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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素质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07:32:08

人口素质范文篇1

为从源头上提升我国人口素质，保障千百万父母一生的幸福和家庭的安康，自今年年初起,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国家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组织开展了“尊重生命尊重爱”---婚前医学检查宣传普及教育活动。我市相关单位也先后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宣传教育活动方案，各成员单位在市妇儿工委的带领下，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先后开展了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今天，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市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举行的婚前医学检查知识抢答赛活动，目的就是宣传婚前医学检查，营造自觉接受婚前医学检查的社会新风。刚才,来自分宜县、渝水区等6个代表队的队员参加了激烈的角逐,在此，我代表市政府向全体参赛人员和取得好成绩的单位、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此项工作付出辛勤汗水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和各条战线上的妇女儿童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慰问！

婚前医学检查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出生缺陷、预防先天性疾病的一道重要防线。同时，也是保障每一对新婚夫妻未来幸福的前提和基础。自20*年新《婚姻登记条例》颁布以来，不再强制规定婚检，把是否婚检的权利交给了当事人，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婚检不重要，也不是“取消”了婚检。但遗憾的是，人们对婚检产生了误解，这种误解导致全市乃至全省婚检率的直线下降，先天性缺陷婴儿的出生率随之上升，据省卫生厅统计，我省20*年婚前医学检查的疾病检出率达8.98％，其中指定传染病占29.42％，严重遗传性疾病占0.5％，有关精神病占0.3％。20*年我省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2.12‰，推算全年出生缺陷新生儿达5000人，相当于全省每天约有15个新生缺陷婴儿降生。残疾儿童、精神病患儿的降生，不仅给婚姻和家庭带来巨大不幸，而且给国家造成巨大社会负担，制约我国未来人口素质的提高。

因此，加大婚检宣传教育十分重要。在改进婚检、婚姻登记工作的同时，我们必须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力度，对有关科学知识展开大范围的宣传、教育、普及活动。

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婚前医学检查知识宣传教育普及活动的重要性，把本次宣传教育普及活动纳入工作日程。各级妇儿工委、相关职能部门及群众团体，要切实加强对婚检知识宣传教育普及工作的领导，把这项宣传教育普及活动作为推动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具体行动，促进纲要中“提高婚前医学检查率”目标的落实。要把这一活动作为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的重要工作来抓。结合本部门职能做好责任分解，做到统一策划、统一部署、统一督办，共同推进。牵头单位一定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使这项活动既要有声势，又要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各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把婚检知识宣传教育普及活动及时报道出去，在社会上叫响；要开辟专栏，深入宣传开展婚前医学检查知识宣传教育普及活动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要通过刊登婚检知识竞赛试题，为广大读者提供学习、思考、辅导和喜闻乐见的参与形式。各级妇儿工委、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及群众团体要结合本系统工作的实际，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研讨会、组织群众参加婚检知识竞赛、设立咨询站、组织医务人员为群众宣讲、咨询答疑等形式，广泛开展婚检知识的宣传、教育、普及活动，形成个人重视、家庭关心、社会关注的良好氛围，掀起群众性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积极参与的热潮。

同志们，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市的婚前医学检查率一定会有较大的提高，我市的人口素质一定能够得到不断的提升！

人口素质范文篇2

中国已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新的世纪里充满着竞争和挑战。能否以富强、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决于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优劣、人才的多寡、教育的成败。那么，中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状况如何？我们国家又应如何提高人口素质，使其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发展要求，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

Abstract:

Chinahasenteredthe21stcentury.Thenewcentruryisfullofnewcompetitionsandchallenges,Globalintegration,WTO…Inthissituation,thepopulationqulitybecameanimportantfactorforonecountrytowininkeenworldcompetition.Soit''''snecessaryforustolearnpresentChinesepopulationqualitystatusandthemethodsofimprovingChinesepopulationquality.

关键词：

中国人口素质现状提高人口素质

Keywords:

Chinesepopulationquality,improvingpopulationquality.

提纲：1.中外学者对人口素质的一些研究

2.人口素质的内涵与外延

3．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

4.提高人口素质的意义

5．如何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我国学者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口素质呢？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穆光宗认为：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quot;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陈剑在1988年提出的的"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因此，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

人口素质涉及到人口性别年龄构成、职业构成、人群健康、国家政策、社会关系、教育水平、人际交往、环境和遗传等诸方面因素。人口的思想素质指人们的社会心理、传统习俗、民族自尊心、献身精神、使命感、自信心、变革社会的欲望等。人口的思想素质可从社会号召力、凝聚力和社会活力中体现出来。人口的身体身体素质可由一组人的人体运动能力、发育状况、疾病状况、死亡率，呆残低能人口比例、出生预期寿命等反映出来。反映人口文化素质的一般指标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文化水平构成，文盲率，科研率，科研人员比重，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比重，技工的技术等级构成，社会管理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以及劳动者的创造性能力。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目前，我国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贫困人口占一定比重，一些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新生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还较高，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解决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以及出生人口性别的问题，仍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每年出生约1500万新生儿，据不完全统计，严重出生缺陷占1.3%，也就是每年将有20万出生缺陷孩子出生。我国人口中有20-25%的人患有各种遗传病，其中单基因病占5-7%，多基因病占15-20%，染色体病占0.5-1%。智力低下是影响人口素质的主要原因，我国人口约有1-2%智商小于70的智力低下者，轻中度智力低下者约500-1800万人，白痴就有100-200万人。我国人群中没有遗传病的人也可能是致病基因携带者，据估计平均每个人携带有5-6个有害基因，并且会按一定的方式向代传递。随着工业的进展，许多化学物品不断投入我们生活环境中，其中有部分可诱发基因突变，通过突变增加了我们的遗传负荷。由于医院技术的进步，使某些遗传病得到治愈，这在某些程度上使致病基因传于后代而增高遗传负荷。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我国迫切需要推行优生学知识，以提高人口素质。

值得欣慰的是，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结果表明：我国人口素质已有进一步提高。这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的粗文盲率（15岁及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2％，比1990年普查的15.88％下降了9.16个百分点。同时与1990年普查相比，平均每10万人中具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入口变化较大，具有大学以上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增长了154％；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增长了39％；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33961人，增长了45％；具有小学程度的由37057人下降为357O1人，下降了4％。90年代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速度之快是建国以来少有的。这一变化趋势反映了10年来我国落实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等措施所取得的成果。

然而，我国仍然面临着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任务。未来世界竞争归根到底是一个国家人口素质的竞争，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人口素质问题是人口与发展之间诸多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居于中心的地位。因此，要协调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设法提高和改善人口素质。首先，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国民综合素质是由人的体力素质、智力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构成，其中体力和智力素质又是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条件，科技文化素质则是国民综合素质的基础素质。其次，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缺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样不仅能实现对"增长极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保护自然资源。此外，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加速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即科教兴国的基础前提是全民族的科学教育文化素质的大提高，这又有赖于体力、智力、健康等基本素质的提高。因此，科教兴国，要先兴科教；科教要兴，必须先投资于民，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

中国已进入21世纪，新的世纪里充满着竞争和挑战。能否以富强、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决于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优劣、人才的多寡、教育的成败。那么，我们国家应如何提高人口素质，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目前要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主要应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控制人口数量。1999年底，中国总人口为12.59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每年净增人口仍达到1300万左右。人口过多是中国的首要问题：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劳动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人口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因此，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应稳定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完备的调控保障体系，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制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在做好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将人口问题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发挥城市和东部地区的示范作用，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均衡发展。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有利于加速资金的积累，加快经济的发展，为提高人口素质奠定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积极提倡优生。提倡优生从根本上讲就是人口的优质遗传基因得到发展，让劣质遗传基因受到抑制。

三．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技术事业。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是开发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是提高人口科学技术素质的基本途径。当务之急就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基础教育，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从而使教育更好地为济发展服务，适应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落实国家"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

四．进一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扩大集体福利，保障妇幼健康。总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尽快发展我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根本途径。

提高人口素质是一项根本性的、长期的、巨大的战略任务，它包括人的体魄强健、文化修养良好、道德高尚、追求知识、勤劳勇敢，从幼儿到老年、从生理到心理、从自然物质基础到家庭社会环境，要全方位地持续不懈地提高人口素质。凡是对提高人口素质有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应该坚持办；凡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损害人民身心健康、妨碍人口素质提高的东西都应该坚决抵制。提高人口素质固然要有好的教育制度，但同时应该靠从小到老，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各方面来抓，贯穿在整个生活和生产活动中，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教育人民。

参考书目：

陈剑.1988.《人口素质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人口素质范文篇3

Abstract:

关键词：

中国人口素质现状提高人口素质

Keywords:

Chinesepopulationquality,improvingpopulationquality.

提纲：1.中外学者对人口素质的一些研究

2.人口素质的内涵与外延

3．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

4.提高人口素质的意义

5．如何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

二．积极提倡优生。提倡优生从根本上讲就是人口的优质遗传基因得到发展，让劣质遗传基因受到抑制。

参考书目：

陈剑.1988.《人口素质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人口素质范文篇4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关于"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区别使用；另一种认为，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需要区别使用。因为人口质量涵义较人口素质更广泛，它是与人口数量相对称的概念。人口素质则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人口质量，单独的某一素质概念没有对称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在京举办，但在这次会议上，似乎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普遍作用，可能与人们对质量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质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似乎只能用于人类方面（朱国宏1994）。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这可能是90年代显著区别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朱国宏1998）。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

过去，虽然像社会学家陈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也十分重视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作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8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口学词典》也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将"人口质量"的含义概括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亦称人口素质"。张纯元的定义虽然很有影响、并广被引用，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几乎与此同时，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就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定义与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同，如巴兹德勒夫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他所说的人口构成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教育水平构成和社会阶级构成等。

这种从结构的角度来定义人口素质的做法应当说是给人启迪的。虽然"人口"与"人"的关系如同森林和树木一样的密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现象上看，人口是个人数量的集合；从本质上看，人口是个人关系的聚合"（阎海琴1992），但毕竟"人口素质"不同于"人的素质"。"人口"范畴和"人"的概念的两个最大区别：一在总量，二在结构。系统论的观点早就告诉我们，结构决定功能。也就是说，一定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某一个人口所具备的功能。这种种"功能"自然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人口的"素质"或者说"质量"。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完全可以说，人口的结构就是人口的素质。无视人口总量的和结构的特点来谈所谓的"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很容易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素质"相混淆。事至今日，仍有一些同志振振有辞地在"人"的层面上做"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的文章，这当然是似是而非、大谬不然的。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的李景毅曾经很独特地认为："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之概念内涵明显相别，各有所指。前者说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自带的属于先天本有的"东西"，泛指"人"这一特殊"材料"的物性"质地"，如生理机能、固有心性、潜在智慧、气质特点。后者说的则是一个人通过后天自觉地努力多获得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人"对其"素质"在社会化过程中进行加工再塑使之改善发展的实际水平，如文化程度、道德观念、信仰追求、工作能力，如此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可以将"人口素质"视为人本之"源"，或比作生命价值再造的"基础"，而将"人口质量"视为人本之"流"，或比作是自我发展的人为"建筑"（李景毅1997）。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景毅（1997）又谈到：人口质量的本质实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作用于社会的人力，就其具体存在而言，往往表现为潜力、储力、显力三种方式，而且三者互依相长，并以其统一的拥挤构成共同体现人口质量的实际水平。他显然将"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与"人的素质"或"人的质量"相混淆，将重点做在"素质"和"质量"的差别上，却忽视了一个最大的前提：这就是如何看待"人口"与"人"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将"人口素质"看作是先天遗传的禀赋，而将"人口质量"看作是后天养育的状态。然而，这种看似有些道理的观点却忽视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无论"人口"与"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有很大差异的概念。倘若前提错了，推论也就可想而知。诚然，在中文中"素质"和"质量"可以有所区别，但英文中却是源出一词，即"PopulationQuality"，对此又作何种解释？到了90年代，一些学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阎海琴（1992）曾经指出：在人口学中，人与人口两个概念的混淆是导致人口质量难以确定的原因之一。目前人口理论界所讨论的"三要素"或"两要素"’论，其实几乎没有脱离开从人的素质出发研究人口质量的模式，研究的出发点大多是从人的素质延展开来的。谭琳则主张拓展"人口质量"概念，她认为应该从系统的观点思考人口质量。广义的人口质量应不仅仅涵盖一定时空中人口系统中个体素质的总和，而且包含个体素质的整合和互动。因此，从广义上认识人口质量，首先要区分个体的人的素质和总体的人口质量的差别。人口质量不是个人素质的简单加总或任何形式的加权和，而是个人素质的有机组合，具有系统性即整体性、组织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

