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范文10篇

人口迁移范文篇1

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本文将对1978至1998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

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从1981到1983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年成为迁移和流动研究的一个高潮，有41篇论文。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1981至198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移，为之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1988到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这一阶段的大发展，??搜Э品⒄沟淖陨硪?笸猓?褂屑阜矫娴挠欣?蛩兀阂环矫?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徊糠质?孔疃啵?颊甲苁??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

二、迁移研究的主要进展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乃??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

2.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

“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

3.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炅涠文谇ㄈ氡本┑模?渲芯?蟛糠衷?0岁以下。李豫等(1984)发现1980～1982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93.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93.3%，性别比低至7.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1997)。

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

4.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

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

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

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5.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

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

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我们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次，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研究

相对于人口迁移问题，城市化问题更早受到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科学被打入冷宫时，城市科学仍在艰难地生存，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科学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基础。但是，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样，仍然历经曲折。

三、新中国城市化走过的40余年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魏津1985)：

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

1958至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

1961到1965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这种逆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超速发展所作的纠正。

1966至1977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的开始，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市化运动，前后累计约有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农村。另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又大量从农村招收职工，而且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使得很多农村人口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变成了城市人口，其总数累计亦达2000余万人。进出相抵后，城镇人口净迁出约500余万人。在工业建设方面，出于备战目的的“三线”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宏观布局，但基建投资没有形成城镇对非农产业的吸收能力。这期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城市化水平甚至下降。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与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表现为“城市化不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与我们在城市化上认识的波动密切相关。关于城市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发展带来的“病症”。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辜胜阻，1991)：

第一，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这一思想寄消灭城乡、工农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希望于抑制城市发展、实现所谓城乡一体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据。第二，自然经济思想。由于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狭隘理解，城市第三产业的职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无法促进。

第三，城市化阶级性的思想。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必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老路，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陈金永(1990)从经济发展战略来分析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他认为，在建国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进程都较为缓慢。从整个城市化进程上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工业增长速度，在城市产业结构中突出发展了重工业，总的城市体系也明显表现为向大中城市的倾斜。这种城市化模式是与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城市化前期的一大特点。城市化速度的放慢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苏联城市人口增长在50年代较高，1950～1955年曾达到3.9%的水平，之后趋于下降；东欧国家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国家的增长率甚至还低于前苏联。

从一般发展规律来看，工业部门的扩大会造成城市人口的上升，这种情况在工业化的早期更为明显，因为工业的成长要靠增加劳动力来完成。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城乡之间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动机是很强烈的。因此，一国的工业化将对该国人口城市化产生导向作用和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基础的战略不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城市化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可以看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策略。归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高积累率及高增长率。由于可用的外部资金有限，高积累率只有通过大力压缩国内消费来实现。

2.以重工业为主。

3.牺牲农业。工业投资主要依靠农业部门的积累来支持并通过牺牲农业来达到降低工业产品成本和维持工业高速增长的目的。

为了保证工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因为城市化会使国家总的消费水平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城市“最低可行”的生活水平都较农村要高。降低城市化速度与“成本”的主要措施如：

1.限制城市消费的增长，压缩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以集中发展工业。

2.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长，主要表现为控制人口流入城市。

3.鼓励农村工业化，这样既可达到工业化的目的，又可避免城市化。实施上述发展模式的结果的影响是显著的。从城市劳动力就业结构上看，普遍存在着随城市发展工业人口比重上升，服务人口比重不变甚至减少，不在业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倾向。在城市劳动力的产业结构上表现为农业和第三产业薄弱、工业突出的“鼓形”结构。

城市化水平的波动主要通过人口迁移和自然增长速度的差异来实现。关于中国城镇人口中由农村人口迁入的部分，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可资使用，只能通过间接资料估算。这种间接估算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其中受到大量行政区划变动以及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这里我们将总结几种有代表性的资料。马侠(1987)根据1986年中国74城镇人口迁移调查的结果，首先匡算出1949至1986年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净迁入量累计达7300万人，占全部增量的39.5%；关于新建扩建城镇而划入的人口数，通过从市镇新增人口总量中，减去市镇自然增长数、净迁入数及间接迁移量三项，得到因新建扩建而增加的人口数为5008万人，占27.0%；关于间接迁移人口，他用历年累计迁入城镇人口数与相应年份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相乘，从而得出历年迁入人口的自然增长量，结果是748万人，其余的29.4%属于城镇人口自然增长。

该方法主要采用1986年抽样调查数，一方面存在抽样误差，另一方面，由于采用的回溯性调查方法，对过去迁移数的调查由于死亡、迁出、多次迁移等因素影响，因此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且误差随迁移年份与调查年份的延长而增加。

辜胜阻(1991)利用人口统计资料，对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来源作了一个估计，结果是：1949～1960年城镇人口共增加10583.0万人，其中自然增长3246.0万人，机械增长7337.0万人；1961～1965年是负增长，净减少432.8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233.0人，机械增长-800.2人；1966～1976年共增加1621.7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922.3万人，机械增长-300.6万人；1976～1987年增加7649.4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689.4万人，机械增长5960.0万人；以上合计，在城镇人口增加的19421.3万人中，自然增长占41.6%，机械增长占58.4%。该测算没有从机械增长量中析出由行政区划变动所引起的城镇人口增量，因此估计的城镇人口机械增长量可能偏大。

四、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观点

广义的城市化研究内容极其广泛，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狭义的城市化��即主要运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展开的对人口城市化过程的研究，特别将重点放在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讨方面。

从近20年来的研究看，就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是否构成一条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对中国是否需要走城市化道路特别是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学者们展开了持久、不懈的争论，本文以下着重就以下问题加以讨论。

1.城市化的定义和口径：和人口迁移一样，城市化在概念和口径上出现混乱，关于城市化，至少有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三种叫法，而关于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则变化更大。在1982到1990年8年间，全国的市由236个增加为456个，增长了93%，其中设区的市由104个增加到188个，增长了80%；不设区的市由129个增加到268个，增长了1倍多；县辖镇由2664个增加到9322个，增长了2.5倍，即小城市及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小城市的发展很多是通过“撤县建市”而设的，其中一些城市“市区”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归因于政区的扩展。据测算，在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中，约有60%是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有些县级市市区人口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部分甚至占到80%左右。市区的迅速扩展，甚至使有的地区出现了“城市乡村化”的倾向(杨云彦1994)。如果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口径计算，1990年中国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53%(乔晓春等1991)，这一数字显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

中国城镇人口统计的口径历经多次调整，加之行政区划调整和县�市、乡�镇管理体制的调整，导致目前行政性的城乡划分与研究意义上的城乡划分相去甚远。如何建立一种具有连续性、科学性和可比性的城乡人口统计口径，从一开始就是伴随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胡开华等1984)。

2.关于城市化是不是共有规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反城市化思想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上风。对此，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长期的反驳。有学者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指出人口向城市集聚是劳动分工逐渐完善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要前提，城市化过程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中国也必须遵循这一普遍规律，走城市化的道路(周一星1982；高佩义1991)。有人从西方国家“逆城市化”现象来证明中国可以跨越城市化阶段，进入“城乡一体化”阶段。

有学者从中国人口的长期发展战略角度论述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现代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曾毅(1987)论证了通过城市化实现人口控制的方案。从控制人口的效应方面来看，农村人口在迁入城镇后，其生育行为向城镇趋同，能起到降低生育率、有效控制人口的效果；从老龄化趋势看，农村劳动力迁入城镇将缓解城镇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杨云彦(1994)运用多区域模型进行了详细测算，方案I假定城乡之间完全隔离，没有相互间的人口迁移。按该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5.55亿，人口负增长将在2035年后出现；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城镇人口迅速老化并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方案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预测结果表明，按这一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4.81亿，并于2030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35年前超过50%，城镇和农村人口同步老化；方案I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2%，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这一方案总人口最高可达14.39亿，并于2025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超过50%，人口老化的程度高于方案II，且农村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高于城镇。通过三个预测方案的比较，不难看出人口城市化对吸收?┐迨S嗬投?Α⒖刂迫丝谠龀ぃ?航獬钦蛉丝诶匣?闹匾?饔茫??枪?咚俣鹊某鞘谢?赡芗泳缗┐迦丝诘睦匣?⒌贾氯丝诠?焓账酰??乙彩艿蕉嘀忠蛩刂圃迹?饩鸵?笤诔て诜⒄拐铰灾胁扇∥潞徒ソ?降某鞘谢?J剑?员3稚缁峋?玫男?骱途?夥⒄梗?跫仪?nbsp;1998）。这其中特别要注意协调城乡关系，辜胜阻(1991，1993)和孟立联(1992)对此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3.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选择上，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争论：一种主张大城市优先发展，理由主要是大城市具有较高的效率，在国家资金约束严重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将资金优先投入大城市；另一种主张优先发展小城镇，他们认为，要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依靠众多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关键1997)。

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的主要依据综合效益的对比，认为“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可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综合最优，不赞成以“农村病”为代价来避免“城市病”(廖丹清1994；周天勇等1989)。而一篇文章更是尖锐指责“大城市有害论”的荒谬性，认为人口学家误导了这样一个应由经济学家来回答的问题(伍晓鹰1986)。

当然，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成优先发展大城市，就像并非所有人口学家都赞成优先发展小城镇一样。例如，一直到80年代中期，不少学者仍然把“离土不离乡”的模式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的城市过度繁荣、农村长期凋敝的问题(城市信息报1985)。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研究没有考虑到巨大的地域差异性，要么强调发展大城市、或是有限发展小城镇。对此，我们必须看到一刀切的方法很难照顾到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应采取分类指导的原则，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城市化政策，而且实施城市化战略不能完全借用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通过城市的开放，使其按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发展。事实上，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转变，国内外学者将这种动力机制的转变总结为“自上而上”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转变（辜胜阻等1998）。

4.城市规模：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相联系，大城市的规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我国反城市化的思想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对大城市的态度。

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长期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各大城市均制定了明确的人口控制目标。其结果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城市人口不断突破控制目标，如北京市“七五”期间规定的人口规模目标是在1990年控制在1000万以内，而这个数字在1988年就被突破了(杜午禄1997)；另一种情况是导致严重的老龄化，如上海市。政府控制大城市增长的手段，主要就是行政手段，包括以增容费形式出现的办法来抑制大城市的无限膨胀，其有效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要大打折扣。另外，大城市的结构特征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实行过分严格的关门政策，否则将面临包括老龄化问题在内的社会经济问题(李若建1996)。通过功能调整来实现对城市规模的调节就变得十分必要。

为了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建卫星城曾经被作为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卫星城建设似乎没有产生应有效果，有的学者以“陨落的卫星”来形容卫星城建设是“得不偿失”的(钟荣魁1993)。

可以认为，城市增长及其合理规模有着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转移。我们对城市增长的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相应的政策问题，如发挥级差地租作用、功能分区的形成、市场决定的收入机制等，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5.对策研究：经过长期的理论论争和实践探索，加速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主流观点，这其中就涉及复杂的政策性研究。

首先是就业问题：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必须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来保证。从理论上讲，在要素市场成熟的情况下，当资本的稀缺程度真正地通过价格得到体现时，投资者必然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将最能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当资本供给真正形成制约时，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收速度将加大，是可以逐步吸收增长速度低得多的劳动力。从操作上看，通过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开放，特别是城镇第三产业包括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潜力很大，如果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份特别是民营经济在吸收就业方面的潜力，其前景相当广阔。

其次是城镇人口的膨胀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城镇人口过度膨胀的困扰。中国在城镇放开之后是否会遇到这一问题呢？这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中国农村不会出现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贫富不均、缺地少田的“赤贫”阶层，在相当长时间内至少可以保证农民维持一个温饱的水平，土地对人口的“推力”相对来说不足以使农村人口大规模脱离农村，除非在城镇能够得到明显高于农村的生活水平，农村人口还是要回归故里的。因此，在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只要国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可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维持一种相对平衡，不至于使农村人口对城镇构成过大压力。

第三是城市建设问题：农村人口进城当然要对城镇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延用过去那种由国家全部“包”下来的城市建设方法，国家在财力上确实有困难。但事实证明，过去的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城镇建设改革的方向势必是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来承担，如果理顺这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城镇住房制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不会成为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公务员之家:

第四是户籍制度问题：现行户籍制度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障碍之一。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呼声不断加强(潘义勇1992)，并已促使政府部门开始探讨具体的改革措施。

总的来说，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不仅是现代化大生产方式的要求，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环节，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和表现形式。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排斥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社会不仅仅是人类一种居住方式的改变，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新的文明层次，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的途径。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被人为割离，习惯性地向农村、向土地转移人口压力。这种作法还应延续多久？中国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一直十分沉重，而转移人口压力的主要途径主要是由人口密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的扩散。从古代中原向周边地区的移民，到近现代向东北、西北地区的移民，以及解放后对内地湖区、滩涂的大规模围垦、开发等，还有多次大规模向农村转移城市人口的尝试。最后，这些尝试包括多次农业移民，大多以失败告终，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严重破坏了植被和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严酷的现实表明，向农村、向土地资源转移人口压力的做法利小弊大。受其生产方式决定，同等面积的耕地所能承载的人口远小于其所能承载的非农人口数，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不计土地的农业承载力而进行农业移民，必然导致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造成水土流失、生态失衡，导致生态环境出现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城市化不仅具有经济、社会进步意义，而且对一个人口密集、耕地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城市化还具有重要的生态效应。人们常常把城市看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态子系统，看到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社会管理成本上升等所谓的“城市病”。但从宏观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城市不仅是“生产有效率”的居住方式，也是“生态有效率”的居住方式，这突出表现在城市人均占用的土地资源大大低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只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减少对土地的消耗，而不是相反。而且，城市的规模效应也使环境的治理更加有效。当前，加速城市化对中国刺激经济增长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求我们扩大投资，刺激内需。很多人把启动“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广大的农村，但是启动农村市场并非易事。目前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供电、供水等环节直接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形成，农村市场的开拓十分艰难。农村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较大的投资和较长的时间，其维护成本也相对较高。基于此，农村市场的深度发育将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不能用静态的眼光看农村市场，而应将农村市场开发的范围扩大到正在或将要转向城镇的这部分农村人口上，加速农村消费潜力向各级城镇的转化。通过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刺激城镇房地产市场，扩大城市现实需求，同时为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五、评价与展望

80年代以来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资料的积累和方法论的引入和创新上有明显的进展，但目前的研究以描述性、政策性研究居多。相对于学科进展而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法的运用方面似乎更有特色，而人口学者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与其他学科包括人口学其他领域的进展方面，无论在规范化还是在理论建构和计量分析方法运用方面都显得不足。我们至今甚至不能确定一些基本的定义，达成一个普遍接受的统计口径和方法。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全社会对外来人口的非理性排斥和对城市化的“畏惧”，就与我们研究的肤浅有关；对中国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也缺乏必要的关注和判断。要将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推向深入，首先在观念上要有两个突破：第一，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用行政手段干预城市的发展，其结果，不仅总量控制无法实现，还导致严重的结构矛盾，城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问题均十分突出。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如何根据城市增长机制来设计调控手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课题（左学金1994）。第二，要突破短缺经济的思维定势。在经济发展超越短缺条件后，消费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城市活动人口的增加、产生了商品和服务需求，将促进城市发展和就业人口，我们没有理由对城市化心存“畏惧”。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学术规范应成为一项基本要求。近年来，有关城市化道路、流动人口等方面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绝大部分只不过是低层次的同义反复。这种状况与缺乏必要学术规范有密切关系。为此，应充分总结现有进展，充分借鉴他人成果，才能不断将研究水平推向新的高度。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加入目前主要由农村人口组成的人口移动大军，汇为壮观的城市化大潮。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度和重要的时期，研究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人口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广泛的研究内容，为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最富生命力和最有发展前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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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范文篇2

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本文将对1978至1998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

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从1981到1983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年成为迁移和流动研究的一个高潮，有41篇论文。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1981至198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移，为之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1988到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这一阶段的大发展，除了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外，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4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

二、迁移研究的主要进展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1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

2.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

“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

3.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年龄段内迁入北京的，其中绝大部分在30岁以下。李豫等(1984)发现1980～1982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93.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93.3%，性别比低至7.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1997)。

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

4.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

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

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

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5.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

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

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我们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次，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研究

相对于人口迁移问题，城市化问题更早受到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科学被打入冷宫时，城市科学仍在艰难地生存，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科学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基础。但是，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样，仍然历经曲折。

新中国城市化走过的40余年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魏津1985)：

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

1958至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

1961到1965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这种逆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超速发展所作的纠正。

1966至1977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的开始，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市化运动，前后累计约有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农村。另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又大量从农村招收职工，而且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使得很多农村人口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变成了城市人口，其总数累计亦达2000余万人。进出相抵后，城镇人口净迁出约500余万人。在工业建设方面，出于备战目的的“三线”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宏观布局，但基建投资没有形成城镇对非农产业的吸收能力。这期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城市化水平甚至下降。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与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表现为“城市化不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与我们在城市化上认识的波动密切相关。关于城市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发展带来的“病症”。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辜胜阻，1991)：

第一，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这一思想寄消灭城乡、工农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希望于抑制城市发展、实现所谓城乡一体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据。第二，自然经济思想。由于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狭隘理解，城市第三产业的职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无法促进。

第三，城市化阶级性的思想。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必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老路，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陈金永(1990)从经济发展战略来分析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他认为，在建国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进程都较为缓慢。从整个城市化进程上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工业增长速度，在城市产业结构中突出发展了重工业，总的城市体系也明显表现为向大中城市的倾斜。这种城市化模式是与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城市化前期的一大特点。城市化速度的放慢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苏联城市人口增长在50年代较高，1950～1955年曾达到3.9%的水平，之后趋于下降；东欧国家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国家的增长率甚至还低于前苏联。

从一般发展规律来看，工业部门的扩大会造成城市人口的上升，这种情况在工业化的早期更为明显，因为工业的成长要靠增加劳动力来完成。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城乡之间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动机是很强烈的。因此，一国的工业化将对该国人口城市化产生导向作用和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基础的战略不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城市化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可以看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策略。归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高积累率及高增长率。由于可用的外部资金有限，高积累率只有通过大力压缩国内消费来实现。

2.以重工业为主。

3.牺牲农业。工业投资主要依靠农业部门的积累来支持并通过牺牲农业来达到降低工业产品成本和维持工业高速增长的目的。

为了保证工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因为城市化会使国家总的消费水平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城市“最低可行”的生活水平都较农村要高。降低城市化速度与“成本”的主要措施如：

1.限制城市消费的增长，压缩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以集中发展工业。

2.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长，主要表现为控制人口流入城市。

3.鼓励农村工业化，这样既可达到工业化的目的，又可避免城市化。实施上述发展模式的结果的影响是显著的。从城市劳动力就业结构上看，普遍存在着随城市发展工业人口比重上升，服务人口比重不变甚至减少，不在业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倾向。在城市劳动力的产业结构上表现为农业和第三产业薄弱、工业突出的“鼓形”结构。

