有家庭或者国家两种资源的认识误区等。下面，我们将探讨在更加开放的视野下，如何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路线图。

1.我们需要把养老保障体制的设计看作是生产性的，而非仅仅是消费性的制度安排。我们观察到的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而式微的增长源泉，实际上只是“第一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但在这个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我们还有机会获得“第二人口红利”(Lee&Mason，2006)，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取得这个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设计一种好的制度，使得人们不再依靠家庭养老，也不再依靠现收现付制度，而是实现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障体制。按照这种思路形成养老保障体制，就等于启动了积累第二种人口红利并逐渐替代第一种人口红利的机制。就第一种人口红利来说，当人口结构不再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高的时候就会消失，但是第二种人口红利在接续了第一种人口红利之后可以永远持续，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2.我们应该从多方位考虑和获取养老资金来源，而不是仅仅将其看作公共财政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制度和机制设计，把人口老龄化本身也转变为获取第二种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养老保障体制本身就具有获利性，因而，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都可以成为筹资来源，公共的、私人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金融机制也同样可以利用。实际上，许多改革和机制设计中遇到的甚至常常贻误进程的难点，有时只是因为在融资渠道上眼界窄小所产生的，因此，按照现代公共财政理念，综合利用各种金融资源和融资机制，就可以突破许多障碍。例如，图2中的A、B、C分别代表仅仅考虑国内公共渠道的财政理念、考虑到国内公共和私人两种渠道的财政理念，以及全面考虑到国内国际公共和私人财政渠道的理念，从左边的狭窄理念向更为开放的理念的转变，可以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

3.我们应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就业政策相配合的角度，筹划养老保障制度。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对低，而老龄化速度异常快的情况下，养老资源归根结底是短缺的，无论是选择现收现付制度还是完全积累制度，都不例外。给定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和老年健康状况的改善，劳动年龄可以有巨大的扩大潜力。虽然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目前在中国延长工作年龄有特殊的困难，但是，与此有关的一些条件正在形成。近年来，除了民工荒现象持续和蔓延之外，在下岗人员全部并轨之后，登记失业率继续下降，反映了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增加，应该给予充分的利用，使其成为养老保障的重要辅助机制。特别是，随着新一代劳动者替代了前一代劳动者，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而就业形势大幅度好转，都改变了制度选择的空间，使得延长工作时间终将成为缓解养老财政压力的重要途径。

4.我们应该将养老保障的社会化进行到底。即把收缴费、保值增值等运作真正依托于社会而不是单位。过去我们对社会化有一个不尽完整的认识，以为实现统筹就叫社会化了。但是，非正规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极低的覆盖水平表明，社会化的含义应该远远超越这个界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的灵活性将大大提高。按照对待就业的传统认识，这种灵活就业也可以称作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面对日益增长的全球化竞争，也出现类似的就业形式，即减少全日制工作和就业岗位，越来越多地采取临时性、合同制、自由职业和非全日制等形式。可见，这是市场经济的表现。针对这种就业形式的变化趋势，要把各种劳动者全部覆盖在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框架内，需要尽可能高的社会化程度，即真正突破地区、部门、单位和所有制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界限。

人口红利范文篇4

本文作者：吴九香工作单位：福建省广播电视大学

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实现其生命活动并构成社会生活主体，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又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此外，人口的结构性变化、生育的高峰与低谷波动等等，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冲击。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不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但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马尔萨斯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而反对马尔萨斯的理论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他们的论据是，第一，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1]。无论哪种观点，都说明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口结构均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国情。其中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及其发展趋势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存在着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也就是人口与经济发展均衡点。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处在产业结构转换、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要使国民经济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必须建立在人口和谐的基础之上。这是国民经济与社会长久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之一。人口和谐包括人口的规模和谐与结构和谐[1]。