这两位学者的思考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当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郑祯诚对"人口"与"人"的关系就有了清晰、深刻的阐述。首先，他区分了"一般人口"与"具体人口"。作为一般、抽象的人口，只应该有"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而不应该加上种种只适用于具体的、特殊的人口的一些历史规定性。其次，他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属性所要求的全部内容。人口属性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属性&#0；&#0："生命"和社会属性&#0；&#0："劳动"。他在1986年曾经指出：有的同志把人的概念混为人口的概念，把人性混为人口属性，把特殊人口混为一般人口，因此他们在论述人口质量时总要加进一些只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才产生，才具有的内容来作为一般人口质量的内涵。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学界真正的学术规范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因而非常正常、也非常必要的学术评论工作以及评论中的学术承继始终不尽人意，所谓的学术研究常常处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思想倒退学术萎缩的窘境中。因为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人口"概念认识不清、定位不准，已经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以致于到了20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还不得不旧话重提，来澄清"人口"的原意以及与"人"的区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郭志刚（1998）认为：人口是一个抽象，原义上是统计学的概念，代表人类群体在定量方面的属性。最一般的"人口"只是人的数量抽象，不区分阶级，没有社会属性规定性。本质上的规定性是生存着的人的集合，其实这是生物性的人的集合。据此，他反对把"人口"看作是"可持续发展"中心的观点，同时还反对"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的传统看法。不过，笔者以为：看到"抽象人口"并不够，还应当看到"具体人口"，因此，看到"人口"与"人"的区别并不够，还应当看到两者的联系；进而从统计学角度界定人口也还不够，还应当从社会学角度来观察"人口"。否则就会像马克思曾经所说的：人口就变成了一个混沌的表象、一个数字的堆积、一个没有意义的抽象。总之，人口的属性是双重的，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阎海琴认为：个体的人与人口之间有一个"差"的概念。这个"差"抽象地说，就是所迸发出的人口聚合力；具体地说，便是人口各种构成。显然，个人素质水平或者构成人口总体的个人素质的平均水平，决不等于或者决不代表人口质量的高低。相反亦然。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差"的概念存在。单个的个体是无所谓"聚合力"和构成的。认识了这一点，人口质量的概念和内涵也就比较容易确定了。即从总体来讲，人口质量包括各种人口结构和人口聚合力两大方面。人口结构不但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为了延续人口的存在和发展），还应包括人口的社会结构（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地域结构（为了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人口的聚合力包括人的一致性、纪律性以及改造和认识实世界的共同能力。简言之，即指一种集体的力量。这里，人口结构与人口聚合力是相辅相成的。谭琳的看法与阎海琴的观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学术承继上关系可能是微弱的，这也恰好说明了学术性的综述和评论是多么重要。笔者认为，他们能够看到个人之间、人群之间"聚合力"或者说"互动力"的存在和作用，并以此来界定"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称得上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阎海琴提出的那个"差"的概念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在用"人的素质"替代着"人口素质"，混淆着这两个虽然联系密切但也有重大区别的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差"的存在。总之，对于真正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素质来说，坚持系统、结构和互动的观点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

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事实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以张纯元（1998）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的身体素质"是指发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体力大小、体质强弱、耐力的持久状况、动作的敏捷程度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平均身高、体重、胸围以及平均增长速度、相对的平均体力和耐力水平、呆残低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婴儿死亡率、总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是指一个人口群体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知识分子占总人口的比例、文盲率等。"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包括人生观、道德观、思想品质和传统习惯。直接或间接进行衡量的指标主要有：忠诚的爱国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尊老爱幼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模范遵守公共秩序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吸毒者占总人口的比重、青少年犯罪率及刑事犯罪率等。

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的"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穆光宗1989；许金声1991）。之所以用"智力素质"代替"文化科学素质"，是因为文盲人口虽然可能缺乏文化科学方面的素养，但决不会缺乏一定的智力发展水平；换句话讲，"文化科学素质"的说法无法测度很大一部分在文化科学教育之外的人口。至于"非智力素质"也是相对理智、客观的看法，比"思想道德素质"的说法更为中性，也更具可比性。

第三种"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综合素质不是个单项素质相加之和，而是各单项素质在人的活动过程中有机组合构成的一个动力整体。具体来说，"人口综合素质"是人口之"动力素质"、"能力素质"和"伦理素质"的乘积。据盛少波（1992）的看法，只要影响着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可归类为"动力素质"，如需要、动机、理想、意志、兴趣、进取心等；举凡影响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可能性和效率的素质都可归类为"能力素质"，如体力、智力、精力、社交能力等；只要能在生命主体的心理结构中起行为准则的作用，控制主体倾向以某种相对稳定的方式从事活动，就可以归类为"伦理素质"，如道德、性格、世界观、态度或是国民性等等的心理特征。

"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陈剑1988："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二、人口素质的作用力和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素质"为什么重要？这里涉及了"人口素质"之作用力和功效问题的研究。80年代人口学界在理论上探讨"人口素质"的含义和重要性的同时，已经有一些学者转向实证性研究，开始将"人口素质"问题与"脱贫致富"问题相联系。作为80年代初期一项有影响的研究，王小强、白南风（1986）两位学者曾经提出发人深省的假说：人的素质差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规定，"人的素质"或者说"人口素质"被看作是贫困、落后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后续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笔者本人也对"人口素质"与"脱贫致富"的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结论是：人口素质低或差本身既是广义贫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狭义贫困（经济贫困或物质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具体来看，首先，健康素质好不一定就能脱贫致富，但健康素质差到一定程度以致于影响了对劳动和生活的参与，则会明显地成为脱贫致富的阻力；换言之，健康状况对脱贫致富的负效应要大于正效应。其次，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一种恶性循环，是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的共生、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交织。作为脱贫致富的非经济障碍，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是比物质贫困更深重、更长期、也更难克服的特殊贫困问题。所谓文化贫困，是指人口的文化素质低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贫困问题，即教育的贫困，如缺乏理性、视界狭小、目光短浅等；而精神贫困则是指人口的心理素质弱所产生的一种无形贫困现象，即心态的贫困，如人穷志短、内心空虚、只求温饱等。再次，人口素质的改善程度本身应视为脱贫致富系统工程新的、重要的标准。或者说"素质脱贫"是我们的本质目标，文化脱贫和精神脱贫必须摆上议事日程（穆光宗1989）。

人口素质范文篇5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到了90年代，一些学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阎海琴（1992）曾经指出：在人口学中，人与人口两个概念的混淆是导致人口质量难以确定的原因之一。目前人口理论界所讨论的"三要素"或"两要素"’论，其实几乎没有脱离开从人的素质出发研究人口质量的模式，研究的出发点大多是从人的素质延展开来的。谭琳则主张拓展"人口质量"概念，她认为应该从系统的观点思考人口质量。广义的人口质量应不仅仅涵盖一定时空中人口系统中个体素质的总和，而且包含个体素质的整合和互动。因此，从广义上认识人口质量，首先要区分个体的人的素质和总体的人口质量的差别。人口质量不是个人素质的简单加总或任何形式的加权和，而是个人素质的有机组合，具有系统性即整体性、组织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

笔者认为，他们能够看到个人之间、人群之间"聚合力"或者说"互动力"的存在和作用，并以此来界定"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称得上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阎海琴提出的那个"差"的概念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在用"人的素质"替代着"人口素质"，混淆着这两个虽然联系密切但也有重大区别的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差"的存在。总之，对于真正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素质来说，坚持系统、结构和互动的观点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

二、人口素质的作用力和影响因素研究

到了90年代，人口学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有对我国22个省区23个贫困县的一份实证研究。张纯元等的研究结论是：人口因素从多方面制约着贫困县的脱贫致富进程，但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比过多人口数量的制约作用更大；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基础工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则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根本手段。这一结论再一次在理论上证实了各界人士早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治穷先治愚"的经验就早已被基层社区组织所认同并付诸实施。

有较多的研究者谈到了"文化素质"在控制人口和发展经济中的作用。杨耀臣（1993）的研究曾经得出一个结论：人口再生产的长势直接受人口教育水平的强烈反作用。也就是说，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生育率，事实上这也早已被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所证实，特别是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高度负相关这一点尤为突出并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育龄妇女一般更具备"经济人"的理性，更能冷静、客观地对待生育的成本和效用，因而也就更能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的生育决策，她们往往更看重生育的质量，也不能不考虑生育的机会成本，更乐意在生养孩子和个人发展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在杨耀臣（1994）的另一项研究中，他强调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通过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只要拿出400多亿元投入到普及9年义务教育，15年后人口数量可望减少6000万，全民文化程度的起点为初中毕业；还清原先增设的教育经费，还可获得年利1700亿元以上。重要的或许不是这诱人的数字，而是分析所展示的道理即教育投资是"一本万利"的投资行为，而且是早投资、早得益的大好事。正如笔者近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人的建设是最基本的建设，人的投资是最重要的投资，人的发展是最关键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要实现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增长（康晓光1995；张朝尊，吴光炳，高玉喜1996）。鲁迅先生早年说得好：人立尔后万事举。发轫于20世纪中叶的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到了80年代，西方新兴的四要素经济增长理论更是把知识看作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来对待（穆光宗1999）。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