城市化水平的波动主要通过人口迁移和自然增长速度的差异来实现。关于中国城镇人口中由农村人口迁入的部分，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可资使用，只能通过间接资料估算。这种间接估算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其中受到大量行政区划变动以及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这里我们将总结几种有代表性的资料。马侠(1987)根据1986年中国74城镇人口迁移调查的结果，首先匡算出1949至1986年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净迁入量累计达7300万人，占全部增量的39.5%；关于新建扩建城镇而划入的人口数，通过从市镇新增人口总量中，减去市镇自然增长数、净迁入数及间接迁移量三项，得到因新建扩建而增加的人口数为5008万人，占27.0%；关于间接迁移人口，他用历年累计迁入城镇人口数与相应年份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相乘，从而得出历年迁入人口的自然增长量，结果是748万人，其余的29.4%属于城镇人口自然增长。

该方法主要采用1986年抽样调查数，一方面存在抽样误差，另一方面，由于采用的回溯性调查方法，对过去迁移数的调查由于死亡、迁出、多次迁移等因素影响，因此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且误差随迁移年份与调查年份的延长而增加。

辜胜阻(1991)利用人口统计资料，对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来源作了一个估计，结果是：1949～1960年城镇人口共增加10583.0万人，其中自然增长3246.0万人，机械增长7337.0万人；1961～1965年是负增长，净减少432.8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233.0人，机械增长-800.2人；1966～1976年共增加1621.7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922.3万人，机械增长-300.6万人；1976～1987年增加7649.4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689.4万人，机械增长5960.0万人；以上合计，在城镇人口增加的19421.3万人中，自然增长占41.6%，机械增长占58.4%。该测算没有从机械增长量中析出由行政区划变动所引起的城镇人口增量，因此估计的城镇人口机械增长量可能偏大。

四、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观点

广义的城市化研究内容极其广泛，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狭义的城市化��即主要运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展开的对人口城市化过程的研究，特别将重点放在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讨方面。

从近20年来的研究看，就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是否构成一条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对中国是否需要走城市化道路特别是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学者们展开了持久、不懈的争论，本文以下着重就以下问题加以讨论。

1.城市化的定义和口径：和人口迁移一样，城市化在概念和口径上出现混乱，关于城市化，至少有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三种叫法，而关于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则变化更大。在1982到1990年8年间，全国的市由236个增加为456个，增长了93%，其中设区的市由104个增加到188个，增长了80%；不设区的市由129个增加到268个，增长了1倍多；县辖镇由2664个增加到9322个，增长了2.5倍，即小城市及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小城市的发展很多是通过“撤县建市”而设的，其中一些城市“市区”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归因于政区的扩展。据测算，在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中，约有60%是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有些县级市市区人口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部分甚至占到80%左右。市区的迅速扩展，甚至使有的地区出现了“城市乡村化”的倾向(杨云彦1994)。如果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口径计算，1990年中国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53%(乔晓春等1991)，这一数字显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

中国城镇人口统计的口径历经多次调整，加之行政区划调整和县�市、乡�镇管理体制的调整，导致目前行政性的城乡划分与研究意义上的城乡划分相去甚远。如何建立一种具有连续性、科学性和可比性的城乡人口统计口径，从一开始就是伴随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胡开华等1984)。

2.关于城市化是不是共有规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反城市化思想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上风。对此，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长期的反驳。有学者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指出人口向城市集聚是劳动分工逐渐完善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要前提，城市化过程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中国也必须遵循这一普遍规律，走城市化的道路(周一星1982；高佩义1991)。有人从西方国家“逆城市化”现象来证明中国可以跨越城市化阶段，进入“城乡一体化”阶段。

有学者从中国人口的长期发展战略角度论述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现代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曾毅(1987)论证了通过城市化实现人口控制的方案。从控制人口的效应方面来看，农村人口在迁入城镇后，其生育行为向城镇趋同，能起到降低生育率、有效控制人口的效果；从老龄化趋势看，农村劳动力迁入城镇将缓解城镇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杨云彦(1994)运用多区域模型进行了详细测算，方案I假定城乡之间完全隔离，没有相互间的人口迁移。按该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5.55亿，人口负增长将在2035年后出现；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城镇人口迅速老化并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方案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预测结果表明，按这一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4.81亿，并于2030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35年前超过50%，城镇和农村人口同步老化；方案I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2%，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这一方案总人口最高可达14.39亿，并于2025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超过50%，人口老化的程度高于方案II，且农村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高于城镇。通过三个预测方案的比较，不难看出人口城市化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控制人口增长，缓解城镇人口老化的重要作用，但是过高速度的城市化可能加剧农村人口的老化并导致人口过快收缩，而且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这就要求在长期发展战略中采取温和渐进式的城市化模式，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均衡发展（刘家强1998）。这其中特别要注意协调城乡关系，辜胜阻(1991，1993)和孟立联(1992)对此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3.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选择上，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争论：一种主张大城市优先发展，理由主要是大城市具有较高的效率，在国家资金约束严重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将资金优先投入大城市；另一种主张优先发展小城镇，他们认为，要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依靠众多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关键1997)。

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的主要依据综合效益的对比，认为“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可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综合最优，不赞成以“农村病”为代价来避免“城市病”(廖丹清1994；周天勇等1989)。而一篇文章更是尖锐指责“大城市有害论”的荒谬性，认为人口学家误导了这样一个应由经济学家来回答的问题(伍晓鹰1986)。

当然，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成优先发展大城市，就像并非所有人口学家都赞成优先发展小城镇一样。例如，一直到80年代中期，不少学者仍然把“离土不离乡”的模式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的城市过度繁荣、农村长期凋敝的问题(城市信息报1985)。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研究没有考虑到巨大的地域差异性，要么强调发展大城市、或是有限发展小城镇。对此，我们必须看到一刀切的方法很难照顾到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应采取分类指导的原则，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城市化政策，而且实施城市化战略不能完全借用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通过城市的开放，使其按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发展。事实上，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转变，国内外学者将这种动力机制的转变总结为“自上而上”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转变（辜胜阻等1998）。

4.城市规模：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相联系，大城市的规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我国反城市化的思想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对大城市的态度。

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长期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各大城市均制定了明确的人口控制目标。其结果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城市人口不断突破控制目标，如北京市“七五”期间规定的人口规模目标是在1990年控制在1000万以内，而这个数字在1988年就被突破了(杜午禄1997)；另一种情况是导致严重的老龄化，如上海市。政府控制大城市增长的手段，主要就是行政手段，包括以增容费形式出现的办法来抑制大城市的无限膨胀，其有效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要大打折扣。另外，大城市的结构特征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实行过分严格的关门政策，否则将面临包括老龄化问题在内的社会经济问题(李若建1996)。通过功能调整来实现对城市规模的调节就变得十分必要。

为了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建卫星城曾经被作为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卫星城建设似乎没有产生应有效果，有的学者以“陨落的卫星”来形容卫星城建设是“得不偿失”的(钟荣魁1993)。

可以认为，城市增长及其合理规模有着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转移。我们对城市增长的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相应的政策问题，如发挥级差地租作用、功能分区的形成、市场决定的收入机制等，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5.对策研究：经过长期的理论论争和实践探索，加速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主流观点，这其中就涉及复杂的政策性研究。

首先是就业问题：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必须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来保证。从理论上讲，在要素市场成熟的情况下，当资本的稀缺程度真正地通过价格得到体现时，投资者必然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将最能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当资本供给真正形成制约时，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收速度将加大，是可以逐步吸收增长速度低得多的劳动力。从操作上看，通过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开放，特别是城镇第三产业包括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潜力很大，如果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份特别是民营经济在吸收就业方面的潜力，其前景相当广阔。

其次是城镇人口的膨胀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城镇人口过度膨胀的困扰。中国在城镇放开之后是否会遇到这一问题呢？这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中国农村不会出现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贫富不均、缺地少田的“赤贫”阶层，在相当长时间内至少可以保证农民维持一个温饱的水平，土地对人口的“推力”相对来说不足以使农村人口大规模脱离农村，除非在城镇能够得到明显高于农村的生活水平，农村人口还是要回归故里的。因此，在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只要国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可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维持一种相对平衡，不至于使农村人口对城镇构成过大压力。

第三是城市建设问题：农村人口进城当然要对城镇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延用过去那种由国家全部“包”下来的城市建设方法，国家在财力上确实有困难。但事实证明，过去的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城镇建设改革的方向势必是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来承担，如果理顺这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城镇住房制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不会成为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第四是户籍制度问题：现行户籍制度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障碍之一。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呼声不断加强(潘义勇1992)，并已促使政府部门开始探讨具体的改革措施。

总的来说，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不仅是现代化大生产方式的要求，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环节，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和表现形式。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排斥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社会不仅仅是人类一种居住方式的改变，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新的文明层次，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的途径。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被人为割离，习惯性地向农村、向土地转移人口压力。这种作法还应延续多久？中国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一直十分沉重，而转移人口压力的主要途径主要是由人口密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的扩散。从古代中原向周边地区的移民，到近现代向东北、西北地区的移民，以及解放后对内地湖区、滩涂的大规模围垦、开发等，还有多次大规模向农村转移城市人口的尝试。最后，这些尝试包括多次农业移民，大多以失败告终，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严重破坏了植被和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严酷的现实表明，向农村、向土地资源转移人口压力的做法利小弊大。受其生产方式决定，同等面积的耕地所能承载的人口远小于其所能承载的非农人口数，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不计土地的农业承载力而进行农业移民，必然导致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造成水土流失、生态失衡，导致生态环境出现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城市化不仅具有经济、社会进步意义，而且对一个人口密集、耕地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城市化还具有重要的生态效应。人们常常把城市看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态子系统，看到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社会管理成本上升等所谓的“城市病”。但从宏观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城市不仅是“生产有效率”的居住方式，也是“生态有效率”的居住方式，这突出表现在城市人均占用的土地资源大大低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只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减少对土地的消耗，而不是相反。而且，城市的规模效应也使环境的治理更加有效。当前，加速城市化对中国刺激经济增长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求我们扩大投资，刺激内需。很多人把启动“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广大的农村，但是启动农村市场并非易事。目前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供电、供水等环节直接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形成，农村市场的开拓十分艰难。农村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较大的投资和较长的时间，其维护成本也相对较高。基于此，农村市场的深度发育将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不能用静态的眼光看农村市场，而应将农村市场开发的范围扩大到正在或将要转向城镇的这部分农村人口上，加速农村消费潜力向各级城镇的转化。通过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刺激城镇房地产市场，扩大城市现实需求，同时为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五、评价与展望

80年代以来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资料的积累和方法论的引入和创新上有明显的进展，但目前的研究以描述性、政策性研究居多。相对于学科进展而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法的运用方面似乎更有特色，而人口学者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与其他学科包括人口学其他领域的进展方面，无论在规范化还是在理论建构和计量分析方法运用方面都显得不足。我们至今甚至不能确定一些基本的定义，达成一个普遍接受的统计口径和方法。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全社会对外来人口的非理性排斥和对城市化的“畏惧”，就与我们研究的肤浅有关；对中国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也缺乏必要的关注和判断。要将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推向深入，首先在观念上要有两个突破：第一，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用行政手段干预城市的发展，其结果，不仅总量控制无法实现，还导致严重的结构矛盾，城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问题均十分突出。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如何根据城市增长机制来设计调控手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课题（左学金1994）。第二，要突破短缺经济的思维定势。在经济发展超越短缺条件后，消费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城市活动人口的增加、产生了商品和服务需求，将促进城市发展和就业人口，我们没有理由对城市化心存“畏惧”。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学术规范应成为一项基本要求。近年来，有关城市化道路、流动人口等方面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绝大部分只不过是低层次的同义反复。这种状况与缺乏必要学术规范有密切关系。为此，应充分总结现有进展，充分借鉴他人成果，才能不断将研究水平推向新的高度。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加入目前主要由农村人口组成的人口移动大军，汇为壮观的城市化大潮。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度和重要的时期，研究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人口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广泛的研究内容，为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最富生命力和最有发展前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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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范文篇3

［关键词］人口迁移；文化发展；文化传播；江西文化；历史人口南迁

人口迁移始终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其出现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受自然灾害、战争动乱、人地矛盾等因素的影响，百姓为谋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而自发地向相对宜居的地区迁移；二是统治者为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稳固政权而强制或引导人口向密度低的地区迁移。人口的迁移与区域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人口的定居使地区文化产生，而人口的流动又将文化带入其他地区，形成两地文化的交流与冲突、碰撞与融合。在古代信息传递不便的时期，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文化传播的影响尤为明显。江西历史上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口数量从初期的少量，经过多次人口的迁入后逐渐增多至饱和，再向外迁出，最后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伴随着历次人口迁移，江西地区文化发展经历了启蒙与兴起、高速发展、达到鼎盛和向外输出四个阶段，由此印证古代人口迁移对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江西史上人口迁移与文化发展概况

江西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先秦时期属吴、楚两国交界处，有“吴头楚尾”之称，因其远离政治中心，人口较为稀少。自秦汉时期始，江西地区有少量外部人口迁入，但人口密度仍远低于中原。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大量人口南迁，江西北部作为迁入地之一，人口有了较大增长。唐中后期，江西人口数量在全国已居中等水平，此后的安史之乱和北宋靖康之耻导致的两次大规模北人南迁使得江西人口数跃居全国前列。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地矛盾日益凸显。南宋时，江西人口开始向江淮、两湖地区迁移，而南宋末年的元军南侵又促使了江西人口向广东、福建迁移。自明朝初期至清中期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中，江西上千万人口向西迁移，进入湖广、四川等地。先秦至明初，江西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其主要增长原因为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导致北方移民迁入江西。而三次人口的输入对江西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永嘉之乱前，江西人口数量少，且多为百越之民，时常发生的“山越暴动”表明当时的江西还处于相当落后的阶段，与中原高度发达的文化相距甚远。东晋政权的建立以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大大改善了江西文化发展水平，儒家思想的普及，佛、道宗教的发扬使得江西地区与中原文化接轨，江西进入发展的起步阶段，由曾经的“尚为边郡”“制羁縻蛮越”之地转变为“南开六道，通途五岭，北导长江，亦一都会也”。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期间的人口南迁则将江西文化从两晋隋唐的兴起阶段推进至高速发展阶段，书院的产生对江西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到了北宋末年，靖康之耻导致的人口南迁将江西的文化发展推向了顶峰，众多江西籍文人名士的涌现一直延续至明清。在明朝，“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甚至在朝野上下广为流传。宋末元初，江西人口达到顶点，元军的南下促使人口向外输出，广东客家民系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而明初的“江西填湖广”移民运动中，江西人口大量外流，江西文化也随着众多的人口向外传播。

