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范文10篇

人口问题范文篇1

一、人口与经济

(一)人口问题的本质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共识”。这一“共识”内涵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一是人口问题多源于发展不足——经典的说法是，人口过剩是经济失败的标志；二是人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得到解决。

事实上，人口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既与发展／经济有关，也与社会／制度、资源／环境和人口自身(数量、结构、质量)及其运动状况(年轻化、老化)有关。人口问题既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生产性贫困、需求不足型失业、老年赡养等；但又不完全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社会性贫困、资源性贫困、人口性贫困，供给过剩型失业、适应一摩擦型失业，老龄化等；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与发展／经济无关的问题，如性别比、人口一资源比、吸毒等。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数量问题而非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为人口数量所左右。对发展来说，财富、资源、空间的人均拥有量是最为根本的，而人口数量的多少则规定着这个人均量。粥少(人均生活资料)缘于僧(人口)多，地少(人均生存资源)因于人多；地瘠不一定民穷(如果人少的话)，民穷也不一定因为地瘠(人多可导致富饶的贫困)。由是，人口数量便像“魔术师”那样左右着发展(以经济密度，即单位国土面积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与环境、资源、经济相关的富饶或贫瘠程度)：少量人口可使贫瘠变为富饶，如澳大利亚经济密度4.9×104美元／km2(瘠矣!)，人口密度2.5人／km2(少矣!)，人均GDP20050美元(富矣!)；大量人口则会使富饶变为贫瘠，如孟加拉国经济密度32.6×104美元／km2(为澳大利亚的6.65倍，富矣!)，人口密度981人／km2(为澳大利亚的392倍，庶矣!)，人均GDP370美元(只有澳大利亚的1.85％，贫矣!)

(二)人口与经济

视人口增长为一个积极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古老(“大人口”)而又为近代经济适度人口论者推崇的思想。至今仍有人认为，“人手论”未必不正确，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便是人口众多，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们追赶发达国家的一种优势；全球化对中国人口的最大挑战不是控制和缩减数量，而是如何把其潜在的数量优势发挥出来；那些被“津津乐道”少生的人口，恰恰是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

为了证明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提高“人多生产多”的可信度，有学者还引述了如下比喻：“鹰和人都吃鸡，但鹰越多鸡越少，人越多则鸡越多”。这一比喻出自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乔治·亨利(1839－1897)。他在《进步与贫困》(1879年)一书中写道：“动物和人之间有一种区别。鹞鹰和人都吃鸡，但鹞鹰越多鸡越少，而人越多鸡越多。海豹和人都吃鲑鱼，但一只海豹吃一条鲑鱼就少一条鲑鱼，如果海豹的增加量超过某一点，鲑鱼就会绝迹；而人将鲑鱼卵放在良好的环境中，鲑鱼的数量就会大大增加，比补足他所吃掉的数量还多。因而不管人增加怎样多，增加的需求决不会超过鲑鱼的供应。”

新版本的“鹰越多鸡越少”所要表达的是，鹰只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鹰越多鸡便越少，鹰的增加最终会导致鸡的灭绝。这一结论是与生态学常识相违背的：同生物界一切捕食者一样，鹰绝不会像人那样捕杀超过其基本需要的鸡(自然的鸡A，下同)，而是控制自己的捕食，调节自己的数量以维持与鸡(A)的动态平衡。亨利虽然提出“鹰越多鸡越少”的观点，但还是注意到了为营养关系——食与被食、捕食与被捕食所规定的“自动平衡”这一“自然秩序”。“如果海豹的增加量超过某一点，蛙鱼就会绝迹”，换言之，如果海豹的增加量不超过“某一点”，鲑鱼便不会绝迹。智慧——“生存智慧”便在于使生物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数量、取食维持在“某一点”而与食物(环境)保持平衡。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有如鹰与鸡(A)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有持续性。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存在表明，文化(知识)替代已使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生存智慧”而忘却了这种关系。

“人越多则鸡越多”所要表达的是，人有着巨大的生产力，物质、能量的供应从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看是不受限制的，自然则有着超乎想象的供养能力。正如亨利所认为的：“地球供养1万亿人和供养10亿人一样容易。”。然而，这是一种局限而有害的观点。首先，人与自然是一种物质进而“零和”的关系，人和鸡(驯化了的鸡B，下同)——人工系统——的增加，必然导致鹰和鸡(A)——自然生态系统——的缩减，进而导致稳定性的下降。其次，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并不意味着物质、能量的无限和供给的不受限制。根据熵增加定律，物质总是自发地从集聚、有用态转变为耗散、无用态，能量总是自发地从自由能转变为废热，在资源、环境有限的背景下，不存在人与鸡(B)没有限制的正反馈循环，进而越来越多的鸡(B)和不受限制的人口增长。最后，人与鸡(B)的正反馈循环——不断扩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对人类和自然都是致命的：在把社会推向随时可能崩溃的高位均衡态的同时，毁灭着地球上的复杂生命，特别是生物金字塔“智慧的顶端”。不是鹰吃光鸡(A)带来自己(自然)的毁灭，而是人毁灭了自然——通过鸡(B)的增加把自然界越来越多的生物量占为己有，断绝了鹰的食物来源(鸡A)，并毁灭了其栖息地。

(三)“资源经济”与“资本经济”

对经济发展的第一性、基础性、根本性是自然资源还是人造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资本经济”观过分相信科学技术进步和知识的作用，以为人力资本是比自然资源和所有资本之和都重要的财富。在他们看来，人口素质、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财富是从头脑中流出来的，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最后的资本——虽然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源，但我们拥有更多的知识。

这里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一，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其二，最根本的发展条件是什么。事实上，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民族主义和与之紧密关联的发展压力(竞争压力和人口压力)。里亚·格林菲尔德的研究表明，对共同利益、尊严的关注，使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国际竞争条件下成为一种义务和承诺；民族主义通过一套新的伦理和社会观念赋予经济增长以正面价值和方向性，并将自然、分散的社会能量集中于集体的目标上——经济增长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并非是自我维持的，民族主义对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提供了决定因素、不断的激励和支撑。集体精神的缺乏使荷兰在17世纪后半叶由黄金时期转向衰退；而民族主义的“魔杖”，既使英国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同时还赋予德国向英国挑战的勇气和能力；在当代，民族主义又使美国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而发展压力，则进一步强化着民族主义，并使之成为现代化目标的“人质”。

“资源经济”观则认为，对发展来说，知识、技术、信息、资本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更具根本性的是自然资源。“土地是财富之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和经济的物质性告诉我们，对发展来说，自然资源是土地和“米”，人力资本、知识、技术是“巧妇”。没有土地和“米”，“智者”的头脑里绝不会流出财富来，“巧妇”也只能望厨兴叹；有了土地和“米”，“愚者”也能耕耘，“笨妇”亦可为炊。不论是“巧妇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还是“笨妇经济”(技术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经济)，都是以土地、“米”为基础和第一性的物质经济。使天平向自然资源倾斜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在人类利用过程中由丰裕向稀缺(不可更新资源趋于枯竭)的转变，社会资本的扩张性和随发展由稀缺向丰裕的转变，由此而来的(从对发展的第一性看)是“资本经济”(资本稀缺)向“资源经济”(资源稀缺)的转变。正如戴利所指出的，随着世界由“空”向“满”的转变，剩余自然资本已取代人造资本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限制性因素。

自然资源对发展根本性最明显的展现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资源消费的巨大差异，即富裕、贫穷分别与高物耗和低物耗的对应：从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千克石油当量，1997年，下同)来看，高收入国(人均GNP25730美元，1999年，下同)为5369，中等收入国(2000美元)、低收入国(410美元)只有1368和563；富裕的美国(30600美元)、加拿大(19320美元)、芬兰(23780美元)高达8076、7930和6435，贫穷的孟加拉国(370美元)、尼泊尔(220美元)、埃塞俄比亚(100美元)仅有197、321和287。对“资源经济”第一性的支持还包括为石油、水等进行的无休止的“资源战争”，以及人们在发生全球性灾难情况下也不会停止的对资源的觊觎和攫取——北极冰帽融化本是一场生态灾难，但却引发了周边国家对北极领土主权的诉求。

对“资源经济”的挑战来自“资本经济”的成功，如日本等资源贫乏，“从摇篮到墓碑都依赖进口”的国家和地区的存在。我们对此的回应是：其一，“资本经济”的成功并未改变资源对发展的第一性，不论是利用本国还是进口资源，任何发展都是以资源为基础的；其二，资源基础提供着发展的机会，失去资源即失去发展；其三，从世界范围看，地球资源对发展的制约是终极的；其四，利用别人资源的发展是不道德的，特别是污染产业转移(空间利用)、砍别人的树护自己的林、让别人养活自己的国民(通过进口保障粮食安全)等。

二、人口与环境

(一)环境倒“U”型曲线

环境倒“U”型曲线系对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与分配不平等变化趋势假设的借用，亦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为格鲁斯曼在1990年前后提出。环境倒“U”型曲线表示的是如下现象：在转折点前，环境随经济增长而退化；通过转折点后，环境质量则随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上升而得到改善。这一转折点，大约出现在人均GDP达5000美元或8000－10000美元时。一些环境转变论则进一步认为，只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努力把企业污染“内部化”，便不仅可实现环境转变，还能把传统“突兀”的倒“U”型曲线改变为“平扁”的倒“U”型曲线，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基于以下理由，环境与经济的这种倒“U”型关系是不能成立的：第一，经济过程是一个物质、能量耗散而与环境退化反向变化的“熵过程”；单位商品能耗、物耗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总能耗、物耗和污染量的减少。其一，经济过程是一个“废物的总量增加，环境质量降低”的“熵过程”：在生产过程中，资源被转化为商品和废物，能源被转化为废热；在消费过程中，商品转化为自由能和废物，自由能又进一步转化为废热。其二，环境退化源于人类活动对生态因子数量、构成的改变，人类规模愈大、活动强度愈高，环境退化便愈烈。其三，技术进步引起的单位商品能耗、物耗，进而污染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总污染量的减少，因为总污染量一单位商品污染×人均商品×人口总数。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大量单个资本、个人无法内部化的环境代价和无法或难以解决的“公地悲剧”。无法内部化的大量环境代价包括森林减少、土壤流失、土地荒漠化、气候异常、物种灭绝等；被破坏而又无法私有化(假定私有化利于环保)的“公共资源”包括大气、河流、海洋、生物(尤其是大型动物)栖息地等；而资本(资本青睐在别人院子吃草、撒尿，在自家院子产奶的“长颈奶牛”)则对环境保护采取漠视态度，如发达国家的污染通过产业直接或间接地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第三，转折点对大部分国家而言是难以企及的，这说明倒“U”型关系只是发生在少数国家的现象。削弱但并未改变产值与污染正相关的技术进步虽然可带来单位产值物耗、能耗，进而污染的减少，但并不能改变总污染随总产值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实——对环境转变论来说，总产值的增加，也恰恰肩负着人均GDP向“拐点”挺进以验证环境倒“U”型曲线存在的使命。而人均收入增长向“拐点”挺进的过程，也正是物质、能量耗散大量增加，进而环境退化加剧的过程，远在人均收入达到转折点前，大部分国家的经济便会由于环境不可逆转的退化而被窒息。事实上，有限的地球资源和庞大的人口数量只允许少数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所谓的“转折点”，而且还是有条件的“假象”。

第四，统计相关、指标的局限性、差的数据质量和小的时空尺度使研究结果缺乏可信度和普适性。其一，倒“U”型曲线研究所展现的，基本上是一种统计相关而非因果相关。当研究者给出存在的关系时，统计相关是因果的；当研究者给出不存在的关系式时，统计相关的结果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观，即是这样的结果之一。其二，指标的局限性。环境退化范围甚广而需有一个内容丰富的指标群——污染、植被覆盖度下降、土壤流失、荒漠化、物种灭绝、全球变化等，而迄今的验证只涉及相对小的指标集，且多以污染为对象而使结果缺乏代表性。其三，差的数据质量使结果只具有低的可信度。其四，小的时空尺度进一步降低了结果的可信度，并使之与普适性无缘。层级／尺度理论表明，小尺度的格局在大尺度上不一定存在，小尺度的主导过程也不一定是大尺度的主导过程。

除荒漠化、生物灭绝等之外，对倒“U”型曲线验证现有最大的挑战也许是人均收入超过转折点的国家C02排放量的加速增长：1987年，美、法、加、意、日、荷兰、挪威、瑞典、新加坡等24个国家的人均GNP超过8000或10000美元；除俄罗斯、捷克收入减少，阿联酋、科威特增幅较低外，1996年其余20个国家增幅皆超过50％，其中10个国家达1倍以上，而人均CO2排放量则全部猛增，为1987年的3.77倍到6.50倍。可见，转折点只是环境转变论的“臆想”。

(二)物质关系与“零和游戏”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物质而非资本关系。而物质既不能被创造和增值，也不能被消灭——1公斤黄金放到世界末日还是1公斤黄金，有的只是转移——如物质在上游的流失与在下游的堆积。故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零和”，而不存在“双赢”——经济发展是把自然物转化为人工物，人类(富人、穷人)所得(如越来越多的鸡B)必为自然所失(如越来越少的鹰和鸡A)，富人所得必为穷人所失。自然玩的是“零和游戏”，资本的增值、盈利只是人类自己玩的把戏——“双赢”只是一种自欺，经济增长并非对环境有益，进而能够解决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物质、“零和”而非“双赢”的关系，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环境与经济倒“U”型关系的成立。

污染转移，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城市向乡村、上游向下游、陆地向海洋，乃至随大气环流的全球性转移，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假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也是环境与经济倒“U”型曲线形成和只在少数国家、相对小的指标集下出现的原因。局部地区、一些小国可以不需要钢铁、水泥、热电、石油化工、印染、采矿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但对总体、对大国来说仍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可以通过进口替代高风险、加剧水土流失的农业和保护自己的森林，但总是要有生产粮食、出口木材的国家，“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局部地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良好的并存，是以广大地区、其他国家的污染加重为背景的。对那些有确凿证据且你已亲眼看到的“双赢”结果，也不要相信，因为那必然是一种把废物和污染留给别人的结果，如服装业为主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环境良性循环，即是通过进口布料而把高污染的印染业排除在区域外形成的。

(三)“独立”和“首要因素”

人口数量压力是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和首要原因。

作为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人口数量压力表现为压迫生物的“阈密度效应”，即当人口密度超过某一限值，生物种群便会衰退或消失。“阈空间”指生物生存、繁衍所需的空间下限(km2／个，群)；“阈密度”指生物对人口密度容忍的上限(人／km2)。“阈空间”与生物的体型、营养级正相关，即体型越大，在食物链中的位置愈靠后，阈空间便愈大；同“阈密度”反相关，即阈空间愈大，生物对人口密度容忍的上限便愈小。由此，从r－对策物种到k－对策物种，阈空间呈阶梯式陡增，阈密度呈阶梯式陡减。猛禽，如毛脚鹜、游隼需12－28km2方能正常生存，人参种群的生存仅需几平方千米。中国犀牛的阈空间为1.5×104km2(沼泽、丘陵林地)，阈密度为2－3人；东北虎的阈空间为0.54×104km2，阈密度为26人；黑熊的阈空间为数百平方千米(1只约需10－20km2)，阈密度为65人；红松的阈空间为300－500km2，阈密度为40人。故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密度的上升，生物特别是k－对策物种灭绝的速度加快——当代生物灭绝速度数百倍、上千倍于地质年代(自然状态下为每1000年1个，而今每天便有3个物种灭绝)，即是人口爆炸性增长形成的强大“阈密度效应”的必然。人口数量对生态／环境作用的独立性表明，(仅从生态角度看)即使不捕捉、不猎杀，单是人口密度的增加便会对k－对策物种造成致命的伤害。

