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范文10篇

人口老龄化范文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老年人口抚养比；VAR模型

一、引言

目前，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正逐步加快，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与挑战[1]。党的报告中提出，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养老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山东位于中国的华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发达，目前针对山东人口老龄化的研究热度不断，但针对整个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较多，对城镇居民消费问题的分析则相对而言研究较少。在当前老龄化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很长一段时间内老龄人口问题的比重会持续加大，这将会加大山东的经济负担，对经济增长等方面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山东省作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且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的省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为出发点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仅对山东省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扩大内需、保障老年人权益、推动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对其他地区研究人口老龄化和居民消费的影响有一定的帮助。

二、相关理论概述

（一）生命周期理论

莫迪利安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是在消费者的微观行为基础上展开的，也可以说是对个人消费行为进行的研究。生命周期假说的理论应用在人口老龄化中可以提出以下理论，因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许多家庭一起构成了社会，因此不同时期，在具有相同年龄比重的情况下，国民生产总值、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支出同样是稳定的[2]。随着山东省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到了退休年纪，逐渐从劳动行业中退出，转变为单纯的消费者，这在一定程度会造成一定的社会经济负担，具体体现为老年人的养老金、医疗费用、社会保障等费用的增加。同时，老年人退出劳动市场后生活的重心逐渐转向家庭，会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相对上班来说也会产生一些必要的支出，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会增加医疗方面的支出，严重的可能会加大子女和政府的照料负担，这些都会增加国民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同时使国民储蓄的比例相应降低。

（二）相对收入理论

杜森贝利提出消费能力不是依据当前时期的绝对收入水平决定的，而是由相对收入决定，也是将其他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对照人的所有获得的年最高收入两个因素进行比较。根据杜森贝利的理论分析，消费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首先，消费者当前时期的消费不但受当期收入的约束和规范，而且受消费者先前对消费金额的惯性，消费者可能会结合以往收入的最高水平进行当前时期的消费行为；第二，消费者之间存在“攀比心理”，也就是其认识的同时期的消费者的行为活动的消费水平也会影响该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行为，因此人们当前的消费行为不再局限于自身，还会和周围消费者的收入进行比较从而确定相对收入。针对老年人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老年人大多数具有补偿性的消费动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此动机主要体现在第三代人上，老年人的消费购买动机较为强烈，可能会减少对产品性价比的对比，只通过价格高低评判商品的好坏，这种情况会使老年人口的消费增加。

（三）持久收入理论

弗里德曼的理论分析认为消费者的持久收入会影响其消费水平。消费者的长期收入除了包含他们的工资以外，还由自身财产收入，工作期间多余收入的储蓄、因理财而获得的财富构成，根据自己的整体财产情况，结合上述因素进行消费[3]。因此根据持久收入理论，即使退休后没有工资收入的老年人也可以依靠自身积累的财富进行消费，然而消费者通常会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打算，在失去工资的短时间内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此外，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产生的消费倾向也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其中老年人的消费倾向大体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是消费具有的惯性较强；其二是消费倾向更为保守；其三是存在对子女的遗产赠留现象[4]。

三、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VAR模型对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问题进行研究。在建立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建立的VAR模型如下：lnC=γ0+γ1lnβ1+γ2lnβ2+γ3lnβ3+ε（1）其中，本文选择2000—2019年的数据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选取居民人均消费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用C代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β1表示少儿抚养比，β2表示老年抚养比，用β3代表居民人均收入。γ0为常数项，γ1、γ2、γ3为敏感系数，ε为误差项。

（二）实证分析结果

1.平稳性检验为了判断时间序列是否平稳，避免虚假回归的影响，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经过计算，lnC、lnβ1、lnβ2、lnβ3二阶差分值的ADF统计量都小于1%的临界值，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们都是平稳的。且lnC、lnβ1、lnβ2、lnβ3序列在二阶差分后都表现平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同阶单整的，存在协整关系。2.回归分析模型以lnC为被解释变量，lnβ1、lnβ2、lnβ3为解释变量，用DW检验变量自相关性得到的协整方程如下：lnC=0.20858+0.102168lnβ1+0.064355lnβ2+0.868839lnβ3（2）从（2）式可以看出，模型拟合度R2为0.99935，整体解释力度较强，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关联较为显著。DW值接近2，即各自变量之间不相关。并建立如下VAR模型：从(3)式可以看出，滞后一阶的老年抚养比与人均消费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在滞后一期时，虽然退休后老年人收入水平下降，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提升，养老服务市场也在不断发展，使得养老支出相应提高，从而提高了人均消费支出[5]。也就是说，养老服务支出的增加使得现阶段的消费提高。

四、政策建议

（一）加大政府投资，改善民生

政府应该以改善民生和实现消费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着力点。第一，针对扩大居民消费的行为，加大对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和民生息息相关的项目上的投资；第二，实时调整产业服务结构，以培育消费点为主要任务，引导各个收入阶层的人群增加消费。

（二）积极发展老年教育

将老年教育同样纳入终生教育规划中，对于规范和实现老年教育有以下建议：首先，利用网络资源，提高老年人对电脑、手机等的接受度。第二，兴办老年大学、老年技能培训组织等政府组织，这样既能够培养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又能使老人收获更多的技能，满足老人当前及未来的需求[6]。

（三）积极发展居家养老服务

居家养老是当前我国经济水平下解决养老问题的最主要途径。政府、社会等需要解决居家养老问题，为解决养老护理等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由于老年人对家政、医疗、随身照顾的需求较大[7]，因此可以委托专门的机构去照顾老人，并在家中安装警报器等装置，老年人亦可在家中配备身体检测仪，通过互联网技术、云平台等现代科技手段实时监控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并做好相关的安全防护工作。

五、结语

基于山东省2000—2019年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构成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VAR模型实证发现，人口老龄化和消费支出存在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居民可支配收入直接影响着消费支出，其具有直接的单向因果联系。老年抚养比和消费支出呈正相关关系，人口老龄化越严重，由于养老支出的原因，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加大。同时人口老龄化会使收入减少，使消费相对增加，并使得消费向老年人倾斜，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增加了社会对老年产品和产业的需求，“老年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但由于可能会降低对中高档耐用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并且由于老年人消费能力低于劳动人口，因此，人口老龄化对刺激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孙蕾,吴姝嫔.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5,4(9):98-101.

[2]刘晓艳.人口年龄构成变动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6(1):35-42.

[3]陈小霞.论人口结构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J].营销界,2021(2):23-24.

[4]秦秀秀,殷迪,代金辉.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21(06):10-13.

[5]伊亚涛,田发.上海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20(36):90-91.

[6]张梅芬,高庆彦,童彦,等.人口老龄化、地区异质性与居民消费关系分[J].商业经济研究,2019(20):178-181.