二、人口流入带来江西文化的兴起

从先秦至秦汉时期，江西地区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较为缓慢。其原因主要为江西远离中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除赣北豫章郡治南昌及柴桑（九江）、鄱阳等地外，其余地区多为未开发状态，人口稀少，且以南方百越蛮族居多。该时期，江西出现的名人也仅有寥寥数人：吴芮（历史所载江西第一人，秦鄱阳令，参与反秦斗争，被汉高祖封为长沙王）、徐稚（《滕王阁序》中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子，时人称其“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南州高士”）。三国两晋时期，江西人口开始出现快速增长。江西在三国时属东吴扬州，在两晋时属江州，由于政治中心转为南方的建康（南京），加之西晋永嘉之乱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江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北方先进的文化也随着南迁的人口进入初期文化发展十分贫乏的江西。而之后的隋唐和两宋，以安史之乱和靖康之耻为代表的两次战乱导致的大规模人口南迁又进一步加速了江西的发展，其人口数上升至全国前列，文化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宋朝的江西，已然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文化高地。（一）永嘉之乱后江西儒释道文化的兴起。1．衣冠南渡。西晋末期，匈奴屡屡进犯中原，永嘉五年，洛阳城陷，匈奴大肆抢掠，晋怀帝及众多大臣被掳走。北方地区经过“八王之乱”和匈奴的入侵，变得破败不堪，加之饥荒和南下军队的侵袭，中原数以万计的百姓纷纷向南迁移。司马睿称帝建康，东晋建立后，作为政治中心又无战乱的江南成为了大批中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当时“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此外，建康以西的豫章（南昌）、武昌等地也成为了接纳南迁百姓的重要地区。自西晋起，北人南迁的浪潮一直持续到南朝方才平息，人口的南迁加速了南方的发展，就江西（晋称江州）而言，江州凭借其优越的气候条件及长江航道便利的交通，吸引了较多移民，当时“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因为众多移民的迁入，与荆、扬二州并称长江中下游三大经济中心。2．儒学的传入。两晋时期是江西儒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兴起阶段。自中原南迁的百姓中，存在很大一部分的士族，他们作为当时的知识精英，将儒学传入当时尚处于蛮荒之地、对儒家思想所知甚少的江西，对江西文化的启蒙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外来士族进入江西后，由于大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对儒学推广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大，因此，儒学思想开始在江西广泛传播。山东昌邑人虞溥迁至鄱阳后，“大修庠序，广招学徒”，鼓励当地百姓勤奋求学，培养高尚的品德，对后世江西的儒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南陈留人范宣学识渊博，在豫章大兴儒学，吸引了远近地区众多学者前来拜访请教，一时“讽诵之声，有若齐鲁”。豫章太守范宁、内史张绾、江州刺史王羲之等外来官员对当地的教育十分重视，大规模办设学堂，在各地招收学生，江西儒学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盛况。以陶渊明、翟汤为代表的浔阳三隐和翟家四世也在北人南迁的时间段内出现，成为了江西两晋南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人。3．佛教、道教的发扬。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并在三国时期广泛传播于江南各地。佛教最早在东汉中晚期由西域僧人安世高传入江西，他在洛阳翻译经文后游历江南，经浔阳、庐山后抵达豫章，并在豫章城北建东寺以弘扬佛法。东吴赤乌十年，江西庐陵、泰和、信丰、瑞昌等地开始出现寺院，佛教在江西地区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两晋及南北朝时期，人口的南迁同时也携带着佛教文化的南下，赣北经济发达的南昌、浔阳及鄱阳成为佛寺最为集中的区域，江西佛教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高僧慧远及其建立的庐山东林寺。东晋末年，北方战乱不已，慧远南下荆州，不久战乱波及荆州，慧远一行便打算前往广东罗浮山。途径九江庐山时，“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又遇师兄慧永已在庐山西北香炉峰建西林寺，于是，在江州刺史的支持下，慧远在西林寺东建起东林寺，并以东林寺为中心传扬佛教思想。慧远高僧在庐山共居住36年，直至圆寂，其所创净土宗为佛家八宗之一，而东林寺作为慧远高僧传道之地，也成为了中国南方佛教的两大中心之一。此后，江西佛教文化便以庐山为中心，向周边传播，弋阳、临川（抚州）、庐陵（吉安）等地的佛教文化也逐渐兴盛。江西作为道教产生及兴盛的区域，早在东汉年间，便有道士葛玄在樟树阁皂山、南昌西山、铅山葛仙山等地活动。公元90年，第一代天师张道陵来到信州云锦山修道炼丹，“丹成龙虎现”，便为此地起名龙虎山，之后，张道陵前往四川传播道教。至东汉末年，张道陵之孙张鲁占据西川，被曹操击败后带到邺城。西晋永嘉年间，张鲁之子、第四代天师张盛自北方南迁，重回江西龙虎山，振兴道教，“四方学者千余人”，龙虎山也成为道教正一派祖庭。此外，许逊、陆修静等人在江西的活动，对道教文化的传播也起到了较大作用。（二）安史之乱后江西书院与名人文化的兴起。1．隋唐五代时期江西的移民。隋唐以前，江西虽然经过了两晋时期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但接纳的移民不多，人口数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经济发展落后。唐初张九龄对赣南大庾岭梅关古道的开辟使得大运河—长江—鄱阳湖—赣江—珠江通道成为了连接全国南北的交通干道，至此，江西的经济、文化开始得到迅速发展。中唐时期安史之乱的爆发，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当时“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江西“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地理位置及其缺少战乱、土地广阔等优越条件吸引了大量北方移民的迁入。不过，由于交通影响，大多北方移民只由赣北鄱阳湖沿赣江南下，分布于江州（九江）、洪州（南昌）、吉州（吉安）、饶州、信州（上饶）等地，而赣江支流的袁州（宜春）、抚州及南端山区的虔州（赣州）迁入移民较少。五代十国时期，江西属南唐，由于各国之间战乱频发，而江西处于南唐后方，相对稳定，故得到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五代十国后期，后周攻打南唐，直逼金陵（南京），南唐中主李璟迁都南昌，由后主李煜留守金陵，前往南昌的队伍“旌麾会仗司卫，六百军司，凡千里不绝”。大量江浙官员、文人的到来使江西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都达到了新的高度。2．书院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书院出现于唐中晚期，由于时局动乱，官办学校逐渐衰败，不少文人选择隐逸山林，讲学教授，至此，招生教学之风日益兴起。自六朝以来，大量的北方移民使得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唐朝时期，江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已不亚于北方，此时江西地区的文化也呈现出与周边地区同步发展的态势。安史之乱前后，江西地区相对安定，社会经济文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以书院为主的私学开始产生并增多，并大有超越官学之趋势。唐朝末期，江西有桂岩书院、东佳书院等书院近十所，及至五代，因南唐文化十分发达，时人称“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江西书院新增近十所，为各地之最。中唐至五代，江西书院的创建多与北方迁移入赣之民有关。南迁的大家族对文化的传承十分推崇，而文人则将传道授业为己任，他们大量建设书院，兴办教育，使得江西的文化发展在全国范围内跃居前列。北宋统一全国后，江西书院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书院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快速的增加，随着当地文化的发展，书院的教学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以至于其学生招收范围已不限于本地，更有白鹿洞书院之类的著名书院，甚至向外省招收学子。白鹿洞书院为江西书院文化之代表，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唐德宗贞元年间，中原名士李渤来到庐山五老峰南麓隐居读书，因其养一白鹿，颇通人性，当地居民奉其为神鹿，李渤所居之处便称白鹿洞。李渤任江州刺史时，对白鹿洞进行精心修缮，自此，白鹿洞成为庐山名胜，常有各地文人前来聚会修学。至南唐，李氏朝廷在白鹿洞建立庐山国学，与金陵国子监齐名，同时也作为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的修习之所。北宋初年，已废弃的庐山国学被改为白鹿洞书院，并成为当时江西文化的高地，北宋末年，书院由于战事被毁，于南宋初由理学大师朱熹重建，并一直延续至清末。3．科举、名士与文化发展。江西书院自中唐产生，直至明清，数量一直居全国前列，北宋、南宋、明三朝更是居全国之首，书院数量的增加对江西名士的大量涌现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唐末北人的南迁则是江西书院及文人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唐安史之乱前后，江西科举进士数量分别占12%和88%；到了北宋，江西进士数量已从唐代65名直线上升至1729名，占据全国的十分之一。此时的江西已充分吸收北方先进的文化，并将其发扬，成为了全国范围内文化发达的区域。唐前期及后期，唐和北宋两朝进士数量相差如此悬殊，表明唐朝江西文化处于落后地位。即使北宋初年，江西人晏殊因考取进士被宋真宗任命要职，寇准仍以“殊江外人”劝阻。由此可见，江西至少在北宋初期，还处于落后的发展状态，受到中原地区的轻视。及至北宋中后期，江西开始成为文风鼎盛之地，这与人口的南迁有着必然的联系。众多北方移民的迁入，加速了江西文化的发展，先进文化的传入及众多书院的开设，大大增强了江西学子考取功名的竞争力，江西朝中宰执的数量也开始增多，杨万里不禁感叹“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江西名士的数量与科举进士数量的增长呈现相同趋势。以唐代作为分界，之前只有徐稚、陶渊明等寥寥几人，而自北宋起，欧阳修、王安石、晏殊、文天祥、曾巩、黄庭坚、朱熹、陆九渊、杨万里等大量名士开始涌现，这与唐末人口的南迁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人口的南迁使得江西人口总数上升，而名士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其次，江西众多历史名人的先祖大多由北方迁入，或避战乱，或为官江西，且时间多为唐末五代时期；另外，江西地区受到北方移民的影响，文化的迅速发展也对本地名士数量的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人口流出催生江西文化的传播

（一）靖康之耻后江西客家文化的传播。1．两宋时期江西人口的迁移。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混乱的局面，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江西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随着统治者对南方大面积土地的统治管理加强，江西境内鄱阳湖—赣江航道以及联通岭南的赣南地区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便利的交通、宜人的气候使得“洪州所领之地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充足的粮食、发达的经济文化促使江西人口快速增长，成为了当时仅次于两浙的富庶之地。北宋靖康元年，金兵攻入开封，次年，掳走徽、钦二帝后北返。同时，赵构称帝，迁都临安（杭州），文武百官及大量百姓随之向南迁移，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此后，中国南方人口已全面超过北方，占总人口的60%以上，而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等靠近都城临安的区域人口密度又高于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及四川等地。江西人口数自北宋起，开始大幅上升，南宋初期，由于金兵南下，高宗带领皇室及文武百官南逃，高宗与军旅退往浙东，隆祐太后携百官、宗庙退至洪州经吉州一直南逃至赣州，大量人口自赣北涌入江西各处，时人称“东北流移之民，布满江西”。众多移民除了前往赣北、赣中等已开发较充分的平原地区，也进入边缘山区进行建设，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赣西、赣南的土地开发。等到南宋政权逐渐稳定，江西凭借其紧邻临安的区位优势，人口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人口密度过大而土地不足的情况。南宋中后期是江西人口外迁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导致“江东、西无旷地”，江西百姓向人口密度低的湖南、湖北、淮南等地迁移，而宋末元朝军队的南下导致南宋官民继续向南逃避，经江西赣江，越过大庾岭、武夷山进入广东及福建。2．赣闽粤客家文化的融合。宋时，广东是江西人口迁入的主要区域之一，据统计，迁入广东的移民多来自东南各省，且以江西为最，占有46%。南宋中后期，江西人口过多而南部的广东则人口稀少，宋孝宗曾问饶州知州：“广南田可耕否？何不劝诱鄱阳近地大郡”。此后，元军的南下也促使众多江西百姓南逃至广东。南下的江西百姓中，也包含着许多赣南客家先民，他们与福建汀州的客家人一同进入广东，在粤东北地区与广东原有客家先民交汇，形成了赣闽粤三地客家文化的融合。早在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时期，不少北方移民便南下进入赣南、闽西地区，他们将中原文化带入赣闽边界，与当地文化进行融合，成为客家文化的起源。而宋末元初，宋帝逃至广东，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在赣闽粤边界山区抵抗元军，致使当地众多客家人继续南迁，进入广东东北部。五代时期，已有少数客家先民进入粤北，但由于人数过少，在当地并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属性，影响力也很小。到了宋末，大量的赣、闽客家人的迁入，增大了客家人在广东地区的比重，其影响力也逐步增加，正是此时，客家民系正式形成。而之后的明清时期，受满族南下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又有一批客家人南下广东，进而前往台湾、海南等地，进一步加强了客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二）明清江右商帮与赣文化的传播。1．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先秦至秦汉再到西晋，中国的政治中心都在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十分落后，而湖北因为其相对靠近中原，发展较好，湖南居于湖北正南，在秦汉时期，连接咸阳的驰道与长沙国的设立对当地发展十分有利，而江西则紧邻吴越，经济、文化发展都最为落后。自东晋建都建康起，经济重心南移，江西的区位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此时江州（江西省）的发展已经与荆州（两湖地区）相当。唐宋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以及江浙地区的迅速发展，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已逐步超越湖广，政治地位也得到显著的提升，洪州作为当时江南西道的治所，统领赣、湘、鄂、皖共19州，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城市。元灭南宋时“九省通衢”湖北成为了战事的主要发生地，长达20年的战争使湖北人口锐减，70年后，元末农民起义战火四起，湖北及湖南洞庭湖周边的地区再次成为了主要的战场，两地人口损失过半，而东部的江西仅有赣北鄱阳湖地区发生过少量战争，对人口数量影响不大。地广人稀的湖广与人多地少的江西形成了明显的人口密度梯度，因此，始于明洪武年间一直延续到清中期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大规模人口迁移出现。江西人口向湖广迁移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江西人口多而耕地不足，湖广地区面积大、人口少，为了寻找充足的耕地，江西人口自发的向西迁移；二是明初朝廷组织的洪武大移民，将人口从东部向西部迁移，江西和山西为当时南北的两大主要人口迁出地；三是明朝的江西作为国家赋税及兵源的主要供给地，田赋徭役十分繁重。明太祖朱元璋曾说：“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后，供亿更繁”，而明成祖则称江西“资其供给以定天下”。为逃避繁重的徭役，江西百姓向西部两湖、四川等地迁移。紧邻江西的湖南、湖北成为了江西人口迁移的首要目的地，迁入湖北的江西百姓多来自赣北九江、上饶等地，且存在较多朝廷强制移民，如黄冈地区众多族谱中记载“黄地昔经元末之乱，几同瓯脱，明洪武初，命移江右于黄”。而迁入湖南的江西百姓多为自发迁移，且数量十分庞大。谭其骧先生的《湖南人由来考》曾言“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明朝中后期至清朝，湖广地区的人口密度也逐渐增加，于是，江西、湖广百姓向西进入四川、云南等地，明朝澜沧官员于各地巡查时言“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而民国四川《资中县志》称“明洪武时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闽、赣、粤籍大都清代迁来，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2．江右商帮与赣文化的外传。向湖广、四川迁移的江西百姓人口众多，他们在入湖广四川的同时，将江西的文化习俗也向外传播，使赣方言的分布区域进入了湘、鄂两省东部，而湖南、湖北，甚至四川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如江西地区形制一般布局的村落祠堂。向外迁移的江西百姓往往拥有一技之长，他们从事各种手工业或商业，尤其以米、盐、木材、药材、布匹等商品的售卖居多。当经商的江西人逐渐增加，他们便开始组成大型的团体，江右商帮随之形成。江右商人在西进的同时将江西的各种文化传入了湖广以及云贵川等地，江西会馆则作为赣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明清时期，江西会馆遍布全国各处，尤以湖广四川等地居多，会馆因供奉东晋江西道士许逊许真君，又名万寿宫。江右商帮以万寿宫作为聚集的场所，将发源于江西的道教文化向外传播，此外，江西各州府会馆的分布也十分广泛，且多供奉本土名人或神灵，以文公祠、晏公祠、萧公庙、五侯祠、临江公祠为多，当时“江湖社伯到处有祀萧公、晏公者，其神皆生于江右”的现象在湖南、湖北地区分布众多，对江西宗教、儒学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江西会馆除了日常供在外赣商聚集议事或休息，戏曲的演出也是其一大特色，江西商人时常在会馆内组织江西戏曲“弋阳腔”戏班演出，在川渝地区，江西会馆内“弋阳腔”的演出每年都要超过300场，当时“哪里有江西会馆，哪里就唱江西戏”的现象使得“弋阳腔”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流传最广泛的地方剧种。

四、结语

人口的迁移影响着区域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首先是文化发展初期的从无到有阶段，人口迁移带来的文化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出现，并随着区域内人口的流动开始传播至各地。其次为文化交流阶段，人口迁移带来的文化与已有的本土文化产生交流与碰撞，促进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最后是文化的输出阶段。当本土文化的发展已达到一定高度，随着区域内人口的外迁，文化也将通过向外的人口迁移进行传播。人口迁移对区域文化的影响是无可替代的，随着如今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口流动的频率在增加，范围也在扩大，人口迁移对一个区域内特色文化的彰显与弘扬也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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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经济发展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人口迁移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其中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发达区域对人口吸引力以及落后区域对人口的推出力共同作用，导致了人口的迁移。大规模的中西部人口流向东部，进一步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在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的影响下，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反过来又进一步吸引了大量中西部人口。在东部地区继续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劳动力不足。

2、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但是，人口迁移究竟能否促进迁出地与迁入地共同发展，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有观点认为人口往发达地区迁移，为发达地区提供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为其城镇化节约了成本，而在迁出地，由于人口的流出，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这种负面影响远小于对东部迁入地区的正面影响。因此，总体来看是有益的。也有观点认为人口迁移会对迁入地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大量的人口迁入使地区人口剧增，城市住房、交通、环境、能源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压力，还会导致人口分布失衡以及计划生育管理难度的上升。从对迁出地的影响看，人口迁移不利于农业发展，并且加快了农村老龄化速度。

二、人口迁移存在的问题

1、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均。我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中部地区，但经济发达省份大都位于东部。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导致东部地区在出现“用工难”的情况的同时中部地区失业率却持续攀升。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中西部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然而大量劳动力的流出导致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流失严重，难以实现快速发展。

2、就业结构不合理。在第一产业，尽管就业人数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逐年减少，但绝对量却在增加。而且第一产业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大部分流向了一些技术门槛低的产业。大量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对国民经济没有产生足够的贡献，这说明我国目前农业技术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率不高。

3、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与国外相比，我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因此，劳动力的素质可能会成为在将来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特别是在大力推进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东部地区需要更多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但当下东部地区迁入人口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均存在不足，而且存在供需结构失衡。

三、政策建议

1、科学管理人口迁移。通过分类引导、合理调控和加强管理，来促进城镇流动人口市民化。首先，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保证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其次，要建立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镇和农村地区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减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盲目流动。

2、提高迁移人口人力资本水平。首先要加大基础教育投资力度，确保农村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发展，提高我国劳动力队伍整体素质。其次要加强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通过投资各种层次的教育和培训，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技能，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劳动力降低流动成本。

3、确保人口有序流动。近年来，由于产业的集聚和技术的进步，沿海地带传统的产业趋于饱和，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因此要进一步推进并完善区域间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建设，努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盲目和非理性的人口流动。要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东部地区在吸引人才时要以需求为导向，做到有针对性，而中西部地区则要政策和环境的优惠力度来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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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流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被城市部门所雇用,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府限制人口流动政策的适当放宽,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规模迅速扩大。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移会加快人均产出收敛的速度。但是伴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我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却并没有因之而缩小,反而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本文谨从我国异质性人口流动现状出发来分析人口迁移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我国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

流动方向为向东部地区集中。从省际人口的地区流动来看,1990-1995年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各省区人口流动总量的65.09%,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总合,而1995-2000年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期间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总量的76.24%,较1990-1995年增加了10多个百分点。

迁移人口年龄结构偏轻。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的流动人口中,迁移年龄高度集中在青年人口:其中迁出率最高的是20-24岁之间的人口,迁出率达到了10.21%,其次是25-29岁的人口,迁出率为6.71%,15-19岁的人口迁出率为5.98%,位列第三,呈现出年轻人口省际外迁的空间格局。

迁移人口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我国迁移劳动力所受的平均教育年限为10.1年,其中67.6%的迁移劳动力所受教育程度是初中、高中和中专等中等教育水平的学校教育,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迁移劳动力总量的15.5%,后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全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受高等教育的平均4.8%,甚至高于城镇的9.9%。

二、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选择性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属性之一,在我国表现为年轻人、技能人口的流动性更强,这种选择性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作用可能截然不同。

对迁入地区而言,人口的流入增加了迁入地区劳动力总量,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极大的推动了迁入地区的经济增长,且高质量的劳动力流入和集中,会使流入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整体的提高。但大量劳动力的涌入,增加了当地的就业竞争,造成了失业率的上升,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且迁入地人口密度的增加,也对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带来较大压力,也可能因社会、医疗保障等体系的不完善,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对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人口流动的作用则是双向的。一方面人口迁出降低了人口密度,缓解了人口对本地资源、环境的压力;且人口从资本劳动力比率低的部门流出,流向资本劳动力比率高的部门,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最终会使地区间的资本劳动力比率趋于一致,减少了就业竞争,提高本地的工资水平,与此同时,从内陆到沿海的技术性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家乡汇款,从而促进了内陆地区的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当人口流动具有选择性时,对于技术性的劳动力而言,跨省跨地区的流动相对比较容易,他们趋向于在沿海地区找到报酬较高的工作,这种技术人才的流出会抑制家乡生产力的提高,迁出地因为遭受了人力资本的损失而经济增长放缓,从而可能拉大地区差距。如果将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在内的话,劳动力的迁移对地区增长的差距可能会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公务员之家

三、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人口迁移政策

中国的经济属于典型的转型经济,人口流动的结构与规模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现阶段人口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强化作用,需要从多方面对此进行调整和引导,而不能靠政策进行人为限制,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放宽对人口区际流动的限制。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本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是地区集聚力的作用,这种集聚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逆转,面对这种情况,并不是要限制人口流入,而是应该进一步放宽人口迁移的政策限制,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速东部地区的生产活动向的扩散,满足各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平衡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随着东部分散力的提高,使人口流动自然调节到均衡水平,实现从控制流动到公平流动的转变。

人口迁移范文篇6

「关键词」人口迁移/户籍制度/市场化改革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围绕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因而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序进行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因此，随着20世纪5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的确定，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在这种制度下，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农村居民没有政府的许可不可能向城市流动，劳动和人事部门通过计划来控制劳动力跨部门流动。

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农户成为其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meng，2000）。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诱导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后，非农产业活动更高的报酬吸引劳动力转移（cook，1999），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导，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但随着乡镇企业遇到来自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国有部门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扩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并成为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体制障碍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许多各种规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了进入城市的绿灯，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户籍转换，老人可以随子女而获得城市户口，等等。虽然执行时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与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相比，户籍制度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随着时间推移，两方面的因素变化推动政府对迁移政策进行改革。一是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拥有外部或隐含的福利，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据个人的户籍来提供就业、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保障。这样，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不会给地方政府增添额外财政负担。二是地方政府意识到，劳动力流动不仅带来资源重新配置，而且也是城市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市场化发育水平相异的城市根据各自目标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可见，通过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并且以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这个转变或改革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而在整个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人口迁移也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点。这是中国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所在。本文旨在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分析人口流动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一、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从不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刘易斯（lewis，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障碍。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在托达罗（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两部门模型分析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由于城市经济存在着现代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创造率越大，越有利于将更多的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转入正规部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从农村流向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数量越多，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规模也越大。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取决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及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将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从而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因此，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结果带来了城市失业率的上升。