"国民素质"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事业命脉所系的大问题。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解思忠曾经对国民素质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健康、职业、审美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归纳出了24种缺陷（解思忠1997）。但中国人口素质的作用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点却成了国人皆知的事实。1992年，朱国宏曾经尝试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劳动投入分解法来测度中国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论是：在中国1952～1986年间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量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劳动投入量，而包含人口质量作用在内的"残差"的作用则只有12%，在国际上是偏低的；进一步的分解表明，人口质量作用在"残差"中大概占了4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约为5%～6%.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人口质量的转化受到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从而出现了转化率低、存量水平也低的状况（朱国宏1994）。但遗憾的是，后续的量化研究近年很少见到。从理性上推论，90年代以来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定是上扬的趋势，特别是近年对"知识经济"的倡导使得知识和人才升值的趋势几乎袭遍全国。但确切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与此同时，有几项研究得出了一个共性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朱国宏1991）。理论上的解释大致是相同，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没有转向良性循环，使人口素质在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障碍因素。正如朱国宏所指出：这些障碍因素，既有人口质量形成方面的，又有经济发展本身的，还有人口质量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过程所必然产生的。所有这些障碍因素的存在，从人口质量投资角度分析，又主要与投资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相联系，而这正是改革的关键所在。1995年笔者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国民素质不高，而且是国民素质潜能转化率不高的问题。国民素质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素质问题，健康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问题也相当重要。目前中国要十分警惕新的贫困即"富裕的贫困"现象愈演愈烈。在物质上脱贫致富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尽快脱贫致富的艰巨任务。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全面、可持续的脱贫致富是物质&#0；文化&#0；精神三位一体的，或许可以说，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脱贫致富真正本质的目标。市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给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和改善带来的挑战表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一部分人口生活态度的非理性化和生活方式的非科学化。表现在改革的取向上，一是在体制改革上，要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政治体制、干部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深化和推进；二是在人口政策上，要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逐步转向重视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改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不仅要超越人口学的视野进入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研究本身还具备了最直接、最富战略性的政策涵义。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命题的流播，研究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人口素质"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相结合。许多学者都深刻地意识到：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素质"在中国人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中国人口的基本国策中，控制人口数量毕竟是手段，进而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然而遗憾的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一些地方，由于"一手硬、一手软"’，即抓控制人口数量用硬指标，抓提高人口素质用软指标或无指标，致使对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产生迷惑，最终变成为控制人口数量而控制人口数量。在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不能再低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人口发展，而且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如通过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途径（（谭琳1996）。毋庸讳言，中国所谓的人口政策实际上是偏狭的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这般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常常是停留在口头的呼吁上，理论上的强调和实践中的忽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孙兢新（1998）对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描述性分析再一次证实了我们已知的一个结论：从时序变化的角度看，近20年来，中国的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如青壮年文盲率在下降，文盲人口在减少，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即在世界体系中观照中国的国民素质，则不容乐观，如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在业人口中15～24岁青年学龄人口依然占了相当的比例。

如何使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一个"人才强国"的确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长思之的问题。邓小平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口思想就是充分强调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1985年5月19日，他在"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中就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一段话，这就是"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可持续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而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归根结底是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笔者曾经指出：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人口素质问题是人口与发展之间诸多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居于中心的地位。因此，要协调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设法提高和改善人口素质。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课题组（1995）曾经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1）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在课题组看来，国民综合素质是由人的体力素质、智力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构成，其中体力和智力素质又是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条件，科技文化素质则是国民综合素质的基础素质。（2）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缺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样不仅能实现对"增长极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逼供内保护自然资源。（3）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加速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纯平绦斯?幕?∏疤崾侨?褡宓目蒲Ы逃?幕?刂实拇筇岣撸?庥钟欣涤谔辶Α⒅橇Α⒔】档然?舅刂实奶岣摺R虼耍?平绦斯???刃丝平蹋豢平桃?耍?匦胂韧蹲视诿瘢?岣吖?竦淖酆纤刂省?quot;国民素质"这种提法现在已广被接受。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似乎在理解和把握"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这两种提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是一个更灵活、更贴进实际的一种说法。但遗憾的是，在课题组上述的定义中，还是不自觉地把"人口素质"与"人的素质"划了等号，他们似乎忽视了结构的力量、人际的互动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功能和影响力。"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是一个重要的想法，198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早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中就以"最后的资源"为题讨论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战略性价值。要科教兴国，首先要国兴科教，这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的思路。近年来，又有不少知名人士对此大声疾呼（孔宪铎1998）。进一步的问题或许是，不仅要投资于民，而且要激励我们的人民。对贫困地区教育需求的分析已经表明，家庭教育投资可能产生的效益与投资主体对教育的需求或者说看法有关，仅仅投资于民，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实际上，即使在"计划生育"的视野中，"提高人口素质"也完全可以通过"保障生育质量"来落实。近年来，高层领导显然已经看到了"生育数量控制"和"生育质量保障"之间两不平衡的隐患和弊端，开始强调计划生育部门也要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而努力。1998年1月5日至7日，在天津召开的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彭佩云谈到：中国虽然在控制出生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面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据有关研究推算，中国每年约有20至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性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至120万。每年新生儿因发生窒息而导致脑瘫、癫痫和智力低下者有20至30万。于是提出了"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新口号，具体要求：使高发致残、致畸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努力消除因围产因素、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缺碘所导致的儿童智力损害，不断提高出生婴儿的身体素质和智能。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一般认为，"出生素质"是"生命素质"的基础，"生育质量"是"人口质量"的基础。先天遗传的素质是奠基性的，后天养育的素质往往有其生物学的极限。或者说前者是"潜在素质"，而后者则是"表达素质"。

谈到影响人口素质的因素，我们可以分出"先天遗传"和"后天养育"两个角度来分析。这就不能不涉及"优生"和"优生学"的话题。优生学自19世纪末英国遗传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创立以来，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中国自建国以来，优生学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受到贬抑。在中国优生学说史上，一位已故学者是不应该被忘怀的。他就是中国老一辈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他在抗战时期编译的名著《优生原理》至今仍被专业人员看好，此书共分8章，前4章阐明了优生学的基本观点并介绍了国际上的重要研究成果，后4章则介绍了如何提高人类素质的一些优生学方法。在"优生"问题上，一个共知的问题是：遗传和环境、先天与后天、性与养从"优生学"创立之初起就开始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对此问题的争论种种，潘光旦（1981）的观点相当精辟：我们论人才，原有两个很分得开的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条出路；二是造诣即才智的成功能到达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由于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由于遗传。或者还有一个更简明的说法，所由造就人才的"缘"大多寄寓于环境之内，而所由产生人才??quot;因"却要在遗传里寻觅。"

有些学者的议论也是很富启迪的，胡纪泽（1986）在重温潘光旦先生《优生原理》时的感悟是：一个人能否在某项事业中成功，除了他的智能、环境条件以及自身的刻苦努力外，还与他的气质密切相关。不同的事业，需要不同气质的人。一个人的气质主要也是由遗传决定的。近年来，有关优生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苏苹、侯东民编著的《优生学概论》一书中。该书不仅论述了遗传和优生、环境与优生的关系，而且强调指出优生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并尝试从社会医学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与优生之间的关系。钱信忠先生（1986）也曾从普及知识的角度探讨过优生优育即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并主张制定优生保护法。

对人类的优生起重大作用的一条途径是生育选择。然而，中国人口政策的偏狭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做得很严，而提高人口素质的措施却少之又少。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控制过死则缺乏优生学的远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提法太笼统，缺乏科学预见性。殊不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几十年后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仅从优生学上看就有了缺陷（胡纪泽1986）。对独生子女问题的探讨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在近年来有关中国生育率下降代价问题的研究中，"独生子女问题"是最引人注目的代价问题之一，确切说包括了原生性的独生子女新生代素质发展失衡的问题（如非智力素质问题比较突出、次生性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和独生子女自己的婚姻问题等（穆光宗1994，1995）。

当然，少生也可能有助于优生，笔者曾经分析过计划生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效果，初步结论是：（1）中国的计划生育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措施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广大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或者说减少了她们"风险生育"的概率。如通过一系列预防性措施，提供多样化的可供选择的避孕节育措施，帮助广大育龄妇女避免了不必要的妊娠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工流产，从而促进了她们的身心健康。（2）在计划生育深入人心并受到群众普遍欢迎和拥护的地方，计划生育对妇女健康的影响大多比较积极。如计划生育"三结合"的成功实践所形成的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对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有着良好作用。（3）计划生育对生育质量的正面影响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是积极且显著的。主要表现在：其一，"少生"这一结果本身对下一代的优生优育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二，优生优育措施的落实有力地促进了优生优育事实的形成和扩充；其三，母亲一代在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状况两方面的俗话子改善对下一代的生育质量具有强有力的提升作用（穆光宗1996）。

三、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引起注意大概是在80年代中后期。胡纪泽（1986）认为，如果鼓励少生，率先响应的必是高智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多半因为事业的缘故不愿多要孩子，往往只生一个就已满足，而完全不要后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大有人在。这样就带来了严重的反选择、反优生的后果：高智能阶层的后代不断减少，这样势必拖住整个种族进化的后腿。虽然他没有用"逆淘汰"一词，但"反优生"的说法其实并无二致。有些同志注意到，城市人口少生农村人口多生这种二元化的生育格局似乎在制造人口素质结构性下降的悲剧。显然，其时人口学界还没有普遍关注这个问题。1987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对此问题不置一词似乎就足以证明，而到了1991年底召开"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时，已有多位学者讨论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如此看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应该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1991年，周孝正和笔者同时在《社会学研究》撰文讨论了"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周孝正认为：所谓人口逆淘汰，是指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缩小，而低素质人口所占比例扩大的过程或者说现象。笔者则认为，"人口逆淘汰"指的是总人口中低素质以及零素质的人口比重越来越高，以致于形成人口再生产在质量方面"劣胜优汰"恶果的一种社会现象（穆光宗1990）。

事实上，"逆淘汰"一词源出高尔顿。高尔顿在接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理论后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在高尔顿的研究中，当时他注意到的是遗传素质的逆淘汰。他把"逆淘汰"定义为：现代文明社会，包括科学技术、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等可能会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仅一些被认为身心俱健的"适者"能生存繁殖，同样使一些被认为应是属于被淘汰的弱者，也得到生存甚至繁殖的机会，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被淘汰的弱者，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不良基因的遗传频率，最终严重地削弱人类的遗传素质（赵功民1992）。在过去的10年中，人口学界的认识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明确提出了"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警告（周孝正1991；陈剑1992）；第二种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的看法站不住脚，甚至是错误有害的一种认识（戴星翼，侯东民1992）。第三种则认为，从全局看，"人口素质逆淘汰"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场虚惊；但从局部看，"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应当熟视无睹（穆光宗1991，1995）。具体来看，这三种代表性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可以分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和"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两种。陈剑认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是指不同的文化群体，由于自身素质的差异和外界环境的不同所引起的生育率的不同。由于农村妇女生育水平比城市高，长期下去就会形成一种不利的人口结构，即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城市人口比重下降了，不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农村人口比重则提高。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则是指由遗传素质差异引起的逆淘汰。即越是有遗传生理缺陷的父母越能为社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身体健全的父母则限定在严格范围内。陈剑强调了三点：一是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应当引起关注，二是人口控制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总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三是由身体遗传素质的差异所引发的逆淘汰则与人口控制有关。笔者认为，将生育率的差异当作人口素质的差异不仅是一种牵强的看法，而且是一种静态的封闭人口的错误假定。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城乡生育率存在着二元化的格局，但农村人口、农民人口的比例却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显著地下降。再者，极其个别的因为遗传生理缺陷而多生一胎的现象虽然曾经存在过，但其负面影响被夸大了。在这个意义上，围绕"人口素质逆淘汰"所展开的讨论就好象当年的堂吉柯德那样对着"风车"大战了一场，似乎是杞人忧天而已。