人口老龄化范文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影响；对策

1前言

我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降低,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不到20年的时间便进入了发达国家近百年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状态,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对我国很多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尤为严重。由此可见,寻找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并探求解决该类问题的解决对策迫在眉睫。

2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

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对我国养老保险共有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2.1提前退休的现象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带来巨大的冲击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条件的提升,提前退休的现象普遍增多,提前退休现象的产生无疑是导致养老保险金产生“赤字”现象的一大重要原因,那么提前退休对养老保险金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接下来,我将分条为大家阐述:首先,提前退休意味着缴纳养老保险金的人数将大大减少;其次,提前退休意味着缴纳保险金的年数将大大减少;最重要的是,由于退休的年龄提前,因此等着领养老保险金的人的数量便大大提升,如此一来,便产生了入不敷出的现象,交钱的人变少了,领钱的人的数量却大大提升。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很多人都是提前退休,在家闲着觉得没事可做,所以很多人选择到其他工厂从事其他工作,由于不需要缴纳任何的保险,而且他们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且专业技术比较纯熟,所以很多用人单位更愿意雇佣他们,而不雇佣年轻人,这样一来,便又少了一批缴纳保险金的人。由此可见,提前退休现象对于养老保险金有着巨大的冲击以及影响。

2.2养老保险覆盖面窄、保障能力比较低

除了提前退休现象对于养老保险金的冲击以外,养老保险自身也具有一定的劣势,例如,覆盖面特别窄,保障能力特别低等等。我们都知道,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金只是针对于一些城镇以上的用人单位上,并未全面覆盖到每一位工作者身上,另外,养老保险金自身的收益比较低,且风险比较大,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缴纳养老保险。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是不需要缴纳任何的养老保险金却仍然能够在退休以后接收到国家的退休金以及各项福利,例如,公务员,这样一来,便出现没有入账,却有一定的出账的现象,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养老保险金“赤”字的现象。还有部分的用人单位出现“一缴、一停、一返“的现象,这样一来,不仅减少了养老保险金的统集,更让人们对于养老保险金的安全性以及保障性产生了担心以及忧虑。且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农村人是无法缴纳养老保险金的,这样一来,也突出了养老保险金的覆盖面比较窄的特点。

3针对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养老保险金的影响的解决对策

针对上述所阐述的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可采用如几种解决方法:

3.1提高退休年龄,改善提前退休对于养老保险金的影响

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随着经济条件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提前退休,然而提前退休不仅会导致人口老龄化,还会对养老保险金产生巨大的冲击以及影响,因此,若想很好地改善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提升退休年龄,进而改善提前退休现象对于养老保险金的影响。首先,国家应该废除之前关于提前退休的规定,重新制定新的相关规定,不仅不要提前退休,还应该提升退休年龄,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增加缴纳保险金的人数以及年限,还可以改善退休以后从事其他工作进而降低年轻人的就业率的现象。除了要提升退休年龄以外,我们还应该仿照国外的一些国家的制度,将男女的退休年龄尽量拉平,进而从侧面起到提升退休年龄的目的,从而实现养老保险金的筹集。

3.2扩大养老保险金的覆盖面积,提升养老保险金的保证能力

我们都知道,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十分发达,尚且属于转折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人口老龄化的现象无疑对国家是一种伤害,为了更好地改善这一现象,而且正如上文所阐述的,我国的养老保险金具有覆盖面积窄以及保障能力低的劣势,因此,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扩大养老保险金的覆盖面积、提升养老保险金的保障能力。首先,针对那些不需要缴纳任何保险金却同样享受退休金以及国家福利的单位要开始征程征收养老保险金,这样一来,便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拓宽养老保险金的覆盖面积;另一方面,应该想办法将养老保险金政策下放到农村,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大大提升养老保险金的覆盖面积,还可以让农村人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保障以及福利;除此之外,对于那些”一缴、一停、一返“的现象,一定要严格打击,进而让人民群众了解到我国的养老保险金政策是安全可靠的,消除他们的疑虑以及担心。

4结语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对我国的养老保险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及冲击,人口老龄化问题无疑成为全国上下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本文主要为大家介绍了目前人口老龄化对于养老保险金产生的影响以及冲击,并根据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了一定的解决对策,希望这些方法以及对策能够帮助国家以及社会很好地解决目前的问题。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在试点和改革完善过程中,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对养老问题的关注,相信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一定会日趋健全与完善。

作者:张玉江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史柏年.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支付[J].人口与经济,2001(2).

[2]崔少饮.中国社会保险基金的风险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1).

人口老龄化范文篇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受医疗服务改善、预期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自21世纪开始就已进入老龄化国家。国家统计局2012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65周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商业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养老金“私有化”无疑创造了巨大的商机，而做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最主要参与机构，商业银行应该依靠自身的优势，紧紧抓住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市场化带来的机会，从养老金金融发展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为了顺应养老金“私有化”，商业银行必须保持较高的流动性，即商业银行保持随时可以适当价格取得可用资金的能力，以便随时应付客户提存的需要，所以对于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之前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关系并没有进行直接研究。王刚以某商业银行2004年对北京市经济影响的数据分析，得出2020年前，北京市居民的储蓄率仍将保持增长趋势，2020年后，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市居民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石莹、赵健以国际数据为经验，探索人口老龄化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商业金融需求，提出商业银行介入养老金金融业务，既可以规避由于“金融脱媒”带来的收入风险，又可以通过加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进而提供专业的养老金服务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徐丹通过分析我国老龄化社会对养老金融特殊需求以及现阶段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的发展情况，表明我国养老金融处于“零散”发展状态，养老产业涉及较少以及产品服务较弱的不足，并且指出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很可能是导致上述情况的直接原因；陈煌生、陈天玮结合国内人口现状和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活动影响的分析，认为随着老龄化的推进，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贷款需求将放缓，从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会大大提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近年来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相应地提出策略与建议。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表现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险受限，居民储蓄下降，贷款减少，从而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加强。因此本文所要分析的变量应包括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居民储蓄率、商业银行流动性等。1.人口老龄化指标。根据国际通行的老龄化衡量标准，为避免人口老龄化预测数据与实际情况的偏差，选取老年抚养比（ODR）作为参数。2.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本文采用张雪芳、王妙如所介绍的贷存比（CDB）来反映商业银行流动性。贷存比越小，则流动性越大；反之，则流动性越小。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只分析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从数据来源方面看，ODR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CDB的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中心。ODR均选取1996~2012年的年度数据，并进行相应处理；CDB选取1996~201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年末数据，并且进行处理。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情况，将上述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变化后的变量相应为LODR、LCDB。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由于经济变量中绝大多数的时间序列数据并非是平稳性的，这样所研究的结果存在伪回归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了ADF检验法对上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变量LODRDLODRLCDBDLCDBADF统计值-2.2195-3.98690.9869-3.9045临界值（5%）-3.5875-3.5950-1.9539-1.9544伴随概率P0.31310.02230.90980.0004结论不平稳平稳不平稳平稳注：DLODR、DLCDB分别表示LODR、LCDB的一阶差分从表中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LODR、LCDB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小于5%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这说明这三个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检验显示，DLODR、DLCDB在95%的置信水平上都是平稳的。

（三）协整检验分析

协整检验是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单位根检验中可以得知，LODR、LCDB都是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进一步，采用了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多变量序列进行向量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协整检验结果中的迹检验统计量大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以及伴随概率0.0362，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说明我们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对应原假设最多一个协整关系，我们在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其相对应的伴随概率为0.4643大于0.05，说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各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由分析可知标准化后的均衡方程为：LCDB=-0.0830*LODR+2.7216   (1.2315)   (0.1683)（1）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与贷存比存在负相关相关，其中人口老龄化每加剧1%，将引起商业银行贷存比降低0.0830%，这与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使得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下降的事实相符合。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只能说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但是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了确定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文中的各个变量之间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在5%的显著水平下，商业银行流动性不是人口老龄化的Granger原因，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对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另外，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Granger原因，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显著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1996~2012年以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加剧，而我国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也是逐年减少，并且在2005年以来贷存比都低于75%的界限，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