费尔茨（fields，1974）认为，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寻找工作的概率问题。由于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相对概率较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只能滞留于非正规部门。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主要是在于他们预期能够从得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费尔茨引入了搜寻工作机会的观点，一方面强调了城市制度工资和相对就业概率对迁移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的失业率低于托达罗模型得出的估计。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随着劳动力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相互作用。但是，根据托达罗理论，城市失业率上升将起到减缓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依据费尔茨的观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似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不大。相比之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城市的失业率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托普尔（topel，1986）利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研究发现，1970～1980年，美国东部、中部和北部各州的平均失业率相对于全国水平上升了23%，同时西部和西南部各州的失业率却显著下降。同期，人口迁移的空间流向恰好与此相反，人口净流入地区为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东部、中部和北部均为人口净流出地区。

中国的人口迁移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而且还有经济体制转型的独特之处。如前所述，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过程，为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也是研究其他国家人口迁移的理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必然对人口与劳动力迁移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城市就业环境变化也为我们观察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条件。

首先，不仅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驱动人口的迁移，市场化水平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从而形成特定的迁移流向。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政府采取人为扭曲资金价格的方式，在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投资过多，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配置逐渐转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较好地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cai等，2002）。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上在地区之间不平衡，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2000年，92.1%进出口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3%和3.6%.同年，86.5%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8.9%和4.6%.因此，劳动力迁移在东部地区更为活跃，迁移的流向也以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为特征。

其次，正如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那样，较大的迁移距离增加了交通成本、弱化了社会网络关系和目的地的就业信息，减少了迁移者的收益预期，因此，迁移距离上升降低了迁移发生概率。工作的不稳定性和信息获得的不确定性，不仅造成了迁移流向是一个从县内流向县外，从省内向省外的渐进过程，而且使得亲友等社会网络成为迁移者获得非正规部门就业信息的主要方式。格林伍得（greenwood，1969）认为，迁移存量对人口在地区之间迁移扮演着社会网络的作用。先前的迁移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对后期的迁移产生影响。蔡fǎng＠①（cai，1999）研究发现，75.8%的省内迁移者、82.4%的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获得是通过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通常受到距离所反映出的社会网络强弱的限制，形成分阶段迁移。

第三，尽管户籍制度继续阻隔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但市场化改革使得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融合，城市就业环境变化必然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带来影响。随着国有企业亏损和非国有部门扩大，越来越多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开始和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展开就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是走还是留”，取决于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状况，而且其决策通常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这与harris和todaro（1970）模型中所讨论的情况（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临时就业、等待得到正式部门就业机会），以及sethuraman（1981）观察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大多数迁移者将他们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视为永久性的）都有显著差异。一个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通常具有季节性特点，最多以年为单位在原住地和迁入地之间往返，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模式。正如solinger（1999）指出的那样，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在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外商投资较快的地区，市场力量日益显现，迁移受到鼓励。

二、空间分布特征变化

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同时，要素市场发育及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越来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东部地区不仅对外开放时间早，而且市场发育迅速，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消除了劳动力等要素跨地区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以至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吸纳地区。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反过来也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善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cai等，2002）。表1显示了人口迁移空间分布状况的长期变化。1987～2000年，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地区内部迁移（其中主要是省内迁移）比例始终高于地区间的迁移比例。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迁移比例则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东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提高，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比例下降。而中西部正好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趋于下降，中部向西部、西部向中部的迁移比例也在下降，而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入比例不断上升。

注：（1）从统计口径上看，1987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镇和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1年以上的市、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5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区、县之间的迁移人口；200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乡、镇、街道之间的迁移人口。（2）全部迁移人口包括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不同年份在迁移时间规定和迁移范围上的差别对地区之间分布会带来一定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比较不同年份之间迁移流向的变化。

资料来源：《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资料显示，全部迁移人口数量为1246万，占总人口的10.6%，其中省内迁移为7.7%、跨省迁移为2.9%.在总迁移人口中，省内迁移的比重始终很高，为73.4%.当我们描述跨省迁移的流向时，其主要以东部地区为迁移目的地的倾向更加明显。表2给出了三类地区跨省迁移比例的空间交叉分布。2000年，东部地区跨省迁移近65%集中在东部其他各省（市），中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84%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68%集中在东部地区。从时间趋势上看，1987～2000年，东部地区内部跨省迁移比例上升了近15%，而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比例上升将近24%，后者比前者高出9个百分点。

从流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看，迁移可以被划分为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城市到农村的迁移、农村到农村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四种主要类型。从这种类型划分来观察地区间迁移的流向，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转轨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从全国来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是目前迁移的主要形式。2000年，两者合计占总迁移人口的77.9%，而且农村到城市迁移的比重（40.7%）大于城市到城市的迁移（37.2%）。农村到农村的迁移比重较低，仅占全部迁移的18.2%.而城市到农村的迁移比例最低，不到总迁移人口的1/25.从时间趋势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所占比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都呈现上升趋势，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比重略呈下降趋势。

三、迁移的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在迁移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早期的迁移模型将重力迁移模型和就业为目的的迁移模型合二为一，假定迁移数量不仅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和迁移距离有关，而且取决于两个地区之间的工资和失业率的比较。通常，采用下列双对数模型来分析这些因素对迁移流向的影响（lowry，1966；greenwood，1969；fields，1979）。即：。式中，m为迁移率，x为影响迁移流向的各种因素，d为迁移距离，i，j分别为迁出地和迁入地。

舒尔茨（schultz，1982）认为，人口变量反映的是其他影响迁移而没有在模型出现的社会经济变量的作用，它没有行为学上的意义。由于迁移是人口增长的一部分，在迁移实证模型中引入人口规模会带来计量上的共同偏差（fields，1979）。而且，由于迁移存量实际上是人口规模的一部分，如果在实证模型中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将带来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大大降低回归参数估计的效率。因此，通常做法是在实证模型中不引入人口变量。

在回归方程的函数形式选择上，费尔茨（fields，1979）认为，迁移决策本质上是在相互排斥的替代方案之间的一种选择，非对称模型比对称模型对人口迁移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此外，双对数线性回归方程还能够消除奇异值和异方差对估计效率的影响，满足理论上就业机会与工资之间的乘积要求，以及提高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等。他选择了滞后解释变量办法来消除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也采用了所有解释变量数据均为1995年数据的办法来解决迁移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资料（10%样本）和微观数据（长表1%样本），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数据处理上，正式出版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没有农村向城市跨省迁移劳动力数量及其失业率数据，我们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计算了这些数据。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见表3.

表3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

注：*根据微观数据计算。

迁移率的计算，我们采用格林伍得（greenwood，1969）的定义，用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0日从省迁到省的人口数，除以1995年11月1日以前住在省的人口数。根据长表计算得到的迁移率，包括了所有年龄段跨省农村到城市、城市到城市、农村到农村、城市到农村的四种类型迁移人口；用微观数据计算15～64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率。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两个迁移率的平均值都不高（见表3）。

迁移距离为省会之间铁路公里数。中国地域辽阔，铁路是中国跨省迁移的主要交通方式。这点可以从每年春节农民工返乡造成的铁路拥挤状况中得到印证。迁移距离不仅反应了用于直接交通费用的高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迁移所带来的心理成本大小。随着迁移距离增加，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迁移风险也会上升，迁移成本随之增加（schultz，1982；greenwood，1975）。这在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直接用城市工工资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作为工资率的变量显然不合适。随着收入多元化，相当于实际收入的部分并没有反映到名义收入之中，城乡收入在可比性上也存在一定问题（solinger，1995；jefferson，1992）。奥尼尔（o''''neill，1970）建议采用消费指标来克服收入指标作为工资率变量上的不足。我们利用各省城乡人口作为权重，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加权平均，作为各省的工资率变量，预期工资率对迁移流向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其中，迁入地为正向效应，而迁出地为负向效应。

1995年全国1%抽样调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都对城乡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进行了统计。1995年调查问卷中有三项指标用来测度劳动力在调查前一周是否处于失业状态：第一项是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二项是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三项是企业停产等待安置的劳动力。2000年人口普查只包括前两项。据此可以计算得到1995年和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2.2%和3.6%.由于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包括了农村劳动力，这低估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公布了分城市、镇和农村的经济活动人口资料，据此计算的城市、镇和农村的失业率分别为9.4%、6.2%、1.2%.利用2000年微观数据计算的城市本地劳动力、城市向城市迁移劳动力、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9.1%、7.9%和3.6%.如果在迁移模型中忽略了迁移存量，将导致高估其他解释变量对迁移的影响（greenwood，1969）。按照格林伍得的方法，迁移存量应该是以1995年为时点，计算出生在省且居住在省的所有人口。由于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只提供了出生后一直住在本地和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等资料，因此，我们采用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人口指标作为迁移存量的变量。本文中长表的迁移存量包括所有人口，微观数据的迁移存量只包括15～64岁的人口。我们预期迁移存量对人口迁移有正向效应。

在分析地区人均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程度通常被看做是影响地区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barro和sala-i-martin，1995；cai等，2002）。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参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也越高。但是，扭曲的贸易和发展战略也同样起到扩大出口，提高gdp中的贸易份额比重。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国外投资者的选择。从长期来看，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和规避风险，国外企业在其投资过程中要对各地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发育情况、体制与政策的透明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最终做出投资选择。外资企业进入之后，它利用劳动力市场来解决用人需求，这与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我们选择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市场化程度的变量，来分析它们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改革以来，虽然所有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都在增加，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中国人口迁移流向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与东部地区对市场化改革程度较高是分不开的。四、回归结果与讨论

方程1～3是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结果，方程4、5是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由于海南、重庆、西藏与其他省会之间距离未能得到，在回归中剔除了这3个地区，长表资料中实际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756个。在微观数据中，由于有些省份的迁移率或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数量为零，取对数后，这些数据变成缺省值，所以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506个。

从表4回归结果看，利用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60%的所有人口跨省迁移的行为；用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30%的跨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行为。表4的非对称双对数迁移模型估计结果也表明，迁入地社会经济变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大于迁出地这些变量所发挥的作用。

回归方程1～5中大多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t值，如迁移距离、人均消费水平、失业率、迁移存量等，都达到了1%或5%的显著性水平，并且作用方向上与前面的理论预期结果也基本一致。

表4中回归方程1和2的区别是采用了不同的失业率数据，前者是1995年的失业率，后者是2000年的失业率。使用1995年失业率数据虽然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但方程1中迁出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这个结果可能与现实情况并不吻合。

1995～2000年，中国城市就业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企业大量富余人员被释放出来，城市失业率迅速上升。为了解决本地城市职工就业问题，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了城市就业保护政策，这势必对以就业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产生较大影响。迁移者是理性的，如果目的地的就业机会较小，迁移者将选择不流动，以减少迁移风险和成本。这样，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就显得更为重要。

表4迁移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注：（1）采用异方差检验方法（breusch-pagan/cook-weisberg）发现，表中回归方程的依次为：7.85、1.54、1.38、2.80、4.85.我们对回归方程1、5采用robust估计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2）方程1和5的括号内为robustt值，方程2～4括号内为t值，*代表5%显著性水平，**代表1%显著性水平。

考虑到2000年失业率真实地反映了就业环境的变化，我们以回归方程2为基准，分析不同因素对迁移的影响，并进行比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迁移距离上升1%，迁移率下降1.08%.受迁移距离的影响，2000年跨省迁移人口比例不到30%，绝大多数迁移人口选择了省内流动。迁移距离在空间位置上是固定的，但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和制定合理的交通价格有利于减少迁移者的迁移成本，促进劳动力流动。

在做迁移决策时，潜在的迁移者不仅要考虑两地之间直接的收入差距，而且还要考虑到就业机会大小。在回归方程2中，迁入地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近4倍，但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3倍以上。迁入地失业率对迁移决策较大的边际影响与迁移者面临的选择有关。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是既定的，迁移者对它别无选择。相反，迁移者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失业率越高的地区，迁入数量就会下降。

目的地的就业信息提供和帮助，对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也证实了这一点。社会网络等非正规信息渠道虽然在迁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

将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引入回归方程2，就得到回归方程3.引入这个变量之后，迁移距离和失业率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变化不大，而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发生较大改变。从绝对值来看，方程3中的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小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估计值，迁出地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主要是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高相关关系导致的结果（注：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56.）。跨省人口迁移比例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注：外商直接投资与迁移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变量之后，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数值下降约50%.为了观察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我们利用微观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回归方程4引入了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上述发现，即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对迁移者来说更为重要。回归方程5引入了城市劳动力失业率。结果表明，城市失业率对于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率有显著性影响，其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不仅大于回归方程4中失业率的回归系数，而且大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这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确实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改善城市就业环境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起到加速城市化的作用。

五、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一般特征，还具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性。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既有助于考察中国独特的制度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又能够通过对中国案例研究来拓展迁移理论。

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决定了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不仅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而且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迁移。既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仍然有赖于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从而劳动力流动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注：约翰森（johnson，1999）认为，在今后30年，如果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同时城乡收入水平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等的话，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对年经济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加快中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清除阻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可以引导和规范人口迁移，使其不仅具有微观理性，而且具有更加理性的宏观后果。市场化改革措施（如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等）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将有助于获得“一石二鸟”的功效，也就是讲，它为劳动力流动不断营造同样的发展环境，并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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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范文篇7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SummarizationofStudiesonChineseRuralPopulationFlow

inthe20thCentury

Abstract:RuralpopulationflowhasalwaysbeenakindofcommonsocialphenomenoninChinesesociety.Thisarticlebrieflyreviewstheacademicresearchinthe20thcenturyonChineseruralpopulationflowinpreviousagesbefore1949andgivesalimitedpointofviewtofuturestudy.

Keywords:the20thcentury;Chineseruralarea;populationflow

农村人口流动现象古已有之，诸如历次人口大迁移、中央政府屯垦戍边以及战争、灾害、人地比例关系失调引发的农民流徙等。在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前，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本文所综述的研究成果为20世纪学者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代农村人口流动所做的探讨，时间上有交叉；其次，“农村人口流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统治者运用行政手段引导、组织或强制推行的移民运动，又包括下层民众在社会或自然等外力压迫下，为维持生存而自发进行的流民活动，也包括探亲、访友、当兵等等情况。本文的综述主要包括流民和移民现象这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也有交叉，不作具体区分)。

农村人口流动一直是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古代中国政府频繁的移民实边、军事屯垦、招民垦荒导致经久不衰的人口迁移浪潮。近代中国因农村经济衰败也引发农民离村、“流民遍地”。对农村人口流动现象进行研究，也是多年来备受学者关注的课题，并积累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综观整个20世纪的研究状况，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缕述如次。

一、1949年以前农村人口流动研究扫描

1949年以前的近半个世纪中，人口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探索中国的人口问题，农村人口流动自然也在探讨之列。学者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离村问题；二是移民问题。

(一)农民离村问题

“离村”是当时学界惯用词汇。从字面上理解，离村就是农民离开自己所居住的村落，暂时性的或永久性的，均在此列。离村情况相当复杂，如参军、求学、投亲访友、出嫁、做官等，但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农民离村几乎就是流民现象的代名词。

研究农民离村问题的专著不多，仅有浩平《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研究》①，该书对农民离村的原因、流向、后果均有论析。相关研究如翟克《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黑山、徐正学《农村问题——中国农村崩溃原因的研究》，柯象峰《中国贫穷问题》，言心哲《中国乡村人口问题分析》，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等②，都或多或少涉及农民离村问题。

农民离村问题是近代中国严重的现实问题，相关的论文较多，其他不计，仅以“离村”为题的论文就超过30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张觉人《农民离村原因的研究》，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董汝舟《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检讨》等③，这些论文对农民离村的时代背景、原因、规模、流向、社会影响、解决办法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资政”作用。

(二)移民问题

20世纪上半叶，海外移民(以东南亚为主)和国内移民(以东北、西北移民为主流)的移民运动仍在持续，波澜壮阔，相关的研究因现实的需要而得到推动，硕果累累。陈特里《中国海外移民史》④，从移植、政策、史训三个方面阐述中国海外移民问题。相关论著还有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刘继宣等《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李长傅《南洋华侨史》，《中国殖民史》等⑤。国内移民方面，主要有钟悌之编辑的《东北移民问题》⑥，该书涉及东北移民的重大意义、东北移民的历史考察以及东北移民的实际问题等。至于与移民相关的论文，数量较多，粗略估计，有上百篇之多，主要有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彭家元《中国边地之现况与移民》，张云波《民初之移民》等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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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浩平：《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研究》，民众运动月刊社，1933年。

②翟克：《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3年；黑山、徐正学：《农村问题——中国农村崩溃原因的研究》，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柯象峰：《中国贫穷问题》，正中书局，1935年；言心哲：《中国乡村人口问题分析》，商务印书馆，1935年；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37年；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商务印书馆，1943年。

③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第4卷第12号；张觉人；《农民离村原因的研究》，《中国经济》第3卷第7期；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34卷第15号、第22,23．24．号合刊；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社会月刊》第1卷第6号；董汝舟：《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检讨》，《新中华杂志》第2卷9期。

④陈特里：《中国海外移民史》，中华书局，1946年。

⑤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刷馆，1929年；刘继宜等：《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李长傅：《南洋华侨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⑥钟悌之：《东北移民问题》，上海日本研究社，1931年。

⑦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1期；彭家元：《中国边地之现况与移民》，《东方杂志》第22卷第6期：张云波：《民初之移民》，《建国月刊》第16卷第1期。

(三)农村人口流动的历史研究

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自然引发对历史上同类问题的探讨，虽然专著不多(主要有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①)，但论文为数可观，有宏观研究，如殷淑慧《我国民族之转移及混化》、李斐然《中华民族古代之迁徙考》、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迁徙考》等②，有历代农村流动人口的专论，这方面的文章有近百篇之多，如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谭其骧《晋永嘉丧乱之民族迁徙》，黄谷仙《唐代人口的流转》，刘选民《清代东北三省移民与开垦》等③。

总之，20世纪前半个世纪，内忧外患，中国社会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人口流动成为困扰整个社会的现实问题，这种特殊的国情激发学者对之进行广泛而富有成效的探究，形成“现实研究”的鲜明特色。同时，也正是由于学者的现实关怀，引发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以为史鉴，因而相关问题的历史研究也受到关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这些成就，为解放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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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开明书店。1948年。

②殷淑慧：《我国民族之转移及混化》，《朝华》第2卷第1、2期；李斐然：《中华民族古代之迁徙考》，《新亚细亚》第12卷第5期；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迁徙考》，《禹贡》第7卷第6、7期。