人口数量压力作为环境退化的首要原因，主要展现为人口的“基本需求效应”。按土地承载力的概念，对环境的各种冲击量(驱动力)均可归化为一定消费水平的人口，即人口规模和消费水平。“基本需求效应”的形成，在于数量与基本消费的不可分割(不存在没有基本消费的数量)，基本消费与非基本消费相比而言的刚性(人可以不坐飞机，但绝不可以不吃饭)，特别是基本消费品生产要素(土地、水、气候及其空间配置)的短缺，以及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自然系统的外部性——森林毁坏、草场退化、水土流失、荒漠化和物种灭绝等。而基本消费品生产的艰巨性，则促使人们增加投入(化肥、农药、机械动力)，进而加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搞钱容易搞粮难”是一个普遍性问题。1950－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增长5.6倍(由近7万亿美元到46万亿美元)，而谷物产量在大量投入下仅增1.9倍(由6.4亿吨到18.55亿吨)。1998年，中国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即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在人口数量压力下——摆脱贫困，追求温饱——毁林垦荒的必然恶果。人口的“阈密度效应”和“基本需求效应”表明，减少人口数量对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性作用。

三、数量与结构

(一)“人口红利”

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被一些人进一步归结为年龄结构的变化：在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数量增长迅速导致社会负担加重而对经济发展不利；到第二阶段，人口数量增长减缓带来社会负担减轻而有利于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人口增长趋于静止，人口结构趋于稳定，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于中性。一些研究还得出以下结论：人口年龄结构红利因素在东亚经济奇迹中的贡献率为1／3至1／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对近二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红利”效应，尽量延长“机会窗口”的开启时间，中国必须放开二胎生育，实施人口“可持续不减”战略。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追求“人口红利”所要付出的代价，除人口和就业压力外，还有资源／环境压力的持续和增大，进而生态／环境恶化的加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在总体上趋于恶化：森林严重退化，支持覆盖率的多为次生林和人工林；水土流失面积为367×104km2，占国土面积的40％；七大河流已成“悬河”，1／2的人口、1／3的耕地、7／10的产值处于江河洪水位之下；荒漠化土地为262.2×104km2，占国土的27.3％，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四亿人口和其耕地、家园处于荒漠化的威胁之中；耕地以中、低产田为主(78％)，且处于质量递减状态；江河断流时有发生，湖库干涸不断出现，农业严重缺水，人畜饮水困难，1／2城市供水严重不足，地下水严重超采；江河严重污染，3／4河段已令鱼类无法生存，4／5人口饮水受到污染，1／4人口饮水水质不良；大气污染严重，几乎所有城市的TSP(总悬浮颗粒物)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SO2排放居高不下，半壁河山酸雨肆虐；洪涝、干旱、生物灾害、地质灾害规模扩大，近岸海域赤潮濒发；大型哺乳类、爬行类、鸟类濒临灭绝，鼠类兴盛为灾等。

合理的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无疑是有利的，但与人口压力、就业压力及由此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相比，与之相关的“人口红利”只能算是“蝇头小利”。环境的总体恶化不容置疑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通过拼资源、拼环境换来的，东亚的经济奇迹同样是以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为代价的——与经济增长付出的环境代价和人口增长对环境退化的加剧相比，提高出生率以延长“机会窗口”的开启时间则更是得不偿失。考虑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特别是所付出的巨大环境代价，东亚1／3至1／2的人口年龄结构贡献率便只能是一种“天方夜谭”；对“人口红利”的追求，将形成增加人口的“人口红利陷阱”而使中国在人口数量的“泥潭”中陷得更深。

(二)“常量人口”

与“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相比，“常量人口”的“中性”观——一个数量、结构趋于稳定的人口不再作用于经济和环境——则纯属杜撰。“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观点，最早是美国于1984年在墨西哥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环境会议上所提出的，他们认为“人口增长是中性的”；其理论表达则见于“人口红利”的研究中；接着，“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观又由经济扩展到环境——人口，不论其规模有多大，当其数量趋于稳定时，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冲击量便会消失。于是，一个“常量人口”不再对环境构成压力的幻觉便被制造了出来，以致有人天真地认为，只要把中国人口规模稳定在16亿，便不会再加剧生态／环境的危机。

人口数量在稳定时不再影响经济发展和对环境构成压力，这不仅是极其令人费解的，而且也是与环境冲击量公式I=PAT(式中I为冲击量，P、A、T分别代表人口数量、消费水平以及技术对环境破坏程度的指数)。和人口的“规模效应”相矛盾的。人口数量不是“虚无”的，而是负荷着消费，进而负荷着相应的经济规模、资源耗费和污染排放的。在消费一定的情况下，不同规模的“常量人口”所对应的经济规模，耗费的能源、矿产，排放的废物、废气，进而对环境的冲击量显然是十分悬殊的。人口为0.31亿的加拿大，商业能源消耗、CO2排放只占全球的2.52％和1.80％；人口为2.73亿(现已达3亿)的美国，对应数字则为加拿大的9.09倍和12.96倍，占到全球的22.93％和23.36％；中国的商业能源使用量、CO2排放量为孟加拉国的45倍和146倍，除高出孟加拉国1.11倍的人均GDP外，根本原因便在于为孟加拉国10倍的人口。对中华民族来说，2－3亿的“常量人口”不会危及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为16亿时，便存在着隐患。

对“常量人口”“中性”观的理解，这里只能做以下猜想：其一是不变化不作用。人口可分为“存量”、“增量”两部分，而“增量”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变为“存量”；当“增量”为零时，“存量”便为“常量”——这便是时下关于当今人口虽然比二三十年前多得多，但由于“增量”趋缓而不再作用于经济、环境的奥秘。与“常量人口”对应的影响经济、环境的“变量人口”，可以是“人口增量”，即人口除“存量”的“增量”部分；也可是“增量人口”，即一个增长着的，包括“存量”和“增量”在内的整体人口。其二是荫蔽因果关系的统计零相关(或极弱的相关)。当一个自变量趋于稳定而为“常量”时，其与因变量的关系便变得极弱或为零。统计相关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手段，但其既可显示因果相关(自变量处在变化中)，也可荫蔽因果相关(自变量为“常量”而不变化时)，更可使无因果关系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高度相关——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作相关分析的话。东亚“人口红利”研究中年龄结构1／2至2／3贡献率的结论，“常量人口”“中性”观的形成，即是统计相关对极重要乃至根本性因果关系——人口数量、结构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荫蔽的典型。而“常量人口”不作用于经济、环境等相关论述，也皆以此为源。

(三)“分母效应”和“规模效应”

“分母效应”和“规模效应”是一个如同“饮食男女”那样不言自明的，不需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去证明的“公理”和“常识”，但对其进行诠释却有助于对人口数量根本性的理解。

僧多粥少，过高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近千人)使孟加拉国陷于贫困且少有选择余地。“分母效应”使庞大规模的人口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国大国道路上的绊脚石。2005年，中国GDP总量为22350亿美元，占全球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5％，仅少于美、日、德而居全球第四位，但人均1703美元仅排全球第110位，只有世界平均的1／4、日本的1／24和美国的1／25。而众多的人口形成的“规模效应”，则使“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困扰着粮食总产量居全球第一的中国——在养活她的国民上举步维艰，并使一部分农民陷入人多地少的人口一资源性贫困之中。中国的人口已多到既难以承受之重，又难以承受之轻的地步：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在相当程度上即是以庞大规模人口为背景，自然灾害引起粮食减产(约15％)而诱发的食物“边际供给量”减少所致；如果每人每天多吃50克肉，按4：1的粮肉转化率和13亿人计，便意味着全年要多消费0.95亿吨粮食；从“全球资源共享”出发，到国际谷物市场上购买中国所需粮食的20％－30％的专家建议，也同样因为庞大规模的人口而不能如愿以偿。把世界市场谷物的一半乃至全部卖给中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世界养活不了中国，中国只能自己养活自己，也必须自己养活自己。

相反，少量人口使澳大利亚、加拿大在贫瘠的环境中实现了富裕；地广人稀和高人口一资源比成就了美国的大国地位，并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供应国(美国提供着全球50％左右的贸易谷物，100多个国家依靠从北美进口粮食)。1988年，美国谷物的消费超过了生产，原因是当年谷物产量因严重干旱减少了1／3，大体上与常年谷物的出口量相当。这里的问题是，若美国人口同印度或中国一样多，它还会有剩余谷物以供出口吗?对照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美国在1988年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显然，低密度的人口既为美国提供了选择机会，也为世界提供了选择机会。少量人口优势的又一突出例证是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后的崛起——以国际能源的强势需求为背景，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约一半的石油生产量用于出口)。这里同样的问题是：若俄罗斯的人口同印度或中国一样多，它还会有多少石油和天然气可供出口，石油还会是一张坚挺的“王牌”吗?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迅速而令人瞩目的崛起，还在于它只有少量的人口。

(四)层级和尺度

尺度是被研究事物或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度量。其基本概念为规模：时空跨度，粒度／分辨率(最小时空单位)和量度——一定规模、粒度下观察或模拟结果的计算，如一个树(年轮)对千年尺度(规模)上年变化(分辨率)的显示。其基本特征是，小尺度测得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推到大尺度上——小尺度的景观格局在大尺度上不一定存在，主导过程也不一定是大尺度上的主导过程。由是，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所界定的尺度，改变研究范围将导致不同的结果。如藻类生产力与浮游动物生物量的关系，在每三天一次的测定中为负关联，在每六天一次的测量中则呈正相关——非常不一样的结论也许仅仅是由于研究中采用的尺度不同。同样，在小尺度上能做到的，在大尺度上也不一定能做到，如通过幼虫寄生，小茧蜂可灭绝寄主庆网蛱蝶的局域种群，但却无法使庆网蛱蝶的整个集合种群灭绝。小茧蜂是姬小蜂的寄主，姬小蜂的特点是寄生率的显著正密度相关和广食性。当小茧蜂的种群较小时，被姬小蜂寄生的概率相对较小(姬小蜂的广食性使它并不依赖于小茧蜂)；当小茧蜂使庆网蛱蝶种群行将崩溃，也即其种群规模达到最大时，被姬小蜂寄生的概率也上升到最高——小茧蜂被姬小蜂大量消灭，庆网蛱蝶由此逃脱了被灭绝的厄运。

层级或等级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尺度的层级或等级系统。从蝌蚪与它的一洼水到亚马逊雨林，地球生态系统按组织水平从大到小可分为不同的层级——生物圈(全球)、生物群系(区域)、景观、生态系统、生物群落、生物种群、个体、组织、细胞、分子。每一生态系统都处于一定的层级，具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每一层级都是由不同要素组成的亚系统或整体元。而整体元，一方面表现为对其低层级自我包含的整体性和制约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其高层级被包含的部分性、从属性和被制约性。在这个等级系统中，其一，高层级的行为、动态呈大尺度、低频率、慢变化特征，低层级则表现为小尺度、高频率和快变化特征；其二，通过兼容，小尺度上的非平衡性、异质性可被转化为大尺度上的平衡性和均质性，并导致复杂性的增加；其三，低层级是高层级的子系统和基础，高层级由低层级构成并对低层级逐级制约；其四，不同层级的问题性质不同且处在差异巨大的各种尺度上，须在不同层级上研究解决。

一切自然、社会系统都居于地球生物圈一定的层级，具有一定时空尺度和对总体的不同重要性。层级／尺度理论对理性人的告诫有五方面：第一，高层级／大尺度系统或总体(以下简称高层级系统)的目标、利益，包容着低层级／小尺度系统或部分(以下简称低层级系统)的目标和利益；而低层级系统的目标、利益却不一定体现高层级系统的目标和利益。由是，低层级系统对高层级系统的服从，便是一种合理。第二，各层级或各系统的问题必须在该层级或该系统内解决，跨层级或系统的解决必然会招致混乱乃至会导致系统崩溃。解决狼群繁殖过剩的正确方法是节制生育／系统内解决，通过大量捕食羊群／系统外解决只能使羊群和狼群都归于灭绝。人类即是繁殖过剩的“狼群”，社会和自然危机的根源即在于错误的系统外解决。第三，低层级系统发生的关键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因子、规律和影响重大的事件，在高层级系统中或只是非关键过程、起次要作用的因子和规律，或影响甚微，或根本不曾发生；而在高层级系统发生的一切，则由于逐级控制而对低层级系统有着根本和重大影响。地球上山崩地裂于太阳无丝毫影响，而太阳的轻微变化(如耀斑、黑子)则会对地球带来巨大影响；人类文明的兴衰与自然毫不相干，而自然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人类文明——久旱不雨会触发导致王朝覆灭的“雪崩”，地球进入冰期必定会造成人类社会的萎缩。第四，解决高层级系统问题具有对解决低层级系统问题的优先性。包容性表明，前者的问题即是后者的问题，解决前者的问题便是解决后者的问题，或有助于后者问题的解决；但后者的问题不一定是前者的问题，优先解决后者的问题将招致混乱，乃至会导致其系统的崩溃。第五，根据高层级系统对低层级系统的逐级制约、控制(狗摇尾巴)和在时空尺度上的巨大差异，试图调控生物圈(尾巴摇狗)的任何人类行为都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五)数量与结构

缩减人口还是“人口数量可持续不减”关乎民族前途，是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根本问题和学术争论的焦点。在操作层面，表现为“数量第一”同“数量与结构并举”之争。有学者甚至提出，必须打破“人口数量的紧箍咒”，走出“人口数量的陷阱”。

笔者的观点是数量控制对结构调整的优先。从问题层面看，其一，对以人口不减或增长为条件的“人口红利”的追求，将形成“人口红利陷阱”，加剧人口过剩而得不偿失；其二，人口数量过剩招致生存危机而属“心膂之忧”，老龄化并非衰亡只是“疥癖之疾”。提高出生率以调整人口结构既不能有效缓解人口老化，又会阻碍老龄问题的解决，并使中国在“数量陷阱”的泥潭中陷得更深。如果我们不能顶住人口老龄化(既往人口过快增长的代价和可持续的必须)的压力和“人口红利”的诱惑而放松人口控制，那么“人口数量陷阱”将变得更大更深而更难以得到解决；如果存在“人口老龄化陷阱”(以全球为参照，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尚不高且并未掉进“陷阱”)的话，我们也不能同时跳出两个“陷阱”(“既有效控制人口数量，又显著缓解人口老化”本身即是一个假命题)，而须做出取舍和选择。

人口问题范文篇2

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

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

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

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

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

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人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

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

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Ravallion(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

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

人口问题范文篇3

关键词：相对过剩人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供给与需求

一、引言

相对过剩人口是指相对于某一个或几个因素而言的过剩人口。从理论上说，相对过剩人口可以有三种类型：即相对于生活资料的供应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的吸纳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和相对于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我国是否存在相对过剩人口？如果存在，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界对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且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理论界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不存在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开始承认我国存在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但对存在的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认识却很不统一。有学者指出，上述三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在我国都是存在的［1］。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的确存在着贫困问题，但这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不足而导致的就业不充分造成的，而与整个社会的生活资料状况无关。如果把现有的生活资料进行平均分配，要实现全民的共同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并不意味着本人主张平均分配）。可见，在我国并不存在相对于生活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至于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在我国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国目前尚未达到，据预测，将来也不会达到人口多到连国土都不能承载的程度①。至于有人以我国目前存在的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依据，断定我国存在着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是站不脚的，因为从环境破坏并不能得出人口过剩的结论。实际上，哪怕地球上只存在一个人，也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我们能说这个人也是过剩的吗？可见，我国只存在着相对于生产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本文即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探讨现阶段我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

二、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稳定与发展。从表1可以看出，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就存在着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但由于当时国家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失业，所以这一时期的相对过剩人口更多地是以隐性失业的形式存在着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1．从劳动供求关系看。劳动力供大于求是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的直接诱因。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状况可以直接从劳动供求关系中反映出来。据国家发改委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显示，2006年我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劳动力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4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达1000万人左右，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

2．从城镇失业率看。城镇失业率可以最直观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状况。从表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失业率曾出现过短暂的下降势头，即从1980年的4.9%降到1985年的1.8%，下降了3.1个百分点。但自1986年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便呈现出长期上升的态势，即先是从1986年的2.0%上升到1996年的3.0%，再从1997年的3.1%上升到2002年的4.0%，2009年的4.3%。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的城镇失业率只是我国的登记失业率，不包括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人员、国企下岗人员及城镇隐性失业人员，如果把这些因素全部考虑在内的话，目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应该在9.4%以上［3］。

3．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马克思称作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它构成城镇相对过剩人口的长流不息的源泉［4］。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期，加之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导致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达4.97亿人，其中大约2亿人分别就地或外出转移至非农产业。所以，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尚有近3亿人没有实现转移。按照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我国农业生产尚需近1.8亿劳动力，可见，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数约为1.1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5%［5］。由于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是大势所趋，所以可以肯定，我国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将持续减少，由此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继续增加。