（五）VEC模型估计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但是这一均衡并不是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当均衡系统受到冲击，这种均衡会被打破，而系统又会通过一定的误差校正机制逐步恢复到均衡状态。在此，笔者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来考察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关系。通过检验发现VEC模型的所有特征根都落下单位圆内，如图1所示，因此VEC模型分析的结果可靠。由于本文重点讨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在此仅讨论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方程，得出VEC模型如下。DLCDBt=-0.1189ECMt-1+0.0220DLCDBt-1-6.7736DLODRt-1+0.0946DLCDBt-2+1.7034DLODRt-2-0.0144（2）在短期内，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而言，贷存比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协整关系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所以当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出现过剩时，误差修正机制将会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减弱。对人口老龄化而言，虽然老年抚养比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但是老年抚养比的滞后一期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滞后二期的正面影响，因此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正面影响。

（六）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由于上文建立的VEC模型经检验是稳定的，因此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2给出了LCDB、LODR对LCDB的冲击响应图，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阶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响应的大小。图2（a）给出了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对自身的脉冲响应。在第1期对贷存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贷存比脉冲响应会在第2期达到最大，然后开始下降，在第5期后稳定，并且从响应图上可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对自身冲击所带来的响应都是正向的。从图2（b）中可以看出，在第1期对老年抚养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商业银行贷存比脉冲响应会在前3期出现下降的负向作用，并且在第3期达到最低点，表明当期老年抚养比对贷存比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大，从第3期后，脉冲响应开始上升，并且在第6期达到负向作用的稳定状态，从而可知，在长期老年抚养比对商业银行贷存比具有抑制作用，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会加剧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总之，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的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与上文的协整分析的结果一致。

四、结论与启示

人口老龄化范文篇4

一、我县人口老龄化情况介绍

(一)调查情况

我县老龄办在全县范围内对老龄人口基本情况进行了一次初步调查，全县总人口人，其中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人，占总人口的%；65岁以上人，占总人口的%；80岁以上人、90岁以上人、100岁以上人。全县空巢和独居老人人，占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有保障或受到救助的老人人；全县老少人口比为l。

(二)成因分析

促使我县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另一方面，成功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日臻完善，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1964年“二普”时人口死亡率为15.59‰，1982年“三普”时下降到7.75‰左右，下降到6.04‰。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年增长，1989年为66.81岁，达到69.7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四普”以来的17年是我县老年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以近10年发展最快。同时，1980年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县人口出生率下降，由1964年的45.34‰下降至的6.62‰，少儿人口逐年减少，从1990年的111491人下降至的39135人，从而更凸显了我县人口老龄化的局面。

(三)发展特点

1、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从最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测，我县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用了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老年型以后，又以每年接近4%的高速发展(全国为3%，湖北省为3.73%；)。

2、人口老龄化发展水平不均衡。受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影响，我县乡镇之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平衡。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是磨坪乡(25%)，最低的是茅坪镇(12.23%)；超过全县平均数15.99%的有6个乡镇，低于15%的有5个乡镇。

3、高龄老人增速较快。虽然目前我县仍以60—69岁的低龄老人为主，但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增长速度较快，目前高龄老人已达7117人，占老龄人数的11.4%。

二、我县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我县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会在21世纪继续发展。理由有三：其一，我县少儿人口比重逐年下降，按前10年的速度推算，到2010年将下降至9%。其二，老年人口呈阶段性增长。目前至2010年，我县老龄人口年增长速度仍保持在4%左右，60岁以上的老年人总数将达到7.4万，占总人口的19.2%；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3万，占总人口的11.2%。由于我县50—60年代有过两次人口出生高峰，2010年至2030年，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老年期，年增长速度将突破6%，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8万多，占总人口的21%；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5.04万，占总人口的13.3%；2030年至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高峰，以后逐渐下降。其三，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化发展较快。目前至2020年，我县老年人中仍以60—69岁的低龄老人为主，2030年以后的20年，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比例将逐年增大，逐渐达到20%。

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对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种种挑战，目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抚养体系发生变化，地方负担加重

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三普”时我县的总抚养比为56.27%，其中少儿抚养比为47.94%、老年抚养比为8.33%；“四普”时总抚养比为48.64%，其中少儿抚养比为39.39%、老年抚养比为9.25%；“五普”时总抚养比为41.27%，其中少儿抚养比为28.4%、老年抚养比为12.87%。虽然从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看，都在下降，但老年抚养比却在逐步上升，而且到一定的时间，少儿人口相对稳定，其抚养比不会再下降，而老年抚养比仍将在较长的时间内快速增长，势必加重国家或地方的负担。

（二）家庭功能弱化，老人赡养问题突出

随着高龄老人的不断增多及老龄人口自身健康状况的变化，老人自我料理生活的能力不断减弱，而现代家庭不断“小型化”，老年人与其子女“分家”现象极为普遍，加之劳务经济的兴起使得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老人、空巢老人大量存在，这些老龄人口难以得到较好的生活照料或无法得到照料，主要靠老年配偶之间的相互照顾或自我照顾。尤其是一、二十年以后，社会上将大量出现“四二一家庭”，即一对夫妻要照料四位老人和一个子女，届时家庭养老的模式将受到严重挑战，子女即使在主观上有十分孝敬老人的愿望，客观上却无照料老人的条件和能力。

（三）老龄人口看病受限，福利设施无法满足需求

老龄人口大多患有与年龄相关的疾病，且三分之一以上的老年人需要自己或配偶支付医药费。据统计，我县农村老年人患病率为60.42％，而目前我县农村医疗网点设施落后、医治水平不高，加之近几年医药费上涨幅度较大，许多老年人因医疗条件或自身能力的限制，无法得到较好的治疗。我县现有城乡福利机构21家，共有床位1600张，容量十分有限。同时，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目前能供养老年人活动的场所较少，已有的活动场所由于活动器具少、无人组织、内容枯燥等而无法较好地开展，仍以打麻将、看电视为主的老年生活单调而无味。

（四）老年商品稀缺，供需矛盾突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口的购买能力不断增强，对具有老年特色的商品(如拐杖、助听器等)需求量越来越大，但目前我县范围内适合老年人的商品不多，需远远大于供，直接给老龄人口的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同时由于老龄产品的缺失，从某种意义上缩小或削弱了我县社会消费。

四、迎接挑战的基本途径

早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中对加强老龄工作、发展老龄事业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我们应进一步强化认识、高度重视，正确认识我县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早做好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积极迎接我县人口老龄化高潮的到来。

(一)切实加强对老龄工作的领导

建议县委、县政府每年集体听取一次全县老龄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的老龄工作提出任务和要求，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尽快理顺我县老龄工作机构，明确其任务和工作职责，配强工作人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综合协调、督促检查等工作。乡镇、街道一级配备老龄工作专职干部，村一级设老年协会，确保老龄工作任务落实到基层。对农村老龄人口、贫困老龄人口，在工作力度和财力支持上给予适当倾斜。

(二)将老龄事业列入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社会问题，时间跨度大，既要解决现实问题，又要考虑长远计划，应将老龄事业列入县、乡（镇）、村三级长期发展规划，在资金安排、市政设施建设等方面予以充分考虑，使老龄工作与其它社会事业同步发展。发展规划的制定应尽可能符合本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目标明确具体，便于操作。并将老龄事业的发展规划分解到各相关部门，年终进行检查考核，避免计划落空。

(三)不断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坚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鼓励各村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对现有的老年人实行集体所能承受的养老生活补助，努力让农村老龄人口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加快实施城镇养老金社会统筹步伐，不断扩大养老保险收缴面，改变养老金现收现付，甚至入不敷出的局面，真正实现社会统筹“积累储备”的功能，确保养老保险广覆盖、养老金正常发放。公务员之家:

(四)着力完善基层、社区老年服务体系

努力加快村（居）老年服务设施和为老服务组织建设，一方面将老年生活、活动设施纳入城乡建设发展规划，逐步做到每个村（居）都有活动室、医疗室、托老所和老年教育点；另一方面成立一批老年服务队伍（包括志愿者），为老年人开展低偿或无偿的医疗、娱乐、生活照料等服务。

(五)加强教育，促进健康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范文篇5

一、我们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的双重压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总人口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人口基数过大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庞大的人口数量的压力将长期存在。现在，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国情。人口老龄化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并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而不断加重。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二、养老保险的负担日益增加

老年人口在青壮年时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在年老体衰时，需要得到社会、家庭的保障和赡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城镇相应的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随之连年猛增，农村老人的赡养费用不断增加，政府、企业、社会、家庭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三、老龄社会的服务需求迅速膨胀

随着老年人口的急速增加，老年人口的生活、医疗、服务等方面的需要急速增加，衣、食、住、行、用的需求特殊，医疗服务、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需求增加。但现在老龄服务业发展状况严重滞后，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四、养老保险城乡差别大

据有关部门报道，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压力更大。比城镇更重。在养老保险方面，城乡差距大，城市的养老保险相对比较好，城镇的国家、企业、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比较完整，但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城市以社会养老为主，比较有保障；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因家庭情况不同而出现呈现出差别很大的养老问题，养老投入和保证效果的不同，就产生了城乡养老的差距和不同。

五、建议加大在养老保险、老年用品、老年人服务等方面的投入

1、国家养老、企业养老、家庭养老与社会救助、保险公司相结合。

有养老能力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家庭，可自行养老。养老能力不足或没有养老能力的家庭，可与社会救助、保险公司相结合，具体到计划生育家庭，即国家、集体出一部分险金，社会救助出一部分险金，计生家庭出一部分险金，让没有支付养老保险能力的老年人口参与到社会保险之列。根据不同经济状况、生活状况，分险种、分几类别进行援助养老，保证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险。

2、倡导有关企业加大老年用品投入。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培育、支持与老年人有关的饮食、起居、服饰、用品、娱乐等各行各业的兴起，使老年服务业有较大的发展。大力开发老年专用消费品，培育老年用品市场，满足老龄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人口老龄化范文篇6

关键字：人口老龄化；对外投资；储蓄；养老金

1中国人口结构和投资变化情况

按照1956年联合国的《人口老龄化及社会经济后果》沿用至今的国际惯例，一国或地区的65岁人口超过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从2001年就进入了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达到7%的人口老龄化社会结构，并且老龄化占比增速在逐年加快。目前，我国的人口呈现老龄化人口占比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的特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结构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消费、投资、出口三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点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对外投资是主权国家为获取外汇收入或挤入国外市场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的投资。近年来，国内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增长，其中资金支持是最为关键和主要的，而形成资金支持的渠道最重要就是国内的巨额储蓄。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对外投资是否会因其带来人力资本变化、储蓄变化而产生相应巨变，受到不良的影响？按照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来看，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资本的价格升高，工资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会外迁，国内对外直接投资将在这一情况下增加，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将出现大量的老年人口，其主动消费会变得很少，而其投资储蓄行为将深深影响经济社会的资本流动。学界以生命周期理论作为起点和长期不变的核心依据，得到人口结构与储蓄之间的研究因侧重点不同，结论较为不一。有研究表明，储蓄率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私人部门储蓄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更为明显的作用。居民储蓄作为国民储蓄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国内是相对于公共部门储蓄更为稳定的，但其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体现着一国经济运行的结果，同时，对投资、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等其他经济发展指标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提出储蓄和消费变化规律的生命周期理论，在198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Modigliani(1970)之前便指出，从长期的角度考虑，人口结构是真正影响储蓄率变化的因素。忽略极少的税和费，非劳动力人群主要指少儿和老年，没有因雇佣关系而产生的劳动收入，几乎是纯消费者，不过，虽然没有劳动收入，其中的老年人往往存在源自前期劳动收入的个人积蓄或其他投资回报品；另一部分占人口结构比例大的劳动力人口，在国民经济中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劳动力人口的劳动收入减去其消费、投资形成的储蓄，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如税收、养老金制度等转移至被赡养的人口。因为人口老龄化，没有收入而只有消费的老龄人口往往会使得储蓄率降低，但这只看到了生命周期理论中“负担效应”的结果。尽管如此，仍需警惕在出生率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升高出现消费增加、储蓄减少，最终导致一国资本积累减少的情况，因为在这一情况下，可进行对外投资的总资金也会随之减少，如果资本(K)下降的速度小于劳动力(L)下降的速度，资本劳动比(K/L)减小，资本的边际产出(MPK)就会下降，资本为了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会主动外迁，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这一情况将对我国经济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近年来，国际化的储蓄率趋势呈上升势态，高储蓄率国家或个人也反应出更强的抗灾害、伤病能力。我国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是居民储蓄率升高的一部分原因，刨除这一层影响，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是十分关键的。老龄人群因为自身消费需求在不断减少，并且伴随着消费经验累积增多，往往具有较低的消费倾向，并且其在劳动期间就为养老做了很多投资或储蓄，故而居民储蓄率也随着这一群体数量的增多而存在不断上升的可能性，这就是生命周期理论中另一种“预期效应”的体现。在我国过去40多年开创性地提出并严格地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少年人口占比降低，原本用于扶养青少年的收入现在缺乏特定用途而无法支出，我国短暂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劳动力年龄人口远高于需抚养的人口，带来了较高的储蓄率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若在这批人口老龄化时，国家和居民个人能充分依托其原本为养老而已充分备足的储蓄或投资的资本力量，那么我国可以依托这部分老龄人口的累积资本实现二次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我国老龄人口生活资金的来源，除子女等家庭模式赡养外，主要依靠职工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和农村“新农合”三个途径，另外还有依靠个人在前期劳动时的大量储蓄或投资。但对于前一种多数情况下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我国有相对比较保守的规定：国家政策规定，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不得投资其他金融产品。这一严格规避风险的投资政策也使得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较低，几乎快要低于通货膨胀率，国债与储蓄的投资方式都无法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这将导致养老金的购买力下降，也就不能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近万亿元，而其中九成存入银行，都跑不过通货膨胀率，面对巨大的养老群体支出负担，国家对养老基金收益率的管理是值得重点关注和亟待提高的。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储蓄—投资之间存在稳健的相关性，而且越大的经济体，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越高。中国政府在投资行为决定中起主动作用，未来仍然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居民储蓄更有效、迅速地转化成企业投资。

2国外成功经验

在养老金制度、管理、可持续性及收益率上，国外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美国在1949～1984年间，依托调整缴费率来增加养老基金收入，但从缴费率入手的方式相当于提高工资税率，会对劳动供给产生消极影响，最终造成总福利的损失，因此，各国都对是否采用提高缴费率来缓解养老难题的方式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澳大利亚有一种做法是限制高收入群体的养老金，规定每人每月领取养老金不能超过规定的数额，这一做法相对公平。除了控制参数，引入市场机制是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作效率的最有效的方式，国内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建议加入国家的力量，以国家的名义扶持各大银行推行、鼓励民众参与，甚至可以以政府来管理或认定专业的金融管理机构成员来运作这笔资金。总的来说，世界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还是普遍选择了养老保险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尽管存在风险，但是可以通过调整持有比例来分散一部分风险，利用市场始终是唯一能让养老资金池“活”起来、不被时间拖垮的办法，也是能让国家的财富增值的最好办法。只有国家财富积累增多了，对外投资才能从基数上扩大。如果老龄人口持续增加，而劳动力人口持平或减少，则实施逐渐扩大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会进一步加大国家资本的亏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鼓励私人储蓄给国家避免了这种亏空的局面，其设置了很多个人退休养老的储蓄项目，并将项目制度化，由此实现了其养老资金在国家层面的“减负增富”效应，国家财富积累增多，从而其可对外投资的资金量也上涨。进一步地，对外投资收益率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目前国际上，对外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德国和英国。三个发达国家在利用国家储蓄对外投资并实现了高收益率的路径方法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