③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食货》第1卷第3期；谭其骧：《晋永嘉丧乱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黄谷仙：《唐代人口的流转》，《食货》第2卷第7期；刘选民：《清代东北三省移民与开垦》，《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

二、建国以来农村人口流动的整体研究鸟瞰

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农村人口流动研究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国内史学界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五朵金花”，加上“左”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和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社会学、人口学成为禁区，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专著仅见有李剑农《魏晋南北朝民户大流徙》④，论文也只有吕名中《试论汉魏西晋时期北方各族的内迁》，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江应梁《明代外地移民进入云南考》⑤等10来篇，平均每3年发表一篇文章，其中70年代还是空白。这种研究的“冷”态，直到80年代后才得以改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农村人口流动研究重新受到关注，加上社会学、人口学以及社会史“复兴”的强力推动和“民工潮”高潮迭起的现实呼唤，学界对历史上的流民、移民现象进行了全面梳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取得骄人成绩。

(一)流民问题研究

专著方面：曹文柱《中国流民史》⑥，对流民产生的原因、特点、流民活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统治者治理流民的政策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陆德阳《流民史》⑦，对流民称谓、历代流民产生的成因、流民的流浪生涯、对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论文方面：王家范《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⑧，把古代流民产生的动因归纳为“生产萎缩型人口流动”、“生产过剩(或生产饱和)型人口流动”、“灾变型人口流动”和“结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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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李剑农：《魏晋南北朝民户大流徙》，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

⑤吕名中：《试论汉魏西晋时期北方各族的内迁》，《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江应梁：《明代外地移民进入云南考》，《云南大学学术论文集》1963年第2期。

⑥曹文柱：《中国流民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⑦陆德阳：《流民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⑧王家范：《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5期。

迁型人口流动”四种类型；池子华《中国古代流民综观》、《中国农民的“恋土”和“离土”——“流民”现象纵议》①，对流民现象发生的机制、流民的社会行为及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剖析；熊家利《流民问题与中西封建经济的发展》②，对流民在中西封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钱宗范《中国封建社会流民与流民起义诸问题探析》③，对封建社会流民起义原因、意义进行了考察。

(二)移民问题研究

整体研究的著作，当首推葛剑雄主编并由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侯杨方等著《中国移民史》④，该书共分六卷，约260万字，是在其早期研究成果《简明中国移民史》⑤的基础上的拓展与延伸。《中国移民史》一书论述了自先秦至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活动，对历次主要移民活动的迁移过程及其影响加以评论。第一卷是本书导论和大事年表，导论对中国移民史研究做了理论探讨，大事年表列出自公元前21世纪到1949年间可考的主要移民及相关事件。第二卷至第六卷分别为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金元时期、明时期、清至民国时期的断代论述。各卷详细论述了各阶段主要移民活动的自然和社会背景、移民过程和移民空间分布状况，其中包括迁移形式、经由路线、移民数量估计、主要迁入地及迁出地、移民对当时和后世产生的影响。《中国移民史》一书是迄今为止在移民史研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移民活动及规律。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⑥，主要对西汉至民国时期的历代统治者为军屯而进行的人口迁移进行论述，指出这些人口迁移具有发展农业、巩固边防和强兵足食的作用。

在海外移民的整体研究中，以朱国宏所著《中国的海外移民》最有深度⑦，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海外移民历史，对自先秦至民国各个阶段的中国海外移民情况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理论剖析，内容包括海外移民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不同阶段海外移民的类型与特征，海外移民的规模、流向和分布，海外移民对社会、政治、经济、人口等所带来的影响等。其他著作还有吴泽主编的《华侨史研究论集》、郑民等的《海外赤子——华侨》、朱杰勤的《东南亚华侨史》、蔡北华主编的《海外华侨华人发展简史》等⑧。

移民史的区域性整体性研究也取得一定成绩：杜桂芳《潮汕海外移民》、冷东《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两书⑨，对历史时期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的兴起原因、形态、演变轨迹、流动特点、经济活动及成就作了系统阐述。安介生《山西移民史》⑩，对山西移民史进行全面探讨，并从民族融合、文化变迁与人口发展的角度，阐明了移民运动对山西历史的深远影响；李德滨《黑龙江移民概要》⑾，对黑龙江移民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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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池子华：《中国古代流民综观》，《历史教学》1999年第2期、《中国农民的“恋土”和“离土”——“流民”现象纵议》，《光明日报》1993年7月19日。

②熊家利：《流民问题与中西封建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③钱宗范；《中国封建社会流民与流民起义诸问题探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④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⑤葛剑雄主编：《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

⑦朱国宏：《中国的海外移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⑧吴泽主编：《华侨史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郑民等：《海外赤子——华侨》，人民出版社，1985年；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蔡北华主编：《海外华侨华人发展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⑨杜桂芳：《潮汕海外移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冷东：《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

⑩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⑾李德滨：《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这一时期发表的移民史通论论文有数十篇：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①，根据主要移民特征的变化，将中国移民史分为四个时期：先秦黄河中下游多向移民期、秦统一到两宋从黄河中下游流向长江中下游的由北向南移民潮、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潮以及近代治边多方向移民潮，认为中国现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就是这四个时期依次展开的产物；丁鼎、王明华《中国古代移民述论》②，将中国古代移民分为自发的无序移民和国家政权组织的移民分别予以探讨；张少云《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类型述评》③，将中国古代人口迁移分为政治迁移、军事性迁移和经济性迁移三种类型。李传永、李恬《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④，则根据迁移地域的不同，将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分为国内迁移和国际迁移，在方式上又有自由移民和强迫移民的差异；陈秀蓉《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移民族群特征探讨》⑤，对中国海外移民的各种类型及移民族群的特征进行探讨。其它涉及这方面的论文有：解书森、陈冰《青海古代移民考》、石方《黑龙江地区人口迁移史概述》、史继忠《贵州汉族移民考》、纪宗安《古代移民和海南的早期开发》、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杨东文《海南历史开发过程中的人口迁移研究》、许怀林《中国人口迁徙与江西的客家》、张跃东《历史上陕甘宁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移民与经济开发》、王跃生《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军事移民政策述论》、张冠梓《试论古代人口南迁浪潮与中国文明的整合》、陈新海《历代移民屯田政策对青海社会的影响》、俞祖华、季翠兰《略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朱国宏《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之历史考察》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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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②丁鼎、王明华：《中国古代移民述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③张少云：《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类型述评》，《云南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

④李传永、李恬：《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

⑤陈秀蓉：《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移民族群特征探讨》，《地理研究》1999年第1期。

⑥解书森、陈冰：《青海古代移民考》，《人口研究》1985年第1期；石方：《黑龙江地区人口迁移史概述》，《学术交流》1987年第5期；史继忠：《贵州汉族移民考》，《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1期；纪宗安：《古代移民和海南的早期开发》，《暨南学报》1990年第4期；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历史地理》1990年第9期；杨东文：《海南历史开发过程中的人口迁移研究》，《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许怀林：《中国人口迁徙与江西的客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张跃东：《历史上陕甘宁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人口研究》1992年第6期；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移民与经济开发》，《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王跃生：《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军事移民政策述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张冠梓：《试论古代人口南迁浪潮与中国文明的整合》，《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陈新海：《历代移民屯田政策对青海社会的影响》，《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俞祖华、季翠兰：《略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学术月刊》1998年第10期；朱国宏：《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之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上述之外，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李世平《四川人口史》，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胡焕庸《中国人口史》，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罗桂环、舒俭民编著《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李兴盛《东北流人史》、《中国流人史》，王国杰《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李衡眉主编《移民史论集》，葛剑雄等《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中国人口》丛书各省分册等①，均涉及到历史时期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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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胡焕庸：《中国人口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罗桂环、舒俭民编著：《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李兴盛：《东北流人史》、《中国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995年；王国杰：《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衡眉主编：《移民史论集》，齐鲁书社，1998年；葛剑雄等：《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学林出版社，1999年；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以及《中国人口》丛书各省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80年代陆续出版。

三、断代研究概况——以近代为例

断代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专著数十部，主要有牛建强的《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张国雄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杨国桢等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②，数百篇，因篇幅所限，这里仅介绍近代的研究概况。

有关近代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有几部著作值得一提：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③，采用整体性研究与区域性研究相结合的手法，对流民现象发生的原因、流民的空间和职业流向、流民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效应、近代中国如何解决流民问题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为第一部以近代流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著；路遇的《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④，对山东移民东北的原因、人数，与移出地、移人地社会经济关系作了系统概述，书后附有个案调查的口述资料，亦有参考价值；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⑤，是一部专门研究抗战时期难民潮的著作，对难民的来源、流向、政府与民间社团的难民救济活动等，都有详细论述。相关专著有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等⑥。相关论文有上百篇之多，以下从流民与移民两方面进行归纳。

(一)流民问题

从晚清到民国，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流民的生成不能不具有时代特色，池子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流民现象的发生》、《流民：从传统到近代》即揭示了近代社会的转型与流民现象发生的关系⑦，但传统因素依然不能忽视。何清涟《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汪润元《试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中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行龙《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社会》、田彤《清代人口危机及对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黄长义《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经济社会的病变》等文⑧，均强调了人口压迫生产力，大量农村人口被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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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杨国桢等：《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③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④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⑤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⑥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⑦池子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流民现象的发生》，《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5期；《流民：从传统到近代》，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⑧何清涟：《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汪润元：《试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中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人口研究》1991年第1期；行龙：《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田彤：《清代人口危机及对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黄长义：《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经济社会的病变》，《江汉论坛》2000年12期。

脱离物质生产资料沦为流民的事实；徐松荣《略论近代时期山西农村的人口变动》①，考察了近代山西流民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王印焕《1927—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成因探析》②，认为河北流民的成因主要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繁重的封建剥削、严重的人口压力与阶级分化、频仍的自然灾害、战乱及匪患；池子华《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③，以淮北地区为例，探讨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激励”。

流民流向，不外乎从农村到农村的横向流动、从农村到城市的向心流动。池子华《略论中国近代农村雇佣关系的“异质”》④，认为流民流人农村劳动力市场，强化了雇佣关系的资本主义“异质”；他的《土客冲突的文化学考察》，以文化学的独特视角为切人点，对淮北流民流向江南引发的土客冲突进行深层次探究，揭示出土客冲突的文化意蕴；另篇文章《近代中国流民向城市的“向心”流动》，则对流民“向心”运动的轨迹、动机、特征及所从事的职业等进行了深入探究；而其《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打工妹”的历史考察》、《近代历史上的“打工妹”》⑤，着眼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探索“民工潮”的历史渊源以及向心运动中的女性流民，引起学界的关注；陈映芳《旧中国移民流及其与劳动市场之关系》⑥，认为流民构成我国产业后备军的主体，由于流民浪潮在劳动力市场上沉淀下大量的失业、待业劳动者，造成了劳动力供求比例的严重失调；王印焕《二三十年代河北农民离村的流向及其社会影响》⑦，对二三十年代河北农民离村后的流向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流民的影响多元复杂，如何进行调节与控制，值得探究。池子华《二三十年代农村工业化取向述论》⑧，考察了农村工业化取向对解决流民问题的实际效用，认为这条路虽然在近代中国没能走通，但却为当代中国乡镇工业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时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王印焕《1928—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的整治及其得失》⑨，就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慈善救济机关、个人及社会团体对河北流民问题采取的多项整治措施进行论述。

与流民问题相关的是农民“离村”问题。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⑩，通过纵向比较和横向分布的考察，指出农民离村的普遍性，并就离村现象的特点、原因、影响进行研究，认为农民离村的特点是农民主要流向城市，但这种流人却与城市工商业凋敝同时发生，因而逃亡色彩浓，其原因则有农业危机加深、繁重的苛捐杂税、连年的战乱及频繁的灾荒，农民离村一方面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给近代城市带来社会问题；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⑾，以1927—1937年为中心，对近代农民离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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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松荣：《略论近代时期山西农村的人口变动》，《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②王印焕：《1927—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成因探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池子华：《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中国农史》1999第2期。

④池子华：《略论中国近代农村雇佣关系的“异质”》，《河北大学学报》1997第2期。

⑤池子华：《土客冲突的文化学考察》，《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近代中国流民向城市的“向心”流动》，《城市史研究》19-20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打工妹”的历史考察》，《光明日报》1999年7月9日；《近代历史上的“打工妹”》，《北京日报》2000年1月17日。

⑥陈映芳：《旧中国移民流及其与劳动市场之关系》，《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⑦王印焕：《二三十年代河北农民离村的流向及其社会影响》，载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

⑧池子华：《二三十年代农村工业化取向述论》，《光明日报》1997年12月2日。

⑨王印焕：《1928—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的整治及其得失》，《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⑩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⑾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及离土率进行分析，认为农民离土是“经济压力和经济吸力”引发的，农民离土后主要去向为海外谋生、移垦边区、寄居都市、流离城乡之间；张书廷《论1928—1936年中国农民离乡问题》①，对这一时期农民离村人数、去向、社会后果及离乡原因进行探讨；彭南生《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②，对农民离村的原因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移民问题

19世纪中叶以后，我国边疆地区危机四伏。为缓和边疆危机和内地人口压力，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相继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其中东北移民举世瞩目。主要论文有：王晓峰《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③，认为近代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从1893年至1945年间增加了6倍，由600万人增至4000万人，究其原因主要为大规模移民；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④，对1904—1911年间在清政府的东北土地开放政策的鼓励下，黑龙江省各地区的荒地不断被开垦，昔日人迹稀少的荒凉景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并指出1904年移民的方式主要有垦务局移民、私人及团体组织移民、组织工人集体移民、军队屯垦边区、边哨移民和自发移民等；张利民《“闯关东”移民潮简析》⑤，对“闯关东”的由来、规模及其正负效应进行全面探讨；王杉《浅析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时空特征)⑥，对1912—1931年间“闯关东”移民在时间和空间上迁移状况进行考察，并分析其迁移特征。王润福《二十年代东北移民高峰成因探源》⑦，将20世纪20年代东北移民高峰的成因归纳为：一是人口压力、封建剥削、社会动荡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艰难生存环境，使大批农民离开华北另谋生路；二是东北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吸引；三是移民高峰的出现既是长期移民惯性运动的结果，也是针对外来侵略势力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对东北移民进行探讨的文章还有：路遇《民国年间山东移民东北三省初探》、石方《清朝中期的“京旗移垦”：汉族移民东北及其社会意义》、赵凤彩《二十世纪初叶东北移民浅析》、朱玉湘等《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吴晓松《东北移民垦殖与近代城市发展》、梁玉多《试析近代黑龙江流域的移民浪潮与经济开发》、马平安、楚双志《移民与新型关东文化——关于近代东北移民社会的一点看法》、张洪祥《近代华北农民“闯关东”的历史功绩》、王杉《民初东北移民社会心态管窥》、《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等⑧。

东北移民问题研究之外，其他地区也有所涉及，如：卢明辉《清末“移民实边”对蒙古社会的影响》，田志和《论清末东部蒙族地区的移民实边问题》，陈育宁：《近代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实边”及其影响》⑨，探讨了内蒙古移民实边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及其影响；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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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书廷：《论1928—1936年中国农民离乡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②彭南生：《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③王晓峰：《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4期。

④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⑤张利民：《“闯关东”移民潮简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⑥王杉：《浅析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时空特征》，《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⑦王润福：《二十年代东北移民高峰成因探源》，《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⑧路遇：《民国年间山东移民东北三省初探》，《人口研究》1985年第6期；石方：《清朝中期的“京旗移垦”：汉族移民东北及其社会意义》，《人口学刊》1987年第4期；赵风彩：《二十世纪初叶东北移民浅析》，《人口学刊》1988年第1期；朱玉湘等：《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吴晓松：《东北移民垦殖与近代城市发展》，《城市规划汇刊》1995年第2期；梁玉多：《试析近代黑龙江流域的移民浪潮与经济开发》，《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马平安、楚双志：《移民与新型关东文化——关于近代东北移民社会的一点看法》，《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张洪祥：《近代华北农民“闯关东”的历史功绩》，见江沛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王杉：《民初东北移民社会心态管窥》，《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

⑨卢明辉：《清末“移民实边”对蒙古社会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田志和：《论清末东部蒙族地区的移民实边问题》，《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陈育宁《近代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实边”及其影响》，《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

川、王蒲华《清代福建人口向台湾的流动》①，对有清一代福建人口向台湾的流动作了动态的考察，并探讨移民在台湾开发中的作用。

对移民实边与边疆开发的关系，华立《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作了具体考述②；梁玉多《谈我国近代移民对巩固边疆的作用》，张根福《试论近代移民对巩固中国边疆的作用》③，都认为近代边疆移民筑起一道抵御外来人侵的坚实堡垒，对加强国防力量和民族团结，对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以及新的行政建置的设立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移民的向心运动及移民与近代城市的互动关系是学者感兴趣的论题。行龙《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问题》、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揭示移民与人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的逻辑关系④；樊卫国在《晚清移民与上海近代城市经济的兴起》中，探讨了上海经济兴起的移民因素⑤；卢汉龙《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通过社会学调查，剖析解放前上海居民的来源、迁移动因及上海移民的各种社会经济特征⑥；宋钻友《民国时期上海同乡会组织与移民社会关系初探》，对同乡组织与同乡移民群体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同乡组织扮演了同乡移民群体的自治核心角色⑦；陈文斌《太平天国时期来沪移民的谋生方式》、《太平天国运动与近代上海第一次移民潮》，对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事行动引发流向上海的难民潮进行分析，并将来沪移民的谋生方式分为三类：进行工商业活动、充当一般雇员、从事各类个体劳动自由职业⑧；任银睦的《清末民初移民与城市社会现代化：青岛社会现代化个案研究》以青岛为个案，指出在清末民初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移民因素的影响力得到有力显示⑨。

尽管近代农村人口流动现象十分普遍，而且流人城市者不绝如缕，但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传统人口的城乡结构呢?姜涛在《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中认为，中国传统的人口城乡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近代总体上城市人口的增长并没有超出乡村人口增长的速度，尽管城市近代化成分不断扩大，但并没有真正动摇传统的人口城乡结构。他在另文《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考察了自清初至前夕的近代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对其稳定性作了论述，认为清至民国中国乡村社会中两大阶级——地主和农民已没有明显的社会等级上的差异，因而人口的增长、土地的不断集中都不是引发社会危机的真正根源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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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仁川、王蒲华：《清代福建人口向台湾的流动》，《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②华立：《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③梁玉多：《谈我国近代移民对巩固边疆的作用》，《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1期；张根福：《试论近代移民对巩固中国边疆的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

④行龙：《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

⑤樊卫国：《晚清移民与上海近代城市经济的兴起》，《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2期。

⑥卢汉龙：《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1期。

⑦宋钻友：《民国时期上海同乡会组织与移民社会关系初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3期。

⑧陈文斌：《太平天国时期来沪移民的谋生方式》，《社会科学》1997年第12期；《太平天国运动与近代上海第一次移民潮》，《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