人口变化情况1.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情况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福建省常住人口达3689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0.08个百分点。福建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同中国国情一致，高峰点上有着十分的吻合度，人口的三次高峰期在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期、经历三年灾害之后的调整和恢复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头十年。受20世纪80-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2020年期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福建省同样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以人均GDP指数来考察福建省经济增长情况可以发现，人口转变过程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伴随这一增长过程的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1.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一方面为社会提供更多劳动力，增加社会积累；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增大，需要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负担加重，势必对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图1可以看出，福建省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升，从1964年的54.50％上升到2010年的76.65%；由于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等因素共同作用，0~14岁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从1953年的近35.80％下降到2010年的15.4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53年3.30%上升到2010年的7.89%，上升了4.59个百分点,福建省人口进入成年型的同时，开始向年老型过渡，人口老龄化出现加快的趋势。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9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7.88%，福建省已进入老年化社会（按国际通行标准衡量，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7%以上就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由于制度不健全，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健康服务面临挑战。提前到来的“银发浪潮”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始料不及的诸多挑战。2.人口红利。福建省目前处于利好的“人口红利期”，主要表现为劳动人口比例上升，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社会负担较轻。改革开放以来总抚养及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而老年抚养比慢慢地开始上升（见图2）。图1福建省分年龄组人口历年变化图数据来源：2000-2010年《福建统计年鉴》图2福建省历年抚养比趋势图数据来源：2000-2010年《福建统计年鉴》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回归分析为分析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采用马克威分析系统对人口增长、人口结构与人均GDP进行相关分析因p≤0.05，因此各变量间存在线性相关；根据相关系数判断标准r≥0.8,可视为高度相关；0.5≤r＜0.8，可视为中度相关[2]。人口自然增长率、老年抚养比相关系数分别为-0.6665、0.6611，表明两者与人均GDP间分别存在中度负、正相关，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相关系数分别为-0.8545、-0.8676、0.8879，表明与人均GDP间分别存在高度负、负、正相关。各变量间存在线性相关，因此可进行回归分析。选择人均GDP为因变量，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自变量，建立Y=a+bx1模型，反映两变量x与y之间的线性依存关系。利用马克威分析系统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方程显著性强，回归方程具有意义，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回归系数分别为3017.2389、-34.1600、362.0014、513.3890，表明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变动3017.2389、34.16、362.0014、513.389个百分点，其中总抚养比变动方向相反。基于上述分析结果，福建省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对人均GDP的增长有较强的正向效应，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对人均GDP的增长有抑制作用，人口适度增长、老年抚养比的缓慢上升有利于人均GDP的增长。福建省正处在总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老龄化带来人口红利的大好时机，而人口自然增长率稳中有降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适度调整计生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的平衡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以保持劳动年龄人口适当增长，降低将来老年抚养比带来负担。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客观上存在农村家庭靠劳动力多脱贫致富的现象不存在，一些农民多育的愿望不是那么强烈，加上政府对人口控制工作从未放松，即将面临一个家庭养四个老人的严重问题。因此适度调整农村一胎半政策，对有经济能力的人群适度放松计生政策，有利于人口和谐发展，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人口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独生子女问题。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第一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第二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第三是家庭的养老风险；第四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第五是国家的国防风险[3]。这些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的和谐发展。调高退休年龄，减轻老龄化造成的社会负担老龄化社会已经提前到来，尽管当前老年抚养比还未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而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却已捉襟见肘。要真正有效地化解老龄化危机，并且变“危机”为“契机”，就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力争为老龄事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适当调高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年龄组人口比例，将非常有利经济发展[4]。积极扩大就业促进创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终将要消失殆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福建省目前处在“人口红利期”，应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创业就业能力，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充分就业；保障劳动者权益，建立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劳动力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依靠第三产业尽可能多地消化社会富余的人力资源；政府要在财政、税收等政策上鼓励自主创业和弹性就业[5]。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体系，加快以公共租赁住房为重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建立满足多元化需求的住房保障体系。要特别关注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省老年人口大部在农村且大部份家庭都是留守老人家庭,农村医疗条件差、经济相对落后，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重点和难点。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实践，探索新型农村养老和医疗模式，大力发展敬老院、老年公寓等社会养老机构和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老年服务体系。调整产品结构，发展人口老龄化形成的“灰色经济”或“银色经济”[5]。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口这个最基本的国情。目前福建省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产业结构转换、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要使经济社会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必须建立在人口和谐的基础之上。

人口红利范文篇5

[摘要]人口规模和数量的大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多年以来成为人们讨论人口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依据。而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用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来解释经济增长已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较大而人口质量偏低的现状，指出人口由外延式的数量增长向内涵式的人口质量转变是发挥我国人口资源优势，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客观要求。[关键词]人口发展人口质量经济增长一、问题的提出众所周知，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无不与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历来是人们瞩目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建国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的转变，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计划生育”的发展道路。从1971年推行“晚稀少”政策和1980年进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后，特别是党的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增长型人口”已转化为“缩减型人口”，从五、六十年代的6%生育率，直至现在仅略高于1%。人口政策的有效性，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见表1），增强了我国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但是在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时，人口与经济的发展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尖锐矛盾，即我国出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时期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2004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12.4%，已超过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低收入水平下过度人口老龄化将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是否继续推行人口的“一胎化”政策，如何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理论界争议的一个焦点。资料来源：蔡：《中国人口与劳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P9二、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和人口老化的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一般来说，当人口的结构由高劳动年龄组成的情况下，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储蓄率较高，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人口机会窗口”一般可以持续开放30年到50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潜在发展机会就越大，但是人口机会窗口持续的时间却相对比较短。反之，生育水平缓慢下降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相对较长，但是带来的潜在发展机会不够明显。从战略的角度看，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总人口负担系数下降时期，因为类似的机遇基本上是属于一次性的，而且稍纵即逝。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大幅度降低了生育水平，属于典型的发展机会大，但持续时间短的模式。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一个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从1990年开始，人口负担系数下降到50以下，一直到2010年前，人口抚养比还会继续下降；到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将会降到最低点。2010年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回升到1990年前后的水平，也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开始关闭。所以，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正是基于此，理论界主张应放松“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带来的问题是：一般情况下，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家庭养育孩子成本越大，生育率会迅速下降，而在中国，出生率很高的原因是养育子女的成本低廉。特别是在广大农村，由于教育落后，对子女的智力投资很少，妇女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不多，“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明显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这部分人的人口增长难以控制。由于素质相对低的人口比例较大，必然在总人口中出现低素质人口增长高于高素质人口增长的人口逆淘汰现象，这无疑会对提高人口素质产生不利影响。但是，继续坚持“一胎化”人口政策，虽然能够继续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却如何能提供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人口资源呢？[1][2][][]三、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在上述的经济分析与争论中，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围绕人口数量的扩张或抑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主线延续下来，人的质量因素一直是被忽视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人的质量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在长期的美国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美国的土地、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并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农业生产的产量却迅速增加，导致农业产量迅速增加的原因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他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概念，他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然而，他认为，在当代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有必要将传统的资本概念中包括进人力资本概念，而不仅仅考虑有形的物质资本。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多。随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P.）、卢卡斯(Lucas,R.)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重视人口质量对经济的增长的的作用，把人力资本看成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的基础上，使人力资本“内生化”，而提出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的引入，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递增，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率在长期可能单调递增。正是基与此，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年代就开始了由人口由数量向人口质量转变，发达国家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额也在逐年增加。因此，尽管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人口负债时期，人口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但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并未减缓。现实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充分证明，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当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关系会逐渐减弱，而此时人口对经济影响的程度与每个人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是正相关的，即与人口的质量是正相关的。以卢卡斯为代表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国外经济学者曾利用该经济增长模型对世界上主要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由于它们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巨大，两国长期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人力资本投资来解释。国内学者刘华等人曾对我国1978年～2001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物质资本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1978年～1990年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51.32%，而1990年～2001年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上升到61.31%；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却从1978年～1990年间的32.78%下降到1990年～2001年间的22.30%；这恰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反，这说明在我国对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还不够重视，（主要是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人力资本存量偏低，使得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贡献份额很小。“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及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们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核心地位更为突出，因此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有效地使用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四、结束语根据上面的分析，无论是从我国目前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还是从美国和日本的人口发展道路来看，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离开了人口质量的提高与改善，仅从数量的增减上去考虑，是难以得出有效的实施方案，难以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人口数量众多，而人口质量较低,原因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不够。总结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仍然是我国目前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务，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经济理论的基本要求。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人口质量，把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从主要依托物质资本逐步转向依托人力资本上来，这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现有的社会历史时期相结合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缓解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的必然选择。参考文献：[1]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21～27[2]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2～9[3]吴晓丽景跃军:韩国人力资源开发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东北亚论坛，2000(2):81～84[4]刘华李刚朱翊敏: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7):64～66[][][1][2]