陈谊（1998）的硕士论文曾经探讨过"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与人口素质的关系"。她把"人口素质逆淘汰"定义为：在人口素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对人口素质提高产生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的因素，结论是：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对人口文化素质的逆淘汰作用是存在的；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她又认为：受教育条件的改善和提高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影响最大，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次之，城乡生育率差异的影响最小。她特别强调人口迁移对于"逆淘汰"的缓解作用。该文将对人口素质提高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归为"逆淘汰"本身是大有争议的，但她看到人口系统开放的现实性是值得肯定的。公务员之家:

作为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戴星翼认为：逆淘汰现象宏观是假、局部是真。在方法论上，"逆淘汰"是失败的。断言中国发生了逆淘汰现象，至少是轻率的。因为"无论人们如何谈论"逆淘汰"或"不利的选择"，到时都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虚惊，民族的血管中仍保留着"足够多的好东西"。侯东民则认为"人口控制导致人口素质逆淘汰"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论断与认识，因为人口控制有有效抑制人口素质"逆淘汰"的功能。对此，陈剑和笔者本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戴星翼区分宏观和微观的观点有他的道理，事实上，笔者持的也是相似的见解。只是作为谨慎乐观主义者，笔者在一些具体看法上不同于前面的两种。

人口素质范文篇6

一、人口素质的涵义

关于人口素质涵义的讨论，学术界有许多观点，但本文同意1991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中把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看成是同一个概念的观点[1]，不再做专门的区分。

1.对人口素质内涵的认识

我国对人口素质内涵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较早的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把人口素质定义为“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这与《人口学词典》中的定义：“人口学所讲的人口质量，一般指的是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素质，它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2]是一致的。而梁中堂教授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穆光宗则定义：“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还有吴忠观在《人口科学辞典》中指出：“人口质量，亦称人口素质。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口在质的规定性方面的发展水平，总是体现为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人口具有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一般认为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三方面的内容”[3]。

以上关于人口素质内涵的不同观点，笔者认为每一种观点都是局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提出的，因而没有全面的、准确的概括出人口素质的真正涵义。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根据本文的研究视角，将人口素质定义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是用于描述先天自然因素和后天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具有生理和心理基本特征的状态的范畴。

2.对人口素质外延的认识

关于人口素质的外延，一直以来都有“三要素”和“二要素”两种观点之争。

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中心[4]。

而“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组成。理由是因为：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就会因为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比较；即便是把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这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5]。

无论是“三要素”观点，还是“二要素”的观点，都反映了人是由生理和心理等组成的复杂的统一体。但是在综合评价人口素质时，道德问题的分析是很困难的，因此，国内外的许多人口研究学者也都回避这一问题.本文在对人口素质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时，也仅选取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相关指标，不再考虑思想道德素质对人口素质的影响。

二、人口素质的指数描述

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素质的定量描述进行了不同的尝试，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衡量人口素质的模型主要有PQLI、ASHA、HDI等三种指数形式：

1.人口素质指数PQLI[6、7]

人口素质指数(ThePhysicalQualityofLifeIndex，缩写为PQLI)是莫里斯.戴维.莫里斯(M.D.Morris)在1975年提出，用以综合测度一个国家人民的营养、卫生保健、国民教育等物质福利领域进步状况的综合指标，其主要目的在于反映一个国家满足其人民基本需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定义变量：KWTBXIMI表示为婴儿死亡率指数、LEI表示为预期寿命指数、LII表示为识字率指数，PSBD表示为每千名婴儿实际死亡数，PLM表示为15岁以上人口中识字人数，TM表示为15岁以上总人数③。

从上面的指标选取和计算方式知道，PQLI指数选取的三个指标主要涉及的是身体素质方面，在工业化程度比较低的社会中，能比较好的反映人口素质状况，而且指标选取简单，也便于操作。但PQLI指数在反映人口素质上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指标涉及面很窄，只有身体和智力两大领域，对于全面分析了解人口素质是不够的；其次，仅用成人识字率作为文化素质指标，并没有体现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再次，PQLI指数主要适合与那些发展中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的评定，其适用的国家受到了较大限制；另外，在指数的合成过程中采用的是简单平均方法，该方法采用了各指标在模型中的等权重法，而事实上各指标在模型中的重要性不仅是不同的，因此，PQLI模型方法具有实用中的局限性。

2.ASHA指标法[8、9]

指数是美国社会卫生组织(AmericanSocialHealthAssociation，缩写为ASHA)提出的，主要用来反映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定义变量：ER表示为就业率、LI表示为识字率、AALI表示为平均预期寿命指数、PGNPID表示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PB表示为人口出生、BMR表示为婴儿死亡率、AAL表示为平均预期寿命。

该指数在具体计算之前，先将平均预期寿命指标转为指数形式，其公式为：

在此基础上采用乘除合成法，即将正指标置于分子连乘，逆指标放在分母连乘即可计算得到ASHA指数。具体表现为：

ASHA指数选取的指标有较大代表性，使用的乘除合成法也比较科学合理，但使用在人口素质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指标选取多偏向于社会指标，而经济指标及其两者相交叉指标考虑较少；(2)没有对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3)认为各个指标对整体的影响程度相同，没有加权平均，没有区分各指标的不同权重，而且乘除合成法使得指数值的变动对每个指标过于敏感，尤其是较小的指标值变动对指数的影响作用过于突出。

3.人类发展指数[10]

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缩写为HDI)系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出版的《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该指数主要讨论了人类发展的定义与测量、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以及90年代人类发展战略等问题。它主要是用来测定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状态程度的一个综合指标。

该指数选择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人均GDP三个指标来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其计算公式：

即将各国的三个指标指数化(无量纲化)，每个指数均以该国家该项指标的极差为分母，以该项指标的最大值与某国该项指标的实际值之差为分子。

将HDI作为全面评价人类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这无疑为人们评价社会发展程度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仅选择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人均GDP三个指标来评价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情况是不全面的，而且这三个指标仅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有关，也不能综合全面反映人口素质的发展状况。其次，据有关研究表明，HDI与其各个构成指标之间都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再次，在最大值和最小值的选取上也缺少相应的理论依据。

4.我国人口素质的指数改进——综合指数计量

针对本文的研究视角，认为人口素质指数PQLI要优于其他人口素质的指标体系。首先它的研究对象就是工业化程度比较低的国家，这与我国的目前情况具有相似性；其次PQLI指数选取的指标比较简单，也比较利于研究者进行数据的分析。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了更好更全面的评价我国人口素质的发展状况，本文将对人口素质指数PQLI进行修正。

(1)指标的选择

(2)模型的建立

在PQLI指数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加权线性和法⑧，对人口素质指数进行测算，建立以下模型来反映人口素质指数F：

ZX[，i]为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P[，i]为各指标标准化后的分量系数，且各个分量ZX[，i]是相互独立的，即cov(ZX[，i]，ZX[，i+1])。

三、实证分析

1.数据的采集及处理

据选取的指标，本文采集了1990-2004年上述各指标的数据⑨(对部分缺损的数据在分析时做了相应的技术处理)。在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考虑到各指标数据的差异以及为所得的分析结果更加有效，利用EXCEL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⑩，其计算公式为：

2.数据相关性检验

使用SPSS12.0对经过处理的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建立各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表略)。该矩阵用于表明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这是做主成分分析的前提条件。经分析，选取的指标两两间的相关性都比较高，因此，是适合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题进行分析的。

3.主成分的分析

对检验后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计算出主成分旋转前后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表1)和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2)。

(1)因子提取：在主成分分析中，由表1可见，前2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而且累计贡献率也达到了92.641％，即这两成分所包括的信息占原始变量所包含总信息的92.641％，而其余10个因子对方差影响很小。因此可以提取前两个因子作为主成分进行分析。

(2)因子分析：表2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是因子F[，1]、F[，2]与ZX[，1]、ZX[，2]…X[，12]的相关系数，它表明每个因子包含原始指标信息量的比重。由表3可见，第一个因子F[，1]在学龄儿童入学率X[，2]、人口自然增长率X[，6]、科技活动人员数X[，8]、诊疗人次X[，9]、群众体育达标人数X[，11]和粗文盲率X[，12]上具有绝对值较大的载荷系数，这些指标反映了我国在自90年代开始的在卫生、计划生育、基础教育和科技普及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已经取得一定的回报，尤其是在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全民健身上取得了较好的收效。这表明第一个因子F[，1]反映的是我国人口素质在政策影响下的综合因素。

第二个因子F[，2]在平均每万人口中大学生数X[，1]、婴儿死亡率X[，3]、平均每万人口中中学生数X[，4]、婴儿出生时预期寿命X[，5]、城镇化率X[，7]和入院人数X[，10]上具有绝对值较大的载荷系数，其中入院人数X[，10]和平均每万人口中大学生数X[，1]在F[，2]中的载荷相对更大，分别为0.973和0.900，这是个体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重要表现。在考虑F[，2]中的其他因素，本文认为F[，2]因子反映的是人口素质的单个个体因素。

(3)标准化处理：利用相关系数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以后，便得到两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根据这个系数给出如下的线性组合，即主成分表达式：(ZX[，i]是X[，i]在去量纲后的标准化变量)：

利用各主成分构造综合评价模型，在各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λ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再将F[，1]和F[，2]代入到F中，即可得到主成分综合模型：

从综合模型中可以知道，平均每万人口中大学生数ZX[，1]、学龄儿童入学率ZX[，2]、平均每万人口中中学生数ZX[，4]、婴儿出生时预期寿命ZX[，5]、城镇人口比重ZX[，7]、科技活动人员数ZX[，8]、入院人数ZX[，10]和群众体育达标人数ZX[，11]对人口素质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影响作用相对较大的是平均每万人口中中学生数ZX[，1]、城镇人口比重ZX[，7]，影响程度都接近0.3。而阻碍人口素质提高的因素主要是婴儿死亡率ZX[，3]、人口自然增长率ZX[，6]、诊疗人次ZX[，9]和粗文盲率ZX[，12]，其中，抑制程度较大的是人口自然增长率ZX[，6]和粗文盲率ZX[，12]，抑制程度分别达到了0.294和0.289。

(4)综合得分：最后将原始数据处理过的标准值分别代入F[，1]、F[，2]和F，得到各年份人口素质的主成分得分、综合评价得分及其排名，见表3。

从表3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主成分F[，1]的得分排名自90年代以来其增长趋势都是比较稳定的，只有到了2000年以后F[，1]才有细微变化；主成分F[，2]的得分排名则一直比较稳定，与综合得分F排名也保持较好的一致性，除了1991年的得分排名下降外，其他年份的得分排名都是在不断增加。从整体上看，因为主成分F[，1]、F[，2]在人口素质中的影响比重大致相当，所以国家政策影响下的综合因素以及个人因素两者的互动对于我国的人口素质的快速提高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从图3样本综合得分示意图也可以观察到我国人口素质近年的发展总体趋势，这与实际情况非常一致。

四、结论

通过对人口素质指数PQLI模型的改进，使其更适应于我国目前人口素质的评价，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结论一、基础教育的投入对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作用明显。