3政策建议

3.1扩大养老金增值可循环保障路径，提高养老资金池收益率

我国养老金实行收现付制度，如今劳动力紧缺的情况让原本这部分收益率近乎亏损的专用资金结余资金池周转显得尤为困难。若养老金制度忽略个人责任，过度强调国家作用，还是会陷入到社会福利的陷阱，国家还是应当提出促进私人养老金储蓄的政策，鼓励商业银行有针对性地设立适宜的养老金融产品，必要时介入国家人员管理，以期加强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在经济中的作用，实现资金池的保值升值，增加社会财富，促进对外投资。

3.2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为个人的资产投资提供更高的保障

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不完善，限制了居民的私人投资，同时也会阻碍生命周期财富的形成。商业银行没有政府支撑，不敢轻易面向老年人的金融产品，并且即使了，老年诈骗的频繁出现也会使得很多老年群体对银行存款以外的金融投资不信任、恐惧、抵触，最终银行推出的产品也无法实现效用；另外，老年人学习接受新事物能力几乎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其用机器、手机等便捷操作不如人工服务觉得习惯和稳妥，再一个，很多老年人除了年岁已高，快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有限外，可能还存在一些伤残疾病，需要大声与其说话、需要阅读盲文、行动不便、说话口齿不清、肢体持续颤抖等，银行等金融机构针对老年人存在的这些现实问题，可以针对性地提供服务，或是培养、引进专门的服务人员，或是人性化地对其子女亲属的权进行规定，使得老龄人口盘活其养老资金、养老储蓄有更便捷、收益更高的途径，进而实现整个社会更多的财富积累和资本收益，使国内私人部门更便捷地进行国外投资。

3.3刺激国内消费，间接助力对外投资

居民手中的储蓄仍有一大部分依旧是在代际之间发生转移的，尤其是在尚未进入高收入水平的中国，储蓄率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老而缓慢下降。在“未富先老”的状况下，采取各种措施刺激消费，弥补老龄人口自身消费不足给整体经济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总体上向好后，激励私人部门对外投资，努力打通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4结语

尽管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但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带来的企业对外投资是好的，另外储蓄率的变化在“预期效应”和“负担效应”之间还存在可能上升或可能下降的变化，如果老龄人口无任何资金储蓄，仅仅造成社会整体的更多消费，则不利于储蓄率的维持，国家的资本积累减少，社会负担增加，私人部门进行对外投资减少；如果能够实现二次人口红利，则我国老龄化人口结构下，居民储蓄仍然可以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并且期望通过更高的收益率来实现个人财富、社会资本力量的增强，最终使对外投资向好发展。不管哪一种情况下，借鉴国外经验，都需要政府在养老金和针对老年人的金融投资产品上多加考虑，澳大利亚限额、新加坡鼓励储蓄和投资、美国市场化的推行和高收益率的实现，都是可以综合借鉴的，毕竟还是需要先跑赢货币的时间价值，盘活养老资金，才能增加个人、社会的资本实力，进而才有利于对外投资，促进国内整体经济发展与内外循环。

参考文献

[1]蔡昉,都阳.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决定因素和影响[J].新金融评论,2020(03):18-37.

[2]陈冲,朱孟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策略——基于跨境资本流动的研究[J].亚太经济,2021(01):34-48+150.

[3]吕建兴,孙文凯.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与国际资本流动:影响机制与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10):20-34.

[4]孟卫军,张健明,沈勤,秦莉.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国际经验[J].人口与经济,2010(05):76-79+85.

[5]王树.老龄化、二次人口红利与家庭储蓄率[J].当代经济科学,2020,42(06):88-95.

[6]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季刊),2010,9(01):29-52.

[7]赵立.商业银行老年群体金融服务发展问题研究——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城子坦营业所为例[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1(04):51-53.

[8]张苏,李泊宁.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可持续性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21(02):126-142.

[9]张爽.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趋势研究[J].中国国情国力,2021(03):53-56.

人口老龄化范文篇7

河南省作为中国的人口大省，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截止2018年底，河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1606万人，老龄化率16.7%，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从总体上看，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趋势明显等特点，可以说河南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中高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研究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文献基础上，通过搜集1996-2018年数据对河南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机制，确定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通过整理了相关国内研究文献，从研究结论上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正向影响、负向影响及影响不确定三种论法。虽然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在21世纪会保持稳定，但是人口老龄化会在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以及技术方面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武元晋等，1988）。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消极持久的（张车伟，2006）。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向作用体现在老年产业发展机遇，这同时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有利关键因素（姜向群等，2000）。除了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正向影响外，其他都对劳动参与率产生负向影响，研究十九个国家后得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失业率和人均GDP等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都不相同的结论（马艳林，2015）。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老龄化因素，研究结论显示，根据政府采取经济政策的不同，那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会不同（李军，2006）。在现有文献中，对河南省的老龄化问题研究的较少，为了规避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就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第一，河南省的人口持续增长老龄化问题严重。河南省在1998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按照国际标准，河南省自1998年起就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在2018年河南省老年人口比重已经高达10.61%，老龄化程度加深。河南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呈上升趋势，自从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从1998年的656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1019万人，老龄人口增长速度高达155%。第二，河南省老年人口数量多速度快。由于河南省的人口基数大，因此老年人口数量也比较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水平稳步提升，人口预期寿命增长，老龄化速度增加。由于河南经济发展缓慢，许多年轻有实力的劳动力不断向南方和发达地区进行迁徙，青壮劳动人口的转移加速了河南省老龄化进程。第三，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存在城乡倒置。一般情况下，城镇比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要好、社会制度更加健全人口的平均寿命应该相对较长。然而河南省农村老龄人口多于城镇老龄人口，出现了城乡倒置的情况。本文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建国初期中国不论城镇或是农村，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的状态，由于城镇人口基数小于农村人口，因此此阶段农村所增加的人口要高于城镇增加人口。随着政策“计划生育”的出现，人口增长放缓，这一批出生的公民也已经步入老年。这就导致了农村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数的比例高于城镇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比例的现象。第四，河南省人口“未富先老”。发达国家或地区有实力解决由老龄化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不会出现未富先老现象。而河南省的老龄化并不是这样，河南省的人口结构属于明显的未富先老。河南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只有800美元。这表明，当河南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并不发达，社会并不富足，“未富先老”给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的实证研究分析中，采集河南省1996-2018年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具体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影响。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人均实际GDP，解释变量包括老年抚养比（odr）、人力资本水平（phc）、技术进步（tec）、就业人员数（emp）。选取人均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水平的指标是因为它能全面真实的反映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弱化物价因素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河南省就业人员数衡量劳动力的变动；选取老年抚养比例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指标，更全面综合清晰地衡量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水平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估算人力资本水平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年限法等，本文选取河南省平均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河南省人力资本水平的变量，选取一般财政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作为衡量技术水平的变量。

（一）ADF检验

本文分析基于时间序列，在考虑建立计量模型前首先检验其平稳性。在对原序列的五个指标进行ADF检验时发现均为非平稳序列，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发现各个ADF统计量值均小于其各个指标在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即ADF检验通过数据平稳，说明Ln(pgdp)、Ln(emp)、Ln(odr)、Ln(phc)、Ln(tec)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性检验