4．从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看。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的那部分人口，他们处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马克思把这部分人口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流浪者、罪犯和妓女；第二类是有劳动能力但丧失信心的无业人员；第三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第四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4］。上述四类人口在我国无疑是存在的。据统计，2009年我国受到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达150万人次［6］；同年，全国批准逮捕的各类刑事犯罪人员94万人［7］；2002年，全国从事活动的“三陪”人员约为2000万人［8］；2009年我国共有农村贫困人口4759.3万人，城镇贫困人口2347.7万人（农村和城镇居民中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9］。此外，2009年我国8000多万各类残疾人中无就业能力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不少于2000万人。剔除上述数字中存在的重复统计的数量，我国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估计达8000万人以上。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估计在2亿人左右，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5%。

三、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成因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4］。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然而，我国存在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事实表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并未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那么，现阶段我国为什么会存在相对过剩人口呢？

1．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一国情表明，我国是一个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资料相对短缺的国家。统计表明，无论人均资源占有量还是人均资本占有量，我国都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10］。但是，如果生产资料太少了，就势必有一部分劳动者无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沦为相对过剩人口，或者即使结合了，也不过是“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罢了，这虽然不会引起劳动者公开失业，但却产生了隐性失业。其结果，不仅相对过剩人口照样存在，经济效益也会受到影响。可见，目前我国之所以存在相对过剩人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或资本缺乏是密不可分的。

2．这是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与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要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再生产。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如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一样也要以资本积累为前提。同理，社会主义生产要素也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部分组成，用货币价值来衡量，也可以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来表示，这说明，社会主义同样存在着资本有机构成。不仅如此，受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影响，与资本主义资本有机构成一样，社会主义资本有机构成也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同样会相对减少，从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例如，与私营企业一样，国有企业加大投资力度，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同样会产生企业对劳动的需求相对甚至绝对减少，职工沦为企业冗员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现象。这说明，“机器排挤工人”是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现象，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

3．劳动供给的增加加剧了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好发生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二元经济时期，致使我国的劳动供给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呈现出增长过快、总量过大的状态。其一，持续的人口高自然增长率为我国提供了巨大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总人口由1950年的5.5亿人增加到目前的13亿人，劳动年龄人口也由建国初期的不足4亿人增加至目前的8亿人。另据今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在未来30年，我国人口还将净增2亿人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6年达到高峰10.1亿人［11］。其二，工作日比西方发达国家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缩短了法定工作日，但一方面新的法定工作日仍然比较长，另一方面在民营经济中，非法延长工作日已成为普遍现象。其三，劳动力参与率高。一是占我国劳动年龄人口60%的农村尚未实行离退休制度；二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低且全国尚未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三是城镇离退休人员再就业现象、民营经济非法使用童工现象比较普遍。上述原因致使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迄今仍然高达73%以上,高出西方国家1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劳动供给总量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劳动需求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相结合，势必形成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从而导致相对过剩人口增多。

4．经济结构调整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也随之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与变换，由此导致一部分劳动者由于不适应新的技术和工作岗位而沦为技术性失业人口和结构性失业人口。另一方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在加快，但第三产业的发展依然滞后。据统计，2009年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及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只有42.6%和34.1%，而同一数据美国2000年就分别已经达到78.5%和78.4%。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势必导致整个社会的劳动就业不得不主要集中在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劳动需求不足，相对过剩人口增多。

四、正确看待现阶段我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

正确看待现阶段我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是解决我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前提。为此，不仅要对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判断，而且要对相对过剩人口所具有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保持清醒认识。

1．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不会出现日趋扩大之势。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这也正是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必然灭亡的原因所在。但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并不存在日趋扩大之势。首先，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生产资料的数量和社会资本的总量也在增加。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资本的增加“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4］。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也在增加。这就势必对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其次，劳动供给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据研究，虽然目前我国的劳动供给总量过大，且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还将继续扩大，但必须看到，我国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已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出现负增长。再次，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如前所述，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是相对过剩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城镇相对过剩人口的重要源泉。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一源泉却有日益枯竭的趋势。例如，20世纪90年代，我国尚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而目前这一数字已经降到了1亿人左右。据此，按照每年转移800万的速度计算，10年后，我国几无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最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过去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但根据产业发展演变规律，随着现代化的逐步实现，第三产业在我国必将得到迅速发展。以非物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不仅有着宽广的就业门类，而且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西方发达国家看，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可见，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必将持久地扩张我国的劳动需求，从而缓解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压力，抑制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

2．清醒认识相对过剩人口的消极作用及社会危害性。相对过剩人口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人类福祉的消极作用与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具体表现如下：（1）过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2）相对过剩人口的积累会阻碍国民经济的增长。据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研究，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GNP便低于潜在GNP3%。（3）相对过剩人口导致工人贫困化。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一方面使在业工人的工资被迫降到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下，从而使其陷于贫困的边缘；另一方面使失业和半失业工人陷入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正如马克思所说，“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4］。（4）相对过剩人口是滋生犯罪、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温床。（5）过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容易诱发劳资关系紧张，甚至引起社会动荡。（6）相对过剩人口降低了社会的幸福指数。据调查，失业给工人造成的不幸，不仅仅是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重要的是人格的伤害、心理的折磨与精神的痛苦。认识到相对过剩人口的上述消极作用与危害，要求我们务必把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上升到事关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精神文明和人民福祉的高度加以解决。

3．充分认识和利用相对过剩人口的积极作用。相对过剩人口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如上所述，相对过剩人口确实有着巨大的消极作用和社会危害，但另一方面，相对过剩人口对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此，马克思曾经有过专门论述。

（1）由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产业后备军能够满足生产突然扩张所引致的劳动需求。“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4］。

（2）相对过剩人口为以经济周期性波动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条件。“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4］。（3）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通过加剧劳动者的就业竞争、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及劳动强度和改善工人的纪律状况等，增强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过剩人口“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4］。

马克思关于相对过剩人口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我国同样是适用的。试想，假定没有农村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突然地被投到”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工业及其他服务部门，何以有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城乡非公经济的飞速发展？又何以有当下中国经济的繁荣与辉煌？可见，对于相对过剩人口问题，还是一分为二好：一方面，清醒地认识相对过剩人口的消极作用及社会危害性，努力把相对过剩人口减少到适宜的限度内；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一定的积极作用，为经济发展服务。

五、把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适宜的限度内

相对过剩人口所具有的双重作用表明，相对过剩人口过多和过少都是不合理的，应该把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适宜的限度内。所谓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既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不影响人民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的相对过剩人口［12］。目前，关于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如果失业率超过两位数字，则被认定为严重失业国家；失业率在7.5%-10%之间，则被认定为高失业国家；失业率在4%-7.5%之间，则被认定为中等失业国家；失业率在4%以下，则被认定为低失业国家。由于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且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和经济体制转型期，与西方国家的国情很不相同，加之除了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外，相对过剩人口还包括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对就业丧失信心的无业人员、未成年辍学人员、犯罪人员等各类人口，而这些人口在我国的数量又比较大，所以，我们在确定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时，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尤其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与社会稳定等因素，而不能简单化和想当然。基于此，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城乡失业率应该控制在4%-7.5%之间，相对过剩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应该保持在8%-10%之间，即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应该保持在1-1.5亿人的范围内。

鉴于目前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高达2亿人,未来20年我国总人口还将继续增加，要把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1-1.5亿人之间,实属不易。为此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切实把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加以妥善解决。

1.努力扩大劳动需求。一是要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使其成为就业的主渠道。三是要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四是要以扩大就业为导向，进一步增加利用外资的数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2.适度控制劳动供给。虽然目前我国劳动供给过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考虑到几十年后我国劳动供给将会出现负增长的情况，目前控制劳动供给一定要适度而不能过度。一是要适当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要尽快改变重“控制人口数量、轻提高人口质量和优化人口结构”的人口生育政策，实行“数量控制、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并重的人口生育政策，努力维持一个从长期来说较低的、正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二是要制定《工时法》，严厉打击非法延长工作日的行径。三是要切实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违反规定在采掘、建筑和其他危险环境中雇佣女性的行为及使用童工的行为。四是要逐步提高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并提倡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五是要适当提高离退休人员的物质待遇和福利水平，减少离退休人员再就业人数。六是要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农村离退休制度，引导年龄在60岁以上的农民主动退出就业领域。七是要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减少国内劳动供给。

3．更加重视解决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一是要切实实行优生优育政策，采取措施不断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二是要切实加大安全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改善生产和工作环境，降低生产事故发生率和职业病发生率。三是要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确保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通过就业实现自食其力，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生活得到保障和改善。四是要妥善安置流浪人员、劳教释放人员和色情行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减少无业人员的犯罪率。五是要大力发展扶贫事业和慈善事业，遏止因贫辍学现象和因贫犯罪现象的发生。

注释：

①中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的《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认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中国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为16亿左右。而据国家今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我国人口2033年将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此后将逐渐回落。

参考文献：

［1］俞海山.广义相对人口过剩论［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3).

［2］郭庆松，陶向龙.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失业人口问题研究［J］．人口研究,2007(3).

［3］王红茹.中国城镇失业率升至9.4%［N］．中国经济周刊,2009-01-05.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92-694,705-707.

［5］蔡昉,都阳.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01.

［6］2009年民政部救助流浪人员达150万人次［EB/OL］．［2010-01-07］．新华网.

［7］.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EB/OL］．［2010-03-18］．新华网.

［8］陈宗寿.中国劳工与弱势群体状况［EB/OL］．［2007-06-17］．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9］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中国统计,2010(3).

［1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

人口问题范文篇4

一、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改善民生紧密相连，相辅相成

人口国情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情，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变量，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基础。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密切相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中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涉及千家万户，涉及子孙后代，覆盖面广、影响时间长，是民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稳定低生育水平、调控人口数量是改善民生、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前提。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少的国情，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沉重的局面，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总的来看，近年来低生育水平总体稳定，但政策内生育水平有所上升，造成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等多方面社会资源的阶段性短缺，影响改善民生的进程。再者，经济发展是改善民生的保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要求把总和生育率继续稳定在1.8左右。因此，只有稳定低生育水平，才能确保在国家财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第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直接关系到个人和家庭幸福，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特别是出生人口素质令人堪忧。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为4%～6%，有关部门监测数据表明，近年来城乡出生缺陷发生率均呈上升趋势。全国每年约有80万～120万例出生缺陷发生，直接影响上百万个家庭的基本生活和长期发展。

第三，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目前，婚姻挤压现象开始显现，贫困地区青壮年男性择偶难，势必严重影响这部分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加大了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的养老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公正。

第四，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以及做好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2008年2月21日，《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已达1.32亿人。未来30年，我国农村还要转移出3亿人口。他们流向何方，如何分布，直接影响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影响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因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道路，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也是推进社会建设、着力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

二、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总体部署

改善民生不是一时一地、一事一议的过程，而是一个广泛的、持续的过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也不是孤立的、暂时的应急反应过程，而是一个综合的、长期的公共服务和管理过程。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总体部署，推动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民生工程，推动实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与改善民生的目标。

（一）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充分肯定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分析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进一步认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全面正确地认识把握当前我国的人口形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势，准确掌握我国的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的数据，继续深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提供令全社会信服的客观依据。加快机制体制创新，建立健全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二）建立健全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通过利益导向政策，解决广大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现实困难和后顾之忧，使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优先惠及广大计划生育家庭和群众，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落脚点，也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一项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已经探索实行了一系列计划生育惠民政策，包括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特别扶助制度、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制度、计划生育保险、“生育关怀行动”、“幸福工程”等。这一系列惠民政策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是转变群众传统生育观念、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治本之策，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要牢牢把握国家加强社会建设、关注民生、改善民生、财政实力增强的有利时机，想方设法完善好、落实好现有政策，争取出台新政策，做好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政策之间的“加法”，在已有制度化的政策设计中寻找突破，努力解决普惠政策与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政策的衔接和配套。探索建立优先覆盖计划生育家庭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当前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一个重点。

人口问题范文篇5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人口问题范文篇6

市政府决定召开这次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领导小组联席会议，主要目的是通报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有关情况，进一步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职能作用，确保全面完成今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各项指标任务，努力提高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化水平。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市人口计生委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既到各县区进行了督查调研，又深入各部门进行了沟通衔接，希望大家认真领会会议精神，抓好贯彻落实。

刚才，市人口委演示汇报了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工作成果，市人口委主任同志通报了当前工作进展情况，15个责任单位也提供了书面交流材料。总体来看，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领导小组成立以来，各单位顾全大局、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扎实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此市政府是充分肯定的。下面，围绕进一步做好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再上新的台阶，我强调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围绕“为什么要统筹”，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做任何一项工作，首先要认识它的重要意义所在，我们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就要弄清楚“为什么要统筹”的问题。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新形势下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创新，其重要意义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认识，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计划生育工作比较薄弱的地区来说，我觉得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落实基本国策之所系。人口问题是我们国家发展中的最大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就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到现在没有变，在落实基本国策的过程中，经历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阶段后，现在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时期。从全省的情况看，2005年11月25日起施行的《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取消了生育二孩的间隔要求，完善了再婚家庭的生育政策。这些生育政策的适度调整是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政策与需求的适当调节，并不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2011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总结和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央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机制、手段和方法不动摇”。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新的形势下落实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其基本点就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

二是提高工作水平之所在。随着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广大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少生、优生、优教和致富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全市经济发展比较滞后，计生工作整体投入不足，原来的工作基础非常薄弱，加之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形势并不乐观，去年全省考核倒数第二，工作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全市农村符合政策生育率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说明计划外出生没有控制住，重点特色工作效果不明显；人口形势更加复杂，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相互交织，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徘徊，缺乏力度大、见效快的治理措施和方法；流动人口规模日益扩大，情况更加复杂，给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部分计划生育奖励制度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不能紧密配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利益导向政策的应有效果；各县区工作进展不够平衡，依法行政水平不高，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压力非常大。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涉及千家万户，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有效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提高计划生育整体工作水平，其切入点就是要在统筹协调上下功夫，也就是说除了计生部门要全力做好工作外，还需要各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

三是切实保障民生之所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涉及到户籍、教育、医疗、社保、就业、救助、生产、分配等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了利益导向机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先优惠政策，各成员单位多渠道筹措资金，不断加大投入，认真落实各项利益导向机制和优先优惠政策，解决了计划生育户在生产生活中的许多实际困难，使计划生育户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自愿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但是，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相比，从人民群众遇到的实际困难来看，我们的工作还不够到位，一方面是我们的优先优惠政策还不全面、不完善，另一方面是我们已经出台的政策执行还不到位。如何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实行更加优先优惠的政策，做到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其立足点就是要在统筹协调上做文章，只有各成员单位把政策制定好、落实好，才能达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预期目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才能获得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总之，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是新形势下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必然选择，希望各成员单位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克服畏难情绪，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把所承担的任务抓起来，把所制定的政策落实好，切实发挥好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作用。

二、围绕“统筹中做什么”，解决好部门责任问题，增强工作的实效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来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做到统筹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应该做到：一是在组织领导上要统筹加强。要站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高度，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思想认识不降低、工作措施不放松、工作力量不减弱。二是在惠民政策上要统筹制定。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统筹制定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政策，使各项惠民政策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真正让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有一种自豪感、实惠感、安全感，切实解决计划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三是在综合治理上要统筹协调。不论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整体素质，还是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都需要各单位齐抓共管、综合治理。要按照全市“一盘棋”的基本要求，统筹协调好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切实发挥好各单位的职能作用。四是在目标任务上要统筹落实。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迫切要求我们的工作思路由单纯控制数量为主，向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工作方式由行政制约为主向依法行政、优质服务和综合治理转变。适应这“两个转变”的工作要求，省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任务的确定和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置更加复杂、更加细致，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目标任务做到统筹落实，就会影响到全年整体工作的考核成绩。

结合我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各成员单位在具体工作中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率先制定和落实优先优惠政策。当前，全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示范区”，这项工作涉及面广，各成员单位在抓工作的过程中，要自觉地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融入到自身工作之中，做到同安排、同检查、同考核，特别是出台惠民政策时，要与人口计生部门会商、会签或征求意见，最大限度的对计划生育家庭给予优先优惠，政策出台后要千方百计地予以落实，不能开“空头发票”。在制定优先优惠政策方面，卫生、民政、教育、人社、工商、住建、扶贫、水务、妇联、团委等部门还有文章可做，希望人口计生部门和这些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加强调查研究，力争在优先优惠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方面有进一步的突破。