人口红利范文篇6

关键词：老龄化;全面二胎;中国经济;计划生育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稳定低生育水平，缓解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等问题，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且在1982年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计划生育虽然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但其负面影响也不断显现，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不断突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本文将分析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二、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原因分析

（一）中国面临陷入“低生育陷阱”

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86不断下降到2014的1.55，并且在2012年一度降到1.18。按照鲁茨等人的理论，1.5是一国总和生育率的一个关键点，一旦低于1.5一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很难再上升到1.5以上，即陷入了“低生育陷阱”。而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非常接近1.5，一旦中国陷入“低生育陷阱”，少子化程度超过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导致劳动力的短缺，进而劳动力成本提高，引起外企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转移，直接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青年人口数下降，直接削弱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不利于高精尖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造成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的缺失，影响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青年人口数的不足还会降低消费能力，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而青年人口是消费的主力军，青年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内需不足，影响GDP的稳定增长。为了摆脱“低生育陷阱”，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胎政策，以此来刺激总和生育力的增长。

（二）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随着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数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并且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消失，造成对投资和建设的需求不足，房价波动严重，并带来一系列社会养老问题。在计划生育大环境下，大量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人口老龄化使得在家庭成员中老年人较多，一对青年夫妻需要赡养4个老人，养老、教子问题日益突出，加重年青人身体和精神负担。同时由于老龄人口的增多，制约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政府需要加大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上的资金投入，政府的税收主要来源是劳动力人口，而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缴纳养老金的人口不断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逐渐增加，政府税收来源不断减少而支出逐渐增大，可能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进一步提高，影响到社会的再分配，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

（三）男女比例失调

受重男轻女观念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我国目前男女比例达到105:100，男性比女性多出三千万左右，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会对传统家庭的稳定造成影响，引起离婚率的上升，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引起绑架和贩卖妇女等犯罪行为的增长，犯罪率不断提高，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同时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导致房价的高涨和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加剧，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三、全面二胎对经济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全面二胎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与二胎直接相关的婴幼儿奶粉、尿布、母婴保健等母婴行业相关产品的增长，带动了母婴行业的繁荣发展。中期来看，全面二胎刺激了与孩子教育相关的早教、小学教育、家教等行业。再者，带动了减肥、运动等与女性健身保健有关产业的发展，刺激了对食品、服装、娱乐等行业的消费需求，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增长。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低的总和生育率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是我国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主要诱因。目前，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大量企业外迁东南亚，二胎政策的放开，将刺激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对冲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为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提供后续力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有利于再续中国的人口红利，减少政府在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方面的资金压力。同时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大量能为子女提供良好教育环境和素质培养的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而农村家庭受传统观念影响超生现象严重，导致农村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农村家庭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后天学习环境，导致人口素质的降低。而全面二胎能提高社会人口素质，增加企业的人才供给，增强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和开发，振兴我国高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实现转型。全面二胎有利于稳定房价，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目前，中国的房价不断上涨，男女比例的失调更是加大了房价的上涨趋势，2015年下半年房价月均增幅达到0.5%，部分大城市增幅甚至达到2%。作为生活必需品，房价的虚高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旦楼市价格泡沫破碎，必然严重冲击中国的社会经济，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全面二胎既能调剂男女比例，同时又增加了对楼市的刚性需求，稳定房价，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转型。

参考文献:

[1]都阳.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5（12）

[2]宴乐平.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山西师大学报2010（3）

[3]王卫琴.论单独二胎新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J].财经界2015（4）

人口红利范文篇7

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失业经济增长

刘易斯拐点产业结构升级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同时，经济也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据数据显示：我国自1978—2017年的39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9.5%，且早在2009年，我国GDP总量就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然而，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体呈现下滑趋势，从之前两位数的增长率下降到6%左右。因此，找到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的原因，对我国持续稳定的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理论界普遍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顺序进行转移，这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

目前，我国的劳动力转移方向与此一致，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仍在不断升级，那么造成经济增长减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国学者汤希、任志江通过对2004年以及2010年两次“民工荒”的研究，得出我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开始下降的结论[1]。事实上，我国目前出现的就业难、失业率上升等现象也反映出了这一问题。李村璞，何静等学者也对产业结构升级、失业和GDP作了实证分析，得出产业结构对失业和GDP的非线性影响[2]。但是，他们都没有将这三者看作是连续的时间变量进行分析，因此，本文拟使用时间序列分析，探寻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及失业的影响。

1理论分析

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不断地向第三产业转移，与配第-克拉克定理相一致，这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会带动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也会反馈产业，两者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于GDP的增长[4]。这说明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是有促进作用的。与此同时，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说明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已然消失，已经跨过了刘易斯拐点。然而，依据“二元经济”的描述，如果达到均衡状态，劳动力的转移也会随之消失。显然，我国还没有达到均衡状态，我国此时应处于劳动力转移与工资上涨同时发生的阶段。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理论假设：我国的产业结构仍在不断升级，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的原因是人口红利下降造成的失业增加。

2实证分析

2.1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二产业产值和之比(简记为RATIO)作为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的度量值；城镇登记失业率(UNE)作为失业的度量值；GDP作为反映经济增长程度的度量值，并将GDP取对数，以消除通货膨胀因素对结果的干扰。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本文采用了1985—2016年的年度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2实证分析