从人口文化教育素质水平来看，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粗文盲率也在逐年下降，这些都与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分不开的，但每万人中大学生数的比重却比较低，这也显示了我国中高级的人力资本比较低，突现了人力资本比例的不协调。因此，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同时，要增加高等教育的投资，大力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和创新人才，落实国家“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

结论二、有效控制人口数量是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的保证。

从人口增长率来看，近些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人口规模仍然在扩大。过多的人口总量将带来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劳动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等，这些都不利于人口素质的再提高。因此，稳定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制建设，把工作重点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有效的控制人口数量，是对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论三、促进全民健身氛围的形成，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基础。

人口素质范文篇7

1979年，邓小平总设计师首次用"小康"一词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1997年，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任务。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7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明确目标：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等。描绘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的美好前景，指出到2020年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生活殷实、人民安居乐业和综合国力强盛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社会发展阶段。

多年来，我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仍有不少指标与目标值的差距较大，地区发展也不均衡；城乡居民收入完成目标难度很大，稳定增长缺乏牢固基础；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技术创新能力欠强；扩大就业和收入分配调整难度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发展中面临着人口资源硬约束的严峻挑战。

二、人口素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影响

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及其目标确定的原则，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四个方面的16项指标。其中：第七项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第八项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与人口素质息息相关。其具体目标性指标包括：期望寿命75～79岁，婴儿死亡率6‰，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0.5‰，孕产妇死亡率12/10万，残障流行率14.5‰，肥胖症成人(儿童)比例5%，精神病发病率0.5‰。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18类25个指标中，有8个指标与人口发展直接相关。

当前，我国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出生人口素质令人堪忧，出生缺陷发生率特别是农村人口出生缺陷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出生缺陷的发生，不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而且直接影响未来劳动力的素质，是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

出生缺陷是指出生时就存在的人类胚胎（胎儿）在外形或体内有可识别的结构或功能上的异常，是引起流产、死胎、新生死亡和婴幼儿死亡的因素之一。出生缺陷的原因有遗传和环境两大类，并互相作用，造成严重危害。我国是出生缺陷和残疾高发的国家，全国每年发生肉眼可见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为13.07‰，外加其他在0～14岁期间发现或诊断出的先天残疾的发生率约为4％～6％，这就意味着我国每年新增先天残疾儿童80万～120万,平均每20分钟出生1个先天愚型儿，每6分钟出生1个神经管畸形儿。我国每年仅神经管畸形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两亿元，先天愚型的治疗费超过20亿元，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费用更是高达120亿元。全国目前残疾人口已达60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4.9％，覆盖全国家庭总数的18％；据统计，在我国人群中先天性智力残疾已达3000万，且每年以2％的比例增长；遗传病及出生缺陷绝大部分发生在占人口75％以上的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据有关资料报告，我国严重出生缺陷患儿中除20％－30％经早期诊断和治疗，可以获得较满意的生活质量外，约30％－40％在出生后死亡，约40％致残。全国目前累计有近300万个家庭曾生育过出生缺陷和先天残疾儿，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1／10。

江苏省部分卫生、计生专家通过几年的努力，进行了一次以人群为基础的出生缺陷调研究分析，结果如下：研究孕妇26803例，正常妊娠分娩率为96.33%，流产1.40%，死胎0.34%，死产0.06%，引产0.37%，新生儿死亡率为33.6/万，婴儿死亡43.6/万,存活但合并畸形71.3/万。确诊出生缺陷儿282例,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0‰左右，其中先天性心脏病发生率为15.0/万,总唇腭裂为10.1/万,脑积水为9.7/万,染色体异常发生率为9/万,非窒息导致的脑瘫为8.2/万,眼部畸形8.2/万,神经管缺陷发生率为7.5/万等。出生缺陷发生的原因:遗传因素占25%,环境因素占10%,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占65%（来自:江苏医药2008-01-11作者：周建军;胡娅莉;刘启兰;陈启光;许碧云等）。

根据*县卫生和计生多年来掌握的有关数据，全县出生缺陷发生率每年均在6-8左右，每年大约有90-120左右的出生缺陷儿童出生，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因此说，每一例出生缺陷的发生都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沉重的经济负担，不仅影响患儿终身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也影响家庭和社会和谐，直接影响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小康社会建设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主要目标。人口素质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提高中华民族人口素质的前提和基础。2008年7月14日，罗志军省长在全省人口计生工作会上明确指出：要充分认识良好的人口环境是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没有人口数量的有效控制，没有人口素质的大力提高，没有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就不可能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科学制定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规划及行动计划，加强出生缺陷干预能力建设。全面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建立多部门协作的预防模式和运行机制，大力普及预防出生缺陷科学知识，倡导科学婚检，有效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和实际发生率。要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重点是以“世代服务”品牌建设推动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构建融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人员培训、药具发放、政策服务于一体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平台，使以人为本、依法管理、便民维权、优质服务的理念真正得到体现和确立，树立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良好形象。

（一）加强宣传教育，普及优生优育科学知识

1.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文艺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普及科学知识，增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重要意义的认识和自我保健能力。要不断充实预防出生缺陷、残疾及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知识，倡导文明、进步、科学的婚育观，倡导婚前自主婚检和晚婚晚育、优生优育，关爱男性生殖健康，教育新婚夫妇戒烟限酒，远离；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开展新闻宣传、公益性宣传或制作专题，加强与群众的沟通，增强互动性、针对性，真正使优生、优育、优教的科普知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关心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氛围。

2.在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学校、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建立较为规范的健康教育体系。通过新婚学校、孕妇学校、育儿学校、人口学校等多种形式开展面对面的健康教育，广泛宣传婚前医学检查、孕产期保健和新生儿保健知识，使重点育龄人群比较全面、系统地接受婚育知识教育；将预防出生缺陷的科普知识，青春期生理、心理卫生知识、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识纳入学校教学和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之中；编制各类健康教育宣传材料，普及优生优育、生殖保健和科学育儿知识，逐步改变不健康的生殖行为，建立宣教、咨询人员队伍，不断提高健康教育质量和水平。

（二）部门协作，齐抓共做，综合治理

预防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相关部门的共同参与，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实行综合治理。计生部门主要承担优生优育、预防出生缺陷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高危人群的筛查管理与服务，推广备孕妇女补服各种营养素，开展优生筛查等一级预防工作。卫生部门主要承担孕产期保健、产前筛查和诊断、人工终止妊娠等二级及以上出生缺陷的诊断治疗等三级预防工作。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婚前体检和婚姻登记的出生缺陷预防工作。宣传部门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教育阵地，使广大干群提高认识，增强自我保健能力，营造全社会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氛围。

（三）强化依法行政，保障妇女儿童身心健康

各有关部门应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服务。第一，严把结婚登记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七条规定禁止结婚的对象，民政部门不予登记结婚；开展“新婚夫妇染色体普查”、“TORCH四项病毒检测”、营养素发放等出生缺陷一级干预工作，以杜绝不良后果的产生。第二，严把机构准入关。开展婚前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助产技术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机构，必须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条件和技术标准、服务规范，并经卫生行政部门依法许可。第三，严把执法监督关。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必须加强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的管理与监督，坚决制止和打击非法行医、非法接生或堕胎、弃婴等违法行为。严禁孕期、哺乳期妇女从事有毒有害等作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合理照顾和劳动保护，为保障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建立健全生殖保健服务体系，规范服务管理

1.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体系建设。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已经从传统的控制人口数量、从事最基本的“查环、查病、查孕”工作，发展到涉及人口素质、生殖健康、医疗保健等与医疗卫生有较多交叉的管理与服务领域。但由于计划生育系统技术服务起步晚，无论是服务阵地还是技术力量、服务设备等都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因此，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使其充分发挥计划生育、生殖保健服务功能，对于提高人口素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应以全省“世代服务”中心建设为契机，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建成融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人员培训、药具发放、政策服务于一体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平台，建成“服务世代”的品牌机构，使以人为本、依法管理、便民维权、优质服务、优生优育的理念真正得到体现和确立。要全面开展出生缺陷一级预防工作，依托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网络，重点做好宣传倡导、健康促进、优生咨询、高危人群指导、孕前实验室筛查、营养素补充等工作。推进计划生育与优生优育等重点科研项目攻关。要提高综合管理能力、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强围产期保健、优生遗传咨询指导，加强围产期出生缺陷的筛查，提高神经管畸形、唐氏综合症、重大体表畸形筛查能力，特别要发挥B超等影像诊断、病理诊断对重大体表畸形筛查的优势，提高中孕、晚孕期筛查的覆盖率。

2.加强孕产期保健的管理。科学制定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规划及行动计划，加强出生缺陷干预能力建设，全面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加强婚育咨询和指导，积极开展婚前和孕前保健、孕产期保健、产前筛查和诊断、产后访视、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康复工作。做好孕产妇营养指导，推广孕前期和孕早期普服叶酸等营养增补剂，防止神经管缺损畸形儿的发生。严格控制孕期用药。实行住院分娩，狠抓产科质量，减少新生儿窒息和产伤的发生，提高抢救急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能力，提高新生儿窒息的复苏水平。

3.完善残疾儿童报告制度。计划生育、卫生、残联等部门做到对残疾儿童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以减轻残疾程度并做好残疾儿童的康复工作，加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及早期教育工作的管理。

4.加强计划生育相关技术服务。充分发挥各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作用，广泛开展优孕优育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优生遗传咨询，市、县级计划生育指导所要发挥龙头作用，承担染色体检验、孕前TORCH检测等出生缺陷干预项目，镇级计划生育服务站（中心站）以上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应不断拓宽服务领域，逐步开展孕前疾病的筛查。加强孕前服务和管理，减少非意愿性妊娠所致的人流、引产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危害和早婚、早育对胎、婴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5.强化社区干预体系。在政府领导下，城市以社区卫生（计划生育）服务站(室)、农村以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为依托，形成以社区为基础的出生缺陷一级干预体系，使优孕、优育、优教的健康教育、生殖保健技术服务得到落实。

6.由人口计生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定期上报出生人口素质信息，建立健全出生人口素质评估指标体系，形成出生人口素质定期评估和预警预报制度。

（五）积极预防影响出生人口素质的疾病

1.逐步消除孕期及哺乳期妇女因缺铁、缺碘，以及铅及苯等有毒有害物质所导致的儿童智力损伤。落实除高碘地区外全民食用合格碘盐的措施。盐务部门应加强对食盐市场流通领域的管理，严禁不合格碘盐的销售。积极倡导孕期常规补充铁剂。

2.加强临床检测和计免工作。医疗保健部门要逐步将新婚夫妇、孕妇、新生儿碘营养水平、血铅化验及孕期淋病、梅毒等性病的检测列为常规临床检验项目，依法对高危孕产妇进行常规产前诊断。加强婴幼儿听力、视力的筛查，达到早期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目的。计划生育、卫生部门要积极推广风疹疫苗接种，减少风疹病毒对胎儿的危害。继续加强儿童计划免疫工作，普及乙肝疫苗的接种。

3.改善环境质量。进一步加大改水力度，改善饮用水质量；全面治理汽车、摩托车尾气污染，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强工业污染防治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使居民生活环境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卫生标准。

4.开展新生儿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研究。重点开展防治围产期缺血缺氧性脑损伤、降低新生儿窒息致残率、孕期疾病、用药及生殖系统感染对胎儿生长发育影响、环境和营养因素对胎儿及儿童生长发育影响等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加强技术合作与交流，积极引进、吸收国内外遗传、生殖领域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要重视科技成果的推广及使用，积极推广简便易行的适宜技术，使人民群众真正受益。