二是建立部门信息定期通报制度。实行信息资源共享，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思路，也是各部门履行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职责的重要体现，更是政府工作信息化建设和提高行政效率的迫切需要。按照省、市统一要求，有信息通报任务的单位，必须向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相关信息，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部门报送信息统筹安排、督办日常工作。信息报送主要涉及到卫生、公安、工商、民政、劳动、建设、教育、商务、房管等部门。信息报送要求信息准确、项目齐全、报送及时，必须做到一月一报送，以便及时反映部门信息动态，方便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落实跟踪管理服务。比如卫生部门人口出生实名登记信息报送要准确、完整，特别是身份证号码、产妇户籍地、现居住地等信息不能缺任何一项；公安部门要按月报送公民户籍变动信息和外来人口信息；住建部门要按月报送建筑工地就业人员及随行家属信息；人社部门要按月报送劳务输出输入信息；民政部门要按月报送婚姻登记信息和子女收养信息；工商部门要按月报送外来人员经营信息等。对于这些制度，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确定专人予以落实。

三是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各部门要按行业管理范围划分流动人口管理职责，流动人口在哪个行业内就业或者居住，其计划生育工作就由哪个行业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公安、工商、建设、人社、卫生、商务等部门在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时，要求基层办事单位和用人单位严格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并建立台账。对当年怀孕生育的，要查验生育服务证,并及时向所在社区居委会通报个案名单。要加大计划生育执法力度，对违法怀孕、违法生育的，按国家相关法规对其进行查处。要遵循“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原则，扎实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加强城镇流动人口服务体系建设。对流动已婚育龄妇女要搞好避孕节育、生殖健康检查等免费技术服务。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等法律法规，宣传公民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应负的责任，宣传本地可以提供的服务项目及服务程序等。

四是关注打击“两非”案件。所谓“两非”就是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两非”行为直接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不平衡，影响人类的自身发展和社会和谐。“六普”资料显示，全市2011年零岁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8.35，最高的通渭县131.28,形势非常严峻。截至目前，全市打击“两非”活动进展不尽如人意，可以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市政府决定，6月下旬由市政府督查室牵头，监察、公安、法院、卫生、药监、人口等部门参加，在全市进行一次打击“两非”专项督查活动。各有关单位要积极参与和配合整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行为活动，人口计生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依法查处有关案件和人员，卫生部门和卫生监督所要对私人诊所和所有卫生医疗机构比超设备加强监管和检查，明确责任，如果发现有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一律吊销从业执照，这是一条铁的纪律。对“两非”行为较严重、且查处不力的地方，要追究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的责任。

五是做好部门人口计生工作。最近，市政府办公室批转了市人口委《关于加强城镇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各单位要认真学习，对照抓好贯彻落实。要加强对干部职工的婚姻管理，严格执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生育、奖励、处罚政策。要推行以长效为主的避孕节育措施，据调查分析，国家工作人员的长效避孕措施落实率明显低于农村，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和落实工作。要落实属地管理，市直部门要自觉接受安定区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管理，主动联系和汇报，共同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三、围绕“统筹中怎么做”，解决好组织领导问题，增强工作的协调性

一要加强领导，凝聚合力。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将各自负责的人口和计生工作作为本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民生工程”，认真履行职责，统筹安排，协调推进。各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全力抓好落实，不折不扣完成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部门之间要加强联系和沟通，定期不定期的召开联席会议，及时协商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人口计生部门要为党委、政府当好参谋助手，主动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联系和沟通，做好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

二要加强督导，狠抓落实。今年，市政府对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督查考核奖惩办法进行了修订完善，其中新增内容就是对市直相关部门负责的的人口和计生工作，按照县区层面工作落实情况与本级出台政策落实措施情况2∶3的比例计入总分，年终按综合排名兑现奖惩，请各参会人员向主要领导汇报清楚，认真抓好工作安排和落实。原来只是考核县区、乡镇，现在对成员单位也要进行考核排名。各部门要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相关工作纳入本部门的工作督查范围，进行有效的督查、指导和评估，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坚持督促检查与调查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新情况，着力破解新难题，使各项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推动各自系统人口问题的统筹解决，不断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的生活生产保障能力和发展能力。

人口问题范文篇7

.第一，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从第一次有正式全国人口记录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1839年间，全国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增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净增三亿五千三百二十余万，平均每年仅递增0.1%。这就是一般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第二，人口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

.第三，就整个封建时期看，人口的增长往往经过一段较长的停滞时期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而后又停滞下来，即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七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间人口即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

.上述三个现象中，第一个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第二和第三个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

.“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上述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正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归根到底主要是由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是什么?它怎样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怎样随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它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人口再生产

.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个体性质和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农业占支配地位，这个基本矛盾也可以表述为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矛盾。

.我们先看看这个基本矛盾的一个侧面——个体小生产农业对人口发展的作用。

.个体小生产农业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工和协作不发达，劳动效率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推广不易，因此，劳动力的耗费是巨大的。

.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的规律，不是连续的和均衡的，因此投入的劳动也不具有连续性与均衡性。冬季农闲时劳动的需要很小，而农产品生长的各个阶段所需的劳动也多少不等，但劳动力却需按农忙时的最大需要配置。尽管自然力对农业生产的参与可以减少投入的劳动，使农业生产率高于手工业，但却无法节约劳动人口。

.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在技术水平低而发展缓慢，劳动生产率低，剩余产品有限，生产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维持简单再生产固然需要耗费大量劳动，而扩大再生产，无论是外延性的(增垦耕地)还是内涵性的(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更是需要投入比生产增长比例更大的劳动才能进行。

.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的低下，带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要维持劳动力的巨大耗费并抵消由于生活水平低所形成的高死亡率，就只有用早婚和多生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从而维持并增加劳动人手。维持和增加劳动人手的另一个办法是尽量减少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力求尽早投入生产。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一般技术简单，学习时间短，这就使得少年儿童从事劳动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短，对人口的增殖也是一种刺激因素。可见，通过人口增殖以获得大量劳动力，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它内在的经济要求。

.自然，个体小生产农业的人口增长也受到其内在经济条件的限制。生产水平低下带来的高死亡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抵消了高出生率。积累少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经常的生产倒退，使扩大再生产不易，也限制了人口的增长。此外，剩余产品少及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交换不发达，也限制了农业以外的手工业和商业、交通运输业及城镇人口的发展。尽管有这些限制，个体小生产农业的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增长的。

.对于个体小生产农业来说，“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

.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仍要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不同程度的束缚，但比起其他各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来，它是比较接近于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一般比租佃农民、依附农民和雇农为好，除去国家赋役和高利贷及商人的盘剥外，一般不再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剥削。因此，小自耕农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往往可能接近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所能达到的人口的最大限度，其存在和发展是促进人口增长的重大因素。在封建社会里，凡是自耕农的比重大，或有助于从农奴、依附农、佃农等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的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如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减轻等)，都是有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也是有利于人口的增长的。

.我们再来看看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另一个侧面——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人口发展的作用。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一个作用，来自它是一个不事组织和管理生产的阶级(少数经营地主在外)。他们只是坐食地租，关心的与其说是生产的提高，不如说是争取控制更多可供剥削的劳动人手。这样，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一般是要求人口增长的。自然，这种增长不能使地租剥削率和剥削量降低，越过这个限度，地主阶级就宁愿采用让农民饿死的办法来减少人口了。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二个作用，是苛重的地租和赋役往往不仅夺走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还夺走了相当一部分必要劳动。残酷的剥削及它带来的贫困生活固然迫使农民多生子女，但死亡率也相应增大了。二者互相抵消，使得人口发展停滞。到了农民极度贫困的时候，就造成了人口的下降。另方面，地主阶级除去极力增大对每户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的剥削外，更多地是用兼并土地的办法使小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依附农或佃农乃至流民，从而使小自耕农的人口增殖受到严重挫折。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三个作用，来自它基本上是一个消费的寄生的阶级。由于优裕的生活和传统的多妻制(地主阶级多妻制的另一个消极作用是阻碍了农民的人口再生产)，地主阶级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远较农民为高。地主阶级消费特别是奢侈性消费的扩大和人口的迅速增长，给全社会人口的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必然大大增加对农民的剥削量，从而使人口的发展趋于停滞乃至减少。另一方面，生产高级消费品和奢侈品的手工业及经营这类产品的商业特别是长途贩运商业畸形发展起来。这类工商业所需的劳力和人手远较一般工商业为多，这就导致了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大量增加。此外，地主、官僚、贵族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为他们服役的不事生产的奴婢仆隶的人数也随之大大膨胀。工商业的畸形发展和奴婢仆隶人数的膨胀，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农民供养的这类脱离农业生产单纯消耗社会财富的人口愈多，农业就愈加萎缩，农民人口再生产的条件也就愈加趋于恶化。因此，地主阶级人口和为其服务的人口的迅速增长归根结底导致了全社会人口增长的停滞乃至下降。

.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人口大量增长的要求受到个体小生产农业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的抑制所形成的人口极缓慢的增长，这就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人口规律。

.封建生产方式的周期性危机和人口的周期性大波动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缓慢增长只是总括而言，它并不是平稳地上升，而是在周期性的人口大波动中实现的。这种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来自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运动所引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者是一些主要王朝兴衰的经济原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特点。（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可参看胡如雷《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相反，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的萎缩。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加剧和地租及封建国家赋役的加重，使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依附农，农民的必要劳动更多地为地主阶级所攫取，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仅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再生产的实现受到阻碍，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由于封建经济具有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生产水平低，生产资料在生产中比重不大，再生产周期长，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积累少而慢等特点，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不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样骤然爆发并且周期较短，而往往是从一个主要王朝的中后期开始，经历了一个一二百年左右的缓慢的痛苦的过程。

.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是明显地表现在工具和技术的发展上，而是表现在劳动力的增减上，人口的增加，往往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减少，则往往标志着生产力的下降。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人口的绝对数量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的话，封建社会生产的萎缩则直接表现为人口发展的停滞与下降。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一个表现。

.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二个表现，是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本身就是以大量的潜在的和停滞的过剩人口为条件的，只是这种过剩人口还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出现以后，土地兼并，苛重的地租与赋役，特别是天灾，迫使大量劳动力脱离了土地，从而使得大量隐蔽的过剩人口变成了公开的过剩人口，封建社会的流民问题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过剩人口，部分沦为生产和生活条件更为低下的租佃农民和依附农民，等待着再一次地被迫脱离土地；一部分流入城市或当兵服役，增加了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使得农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再一部分去开垦荒地，或迟或早总要重新落入地主控制之下；而历代封建政府把逃户的赋役转摊到未逃户身上的做法又不免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因此，过剩人口的这些去向只能使农业生产的萎缩和人口过剩陷于恶性循环之中，延长了危机的痛苦过程和加强了它的严重程度。

.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三个作用，表现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各部门分布的变化。由于地主阶级人口的迅速增长，腐朽性的加强，剥削的加重和奢侈性消费的增长，农村中相对过剩人口中的一部分流入了城市，从事工商业特别是奢侈性的工商业，以及充当奴婢仆妾和当兵，造成了农业以外的各部门人口的增加。而这往往就是封建经济危机过程中城市与工商业畸形繁荣的原因。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城市与工商业的繁荣往往并不总是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正比例，而有时却相反地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首先是农业的衰退。正由于这种状况往往是以农村的贫困和农业人口的减少为代价换来的，因此它并不能缓和和解决封建经济危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的过剩问题，终于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停滞与下降。

.危机的发展终于把经济引向了崩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尖锐冲突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大量损耗。但成果却是把社会从崩溃中挽救下来，并且多少改善了再生产的条件，使生产不仅得以继续下去而且还能有所发展，人民不仅得以生存下去而且人口除恢复外还能较前代有所增长。特别是农民战争以后，新王朝初期小自耕农比重的增加，使人口的增长具有了更大的势头。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些主要封建王朝的人口发展，大体上都经历了迅速增长——增长迟缓或停滞——迅速下降这样几个阶段，并形成了封建社会人口周期性的大波动的原因。

.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人口的台阶式“跃迁”

.封建经济在周期性危机后往往有较大的发展，人口的周期性大波动也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出现了几次台阶式的“跃迁”，呈现了螺旋形的上升。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下述四个因素。

.第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集中地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产的增加。汉唐时期，耕地面积的扩大比较明显，自宋以后，单产的提高比较突出，这就有条件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

.第二，封建生产关系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局部变化，即地租形式的变化，租佃关系的发展，农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等等。这些有助于依附农民和租佃农民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都有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在同样的技术和工具发展的条件下能容纳更多的人口。而与封建生产关系变化相适应的赋役制度的逐步变化，即征取对象从以身丁为主到以土地为主，征取内容从以实物和劳力为主到钱物均收再到以货币为主，这就使得赋役的征取不再与人口数量有关，不仅不再对人口的增长起直接的束缚作用，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刺激人口增殖的因素了。清代前期实行“摊丁入亩”后人口的迅速增长，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三，人口布局发生了变化。一是主要农业区从黄河中下游逐渐向周边地区特别是南方扩大，这主要是具有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水平的汉族向四周特别是南方发展的结果。而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先进农业远比落后的农业和游牧及渔猎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为多。二是随农业发展而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工商业和城市人口相应地增长了。

.第四，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的扩大。剧烈的民族斗争固然造成人口的大量损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带来的落后经济也阻碍了农业和人口的发展。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看，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使自己的生产形式从游牧改为农耕，促使了本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及与汉族的融合，这对中原地区总人口的增长又是有利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又使得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纳入同一政权统治版图之内，加强了中原地区对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文化影响，再加上接纳了汉族移民，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也有所发展，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再一方面，中原地区民族斗争的后果——大量人口南徙及汉族政权在南方的重建，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与人口的迅速上升。以上这些，又是民族交往和斗争从一个长时期来看对人口发展带来的积极后果。

.上述因素交互作用，而又往往是与封建社会发展的部分质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应当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递变来探求人口发展台阶式跃迁的原因。也不妨说，人口发展的台阶式跃迁往往是封建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虽然二者在时间先后上并不完全吻合，但那是封建社会的发展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

.人口增长对封建社会发展的作用

.人口的增长对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一定领土能够养活一定限度的最大人口量，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我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能容纳的人口也是有一个界限的。它大体上由当时农业技术条件下可垦耕地面积与农作物单产量及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在这个界限之内，人口的增长是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越过这个界限，人口的增长就要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我国人口发展史上几个台阶的形成，大体上就是与这个界限有关。

.汉唐时期，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在正常情况时，在当时条件下往往已经接近或达到饱和，从而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其一个重要的去向是向周边地区移动。由于当时未开发地区特别是南方面积辽阔，并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因此黄河中下游的相对人口过剩问题相对来说可以得到缓和。总起来看，这时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及粮食总产的增长大体上是适应的，对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宋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可供开发的新地区越来越少，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耕地和粮食增长的速度，人多地少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粮食单产虽有提高，但由于人口增长快，耕地扩大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开始停滞甚至倒退。两千年来，我国耕地面积从汉代的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增到解放前的十四亿余万亩，即增长到3倍。粮食单产从汉代一市亩一百四十市斤左右增长到解放前的不到三百市斤，约增到2.2倍。而人口则从汉代的五六千万增到解放前的五亿多，接近10倍。每人占有耕地面积从汉代的4.8市亩降到2.8市亩。人口的增长逐渐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为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人口问题严重起来。到了近代，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到了近代，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除东北外，耕地面积的扩大已经停止，单产则基本未增，农业生产已无法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桎梏，它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结合起来，使得个体小生产农民向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发展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工业无产阶级也增长不快。这一切不仅带来了生产的凋敝和人民的极度贫困，也使得大量农民和个体小工商业者死亡或破产成为游民。这是近代中国人口发展停滞并出现大量过剩人口的根源。这个问题不可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解决，也不是靠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惟一的出路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推翻旧制度，解放生产力，用革命加生产的办法解决五亿人的吃饭问题，从而也解决人口问题。这个任务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几十年斗争，终于完成了，这就为近代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开辟了解决的道路。

人口问题范文篇8

然而，我国封建社会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只是总括而言。如果画一条封建社会人口变化的曲线，就立刻可以看出它并不是平滑地缓慢上升，而是具有在一段时期内大起大落和在整个封建时期内作台阶式“跃迁”这样两个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封建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人口的变化呈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另一方面，整个封建时期人口的增长则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可能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的时间里人口即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如果把解放后30年间全国人口从五亿四千余万激增到九亿七千多万，也就是几乎增长一倍的情况也算进去，可以说我国人口已经跃迁到第五级台阶了。

在分析中国历史上人口消长的原因时，人们常常指出生产的发展与破坏、灾荒、战乱、医药卫生条件差、传统的多子孙思想与早婚等等，这都不错，然而似乎都还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根本。人类自身的增殖或再生产虽是自然现象，但主要是社会问题。一方面，劳动人口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及结合形式，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趋向，而劳动者的消费水平也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处的社会制度所决定；另一方面，剥削阶级和他们用以行使统治权力的官吏、军队等人口，以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人口及寄生人口等的数量及消费水平，也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这样，人口的发展或再生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容，一方面又主要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因此，讨论人口问题，不能不从现象进一步探究它的终极的、经济的原因。“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它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人口再生产的规律；(二)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被利用的问题；(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各地区与各部门的分布(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等)；(四)不同阶级的特殊人口问题及其相互作用。而这些方面归根到底主要是由既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

人口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不仅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而且也对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是什么?它怎样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怎样随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它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这时，我国的封建社会业已经历了一段时期，它的发展道路与基本特点，已经开始比较清楚地显现出来，人口问题也是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从汉代开始。

西汉前期人口的迅速增长

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在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左右，由于多年战乱和秦代苛重的赋役与严酷的刑法，又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汉初人口据推测可能只剩下六百万左右或稍多一些（梁启超：《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然而，西汉前期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尽管经过汉武帝中后期的顿挫，昭、宣、元时又有所增长，到了距汉初200年后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达到5959万，平均年递增率约为1%左.右。

..