2.2.1平稳性检验VAR模型是检验平稳性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在我们需要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本文采用的方法是ADF检验法(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原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都是小于ADF检验值的，所以原序列存在单位根，不平稳；对原序列取一阶差分后，ADF检验值都小于临界值，序列平稳，说明原序列一阶单整

2.2.2格兰杰因果检验在进行平稳性检验后，对以三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目的是确定这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避免伪,回归的情况发生，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产业结构升级都不是失业率的格兰杰因，而失业率和产业结构升级共同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同时，失业率和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的格兰杰因。分析可以得出：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无法影响失业，而失业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2.2.3模型构建由于失业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伪回归，因此在构建模型时将其去除。以ln(GDP)为被解释变量，以产业结构优化情况为解释变量，同时加入消费、对外贸易作为控制变量，建立方程如下：ln(GDP)=α+β1RATIO+β2ln(CONS)+β3TRAND+ε其中，ln(CONS)是消费水平的对数值；TRAND是对外贸易依存度；α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可以看出，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优化是呈正相关的，可决系数R2为0.9980，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极强，拟合度较高。

2.2.4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函数反应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模型内生变量当期和未来几期产生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对产业结构和失业率施加冲击后，经济增长情况发生的变化。如图1所示，在第一期对模型施加一单位失业率的变化后，当期的GDP没有太大变化，之后开始逐渐下降，直至第8期，下降约为0.5个标准差；而在第一期施加一单位产业结构变化后，在当期GDP也没有太大变化，之后开始逐渐上升，直至第8期。上升了约为0.5个标准差。可以看出，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优化是呈正相关的，可决系数R2为0.9980，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极强，拟合度较高。

2.2.5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函数反应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模型内生变量当期和未来几期产生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对产业结构和失业率施加冲击后，经济增长情况发生的变化。如图1所示，在第一期对模型施加一单位失业率的变化后，当期的GDP没有太大变化，之后开始逐渐下降，直至第8期，下降约为0.5个标准差；而在第一期施加一单位产业结构变化后，在当期GDP也没有太大变化，之后开始逐渐上升，直至第8期。上升了约为0.5个标准差。

3结论及建议

3.1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失业和产业结构升级均会导致经济增长发生变化，且产业结构升级会导致经济增长发生正向变化，而失业会导致经济增长发生逆向变化。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与失业是长期共存的，因此可以推断得出：导致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原因是失业率的增加。

3.2建议

3.2.1加强各类教育，提高劳动力质量依据美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拐点”的改进，我国现在应处于“二元经济”的第二阶段。即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由无限供给转化为有限供给，与之相对应，劳动力工资水平也会上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低下，吸引外资投资办厂，促进了我国的就业，现在由于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开始上涨，我国丰裕的劳动力优势已经丧失，国外投资者更愿意选择在印度等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国家投资，这减少了我国的就业岗位，导致我国的失业率不断提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加强对国民的各种教育，培育一批新的高质量劳动力，将之前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升级为质量型人口红利，用劳动力质量的提升来弥补数量上的减少。这样，由于我国劳动力平均质量远高于其他国家，会吸引国外投资企业愿意放弃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而接受我国工资水平较高的高质量劳动力。既可降低失业率，又能提高我国人民的平均收入。

3.2.2政府积极引导，促进产业升级跨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丧失对我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下降，说明我国的要素禀赋已经升级。这种升级会驱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的发展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但是，一国的产业结构一般是略微滞后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也许在实现要素禀赋升级之后的几年甚至十几年才会发生产业结构升级。这时就需要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产业政策，积极引导本国的产业快速平稳地渡过这一转型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3.2.3因地制宜，针对不同产业实施不同政策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往往是多样化的，既有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也有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我国应该针对不同的产业部门，实施最恰当的产业政策。此时我国正处于要素禀赋已经升级，而产业结构仍未升级的关键时期，一些曾经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现在优势地位丧失的产业大量存在，北大林毅夫教授统称它们为转进型产业[3]。根据赤松要雁行理论，一个产业在不同国家都会伴随着产业转移先后兴盛衰退，这些产业正是在我国面临着衰退的产业。针对它们，我国政府应不断鼓励其进行生产经营的创新，引导它们实现转型或升级。此外，还有一些新兴的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它们正是在我国的要素禀赋已实现升级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符合我国现阶段比较优势的产业。针对这类产业，政府应积极进行鼓励支持，为它们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

参考文献

[1]汤希,任志江.“民工荒”与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2).

[2]李村璞,何静.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的非线性影响[J].统计与决策,2018(22).

[3]林毅夫.准确认识我国五种产业类型[N].中国联合商报,2018-03-19.

人口红利范文篇8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通过发挥资源优势，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但是在向高收入国家攀升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重重困难。甚至有一些国家曾经一度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又退化到中等收入阶段，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不能自拔。从本质上来讲，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涵盖经济、政治、社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摆在转型国家面前的战略难题。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一)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一个经济体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而经济发展战略又未及时调整，导致经济增长目标难以实现。世界银行认为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延续“以生产要素积累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以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一些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通过发挥资源优势，推动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原有的资源优势逐渐削弱，而经济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升级，社会问题频发，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收入增长缓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部分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依赖FDI的技术外溢、本地企业学习模仿的产业升级路径，不能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难以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动力。

(二)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协调

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称为有效供给。产业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提供有效供给的能力。当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的消费需求层级在不断提升，同时出现多样化的需求，而传统的供给结构难以满足这些新需求。需求缺乏相应的供给来匹配，形成供给错位，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又成为制约工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三)技术创新瓶颈约束