在一阶单整的情况下，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EG检验法，对序列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由表可知残差的ADF值小于5%的临界值水平即-4.82<-4.56，则可认为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可认为残差e不存在单位根，可认为序列间存在(1,1)阶协整关系。

（三）基于协整方程的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河南省人均实际GDP、老年抚养比、就业人员数、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都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通过了ADF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利用Eviews对lnpgdp、lnodr、lnemp、lnodr、lntec1996-2018年的数据做协整回归方程如下：协整回归方程拟合效果较好，F值统计量为139，相应的P值为0.0000，这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整体方程显著。方程中的解释变量老年人口抚养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河南省经济增长存在负向作用；就业人员数、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对河南省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作用。根据回归结果分析，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实际GDP的增长具有负向不利影响。老年人口抚养比例的回归系数值的大小为负的0.096682，P值为0.000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当老年人口抚养比例提高1%时，人均实际GDP会下降0.097%，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年轻人比例不断减少，老年人比例不断提高，由此导致劳动力资源会减少很多，导致劳动年轻人口的抚养负担、政府负担加重。

四、结语

人口老龄化范文篇8

我国人口增长情况和老龄化进程备受关注,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研究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生育率持续低下；人口增长放缓,或将出现人口负增长[1][2]。此外,学者们还发现我国老龄化地区差异显著。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是造成区域老龄化差异的主要原因[3-5]。同时,人口迁移流动、城市化水平[6]、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机械增长率等也是导致区域老龄化差异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总结2000年至2020年全国人口的基本变化情况和地区差异,以深入探究我国老龄化问题和区域老龄化差异。

二、七普数据：中国人口变化的新特点与地区差异

（一）增速放缓，且地区差异显著

近二十年内,我国人口总量仍在上涨,但增长率明显下降。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我国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0.57%；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通过地域对比发现,地区间人口增长情况具有显著差异。从横向来看,2000年至2010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的人口增长率稳居全国前三位,年增率分别约为3.8%、4.32%、2.60%。相反,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的人口增长率出现负值,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人口总量开始减少。2010年至2020年,广东省成为全国人口年增长率最高的省份,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91%。此时,黑吉辽三省和山西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则出现人口负增长,尤其以黑龙江省之最,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低至-1.83%。反观,前十年出现人口减少的四个地区均在后十年内实现人口正向增长。从纵向来看,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在前后二十年间人口增长率急速下滑；黑龙江省、山西省、青海省的人口增长率也有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重庆市、四川省和贵州省则出现逆势上涨。其余地区人口增长率变化并不明显。

（二）人口性别结构总体合理，部分地区比例严重失衡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中人口性别构成的数据,发现近二十年来我国性别比维持在105-106之间,处于合理范围。虽然全国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性别较为均衡,但从地区数据看,各地性别比差异明显,且多地性别失衡情况较为严重,主要体现为男性数量过多。200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贵州省和云南省性别比均超过110,广西地区性别比甚至高达113。十年后,天津市一跃而上,成为全国性别比指数最高的地区,数值高达114。此时,海南省仍保持较高的性别比,数值达到112。截至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和浙江省性别失衡情况较为严重,这些地区性别比均超过110,其中广东省和海南省的性别比高达113。黑吉辽三省性别比较低,数值均在100以下。

（三）老龄化程度加深，少儿人口比重先下降后回升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基本态势和变化,发现自2000年起我国已经成为老龄化——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45%。2010年,老龄化程度加深,0-14岁儿童人口数量减少（16.61%）,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据增加,占比13.31%。2020年,我国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经高达18.7%,不过,0-14岁儿童人口数量也有小幅度上涨（17.95%）。在我国进入老龄社会伊始,仅有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1%。与此同时,大部分城市仍然年轻。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等多地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仅为4%至5%左右。除上海市、北京市和天津市少儿人口数量较少外,其余各地少儿人口比重均达到20%至30%。2010年,除西藏自治区外,我国其他所有地区都进入老龄化社会。最早进入老龄化进程的上海市在2010年时,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5%。重庆市、四川省、江苏省老龄化程度超越上海市,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高达17%、16%和16%。与此同时,各地少儿人口比重也在不断减少,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市少儿人口比重已经低至9%-10%。截至2020年,除了西藏自治区仍未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外,其余地区老龄化程度已不断加深。以黑吉辽三省为代表的多地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超过20%。值得一提的是,多地少儿人口比重有所增长,如河北省、山东省、广东省等,但也有少部分地区少儿人口比重有略微下降,如黑龙江省、山西省。

（四）育龄妇女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

育龄妇女是指处于生育年龄的妇女,人口统计中一般以15—49岁为妇女生育年龄。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2000年我国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重为28.16%,2010年这一比重达到28.49%,在这十年间,我国育龄妇女人比重小幅上涨。这之后,我国育龄妇女人数呈现逐年减少趋势,2017年15至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至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7],育龄妇女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

（五）2000年至2010年，少儿抚养比明显降低，老年抚养比快速增长

根据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全国人口抚养比变化情况显示,全国总抚养比略微下降。其中,少儿抚养比明显下降,从32.7下降至23.7；而老年抚养比则快速上升,从10.15上升至19.02。这从侧面反映出,在这十年间我国陷入人口出生率下降、老龄化逐步加深的困境。在地域对比时发现,我国西南地区和部分东部地区的抚养比要明显高于东北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2000年,西藏自治区、贵州省等地区总抚养比接近60,劳动力负担较重。相反,北京市、天津市和黑吉辽三省的抚养比在26-36之间,抚养负担仅为西藏自治区和贵州省的一半。2010年,重庆市、四川省等地区总抚养比较2000年有明显的上升,与此同时,山西省、福建省、广东省和陕甘宁等地区总抚养比较之2000年有明显的下降。其中,全国各地区少儿抚养比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2010年全国所有地区的少儿抚养比较之2000年均有明显下降,且下降幅度大致相同。2010年,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成为全国少儿抚养比最低的城市,少儿抚养比在10-12的范围内。相反,贵州省、海南省、河南省和江西省成为少儿抚养比最高的城市,少儿抚养比在32-40之间。全国各地区老年抚养比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与各地区少儿抚养比的情况完全相反,2010年全国所有地区的老年抚养比较之2000年均有明显上升,但各地老年抚养比上涨幅度有所差异。结果显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湖南省、安徽省等多地的老年抚养比迅速增长,增长幅度超过100%。反观最早进入老龄化的上海市,在这十年内老年抚养比的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8]。这暗示了我国人口增长的态势并未消失。随着全面三胎政策的推行,各地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大力建设“友好型城市”,我国的人口抚养比结构正在动态变化。囿于数据的局限性,本文并未对近十年来我国抚养比结构进行详细的分析,但这也值得引起我们未来去关注。