（六）加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的领导

⒈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作为一件大事切实予以重视并加强领导，加大执法力度。要把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做到责任到位，投入到位，措施到位。各级政府要定期听取本地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并加强监督与指导，列入各级政府与有关部门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实施定期考核。

⒉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综合治理的原则，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同心协力做好工作。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建立部门定期通报制度，共同做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支持、参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各项活动。

⒊增加经费投入，提高资金利用效益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根据需要增加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的投入。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对计划生育服务网络的投入，鼓励实施免费婚前检查和优生筛查，支持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要切实加强对经费的管理，专款专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益。

⒋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干预能力

人口素质范文篇8

随着我国计生工作的深入开展，优生、优育、优教已经成为每个父母、每个家庭乃至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优生、优育、优教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完成提高人口素质的任务。在我国10亿农村人口的大国里，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就要强化优生、优育、优教，迅速改变农村人口素质较低的状况。

一、突出“四个结合”，强化“三优”教育

1、把开展“三优”教育与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相结合。要在贫困的农村中开展“三优”教育，关键就是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首先是开设扫盲班，教农村妇女读书识字，先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然后再进行基本的“三优”知识教育，如妇女孕期卫生与优生保健知识等。其次是开设夜校班，让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白天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晚上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第三是开设文化补习班，对农村妇女进行必要的文化补习的同时，也适当讲授新生儿的喂养、婴幼儿早期教育注意事项、儿童常见病的家庭护理及预防等“三优”教育知识，从而使广大农村群众既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也加深了对“三优”教育的理解与提高。

2、把开展“三优”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在农村尤其是贫困的山区农村，大部分农民既是文盲又是法盲，他们不知道<<婚姻法>>，更不知道有<<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因此，贫困山区农村买卖婚姻和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比较突出。开展“三优”教育要与法制教育相结合，利用图片展览、标语口号、宣传车等宣传方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与“三优”教育、共同提高“三优”知识与法制知识，让广大农民做“三优”教育的促进派。

3、把开展“三优”教育与计生工作相结合，据“四普”资料显示，全国文盲半文盲的农村育龄妇女，平均生育胎次为大学文化程度育龄妇女的2.62倍。可见，文化素质越低，多胎率就越高，计生工作离不开“三优”教育。在开展声势浩大的计生宣传工作中，利用新婚学校、婚育学校等形式讲授节育、避孕、胎教等计生知识的同时，也要不失时机进行“三优”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在实行计划生育的同时，增长“三优”知识。

4、把开展“三优”教育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相结合。农业生产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都要以农民身体素质与文化为基础。在开展“三优”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同时，要进行种养科普知识、“三高”农业技术等农村科学知识的传授。帮助农民发展“三优”受精，帮助农民少生优生、勤劳致富，提高生活水平，从而使“三优”教育得到更有效的传播。

二、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农村“三优”教育的力度

1、加强领导，落实“三优”教育的责任。“三优”教育是计生工作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涉及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是一项艰苦的社会系统工作。各级政府要建立由分管领导负责，计划生育、民政、卫生、妇联等部门共同参与的“三优”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各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落实“三优”工作责任制，加大“三优”工作的考核与管理的力度。

2、把好婚姻登记关。<<婚姻法>>规定，属于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及患有麻风病或性病未经治愈禁止结婚，对申请结婚的男女双方在结婚前进行健康检查，这是进行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推进优生优育，强化“三优”教育，各级民政、卫生、计生等部门要共同配合，一是严格把好婚姻登记关，减少遗传病及缺陷，共同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二是加强婚姻法的宣传教育，促使广大农民自觉和执行婚姻法。

3、做好“三优”服务工作。一是卫生、妇联、计生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对农村育龄妇女做好“三优”服务工作，进行妇检及孕期检查，为农村妇女提供生殖保健，孕产期母婴保健等上门服务。二是加强人口出生监测服务。要努力改善农村医疗服务，实行人口监测接生，以降低婴儿的发病率及死亡率，提高人口素质。三是做好科学的营养搭配、婴儿合理喂养，改善营养结构。四是加强优教服务。优教服务是在优生优育的基础上，通过家庭教育服务、学校教育服务与社会教育服务，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

4、改变农村文化生活方式。在农村开展有益农民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文化、妇联等部门要共同配合，送戏下乡，增设电影、电视等文艺节目，使广大农村群众在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三优”教育。

人口素质范文篇9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二、人口素质的作用力和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素质范文篇10

21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对人的创造力的培养和智慧潜能的发掘特别关注，而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的论断又使国际社会加倍重视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面对这一现实，近年来一些人开始不遗余力地从西方引进一种旨在开发胎儿智力潜能，提高出生人口智力素质的新式胎教。据称，这种胎教是在国外对胎儿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不容置疑的科学性。它主要采用同胎儿谈话、教胎儿学乐谱、认字母、做算术等对胎儿直接施教的方法来提高胎儿的智商，使胎儿由愚变慧，出生后个个都是“天才儿”，因此可以称之为“智力胎教”、“直接胎教”或“子教式胎教”。它的倡导者们认为，实施这种胎教，可以优化我们民族的素质，为国家也为家庭培养出智力优秀的下一代，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特别是智力素质的有效途径，应当取得社会的认可和得到长足的发展[1]。然而功能和效果如此美好的新式胎教，在它的原产地却未能被推广和为社会所接受，从提出至今20多年来，在西方也只有几个人写了几本关于胎教能提高胎儿智力的体会的小册子，几个热衷此道的私人医生在其诊所里办了几次“胎儿大学”，实际情况是“言者谆谆，信者寥寥”。但是，它却园内开花园外香，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热了起来，并正在不断升温，其触角已经伸到包括教育、生育在内的广大社会领域，介绍的文籍、磁带陆续出版，“胎儿学校”也应运而生，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的年轻夫妇在领取生育证明时，还被硬性规定要购买胎敦磁带和资料。眼下，新式胎教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奇特功能已被说得神乎其神，宣传者们介绍说，美国一对夫妇的4个女儿接受了智力胎教，结果个个出生后都不同凡响，智商高达160，全被列入全美5%的高智商行列，成为举世瞩目的“天才儿”[2]；中国一男孩实行了胎教，出生后2岁就能用英、汉语对话，4岁能解初中数学难题，5岁就上了大学少年班，智商高达190[3](P15)。这种诱惑对许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的家庭显然是不可抵挡的，于是许多青年夫妇如痴如迷，像虔诚的宗教徒一样，按其教导每天对着肚子放音乐、颂诗文和与胎儿对活，以祈求生一个智力超群的孩子。而今，这股新式胎教之风迎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可谓已经刮遍了神州大地。然而，分折表明，这种神奇的胎教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甚至是违背胎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它所施予的智力教育，由于超越了胎儿的心理发育水平，根本不可能为胎儿所接受；相反，不停地同胎儿对话，教胎儿学习社会文化知识，频频地刺激胎儿运动，则可能会打乱从动物到人类无数万年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胎儿正常生长发育规律，破坏胎儿作为自然实体所应有的胎内环境秩序，从而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的后果。最终，会像当今人类任意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导致水旱风沙灾害，遭到报复一佯，在出生人口素质上留下我们尚不可觉知的隐患，贻害整个民族，这是每个关注自己民族命运的人不可不虑的。比如，现今在学龄儿童中发病率高达3%，令医学专家、心理专家都十分棘手的“儿童多动症”，虽然病因至今扑朔迷离，但医学已经肯定，它是儿童神经系统在发育中获得的疾病，对此，我们是否应联想到它会与胎儿在宫内受到了类似于新式胎教之类的过量的或不当的刺激这一因素有关呢？再比如，我们是否应对那些关于不当胎教引起胎儿致残的报导进行思考[4]，因而审慎地对各种胎教的科学性进行区别呢？固然，我们不应当因害怕自然界的报复简单地臣服于自然规律而在保证胎儿健康生长发育上无所作为，但这种作为又必须建立在对自然规律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新式胎教对胎儿生理、心理发展规律缺乏严谨的科学研究，甚至连相应的动物实验报告都没有，只以少数个体经验描述和神奇传闻为依据就将其“理论”和方法四处推行包含着极大危险，因而是十分令人担忧的。面对现在和未来胎儿的身心发展安全，换言之，面对着民族未来人口素质，我们吁请新式胎教的倡导者和整个社会要慎重行事，要记取许多因违反自然规律，不尊重科学规律而导致灾难的教训。

其实，胎教之说，在我国古已有之，但我国传统的胎教与上述新式胎教不同，它不主张对胎儿直接施教去干扰胎儿的自然发育程序，而是强调孕妇要注重营养、调适情绪、加强自身修养、预防疾病感染、减少外界环境伤害等以避免间接损害胎儿发育，这实为一种“母教式胎教”或“间接胎教”。经验和现代科学都证明，传统胎教在剔除封建思想糟粕后，其主要内容是符合科学规律的。

二、新式胎教有悖于胎儿心理发展规律

智力胎教要通过对胎儿进行智力教育来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第一个依据是国外的研究发现“胎儿已经具有了灵敏的感觉”，“具有令人吃惊的听觉、记忆和理解能力”，同时还“出现了或讨厌或喜欢或快乐和恐惧等情绪”，“与婴幼儿、儿童、成人的心理，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差别”，“可以进行宫内学习”[4]，应当对其施行智力胎教。提出这种依据是源于对胎儿心理发展水平的不了解。

1.胎儿不具备思维和理解能力。心理学的研究告诉人们，人与动物虽然都有心理活动，比如就连蚯蚓这样的低等动物也具有感觉这佯的初级心理，但是，哪怕是高等哺乳动物乃至灵长类动物都不具备人的心理，因为他们都不能像人一样具有思维，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准。“所以思维或思维活动是人类突出的，使自己和动物在本质上区别开来的一个主要特征”。“就人类的心理活动方面说，如感觉、知觉、情绪、动作等本身，都基本上和动物共有，并不比动物（主要指高级动物）高出多少，甚至还有不及的地方，只有思维，在胚芽以上发展水平的思维，才是人类所特有的”[5](P42-43)。胎儿只有简单的感觉，其心理发展连知觉水平都没有达到，更不要说会具有思维。胎儿心理还同动物心理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事实上尚不具备有思维能力的人的心理。所以，思维能力的有无，就使胎儿与儿童和成人心理不仅存在着量的，而且存在着质的差别。智力胎教论者过于拔高胎儿的认知心理水平，认为胎儿也具有了“理解能力”，能听懂妈妈念的诗文，读的外语，这有悖于心理学的常识。没有思维能力的胎儿是无法领会、理解以思想观念形式传授给他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妈妈读的诗文，讲的故事对他们都只能是一些具有一定强度、频率等物理特性而毫无社会意义的声音刺激，于提高胎儿高智力素质决计不会有何助益。