⑨任银睦：《清末民初移民与城市社会现代化：青岛社会现代化个案研究》，《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⑩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上述之外，有关这一时期农村人口流动的论文还有：刘永濂《我国近代江南地区的移民活动》、宫玉松《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刘正刚《十八世纪广东移民四川路线之考察》、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的地区流动》、樊卫国《晚清沪地移民社会与海派文化的发轫》、葛剑雄《移民与上海城市文明的发展》、董龙凯《光绪年间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人迁与土客融合》、夏明方《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行龙《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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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永濂：《我国近代江南地区的移民活动》，《安徽史志通迅》1983年第1期；宫玉松：《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刘正刚：《十八世纪广东移民四川路线之考察》，《中山大学研究生学报》1990年第2期；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的地区流动》，《人口与经济》1991第4期；樊卫国：《晚清沪地移民社会与海派文化的发轫》，《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4期；葛剑雄：《移民与上海城市文明的发展》，《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4期；董龙凯：《光绪年间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夏明方：《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行龙：《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四、几点意见

自先秦至民国，既有政府强制移民，也有下层民众自发的临时性或永久性的迁移，两种人口流动共同汇成农村人口流动的主流。上世纪相关研究获得长足进展，成果丰硕，但也存在值得改进之处。

首先是研究的不平衡性。对某一历史时期农村人口流动研究关注较多，成果丰硕，而对另一时期则关注较少，如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成果稀少，几乎形成“断层”；中国历史上几次农村人口大流动举世瞩目，吸引众多学者的目光是顺理成章的，但对较小规模的人口流动的研究显得较为冷清，如“走西口”；对战乱、灾荒等非常时期人口流动研究较多，而对平时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几乎就是空白；对历代历次农村人口流动的驱动力、流向、影响等均有深究，而对流动的主体流民或移民本身则缺乏研究，如此等等。“不平衡性”的存在，意味着未来的研究应该有所侧重。

其次，研究领域有待拓宽。从总体上说，经过一个世纪的积累，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研究的确硕果累累，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宽，但仍有进一步开拓的余地，如近代流民问题，宏观或整体研究较为深入，而分区分省研究则不够，移民问题也是如此；农村人口流动本身研究较多，而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多边关系亟待拓展，如人口流动与环境的变迁、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流动与城乡关系、人口流动与生育文化、人口流动与国际关系等等；缺乏比较研究，纵向的或横向的，均无从谈起，丘本立《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问题刍议》②，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只有不断开拓，才能推进这一领域向纵深发展。

再次，放开视野，进行跨学科研究。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阔的领域，就事论事，单纯从历史学或人口学或历史地理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无助于研究的深入。“新的综合”，即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是当今学术研究的普遍趋势，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也应该放开视野，寻找新的结合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更新知识结构，引入管理学、社会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推陈出新。不断取得新的超越。

总之，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前景广阔。期待在新世纪里有更多的成果呈现。

人口迁移范文篇8

关键词：人口迁移，主体功能，区城市化

一、促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对人口政策的要求

（一）总体要求

第一，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改善宏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措施。人口政策要适应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促进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和优化配置。

第二，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本质上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各类功能区通过合适的产业和经济活动选择，有效地协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和满足所承载人口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压力。

第三，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政策，要有利于实现人际之间的和谐发展。要保证各类功能区人口享有相同的发展权和均等的发展条件，还要有利于人口总体的代际之间和谐发展。

（二）各类主体功能区对人口政策的具体要求

第一，对禁止开发区的人口政策的基本要求是：（1）稳定并进一步降低人口生育率。（2）鼓励人口外迁，以使得人口承载量限制在承载限度内。（3）所承载的人口要具备相应的能力、素质，以承担维护禁止开发区生态和环境的功能、相应的管护职能以及从事接待外来旅游观光等适度经济经营活动。

第二，对于限制开发区的人口政策的基本要求有几个方面：（1）稳定并进一步降低人口生育率。（2）通过到优化和重点开发区从事非农产业、生态移民等手段，鼓励人口外迁，以使得人口承载量限制在承载限度内。（3）通过加强公共服务，改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人口外出就业的能力。（4）按照主体功能的要求，在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重新调整的前提下，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合理规划村镇和城镇布局，引导区内人口结构布局朝着符合主体功能要求的方向重新调整和优化。（5）所承载的人口要具备相应的能力、素质，以从事特色产业发展、维护生态环境、以及接待外来旅游观光人口和从事相关经营活动。

第三，对于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的人口政策的基本要求是：（1）稳定人口低生育率。（2）通过综合改革，提高这些地区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和动力。（3）通过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进公共服务，使得流入的人口，特别是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流入的人口能够稳定下来。（4）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劳动力在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充分流动。

二、促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政策基本思路和原则

（一）基本思路

1.生育政策的思路。生育政策的思路可以概括为：通过综合措施，稳定低生育率。经过长时间摸索所形成的现行生育政策和政府管理体系，应继续坚持。同时，要更加重视经济激励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增加就业机会，特别是妇女的就业机会，提高生育的机会成本；转变人口观念，使父母由更看重孩子数量转变为更看重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上。不断完善有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利益导向机制和养老保障机制。特别是，要全面推进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

2.迁移政策的思路。迁移政策的思路是：综合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实现人口的开发性迁移。

第一，推动主体功能区形成过程中鼓励人口迁移，政府要发挥改变制度、创造环境、积极引导的作用。（1）政府要科学编制各类功能区的人口规划，以引导人口流动。（2）改革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体制。（3）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人口外迁的意愿和能力。（4）促进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5）改革财税体制和制定相关政策，构建优化和重点开发区积极吸引而不是竭力排斥外来人口的激励机制。

第二，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迁移，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随着主体功能区的逐步形成，重点和优化开发区将形成新的劳动力需求，这将吸引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大量人口和劳动力到重点和优化开发区就业、居住、生活。这些人群年龄、技能、教育、人力资本、偏好等详细千差万别，政府很难识别每个迁移者的信息，并找到合理的安置去处。同时，政府也很难对大规模的迁移人口承诺就业机会。所以，政府着力创造鼓励人口流动的外部环境，个人根据自身的素质和个人偏好做出迁移决策。

第三，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迁移，政府要发挥应有作用。（1）政府要科学编制各类功能区的人口规划，以引导人口流动。（2）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人口发展，提高迁移人口的就业能力。（3）改革政府的决策体制，以及财税体制，构建优化和重点开发区愿意吸引而不是排斥外来人口的激励机制。

第四，需要探索新的移民安置和补偿政策。在对大型重点工程和建设中的非自愿移民，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异地农业安置和现金补偿的做法。在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过程中，待迁移人口数量大，如果全部根据政府规划而确定为非自愿移民，并进行异地农业安置和现金补偿，对土地资源和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说，推行主体功能区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集约利用土地，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以，即使政府财力有保障，大量地新开垦土地也违背了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初衷。所以，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超载人口而言，工程性非自愿移民的补偿安置办法的借鉴意义不大，难以实现长久的迁移。

目前已经实施的一些和主体功能区要求相一致的迁移政策，比如三江源生态移民，基本上都是在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比较突出，或者影响特别重大的地区实施的，带有很强的非自愿移民的性质，而且几乎主要是政府出面的整建制迁移。这些迁移以及其补偿政策，性质上和上述工程性非自愿移民类似，很难大面积推广到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超载人口迁移上。

目前各种专项政策之下的补贴，比如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究其性质而言，不是一种人口迁移政策，而是政府政策限制或者引导之下的产业活动转型：由农业转为经济林（草）业或者纯生态林（草）业。从人口政策角度看，这种政策的借鉴和推广意义在于对各种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内留下来的承担生态或者公益功能的人口的补偿方面。这种补偿应该仅限于承担纯生态功能对留下来人口带来的损失。

（二）制定政策应遵循的原则

制定主体功能区的人口分类管理政策，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依法推进的原则。主体功能区的形成涉及的人口数量巨大，情况复杂，影响面广。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依照法律推进。减少工作过程中的决策机构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规范操作，化解矛盾。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当中不少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在这些地区实施各种移民政策，都不能和民族自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冲突，否则会引发比较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循序渐进的原则。主体功能区的形成不是朝夕之功，不能操之过急。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内部的人口布局调整，以及限制开发区内部人口布局的优化调整，因难度较小可以先行；而跨功能区的大量人口迁移，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分阶段稳步推进，否则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

第三，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原则。政府通过规划等手段引导人口流动，不能直接包办和指定人口的迁移方向和目的地，否则会限于被动，事倍功半。要更加重视市场推动的原则，使得人口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自主迁移和择业。

第四，发展性迁移原则。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政策难点在于人口迁移，而人口迁移则必须贯彻发展性迁移的原则，即以人口和劳动力人力资本提高为先导，以稳定或者比较稳定的就业机会为基础的迁移，才是长效的、稳定的、和谐的迁移。

第五，群众知情和自愿的原则。无论是制定迁移规划，还是具体实施迁移，都要贯彻群众知情和自愿的原则。禁止和限制开发区中不少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长期形成的文化、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网络，在短时间内难以在另一个地区复制，即使政府有能力实施整建制搬迁，也难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要从长计议，让经济规律发生作用，逐渐通过提高少数民族子女的人力资本和就业机会引导这些地区人口逐步外迁。

第六，综合配套的原则。人口政策除了狭义的生育和迁移政策之外，还涉及到广泛的人口发展政策。只有各种政策综合配套，才能协调好各地、各部门、各群体的利益关系，最终形成符合主体功能区要求的人口分布格局。

三、促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政策

（一）狭义的人口政策

第一，加强计划生育管理，稳定低生育率。必须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手段和方法。

第二，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激励，引导人们自觉降低生育率。通过经济杠杆，进一步降低人们的生育倾向。逐步形成以奖励扶助、困难救助、养老和医疗扶助等为主体的较为完整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第三，重新调整各地规划中人口规划的内容，按照主体功能区编制规划，科学准确地测算各地的人口容量；人口规划要和经济社会规划等结合。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内部的人口，也要统一规划，科学布局。把人口规划与就业规划城市和村镇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建设规划和资源发展利用规划等结合起来。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对现行各种人口发展政策，如扶贫、资源型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问题等政策，同主体功能区所要求的人口流动结合起来考虑。改进人口信息的采集、更新、分析和共享体系。

第四，拆除优化和重点开发区不必要的人口迁入门槛。制约禁止和限制开发区超载人口向优化和重点开发区迁移的因素比较多，当中比较突出的是户籍制度。诚然，单单放开户籍，如果找不到工作，的确人们不会进城，即使进来也稳不住；但是，要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改革会改变人们的长期预期：人们会把原来用于在农村建房子的钱用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进入城市就业的能力，也可能会用于城市购房置业。所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人口流动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先决条件。

进一步改革户口制度，把户口仅仅作为一种人口登记注册的工具，同时使户口同是否有资格享受城里的公共服务、信贷和住房、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培训相脱钩。具体而言，（1）进一步鼓励公立学校按照当地户籍人口的标准招收移民子弟入学，而不管其父母身份如何，这将促进长远的技能培养和经济增长；（2）将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社会救助等）的覆盖范围扩大至所有在当地有合法住所和稳定收入来源的居民，通过改进移民者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他们融入城市社会。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客观可行的角度出发，对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按照“部分中小城市放开→省内自由迁移→几个特大型城市放开→全国范围内人口自由迁移”的顺序展开。这是由我国目前的人口分布的特点决定的。户籍制度改革的难度在空间上差别巨大，发达地区外来人口聚集地区和一些特大城市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困难地区。所以应该按照上述顺序，统筹安排，循序推进。

第五，对一些问题突出而又有条件整建制搬迁的，可以实施集中的迁移。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生态保护区内，原来的森工企业在国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之后，伐木任务没有了，而管护森林所需的劳动力并不多。在企业改制买断职工工龄之后，这些职工的生计和出路没有解决好，仍然在当地谋生，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突出、集中的情况，国家应该在深入调查之后，出台专门政策，进行整建制的搬迁；并通过转业培训等，在环境和人口承载量较大的地方进行安置。

（二）广义的人口政策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要求的人口分布，除了上述狭义的人口政策外，还要求一些配套的广义的人口政策。

第一，加强对农民土地产权的保护，在节约利用土地的同时，实现农民土地权利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同时，配套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促进人口流动。建设主体功能区涉及到的人口迁移，重点和难点是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超载人口向重点和优化开发区内迁移。而待迁移的主体是农民。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下，农民可以长期使用土地，但是无权出卖和抵押土地。而随着经济发展，土地逐渐由农户家庭的主要生产要素演变为提供保障和抵御风险的资产。因为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的主要依赖，所以，中国农村大量的农民工流动并没有表现为彻底的城市化，而仅仅完成了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而没有彻底实现从农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此外，由于土地的保障功能甚于生产功能，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很少用于农地投资，相反用于在农村的住房等投资。可以说目前的农地制度是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形成的障碍之一。为此，应该改变这种格局，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和变现，提高农民资产的流动性，进而松动农民和农村的紧密联系，降低农民迁移的成本，提高其在城市置业的可能性，并引导农民将外出务工收入用于在城市中置业，或者进行自身及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

第二，配套进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提高统筹的层次，便利人口流动。促进人口和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形成主体功能区，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一个先决条件是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化，至少不同地区的参保人口可以把保险从迁出地区转移到迁入地区。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各地根据自身实力确定和提升自身的社会保障水平。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相应提升保障水平，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各地只从本地情况出发确定和提升保障水平，则各地的保障水平、覆盖面等参差不齐，不利于全国统一的保障体系的建立，进而不利于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改革思路应该是提升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最终过度到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要逐步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的省级统筹，条件具备时实行基本养老金的基础部分全国统筹，为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各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公共服务的重点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进一步完善当地的诸如交通、政府办公场馆等基础设施，其目的是提高限制和禁止发展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提高其外迁的可能性。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区，人口政策的难点是实现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超载人口最终流入重点和优化开发区，并获得稳定的就业、融入潜入地的生活。除了户籍制度和其他限制因素外，对这些人口迁移的更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待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健康、教育、技能等。所以，普及义务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阳光工程”应该对禁止和限制开发区予以倾斜，促进这些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对于优化和重点开发区而言，公共服务要在两个方向上取得平衡，一个方向是提高对现有单位人口的服务水准，另外一个方向是增加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尤其是把吸纳来的劳动力和人口纳入到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内。在这方面，需要由相应的政策和激励，同时上级政府要加强对迁入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考核。

第四，对各类主体功能区的各种扶持政策以及考核体系要和人口迁移目标相挂钩。各地土地农转非额度的确定，要和接纳外来劳动力挂钩。尤其是对重点和优化开发区而言，在增加其非农用地的数量时，可以要求它们把一定数量的外来劳动力正式纳入本地居民的社会保障范围，在迁入人口不能自主就业、维持生计时，给予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公务员之家

对于重点和优化开发区的考核，要把增加投资项目、给予税收等方面优惠政策，同增加就业岗位、吸纳人口增量、稳定人口常住、扩大对迁入人口的公共服务覆盖面挂起钩来。

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要把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和加强劳动力培训、促进人口外迁、控制人口生育、减少人口规模挂起钩来。比如，专项劳动力培训资金，要和劳动力实际外出就业相挂钩；上级政府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缺口资金的转移支付，要按照人口存量减少的计划，逐步核减，而不能默认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要积极加强生育控制和促进人口外迁。

人口迁移范文篇9

「关键词」人口迁移/户籍制度/市场化改革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围绕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因而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序进行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因此，随着20世纪5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的确定，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在这种制度下，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农村居民没有政府的许可不可能向城市流动，劳动和人事部门通过计划来控制劳动力跨部门流动。

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农户成为其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meng，2000）。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诱导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后，非农产业活动更高的报酬吸引劳动力转移（cook，1999），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导，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但随着乡镇企业遇到来自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国有部门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扩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并成为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体制障碍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许多各种规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了进入城市的绿灯，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户籍转换，老人可以随子女而获得城市户口，等等。虽然执行时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与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相比，户籍制度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随着时间推移，两方面的因素变化推动政府对迁移政策进行改革。一是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拥有外部或隐含的福利，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据个人的户籍来提供就业、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保障。这样，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不会给地方政府增添额外财政负担。二是地方政府意识到，劳动力流动不仅带来资源重新配置，而且也是城市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市场化发育水平相异的城市根据各自目标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可见，通过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并且以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这个转变或改革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而在整个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人口迁移也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点。这是中国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所在。本文旨在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分析人口流动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一、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从不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刘易斯（lewis，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障碍。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在托达罗（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两部门模型分析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由于城市经济存在着现代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创造率越大，越有利于将更多的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转入正规部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从农村流向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数量越多，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规模也越大。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取决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及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将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从而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因此，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结果带来了城市失业率的上升。

费尔茨（fields，1974）认为，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寻找工作的概率问题。由于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相对概率较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只能滞留于非正规部门。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主要是在于他们预期能够从得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费尔茨引入了搜寻工作机会的观点，一方面强调了城市制度工资和相对就业概率对迁移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的失业率低于托达罗模型得出的估计。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随着劳动力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相互作用。但是，根据托达罗理论，城市失业率上升将起到减缓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依据费尔茨的观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似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不大。相比之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城市的失业率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托普尔（topel，1986）利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研究发现，1970～1980年，美国东部、中部和北部各州的平均失业率相对于全国水平上升了23%，同时西部和西南部各州的失业率却显著下降。同期，人口迁移的空间流向恰好与此相反，人口净流入地区为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东部、中部和北部均为人口净流出地区。

中国的人口迁移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而且还有经济体制转型的独特之处。如前所述，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过程，为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也是研究其他国家人口迁移的理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必然对人口与劳动力迁移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城市就业环境变化也为我们观察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条件。

首先，不仅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驱动人口的迁移，市场化水平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从而形成特定的迁移流向。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政府采取人为扭曲资金价格的方式，在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投资过多，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配置逐渐转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较好地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cai等，2002）。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上在地区之间不平衡，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2000年，92.1%进出口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3%和3.6%.同年，86.5%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8.9%和4.6%.因此，劳动力迁移在东部地区更为活跃，迁移的流向也以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为特征。

其次，正如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那样，较大的迁移距离增加了交通成本、弱化了社会网络关系和目的地的就业信息，减少了迁移者的收益预期，因此，迁移距离上升降低了迁移发生概率。工作的不稳定性和信息获得的不确定性，不仅造成了迁移流向是一个从县内流向县外，从省内向省外的渐进过程，而且使得亲友等社会网络成为迁移者获得非正规部门就业信息的主要方式。格林伍得（greenwood，1969）认为，迁移存量对人口在地区之间迁移扮演着社会网络的作用。先前的迁移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对后期的迁移产生影响。蔡fǎng＠①（cai，1999）研究发现，75.8%的省内迁移者、82.4%的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获得是通过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通常受到距离所反映出的社会网络强弱的限制，形成分阶段迁移。