三、结论与建议

人口老龄化范文篇9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恶化，已经成为了我国主要的人口问题之一。而且据David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届时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国际上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就意味着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9年全世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7.5%，而发达国家地区该比例为15.8%[2]。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要快于发展中国家。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是法国，1864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就达到了7%。到目前为止，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7%到14%用时最短的国家是日本，只用了24年；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是日本，2007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了21%，2013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为3186万，占总人口的25%（见表1）。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虽然我国老龄化相对于发达国家来的晚，但是速度非常快。这也是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原因。目前国内关于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往往也越高[4]，但是随着20世纪末我国老龄化的到来（邬沧萍教授1986年在《漫谈人口老化》一书中提出了“未富先老”），也就拉开了关于“未富先老”的讨论，这次大讨论的高潮出现在2006—2007之间由人口研究编辑部举办的二期（姜向群，2006；杜鹏，2007）[5][6]和光明日报出版的一期（邬沧萍，李建民，穆光宗，2007）[7]专栏，在这以后主要侧重于定量实证分析与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关系（胡鞍钢等，2012）[8]，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王志宝等，2013）[9]以及国际比较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米红，周伟，2009）[10]；2.老龄化与养老保障、社会保险。一方面是对我国老龄化趋势和特点分析，得出面临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养老社会保险体制创新势在必得（田雪原，2014）[11]，另一方面是对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本身进行分析，与西方国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对比，如希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失败和加拿大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最终发现问题、提出改革思路（郑秉文，2013）[12]；3.老龄化与产业结构。除了分析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的转变（陈卫民，施美程，2013）[13]以外，主要是研究老龄化对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影响，老龄化的到来影响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的供需结构的变化就要求把劳动力数量转变为劳动力质量，积极发展老龄产业，特别是老年服务业，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对物质文化的需要（陈敦贤，2002）[14]。同时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主要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为主，大多都认为老龄化是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毛中根等，2013）[15]，但是随着我国社保制度的不断完善，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会慢慢得到提高；4.老龄化的应对策略。对应对老龄化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本，因为日本老龄化速度快、程度严重，与我国老龄化进程相似，所以应对老龄化的经验也就变的愈发的重要，无论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还是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压力，都会给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启示[16]。当然也有些学者从发达国家老年市场的发展状况、政府和市场经营者在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的一些做法，得出对我国开发老年市场，刺激国内需求的启示（李通屏，2000）[17]。对于老龄化应对之策还是需要重新认识老龄问题，从应对之术到应对之道术俱进的转变，着眼长远、立足当前，把握人口应对之道（党俊武，2012）[18]。本文旨在研究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得出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我国之后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而在这方面国内文献还比较少。

二、各国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发展对比分析

早在17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对不同产业供求关系及各产业从业者的收入进行了比较，认为农业、林业、水产业为代表的采集业的生产是按劳动生产率递减法则进行的，而工业和大部分服务业的生产是按照递增的法则进行。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农业所占的产出份额和劳动份额迟早会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所占的份额会逐渐上升，劳动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过程，并认为收入的差距会使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流动，从而集中于收入高的部门。后来克拉克进一步论证了配第的观点。他指出，随着经济增长，相对于农业就业人数而言，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增加；但相对于服务业就业人数而言，制造业就业人数却是在下降；也就是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加，劳动力会从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向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转移，而等到工业化完成后，劳动力又会从第二产业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移。这种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转移的发生，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产业之间相对收入差异造成的，这就是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律。配第—克拉克定律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而恰好根据以往的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死亡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原动力，特别是在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况且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无论是死亡率下降还是生育率下降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人口老龄化的恶化。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PGDP）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4]10-19。因此，鉴于就业人员流动、产值变化、人口老龄化都与经济发展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下面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抽取截止到2013年总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除个别国家数据缺失以外）进行分析。服务业就业人数（SE）、服务业产值（SP）与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AP）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具体如图1和图2。从图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1.发展中国家都集中在左下角，特别是被圈区域内；而发达国家散布在右上角区域。2.就中国而言，无论是服务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还是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比较落后，甚至落后于埃及和泰国。因此，继续产业升级很有必要，更好的进行产业间转换，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压力。3.服务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和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与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简单地回归不能使它高度吻合（R2=0.419、0.5107），因此下面要针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得出确切的结论。

三、主要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本文中国内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国外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网站（如无特别说明）。主要是研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选取1980—2013年OECD中主要的10个国家①。首先选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衡量老龄化的指标（AP）；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作为衡量服务业发展的经济指标（SP）；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服务业吸引就业的能力（SE）；因为服务业大多都在城市里，城市化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U）；人均GDP（PGDP）和最终消费率（FCR）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对人均GDP取对数。因此模型如下：SP=α1+β1AP+β2SE+β3U+β4lnPGDP+β5FCR+εSE=α1+β1AP+β2SP+β3U+β4lnPGDP+β5FCR+ε其中，α1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

（二）面板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单位根进行检验以判断变量之间的平稳性，然后观察变量数据形成的特点，看是否可以对模型进行估计。并且为了进一步提高结论的可信度、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所以在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时，分别采用了LLC、IPS、ADF-FisherCH和PP-FisherCH的四中检验方法，检验的结果见表2。观察结果可以看得出，同质面板（LLC）和异质面板（IPS、ADF-FisherCH和PP-FisherCH）检验方法都显示数据在差分处理后平稳。而且模型中数据是在一阶差分后平稳的，因此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三）面板协整检验及长期均衡分析

其次，对一阶单整序列的各变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而面板协整检验是由Pedroni在1999年提出的，是基于Engle&Granger二步法的面板数据检验方法，以回归残差为基础，通过七个统计量来检验面板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的原假设为面板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当含时间趋势项时，GroupPP-Statistic和GroupADF-Statistic2个统计量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当不含截距项或时间趋势项时，PanelADF-Statistic、PanelPP-Statistic、GroupADF-Statistic3个统计量分别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得出原假设是不存在面板协整关系的。进一步由于ADF-Statistic统计量的概率值是0.0013，它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得到了Kao检验进一步的证实。结果显示存在协整关系后，接下来运用Engle和Granger两步法估计长期均衡方程（即协整方程）。采用截面固定效应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在表4中。估计（1）和估计（2）的DW值为1.852437和2.139226，它表明模型的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而从调整后的R2和F统计量，又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效果相当好，也保证了模型结果的可信性。然后继续对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单位根情况。从表5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四种检验方法下，置信概率都为0.0000，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存在面板单位根），因此得出残差的原序列是平稳的。整个模型检验都表明变量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因此进一步以表4中的数据为基础进行长期均衡分析得到：两个估计式的结果都显示：人口老龄化无论是对服务业就业人数还是服务业产值都存在显著的正效应，两者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455210和0.356393，表示人口老龄化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服务业就业人数将提高0.455210个百分点，对服务业产值将提高0.356393个百分点。而服务业就业人数与服务业产值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0.402772和0.465736），这与现实生活中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非常贴近，也符合发达国家现实情况（如第二部分分析的那样）；人均GDP对服务业的影响占据着主导地位，也验证了经济越发展，服务业越兴旺；最终消费率也对服务业有很好的影响，特别是对服务业产值（0.957035），这些也正迎合了当下两大主题“扩大内需”和“调结构”。模型中唯一对服务业产生负效应的因素是城市化，这可能取决于文中所取的国家是OECD中的1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大都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很多都在进行逆城市化，所以城市化对服务业的影响显的相当小（-0.256236和-0.091134）。面板协整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长期均衡关系是存在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短期效应，以此来补充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但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人口结构变化过程，每年增加的比例都比较小，因此短期效果可能不明显，甚至可能出现错误或与现实不符，在此不在分析短期波动的影响。

四、结论启示

人口老龄化范文篇10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老龄化社会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占比达到7%，或者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占比达到10%，根据我国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1999年我国就已经达到这一比例，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据统计，2017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6.1%，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重将达到17.8%左右。我国老龄化问题严重的原因主要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及经济的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条件的改善，使人口寿命大大延长。老龄化问题的加重，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金融方面，老龄化问题改变了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我国家庭金融资产在总量、结构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家庭老年人比重的上升，一方面使得家庭在投资方向上更加慎重，原来倾向于股票、基金等风险投资的家庭投资者，在这方面的资产配置比重显著下降；另一方面我国的储蓄率也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出现回落的趋势。（二）研究意义。老龄化问题涉及到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方方面面，老龄化问题加重了个人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影响了社会劳动力供给水平，也左右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净出口，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供给市场由过剩变为短缺，同时人口老龄化必定会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投资与消费带来影响，这些都将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增长。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问题，有利于缓解社会养老压力，也有利于家庭与社会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家庭部门作为国民经济三大部门之一，在金融市场消费和金融产品投资方面都占有很大比例，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会影响到全国金融资产的供给与需求。因此，研究如何配置家庭金融资产，才能有效帮助家庭及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现状分析