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其产业不仅面临低收入经济体的挤压，还面临高收入经济体的压制。中等收入国家只有不断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产业升级，才具有不断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基础。部分国家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国家对人力资本方面的及时投入，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升级受阻，在下挤上压下无法维持经济持续增长。以拉美国家为例，受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约束，无法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四)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大的负面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导致国内消费能力不足，产品过剩，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一旦外部经济环境波动，出口受挫，将会使经济增长失去重要支撑。此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还容易加剧社会矛盾，诱发社会问题，制约经济的稳定发展。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基尼系数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根据相关经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维持在0.3左右，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普遍偏高。

(五)金融体系脆弱

健康完善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金融通过促进资金融通、优化资源配置、节约交易成本，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风险的客观存在以及不合理的金融发展使金融风险急剧放大，甚至爆发金融危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金融体系都存在着一定问题。马来西亚、阿根廷等经济体长期过分依赖外资推动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高，外债负担沉重，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泰国资本项目过早开放，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失当，汇率缺乏弹性，金融机构信贷投向不合理，政府监管不力，金融体系存在漏洞，引发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攻击，爆发金融危机，使经济遭受重挫。

三、江苏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江苏省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基本还属于中上等收入水平。自2013年开始，江苏省GDP增速放缓2013年江苏省GDP增长率为9.6%，2014年为8.7%，2015年为8.5%，2016年为7.8%。江苏省“十三五”规划指出，江苏省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存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创新能力还不够强，新增长点支撑作用不足，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在经济发展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原有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高收入水平持续稳定发展，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存在如下制约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但也存在省内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苏南地区经济发达，苏中、苏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2015年，苏南五市GDP为41518.73亿元，占整个江苏省GDP的59.21%;苏南地区人均GDP相当于苏中地区的1.48倍，苏北地区的2.27倍。从产业结构来看，2015年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第一产业规模差距不大;第二产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总体而言苏南地区的第二产业规模较大;在第三产业上，苏南地区存在着明显的优势，南京、苏州、常州等市的第三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省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使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向苏南地区集中，制约了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江苏省经济的全面稳定、协调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为了促进共同富裕，江苏省制定了苏南提升、苏中崛起、苏北振兴的发展战略，但是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高投入获得高产出，将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无法实现赶超。

(二)人口红利减弱

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形成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为江苏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江苏省的人口红利正在不断减少。2000年以来，江苏省常住人口数量明显呈现出增长不断放缓的态势，劳动年龄人口见顶回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江苏省总人口为7976.30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648.29万人，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1位是老人，江苏省老龄化比例位于全国各省之首，人口老龄化已经进入加速期，社会抚养比进一步提升。人口红利减弱表明支撑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要求更为迫切。

(三)资源环境约束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经济建设成效显著，经济发展迅速，但长期高强度的开发使得江苏省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强的资源环境约束。首先，就土地资源而言，江苏省面临着人均土地资源严重不足、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到2015年，江苏省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下降到0.86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已接近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0.8亩“耕地警戒线”。其次，就能源消耗而言，江苏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能源消耗保持在较高水平。自2000年以来，江苏省能源消费总量不断攀升。截至2015年，江苏省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了30235.30万吨标准煤。保持充足的能源供给是江苏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保证，但江苏省仅仅是一个能源供给的小省，2015年一次能源生产量仅为2893.58万吨标准煤，能源供需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工业在江苏省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江苏省能源消费量中，工业消费占比接近80%。在短期内，实现资源消耗进一步下降和污染物排放减少还存在一定的难度。第三，就环境污染而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江苏省也付出了比较高的环境代价，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严峻考验。江苏省人口密度大，环境容量已十分有限，以现有的环境承载力支持传统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整体而言，目前江苏省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趋紧，而生态环境质量尚未根本好转。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和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资源能源短缺、环境压力和发展成本不断上升已成为江苏省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双重约束，突破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已成为江苏省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科技创新水平有待提升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显示，自2009年开始至2016年，江苏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八年居全国首位。统计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江苏省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2015年江苏省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2.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江苏省专利授权量为250290件，但发明专利比重偏低。目前，虽然江苏省在传统产业以及光伏、物联网、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现阶段江苏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能力还不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渠道不畅，科技创新成果还没有完全转化成生产力;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经济发展急需新产品、新工艺，而科技活动主要产出仍停留在论文与专利的阶段上;社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高精尖”人才和高端成果缺乏，人才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缺乏，科技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五)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不足

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金融为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转提供了便利的资金周转平台、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准确的资金成本信号以及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江苏省金融体系发达，但是在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能力上仍存在差距，尚未形成具有典范效应的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模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6年，江苏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6758亿元人民币，处于全国第二，仅次于广东。但是，在金融促进江苏产业方面并未发挥应有的贡献。银行的资金主要流向了个人消费和政府项目，贷给实业的资金偏少。目前，江苏省仍处于传统金融业向现代金融业初步转型时期，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的效率还不高;金融服务功能不够完善，服务水平有待提升;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多层次资本市场还不健全;地方金融机构的实力有待提升，金融供给结构有待完善。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创新服务方式，有效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四、结论

经济发展理论指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江苏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担负着在全国发展中先行探索的责任，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是江苏省的光荣使命。当前，江苏省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人口红利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等问题。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风险隐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不仅是广大江苏人民的福祉所在，也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作者:曹冬艳 杨晓明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参考文献］

［1］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5－13．

［2］郭正模．“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理论解释与借鉴意义［J］．社会科学研究，2012(6):21－24．

［3］邹薇，楠玉．各国经济增长中的“中等收入陷阱”［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516－524．

［4］高淑桂．共享发展视野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改革，2016(1):113－120．

［5］陈昌兵，张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事实及政策选择［J］．经济学动态，2016(3):43－55．