2.胎儿不具备语言能力。胎儿没有掌握语言，而语言又是人类展示自己智力潜能，发展现实智力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基于对这一点的忽略，新式胎教试图通过语言实行胎教以提高胎儿的智力素质，和为此推出的一些诸如“子宫对话”等方法都是不符合心理规律的。新式胎教劝告人们：“孕妇应当耐心地娓娓动听地和胎儿讲自己熟悉的事物”，对话“不仅有效地开发了胎儿潜在的智能，而且也提高了胎儿的素质”[2](P51-61)。这些主张从心理学对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结果看，其非科学性显而易见。心理学认为，语言的获得是先天遗传、成熟因素和后天学习、语言环境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儿童要在1周岁左右才能说出最早的词，才有真正的语言。不满周岁的婴儿没有语言[6](P495)。胎儿由于成熟水平的限制和缺乏语言社会环境，更不会有语言。对于语言，胎儿是既不会讲，也不会听。因此，想借助语言同胎儿进行宫内对话，传递给胎儿文化科学知识以提高他们的智力素质，肯定是无效之举。

3.胎儿不具备情感。对胎儿心理发展水平的不了解，还导致智力胎教将类似于动物情绪的胎儿情绪当成成人情绪，从而，从另一侧面拔高胎儿心理发展水平，误以为胎儿既然有了或喜欢或恐惧等情绪，就说明有了人的心理，就能够进行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我国心理学一般将人的十分复杂的感情(affection)分为情绪(emotion)与情感(feeling)，将愉快、愤怒、恐惧之类的内心体验称为情绪，指出这是为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将与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友谊感、道德感、审美感等内心体验称为情感，指出这种高级社会情感为人所特有。这就使得人与动物的感情得以区分，而人与动物在感情上的这种质的差别，是由于人有了思维这样高级心理活动，或者说是由于人的情绪与思维发生了联系的结果。胎儿没有思维活动，因此，不仅没有情感，他们的或喜欢或恐惧，甚至都还不能说是真正的情绪，而只能说是“脑组织中固定了的先天预成情绪潜势”[7](P5)。新式胎教不了解这种差别，将胎儿的“情绪潜势”等同于儿童与成人的情感，并以此为指标，判断胎儿心理已相当成熟，可以实施智力胎教，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是把从胎儿窥镜或激光显微照相中发现的胎儿微笑与蹙眉等当成了胎儿真正的情感表露。就像许多年轻的妈妈误把出生后2～12小时的新生儿面部出现的像微笑一样的运动当成了微笑，因而十分自我陶醉一样：“啊！我的小宝宝会对我微笑了”。其实，这时的小宝宝既不认识妈妈，也不是在对妈妈微笑，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先天反应。出生1个月以内的婴儿睡眠或觉醒时会出现似微笑的面容，或触动婴儿面颊也能引起的“嘴的微笑”，这都是婴儿机体生理过程正常进行的自发反应，这时的微笑并不含有明显感情意义，还不是社会性的微笑，他们最初的这些反应是原本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活动，笑是无意识发生的，胎儿更是如此。智力胎教夸大了国外关于胎儿情绪现象这一发现的心理与社会意义，将之视为胎儿心理已质变为儿童与成人心理的标志，并据此坚持要对胎儿进行智力与审美的教育，显然是与胎儿实际心理发展水平不符的。

4.智力胎教背离了儿童心理与大脑发展的“关键期”。脑科学与生理心理学依据对动物脑和心理的实验发现，个体的行为发育具有阶段性。有些行为在发育的某一时期，在适当的环境刺激下才会出现。倘若个体发育尚未进入这一时期，环境刺激即令存在，相应的个体行为也不会出现；若个体发育已经达到某一阶段，而环境中却缺少相应刺激，错过了这一时期，个体的相应行为将不会产生，这一现象被称为个体早期发育的关键期。它的存在意味着，对儿童的各种训练与教育如果不在关键期适时施与，任意提前或者推迟，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现在，虽然由于不可能对儿童进行早期剥夺实验，因而无法对儿童脑和心理的各种功能关键期的详尽起始、终止和持续时间，表现形式，所需学习经验的性质和作用，教育与关键期的匹配等弄得十分准确，但心理学的研究已使一些主要学习内容的关键期比较明朗。如1岁半至3岁是儿童学习口头语言的关键期；4～5岁是学习书面语言的关键期；5岁左右是学习数概念的关键期等。然而，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有一项能力的学习关键期是在胎儿期。仅这一事实，就已经对新式胎教的有效性与科学性直接提出了质疑。

近30年来，科学家们对关键期的成因进行了探讨，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儿童心理与脑发育中某种能力的关键期实质上是儿童相应脑组织结构与功能模式形成过程中的基本成型期。但儿童早期发育中基本成型期的到来，是需要有一定的脑与心理发展为基础的。胎儿脑虽然发展迅速，但直到降生，脑量尚不及成人的1/4，神经元结构比较简单，发育不完善，神经纤维短、树突少、突触数只有50兆个，不及新生儿的1/20，各类神经元分化不精细，与之相应，胎儿尚不能建立复杂条件反射，具有的只是诸如吮吸反射、抓握反射等生存和原始的无条件反射。这时胎儿的脑发育还是处在一个量积累的基础时期，脑的任何结构与功能模式都尚未达到成型水平，因此，任何关键期都不能在这一时期出现。脑和心理的各种关键期的到来，是胎儿降生后的面对复杂而广泛的环境刺激，神经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借智力胎教超前于关键期去提高胎儿的素质，干的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

5.智力胎教不符合胎儿记忆发展规律。智力胎教论者之所以强调对腹中的胎儿进行智力教育，是因为他们认为胎儿具有令人吃惊的记忆能力,能将在子宫内学习到的词汇、曲谱等记住，所以经过胎教的孩子从出生时起就有了一定的智力，出生两周就会喊爸爸，4岁时能听和讲英语与西班牙语，能终生记住在子宫中学到的曲谱，他们的智商因此普遍高达160甚至190[1]。但是，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虽然从一些观察得知胎儿出现了记忆，但这种记忆保持时间十分短暂，完全不可能能使宫内所学的东西数十年不忘。这种说法是由于不了解脑科学和认知心理学在记忆研究上的工作，特别是不了解胎儿记忆的特点，将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混为一谈，因而过高地估计了胎儿记忆力的结果。

胎儿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记忆力呢？这可从国外对3个月以下婴儿记忆力的研究中间接推知。据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的诺威—科利尔的研究，3个月内婴儿的记忆力十分脆弱，长时记忆保持有很大局限性，出生20天以内的新生儿只能建立眨眼经典条件反射，且只能保持10天；2～3个月婴儿方能建立操作条件反射，出生2个月的婴儿其记忆只能保持2周。大量的类似研究使专家们得出了如下结论：人类在婴儿期的记忆只能限于短时记忆[8](P476)。而胎儿的记忆不可能超过婴儿又是不庸置疑的，因此，胎儿令人吃惊的记忆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短时记忆，而这种“转瞬即逝”的记忆，当其不能通过信息编码、贮存成为长时记忆时，是不会出现像智力胎教所说的那样奇迹的。

至于婴儿早期为什么不具备长时记忆能力，有关学科作出如下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儿童在2岁以前，不具备将短时记忆中的信息转入到长时记忆系统中的能力，这与2岁前儿童神经系统发展的局限性有关，其中主要是大脑额叶的发展与成熟这时尚未达到长时记忆的程度，而大脑额叶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记住那些以后能够提取出来的信息；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个体之所以不能记住在2～3岁以前的事情，是因为个体在婴儿期对信息进行编码的方式与以后的各阶段中对信息提取方式不相匹配而造成的[9](P146)。当然这些解释也同样适用于胎儿的记忆，它至少使我们明确了三个问题：(1)婴儿没有真正的长时记忆，胎儿更不会有；(2)胎儿与婴儿缺乏长时记忆，是由于他们的大脑和心理发展尚不成熟；(3)不应当违背胎儿记忆发展的生理、心理规律，对尚无长时记忆的胎儿施行智力教育，因为一切智力学习都是以长期记忆为基础的。

三、新式胎教有悖于胎儿脑发展规律

智力胎教要借胎教去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第二个依据是胎儿脑的可塑性大，可以通过记乐谱、读诗文等智力教育活动，加大对脑的刺激量来从三个方面促进胎儿智力素质提高：一是改变胎儿脑细胞的组织与结构。因为“胎儿的神经细胞的组合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依据外界刺激的质量、数量和强度进行的”。二是使脑细胞数量增多。“胎教就是根据胎儿生理讥能的发育特点，有规律地提供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刺激，使大脑细胞不断增殖”；三是使脑细胞之间的突触联系增加。“胎教就是要通过各种感觉刺激，引起胎儿的应答反应，促进其大脑神经细胞间更广泛的联系。一个有着更厂泛的细胞间联系的大脑，势必是一个聪明的大脑”[4]。但是，脑科学的研究表明，这都是由于对脑的生长发育、功能形成缺乏真正的了解而产生的表浅之见。

1.胎教不能影响核酸的自我复制，因而无法改变脑细胞与组织结构。依据分子遗传学揭示的原理，遗传是通过遗传信息的传递来实现的。而所谓遗传信息，就是核酸碱基对的排列顺序。由于核酸的增殖是通过“半保留自我复制”实现的。所以碱基对排列顺序在新增殖细胞中也能保持，遗传信息因而得以准确传递。以后遗传信息按程序实现基因表达，最后，通过蛋白质兑现为胎儿脑细胞的组织与结构。胎儿脑之所以具有遗传特性，就是由于来自父母生殖细胞中的遗传信息能够在半保留自我复制中被保留的缘故。若从受精卵中染色体的演变活动看，作为遗传信息的碱基对排列顺序又是在卵子受精的瞬间，经过染色体的融合、同化和重组而排定的。以后，在由受精卵发育成胎胚，再由胚胎发育成胎儿的整个孕期，细胞在分裂增殖中就都只有核酸的复制，而无基因的重组。因此，一切旨在改变胎儿脑组织与结构的努力，都应当在卵子受精之前，至少也应当在染色体进行重组的当时，而不是在此之后。如果错过了时机，指望在核酸上的碱基对顺序已经排定之后再用胎教去改变，或者通过胎教径直去影响核酸的自我复制过程去改变胎儿脑细胞组织结构，以提高胎儿智力素质，都是不可能的，至少现在尚无办法做到这一点。