家庭资产可以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家庭在配置金融资产时与一般金融机构所遵循的“三性”原则一致，即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不同的家庭金融资产具有不同的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正是因为家庭金融资产间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的差异，以及不同家庭风险偏好程度不同，才产生了家庭对不同金融资产的不同选择，即对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家庭金融资产在总量上与结构上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而发生改变。（一）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量1、家庭资产总量。家庭资产分为家庭总资产、家庭净资产和家庭可投资资产，在2013～2017年间，我国城市家庭户均资产、净资产和可投资资产规模均有稳定增长，其中家庭户均总资产从2013年的103.1万元，增长至2017年的150.3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9.9%；家庭户均可投资资产从2013年的32.8万元，增长至2017年的50.7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1.5%；家庭户均净资产从2013年的97.3万元，增长至2017年的142.9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0.1%。按照当前增长率，预计到2020年，家庭户均总资产将达到199.5万元，家庭户均可投资资产将达到70.3万元，家庭户均净资产将达到190.7万元。2、各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情况。在日本、新加坡、瑞士、英国、加拿大、法国及中国这些国家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日本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高达81.1%，远高于其他国家，新加坡、瑞士、英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重也均达到了50%以上，而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重仅为11.8%；除中国之外的六个国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平均水平约为66.4%，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仅为六国平均水平的1/6，不及日本的1/7。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家庭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不重视，也表明了我国家庭在金融资产配置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二）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对于家庭金融资产的解释，不同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标准，而根据2019年1月21日公布的《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指出家庭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股票、债券、基金、理财产品、衍生品、外币资金、贵金属、借出款和其他金融资产。1、家庭金额资产配置结构。我国城市家庭金融资产中的银行存款的比例高达42.9%，占家庭金融总资产的近一半，其次保险占比为17.0%，理财占比为13.4%，借出款占比为10.3%，股票占比为8.1%，现金占比为3.7%，债券和外币占比均不超过1%。就目前而言，我国家庭在分配金融资产时，并没有按照“三性”原则理性地配置金融资产，我国家庭对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偏好大于盈利性，这与我国保守的传统思想有一定关系，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造成居民持有大量银行存款以满足应急需求的原因之一。2、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结构。表1列出了2008～2017年间家庭各主要金融资产的配置额，反映了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额在近十年的变化情况，其中储蓄存款始终占据家庭金融资产的主要地位。（表1）

三、人口老龄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影响体现在家庭老龄化程度与家庭的收入情况、消费倾向、消费结构、风险偏好程度等方面之间的关系，如家庭老龄人口的增加造成家庭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而减少家庭的总收入，使家庭储蓄率有所降低；家庭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使家庭的风险偏好程度降低，家庭会将金融资产往风险程度低的部分分配。因此，人口老龄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一）积极影响1、缓解家庭高储蓄问题。长期以来，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日常消费大多保持着较为理性的观念，在理性消费的同时，也会保留一部分财产以应对疾病、意外伤害等突发情况，因此我国家庭的储蓄率一直高于其他国家。而根据生命周期储蓄理论，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家庭青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较高时，家庭储蓄率较低，在家庭中年人口比重较高时，家庭储蓄率较高。因此，我国家庭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于降低家庭储蓄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2、增加保险配置的比重。根据生命周期投资理论，人们过了中年以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对风险资产的投资热情会不断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意识到家庭养老压力的增加，家庭会寻找缓解养老压力的应对措施。因此，在家庭储蓄存款趋近饱和、家庭对风险资产偏好下降等情况下，家庭对保险的投资行为会得到一定的促进，即家庭金融资产中保险配置的比重会有所增加。（二）消极影响1、不利于提高家庭对金融产品的投资。目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在投资金融产品方面配置不足，且投资品种相对单一。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很大比例配置在银行存款中，用于投资金融产品的资产较少，且投资的金融产品也仅仅局限于股票、基金等方面。在各年龄段中，中年人群体具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能够承担投资金融产品所面临的风险，因此他们的风险偏好程度较高，是家庭金融产品的主要投资者，而老年人群体则主要是风险规避者，老年人很少参与金融产品的投资。因此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难以改善在金融产品方面配置不足的问题。2、不利于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人口老龄化加速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社会劳动力市场由劳动力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对于家庭来说，人口老龄化使得家庭平均年龄上升，家庭劳动力供给水平下降，不利于家庭总资产的增长，而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在家庭总资产中的比例本就受到房产的挤压，因此人口老龄化会对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产生影响。

四、改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措施

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仅是家庭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因此需要政府、金融企业和家庭多方的共同努力来有效应对。（一）政府层面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家庭持有大量的安全性、流动性高的金融资产是为了预防性支出而被动储蓄，预防性支出中就包括家庭对老年人健康问题的支出，因此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多方面的建设，能够帮助家庭减少储蓄性存款的配置比重，增加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比重，改善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情况。2、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相对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它们很早就开始注重金融知识教育的宣传，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及教育机构，而我国对金融知识宣传方面的重视不足，金融知识的缺乏造成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缺乏活力。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电视、广播等平台来宣传金融知识；开展与金融知识相关的活动并鼓励居民参与；将金融知识的宣传深入到中小学，组织趣味性的金融知识教育活动，培养中小学生金融理财意识。（二）金融企业层面1、丰富金融创新产品。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不均衡与我国金融产品品种的单一性存在必然联系，这需要金融企业丰富金融产品，推出具有不同期限、利率、风险水平的金融创新产品，同时设计出如老年人理财、老年人保险等适合老年人投资的金融创新产品，拓展家庭金融资产的投资渠道。2、降低金融产品购买门槛。金融产品的购买具有一定的门槛，如之前银行理财产品的门槛一直都在5万元，直到2018年9月，银保监会才将银行理财产品的起点金额设置为1万元，同时部分金融产品主要针对机构投资者，排挤了个人投资者。金融产品的高门槛限制了家庭金融资产的介入，影响了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因此金融企业要适当降低金融产品的购买门槛，促进个人投资者的参与。（三）家庭层面1、正视家庭金融资产问题。通过前文对家庭金融资产的分析，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目前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一是家庭对风险投资的偏好程度普遍偏低；二是家庭金融资产在家庭资产中的地位受到房产的严重挤压；三是家庭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其他金融资产。只有当家庭正视当前存在的这些问题时，才能使家庭在配置金融资产时保持警惕，合理配置家庭金融资产，从而改善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2、提高金融理财意识。家庭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需要家庭有相应的金融理财意识作支撑，家庭金融理财意识的不足引起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因此家庭应积极主动地去了解金融产品及相关的金融知识，如通过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等平台获取金融信息，通过咨询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了解金融产品，从而提高家庭金融理财意识，提升家庭金融投资及理财能力。

参考文献：

［1］郭琳.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总量和结构演变［J］.北方金融，2015（2）.

［2］吴卫星，李雅君.家庭结构和金融资产配置———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0（2）.

［3］莫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金融资产选择［D］.天津：南开大学，2014.

［4］吴义根.中国金融结构变迁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1.