为什么西汉特别是它的前期会出现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呢?

一定领土能够养活的最大限度的人口，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西汉前期，人少地多的情况很突出。“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汉书》卷4，《文帝纪》。）；“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生产和人口都大有增长的余地，这就为人口的迅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有利于提高人口出生率和降低死亡率的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战乱之后，生产和人口的发展带有恢复性质，增长较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要到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个体性质与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当时的具体表现中去探求。

作为封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其特点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小生产。与欧洲封建社会相比，汉代农村公社的残余基本消失，个体小生产的特点更为突出。

个体小生产农业的劳动力的耗费是巨大的，要维持劳动力的巨大耗费并抵消由于生活水平低所带来的高死亡率，就只能用早婚和多生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从而维持并增加劳动人手。汉代妇女出嫁年龄一般只有十四五岁，就是由于上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形成的社会风习。维持与增加劳动人手的另一个办法，是尽量减少家庭成员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力求尽早投入生产。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一般技术简单，所需学习时间短，又有大量辅助性的劳动，这就使少年儿童从事劳动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汉代规定七岁到十五岁为“使男”、“使女”（见居延汉简中的有关记载。），可见少年儿童至少七岁就开始参加劳动了。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很短，对人口的增殖也是一种刺激因素。

个体小生产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不高的。汉代小自耕农平均一家五口，两个劳动力，一般种地不到三十市亩，平均年产粮四千市斤左右，其中用于全家口粮约在二千四五百市斤左右（参看作者《汉代农业生产漫谈》一文。），再除去种子、少量饲料，赋税、祭祀等固定支出，能用于衣服、生活用品、农业生产资料等开支的剩余产品不过七八百市斤原粮，折钱少时不过二三百文，多时也不过二三千文（汉代各地不同时期粮价相差很大，一般情况下低的约为每石粟十文到二十文[《九章算术》卷四]，高时五十到一百文左右[如居延汉简中所载]。）。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往往还需用压缩口粮的办法才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例如当时大铁耜一具约值百文以上（《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第118页。），牛一头在一千文以上到三千多文（《九章算术》卷七、卷八。)，一遇疾病、丧葬、灾荒或其他意外，就有破产的危险。

在技术发展缓慢，劳动生产率低，剩余产品有限，生活条件艰苦，扩大再生产不易的情况下，要通过使用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生产是很困难的，时间也需要很长。发展生产的主要途径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或增垦耕地，或精耕细作提高亩产，即在劳动生产率与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剩余产品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的产品总量和剩余产品总量。换言之，无论是生产的量的增加(增垦耕地)还是质的提高(通过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都是靠投入更多的劳动而非以减少劳动来取得的。

可见，通过人口的增殖以获得大量的劳动力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内在的经济的要求，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正因为是这样，个体小生产农业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11页。），而人口的增长往往就标志着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人口的减少，则标志着生产力的衰退。

对于个体小生产农业来说，“土地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形式”。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仍要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不同程度的束缚，但比起其他各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来，它是比较接近于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因此，在封建社会里，凡是自耕农的比重大，或有助于从农奴、依附农、佃农等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的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如地租形态和赋役制度的变化，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减轻等)都有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6篇，第47章。），从而也有利于人口的增长。

由于战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条件，也由于秦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封建政权和地主阶级，一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西汉前期，小自耕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史称当时“未有兼并之害”（《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土地兼并方兴未艾，还没有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小自耕农经济还可保持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小自耕农的生产条件与生活条件比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一般要好一些，除去封建国家的赋役及高利贷和商人的盘剥外，一般不再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剥削。因此，小自耕农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往往可能接近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所能达到的人口的最大限度，其存在和发展是促进人口增长的重大因素。

至于同样具备个体小生产农业特点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封建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由于剩余产品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产品被地主阶级所攫取，其境遇一般比小自耕农更差。他们更多地是用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增殖人口就成了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往往越是贫困越要增加家庭人口。尽管高出生率被生活条件恶劣所带来的高死亡率所抵消，但在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后的西汉前期，他们的境况比后来略好一些，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是会有所提高的。

我们再看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封建所有制对当时人口发展的作用。

地主阶级是一个不事组织生产的阶级(少数经营地主例外)，只是坐食地租。他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生产的提高，不如说是争取控制更多可供剥削的劳动人手。这样，地主阶级为了自身的剥削利益，一般说是要求人口增殖的。自然，这种增殖不能使地租剥削率和剥削量降低。越过这个限度，地主阶级就宁愿采取让农民饿死的办法来减少人口了。

地主阶级扩大所供剥削的人口数量的要求，在西汉前期十分强烈。这时承战乱之后，生产凋蔽，社会财富很少，“民无盖藏”，可供剥削的东西不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作为指导思想，以“休养生息”作为最高国策。具体到人口问题上，首先是使流散人口“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见《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使劳动力与土地重新结合，并且重农抑商，抑制兼并，防止劳动力与土地再度分离。其次是采取轻徭薄赋，奖励所谓“孝悌力田之家”等办法，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来促使人口的增加。再次是直接鼓励人口的增殖，像高祖七年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就是鼓励人口增殖的积极措施，而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卷2，《惠帝纪》。），则是用对晚嫁加税的办法从消极方面来促使人口增殖。这些措施，带来了“蓄积岁增、户口浸息”（《汉书》卷23，《刑法志》。）的积极后果。

这样，尽管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在人口问题上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西汉前期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都是要求人口增加的。二者形成的合力，就造成了人口增长的趋势。由于当时生产和人口都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生产与人口发展带有恢复性质的条件下，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就迅速增长起来。总之，当时封建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运动在当时是促进人口迅速增长的力量。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以及对人口发展的阻碍作用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人口的迅速增长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较少受到限制的个体小生产农业特别是其中的小自耕农的人口规律。

西汉中后期人口发展的停滞

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作用，除去上述的为扩大剥削量而要求增殖人口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如果说，西汉前期地主阶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有利于人口的增长，那么，从西汉中期也就是汉武帝时开始，地主阶级的以下两种作用就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从而给人口的发展带来复杂的情况。总起来说，是使得人口发展趋向于停滞，并在一段时期中趋向于减少。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二个作用是从它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的残酷性而来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地主的地租剥削率一般在50%左右，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这不仅要夺走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而且侵夺了相当一部分必要劳动产品。这就使得农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只能在甚为贫困的生活中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并且往往陷入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下去的境地。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一方面促使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用多生子女的办法来增加劳动力，以维持生产与生活，另方面则因贫困与繁重的劳动而加大了死亡率，二者互相抵消，到了农民极度贫困的时候，就造成了人口的下降。

第二方面，地主阶级除了极力增大对每户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的剥削外，更多地是用兼并土地的办法来扩大其地租剥削总量。土地兼并，汉初已经存在，但土地兼并成为严重问题，则是在武帝之后，这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当时封建政府采取过一些措施，但土地兼并仍越来越严重。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小自耕农失掉土地，变成地主的依附农民和租佃农民或者流民，从而使小自耕农的人口增殖受到严重挫折。

第三方面，是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在汉代，我国进入封建社会时间还不长，赋役制度中，更明显地反映封建前期特点的以人口计征的人头税和徭役比重较大，当时以实物缴纳的田租最初为十五税一，景帝以后定为三十税一，每户每年缴粮从十石左右减为五石左右，加上藁税，只占赋役负担总额中的少数。负担更重的是人头税和徭役，人头税中的口赋，七岁到十四岁每人每年二十钱，算赋，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二者合计每户每年纳钱三百文左右。徭役中的过更是固定的代役钱，每丁每年出钱三百，关于汉代徭役兵役及代役钱的负担，其说不一，此处从贺昌群先生的解释。（见《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研究》，第23—25页。）一家如有一到二人服役，仅口赋算赋和过更三项，每户一年的负担即为六百文到近一千文。折粟最少六石，多到五十石以上。如果粮价低落，农民就需拿出更多的粮食交税。再加上每丁每年要服一个月力役，一生要服两年兵役、力役以及其他赋税，负担就更重了。这种以人口计征为主的赋役制度，特别是其中的人头税，不仅征及男丁，而且兼及妇女与少年儿童，使得一家人口越多，非劳动力与半劳动力越多，负担越重。因此对人口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它造成人口的隐匿与流亡，更限制了人口的增长。汉初采取与民休息政策，赋役负担尚不太重，并且时有减免，但从武帝起，战争频繁，兵役大兴，开支浩大，赋役剥削大大加重，“以訾征赋，常取给贱民”，“田家又被其劳”，“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盐铁论》卷3，《未通》。郭沫若校订本。），赋役负担竟占到农民收入的一半，使得农民大量流亡，仅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即达二百万，其他年份，也不在少数。口赋从七岁改为三岁起算，又每口加三钱，以致人民“生子辄杀”（《汉书》卷72，《贡禹传》。），赋役的加重，大量士兵死亡或长年征戍不归，大量农民的流亡，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土地兼并加剧与农民的愈益贫困，造成了“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汉书》卷75，《夏侯胜传》。）的局面。这个估计大约过高，但人口的损耗肯定是严重的。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三个作用就更复杂一些，它是从地主阶级基本上是一个消费的阶级而来的。地主阶级剥削的地租，基本上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供自己的消费。如果地主阶级只是满足于一般性的生活消费，其对社会财富的耗费还是有限的。但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使得地主阶级的贪欲没有止境。随着生产的发展，自己力量的壮大和地租剥削量的增加，他们的贪欲越来越膨胀，他们对农民的剥削也就越来越残酷，他们也就更多地追求奢侈性的消费，浪费大量的社会财富。由于优越的生活和传统的多妻制(地主阶级多妻制的另一个消极作用是阻碍了农民的人口再生产)，地主阶级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远较农民为高，这就大量增加了社会上的寄生性的消费人口，从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更大浪费。

地主阶级腐朽性的增长，奢侈性消费的扩大以及这个阶级人口的迅速增加，对人口的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方面，必然大大增加对农民的剥削量。汉代地主阶级的奢侈性消费，主要是手工业品和手工劳动，这方面耗费的人力与社会财富是极其巨大的。所谓“一杯FDA9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盐铁论》卷6，《散不足》。）汉代日用手工业产品与农产品相较，价格本来就相当昂贵，而奢侈性的手工业品，价格更高。像《西京杂记》中所说的散花绫，匹值万钱，约值粟一百到五百石以上，相当一个到三四个农民一年的产量，至于远地或国外贩运来的珍异价格之昂，就更不必说了。地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性的浪费，必须增加对农民的剥削，使农民陷于“褐夫匹妇，劳罢力屈，而衣食不足”（《盐铁论》卷1，《通有》。）的悲惨境地，这就必然导致人口发展趋于停滞乃至减少。

第二方面，为了满足地主贵族奢侈性消费的需要，生产奢侈品的手工业及经营这类产品的商业特别是长途贩运商业畸形发展起来，这类工商业所需劳力和人手远较一般工商业为大，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就是一例。这就导致了从事官私工商业的人口大量增加。另外，随着地主贵族的日益奢侈腐化，为他们服役的奴婢仆隶的人数也大大膨胀。据估计，当时官私奴婢合计人数恐不会少于二百三十万人，（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第150页。）这些奴婢大都不事生产，用于农业生产的尤其少。工商业的畸形发展和奴婢仆隶的膨胀，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增长。西汉城市规模超过了战国，如临淄就从战国时的七万户增到十万户。（《汉书》卷38，《齐悼惠王刘肥传附齐厉王传》。）工商业、奴婢仆隶和城市增加的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造成农业人口的相对减少。

农民所供养的脱离农业生产单纯消耗社会财富的人愈多，农业就愈加萎缩。农业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条件也就从而趋于恶化，因此归根结底最终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停滞乃至倒退。

汉代中期以后，与上述人口增长停滞乃至倒退的趋势并行的，是一些地区，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人口的相对过剩。

这个地区耕地有限，从战国以来就人口稠密。《商君书•徕民篇》讲到秦从三晋地区招徕农民到关中生产，就说明了这点。西汉时这个地区包括关中约占全国土地12%，而人口则占68%以上，（万国鼎：《中国田制史》，第138页。）已经接近甚至达到当时封建生产方式发展水平所能容纳的人口限度。在地主贵族商人的剥削及土地兼并盛行的情况下，农民生活十分贫困，劳动力与土地分离的现象相当严重，尤以天灾时为甚，这就使得一部分农业人口游离出来成为过剩人口，除去大量死亡外，这些过剩人口一部分流入城市，转为工商业劳动者或沦为奴婢仆隶，另一部分则成为流民，这是当时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见，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作用是复杂的，有促进人口增长的一面，西汉前期就是这样，但也有延缓乃至阻碍人口增长的一面，西汉中后期基本如此。这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个体性质与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人口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同志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选集》第二卷，第587—588页。）这个论断，基本上也适用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

汉代阶级斗争与人口问题

从汉武帝中后期开始，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反动性日益增长，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尖锐起来，它在当时的具体表现是：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土地兼并的加剧；封建国家兵役、赋役的加重；富商大贾对农民盘剥的酷烈；剥削阶级的奢侈淫逸与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奴婢或流民，阶级矛盾尖锐起来，农民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直到发动起义，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出于其与豪强地主及富商大贾的矛盾和巩固封建统治，保卫国家与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采取了限制土地兼并及算缗、告缗、盐铁官营等抑制豪强地主与富商大贾的政策，并且由于保证赋役与加强国防，采取了赐给贫民少量公田及移民就宽乡与实边等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并没有解决当时最严重的兵役与赋役苛重的问题，因此并没有扭转人口发展停滞乃至下降的趋势。直到武帝晚年，各地农民起义给了统治者不少震动，才使他们把眼光转到农民问题上来，从而迫使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罪己之诏，罢轮台之戍，把苛重的兵役赋役减免下来，并下诏宣布：“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采取推广“代田法”等发展农业的措施，农民这才缓过一口气来，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昭、宣之世继续了这种政策，人口的发展又从停滞倒退走向增长，终于达到西汉末年的一千二百万户，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余口之多。