2.用胎教增加胎儿脑细胞是无效的。迄今为止，除了美国加州大学心理系报告在刺激丰富笼中生长的幼鼠比在贫瘠环境中生长的幼鼠,脑神经元的突触数要多25%，整个脑量也较重之外，尚未见由于环境刺激量增加使大脑神经元大量增加的报告。也没有见到有脑细胞数越多，智力水平就越高的报告。现在一个广为被接受的观点是，人的智商的高低，并不直接决定于神经元数目的多寡，与脑量也无明显相关，而是决定于大脑质上的差异，即决定于脑的组织结构和机能状态的差异。从种族进化的观点看，人脑细胞总数主要是由种族所固有的遗传基因决定的，除少数个体发生基因突变之外，人类成年个体脑细胞大致都在正常范围里波动。胎儿发育期间，只要不受到外界格外损伤，有合理的营养，一般说来，不施智力胎教，脑细胞数也会随着遗传信息的表达，遵循种族的基因型频率达到正常水平。应当说，个体有了正常水平的脑细胞数，就足以展示其智力素质，因为脑科学证实人类脑尚有巨大智力潜能，在1400亿脑细胞中利用的还不到10%。智力胎教增加脑细胞数以提高胎儿的智力因此似无必要也没有充分的脑科学依据。这可以从胎儿与婴儿脑细胞发育过程中的增长与死亡并存的复杂变化中得到说明：据早些时对脑细胞发育的研究，在神经系统的最后形成过程中，神经细胞会出现大量死亡，在生命的早期有多达50%的细胞要死去。近期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发育死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细胞互相竞争靶细胞（神经元所影响和支配的细胞）的结果。按照脑发育研究中著名的神经营养性假设，神经元的存活决定于能否得到足够的神经营养因子(NGF)，而神经营养因子又是由靶细胞所合成，这样，由于“存优汰劣”规律的作用，在胚胎和生命的早期阶段，大脑产生的脑细胞总数总是要多过实际存活的需要数。为此，胎儿脑在6～9周时，已形成的脑细胞数就超过了正常人的一倍，它们中的一部分若能在生存竞争中先期同靶细胞建立联系，就能获得NGF，得以存活下来，另一部分则在竞争中被淘汰而死亡。到出生时，脑细胞就与成人相同，脑科学把这种神经元在竞争中的死亡称为“程序性细胞死亡”[10](P46-47)。脑细胞发育中的这种死亡，从二个方面说明了通过智力胎教去增加脑细胞数是不必要的。(1)脑在营养合理的情况下，不仅有能力产生脑实际所需要的细胞数，而且还能产生过量的供淘汰选择用的细胞数，勿需人为增加；(2)从大量脑细胞在脑生长发育过程中生而复死的事实看，胎儿出生之前应当有多少脑细胞，脑细胞增量的最高极限在哪儿，是由基因遗传程序决定的，背离遗传程序去额外增殖大量脑细胞，其结果也会像原先那些多余的细胞一样，在遗传程序控制下，最终归于死亡，从而使智力胎教的努力只是白做功。

3.用胎教增加胎儿脑神经突触是无效的。从脑的发育历程看，也没有必要用胎教去刺激胎儿脑，使脑细胞间神经突触大量增加。因为：(1)胎儿的脑与身体的发展必须相互协调、彼此同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脑细胞的存活最终系于靶细胞供给的NGF，就此而言是身体的发育制约着脑的发育；另一方面任何靶器官都不能脱离神经系统而存在，它们的发展，要在神经系统支配下进行，就此而言是脑的发育决定着身体的发展，有什么佯发育水平的脑就必然会发育出什么样水平的身体。胎儿出生之前，虽然脑神经细胞树突分枝与突触联系都很少，但由于细胞总数已接近成人水平，脑量也已达到300～400克，所以，脑的这一发育水平与身体发育是协凋一致的。但是，如果此时再设法增加脑细胞树突与突触的数量，势必要使脑量极大的增加和使脑结构更趋复杂，按照脑与身体同步发展的原则，其结果必然会促成胎儿身体的提前发育和超重发展。很显然，这就不仅只是在促进脑的发展，并且是在促成整个胎儿提前成熟和提前降生，而这种结果想必并不是胎教的初衷！所以，有理由推论：之所以胎儿脑细胞数量已近儿童与成人，而脑细胞的树突、突触却比较少，是因为进化的力量要在保证脑量不再增加的情况下确保脑细胞胞体的优先发育，而细胞间的树突与突触联系的增加，则被进化按排到了胎儿出生以后。(2)从婴幼儿脑中突触发展情况看，也并不是突触形成的越多越好，因而要借胎教在胎儿期去促进脑细胞间的突触联系以使胎儿变得聪明。这是因为脑在发育过程中，由于支配相同靶细胞的突触之间会出现竞争，有许多突触也会消失。脑科学提供的材料表明，胎儿出生后，细胞联系的树突与突触开始大量形成，0～6岁时，儿童脑细胞间的突触联系即达到成人的150%[11]。以后，在真正的功能性突触建立时，突触间要展开竞争，竞争中失利的突触就会成为多余而逐渐被清除。这意味着，即使借胎教能使胎儿脑细胞间突触数达到成人的200%或更多，也很难说这些显然过量的突触不被一一清除掉。不同个体在向成人发展的过程中，最终会获得多少功能性突触，关键并不在于胎儿期能否形成超量的突触，而是要看遗传因素与出生后的学习与社会生活怎样共同发挥作用。因此，无论是通过胎教去增加胎儿的脑细胞数或是增加其突触联系来发掘胎儿的智力潜能，都是不符合胎儿的发展规律的。

4.智力胎教会打乱胎儿正常生长发育规律。这主要是指智力胎教倡导的要年轻的夫妇们定时地或者随时随地给胎儿施加各种教育，如教胎儿学外语、听音乐、做“踢肚游戏”等等。而这样做将会扰乱胎儿的睡眠，破坏人类亿万年来形成的胎儿生长发育规律和其宫内生活的有序性。

关于新生儿睡眠状态的研究指出，他们在降生后的头几天，约有70%～80%的时间用于睡眠，仅有2～3小时处于觉醒状态[12](P202-208)。不难想见，新生儿尚且如此，胎儿的睡眠时间肯定会更长，可以说胎儿实际上几乎都在睡眠之中。所以，一位心理学家说：如果我们根据幼小有机体做了些什么来说明它们的行为特点，那么，幼小有机体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睡眠。胎儿为什么要把绝大部分时间用于睡眠呢？心理学的研究对此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心理学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所持的活动或觉醒状态是由动物受外界刺激的轰击来维持的。睡眠则被认为是一种由外部刺激的撤消或减弱造成的消极过程的看法是错误的。比如如果用电来刺激猫的大脑的适当区域，它便进入睡眠；如果用每秒2千周的纯音反复地同这种能引起睡眠的刺激配合，以后纯音单独出现时也会引起睡眠。所以很明显，大脑某些区域可能积极地参与了睡眠的引起。因此，明显的消极行为状态未必就表明是消极的神经状态。这同样也能在大脑的单个神经细胞的电记录上得到证明：在某些大脑区域，在觉醒期间活动的细胞在睡眠期间则变得较少活动，而另一些在觉醒期间不甚活动的细胞在睡眠期间则显著提高了活动。这些都表明，随着有机体从觉醒状态变为睡眠，大脑活动有一种变化和重新组织，表明睡眠是一种积极的过程。对睡眠的这种全新认识告诉我们，胎儿之所以整天都睡觉，是因为他们要在睡眠这一种大脑的积极活动中实现大脑、身体和心理的生长与发育。对胎儿和所有幼小有机体来说，睡眠并不意味着是在静息与休眠，相反，睡眠本身就是在活动，甚至是比觉醒更为重要的一种活动。

智力胎教论者不了解这一脑的生理规律，主张以各种方式对胎儿加大刺激，或者要孕妇（甚至连她们的丈夫）都像有“病理性赘述”精神病症状似地喋喋不休对着肚子讲话，告诫“孕妇要养成和胎儿讲话的习惯，从早到晚凡是日常生活和有趣的事情都可以讲，你要觉得胎儿不仅听得懂话，而且能和你对话”，或者要孕妇不断地隔着肚子拍打胎儿，和胎儿作“踢肚游戏”，要“一天玩两次，每次数分钟，妈妈以此来教胎儿对外来刺激作出应激反应。在做游戏时，妈妈要亲切地说“好玩吗？’‘我们再玩一次好吗？’等”[1]；或者径直教胎儿学外语、做算术。很显然，这些旨在改变种族进化中形成的宫内环境与胎儿脑和身体生长发育规律的作法，缺少相应的实验研究依据，因而很难说是科学的。其效果可能是正的（但愿如此），也可能是负的。但是，不管怎佯，在尚无严谨、可靠的研究依据的时候，就贸然将之推向一批又一批的胎儿，是不可避免地会有以人为实验对象和违背科学道德之虞，不知提倡者们认真思考过没有。

四、新式胎教充满宗教般的神秘性

胎教，要施之于千千万万被孕育着的胎儿，关系到民族下一代的素质，其理论和方法都必须牢牢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都应当可以被检验、被重复，即对胎儿教育的探索都应当实事求是和具有客观性。但新式胎教不具备这种特性，具备的只是永远也不能用科学加以说明的神秘性。

1.搜奇猎怪，神秘离奇。新式胎教在宣传对胎儿的奇特智力开发功能和效果时，不是以科学事实为依据，而是以从四处收罗到的一些奇闻轶事为基础来建立自己神秘兮兮的胎教模式。一位新式胎教专家写道：一位男性服用了某种药物之后，清楚地回想起自己胎儿时期的事情，诸如头大身子小，浸泡在微温的羊水里，附着在胎盘上等情形[13](P43)。这段奇闻是想说明胎儿已经具有了惊人的记忆力，可以接受智力教育。但是，常识告诉人们子宫里不会有光线，没有光线，胎儿又怎能用眼看到自己是头大身子小呢？

2.舍弃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机理与因果联系，用前科学方式思维。新式胎教不是以严格的科学事实，遵循事物变化的因果规律来研究和说明胎儿智能发育的过程的机理，而是用编造神话的方法来构筑自己的理论，然后用这种理论去俘虏那些轻信的人。一本被视为新式胎教经典的书写道：当我发现自己有异常天才时，我感到疑惑不解，初次登台就可以不看乐谱指挥，大提琴的旋律不断浮现在脑海里。而且不翻乐谱，就能准确地知道下面的旋律。有一天，当母亲在拉大提琴的时候，我向她诉说此事，所以引起了母亲的兴趣，当母亲问我脑海里浮现出什么曲子时，谜就解开了。原来，我初次指挥的那支曲子，就是我还在母亲腹内时她经常拉奏的那支曲子[2]。心理学认为这真是不可思议。胎儿心理发展尚未进到知觉水平，是靠什么能力去把握曲子的旋律的呢？胎儿尚不具备长时记忆能力，又是怎佯把宫中记住的曲调一直保持到成年的呢？对于这种不能用科学的事实解释的现象，新式胎教是用神秘来填充的。

3.新式胎教所说的许多东西，经不起推敲，也无法检验其真伪。一本胎教著作写道：克里斯蒂出生时身体健康、精力旺盛，但不知是何原因，每当母亲露出乳房喂她奶时，她总转过脸去拒绝吮吸。后来知道，原来是她的母亲曾不想要孩子，几次想堕胎，所以克里斯蒂出生以后，仍对母亲存有戒心。所以胎儿不容欺骗，他们能敏锐地感知母亲思考的事情以及对自己的态度[14](P32)，克里斯蒂不肯吃奶真的是因为母亲曾经不想生她而忌恨母亲吗？若然，那么她又是怎佯理解到了母亲不曾说出来的心事的呢？没有思维、语言和情感的胎儿怎么能对母亲产生戒心？这里除非有一个更神秘的东西在起作用，否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新式胎教最神秘的地方，还在于可以使胎儿都成为高智商者和天才儿。但是，这不仅与人类的智商常态分布的钟形曲线相悖（即在人群中总是大多数人的智商都为中等水平，特别聪明与愚笨的人总是少数），而且，也不能证明他们所教出的那些高智商者就是胎教的结果，而不是遗传因素所致。新式胎教虽然力图将胎教与天才划等号，使人们相信其功能之神奇，可至今还未听说过哪位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其中包括它的两次得主居里夫人接受过智力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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