第三，尽管户籍制度继续阻隔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但市场化改革使得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融合，城市就业环境变化必然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带来影响。随着国有企业亏损和非国有部门扩大，越来越多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开始和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展开就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是走还是留”，取决于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状况，而且其决策通常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这与harris和todaro（1970）模型中所讨论的情况（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临时就业、等待得到正式部门就业机会），以及sethuraman（1981）观察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大多数迁移者将他们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视为永久性的）都有显著差异。一个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通常具有季节性特点，最多以年为单位在原住地和迁入地之间往返，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模式。正如solinger（1999）指出的那样，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在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外商投资较快的地区，市场力量日益显现，迁移受到鼓励。、空间分布特征变化

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同时，要素市场发育及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越来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东部地区不仅对外开放时间早，而且市场发育迅速，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消除了劳动力等要素跨地区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以至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吸纳地区。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反过来也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善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cai等，2002）。表1显示了人口迁移空间分布状况的长期变化。1987～2000年，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地区内部迁移（其中主要是省内迁移）比例始终高于地区间的迁移比例。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迁移比例则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东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提高，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比例下降。而中西部正好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趋于下降，中部向西部、西部向中部的迁移比例也在下降，而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入比例不断上升。

注：（1）从统计口径上看，1987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镇和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1年以上的市、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5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区、县之间的迁移人口；200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乡、镇、街道之间的迁移人口。（2）全部迁移人口包括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不同年份在迁移时间规定和迁移范围上的差别对地区之间分布会带来一定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比较不同年份之间迁移流向的变化。

资料来源：《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资料显示，全部迁移人口数量为1246万，占总人口的10.6%，其中省内迁移为7.7%、跨省迁移为2.9%.在总迁移人口中，省内迁移的比重始终很高，为73.4%.当我们描述跨省迁移的流向时，其主要以东部地区为迁移目的地的倾向更加明显。表2给出了三类地区跨省迁移比例的空间交叉分布。2000年，东部地区跨省迁移近65%集中在东部其他各省（市），中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84%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68%集中在东部地区。从时间趋势上看，1987～2000年，东部地区内部跨省迁移比例上升了近15%，而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比例上升将近24%，后者比前者高出9个百分点。

从流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看，迁移可以被划分为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城市到农村的迁移、农村到农村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四种主要类型。从这种类型划分来观察地区间迁移的流向，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转轨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从全国来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是目前迁移的主要形式。2000年，两者合计占总迁移人口的77.9%，而且农村到城市迁移的比重（40.7%）大于城市到城市的迁移（37.2%）。农村到农村的迁移比重较低，仅占全部迁移的18.2%.而城市到农村的迁移比例最低，不到总迁移人口的1/25.从时间趋势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所占比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都呈现上升趋势，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比重略呈下降趋势。

三、迁移的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在迁移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早期的迁移模型将重力迁移模型和就业为目的的迁移模型合二为一，假定迁移数量不仅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和迁移距离有关，而且取决于两个地区之间的工资和失业率的比较。通常，采用下列双对数模型来分析这些因素对迁移流向的影响（lowry，1966；greenwood，1969；fields，1979）。即：。式中，m为迁移率，x为影响迁移流向的各种因素，d为迁移距离，i，j分别为迁出地和迁入地。

舒尔茨（schultz，1982）认为，人口变量反映的是其他影响迁移而没有在模型出现的社会经济变量的作用，它没有行为学上的意义。由于迁移是人口增长的一部分，在迁移实证模型中引入人口规模会带来计量上的共同偏差（fields，1979）。而且，由于迁移存量实际上是人口规模的一部分，如果在实证模型中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将带来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大大降低回归参数估计的效率。因此，通常做法是在实证模型中不引入人口变量。

在回归方程的函数形式选择上，费尔茨（fields，1979）认为，迁移决策本质上是在相互排斥的替代方案之间的一种选择，非对称模型比对称模型对人口迁移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此外，双对数线性回归方程还能够消除奇异值和异方差对估计效率的影响，满足理论上就业机会与工资之间的乘积要求，以及提高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等。他选择了滞后解释变量办法来消除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也采用了所有解释变量数据均为1995年数据的办法来解决迁移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资料（10%样本）和微观数据（长表1%样本），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数据处理上，正式出版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没有农村向城市跨省迁移劳动力数量及其失业率数据，我们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计算了这些数据。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见表3.

表3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

注：*根据微观数据计算。

迁移率的计算，我们采用格林伍得（greenwood，1969）的定义，用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0日从省迁到省的人口数，除以1995年11月1日以前住在省的人口数。根据长表计算得到的迁移率，包括了所有年龄段跨省农村到城市、城市到城市、农村到农村、城市到农村的四种类型迁移人口；用微观数据计算15～64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率。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两个迁移率的平均值都不高（见表3）。

迁移距离为省会之间铁路公里数。中国地域辽阔，铁路是中国跨省迁移的主要交通方式。这点可以从每年春节农民工返乡造成的铁路拥挤状况中得到印证。迁移距离不仅反应了用于直接交通费用的高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迁移所带来的心理成本大小。随着迁移距离增加，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迁移风险也会上升，迁移成本随之增加（schultz，1982；greenwood，1975）。这在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直接用城市工工资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作为工资率的变量显然不合适。随着收入多元化，相当于实际收入的部分并没有反映到名义收入之中，城乡收入在可比性上也存在一定问题（solinger，1995；jefferson，1992）。奥尼尔（o''''neill，1970）建议采用消费指标来克服收入指标作为工资率变量上的不足。我们利用各省城乡人口作为权重，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加权平均，作为各省的工资率变量，预期工资率对迁移流向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其中，迁入地为正向效应，而迁出地为负向效应。

1995年全国1%抽样调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都对城乡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进行了统计。1995年调查问卷中有三项指标用来测度劳动力在调查前一周是否处于失业状态：第一项是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二项是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三项是企业停产等待安置的劳动力。2000年人口普查只包括前两项。据此可以计算得到1995年和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2.2%和3.6%.由于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包括了农村劳动力，这低估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公布了分城市、镇和农村的经济活动人口资料，据此计算的城市、镇和农村的失业率分别为9.4%、6.2%、1.2%.利用2000年微观数据计算的城市本地劳动力、城市向城市迁移劳动力、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9.1%、7.9%和3.6%.如果在迁移模型中忽略了迁移存量，将导致高估其他解释变量对迁移的影响（greenwood，1969）。按照格林伍得的方法，迁移存量应该是以1995年为时点，计算出生在省且居住在省的所有人口。由于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只提供了出生后一直住在本地和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等资料，因此，我们采用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人口指标作为迁移存量的变量。本文中长表的迁移存量包括所有人口，微观数据的迁移存量只包括15～64岁的人口。我们预期迁移存量对人口迁移有正向效应。

在分析地区人均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程度通常被看做是影响地区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barro和sala-i-martin，1995；cai等，2002）。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参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也越高。但是，扭曲的贸易和发展战略也同样起到扩大出口，提高gdp中的贸易份额比重。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国外投资者的选择。从长期来看，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和规避风险，国外企业在其投资过程中要对各地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发育情况、体制与政策的透明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最终做出投资选择。外资企业进入之后，它利用劳动力市场来解决用人需求，这与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我们选择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市场化程度的变量，来分析它们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改革以来，虽然所有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都在增加，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中国人口迁移流向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与东部地区对市场化改革程度较高是分不开的。

四、回归结果与讨论

方程1～3是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结果，方程4、5是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由于海南、重庆、西藏与其他省会之间距离未能得到，在回归中剔除了这3个地区，长表资料中实际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756个。在微观数据中，由于有些省份的迁移率或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数量为零，取对数后，这些数据变成缺省值，所以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506个。

从表4回归结果看，利用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60%的所有人口跨省迁移的行为；用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30%的跨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行为。表4的非对称双对数迁移模型估计结果也表明，迁入地社会经济变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大于迁出地这些变量所发挥的作用。

回归方程1～5中大多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t值，如迁移距离、人均消费水平、失业率、迁移存量等，都达到了1%或5%的显著性水平，并且作用方向上与前面的理论预期结果也基本一致。

表4中回归方程1和2的区别是采用了不同的失业率数据，前者是1995年的失业率，后者是2000年的失业率。使用1995年失业率数据虽然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但方程1中迁出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这个结果可能与现实情况并不吻合。

1995～2000年，中国城市就业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企业大量富余人员被释放出来，城市失业率迅速上升。为了解决本地城市职工就业问题，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了城市就业保护政策，这势必对以就业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产生较大影响。迁移者是理性的，如果目的地的就业机会较小，迁移者将选择不流动，以减少迁移风险和成本。这样，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就显得更为重要。

表4迁移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注：（1）采用异方差检验方法（breusch-pagan/cook-weisberg）发现，表中回归方程的依次为：7.85、1.54、1.38、2.80、4.85.我们对回归方程1、5采用robust估计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2）方程1和5的括号内为robustt值，方程2～4括号内为t值，*代表5%显著性水平，**代表1%显著性水平。

考虑到2000年失业率真实地反映了就业环境的变化，我们以回归方程2为基准，分析不同因素对迁移的影响，并进行比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迁移距离上升1%，迁移率下降1.08%.受迁移距离的影响，2000年跨省迁移人口比例不到30%，绝大多数迁移人口选择了省内流动。迁移距离在空间位置上是固定的，但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和制定合理的交通价格有利于减少迁移者的迁移成本，促进劳动力流动。

在做迁移决策时，潜在的迁移者不仅要考虑两地之间直接的收入差距，而且还要考虑到就业机会大小。在回归方程2中，迁入地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近4倍，但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3倍以上。迁入地失业率对迁移决策较大的边际影响与迁移者面临的选择有关。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是既定的，迁移者对它别无选择。相反，迁移者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失业率越高的地区，迁入数量就会下降。

目的地的就业信息提供和帮助，对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也证实了这一点。社会网络等非正规信息渠道虽然在迁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

将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引入回归方程2，就得到回归方程3.引入这个变量之后，迁移距离和失业率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变化不大，而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发生较大改变。从绝对值来看，方程3中的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小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估计值，迁出地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主要是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高相关关系导致的结果（注：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56.）。跨省人口迁移比例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注：外商直接投资与迁移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变量之后，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数值下降约50%.为了观察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我们利用微观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回归方程4引入了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上述发现，即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对迁移者来说更为重要。回归方程5引入了城市劳动力失业率。结果表明，城市失业率对于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率有显著性影响，其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不仅大于回归方程4中失业率的回归系数，而且大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这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确实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改善城市就业环境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起到加速城市化的作用。五、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一般特征，还具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性。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既有助于考察中国独特的制度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又能够通过对中国案例研究来拓展迁移理论。

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决定了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不仅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而且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迁移。既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仍然有赖于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从而劳动力流动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注：约翰森（johnson，1999）认为，在今后30年，如果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同时城乡收入水平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等的话，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对年经济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加快中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清除阻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可以引导和规范人口迁移，使其不仅具有微观理性，而且具有更加理性的宏观后果。市场化改革措施（如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等）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将有助于获得“一石二鸟”的功效，也就是讲，它为劳动力流动不断营造同样的发展环境，并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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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范文篇10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SummarizationofStudiesonChineseRuralPopulationFlow

inthe20thCentury

Abstract:RuralpopulationflowhasalwaysbeenakindofcommonsocialphenomenoninChinesesociety.Thisarticlebrieflyreviewstheacademicresearchinthe20thcenturyonChineseruralpopulationflowinpreviousagesbefore1949andgivesalimitedpointofviewtofuturestudy.

Keywords:the20thcentury;Chineseruralarea;populationflow

农村人口流动现象古已有之，诸如历次人口大迁移、中央政府屯垦戍边以及战争、灾害、人地比例关系失调引发的农民流徙等。在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前，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本文所综述的研究成果为20世纪学者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代农村人口流动所做的探讨，时间上有交叉；其次，“农村人口流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统治者运用行政手段引导、组织或强制推行的移民运动，又包括下层民众在社会或自然等外力压迫下，为维持生存而自发进行的流民活动，也包括探亲、访友、当兵等等情况。本文的综述主要包括流民和移民现象这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也有交叉，不作具体区分)。

农村人口流动一直是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古代中国政府频繁的移民实边、军事屯垦、招民垦荒导致经久不衰的人口迁移浪潮。近代中国因农村经济衰败也引发农民离村、“流民遍地”。对农村人口流动现象进行研究，也是多年来备受学者关注的课题，并积累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综观整个20世纪的研究状况，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缕述如次。

一、1949年以前农村人口流动研究扫描

1949年以前的近半个世纪中，人口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探索中国的人口问题，农村人口流动自然也在探讨之列。学者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离村问题；二是移民问题。

(一)农民离村问题

“离村”是当时学界惯用词汇。从字面上理解，离村就是农民离开自己所居住的村落，暂时性的或永久性的，均在此列。离村情况相当复杂，如参军、求学、投亲访友、出嫁、做官等，但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农民离村几乎就是流民现象的代名词。

研究农民离村问题的专著不多，仅有浩平《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研究》①，该书对农民离村的原因、流向、后果均有论析。相关研究如翟克《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黑山、徐正学《农村问题——中国农村崩溃原因的研究》，柯象峰《中国贫穷问题》，言心哲《中国乡村人口问题分析》，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等②，都或多或少涉及农民离村问题。

农民离村问题是近代中国严重的现实问题，相关的论文较多，其他不计，仅以“离村”为题的论文就超过30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张觉人《农民离村原因的研究》，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董汝舟《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检讨》等③，这些论文对农民离村的时代背景、原因、规模、流向、社会影响、解决办法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资政”作用。

(二)移民问题

20世纪上半叶，海外移民(以东南亚为主)和国内移民(以东北、西北移民为主流)的移民运动仍在持续，波澜壮阔，相关的研究因现实的需要而得到推动，硕果累累。陈特里《中国海外移民史》④，从移植、政策、史训三个方面阐述中国海外移民问题。相关论著还有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刘继宣等《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李长傅《南洋华侨史》，《中国殖民史》等⑤。国内移民方面，主要有钟悌之编辑的《东北移民问题》⑥，该书涉及东北移民的重大意义、东北移民的历史考察以及东北移民的实际问题等。至于与移民相关的论文，数量较多，粗略估计，有上百篇之多，主要有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彭家元《中国边地之现况与移民》，张云波《民初之移民》等⑦。

①浩平：《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研究》，民众运动月刊社，1933年。

②翟克：《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3年；黑山、徐正学：《农村问题——中国农村崩溃原因的研究》，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柯象峰：《中国贫穷问题》，正中书局，1935年；言心哲：《中国乡村人口问题分析》，商务印书馆，1935年；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37年；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商务印书馆，1943年。

③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第4卷第12号；张觉人；《农民离村原因的研究》，《中国经济》第3卷第7期；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34卷第15号、第22,23．24．号合刊；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社会月刊》第1卷第6号；董汝舟：《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检讨》，《新中华杂志》第2卷9期。

④陈特里：《中国海外移民史》，中华书局，1946年。

⑤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刷馆，1929年；刘继宜等：《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李长傅：《南洋华侨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⑥钟悌之：《东北移民问题》，上海日本研究社，1931年。

⑦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1期；彭家元：《中国边地之现况与移民》，《东方杂志》第22卷第6期：张云波：《民初之移民》，《建国月刊》第16卷第1期。

(三)农村人口流动的历史研究

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自然引发对历史上同类问题的探讨，虽然专著不多(主要有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①)，但论文为数可观，有宏观研究，如殷淑慧《我国民族之转移及混化》、李斐然《中华民族古代之迁徙考》、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迁徙考》等②，有历代农村流动人口的专论，这方面的文章有近百篇之多，如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谭其骧《晋永嘉丧乱之民族迁徙》，黄谷仙《唐代人口的流转》，刘选民《清代东北三省移民与开垦》等③。

总之，20世纪前半个世纪，内忧外患，中国社会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人口流动成为困扰整个社会的现实问题，这种特殊的国情激发学者对之进行广泛而富有成效的探究，形成“现实研究”的鲜明特色。同时，也正是由于学者的现实关怀，引发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以为史鉴，因而相关问题的历史研究也受到关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这些成就，为解放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①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开明书店。1948年。

②殷淑慧：《我国民族之转移及混化》，《朝华》第2卷第1、2期；李斐然：《中华民族古代之迁徙考》，《新亚细亚》第12卷第5期；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迁徙考》，《禹贡》第7卷第6、7期。

③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食货》第1卷第3期；谭其骧：《晋永嘉丧乱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黄谷仙：《唐代人口的流转》，《食货》第2卷第7期；刘选民：《清代东北三省移民与开垦》，《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

二、建国以来农村人口流动的整体研究鸟瞰

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农村人口流动研究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国内史学界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五朵金花”，加上“左”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和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社会学、人口学成为禁区，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专著仅见有李剑农《魏晋南北朝民户大流徙》④，论文也只有吕名中《试论汉魏西晋时期北方各族的内迁》，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江应梁《明代外地移民进入云南考》⑤等10来篇，平均每3年发表一篇文章，其中70年代还是空白。这种研究的“冷”态，直到80年代后才得以改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农村人口流动研究重新受到关注，加上社会学、人口学以及社会史“复兴”的强力推动和“民工潮”高潮迭起的现实呼唤，学界对历史上的流民、移民现象进行了全面梳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取得骄人成绩。

(一)流民问题研究

专著方面：曹文柱《中国流民史》⑥，对流民产生的原因、特点、流民活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统治者治理流民的政策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陆德阳《流民史》⑦，对流民称谓、历代流民产生的成因、流民的流浪生涯、对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论文方面：王家范《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⑧，把古代流民产生的动因归纳为“生产萎缩型人口流动”、“生产过剩(或生产饱和)型人口流动”、“灾变型人口流动”和“结构变

④李剑农：《魏晋南北朝民户大流徙》，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

⑤吕名中：《试论汉魏西晋时期北方各族的内迁》，《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江应梁：《明代外地移民进入云南考》，《云南大学学术论文集》1963年第2期。

⑥曹文柱：《中国流民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⑦陆德阳：《流民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⑧王家范：《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5期。

迁型人口流动”四种类型；池子华《中国古代流民综观》、《中国农民的“恋土”和“离土”——“流民”现象纵议》①，对流民现象发生的机制、流民的社会行为及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剖析；熊家利《流民问题与中西封建经济的发展》②，对流民在中西封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钱宗范《中国封建社会流民与流民起义诸问题探析》③，对封建社会流民起义原因、意义进行了考察。

(二)移民问题研究

整体研究的著作，当首推葛剑雄主编并由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侯杨方等著《中国移民史》④，该书共分六卷，约260万字，是在其早期研究成果《简明中国移民史》⑤的基础上的拓展与延伸。《中国移民史》一书论述了自先秦至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活动，对历次主要移民活动的迁移过程及其影响加以评论。第一卷是本书导论和大事年表，导论对中国移民史研究做了理论探讨，大事年表列出自公元前21世纪到1949年间可考的主要移民及相关事件。第二卷至第六卷分别为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金元时期、明时期、清至民国时期的断代论述。各卷详细论述了各阶段主要移民活动的自然和社会背景、移民过程和移民空间分布状况，其中包括迁移形式、经由路线、移民数量估计、主要迁入地及迁出地、移民对当时和后世产生的影响。《中国移民史》一书是迄今为止在移民史研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移民活动及规律。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⑥，主要对西汉至民国时期的历代统治者为军屯而进行的人口迁移进行论述，指出这些人口迁移具有发展农业、巩固边防和强兵足食的作用。