但这时封建国家所做的不过是减轻当时最为农民之害的兵役赋役，取得暂时小康的局面，至于反映地主阶级腐朽反动趋势的土地兼并、奢侈浪费等问题，一直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土地问题、工商问题、奴婢问题成了西汉后期的三大社会问题。西汉统治者虽然发了不少议论，也想了一些办法，但不起多大作用，终于在王莽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农民所进行的十几年的英勇斗争，把社会从崩溃中挽救出来，使生产得以继续下去，人民得以生存下去。然而，这场斗争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其中之一就是大量人口的死亡。刘秀初建东汉，“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者十裁二三”，（应劭：《汉官仪》。）大约不过一千余万，到33年后即他统治的最后一年(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也不过四百二十七万余户，二千一百多万口，只各相当西汉末的35%。全国又重新面临着与西汉初期相似的局面，而人口也在与西汉初期相似的条件下迅速增长起来，到了50年后的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全国人口增加到了九百二十三万多户，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多口，已经接近西汉末年的人口数字了。

促使东汉人口迅速恢复的因素，主要是农民在起义中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夺得了一些土地，使劳动力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并且部分劳动力摆脱了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或奴婢的身份，使小自耕农的比重又一次增加。另一方面，东汉政权慑于农民战争的威力及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从而也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政策，例如实行度田，“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分给贫民一些公田；对少有田业而无力耕种者，贷以种子、农具、耕牛；解放奴婢；减免赋役；赈济孤贫；劝课农桑等等。此外，还奖励人口的增殖，如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后汉书》卷3，《章帝纪》。）元和三年(公元86年)诏：“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同上。这些措施，对生产和人口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应当说是农民的阶级斗争对人口的增长起了促进作用。

与西汉相较，东汉在人口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第一，东汉人口的布局比之西汉有了变化。由于农民起义主要爆发在长江以北，这些地方在战争中人口减少甚多。而南方地区较少受到战乱之苦，再加上南下的移民，因而人口有较大的增长，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大大上升。荆(除南阳郡)、扬、交、益四州，西汉末有2259709户，11017474口，（《汉书》卷28，《地理志》。）分别占全国的18.5%。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这四州(益州加上划归凉州的武都郡)共有3708067户，16602072口，（《后汉书•郡国志》。）分别比西汉增64%和50%，在全国户口中分别占39.7%和34.6%，比西汉增加一倍左右。这就为以后的吴蜀及东晋南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由于战乱及政治中心由长安移向洛阳，司隶校尉部所属的关中地区的京兆、右扶风、左冯翊以及凉州地区人口比西汉大为减少，京兆尹所辖地区较之西汉小有出入，计算时略去；凉州东汉时划入的武都、北地二郡计算时除去。从西汉的978440户，3718373口降为东汉时的.187009.户，842762口，只各当西汉的19.1%和22.7%，在全国户数与口数中的比重也从西汉的8%和6.2%，降为2%和.1.76%.。（《汉书》卷28《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这样，农民战争也使得人口的布局发生了变化。至于黄河中下游，则仍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里“有十亩共桑之迫”，（仲长统：《昌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崔寔：《政论》。）同样，也仍是土地兼并最烈，农民负担最重，人口相对过剩及随之而来的流民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第二，东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与西汉相较未见有明显的发展，而这样的生产力水平是有一个容纳人口的最大界限的。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在西汉后期存在的三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奴婢问题经过农民战争及东汉初解放奴婢的措施，大体上缓和了。工商业由于农民战争的打击及随豪族地主经济发展而来的自然经济色彩的加重而趋于萎缩。奴婢问题和工商问题已不像西汉后期对人口问题有那么大的影响了。至于最根本的土地问题，虽在东汉初年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但随着地主阶级力量的恢复和发展，很快又尖锐起来。特别是这时地方豪强势力膨胀，向门阀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了。如前所述，这个变化是不利于人口的增长的。

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限度和地主经济的特点，东汉人口发展的节奏与西汉有所不同。如果说西汉的人口发展经过汉武帝时的顿挫之后，到后期虽然呈现发展停滞的趋势，但仍有所增加的话，那末，东汉在最初80年人口迅速增长之后，人口的发展就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大约维持在九百多万户，五千万口左右（《后汉书•郡国志五》引《帝王世纪》云：冲帝永嘉元年口六千一百余万，与其他记载不合，可能偏高了。）。比西汉末的人口还要少一些(当时由于豪族地主的发展，隐匿依附农民的现象比西汉严重，因此上述数字比实际人口数要少些，但相差不致太大)。可以说是大约接近了封建生产方式发展到当时阶段所能允许的人口的限度。

东汉后期，统治者的腐朽奢侈比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也日益加剧，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相对人口过剩也突出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与西汉晚期相似的农业生产衰落，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生活困苦的局面，终于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并造成了人口的再一次猛烈下降。

由此可见，一个封建王朝统治期间出现这种初期人口迅速增长——中后期发展迟缓、停滞——灭亡时猛降的现象，是由封建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的。换言之，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个体性质与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人口问题上就表现为个体小生产者的人口发展规律与地主阶级在人口问题上的作用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同封建生产方式的矛盾的发展一样，集中地表现为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抗，而且最终要通过大规模的激烈的农民战争，并且付出人口大量损耗的沉重代价，才能获得缓和与部分的解决。

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生产力多少有些进步，封建社会还是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有所前进。因此，这种循环不是封闭的、圆圈式的，而是螺旋式的，即在循环中上升、发展、前进。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这个特征表现在人口问题上，就出现了各个主要王朝的人口发展尽管都经历了迅速增长——增长迟缓或停滞——.迅速下降这.样的类似的循环的途径，但就整个封建时期而论，.人口的发展却.出现了几个台阶式的跃迁，显现了在循环中的前.进。

封建社会人口的台阶式的跃迁

经过黄巾起义和汉末军阀混战，人口大减。“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曹魏人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三国志》卷16，《魏志•杜畿传附杜恕传》。），户口的凋残，可以想见。直到西晋统一全国的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人口也才只有二百四十五万九千余户，一千六百十六万余口。（《通典•食货典》。又《三国志》卷22，《魏志•陈群传》裴注引《晋太康三年地纪》，作三百七十七万户。分别只相当西汉末的20.1%和27.1%。）由于门阀地主大量隐庇人口，这个数字肯定要比实际人口数少许多，但人口损耗是肯定的。随后而来的是五胡十六国的大动乱，北方人口在战乱中大量损耗。然而到南北朝末期，全国人口又达到了六七百万户，（汪篯：《隋代户数的增长》，载1962年6月6日《光明日报》。）隋代进一步增长到近九百万户，四千六百多万口，接近东汉时的水平。隋炀帝的暴政及随之而来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使初唐人口又降到不满三百万户。经过唐前期140年的发展，到玄宗天宝年间，人口再一次增长到九百零六万多户，五千二百多万口，与西汉末年相去不远，形成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从汉到唐，我国人口的发展经过几次大起大落，但总的情况是维持在最高一千万户，六七千万口左右。这样，就形成了继战国之后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二级台阶。

魏晋南北朝隋唐与两汉虽然同属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二级台阶，但其内涵却有所不同。如果说，两汉的人口接近当时封建生产方式发展所能容许的界限，那么，魏晋南北朝隋唐则是孕育着跃迁到下一个人口发展的台阶的条件。

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下述三种情况：

第一，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农业单产与两汉相较，没有显著的提高。魏晋时期甚至比两汉还要低些。这是因为战乱频仍，人口减少，工具畜力不足，技术没有很多改进，以致耕作趋于粗放；但另一方面，地多人少的情况突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垦田面积比两汉要多，这也加强了耕作的粗放性，二者相衡，单产虽然较低，但每人占有的耕地较多，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大体还维持在两汉的水平上。到了唐代，单产同两汉水平差不多，而每人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略微超过两汉，这就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两汉时要高一些。这也是唐代能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二个鼎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的耕地面积比两汉多，而供养的人口却与两汉基本相同，这个事实可以从当时农业区域与人口布局的变化得到说明。从三国开始，黄河中下游的农业衰落，人口减少，这个地区的人口大量迁向边缘地区，主要是江南、荆襄和巴蜀，此外还有辽东。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又造成一次大的人口流动，江南荆襄巴蜀地区进一步得到开发，其次是辽东、雁北、河西(这个地区东汉时人口大大减少，这时又恢复到西汉的情况，甚至还有过之)。唐朝长江以南的农业区域继续扩展，经济日趋繁荣，江淮地区的粮食成了唐朝政府、军队供应的主要来源。我国历史上南粮北运的局面就是在这时形成的。江淮地区终于代替黄河中下游成了我国的经济重心，人口的布局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和人口没有很大发展，五胡十六国时期战乱的破坏，及少数民族落后的游牧经济的影响，使得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停滞并在一段时期内发生了倒退，而江南等新开发地区，则由于耕作粗放，一时也还不能容纳更多的人口，这就形成了农业区域尽管扩大，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唐代还有所提高，但容纳更多的人口在一个时期内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唐代人口与两汉基本相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这个时期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斗争对人口问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一方面，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激烈的民族斗争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死亡流徙；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落后的生产形式也使得先进的农业发展受到阻碍。像五胡十六国及北朝初年，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原来的农业地区变成了牧场就是一例。少数民族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这是当时农业粗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对生产的破坏从而对人口增长的阻碍作用，在一段时期内是相当严重的。但是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看，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地区并且把自己的生产形式由游牧变为农耕，促使了本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并与汉族迅速融合，这对中原地区总人口的增长又是有利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又使得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原来居住地区纳入同一政权统治版图之内，加强了中原地区对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影响，再加上接纳了汉族移民，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也有所发展，从而促使了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像鲜卑慕容氏统治的辽东地区；鲜卑拓跋氏统治的河套、雁北地区；氐族、羌族统治的河西地区等都是如此。再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民族斗争的后果——大量人口南徙及汉族政权在南方的重建，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使这个地区有可能容纳更多的人口。以上这些，又是民族斗争从一个长时期来看对人口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后果。

第三，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人口发展的作用这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门阀地主经济的发展及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是阻碍人口发展的一个因素。但这时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中，徭役及代役钱的比重下降了，实物租的比重上升。魏晋南北朝的农民赋役负担以田租和户调为主，到隋唐时，原来的徭役也基本上采取纳庸代役的办法，变成了实物代役租。至于汉代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的口赋算赋等人头税已经取消，赋役的承担者已不包括少年儿童，并从以人丁计征为主向按土地计征为主的方向发展，这对农民人口的增殖是起了有利的影响的。

由以上这些变化来看，尽管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人口与两汉同属第二级台阶，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却为中国人口跃迁到第三个台阶准备着条件。

宋代社会除去两宋之际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农业生产有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粮食单产提高了。亩产平均在两石左右，合今一市亩产二百市斤多点，比汉唐的一市亩一百四十斤左右提高了约三分之一。之所以提高，是农业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程度加强了，特别是江南地区耕作方法有很大进步，那种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法已基本绝迹。另外，由于江南地区的开发，适于这个地区种植的高产作物——水稻，在粮食作物中的比重增加了。当时两浙地区稻谷亩产高达三石，合今一市亩产三百二十市斤以上，太湖流域亩产高的有达六七石的，合一市亩六七百斤。另外，复种指数也提高了，吴中地区的稻麦两熟制和双季稻的种植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物产》。）。

另一个方面是农业区域进一步扩大了。虽然北方地区人口、粮食生产没有大的发展，但长江下游和四川已充分开发，闽、广、两湖地区也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在这样的农业生产水平的基础上，尽管每人所占耕地面积比魏晋南北朝隋唐时少，但由于粮食单产及总产都有所增加，能够供养更大数量的人口。因此，两宋人口比过去有较大的增长。两宋户口统计不甚可靠，最多时的北宋末年达两千万户，但却只有四千三百多万口，平均每户只2.1口，户数与口数之比是很不合理的。其所以如此，大约是为了逃避差役而析户或少报了口数。据估计到北宋末年时加上辽夏，当时人口应接近一亿，此后南宋加上金夏，人口大约也是此数。这比汉唐要多出将近一倍，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第三级台阶。

宋代人口较前代增长，还同唐后期以来随农业的发展而来的工商业的发展有关。两宋商品经济，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农业区域的商品经济比前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加深了，为农业服务的矿冶业和日用品的生产贩运相当发达，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的铸钱业也很发达。像江西信州的铅山场，广东韶州的永通监，据说都有坑丁十余万（《宋会要辑稿•食货》之三四；《金石续编》卷十四，《韶州新置永通监记》。）。湖北蕲春的铸造铁钱的工场，可容300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商业除了城市，也延伸到了市镇和农村。城市特别是工商业城镇的数量及人口都有很大增加。唐代在8世纪中叶，全国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3处，北宋中叶增长到46处。同期全国各州商税年额在五万贯以上的有57处，可见城市工商业的发达。其中如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工商业与城市的发展，容纳了大量的人口，成为宋代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也是宋代人口增长的一个原因。从唐以来，门阀地主的势力日渐衰微，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有所削弱，租佃关系越来越发达。到了宋代，部分地区出现了定额租，乃至少量的货币地租，这是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也意味着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又紧密了一步，农民向个体小生产所有制的正常形式——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又前进了一步。而如前所述，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是个体小生产经济条件下所能容纳人口的最大限度，这是两宋人口增加的又一个原因。

适应农业中生产关系的变化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唐代后期的两税法开始，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是征取对象从身丁为主改变为户等资产(主要是土地)为主。二是以实物为主改变为钱物均收，而丁役也较多地采取出钱雇役的办法。三是唐代客户(包括佃户在内)还要承担政府的赋役，而宋代客户(即佃户)就不再承担赋役了。这些适应唐宋间社会经济变化的赋役制度的变化，也是有利于人口增长的一个因素。

明清时期，农业的精耕细作又有发展，平均亩产提高到二百五十斤左右。比之宋代又提高了约四分之一。清代最后奠定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加强了各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交流，也使得农业地区扩展到了云南、内蒙古、西北，到清代后期，东北地区也得到了迅速的开发。垦田面积从清前中期的七亿多亩这个数字不精确。增到解放前的十四亿多亩。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两湖地区成了可与江浙地区比美的大粮仓。宋代“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至此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高产作物除水稻外，又从国外引进了玉米、白薯、土豆等，对粮食亩产和总产的增长起了明显的作用。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农民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削弱。还有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包括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凡此种种，都使人口有可能进一步增长。但是，对人口增长影响最大的，则是封建政府的赋役制度的变革。从明代的“一条鞭法”把赋税徭役统一征收，并从征取实物改为全部征银起，到清代康熙规定“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再进而至“地丁合一”、“摊丁入亩”；赋税的征收全以土地为单位，封建徭役及从徭役转化来的代役税及人口税，从此基本上从赋税制度中消失了。而在赋役制度中，徭役、代役税和人口税对人口增长的束缚作用是最严重的，不堪忍受徭役、人口税等负担而生子即杀、自杀的记载史不绝书，宋代不仅因无法应付差役而被迫析户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还由于逃避差役和身丁钱，出现“村童半壮丁”（沈说：《庸斋小集•仁福道中》。），即虽成丁犹作儿童装束的怪事。到了清代，赋税的征收既与人口数量不再相关，不再对人口的增长起直接的束缚作用，这就不仅使得隐匿人口大量登入户籍，而且也大大刺激了人口的增殖，再加上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的人口就从清代初年的一亿多经过一百多年猛增到四亿以上，从而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高峰，也使中国人口迅速跃迁到第四级台阶。

由上可知，中国人口发展之所以呈现台阶式的跃迁，主要是由于四个因素：

(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集中地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产的增加，尤其是单产的增加，使得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基本未变的情况下有可能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

(二)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部变化，即地租形式的变化、租佃关系的发展、农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等等，使得个体小生产农业日益向其正常形式——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发展，而与这些变化相适应的封建国家赋役制度的变化，也对人口的增长起了促进作用。

(三)人口布局的变化，一是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工商业与城市人口的增长，一是农业区域的扩大，这主要是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奠定与汉族向边缘地区特别是向南方的发展的结果。

(四)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的扩大，而这往往又是民族矛盾与民族斗争的后果。

这些因素交互起作用，而又往往是与封建社会的部分质变连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应当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递变来探求人口发展的台阶式的跃迁的原因。也不妨说，人口发展的台阶式的跃迁往往是封建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虽然二者在时间先后上并不一定紧密吻合，但其连系则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中国人口跃迁到四亿以后，到了近代，又呈现了发展迟缓乃至停滞的状态，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第四级台阶。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0年间人口共增33%，平均每年递增0.26%。在这段时期前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在100年间大约增长了一倍，比较起来，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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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而使中国的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这个方面我们不去多谈了，这里只谈另一个方面，即封建社会初期形成的个体小生产经济，经过两千多年，到了近代，已经接近了它发展的尽头。