人口红利范文篇9

关键词：养老保障，社会保障，养老金

一、引言

如果以正式确立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即1997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为起点，中国有明确目标模式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已经历经十余年，并取得初步的成效。基本养老保险像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样，不仅是整体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和逻辑中的一环，还应用于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配套要求，起到了独特的为改革保驾护航的作用。但是，城镇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该体系的覆盖率仍然十分低。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05年底，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75亿人，占城镇就业数量比例为55.2%。但是，由于现行的统计体系遗失了相当一部分非正规的就业人群，因此，按照这个口径计算的基本养老保障覆盖率，被大大高估了。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在不同就业口径假设下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覆盖率(表1)，从中可以看到，实际覆盖率比公布的统计数字要低得多。具体地讲，包括一部分再就业劳动者、因拆迁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非正规就业者，迄今为止尚没有适当的养老保障制度予以覆盖。

2.该体系的社会统筹层次还较低。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向省级统筹过渡的改革任务，然而整整十年之后，目前全国仍有19个省份尚未实现省级统筹，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实现市级统筹。这不仅反映了改革的不到位，也反映了改革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衔接，因为统筹层次低就降低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从而在劳动力流动性提高的情况下，使得转移就业地点的劳动者不能接续起保障关系。

3.作为该体系重要支柱的个人账户既不充实也不广泛。为了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2001年开始在辽宁省，随后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先后进行了以作实个人账户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之后，仅仅又有另外8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试点，全国大多数省份还没有起步。然而，在试点省份把空账变为实账的同时，个人账户规模却大大缩小了。在辽宁的试验中，把个人账户的规模从相当于个人工资的11%降为8%，完全由个人缴费形成。原来规定的用人单位的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金。试点扩大到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时，个人账户的规模降到了只有5%。而在另外8个省份的试验中，则允许这个比例进一步降到只相当于个人工资的3%。而在没有进行试点的地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仍然实行混账管理，相互调剂使用，因而继续积累个人账户上的巨额空账规模。

养老保障制度表现出不完善和改革进程缓慢，固然与中国所采取的渐进性改革方式有关，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改革的目标模式有其不尽清晰之处。虽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确立，但是只有在充分认识和考虑到人口转变特征、经济体制类型、公共财政性质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一系列因素，并在制度设计中包含了上述因素之后，改革目标才能逐步清晰，改革步骤才能按照人们的期望推进。

二、政策抉择中面临的两难处境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是在双重的转型背景下进行的，即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核心是从没有积累的、全国统筹和企业支付型的现收现付体制，转向地方统筹加部分积累型的社会化体制(随着辽宁等11个省份的试点，逐步转变为统筹加完全积累型体制)；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不断加快的人口转变过程，即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双重作用下，中国显现出迅速的未富先老趋势。这样一种复杂背景，为中国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或两难处境。

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生育率下降到较低的水平，通常的共识是总和生育率只有1.7。作为人口转变的一个结果，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减缓，人口抚养比预期在2013年之后开始提高(图1)。这意味着，得益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高这样的人口结构，中国经济在很长时期所享受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即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相应地，持续多年的高储蓄率也将逐渐降低。不仅如此，在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同时，中国正在经历着养老保障制度的重新建立，对养老金的需求数量格外巨大。由于无论采取怎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的积累归根结底是一种储蓄，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在创造出更高的养老金需求的同时，却同时导致养老金不足的问题更难解决，构成人口结构变化与养老金需求之间的矛盾或两难处境。

与此相类似的难题，则产生于中国现行的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障制度。2006年全国养老保障基金收入为6309.7亿元，支出是4896.7亿元，历年累计节余仅为5488.9亿元，积累微不足道。然而，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比低以及生产率高的基础上的，在生产率水平尚低，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将提高的条件下，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就值得怀疑了(蔡昉、孟昕，2004)。一般认为，由于预期寿命提高和生育率下降，不可避免地要求进行下列三种调整，或者从中寻找一个组合：(1)提高税收或强制缴费水平；(2)降低养老金水平；(3)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求(Turner，2006)。

由于人口转变的因素和体制转轨产生的遗产成本，使得基本养老资金严重不足。至于解决的办法，一个是把统筹的负担加在企业身上，形成高缴费，另一个办法是通过试点，试图做实个人账户。在辽宁的试点中，在形成个人账户的同时，原规定的用人单位20%的缴费比例不变，但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金。这个缴费比例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长期以来，许多企业不与再就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基本保险缴费。在《劳动合同法》生效的情况下，这个负担将更加突出。因此，养老资金不敷使用所要求的缴费水平与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之间，也构成一对矛盾。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对于城镇职工实现再就业和农民工就业做出了主要贡献。而这个非正规就业也导致社会保障覆盖率的降低，使工人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就业扩大与社会保障也构成一对矛盾。

在世界银行(1996)发表《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报告之后，中国基本接受了养老保险多支柱模式，即以社会统筹对应世界银行建议的强制性公共管理支柱，以个人账户对应强制性私营支柱，以企业补充性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对应自愿性支柱。选择养老保险的多支柱模式，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单一支柱所能筹集的资金不足以满足实际养老保障的需要。然而，这里遇到的矛盾之处在于，现实中多支柱养老保障的实际运作，并不是相互补充的，而是彼此相伴随的。例如，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很长时间里根本就未能实行分账管理，而在做实个人账户试点中，虽然两者实现了分账管理，但是，实际中有前者才有后者，没有统筹缴费的话，个人账户也就无从谈起。”此外，只有在那些能够同时有统筹缴费和个人账户积累的企业，企业年金才可能建立；只有那些被纳入了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职工，企业年金才是可望可及的。

在一个资源极端有限的条件下，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宗旨应该是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数相对有限的最迫切需要保护的群体。在同时面临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经济赶超这三重重负的过程中，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尤其需要强化这种累进性质。然而，在中国目前养老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情况显示，这种保障具有明显的累退性质，即一个劳动者越是处于低收入群体，越是属于工作不稳定或非正规就业的群体，越是身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其被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所覆盖的概率也越低(王德文，2007)。这也形成资源有限性与资源使用效率不高，以及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在制度设计上的雪中送炭性质，与现实实施中的锦上添花性质之间的矛盾。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以就业单位而且是正规就业单位为依托，实现基本养老缴费和积累，似乎是惟一可行的选择，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上述这种制度设计的累退性质。这又是一个两难处境。