在海外移民的整体研究中，以朱国宏所著《中国的海外移民》最有深度⑦，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海外移民历史，对自先秦至民国各个阶段的中国海外移民情况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理论剖析，内容包括海外移民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不同阶段海外移民的类型与特征，海外移民的规模、流向和分布，海外移民对社会、政治、经济、人口等所带来的影响等。其他著作还有吴泽主编的《华侨史研究论集》、郑民等的《海外赤子——华侨》、朱杰勤的《东南亚华侨史》、蔡北华主编的《海外华侨华人发展简史》等⑧。

移民史的区域性整体性研究也取得一定成绩：杜桂芳《潮汕海外移民》、冷东《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两书⑨，对历史时期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的兴起原因、形态、演变轨迹、流动特点、经济活动及成就作了系统阐述。安介生《山西移民史》⑩，对山西移民史进行全面探讨，并从民族融合、文化变迁与人口发展的角度，阐明了移民运动对山西历史的深远影响；李德滨《黑龙江移民概要》⑾，对黑龙江移民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①池子华：《中国古代流民综观》，《历史教学》1999年第2期、《中国农民的“恋土”和“离土”——“流民”现象纵议》，《光明日报》1993年7月19日。

②熊家利：《流民问题与中西封建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③钱宗范；《中国封建社会流民与流民起义诸问题探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④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⑤葛剑雄主编：《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

⑦朱国宏：《中国的海外移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⑧吴泽主编：《华侨史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郑民等：《海外赤子——华侨》，人民出版社，1985年；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蔡北华主编：《海外华侨华人发展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⑨杜桂芳：《潮汕海外移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冷东：《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

⑩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⑾李德滨：《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这一时期发表的移民史通论论文有数十篇：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①，根据主要移民特征的变化，将中国移民史分为四个时期：先秦黄河中下游多向移民期、秦统一到两宋从黄河中下游流向长江中下游的由北向南移民潮、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潮以及近代治边多方向移民潮，认为中国现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就是这四个时期依次展开的产物；丁鼎、王明华《中国古代移民述论》②，将中国古代移民分为自发的无序移民和国家政权组织的移民分别予以探讨；张少云《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类型述评》③，将中国古代人口迁移分为政治迁移、军事性迁移和经济性迁移三种类型。李传永、李恬《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④，则根据迁移地域的不同，将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分为国内迁移和国际迁移，在方式上又有自由移民和强迫移民的差异；陈秀蓉《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移民族群特征探讨》⑤，对中国海外移民的各种类型及移民族群的特征进行探讨。其它涉及这方面的论文有：解书森、陈冰《青海古代移民考》、石方《黑龙江地区人口迁移史概述》、史继忠《贵州汉族移民考》、纪宗安《古代移民和海南的早期开发》、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杨东文《海南历史开发过程中的人口迁移研究》、许怀林《中国人口迁徙与江西的客家》、张跃东《历史上陕甘宁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移民与经济开发》、王跃生《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军事移民政策述论》、张冠梓《试论古代人口南迁浪潮与中国文明的整合》、陈新海《历代移民屯田政策对青海社会的影响》、俞祖华、季翠兰《略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朱国宏《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之历史考察》等⑥。

①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②丁鼎、王明华：《中国古代移民述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③张少云：《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类型述评》，《云南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

④李传永、李恬：《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

⑤陈秀蓉：《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移民族群特征探讨》，《地理研究》1999年第1期。

⑥解书森、陈冰：《青海古代移民考》，《人口研究》1985年第1期；石方：《黑龙江地区人口迁移史概述》，《学术交流》1987年第5期；史继忠：《贵州汉族移民考》，《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1期；纪宗安：《古代移民和海南的早期开发》，《暨南学报》1990年第4期；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历史地理》1990年第9期；杨东文：《海南历史开发过程中的人口迁移研究》，《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许怀林：《中国人口迁徙与江西的客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张跃东：《历史上陕甘宁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人口研究》1992年第6期；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移民与经济开发》，《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王跃生：《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军事移民政策述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张冠梓：《试论古代人口南迁浪潮与中国文明的整合》，《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陈新海：《历代移民屯田政策对青海社会的影响》，《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俞祖华、季翠兰：《略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学术月刊》1998年第10期；朱国宏：《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之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上述之外，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李世平《四川人口史》，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胡焕庸《中国人口史》，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罗桂环、舒俭民编著《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李兴盛《东北流人史》、《中国流人史》，王国杰《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李衡眉主编《移民史论集》，葛剑雄等《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中国人口》丛书各省分册等①，均涉及到历史时期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

①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胡焕庸：《中国人口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罗桂环、舒俭民编著：《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李兴盛：《东北流人史》、《中国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995年；王国杰：《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衡眉主编：《移民史论集》，齐鲁书社，1998年；葛剑雄等：《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学林出版社，1999年；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以及《中国人口》丛书各省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80年代陆续出版。三、断代研究概况——以近代为例

断代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专著数十部，主要有牛建强的《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张国雄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杨国桢等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②，数百篇，因篇幅所限，这里仅介绍近代的研究概况。

有关近代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有几部著作值得一提：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③，采用整体性研究与区域性研究相结合的手法，对流民现象发生的原因、流民的空间和职业流向、流民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效应、近代中国如何解决流民问题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为第一部以近代流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著；路遇的《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④，对山东移民东北的原因、人数，与移出地、移人地社会经济关系作了系统概述，书后附有个案调查的口述资料，亦有参考价值；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⑤，是一部专门研究抗战时期难民潮的著作，对难民的来源、流向、政府与民间社团的难民救济活动等，都有详细论述。相关专著有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等⑥。相关论文有上百篇之多，以下从流民与移民两方面进行归纳。

(一)流民问题

从晚清到民国，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流民的生成不能不具有时代特色，池子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流民现象的发生》、《流民：从传统到近代》即揭示了近代社会的转型与流民现象发生的关系⑦，但传统因素依然不能忽视。何清涟《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汪润元《试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中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行龙《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社会》、田彤《清代人口危机及对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黄长义《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经济社会的病变》等文⑧，均强调了人口压迫生产力，大量农村人口被强制

②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杨国桢等：《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③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④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⑤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⑥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⑦池子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流民现象的发生》，《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5期；《流民：从传统到近代》，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⑧何清涟：《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汪润元：《试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中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人口研究》1991年第1期；行龙：《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田彤：《清代人口危机及对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黄长义：《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经济社会的病变》，《江汉论坛》2000年12期。

脱离物质生产资料沦为流民的事实；徐松荣《略论近代时期山西农村的人口变动》①，考察了近代山西流民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王印焕《1927—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成因探析》②，认为河北流民的成因主要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繁重的封建剥削、严重的人口压力与阶级分化、频仍的自然灾害、战乱及匪患；池子华《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③，以淮北地区为例，探讨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激励”。

流民流向，不外乎从农村到农村的横向流动、从农村到城市的向心流动。池子华《略论中国近代农村雇佣关系的“异质”》④，认为流民流人农村劳动力市场，强化了雇佣关系的资本主义“异质”；他的《土客冲突的文化学考察》，以文化学的独特视角为切人点，对淮北流民流向江南引发的土客冲突进行深层次探究，揭示出土客冲突的文化意蕴；另篇文章《近代中国流民向城市的“向心”流动》，则对流民“向心”运动的轨迹、动机、特征及所从事的职业等进行了深入探究；而其《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打工妹”的历史考察》、《近代历史上的“打工妹”》⑤，着眼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探索“民工潮”的历史渊源以及向心运动中的女性流民，引起学界的关注；陈映芳《旧中国移民流及其与劳动市场之关系》⑥，认为流民构成我国产业后备军的主体，由于流民浪潮在劳动力市场上沉淀下大量的失业、待业劳动者，造成了劳动力供求比例的严重失调；王印焕《二三十年代河北农民离村的流向及其社会影响》⑦，对二三十年代河北农民离村后的流向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流民的影响多元复杂，如何进行调节与控制，值得探究。池子华《二三十年代农村工业化取向述论》⑧，考察了农村工业化取向对解决流民问题的实际效用，认为这条路虽然在近代中国没能走通，但却为当代中国乡镇工业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时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王印焕《1928—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的整治及其得失》⑨，就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慈善救济机关、个人及社会团体对河北流民问题采取的多项整治措施进行论述。

与流民问题相关的是农民“离村”问题。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⑩，通过纵向比较和横向分布的考察，指出农民离村的普遍性，并就离村现象的特点、原因、影响进行研究，认为农民离村的特点是农民主要流向城市，但这种流人却与城市工商业凋敝同时发生，因而逃亡色彩浓，其原因则有农业危机加深、繁重的苛捐杂税、连年的战乱及频繁的灾荒，农民离村一方面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给近代城市带来社会问题；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⑾，以1927—1937年为中心，对近代农民离土情况

①徐松荣：《略论近代时期山西农村的人口变动》，《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②王印焕：《1927—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成因探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池子华：《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中国农史》1999第2期。

④池子华：《略论中国近代农村雇佣关系的“异质”》，《河北大学学报》1997第2期。

⑤池子华：《土客冲突的文化学考察》，《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近代中国流民向城市的“向心”流动》，《城市史研究》19-20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打工妹”的历史考察》，《光明日报》1999年7月9日；《近代历史上的“打工妹”》，《北京日报》2000年1月17日。

⑥陈映芳：《旧中国移民流及其与劳动市场之关系》，《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⑦王印焕：《二三十年代河北农民离村的流向及其社会影响》，载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

⑧池子华：《二三十年代农村工业化取向述论》，《光明日报》1997年12月2日。

⑨王印焕：《1928—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的整治及其得失》，《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⑩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⑾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及离土率进行分析，认为农民离土是“经济压力和经济吸力”引发的，农民离土后主要去向为海外谋生、移垦边区、寄居都市、流离城乡之间；张书廷《论1928—1936年中国农民离乡问题》①，对这一时期农民离村人数、去向、社会后果及离乡原因进行探讨；彭南生《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②，对农民离村的原因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移民问题

19世纪中叶以后，我国边疆地区危机四伏。为缓和边疆危机和内地人口压力，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相继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其中东北移民举世瞩目。主要论文有：王晓峰《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③，认为近代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从1893年至1945年间增加了6倍，由600万人增至4000万人，究其原因主要为大规模移民；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④，对1904—1911年间在清政府的东北土地开放政策的鼓励下，黑龙江省各地区的荒地不断被开垦，昔日人迹稀少的荒凉景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并指出1904年移民的方式主要有垦务局移民、私人及团体组织移民、组织工人集体移民、军队屯垦边区、边哨移民和自发移民等；张利民《“闯关东”移民潮简析》⑤，对“闯关东”的由来、规模及其正负效应进行全面探讨；王杉《浅析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时空特征)⑥，对1912—1931年间“闯关东”移民在时间和空间上迁移状况进行考察，并分析其迁移特征。王润福《二十年代东北移民高峰成因探源》⑦，将20世纪20年代东北移民高峰的成因归纳为：一是人口压力、封建剥削、社会动荡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艰难生存环境，使大批农民离开华北另谋生路；二是东北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吸引；三是移民高峰的出现既是长期移民惯性运动的结果，也是针对外来侵略势力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对东北移民进行探讨的文章还有：路遇《民国年间山东移民东北三省初探》、石方《清朝中期的“京旗移垦”：汉族移民东北及其社会意义》、赵凤彩《二十世纪初叶东北移民浅析》、朱玉湘等《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吴晓松《东北移民垦殖与近代城市发展》、梁玉多《试析近代黑龙江流域的移民浪潮与经济开发》、马平安、楚双志《移民与新型关东文化——关于近代东北移民社会的一点看法》、张洪祥《近代华北农民“闯关东”的历史功绩》、王杉《民初东北移民社会心态管窥》、《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等⑧。

东北移民问题研究之外，其他地区也有所涉及，如：卢明辉《清末“移民实边”对蒙古社会的影响》，田志和《论清末东部蒙族地区的移民实边问题》，陈育宁：《近代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实边”及其影响》⑨，探讨了内蒙古移民实边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及其影响；林仁

①张书廷：《论1928—1936年中国农民离乡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②彭南生：《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③王晓峰：《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4期。

④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⑤张利民：《“闯关东”移民潮简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⑥王杉：《浅析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时空特征》，《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⑦王润福：《二十年代东北移民高峰成因探源》，《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⑧路遇：《民国年间山东移民东北三省初探》，《人口研究》1985年第6期；石方：《清朝中期的“京旗移垦”：汉族移民东北及其社会意义》，《人口学刊》1987年第4期；赵风彩：《二十世纪初叶东北移民浅析》，《人口学刊》1988年第1期；朱玉湘等：《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吴晓松：《东北移民垦殖与近代城市发展》，《城市规划汇刊》1995年第2期；梁玉多：《试析近代黑龙江流域的移民浪潮与经济开发》，《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马平安、楚双志：《移民与新型关东文化——关于近代东北移民社会的一点看法》，《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张洪祥：《近代华北农民“闯关东”的历史功绩》，见江沛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王杉：《民初东北移民社会心态管窥》，《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

⑨卢明辉：《清末“移民实边”对蒙古社会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田志和：《论清末东部蒙族地区的移民实边问题》，《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陈育宁《近代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实边”及其影响》，《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

川、王蒲华《清代福建人口向台湾的流动》①，对有清一代福建人口向台湾的流动作了动态的考察，并探讨移民在台湾开发中的作用。

对移民实边与边疆开发的关系，华立《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作了具体考述②；梁玉多《谈我国近代移民对巩固边疆的作用》，张根福《试论近代移民对巩固中国边疆的作用》③，都认为近代边疆移民筑起一道抵御外来人侵的坚实堡垒，对加强国防力量和民族团结，对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以及新的行政建置的设立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移民的向心运动及移民与近代城市的互动关系是学者感兴趣的论题。行龙《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问题》、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揭示移民与人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的逻辑关系④；樊卫国在《晚清移民与上海近代城市经济的兴起》中，探讨了上海经济兴起的移民因素⑤；卢汉龙《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通过社会学调查，剖析解放前上海居民的来源、迁移动因及上海移民的各种社会经济特征⑥；宋钻友《民国时期上海同乡会组织与移民社会关系初探》，对同乡组织与同乡移民群体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同乡组织扮演了同乡移民群体的自治核心角色⑦；陈文斌《太平天国时期来沪移民的谋生方式》、《太平天国运动与近代上海第一次移民潮》，对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事行动引发流向上海的难民潮进行分析，并将来沪移民的谋生方式分为三类：进行工商业活动、充当一般雇员、从事各类个体劳动自由职业⑧；任银睦的《清末民初移民与城市社会现代化：青岛社会现代化个案研究》以青岛为个案，指出在清末民初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移民因素的影响力得到有力显示⑨。

尽管近代农村人口流动现象十分普遍，而且流人城市者不绝如缕，但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传统人口的城乡结构呢?姜涛在《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中认为，中国传统的人口城乡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近代总体上城市人口的增长并没有超出乡村人口增长的速度，尽管城市近代化成分不断扩大，但并没有真正动摇传统的人口城乡结构。他在另文《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考察了自清初至前夕的近代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对其稳定性作了论述，认为清至民国中国乡村社会中两大阶级——地主和农民已没有明显的社会等级上的差异，因而人口的增长、土地的不断集中都不是引发社会危机的真正根源⑩。

①林仁川、王蒲华：《清代福建人口向台湾的流动》，《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②华立：《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③梁玉多：《谈我国近代移民对巩固边疆的作用》，《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1期；张根福：《试论近代移民对巩固中国边疆的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

④行龙：《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

⑤樊卫国：《晚清移民与上海近代城市经济的兴起》，《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2期。

⑥卢汉龙：《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1期。

⑦宋钻友：《民国时期上海同乡会组织与移民社会关系初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3期。

⑧陈文斌：《太平天国时期来沪移民的谋生方式》，《社会科学》1997年第12期；《太平天国运动与近代上海第一次移民潮》，《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

⑨任银睦：《清末民初移民与城市社会现代化：青岛社会现代化个案研究》，《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⑩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上述之外，有关这一时期农村人口流动的论文还有：刘永濂《我国近代江南地区的移民活动》、宫玉松《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刘正刚《十八世纪广东移民四川路线之考察》、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的地区流动》、樊卫国《晚清沪地移民社会与海派文化的发轫》、葛剑雄《移民与上海城市文明的发展》、董龙凯《光绪年间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人迁与土客融合》、夏明方《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行龙《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等①。

①刘永濂：《我国近代江南地区的移民活动》，《安徽史志通迅》1983年第1期；宫玉松：《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刘正刚：《十八世纪广东移民四川路线之考察》，《中山大学研究生学报》1990年第2期；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的地区流动》，《人口与经济》1991第4期；樊卫国：《晚清沪地移民社会与海派文化的发轫》，《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4期；葛剑雄：《移民与上海城市文明的发展》，《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4期；董龙凯：《光绪年间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夏明方：《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行龙：《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四、几点意见

自先秦至民国，既有政府强制移民，也有下层民众自发的临时性或永久性的迁移，两种人口流动共同汇成农村人口流动的主流。上世纪相关研究获得长足进展，成果丰硕，但也存在值得改进之处。

首先是研究的不平衡性。对某一历史时期农村人口流动研究关注较多，成果丰硕，而对另一时期则关注较少，如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成果稀少，几乎形成“断层”；中国历史上几次农村人口大流动举世瞩目，吸引众多学者的目光是顺理成章的，但对较小规模的人口流动的研究显得较为冷清，如“走西口”；对战乱、灾荒等非常时期人口流动研究较多，而对平时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几乎就是空白；对历代历次农村人口流动的驱动力、流向、影响等均有深究，而对流动的主体流民或移民本身则缺乏研究，如此等等。“不平衡性”的存在，意味着未来的研究应该有所侧重。

其次，研究领域有待拓宽。从总体上说，经过一个世纪的积累，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研究的确硕果累累，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宽，但仍有进一步开拓的余地，如近代流民问题，宏观或整体研究较为深入，而分区分省研究则不够，移民问题也是如此；农村人口流动本身研究较多，而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多边关系亟待拓展，如人口流动与环境的变迁、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流动与城乡关系、人口流动与生育文化、人口流动与国际关系等等；缺乏比较研究，纵向的或横向的，均无从谈起，丘本立《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问题刍议》②，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只有不断开拓，才能推进这一领域向纵深发展。

再次，放开视野，进行跨学科研究。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阔的领域，就事论事，单纯从历史学或人口学或历史地理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无助于研究的深入。“新的综合”，即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是当今学术研究的普遍趋势，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也应该放开视野，寻找新的结合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更新知识结构，引入管理学、社会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推陈出新。不断取得新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