一定领土能够养活一定限度的最大人口量，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我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能容纳的人口也是有一个界限的，它大体上是由当时农业技术条件下可垦耕地面积与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及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在这个界限之内，人口的增长是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越过这个界限，人口的增长就要延缓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我国人口发展史上的几个台阶就是这样形成的。

汉唐时期，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在正常情况下，在当时条件下往往已经接近或达到饱和，从而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其中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是人口向周边地区移动。由于当时未开发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面积辽阔，并且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因此黄河中下游的人口相对过剩问题相对来说可以得到缓和。总起来看，这个时期人口的增长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长大体上是适应的，对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到宋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可供开发的新地区越来越少，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耕地面积和粮食单产增长的速度，这样，人多地少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粮食单产虽有提高，但由于人口增长快，耕地扩大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开始停滞甚至倒退。两千年来，我国的耕地面积从汉代的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增到解放前的十四亿余市亩，即增长到三倍，粮食单产从一市亩一百四十市斤左右增长到不到三百市斤，约增到2.2倍，二者相乘，粮食总产约增六倍多，而人口则从汉代的五六千万增到解放前的五亿多，接近十倍，每人占有耕地面积则从汉代的4.8市亩(或9.7市亩)降到2.8市亩，人口的增长逐渐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为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人口问题严重起来。到了近代，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到了近代，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耕地面积的扩大已经停止。国内虽还有大量宜农荒地，但多处边疆，开垦条件艰苦，已非个体小生产的传统农业的经营方法和生产技术所能大量开垦。从1873年到1933年的60年间，全国耕地面积仅增加百分之一(系22省的统计，东北、新疆、西藏等未计在内)，单产则基本未增。农业生产已经无法再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桎梏，它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结合起来，使得个体小生产经济向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工业无产阶级增长不快。这一切不仅带来了生产的凋蔽和人民的极度贫困，也使得大量农民死亡或破产成为游民。这是近代中国人口发展停滞并出现大量过剩人口的根源，使得人口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能在封建制度或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得到解决，也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惟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也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用革命加生产的办法解决五亿人民的吃饭问题，从而也解决人口问题。这个任务，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几十年的斗争，终于完成了，这就为近代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开辟了解决的道路。

解放以后，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农民获得了七亿亩土地，每年少缴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这对农业生产力是一个解放。农业生产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个体小生产农业的正常形式——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在解除封建束缚之后实现了，农民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医药卫生条件有很大的改善，死亡率迅速降低，农业人口迅速增长，再加上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的恢复和发展，非农业人口也迅速增长起来。这就使得我国的人口的再生产从封建社会的高—高—低类型一变而为.高—低—高.的类型，即高出生率，较低的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人口以每年平均2%以上的速度增长，而50年代甚至还要高些。在解放初的一段时期里，促使农村人口迅速增长的，基本上是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

尽管后不久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了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农业现代化的进展缓慢，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在小生产的技术和经营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的，仍然带有若干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特色，农业生产的增长仍然是以劳动力的巨大耗费为条件。再加上传统的封建社会的人多好办事、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思想，这就使得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人口的发展仍然是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起着决定作用。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而社会主义改造又堵塞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就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建国30年来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不能不说上述原因特别在农村是主要的。

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发生作用所带来的后果是，随着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全国每人所占的耕地逐年减少，从解放前的2.8亩降到1978年的1.6亩，粮食总产的增长虽然不算很低，但被迅速增长的人口所抵消，以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始终在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二千斤上下徘徊，甚至还有降低的趋势，全国每人占有的粮食数增长有限，始终停留在六百多斤的水平线上，从而使农业为整个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无法迅速增长，大大影响了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可见，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与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大相径庭而且是互相矛盾的。

人口问题范文篇9

(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

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

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二、人口过快增长引起的有关问题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1993年我国消耗11亿t煤,1.4亿t原油,人均0.9t标准煤。而美国人均10t,日本4t,德国5.6t,中等发达国家3～5t。预计本世纪末,我国需要14～1

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三、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2)提高人口素质。为此必须增加教育投资,改善教师和知识分子待遇,普及初等教育,努力提高

高等教育的水平。只有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才能自觉地降低生育率。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3)向全体公民宣传全球环境与发展形势和中国持续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前景和基本对策,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人类与自然共生、环境与发展协调共进的整体观念,明确持续发展的目标,增强全社会对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责任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人口的主要特点和人口问题,指出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论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宏观对策。

关键词：人口;人口问题;持续发展

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层属性。从各种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关系统中的主体,又是环境和资源的组成要素。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方,林发棠.中国人口迁移.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2]胡焕庸.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3]陈兴中,苏明武.中国经济地理基础.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人口问题范文篇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对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以后才开始起步，由于基础资料奇缺、已往研究成果贫乏及研究力量薄弱等原因，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起步十分艰难。

一、民族人口研究的进展取决于人口基本数据的提供状况

1953年和1964年的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仅有各民族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资料，而1982年的全国和民族自治地主的100%机器汇总资料和1%抽样资料（仅限于100万人口以上可用）则提供了各民族人口数量、分布、婚姻、家庭、生育、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重要基础数据，对民族人口的分析研究开始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从而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民族人口的种种特点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机器汇总的民族人口资料，除了1982年的内容外，还具有更有价值的重要特点：第一，增加了民族人口迁移、死亡等项目；第二，按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对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分在校、毕业、肄业等）、文盲、职业、行业、年龄、性别等进行设计和交叉汇总，这在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的，为分析各民族人口状况、特点和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对推进中国民族人口学科发展起了空前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有位美国人口学家反映，东南亚有的国家也准备效仿。在多种抽样调查中的民族人口资料相当丰富，如1987年和199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8个少数民族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数汇总等，对分析研究各民族人口、婚姻、生育等的现状和历史变迁，提供了可信依据。典型调查和社区调查资料，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民族人口研究内容，《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2）反映了20多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自然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涵盖了对9个民族（或地区）的人口调查资料分析研究外，还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二、国内、外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人口研究的展开

在奠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国家教委、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政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积极扶持，除了资助民族人口专著出版外，还分别设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在“七五”期间，国家教委和国家社科基金分别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等课题，国家计生委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家庭、婚姻、生育、节育情况系列调查研究”课题；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教委的P04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统计局的P33项目“中国1990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计生委的P07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研究”课题，国家民委设立了“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等。这些调查研究和分析研究的开展与完成，不仅扭转了少数民族人口资料缺乏的局面，而且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中仅有的少数民族人口资料最丰富的国家，更可喜的是有的人口研究机构正在建立少数民族人口数据库。

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以来对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早在80年代初期就在兰州、贵阳和昆明召开了三次“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90年代人口学会又设立了“中国民族人口专业委员会”，以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工作。

近20年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研讨会就召开了10多次大中型会议，还于1992年和1994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和云南昆明分别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即“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学术研讨会”与“1990年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讨会”。1987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筹划会”是第一次召开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和实际部门的联合调查尝试，与会人员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以协调和组织该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承担民族社区的调查单位和专家、学者，要求按照统一设计（经过试点调查修改）的调查问卷、说明书与汇总表进行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咨询报告。为了互通信息和交流情况，由综合研究协调办公室及时寄发简报。

1989年夏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社区人口调查与研究成果评审会，在1993年出版了由张天路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该书汇集了藏、彝、回、布依、朝鲜、满、瑶、京、黎、佤、拉祜、纳西（摩棱人）、基诺、畲、水、东乡、裕固、柯尔克孜、土、撒拉、锡伯21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调查报告。

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民族人口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计生委、统计局、高校、统战、民委、政协等系统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彭佩云、蒋正华等多位领导出席指导。会议共提交论文55篇文，对1990年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资料进行深入开发的同时，还进行了适当的补充调查，为各民族人口死亡率与平均寿命、各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特别是对各民族人口指标直接进行横向比较，首次开发出了少数民族赶上和超过汉族的多项人口指标，树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形象。会后出版了《中国民族人口演进》（张天路，1993）。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的开展，经过张天路、马正亮的努力，在甘肃计生委提供出版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杂志（季刊）在1987年正式创刊，在马正亮副主编的主持下直到1999年已发行了48期。由于它是世界唯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刊物，因此它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国内。

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80年代出版了10本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10多份咨询报告。在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89）。这标志着民族人口学科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正式建立起来，填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空白。90年代出版了31本专著，发表了5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40多篇咨询和调查报告。

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涉及的主要范围和主要问题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范围之广、问题之多和难度之大，不亚于（或者可以说还稍多于）全国（或地区）的人口内容，涉及的主要范围包括：民族人口学科的建立与完善问题；基础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问题；方法论与研究方法问题；人口数量变动因素中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指更改民族成份）、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属性等定量与构成问题；婚姻和家庭户中的构成、初婚年龄等问题以外的民族通婚的比例变化问题，以及婚姻形式（或婚姻制度）对民族人口再生产与其后代的素质问题；民族因素对婚姻、生产、死亡、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的下面或副面影响问题；民族人口政策问题；民族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的相互关系问题；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问题；民族人口指标达到或超过汉族水平等。

民族人口研究的主要困难有：第一，只有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才有可能提供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重要数据；第二，分民族人口研究面临着对56个民族人口资料的分别计算、列表、制图、分析等复杂和困难问题；第三，对民族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或社区调查的经费难以解决等。

在近20年中出版的民族人口专著多达40多本，如《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98）、《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黄荣清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演进》（张天路199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中国穆斯林人口》（张天路等1991）、《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3）、《中国藏族人口》（孙兢新1994）、《中国蒙古族人口》（王镇等1997）、《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严天华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府研究》（邓宏碧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ssues（ZhangTianlu1997）》等。这些专著所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各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新中国时期的发展和未来50年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的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的变化与问题；各个民族的婚姻、生育、死亡、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与效果；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内在联系和定量指标的设计以及发展模式的探索，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民族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直到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人口学》（B.U.科哥洛夫著），虽然缺乏定量数据，但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方面阐述，原则性地提出了民族因素对民族人口过程的作用。由张天路编著的《民族人口学》于1989年出版第一版（约20万字）后，于1989年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二版（32.3万字），该书指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为：应该把民族人口作为根本的立足点，既包括世界各国的各个民族，也包括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它主要研究人口的民族构成、各民族的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特点、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和民族演变所引起的人口过程，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并分析各种社会、自然因素尤其是民族因素（包括政治、社会、宗教等所形成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对各民族人口数量、素质、婚姻、生病、死亡等的正负方面的作用。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方法

坚持以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并融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有关研究方法。除经常运用数学方法、比较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外，特别强调运用人口学的问卷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民族学叫实地调查）相互结合的新型调查法，它既可以得到“是什么？”，也可以寻找到“为什么？”，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怎么办？”

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

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从各个时期的民族人口状况、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人士的意愿等实际情况出发，新中国的民族人口政策经历了人口兴旺（50～70年代初）、酝酿和准备计划生育阶段（1971～1981年）。但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经过相当时期的高速增长，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等的矛盾和压力愈来愈大，有的地区相当严重，少数民族群众耳闻目染汉族家庭因开展计划生育而出现的生活条件、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有所提高之后，便追求计划生育，甚至自发地行动起来，特别是1981年5月乌兰夫同志指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还是要搞，问题是如何搞法，……”。在以上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更快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赶上和达到汉族水平，便于1982年12月，经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六五》计划明确提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并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制定计划生育工作规划”。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中说：“对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关的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往往都是经过试行之后，逐步地予以完善。而其效果还是很不平衡，以致于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人口现代型行列，人口工作的重点已由控制人口数量型转为提高人口素质型；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则还处于高出生、高增长阶段，还面临着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等严峻问题、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还处于由传统再生产类型向现代类型转变阶段。

少数民族人口总增长率超常规的因素分析

1953～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由3532.0万人增长到39998.4万人，平均每年递增1.11%；1982年增长到6723.9万人，1964～1982年平均每年递增2.94%；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达到9132.4人，1982～1990年平均每年递增3.51%；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少数民族人口为11123.8万人。根据黄荣清教授计算，近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动，除了自然变动、国际迁移变动因素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变动（包括更改民族成份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为少数民族成份者）因素，必须加以量化，这是国内有关部门和国外人口专家所关心的问题。据计算，1982～1990年在少数民族新增人口数量中的社会变动占了56.64%，而自然增长部分仅为43.36%，汉族则因此减少了14.15%的人口。少数民族妇女婚姻构成

从少数民族的婚姻特点出发，除了分析研究婚姻构成、平均初婚年龄等内容外，还要分析研究婚姻形式、民族通婚等对少数民族人口的作用。

1．各民族妇女婚姻构成的变化。1982～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婚姻构成，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而且到1990年各民族间的高低也比较悬殊。1982～1990年未婚比率上升的有维吾尔、苗、布依、侗、瑶、白、土家等族，其中维吾尔族由13.4%上升为16.3%和苗族由21.0%上升为24.0%；其他民族都有所下降，其中以朝鲜族由25.6%下降为18.5%、蒙古族由30.9%降为27.1%、回族由25.5%降为21.4%较为突出。到1990年未婚比率相对较低的为维吾尔族（16.3）、哈尼族（18.1%）和朝鲜族（18.5%），而相对较高的则为哈萨克族（34.7%）、藏族（28.1%）和蒙古族（27.1%）。1982～1990年离婚比率升高的有回、朝鲜、满、侗等，以中以朝鲜族由0.6%上升为1.0%的升幅较大；而降幅最大的为哈尼族由2.3%降为0.7%。到1990年离婚比率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5.2%）、藏族（3.2%）和傣族（1.4%）。

2．各民族妇女平均初年龄。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相对较高的有藏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分别为23.8岁、23.6岁和22.7岁，为什么前两个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如此之高？我们至今还不甚明白。相对较低者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和彝族，分别为19.4岁、20.0岁、20.9岁和20.9岁。

3．各民族妇女的早婚问题。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有13岁或15岁的男女青年便举行成人仪式为“戴天头”、“穿裙子”、建“察房”、盖“公房”等，从此算作成人，可以正式参加恋爱或婚姻社交活动，《古兰经》规定：女子9岁、男子12岁为“出幼”（即离开了幼年，进成年期，即可以结婚。）据1985年调查资料反映，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已婚妇女中在10～14岁和15～19岁年龄组的已婚比率分别为24.67%和77.18%；云南傣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0.98%和15.88%；云南布朗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2.23%和17.56%；云南佤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的已婚比例分别为0.92%和23.29%。1982～1990年，除个别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有所上升外，大多数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有瑶族、苗族和回族，分别下降了8.3、4.5和4.3个百分点，维吾尔族下降了6.9个百分点。直到1990年早婚比率相比较高的为维吾尔、哈尼族、傣族、彝族和藏族，而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妇女的早婚比率只有2.6%。

4．民族通婚。根据1990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通婚状况，民族复合家庭户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户比例最高的都为满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相对较低的都为维吾尔族、藏族和哈萨克族。民族通婚的积极作用占据着主流地位，有利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

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的变化

少数民族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比汉族晚了10多年，即于1982年才正式展开，而且一对夫妻比汉族可以多生1～2个孩子。

1.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在不断地下降，1989年经1981年下降了31.08%。当然，各个少数民族下降幅度很不平衡。80年代朝鲜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不仅一直比汉族为低，而且一直在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轨道运行，这与全民族的高文化素质、现代生育观念的树立有着直接的关系。80年代的满族实行一对夫妇生育2孩的政策，但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和生育观念的积极转变，总和生育率也降到了生育更替水平线以下。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虽然1988年才正式开展计划生育，但总和生育率超前开展下降，到1989年已接近生育更替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先期转变有关。回族妇女总和生育率，是信仰伊斯兰民族中最低者。1981～1989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对最大的民族有黎族、侗族和壮族，分别下降了53.86%、35.79%和34.89%。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相对最高的为哈萨克族（5.07）和维吾尔族（5.45），其次为藏族（3.97）和布依族（3.79）。在百万人口以下民族中还有柯尔克族（6.14）、塔吉克族（6.13）、德昂族（5.03）、景颇族（4.23）、怒族（4.22）和撒拉族（4.15）等。总之，除个别民族外，进一步降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2．早育问题。各民族15～19岁妇女生育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当高的有拉祜族（103.1‰）、哈尼族（77.8‰）、维吾尔族（75.4‰）傣族（74.9‰）和柯尔克孜族（69.4‰），这与早婚比率较高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民族又相当的低，如裕固族（5.8‰），俄罗斯族（6.77‰），锡伯族（7.7‰）和朝鲜族（8.3‰）。