三、国际经验：共识与多样性

中国作为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上的后来者，有机会免费享用丰富的国际经验，正如林毅夫(2002)所指出的，作为经济发展后来者同样具有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我们的确也需要知道，在制度借鉴上面没有真的免费午餐。这就是说，在借鉴学习国际经验时，存在着两个危险，一个是消化不良的问题，即可能面对丰富多彩的不同模式，特别是其中许多模式在不同的背景下，都不同程度有成功的表现，以至选择中无所适从。另一个危险是被外表花哨的经验所迷惑，从而学习了错误的经验甚至选择了错误的模式，最终付出代价。不过，中国在这场学习的竞赛中，一旦借鉴成功并消化、创新为自己的经验，则反过来也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的过程中，应该把握住哪些是对中国具有针对性的，哪些是无关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以便去芜存菁。

我们在学习养老保障制度国际经验时，应该抓住以下几个关键，作为正面的指导原则。首先，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具有不停顿性，是一条重要且具有指导意义的国际经验。由于人口转变是全球性问题，其后果对任何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现受现付或者完全积累)都不可回避的(Turner，2006)，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乎任何既有的养老保障模式，无论其被普遍认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处在不断改革的状态中。例如，即使被许多学者甚至政治家一致推崇的智利模式，在其尚未出现任何危机的情况下，也出人意料地进行了改革(Asher&Vasude-van，2008)。其次，国际经验表明，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历史路径，选择不同的模式是可行的，也不乏成功的经验。即使一些理念和操作法都大相径庭的模式，也几乎具有相同的机会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间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不同的模式之间却表现出某种趋同的倾向。最后，具有成功经历国家的经验和具有失败经历国家的教训都表明，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需要与劳动力市场的安排结合在一起进行。这是因为，就业与养老保险都只是劳动者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如何划分，既是十分重要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于一种特定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国际经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由于以下原因，也有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内容。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治理结构，因而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动因是不同的。而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下，社会对于税收或缴费水平的承受能力，通常具有较大的差异。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养老保障体制起点、生育率水平和财政力量都不尽相同，因而面临的问题和约束也是千差万别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时具有一种偏向，即过多关注不同的保障支柱，却相对忽视了机制的设计以及不同机制的组合效果，而后者要求更多的创造性借鉴，相对少的套用。具体来说，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延长工作时间的政策讨论有关。在大多数面临老龄化对养老保障挑战的发达国家，由于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之间的比率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大大改变了既有养老保障体系的供养能力。因此，在养老金筹集已经捉襟见肘或即将遭遇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要么已经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要么正在紧锣密鼓地对于这项改革进行准备。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加速过程，面临着巨大的养老危机，似乎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其实，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但是，如果选择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这个相同的方案，却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

简而言之，在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意味着为劳动者提供更大的工作激励，以解决企业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而对中国来说，由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尚没有类似的缺口，因此，同样的做法可能会缩小劳动者的选择空间，导致部分劳动者丧失工作却又拿不到退休金。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短缺的性质，而中国虽然已经正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却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常态。特别是，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民工荒现象和结构性的缺工现象，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技能和教育水平的年轻劳动力的缺乏，而提高退休年龄涉及的对象却是年纪偏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见，这个经验目前对中国养老制度改革尚不具有相关性。

第二个问题与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与改革的动因有关。由于基本养老保障最广泛地涉及一个社会的老百姓生计问题，在西方国家，该制度的设计和改革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也成为政治家对民意做出反应和争取选票的关键领域。因此，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也就是说，选择什么样的基本模式、是否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选择什么时机进行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政治周期相关。在西方政治制度下，这种政治经济学逻辑在多数情况下，的确可以保证养老资源最有效率地得到使用，并且表现在覆盖面和保障范围上。这是因为从西方决策者的追求执政机会最大化动机出发，他们直接追求的是养老资源的边际收益最大化，相反的话，则无异于浪费自己的政治资源。

但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动机在中国现行的治理方式下，却往往导致资源使用的无效率。这是因为，中国政府部门在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上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直接体现在部门利益上。中国的部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政府元素。它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从而可以取得的政绩，常常要靠它们为自己设置职能而争取。在这样的体制下，在面临养老挑战的情况下，任何部门争取资源的过程，由于其潜在的受益人只是与该部门职能相关的特定群体，通常造成资源并不是最有效率地使用。例如，如果我们把涉及保障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救助，并且以缴费或税收为财务来源的项目，都看作是一种广义的养老保障项目的话，部门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则倾向于把资源分散化，通过划分不同的受益对象，而把资源铺洒到不同的项目上。例如，在基本社会养老保障项目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农村计划生育养老扶助项目等看到养老的性质。由于这些项目的设计出发点是部门资源占有的最大化，因而其使用上则不能保障边际收益最大化的要求，甚至不能保证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可见，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和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中国产生的效果与在西方国家不尽相同。

四、深化改革的新视角和路线图

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迄今为止取得差强人意的成绩，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形成比较清晰的改革目标模式。与此同时，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中国已经是一个物质和知识高度对外开放的国家，制度的设计者和研究者对于相关方面的国际经验已有足够多的了解，并借鉴或移植了其中许多有益的经验。然而，从目前的进展、预定的路径来观察，并结合以上对国际经验的评述，我们认为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思维中，仍然存在一些误区，需要予以打破并相应形成新的认识视角。例如，我们需要破除多支柱优于少支柱的认识误区，把社会养老保障的制度设计与劳动力市场安排相分离的认识倾向，以及养老只有家庭或者国家两种资源的认识误区等。下面，我们将探讨在更加开放的视野下，如何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路线图。

1.我们需要把养老保障体制的设计看作是生产性的，而非仅仅是消费性的制度安排。我们观察到的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而式微的增长源泉，实际上只是“第一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但在这个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我们还有机会获得“第二人口红利”(Lee&Mason，2006)，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取得这个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设计一种好的制度，使得人们不再依靠家庭养老，也不再依靠现收现付制度，而是实现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障体制。按照这种思路形成养老保障体制，就等于启动了积累第二种人口红利并逐渐替代第一种人口红利的机制。就第一种人口红利来说，当人口结构不再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高的时候就会消失，但是第二种人口红利在接续了第一种人口红利之后可以永远持续，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2.我们应该从多方位考虑和获取养老资金来源，而不是仅仅将其看作公共财政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制度和机制设计，把人口老龄化本身也转变为获取第二种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养老保障体制本身就具有获利性，因而，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都可以成为筹资来源，公共的、私人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金融机制也同样可以利用。实际上，许多改革和机制设计中遇到的甚至常常贻误进程的难点，有时只是因为在融资渠道上眼界窄小所产生的，因此，按照现代公共财政理念，综合利用各种金融资源和融资机制，就可以突破许多障碍。例如，图2中的A、B、C分别代表仅仅考虑国内公共渠道的财政理念、考虑到国内公共和私人两种渠道的财政理念，以及全面考虑到国内国际公共和私人财政渠道的理念，从左边的狭窄理念向更为开放的理念的转变，可以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

人口红利范文篇10

装卸工作是铁路货物运输生产组织的重要环节。从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角度讲，装与卸不仅关系到运输生产的起始和终结，而且贯穿于运输生产的整个过程。因此，装、卸的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铁路运输的安全、效率和效益。装卸工作是集劳动者、装卸搬运设备设施、货物，以及信息、管理等多项因素为一体的作业系统，只有按照装卸作业本身的要求、在进行装卸作业的场合，合理配备各种机械设备，以及合理安排劳动力，才能使装卸搬运的各个环节互相协调、紧密配合。按照作业方式分，铁路装卸工作可以分为人力装卸、机械装卸和人机结合装卸3种，目前我国铁路装卸机械化程度还不高，特别是成件包装货物主要依靠人工装卸或人工与机械配合装卸作业。从这个角度讲，目前我国铁路装卸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而保证装卸劳动力供给、提高装卸工能力和素质对提高铁路装卸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2铁路装卸工供给不足原因分析

目前铁路从事人力装卸作业的装卸工主要是40～50岁的农民工，70后、特别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装卸工作的越来越少，后备人才接续不足。大部分装卸工在职时间短，接受教育和培训不多，装卸技术知识欠缺。最近几年出现的全国性用工荒，使各铁路局装卸企业招工困难，对铁路装卸行业冲击较大。特别是在春节或农忙时节，车站装卸工紧缺，限制了货场吞吐能力的加强及车辆的快速周转。装卸工紧缺而且面临断层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1）人工装卸费率较低。目前铁路装卸工主要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铁路职工，一部分是聘用的劳务公司的农民工。聘用劳务公司农民工主要采取劳务外包的方式，外包人力装卸费用按吨计算，根据工作量支付给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再支付给农民工。以敦煌站为例，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装卸费率水平远高于铁路装卸费率，为了留住外地招用人员，保证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应对集中到达或发送时的装卸任务，装卸队每人每月发放保底工资，导致装卸劳动力支出成本加大，装卸队经营压力很大。再如兰州东站，货场内1个装卸队有装卸工30余人，据估算，一个月需要收入22万～23万元才能维持经营，其成本包括人员工资、社保、水电费、工作服、小型工具、税收等，如果装卸人员最低工资不能达到市场其他同类用工企业的水平，很难招聘到满足装卸工作量需要的装卸工。（2）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诉求发生变化。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农民工群体正在或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情结、成长经历、成长环境、打工目的、工作态度、价值追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已经有很大不同。具体体现在：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与这些诉求相比，装卸工的工作体力支出大，工作环境较差，缺乏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装卸工的工作比较排斥。因此，与车站对装卸工的需求相比，装卸劳动力供给不足，尤其是在春节、农忙时期更加紧缺，制约了车站装卸工作的开展。

3铁路装卸劳动力供给对策的建议

3.1加大机械化装卸力度

在物流业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的情况下，铁路运输企业应加快提高机械化、集装化水平，这是降低劳动力成本，以及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重要途径之一。具体措施包括：发展货运托盘化，实现货物包装标准化，为装卸机械化创造条件；加大装卸设施设备投入，加强安全、高效、环保的装卸机械的配备[1]，提高装卸机械的运用效率及安全保障；考虑按固定资产的现价计提装卸设备折旧，提高装卸部门更新改造设备的能力；调整装卸费率和利润返还机制，定期从装卸上缴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提升装卸机械化水平；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企业等多方面积极性，探索装卸机械投融资新渠道，吸引国有、民营、外资企业及铁路多经企业投资货场、专用线等装卸机械设备；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大机械化装卸力度，解决人口红利逐渐减弱背景下装卸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3.2调整机械作业和人工作业收费标准的比价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通过源源不断地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会对工种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单纯依靠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不现实。因此，应调整机械作业和人工作业收费标准的比价关系，引导车站、货主选择机械化装卸。同时，应建立适应市场变化的人工装卸费调整机制，根据市场劳动力供给情况及时对装卸费进行调整，在农忙、春节等劳动力需求较大时期适当调高装卸费率，劳动力供给充裕时降低装卸费率，使铁路人工装卸费水平与市场接轨，稳定装卸队伍。

3.3加强装卸队伍建设

装卸机械化和现代化对装卸管理和作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技术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铁路装卸队伍应吸收和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术水平的人员，优化装卸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针对装卸工不同特点，采取多种形式的教育、专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经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在培训方式上可以采用管理和现场、理论和实作并重的做法，培训内容上应增加货物装载加固、运输组织和物流服务等内容，拓宽业务视野，通过培训，不断提高装卸质量和效率。加强装卸人才开发和培养，建立和完善人才成长渠道，实施人才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效能，注重区域性、领域性技术人才团队的建设和交流，为装卸人才搭建职业发展的成长平台。

4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