3.孩生育问题。1989年除了几个民族妇女多孩生育构成较低以外，大多数民族都较高，甚至更高达40%以上者，3孩及以上构成在40%以上有柯尔克孜、塔吉克等11个民族。1989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15～19岁妇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较严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3孩，当然占该年龄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1.6%）、哈萨克族（1.6%）、傣族（3.4%）和藏族（1.0%）生育4孩的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瑶、哈尼、哈萨克和黎10个民族；甚至还有生育5孩及以上者，有藏、维吾尔、彝和黎4个民族，可以想像这些妇女生育第1胎时很有可能还处在少年时期，这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很不利。如果不及时降低对这些民族妇女、婴幼儿健康的危害以及人口高速增长势头等，给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将是可以预料的。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问题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次提供了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数据，才有可能计算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校正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的有佤（14.45‰）、鄂伦春（17.96‰）、珞巴（14.80‰）、拉祜（12.78‰）、门巴（13.43‰、珞巴（13.19‰）、德昂（13.16‰）、鄂伦春（13.24‰）、景颇（11.94‰）、傈僳（11.27‰）、哈尼（11.24‰）、独龙（11.31‰）、怒（11.50‰）、达斡尔（11.31‰）、布朗（12.91‰）和土（10.62‰）15个民族；人口死亡率相对很低的有京（5.01‰）、仫佬（5.15‰）、乌孜别克（5.74‰、锡伯（5.36‰）和满5.79‰）5个民族。

婴儿死亡率在50‰以上的有藏、维吾尔、苗、彝、布依、侗、傣、黎、傈僳、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撒拉、仫佬、阿昌、普来、怒、保东、京、独龙、门巴、基诺等30个民族，其中在100‰以上的还有哈尼、布朗、塔吉克、德昂和珞巴等族。当然也有低于20‰以下的，如满、达斡尔、锡伯、裕固等族。

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的有回、满、畲、高山、仫佬、锡伯、乌孜别克和京8个民族，而不足60岁的还有傈僳、佤、拉祜、景颇、布朗、怒、鄂伦春、德昂、独龙、门巴、珞巴和哈尼12个民族。

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高低以及平均寿命的长短，除了社会、经济、文化素质、医疗卫生等原因以外，还有消极生活方式的转变程序不同等因素在起作用。

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和问题

由于现代教育是提高各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健康素质、转变消极传统观念、降低生育率、提高生产部门和管理行为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繁荣事业的基础性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状况。1982～1990年，除门巴族外（原因待查），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都有所提高，但到1990年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相当悬殊。如果说综合均值5为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话，那么已有蒙古、朝鲜、满、哈萨克、高山、纳西、达斡尔、毛南、锡伯、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京、鄂伦春和赫哲15个少数民族，其中综合均值相对最高的为朝鲜族（8.54）、俄罗斯（8.12）、高山（7.99）、塔塔尔（7.60）、锡伯（7.15）和赫哲（7.11）6个民族；相对最低（≤2.0）的还有藏、拉祜、东乡、门巴和珞巴5个民族，约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2．民族人口文盲比率下降与文盲人数增加问题。1949年以前除个别少数民族外，许多民族的人口文盲比率都在95%以上。1982～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合计）成人（15岁及以上）文盲比率由44.5%降为30.8%，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2.06%；土家族的文盲比率由36.1%降为25.2%，但文盲人数增加了65.23%；苗族文盲比率由60.2%降为41.9%，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16.7%；回族文盲比率由42.10%降为33.1%，文盲人数增加了0.9%；彝族文盲比率由63.8%降为49.7%，文盲人数增加了6.4%；侗族文盲比率由47.2%降为28.5%，文盲人数增加了17.3%；白族文盲比率由42.65降为30.2%，文盲人数增加了6.4%；哈尼族文盲比率由66.1%降为60.4%，文盲人也增加了8.5%（张天路1998）等。这不仅表明这些民族小学义务教育和新生文盲形势严峻，也反映了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超越小学教育的承受能力，即影响了人口文化素质的更快提高。民族人口生活质量问题研究

这是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的首次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指标设计和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一，是依据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格蒙特和客座研究贾大卫.莫里斯于1997年提出的衡量穷国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PQLI由婴儿死亡率、1多平均寿命和识字率3个指标组成，并经过换算成指数后之后的平均值，其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指数＋1岁平均寿命指数＋成人识字率／3

另一位作者则认为上述三指标中的成人识字率应以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代替，其计算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1岁平均寿命＋文化程度综合值数／3

用第二个方法计算出来的PQLI，普遍的比第一个方法的数值要低20多。究竟用哪种方法或者第三种方法更为科学、更有应用价值？不过国际上通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所得出的数值可以与世界各国直接进行比较。

国际上通常把PQLI值为65，又把PQLI值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80以上为高生活质量，发达国家的指数平均为92，其中西欧、北美接近95；60以下为低生活质量，最低的为非洲，平均仅为33，亚洲的平均值为58。

199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民族，达到高生活质量的依次为满、朝鲜、汉、蒙古、壮和回6个民族；暂时还属于低生活质量的只有哈尼和藏两个民族。相对最低的哈尼族与相对最高的满族相比，相差达37个数值。

少数民族人口指标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问题的研究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滞后或者大大滞后于汉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关心和扶持少数民族发展，并提出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的战略任务。由于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等的综合反映指标，而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一般要晚于汉族10多年，而且实行的又是适当放宽的生育政策。能不能赶上汉族？何时才能赶上汉族？有哪些民族在哪些方面先期赶上汉族？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国家、民族人士、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应该关心和研究的问题。

在开发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已有26个民族在人口自然增长比例、标准化出生率、4孩及以上孩次构成、15～19岁妇女早育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初婚年龄、15～19岁组妇女早婚比率、标准化死亡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预期寿命、成人文盲比率、15～19岁年龄组、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大专以上程度人数、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小学以上有文化人数、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位数、少年儿童负担比、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口生活质量指数22项人口指标中不同程度地赶上汉族水平（张天路1998）。

在26个少数民族中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得项多少依次为：朝鲜族和满族各18项，锡伯族和俄罗斯族分别为14项和11项，达斡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各9项，蒙古族、高山族和鄂温克族各占8项，京族、回族、塔塔尔族和裕固族各为7项，赫哲族和裕固族各为6项，哈萨克族5项，土家族和仫佬族各4项，毛南族3项，哈尼、纳西、仫佬、藏和布依4个民族各得1项。但问题是：超过汉族指数的民族已占55个少数民族的47.27%，，其中超过汉族指标的10多个民族的得项还不多。

（十一）人口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和量化指标问题的探索

由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而如何科学理解民族繁荣以及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从学术、实践等方面给民族人口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因为不仅在50～60年代甚至在90年代，社会上和某些专家、学者认为：“民族繁荣的基础和前提是人口增长快，人口规模大”等，国内某些国家领导人很希望能从学术上、理论上进行研究，以使在民族人口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中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统一认识。为此，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1.关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人类历史上的民族繁荣不仅有其针对性和往往被后起之秀所取代，而且还大致存在着传统型和现代型两种类型。传统型民族繁荣存在于传统经济、传统人口再生产时代，人多力量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现代型民族繁荣则存在于现代经济时代，要求人口增长慢、人口文化科学素质高，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高低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立身于世界之林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所追求的确良民族繁荣，无疑是现代型民族繁荣。经过反复探索，设计了现代型民族繁荣（初级阶段）的15项参考性定量指标（张天路1998），用以检验其发展进程。这些参考性定量指标分别是：（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500美元以上（根据1990、1991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的平均数设计）；（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5%；（3）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4）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中占30%以下；（5）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6）成人识字率占同龄人口的95%以上；（7）中学入学率占同龄人口的80%以上；（8）高等教育入学学生占同龄人口的10%～15%（7、8项根据1988年、1989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设计）；（9）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数在1000人以下，医生密度能使患者在3小时内就医；（10）婴儿死亡率达到20‰左右；（1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12）实现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人口倍增时间延长到70年以上；（13）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2.0左右；（14）实现了成年型人口，使少年儿童系数达到25%以下，年龄中位数接近30岁；（15）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达到80以上。

实际上，这些指标一般地都高于当前发展中国家水平，都又低于或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因此，即使某个国家或民族全面实现了这些指标，但还需要更上一层楼。在1990年的中国56个民族中，达到或超过指标项目的为朝鲜族最高，有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倍增长年限、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城镇人口比例、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倍数和生活质量10项；其次为锡伯族，有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年龄中位数和生活质量6项。蒙古、回、满、壮、俄罗斯、高山、裕回、畲、达斡尔、仫佬、毛南、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族，在1项或几项达到了繁荣指标要求。存在的问题是：第一，达到繁荣指标的民族还不多，而且即使达到了繁荣指标的民族得项也还不高；第二，西部地区的众多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民族，在达标方面还处于待起步状态。2．“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这是日本和中国的朝鲜族在实施现代型民族繁荣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和创新：第一，要实行计划生育，减慢人口增长速度，为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第二，把全民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由于人口文化素质的极大提高，为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平均寿命和提供高素质劳动人力、提高产业部门的科技含量与经济效益等起了积极作用；第三，全力发展民族经济，深化市场经济实行开放政策，提高人均经济水平，为发展教育、控制人口工作和社会养老等事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总之，“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必然导致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振兴民族经济的协调与良性循环，可以说是实现现代型民族繁荣的有效途径。

（十二）西藏人口研究的成效显著

由于西藏位于世界最大、最高的高原腹地秘形成独特自然环境，且长期封闭；封建农奴制度延续了八、九个世纪，且社会经济远远滞后于内地；独有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广泛流行；特殊的婚俗、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达赖集团和国外一些人歪曲西藏人口事实，不断编造西藏人口谎言。因此，西藏人口问题便具有独特性、神秘性和敏感性，自然受到了国内外某些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与重视，80年代以来成为研究的热点，其研究成果之多、分析研究的之深、社会经济效益之突出、对人口学科的贡献性等，在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仅专著已有10本：《中国人口.西藏分册》（刘瑞1989）、《西藏人口的变迁》（张天路1989）、《当代中国西藏人口》（孙兢新1992）、《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资料调查报告集.西藏卷》（常崇煊1989）、《边区开发论著.西藏居民收入、消费中的城乡差异》（马戎等1993）；《中国简况.西藏人口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趋势》（中文和多种外文本）（张天路1994）；《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西藏卷》（晋美多吉等1994）年、《中国藏族人口研究系列.西藏藏族人口》（李永胜等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ssues》（张天路1997年）等。此外，还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这些专著和论文，对西藏人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点、问题与对策等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研究。1．西藏历史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数量问题。在西藏这块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史上最多有过多少人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曾有94.5万人、600万人，也有人说曾经达到1000万人甚至更有3300万人之说。各家之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旧西藏既没有户籍制度，又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应该说都是一些估计数或者推算数。如果估计或推算一个地区人数都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或者它具有养活多少人口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作为依据，彼此的差距不至于大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总之，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二是婚姻、生育、死亡等问题十分严重。采用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高年龄组人口的有关资料（因为他们都是出生在30年代以前，可以代表旧西藏水平）：65～69岁妇女的不婚比率达10.8%，分别比全国藏族（9.2%）维吾尔（0.2%）高1.6个和10.2个百分点；60～64岁妇女终身不育高达17.7%，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4%高16.3个百分点；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在3.01～3.85之间徘徊，这与国内外的自发性生育在5.0以上的水平反差甚大；和平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高达430‰，平均寿命只有35岁（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和西藏计划生育办公室1995）。三是现代文化教育的空白。和平解放前的西藏还处于以宗教寺院教育为主阶段，没有一所现代学校。因此，成人文盲率高达90.6%，其中男性为80.0%，女性为97.6%；乡村成人文盲率高达91.4%，其中男性为81.6%，女性为98.1%。

2.西藏人口的增长与民族构成的变化。1951年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加快。1951～1959年从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期间的平均每年增长率较低（0.92%）；1959～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率最高（3.10%）；1965～1985年从自治区成立至城镇少数民族开始计划生育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较高（1.95%）。与此同时，西藏人口的民族构成一直是以藏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并在不断升高，如1982年藏族占全区人口的94.4%，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4.85%和0.75%；1990年则藏族上升为95.5%，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3.68%和0.82%；到1996年藏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全区人口的比例分别为96.3%、2.9%和0.8%。

3.西藏人口预测。以1990年为221.78万人为基数进行预测，三个方案到2000年分别为263.75万人、266.51万人和209.63万人，2050年分别为401.00万人、443.10万人。以第二方案为例，除少儿比例不断下降外（由1990年上午35.5%下降到2050年的29.7%），其他各项数值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对西藏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压力很大（孙兢新1992）。

4.生育率、死亡率水平的变化。首先是妇女未婚比率的下降。1990年时40～49岁的高育龄妇女的未婚比率虽然还高达7.43%（次仁多吉1995）（比全国各民族都高），但比65～69岁终身不婚妇女的10.83%下降了3.4个百分点，这使更多妇女有了健全的家庭和生育的机会，但1995年又反弹为8.26%。其次是降低妇女不育率比例，1990年西藏40～44岁妇女未（或者不）育率为9.4%，虽然比全国的1.1%还高8.3个百分点，但比60～64岁妇女不育率的17.7%降低了将近一半，不过1995年又反弹9.9%。西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民主改革前的中等生育水平，提高到1959～1989年的4.13～5.76的高水平（其中1961年为3.89）。

降低人口死亡率，特别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任务更为艰巨。为此，积极采取了综合性措施，如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收入水平，转变某些不利于人口存活的传统习俗，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包括西医、藏医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是中国大陆唯一享受此待遇的地区），发展妇幼卫生事业等。经过努力实施之后，西藏的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28‰降为1967年的11.6‰，再降为1981年的9.72‰和1990年的7.4‰，1997年为7.9‰；婴儿死亡率则由1951年的430‰，降为1981年的155.2‰和1987年的136.0‰，1990年已降至97.4‰，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332.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实为人类史上的罕见奇迹；孕产妇死亡率由1951年的500/万下降为1985年的143/万，再降为1989年和1994年的71/万和57/万，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443个百分点，又是一个大幅度下降的奇迹。西藏人口平均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5岁，延长到1987年的56.95岁和1990年的59.61岁（常崇煊1993）。5.西藏人口文化素质的变化。随着西藏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1982～1995年间的大学程度人口虽然已由0.42%提高到0.78%，但与全国平均水平（2.03%）相比相差甚远；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比率降为61.50%，但与全国的16.48%相比，还高45个百分点；文化教育程度综合均值已提高到2.19，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6.30）的34.76。因此，西藏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及科技兴藏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四、21世纪的民族人口研究任务

经过本世纪近20年的研究，对中国各民族人口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因此，发现了各民族的人口特点、问题及其与民族因素间的联系和作用。

虽然有的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现代型行列或者正在向此类型靠近，但有更多的民族人口问题还相当严重或十分严重：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和人口峰值还未显现；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还较低或者相当的低；人口构成大多数还停留在传统类型；贫困人口比例还相当高；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而且显现的和潜在的问题正在逐渐地深化和蔓延等。为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21世纪民族人口研究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1.稳定和完善民族人口政策的研究。这包括生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教育政策、扶贫到岗政策等的调查研究，为控制民族人口过快增长势头、提高民族人口素质及改善民族人口结构等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2.坚持和完善民族人口统计工作。在坚持199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登记和汇总项目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经常性登记的分民族人口项目。3.进一步重视培养和扩大民族人口科研队伍。本来就十分薄弱的民族人口科研力量，随着年龄老化，进入21世纪的断层问题和持续发展问题更加严峻和更加突出，抓紧培养民族人口科研人才问题时不可待。

4.进一步加强民族人口科研工作。当前已出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小、经费少的严重局面，如果有关部门不予以解决，不能不影响到民族人口调查和分析的深入与质量，特别是危机到民族人口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持续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